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我死于昨天》》 · [俄]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 · 2026-07-25
而这会儿又有一位叫奥勃拉兹佐娃的女侦查员要来。这有什么可吃惊的呢？无论如何，尤丽娅毕竟还是一个国家杜马委员呢，或许在侦破她的被杀案上，投入不少人力了呢。说不定，那个格梅里亚被上司从此案中解除了，因为他没搞出什么结果，所以被别的侦查员取代了吧。谢天谢地，总算可以把电话给掐了，到明天早晨以前不必接通电话了。假如有人找他，那么，奥勃拉兹佐娃事后可以作证，说他一直都在家，哪儿都没去，也没有躲避侦查员之企图。
只是，得把屋里稍稍收拾一下……戈托夫齐茨拿起抹布，想把家具擦一擦，可突然浑身无力地坐倒在沙发上。他什么都不想做，干什么都没力气。让尘土见鬼去吧，他才不收拾屋子呢。在女客人面前感到不自在吗？可这又有什么不自在的呢，如果一个男人刚刚埋葬了妻子的话，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可以原谅的，无论是空空的冰箱还是不曾收拾过的房间。
门铃响起时，他恐惧地呆立在了原地，惊得连一动也动不得。“去，开门去，”他对自己说道，“这是侦查员到了，她来过电话，打过招呼，说大约4点半到。现在是5点差20分，或许就是她来了吧。即使不是她，那她反正也该到了，那些人也来不及把我怎么着。去吧，开门去吧。可要不是她呢？”
每次去开门，戈托夫齐茨都在心里默默与生命告别。此刻，他同样在心里皱紧了眉头，走到前厅，与此同时，他的腿都不会打弯了。门上没有装“猫眼”，一直都想装，可就是没装。
“谁？”他问话的声音连他自己也听不到。
“奥勃拉兹佐娃。”一个女人的声音回答他道。
开门的手指在发颤。门终于打开了。门口站着一个胖乎乎的女人，脸上浮肿，眼神疲倦。
“您好，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她问好道，“我可以进来吗？”
“请进。”
在把胖女人让进屋里时，他退到了一旁。看见行动十分不便的她在脱雨衣，戈托夫齐茨心想，原来警察中也有这号人。不是像格梅里亚那样机灵能干的男人，而是这么一位大妈，身体臃肿、行动笨拙，脸色病态，眼神漠然。对这种婆娘，无论你对她说什么，她都会连皮都吞了，对一切都深信不疑，她工作忙得要命，对她来说，最要紧的是赶紧回家和做饭，弄不好每间屋里准保有三个孩子，戈托夫齐茨思忖道，她身上多余的脂肪可是太多了，照她的身材看，她可是太像那种婆娘了，她们每生一个孩子，体重就得增加10公斤。而她们的丈夫又当如何呢，或许和她一个样儿，要想养活这样的丈夫，恐怕光做饭就得一整天吧。
“如果您不反对的话，我们不妨就在厨房里坐一会儿？”他问道。
厨房相比而言并不大，因此，戈托夫齐茨把他保持得还多多少少像个样子。他觉得把侦探领进乱哄哄尘土飞扬的屋里有些不好意思。
“当然可以，如果在那儿您觉得更方便的话。”奥勃拉兹佐娃同意道。
她坐在餐桌前，打开皮包，从里面拿出公文夹，又从公文夹里取出一张笔录纸。
“我叫塔姬雅娜·戈利果里耶芙娜，”她看也不看戈托夫齐茨一眼，说，“您不想让我看一眼您的身份证吗？”
他默默地递给她身份证。那证就在厨房里的一只小箱子上搁着。格梅里亚到他这儿来过三次，每次都跟他要身份证。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但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把身份证放在手边。谁知道呢，或许警察制度便是如此！
“我那位同名者怎么没来呢？”他问道。
“您指的是谁？”奥勃拉兹佐娃一边疾速把身份证上的数据抄写在笔录表上，一边问道，同时连头都没抬。
“侦查员格梅里亚。鲍里斯·维塔里耶维齐·格梅里亚。”
“不知道，他或许在班上吧。您需要见他吗？”
“不，我不过是……我以为，既然您代他来了，那么，或许是因为他病了，或许是因为他休假去了，再不就是他被调离此案了。”
“可您怎么就断定我是代他来的呢？我是我，而格梅里亚是格梅里亚。”
可他还是弄不明白她说的究竟是什么意思，所以，依旧想要打听些什么。
“您也是调查我妻子被杀案的？”
“不，您妻子被杀案不归我管。”
她总算把戈托夫齐茨身份证上的数据抄下来了，终于抬头望着戈托夫齐茨。她的眼睛是灰色的，很平静，眼神里根本没有她刚进来时戈托夫齐茨从中发现的倦意。
“可……这是怎么回事？您来是为了什么呢？”
“我在调查别的凶杀案。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您是否还记得英娜·帕施科娃？她是个实习医生，是您工作过的那家诊所的。六年前吧。”
一朵红云浮现在他的眼前，脑子里轰然作响。喏，你瞧，这事还是来了。可这是怎么搞的？为什么呢？
“这就对了，”塔姬雅娜想道，“他俩之间有过一场恋爱，英娜做掉的，就是他的孩子。瞧他的反应就知道了。如果他想起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实习医生的话，他的脸色就不会变了。”
“帕施科娃？是的，我想起来了……一个漂亮姑娘，不是吗？”
“也许吧，”塔姬雅娜矜持地说，“我不知道，我没见到她已经有六年了。请把您所知道的有关她的一切都告诉我。”
“出什么事了？她卷进什么事里去了吗？我知道的并不多，医生就是医生，不像她们那些实习医生，天天换……”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那您的心上人也是年年换吗？”
“这哪儿跟哪儿啊……您怎么能！”
她看出戈托夫齐茨并未很好地控制住自己，于是便在心里笑了一声。他这么害怕究竟为什么？他跟这位年轻的小美人儿肯定有过风流韵事，当时肯定是这么回事。假如他妻子还活着的话，一切就该水落石出了，可眼下——他的反应像自动机械似的，莫不是出于直觉？他已经习惯于隐瞒自己的艳情了，因此，当这一切已经不再必要时，他还有些不大习惯呢。
“没有我不能做的事，”她说道，“因为我是个侦探，而且在我调查的案子里，有一件就是英挪·帕施科娃凶杀案。”
“凶杀案？”戈托夫齐茨打断她道，“莫非她已经死了？”
“她被人杀了。因此，如果我们不得不触及使您不快的事，请您多包涵。至于您跟英娜有过一段恋情的事，我们认为已无需判定了。她生前曾跟大学里的朋友说过这件事，而那些人又把这事告诉我了。”
“您的话我不能相信。”戈托夫齐茨决绝地说。
“为什么？”
“英娜是个守口如瓶的人。有关她的私事，她从未在任何时候跟任何人谈过。更何况是有关自己的私情了。她甚至连一个真正的朋友也没有。”
“喏，您瞧，”塔姬雅娜温和地笑了一笑道，“这么说，您很了解她了，肯定也认真地研究过她的个性了。可您刚才还说您记不得她了。既然这样，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事实业已判明，还是我们还得讨论一番呢？”
他没说话，眼望天花板的某个地方。塔姬雅娜利用这段间隙，迅速扫视着厨房。厨房里到处都是无人照管的痕迹。很难使人相信这里会总是这么乱，最有可能的是，厨房的打扫是随着女主人的被杀而同时中断的。至于说男人们居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把住所弄成这样，那就只能使人惊奇了。男人们一旦把东西归放到原地便以为万事大吉了，而桌上的污迹，炉台上的残渣和盘子上被油腻和脏东西搞得污脏，他们就看不见了。更别提连地板都没擦了。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塔姬雅娜小声叫了他一声，“您在想什么呢？”
他把目光转向她。
“在想英娜，”戈托夫齐茨低声回答道，“她死了，这太令人难以置信了。是啊，您说得对，我和她是有过一段恋情。并不很久，也不很认真，是通常很轻松的那种爱，是一位主治医生和一位实习大夫之间不要求对方任何什么的那种爱。这和在科研导师和女研究生之间发生的那种爱并无二致，这种爱持续的时间，通常只和女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写毕业论文的时间一样长，而且，这种关系仅以一方的服从为特征。”
“并不很久，也不很认真，”塔姬雅娜在心里自言自语道，“可是，早在实习开始前很久就已堕了胎，这，又当作何解释呢？此外，还有，英娜想给您看她的毕业证书，她究竟想证实什么？结论只能是二者居一：一是在跟您之前，她曾有过另一个情人；二是您和她的爱情至少持续了两年半，而且，您和她的关系，也压根不是什么以主治医生和实习医生之间某一方的服从为特征的。好吧，那我们就按顺序来检验这两种推断好了。喏，我们这不已经开始了吗。”
“请告诉我，您和她是怎么认识的呢？”她问道。
“很平常。从医学院来了一些带文凭的年轻大夫，可他们没有经过医疗实习。实习实际上是学院教育的附加教学年。一年后老的走了，又来一批新的。我和英娜的认识没有什么不平常的。她长得很漂亮，所以我一下子就注意到她了。我们的爱发展得很快，她没有任何犹豫就和我发生了关系，显然，她已经习惯于来自男人的注意了，既未惊慌失措，也未眨一下眼。像她这样的现代青年很普通，总有几千几万吧。”
“英娜没有坚决要求把你们的关系搞得更加严肃一些吗？”
“您指什么？”戈托夫齐茨不明其意地问。
“喏，比方说，像结婚。”
“可我已经结婚了呀！我又不想离婚。我们有孩子。况且，总的说来……”
“总的说来什么？”
“我已经告诉过您，办公室里的浪漫爱情尚不足以成为离婚的理由。至少我和英娜就正是这么认为的。”
“这就是说，从她那方面来说，也不曾有过类似的愿望了？”
“根本就没有过。”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坚决地说。
“她是个很不错的医生吗？”
又是一阵沉默。戈托夫齐茨沉思起来，眼睛死死盯着自己的手指，手里在不时摆弄着一只圆珠笔。塔姬雅娜每过一会儿就不得不叫醒他。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回答我的问题呀。”
“什么？”戈托夫齐茨慌窘地问道，“哦……是的……很难说，她是个怎样的医生，而后来又怎么样了。在我认识她的时候，她倒不失为一个很有才华的大学生，可她实践经验还太少，所以对她很难说得很确切。”
“但她很有能力是吗？”
“这毫无疑问。她天赋很高。”
“这指哪方面？”
“噢觉。您是否知道，对于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学家和病态心理学家来说，什么是他们工作中最重要的素质吗？那就是嗅觉。因为从我们所收集到的所有事实和信息中，要把关键要素及线索——拽着这根线，你就可以最终弄明白，什么使一个人痛苦，什么在折磨一个人并妨碍他生活——挑出来，靠的是什么，是嗅觉。寻找这种要素的医学家有千千万万个，但只要有嗅觉，那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在百分之八十的情况之下，运用医学会保证成功，但需花费许多时间，而嗅觉却会即刻产生作用，并且万无一失。”
“而英娜就有这种嗅觉吗？”
“是的。当然了，她还不大善于运用它，她不敢信任它，而总是竭力想要更多地掌握医学。她对科学和他人经验的虔诚信仰已经到了十分可笑的地步。”
“后来呢，”他耸耸肩说道，“我不知道。我们分手了，后来再没见过。”
“一次也没见过？”
“一次也没见过。”戈托夫齐茨肯定地说，“我已经告诉过您了，这种爱情一旦共同工作结束它也就完了。”
“这么说您也就不知道她以后的命运了？”
“是的。她是怎么死的？”
“由于失血过多。她是被人残酷折磨、残忍拷打了很长时间后给抛弃的。她在自己的家里躺了差不多一昼夜，直到死去。”
“她是一个人住吗？”
“是的。”
“太可怕了。”
他眯缝着眼睛，似乎是在竭力想象这种场面：那是一个被百般折磨、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豆寇美女的躯体。为了礼貌，塔姬雅娜等了一会儿，在等他平静下来。死者毕竟是他的恋人，尽管是从前的了。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在你们相好时，英娜是否曾说过她有过几位朋友的事？或许她还会把您介绍给他们当中的某个人？”
“她没有朋友。她出奇地不爱交际，性格封闭。”
“您为什么会对这感到吃惊呢？”
“喏，您知道……年轻漂亮的女人通常总是处于人们关注的焦点，为崇拜者所簇拥，去迪斯科舞厅或是到什么地方去……她们的外貌本身就已为自己选定了特定的生活方式。而英娜却压根就不是那种人。她似乎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长得美，或是虽知道但却没有发现，我不知道怎么说才更正确。我们相识时她才二十三岁，差不多可以算二十四岁了，但她却很明智。对不起，请原谅我居然会说到这个，这或许不大像话，可您自己不是也说过，说您想要理解她的性格吗？”
“那当然了，”塔姬雅娜点头道，“您没必要说对不起。请继续说下去。”
她一边提问，一边做笔记，非常关注地倾听对方的每句话，同时还不时赞许地点点头，就像一个听到一位总是得二分的学生，突然有一天在黑板前，不但记熟了功课，而且还出语惊人，说出的话连贯得很。而在心里，她却无时不在估量着听来的一切。
“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假使您听说英娜搞过私人巫师所的话，您会怎么说呢？”
“请原谅，您说做什么来着？”
他脸上的表情满是困惑，其间还掺杂着疑问。
“巫师。至少，在广告词中，她就正是这么称呼自己的，巫师伊涅萨。”
“可这是胡说八道呀！哪儿来的什么巫师呢？您在说什么呀您？”
“我说的是事实。这么说有关这事您是真的不知道了？”
“是的。当然不知道。假如我知道的话，我会找到她大闹一场的。”
“是吗？”塔姬雅娜挑起了眉峰，“真的要大闹一场吗？”
“真的。”
“那又何必呢？”
“因为这是招摇撞骗，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招摇撞骗。更何况是英娜了……不，这是不可能的。她有什么必要这样？她本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医生的呀。”
于是，又是提问，又是回答。一行行文字流泻在纸上，圆珠笔轻松地滑过纸面，而在塔姬雅娜心里，一场外人听不见的斗争正在紧张进行。
“这么说，是这样，亲爱的。您居然会为了她大闹一场，而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倒值得了解一番。哪个与我无关的婆娘敢在我这儿闹腾？没人敢。她算我什么人，要我听她的话？而您又算英娜的什么人，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敢当着她的面褒贬她，朝她倾泻正义的怒火？或许您的褒贬对她来说至关重要吧，要不然她会专门跑到您那里，向您展示她新得的文凭，显示她同样也很有能力。一个人是不会向不相干的旁人证明什么的。据您所说她是个美人，习惯于男人对她的关切，因此，如您所说，她才会连眼也不眨一下轻易就与您这位主任发生关系了。可随后，20分钟后，您却又告诉我，说英娜好像并不知道自己有魅力，并未察觉自己美，过着一种只有丑姑娘才会过的生活方式，请您说一说，当英娜与您相识时，她是否明智，换句话说，她是不是处女。完全有可能不是。只不过这事不是在她二十二岁，甚至也不是二十四岁时发生的，而是比这要早得多。可您为什么要撒谎呢，可敬的人？这可太不像话了。杜撰了一个办公室里的爱情，而一味在无关的小事上兜圈子。您干吗不承认你们的爱情远比这要久远、严肃呢，这又有什么难为情的呢？成百上千万男人就是这么生活的嘛。现而今，如果一个男人一辈子连一次也未曾背叛自己的妻子，那真是个史前奇迹了。更何况您现在已经是个鳏夫了，还有什么不敢坦白的呢？所以请您不必……还是男人有意思。如果一个女人被发现与人通奸，被人发现她不可靠了，这女人就会总是不停地说什么，这在她是一种伟大光明的感情，是一个人一生中只能有一次的真正的爱情，因此对她可以原谅。而一个男人一旦被捉住，采取这种理由对他来说是最不可能的。男人的办法和这相反：你得了吧，这全是胡说八道，你瞧，这是偶然发生的，根本没有任何含义，这不过是生理接触罢了，不是什么别的，不过是鬼迷心窍，一时胡涂，当时喝醉了，而我爱的就只是你一个人，你是我惟一的爱。男人身上的私有者本能发达得令人吃惊，他即便并不十分需要一个女人，也是不会轻易放走她的：不会让她白白从他身边离开的。随便怎么都可以，就是不能让她离开。因此他才会信口胡诌生理接触什么的。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对您来说，把什么人隐瞒起来已经没必要了，您的妻子已经死了，可您还是撒谎撒个没完，您这是出于惯性和习惯。这没什么，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可以解释的。”
塔姬雅娜瞥了一眼手表，发现自己已经该走了。再过20分钟，她就得赶到女性咨询所去。她需要一些时间好好思考一下从戈托夫齐茨嘴里听来的一切，然后她还得再次询问他一次。这一趟顺便连医生也看了，可谓公私两不误。
“谢谢，”她礼貌地道了谢，把装有文件的夹子放进皮包，“说不定我还得来打扰您一次。如果您不反对，我就不用传票传您了。到您家来拜访您，对我来说倒更方便。”
“那当然了，”戈托夫齐茨不知为何竟然显得很高兴地说，“永远高兴见到您。”
“这么说我们是两全齐美了？”塔姬雅娜笑着说。
他明白自己做得有些过火了，实际上，说他总是高兴看到她，此话从何说起呢？既然她还需要见到他，那又何必把她送出门外呢？喏，你瞧，一不小心就说漏嘴了。
戈托夫齐茨把侦查员送到门口，帮她穿好大衣，小心地把门插好。他慢慢腾腾地拖着腿踅回厨房，打开电茶壶。
并未发生任何可怕的事，鱼雷已经从身边过去了。啊，英娜，英娜，你的嗅觉真可恶，你那天生的、臭名昭著的嗅觉呀！如果不是你的嗅觉的话，一切该会是多么不同呀。那样的话，如今戈托夫齐茨教授感受的那种骇人的、无所不在的、充斥一切的恐惧也就不会有了呀。
“您的怀疑是徒劳的，但您的联想太精彩了，而且，有了结果了。一切都在照计划进行。这再次证明：恐惧是最好的动机。如果说懒惰是进步的发动机的话，那么恐惧就是金钱的动力。”
“您敢确信您没有高兴得太早吗？行动还没有结束，您却已开始在这头死熊身上剥皮了。”
“到了这个节骨眼儿上，还会有什么岔子吗？”
“所有最重大的行动已经完成了呀。我不明白您还怀疑什么？”
“多疑从没错，使我害怕的是不必要的乐观。”
“或许这是因为我上了些年纪吧。您还年轻，我的朋友，因此您很难理解我。无论如何，为了行动的成功，请接受我的祝贺。您还想告诉我什么吗？”
“是的。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可在说出口之前，您必须答应我，如果您听从我的主意，那就得把策划这次行动的任务交给我。”
“可您应当知道我是不会白白许诺的。”
“怎么，老年人的小心谨慎吗？”
“您爱怎么想随便。我听您的。”
“您是否喜欢那位总去找心理分析医生的通俗小说女作家？您没发现嘛，这位太太已经接近成功了吗，更何况她快要生孩子了。她干吗要找心理分析医生呢？她有她的难题，这难题还不好对付呢。难道这还不足以成为对她做工作的理由吗？”
“这位太太是哪儿来的？”
“哎呀，别皱眉头，我求您啦！她去找过戈托夫齐茨，一个观察组记录下来造访他的所有人，以便一旦情况有变，好能摸准他的脉搏，那些小伙子们认出了她。莫斯科所有书摊都堆满她的侦探小说，而每本书的封面上都印着她的头像。这是不可能弄错的。就是她。小伙子们为了以防万一跟踪了她一会儿。接二连三地发现，她从戈托夫齐茨家出来后，去了女性咨询处。出来时有一个黑皮肤的年轻姑娘陪同。在她们进地铁之前，小伙子们偷听到了她俩的对话。黑肤女人管她叫丹娘，她们讨论的是如何写下一本书及其他问题。原来，有个制片人想要根据她的小说拍电影，要她写电影脚本，可她拒绝了。小伙子们不会弄错，就是她，塔姬雅娜·托米林娜。您用不着犹豫了。”
“有意思……非常有意思。您说，所有书摊都摆满了她写的书？这太好了，这很有赚头。首先必须搞清她的财政状况。您调查一下。如果您的这位托米林娜是我们的一个好目标的话，我们就着手策划行动。”
“这么说您同意让我策划这次行动了？”
“我暂时还什么都没同意呢。给我把她的财务报表找来，那时我就可以决定了。顺便问问，您为什么对这事这么上心？您想要什么？”
“我有一个有趣的想法，做一幅作家的心理肖像。我很想在托米林娜身上试试我的方法，我们搞过艺术家，音乐家也搞过了，就是还没搞过作家。在这儿，在俄罗斯，这或许会是很有前景的一件事呢。那么多的居民，也就意味着巨大的订数。”
“好吧，试试看。我再重复一遍，暂时我还什么都没同意呢。我首先必须弄清楚，这是一笔什么钱。”
当那个自称是西伯利亚某家报社的记者的人，请求出版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小说的圣彼得堡出版社总编讲一讲塔姬雅娜时，总编对此丝毫也不感到惊奇。不但如此，他发自内心喜欢这次采访，因为他明白报上的文章肯定会吸引人们关注托米林娜的书的，所以，这会提高其书在乌拉尔以外地区的销量。塔姬雅娜本人并没搞过访谈，所以，每种出版物对于出版社来说都实实在在比黄金还贵。
