第4部分
《《我死于昨天》》 · [俄]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 · 2026-07-25
“你说什么？”
“我说请您把列斯尼科夫从我这里调走。”鲍里斯·维达利耶维奇重复了一遍，“我和他没法在一起干，不会有好结果。”
戈尔杰耶夫很认真地看了看自己过去的学生，然后摘下眼镜，习惯地把弧形眼镜腿塞进嘴里，按惯例，这说明他正在沉思。
“您不要以为我是在意气用事，您的列斯尼科夫根本不信任我。他不是自以为非常聪明，就是脑子里想着其他什么，反正他对我说的每句话，都有不同理解，而且还对此毫不隐瞒。我干吗要给自己找不痛快呢？干吗非得忍受他和我在一起？最好把卡敏斯卡娅给我，我和她在一块干过，配合得很好。”
“你就忘了娜斯塔霞吧。至于伊戈尔，我再考虑一下，鲍利亚，你是不是有点夸大其词了？列斯尼科夫是个好小伙子，办事很认真。你是不是有点自以为是了？”
“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我对任何事从来都不自以为是。尽管你说过，我原本是个普通警探，现在仍然还是，但我毕竟已经是一名探长了。探长对任何事都不能自以为是，他或是有能证实其真知的证据，或是没有。而‘以为是’还是‘不以为是’，这是您的那一套，哎呀，轻松些了，这药真不错，您真不该贬低它。所以，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这就是我想对您说的。或是您让卡敏斯卡娅到我领导下的组里工作，或是我不再撒谎，也不再为她擅自行动打掩护。我们就这样说定好吗？”
戈尔杰耶夫重新把眼镜戴到鼻子上，并好奇地看了探长一眼。
“鲍连卡，这是谁教会你来讹诈上司的？”
“还会有谁？在您的学校。您自己不是说，您是我的老师么？”
“你学会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啊……不，鲍里斯·维达利耶维奇，我们还没谈妥呢。列斯尼科夫的事儿我来办，如果必要的话，可以用别的人把他换下来。可卡敏斯卡娅不能给你。你也别想了。谢谢大驾光临，谢谢你在总检察院没有说我的坏话，我很珍视这一点，并为此而感激你。如果你想让娜斯塔霞帮你做点什么事的话，告诉我，我会让她办。是我。你明白了吧？是我而不是你。你还不能对她发号施令呢，还没到那时候。”
“明白了，”格梅里亚又笑了，而且这次笑得更欢，看得出，此刻他的确感觉好多了，“您早这么说就好了。别总是一个劲儿地说‘不给、休想、你得不到’。难道我连正常人的话也听不懂吗？”
“好，我很高兴你能明白。你别想再找什么理由来讹诈我，要知道，我还没把我的所有本事都教给你。这样的把戏我还有，你不要太得意了。”
格梅里亚走后，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处理了一会儿公文和日常工作，然后，把娜斯佳叫到自己这里。
“格梅里亚对你可是眼红了，要把你弄到他的组里去。”他边看一份例行公文，边连头都没抬地说。
“他那里人已经够多的了。难道他还嫌少？”娜斯佳惊讶地说。
“看来是嫌少。我对他说我反对。但严格来说，我的孩子，他是对的。你应该参与。让我们着手把工作干得更实在些。首先去做那位失欢了的鳏夫的工作。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待在他家里，要成为他的好朋友，一定要弄清楚，在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雇了私人侦探以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凶手就隐藏在戈托大齐茨周围，但是据我所知，我们这位精神分析医生几乎不出家门，不跟任何人来往，所以，要确定他的交往圈极其困难。惟一的信息来源，就是他自己。”
“那侦探所怎么办？”娜斯佳问，“对它也需要调查。季姆卡还没有来得及给我指认那个翻卡片盒的人。但应当通过其他途径把他找出来。”
“我们是要用其他途径来寻找他。但这不用你来干。你和扎哈洛夫去过那里，那儿的人认得你，现在你告诉我，电视台那边怎么样？有什么新进展吗？”
“米沙·多岑科今天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其朴实和精彩令人吃惊。现在我明白了，‘素面朝天’这一栏目是靠什么钱来维持生存的，以及为什么在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死后，它会有那么大的变化……”
米沙·多岑科在栏目工作人员那里没搞到什么有用的东西，于是就寻找那些作为乌兰诺夫嘉宾在荧屏上出现过的人。和前边的十个人见面就已经足够了，不必再惊动其他人了，因为这些人讲述的经过，就像两滴水似的一模一样，只是结局有所不同而已。
某日，电话铃响了，一个嗓音悦耳的男子彬彬有礼地问某君，是否愿意参加“素面朝天”这个节目。而这位某君恰好正是一位渴望在广告和公开场合露面的人，于是便欣然同意。接着那男子又问他什么时候方便，以便和记者见面。于是，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女记者奥克桑娜·邦达连科来了，这是一位非常迷人的年轻女子，她巨细无遗地和未来的嘉宾谈了很久，问他生活中的一切波折，他的嗜好、口味、习惯，喜欢的书籍、电影和政治人物等。谈话进行到三四个小时后，奥克桑娜提醒说，在实拍前需要再见一次或是两次面，并请某君在下次见面时，挑一些某君各个时期的生活照来。某君选了照片。当然很费了一番功夫，因为他想尽量选好的。第二次见面时，奥克桑娜又提了一些问题，并始终不停地往本上记着什么，与此同时在认真思考着什么。她看了照片。又要求看看衣柜，并迷人而又窘迫地说，最好马上选定某君在拍摄时要穿的衣服，因为在演播室天蓝色墙壁的背景和强光的照射下，并不是所有服装（衬衫、裙子、短衫）都好看。于是，两人一起选定了衣服。最后，敲定了拍摄时间。如果某君交通工具有困难，他们还会派车来接他。
在拍摄前会安排吃一些糖果、点心，喝点茶。在此期间，会与主持人亚历山大·乌兰诺夫相识。然后，某君就要听化妆师摆布了。接下来开始拍摄，一般要一个小时左右。在此以前，大概除了记者那一番过分刨根问底的工作以外，一切都和平常一样，但这一工作只会为栏目增光添彩。
接下来开始放映名为《我们如此热爱您，您是如此聪明》的小剧。某君被请到演播室，给他看40分钟的录像。在拍摄时录制的一小时的带子里，只保留了40分钟的节目，因为最糟糕的地方已被剪辑掉。但是节目播出只有20分钟，而且一头一尾各有一分钟广告，此外，节目开始时还有一些装饰画面和中间的过场画面，总计约3分钟，用以在荧屏上展现嘉宾各个时期的生活照，同时由画外音介绍嘉宾生平简历中的一些主要阶段。这也就是说，嘉宾和乌兰诺夫的单独对话，不得超过15分钟。换句话说，从剩下的40分钟里，还需要压缩掉25分钟。而这也就是有嘉宾本人直接参与的那段过程。栏目为嘉宾提供机会，让他看一看从荧屏上看，他显得多么不成熟，偶尔又会由于不假思索而说了怎样的蠢话。他胆战心惊地听到，自己说的话是那么拙劣，做的手势是那么难看，而当摄像机捕捉到一个成功的画面，以及荧屏上响起流利、连贯且文法通顺的话语，且不时夹杂些俏皮的玩笑时，他就会欣喜万分。大家好像是在和他商量——“让我们把这一小段去掉吧，”人们对他说，“而这里您简直太棒了。您看，摄影师捕捉到的您的这个镜头真是妙极了，简直是奇迹。啊，您说得真棒啊！喏，而这一段，看来好像不太好，您看呢？”而某君自然也会这么想，而这样一来，在他的英明领导和直接参与下，40分钟莫名其妙成了与乌兰诺夫的15分钟的谈话，而对话中的某君成了非常生动、有趣，思想深刻，富有教养，对生活有独到见解的非凡人物。同时，还应该指出，某君在化妆之后比在日常生活中看上去要好两百倍。这都是米沙·多岑科亲眼所见，因为是他，在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惨案发生后，首先走访了那些幸而将其与乌兰诺夫进行的谈话录制下来的人。
某君在看到录像结果之后，产生了他在世上的最大愿望，那就是让节目能尽快播出。这是可以理解的：他希望在公共场合露面，而这个节目对他来说简直是不可或缺的。此外，他是一个正常的活生生的人，而作为一个正常人，他何尝不想留下好印象。既然他能让人看上去很棒，又能如此精彩地表演，那么，对此知道的人越多越好。因此，他就会以热切的目光询问：什么时候播出？什么时候这盘他热切渴望的带子将对外公布，并在全俄电视频道上播出？人们会回答说：“只要一弄好，马上就播。到时候我们会给您打电话的。是的，是的，当然会提前的，怎能在播出当天打呀，您不是还得通知所有熟人、亲戚和朋友吗？是的，当然了，节目播出后我们还会送您一盘录像带，我们会专门为您复录一盘留做纪念，所以，您不一定非得用录像机把节目录下来。”
因渴盼荣誉而感到无上幸福的某君回家去了，而与此同时，第二部名为《一切都要付钱》的戏开始上演了。可以认为，这部剧并非每次都要上演。据米沙估算，概率大概是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人们是按哪个脚本上演这部戏的，还有待查清，但这事实上已经不是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结果。某君有一些富裕的熟人（我们姑且如此称呼他们），这些人与他有业务上的关系。这些人可能是他的赞助者，也可能是他的合作伙伴，还可能是些亏欠他什么的人。就是这些熟人，会突然给某君打电话，问他是否一定坚持要让这个节目播出。他当然希望播出了！怎么能不播呢？不播的话费这么大劲儿所为何来呢？那些有钱的熟人对他说：您明白吗，有人要我们为《素面朝天》栏目提供赞助费，如若不然，已录制和剪辑好的节目就不能播出，要多少钱？很多，两万美元。当然了，我们可以支付，对我们来说也不是什么大的损失，所以，如果您一定要上……某君有点惘然若失。因为他已经看见过荧屏上的自己了，感觉是如此之好！而他多么想……他请求给他一段时间让他考虑一下，可他考虑的时间越久，就越是希望节目能够播出。哎，假如他没看过节目就好了！那样的话，他就可能有理由担心，节目做得并不是那么好，而他在其中的样子或许也非最佳状态，既如此，就让这个节目见鬼去吧，这不是花钱买罪受吗？早知这样……但一切不幸在于他已经看过录像了。那节目连一点瑕疵也没有，连一个失意的表情也没有，就连每次掉头也没有一个不漂亮。爱自己，这是人的本性，也是心理健康的标志，是正常的，也是对头的。人家让他看到的他本人，是那么迷人，那么有魅力，那么聪明，那么非凡，于是乎，他也就上了钩。算计无误。要想不上当，得具有非常特殊的性格才行。
于是，某君最后坚决声明，他坚持节目应予播出。节日播出了，就算完事。
奥克桑娜·邦达连科精通自己的业务。与栏目中将要出现的嘉宾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之所以必要，是为了弄清哪些是他的强项，摸一摸在讨论哪些难题和问题时，嘉宾能说出一些比较有趣的观点和见解。她甚至帮助嘉宾选择服装，以使客人出现在荧屏上的形象尽可能更好一些。奥克桑娜死后，便没有人准备节目了。本来可以在短时期内再找一位聪明伶俐的记者，回到从前的操作办法上来，但乌兰诺夫从那以后就只槁现场直播了。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他不知道该到哪儿以及如何寻找那些其背后有富有的赞助者支持的嘉宾。很明显，以前从事这种工作的，是节目经理维佳·安德烈耶夫，而在他死后，这种可爱的勒索活动就中断了……
“确实是很可爱，”戈尔杰耶夫摇了摇头，“可以推断，安德列耶夫和邦达连科正是因此而被杀的。不是他们索要的数额把嘉宾和他的那些慈善家给惹火了，就是这些电视人把人家给耍了，拿了人家播节目的钱，却没有播出节目。”
“还可能是其他原因，”娜斯佳说，“谈判进行得很复杂、很紧张，双方都说了许多侮辱人的话，于是，安德烈耶夫、乌兰诺夫一伙拿到钱后，对录像带重新做了剪辑，把其中最好的段落删掉了，而把最差的镜头留了下来。您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
“嗯，我的孩子，这就不大像了。这简直是小儿科，有点像小打小闹的、恶意的小流氓行为。尽管众所周知……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没有？我们必须赶紧把最近半年的节目录像带搞到手，你告诉米沙；让他去办。我们看一看，其中是否有哪怕这么一期这样的节目。另外还有，娜斯塔霞……”
戈尔杰耶夫突然打住，目光凝视着窗外。对于他此刻想要和娜斯佳谈的话题，他自己并不喜欢，可还是得说。
“还有什么，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她有些疑惑地问。
“格梅里亚要求把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从他们组调走。他俩找不到共同语言。你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吗？”
“伊戈尔不喜欢格梅里亚，仅此而已，”她耸耸肩膀说，“一个侦查员突然之间不喜欢某个探长或反之，这不是很正常么？如果您还记得的话，我不是一度也有很长一段时间不喜欢柯斯佳·奥里山斯基，后来磨合得惯了，甚至还成了好朋友。这没有什么特别的。”
“格梅里亚断定列斯尼科夫不信任他，并曲解他说的每一句话。是这样吗？”
她用一双明亮的眼睛望着上司，目光中既没流露窘迫，也没有不安，尽管事实上，他们在背后常常议论同事，而且，从没什么好话。但娜斯佳也正因为这样才喜欢戈尔杰耶夫上校，她对他太了解了：他从不对自己的下属做任何不正当的事，有他在场时，属下们用不着拘谨。而既然他讨论伊戈尔，那就是说，确实需要如此。
“是的，是这样，”她回答说，“伊戈尔不信任他。可事关一桩政治谋杀案，您又能怎么办呢？伊戈尔和任何一位正常的警察一样，总是想着，探长头上有压力，要不就是探长已被收买或恐吓住了。所以，每次当探长催办某种方案并提高嗓门，只要话题一涉及到其他什么事，总会合情合理地产生怀疑。如果没有丝毫怀疑，那反倒怪了。伊戈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警探，他很聪明，就逻辑推理和警觉性而言，他很正常。如果我处在他的位置上，我同样也不会信任格梅里亚的。伊戈尔想要提出一种能容纳戈托夫齐茨家盗窃案在内的方案，而格梅里亚大喊大叫说，盗窃和案子没有任何联系，让伊戈尔把它彻底忘掉，就肖它没发生一样。您要是处在他的位置上，您会怎么做呢？”
“我？”戈尔杰耶夫笑了笑说，“我嘛，我的孩子，我自己的侦探生涯过得很光彩、很有趣也很有成果，但却并不正确。打过许多年游击，违法更是家常便饭。可等我当了局长后才明白，应该教你们也就是我的下属和孩子们，换一种方式来工作了。如令这帮律师可不像从前，法律也和过去不同了，如今稍一违法，你所办的刑事案就会彻底推翻。我对你们付出的劳动感到很可惜，当你们苦恼透顶，绞尽脑汁，夜不能寐，冒着生命危险，就只是为了搞清律师质疑的某个可恶的细节时，我难受得要落泪，可以公正地说，所有这一切就如同跟在狗的后边揪着它的尾巴磨蹭一样，案子也被中止了。所以你要注意，戈尔杰耶夫局长已经和过去的戈尔杰耶夫侦探完全不同了。”
“您还没有回答我，处在伊戈尔的位置上您会怎么办？”娜斯佳提醒说。
“可我从未处在伊戈尔的位置上，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政治谋杀案。而更多的是酗酒案，为了女人或是金钱。你不要逗我，我反正不会对你说你想听的话的。你想要我对你说，对格梅里亚能否信任。可我不知道。我确实不知道，斯塔先卡，生活中一切的一切都发生了急遽的变化，以致你根本搞不清楚谁是朋友，谁是敌人。我只要还活着，就会永远都记着我们的拉尔采夫。有推举手称他为敌人的？谁也不会。可他却为敌方工作。既非因为志向，也不是出于信仰，而是出于对女儿的担心。我们可以原谅他吗？我不知道。我们可以理解他吗？可以。那你就想想看。你自己开动脑筋想想吧。当鲍里卡·格梅里亚刚当上一个毛头特警时，我觉得我是可以一眼就把他看透的，但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在这些年里他变成什么样了？会不会被收买？能不能被吓倒？要知道，正是为了孩子，他才离开了特警队伍转行搞侦破的，这事儿大家都知道。他担心妻子成为寡妇，孩子成为孤儿。但这也是五年前的事了，那时当一个探长还不像现在这么困难、这么危险。鲍里卡的妻子在家里带孩子。所以，他们一家六口人就全靠他当探长的这份工资和给孩子们的补助来生活。你自己也知道，他是不会过得很自在的，总之，我说这一切是为了……”
他又沉默了，做出一副在抽屉中找什么东西的样子。娜斯佳耐心等着他的下文。
“你和伊戈尔谈谈。我谈不合适，他是个聪明的小伙子，马上就会明白格梅里亚来告状了。没必要徒然使他们两人关系紧张。至于在政治谋杀案中彼此不信任的问题，你说得都很对，那你就想法说服伊戈尔，要他不要到处表露出自己的感情，尤其是在探长办公室里。要知道探长同样也不是从庄稼地里冒出来的，也不是昨天刚参加工作，所以，在这桩政治谋杀案的问题上，他也有同样多理由不信任任何一个特警，对吧？所以，被伊戈尔视为叛变的那种表现，也许恰好正是探长这种正常的、不信任别人的表现吧。”
“好，我跟他谈谈。”娜斯佳站起身，点了点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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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完成局长交给她的任务，娜斯佳在伊戈尔·列斯尼科夫没露面以前，一直没回家。伊戈尔看上去疲惫不堪，面有土色，眼窝深陷。娜斯佳知道，伊戈尔的孩子得了重病，所以他脸色如此之差并不奇怪。
“你怎么还赖着不走？”伊戈尔在走廊里从娜斯佳身边经过时，连看都没看她一眼，顺口问道。
“我在等你。”她很诚实地回答。
“干吗？”
“得跟你谈谈戈托夫齐茨的事。好像并非一切顺利，对了，伊戈列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格梅里亚想把我弄到他的组里去。我在抵制，可科洛布克却认为我在阴影里躲得够长的了。”
“那又怎么了？”他漠不关心地问了一句，继续向前走，还是没有看她一眼。
“我想问问你：他很招人讨厌吗？”
“谁？格梅里亚？那倒不是，你能忍受得了。”
“伊戈尔，我可不是在和你开玩笑。我和格梅里亚一起搞过阿丽娜·瓦兹尼斯被杀案。那时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男人很正常。可我确实也清楚地记得，你不喜欢他。你甚至说过一些什么话，说你不相信他。所以我想问问你，你的这些意见在多大程度上是认真的？”
“全都是认真的。”
“你能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谈话？”娜斯佳火了，“你干吗从牙缝里往外挤词儿，好像我是大街上的乞丐，在向你乞求施舍似的。”
列斯尼科夫在走廊中间停住，很感兴趣地看了她一眼。
“你复活了是吗？居然有这么大的激情。原先整天就像一条炖熟了的鱼似的。”
“不是炖熟的鱼，而是晒干的。”娜斯佳微笑着反驳说。
“我知道。但是如果把晒干的鱼好好炖一炖，就正好和你一样了。阿霞，对不起，我现在时间很紧。”
他又沿着走廊快步走起来，但娜斯佳跟定了他。
“请等等，伊戈尔！再说两句话，这对我很重要。”
“好吧，不过我得先打个电话。”
“到我那里去吧，”她建议说，“我的办公室比较近，我给你冲杯咖啡，正好我的电水壶开着呢。”
列斯尼科夫默默走着，点了点头，拐进了娜斯佳的门。一进办公室，他就抓起了电话筒。娜斯佳边倒咖啡，边不时地听他在电话里说什么。尽管她很清楚，一般说这么做不礼貌。但她有必要完成戈尔杰耶夫交待的任务，可伊戈尔显然没兴致进行一场诚恳的谈话，所以，她必须尽快了解他的心情，以便找到接近这位不善言谈的同事的途径。从他的谈话中可以明白，值班大夫给他儿子看过病，但也说不出什么令人信服的建议，只是要他找血液病方面的专家去看一看。
当列斯尼科夫放下话筒后，她说：“伊戈尔，或许你该找一下科洛布克。”
“为什么？”
“让他把你从格梅里亚的组里调出来，然后，你请两星期的假，去管孩子。这样会更好些。”
“对谁更好些？”伊戈尔干涩地问。
“对大家都好，首先是对你的妻子和儿子。而案子并不受影响，反正你现在也不能算正常工作人员，你的心思不在这里。”
“是不是对格梅里亚也更好些？”
娜斯佳浑身一震，他是从哪儿得知探长要把他从组里调走的？或许他并不知道，只不过是感到别人对他不够友好并希望摆脱他罢了。
“你干吗总责怪他？”她尽量语气平和地说，“你自己刚才不是也说过，他这人并不招人讨厌么。你还说就是我也能够忍受他。你喝咖啡，要不该凉了。”
列斯尼科夫默默拿起杯子，喝了几口，然后把杯子放到桌上，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
“给，你读读。”
“这是什么？”
“你先读读。”
娜斯佳打开这张纸，上面有用普通字模打字机打的两行字：“你的探长已经被收买很久了，如果想侦破议员被杀案，一句话也不要信他。”
