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回过头去，看到不久前建议她恢复被损害的声誉的那个新闻记者。

“您好，”她问了好，“真巧在这儿碰到您。”

“我妈妈住得离这儿不远。昨天我在她这儿过的夜，出来给她买吃的。我都快认不出您来了，您有麻烦事吧，塔姬雅娜？”

“您这是怎么说？”她很吃惊，“我一切都非常好。”

“不，不，您别骗我了。我看得出来，您有心事。您的处境很糟。我可以帮助您吗？”

她笑了。当然，过路人根据她浮肿的面部和不合体的衣服，会把她当成一个堕落的酒鬼。而这个新闻记者清楚知道她根本不是什么乞丐，而是一个享有盛誉的作家，就作出了惟一可能的结论：她的处境很糟，正陷入痛苦中，并且她本人也很鄙夷自己。但是又不能跟旁边的人说伊拉在睡觉，风衣又挂在伊拉的房间里；说她弯腰脱鞋困难。

“您能帮我什么忙？”她愉快地问，“一切可能发生的都已经发生了。文章已经上报了，我不准备反击，这我已经和您讲过了。您还要帮我什么忙？”

这时睡眼惺忪的售货员总算开恩来到柜台旁。她站在塔姬雅娜对面，面无表情地等着买主吩咐。

“请拿这块蛋糕。”塔姬雅娜手指着一个色彩鲜艳的盒子说。

“还要别的吗？”

塔姬雅娜飞快地扫视着柜台。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真想都买回去……真的把这些都买回去，就拿不动了。医生又嘱咐不要拿超过两公斤的东西。好吧，菜花和香波就不买了，奇Qisuu.сom书但港湾产品却不能不买。还有基辅牛排，伊拉总在这儿买，太好吃了。

把买的东西放进纸袋，她准备走出商店，发现那个记者在耐心等她。他跟塔姬雅娜一起来到街上。

“我可以送送您吗？您没什么急事吧？”

“我没什么地方可去，我只是个家庭主妇，不用去上班。您为什么要送我呢？”

“和您交谈很愉快。您很有特点。”

“好吧，我们要谈些什么？”

“就谈谈您吧。我觉得您处在艰难时期，我没说错吧？”

她吃惊地看了他一眼。讨人喜欢的脸，专注和善的眼神，悦耳的嗓音。一脸的善良、同情和理解，难道她的确让人觉得很不幸吗？

“您搞错了。我正处在一个美妙时期。等着做妈妈，又值创作鼎盛时期。还有什么好奢求的？我非常幸福。”

“您的眼睛却不是这样说的。”

“我的眼睛只是说我行动困难，但我会努力克服。这纯粹是生理状态，我相信它很快就会过去。”

她笑了起来，把纸袋换到另一只手上。

“我帮您提着吧。”记者才醒过神来。

“不必了，包不沉。”

他们默默地走了一会，记者又打破了沉默。

“我认为您这么有才华的作家很难生存。”

“您已经说过了，”塔姬雅娜提醒，“上次说的。但我有其他的抉择吗？——生活就是这样的，不可能改变。——这虽然不是我说的，可我完全赞同。我生活在现实中，不会有另一种生活。”

“您陷入了谜团，”她的交谈者热烈反驳道，“完全可以有另一种生活。您将自由独立地创作，无论任何时候，无论谁都不会恶意中伤您。您再不会受到欺骗，再不会被利用，您会得到帮助，抚养孩子长大成人。最重要的是，您不再感到孤独寂寞，您不再有被抛弃的感觉。这就是我要帮助您的。”

塔姬雅娜停了下来，认真地看了看他，然后微微一笑。

“这一切很美，但是我不需要。”

“为什么？”

“因为我原本就是自由独立的。我不感到孤独寂寞，也没有谁欺骗我，利用我。至于那些恶意中伤的话，这很正常。没有谁能得到所有人的爱，每个人都会遭到别人的诽谤。逃避是愚蠢的。我也没有被所有人抛弃、苟活于世的感觉。请不要生气。我珍视您的热情，感谢您要给我的帮助。但是我不需要这些。”

“不要马上拒绝，”他请求，“也许我的话说得过火，可能引起您的反感，但是，您还是考虑考虑吧。”