“请您讲讲托米林娜，”记者说道，“她写作了多长时间了，受过什么教育，家庭怎样。我对这一切都感兴趣。”
“她写作时间不长，总共才五年。”主编胸有成竹地说。
“难道才写了五年？”记者吃惊地说道，“这太令人吃惊了。五年中写了这么多东西！”
“她写作能力很强。有关她受的教育我可无话可说，不怕难为情，我得承认，我不知道。不知何故我们从未谈过这事，好像也不曾有过谈论这个话题的理由。至于说她的家庭，那么，她已经结婚，而且是结第三次了。还没孩子。不久前住在彼得堡，如今迁到莫斯科，和新丈夫住在一起。”
主编小心翼翼地斟酌着用词，担心一不小心说漏了什么。从前，当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刚开始写作时，出版者在书的封二上登载的作者简介里，说她当过侦查员。有些人以为既然她能写这么好的书，那她一定能理清他们与法律保护部门有关的问题。他们一拨拨打电话给出版社，要她的电话及地址，要不就写信来，要不就亲自来。塔姬雅娜严禁人们透露她的地址，至于笔名的秘密，那就更不用说了。她公事多得要命，哪儿还有时间听人诉苦。她请求在她的书的封面上，永远也不要提她在内务部门工作的事。她惟一做出的让步，是同意登照片，毕竟还是得登载一些有关作者本人的信息，不然读者感觉不到自己的参与和私交，因此，他们拿在手里的书，即便有一个可爱女性的迷人微笑也无济干事的。主编记得很清楚，就在这里上演过一出戏。
那天塔姬雅娜拿来了又一本书稿，签了出书合同，领了预付稿酬，准备离开了，当时正是彼得堡最冷的冬季，刮着刺骨的寒风，主编想给塔姬雅娜叫辆车，把这位女作家送回家。车当然给了，主编和塔姬雅娜一起走下楼，以便给司机说一声怎么走。在大厅里，一位愁容满面的中年妇女朝他们走来。
“您就是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吗？总算让我见到了！我在这儿等您等了一个月了。”
主编仔细瞅了瞅那女人，一眼就认出了她。的确，那人每天都在这里，在大楼的前厅里，可是，这幢大楼里有许多公司的办公室，所以，他连想都没想到，这位太太等的人，居然会是塔姬雅娜。
“您得跟我见个面，好好谈一谈，”那女人不容反驳地说，“我必须同您谈一谈。”
塔姬雅娜慌了。她根本没料到会碰到这样的事，而且，一般说，她对这样的场面也缺乏准备。
“谈什么？”
“我想跟您谈一谈我的不幸。您书写得这么好，您对人的分析是那么深刻，我相信您会帮助我的。您是侦探，或许您会告诉我该怎么办，我到处写信、到处求人也没用。”
塔姬雅娜惊恐地瞧一眼主编，可主编在这种事上也无能为力。他根本就不知道，在这种场合下究竟该做什么，因为这种事他还是头一次遇到。
“请原谅，”塔姬雅娜说道，“可我未见得能帮您什么忙。我现在根本没时间，我有急事。”
“给我您的电话号码，我给您打电话，请您告诉我，什么时候您方便。求求您，我真的很需要……”
“我可没时间，”塔姬雅娜耐着性子说道，“要知道我整天在班上，一会儿都离不开。”
“下班后呢？”那女人还不死心，“我晚上也行，礼拜六星期日都行。您说吧，什么时候？”
“晚上我得回家，我有家庭，再说家里还有一摊事儿。请别生气，也请您能理解我。”
“我可以去您家。您做您的家务，我还能帮帮您的忙，那时我再说也一样。求您了……”
“请原谅，”终于打起精神决定予以回绝的塔姬雅娜坚定地说，“我从不请人到我家。我同样也有隐私权，再说我一有时间就得写书。请别生我的气。祝您一切顺利。”
她急遽地一转身，对她那身材来说，速度快得惊人。她穿过前厅，走向出口，主编好不容易才跟上她。一出大门，塔姬雅娜就几乎是跑着到了车前。倒在后座上，才喘了口气。
“喏，您倒是想想看，”她抱怨地对紧随她身后也坐进车里的主编说，“那人居然一直站在那儿等我来着。真是个白痴！她晚上行，礼拜六也没事，星期日也可以！可我呢？为什么就没人关心一下我愿不愿、能不能？或许她真的有不幸的事，可为什么我就该管她这件事呢？我是个国家公务员，我的工作时间不属于我，而属于国家内务部，上班时间我根本就不能跟人聊天。我还能有什么办法？私人空间？可我的私人空间呢？我有丈夫，有家，我还有我的老父亲，我很少去看他，为此我心里很内疚，顺便说说，我也有朋友，可我由于总是忙，几乎从来都见不到他们，他们都生我的气了，最后，我还有书得去写。假使突然我有了几小时空余时间，那我还得好好想一想，究竟该用它来干些什么好。您大概认为我不对吧？您大概认为我该留下来听这位妇女诉苦吧？”
“瞧您说的，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主编连忙申辩道，“您不该答应任何人的任何什么请求。您是个大忙人，连我都惊奇，您哪儿还有时间写书呀。”
“是这样的，我的朋友。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么，我从一开始起，就反对您在封面上公布我是个侦探。可您非要这么做，您告诉我说，这会令读者感到我的书是纪实性材料，而我由于缺乏经验上了您的当。如今我很后悔。您终于把我给说服了，可这是不公正的，封面上的作者简介得重做，从今以后，不得提我是个侦探的事，而且，一般说来，连我和内务部门有关的事，也不得提。我的真实姓氏任何时候都不得告诉任何人，当然，地址和电话也不能给任何人。假如出版社有人透露消息，那您从今往后休想得到我一部书稿了。我不是开玩笑。”
“您放心，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主编手扪心口道，“我们会像鱼儿一样守口如瓶的。”
“我今后也再不会来找您了。您自己也看到了这有多危险。我会打发我的亲戚或丈夫来送稿子的。”
“那倒不必，”主编一挥手道，“我亲自去拿稿件，您只管写，拿稿子和给钱的事，就交给我们办好了。”
“那就多谢了。”塔姬雅娜笑着说道。
几天后主编接通了电话，一个愤怒到了尖利的声音告诉她，那位想要交流一番的女人在铸造街的楼门口等她。
“我再次警告您，如果你们不把封面上的文本换掉，我可跟您没完。您也别把记者往我这儿打发，我再也不接待他们了。”
主编看出塔姬雅娜不是在开玩笑。从此以后，出版社里所有的人，从总编到开电梯的，都牢牢记住了三个响亮的词：女作家塔姬雅娜·托米林娜。人们可以讨论她书中的情节，可以谈论再过两周她将拿来新书手稿，而再过一个半月新书便将面世，人们甚至可以谈论她跟第二个丈夫分手，而和第三位丈夫结婚的事，但在任何情况下都得谈论女作家塔姬雅娜·托米林娜，而不得谈论女侦探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奥勃拉兹佐娃。
因此，现在，在与那位西伯利亚记者的谈话过程中，出版社主编留心注意着自己的谈吐，担心说出哪怕一个不实之词。塔姬雅娜是个很严肃的太太，在最近两个月中他们正等待着她的一本新著，而如果一不谨慎，哪些地方不对劲儿，那他们就会像看不见自己的耳朵那样看不到那本书稿了。无怪乎奥勃拉兹佐娃，也就是托米林娜，从来就不和出版社签约稿合同，理由是工作环境无保障，因此她无法保证在合同规定的期限内交稿。而既然未签约稿合同，预付金自然也就不会给了，那么，作者就不必将其新小说一定交给这家出版社了。想给谁就给谁，她是个自由人。托米林娜与出版社商定的关系建立在信任之上。迄今为止她还从未让他们失望过，可如果跟这位记者叨叨出什么不必要的话让她知道了的话，那一切就全完了。至于那些想得到她书稿的人，根本用不着去找，喏，你瞧，都排成队了，一个个电话打给了经理，讨论让度版权或是合作出书的事。
“她的书印数多吗？”记者问。
“非常多。她的每本书，我们每月印一万五到两万册，全都一销而空。”
“这么说，我可以写托米林娜是俄国出书最多的女作家了？”
“您可以这么做。您这样是不会有违真实的。”
“她有没有明星病？她的声望没有受损吧？”
主编本想说像她那样干工作，已经谈不到什么声望不声望，更何况什么“明星病”了，因为警察局长早就该把骄傲自满的女侦探给宠坏了的，但及时住了口。
“哪儿的话，托米林娜是个非常谦虚的人。其次，您要知道，她写书不是为了声望，而是为了快乐。我甚至敢说，她写书是为了她的丈夫。”
“此话怎讲？”记者来了兴趣，因为他嗅到了可以开采的矿脉了。
“她已经是第三次结婚了。或许是因为个人生活不太顺利吧。我敢说，塔姬雅娜写书是为了让自己更有吸引力。在外貌方面自然对她是很苛刻的。”
主编故意说起下流的诽谤来，而这一般说对于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是很不体面的。可他这么做有两个原因：第一，他不止一次与塔姬雅娜谈到在出版物上登文章的事，要知道这对做广告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可她却坚决拒绝接受采访，不想让自己和自己的工作、真实姓氏在记者面前“曝光”，但允许登有关作者的文章，可以是批评的，也可以是描述性的。而这位西伯利亚小男孩准备发表的文章中，恰好就有一篇是关于作者的，而且，也与托米林娜的要求相符。第二，塔姬雅娜曾亲口告诉他：
“让他们爱写什么写什么好了，只是不要让他们找到我。我知道，我拒绝接受采访，会给那些造谣者提供养料的，可我不怕。就让那些记者们杜撰有关我的谎言好了，比方说我有三颗脑袋，却连一条腿也没有。如若不然，如果我接受了采访，访谈见了报，人们在班上就能把我抓住，所以，电话铃和‘跟踪者’你就休想摆脱得了。我甚至同意上电视，但不许登我的工作地点和我在家时的照片。
在作家生涯的最初阶段，无论是出版社还是塔姬雅娜都没想到，托米林娜的侦探小说会有那么普及，塔姬雅娜当时还能平静地、心甘情愿地接受记者采访，允许出版界和电视台的代表到自己家来，可是，当事情涉及到想要见一见、聊一聊”的读者时，这一切都会毫不犹豫地立刻中止。
可是，要知道除了需要维护作者的利益外，还有出版社的利益也需要考虑。没有与畅销书作者的采访录，显然对出版社不利。为了让书能销得更好一点，光是写得好还不够，还需要做广告，需要吸引潜在读者，即根据其性格特征及趣味爱好，可能成为塔姬雅娜·托米林娜著作的崇拜者的人的注意力，这些人未必会喜欢她的书，而且，其中有些人或许眼下还没有读过她的书，甚至就连托米林娜这个名字也从未听说过。而为了这个目的，一切手段都是好的，其中包括谣言，哪怕谣言根本不符合实际也罢。
主编对与记者的谈话结果很满意。如果小男孩不是个傻瓜，而他看上去的确也不像是个十足的白痴，那么，发表在西伯利亚报纸上的文章肯定会造成声势的。至少外乌拉尔的女人们，或许从未听到过塔姬雅娜·托米林娜的名字的女人，也会跑来寻找她的书的。一个长相丑陋的女人，为了要引起男人的兴趣，会写些什么呢，这会是个永远吸引人的问题。当然，实际上，塔姬雅娜是个很不错的女人，她的皮肤、头发、眼睛美丽得宛若童话。或许她都愁摆脱不开男人的纠缠呢。就连主编对她也很喜欢，他甚至一度想要追求她。可为了做广告他什么不能做呀！书得卖，可要把书卖得好，这需要遵循规则。塔姬雅娜自己也说，无论人们写了她什么东西，她都不会起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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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预料到的那样，伊拉奇卡不同意塔姬雅娜在电视节目“素面朝天”上露面。她仍然还是每天都看这个节目，而且越来越坚信，这个节目除了能给人带来紧张和沮丧外，什么都没有。对于婴儿只会有害，没有任何益处。
“您太神经质、太激动了，”她对塔姬雅娜说道，“您要是看一眼这位乌兰诺夫的表现那就好了！不，您别转身，您瞧一瞧，我每天都专门为您录制了这套节目，好叫您也看一看，到时候您就该同意我了。丹娘，您要这有什么用呢？”
塔姬雅娜听话地看着电视屏幕，看见主持人神色淡漠、陌生、高傲；听着特邀嘉宾神经质的、毫不连贯的呓语，她想，如果这能给人带来金钱的话，人们会甘愿忍受多么大的屈辱呀。她并不怕乌兰诺夫，因为她需要他是为了做广告，而不是为了工作。可伊拉却根本没必要知道这些事。
“伊拉，我答应你不激动，”她对这位亲戚保证道，“这帮人觉得自己很不自在，因为他们想要造成好的印象，而乌兰诺夫却在妨碍他们，他以自己的高傲和冷淡压迫着他们。可跟我，一切将不会是这样的。”
“而这又是为什么呢？”伊拉齐卡怀疑地眯缝着眼睛说，“你怎么，难道你就不想留下好印象了吗？你参加这个节目难道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当然不是了，”塔姬雅娜笑着回答她道，“你得理解我和这帮人之间的区别何在。没人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所以他们必须表现自己，以便把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们所做的事上来。这也就等于为他做广告了。她们的自我表现越佳，人们对他们的事情也就越感兴趣。而我是不需要做广告的，因为即便我不做广告，喜欢我的书的人也有的是，他们反正会去读书的，而并不取决于我是否上荧屏。而那些不喜欢我的侦探小说的人，是不会成为我的崇拜者的，哪怕我在乌兰诺夫的节目中表现得像个超级明星。他们不喜欢我的风格，或是从根本上说就不喜欢读侦探小说，既如此，我的个性究竟怎样，在此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参与节目的目的只有一个，帮助一下想做电影的制片人和想要和这位制片人保持良好关系的娜斯佳，如此而已。其次，亲爱的，别忘了：跟人打交道我有足够的经验，尤其是那些对我持否定态度的人。我告诉你，这位不无几分下流的乌兰诺夫，要是和窥伺我的那些人比，不过是个无辜的孩子罢了。”
这当然无法安慰伊拉，可她又找不出相反的论据。她想向斯塔索夫求援，可他只是摊一摊手，说他对妻子也无能为力。
“侦探，伊拉，都是些独立性很强的人，他们最无法忍耐的，就是别人想对他们施加压力。”他开玩笑道，“他们一切问题都自己解决，又不想让任何人参与这一伟大的事业。这是一种职业性的心理变态。”
弗谢瓦洛德·谢苗诺维奇·多罗甘决定把一切都抓在自己手里，为了刚刚开始的事业不致中途毁掉，他亲自把塔姬雅娜送进了即将进行直播的演播室。
“直播17：40分开始，我们4点就得到。”他说。
“为什么这么早？”
“为了让主持人能和您认识一下。除此之外，还需要化化妆，摄影师也需要调整一下摄影机和您以及您与摄影机的位置。”
塔姬雅娜对此毫无异议。能与乌兰诺夫相处的时间越久越好。准备动身花去了她大量精力和时间，因为已经与必要性妥协了的伊拉，坚持至少塔姬雅娜应该穿得雅致和华贵一些。
“你可不是随便什么人，”早在昨天，她在翻衣橱时，一边把挂着衣服的衣架往床上扔，一边说道，“你应当看起来像是一个事业顺遂的女作家才好。”
“我哪儿顺遂呀，”塔姬雅娜疲倦地一挥手说，她感觉很不好，因此觉得伊拉的忙乱有点让人不耐烦，“我是个普普通通的侦探，又不是什么文学新星。”
“啊哈，原来你想当侦探呀，可你却对公众隐瞒了这一点。你如果穿着破衣烂衫出现在荧屏上，公众会怎么说呢？”
“让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好了。伊拉，别折磨我了，在我的生活中，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
“不，是最重要的。”伊拉翻着一堆衣服倔犟地说道。
塔姬雅娜躺在床上，头疼地、默默地看着她。一般说来，伊拉倒也无大错，她想，我怎么出现在荧屏上对我来说真的无所谓，但我在乌兰诺夫眼里究竟怎样，那我就不能完全无所谓了。要知道我得和他一起工作呀。第一次时间或许很短，大约是在直播前不到两小时吧，然后就是面对镜头的半个小时的谈话就完事大吉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我得弄清究竟能否继续和他一起工作。明天见面以后我得做出决定，因此我得最大限度地利用好这次谈话，直到最后一秒钟也不轻易放过。或许我真的需要好好想一想自己的外貌了。
“伊拉，停一停，”由于像烧红的烙铁紧箍着脑袋般的阵痛，她皱着眉头说道，“找一件去年穿的衣服就行了。”
伊拉惊奇地呆立在那儿，慢慢把一件夏衣放在塔姬雅娜身边，同情地看着她。
“你干吗非要去年的呢？你的衣服本来就不多，哪件衣服你都穿不进去了。”
“这就对了。拿一件紧身的吧，好让我的肚子更显眼一些。就让大家知道我就要生孩子了吧。欺负怀孕妇女这得需要些勇气的，这不是随便什么人能干得出来的。”
“你想让人们怜悯你？”伊拉不信任地眯着眼睛说，“你以为乌兰诺夫会饶了你？”
“或者能饶或者不能。我想亲自试一试。”
“为了什么？这算什么试验吗？”
“伊拉，我马马虎虎还算是个作家，正像舒卡尔爷爷所说的，你还记得吗？尽管我是个憋脚的，可毕竟……我得收集材料，不光是事实，而且还得收集类型、性格。现在该开始构思下一本书了。”
“你就不会先把它写完吗，阿加莎·克里斯蒂！”伊拉气呼呼地说。
“会写完的，别生气了。喏，把那件蓝色雨披拽出来，有劳你了。对，对对，就这件。就这件蓝裙子。”
“你简直发疯了，”伊拉嘟囔道，但还是把她要的那件拿了出来，“你要是穿上这件，那活像个被枪打伤了的鸟。量一量吗？”
“明天吧，”塔姬雅娜叹口气说，“全都明天办吧。我累了。”
“你瞧瞧，”亲戚又气呼呼的了，“你本不该答应的。你累了，你应该好好歇一歇，可你却居然想要去冒险。”
他们又讨论了一会儿，最后才分手各回各的房间睡觉。一大早塔姬雅娜就去上班了，三点多一点，多罗甘就开车来接她了。在此之前他俩从未见过面，一见到有名的女作家托米林娜，这位制片人脸上的表情就——实话说吧——变得极其生动起来了。肚子突凸、体态臃肿、身体笨拙、脸色白得像受难者的女人，根本就不像漂亮的小说封面上那位灿烂微笑着的可爱的女人。她费力地刚刚登上高高的“航空爱好者”车里，就说：
“亲爱的伏谢瓦洛德·谢苗诺维奇，我们得先谈妥，以使今后不致发生误会。乌兰诺夫是否知道我是谁、干什么工作吗？”
“依我看，他根本就不认得您，”制片人愉快地哼着说道，“请您别生气，可我觉得，您的名字他还是头一次听见，那是在我跟他打电话时。”
“那这就更好了。您还对谁说过我是一个侦探来着？”
“好像没对谁说过，”他沉吟了片刻后，肯定地补充说，“没跟任何人说过。”
“我的电话您是从哪儿得到的？两个月以前您不是给我打过电话吗，您还记得吗？”
“您丈夫给了我号码，是我请求的。确切地说，还不是这样。我请他告诉我怎么才能跟您联系上，他亲自拨了号码后，把话筒递给了我。我是在‘西里乌斯’他的办公室里跟您通的话。可您为什么要问这个呢？”
“我问是因为我想对我工作的性质保密，而首先是对乌兰诺夫先生保密。在您住的那幢楼里，大家都知道您是搞电影生意的，和许多导演认识，因而也与一些电影摄制组有关系吧？”
“啊哈，您是指这个？”多罗甘震耳欲聋地哈哈大笑起来，“是的，当然，我理解您。成天求我的那些年轻姑娘们和她们的父母已经让我烦透了。您大概也是吧？您没有崇拜者吗？”
“同样如此。最初我真够蠢的，居然袒露自己是内务部的，其结果是我被实实在在包围了，人们请求我管管他们的事，对其他侦探、法官和检察官施加影响，我才不得不转入秘密的地下状态。还有些人甚至想当着我的面，亲口对我说，他们喜欢我的书中的哪些，而不喜欢哪些东西。他们不理解，我写的就是我所写的那样，我不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写的，因为写成那样，原因在于我自己喜欢那样写，我写的是我的感觉。而假如他们不喜欢，那就别看好了，谁都没有强迫他们看呀，是不是？读者都是各种各样的，而所有作家也都一人一个样儿，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读者群、自己的份额，总有一些读者对他们的书特别感兴趣的，谢天谢地。至于说要考虑绝无例外的一切人的意见和愿望，那是愚蠢的，也是没有前途的。为了取悦于我考虑了其愿望的一些人，我就得为此而得罪另外一些人。这种过程是无穷无尽的。一个作家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喜欢上他。”
“很对。这么说，我们不对乌兰诺夫说出这一可怕的真相了吗？”
“这话对谁都不要说。您要记住，伏谢瓦洛德·谢苗诺维奇，我是个少见的毫无怜悯之心的人。假如从您这里走漏了风声，那您就休想得到小说改编权了。您就是邀请到最优秀的导演和好莱坞明星，您的电影哪怕能得奥斯卡奖，这权力我也是不会给您的。”
“您难道就不想出名吗？这我永远不相信。”
“我想要的是安宁。由于我自己行动不够谨慎，我已经给自己招惹了许多麻烦了。”
她仰靠在椅背上神直了腿说道。当然，这辆车要坐进去是要费劲得多，可坐在里面却很舒适。多罗甘驱车进了一个小胡同，在一个大铁门前刹住了车。
“我们到了，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
一位模样可爱的年轻姑娘笑眯眯地迎候在旁，领着他们走进去。
“您用不着激动，”姑娘轻盈地迈上台阶喃喃道，“亚历山大·尤利耶维奇是个很不错的主持人，他爱自己的嘉宾，从不欺负他们。一切会很顺利的。”
“我已经看到过他是如何爱自己的嘉宾了，”塔姬雅娜吃力地跟在姑娘后面想道，“这个创作小组里对于爱的观念倒是很独特的哩。”
“您看我们这个节目吗？”陪伴者问道。
“不看。”