她把这张纸整齐地折好并放到桌上。
“那现在你想说什么？这张纸你收到很久了吗？”
“一星期以前。”
“直到现在你还保持沉默。你是不是疯了？为什么不向科洛布克汇报？”
“因为我不喜欢匿名信。在跑到上司那里去报告之前，自己要先琢磨一下，并且搞清楚你自己是否相信这封匿名信。另外，去找科洛布克又有什么意义？一切都符合规律，有人杀害了女议员戈托夫齐茨，并希望这一犯罪行为不被揭穿，但别的人却不希望如此。如果格梅里亚被收买了的话，即使我到领导那儿报告了，也还是搞不清楚。就凭这封匿名信是搞不倒探长的。而如果这是诬陷的话，那么鲍里斯·维达利耶维奇就会平白无故遇到麻烦。”
“这东西是怎么到你手里的？”
“有人把它投到了信箱里，连信封都没有，是我妻子连报纸一块取回来的。”
“也许这不是给你的？”尽管娜斯佳很清楚，这封信肯定就是要给伊戈尔的，但明知没有希望的她仍抱着侥幸心理问了一句。如果希望是邻居家的某个人，甚至是旁边楼里住的某个人也在刑警局工作，而且也在侦查另外某一位议员被杀案，而这封信投错了信箱的话，这种希望将是很愚蠢的。现在无论谁手里也没有其他什么议员被害案，这一点娜斯佳知道得很清楚。侦破类似罪案的工作是在严格监控之下进行的，其中某一件案子连刑警局的人都不知道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伊戈尔很生硬地回答说，“你不是想问戈托夫齐茨的事吗？”
娜斯佳未能马上明白他问的是什么。关于戈托夫齐茨的那句话，其实不过是一个小鱼饵，为的是使列斯尼科夫能开口谈话，而实际上她感兴趣的完全是别的东西。
“等等，关于他的事情以后再说，你确信格梅里亚没有收到同样的纸条吗？”
“格梅里亚？我不明白。”
“伊戈尔，我们生活在普遍公开性时代已经很久了，你没有忘记这一点吧？如果世上确有一个真心希望能侦破议员被杀案的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偷着给你这封信？这是一种极其愚蠢的做法。一个人得到了探长被买通的消息，如果他不希望案件的调查和侦破过程受到妨害的话，他就会在桌子旁坐下，给内务部、总检察院、最高法院和新闻界写信。他会踏破各机关的门槛，他会到处大喊大叫，说出自己的怀疑，大量接受新闻界采访。现在人们都这么做。可如果他写匿名信，那么他或者是精神病，或者是傻瓜，或者是想造成侦破小组工作的分歧。在第一、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都不可能信任他。如果是前两种情况，他可能只写一封匿名信，就是这一封。但是在第三种情况下，他有百分之百的可能会写同样的信给格梅里亚、给尤里卡·科罗特科夫，或者给随便哪个人。他需要在你们之间造成彼此的不信任。对这封信，你不该沉默这么长时间，否则的话，早已把一切都弄清楚了。”
伊戈尔沉默着，很显然，他在想着其他什么事情，当你的孩子得了重病，还管他什么议员谋杀案？就连探长被收买的问题也相形见绌了……
“我把这封信拿走，”娜斯佳坚决地说，“你什么也不用担心。我只请求你，不要在格梅里亚面前表露你的不信任。你要记住，他可能对你也不信任。”
“可是我请你不要参与，”伊戈尔冷冷地说，“对探长的态度，这是每一个警探个人的事情。劳驾，请你做事有点分寸。”
娜斯佳很惊讶地听着列斯尼科夫的话，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是的，伊戈尔总是那么孤僻，和同事们也不特别交流，很少有笑容，一般来说就如同哲学上讲的“自在之物”一样。他完全不像尤拉·科罗特科夫。后者就像火药一样，马上就能爆炸，而且立刻就会跑到娜斯佳这儿来讲种种新闻，有好的，也有坏的。此外，他已如此习惯于和卡敏斯卡娅讨论所有问题，以至于毫不顾忌地就给她往家里打电话，也不管是早晨五点还是夜里两点。而伊戈尔在处里和谁都不接近，和所有的人都很友好并保持同等距离，对别人的请求从不拒绝，而自己几乎从来不求别人帮忙。
“好了，对不起，”娜斯佳很尴尬地说，“我并不想干预你和格梅里亚个人之间的关系，你是不是要我对谁都不要讲这封信的事？”
“按你知道的方式去做吧！但是不要指望我采取任何行动。我不喜欢格梅里亚，仅此而已。我也不会去调查这封信的事，没有它我自己的问题已经够多的了。”
在回家的路上，她还未能摆脱与列斯尼科夫谈话后产生的不愉快的感觉。他对匿名信的反应是不同寻常的，而且是不正确的、非专业性的。别的不说，就这一点她是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伊戈尔会是这样。“你自己看看你自己，你这只母鸡！”她突然对自己恶狠狠地说了这么一句，“你来评论他的专业水平，你算老几啊？你是全俄最主要的侦探吗？伊戈尔曾两次获得总局最佳警探称号，可你呢？最好想想你自己所表现出的专业技能吧！远的不讲，就拿去年一月份来说吧。本应当坐下来把一切都冷静地想一想，权衡一下，可是却冒冒失失地怀疑继父。戈托夫齐茨是对的，别人的痛苦我们都能够轻易排解。可当事情涉及到你自己，脑子就完全不好使了。伊戈尔孩子病了，而且看来病得很重，他的脑子里只有这么一件事。谁能谴责他呢？周围的人都在大嚷大叫，说警察局不破案，大概以为在警察局里工作的绝对都是些机器人，他们没有灵魂、神经、家庭问题和疾病。认为我们的全部意志都应当用于寻找罪犯，用于猜测刑事犯罪的秘密。而这或许也对，确实应当如此。可大自然并不如此安排，我们不是机器人，而是活生生的人，所以我们根本不能总是集中精力搞案子，因为我们的思想还被人类其他种种问题所干扰，因为我们跟所有人完全一样，也会生病、感到痛苦、发神经、爱上别人、结婚、离婚、为亲近的人和朋友送葬，在不知什么时候发工资前清点那几个戈比，而且还得听妻子完全在理的数落，说什么孩子的鞋已经穿破了，他需要新皮鞋，可我们却没钱买。我们和所有人一样，无人使我们普通日常生活及其所有的负担减轻，也正因如此我们也会经常犯错误，对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却想不通，来不及做必须做的事情。有没有必要为此而责怪我们？能否为此而原谅我们？我不知道……”
家对娜斯佳突然显得空空荡荡、冰冷而又孤独。长期以来曾迫使她竭力沉默寡言、孤独自处的精神痛苦已然消失了，就好像随着季马·托哈洛夫的被杀，连这种折磨人的、迟钝的痛苦也一并被杀死了，现在，娜斯佳特别希望列沙能在她身旁，他是那么温暖可亲、值得依赖。“可万一他不回来呢？”一个疯狂的念头闪了一下，“而且是永远都不回来呢？和我的婚姻生活仅仅过了两年他就明白，这种生活不是他理想的那种。当初我们过单身生活时一周只能见一次面，那时的一切和现在全然不同，所以我们才能保持关系达二十年之久。天呐，我们一起生活居然这么久了，想起来都可怕！一切是从九年级开始的，当初我们认识的时候，我才十五岁，而现在已经差不多三十七岁了。我希望他回来。没有他我心里不好受。今天是我们第二个结婚纪念日，我忙于自己的事，现在刚刚想起来。有趣的是列什卡也忘了，要不就是他虽然记得，却因为我没有向他表示祝贺而生气了呢？”
她一边切面包准备做三明治，一边想着是不是现在就给阿列克赛住的茹科夫斯基街打个电话。她不是求他回来，只是想了解一下他父亲现在身体怎么样了。她把一块厚厚的小牛肉香肠夹进面包里，抹上一层软奶酪，气恼地自言自语道：“有点像幼儿园的把戏。我给你打电话，又好像不是为了你，也就是说，好像是给你打，又好像是为了了解父亲的情况，因为我们吵了架。‘好像’这个词儿挺有意思，今天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说话时，差不多每隔一个词就重复一遍这个词儿，就好像某些人爱说的‘饼’这个词。这个词儿是从哪儿来的呢？”
她把已经做好的三明治放到桌上，拿起了话筒。
“列什卡，是我。爸爸怎么样？”
“情况不好。谢谢你，”丈夫回答得很简短，“你现在怎么样？”
“我也不很好，”娜斯佳承认说，“可也许比你父亲还好一些。他怎么样了？”
“你过了三天才想起问这事吗？”齐斯加科夫说，“算啦，我们别抠这些小节了。昨天把他送进了医院。妈妈今天夜里在那里守着。如果明天早晨不恶化，就要做手术。”
“需要我吗？要我干点什么，我都能完成。列沙，别生我的气了，我是个十足的大笨蛋，但我现在懂事了。愿意要我去吗？”
“你能有什么用啊？”他笑了，“你连汤都不会煮。”
“我可以在医院里值班，好让你和妈妈休息一下。我可以去弄药，可以搞到最紧缺的药。列什卡，不要拒绝我，你过去可是总能原谅我的。”
“阿霞，为什么说这个？”他有些懊恼地回答，“我没有生你的气，我有其他的难题。如果你愿意，你可以来，但这并不一定需要，我们完全可以胜任。”
“我要去，”她很坚决地说，“明天手术的事定下来以后，给我打电话好吗？”
“好吧，我给你打电话。你向萨沙和达申卡表示祝贺了吗？还是又忘了？”
嗨，上帝啊！她把哥哥的事完全忘记了。他们是同一天举行的婚礼。是特意凑到一起的，所以今天萨沙和达莎也是结婚两周年。
“我明白了，”阿列克赛非常准确地解读出了停顿在她语气中的意义，“就是说，你忘了。赶紧打个电话，现在还不晚。他们在家里，半个小时以前我和他们通过话。”
“对不起，列申卡，我整个都晕头转向了。”她嘟嘟囔囔地说，“我向你表示祝贺，我亲爱的。你该不会以为，已没什么值得祝贺的了？”
“不要说傻话。我非常爱你。但是爱一个人和同她一起过日子，这不是一码事，这一点你比我更清楚。”
“你不想再同我一起生活了吗？”
“这是你不想，或者说是你不能。”
“我可以和你一起生活。而且我也希望能和你一起生活。把爸爸的事情料理完以后，请你回来吧！你回来吗？”
“我还能跑哪里去？”齐斯加科夫笑了，“说真的，我不敢保证很快就回去。”
“我等你。你只要保证回来。”
“好了，躺下睡觉吧，已经很晚了。别忘了给萨沙打个电话。”
当然了，她会打电话的，会向哥哥和他迷人的妻子达申卡表示祝贺的，她还要吃自己做的很简单的二明治，洗个澡，然后躺下睡觉。不能说生活中一切都美好，但有难题和麻烦也很普通、很正常。列什卡会回来，这是最主要的。其余的一切都在其次。要学会区分生活中主要和次要的东西，这才是真正的智慧。可为什么人们都是在很晚的时候，在已经犯过或做过所有可以想象和难以想象的错误和蠢事之后，才能认识到这一点呢？
弗拉季斯拉夫·斯塔索夫下班回家后，吃过晚饭，正准备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他的第一个妻子马格利特打来了电话。他一接完电话，就动作飞快地穿起了衣服。
“出了什么事？”塔姬雅娜看着正匆忙收拾的丈夫，有些不解地问。
“莉丽娅有点奇怪，冲着墙不停地哭，出了什么事也不讲，丽达已经和她折腾了三个小时，也不管用，我到她们那里去一下。”
“当然，你去吧。”塔姬雅娜点点头说。
斯塔索夫第一次婚姻所生的女儿、十岁的莉丽娅是一个很安静、懂事理的小姑娘，她最喜欢做的事就是读书，而且是不加选择地读，几乎从来不哭。歇斯底里地闹腾三个小时（当然，如果马格利特没有习惯地加以夸张的话），在她来说简直是不寻常到让人害怕了。侦探工作的经验告诉塔姬雅娜，或许是发生了某种最不愉快的事：性狂躁者惊吓了她，而她又不好意思对大人讲。这种事发生的可能性非常之大，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如果周围的人处置不当，马上就会产生可怕的后果，比如心理挫伤和将来个人生活的扭曲。斯塔索夫自己也见过这样的事情。塔姬雅娜知道一年半以前，他就和娜斯佳·卡敏斯卡娅一起调查过著名电影明星阿丽娜·瓦兹尼斯被害案。瓦兹尼斯的生活正是因为这样一个专门诱骗、奸污那些不敢跟大人诉说自己恐惧的小女孩的恶棍而走上歧途的。送走了丈夫，她拿了一本书躺到床上，但思绪总是从书上的文字跑到公务上来，尽管严格地说公务已经结束了。她再不用去上班，并且可以放松一下了。但关于女巫师伊涅萨被害案的一些想法还是常常钻到她脑子里来。
斯塔索夫在半夜两点左右才回来，一副心绪不宁、气咻咻的样子。
“你干吗还不睡觉？”他看见塔娅雅娜跟原来一样拿着书躺着，于是问道。
“在等你。莉丽娅到底怎么了？”
“真是荒唐透顶。”他一边从头上将毛衣和背心一古脑拽下来，一边怒冲冲地说，“她楞是认为我和你生了儿子以后，就不会再喜欢她了。她的脑子里从哪儿来的这些愚蠢的想法？她可是一个很理智的小姑娘，读了那么多的书。当初，她还希望我和你快点结婚，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塔姬雅娜笑了笑，“她比专业媒婆还要严厉，不停地跟我们絮叨，说什么成年人应该成婚而生活在一起。”
“就是啊，可现在她却伤心了，说我将喜欢即将出生的儿子而忘掉她。我对她又是解释，又是劝说，还做了保证。她倒是不哭了，但好像还是不相信我，也没安静下来。而丽特卡也火上浇油，整个一个没脑子。”
斯塔索夫爬上床，拽毯子盖上，并且闭上了眼睛。
“好了，塔纽莎，关灯睡觉吧，明天再说。”
几分钟以后，就听到了他均匀的呼吸声。弗拉季斯拉夫即使在激动不安和着急上火时也能很快入睡，而塔姬雅娜却很长时间翻来覆去睡不着。她下意识地把手放到肚子上，心里想，如果她不是所有的时间都坐在家里，对孩子是否会有害。已经快要睡着的时候，她终于还是判定对孩子不会有害。人们常说，以适当的速度步行对孕妇是有益的。
一早，上班去的斯塔索夫刚走，伊拉奇卡就说：
“塔姬雅娜，我全准备好了，有午饭和晚饭。没我你能应付过来吗？”
“应付得了，这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塔姬雅娜笑着说，“你是准备到什么地方去吧？”
“是啊。”伊琳娜简短地回答道。她披上短大衣，拆开一只装着件新连袜裤的塑料袋。
“去很久吗？”
“一整天吧。很晚才回来。丹，你瞧，这件连袜裤对这身白衣服来说是不是太暗了？”
#奇#塔姬雅娜仔细瞧了瞧亲戚那两条绷着轻薄织物的修长的腿。
#书#“我看很好。喂，把裙子穿上。”
#网#伊拉从柜子里拽出一条雪白的薄皮裙，穿上了。
“挺合适，”塔姬雅娜点点头，“你打算和谁过一天呀？是个新的追求者吗？”
“得，他还没那么新，您认识他已经一星期了。”
“是嘛，这可真的不短了，”塔姬雅挪摇着头说，“他怎么能直到现在都没有招你厌烦呀？”
“我自己也不知道，”伊拉夸张地叹了口气，“您看，这条绿围巾配这套白衣服合适吗？要不还是这条艳粉的好？”
“伊拉奇卡，别逗我了，随便哪条都行。”
这边伊拉在忙活着准备赴约，那边塔姬雅娜静静坐在餐桌旁，不去打扰如此庄重的过程。伊拉在塔姬雅娜脸上亲了一下，告了别，对午饭和晚饭最后又叮嘱了一遍后，飞快地跑出门去。塔姬雅娜也悄悄地收拾着准备出门，她始终弄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在促使她出门的，但她一直都为英娜·帕施科娃被杀案毫无进展而感到很不痛快。为此她应做些什么。说句实话，她也不知道究竟该做些什么。
走出家门，她不慌不忙地朝地铁走去，尽管这段路很远。离车站太远是新建住宅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不过今天塔姬雅娜并没为此而恼火，春日温暖的阳光令她心情舒畅，况且，伊拉奇卡终于找到了心上人，她也从此有了自己的牛活。每次想到一个姑娘家整天为亲戚家忙忙叨叨做家务，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没有人追求，甚至连一个女朋友都没有，塔姬雅娜就感到很不自在，很不轻松。
她在“卢比扬卡”站下了车，沿米亚尼茨卡娅街朝花园环形道走去。这就是女魔法师伊涅萨，也就是英娜·帕施科娃，曾经住过的那栋楼，她曾在那里接待她的顾客，最后被人杀害。楼门上的金属护板上有一些小按钮，以前可能是门铃，不过早就坏了。塔姬雅娜不清楚，她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进大门的时候，她不经意地朝信箱瞟了一眼，突然发现墙上贴着一张启事，上面用手写体写道：“谁丢了钥匙，请来14号房找。”
“我就去这家，”她想道，“如果一个人拾到一把地下掉的钥匙，不是把它扔在原地，而是拿回家，随后又不嫌麻烦地贴出启事来，那么找这人准没错。因为他不像我们城里大多数人那样对周围的事漠不关心，而是希望对自己的邻居多少有些了解。”
14号住宅的门开了，出来一位圆脸老太太，面容很慈善，接着传出尖细的小孩声音。很明显，女主人是一位老奶奶，在家照顾孙子。
“您找谁？”老太太疑惑地皱起了眉。
“我是为钥匙而来。”
“终于有人来找钥匙了！要不它就一直放在我这儿，没一个人问。喏，给你。”
老太太笑起来，递给塔姬雅娜挂在钥匙环上的两把钥匙。
“是您的？”
“对不起，”塔姬雅娜接过钥匙说道，“我没有表达清楚我的意思，我确实对这串钥匙感兴趣，不过它不是我的。”
“是这样啊！”老太太的脸立马拉了下来，“那把钥匙还给我。快点呀，看着我干吗？要是大家都来要的话，我们这个楼里还不被偷光了。看着你蛮体面一个人，竟然干这样的事，不觉得羞耻吗？快把钥匙还给我，否则我要报警了！”
“不必了，我就是警察局的。这是我的证件。我负责调查您的邻居被杀一案。”
“哦，天哪！”
老太太吓得连忙往后退，一直退到门厅里，用一只手捂住嘴。
“实在对不起！上帝保佑，我这老糊涂都说了些什么呀！您役生气吧！”
“没有！要是大家都像您这么警惕，我们的麻烦就少多了！怎样称呼您？”
“芭琳娜·彼得罗芙娜。”
“我叫塔姬雅娜·格利戈里耶芙娜。芭琳娜·彼得罗芙娜，我们可以稍稍谈谈吗？”
“当然可以，当然可以，您请进。怎么，那起凶杀案至今还没破吗？”
“很遗憾，没有。”
塔姬雅娜跟着女主人走进一间宽敞的房间。芭琳娜·彼得罗芙娜的房子和伊涅萨的一样，都是一居室的，只是房间稍大些。两个五六岁的小孩儿正围着屋子中间的圆桌跑来跑去，不时发出刺耳的的尖叫声。起初塔姬雅娜以为是自己的错觉，后来才看清楚，这两个孩子确实是对双胞胎，而且连衣服也一模一样。
“维佳，沃娃，快到厨房去，那儿牛奶和饼干已经准备好了。记着，不准尖叫！我和这个阿姨有话要谈。”芭琳娜·彼得罗芙娜命令道。
“您管起他们来似乎很轻松，”塔姬雅娜说道，“很少有孩子奶奶只说一遍就听的。”
“这是我的重孙。”芭琳娜·彼得罗芙娜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说，“他们之所以听话，是我带孙子时练出来的本领。我的孙子像别家的一样，也是不听奶奶的话，他们是被我惯大的。所以我就在想，究竟错在哪里。这样，我和重孙说话就采取了另外一种方式。总的来说，他们都是好孩子，他们不光听我的，父母的话他们也听。不知你听没听说过一句谚语：第一个孩子是你最后一个玩具，第一个孙子才是你的第一个孩子。我的情况就是如此。我在抚养我的孩子时，什么也没学会。那会儿还年轻，傻乎乎的。等孙子生下来的时候，才知道去教育他们。但我自己也知道，方法不对。什么事都不可能第一次就做对的。而等重孙出生以后，我已经有经验了，也变聪明了。您快请坐，您这样站着一定很累吧。怀孕几个月了？”
“快七个月了。”
“干吗还要工作呀？”女主人叹了口气，“一点都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体。您这要是干些舒服、轻松点的活还行，可你是和杀人犯呀、小偷之类的人打交道。您不怕吗？”
“不怕，”塔姬雅娜老老实实地回答道，“不过您说的也对，这种工作对要做妈妈的人确实不利。但是，有什么办法呢？芭琳娜·彼得罗芙娜，您知道英娜吗？”
“谁不知道她？整栋楼里的人都知道她。她是个魔法师，有很多人来找她。”
“您本人去过吗？”
“没有，没有，上帝保佑。”芭琳娜·彼得罗芙娜赶紧一个劲地摇手，似乎在极力摆脱一种不洁净的力量。
“为什么？您不相信她的法术？”
“不信，”女主人坚决地回答道，“我在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家庭里长大，从来不去教堂，也不信上帝。既然没有上帝，自然也就没有魔鬼。我不相信那些神话，我忠实地信仰共产主义，不相信什么法术。难道您相信吗？”
“不，我也不信，”塔姬雅娜笑道，“不过您自己不是也说，有很多人到她那儿去吗？不可能他们都不对吧。或许，真的有也不一定。您去过英娜的家吗？”
“就一次。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是干这行的。她刚搬来时，我作为邻居去看了看。那会儿我们这个单元正打算安防盗门铃，这样小流氓们就不能在楼道里乱窜。我去她那儿收钱。她给了我钱，也没请我进屋去，我也就没多问。”
“以后再没去过吗？”
“没有。”
“你觉得她的房间舒服吗？”
“舒服什么呀！东西堆得乱七八糟。我说过，她刚搬来。又不爱和人打交道，要是在楼梯里或者楼门口碰见你，也不打招呼，而是看着你，似乎要把你看透，然后接着走她的路。”
“把你看透。”现在塔姬雅娜想起了对帕施科娃住的这栋楼的侦查报告。14号的女主人没有比别的被调查人多说什么，只是用了一句“把你看透”。楼里所有的居民都知道，伊涅萨称自己为魔法师，但谁也没去求过她，跟她关系也不近。其实，何止是不近，有的人只是见过她，有的人则只知道名字。没有一个人跟她有共同的熟人，谁也不去她那儿做客。
“芭琳娜·彼得罗芙娜，您在哪儿捡到的这串钥匙？”
“钥匙吗……”女主人惊奇地重复着，不明白怎么这么快转到另一个话题上来了。“对了，您把钥匙给我。也许，它的主人还会来的。”
“不会来了。那么您是在哪儿捡到它的？”
“它掉在了门边上，那时还有雪。我看见它是雪化了以后。湿湿的、脏乎乎的……没人拾它。我在隔壁几栋楼里也贴了启事，我想也有可能是别的楼里的人路过时掉在这儿的。你为什么认为不会有人来要了呢？”
“因为这是伊涅萨的。”
“您说什么？”