“好吧，那我就再考虑考虑。”她出于礼貌，答应了他。她不想让这个可爱的人伤心。是他深切理解她的作品，并以读者的名义向自己的同行发出谴责。

剩下的路途，他们偶尔交换几句关于报界和出版界的一些无关痛痒的话。

“从您的书来看，我觉得您不太喜欢新闻记者，”他笑着说，“您笔下从事新闻工作的人物，好像是精选的、令人讨厌的家伙。这是不是与您跟他们打交道时留下的不良印象有关？”

“不，您判断有误。我同新闻记者关系好得很。他们的职业有一些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这不是他们的过错。不能因为妇科医生使怀孕妇女流产就指责他杀人，这是工作使然。新闻记者向人泼了脏水又当众给他洗内衣，是因为报纸要赚钱，不然就会没活路。报纸销路越好，利润越大，这就需要尽可能激起人们的购买欲。接下来就很简单了：有什么样的居民，就有什么样的报纸。如果该国此时的居民为犯罪而愤愤不平，想每天都能读到诸如性变态、流氓败类、行窃和受贿之类的离奇事，那就投其所好。那么，一切都会入轨，报纸的销路会很好，会赢利。您瞧，根本不必去抱怨他们什么。”

“您对我们的印象的确不好，”记者摇了摇头，“但您非常明智，塔姬雅娜。在您这儿，我甚至听到这样的话都不感到委屈。”

“我们到了，”塔姬雅娜说，“谢谢您送我。”

“您能再考虑一下我对您的建议吗？”

“可以。”她很快地说。想尽快摆脱他，一扭身走进楼道，免得他向她索要电话号码，或者塞给她名片。再说他怎么可以知道她思索的结果呢？

“为什么你不向我汇报托米琳娜的情况？我感觉你在逃避这个话题，遇到麻烦了？”

“是遇到点麻烦，但我想很快就会克服的。”

“我不喜欢你的心情，你的乐观我也不欣赏。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托米林娜不好摆弄吗？”

“她拒绝帮助。我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她却一下溜走了。”

“哼！我就知道你的办法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您总是追求新奇，想入非非，发布一些谬论，臆想出一些鬼玩意，却不按准确无误的老办法去做。对她应当同其他人一样，调查她的个人情况，从相识到相互信任。而您竟认为凭借您的愚蠢的文学分析能弄清目标的性格特征。不可能！我早就怀疑这点，现在更确信无疑。托米林娜跟您所描述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您的招数对她不管用。”

“等一等……”

“不要打断我！要等到您得手，时间太长了。我们决不能放过托米林娜，她的知名度会给我们带来一大笔钱。我也不想再听到任何您遇到困难之类的话。别忘了，您给我下过保证。两小时后我等您拿出新方案。不要任何文学肖像描写，不要任何作家的空洞论调。我需要一份尽快把托米林娜弄到我们这儿来的清晰准确的行动计划。记住最重要的一点：不要留下孩子。他会绊住她的手脚。为了孩子她能忍受一切：丈夫的背叛，孤独寂寞，您为她制造的一切。要没了孩子，她就是我们的了。两小时后把计划拿给我看。”

在乌兰诺夫协助下弄清是谁泄露了“格兰特”私人侦探所的机密——更重要的是谁得到了这些机密——毫无结果。侦探所的侦探协同找出了登载署名为“海伊娜”的文章的那个人。调查这个人是否同“素面朝天”的那些特约嘉宾有来往，整整忙了一夜。结果非常令人吃惊：没和任何人有接触，除了惟一一个没被列入乌兰诺夫提供的名单的嘉宾外。换句话说，正是这个人上演播间没有破费一分钱。他是某个奇怪的旨在帮助陷入危机的人们的慈善基金会的组织者。每个付过款的节目特约嘉宾都是偶然来到直播间的，因为这些嘉宾不下五十人。因此登载文章的人与基金会的人的接触可以看做是巧合。

娜斯佳最先想到的就是乌兰诺夫没有说出所有的人。要么忘记了——记住这么多付过款的人不太容易——要么不想说出这个人。为什么？必须尽快弄清。

尽管乌兰诺夫在上次谈话中很坦白，可是娜斯佳还是觉得他有所隐瞒——根本没有什么杀手，只是有人故意愚弄了他——这对他触动很大，所以他讲出了安德烈耶夫从中弄钱的人的名单。但他对某件事一直闭口不谈，这点，娜斯佳确定无疑。正是因为这样她才没有向他提出她所发现的问题。她清楚只有来个猝不及防，乌兰诺夫才可能交代。显然，他没有供出所知道的一切，那就要留一张王牌，以便必要时打出来。