“一次也没看过吗？”
“没有，一次没看过。”
“您的熟人中也没人看过吗？”
“是的，我的一位近亲常常看‘素面朝天’。”
“她说什么没有？她喜欢吗？”
“喜欢，”塔姬雅娜笑着说道，“她说，您那位主持人不很喜欢他的嘉宾，总是千方百计侮辱他们。”
“哦，瞧您说的，”姑娘有点不安起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喏，就在这儿，请进。请把您的外套给我，我来挂。请坐，亚历山大·尤利耶维奇马上到。您喝咖啡还是茶？”
“有矿泉水吗？”塔姬雅娜脱着外套问道。
“当然有，马上给您送来。您呢？”她转向制片人问道。
“咖啡，要浓一点的，”多罗甘大声说道，并像主人似的坐在长长的办公桌后。
塔姬雅娜没有落座。她走到窗前，手抵着腰站着。外面正下着雨。怨不得，刚才坐在车上时她居然没察觉下雨了。只是这雨是什么时候开始下的呢？已是五月了，节日已经过去，树上已经有了茸茸绿意，春天很快就要过去了，夏天就在眼前了。生活在进行，而她塔姬雅娜呢，却没有察觉。她只顾成天沉浸在自己的事业里了，整天跟别人的灾难、尸体、丢失的钱、眼泪和不幸打交道，再不就总是想着自己将要做母亲的事。她为什么要到这里来呀，到这个空空荡荡的、别人的房间里来呀，等着与一个令人不快的、不善的人见面呢？难道她的生命就那么不值钱，以致可以把它浪费在如此这般徒劳无益的、随便什么的胡闹上来吗？
她背后的门吱呀响了，塔姬雅娜一转身，看见一位大约有三十岁的女人，举止优雅，脸上保养得很好，那女人手上端着一个大纸盒。塔姬雅娜觉得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女人，可她就是怎么也想不起来自己是从哪儿知道的她。要不就是她根本就不认得她，只是在哪儿见过而已。可究竟在哪儿呢？
“请坐，”拿纸盒的女人冷冷地说道，“我们来化一下妆。”
“非化不可吗？”
“您不愿化吗？”她的声音听起来稍稍热情了一点，“请相信我，这样会好一点的。就连主持人也得化的。摄影机是无情的。”
“好吧。”
塔姬雅娜叹了口气，坐在了硬硬的、一点都不舒适的椅子上，化妆师把纸盒放在椅子上，站在塔姬雅娜面前，开始仔细研究她的脸，而后，她拿起椭圆形的唇膏和化妆盘。
“您脸上有什么？”她问，“打底色了吗？”
“没有。”
“这就好。您的皮肤很好。您会成为荧屏上最美丽的女性的。”
她开始工作了。塔姬雅娜眯着眼睛坐着，沉浸在自己那不很欢快的思绪里。门又响了，可这一次她看不见进来个什么人，因为这时化妆师正好在她眼睫毛上勾眼影。
“您好，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
但塔姬雅娜听出了这人的声音，在伊拉录制并强迫她看的乌兰诺夫的节目录像带里，她每次都听得到这个声音。
“您好。”她嘟囔道。连眼睛也没睁开。
“伏谢瓦洛德·谢苗诺维奇，很高兴见到您。谢谢，您给我们带来一位多么出色的女作家。这是我们这个节目最大的荣幸。你好，列娜。”
“你好，萨沙。”化妆师不停手地回答道。
“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我很想在直播时给您提一系列问题，何不让我们现在就来谈谈这些呢？”
“如果一切都在这儿讨论，直播时我们又该说什么好呢？”
“还是说这一套呗，我提问，您答，看一看哪些您感兴趣，哪些您不想回答。对后一类问题我是不会再问的，以免浪费时间。这是直播，每秒钟都贵如黄金呀。”
塔姬雅娜紧张起来，与一个她看不见的人交谈，对她来说是不会愉快的。她觉得自己闭着眼睛非常易于受伤害，就好像光着身子一样。
“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要谈应该主要谈托米林娜的作品及其改编本的前景问题。”多罗甘立刻插了进来，他始终牢记自己到这儿的目的。“我们不是已经谈妥了吗？”
可乌兰诺夫像是并没有听见这句话似的。
“您就说您一点也不感到这是一种侮辱，如果我们说侦探小说，其中包括您的侦探小说，人们主要是在地铁里、在路上看，因为这是一种二流、甚至是撒谎的文学|Qī+shū+ωǎng|，它不要求认真和思考。”
塔姬雅娜本想睁开眼睛，转身面对交谈者的，可化妆师立刻就嚷了起来：
“别动别动别动！正在勾眼影，我还没做完呢。”
塔姬雅娜听话地服从了命令，凭着意志力抑制着恼怒。现在还不能发火，还早。
“可以说话吗？”她问化妆师道。
“最好别说。萨沙，在我工作时，最好别靠近我的客人。我还有一会儿就完了。”
“好吧，”乌兰诺夫听话地说，“咖啡在哪儿？为什么到现在还不送来？”
“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要的是矿泉水。”多罗甘又插了一句，显然，他自觉地扮演了一位著名女作家的保护人和利益的维护者。
正在此时门又开了。
“哈，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您已经到了？”原来是刚才陪伴的那位姑娘，“您要咖啡吗？”
“是的，有请。”化妆师终于退后一步，仔细端详着化妆效果。看来她对某些地方还不太满意，抓起化妆笔，又在塔姬雅娜的额前和下巴上勾了几笔。
“这下就好了，”她满意地说，“唇膏在直播前再上，反正您要喝水，是吗？”
“能不能让我看一眼您把我化成什么样儿了？”塔姬雅娜请求道。
化妆师把镜子递给了她。的确，效果不错，这是无可否认的。镜子里的塔姬雅娜在看着自己，但却比她的实际年龄年轻了八岁。皮肤有了天然的光泽，红通通的，温润光滑，病态的苍白也看不出来了。眼睛下面的眼袋不见了，眼睛本身也变大了，变得更富有表情了。甚至就连脸型都变了，变得线条更清晰了。
她一句话也不说，放下镜子，转向乌兰诺夫。他的长相几乎和她在荧屏上见到的一模一样。但也不过是几乎一模一样罢了。此刻他身上没有了使伊拉如此害怕的冷淡、傲慢和疏远。坐在塔姬雅娜面前的，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四十岁或稍多一些的男人，一张好看的脸和愉快的微笑。
得，再忍一忍，她决定，现在还不到亮爪子的时候。我需要他，这个令人愉快的、好心肠的乌兰诺夫，据说是喜欢自己的嘉宾的。我可知道这是怎样的一种爱。他就像在捕鼠器里用廉价的干酪吸引老鼠，等客人一放松，他就直流口水。客人天真地以为，面对摄影机，所有人都会像坐在这张桌前，喝着咖啡，说说笑笑那么可爱的。啊哈，不，不不。在摄影机前，不打算或不情愿起跳的客人，等待着他们的，是一些并不令人高兴的意外。
塔姬雅娜竭力笑得更温柔一些说：
“啊，您就是这样的呀，亚历山大·乌兰诺夫，”她往嗓音里注入了所有女性的温柔，吟唱般地说道，“看见活着的您真高兴，这可和荧屏上不一样啊。”
“谢谢。这么说我们可以谈您的问题了？”
“是的。有请了。您刚才说什么来着？请您重复一遍。”
“我刚才问的是，人们认为侦探小说是二流文学，并且主要是在地铁和电车上看的，对这种说法，您不觉得委曲吗？”
“委曲。”塔姬雅娜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地说。
她头脑里有的答案与此完全不同，可对付他的机会还没到呢。
“或许你也想提高一下职业水准，写一些别的比较严肃点的东西？比方说，像萨特或赫塞写的大部头的哲理小说。您喜欢萨特吗？”
“萨特？”她装作卡壳的样子，好像是想掩盖自己的无知似的，“喏，一般说来……您还有什么问题？”
“您是一位成功的女作家。您是否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生活保障的人呢？”
“我……嗯，怎么说呢……不十分吧。出版商付酬并不多。”
“那您靠什么为生呢？”
“靠丈夫的收入为生。正如所有丈夫们的妻子一样。”
“这么说，您写书不是为了挣钱了？”
“不是，倒不如说是为了快乐。”
“那么供养您生活的丈夫对您的名望不感到窘迫吗？要知道，或许他虚荣心很强呢。”
“怎么，直播时我们还将谈论我的丈夫吗？”塔姬雅娜忿忿地问。
“是的。”多罗甘又开口了，“我们离开本题了，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您答应只谈电影改编的。”
“当然了。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您愿意您的小说被改编成电影吗？”
“愿意。”她又笑了，笑得很开心、很高兴，“哪个作家不愿意呢？”
“我不知道，”乌兰诺夫摊开了手，“我以为，比方说海明威，大约就不喜欢这个。他的小说充满了感觉和意识流，很难被改编为电影的。或许您的小说不是这样？”
“是的，不是这样的。”她同意道，“侦探小说是另一种体裁。”
“如果在播出时我们打断这个话题您不介意吧？”
“随便。您还有什么问题吗？”
“有。关于您的政治观点。您对国家目前所处的状况以及现政权有什么看法吗？”
“看法？”她思考道，“看法很好。”
“也就是说您对一切都很满意、都觉得合适？”
“是的。合适。”
“那么几个月发不出工资的工人呢？以及目前这种财政混乱呢？您是不是认为，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为了秩序而应付的代价，而这一秩序能让您在一年中，不是出一本书，像从前那样[奇+书+网]，而是几本书，哪怕您并不是作协会员也罢？”
“怎么对您说好呢……”她盯着天花板，脸上装出一副认真思索的样子。
“好吧，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到了摄影机前再说，”乌兰诺夫果断地说，“您希望生男孩还是女孩？”
他的话题转得如此突然，以致塔姬雅娜最初有几分慌乱。随后醒悟到这也是剧本里的一个部分，便心安了。当然，乌兰诺夫给她提了若干问题，确定了她的理性水平和能在数百万观众面前丑化她的那些问题，现在可以谈一些中性问题了；可以谈一些愉快的事，以便能让她在走进演播室时心平气和，自信主持人对她怀有好感。
“生男生女我都要。”她不确定地说。
“可究竟想要男的还是女的？”
“丈夫想要男孩。”
“您呢？”
“我无所谓。丈夫想要男孩是因为他和前妻已经生过一个女孩了，而我只是想要和所爱的男人生一个孩子罢了。这里性别并不具有什么意义。”
“您或许很晚才嫁人吧？”
“下，怎么会呢，我头一次嫁人是十八岁，这个年龄，未见得晚吧。”
“您这是第二次嫁人？”
“第三次。”
“真疯得可以！”乌兰诺夫赞许地打了个唿哨，“离过两次婚？”
“可不么。上帝没让我守寡，我前面两个丈夫都健在。”
“或许他俩现在对于与您离婚后悔得直咬牙了吧。您成名流了。”
“我不这么认为。他们两个都生活顺遂，一个在国外挺火的，有自己的买卖，第二个，据我所知，同样也没有饿死街头。他俩未必有理由懊悔。”
“您可别这么说，”乌兰诺夫反驳道，“买卖归买卖，而名望或是哪怕与名望接近，就完全是另一码事了。在您获得如此转瞬即逝的名望以后，您从前的丈夫没有尝试把您给招回去吗？”
“试过，”她又笑着说，这次，她笑得有些卖弄风情，并且稍有些粗鲁，“但不是在那之后，而是在那之前。他们想要我回去不是作为名作家，而是作为女人和妻子。”
“能否认为您不忠诚于自己的丈夫？”
“您这么说根据何在？”塔姬雅娜吃惊地问道，并且这一次完全没有装假的意思。
“这还要什么根据，既然您已是第三次嫁人，这也就是说，在先前的婚姻尚未解除的情况下，您与另一个男人发生了亲密关系。当然，你们的这种关系是很严肃的，它导致了下一次婚姻，但通奸的事实是无可否认的呀。”
“可以。是可以否认的。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您大概不会相信我的，可是，在我和第二以及第三个丈夫相识时，我已经离婚了。情况就是这样。”
“也就是说您想说的是，您在离婚时并未从先前已经确立的立场上退却？”如今他已无法掩盖自己的惊奇了，“您和丈夫离婚时，心里并未想着新婚姻的前景？”
塔姬雅娜心里暗自笑着想：他的用意已经昭然若揭了。我们这位乌兰诺夫先生已经成了一种普遍流行的偏见的俘虏，按照这种见解，所有女人都希望无论付出任何代价都得嫁人，他根本就不理解，一个女人怎么可以既离开自己的丈夫，也不走向自己的情人，而不是无路可走呢？按照他的推理，在这种情况下，不是我离开了丈夫，而是丈夫抛弃了我，这也就是说，我是一个无路可走、无人可依的女人，所以，他绝对无法理解，第二和第三个丈夫究竟是从哪儿来的呢。或许他看我又胖又臃肿，因此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我为什么会这么勇敢。按照他的观念，一个像我这样的女人，就得用双手紧紧抓住丈夫，尽自己所有的力量把他给抓住，因为从今往后再不会有人能看上我了。连他本人也很可能喜欢苗条的、袅娜多姿的女人，所以，他甚至连想也不会想到，有一种男人喜欢的，就正是我这样的女人。如果他知道，实际上这样的男人有多么多的话，他兴许会出一身冷汗的吧。为什么绝大多数人都以为自己的趣味是标准的和惟一正确的呢？
“好吧，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我们该进演播室了。列娜，来给我们画最后一笔吧。”乌兰诺夫对在他们谈话过程中始终坐在角落里手捧咖啡杯的女人说，“给我也画一画吧。”
列挪用了好长时间，挑剔地为塔姬雅娜挑选着唇膏，随后在主持人的脸上打了底色、扑了粉。大家一起走出房间，沿着长长的走廊走去。塔姬雅娜最初想记一记路，可很快就抛弃了这件事：那么多的转弯和从楼梯间到楼梯间的过道，反正你是记不住的。
演播室里又热又闷。塔姬雅娜被安排在一张很不舒服的、低矮的桌子和茶几前，而其他人都离开了。摄影师和灯光师在周围忙忙乱，乱，乌兰诺夫通过插进耳朵里的对讲机在与看不见的导演通话，看起来，任何人都与塔姬雅娜无关。她想聚精会神，好不至于浪费时间，好好整理一下她对乌兰谢夫的印象。
伊拉·米洛娃诺娃，是塔姬雅娜某个前夫的亲妹妹，在屋里来来回回走动，坐不安席。由于焦急，她都有些发疯了，她无情地责备自己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劝说塔姬雅娜不要参加这一实质上很愚蠢、很危险，并且绝对不必要的行动。大约在节目开始前的一小时，伊拉明白，自己是不可能一个人呆下去的了，于是拨通了斯塔索夫班上的电话。
“弗拉季克，”她企求道，“你快回来吧。”
“出什么事了？”弗拉季克不满地说。
伊拉从话筒里听见他屋里乱哄哄的，可以想见他那里人很多。
“节目就要开始了，你回来吧，咱们一块看丹娘吧。”
“我在这儿看。请原谅，伊拉，我这儿有人。”
斯塔索夫搁下了电话。伊拉吞下了眼泪，竭力平静下来。实际上，这又有什么可怕的呢？乌兰诺夫又不能把塔姬雅娜给吃了。他会咬她那么几口，随后会把她给放了的。不，这毕竟太可怕。奇Qisuu.сom书万一塔姬雅娜发神经怎么办呢？伊拉听说，由于太着急，女人甚至会早产的。
为了分散注意力，她和起了面，准备做馅饼。她很会做馅饼，只是塔姬雅娜老埋怨，馅饼的面太多，可要她别吃伊拉做的馅饼，她又缺乏足够的意志力。当距节目开始只剩下大约10分钟时，伊拉明白，一切做得都不对劲儿，面团给彻底地、无可挽回地和糟了。她用衣袖擦了擦眼里涌出的懊丧的泪水，忿忿地把盆里的面团统统装进一只大的塑料袋里，而后将塑料袋一古脑丢进了垃圾道。
在节目开始前5分钟，她坐在屏幕前，怀着恐惧期待着塔姬雅娜的耻辱，在节目开头熟悉的图标出现前她最后能想得起来的是：“我到底没做成馅饼。斯塔索夫得饿肚子了，我该用什么来款待他呢？”
出现在屏幕上的塔姬雅娜是那么光彩照人，这使她很吃了一惊。塔姬雅娜那雪自的肌肤散发着青春的朝气和健康的气息，眼睛很大，眼神温柔，神采奕奕，嘴唇湿润、活泼，好像随时准备发出微笑。塔姬雅娜看起来似乎一点儿都不紧张，相反，眼前的一切只能令自己感到好玩似的。伊拉稍稍松了口气。或许一切顺利？
刚开始的头两分钟，是在平静地交换几句对话中过去的，主持人在介绍嘉宾，塔姬雅娜点着头，和悦地微笑着。随后他提了个问题，使得伊拉的五脏六腑都提到了嗓子眼儿。
“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您是个受过教育的知识分子，或许您还喜欢阅读严肃书籍。可您与此同时却在写作二流文学。您是不是为了钱而牺牲了自己的趣味了呢？”
“亲爱的，”塔姬雅娜笑着回答道，“文学从来不分什么等级的，正如鲟鱼的新鲜度不分等级一样。如果您还记得的话，那么，沃兰德早就说过，鲟鱼肉只能有一个新鲜度，这是第一也是最后一个度。文学没有一等、二等和五等。这或是文学，或不是文学，如此而已。如果您不明白的话，我可以说得更简单一些：书或是可读，或是不可读。如果一本书不仅作者自己读，他的编缉读，而且，哪怕除此之外还有十个读者在读，并从中得到了快感的话，那就是说，这是本值得一看的书，也是一本值得一写的书。而如果书的作者是如此无能、无才，以至于除他本人以外，谁都不读也不想读他的书的话，那我就要举手了。我会说这的确不是文学。关于其他一切都可以争论。因此，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我们是不是得争论一番呢？”
“这是怎么回事？”伊拉困惑地想道，“她的表现就像是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审问嫌疑人一样。她这是怎么了，忘掉自己是在参与电视节目了吗？真可怕！”
“我们是不会争论的，”乌兰诺夫立刻接上了话茬，“让我把我的话重新表述一番吧。您的书主要被人们在地铁里、在路上、在电车上读，说明人们读它们是为了消遣，为了消磨花费在路上的时间，这，难道您就不觉得委屈吗？”
“那您自己在地铁里也读书吗？”塔姬雅娜问道。
“我？”乌兰诺夫显然慌乱了，“我已经好久不坐地铁了。”
“您有车？”
“是的。”
“那您是从哪儿得知，一般说旅客读的是什么书的呢？”
“是人们告诉我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亲爱的，您的轻信是会害了您的。”塔姬雅娜宽大为怀地说道，“任何时候不要相信您没有亲眼见过的事。因为我与您不同，常常坐地铁，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您，旅客们读的书很杂，其中包括一些很严肃的读物。从教科书到专门参考书，从《圣经》到《古兰经》。您是怎么看的，一位先生，当他得知一个人每分钟空闲时间都在读《圣经》，以便能多读一页上帝的学说，这先生是不是会感到委曲呢？”
“也就是说您把自己摆到与至高无上者同等的地位了，因为人们抓紧每一分钟空闲时间在读您的书？”乌兰诺夫突然发起了进攻。
伊拉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甚至连呼吸也停止了一秒钟。“瞧这个恶棍，”她心想，“好一个恶棍啊！”
“您这又是从何说起呢？”塔姬雅娜的脸上写着真诚的惊奇，甚至就连伊拉也深信不疑了。
“您刚才不是说过，旅客在地铁和车厢里读您的书和《圣经》吗？”
我没说过这话。读《圣经》，这是事实。至于带着我的书的人，我没见到过。您见到过吗？
“对得很！”伊拉赞许地想道，“好样的，塔姬雅娜！每天都有人向我报告，今天在公交车上见到多少拿书的人。我甚至有时都和她做个比较，是谁看到的，是她还是我，可乌兰诺夫刚才还说过，说他不坐地铁，所以对此无需反驳。他如今也不好说是从谁那儿听来的了，塔姬雅娜已经谴责过他太容易轻信了。当她说她才不怕什么乌兰诺夫不乌兰诺夫时，或许她是对的。侦探工作，这对您可太有用了。怎么样，乌兰诺夫，吃了亏了吧？这下你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吧？”
“可您并不能否认侦探小说远非哲理小说。为什么国民近几年中对轻松读物那么热衷，而对复杂作品却不屑一顾呢？您难道不觉得，总体文化和教育水准的下降，促使文学中的下层繁盛，任何人只要他愿意，甚至就连对此根本无准备的作者，也能靠它出名吗？”
“我们不要把一切都归在一堆里说，我同意，侦探小说不是哲理小说，正如《扎波罗什人》不是《菲拉里》一样。可这又是哪儿哪儿呀？我们不会放过《扎波罗什人》而一古脑排成整齐的队伍跑着去看《菲拉里》里？《菲拉里》当然声誉更高，也更好，可总是有什么人干脆就不喜欢它的造型的。比方说我吧，我就不喜欢。”
“您喜欢《扎波罗什人》吗？”乌兰诺夫狡猾地点头问道。
“不，我喜欢马克拉兰。但这仍不足以说明我愿意坐这种车。我喜欢看这种车，它的造型令我赏心悦目，但这种车却根本不是为了像我这么一个怀孕的、已不年轻了的女人制造的。”
从乌兰诺夫的脸上，伊拉看出，他连一个字也没听明白，于是就胜利地笑了。当然了，他怎么会明白呢，他弄不好连马克拉兰这样的名字也没听说过呢。这是他咎由自取，他本不该扯什么《扎波罗什人》的。关于车，塔姬雅娜·奥波拉兹佐娃无所不知。就连专家都不知道的，她也知道。伊拉记得，塔姬雅娜曾经好几次不得不调查外国车倒卖方面的财务问题，而她一旦做起什么事来，总是很投入的。
“我们还是回到本题上来吧，”塔姬雅娜又说道，倒好像她是主持人，而乌兰诺夫不过是她请来的嘉宾似的，“为了能结束这一问题，我要说，我认为，无论是谁，其中也包括您，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有权当众讨论文学，其中包括所有艺术作品的等级和品质问题。但如您这样那就侮辱了绝大多数人，他们有自己的口味，可能这趣味与您的有所不同。假如您个人不喜欢侦探小说，那我倒愿意来跟您谈谈这个问题，听听您个人对体裁问题、其中也包括对我的书有什么要求。但这并不等于说，您有权认为具有不同见解的人趣味低下。所以我现在在听您说，亲爱的。侦探小说，其中也包括我写的书，有什么地方令您不满意呢？”