芭琳娜·彼得罗芙娜的脸因害怕而变了形，似乎与死者的钥匙有关联就像和血腥尸体有关一样。
“噢，天哪！”她大声号啕起来，“我保存着死去的女魔法师的东西！老天保佑，千万别有什么不幸发生！”
塔姬雅娜觉得很可笑，刚才这个可爱善良的女人还信誓旦旦地表明自己是一个坚定不移的无神论者，不相信任何神秘的力量，而现在知道钥匙是女魔法师的后竟像个孩子似的吓得六神无主。
“不会有不幸的，您不必担心。您也不知道是谁的，”塔姬雅娜安慰她，“我现在把钥匙拿走，您这儿就一切如旧了。您准确地告诉我，您什么时候捡到的？”
“是什么时候……”芭琳娜·彼得罗芙娜皱着眉头想，“似乎是四月初，对，就是四月初，雪才刚化完。”
也就是说，确实在四月初。为什么侦查员对此一无所知呢？一发现伊涅萨的尸体，就对全楼进行了调查。而这远远早于化雪。
“您能给我指一下钥匙当时在哪儿吗？”
“可以，好像是在……”芭琳娜·彼得罗芙娜紧锁眉头思考起来，“大约在四月初……对！就是在四月初，当时雪刚化完。”
“这下我明白了，确实是在四月初。但是为什么侦查员对这一无所知呢？尸体一被发现就对全楼进行了搜查，而这是雪化以前很久的事了。”
“您能否给我指一下当时钥匙在什么地方吗？”
“当然可以，这我记着呢，就在一出门朝左拐，一个垃圾箱旁边。唉，算了，我还是指给你看吧。维佳！沃娃！”她喊道。
门缝里立马露出两张小脸，脸上糊满了巧克力，可能是往饼干上抹的时候蹭上去的。
“什么事？”双胞胎齐声说道。
“我现在要和这个阿姨出去整整十分钟。我不在，你们别怕，也别胡闹。有问题吗？”
“没……有！”小男孩们又齐声答道。
芭琳娜·彼得罗芙娜披上披肩打开了门。
“我们走吧。”塔姬雅娜说。
两人一起走下楼。出了门，芭琳娜·彼得罗芙娜朝右拐，走了大约两三米停了下来。“原来我们这儿的垃圾箱就在这儿，谁把它收走了？它碍着谁了？我在这儿住了这么久，垃圾箱就一直放在这儿。现在莫斯科正为举行周年纪念在整顿秩序，这个垃圾箱就不见了。其实正好弄反了，我觉得，越是整顿秩序，越应该每隔十米放一个垃圾箱，对不？这样谁要想扔东西，一眼就可以看见该往哪儿扔。要不怎么办？孩子们吃了冰淇淋，会把脏脏的纸往口袋里塞吗？肯定是顺手就扔在人行道上，因为没有别的地儿扔。然后你就看吧，这个城市会脏成什么样！”
“垃圾箱早就被收走了吗？”塔姬雅娜仔细查看了芭琳娜·彼得罗芙娜指的地方，顿时来了兴趣。“不，大约是两星期前。我捡钥匙那会儿还在。”
“好了，芭琳娜·彼得罗芙娜，谢谢您。您快回家去吧，家里孩子没人管，别惹出什么事来。”老太太笑了起来，“这两个孩子不会惹事的，我的孙子们倒是一刻也不能离人，离了人，他们准会把什么东西打碎或者弄坏。而我的重孙已经被我教训出来了。他们牢牢记住：如果太祖母波莉雅说‘不行’，就是不行。他们不敢顶嘴。我在抚养孙子时明白了一条最主要的规则。”
“什么规则？”塔姬雅娜饶有兴趣地问道。她越来越喜欢这个老太太了。
“应该从小就教给孩子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行’，这是两个神圣的字眼。如果我说可以玩，可以闹，那你想玩多久玩多久，想跑哪儿跑哪儿。我什么话也不会说。但是如果我说‘不行’，就是说，对谁也不纵容，对谁也不例外。如果不允许不洗手吃饭，那么所有的人都不允许，包括他们的父母、爷爷奶奶，也包括我——曾祖母在内。只要小孩子有一次看见大家都不允许，而有人例外，那一切都是白搭。以后你的话他一句也不会听的。”
告别了芭琳娜·彼得罗芙娜，塔姬雅娜朝地铁走去，边走边想着发生过的事。她一眼就认出了那是帕施科娃的钥匙，甚至不需要拿去试一试，跟她门上的锁是否配套。那串钥匙有特征：帕施科娃家有两个铁门，都是用意大利产的防盗锁锁的。当邻居叫警察来的时候，两道门都是锁着的，确切点说是没有用钥匙锁死，只是关着。凶手不需要用钥匙锁门。但他们需要用钥匙来开门。
不，不是这样的……凶手想了个狡猾的办法配了一副钥匙，这样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进入房里对女主人行凶。或者是本打算入室行窃，没料到伊涅萨在家，于是盗窃就发展成了行凶。可以这样设想。在这种情况下罪犯还会想着把钥匙挂在钥匙串上吗？不会的。真是愚蠢至极。
另一种情况就是，罪犯钻进房内虐待女主人，走的时候顺便拿走了她的另一副钥匙，刚出门就把它扔了。那他为什么要拿它呢？也是愚蠢的想法。
第三种情况：罪犯没有钥匙，帕施科娃自己放他进去的。接下来，就和第二种情况一样了：拿走了第二副钥匙然后扔掉。但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呢？
这副钥匙是第二副，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在死者家中门边的小柜子上有一副一模一样的钥匙穿在一个一模一样的钥匙环上，不同的是，那副上多了一把信箱钥匙。小柜子上还有伊涅萨的车和车库的钥匙。看来，她习惯丁把钥匙放在那地方。
这副钥匙究竟是怎么被拿走的？是谁拿走了？为什么又把它扔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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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管怎么说生活还是美好的！它既美好又出乎人的意料！尤其是当你知道，你不会几分钟后就死去的时候。我甚至对维卡都开始有了耐心。她似乎振作起来了，因为她明白了，她可以得到她想要的东西，又不会玷污她的名声。不管怎么说，她现在对我要友善得多，而且也不再每隔五分钟就重复一遍令我发疯的话了。
“以后你住哪儿？”她每天都要问一遍这个问题，似乎我第二天的回答就会和头天晚上的不同似的。
“不必担心我，我不会睡大街上的。”我每次都这样答道。
“你要搬到她那儿去住吗？”她又问道，意思是指我编出来的那个正等着为我生孩子的女人，我正是为了“她”才和她离婚的。
“说不定。”我含含糊糊地回答。
“你真的决定把东西都留给我，不分财产？”
“是，是，是！我要重复多少遍你才能记住？”
“这样恐怕不太光彩吧？靠女人养活，住她的房子，花她的钱……”维卡若有所思地说。
这句话几乎使我失去自制力。要知道，她的情夫不定多想搬进来呢！这就很光彩吗？我倒想知道，他跟我有什么区别？他不是也想搬到维卡的（顺便说一句，是我的）房子里住，开她的（应该说，是我的）车，花我这几年挣的钱吗？她倒是给自己定了一个什么样的道德标准？
不过我也只是心里恼火，而且瞬间我的愤怒之火就被想到我还活着、并且近期内也不会死旧的“幸福之雨”浇灭了。我是如此幸福，以至于想同一切告别。我从心里感激维卡不问我什么时候搬走，好让她和她的那个“乡下罗密欧”肆无忌惮地寻欢作乐。她表现出少有的温和，没有一句话、一个动作让我觉得她急欲摆脱我获得自由。我暂时还无处可去。卢托夫说，只有我办妥了所有监护人的事务，离开电视台之后，他们中心才会接收我。对维卡，我就搪塞说，我暂时有困难，我情人那儿有很多客人，暂时没我住的地方。维卡听了，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悄悄地点点头，也就不再追问。除此之外，她还依旧给我做饭，洗碗，像一个灰姑娘一样温顺、随和。估计可能是受良心的谴责，她有时表现出的强烈的情欲都令我发蒙。不管她，让她难受去，我已经难受过了，现在轮到她了。
卢托夫迅速帮我办理了母亲的监护手续。其实，他的帮助也就是让所有的事办起来比平常的程序快一些。其他的也都得一一处理。因为我母亲没有自理能力是显而易见的事。不过，还是有一个机灵的女办事员紧皱眉头问我：“也就是说，您想卖掉您母亲的房子，而把她送到残疾人疗养院去？”
“您听谁说的？我是希望她能得到必要的照料。她还住她自己的房子，不过我要把这个房子的产权交给即将照顾我母亲的人。”
我估计那女办事员不相信我，不过我根本不为此而担忧，她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总之我又不会让母亲流落街头。我只是想自己不被束缚住手脚，可以想住哪儿住哪儿，想去哪儿去哪儿，可以做我喜欢做的事，而不必每隔三分钟就想一想，最少隔一天得去看一看我的疯妈妈。
制作《素面朝天》和其他几个节目的制片公司对我即将离去深表遗憾，现在正在物色一个能代替我主持《素面朝天》节目的人。老实说，对这个节目我是深恶痛绝。以前维佳·安德烈耶夫毫无道理地挥霍赞助商的钱的时候，我就觉得很不舒服。因为这笔钱数目很大，不可能一下子就花完的，维佳是个精明的小伙子，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甚至连敲诈这样的事他都能干出来。只要他得到消息，而且这消息能使他从别人那儿弄来钱，他是什么也不顾的。最近，他经常糟蹋人，想在节目中制造丑闻，好把它卖个好价钱。想到这，连我都觉得恶心。特别是与女作家托米林娜做完节目之后，我就更感不快，其实，这种不快之感并不是立即产生的，而是在我读了报上关于节目的文章之后。因为在直播现场我们应当非常愉悦地继续我们在结识时所谈的话题、我激发她，她同我谈话，根本没考虑到那些没看到开头的观众或许会理解为别的意思。于是尖刻的女记者海伊娜就歪曲了托米林娜的话，纯粹是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而我呢，对客人十分粗鲁，是她让我得到应有的惩罚。我是如何得出是托米林娜教给别人这个结论的呢？首先，不是所有的人，而是我，乌兰诺夫·亚历山大。其次，所有她说的都是公正的、正确的，而我的问题和反驳则是具有挑衅性的，是愚蠢的，没有分寸的。如果海伊娜这样写：“乌兰诺夫爱摆架子，现在终于有一个人公开和他对抗。”我倒可以理解。这至少还不失为公平，因为我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可她却由于自己的愚蠢而使得文章的语气和风格骇人听闻、不成体统。让我觉得自己对不起托米林娜。她这是从何而知？难道仅仅是因为她说了关于电影脚本的事？可这是多罗甘让她说的，他事先也给我讲过。其实，他为这些话还付了钱，只是付给的人是我，而不是她，所以可怜的女作家完全是无享受害者。
不过，上帝保佑！这段公开、强行把客人扒光的丑恶历史终于就要结束了。卢托夫已经请求我为“危机中心”构思节目了。这将是我的节目，我的“孩子”，我会按我的想法做这个节日，而不去考虑钱的因素。对一个搞创作的人来说，还有什么能比有机会表现自己，同时又不用考虑挣多少钱，不必低二下四地去求那些有钱的赞助商，看他们的脸色，好让自己的“自我表现”能换取更多的利润更幸福的事呢？
维卡对海伊娜的文章表现得异常激烈。她，我说过，看过这个节目，而且还是托米林挪的崇拜者，这样的表现我可是头一次见到。我不知道，我的妻子还喜欢侦探片呢！不过，维卡自己也承认，她是不久前，大概是一两个月前吧，才开始看托米林娜的书的，其实我知道，并不是维卡喜欢看，而是她的情人。这一点并不难知道。
“萨沙，你应该给托米林娜打个电话，向她道歉。”我的前妻宣布。
“为什么？难道说文章是我写的？”
“你的表现就让人觉得这篇卑鄙的诽谤文章是你写的。你需要找一个制造丑闻的人，现在你找着了。你以为我是瞎子，什么也看不见？自从维佳和奥克桑娜死后，我就发现你像变了个人似的。起初我以为是他们的死对你造成的打击。现在我才明白，你不过是处理不好你个人的事。算了，这都是你自己的事，但是这跟你请来做节目的客人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凭什么要为你心里的骚乱而痛苦呢？你给自己找了个情人，她等着给你生孩子，你就打算和我离婚。结果让一个受人尊敬的、一个能干的女人遭人唾弃。你不觉得惭愧吗？”
“不，我不惭愧。”我平静地回答，尽管我知道我是在撒谎。是，我是惭愧，那又怎么了？
这番谈话是在很晚的时候进行的。我回到家（可笑，我还要称这里为自己的家多久？大概不会很久了。）大约在10点左右，维卡几乎11点才进家，进门就开始谈文章的事。我知道，她准是受了什么刺激，回来朝我身上撒气。“也许是情人不行，没能满足她的需要。”我幸灾乐祸地想。
向维卡声明我并不感到惭愧后，我便开始示威性地把客厅的沙发拉开，离婚后我一直睡沙发。我这是暗示她我累了，我想一个人呆着。但维卡并不想明白我再明显不过的暗示，接着说：“萨沙，我知道，你不再爱我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拒绝我说的每一句话。让我们平心静气地谈一谈。”她提出了建议。
我颇具气势地拉开沙发，“砰”的一声坐下，手和脚叉得老开。“好吧，又要预言什么了，预言家？”我傲慢地表示同意。
维卡把委屈吞进肚里，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看着我。是的，伟大的东西——内疚感！人们都怎么了？
“我知道你们以前是怎么挣钱的。我什么都知道，萨沙。奥克桑娜全都告诉我了。”
我一下子坐了起来，整个人陡然精神起来，仿佛面对一个危险人物。她想干什么？想敲诈我吗？真可笑！
“如果你不和我离婚的话，我永远也不会向你坦白，我什么都知道。尽管你很卑鄙，但我非常爱你，不想你在我面前觉得惭愧。让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这样更好。因为如果你知道我什么都知道却还依然爱你的话，你可能就不会再尊敬我了。这种感情很复杂，萨沙……我很看重你的态度，我非常珍视你的爱，为此我一直沉默。我无法让自己不再爱你，我也曾经阻止自己爱你，但无论如何我还是爱你。是的，所有的人都想尽办法挣钱，因为每个人都需要钱，但你至少别杀谁、别抢谁呀！我对这都装做没看见。当大伙们一个个死去，你又突然改变节目的色调后，我明白，这件肮脏的事该结束了。你在制造丑闻中赚钱，这至少也是很可耻的。而现在又有另一件肮脏的事。我打算向这一切妥协，只因为我爱你。你懂我的意思吗？”
“很困难。”我透过牙缝慢条斯理地说道。我已经被她那赤裸裸的恬不知耻气蒙了。她爱我，她至今还爱着我，她对一切都视而不见，不想影响我们的爱，同时自己却与情夫上床，还雇杀手除掉我，好把这些“脏钱”，还有用这些钱买来的东西拱手送给新丈夫！她是多么的巧言令色啊！我怎么这么不了解自己的妻子呢？
“我再重复一遍，好让你更容易明白我，”她用一种耐心的老师给一个差生讲解勾股定理的口气说，“我知道，所有这些公众媒体都是为了钱而工作，而不是为了传播信息。当这与电视，与你，乌兰诺夫·亚历山大有关系时，我都忍住了，因为我爱你，但我并不爱海伊娜，我不了解她，她又不是我什么人。我就想让你回答我一句：她为什么要写这个？”
我耸了耸肩：“我没看出第一个论点和第二个有什么联系。我怎么知道她为什么要写这个呢？她想写，就写了。就这么多。可能是她，托米林娜自己喜欢。”
“萨沙，别装傻了，”她生气地说，“你很清楚，是有人付钱给她让她写的。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别再胡思乱想了！”我发火了，“没有人为任何人付钱，只不过是某家报纸需要侮辱性的材料，因为人们喜欢读。报纸需要畅销，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们会采取任何手段，托米林娜是何许人，需要给写她的材料付钱？再普通不过的一个作家，像她那样的人有成千上万。”
“可你的客人中一个报界的也没有。你说得对，托米林娜跟别人没什么区别，你节目中有生意人、影视界的，有医生、政客……什么人没有？他们在屏幕上看起来比托米林娜也好不到哪儿去，可为什么偏偏往她身上泼脏水呢？为什么？萨沙？我想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因为，通常他们手头总有一些用来写刻薄文章的材料，可这次没发生什么事，于是就开始乱翻一气，这不，《索面朝天》就映入眼帘了。我就搞不懂，你干吗这么关心这事？你怎么了，跟她认识？唠叨一晚上，你也不嫌烦！”
“因为我知道，根本就没有什么海伊娜记者。没有，你懂吗？这纯属无稽之谈。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有人要在报纸上侮辱我的丈夫，却署以笔名。萨沙，我好害怕。”
“我已经不是你丈夫。”我脱口说出了脑子里跳出的第一句话。
可维卡并没有为我的这句反驳而感到不好意思。她顽强地朝她眼前的目标走，但是，很遗憾，我并没有看到这个目标，虽然我极力在看。
“这没什么区别。我们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而且现在暂时也还住在一个屋檐下。你有什么不好的事，也关系到我。如果现在有持枪歹徒入室抢劫，他们又不会调查清楚我们办离婚手续没有。”
我诧异地看着她。“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哪有什么歹徒？他们为什么要抢我的钱？你明白你在做什么吗？维克多利亚？”
“是的！”她大叫起来，“我清楚得很！反倒是你，我看是不清楚！你拿着安德烈耶夫从别人那儿弄来的钱，你以为，人家还会为此而狂热地爱你吗？你以为大家都认为这是理所肖然的，都像我一样视而不见吗？我就不明白，为什么经过这事你还能活着。我不吭声是因为我爱你，可他们，他们为什么也默不作声，不去惹你？我每天都在惶恐中等待，不知道你会发生什么事。而且我相信，维佳和奥克桑娜正是为此而丧的命。而你——就是下一个。”
“小声点，小声点，”我平静地说，“邻居们都听见了，把声音放低些。好，我是下一个，然后怎么样？这跟写托米林娜的文章有什么瓜葛？”
“你还不明白？”维卡压低了声音，不过还是慷慨激昂的，“文章其实并不是写托米林娜的，而是写你，把你好好地收拾了一顿，托米林娜只是作为证据而已。他们的根本目的是针对你。而且他们手底下有一个好作家，他们跟他也开了个玩笑，只是他忍住了。你听一下我对这事的看法：安德烈耶夫活着的时候，他们不敢惹你，因为维克多有对付他们的武器。他知道怎么跟他们说话，否则，他们就不会付给他钱了，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有污点，或者是对他心存感激。你知道吗？安德烈耶夫以前在克格勃和俄安全委员会工作过。”
“不知道。”我不知所措地答道。
我确实对此一无所知。真想不到！维卡是从哪儿得知这事的？
“工作过。对那些商人和企业家们，他都有法子整制。他们都怕他，因此他们付钱给他，不敢吭气。可现在他死了，他们就想把自己的钱要回去。要么就把你从这个世界中铲除出去，毁你的前程和生命。萨沙，我怀疑，这篇文章是有人预订的，这只是报复你的行动的开始。你还记得吗？上面写道：‘节目死去了，我以后再也不会在这个固定的时间打开电视，费心劳神，也不会再有一个有自尊的人去参加这个‘狂欢晚会’，即使有谁参加了，那么这个人也不值得关注和尊敬，因为所有的一切都已经被收实了。’这仅仅是个开始，明天还会有另一篇文章，言辞将更激烈，后天——又是一篇。我知道他们这种把戏，每一篇都比上一篇更粗鲁、更残酷，因为这很符合大众心理。第一个打击可能是很轻微的，甚至是不易察觉的，可如果你轻易放过它，只是沉默地让步，不予以回击的话，那么一连串的打击就会接踵而至，所有参与的人都会遭到屠杀，因为人们都有一种‘置人于死地’的禽兽本能。以后就没有人会记得，这个人究竟错在哪里，也不去管他的错是大是小，所有的人都只回味着攻击别人给自己带来的快乐，欣赏着别人痛苦和屈辱的表情。拿起装订好的报纸，深切关注任何一件丑闻的发展过程，你自己也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你说得对，托米林娜确实跟此事无关。不过你应该为这件事连累到无辜的人而感到惭愧。”
“我不觉得惭愧，”我冷冷地说，“我看，这件事我们已经谈清楚了。你还想怎样？让我给托米林娜打电话，向她道歉？我可没她的电话号码。”
“那你怎么跟她联系的？”
“通过多罗甘。是他把她推荐给我的，也是他把她领进演播室的。你还想让我怎么样？”
“我希望你不要小看这次打击，趁现在还为时未晚。你总该做点什么，萨沙，我求你了！”她的眼中满是泪，嘴唇开始颤抖。
“我不想有人折磨你，毁你的生活。说句良心话，这都是你自作自受，可我爱你，不希望有丑闻发生，破坏你电视记者的形象。你是个有本事的人，一个有才能的记者，如果这一切都被毁了的话，将是很不公平的。”
我极力忍住没有对她说出我对这件事的看法。什么她爱我，我是个有本事的人，她准备原谅我挣脏钱的把戏；什么她关心我的前途，不顾我又找了别的女人，现在正准备做父亲（说得像真的一样，哈哈哈……）。可我怎么清楚地记得，我的妻子想杀我，假使我告诉她我知道这事的话，那我就完了。我能活到现在，就是因为我及时找到了让步的机会，给她支配所有财产的权利，并作出一副要建一个新家的样子。只要她一知道，这一切都是骗局，我知道她雇佣杀手的事，她无论如何也会把我干掉的。有什么理由要把一个随时都有可能爆炸的水雷留在身边呢？所以我应该装出对她雇人杀我，她有情人都一无所知。就像一头非洲象一样，对维卡歇斯底里地说她爱我充耳不闻。当然，她是对的，即使不全对，至少大部分是对，我也从未怀疑过，维佳死于那些为节目付钱的人之手，是某个人的妄自尊大的情绪在作怪。也可能还有别的原因，但是往维佳车里放炸弹的正是那些赞助商，对这一点我是确信无疑的。而且海伊娜的文章也是针对我的，可怜的大肚子女人托米林娜碰巧做了替死鬼。后来事情的发展确实与刚才我前妻对我生动描绘的一样。所有的一切都是对的。只不过这再也不会令我紧张了。我又不打算再留在电视圈。因此随他们怎么糟蹋我的名誉，就算把它撕碎扔在地下、把它坐在屁股底下也与我毫不相干。我将在卢托夫的中心工作，主持完全不同的节目，不仅让俄罗斯电视台，还要让世界上所有的电视台都争相购买我们的节目。