最近几天娜斯佳觉得思维迟钝，可能由于疲劳过度——她每晚都要到茹可夫斯基街，又要早早起床在9点钟前赶去上班。这段时间她去了三次医院值夜班看护公公：公公的手术效果不太好，现在在输液。她和丈夫的关系仍很紧张，只好装做什么事也没发生。现在最要紧的是公公的健康，其余的以后再说吧。

在颠簸的拥挤不堪的电车里，娜斯佳拼命和瞌睡作斗争，迫使自己做出决定：先约乌兰诺夫会面，还是同乌兰诺夫上门拜访过的卢找娃女士谈谈？假如他不是为了卢托娃而同妻子离婚，那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别的联系呢？——这是娜斯佳下次想问乌兰诺夫的。

车到站，她已经决定去找卢托娃。谁知道呢，也许这个女人能提供一些新线索呢。

娜斯佳在卢托娃工作的幼儿园找到了她——她是幼教，被喧闹奔跑着的孩子们包围着的卢托娃，远看很年轻，待走近细瞧，一条条细小的皱纹在她微笑的脸上显露无遗。

“乌兰诺夫？”她露出困惑的表情，“不，我不认识他。”

“他去过您家，您怎么能不认识他？”

“大概他找过我丈夫。您可能不知道我虽然和丈夫离婚了，但我们仍住在一起，无法分居。他有自己的生活，常有人到他这来，但他从不给我引见。”

“离婚夫妻仍住在一个屋檐下，是很难。”娜斯佳同情地说。

卢托娃别转脸。当她重新面对娜斯佳时，嘴角颤动，脸上憔悴，看上去老了好几岁。

“我没有任何办法。甚至去找过巫师，占卦去邪，但都无济于事。他把我迷惑住了！他恣意指使我，而我却什么也不敢讲。您知道吗？我痛苦得要死，一个叫伊涅萨的巫师很有法力，她帮了我很大的忙——我甚至有力量同他分居。可她死了，一切又是老样子了。大概您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是吗？他是不是把我灌醉了？”

泪水汩汩地流了下来，但这次她没转过身，而是恳切期盼地望着娜斯佳。

“您瞧，我完全丧失了自尊，想讲给每一个人听，想恳求每一个人。我自己也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帮助我……见不到他，想杀死他；见到他，又无力反抗。我直到现在还留着他的照片——十年前就放在了钱包里。离婚后想扔掉，却做不到。拿出来准备撕成碎片，可他从照片上那么善意地望着你，冲你甜甜地笑着……我的手就会无力地垂下。就这样又放回了原处。”

塔姬雅娜也对娜斯佳讲过这些，一字不差。这些都已经被帕施科娃记录下来了。

“我可以看看吗？”

“上帝保佑您。”

卢托娃啜泣着走到角落，从提包的小皮钱包里取出照片递给娜斯佳。照片上的人很普通，是秃顶，但的确，他的目光很善良，笑得也很甜，不带一点凶相。他有魅力，这是没说的。就连冷漠的照相机镜头也不能扼杀他身上特有的魅力。

“您丈夫的职业是什么？”

“演员，剧团的。一生都是小角色。现在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不明白他靠哪儿来的钱活命，但他没向我要过钱，这就谢天谢地了。”

“您认为，您丈夫和电视节目主持人能有什么事要共同合作？”娜斯佳问。她深切同情这个无法抗拒丈夫魅力的可爱的女人。

“不清楚。他不允许我问。”

“您试过吗？”

“当然试过。问过几次他在哪儿工作，靠什么生活，毫无结果。”

“怎么？他不肯说？”

“说了还不如不说。他骂脏话，挖苦我，把我视为一个不需付钱的家庭保姆。”

“那您为什么要忍受这些？”

“我又能怎样？赶走他吗？我们的房子是共有的——签过协议——后来就……”

她停下来，从裤兜掏出手帕，痉挛地擦拭泪水。

“您想象不到他是个什么样的人。骂人，撒野，有时甚至动手打我。事后管我要茶喝，喝完把杯子一放，对我说：‘谢谢你，瓦丽娅。没有你我还会做什么？我亲爱的。’握着我的手，贴近嘴边亲吻，那样深情地望着我，以至于我会为他去卧轨。”