伊拉觉得十分好笑起来。紧张感过去了，她明白，塔姬雅娜已经彻底控制了局面，掌握了谈话的进程，随心所欲，而不是像乌兰诺夫想望的那样。
“那好吧，既然您认为谈论趣味问题不大体面，”乌兰诺夫迷人地笑着说道，“让我们谈一谈您吧，女作家塔姬雅娜·托米林娜。”
“这条毒蛇又溜跑了，”伊拉懊恼地想道，“或许，他是因为没话可说了吧，因为他这辈子连一本侦探小说也没读过，因此即使他想说也没词儿。他就像一个鹦鹉一样只会学舌，就只记住了一条真理：侦探小说是文学的污水池，不值得以认真的理性来对待，是只有在路上才会受人尊重的二流文学。而您就会到处说，以炫耀您那精深的趣味。可实际上，您根本就不懂得侦探小说。”
“您已经写了15部书，可根据您的小说拍摄的电影，我还没看过。为什么电影家对您的作品没有兴趣呢？”
“是谁告诉您说他们没有兴趣呢？他们对我作品的兴趣大得很呢。”
“这么说，最近我们有希望在荧屏上看到您的侦探小说了？”
“不，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塔姬雅娜叹了口气，负疚地摊开了手说，“没机会呀。最近几年您不会看到任何电影改编本的。”
“为什么会这样？”
“我不愿改编我的作品。更何况，我确切知道，一位莫斯科制片人已经开始工作了，工作已经进入准备阶段，想要就我的作品改编一系列电影。改编权他还未得到，工作是地下进行的，如果电影问世，我会向法庭起诉的。我希望，这位制片人现在能听见我的话，从而能采取一切措施，以免事后发生任何不快。”
“可您为什么反对改编呢？一般说所有作家都希望他们的作品能在荧屏上获得第二次生命，这是很正常的。”
“我不想被人误解，但我可以给您举出许多例子，许多很有才华的作家写的作品，根本就不适合改编为电影。您不要争，比方说，海明威无疑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可我不知为什么却没有看到他小说的改编本，尽管他写得绝不能说少。当然了，我这绝不是在把我和这么伟大的大师比较，但迄今为止我还没有想要看一看我的小说改编本的愿望呢。尽管，我再重复一遍，电影人对我作品的兴趣是很大的，一个比一个更优惠、一个比一个更有趣的提议，都快把我烦死了。”
塔姬雅娜说得不慌不忙，眼睛望着乌兰诺夫一动不动。她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他自己在摄影开始前半小时说的话，现在在等待着他如何作出反应。慌张？生气？大笑？要知道是他本人一直掌握着这段激情洋溢的独白，以便能“吃了”塔姬雅娜呀，而她却下流地、无耻地、微笑着偷走了他喜爱的、业已准备好的武器，原因只在于他对它未能好好看护。
但乌兰诺夫却并没有慌张，他毕竟是个职业电视人，而塔姬雅娜也充分考虑到了他的优势。
“可您能否哪怕说出哪位在地下制作您小说的电影改编本的制片人姓名呢？”
“可以。他姓多罗甘。伏谢瓦洛德·谢苗诺维奇·多罗甘。”
“这样一来，只要电影一上市，您就要向法庭起诉吗？”乌兰诺夫进一步问道。
“是的。”塔姬雅娜肯定地说。
“那法庭该做些什么呢？”
“首先会缴获所有的拷贝。当然了，已经卖掉的，会留在那些买录像带的人的手中，但其余部分将会被缴获，或许所有的将被销毁。”
“好吧，朋友们，”乌兰诺夫不是看着塔姬雅娜，而是直视着摄影机说道，“您只要一看见有卖根据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小说改编的电影的，就请赶快把它买下来，趁为时不晚，也就是说，趁作者还没向法庭起诉。如果您不买下它，原则性很强的女作家会把所有拷贝都销毁了的，而您也就永远也看不到这么出色的、其史前史带有如此非同寻常的闹剧性的电影了。谢谢您，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谢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而我要对我们的电视观众说一声，‘素面朝天’这个节目每星期五次同大家见面，从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的17：40分开始。明天将有一个不寻常的人物当我们的嘉宾，与他的谈话将告诉我们许多有趣和出乎意外的事。我们期待着您的观看。再见。”
摄影师做了个手势，表明可以站起来了。塔姬雅娜遗憾地想到，她的时间又太不够了。她完全忘了，她是在做直播，她和乌兰诺夫的争执，全国甚至包括远近的邻国也都能看到。她和乌兰诺夫的工作，就像跟一位不诚实的证人工作一样，她竭力想要猜透他的性格、思维进程，他明白，他本人才不追求这一点呢。
乌兰诺夫突然离开演播室，都没跟塔姬雅娜道别。还是那位姑娘把她们送到房间里，只见多罗甘坐在已经关了的电视机前，见了她，立刻跳了起来，扑上来吻着塔姬雅娜的手。
“谢谢！一切都妙极了！一切正如我设想的那样！围绕着电影会有人闹事，如今人们已经再也忘不了它了。可您对乌兰诺夫也太不客气了。他，大概没想到您会这么痛快淋漓吧？”
“我不知道，”塔姬雅娜疲倦地握了握手，打开挂着她外套的衣橱，“我倒无所谓，无论他想还是没想到。我累了，伏谢瓦洛德·谢苗诺维奇，我的事儿还多着呢。我们该走了。”
门突然打开了，乌兰诺夫出现在门口。
“喂，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请接受我的祝贺！您表现得太棒了！您大约对在电视上亮相已经很有经验了吧？”
“不。这只不过是因为我的性格太独立，从不容任何人当面说我的坏话，哪怕是直播也不成。我没有得罪你吧？”
“您得罪我了，”乌兰诺夫笑了，“您当着全国的面把我残酷而又无情地给侮辱了一番。可这又有什么意义呢？这看起来会很有看头的，很好看。闹剧永远都好，对任何节目都有利。现在人们会怀着更大兴趣看我们，期待着嘉宾中会有什么人跟您一样。顺便说说，马克拉兰是一种什么车？我怎么没听说过呀？”
“这是非常贵重的一种车，值一百多万美元呢，是世界上最贵的车。其速度每小时超过350公里。”
乌兰诺夫帮她穿好大衣，她在制片人的陪伴下走到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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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斯佳认为像德米特里·扎哈洛夫这样的人，都是些百无禁忌之徒。这种人，你很难令他们生气动怒，但他们一旦坚信自己正确，那么，说服或改变他们，则比惹他们生气更难。他们最重要的特征是彻底地无拘束，但也正因为如此，他们不易受伤害。而对自己行为是否得当，也不那么自信。
扎哈洛夫是干保安的，他毫不掩饰地承认这份收入不菲的工作使他感到无聊，也正是因此他才一再坚持要给娜斯佳提供帮助。毫无疑问，娜斯佳的确需要帮助，这无可争议，但她对季姆卡这一份持续不衰的男性关爱总是心存警惕。这倒不是因为她讨厌季姆卡，相反，季姆卡很优秀也很讨人喜欢，但所有这一切于娜斯佳又有何用呢……
尽管如此，对他的帮助，她还是接受了。对“格兰特”私人侦探所只造访一次就够了。对她的造访，那里的人并不高兴，而且今后永远也不会高兴的。好在季姆卡善于用自己的语言与他们交谈，所以，他在那里得到理解的机会，也并不是没有。
国家杜马议员尤丽娅·戈托夫齐茨被杀案成了娜斯佳的精神包袱，她不擅于也不喜欢分析政治案件，所以，她对由尤拉·科罗特科夫负责这方面工作感到由衷高兴。而她自己则着手调查另一种推测，即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是因为组织了对其丈夫的跟踪而被杀的。按照这一推测，被调查的杀手发现了跟踪者并发现了他们的指使人。于是，就产生了这样一个微妙的问题，即要想得知订约人的名字，就只有或是通过那些跟踪者，或是通过侦探事务所的头儿。而德米特里·扎哈洛夫向娜斯佳保证在这方面他可以做点工作。
这样，在就这一推测进行的调查中，属于娜斯佳分管的工作，便是对“格兰特”侦探所提交给女雇主戈托夫齐茨所提报告中列出的人员进行核查。假如这一推测属实，那么这些人当中一定有人发现了跟踪并对此极为不快，可是，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娜斯佳桌上各种文件和证明的数量越来越多，可还是一点眉目也没有，从与侦探所签约一直到女雇主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被害，其丈夫会见和接触的人是极为有限的。他很少出门，在他与之有接触的人名单里，绝大多数是来找他这位心理分析医生看病的。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的患者形形色色，谁都不像凶手，可又对其中任何人都难以打保票。人就是人，他们都有自己无法解决的问题，有各自的怪异之处（谁没有怪异？），有各自的爱与恨（同样，谁又没有爱与恨？），有各自的优点和缺点。其中每个人都不像罪犯，但每一个人又都在同等程度上有可能成为罪犯。深入调查每一个人是毫无意义的，假如整个彼得罗夫卡上上下下全都齐心协力调查这件惟一的谋杀案，那当然另当别论了，可像现在这样……
戈尔杰耶夫上校对自己的下属并无亲疏之分。所以，如果他对谁比较容忍，也决不是因为与之特别亲近，而是出于对生活的正确认识。在他就任处长之初，他就深知，像奴隶一样被动盲从地工作是最没效益的。如果一个人主观上不想做事，即使工作态度极其认真诚恳，他也永远难以把事情做好，因为强制性会扼杀人的想像力和直觉的。而没有了想像力和直觉，你就不是一个大师，而只是一个匠人。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没让娜斯佳参加女议员戈托夫齐茨谋杀案侦破小组。既然反正不会有结果，何必折腾人呢？此外，上校寄希望于娜斯佳的自觉性，而且，和以往一样，这次他又估计对了。他认识娜斯佳已多年，长期以来他已经把她琢磨透了，因此，几乎总是能准确地预知她的行为。
“能不能让我来悄悄调查一下私人侦探这一方案？”她问。
“可以，”戈尔杰耶夫点了点头，“但不是悄悄的，我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游击习气，它除了害处以外就只能制造一大堆误会。你去和科罗特科夫说一说，让他向格梅里亚提个建议，由他来调查这一方案，而由你来具体实施。一般说别人的工作我是不会去掺和的，特别是床第之事，但你得告诉我：你确实觉得这一方案值得调查，还是因为扎哈洛夫？”
娜斯佳脸红了。科洛布克是从哪儿知道的？这差不多是五年前的事了，况且就只那么一次。在那以后她和季马再也没有相遇过。
“你脸红什么？”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惊奇地说，“你还想瞒我，是吧？调查法国佬那会儿，扎哈洛夫眼睛死盯着你，就连瞎子都能看得出来。瞧他看你那眼神儿，怕不是垂涎三尺吧！你别以为我老了就不再是男人了。这种事，我一眼就能瞧得出来，我的嗅觉还是很灵敏的。我想，或许是他，非常乐于有机会与你再度相处，而既是这样，所以也就特意引起你对这一方案的兴趣，因为离开他你是无法对付这个难题的。是吧？你的老领导说得对不对？”
“不对。”娜斯佳坚决地回答道，“可要是一般地说，也对。扎哈洛夫确实是在追求我，但第一，他根本不是认真的；第二，想要引起我对某一方案的兴趣是根本不可能的。无论采用什么方式都不可能。哪怕他在我脚下堆满昂贵的鲜花也不可能。我或是有兴趣，或是没兴趣，在这个问题上，哪怕多么漂亮的王子也无济干事。”
“嚯，我的天呐，咱们的女警察独立性可真强啊！”处长噗嗤一声笑了。“我看的确已经不再流鼻涕了，无论怎样，开始会动脑子了。”
“我正在努力。”娜斯佳笑了笑。
“好吧，继续努力吧。”戈尔杰耶夫说。
遵照科洛布克的吩咐，她跟尤拉·科罗特科夫谈妥了，尤拉嚷嚷了一通，说什么撒谎固然不漂亮，而把别人的功劳算到自己头上就更不漂亮了。可万一根据娜斯佳方案所进行的调查有了积极结果了呢？所有的表扬和奖励会给谁？会给他，科罗特科夫，因为是他构想并提议对这一有成功希望的方案进行调查，随后又成功地组织实施了调查。
“你算了吧，尤里克，”娜斯佳劝他，“我可没有这种虚荣心。”
“可我有良心。”他还是固执己见。
可他到底还是作了让步。
侦查员格梅里亚对这一方案比怀疑更甚：“政治家被杀通常是因为政治方面的原因，”他生气地对科罗特科夫说，“而女议员戈托夫齐茨就是一位政治家。所以，首先要调查她在议会里因为税收问题而与人的冲突。至于那些私人侦探，你不妨在业余时间搞些调查。都明白了吧？”
科罗特科夫并未因此失去信心，因为他和娜斯佳不一样，对上司的语调毫不在意，也不怕引起别人的不满。他是一位普通的四十岁上下的刑警，他首先想到的是破案，而不是谁拿斜眼看他了，或是哪句话说得不合适了。最重要的是，格梅里亚已被告知，现在他可以采取任何行动，而不必担心别人指责他擅自行动和游击习气了。
昨天晚上，星期六，娜斯佳还曾甜蜜地幻想明天要睡他个昏天黑地。也就是一直睡到十点，如果走运的话甚至可以睡到十一点。她仍然鼓不起勇气和阿列克赛谈，没有丈夫的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对其往事而滋生的不自在感和羞耻感不知怎么竟渐渐淡化了，好像一切本就该如此：她孤身一人生活着，而列什卡则在莫斯科郊外，在茹科夫斯基街。这样倒好。这样倒更符合习惯。她有时甚至会产生一种胆怯的想法，想把所拥有的一切统统抛开，什么也不改变，什么也不必跟列沙说，既不道歉，更不解释。如果到最后他还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同她分手的话，那也好，事情本该如此。就其天性，她生来就不适合于家庭生活。而刑警局这种工作，就其自身而言，也与正常的家庭关系相对立。
但幻想和通常一样，照例无法实现，星期六晚上十点半左右，扎托齐尼将军打来了电话。
“戈托夫齐茨案怎么样了？”他问，“你有什么可以向我汇报的吗？”
“不太多，”娜斯佳道，“只是一些个人印象。”
“而我也没有太多的要求，”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笑着说道，“其余的一切没有您我也了解得到。明天见。”
他既没问，也没求，他这是在下命令。“为什么我要甘愿忍受来自他的这一切呢？”娜斯佳不住地问自己。可实际上，任何人，甚至就连心爱的丈夫也不能如此粗鲁随便地逼迫她星期天早上六点钟就起床，可扎托齐尼却不然，对他来说，只需随便说上一句——“明天见”——就够了。她尽可以恨得直咬牙，尽可以嗔怪地请求他把见面时间不要定为七点，而是定为哪怕是九点也好（而，毫无疑问，她得到的只能是拒绝，因为扎托齐尼将军的习惯并没有改变），她尽可以诅咒世上的一切，但她还是不能不天不亮就起床，然后去伊兹麦洛夫公园。
周六到周日之夜，总的来说娜斯佳过得还算平静，只是不知怎么有点迷迷糊糊。好像也没有感到烦躁，可也未能好好休息。临睡前她洗了个热水澡，想暖和并放松一下，给房间里通了通风，服了三片缬草酊，然后就钻进了清洁干爽的被窝里。她把两个枕头叠在一起，用暖和的被子把自己包裹严实，蜷成一团，这时她才发现，自己出于习惯躺在了沙发床的边缘，尽管现在就只她一个人，睡的地方足够宽敞的。她舒舒服服地往床中央挪了挪，可她非但没入睡，反而毫无来由地开始逐项罗列没有丈夫的所有好处和不好处来。最主要的不利事实是使阿列克赛受了委屈，因此再不想和她共同生活了。当然，这是她的过错，有错的就只是她，她本不该那么做。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不该欺负别人，如果他不是罪有应得的话。娜斯佳绞尽脑汁想呀想，再也找不出一个负面因素了，这让她感到有点可怕。她一个人住一套房子，可以不开口，不和任何人交谈。当她在心里希望丈夫沉默时，她希望的难道不就是这个吗？是的，现在已经实现了。再不必因耽搁下班未能及时打电话通知丈夫而解释和道歉了。再不必在自己不想吃饭、一点食物也不想下咽时，强迫自己吃下列什卡做的晚饭。想来想去，全都是好处，真是个大傻瓜，干吗当初要听从别人的劝说而愣要嫁人呢？真不该嫁人啊。
她气恼地翻了个身，感到身边空荡荡的有点不太习惯，她沮丧地想：“一个人睡觉真是太滋润了。地方有的是。要不然的话，列什卡总是把我往墙上挤。真好笑，我这么生气是冲谁呀？冲自己，不会冲别人。反正再也没有人可以惹我生气了。”
她带着这个念头睡着了，过一段时间又醒了，并对自己感到吃惊。怎么会只有一个缺点呢？这根本不可能。大概她确实是累了，跟往常一样，一连串长长的节日后一周，是非常沉重的，所以脑子不太好使了，于是才会列出这么多莫名其妙的东西来。应该把一切从头好好想想，或许那样一来，着重点分布会和现在完全不同。
她在黑暗中微笑了一下，又开始列举阿列克赛不在身边的好处和缺点。但结果让她沮丧极了，因为和刚才的一模一样。“我还是休息不够。”娜斯佳沮丧地想，“满脑子都是一些荒谬的念头，一锅粥似的。我还是再睡会儿，然后再试试。”
可第三次尝试也未能给她带来任何新结果。一夜就这么过去了：只睡了一个或一个半小时，然后是反复衡量好处和不足，接下来又睡了一小会儿，如此这般。早晨六点起床后，娜斯佳对过去这一夜很不满意，觉得收效甚微。既没有好好地休息，也没有产生什么合适的想法。精神压抑、无精打采的她来到伊兹麦格夫公园和扎托齐尼将军见面。
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是由马克西姆陪着来的。尽管他俩都穿着同样的红色运动服，但从远处看，仍然还是觉得他们不像父子俩。娜斯佳每次都对他们父子俩长得绝对不一样而惊奇。将军本人瘦瘦的，个子不高，一双虎目炯炯有神，脸上总是挂着灿烂的笑容；而马克西姆则长得很壮实，宽宽的肩膀，不久前刚刚减过肥，一年前还是胖乎乎的，显得有点笨拙，深棕色的眼睛，表情严肃得可怕，极少表现出对人的亲切与和蔼。
“您好，娜斯佳姑姑。”马克西姆嘟囔着说。他和娜斯佳一样，都属于典型“夜猫子”，不喜欢起早，但和娜斯佳不同，他还没学会如何克服因早起而产生的不快。
“你们干吗？”娜斯佳很惊奇，“又在锻炼身体吗？”
“是啊，”将军点了点头，“马克西姆开始状态不佳了。去年高考前，他每天还锻炼，可现在上了大学后变懒了，觉得最可怕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可以游手好闲了。昨天我让他做俯卧撑，结果并不乐观，他只做了二十五个就完蛋了。这样能有什么用？”
“那您自己能做多少个呢？”娜斯佳感兴趣地问。
“我嘛，阿娜斯塔霞，每天三百个，所以，我为我的儿子感到羞耻。我不推卸自己的责任，不应该对他放任自流，但最主要的是及时察觉。马克西姆，开始锻炼吧，我和阿娜斯塔霞在你旁边遛一遛。”
小伙子无奈地挥了挥手，深吸了一口气，慢步跑向林荫深处。
“您太严厉了，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娜斯佳摇了摇头，“您十八岁的时候大概也就勉强能做二十五个吧。”
“连十个都坚持不下来。”将军笑了，“我小时候长得最小、最瘦，总是挨邻居孩子们的打，他们经常抢我的夹肉面包，抢大人给的看电影、买冰淇淋的零钱。等我到了十八岁，那时候对体形并不看重。那是60年代中期，当时，要想成为现代的时髦人物，得熟读好多诗和吟游诗人的歌，得出外旅行，得在篝火旁弹吉他唱歌，得去彼得堡看白夜，得有成为地质学家的理想。您不会记得这些的，您当时大概也就只有五六岁吧？”
“是的。这些事儿我是不知道，但从父母嘴里听了不少。”
他们顺着马克西姆跑步的方向沿着林荫路默默走了一段。娜斯佳并不想说话，所以扎托齐尼不急着提问她反倒很高兴。看样子今天天气暖和、阳光灿烂，公园里的空气也很湿润、芬芳。娜斯佳想，要不是自己总这么忙，又具有这么一种发自天性的病态的懒惰的话，她本可以从生活中得到许多小乐趣的，喏，比方说，早晨在郁郁葱葱的林荫道上散步，享受清晨凉爽清新的空气。每次休息日早起和伊万散步，她都气恼得恨不得要掉泪，但后来又每次都对他能把她拖出来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感到高兴。
将军的声音打断了她安详惬意的逻思。
“身体不要前倾，马克西姆！双肩放松！对，就这样，好样的。怎么样？阿娜斯塔霞，我等着听汇报呢。你对戈托夫齐茨印象如何？”
“印象很复杂，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可对我说的话，您得宽容一点，要给以理解。他经历了巨大的痛苦，妻子死了，所以他目前的行动和以前的他相比有点不太正常，而这是十分自然的。他现在很消沉，也很抑郁。据我观察，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基本上不出家门。应该看到，只有工作才能使他摆脱这种抑郁状态，这也正是他的可敬之处。他热爱自己的工作，与这份工作休戚与共、息息相关。这或许已经成为他生活中惟一剩下的东西了。他死死地抓住它，就像抓住一个使他能不致沉没在苦海中的救生圈一样。”
“他有一个儿子，他对儿子的事讲得多吗？”将军问。