“顺便问一下，你究竟想让我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我带着嘲讽的语气问，与此同时又把身子挺直，水平躺在沙发上，“况且你又是怎么知道根本没有海伊娜这个人呢？”
“我了解过。你可能不记得了，当年咱们在新闻系学习的时候，报界的人我认识得不比你少。这家报纸的编辑部里没有姓海伊娜的记者。再说了，这又不是什么易于出名的笔名。是，记者经常在写不同题材的文章时用不同的笔名，但是原则上来说，谁也不对别人隐瞒自己的笔名，这都是公开的秘密。可谁也不知道这是谁的笔名，也许有人知道，但不肯说。这就足以说明，这事不怎么干净。”
我无法不同意她的观点。记者们都爱吹嘘自己敢对某某人进行攻击，尤其在写丑闻时，更是不会隐瞒自己的作者身份，相反，还将其作为资本时时向别人夸耀：你看，我多勇敢，多无畏，我多有原则！可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作者隐瞒自己的名字，那就总让人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再说这又是付了极高的稿酬的。
维卡不愿站在我面前做出一副无辜受屈的样子，在我旁边坐了下来，双手抱膝，深深地叹了口气。透过她的丝质衬衫我看见她胸罩的肩带从肩上掉了下来，这让我对这个背叛我去找一个土里土气的美男子的女人更生厌恶。我几乎不能忍受她的存在，尤其是离我这么近，我往旁边挪了挪。
“维卡，我想睡了。我以后不想再谈什么文章的事了。你既然现在明白了这一点，以后就别再来烦我。”
她久久地站在那里，一声不吭地凝视着我。她的眼神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我们争吵而错在我时的情景。每当这种时候，她就用这种蕴涵着无声指责的眼神看着我，而脸上的表情却是无限的温柔与同情。因为她知道，我虽然知道自己错了，但却怎么也鼓不起勇气向她承认这一点。以前我一直对她的这种同情心存感激，因为她并不打算从我这儿听到忏悔的话语。她明白，我既然什么都知道了，就不必再多说什么了，我不会去请求她的原谅的。但是现在我不需要她的这种同情。她又找了个心上人，她想杀了我，好独吞家产，我已经将维卡从心中割去了，就如同割掉一块发霉的香肠，尽管很疼，但我必须这么做。
估计从我这儿再等不到什么了，她站起身来，回卧室去了。
接替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处理她未办完的案子的警官并未对她放在保险柜里的未经归类的记录表示异议。对证人的审讯记录和没收钥匙一事都写在了最后一页上，塔姬雅娜把它作为“附页”放在记录里。当然，这都是伪造的，但这完全没什么错。
“好的，给我吧。”他把手伸向塔姬雅娜，却并没看着她，因为他当时正在打电话。
她耐心地听着他向同事解释，什么时候专家将对一百元假美钞案作出最后的鉴定结论。跟这样的接班人谈话塔姬雅娜觉得很轻松。他这个人总的来说，很简单，跟任何人都能很快以“你”相称，他那长着浓眉的圆脸使人觉得非常质朴、亲切，同时也就不会对他的不拘礼节而感到有什么不高兴了。
“万尼亚，如果我继续办我原来的那件案了，你不会介意吧？”塔姬雅娜小心翼翼地问他。
她想，如果换作她，肯定会不同意。一件案子不能由两个人来办，否则就没有办法收尾。不过伊万并没反对，总而言之，他没有提出别的看法，只是笑了笑，使了个眼色，表示同意。
“那就去做吧！我想问你一句，奥布拉茨佐娃，干吗不在家待着？觉得没意思吗？”
“是没意思，没事可做。不过也习惯了。你知道，事没办完就像身上痒痒似的，心里总平静不下来。脑子里突然就会冒出一些想法来。”
“关于所有的事？”
“不，就是帕施科娃被杀一案。”
“噢，女魔法师……”他拖长声音说，“是，确实让人头疼。想必是她给谁没占卜对，别人找她算账来了。我们现在得找到这个复仇者。”
“我把事发现场找到的笔记拿回去行吗？”
“什么笔记？”伊万问，看样子，他已将塔姬雅娜给他转交工作时所说的话忘得一干二尽了。
“就是帕施科娃在接待自己的顾客时做的笔记。大概是每个人的既往病史之类的东西。”
“噢，是这么回事，当然得拿。”
伊万从保险柜里取出一个装有材料的信封递给了她。
“加油干吧！勤劳的女警官！什么时候新书问世？”
“还不知道，”她摇摇头，“还没写完呢！”
“剩得多吗？”
“将近一半。”
“那你还在这儿犯什么傻？好好写你的书，别再研究什么尸体了！我老婆等你的新书头发都等白了。她总说，‘你去问问，托米琳娜的新书什么时候问世？’”
“她也读我的书？”
“那还用说！只要一买回你的新小说，就什么家务也不做了，根本不管孩子和丈夫还饿着，地还没擦，什么都不顾了。听说你要到我们这儿来上班时，我就想说说你，据说，这样会影响夫妻生活。”
“那你怎么没说？”塔姬雅娜笑了起来。
“这不是说了吗？不过总的来说，塔年卡，你还是好样的！可是我想知道，你干吗这么倔？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写你的书。这样你也舒服，也称大家的意。”
“我也不知道，万尼亚。这么多年穿警服，脱下来不容易。太可怕了！”
“你还怕什么？你丈夫挣那么多钱。”
“胡说，万尼亚。钱是有一些，但也说不上多。都花在搬家和装修上了。”
走到街上，她本想打的回家，可后来又改变了主意朝地铁走去。没必要浪费钱，新书还没写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写完，再说家庭开支也不能没有计划。归根结底，她还不是很累。
倒车坐上回家的支线车，下车后走进长长的地下通道，像往常一样，她又看见了一大群要饭的和乞求施舍的残疾人。塔姬雅娜从不给这些要饭的人施舍，倒不是她贪婪，而是出于一种害怕被骗的本能。她太清楚这些要饭的人事实上是受什么组织指使的了。那个站在那儿做出一副悲痛表情的女人，手里还举着个牌子，上面写着，她没钱埋葬自己的女儿，培姬雅娜在两个月内至少在四个车站见过她。怎么，两个月尸体还没从太平间里拉出来？简直让人难以置信。
又是那个坐在地下、周围一圈脏乎乎的孩子围着的要饭婆向塔姬雅娜伸出了手。塔姬雅娜悄悄地从她身边走过，可就在此时，从她身后传来尖利的声音：“多不要脸呀！挣那么多的钱，却舍不得给要饭的孩子一戈比！大伙都来看啊，看这个女作家，拿着丰厚的报酬，吃得肥头大耳，眼睛都吃肿了，却连一点点钱也不给这些可怜的孩子！真不知羞耻！”
塔姬雅娜奇怪地转过身，看见一个五十岁左右的老大妈，瘦骨嶙峋，满脸皱纹，眼放怒光。那老太婆正对着塔姬雅娜指指戳戳，试图引起匆匆而过的行人的注意。过往行人纷纷驻足观看。
“还看什么？”老太婆仍不住地叫骂，同时朝塔姬雅娜身边贴近，“如果你还有良心的话就快把钱包拿出来掏钱。五万块美金拿到了手，给这些饥饿的孩子几戈比，还有什么心疼的？唉，真是个不知羞耻的母牛！”
越来越多的人围在了他们的身边，塔姬雅娜甚至听见耳边有人在小声说：“你看，托米林娜，就是那个写侦探小说的。没错，就是她，我们班上的人都读她的书，每本书上都有她的照片。真想不到，她挣这么多钱！”
空气中明显弥漫着一股散播丑闻的气氛。
“同志们，快去叫救护车！”她大声而又清楚地喊，“这个女人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她的大脑现在正在产生幻觉。千万别让她上站台，否则她会掉到火车下面去的。”
说完她转过身接着朝前走。心脏在剧烈地跳动，呼吸几乎停止，她只想坐下来歇一会儿，可她不能这样做，只好沿着长长的通道接着朝前走去，竭尽全力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太让人烦心了。你想想看，在公共场合被一个疯子认出，对着自己大喊大叫，一般人怎么能受得了？还胡说什么能挣五万美元，除了卖彼得堡的房子的时候，塔姬雅娜大概生下来手里就没拿过这么多钱。
她很快缓过劲，平静下来。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吗？没有，根本没有。当然，当众被人侮辱，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骂成是膘肥体壮不知羞耻的母牛，的确是让人心里很不痛快，不过这一切尚能忍受。
心脏又开始疼起来，从地铁到家这段路塔姬雅娜不得不叫了辆车，她不敢冒险，一进屋，她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奇怪，怎么没听见伊拉奇卡欢快的声音，也没闻到惯有的饭香？转念一想，才记起伊拉一整天都跟她的男朋友在一起。服下了瓦洛科金药，她和衣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想稍稍睡一会，可却没有丝毫睡意。大约二十几分钟后，塔姬雅娜站起身，裹上方格毛毯，把带回来的女魔法师的笔记摊开在桌上。她也没什么确定的目标，只是在她的意识深处总在涌动着一个念头：材料——钥匙。这种想法是在塔姬雅娜从帕施科娃家到卢比扬卡地铁站时产生的，从那一刻起就没有让她平静过。
7点钟左右，斯塔索夫打电话来说，可能会晚些回来。“没有我，一个人吃饭，小丫头。我去莉丽娅那儿一趟，让她再别为一些傻事哭。”
“当然应该去，”塔姬雅娜表示赞成，“我等你吃饭。”
“千万别！你应该严格遵守作息制度。告诉伊拉，说我说的，严格按作息表开饭。”
“今天你休想得逞了，独裁者，”她笑着说，“伊拉不在，没人听你的命令。”
“怎么会不在呢？上哪儿去了？”
“去约会。”
“是跟她那个新男友吗？”
“正是他。快去吧！斯塔索夫，别担心我。”
于是她得以一个人度过这个漫长孤独的夜晚，这种情况很久没有过了。在彼得堡的时候，伊林娜经常有一些罗曼史，晚上要不去赴约，要不就到女朋友那儿玩。可自从搬到莫斯科以来，伊拉晚上通常都呆在家里。即使她不在，斯塔索夫也在。
既然这样，那今天就不开伙了，斯塔索夫肯定在玛格丽特那儿吃饭，伊拉也一定和她的男朋友在外面吃。塔姬雅娜打开冰箱，按女亲戚早上吩咐的，拿出小煎饼和酸凝乳，还有一罐酸奶油，她把牛奶烧开，切了一大块松软的波罗金面包，伊拉还吩咐要吃白菜沙拉，不过塔姬雅娜决定不去管它。白菜留到明天再吃。
吃完晚饭，她又开始研究帕施科娃的笔记。一页一页地读、漫无目的，希望某个词或句子能一下子映入眼帘。因为她脑中决不会无缘无故地产生“材料——钥匙”的想法。一定是脑中储存的某个信息在发出信号。
窗外天色暗了下来，塔姬雅娜终于找到了她想找的东西。帕施科娃笔记中有一个人的记录，大概是个艺术家，或是雕塑家，他希望摆脱掉纠缠他不休的断臂形象的阴影。“他抱怨说，在他的眼里，缺少这个形象的作品是不完全的，可所有的评论家都一致认为，这是多余的，是重复。P本人也知道，是在重复，可若不能实现他的构想，他认为无法体会到创作的喜悦。第一次会面——普通的相识，追述了三年前的事。没有结果。第二次——则大约是十至十二年前。这次似乎做了一些尝试，可被P否定了。第三次——再一次被否定。一时还弄不清，为什么进行不下去。”
“P”在帕施科娃笔记里指的是拉法埃尔——这是她把它作为与崇高的力量接触的神秘顾客的名字，也正是这个名字，她把它写在了那一页的最上面。
费力地从软绵绵的沙发上起来，塔姬雅挪用一只手扶住就要掉下去的毯子，走到书柜前。这里有一些艺术书籍和夹有复制艺术作品的画册。她清楚地记得，曾经在这些画册中见过有断臂的图画。果然，让她给找着了。现在塔姬雅娜明白他为什么诉苦了。的确，在他所有的画里不是断树枝，就是毫无生命力的向上伸展的手臂，再不就是断了杆的花。虽然都是体现在不明显之处，但每幅都有这个“臭名昭著”的形象。
就是说，是弗罗洛夫，俄罗斯人民艺术家，一个大名鼎鼎的人。他怎么会去找一个毫无名气的魔法师呢？这似乎不大合常理。虽然说从事创作的人都是些不同寻常的、居无定所的人，他们的行为往往出乎人的意料。也的确有些时髦的艺术家和诗人，钱挣得很多，可从不穿卡尔金西服，偏偏穿着磨破的牛仔裤和烂了袖口的高领衫。这倒不是因为小气，而是这样他们“自我感觉良好”。
她看了看表，已是深夜11点钟了。算了，不能让弗罗洛夫把自己折腾到第二天。把桌上堆得乱七八糟的笔记收好，塔姬雅娜拿出一个厚厚的纸袋，里面装的是没写完的手稿。应该整理整理思绪，写小说了。可她竟然不记得开头写的什么了。只好再从头看一遍，好接着写下去。
斯塔索夫将近半夜才回来，与往常不同，今天他沉默寡言，一声不吭。
“莉丽娅怎么样？”塔姬雅娜问，看着他脱下西服挂在柜子里。
“没什么。”
“不再哭了？”
“还在哭。塔尼娅，我有事跟你谈。”
“出了什么事了？”她笑着说，“我们不正在谈吗？你想告诉我什么不好的消息吗？”
“其实也没什么。你听我说，莉丽娅求我六月和她一起去海边。我试图给她解释，说我不想把你一个人留下来，你现在身体不是很好，就要临产，可她只坚信一点：你不再爱我了！你现在只爱塔尼娅阿姨肚里的那个孩子。你不知道，她哭得我心都要裂了。”
“那就去呗。我不会有什么事的，七月底八月初才生呢！你可以和莉丽娅痛痛快快地玩一个半月。斯塔索夫，别没事给自己找不痛快。”
“这还不是全部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
“莉塔也和我们一起去。”
“这是谁想出来的？”塔姬雅娜顿时提起神来。
“是莉丽娅想这样的。她不停地求我们和她一起去。”
“多好啊！新妇正待产，而老公却和前妻一起去度假。斯塔索夫，你提这个问题自己都不觉得很奇怪吗？如果你是和莉丽娅一起去，我认为理所应当，因为她是你的女儿，可你要和玛格丽特一起度过这段时光的话，我可不敢说：我会为此而感到高兴。”
塔姬雅娜一转身走出了房间，把弗拉季米尔一个人晾在那儿。片刻后，斯塔索夫穿着睡衣赶紧出去找她。
“塔年卡，你要理解我，别生气，亲爱的。”
“我不生气，”她平静地回答他，“莉丽娅是你的女儿，为了她心里舒服，可以作出任何牺牲。去吧，去海边好好玩玩。伊拉会照顾我的。”
“不，你别这么说。我明明看见你在发火。塔尼娅！”
她紧紧地依偎着他，把脸埋在他的肩头，温柔地吻着他，一只手抚摸着他的后脑勺。
“好了，斯塔索夫，问题已经解决了。你和莉丽娅去海边，至于玛格丽特和不和你们一起去，这没什么意义。怎么说，她也是莉丽娅的母亲，而不仅仅是你的前妻。”
“你说，你不生气了。”他坚持要求。
“我不生气了。把这事抛在脑后，去睡觉！”
“你呢？”
“我等伊拉回来。反正她不回来，我也睡不着。”
“我先睡，你不会生气吧？我实在是累得筋疲力尽了。”
“那就快睡吧！还想吃点什么吗？”
“不了，我在丽特卡那儿吃过了。我整晚上都在她那儿。”
斯塔索夫去卧室睡觉了，塔姬雅娜接着坐在客厅里读她的手稿。当锁孔里传出小心翼翼的钥匙声时，她已经读完一半了。伊拉回来了。她神采奕奕，双手都快要拿不住那一大束花了，她每次必定带回来一束花，只是这次的格外艳丽，格外讲究。
“塔尼娅，你还没睡？”她瞅了一眼客厅，尽力压低声音问。
“没呢。”她用同样的低声回答。
“玩得怎么样？”
“塔尼娅，我要结婚了。”伊拉一口气说了出来。
塔姬雅娜迅速地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仍旧用一只手扶住毯子，牵着女亲戚的手，把她拉进厨房。
“好了，”她一边小声说，一边把对着卧室的门关得严严实实，害怕吵醒丈夫，“现在简明扼要地说说究竟是怎么回事。”
伊拉把花扔到餐桌上，连腿蜷进软绵绵的转椅里。“他向我求婚。我接受了。”
“太好了，”塔姬雅娜微笑着说，“我们是不是该对他有所了解？他是干什么的？”
“是一个银行经理，”伊琳娜说着，掩饰不住幸福的微笑，“你能想象得出吗？我需要忍受同一百二十五个已婚和未婚傻瓜的失败的恋爱，我需要流完如滔滔江水般的泪水，咬坏成千上万个枕头，才能找到这样一个白马王子。他是那样的聪明，帅气，富有，而且是离过婚的。噢，天哪！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事发生在我身上。塔妞莎，你替我高兴吗？”
“当然，亲爱的。如果一切都如你所说的那样，那么这是你应得的。还记得吗？你当时是多么不情愿搬到莫斯科来？要是我当初听你的，你会有这么好的运气吗？婚事定在什么时候？”
“嗯，暂时还没定，不过，估计很快吧，我们打算先出去到哪儿玩玩，到国外去，去大洋边上看看。他建议去美国，去迈阿密。他说，那里有很多超豪华的疗养胜地。我不在你不会想我吧？”
“这就要看你什么时候打算在大洋里游泳了。”
“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我们想七月初走。他说，签证和机票都没问题，这趟旅行价格非常昂贵，申请的人不会很多。他自己有五年的长期签证，到时候他美国的朋友会给我寄一份邀请函，我就以他朋友的未婚妻的身份出去，噢！塔尼娅，真会有这样的好事？”
“有，这不是吗？我太为你高兴了。干吗把花扔桌上？快插水里去，要不，这么漂亮的花蔫了多可惜！”
伊拉奇卡带着满脸幸福的微笑伺候她的花，而塔姬雅娜却忧郁地想，很快就只剩下她一个人了。斯塔索夫要和莉丽娅和玛格丽特一起去海边，伊拉要奔向大西洋岸边，只有她孤零零一个人留下来，没有人需要她，还得时刻担惊受怕，怕失去还在肚子里的孩子。形单影只地呆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没有亲人，没有朋友，甚至连工作都没有。不过，话说回来，这样也好，她可以安心写作，早点把那本让人费心劳神的书写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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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班，娜斯佳·卡敏斯卡娅就感到很意外。电话铃响时，她正在戈尔杰耶夫的办公室里。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拿起听筒，然后迅速朝娜斯佳瞟了一眼。“对，她在，”他对电话那头的人说，“谁？乌兰诺娃？好的，我问问她。”他用手掌虚掩听筒，转过身问：“你在等乌兰诺娃吗？”
“没有啊，”娜斯佳诧异地回答，“哪个乌兰诺娃？”
“维克多利亚·乌兰诺娃。认识这个人吗？”
“这大概是乌兰诺夫的妻子，”她猜，“怎么，她来了吗？”
“嗯，现在在守卫那儿，她请求见你。”
“让他们放她进来，我下去找她。”
娜斯佳朝楼下走去，边走边寻思：亚历山大·乌兰诺夫的妻子来干什么。她们仅仅见过一面，是在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刚刚被杀之后，当时对所有《素面朝天》的工作人员和与他们来往密切的人进行了调查。当时娜斯佳觉得维克多利亚是一个平静、稳重的女人，她不那么咄咄逼人，也很难作出什么坚决的行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她来到彼得罗夫卡呢？
看见维克多利亚·乌兰诺娃，娜斯佳一下子愣住了。在她面前站着的完全是另一个人：显然经过刻意修饰，头发是染过的，脸上精心化过妆，身着昂贵的连衣裙，外面套一件雅致的西服，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的妻子给人的印象是魅力十足。面部表情很生硬，甚至有些冷酷，眼睛发出冷冷的光，嘴唇紧闭。
娜斯佳把她领进自己办公室，帮她脱去外衣。
“您怎么了？”她问，“你样子变化很大。”
“我想跟您商量一下，究竟该怎么办，”乌兰诺娃说，“亚力山大不能正确认识形势，所以我想自己处理，即使他本人对自己的前程和生命无所谓，我也不能对此漠然视之，虽然我们已经离婚了。”
“怎么会离婚呢？”娜斯佳提了个愚蠢的问题，她知道，现在在她眼里，别的都不重要，最主要的是——不能放过这个线索，因为她什么都不知道。早在塔姬雅娜告诉她乌兰诺夫和女公民卢托娃之间的关系时，娜斯佳就有找乌兰诺夫的妻子谈一谈的打算，只是一直都没顾上。
“和所有离婚的人一样，”乌兰诺娃耸耸肩，“您知道节目经理和奥克桑娜·邦达连科死亡的原因吗？”
“让我猜猜。”娜斯佳小心翼翼地说，尽量把乌兰诺夫夫妇离婚和电视节目工作者的死联系在一起。
“维佳·安德烈耶夫向赞助商勒索钱财，用于播放电视节目。亚力山大也参与了此事。我指的不是参与勒索，而是他从中得到了好处。他知道他们的节目靠什么生存，而且这令他非常满意。我相信，赞助商决定跟他们算账。先杀了维佳和奥克桑娜，然后开始诽谤萨沙。报纸上已经出现了一篇可怕的文章。这不，我给您拿来了。”
她递给娜斯佳的那份日报，正是娜斯佳看见过，而且是和满面泪痕的伊拉奇卡在大门边上一起读的。
“是的，我知道这篇文章，”她点点头，“只是，老实说，我觉得，这篇文章首先是针对女作家托米林娜的，而您的丈夫说不定正巧碰上了。”
“根本不是这样的，”维克多利亚强烈反对，“正好相反。这打击是冲着萨沙来的，女作家才是顺便捎带。萨沙不想去弄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引起的。他正陶醉在自己的新生活里，什么也不愿意去考虑，连明天会怎样都不管。可我很清楚，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什么？”娜斯佳非常感兴趣。