“那样望着……那样望着……”娜斯佳在返回彼得罗夫卡街的路上，思忖地重复着这句话。能说这个女人愚蠢、意志不坚强吗？起初是这样认为的，但一想起扎托齐尼将军，她意识到自己与卢托娃没什么分别。她也同样无法拒绝扎托齐尼——不能抗拒他猛虎般金色火辣的目光，不能生他的气，虽然内心深处知道他待她不是公正的。大概，这就是磁性，某种吸引人的、富有魅力的、令人信赖的特质吧。只不过他们之间还是有一点分别：扎托齐尼不会用这种特质作恶，而卢托夫放荡、蛮横，为受尽折磨的妻子不敢反击他而洋洋得意。

同卢托娃的会面对破案没有什么帮助，只能再同乌兰诺夫谈谈，了解一下卢托夫是什么样的人，他们之间有什么事要做？问题事实上没有实质内容，与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的被杀又没有关系，但至少能振作一下精神。这个案件扑朔迷离——谁能想到列斯尼科夫会出现在她的办公室，说起维卡的背叛和雇佣杀手的趣事呢。很显然，关于卢托夫的幼稚的问题打乱了供认的程序，毫无逻辑，只好凭潜意识吧。

从电视节目编辑被杀案，娜斯佳又想起另一个毫无头绪的谋杀案。多亏塔姬雅娜，她或多或少知道了一些戈托夫齐茨家发生的事。既然尤丽娅死了，没有谁可能回答这些问题，就只剩下了推测。是什么契机促使尤丽娅雇佣私人侦探跟踪丈夫呢？有人溜进房间，却什么也没偷，但丈夫从那之后惊慌不安。如果不出诊，就常常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翻找什么文件。东挪西搬，费劲地在纸堆上走来走去。鲍里斯消瘦了，睡不好，吃不好，常发脾气，甚至开始斥责妻子，关于是否赚了黑钱的问题，他又矢口否认。而尤丽娅以原则性强、严谨认真出名——弄清令人不快的事实，要比与罪犯共同生活好得多。

但任何令人不快的事，她都没能得知，却为什么要杀死她？很难作出结论。

再从另一个角度看。最初也是有人潜入英娜的房间，同样好像什么也没拿。然后有人——是同…个人，还是另一个人？——到英娜这儿，请求她讲出一个人的名字。不知道她说没说，现在已无从知道。某人以同样方式拜访戈托夫齐茨后，心理医师变得心神不宁，是由于会亲眼看到可能导致的后果——不妨相信他说的有人跟踪他的话。根据跟踪的人数判断，不只是部里派出执行任务的警察，还有其妻子雇佣的私人侦探。大概戈托夫齐茨是对的。溜进房间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也觉得受到监视，得知是尤丽娅雇了私人侦探，妨碍了他们的手脚。

怎么样？想法不赖吧！杀死他妻子的不是与戈托夫齐茨有过接触的人，而是另外一些他虽没谋面但确定存在的家伙。他怕得要命——那些家伙杀死了英娜。

娜斯佳抱住了头。天啊！浪费了大量精力调查“格兰特”侦探所提供给戈托夫齐茨的名单，还是什么线索也没发现……

“打住！”她对自己说，“怎么能没有线索呢？杀死尤丽娅正是因为她同私人侦探所打过交道——这毫无疑问——不然季姆就不会被害了。”

只剩下一个最不符合逻辑、无法论证、但又是惟一的方案了。

塔姬雅娜告诉伊拉感觉不舒服，让她不要走。伊拉吓坏了，大呼小叫着要去找医生。塔姬雅娜阻拦了她，骗她说去妇科做了检查——医生让她按时做检查，伊拉早上睡得很死，快中午才起床，不可能知道她其实是去商店买冰激凌的。

“当然我哪儿也不会去，”伊拉已做好了思想准备，“一天看不到安德烈也没什么。”

塔姬雅娜张口想说可以让他来做客，但又咽了回去。在斯塔索夫没弄清这个能一眼断定女式套装品牌的海底来客的真实身份前，最好避免和他碰面。

她心情舒畅——小说写得很顺手，这使她感到满足——甚至早上与丈夫谈话后所带来的不安也没能破坏她的好心情。最终会真相大白。他们会弄清为什么伊拉的未婚夫要欺骗她，一切都会明朗的。直觉告诉塔姬雅娜：伊拉计划的迈阿密海滩近期旅行与随后的婚事，都是即将破灭的玫瑰色的幻梦。她同情伊拉，又感到自责。假如伊拉的银行家认识玛格丽特，并且知道她买了一身贵重的衣服，那么饭店事件就有可能是一个愚蠢的玩笑。但并不只是这些。他还应当知道斯塔索夫那天穿的上衣、衬衫和他的打火机的牌子。不妨设想：银行家安德烈认识玛格丽特并得知她新买了贵重的套装；偶然见过他未婚妻寄住的那家的男人——最大可能是在白天的社交场所，也可能斯塔索夫去过他的银行，或安德烈本人有事到过斯塔索夫工作的地方，或只不过在街上见过斯塔索夫——就做出了这么一个下流的举动。