“一般不说。有一次我问起他的这个孩子，他说，儿子在英国学习，住在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亲戚家里。他没叫儿子参加葬礼，怕孩子受到伤害。就这些，再就一句话也不说了。(奇*书*网.整*理*提*供)怎么，他儿子有什么问题吗？您听到别的什么消息了？”
“没有，没有，我得到的信息和您一样。关于孩子，戈托夫齐茨并未撒谎，一切正如他对你所说的那样。可能他认为儿子已经彻底脱离家了。孩子将在英国上学，中学毕业上一所有名望的大学，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有钱，足够支付儿子受教育的费用。既是这样，指望小戈托夫齐茨居然想要回到俄罗斯是可笑的。戈托夫齐茨呆在这儿干吗？没有妻子，没有孩子，剩下的就只有他的职业。对不起，我打断您了。请继续说下去。”
“作为一个有一技之长的人，他很想给人留下好印象，这一点我们刚才已经搞清楚了。确实，妻子死后，对他来说工作摆到了首位，所以，他非常希望能被接受到您这里来工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继续当个体开业的心理分析医生的话，就意味着他还得呆在作为诊室的自己家中这个封闭的圈子里。而他希望能改变环境。当然，他也可以到哪个诊所、研究所或是什么中心去工作，比如去戒毒中心或者自杀未遂者疗养中心什么的，这类五花八门的中心莫斯科多的是。但也许他对到内务部工作更感兴趣，这个地方更吸引人，也更有前途。我认为这些情况对他有利。”
“好。还有什么情况对他有利？您也知道光有工作愿望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能力。”
“是啊……”娜斯佳犹豫了一下，“我毕竟不是精神病专家，因此，对他的职业水准，未必能给一个足够可靠的评价。我曾和他谈过我自己的一些问题，可以这么跟您说，他非常迅速而又准确地做了分析。别的精神病专家通常决不可能像他这么快这么自信地做出诊断，这是另一个问题。一般神经科医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作出诊断，而病人头一次应诊就作诊断的事是从未有过的。而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却毫不犹豫，一开口就说我得的是神经官能症。起初我对此有点警觉，但后来我找到了答案。”
“是吗？什么答案？”
“对他来说目前最重要的是要让您喜欢，您是他将来的雇主。他又不傻，他知道得很清楚，我一定会把同他见面时的印象报告给您的。他所想的当然不是您个人，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况且他并不认识您，他所想的，是那些能决定是否邀请他到内务部工作的人。和其他不在司法部门工作的公民一样，戈托夫齐茨分辨不清，在内务部机关里，哪些是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哪些是基层工作人员；也分不清楚什么侦探、特警；谁是长官，谁是巡逻兵。对他来说，我们这些人都一样，全是一样的警察。而且，戈托夫齐茨肯定就连做梦也想不到，一个市刑警局的高级警探，也就是我，会跟部里有组织犯罪局的局长，也就是您，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所以，他真诚地想要给我留下好印象，以为我和您是一个单位的，彼此认识，所以您笃定会跟我谈到他的情况，并征求我的意见。正因为这样，他才急着给我下诊断，以此表明他能非常轻松而又迅速地分析别人的灵魂。就好像魔术师在惊异的观众眼皮底下，从帽子里变兔子一样。”
“对不起，难道他就不怕这种匆匆忙忙就下诊断的做法会让我们对他的职业水准产生怀疑吗？”扎托齐尼有点怀疑地问，“要不就是他把我们大家都当做没文化的白痴，搞不清神经科医生一般不会在第一次应诊就下诊断这种常识？”
“您看，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我不是已经请求您保持宽容了嘛。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推理完全正常。他看出我在讲自己病症时没有骗他，这就是说，我确实有这类病。这么一来难道不是说，我，一个警察局少校、刑警局高级侦探居然跑来跟您说，根据一位有经验的专家的意见，我得了神经官能症？我当然不会这么做。关于神经官能症，就是对我严刑拷打，我也会保持沉默的，因为这对一个警察来说，是不适合的。而我要跟您说的是，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戈托夫齐茨是一个非常好的专家，仅此而已，而对于他那个可爱的小把戏，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会知道。”
“那么您呐？要知道，您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是魔术、是骗局。为什么他就不怕您对此作出应有的判断，并给戈托夫齐茨教授一个不敢恭维的鉴定呢？”
“我？”娜斯佳哈哈笑了，“瞧您说的！谁见了我会相信我知道什么是神经官能症呢？您看，我像一只灰鼠，连两个和一个半都分不清，整个一个什么都不懂，我也不会满世界去张扬，说我曾听过一个国内著名专家讲授精神分析课。且在大学学了整整一年的司法精神病学。跟您说实话，我的这个病就是不向戈托夫齐茨咨询我也了解得很清楚，我只不过是想验证一下，顺便也测试一下他罢了。”
“关于这些病症，您并不愿意对我讲，我这么理解没错吧？”
娜斯佳突然停住了脚步。但扎托齐尼却仍然慢慢地向前走，甚至连头都不回。娜斯佳定了定神，快走几步，赶上了他。
“怎么回事？为什么您这么不喜欢我这个问题？”
“问题提得很没有分寸。”她冒失地把刚想到的第一句话说了出来。
“很好，”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笑了笑说，“这样一来，您就让我得其所哉了。您想必这样想：不要探究我的心理，扎托齐尼，没有你我也能对付。你算老几啊，凭什么我要把自己的不幸跟你说呢？对吧？”
“不，”她手足无措的同时也有些气恼，“不是这么回事。去年冬天，您就清楚地向我表明，您不是一个我可以向他诉苦的对象。而对我来说，一件事向我重复两次实无必要，一般说，我这个人还算通情达理。”
“您可不算通情达理，您是很好记仇的，”将军纠正她说，“远的不说，就说那个冬天吧，我不是已经跟您解释过，我当时的所作所为是迫不得已嘛，是为了服从整个行动的利益，而那次行动，是针对您的局长梅里尼克的么。可您却不认为有必要原谅我，生了气，而且直到现在还气鼓鼓的。这不对，阿娜斯塔霞。你得学会原谅朋友。但是，既然您还没有学会这些，那我们还是回到戈托夫齐茨案上来吧。从您严谨的表述可以断定，您应该还有什么问题没有谈到。”
“是的，”她承认，“我所说的有关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的一切，应当在其状态得到极大改善的情况下来理解。我想，在正常状态下他确实是个好专家，并且会有助于情报分析室的工作。而他想要凭匆匆忙忙给我下诊断来博得好感的可笑的做法，只能说明在目前情况下他的判断力确实很成问题。”
“就是说，您预计在他因妻子之死而产生的抑郁状态过后……”
“我指的是别的，”娜斯佳打断了他，“问题并不在抑郁状态，而在于恐惧感。对此应该受到责怪的是我们的工作人员。”
“怎么回事？”扎托齐尼不慌不忙地问，“是不是你们和侦探怀疑他杀害了自己的妻子，这一下把这个倒霉的精神病专家给吓坏了？”
“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对他一直很小心，态度很温和。可那些负责检查戈托夫齐茨是否可靠的人太笨。对外监视组恐怕连一个干练的专业人员也没有。反正他们的行动非常拙劣粗暴，以致就连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也能当下就把他们的形象描绘下来，试想，一个总是感到自己正在受监视的人，他自然会脱离常规。得知自己正在被跟踪，而又不知道是谁以及为什么——就连敌人你也未必会喜欢给他这样的消遣。”
“真是没用的东西，”扎托齐尼气忿地骂道，“你告诉我这一点很好。明天一早我就打电话给‘对外监视组’的头头。为了使谈话更具体，我要拿走他们那儿所有负责对戈托夫齐茨进行检查的人的照片，让那个头儿用手指把那些跟踪过他的人指出来。这对那些不好好工作的人是个教训，怎么，戈托夫齐茨吓得够呛？”
“那您以为会怎么样？当然吓得够呛了。他是一个普通人，从未有过任何犯罪记录。我可以跟您说得更多一点：他断定自己准是发疯了。当一个人知道任何人也不可能去跟踪他时，他又能有什么想法呢？他什么也没偷，没杀死任何人，跟刑事犯罪团伙连边都沾不上。所以，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断定自己患了迫害狂症。比这更糟的是：有人撬开他家门，溜进他家里，却什么都没偷。这对您来说难道不说明什么吗？”
“您认为这也是我们的人干的？”
“我敢肯定。既然他们负责对他进行检查，那他们完全有可能想要翻一翻他的文件。于是就翻了。可此人如今已吓得魂不附体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因为既不能对他讲实情，又想不出能让人接受的解释。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这一切还要持续多久啊？我们这儿什么时候才有可能实施高级专业培训？”
“或许得等到您，阿挪斯塔霞，当了内务部长以后吧，”扎托齐尼笑了笑说，“不能实现的事就不要去幻想。只要我们的国库还处于捉襟见肘的状态，我们这个部门的情况就不会有改变。我们必须忍耐并与现实妥协。”
他们坐在一根倒木上，看着马克西姆。他时而在单杠上做引体向上，时而做几个俯卧撑。娜斯佳默默地抽着烟，想着心事，伊万·阿列克赛耶维奇手里拿着秒表注视着儿子。
“我们可不可以重拾去年冬天的话题呢？”他突然问道。
娜斯佳正陷入沉思中，以至于没马上弄明白他的话。
“回到哪个话题？”她不解地问。
“就是您调工作的事。”
“谢谢，”她微微一笑，“可我现在已经不想调了。正如通常说的那样，勺子在吃饭时才显得重要，送红鸡蛋也要赶在复活节，凡事都有个时限。戈尔杰耶夫回来了，我也就再没有更多的要求了。”
“那您就准备一直戴着少校肩章呆到退休了？”
“啊，您是说这个……有什么办法呢，看来只能这样了。继父认为我应该试试报考高级警官学院的研究生院，答辩后留校任教或搞研究，这样就极有可能晋升上校。”
“那您对这一计划怎么看呢？”
“老实说，不太喜欢。我绝不想当老师。至于科研嘛……还凑合，科研很有趣也很有益，可您知道吗，科研工作者我可已经看够了，他们的科研探索，除了欺凌和侮辱外，什么都得不到。我可不想处于他们的地位。”
“但为了肩章上的星星，屈辱也是可以忍受的。”将军眼睛望着别处说道。
“您这么认为？”
“我知道是这样。”
“无论如何，我不能这么做，也不想。肩章上的星星，这是你们男孩子们的玩意儿，而对姑娘们来说，名誉更重要。不管为了什么星星我也不会去忍受欺凌，忍受侮辱。”
“要是您把这类虚荣统统抛开呢？”将军问，“如果我给您一份非常好也非常有意思的工作，您会去吗？”
“需要抛弃戈尔杰耶夫和小伙子们吗？为什么？”
“为了肩章上的星星，为了它们这些可爱的胎痣。到我这儿干一段，您就能得到中校军衔，如果不喜欢干了，再回市刑警局。我保证，到时候只要您一要求，我就放您走。我现在需要一名优秀的分析专家。”
“如果您需要我，就不会放我走了，”娜斯佳笑了，“您在糊弄小傻瓜。”
“我们可以订个君子协定，”扎托齐尼笑呵呵地反驳说，“除了您以外，我再找一个聪明点的人，您用一年的时间教会他干分析工作，给自己培养好接班人——然后您就可以心安理得地获得自由，到市里与犯罪作斗争的战场上去驰骋了。”
“老实说，我为什么不愿意呢？”娜斯佳在心里问自己道，“伊万所提建议正是我以前梦寐以求的。我可以单搞分析工作，再不必因为自己只是偶尔才做点纯刑警工作而且并未尽全力而有负疚感，也不需要在任何人面前替自己辩解，不需要忍受刑警局楼道里别人的斜眼，也不用听别人在背后议论，说什么戈尔杰耶夫为自己的情妇创造了温室般的条件。作为上司的伊万并不比科洛布克差。当然他完全是另外一种风格，扎托齐尼是个很严厉、很冷峻甚至有些残酷的人，他对我也不会有所宽纵，而且我根本也不需要他对我宽纵，最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聪明人，而且无疑很正派。我干吗非要死死咬住这个位置不放呢？我已经当了快五年的少校了，要是搞得好的话，一年前就应该得到中校军衔了。但问题并不在于我特别需要这些肩章，而在于，其他长官和同事往往就是根据这些肩章，确切地说，就是根据这些肩章的及时更换来评价我的头脑的呀。一直停留在少校级别上吗？得，准是傻蛋，准是个百无一用之人，再不就是你个人问题方面准有些不正常吧。那好吧，就让我们看一看你个人问题方面有什么问题吧！啊！原来是这样，因为与犯罪团伙有联系而被停职并受审。爱德华·杰尼索夫就是卡敏斯卡娅的一个朋友。而如果档案上什么都没查出来的话，那又怎么样，档案里无记载的，其中可能的原因还少吗。而事实上她肯定有污点，被揭穿过，所以才没给她晋级，才没给她照例该得的军衔。”
“让我考虑一下，”娜斯佳郑重地回答，“这个建议出乎我的意料，我没准备，不能马上答复。”
“考虑一下吧，”扎托齐尼同意了，“我不会催您的。”
一小时后，娜斯佳回了家。经过这段散步以后，她情绪饱满，精力充沛，甚至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这种感觉是过去所没有的。由于血管问题，她总感到有些虚弱，经常头晕，还发生过因闷热而昏迷的情况。她笑眯眯地哼着小曲，开始愉快地打扫房间。同时自己也有点奇怪，被丈夫抛弃，工作也不顺利，可还在唱歌并对生活充满欢欣。这可不是好兆头，真的不是好兆头。
当她已经吸完尘，正准备完成擦窗户的英雄壮举时，电话铃响了，是季马·扎哈洛夫打来的。
“你在干什么？”他笑嘻嘻地问。
“在做家务。”
“你还要干很久吗？”
“就看想不想干了。我可以马上结束，也可以一直干到晚上。干吗，有事吗？”
“想求你允许我到你家坐坐。得好好谈谈。”
“那你就求吧。”娜斯佳答应了。
“我请求。”
“我允许了。你可开车来，本该如此。”她故作宽厚地答应着，并且哈哈笑了起来。
大约过了四十分钟以后，季马手捧一只大蛋糕来了。
“谢谢。”娜斯佳一边道谢，一边接过这个带有鲜艳图案的大盒子。
“这不是送你的，而是要送给成为你丈夫的那位非凡的幸运教授的。”扎哈洛夫一边脱鞋，一边回答。
“那只能扫你的兴了，教授不在家。”
“可他总归会回来的吧？”
“恐怕不回来了。”
“那是为什么？”德米特里注意地看了她一眼，“你们怎么了？吵架了？不过，对不起，这不关我事。”
“这确实不关你的事，”娜斯佳说，“因此我把这个蛋糕拿到厨房，烧壶茶，我们可以痛痛快快品尝这块甜点精品。”
“等等。”
季马拉住娜斯佳的手，让她转身面对自己。
“我再重复一遍，我不是要干预别人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们确实是吵架了，那么我最好还是离开这里。”
“你不是要和我谈谈吗？”娜斯佳有些讥讽地提醒他。
“谈话即使是在大街上也无妨。对这种事情我太清楚不过了，事情往往是这样，丈夫和妻子吵架而出走，过后当他回来时，发现自己家里有别的男人。在这种情况下，不管这个男人是谁，是亲戚、同事、邻居，还是儿时的朋友，都无济于事。我自已经历过这种事儿，所以一清二楚。处在这种情况之下，要想不这么想——婊子！我刚出门，她就已经勾搭上了别人，难怪总埋怨我，寻找同情。她甚至可能是有意找碴儿和我吵架，好把我赶走——的男人还没有生出来呢。总之，阿霞，哪怕你的教授回来的可能性只有一丁点，我想我还是走。我们还是开车找个什么地方，哪怕是到索柯尔尼克公园，到那儿去散散步，谈一谈呢。”
“他是不会回来的，”娜斯佳小声说，“而且我也再不想谈这件事了。你就干脆相信我好了：他是不会回来的。”
“怎么，有这么严重吗？”季马同情地问。
“我已经说过：不再谈这件事了。”娜斯佳恼怒地重复了一遍，“我们去厨房吧，我把茶烧上。”
她对不得不向季马讲与丈夫吵架的事感到有些不快，可是不知怎么话就说到那儿了，不讲也不行，否则就得撒谎。本来可以编个谎，比如说他出差了。但娜斯佳确信，即使是最无害的谎言也能把人置于极为尴尬的境地。比如说，万一此时有人给阿列克赛打电话，那么就不得不当着扎哈洛夫的面，告诉打电话的人，说阿列克赛在茹科夫斯基街。或者还有其他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妈妈和继父突然来了。这样的事他们碰到过，尽管次数很少。但是要知道，这类不易发生因而不被人注意的事情往往就会在最不恰当的时候发生。
“这么说，你这是在守活寡了。”德米特里说。他环顾了一下厨房，在餐桌旁比较舒适的位置坐下，“你们经常这样吗？”
“这是第一次，”娜斯佳叹了口气说，“季马，我已求过你不要再提此事了。”
“可是，阿娜斯塔霞，和你在一起真是太难了。不管说什么、问什么，总是要碰到你禁止讨论的话题范围。不能提到丈夫，不许讲我们浪漫的过去，不能涉及性。可是你让我们说什么？”
“可以说说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她笑了，“关于她可以随便说，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地说。”
“好吧，那我们就谈谈尤丽娅。我在‘格兰特’侦探所里稍稍刺探了一下，那里有一个小伙子我很不喜欢。”
“是谁？”
“问题就在这儿，正如同《黑桃皇后》中小有名气的格尔曼所唱的，我不知道他姓甚名谁。”
“既然如此，那问题究竟出在哪儿？你可以去打听吗？”
“阿霞，事情没那么简单。我在这个侦探所里已经出现得太频繁了，那儿本应没我什么事。如果我判断正确的话，这个小伙子已经明白我伸长鼻子到那儿是冲他去的。也就是说，我再不能到那儿去了。我没必要给你讲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每个侦探都能凭心灵感觉得到什么时候该从他所侦查的团伙中开溜。这是一种感觉，仅此而已。总之，情况就是这样。今天我想从远处把这个小伙子指给你，以后你用自己的方式和手段去查他吧。而我要溜到一边，否则就只能坏事。”
“好吧，”娜斯佳同意了，“你把他指给我。可是他怎么让你这么不喜欢呢？”
“我完全是偶然地发现他在翻侦探所主任的卡片。平时只有帕什卡才能接近这些卡片，你大概能记得他，我们去过他那里，就是那个令人讨厌的一头金发的家伙。”
“我记得。”她点了点头，往怀子里倒着咖啡。
“帕什卡给我看了这些卡片，并且告诉我，那里记载着侦探所和雇主签署的所有合同的情况。因为侦探这一行的原则就是要绝对保密，‘格兰特’每个具体办事员都只知道他所承担工作的雇佣合同的情况。各种谣传都是禁止的，我指的是议论别人的事情。只有帕什卡能接触到这些卡片。除他之外，别人都没钥匙。而他自己的办公室他并未特别加锁，所有的秘密文件都放在铁皮保险柜中，这些卡片也放在那里。其他东西都是公开的，供大家查阅。就算他外出一整天，他也从来不关门。而且当所有房间都不空闲的情况下，甚至还允许别人用他的办公室接待客户。简言之，我昨天在事先没有通知而且没有任何事由的情况下去了那里，好像是正巧路过而想起上次把打火机忘在了帕沙的桌子上吧。我来到主任办公室，尽量不惹人注意地悄悄推开门，却看到了‘出乎意外’系列组画中非常美妙的一幅。小伙子吓得要死，脸都白了。而我却像所有模范话剧院的大演员一样，不好意思地道了歉，说着有关打火机的谎话，并很快在桌子上找到了打火机，然后马上就开溜了，以免打草惊蛇。我装作没有什么特殊的发现，而实际上打开的卡片盒就在那人身边放着。因此，我既不能向别人打听他的名字，也不能在那里等帕沙。不能再惊吓这小伙子了，你明白吗？如果我在较显眼的时候再出现在侦探所，他就会惊恐异常，怕我把这事告诉帕沙，怕我问他拿卡片盒干了什么勾当。”
“这我明白。”
蛋糕很新鲜也很柔软，所以，娜斯佳费了很长时间，希望在她所有的刀于中，能选一把比较锋利的。可是她家里现有最锋利的刀子还是不够快。她刚一动刀，蛋糕表面浇的糖皮马上就出现裂缝，切出的块很不均匀。
“对不起。”她一边把一块切好的蛋糕放到季马的盘子里，一边道歉，“我的水平就这样。”
“算了。”他宽厚地笑了笑说，“反正到肚子里都揉成一团了。但是一般来说，从你家里这些怪物似的刀子来看，你这个主妇可不怎么样。真不知道你丈夫怎么容忍你的。”
“这不已经不再容忍了？”娜斯佳突然恼怒地顶了他一句，“我已经一再请你不要触及关于我丈夫的话题。”
“天啊；你现在根本就不让人说话！”扎哈洛夫生气了，“我不是说你丈夫，而是说你的这些刀子。怎么着，难道连刀子也成禁区了？”
“对不起。”
娜斯佳把身子背过去一会儿，好像在橱柜里找着什么。当她重在桌子旁坐下时，脸色已经恢复了平静。
“你怎么这么容易激动？”季马一边把一块不小的蛋糕送到嘴里，一边问，“是不是因为很难过？”
“我并不容易激动，也不是因为难过。”她干巴巴地回答，“让我们谈点高兴的事吧！”