“还会再有一篇文章，接着又是一篇，之后他就要被卷进丑闻当中，至死也洗不清。电视记者的工作也就到头了。可他除了这个外什么也不会，也不想会，因为他就是为这个工作而生的。如果把他的工作剥夺了，那么他整个人也就完了，您明白吗？”
“等等，维克多利亚·安德列耶夫娜，别说那么快。我还没搞清楚你们家的变故。我可以冒昧地问一句，你们为什么离婚吗？”
乌兰诺娃不做声，眼睛望着窗外。显然，这个问题令她很不愉快，但是从她那憔悴而又迷人的脸上显露出的决心有力地说明，她准备走到底，准备回答任何她根本不想回答的问题。
“他有了别的女人，而且已经怀了他的孩子。”她最终挤出一句话。
“可是，一个月前我跟你们谈话时，你们并没提到离婚呀。”娜斯佳说。
“这事很突然。萨沙一直瞒着我，我们已经办了离婚手续。”
“不可能，离婚手续又不是两个小时能办好的事。”
“我们确实办好了，”维克多利亚悒郁地冷笑一声，“萨沙有门路。阿娜斯塔霞·巴芙罗夫娜，我不是到您这儿来诉苦的。我需要帮助。”
“具体什么帮助？”
“帮我查一下，是什么人指使写这篇文章的。”
“您觉得，它是受人指使写的？”
“我敢确信。”
“那您可以问一下海伊娜记者，是谁付钱让她写的。再简单不过了。”
“我试过，”乌兰诺娃很奇怪地笑了笑，“可问题在于，这家报纸根本没有这么个记者。这篇高价征订的文章作者是用笔名写的。所以我确信，这是针对萨沙的行动的开始。”
“维克多利亚·安德列耶夫娜，说句实话，您犯得着这么担心吗？亚力山大已经不是你的丈夫了，他有了别的女人，而且很快就要生孩子了，您干吗对他的事业前程这么操心？”
“我爱他。不管怎么样我都爱他，我不能对此无动于衷。我想帮他。”
“怎么帮？”
“我想查出，是谁让写这篇文章的。”
“然后呢？维克多利亚·安德列耶夫娜，您还打算去找那个人，一枪杀了他吗？”
乌兰诺娃两眼直直地盯着她，表情平静而又专注。
“当然不会。不过我想知道，这个人是谁。至于怎么制止这桩丑闻，我会想出办法的。”
“恐吓？”娜斯佳问。
“为什么要恐吓？”乌兰诺娃又是一声冷笑，“这太愚蠢。等我知道这个人是谁以后，我就要去找他，给他提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
“什么建议？”
“我还给他所有他为节目付的钱。如果数目不是太大的话，我想我可以一次付清。他们之所以要复仇，是因为他们已经被抢空了，我赔偿他们损失不就完了。”
“等等，等等，”娜斯佳着急地挠着头说，“我什么也没听懂。从他们那儿拿了多少钱？”
“每个人都不一样，从五千到两万美元不等。”
“每个人？”
“没有，那还了得。他们也是有选择地拿，大概是每五六个人中有一个拿的。其余的都是无偿劳动。”
“我看没什么意义，”娜斯佳直率地反驳她，“这又不是说孩子被绑架了，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他从勒索者手里夺回来。现在是说电视节目，如果不是没它不行，那干吗要付钱呢？可如果确确实实是必须的，那为什么掏了钱又要要回来？又没有人强迫他们给钱。如果他们要报复勒索他们的人的话，单单弥补损失是不会令他们满意的，我向您保证。”
“我也向您保证，会的，”乌兰诺娃冷冷地回答，“形势每天都在变。如果一个人付了钱，他就会想，也许还有第二个，第三个人也忖了，他们就会碰头，商量这事，最后统一意见。如果一个人想，只拿了他一个人的钱，他就会与之妥协，一旦他发现，他仅仅是预谋好的一系列行动中的一个的话，他就会心生憎恨，想要报复，如果成了，钱就能要回来了。再说他又不是一个人，他们的队伍日益壮大，为什么不试试呢？”
也许，娜斯佳想，她说的确实有她的道理。再说，她的话也不乏逻辑性。
“您打算把所有的钱都还给他们？”她不相信地问。
“为了阻止对萨沙的迫害？是的，可能不能全还，不过我会尽全力还的。不行就把房子卖了。反正萨沙也不需要它了，他就要搬到他新妻子那儿去了。实在不行就卖掉首饰、车。我银行里还有些钱。如果一共不超过七八个人的话，我可以一次还清，要是再多，只好先还一部分，我希望跟他们达成协议。阿娜斯塔霞·巴芙罗夫娜，您给我提示一下，我该到哪儿找这些人去。我其实就为这来找您的。”
去哪儿找那些花钱登《告别素面，化妆万岁！》文章的人呢？当然，可以相信维克多利亚·乌兰诺娃的解释，这篇报道是有意针对那个节目，而非塔姬雅娜的，可不管怎么说……娜斯佳的脑子里萌生出一个可怕的念头，只是没有戈尔杰耶夫的批准，她还不敢说出来。
“跟我走，”她果断地说，“我去找个内行商量一下。”
两人一起来到科洛布克的办公室，娜斯佳让乌兰诺娃在过道里等着，自己走了进去。
“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您觉得派乌兰诺娃去‘格兰特’怎么样？”她提议，“我们应当弄清楚，究竟是事务所里谁把信息卖出去的。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互相包庇了。”
戈尔杰耶夫沉思起来。娜斯佳明白，是什么使他如此犯难。原则上，是不允许以个人身份参与案件调查的。虽然这种事也时有发生，不过最好用那些哪怕有一点点经验的、能随机应变的人，这当中最理想的当然是退役的侦查员，或是在别的警察机构工作过的人员。可这个迷人的、平平静静的女人，怎么看怎么不像跟警察沾边。虽然，就她的职业而言，她并不比有的警察逊色。
“这个乌兰诺娃是干什么的？”上校问。
“她是一个自由记者，应几家外国刊物的征稿撰写当代俄罗斯的妇女问题。据我所知，她采访过……”她列举了几个非常著名的歌唱家、时装模特和影星的名字。
“是的，”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拖长声音说，“这个人确实非同一般。对这类女人，想甩掉并不容易，不过要使她满意就更难。起码我就听说她曾经五次把一篇采访回来的文章给否定了，尽管是一字不差地从口述录音机里记录下来的，原因就是她不喜欢。材料最终还是没写出来。这个乌兰诺娃，有胆量，应该说是好样的。”
“您的意思是说……”娜斯佳小心谨慎地问，“可以推荐她去‘格兰特’了？”
“好吧，我同意，”他若有所思地说，“只是得补充一点，如果确如她说的那样，她要找的人正是组织谋害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的人的话，那么让她去找私人侦探——这不仅是给她增加危险，也是给咱们自己添乱。无论如何不能这么办。给她编造一个平和一些的、正大光明的理由。只不过不要与事实差距太大，否则感兴趣的人很快就会觉出其中有假。”
“可以说，她想收集一些用来诋毁海伊娜的证据，好报复她写的那篇败坏她丈夫名誉的文章。”她接着说。
“权且就这么说，”戈尔杰耶夫同意了，“得跟她说好要互相帮助。还应该编造一些有利于我们迅速确定信息走露一事的东西，要彻底查清事务所的情况。议员一案还悬着，我们一点都没动手。这儿又有这么多匿名信……鬼才知道该怎么办。你和科罗特科夫谈过了吗？”
“谈了，他没收到任何信。”
“格梅里亚也没收到。这么说来，只有列斯尼科夫对我们情有独钟。你这个小孩子，虽然很多地方不对，可是有一点是对，那就是——不喜欢政治。我也不再喜欢它了。尽是些肮脏的东西。还记得我们1989年采访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时的情景吗？整个参议会都不上班，早上10点以前都坐在电视机前，观看那些我们曾经将其视为俄罗斯灵魂的人们如何揭露共产主义的丑行。好像，你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对政治感兴趣的。”
“是的，”娜斯佳同意，“不过到1992年这些都过去了，人们的伤痛也愈合了。我要走了，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乌兰诺娃还在过道里等着我呢。”
“等一下！”上校突然强硬地说，“我知道，扎托齐尼找你谈过调走一事。”
“是的，”她惊慌失措地回答，“他跟你说了？”
“没有，是上天告诉我的。你对这事怎么想？”
“我也不知道。您怎么说，我就怎么想。”
“没有自己的意见？”
“暂时还没有。”
“照我说，就走吧。去伊万那儿工作，这对你有利。现在就要到困难时期了。斯塔先卡，高层领导人中随时都会发生大的更换，这就会引发市领导的逐渐更换，然后就会波及到我们。我反正是已经退休的人了，别忘了这一点。这段期间你最好是去伊万那儿避一避，静观其变。要是我们部还能像现在这样，那你就再回来，否则，你也没什么好干的了。”
“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
“好了，快去找你的乌兰诺娃去吧。走吧！我还要工作。”
他装模作样地一头扎进桌上的文件当中，弓着腰，似乎这会儿再没有什么比这些文件重要了。
早晨，给丈夫端上早饭，塔姬雅娜问：“斯塔索夫，你可以为你怀孕的妻子做点事吗？”
弗拉季斯拉夫奇怪地看着她，甚至连叉子都放下了，他正准备用它夹昨天剩下的颇能刺激食欲的粉红色的小煎饼，“我是你的，我的女王，”他最后终于说出一句话来，“请吩咐。”
“我需要找一个姓弗罗洛夫的人民画家。”
“干什么？你要预定在他那儿画半身像？”
“不是，我想问他几个问题。斯塔索夫，三天前，我还有人手可以调遣，可今天除了你和娜斯佳外，我再也找不到别人了。可娜斯佳，我昨天给她打电话，没打通，估计昨晚没在家睡。所以现在就只剩下你一个人了。”
“等等，我还没搞清楚是怎么回事，这是你已经转交给别人的那个案子吗？”
“正是。”
“现在经手这个案子的人是干什么吃的？让他去办好了。”
“斯塔索夫，你全忘了，”塔姬雅娜笑着说，“现在这个侦查员身上的任务很重，他暂时腾不出手来顾这个案子，再说这又不是新案子，没有人再会去理会它。而我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调查一直没什么力度，如果有这个可能的话，我想我应该做点什么。我跟那个调查员说过这事，正好他也不反对。那么，现在我能指望你的帮助了吗？”
“塔尼娅，你让我很难办，”斯塔索夫生气地回答，“一方面，你是我的爱妻，我不能拒绝你的任何要求；可另一方面，我坚决反对你不好好照顾自己怀孕的身体，偏要去工作。你给我好好坐在家里，写你的书。就当我拜托你了，好不好？”
“你说什么？”她又问了一遍，把眉毛翘得高高的，做了个鬼脸。
“拜——托！也可以理解为是我的命令。”
“你？你还越来越酷了你。你记不记得一个真理：一切疾病都是由神经引起的？”
“记得，怎么了？”
“所以说，出于为我的心神安宁着想，我就应该破了女魔法师伊涅萨这个案子。这样我就可以非常愉快地想，我终究还是把这件事做到底了，而且还是在怀孕晚期的情况下。你能送我这个节日吗？”
斯塔索夫生气地不做声，以太空速度拿起盘中的煎饼，一个接一个地朝嘴里塞，下巴不停地上下嚼动。
“斯塔索夫，我这儿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在这个案子没破之前，我是无法写书的，你知道，我的脑子不在这上面。可如果我把案子破了，我就可以把它写进去。反正我现在也进入了一个创作停滞期。我昨天又读了一遍以前写的东西，发现，情节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有一起犯罪，一个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犯罪，就像这起女魔法师凶杀案一样。园此这又可以成为我一个很好的动力。怎么样，说服你了吗？”
他推开了盘子，用纸巾擦了擦嘴。
“我们的伊拉，简直就是一块纯金，她今后的生活会非常顺利的。她昨天很晚才回来吧？”
“很晚，你已经睡熟了。”
“她玩得怎么样？”
“棒极了！小伙子向她求婚了。他们打算六月份去迈阿密，去大洋里游泳。斯塔索夫，不要回避我的问题。是你帮我找弗罗洛夫画家呢，还是我去找娜斯佳？”
“不，你等一下。他们要出去？那你怎么办？”
“我留在这儿，有什么不合你意的吗？”
“可我也要走。那就剩下你一个人了。不行，这样不妥。”
“行，没什么不行的。我不会出什么事的，我又不是孩子。现在我第三遍问你，你到底帮不帮我找这个画家？我告诉你，我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我会坐在电话机旁给所有绘画和雕塑协会的成员打电话，总会让我找到的。只不过比你慢点罢了。”
斯塔索夫迅速喝完茶，看了看表，站起身来。
“你现在真是对我随意摆布，”他埋怨道，“我给你找这个弗罗洛夫。只是有一个条件。”
“没有任何条件。”塔姬雅娜强硬地说。
“不，你听我说，亲爱的。我找着这个人，亲自去跟他见面，这样你就哪儿也不用去了。说吧，我应该问他哪些问题。”
“我想知道，他在什么时候去找过哪一位心理分析医师。”
“行了，知道了，”斯塔索夫拖长声音说，“你不是在办魔法师凶杀案吗？怎么又扯出个心理分析医师来了？”
“她也是心理分析医师。只不过是挂着魔法师的名罢了，害怕把顾客吓跑了。”
“唔，是这样……行了，我的宝贝，这些我都会去做的。我不在，别想我噢！”
走到外厅，他取下外套，拿起公文包。塔姬雅娜习惯地把脸颊伸过去，等待亲吻，可这次斯塔索夫破例要吻她的嘴唇。
“塔妞莎，我，今天……可能……”
“当然，”她勉强地笑了笑，“你又要去莉丽娅那儿。”
“塔尼娅……”
“我又没反对，斯塔索夫，别总道歉。话说回来，你怎么不把她带到咱们这儿来呢？我还挺想她的，以前，她几乎天天在我们这儿。”
“她这段时间也很难。以前她不去想，自己要是有个小弟弟或小妹妹，她就不再是我们四个大人惟一宠爱的人了。可现在，她……这该怎么说呢？”
“别这么想，斯塔索夫，”她厉害地说，“别太顾惜我了。莉丽娅现在对我怀有敌对情绪是吗？”
“总的来说，是的……”
“那有什么办法，我早就应该预料到这一点的。这种情况下，更不能伤害她，更别说带她到这里来了。别忘了我的请求。”
丈夫走后，塔姬雅娜替他关上门，拐回厨房，开始洗碗，她甚至没发现，自己在流泪。
伊拉奇卡又去跟她的未婚夫约会去了，塔姬雅娜一个人静静地做着家务，这时丈夫来电话了。听出是他的声音，她想，他已经找到那位画家了，心里一阵欣喜，可等她搞清楚怎么回事，才知道是空欢喜一场。
“你听说《横财》这篇文章了吗？”斯塔索夫问。
“没有，只听说过奥斯特罗夫斯基的戏剧。”她给他开了个玩笑。
她觉得早上对他发脾气有些不对，现在想用轻松愉快的口气跟他说话，让他觉得她并没有生气。不过，她马上发现没有理由开玩笑。某个动作利索的记者收集了一大堆诽谤材料，都是有关俄罗斯作家稿酬问题的，据他说，这些证据都是真实可靠的。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在文章中被称为近期文学界最富有的女士之一，每本书拿到五万美金的稿费。
“胡说八道！”她非常奇怪，“这是从哪儿来的？”
“从一本书上。”
“这我知道，”她不耐烦地打断他，“这个传闻从哪传出来的？这些数字一点现实依据都没有。为什么是五万，而不是十万，二十万？”
“塔涅奇卡，这个问题你别问我。你是不是什么时候接受采访谈到过这个问题？”
“从来没有！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我和出版社签定的协议上规定，槁酬的多少是商业机密，谁泄露了，要追究谁的责任。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我拿的所有稿费都是上过税的。可出版社不希望一个作者知道他们付给另一个作者多少钱。我能理解他们。我自己也不想知道给别人多少，因为如果我知道别人比我拿得多的话，我就会感到痛苦，我会嫉妒他们。我就会想，我写得很差。或者说我很傻，别人可以轻易骗我。我干吗做这种头疼的事呢？”
“这就怪了，”斯塔索夫纳闷地说，“那这些流言是从哪儿传出来的呢？它总该有所依据呀，比如说，引用谁的话。”
“不一定，”她反对，“也有可能是自己编出来的。莫斯科有那么多家报纸有专人负责编造一些诸如噬人兽啦，被金雕养大的小女孩啦之类耸人听闻的消息。我自己就读过这类文章。画家你给我找着了吗？”
“塔尼娅，你别老想着这个。”弗拉季斯拉夫不无懊丧地说。
“那我应该想什么？”
“你应该想，过一阵就你一个人在家了。万一强盗看了报纸上的报道，知道你拿那么多钱，他们就会闯进家里，虐待你，折磨你，逼你说出把自己的几万美金藏哪儿了，你总不能跟他们解释说，写这篇文章的记者是个白痴。他们是不会相信你的，他们只相信记者。普希金就曾经指出过，俄罗斯人对铅字有一种病态的、盲目的信任。这才是你应该考虑的，而不是什么精神分裂的画家。”
“亲爱的，”她深吸了一口气说，“想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我又无法改变它，文章已经写出来，而且也登出来，成千上万的人都看过了。照你这么说，我连门也不能出了。因为强盗不一定非到家里来，他们在大街上，在地铁里，都有可能碰上我……”
她突然停了下来，地铁！是的，昨天那个老大妈，那个对她大喊大叫，侮辱谩骂的老大妈……她现在明白过来，她歇斯底里的叫骂里提到的毫无联系的五万美金是从哪儿得来的了。看来，也是信了“黄色报纸”上的鬼话。那么别人也会相信，像地铁里老大妈这样的人不知有多少个！
“不管怎么说，你得给我找着画家。”她请求他，然后又补充说，“拜托了，斯塔索夫，这对我很重要。”
她感到非常气愤，可又无可奈何。天哪！她这是招谁惹谁了？他们干吗总跟她过不去？什么在电视上表现极差了，什么发横财了，都来了。她的书碍着谁了？怎么会引起报界如此轩然大波？
她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干脆放弃文学算了。生她的孩子，然后过几个月去上班，像所有的侦查员那样活着。破案，写报告，填写判决书，审问犯罪嫌疑人，抚养孩子，做家务。既然这滑稽可笑的文学无法给她带来愉悦，她干吗还不肯放弃？斯塔索夫说得对，土匪随时都有可能窜进她家里来，到时候她拿什么给他们证明？这个记者不知道是脑子缺根弦还是根本就没脑子？他要写那些有超高收入的、身边围着保镖、从不一个人出门，也从不乘坐公交通车的著名政客，还可理解。可他干吗要在一个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女人背后使绊呢？为什么？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能保护自己，”就在刹那间她突然想出了办法，脸上不由露出微笑，“我能。而且我一定能做。最主要的是——能来得及。”
斯塔索夫第二次打来电话时，塔姬雅挪已经调节好了自己的心情，抛却所有令人烦心的思绪，她坐在电脑旁，继续她新书的下一章。
“你要的人我给你找到了，”丈夫欣喜地通知她，“不仅如此，我还去了他那儿一趟呢！”
“他说什么？”她急不可待地问。
“跟你说的有出入，侦查员女士。他没去找过你说的那个女魔法师，甚至连听都没听说，一点都不知道这么个人。我觉得，他没撒谎。”
“是的，”塔姬雅娜同意，“他去找过另一个专家。”
“你怎么知道？”斯塔索夫十分惊奇。
“我目前也不知道，只是这样猜测。他去找过戈托夫齐茨，对……”
“我说你呀，塔尼娅，”他扫兴地说，“本来想给你兜个圈子，吊吊你的胃口，全让你把气氛给破坏了。一点意思都没有。听我说，戈托夫齐茨，这个姓挺少见的。他不是前不久被杀的女议员的丈夫吗？”
“是她的丈夫。斯塔索夫，你这人也够没意思的了，说话说半截。谢谢你了，剩下的我亲自来。”
“你可是答应过我的，哪儿也不去的！”他严厉地提醒她。
“你这就不对了，我只是答应你不去找弗罗洛夫，我没去啊。好了，斯塔索夫，不耽误你工作了，忙你的去吧！”
“塔尼娅！我求你了，别一个人出门。看完这篇文章之后，我非常为你担心。”
“行了，别再说了。我总不能把自己锁在房子里。别紧张，我不会有事的。一切顺利！”
她迅速放下听筒，没给丈夫反驳的机会。因为她知道他要说什么，虽然她知道他是对的。
没等她从电话旁走开，铃声又响了起来。塔姬雅娜知道还是斯塔索夫，她干脆就不去接。铃声一声接一声，可她不去理会。关掉计算机，开始穿衣服。铃声一停，她就赶紧拨通了卡敏斯卡娅的电话。
“娜斯秋莎，我有急事需要马上见你。非常要紧。”
“可我现在脱不开身，”娜斯佳回答，“明天行吗？”
“不行。这件事的的确确非常要紧。我可以自己去彼得罗夫卡街。”
“要是不太困难的话，你就来吧，”娜斯佳同意了，“我就在这儿等你。”
这次塔姬雅娜不敢冒险，叫了辆私人出租，奇怪的是，这次他居然没问她多要钱。一小时后，她已经走进了彼得罗夫卡街38号楼里。娜斯佳坐在桌旁，桌上堆满了统计资料，她正在为戈尔杰耶夫准备这个月关于严重暴力犯罪情况的分析报告。办公室里满是烟，见塔姬雅娜进来，娜斯佳赶紧从座位上蹦起来，把窗户大敞开。
“不会冻坏吧？”她关切地询问，“必须通通风，烟味对你有害。”
“没关系，我已经习惯了，”塔姬雅娜笑了起来，“你最近跟戈尔杰耶夫见过面吗？”
“见过，”娜斯佳点点头，“正巧今天我们还要见面呢！他6点前等我。有什么交代吗？”
“确切说，是请求。你还记得，我给你说过的女魔法师伊涅萨被杀案吗？”
“当然记得。她的顾客中有一个叫卢托娃的，跟我的搭档乌兰诺夫来往密切。为这事我们还碰过头，交换过意见。我正想告诉你，乌兰诺夫并不是同卢托娃有染。他的情人现在正待产，可卢托娃，按你说的，并没有怀孕。”
“这样的话，所有的线索就串起来了。你的戈托夫齐茨和我的女魔法师过去曾是情人。”
“是，这你说过。”
“不过，正像一部电影里所说的，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我十分怀疑，他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伊涅萨死之前。”