这说明两点——二者都不容人乐观。第一，他是个卑劣的坏蛋。第二，知道斯塔索夫曾是玛格丽特的丈夫，他想出了这么一件下流的事情。为什么和伊拉在一起时他从没说过这点？塔姬雅娜越想越厌烦这些，越发自责：对伊拉的新男友怎么能这么疏忽？——不可原谅，结果这个家伙骗取了年轻女人的信任——只要看看她发光的眼睛你就会知道——企图打破斯塔索夫平静的家庭生活。

经验丰富的塔姬雅娜可以找到好几种完满的说法。是某个先前曾在刑侦科工作过的被斯塔索夫妨碍过手脚的人干的好事。这个人逃离了法网——也可能刑满释放——后摇身一变，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坐上了高级轿车，在某一刻想起该找触怒过他的人算账——不行，这说不通：斯塔索夫见到他也不认识——更正一下：决定找他算账就雇了一个阔绰的美男子，弄得年轻女人神魂颠倒，再遗弃她，使她蒙受心灵的重创；于是丈夫和妻子发生争吵。他们就躺在角落暗暗冷笑，静观家庭走向破裂。

但男人不会这么做的，这种复仇方式更适合女人。为什么不是呢？难道我们听说的不为男人所爱的女罪犯还少吗？凭个人经验塔姬雅娜知道男罪犯总是男人气十足——出于某种自尊，某种荣誉感——就算有点心理畸形，但毕竟还有。即使在犯罪时也仍遵循这点。至于女人，一经走上犯罪道路，她就会卑劣到极点，令人瞠目结舌。男人复仇通常使人丧失钱财，再取其性命，至多败坏其名声；女人往往从爱情下手，毁其幸福，破坏家庭。真想知道，斯塔索夫是否碰上了这种报复欲极强的女人？

这些想法油然而生，没有妨碍塔姬雅娜在电脑上打小说。她早就学会边写作边办公事，让思维平行发展，互不影响。伊拉在厨房忙活做饭，尽量不弄出太大声响，因为塔姬雅娜一向把写作看得很神圣。房间里渐渐飘散着诱人的饭菜的香味，电话铃响了，塔姬雅娜不能放下手中的活，就喊伊拉接电话。

“丹娘，快来吃饭！”伊拉喊道。

塔姬雅娜圈上句号，快速用眼睛滤了一遍最后一段，随后走出书房。

“娜斯佳来过电话，问今天过来可不可以。我说可以，因为你今天不准备出门——我这么讲行吗？——让你接电话就好了。”

“完全可以，”塔姬雅娜点点头，“她有什么事情，还是出于礼貌前来拜访？”

“不清楚。听她的声音好像很着急。”

“你的追求者给你打过电话吗？”塔姬雅娜问。

“那当然，”伊拉笑得很灿烂，“今天没见到我，他心情糟透了。我让他找点事做。很快就是休息日，我们又可以待在一起了。”

塔姬雅娜漫不经心地吃完那盘叫不上名的，被伊拉确信为含有丰富维生素的，对孕妇大有裨益的菜，又开始着手工作。这些文章在报上、杂志上出现得多么及时！要不是它们，她永远也想不到通过写作和读者交流。因为喜欢她的书、爱读她的书的人，不是别人，而是她的朋友，不能不同他们一起分享自己的喜悦、忧伤和思想，不能不给他们讲绝妙的笑话，叫他们捧腹大笑。你对不公正生活的抱怨会得到他们的理解和同情，当她懂得了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去写作，她轻松了不少，放在书桌上没完成的中篇小说不再像一具僵尸，突然活了过来，有了生机。

她没注意到时间的流逝，当娜斯佳进来，已经是晚上8点半了。

“太好了，可以吃晚饭了！”伊拉高兴地嚷道。

但塔姬雅娜却兜头给她泼了一盆冷水——她们要晚点吃饭，要先聊聊。伊拉失望地叹了口气，折转身回屋了。娜斯佳立刻把自己扔进了沙发。——上次她就看中了这张沙发：既方便又舒适。