“好吧。”扎哈洛大很痛快地回答，“大概为了减轻压力，你需要背叛自己的教授吧？”
“季马，住嘴！”娜斯佳用半开玩笑的声音恐吓说，同时示威似的用手拿起了刀子。
“不，我是很认真的。你想想，这是一个很完美的主意，而且人选马上就有，像我这样一个非常乐于建功立业的人愿意为你效劳。”
娜斯佳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季马，你真是不可救药。这件事你究竟要说多久？不要再劝我，反正我是不会答应的。”
“为什么？”
他问话的时候完全是一副认真的样子，用一双明亮的蓝眼睛望着她，眼神里荡漾着温柔的笑意，好像湖泊中漫游的鱼儿一样。
“娜斯坚卡，为什么？”他又问一遍，“难道我的建议不好吗？我觉得很好，这个建议非常好。它可以便人幸福、自由，可以使人摆脱痛苦和死亡的恐惧。”
她没有料到谈话基调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有点不知所措地沉默着。扎哈洛夫站起身，绕过桌子，到娜斯佳面前俯下身，温柔地吻着她的唇。在最初的一刻，她也回应了他，随即猛地闪开。
“扎哈洛夫，不要乘人之危，这很卑鄙。”
“什么卑鄙？”他没明白。
“趁一个女人和丈夫闹纠纷的时候，把她弄到床上。我现在可以迎合你，可之后我会觉得自己令人憎恶。”
他慢慢退了回去，在座位上坐下。
“娜斯坚卡，真诚的感情只要它是真诚的，就不可能是卑鄙的。而我是非常真诚地希望拥有你。如果你愿意接受我，以后你也没有什么可责备自己的。”
“我不会接受你。”她直视着他的眼睛说，“永远也不会，忘掉这件事吧。”
“永远也不会。”他滑稽地笑着模仿说，“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件事，因为它是我糊里糊涂、乱七八糟的生活中留下的最亮丽的印象之一。如果你今天断然拒绝我的话，那么让我们去看看那个过分好奇的私人侦探去吧。现在已经是一点半了，我知道在三点钟左右他应该在哪里出现。”
“你怎么知道的？”
“都得告诉你？我就不可以有点小小的职业秘密吗？”
“随你的便。”
娜斯佳松了一口气，也用戏谑的语调回答，她很庆幸他们终于躲过了这个危险的话题。她当时曾经想答应他，如此地想答应他，以致差一点就要用手指捂住嘴，以免说出过后会使她后悔的话来。这种欲望不是生理意义上的，而是源于头脑中，源于已经数月未使她放松的精神压力，源于希望能使她自己摆脱对一切事情都冷淡和漠不关心状态的强烈愿望。但她还是坚持住了，尽管她不能肯定这么做是否正确。
洗完了茶杯和盘子，她很快收拾完了桌子。
“我准备好了，走吧！”
她很奇怪，因为他们到的地方，正是“格兰特”侦探所所在的那个地区。
“你认为他星期天会来上班吗？”娜斯佳怀疑地问。
“娜斯坚卡，私人侦探和国家警探的工作没什么两样，这一点你可以相信我。很遗憾，就是在休息日生活也不会停止，被调查的对象也还是会去一些地方，做一些事情，侦探也不得不和他们见面，不得不跟踪他们，更不用说与那些并不总是能够在正常工作日到侦探所来的雇主们见面了。”
“可他肯定会来吗？”她继续追问。
“希望如此。算了，不再折磨你了。昨天早晨我和帕沙讲了我如何不走运，把打火机忘在了他的办公室里的事。他对我说，一般来讲，我随时可以来他这儿，因为他的办公室总是开着的；但如果我想见到他，那就最好在星期天3至5点之间来。这时候他会召集自己的所有手下，给他们发薪水，现在你明白了吧？”
“明白了。”娜斯佳顺从地重复了一遍。
德米特里驾车驶进院子后把车停好。
“全侦探所的人都已经认识我的车了。”他解释说，“把车停在这里，然后我们步行。离他们集中的时间还有半个小时，所以我们还可以先熟悉一下环境，选个合适的观察点。对了，我看这个门洞就不错，比较暗，从大街上看不见里边站着的人。”
“那我们就站在这儿吧，如果你确信我们需要的人一定会路过这儿的话。”她认可了。
“他不会走过这里，他们都开着车。不幸的是，他的车什么样子，我也不知道。可是从这里可以看见有人看守的那个停车场，他们通常都把自己的车停在那里。他现在就在那里，看见了吗？”
为了能看见停车的地方，娜斯佳不得不从门洞里向大街上迈了一步。随后她摇了摇头。
“太远了，我看不清楚他的脸。”
“你视力不好吗？”
“还没到这个程度，但已经不像雄鹰的眼睛了，而更像已经三十六岁而且经常用电脑的女人的眼睛了。”
“那么我们找一个近一点的地方吧。那边有个小公园，也挺合适的，有很多灌木和小树，有藏身的地方。”
他们出了门洞，向停车场方向走去。可随即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情。从拐角飞驶出一辆汽车，赶上他们后略微放慢了速度，接着传来几声干涩的枪响。汽车随即加快速度疾驶而去，而季马·扎哈洛夫躺在了人行道上，他当即就死了。
娜斯佳回到家里已经半夜了。警察局里长时间的谈话、解释，值班警探的讯问以及在这种情况下通常要做的事情都过去了。她疲倦极了。本来这一天开始时是那么美好……
她在过道里脱下鞋子，光着脚走进厨房，想喝点咖啡。那个装着蛋糕的鲜艳的大盒子一下子进入她的视野。季姆卡，季姆卡……他是那么想把她放到床上，而她还耻笑他说：“你真是不可救药。”根本没当回事。
“我向你提的这个建议很好，非常好。它可以使人摆脱痛苦和死亡的恐惧，可以使人幸福、自由。”
他现在没有了对死亡的恐惧，或者说曾经有过。可能正是因此他才一再希望能和她做爱。可痛苦呢？他有过痛苦吗？她对他的了解是如此之少。
“当时我答应他就好了。”娜斯佳突然想道，“当时应该答应和他上床。那样的话，我们就哪里也不会去了，而他就能活下来。现在我开始觉得他是预感到了什么。我本来已经感觉到他希望留在这里，哪儿也不想去。可是我和往常一样，只为自己着想，只担心恐怕自己事过之后会很尴尬，会厌恶自己，只想到背叛与自己吵架的丈夫很卑鄙。天啊，我们有时候脑子里会涌现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念头呀，经常是那些老套子，却都以为这些东西才是生活中最重要的，可过后就会发现，生活中最主要的东西恰恰是人的生命，为了保护人的生命无论牺牲什么都可以。对季马·扎哈洛夫的死，我和凶手几乎一样有罪。人的暴死是凶手及其牺牲者生命时刻的交叉，而正是我将季马带到了这个交叉点上。”她回想起他那双亮亮的荡漾着呼之欲出的温柔笑意的蓝眼睛，不由得悲痛地放声痛哭起来。
大概过去了15分钟以后，她用凉水冲了一下脸，用毛巾把有些红肿的脸擦干，有点奇怪地审视起自己来。恐惧感已经没有了，攫住自己喉咙并且阻碍与丈夫和父母谈话的那种恐惧感已经不存在了。所有这一切原来都是如此微不足道和毫无意义。她突然才明白过来，置季马于死地的那颗子弹没有碰到自己真是个奇迹。她也差一点死去。真正具有意义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她还活着。对死亡的恐惧，这是惟一不可轻视的东西。而其他的一切都是胡闹，都是一些自认为美妙的无用的东西。
娜斯佳看了看表，已经是12点20分，很晚了。但最后她还是决定，有些东西是重要的，而有些东西是次要的，是可以忽视、可以不考虑的。在目前情况下，礼仪就无需顾虑，这完全是可以原谅的。
她毅然拨通了齐斯加科夫在茹科夫斯基的电话。好久没有人接，可能都已经入睡了。但终于听到了阿列克赛睡意朦胧的声声。
“喂，请讲话。”
“列沙，你快来吧，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你。”
“你拿定主意了？”他一下子睡意全消，从他的声音中可以听出有几分讥讽的意味。
“我拿定主声了。我全想清楚了，列什卡。我是个十足的大傻瓜。这样的事以后不会再发生了，真的。你能回来吗？”
“暂时不行。父亲病了，我在这里还得呆一阵儿。看来，你良好的愿望只能再等等了。你没事吧？”
“是的，也就是说没什么事，也就是说……这很复杂。列沙，算了，以后再说吧。对不起，把你吵醒了。晚安！”
“祝你走运！”他语调平静地回答。
“你还想要什么？”娜斯佳恨恨地对自己说，“你当时是那么高兴，你只剩一个人了，下班后可以不同任何人说话，也不必再向任何人汇报自己的所作所为。你甚至觉得一个人睡比和列沙在一起还舒适。你对嫁人的决定是否正确表示怀疑，认为自己天生不适于过家庭生活。你欺负了列沙，他离家走了，你那么长时间也没有给他打电话，没有尝试让他回来，你自己并未作出一丝一毫努力，以使你们的关系和解，使你们的生活回到正常轨道上来。而今天，一个差点就成为你情夫的人在你的眼前被人杀死，这才使你摆脱了眼前的迷雾，你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且立刻就给丈夫打电话。在这段时间里，你甚至没想到去关心一下，他生活得怎么样，他过得如何，是否健康？也不一定非要请他回来，因为他已经讲好了条件：当你还没成熟到可以交谈之前，他是不会回来的。但是，你能不能仅仅打一下电话呢？当然能。可是你却没有打。所以你就罪有应得了。你不要以为忠诚可靠的列什卡只要听到你的第一声哨响，就会像驯顺的狗一样向你跑来。没有这样的事。”
她向窗子走去，在窗前站住，用双手抱紧肩膀，试图压制住那可恶的全身性战栗。如果阿列克赛知道，保持对他忠诚的努力，是以一条生命为代价才换来的，真不知他会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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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姬雅娜夜里感到不舒服，一直忍受到了天亮。早晨伊拉见到她后吓了一跳。
“你疯了！”她喊叫起来，声音大得全屋子都能听见，“你怎么了？”
“有点不舒服。”塔姬雅娜一边给自己煮着药茶，一边没精打采地说。
“马上去看医生！”伊拉下命令似的说，“你都七个月了，要是出点什么事情，可不得了，马上去！”
“我得上班。”塔姬雅娜还想反对，但伊拉毫不妥协。
“工作可以推一推，孩子是最重要的。”她郑重地说。
“可我已经约了人来……”
“那也可以等一等嘛。”
塔姬雅娜知道这位亲戚是对的。人你永远也应付不完的，但未来宝宝的健康却不能冒险。于是她去了妇科咨询处。
“是的，您这个当妈妈的，不该上班去了，得在家里待着。”一位上了年纪的女医生摇摇头说，“您现在的反应是所谓的‘高龄初育症’。在怀孕和分娩的整段时间里，随便什么都会对您产生影响。您如果二十五岁时就怀孕的话对这些甚至都不会有反应，可三十六岁初育就复杂多了。而且您的心脏本来还应该更好一些。”
从咨询处出来，塔姬雅娜便到了班上，第一件事就是去见自己的上司。前不久，就是去年的十二月，在圣彼得堡，她已经不得不忍受与自己过去的上司之间的几次不愉快的谈话，这位上司不想放她到莫斯科与丈夫团聚。她已经做好准备，这样的情景非常可能又要重演了。怎么能这样呢？刚刚调动过来，马上就要休假，在家里休息，然后还要休产假。“大概那些不愿意要妇女工作的领导人是对的。”她一边在走廊里向上司的办公室走，一边想，“我过去对此也是感到既可笑又气愤，但现在我开始理解他们了。而且我的情况特别令人尴尬。因为斯塔索夫想法子把我弄到莫斯科就是要调到这个头儿手下，他们之间比较熟。似乎还为我作了担保，唱了赞歌，说我是一个优秀工作者，可我总共才干了四个月，就得离开岗位了。”
但这位新上司却显得很平静，并未做出激烈的反应，既没有正面的反应（会感觉不好），也没有负面反应（感觉会好得多）。
“那以后三年你就要坐在家里看孩子吗？”他不满地皱了皱眉问。
“不，只要一有可能，我马上就上班。我家里有人照看孩子。”塔姬雅娜很坚决地回答。
“有老人可以做保姆？”
“是丈夫的妹妹。”她解释说。
“斯塔索夫有妹妹吗？”这位上司很奇怪，“我记得，他从未说过有妹妹。”
“这是另外一个丈夫的妹妹，是前夫。”
这位上司突然大笑起来，他笑得如此欢快，使塔姬雅娜也忍不住笑了，但她并不明白，是什么使他感到如此可笑。
“好了，现在我理解弗拉德了。怪不得他那么急着要把您从圣彼得堡弄到莫斯科来。很显然，他是怕您被别人拐走，那样他也会成为前夫之一。算了，塔姬雅娜·戈里格利耶芙娜，回家去吧，好好休息，把孩子生下来。我非常希望您不会坑我，您会很快就重返工作岗位的吧。现在谈谈您办的案子，您现在手里有多少件？”
“十八件。”塔姬雅娜叹了口气说。
“有没有已经结案的？还是十八件案子都要移交给别人？”
“有两件就剩写起诉状了，我今明两天搞完。其余的只能交给别人了。”
一直到晚上，塔姬雅娜都在忙乱地做着那些正在办的案件中还来得及做完的事情。一直到6点钟左右，她才想起娜斯佳来。太不该了，她本来想和她谈谈乌兰诺夫的事，可是却忘了个一干二净。真是个大马虎蛋！其实塔姬雅娜并未注意娜斯佳对这位电视节目主持人的兴趣，并且直到因为女巫师伊涅萨被杀一案她自己需要乌兰诺夫之前，还一直拒绝接受他的电视采访。事情做得不漂亮，要知道正是娜斯佳帮着安排了与乌兰诺夫的会面，还使她认识了多罗甘，而且这位多罗甘还为这次会面付了账。
在记事本上找到了卡敏斯卡娅班上的电话号码。塔姬雅挪拨了号，占线。再拨一遍，还是占线。她懊丧地看了一下表，至少还需要两个小时，把宝贵的时间耗费在按电话键这种干巴巴的事情上是很可惜的，而这台已经用了很久的电话机的自动拨号功能早已坏了。塔姬雅娜果断地拨通了自己家里的电话。
“伊拉，请你给娜斯佳打个电话，请她到咱们家吃晚饭。”她用耳朵和肩膀夹着话筒，一边不停地用打字机打字，一边用十分干练、不容反驳的口吻说。
“为什么？”
“我需要和她谈谈，而且她也需要和我谈。你跟娜斯佳约好后，再给我来个电话，我在班上。”
“跟她约几点？”
“无所谓，什么时候她来都行，但不要在9点前，我在这里还得磨蹭两小时。”
“你跟领导谈了吗？”
“是的，谈过了。不用担心，我最多再干两天。得移交案子，还有些文件要办。就这么着，伊丽莎，到家再说吧，我现在事情很多。”
半小时后伊拉才打来电话，干巴巴地说，娜斯佳答应9点之前到。
“出什么事了？”塔姬雅娜顺便问了一句，目光并未离开那份马上就要完成的文件，“你怎么这么无精打采的？”
“我本来晚上是有安排的，可现在既然我们要来客人……”伊拉奇卡含含糊糊地说。
“算了，你原打算去哪儿就去吧。没有你我们也能行。我找娜斯佳也不是为了请她吃馅饼，主要是谈事儿。”
伊拉奇卡立刻兴奋起来，开始给塔姬雅娜下达各种指示：晚饭吃什么，什么东西在哪个锅里已经做好了，等等。奥勃拉兹佐娃并没留意听，她颇有理由断定，根本没必要留神听，等她到了家，所有一切她自己总归都能找到，你以为这是牛顿的二项式呢。塔姬雅娜想起布尔加科夫笔下那只名叫河马的公猫所说的那句历史名言，由此，她不禁联想起了自己。“此刻或许我的样子也像一头母河马了。种种迹象表明，分娩后还会更胖。这样的体重可怎么活？鬼才知道。现在就已不能再给自己买漂亮衣服了，如果再发胖，那可不得了，喊救命也不行了，也可能斯塔索夫说得对，我确实该呆在家里写书，而不要硬装什么积极的国家公务人员了。”
一走进斯塔索夫家，娜斯佳就惊呆了。她整个陷入一种错觉当中，觉得自己好像是第一次来这里，尽管她清楚地记得，不久前刚来过这儿，和塔姬雅娜谈了很久，然后和大家一起吃的晚饭。但与此同时她的新鲜感仍很强烈。原来，厨房和客厅之间没有门，而是一个形状复杂的几何形门洞，上次她怎么会没发现呢？而且客厅里的地板也做得很有趣：一半铺着地毯，而另一半则铺着地板革，而且二者之间的边缘线不是直的，而是波浪形的。地板革铺在从过道到厨房这段常走人的地方，而铺地毯的地方则放置了软家具。“天啊，上次我就在这个沙发上坐了至少一小时，到厨房的过道和地板就在我的眼前，而我居然没有看到。卡敏斯卡娅，你可真行啊！”她心里想。
“你怎么了，娜斯秋莎？看得这么仔细，就好像头一次来似的。”塔姬雅娜有些奇怪地问。
“你会觉得可笑，可我恰恰有这种感觉。”娜斯佳承认说，“好像这些东西我都是第一次见到。你别在意，最近一段时间我总是心不在焉，没留意的东西大多了。对啦，你的守卫天使哪儿去了？”
“去赴约会了。”塔姬雅娜笑了笑，“她刚认识了一个什么人。真是谢天谢地！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整天给我做家务，这叫什么事。如果伊拉奇卡能谈起什么恋爱来，我只会替她高兴。”
“原来是这样。那我介绍的那个人怎么办？”娜斯佳有些不高兴，“我们的米沙·多岑科是那么好的小伙子，可你连看都不着就给拒绝了，你得把可爱的亲戚交到好人手中，而不能逮谁是谁。”
塔姬雅娜笑了，愉快地挥了挥手。
“你算了吧，她已是成年人了，自己能料理好的。你饿了吧？”
“是饿了，但没必要把它当回事。我可以顺手抓点什么吃，比如三明治之类的东西。”
“干吗要吃这些供奉用的东西。”娜斯佳笑了笑，“冰箱里东西有的是，足可以做三道菜了。”
娜斯佳留意自己，她发现，现在她又有食欲了。不管怎么说，她现在想到食物时就带着一种温情，而不像近几个月以来那样厌食。“得，看来我真的是个道德畸形儿。”她悲哀地想，“昨天季姆卡·扎哈洛夫在我的眼前被杀了，可我现在还在想食物。但从另一方面说，未发生这事时，我却什么都不想，只想一些个人的痛苦。像嚼口香糖似的，就那么一块反反复复地嚼个没完，在沙土上建构起世界悲剧，然后就一天天从早到晚看这出戏。但发生在昨天的真实悲剧震动了我。我甚至应该感谢列什卡，说得好听一些，感谢他将我流放了，我完全是罪有应得，所以一点也不冤屈。没关系，我会改好的。我全明白了，仿佛复活了，好像头脑也好使多了。至于食欲，也没什么，是正常机体对饥饿的一种正常的反应，仅此而已。我不会为此而害羞的。”
“娜斯秋莎，我想同你谈谈乌兰诺夫。你看星期五的节目了吗？”
“当然看了，你不是事先提醒我了吗？对不起，我没给你打电话，一直没空。”
“这得请你原谅我，我也没抽出空儿。你觉得节目怎么样？”
“我很喜欢。”娜斯佳谨慎地回答说，“不管怎么说，和我近几周所看的不太一样。是乌兰诺夫改变了策略吗？”
“不是。”塔姬雅娜笑了起来，“我略施小计骗了他一下。他和我认识的时候，我装得像一个大笨蛋。于是他就放松了，这个蠢货。无论如何，他的那套把戏我了如指掌。他们无非是把嘉宾请来，请他喝茶或咖啡，向他露出灿烂的笑容，再竭力赞颂乌兰诺夫，说他如何出色、如何善良，如何热爱自己电视荧屏上的交谈者。然后是乌兰诺夫先生本人出场，与嘉宾进行一场友好温和的上流社会式的谈话，小心探摸嘉宾的各种弱点，也就是那样一些话题，讨论那类话题能使嘉宾的样子显得如果不是最糟糕，那至少也不是最好。到后来被搬上直播节日的恰恰就是讨论此类话题的镜头。他的栏目组里有一位超级化妆师。起初我费了很大劲儿也没想起来在哪里见过她，后来才想起来：是在一本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美容师大赛的文章，那上边登了这位化妆师的照片。她差一点没拿到欧洲赛区第一名。这样，他们把嘉宾弄得非常漂亮，这也是这出戏——如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之为圈套的一部分。一切都是那么原始，那么简单，就像一把草耙一样。至于亚历山大·尤里耶维奇本人，我可以跟你讲两点。第一，他对离婚以及离异夫妇之间的关系这类话题很关心。第二，他正处在巨大变化的关头，而且是令人愉快的变化。如果把第一点和第二点结合起来，可以推断出，他正准备离婚，并且要同一个深爱着的女人开始新的婚姻。对此你有什么消息吗？”
“没有任何消息。可你怎么会断定将会有变化发生呢？”
“在节目播出之后，他夸奖了我并向我道了谢。你明白吗？而我本来以为他会怒不可遏的，可他没有，根本连发火的迹象也没有，还咧开大嘴嘿嘿笑，最后吻了我的手。我当着全体观众的面破坏了他的形象，他本应有所反应才是。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说，对明天的节日将会怎样，他根本无所谓。他不会再在这个栏目工作了。因此，让什么主持人形象、节目本身的形象，统统见鬼去吧，反正都一样，这个节目他乌兰诺夫再不需要了。他面前一定有更加美好的前程在等待着他，只是这一前程与‘素面朝天’已经毫无关系了。”
“明白了，”娜斯佳若有所思地拉着长声说，“这确实挺有趣。你说他还微笑着吻了你的手？”
“可不么。还说了好多奉承话。”
“居然会这样……不知怎么我从没见过他有好心情。和我打交道时，他总是很压抑、很凶、很尖酸，无论如何也不像是一个心肠善良之辈。显然，在他的生活中，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我只是搞不清我究竟有没有必要来调查一下这件事。米沙·多岑科正在电视人圈子里深入挖掘，可安德列耶夫和邦达连科被杀案的动机还是没搞清。或许，我死抓住这个乌兰诺夫也是白费劲儿？当然，我对他没有一点好感，但这却不足以成为怀疑他犯有任何死罪的理由。”
塔姬娅娜一声没吭，只是默默用手指来回捻着一根芹菜，一片片往下咬芹菜叶子。房间里一阵怡然的安静，只有她们两人，既听不到伊拉奇卡清脆得像小鸟唱歌一样的声音，也听不到斯塔索夫宏亮的大嗓门。娜斯佳在这一瞬间感到超脱了一切，带着一种欣慰沉迷在这软绵绵充满舒适家庭气息的安宁之中。
“娜斯秋莎，咱们可不可以订一个侦查犯罪案协定？”塔姬雅娜突然问。
“订破案协定？可以啊，订吧。”
“根据你调查的情况，乌兰诺夫有没有在哪里与一个叫卢托娃·瓦连金娜·彼得罗芙娜的女公民打过交道？”
娜斯嘉皱起眉头，把电视台工作人员被杀案中的所有人，哪怕是仅出现过一次的人的姓名都回想了一遍，最后回答说：
“不记得这个人。你需要找她吗？”
“需要。你还记得女巫师伊涅萨被杀案吗？”
“记得，通报上提过，但是我们没有参与侦破。”