“这又怎么了？”娜斯佳很纳闷，“情人，现在是司空见惯的事。这里面会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
“不对的地方多了。娜斯秋莎。戈托大齐茨对我说，英娜·帕施科娃有着超常的洞察力，她能一眼看透…个人心灵的痛楚之处。按他的话说，她是上帝派来的心理分析医师，她超人的才能不单单只是后天培养出来的。你想想看，我在伊涅萨的笔记里找到一个人的材料，可这个人从未去过她那里，而却多次拜访过戈托夫齐茨。这是怎么回事？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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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个戈托夫齐茨！”娜斯佳长长地吸了口气，极其诧异地看着塔姬雅娜，“也就是说，他经常去找她商量？”
“我想，是这样的。而且是经常去，因为他甚至有一把她家的钥匙。只是在某个时候钥匙被扔在了伊涅萨住的那栋楼旁。发挥你的想像力，你的眼前就会展现出一副非常有趣的画面。”
“说到想像力，那我可不行，”娜斯佳笑着说，“在这方面，你是我们中的专家。不过你所描述的这幅画面确实挺能勾起人的好奇心的。你认为，是他杀了她？”
“可以这样设想。只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他为什么要杀她？如果他需要找她商量自己顾客的问题的话，那么没了她他该怎么办？如果他不能被看做是一个优秀的专家，那么他的声望就会受到威胁，他就会失去大批的顾客。所以说，一定是有什么至关重要的原因使得他这样做。”
娜斯佳若有所思地摇了摇头，机械地抽出一支烟，突然想到，房间里坐着一位孕妇，赶紧把烟藏到桌子里，离视线远一点。
“也不一定。如果他确实杀了英娜，而且是一出楼门就把钥匙扔了，这就说明他当时处于一种神志不清醒的状态，要是他神志清醒的话，他就会找个远点的地方扔了它，像莫斯科河、亚乌祖河之类的地方，或者干脆扔阴沟里。他做了一件一个人所能想到的最傻的事。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假如说在此之前几分钟内他杀了人，那极有可能是在内心极度紧张之下所为。典型的因情欲而杀。再说他们本来就是情人。你想让我跟戈托夫齐茨提及此事吗？”
“是的。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样才好……我倒想亲自同他谈一谈。不过，还不至于我们两个人一起跟他谈。你对今天的见面有什么打算？”
“我也没什么计划，”娜斯佳懊丧地摆了摆手，“当务之急是我必须完成一项任务，可我不知该怎么办。简单说就是：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妻子雇用私人侦探监视自己的丈夫。问题在于，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有可能是，他的行为引起了她的怀疑，让她觉得他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总而言之，有这么回事，因为一个与戈托夫齐茨有联系的人有一天无意中发现了这件事，而此人对这类事极其反感。于是他通过事务所在N份材料的名单中找到了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名字，然后就组织杀害了她。这还不算，之后应我的请求我的一个朋友前去调查，究竟是事务所的谁透露的信息，可不久就在我的眼前死去。他已经看见了那个拿机要秘密和别人讨价还价的人，但是为了不打草惊蛇，在没搞清楚他的名字之前，想先指给我看，可是没来得及。也就是说，事情并不算大，只是都绞在了一起。我需要找到它的根源所在。为什么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着急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值得她去雇私人侦探？原则上我是不负责议员被杀案的，不过戈尔杰耶夫让我查清这个小小的事实，可在他看来，这似乎是个大问题。为此我经常去找戈托夫齐茨，可我总作出处理不好自己的个人问题的样子，和他只谈论一些心理分析之类的问题，那令人反感的事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你已经观察戈托夫齐茨多久了？”塔姬雅娜问。
“一星期了。”
“对雇佣者都做了调查吗？”
“这是肯定的。都让我背下来了。我们当即就复印了所有的材料。拿回去后大伙当即就把上面提到的人的材料一一翻查了，结果什么也没发现，都是些普普通通的人，就跟你和我一样。有搞科学研究的，有医务人员，病人，还有出版社的主编，他们出版的一本书里有两章提到了戈托夫齐茨。应该说，他是个不善交际的人，平时连门都不大出，现在，我看是根本就不出去了。我们只有两条路：要么找戈托夫齐茨本人弄清真相，要么就是找到事务所那个人，问他把消息卖给谁了。”
“要不，我今天去找戈托大齐茨一趟？”
“你？你还在上班呀？你这会儿应该去休养才对。”娜斯佳感到很诧异。
“作告别演出嘛！”奥布拉兹佐娃打趣道，“让我试着跟他谈一谈，只不过我跟他只是谈我的女魔法师的事，因为他怎么也想不到你我会知道他妻子被杀以前的事，这样他谈起来就会更自由一些。当然，前提是，他确实有所隐瞒。”
这主意使娜斯佳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除此之外，她还必须去趟茹科夫斯基街。公公做了手术，昨晚她和阿列克赛在医院守到半夜。她和丈夫什么都谈，除了他们之间怎么产生矛盾这个问题外。不过她感觉到列沙已经不生气了。不管怎么说她现在都应该和他在一起，因为他正为父亲的事难过，不幸随时都会降临，不能让齐斯加科夫一个人留在那里。
下午6点整门响了起来。他习惯地惊了一下，不过很快就控制住了。六点钟，应该是她，刑侦处的卡敏斯卡娅，众多调查尤丽娅被杀案的侦查员中的一个。可是在门口却站着另一个人，一个在他看来一定是多产妇的肥胖的孕妇，这次又打算做妈妈了。他先是吃惊了一下，随即就平静下来。每当吹毛求疵、没完没了地问问题的格梅里亚或是俊小伙列斯尼科夫来时，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神经都绷得紧紧的，时刻担心他们会对他设什么圈套。女人怎么说都好办一些，再说又是这么个挺着大肚子的。
已经过去快一个半小时了，可他坐在她面前，也不知道她到底想问些什么。倒不是听不懂她说的话，词、句子都明白，可大脑就是排斥去理解她的意思。
“您有她的钥匙。我知道它过去在您这儿，现在它在哪儿？”
她这已是第三次还是第四次问他这个问题了，可他始终不能回答。
“好吧，我自己来回答。”女侦查员平静地说。此刻不知什么原因戈托夫齐茨突然之间想不起她叫什么名字来了。她上次和这次来都说过自己的名字，可他还是没能记住。
“在您最后一次从英娜·帕施科娃家出来后，您把它扔在了米亚斯尼茨卡亚大街上。我不问您为什么去找她，这一点我很清楚。您利用了她的免费劳动力，剥削她的才智，以便使自己在患者眼中是一个富有极强洞察力的高水平的专家。您带着什么去她那儿？是鲜花还是香槟？亦或是录有您同患者会面时谈话的口述录音机？她这些年一直深爱着您，并且一直都在向您证明，她也会点什么。可能，您在这一点上一直有所怀疑。总之，您让她明白，对她评价不高。于是她就竭力向您证明，您是错的。您是否还记得，曾几何时她专门跑到您那里给您看她的毕业论文？您应该也还记得，她是如何申请被派到您所在的医院，您所领导的科室去实习？若说你们之间仅仅是实习医生和科主任之间的再普通不过的、毫无新意的罗曼史的话，那整个是胡扯。你们两人在这之前很久就好了，英娜还怀过您的孩子，只是孩子最终没能生下来。您敢说您对此事一无所知？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我不要求您对我所说的做肯定或是否定的答复。我只是希望您能告诉我，你们最后一次会面时发生了什么事？您为什么要把钥匙扔了？”
说完，她沉默不语，一只手支着下巴，用她那深灰色的眼睛耐心而又专注地看着他。他一直默不作声。
“您不回答我的问题，我是不会走的。”她说。
他还是缄口不语。他回想起了当时笼罩着他的极度恐惧。那天，他习惯地用自己的钥匙打开英娜家的门，进去之后，就看见她躺在血泊中，显然是遭受毒打，面部表情痛苦不堪。他没杀她，没有。他从未对她动过手。他崇拜她，称赞她，如同称赞那些能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的人一般。
他没有杀害她。但是他置她于危难之中而不顾，尽管他当时完全可以叫医生来挽救她。他在沾满了血的躯体面前呆呆地站了一会儿，然后就扭头离开了，轻轻地关上门。一走出门，就把钥匙甩了。
“我没杀害她。”他终于挤出了几个字。
“我知道，”侦查员低声说，“没有人会杀害一只肚子里还有蛋的母鸡的。英娜是您的左膀右臂。事实上，她就是您。因为您这个心理分析医师水平是很低的，您所有在医治病人方面取得的成绩都是她的功劳。一般情况您尚可应付，稍微复杂一点的——您就得去找她求助。您是老老实实地说求她帮助呢？还是继续做出一副考验她的样子，把您同患者之间的谈话的笔记给她看？”
“我爱她。”他嗫嚅道，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
“这不是真的。”她从容地给他纠正，“是英娜爱您，而不是您爱她。她疯狂而又忠实地爱着您，您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她对此无能为力，尽管她在分析别人的问题时，可以做到游刃有余。有几十位妇女为无法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摆脱男人，希望能不依附于他们而来求助于英娜，她都一一给她们解决了。可轮到自己头上，就无计可施了。而您，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正是毫无羞耻地利用了这一点。您能告诉我，您妻子知道您同帕施科娃的关系吗？”
“不知道！”
他急速、大声而又自信地说出这句话，似乎单单这个想法就让他觉得受到了侮辱。
“您清楚地知道？”
“是的。尤丽娅永远也……不！您怎么会这么想？她不可能知道的。”
“可能，她对此产生过怀疑也说不定？您想一想，有没有说过什么……什么引起她警觉的话？或是，做过什么不太寻常的事？”
“没有。您为什么问起这个？难道尤丽娅给谁说过，她怀疑我的忠诚吗？”
“我认为，最让她恐惧的倒不是您对她不忠，而是对您能力的怀疑。她怀疑您并不是她应托付终生的人。您——只是一个非常一般的精神病医生或者说是心理分析家，而根本不是所有人眼里的专家，可他们却付给您很高的报酬。顺便问一问，英娜收到过您付给她的咨询费吗？还是无偿为您服务，任您剥削？”
“您怎么敢这样说话！”戈托夫齐茨一下提高了声音，可这声音在她平静的目光注视下又戛然而止了。“我求您不要这样说。不管您怎么想，我是爱英娜的。尽我所能地去爱她。”
他明白，现在到了该什么都告诉她的时候了。他不能再沉默下去了，不是因为他小心翼翼隐藏的秘密被人揭穿了，而是因为他实在受不了这种担惊受怕的生活了。那种终日令他惶惶不安，烧灼他内心的恐惧干扰着他的思维、呼吸和生活。他无法再忍受这种折磨了。他要把一切都说出来，希望能够对他有所帮助。
可他怎么也无法集中精力，不知怎么却直瞅着女侦查员身上穿的一件轻软的浅灰色外套。他无论如何也想不起这女人的名字，可她穿的这件外套很像他母亲曾经穿过的那件，仅凭这一点就足够了。他会告诉她一切的一切。正因为她，这个胖墩墩的、不慌不忙的、善良的女人，与恶毒的、好怀疑人的格梅里亚和彼得罗夫卡来的古怪丫头不一样，跟他们在一起总令他产生恐惧感……
一月底，英娜突然往他家打电话，这样的事在此之前从未发生过。她是一个很聪明的女人，知道往情人家里打电话是万万不能的。
“今天白天你来过我家吗？”她惊恐不安地问。
“没有啊，”戈托夫齐茨奇怪地答道，“我们并没有约好。”
“那就是说，是我自己忘记关门了，”英娜不无懊丧地说，“你想想，回到家，一进门，发现门没锁是多么可怕的事。我以为是你来了，在等我。可你并不在。算了，不好意思，打搅你了。”
可过了15分钟，她又打来电话，这次嗓音由于害怕一直在颤抖。
“鲍里亚，你是不是在逗我玩，今天你真的没来我这儿？”
他有点发火了。需要重复多少遍她才能相信？他只说了一句：“没有。”
“可你知道吗？我家里有人来过。奇怪的是，东西一样也没少。只是都不在原来的位置。”
“是不是你搞错了？”戈托夫齐茨提示她，“想一想，你有没有重新摆放它们？”
“没有，鲍里亚。我放记录患者笔记的那个壁橱被乱翻了一气。所有文件我都按我所能明白的顺序一一摆放整齐，我从来不打乱它们的顺序，否则过后我就无法迅速找到我需要的东西。我不可能搞错的。”
戈托夫齐茨说了一些无关痛痒的安慰话，他绝对相信是英娜自己把文件翻乱的。说来也是，谁会破门而入却什么也不拿走呢？不会发生这种事的。连英娜自己过两天后也对她当时的恐惧感到可笑。说到门没锁，她说：“我那个锁呀，拿刀子都能捅开。可能是哪个刚出道的小偷看我的锁好开，结果打开门一看，没什么好拿的，就走了。”
不过后来她还是把门锁给换了，给了戈托夫齐茨一串钥匙。
那天，他来找英娜，像往常一样，用自己的钥匙打开了门。进去后，他面前是一副可怕的惨相。她还在呼吸，不但如此，人还有知觉。看见他，她痛苦地嚅动了几下嘴唇，试图说出什么。他俯身贴近她，同时尽力避免沾上血。没等听清她说什么，他就已经决定离开，并且不打算叫医生。无论发生此事的原因是什么，他都不能使自己牵连进去，也不能让人对他和这个女魔法师的关系产生怀疑。
“名字……”英娜使尽最后一丝力气吐出这个字。
“什么名字？”
“名字……文件上没有，上面是另一个……他们要名字……帮帮我……”
她再没说什么就昏过去了。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慌张地环顾了四周，确信自己没被牵连进去也役留下什么痕迹，就踮着脚走出门，小心翼翼地关上门。一声锁响，门在身后关上了，他没去推一推是不是锁紧了，而是飞快跑下楼，直冲到街上。他做了个深呼吸，尽量让自己看起来像一个普通的路人，就朝汽车走去。钥匙当即就被他扔了，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是机械地想摆脱一切与英娜有关的东西。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了，没有人来打搅他。他对自己深爱的助手再了解不过了，她深居简出，不与别人打交道，他只希望她别把他们之间的关系告诉别人。事实也是如此，因为并没有调查到他头上。他也就松了一口气。只是失去英娜让他不安。没有她他该怎么办？谁来帮他找到通往患者心灵的“钥匙”？没了英娜他简直一钱不值。那些他已经适应了的也适应了他的患者们很快就会离他而去。那都是一些体面的人物，优秀的代表们，其中包括政界要员，刑侦人员，俄罗斯新贵，还有艺术家们。只要有两三个人说，他们去戈托夫齐茨那儿已经三个月了，可什么结果也没有，那就一切都完了。他的声誉就会扫地，只能寄希望于再去找一个新的工作，就像一个女患者说的那样，她对他非常满意，还向内务部推荐戈托夫齐茨担任一个很重要的局长职务。那里也许不会否决他的候选资格，或许正在对他进行研究呢！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很清楚，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那么等待他的将是什么样的一种工作，他非常想得到这个工作。因为他即将掌握的信息会让他觉得自己是强有力的，既然英娜死了，他无法再控制人们的心灵了，那么能控制他们的意识也行。
突然……他家的门被撬。同样也是什么也没丢。也留下了被人乱翻过的痕迹。他顿时陷入极端恐惧之中。他再清楚不过地记得，他们对英娜就是这样开始的。他也看见了，这一切是如何结束的。他们想从她那儿了解一个名字。什么名字呢？
他不再平静了，所有的时间他都用来一遍一遍地翻看有关患者的笔记，试图搞清楚破门撬锁的贼要从他这儿找什么。哪个名字？他什么也想不出来，这更让他害怕。难道他能跟警察说，贼溜进家去不找什么值钱的东西，而是在一堆文件中翻找某个名字？不能。他们一定会问，他怎么会知道这一点的，这肯定会跟英娜的事联系在一起。他不能允许这样的事发生。于是他一声不吭，沉默地生活在一刻也未曾离开过他的恐惧之中。
不久，尤丽娅就被杀害了。他愈发惶惶不可终日了。
这就是所有事情的始末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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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完戈托夫齐茨的叙述，塔姬雅娜竟然丝毫不感到惊奇。跟她预料的差不多。经过这么多年的侦查工作，很难有什么事能令她惊奇了。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置即将死去的女人于不顾是因为怕牵连进丑闻之中，这会妨碍他的前程。这类情况她碰到过不下十几起。著名心理分析医师、科学博士戈托夫齐茨原来并不是什么体面人物，遇到复杂情况还得去请教更具专业水平的女助手，这类事也是随处可见。书出版了，作者却并不是名字印在封面上的人，这早已成了大家谈话的笑柄，就像看起来似乎是研究生准备的毕业论文，而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是由拿了高额报酬的教授或是副教授写的一样。每当遇到此类情景，她就会产生一种极端厌恶的情绪。就如同刚和螳螂打过持久战，结果一转身，这些可爱的昆虫们又出现在眼前一般。尽管让人讨厌，可并不感到奇怪，因为这是再经常不过的事了。
这件事里惟一让人惊奇、说它是奇怪也未尝不可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行凶的原因，破门撬锁仅仅是捎带而已。整件事都归结到一个名字上。是什么名字呢？这个名字究竟有什么重要性，让先是伊涅萨，然后又是戈托夫齐茨的家门被撬？
塔姬雅娜陷入沉思之中，等她从思绪中清醒过来，发现已经快到家了。大门已经看见了，就在几十米远处。可想到即将回到空荡荡的家中，她就倍感苦恼。所有的人都告别了她。斯塔索夫陪他的女儿去了，伊拉奇卡和她的未婚夫在一起，只剩下她形单影只一个人。没有人需要她，当然除了那些记者们，他们就像突然之间看到一块肥肉，正在计划着怎么去烹制它，好给读者们送上一道诱人的菜肴，还有流言蜚语和主观臆测做配菜。
她决定不回家，暂时不回。美好的五月的黄昏，天还没完全黑，空气中飘散着的清新凉爽的气息沁人心脾，两旁的树木青翠欲滴。对孕妇来说，不光散步，多呼吸新鲜空气也对身体有益。塔姬雅娜环顾四周，发现了一个非常可爱的小长凳，两旁有两棵粗壮的橡树环抱。她就坐在了那里。
这样一来，问题就在名字上。再把思路从头理一遍，罪犯需要某个名字，他们希望能在英娜的笔记里找到，结果没找着，因为伊涅萨给每个患者编了个名字。于是他们就走到她跟前，问她问题，总的来说，伊涅萨不着急回答他们的问题，否则他们就不会残酷地折磨她了。她最终告诉他们没有？第一种设想：说了。那他们干吗还去戈托夫齐茨家？第二种是：没说。她昏了过去，罪犯以为她死了，就开始在戈托夫齐茨的笔记里找那个令他们“朝思暮想”的名字。谁的名字会同时出现在伊涅萨和她的情人的笔记中呢？答案很明显：教授的一个病人。那又出现了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伊涅萨不说出它？为什么宁肯牺牲自己的生命也要保守这个秘密？为了谁她会这样做呢？一定是为了一个她非常珍视的人，可所有的迹象都证明了她生活中这样的人只有戈托夫齐茨一个。不，这也不成立……
塔姬雅娜的背后响起一阵马达声，她看见一辆汽车停在她家楼门口。从车里走出两个男人，一个年长一些，另一个还很年轻，脖子上挂着一个照相机。他们停在门口，抬起头，逐个看一扇扇窗户。年轻一些的那个一扭头看见了塔姬雅娜，对老一些的说了些什么。两人又商量了一会，就转身朝她走来。半路上两人似乎突然加快了脚步，脸上泛着铜茶壶般的光。
“请问，您——是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吗？”年轻的摄影师喘着气问。
塔姬雅娜脑子里迅速闪过一个念头：他们是不是在耍她？没等她回答，摄影师又抢先说：“我们太幸运了！我们是专程来找您的，只知道楼号，不知道门牌号码，正打算一家一家打听，著名的女作家在哪儿，碰巧您……”
“你们要干吗？”她冷冷地问。
她现在没有丝毫兴趣跟记者打交道。再说经过最近两篇报道，她更没有这份心情了。
“我们想采访您。”年轻的直率地说道。
可是年纪大些的小心地拉了拉他的肩膀，把他推到一边。
“您别生气，塔姬雅娜·格里高里耶芙娜，”他温和地说，“我们不想打搅您一人独处。我知道，在您的位置上，您非常渴望安宁和平静，因此我们的出现可能会引起您的不快。不过我希望您能明白：我们为针对您的蜂拥而至的攻击忿忿不平。我们想刊登与他们完全对立的文章，为您恢复名誉。”
“不要再把事态扩大化，”塔姬雅娜冷冰冰地回答，“不就是两篇吗，干吗说是源源不断的攻击，我不需要正名。”
“怎么是两篇？”记者倍感惊奇，“至少有七八篇。这不，都在这儿，我专程把它们带来，就是希望问您一些问题，给您创造回击所有谣言的机会。”
“八篇？”塔姬雅娜又问了一遍，费力地吐出这几个字，“上面都写些什么？”
“您真的不知道？”年轻的摄影师不相信，“全莫斯科都在议论这件事。”
年长的记者从肩上取下包，递给塔姬雅娜一个书夹。
“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吗？”
“是的。”她点点头。
“接受采访吗？”
“不知道。等我看完这些，再决定。你们先散会步。”她仍用那种赶传讯人时说“在走廊里等着”的口气对他们说话。
记者和摄影师听话地与她保持着一段距离，开始小声讨论。塔姬雅娜打开书夹，开始阅读标题被做上黄色记号的文章。每读一段，她就愈发感到莫名其妙和委屈。
“托米林娜的书——是对西方模式的拙劣模仿。例如著名的《日古利》就是模仿《费亚特》写的……”可她从来没去模仿过任何人呀，她写她所感觉到的、所想到的。她所有的书都是关于俄罗斯、关于今天的生活，写的都是那些与我们擦肩而过的人们，并且试图去解决纯俄罗斯生活中的问题。这跟西方有什么关系？
“托米林娜女士出书像烤饼一样快，这种难以置信的速度只能让人想到有一大批文学奴隶受她派遣。这就难怪冠以她之名的书竟然风格迥异。什么奴隶？这篇文章的作者想说些什么？所有的书从第一个字母到最后一个句号都是她亲笔完成的。许多人可以为她做证，就说伊拉吧，她可是亲眼看见塔姬雅娜创作自己的中篇和长篇小说。至于说到风格，塔姬雅娜在写作时总是力求以各种角度、各种方式去写，以避免重复。她的书有的是节奏缓慢，发人深省，充满逻辑思维的，有的则是颇具动感，情节紧张残酷的，还有的是神秘而恐怖的。总之不能老写一样的东西，那样的话，连她自己都觉得枯燥无味。同样也不能将各种不同类型的犯罪和问题写成一种风格，可是这竟成为那些人污蔑她利用别人的劳动和才智的口实，他们认为她抢了别人的光，她根本不配赢得这些荣誉，因为她的文章写得是如此的糟糕。”
“也许，很快我们就要同闻名遐迤的侦探小说家塔姬雅娜·托米林娜说再见了。她的作品一本比一本没水平，一本比一本枯燥无味，她那本来就不很高的天赋正在逐渐枯竭。如果说她前期的书我们还有一口气读完的愿望的话，那么拿起她的新中篇，我们则不得不在一页页晦涩难懂的语句中穿行，最后终于在二十多页就放弃阅读这毫无成效的劳动，无丝毫兴趣探究凶手是谁。”天哪！难道这是真的吗？可谁也没跟她提起过……每本手稿必读的伊拉没说过，斯塔索夫没说过，就是娜斯佳·卡敏斯卡娅读了她所有的书（这一点她清楚地知道）也只字未提过。可能，他们是顾忌她的面子？不过出版社也从未对她提过诸如该加强哪条主线啦，该删除什么，或是添点什么啦之类的要求。这就说明，她的书还是一如既往地畅销，得到读者喜爱的。那这是怎么回事？仅仅是不对某些记者和读者的口味？也许，是这样的。
不过，有可能记者是对的。她确实已文思枯竭了。“本来就不很高的”才能已被消耗殆尽，她的书也越来越差。
“还会有人继续驻足在摆满了如潮水般涌来的毫无档次可言的文学书书摊旁吗？高尚艺术被遗忘，我们的同胞正在被用拙劣的语言所描写的没完没了的无病呻吟，杀人犯，死尸以及血腥审判所毒害。话又说回来，这也无可厚非。这些新兴作家们拿了那么高的报酬，他们只能将一篇篇新作向我们抛掷而来。流行作家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据传，就她的那些水平极低的书，每本还能拿到五万美金呢！有谁会拒绝金钱呢？”
她合上了书夹，眼睛一眨不眨地凝视着渐渐暗下来的天空。她感觉一阵恶心。
“看完了？”就在她身旁传来记者悦耳的低音，不知不觉中他已走近了她，“怎么样，我们谈谈采访的事？我是想收集所有的材料，将这些谣言批驳得体无完肤。向人们展示一个风趣的、性格鲜明的、才华横溢的您。”
塔姬雅娜缓慢地将视线移向他，摇了摇头。
“我不接受采访。”
“为什么？难道您喜欢刚才读的东西？”
“很自然，我不喜欢它们，我还是个正常人。”
“那您为什么要拒绝我们？您现在有机会回击，反驳，为自己恢复名誉。”记者坚持己见。
“我不接受采访。”塔姬雅娜又重复了一遍。
记者沉默了片刻，然后在塔姬雅娜身边坐了下来。塔姬雅娜朝旁边挪了挪，一个陌生人离她这么近令她感到很不快。
“塔姬雅娜·格利高里耶芙娜，您听我说，”他又开始说，“我读了您写的所有的书，是您忠实的崇拜者。当我看见您的书被称之为拙劣品时，我将之视为是对我个人的侮辱|Qī+shū+ωǎng|。您能理解吗？不是您，书的作者，而是它的读者。因为我喜欢它们，我认为，它们写得非常棒，可突然之间，有一个人，一个我不认识，甚至连见都没见过的人，站出来指责我品位低下，毫无修养。您试着站在我的位置想一想。您的书在市场上非常畅销，这无可置疑地说明，我们，您的读者们，有千千万。而那些写这些东西的人，”他点了下头，示意是她腿上放的书夹，“大笔一挥就给全盘否定了。他们指责您，贬低您，仅仅因为他们个人对您的书不感兴趣。您别将这事放在心上，那些记者只是个别的，而我们——则是整整一个大军。我代表这个大军请求对您进行采访，希望您能站出来，替我们辩护。”
“如果你们真像您说的那么多，那么你们自己就可以替自己辩护，”她回答说，“而我只是顺便而已。不过我倒觉得，是你们错误地分析了现在的形势。如果一个人被说成是没有才华，他不能也不应该为自己辩护。可以辩白的只能是自己的清白、声誉，而不是能力。要是有人为此而争取，以期获得有才能的评价的话，那他简直就是十分可笑。一个同不喜欢自己作品的人战斗的人是不值得人们尊敬的。您能明白我的意思吗？如果一个人没偷别人的钱，而被污蔑成贼，那他可以证明，这不是事实，还自己一个清白。因为他对自己究竟是不是贼很清楚。可如果有人说某个作家水平低下，毫无才能可言，那他能做些什么呢？向人们证明，他写得很好，他有水平？这样一来，他就真错了，他正中了批评家们的下怀。到时人们又会怎么看他？”
“您真是一个奇怪的女人，”记者低声说道，“我不明白，您是怎么在这个现实中生存的？您写出了一系列优秀的书，在你身上有着这么伟大的人格，可同时你又是如此脆弱，甚至连自卫能力都没有。我很想帮助您。您，大概很孤独吧？”
“您为什么这么认为？”
“天才总是生活在孤独之中。他们只需与自己的影子和上帝为伴，而周围的人不能理解这一点，总是要求他们为日常琐碎的事操心，给他们增添不必要的麻烦。请原谅我的鲁莽。我自己现在也觉得要求您接受采访是一件愚蠢而又没有分寸的事。让您烦心了吧？”
“因为什么？为那些文章？是的，很烦心。不过同情我您大可不必。祝一切顺利。”
她费力地从长椅上站起来，头也不回地朝大门走去。
她又将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在空荡荡的房子里进晚餐了。忧郁使她心里感到憋闷。塔姬雅娜感到自已被所有的人抛弃了，心里非常委屈。打开冰箱她才明白，自己什么也吃不下。裹上毯子，面朝墙躺在软绵绵的皮沙发里。
“托米林娜又去找心理分析医师戈托夫齐茨了。可能，他将同她定期会面。这说明，她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了。”
“让我们预测一下，事态将如何发展？”
“太好了！一切将有条不紊地进行。她感到孤独无助，她已经灰心丧气了，以至于都不想为重塑自己的形象作出努力。知道吗，有一些人，轻易就相信了针对自己的任何批评。托米林娜一定属于这种人。依照她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心理肖像，我们设计了故事的发展方向，于是她就给了我们满意的结果。今天托米林娜拒绝帮助，是因为她已经适应了身边总有人帮助支持的生活。她——怎么说还是个家庭型的人，如果您理解我说的是什么的话。她一直都跟别人生活在一起，不是丈夫就是女亲戚，她很重视家庭，不适应孤独的生活。这几天，她就会明白过来，她迷失了方向。身边没有亲近的人，谁也不会帮助她。到那时，她就会接受我们给她的帮助了。”
门开了，塔姬雅娜想，是斯塔索夫回来了。才11点半，伊拉约会回来一般都比这晚。可这回她没猜对，回来的正是伊拉。
“这么早？”塔姬雅娜奇怪地问，“可别告诉我，你对你的银行家失望了。”
就是这一次她仍能克制自己的痛苦和糟糕的心情，坐下来，继续在电脑旁写她的书，没留意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今天特别顺，一行行文字按她的意愿跃然纸上，写起来也很轻松，手指在键盘上不停地上下跳动，塔姬雅娜又体会到了那种清楚地知道下面该写些什么时的喜悦和兴奋的感觉。词句仿佛浑然天成，既准确无误，又形象生动。她甚至深感遗憾，她的创作孤独被打破了，她完全还可以不间断地再工作几个小时。
隔着房间她都能听见伊拉脱衣服的声音。打开衣柜门的响声，碰着塑料衣钧的声音，以及首饰扔在梳妆台上发出的叮当声，全都听得一清二楚。女亲戚今天异常沉默，这可真叫人担心。
“伊拉，发生了什么事？”塔姬雅娜喊道，“怎么心情这么差？”
伊拉走出房间，已经换上了一件淡紫色的宽松罩衫，半露出被遮住的迷人的美腿，苍白的脸上深色的大眼睛里的目光怒不可遏，嘴唇紧闭。
“你的丈夫上哪儿去了？”她严厉地问。
“在莉丽娅那里。怎么了，你找他有事？干吗那么正经八百的，为什么要说‘你的丈夫’，不叫弗拉吉克？”
“因为所以。你确信，他在莉丽娅那儿？”
“当然。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昨天呢？也在莉丽娅那儿？”
“也在。拜托你把话说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这么凶？”
“因为你的丈夫厚颜无耻地欺骗了你，”伊拉用由于愤慨而变得尖细的声音宣布，“我不知道，他今天在哪儿，可昨天他是和他的玛格丽特在餐厅里如意快活，根本不是在安慰他号啕大哭的孩子。”
“你从哪儿得知这事的？你看见他了？”
“让我看见还了得！”伊拉“哼”了一声，“要是我看见了，我不当场在餐厅里把他眼睛抠出来才怪！是安德烈看见的，不是我。”
“安德烈？”塔姬雅娜重复了一遍，“这是你的未婚夫，对吗？”
“是。当时他正需要去趟金龙餐厅，就两三分钟，跟别人见个面，取个文件。我在车里等他，他进去了。果真过五分钟之后拿着个文件夹出来了。今天他问我：‘那个赶你回家的真是你亲戚的丈夫吗？’我说：‘是的，是丈夫。’然后他就说：‘这个丈夫可真怪，说我品行不端正，自己却深夜不回家，跟别的女人在餐厅里一坐半宿。’我问他，那女人长什么样，他给我形容了一番。就是玛格丽特，一点没错。你怎么会喜欢这样的人？拿莉丽娅作掩护，自己却……地地道道的败类、渣滓！”
塔姬雅娜一声不响地盯着计算机屏幕，尽力去弄明白，上面写些什么。却怎么也不明白。每个字母似乎都是孤立存在的，词和词的意思之间似乎毫无联系。
斯塔索夫……怎么会这样？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她没发现他有一丝想回去找前妻的迹象。他们俩认识时，他已经离婚了，所以不能说是塔姬雅娜拆散了他的家庭，可现在他心中又涌动了对前妻的……一切都变样了。
玛格丽特·米简采娃。在跟斯塔索夫还是夫妻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女人。过去是，现在也还是。在电影界她被归为头号美人之列。也许，所有的问题都出在这儿？他已经厌倦了肥胖的、行动不便、自怀孕起就没化过妆的妻子。塔姬雅娜的孕期反应很严重，从四个月起大夫就严禁他们过夫妻生活。可斯塔索夫——一个四十岁的健康的男人，他有正常的、自然的性欲。这样说来，他去找前妻也就不足为奇了。
“为什么不说话？”伊拉生气地说，“你不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吗？”
塔姬雅娜用困惑不解的目光瞥了她一眼。
“什么措施，你给我举个例子？你是不是想让我检查一下，斯塔索夫现在在不在莉丽娅那里？”
“那也未尝不可。”
“根本没法检查。他有手机，他在哪儿都能接到我的电话。”
“往玛格丽特家打电话，”伊拉坚持，“你又有她的号码。”
“何必呢？就算我打，我也只能给我的丈夫打，而不是他的前妻。让我平静一会儿，伊拉奇卡。”
“你还能平静得下来？”她愤怒至极，“当务之急是应该做点什么。不能就这样撂下不管。”
“可以，”塔姬雅娜深深吸了口气，“也需要平静。如果他今天需要丽塔胜过我的话，那做什么都于事无补了。好了，伊丽莎，到此为止吧。你还是给我讲讲，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你们吵嘴了？”
“没，就是为斯塔索夫这事。安德烈一给我讲，说他看见他在餐厅里，你不知道我当时那个气呀……整个就不知道该怎么办，哪还有心思玩啊！”
“傻丫头，”塔姬雅娜无力地笑了笑，“行了，我知道你为什么不高兴了，别再神经质了。去睡觉吧。明天又将是恋爱日，对不？”
“不，明天中断一上午。他有一大堆事要办，我就纳闷，他从哪儿找出那么多时间陪我的？塔尼娅，你就一点不伤心？”
“伤心，”塔姬雅娜面色平静地承认，“可这并不意味着生活就应该到此为止。睡吧，我还要再工作一会。”
“我要是你，也去睡觉，”伊拉奇卡以一种权威的口气劝慰她，“凭什么要让他看着你在等他。就是因为他看见，不论他什么时候回来你都在等他，他才产生你离了他活不了的念头。你就根本不等他，做出一副对他无所谓的样子，他才会清醒过来。”
“小孩子的游戏，伊拉，”塔姬雅娜不满意地皱起眉，“这种游戏我早就不玩了。”
伊拉奇卡不满地抖了抖肩膀，去厨房检查冰箱去了。片刻，传来她生气的喊声：“你又是什么也没吃！塔尼娅，这怎么可以？我这边尽最大力气给你准备，食物都买最新鲜的，像个傻子似的站在炉子旁精心做，你那边干脆什么也不吃，敢情我这是白费力气。你不感到害臊吗？你就是不替自己想，也该为肚子里的孩子想想啊！”
“你让我清净一会不行吗？”塔姬雅娜猛喊道，“别惹我！”
说完她就为自己发这么大的火后悔了，可为时已晚。厨房里传出抽噎声，很快变为号啕大哭。塔姬雅娜就这样坐在电脑旁，连动弹一下的力气都没有。一切都崩溃了。斯塔索夫远离了她。对这一点她是应该预料到的，经常会出现夫妇因为孩子破镜重圆的情况。伊拉正和他的新情人打得火热，正打算结婚。有一个银行家的老公，明摆着她是不会再住在这里，和塔姬雅娜住在一起。写作事业又遇到了阻碍。也许还是那些记者说得对，她的的确确无能，搞不清她的书怎么会出现在大小书摊上的？她现在还剩下什么？生孩子，在陌生的城市里抚养孩子，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完全也有可能是没有丈夫。要是伊拉奇卡不在身边，那她就根本别存有过完哺乳期再去上班的念头。只好休假三年，守着孩子，把自己困在空荡荡的屋子里。一切都崩溃了，崩溃了……
她太想工作了，太想写书、太想生活在自己爱的和爱自己的人的包围之中了。可这一切都不复存在了。她干吗要听斯塔索夫的，搬到莫斯科来？回去已经不可能了，彼得堡的房子已经卖了。再说也不愿意再去重新找工作，这不等于承认自己的选择是错的吗？只能咬牙认了。
下午那个记者说什么来着？说塔姬雅娜·托米林娜的崇拜者有成千上万？还说他们喜欢她写的东西，看到报纸上的批评文章，他们感到被深深地侮辱了。成千上万……即使说不上是朋友，却也是与她的命运不无联系的人们。是一些爱着她、盼着她写出新书的人。难道她能欺骗他们吗？不，不能。她还要写自己的书并且通过书与他们、与她的读者交谈。她要给他们讲述自己的痛苦和孤独，自己的伤心和快乐。他们会耐心倾听她的诉说。记者还说什么？说搞创作的人一定是孤独的？这样说来，那她是没什么才华，因为只要还有人读她的书，她就不会孤独，这些人理解她现在是多么地难，即使书不够理想，他们也会原谅她的。每个从事创作的人都会有力作和稍逊色一些的作品，这是生活的自然进程。绝对同等水平的创作是不存在的。因为创作者和其他人也没什么区别，要真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天赋稍高一些，再就没什么不同了。他们也有疾病，有痛苦，有欢乐，他们也有精力旺盛和郁悒不振的时候。她，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将通过书同读者交谈，告诉他们一切，他们是会理解的。其实，朋友也不过如此。谁说她孤独？她有着千千万万的朋友。千千万万。只要去尊重他们，爱他们，他们就不会为难她的。
塔姬雅娜从桌旁站了起来，坚定地朝厨房走去，伊拉正在那儿掩面痛哭。
“对不起，亲爱的，”她说，“我没有控制住自己，我没打算惹你伤心。不哭了，一切都好了。生活还是很美好的嘛。你就快结婚了，我们应该为此高兴。邀请你的未婚夫来家里做客，我想看看，把你交到什么样的人手里。”
伊拉奇卡抬起哭肿的脸，脸上还残留着红色的斑斑点点。
“你冲我吼什么？”她用颤抖的声音说，“我又没惹你，我尽量去关心你，可你……”
“好了，好了。我的好亲戚。我已经赔礼道歉了。你应该体谅我，怀孕的人容易情绪激动。”
塔姬雅娜在她旁边坐下，温柔地搂着她。伊拉奇卡还在发抖，只是不再哭了。噘着嘴，绷着脸，头偏向一边。
“伊拉奇卡！”塔姬雅娜开玩笑地咯吱她的脖弯，“不许生气了，马上笑！你应该跟我学，丈夫背叛了我，记者憎恨我，对我大骂，我照样朝气蓬勃，快快乐乐，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
“怎么会什么也没发生呢？”伊拉奇卡嗫嚅道，眼睛还是看着别处。
“事实上，就是什么也没发生。我办了那么多年案，什么痛苦和死亡没见过，这点事简直就不算事。你记住，我的小姑娘：只有亲人患了无法医治的疾病或是去世才算得上痛苦。因为这是无法弥补的事。而其余的，只能说是或轻或重的郁闷与麻烦罢了。这样的事怎么说都能解决。没有出路的事就是不存在。这不，我对你吼了，你刚才也哭了，好像很痛苦。这是什么痛苦？充其量不过是小小的争执罢了。我道了歉，你原谅我了，这个事情就完了。没必要再在这上面消耗神经细胞了。”
伊拉终于转向了她，一头扑进塔姬雅娜温软的怀里。
“事情到你那儿怎么就那么简单，”她深吸一口气，“我就做不到。”
“趁我还活着，赶紧学，”塔姬雅娜打趣地说，“我们还是吃晚饭吧，我想吃点东西。”
伊拉从小沙发上一跃而起，在炉子旁忙活起来。塔姬雅娜微笑地看着她，继续构思新书的下一个情节。
《素面朝天》节目组工作人员维克多·安德烈耶夫和奥克桑娜·邦达连科被杀案侦破工作陷入僵局。自从知道节目是靠敲诈得来的钱播出的以后，所有被请到现场来的客人及与之有联系的人都被定为怀疑对象。可是客人那么多，每年都有两百五十个，即使所有人的姓名都知道，要调查所有的人也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
“只好把乌兰诺夫钓出来了。”侦查官深吸一口气决定，“尽管我十分不情愿这样做。我无法强迫人们给出对自己不利的证据。这是我的无能所致，说明我不能通过别的途径弄到所需的证据。没办法，没有乌兰诺夫我们无从知道，钱是从哪儿来，而审问所有的人——非我力所能及。”
“让我去问他，请给我委托书。”娜斯佳自荐。
“怎么，嫌自己的事少啊？”侦查官冷笑地问，“急着去战斗？”
“我正好有事要跟乌兰诺夫谈，顺便问问这事。”
“去吧。”他同意了。
这次娜斯佳没采取任何折中的见面方式，诸如“半路上见或是您看怎么方便就怎么办吧”，而是用一种强硬的口吻请求乌兰诺夫来彼得罗夫卡街。她为会谈作了精心准备，数次重新研究了谈话计划，并做了几次改动，最后敲定了所有必须要问的问题。
乌兰诺夫迟到了40分钟，不过娜斯佳决定作出一副对此并不在意的样子。再一次令她惊奇的是，一个人居然能变化那么大。前不久，她办公室里坐着改变得简直让人认不出来的维克多利娅·乌兰诺娃。现在是她的丈夫，（或者说是以前的？）同样是改头换面。以往因压抑或是总是陷于个人沉思当中而引起的孤僻消失得无影无踪。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热爱生活、对自己充满信心、满怀乐观主义朝前看的人，这个人对生活满意之极。
“是离婚让您变化这么大吗？”她对此很感兴趣。
“离婚？”不知为什么他又问一遍，似乎不明白她在说什么，“哦，是的，当然。您从哪儿得知我离婚的？”
“怎么，这难道还是秘密吗？”她很奇怪，“顺便说一句，如果您能说出您未来妻子的名字，我将对您感激备至。”
他高傲地微微抬起眉，从他的表情中可以看出犹豫。“凭什么？这是我的私事。”
“您错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在您的同事以及制片公司中展开了全面调查。查清了每个人的性格。没有一个人不说您对婚外恋持严肃态度的。我想知道，您如何解释此事。”
“我什么也不会对您解释的，”他冷冷地表示，“我跟这个女人之间的关系——这是我的个人隐私，没人知道也不足为奇。这种事总不至于四处宣扬吧？”
“这次您又错了，”娜斯佳不紧不慢地反驳他，“每个处在这种情形下的人都以为没人知道他跟情人之间的关系，事实上所有人都知道，而且也没有人会跟他提起。通过许多细小的事就可以判定一个人是否有婚外恋，没有人是瞎子，这一点我请您相信。可据我们所知，电视台里与您共过事的人却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这样一来，我只好得出结论，是您格外小心地保守这段罗曼史的秘密。现在您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如果让您破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被杀案，其余材料均手中在握，惟有一个配角还未粉墨登场。您会对他感兴趣吗？”