“这我知道。”塔姬雅娜点了点头，“这件案子按照属地原则来侦破，正好归我管。”
“会有这么巧？”娜斯佳很惊讶，“那你对这个巫师的材料研究得怎么样？费了很大劲儿吧？”
“别提了。”塔姬雅娜叹了口气，“她有过许多主顾，可就是没留下一点记录。当然，记录是有的，而且非常详细，但却连一个名字也没有。这女巫有一种特别有趣的小把戏，她亲自给每个主顾起名字，一个很特殊的名字，就像去教堂洗礼时一样，你懂吗？她就这样跟人说：您在我这里不再是伊万·伊万诺维奇，而是费奥菲拉克特，这将是您与至高无上神力世界进行交流的名字。而她就用此类新名字做记录。当中一些人我们已经确定了，其中就有卢托娃。说实在的，我之所以同意参加乌兰诺夫的节目，正是为了这个原因。我想亲眼见见他，和他认识一下。对了，为防万一我得提醒你，对乌兰诺夫来说，我不是警探，只不过是个作家，记住了吗？”
“那卢托娃是什么人？她是干什么的？”
“是一个幼儿教师。前不久刚和丈夫离婚。可以推测，她在和乌兰诺夫谈恋爱，而他同样也终于决定要和自己妻子离婚了。但这仅仅能解释通我所见事情的一半。”
“是的，”娜斯佳也这么认为，“令人费解的是，他从这次新的婚姻中能得到什么样的灿烂前程呢？既然他决定离开这个栏目，那么他会到哪儿去呢？如果他与一个百万富婆结婚，我还可以理解，可对方只不过是一个幼儿教师……你是对的，确实无法解释。我得和他妻子谈谈。她找过女巫？她有什么痛苦？”
“她摆脱不了她的丈夫。”
“怎么会呢？”娜斯佳有点糊涂了，“你不是说她和丈夫离婚了吗？”
“哎呀，你这都不知道。这种事太普遍了，到处可见！”塔姬雅娜遗憾地耸了耸肩说，“办了离婚手续并不都意味着解脱，特别是那些仍住在一套房子里的前夫妇。而很多离异的夫妇恰恰就继续住在一套房子里，因为没有钱买新房。申请分房，又不够条件。而且用这样一套赫鲁晓夫时代带现代厨房兼卫生间的房子换来的房子简直让人无法居住。就这还得是两居室住房换来的呢。如果是一居室，你什么也换不来，夫妻也就休想分居。所以就只能在一起住着。”
“那卢托娃要干什么？难道她想让女巫伊涅萨将自己可恨的丈夫置于死地吗？”
“不，娜斯秋莎，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们是在与别的主顾接触时才发现卢托娃的。我们首先对她进行了初步查询，然后在伊涅萨的记录中寻找与她情况吻合的主顾。我们在记录中找到了一个被称做叶甫盖妮娅的女人。她第一次来找帕施科娃差不多是在一年前，她说她对丈夫在感情上很依恋，可是她的丈夫却对她不好。常常打她、骂她，和她吵架，用种种醋海风波来折磨她，而她却迈不出决定性的一步来和他分手，因为她还爱他。简言之，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帕施科娃对她做了一系列工作，促其离婚，她最后成功了。在她的记录中，关于叶甫盖妮娅有这样一段话：这位女主顾最终成熟了，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递交了离婚申请书。我们到法院查了一下，与卢托娃递交离婚申请书的时间是吻合的。”
“为什么上法院？是丈夫不同意离婚还是要分财产？”
“不，他们没有什么家产可分。上法院当然是因为她丈夫。最可笑的是在法庭上他很轻松地就同意了离婚，并且总的来说，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很有文化修养、讨人喜欢的人。我和法官谈过，她对这对夫妇记得很清楚，因为卢托娃的丈夫外表很有特点。女法官觉得他非常讨人喜欢。她竭力想使我相信这人好像具有无穷魅力。女原告所述的他的种种劣迹在女法官看都是根本没有根据的，她认为这都是卢托娃杜撰出来的，或者至少也是被她夸大了的。尽管如此，女法官还是在第一次开庭就为他们解除了婚约，甚至没有给他们一个调解的时间，一般说法官都会给调解期限的。她不想再纠缠下去，因为她知道，他们还会再找她的，而她这儿待审结的案子已经排成长队了。”
“那么离婚后卢托娃就不再造访女巫师了吧？”
“哪能呢，还能不去？”塔姬雅娜笑了，“去得更勤了。去抱怨说，丈夫继续任意欺负她，像对待女奴一样对待她，而她却不能拒绝他。好像他对她施了魔法，对她具有某种不可思议的控制力。从这个意义上讲，离婚毫无用处，原来什么样，现在还是如此。她自己讲，在他不在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可以拒绝他，可以离开他，可以对他撒野，甚至可以杀死他。可是只要一见他，一看到他的眼睛，就全完了，她就变成了全无意志的一堆废物。伊涅萨为此对她做了工作。”
“她是怎么做的工作呢？我很想知道，是给她祛了邪吗？”
“不是。一般说伊涅萨并不是傻瓜，也不是骗子。现在我告诉你更有趣的东西。伊涅萨从前当过戈托夫齐茨的情人。”
“谁的情人？”
娜斯佳瞪大眼睛望着她，由于事出意外，她居然连手中的勺子也一下脱手了，她本来是用它不时到罐子里舀一点软虾奶酪的。
“戈托夫齐茨·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无辜被害的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丈夫。我也是不久前刚知道的。就这样，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告诉我说，英娜·帕施科娃在当实习医师时就表现出了精神病学方面的突出才能，惊人的嗅觉使她能准确探究人的生活和心灵中妨碍他正常生存的那些创伤何在。而且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对英娜也就是女巫师伊涅萨放弃了医学实践而去招摇撞骗感到很痛心。他甚至为此而愤怒，应当公正地说，他的做法是公正的。而从调查帕施科娃主顾的那些侦查员们讲的情况来看，可以清楚看出，伊涅萨只是利用巫师的影响，其实她做的是正常的精神分析方面的实践工作，而且看来还相当成功。所以她并不是招摇撞骗者，她确实在给人提供帮助，只是在巫术的掩盖下。”
“一般说来，她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娜斯佳终于回过神来，拣起了掉到地板上的勺子，“去看精神病医生，这总有点不太像是俄罗斯人该有的做法，我们对此还不是很习惯。可如果是找一个巫师去去邪，这就地道得很了。我想伊涅萨和戈托夫齐茨的主顾们是完全不同的人。找鲍里斯·米哈伊洛维奇看病的都是些不寻常的人，是一些精英人物，著名的演员、画家、音乐家、大商人。甚至我怀疑还有一些黑帮头子，尽管戈托夫齐茨本人显然并不知道这些。可到女巫师那里去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你说得对，”塔姬雅娜赞同说，“从我们已经确认的看，伊涅萨的主顾，其成分比较单一。主要是些无力应付家庭生活矛盾的不幸的女人。有的是与丈夫打架，有的是与儿子吵嘴，还有的是与父母不和。卢托娃就是此类人中的一个典型。所以，娜斯秋莎，我想请你帮忙，如果得到有关乌兰诺夫的情报，别忘了我对此人感兴趣。好吗？”
“你还能感什么兴趣？”娜斯佳很奇怪，“你不是把案子都移交给别人了吗？难道还没交？”
“我是要移交的。”塔姬雅娜叹了口气说，“但是你知道，算了，不管这些了！总之，这个案子我拖得太久了，干得很累，进展得慢。现在面对在我之后将要把伊涅萨的案子接到自己手中的侦查员，我突然萌生一种强烈的耻辱感。所以，如果有可能帮忙的话，我求你……”
“可以理解，”娜斯佳打断她的话说，“当然了，你不要着急，一切都会好的，你最近写的那本书怎么样？有进展吗？”
“一点进展也没有。连一分钟时间都抽不出来。等到我坐在家里天天吃伊拉烤的馅饼时，可能会有所进展。对了，我们的大美人该不是在外边玩得忘了时间吧，已经10点半了。”
“和她的追求者在一起，不会有事的。”娜斯佳说。
“要看和什么样的追求者在一起了。”塔姬雅娜反驳道，“伊尔卡太容易和人结识了，有时我真替她担心。万一突然碰上什么倒霉事怎么办？”
“但你要知道，她至今也没碰上什么倒霉事。”
“是的，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凡事总会有第一次的。”
塔姬雅娜仔细听了听房门处传来的响动声。
“啊，好像回来了。谢天谢地！”
但回来的是斯塔索夫，他高大魁梧，长着一双绿色的眼睛，和平常一样高高兴兴，浑身散发着健康、力量和乐观的气息。
“姑娘们，我刚才看见伊拉的情人了。得，马上向你们报告……”他一进门槛便嚷嚷起来。
他跑进厨房，拥抱了一下妻子，一把抱起娜斯佳，几乎把她骨头弄断。然后他动作夸张得像骑马一样地扑通一声坐到椅子上。
“塔纽什卡，我快饿死了！”
“你先给我们讲讲那个男人的事。”塔姬雅娜要求说，“否则我心里不安生。我都不知道他是谁，是在哪里被她勾搭上的。还有，你是在哪里见到他的？”
“就是刚才，在楼门口。”
斯塔索夫伸手从桌上盘子里抓起一个包了奶酪和青菜馅儿的西红柿。
“闻起来很香啊。”他伸鼻子闻了闻后夸奖说。随即就把西红柿整个塞进了嘴里。
“斯塔索夫，真有你的！”塔姬雅娜以央求的口吻说，“你还是发点善心吧！把那个男人给我们讲讲，你马上就会得到一大碗热乎乎的食物。”
“你对我就像是对一条不听话的狗。”嘴里塞得满满的弗拉季斯拉夫有点季屈地说，“我到底是你的丈夫还是什么人？算了，我给你们讲吧，嗨，你们这些女人啊，无论是肩章还是民警局的工作，都改变不了你们。别人的情人对你们来说比自己丈夫还重要。”
娜斯佳伸出一只手指以示警告：“斯塔索夫，不许你侮辱怀有身孕的妻子。快点讲，我得走了，否则就太晚了。”
“你到哪儿去！”他有点不高兴，很快从盘子中拿起第二个西红柿，“塔纽什卡我还可以理解，因为毕竟谈到的是她的亲戚，可和你有什么关系呢？对了，能不能劳你大驾离开你的椅子给我弄点热的、可吃的东西？”
“可以啊，”娜斯佳站起身答应道，“我给你盛饭，只是你得快点儿讲。我也很感兴趣。我可是想把我们的米沙·多岑科介绍给伊琳什卡，但塔尼娅不让。因此，我想知道，你们这个和睦的家庭究竟用怎样一个人取代了我那位讨人喜欢的单身同事。”
“阿娜斯塔霞，”斯塔索夫一本正经地说，“我非常尊重米沙，而且我本人也认识他。但说实在话，要是与我刚才看见和我们的伊琳娜在一起的那个男人比，他就只能到一边歇着去了。姑娘们，就是这么回事！”
“斯塔索夫，你比任何女人都坏。”塔姬雅娜有些不高兴了，“总也说不到点儿上，你这叫什么表达感情的方式！你进家门已经这么长时间了，我们从你这儿还没听到一句有意义的话，除了一些‘啊’，‘呀’之类的感叹词，就是责备人的话。快点讲经过！”
“经过？”他狡黠地眯缝着眼睛，“好吧，就给你们讲讲，我开车到咱们楼前，很黑，但路灯还亮着。正好在灯下停着一辆异常漂亮的汽车，本特立-大陆牌，比奔驰600还要贵一倍。”
“这种型号的奔驰值多少钱？”娜斯佳立即发问，她对汽车一窍不通，但她不能容忍任何含糊性。
“一般十二万，根据发动机情况再上下浮动两万，”塔姬雅娜马上回答道，“斯塔索夫，别岔开！”
“我不会岔开的。”
娜斯佳在他面前放了一个盘子，里边装着一大块薰肉和炖好的土豆。弗拉季斯拉夫马上用刀切下一大块肉，开始有滋有味地嚼起来。
“这还差不多，”他把第一块肉吃下后满意地说，“和空肚子相比，已经完全是另一种感觉了，我继续给你们讲。我感到很奇怪，是谁开着一辆这么漂亮的家伙到我们这个已被上帝遗忘的新区来，所以我坐在车里没下车。随后，我看见从这辆昂贵的高档小汽车里下来的是我们的伊拉奇卡。可她是怎么下车的，你们真应该亲眼看一看！先从车上下来一个男人，他绕过汽车，从乘客位置那一侧打开车门，伸出手，然后，我们的姑娘才出现。而且，我们的姑娘手中拿着非常、非常大的一束花，这么大的花束我只在电影节的时候在电影明星手里才见过。他们并肩站着，很亲切地谈着话。具体在谈什么，我没听见。这位追求者还不时地略微拥抱一下伊拉奇卡，并吻她的额头或鬓角。而她紧紧地依偎着他，贴得是那么紧。但他没有任何下流的性挑逗，确实没有。没有摸她的臀部，也没有碰她的前胸，连她的嘴唇都没吻。只是吻了她的额头和鬓角，我看他们好像在告别，这位追求者在吻伊拉奇卡的手。不能就这样，他马上就要离开，而我还没看清楚他，这不行。我下了车，径直向他们走过去，没有任何不满的表示，非常礼貌地问了声好。然后很严肃地说：‘伊拉，已经很晚了，你该回家了。’我的目的是让这位情人知道，伊拉在我们这儿不是没人照看，如果有事情的话，有人会为她出面的。但我没有再施加压力，马上就进了楼门，以免他们尴尬。现在我向你们报告，这个男人比我稍年轻一些，三十五至三十六岁之间，面相敦厚，不像个生活轻浮的人，是个挺严肃的人。衣着高档，和他的汽车很相配。他手上那块表也得值三万美元。”
“他长得漂亮吗？”塔姬雅娜问道，她听丈夫讲得入了迷。
“鬼才知道。”斯塔索夫耸了耸肩说，“你们这些姑娘们，难道你们能搞清楚，谁长得漂亮，谁长得难看吗？比如说贝尔蒙多这个吓人的家伙，如果要评价他的长相，没见过他这么丑的。可全世界的女人都爱他爱得发狂。就我的审美观来看，伊尔卡的这个情人从各方面看都很好，而你们感觉如何，就不知道了……好了，我亲爱的，故事结束了，现在大吃大喝的美食节开始了。我再也忍受不住，我要吃饭了。”
他热切地向盘子中的那块肉扑去，好像有三个月没给他饭吃似的。塔姬雅娜默默地看着丈夫，然后担心地看了一眼表。
“他们告别的时间有点太长了，要不要去把她接回来？”
“塔尼娅，你冷静一点。”娜斯佳以责备的口吻说，“伊琳娜已经是成年人了，一小时前，你自己还跟我说过嘛，反正我现在要走了，我看见伊拉，悄悄跟她说一声，告诉她你着急了。如果看不到她，我再上来。那时候再让斯塔索夫出去找。而你要安心地坐在家里，着急上火对你无益。”
来到楼下，娜斯佳一下子就见到了伊拉奇卡。她站在楼门里的信箱旁，两眼死盯着一张报纸，她的脸因愤怒而变了形，两颊还流着愤恨的眼泪。一大束异国情调的花被随便地扔在了暖气片的木罩上。
“伊拉！”娜斯佳喊了她一声，“怎么了？你的那位追求者惹你了？”
伊琳娜恨恨地把报纸揉成一团，哽咽着说：“败类！真是一群败类！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对待她？她把他们怎么了？”
“镇静点，我亲爱的小燕子，”娜斯佳安抚地拥抱了一下年轻的姑娘，“不要吼，冷静地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
“你看，针对乌兰诺夫的那次采访，有人往塔姬雅娜身上泼脏水。”伊拉愤恨地用手指点着那张报纸。
“不可能！”娜斯佳很惊讶，“为什么？我也看了那个节目。如果人们因为行为不得体而批评乌兰诺夫，我可以理解。可为什么要批评她呢？”
“你自己读一读！”伊拉痛苦地哭泣起来。
娜斯佳从她手里拿过报纸，把揉皱的地方抚平。大字标题立刻映入眼帘：《别了素面，化妆万岁！》一个姓海伊娜的女记者肆无忌惮地写道：“以其由薄纱紧裹的松软前胸对人产生的震撼力，女作家托米林娜傲慢地教训了我们一下，她长篇累牍、引经据典地教训我们应该如何对待大众文化。她对那种愚弄人民大众的、廉价的文学日用消费品的宽容态度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托米林娜本人也正是靠这些东西来赚钱谋生的。她用了三年时间就粗制滥造出了十五本质量低劣的侦探小说。但女作家本人却对此毫无愧色，而且在回答主持人提问时，还大言不惭地把对她来说当然是很珍贵的她自己的名字与一些公认大师的名字并列，比如海明威。她自视甚高，这种自负心理是很明显的，而且女作家病态的想象使她不得安宁：她确信，现在全世界电影工作者在睡梦中都在想着要把她的这些不朽的作品搬上银幕。他们甚至准备偷着把她的书拍成电影。所以托米林娜在电视上直接向他们发出威胁：这些坏孩子们，不要用你们的脏手来碰我这些纯洁的书，否则我会上法庭告你们。看来，尽管可能会出丑，但托米林娜女士希望出名的愿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她连自己即将为人母亲这一点都忘记了。她本应关心自己未来宝宝的健康，可是却奔走在法庭之间。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早已不再对种种诉讼案感到惊奇，对我们正在成长的这一由怪诞的孩子们构成的怪诞的一代也完全可以理解了。如果连我们未来的母亲们都只想着闹纠纷，并且成天读那些由体态丰满的托米林娜女士提供的不规范的趣味低下的东西，那又怎么会有正常的下一代呢？”
文章里还有另外一些更恶毒、更肮脏的段落。娜斯佳读完后，伊拉奇卡已经不哭了，像一个受了委屈的小孩子一样瞪着一双大眼睛望着她。
“怎么样，看见了吧？塔尼娅会气坏的。这个海伊娜是干什么的？”她用颤抖的声音问。
“不知道。或许塔尼娅在调查案子时不知怎么得罪她了吧，所以她现在就竭力报复。”娜斯佳猜测道。
“我把报纸扔掉，什么也不对她说，”伊拉很坚决地说，“把这脏东西给我，我把它扔到臭水沟里去。”
“这没用，伊拉奇卡。明天塔尼娅一上班，我可以向你保证，会有一大堆好心人把这个拿给她看的，就算不给她看，也会把内容转述给她，而且还会添加一些自己的东西，这样只能把事情搞得更坏。政治斗争的历史教育了我们，应当掌握第一手材料。”
“不，不能。她不应该看到这东西，她会气疯的。”伊琳娜固执地摇了摇头说。
“伊莉什卡，请你相信我。如果她不是在自己家里，没有你和斯塔索夫在一旁陪伴，而是在其他什么地方看见这张报纸，那情况会更糟糕。你不可能确保让她始终蒙在鼓里。既然不可能，那么效果不明显的措施就可能带来更大危害。你就听我的吧，把报纸拿回家去，马上交给塔尼娅看。只是不要用悲伤的语调，而应该嘻嘻哈哈地给她看。”
“不，不要劝我。我做不到，我太可怜她了。”
伊拉又开始抽泣起来。娜斯佳明白，她和伊拉是说不到一块儿的了。于是拉起她的手，向电梯走去，同时还没忘记拿起那束花。
“走，我和你一起上楼。”
“干什么？”
“让斯塔索夫开车把我送到地铁站。你们这儿这么黑，晚上都走不出去。给，拿着自己的花。这是人家给你的，又不是给我的。”
她们两人一起上楼来到房间。从厨房里传来了不知在给谁打电话的斯塔索夫的大嗓门，还有水声和餐具的碰撞声。塔姬雅娜晚饭后在收拾桌子。
“伊拉，你怎么这么长时间？”她并未离开厨房到过道里来。
“我也回来了，”娜斯佳说，“我害怕一个人在你们这儿摸黑走路。想让弗拉季克用车把我送到地铁站。”
塔姬雅娜走到过道里，边走边说：“这就对了。对不起，我刚才没想到这一点……伊拉，出什么事了？你哭过？我就知道，你结识新朋友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你让伊拉奇卡的男朋友安静一会儿吧，跟他没关系。”娜斯佳出面调解了。
“那是怎么回事？”
“塔纽什卡，是我对不起你。是我要你去参加乌兰诺夫的访谈的，现在有一个什么女记者就此事大做文章。写的内容当然纯属胡说八道。但伊莉什卡却非常气恼。给，你自己读一读就会知道，这东西一文不值。”
娜斯佳把报纸递给她，若有所思地眯起眼睛。塔姬雅娜并非她的密友，她们也是不久前刚认识，娜斯佳还没能仔细研究一下斯塔索夫妻子的性格。怎么能知道她对此做何反应呢？万一让伊拉说着了，塔姬雅娜一激动，出现歇斯底里和绝望的反应……而她又怀有身孕。
斯塔索夫在厨房里继续他的电话交谈，塔姬雅娜站在过道里飞快地读着报纸，娜斯佳感到自己每秒钟都仿佛是在向断头台迈近了一步。是的，这次一切的一切又都是她的罪过，而且有罪过的就只她一个。因为是她让塔姬雅娜和电影制片人多罗甘认识的。而塔尼娅在电视采访中说的关于她作品可能拍成电影的那番话是多罗甘让她讲的。他需要闹出点事儿来，而塔尼娅则需要找乌兰诺夫。当时，每个人都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但是如果说对多罗甘来说，这事表面看似乎没有什么后果，实际上极有可能转跟就会转化为巨大利润，那么塔尼娅所得的结果，却只是泼到自己头上的一桶污水而已。女记者海伊娜对塔尼娅唾沫横飞，肝火大发。她所写的一切，简直是一派谎言和捏造，谁碰上心里能轻松呢？读过或正在读这张报纸的，有成千上万个莫斯科人，他们准会相信这些恶毒诽谤的。
塔姬雅娜终于读完了这篇文章。她平静地把报纸折好，放到橱柜里。
“斯塔索夫！”她喊了一声，“赶紧打完电话，娜斯佳在等着你呐！”
“马上就来。”弗拉季斯拉夫回答说。
“你觉得怎么样？”娜斯佳小心翼翼地问。
“没什么。”塔姬雅娜平静地笑了笑，“能说什么？说我的前胸不松软吗？不，松软。感谢上帝，我自己有眼睛，对这一点，我知道得很清楚。我还知道我是个胖子，所以人家在报纸上，哪怕是在这样一份令人不敢不敬的报纸上写这些东西，我不能去责怪。其他确实都是胡说八道。凡是看过那次电视节目的人，都会明白这个海伊娜在玩弄偷牌换牌的伎俩；而没有看过的人准会以为我是一个愚蠢、过分狂妄而又爱惹是生非的女人。这样的话，这还能算是灾难吗？那些喜欢读我书的人，对这上面的话，反正连一句也不会相信的；而那些不喜欢我的书的人，本来他们就不喜欢，所以我在他们眼里的形象再坏一些，也改变不了什么。可是你，伊莉什卡，真的伤心啦？就为这点小事儿哭鼻子，那真是个小傻瓜！”
“我是怕你生气。”伊拉嘟囔着说。
“看你说的，亲爱的。难道我在你眼里真的就像一只无助的小母鸡吗？你认识我已经不是第一年了。别担心，我会保护自己的。更何况这一切还具有巨大的、潜在的好处。当我读这篇胡说八道的东西时，我已经想出了如何构思下一步情节。我差不多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写我的书了，但这不仅仅是因为工作忙，而是因为我在故事情节上遇到了障碍：我搞不清楚下一步应该发生什么。确切地说，是在此之前一直没搞明白。可现在我想出来该怎么写了。你干吗一动不动地站着？脱下外衣，你是到自己家了，而不是来做客的。”