“我不会处在您的位置上，”乌兰诺夫毫无表情地说，“我现在自我感觉良好。破案是您的事，不是我的。别试图把自己的问题加到我头上。”
“这不是我的问题，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恰恰是您的问题。您知道，查清这位女士的身份对我们来说易如反掌，派两个人跟踪您，两三天就都真相大白了。倒是您坚持不愿意提她的名字引起我的警惕。我就开始想，是不是她与您同事被杀案有什么联系。您可以试着反驳我。”
“简直是一派胡言！”他愤怒地说，“您怎么会有这种想法？”
“我就是有，而且您若始终一言不发的话，我这种想法也挥之不去。”
她的下句话已经到了嘴边，这时电话铃响了。是戈尔杰耶夫。
“娜斯塔霞，你一个人吗？”
“不是。”
“出来一下行吗？”
“现在不想出来。”
“去你那儿方便吗？”
“当然。”
“伊戈尔现在拿张表格去找你，有两个数据要填一下。很急，头儿催着呢。行吗？”
“当然，”又是简短的回答，“让他来吧。”
她说话这会儿，乌兰诺夫已松弛下来。他没感到丝毫危险，甚至连她电话里说什么都没兴趣听。也许，他真跟这件案子无关？娜斯佳太了解他的这种冷冰冰无所谓的态度了，这是那些高傲的、武断地认为别人都比他笨的人惯有的举止，这倒不是表现他仇视的态度。乌兰诺夫确实没感到一丝危险，他既不神经紧张，也没有不自然。看来，她在他身上白白浪费了时间。况且，还有侦查任务，应当弄清被安德烈耶夫敲诈钱的人名，划定怀疑范围。
列斯尼科夫很快出现在她面前。乌兰诺夫安详地笑看着走进来的人。
我看到他立刻呆住了。幸好我坐在椅子上，而不是站着，不然我会摔倒的。这是怎么回事？可能他也被传讯了，他们想从我这儿问出我假想出来的妻子的名字，当然会想到调查维卡的隐私。瞧，她的野汉子被弄出来了。
从门洞窥看到这个仪表堂堂的帅哥匀称的身形，我冒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个。但是很快第二个想法就把我带入了死胡同。
我一点也不明白。为什么他递给卡敏斯卡娅几张纸？她打开保险柜，拿出公文夹，翻了翻，然后放在桌上。用指甲画着一行字，找到六位数写在拿来的纸上。又翻了翻文件夹，添上几个数字。美男子道了谢，走出房间。难道我错了吗？维卡的情夫根本就不是到首都找谋美差的乡下佬，而是刑侦处的警察？但是谁又说过乡下佬不能在刑侦处工作，弄个好位置呢？
我不满意这种解释，我想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难道维卡既有警察情夫，同时又和一个杀手有联系？这也太大意了。维卡从不会这么做的。警察要知道内情呢？那他就算不上是个警察，而只是个两面派，一个没有道德的家伙。他不配在这儿工作。老天，这关我什么事。让他们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想怎么对付对手就怎么对付吧。但我最终没忍住。
“他是谁？”我问卡敏斯卡娅。
“我同事。怎么，你认识他？”
“不。但是我觉得他与我妻子有染。和我过去的妻子。”我马上更正道。
“这不可能，”她平静地说，“他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他很爱她的妻子。您搞错了，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
“不，这次我绝没错。我很有把握。他的确跟我妻子维克多丽娅调过情。”我笑出声来。
我说了一些蠢话，不可扼止。我痉挛地想把这件事搞清。他结婚了？那他出于什么目的要维卡的房子和钱？他要来干什么？买时髦服装？他不会告诉妻子衣服哪儿来的，也就是说，他不能穿它；车，他也不能买：税检部门很快会知道。他就得交待从哪儿弄来的钱，他与维卡的关系立刻会曝光。最大的可能是他准备和妻子离婚，辞去警察的职务。这还说得通。
“伊戈尔只和维克托丽娅见过一次面，”她说，“他详细询问了你的个人情况，还有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的，她没同你说吗？”
“没有，”我惊慌地说，“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现在我可以准确地告诉你。”
她重新打开保险柜，拿出另一本文件夹，抽出一张纸，把会面的时间和地点读给我听。就是在我们喜欢的咖啡屋。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她和情夫在一起。这算什么，我并没见到她真正的情夫。真想瞧瞧她为什么会作出如此大的牺牲。
“亚力山大·尤里耶维奇，我们谈正事吧。我需要一张参与节目赚钱人的准确名单。”
我心里发慌。她从哪儿知道的呢？装做什么也不知道会很蠢。既然她说出来那就什么都知道了。
“这很难说，”我闪烁其词道，“维克托从不给我们讲这些。只是每月一次把钱装在信封里分发给我们。我们也没问过他这是谁的钱。他是不会讲的。”
从她脸上我看得出来她不信任我。就让她怀疑吧，反正她无法证实我在撒谎。当然我清楚知道钱是从哪儿来的，但是承认这点与承认我直接参与没什么两样。不知为什么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装做什么也不知道的好。
“听我说，前不久您妻子到我这儿来过。她很不安。她觉得报界出现的那伙反对你的人，是出钱播放节目的人所操纵的。她想找到这些人，让他们别再干了。也就是说，她想把钱退还给他们，让他们别再打扰你，别弄糟你的电视主持人的工作。您，亚力山大·尤里耶维奇，应当搞清：如果她这样去做，那么就会，形象地说，光头赤脚，片瓦无存。她很坚决、果断地采取了行动，准备变卖所有财产，包括房子，为了还清账。就我个人来看，这些家伙参与谋杀了您的同事。我会抓到他们的。如果您配合我，我很快会做到这点；如果您仍像先前一样保持缄默，我们不得不依序调查您的节目邀请的所有客人，这将花费很多时间。而当我们为这份假名单伤透脑筋时，维克多丽娅·安德烈耶娜会找到他们和他们清账。您离开她，组建了新家庭，而她却一无所有，只剩下拯救您的愿望。我的话说完了，乌兰诺夫先生。现在我想听听您怎么说。”
“这是谎话！”
我脱口而出。我说出的正是我的想法，也许我不应当这么说，但是我无法控制我自己。一切都太突然了，我来不及弄明白实际情况。我丧失了判断能力。
“什么？谎话！”卡敏斯卡娅彬彬有礼道，“您认为我在骗您吗？”
“不，是维卡在骗您。这一切根本不可能。”
“那她出于什么目的这么做？为什么她要到这儿来欺骗我？请您给我详细地解释一下，亚力山大·尤里耶维奇。”
到底为什么，我真的不知道。半小时前我还心情愉快，头脑清醒，现在却全颠倒过来。
“您是说，她准备拿出所有钱，甚至连房子都卖掉吗？”
“是的，维克多丽娅是这样说的。”
“可是为什么？我要同她离婚，她为什么还要挽救我？依我看，这很蠢。”
我耸了耸肩，以示对维卡极其荒谬行为的抗议。
“她爱您。她很不愿说出这一点。但她明白，如果不讲出自己行为的动机，我也同您一样不会相信她的。她非常爱您，她很在乎您，不想与您分离。”
“她真的这么说的？”我呆呆地问道。
“是的，她是这么说的。那么，亚力山大·尤里耶维奇，您想让被您抛弃却仍旧爱您的女人身无分文吗？亦或是您还有一些男人味？”
突然我相信了这个坐在我对面，手上夹着雪茄的相貌平平的女人。她明亮的眼睛盯着我，我心慌意乱。我信任她，可是我却尽力反驳。
“维卡骗了您，”我说，“她有情夫，她非常高兴我同她分手。”
“她没有情夫，她根本没有情夫，”她平静地说，她那双明亮的眼睛仍看着我的脸，嘴唇翁动着，“我们即使很蹩脚，亚力山大·尤里耶维奇，总还算是专干这行的。我们调查了您妻子，因为不排除她与勒索来的钱有关。我可以肯定地告诉您，除了您之外，她没有第二个男人。”
“这不可能。”我喃喃道。
“为什么？为什么您如此肯定维克多丽娅背叛了您？谁跟您说过这个？”
谁跟我说过？是的，是有人同我讲过。所有人都说过。可是我却一直沉默着，因为首先我不想死，又不想送维卡去坐牢。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
事情发生在维佳和奥克桑娜被谋杀后我第一次来到彼得罗夫卡那天。当时他们传讯了我很长时间，我出来时早已疲惫不堪。还没来得及走两步，一个讨人喜欢的年轻人就追上了我。
“亚力山大·尤里耶维奇！能撵上您太好了。要再过一会儿，我们就碰不到了。”
我困惑地望着他，试图记起他是谁，我们到底认不认识。他做了自我介绍，自称是东北区某个刑侦处的大尉。我当时就把他的姓名忘得一干二净。
“我听说您今天在彼得罗夫卡，”他飞快地说着，“就特意赶来和您聊聊。既然您办完事了，就不必再回去了。我们就在这儿说，您不反对吧？”
我同意了。我疲倦得要死，神经紧张过度，只想尽快回家。
“是这么回事儿。我们曾经对一个血债累累的雇佣杀手展开了搜捕，得知他有所警觉并携带着枪，我们因此花费了一些时间跟踪他，遗憾的是，出乎意料，在追捕时他被打死了，没能活捉。但是在他身上发现一张名单。我们认为，名单所列的是新雇主。”
他停下来，瞧着我，好像想确定一下我是否明白他讲的话。我点点头，示意他接着说下去，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讲这些。
“我们跟踪他时，发现他同各种各样的人有过接触，其中包括您的妻子。您知道很难区分偶然接触和预定的会面，假如这次约见真的是偶然的话。您懂我说的吗？比如说，一个人走到街边卖报亭，买了两份《莫斯科区委报》。为什么买两份？这是暗号，还是他买两份报只不过是替同事捎一份？您妻子走到我们跟踪的那个杀手跟前，请他破开五万卢布的纸币。这是否只是一次偶然的接触，我们无从得知。但不妨假设您妻子雇佣杀手去谋杀某个人，问她本人是不可能的，会把她惊跑的。所以我想让您看一下名单上有没有您认识的人。”
“好吧。”我点点头。完全相信名单不会引起我的兴趣。
可是我错了。刚一瞧写有四个名字的那张纸，“射手”这个词就跃入我的眼帘。我和维卡的大学同学就是这么叫我的。一方面因为我是个穷学生，经常向同学讨烟抽，要三卢布的纸币当奖学金；另一点，我是人马座的。于是这个外号一直叫到现在。维卡直到现在也这样称呼我。她走到跟前请求破开五万卢布……结果我的名字就出现在杀手的清单上。
“不，”我的声音发颤，“我不认识这些人。”
“您确信无疑吗？”
“我完全可以肯定。我没见过这些人。大概他与我妻子的接触是偶然的。”
“也许是吧，”被我忘记姓氏的大尉很失望，“糟糕的是我们获得可靠消息：会有另一个杀手接替来干这件事。被我们跟踪的杀手嗅到危险，做好了被我们捉住的准备。他们的组织很严密，所以他只关心把名单转给另一个杀手。只是我们不知道转给了谁。如果不是这样我们就可以松口气了，什么也不用担心了。杀手死了，但谋杀对象还活着，面临失去生活的危险。好吧，亚力山大·尤里耶维奇，对不起，占用了您的时间。”
“没关系。”我回答得很冠冕堂皇。
我心里升腾起死亡的寒气。10分钟前我还活着，为维佳和奥克桑娜的死而痛苦难过，感到疲倦，急于回家去见维卡；而现在我却死了……
“您怎么能相信这些胡说八道？”
娜斯佳认真听乌兰诺夫说完。她对人们的轻信感到难以置信。在跟踪杀手时，在被击毙的杀手身上搜到雇佣名单。真是一部侦探片儿！没有一个狡猾的杀手会把名单带在身上的。也根本不会保存它。牺牲品的住所，他会记在脑子里。假如这是一个很蠢的杀手，就像一个口袋里揣着枪的年轻无经验的“水手”，那么他首先嗅不到危险，其次，也不会关心是否有新的接替者，他也不会有接头者，也不属于某个有组织的团伙。因为他像一个“水手”，他也就是一个傻瓜。第三点，假如他嗅到了焦味，把牺牲品告诉了另一个杀手，那他还要这张纸做什么？并且，他随时有被捕的可能，根本不能把它带在身上。纯粹是胡说八道。一些不具备起码专业知识的谎话。只有略识门径的家伙才能杜撰出来。
但是这些论据是为说服乌兰诺夫的，对娜斯佳来说还有另一个理由：今年四月份东北区没有采取任何追捕杀手的行动。所以这一切是一派谎言。
但又是谁出于什么目的编造的呢？
塔姬雅娜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侦查员。这不仅仅在于她对工作无比忠诚，还因为她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我相信——我不相信”这样的概念，特别是厌恶人们常挂在嘴边儿的诸如，“有人说过”这类的消息来源。她只认可“证实——没证实”这样的话，无法容忍模棱两可。当然，她也是一个有创造个性、有情感的女人。同别人一样她也会委屈、气恼、忧伤、苦闷，也会失意彷惶。但是，在陷入忧伤之前，她认为得先弄清真相。
早晨，待深夜归来的丈夫睡足后，她问他：“你昨天去过金龙饭店吗？”她的语气很平静，听不出紧张感，也没有像侦查员审讯犯人般地瞧着丈夫。就像五分钟前问丈夫早饭想吃土豆馅儿包子，还是煮好灌肠做蔬菜沙拉更好一些那样自然。
斯塔索夫回答得也跟她一样平静。
“没去过。怎么了？”
“有人说在那儿见过你。”
“认错人了吧。”
他耸了耸肌肉发达的肩，一扭身走进盥洗室，洗脸刮胡须去了。15分钟后，他从那里走出来，在摆好的桌旁坐下，开口问：“金龙饭店有什么新鲜事吗？谁好像看到了我？”
塔姬雅娜心里清楚这是个好兆头。丈夫不想逃避危险的话题，不喜欢偷偷地把鱼雷型汽车开走；恰恰相反他自己会掉过头来说清一切。
“不只是见到你，你的衬衣、外衣和你的女伴儿。她长得像极了玛格丽塔。斯塔索夫，我不想让你解释证实什么，只是想知道这是否是真的。”
他慢慢地放下叉子，把碟子推到一旁，站起身。塔姬雅娜立在桌子的另一旁，非常镇静地探询地望着他。
“这都是谁跟你说的？”
“这很重要吗？”她反问道。
“很重要。我想知道是谁为了什么要骗你。不知你清不清楚，我不知怎么不太相信这是出于幻觉。这个人不是简单地见到相似的面孔而认锗了人。他还认出了我的穿戴，我的女伴儿，甚至打火机。这是一个恶意愚蠢的玩笑，因为有人故意把你引入迷雾。是什么目的？这个好心人又是谁呢？”
“伊拉的未婚夫。他曾在地铁见过你——你还记得他吗？——就能出你来。”
“我再说一遍，”斯塔索夫愠怒地说，“他可能认出我。因为我根本没去过这个饭店。无论是几天前，还是一个月前，我任何时候也没去过。我从来没在那儿待过。我只知道它在‘三车站’区的卡兰切夫卡大街。”
塔姬雅娜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机械地用手抚着腹部。
“你想说这个银行家有点不对劲儿？坐下。你站着我不方便同你说话。”
斯塔索夫顺从地坐下来，又把碟子移到跟前。不管谁、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休想把他从酣睡中惊醒，休想破坏他的好胃口。
“丹娘，我们无法原谅自己。为了自己的事，却完全把伊拉丢在一边。说实话，带她离开彼得堡，打破了她安宁的生活，我们两个人都感到很内疚。她实际上成了家庭保姆。所以，当她又有了新的生活，一桩美满的姻缘在等着她时，我们由衷地感到高兴。我们觉得这样也许可以弥补我们的过失。我说得对吧？”
“你说得没错，”塔姬雅娜叹了口气，“伊拉自己也说，要不是去莫斯科，她永远也不可能见到自己的心上人。我也很高兴她能这样想。因为这样似乎减轻了一些你我的内疚感。”
“的确是这样。我能再吃一个包子吗？——香极了，我接着说我的看法。我和你无暇了解这个未婚夫，因为我们为伊拉高兴得过了头。不管他是何许人，只要伊拉幸福就行。她很幸福，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和你只有在未来婚礼上才能见到他。每天晚上我都要接送女儿，很快又要带她去南方；你的心思又全部放在即将出生的孩子身上。对新冒出来的未婚夫的兴趣退到了第二位。冒出了他——上帝保佑我们的伊拉一切平安。丹娘，我久经沙场，非常厌恶这一切。”
“而我是个年轻的侦查员，”她微笑着，温柔地触碰一下他的手臂，“可是也不知为什么不喜欢这样。你记得玛格丽特有一件黑白细条相间的尉尔萨奇品牌的三件套吗？”
“没印象。你问这个干什么？”
“因为她好像是穿着这身衣服去的饭店。我们可爱的小女孩儿的未婚夫眼力真不赖，一眼就断定是尉尔萨奇牌儿的。我就不能，你行吗？”
斯塔索夫看了一下表，探过身去拿电话。
“我也做不到。我们还是问问丽塔吧，事情就能清楚一些。”
“有点不值得吧？”塔姬雅娜有些犹豫，“不太妥当吧？”
“就这样了，”斯塔索夫挥了挥手，开始拨电话，“不明白真相，陷入谜团不妥当；弄清真相总是妥当的。要不然我们还算个警察吗？莉丽娅吗？你好，我的女儿。你睡得好吗？很香？好孩子。你正准备去上学吗？好样的，妈妈在吗？还睡着吧？她走了？这么早急着去哪儿？啊，我知道了，小宝贝，我有件事问你。把妈妈的衣柜打开，瞧一瞧里面有没有一件黑色的三件套。不，你还是看一看吧。”
他用手捂着听筒，小声说：
“莉丽娅说她不用看也知道妈妈有这身衣服。”
等了不长时间，莉丽娅又拿起话筒。
“有吗？什么颜色？带条吗？宽条还是窄条？清楚了。是三件套还是两件套？就是说，只有上衣、裤子，还是还有一个坎肩？有坎肩？太棒了。把坎肩拿下来，我告诉你怎么做。看一下领子里面。看到标签了吗？上面写着什么？我知道不是俄语。你在学校不是学英语吗，念一念。好像上面是英语。谢谢你，小宝贝。你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好吧，快去上学吧，要不就迟到了。喂，再等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妈妈经常穿这件衣服吗？什么？刚买不长时间？啊，是这么回事……好吧，女儿，亲亲你。”
他放下话筒，若有所思地望着妻子。
“我们会有一场好戏看了。丽塔是有一件尉尔萨奇牌的黑色三件套。但是，谁也不可能见到她穿这身衣服，因为它刚买了不久，她也从没穿过这件衣服出门，商标还在上面挂着呢。”
“但至少有人知道她有这身衣服。某个人来到她家，她向其夸耀过。是女友？”塔姬雅娜假设。
“很可能，”斯塔索夫赞同道，“还有哪些假设？”
“或者有人见到她买这件衣服。比如说售货员，或当时也在商店的顾客。”
“假设成立。谢谢你，丹娘。发生的这一切很吊人胃口。我马上去上班。晚上，去一趟沙克里尼基的丽塔那儿，弄清都谁知道她衣服的事。”
“你最好先弄清伊拉的未婚夫。他把一切玩弄于鼓掌中，这太令人痛心了。当今没有这样的事。现在没有英俊的王子。”
“这怎么可能？”他很不平，“我不是一个英俊无比的王子吗？你令我感到伤心，我的女主人。”
“你不是王子，斯塔索夫，”塔姬雅娜轻松地大笑起来。嫉妒、苦闷已从她的心头消失得无影无踪，“你是我亲爱的丈夫，这就够了。”
送走丈夫，她开始做家务。她踮着脚尖，尽量不弄出响声，免得吵醒伊位。伊拉昨天激动地坦白了她的爱情，久久不能入睡，直到天快亮才平静下来。重洗了一遍餐具，把斯塔索夫的白衬衫和内衣浸泡在漂白液里，擦干净了盥洗间的镜子，决定去一趟商店，原则上可以不去，所有必备品，家里都有。并且，伊拉今天哪儿也不去。如果需要，她会去买东西的。但是，她想到街上走一走，呼吸呼吸新鲜空气。突然她明白她是想吃冰激凌。大大的、缀满扁桃仁、挂着厚厚的巧克力糖浆的冰激凌蛋糕清晰地浮现在她的眼前。她的口水都流了出来。塔姬雅娜知道，刚好步行离家20分钟远的一家商店卖这种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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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来到阳台，确定该穿什么衣服。穿棉大衣看来是多余的，那会把她蒸熟的，但是穿羊毛衫和裙子又有点冷。应该披上一件薄风衣，她可不想现在感冒。
但走到客厅，塔姬雅娜想起那件漂亮的蓝白相间的风衣挂在伊拉睡觉的房间的柜子里。初春搬到新房，用不着风衣，就把它和其他过季服装放进衣柜。不想吵醒她，塔姬雅娜看看周围有没有合适的衣服。衣架上挂着一件伊拉的皮衣，可是塔姬雅娜无论多瘦时都穿不进去，毕竟伊拉只有46号，而她……最好别去想它了。这儿还挂着斯塔索夫的上衣。要是拉开拉链，取下棉里子，就会成为一件很合适的风衣。颜色的确很深，又是男式的，对塔姬雅娜来说又有些大（斯塔索夫身材高大，将近两米，肩宽臂长），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强。
在裙子和羊毛衫外面披上外衣，塔姬雅娜照了照镜子，忍不住笑了起来。她的样子像一个在火车站过夜的难民。今天她没化妆。虽然不化妆她决不允许自己出门，但这只是去买冰激凌……一个面上浮肿、满是斑点的臃肿的中年妇女穿着别人的衣服，给人的印象肯定既可怜又不舒服。她想还是化化妆吧，但又觉得这需要去盥洗室，还得脱下她刚刚费了好大劲才穿上的短腰靴子，就决定就这样出门。
这时街上人不多：工作日已经开始，家庭主妇还没出来采购；住宅区又是新建的，居民不多。但是塔姬雅娜还是捕捉到亦或是同情亦或是嫌厌的目光。一进商店她就直奔冷冻专柜。突然听到近旁有人说：
“塔姬雅娜，是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