伊拉奇卡轻松地松了一口气，脱下风衣和鞋子。几秒钟以后，整个房子里就又能听到她响亮悦耳的声音了。斯塔索夫走了出来，他穿着运动服，开始系旅游鞋的鞋带。
“弗拉季克，你把娜斯佳送到家行吗？已经很晚了。”塔姬雅娜请求说。
“这叫什么话？当然可以，只要我亲爱的妻子不嫉妒就行。你不会嫉妒吧？”弗拉季斯拉夫用他的大嗓门宽厚地说。
“我会嫉妒的。”塔姬雅娜笑了，“可是如果娜斯佳一个人走，我会担心出什么事的。二者当中，我只能选择对我身体危害较小的。”
午夜时分，路上的车极少。他们开得很快。斯塔索夫默默想着自己的什么事。娜斯佳回想着塔姬雅娜对那篇文章的反应，对斯塔索夫妻子与自己如此不同而惊奇不已。要是这件事发生在她娜斯佳身上，她大概早就会因为气恼和困惑而歇斯底里了：她怎么把女记者海伊娜给得罪了，惹得她向自己如此大泼污水？可塔姬雅娜却满不在乎，读报纸时连眉头都没皱一下。她还安慰起她和伊拉来。“她完全是另外一种人，”娜斯佳想，“她对生活的观点与常人完全不同。也许她早就明白生活中什么最重要，而什么不重要。她有足够的智慧来将二者区分开来，因而才会对二者有不同反应。而我却没有这种智慧。大概只是在昨天，季姆卡·扎哈洛夫在我眼前被杀死，我才犹犹豫豫地在这智慧之路上迈出了第一小步，开始明白一些了。”
在娜斯佳家楼前停了车，斯塔索夫转过身来对她说：“和上次相比，我更喜欢今天的你。”他把手放到她的肩上，“上次你有点……”他停下来，在寻找更准确的词，但是却没找到。
“有点什么，萎靡不振？”
“更确切地说是像死人一样，就好像一只笔被抽走了笔芯似的，在逐渐沉积、散落。今天你又和从前一样了。虽然很疲累倦怠，但还是很有生气。出现生活危机了吗？”
“是的，但已经过去了。”娜斯佳点了点头，“斯塔索夫，你如果有空儿，去打听一下女记者海伊娜的情况。”
“你干吗要了解她？”
“现在还不知道，也可能没用。但以防万一先了解一下，总归会有用的。”
“好吧，”他耸了耸强壮的肩膀，“要送你到家门口吗？”
“我自己走，谢谢！”
她吻了一下弗拉季斯拉夫的脸，下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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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不够了，一切应在她分娩之前完成。因此，我们不可能详尽研究托米林娜的个性了。通常，我们在制定计划并付诸实施之前，要用两三个月乃至更长时间对目标进行研究，但在目前情况下，一切都应该尽快完成。再有两个月她就要分娩，到时候我们就未必能改变什么了。”
“我同意。您还有什么建议吗？”
“我准备以托米林娜为例来研究一种新的方法。即根据作家作品来绘制一幅她的心理肖像。这种方法我们将来会用到。因此，我希望托米林娜不是这个世界上惟一有个人问题的知名作家，她应该成为一个开端。”
“就算这样。那您对此有什么想法？”
“您知道女性文学和男性文学的区别何在吗？”
“您不要反问我。您的这种风格总是惹我生气。说出您的实质内容。”
“对不起。一个人写书一般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他想与别人、与读者就一些他自认为重要、有意义并值得大家讨论和深思的问题进行交流。第二个原因就是他想谈一下自己。”
“等一等……听您的意思，难道没有任何其他原因了吗？那么金钱呢？一大批拙劣的文字匠人在糟蹋纸张，他们的数目多得数不清，他们就是为了赚钱。您把他们划为哪一类？此外，您还忘了那些一心想出名的俗人。这类人同样也写了很多东西，而且经常都能遇到。您的这种分类不完全。”
“您没有明白……确切地说，是我的表述不够准确。为什么人要把自己写的东西拿出来出版，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其中的原因，正如您非常公正地指出的那样，既有金钱欲、声望欲，也有向别人证明什么的欲望，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原因。而我现在要讲的是，什么是使人提笔进行创作的动机。这是一种下意识的东西。构成文学作品基本材料的东西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作品中涉及某类问题；另一类则是作品中写了某个无可挑剔的人物。至于女性文学，它们永远都是或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这样一种文学：其中的女性作者往往将女主人公作为自己的化身。她欣赏自己笔下的女主人公，赋予她种种可以想象和难以想象的美德，同时还赋予她以作者本人梦寐以求的容貌。女作家希望能像女主人公一样生活，完成女主人公那样的行为，能邂逅女主人公那样的非人间的爱情，能像女主人公那样令人叹为观止地做爱，能既从生活本身也从那些漂亮富有的情人那里得到主人公所得到的意想不到的礼物。任何一本女性小说都是如此建构的。如果对女性作者的整个创作仔细进行一番研究，那么就可以制订出一张表，列出有关她的口味、愿望、幻想、童年时代的恐惧感等情况。由此可以构成一幅完整详尽的女作家心理肖像。这张肖像与我们通常那种经过长时间细致搜集目标的各种信息后绘制出的肖像相比毫不逊色。”
“那么您认为塔姬雅娜·托米林娜就正是这样的作家吗？”
“那当然了！她写的侦探小说我已读过多半。她的书中总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女主人公，所以我坚信，如果我们对这一女主人公形象进行一番整理和研究，我们就能了解有关托米林娜的一切情况，从而为正确制定计划提供参考。难道您还是不相信我吗？”
“哼……有时我觉得您的方法十分可疑。比如说，我至今不明白，搞出最近这具尸体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一个接一个地制造死亡？这个小伙子怎么妨碍您了？但我还是不得不公正地说：您确实总是能成功地达到预想的目的。我不清楚，您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但事实是不容争辩的。您认为需要就去做吧！但是您要记住，当您向我保证会成功时自己承担的责任。”
“我记得。”
负责国家杜马议员尤丽娅·戈托夫齐茨被害案调查工作的鲍里斯·维达利耶维奇·格梅里亚探长患了感冒。他嗓子发哑，喉咙疼痛，不停地流鼻涕。戈尔杰耶夫上校虽然竭力想使谈话郑重一些，可还是忍不住不时调侃几句，好在他认识格梅里亚时，后者还在当片警。尽管，应当承认，他们的谈话似乎不能不郑重一些好，因为他们讨论的问题绝不是什么好笑的事。
“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科罗特科夫少校牵着我的鼻子走，是不是得到了您的默许？”格梅里亚一只手攥着手帕放在脸旁，嗓音嘶哑，很吃力地说。
想到格梅里亚探长的鼻子，而不是他所用成语中鼻子①的情形，戈尔杰耶夫觉得他的问题很好笑，于是，忍不住“扑哧”一声笑了。
① 俄语成语有“牵着某人鼻子走”，书中人物因而有此联想。
“瞧您说的，鲍里斯·维达利耶维奇，”他竭力保持礼貌回答道，“科罗特科夫不会牵着任何人的鼻子走，他还没狡猾到这份儿上。他这人单纯得像小孩子。您自己难道就没发现这一点吗？”
“尽管如此……”格梅里亚皱着眉头打了个喷嚏，“对不起。科罗特科夫提了一个方案，按照他的方案，我们应当通过‘格兰特’私人侦探所来寻找杀害尤丽娅·戈托夫齐茨的凶手。跟您说实话，这种假设我很不喜欢，但我还是允许科罗特科夫据此进行调查。可查出什么了？就在侦探所门前，有人几乎就是面对面地枪杀了季姆卡·扎哈洛夫，还在他是个相当不错的警察时，我就认识他，而就在他被害时，您手下的卡敏斯卡娅就在他身旁。这怎么理解？”
“您说怎么理解呢？”戈尔杰耶夫做出一副无辜的样子问道。
“应该这样理解，还有一些您的下属也在调查此案，而对他们的活动我却一无所知。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我不敢教训您，因为我过去曾向您学习过，但现在的问题涉及到议员被杀案，所以一切工作都应该非常明确、非常内行，因为我们的每个行动，上头都有十只眼睛在盯着。您这是在把我往哪儿放呢？”
“你算了吧，鲍利亚！”科格布克和解地说，“别摆探长架子了，你原来是个小警察，现在也还是。只不过是制服上的领章变了而已。我没有策划任何反对你的幕后活动。这个方案是卡敏斯卡娅提的，你猜对了，但我之所以要科罗特科夫协助你，是因为她还只是个小姑娘，调查议员被杀案还早了点儿。一旦搞砸了，可不是闹着玩的，就工作关系而言这类犯罪案不归她管，所以一旦出事，谁都不会打她板子，也不会折磨她的神经末梢。而尤尔卡小伙子身体强壮，经得住摔打，对什么都不在乎。全部诡计也就只此而已。”
“一开始您就这么告诉我就好了，”格梅里亚声音很响地擤着鼻涕，嘟嘟囔囔地说，“对不起。您自己不是说，我的内心还停留在普通警察的水平上么，那我不理解也情有可原？昨天一大早我就被叫到了检察院，可有关卡敏斯卡娅，我能说出什么所以然来呀。真丢人呐！想不说话吧，可又不行。他们要我报告案件侦破进程，而与‘格兰特’有关的倒成了惟一有所进展的方案了，我只能讲了我向他们胡诌的那些事儿，幸亏您没听见。全是胡说八道。而这一切都是出于对您——我从前的老师的尊敬。”
“那就多谢了，”戈尔杰耶夫哼了一声，“鲍利亚，我就知道你是会记得别人的好处的。有趣的是，你到底对他们胡诌什么了？”
“与其说是胡诌，倒不如说是有意避而不谈。最主要的我没敢说出来，就是扎哈洛夫在私立保镖公司工作这件事，不然的话，他们还不得当场把我脑袋拧下来才怪。您也知道我们可爱的检察院多么喜欢私立机构。简直是宠爱极了。睡梦中都恨不得把他们的活动不露痕迹、一劳永逸地全部取缔。如果我供认，在我身后，有一个私人侦探，经刑警局允许，也在侦查国家杜马议员被害案，他们非得把我……哎，他们那里究竟是怎么回事，您自己也知道，他们会把我怎么样。喏，你瞧，既然不能把扎哈洛夫端出去，那我就只好边想边说了，我说我让卡敏斯卡娅相机寻找可以接近‘格兰特’事务所的途径，而她找到了一个叫扎哈洛夫的家伙，此人在这家事务所有熟人，于是便通过他了解从该事务所刺探情报的可能性。扎哈洛夫准是找到点什么，井答应要给卡敏斯卡娅指认某个他认为可疑的人。而他就在指认他们时被杀害了。第一次好像就这样对付过去了，可一旦他们知道一切全不是那么回事儿，那我就有好果子吃了。”
“如果你不对任何人讲，他们是不会知道的。算了，鲍利亚，原谅我这个老头子吧，是我让你受了委屈，但凭良心说，我并非出于恶意。想让我告诉你实情吗？我自己也不相信这个方案。它有些荒谬。可我们这位小姑娘想就此练练手，我干吗一定要禁止她呢？让她去试试，积累些经验，磨磨牙齿。可谁又能想到她会再次惹麻烦呢？她抓住的是个最差劲的方案，可你瞧事情完全给颠倒过来了。假如我哪怕有一秒钟能想到案子会发展到出现死尸的地步，我可真的不会让她背着你去搞游击。可现在看来，在‘格兰特’事务所里确实隐藏着一个混蛋，他为了大笔捞钱而出卖情报。而当他发现扎哈洛夫把他给咬住后，就决定摆脱扎哈洛夫。但是，鲍利亚，你要注意，这个可恶的私家侦探，可不是孤零零的个体户。他身后很有势力。我亲自到过现场，因为阿娜斯塔霞给我打了电话。我就用这双手把整个‘格兰特’折腾了个遍。”戈尔杰耶夫在格梅里亚探长脸前抖了抖他那胖胖的手指。“侦探所的所有人员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明。在扎哈洛夫被害时，多数人就在事务所里等着参加原定15点召开的会议，其余的人来得稍晚了一点，但所有人都有不在现场的证明。有人在别的地方见到过他们。因此，可以设想，侦探所里那个小混蛋，准是跟什么人说过，说他正在翻找主任的卡片盒时，被扎哈洛夫当场抓住了。而那些人对他的话肯定相当重视，不但没有置之不理，而且也没让他自己继续去对付自己惹的麻烦。”
“是的，”格梅里亚点了点头，“他是个重要成员。准是有人非常需要他。算了，让什么检察院见鬼去吧，重要的是案子毕竟有所进展了，要不然，我早就彻底丧失希望了，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把卡敏斯卡娅给我吧，行吗？”
“那样你的日子会很难过的。”上校以玩笑的口吻说。
“怎么会呢？她脑子很好使，很清醒。您别舍不得。”
“我说不行。她搞这种案子还太早。她还对付不了这类案件。应当让小姑娘们远离政治。”
“您这叫什么话！”格梅里亚又开始嘶哑地咳嗽起来，“您还拿她当小姑娘？我又不是不知道她，我们一起调查过女演员瓦兹尼斯谋杀案。像她这样的小姑娘，你给她一个手指头，她会不但把你整条手臂，而且把你整个人连同皮鞋都一口吞了。她大概只比我小两岁吧？”
“问题不在年龄，格梅里亚，而在性格和神经系统。不错，女演员被杀案，确实，是她力所能及的。可议员被杀案就不同了。你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不愿意离开我吗？”
“因为您善良，爱护大伙，一切都可以原谅大伙，也很怜惜大伙。”格梅里亚有几分挖苦地说。
“不，鲍利亚，我并不善良，而是聪明。我爱护自己人，今天我保护一个人，明天，毫发未损、四肢健全的他，会给我侦破十件大案。而如果我不爱护他，委屈了他，迫使他超越其极限而工作，使他神经过度紧张，精神受到伤害，那么，你就会至少有半年时间失去他。每个人都应该去做他最擅长的事，只有这样才算明智。如果我不让一个好的枪手上射击台，而让他去跑5公里越野，那么，这段距离他当然也能跑下来，可那样会使他累伤，病倒，使他心脏受不了，双手颤抖。而他也无法创造新纪录，使我派不出人来上射击台。你明白这个小寓言的含义吗？”
“这我明白，可有关卡敏斯卡娅我还是不明白。您凭什么断定她搞不了政治谋杀案，或是用您的比喻来说，她跑不了越野赛呢？”
“鲍连卡，越野赛她已经跑过了，而且累伤了。现在她什么都干不了了，既不能跑，也不能射击了，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要指望娜斯塔霞了，而科罗特科夫和伊戈尔·列斯尼科夫，他们都是些精明的小伙子，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可以把谢鲁扬诺夫给你。”
“好啊，”格梅里亚一听来了情绪，“我认识他，人很活跃，一只脚在这里，而另一只已经在那儿了。什么事情到他手里都干得快。把他给我吧。”
“嗬，瞧你这双贪婪的眼睛，还有这双贪心的手。”戈尔杰耶夫笑了，“应该给你开些治贪心病的药片，开得多多的。你别拿这双眼睛瞪我，尽管你现在办的案子很重要，但不管怎么说，在我眼里你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现在你最好给我说说，死者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的丈夫如何触怒了自己的妻子，以至于她让人跟踪他？”
“原因无非是二者之一：或是金钱，或是女人。一切罪恶都是源于它们。”探长富有哲理地说。
“源于谁？源于女人？”
“也源于金钱。尤丽娅被牵扯到税收方面的案子中，她非常害怕她的丈夫向国家隐瞒了什么，她很爱惜自己的声誉。显然，她怀疑她丈夫实际挣的钱，比告诉她的还要多。”
“根据我们的情报，这些怀疑都是毫无根据的，”戈尔杰耶夫说，“戈托夫齐茨除了个体医生活动外，并未参与其他什么活动。这已经是精确核查过的。”
“那就是因为女人了，”格梅里亚叹了口气，又开始擤起鼻涕来，“对不起。真见鬼了，不知是怎么得的感冒，真是莫名其妙！外面天气很暖和，而且我连一场雨也没淋过，可是却弄得鼻涕不断。”
“不，鲍利亚，反正我还是不明白。”上校固执地摇着头，“如果怀疑丈夫不忠诚，为什么要派人跟踪他？你就给我解释这一点：为什么？”
“那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为了及时对他予以斥责并且使他能回到夫妻生活的轨道上来。否则，如果对此类事体不闻不问，那就会弄到离婚的地步。”
戈尔杰耶夫深沉的目光凝视着他。
“哎，鲍利亚，现在已经没有人敲打你了，什么时候你才能不拿自己来衡量其他所有的人呢？你有四个孩子，这样一来，对你妻子来说，离婚不啻为自然灾难，因为孩子还那么小，还得抚养再抚养。可是对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来说呢？她只有一个孩子，而且还安排得很好，住在伦敦的表姑家里，在条件很好的英国学校里读书。而尤丽娅本人经济上完全独立，人长得很漂亮、很娇贵，年仅三十六岁，就已经是一位国务活动家，拥有很好的职业，熟人成群，也拥有一些崇拜者。据她的熟人和朋友反映，她是一个很有教养、非常聪明的女士。那么，请原谅我这么讲，她为什么如此害怕离婚呢？为什么她要雇侦探来跟踪丈夫呢？鲍利亚，这究竟是为什么？这可是有失体统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格梅里亚说，“那就是说不是因为嫉妒，而是因为她担心会有非法收入。反正不是这样就是那样。”
“鲍利亚，你清醒清醒吧！”戈尔杰耶夫生气地说，“我理解你现在身体不好，可能因为伤风感到脑袋发沉，但是你也得二者取其一：或者你去生病，或者我们继续讨论案件。”
格梅里亚很吃力地抬起眼皮，他的眼皮时不时地往下耷拉，以免讨厌的日光刺激到眼睛。他把手掌放到了额头上。
“好像体温升高了，”他用干哑的嗓子作出了判断，“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您这里可以弄点儿热水吗？”
“要喝茶吗？”
“不，就要点开水，我用它冲感冒冲剂。”
“会有效吗？”
“会感到好一点。不，不是开玩笑，15分钟后体温就会降下来。过后体温确实还会再升上来，但是可以挺两至三个小时。”
有人给格梅里亚端来一大缸子开水。他把一小袋混有茶糜子的感冒冲剂倒了进去，然后开始一小口、一小口地喝起来。科洛布克·戈尔杰耶夫有些担心地看着他，那目光就跟人们通常感到什么事难以理解时一样——人怎么能喝这种东西？
“很难喝吧？”
“没有的事儿，很好喝，就跟加了果酱和柠檬的茶一样。”
“药不可能好喝，”戈尔杰耶夫非常坚决而自信地说，“药理应难喝，因为它要使人在第一次服用时就明白，得病可不好受。如果药很好喝，而且治疗起来让人很愉快，那就是彻头彻尾的欺骗，对身体不会有任何益处。你把这东西扔了算了，鲍利亚。我看，最好还是给你倒杯酒吧！”
“您干吗？倒什么酒啊，我还要和您谈工作呢。”
“得了，喝你的饲料汤，吃你的毒药吧！”戈尔杰耶夫失望地挥了挥手，“我先让空气流通流通。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确定，使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感到不安的，并不是因为出现了另一位女对手，而是因为她丈夫的非法收入。但我想知道，为什么她恰恰现在才开始对此感到不安？为什么不在一年前、三个月前，或就在今年四月份？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使她对丈夫产生了怀疑。她不会是随随便便、无缘无故地发神经才想起这么做的。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同意吗？”
格梅里亚默默点了点头，继续喝他那缸滚烫的药汤。
“而在星期天发生了季马·扎哈洛夫的事情以后，我们不得不承认，死者尤丽娅·尼古拉耶芙娜是对的。在按照她的要求对戈托夫齐茨进行跟踪时，侦探们发现了一个人，此人对这些活动极不喜欢。鲍利亚，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戈托夫齐茨的熟人中找出这个人，鲍利亚，此人就是凶手。让这些议会里的争吵、新闻记者们的调查统统见鬼去吧！这几条路都进了死胡同，我们在这个死胡同里停留了整整一个月，而凶手却躲在角落里看着我们，发出卑鄙的窃笑。如果不是扎哈洛夫偶然发现了那个把尤丽娅雇人的信息卖给凶手的那个人，如果此后他不遇害并且没来得及把那个家伙指给娜斯佳的话，我们是绝不会相信娜斯塔霞关于私人侦探所的假设的。你同意吗？”
“嗯，是的。”
格梅里亚一口把药喝干，用手帕擦了擦脸上冒出的汗水。他看上去确实有些不太好，戈尔杰耶夫打心眼里同情他。
“维克多·阿列克赛耶维奇，您是我的朋友吗？”探长嗓音嘶哑地问。
“我是你的老师，”科洛布克笑了，“而你对我来说永远是个孩子。对了，这一点我好像已经对你说过了。你想说什么，擤鼻涕的小子？”
“由于我对您怀有无限感激之情，还由于我对您苍白鬓发一直怀有敬意，所以我才不会生气。”格梅里亚回答说，并且轻松地笑了笑。
“有什么可生气的？”上校感到很奇怪，“因为你确实是个擤鼻涕的小子，这不，你的鼻子还在呼哧呼哧地响嘛。”
“请您把列斯尼科夫从这个案子调走。”格梅里亚突然开口说，他强忍住没让自己咳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