“书写得怎么样了？”她问道。

“还在继续，虽然生活造成了强大阻力。”塔姬雅娜开着玩笑。

“什么阻力？”

“你难道不知道吗？”

“知道什么？”娜斯佳不解地问，“你指的是什么？”

“我指的是使我遭受社会舆论谴责的那种卑鄙勾当。”

“你指的是我们一起看到的那些恶意中伤的话？”

“瞧你说的！这只不过是毛毛雨，瓢泼大雨还在后头。娜佳，你真的不知道？”

“说实在的，我真的不知道。头一回听说。——我是从不看报的。”

“怎么？！一点也不读？”塔姬雅娜很吃惊。

“非常非常少。”

“怪不得你好多事都不知道呢。难道你对部长们受贿、漏税，买了二十间房子、二十幢别墅的事也不感兴趣吗？”

“一点也不。关于你，报界都说了些什么？”

“说我是一个没有天分的写作狂，用伪文学描写蒙骗胆小怕事的居民，使他们失去了美好光明的俄罗斯文化；说我赚取了高额稿费，被俄罗斯总统主持的文化委员会的所有作家所唾弃。你想，我获得了多么大的殊荣！俄罗斯的作家成百上千，但只有我一个人荣幸地得到唾弃。”

娜斯佳吃惊地张大了嘴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不可能，丹娘！你在耍我。”她总算找到了回敬的话。

“一点也没有，”塔姬雅娜开心地大笑起来，“就是这么回事。并且还有人热心地安排我和斯塔索夫吵架。”

“是谁？”

“我不知道。斯塔索夫正在调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要么自杀，要么酗酒，要么进了修道院——而我是一个真正的俄罗斯女人——赤手空拳是打不倒我的。伤心哭泣之后我醒悟过来：我不能放弃写作。于是又重新坐在电脑前。我的才思汩汩涌了出来。”

“天啊！报社记者都冲你来了，你怎么把他们给得罪了？”

“我也莫名其妙。好像我没同他们发生过口角。说句心里话，不是所有记者都攻击我是个十足的白痴。他们中有一个人建议我写文章抨击来挽回名声。”

“那你？……”

“我谢绝了。我想不用说你也知道原因吧？”

“是的，我懂你的意思。你在想，他是真的同情你吗？你怀疑这是报界通常玩弄的把戏——你要这么写，我们就唱反调；你要予以反驳，我们针锋相对和你角逐。对吧？”

“谁知道呢？娜佳，都有可能。但不管怎么说，这个男人的确很可爱。他非常善良，富有同情心，会体贴人。他有一双善良的眼睛。”

“啊哈，”娜斯佳喃喃地，“眼睛善良，却是个秃子。”

$Qī$她声音很低，仅仅是不由自主地说出的。她回想起早上见到的卢托夫的照片。但不知为什么塔姬雅娜突然神经绷紧，瞳仁内缩，嘴巴紧闭，收敛了笑容。

+shū+“你从哪儿知道的？”她生涩地问。

%ωǎng%“知道什么？”

“他是个秃子。”

“我不知道你到底想问什么？”

“你为什么要提到这点？”

“我今天见到了卢托娃——就是去找过遇害巫师伊涅萨的那个女人。乌兰诺夫使我遇到了麻烦，我想从他的熟人嘴里套出些引人的细节，好在与他再谈话时击中他的要害。原来，卢托娃根本不认识他，乌兰诺夫是到她的丈夫那儿做客，而不是找她——离婚后，她和丈夫仍住在一起。”

“我记得，”塔姬雅娜点点头，“接着说。”

她的声音冰冷干涩。娜斯佳觉得她变得很陌生，甚至让人感到不舒服。

“丹娘，放松一下，你不是在工作。”她说。

塔姬雅娜深深叹口气，皱紧眉头，把头一甩，面部和缓下来，嘴角又挂上了笑容。

“对不起，娜佳。是猎犬的那种条件反射使我这样，往下讲吧。”

“没什么可说的了。卢托娃对我抱怨她的生活，抱怨她无法摆脱丈夫的魅力。简短地说，一切都同伊涅萨的笔记和你讲给我的一般无二。她还说不能丢掉他的照片，就一直带在身边。她给我看了这个大名鼎鼎的训骂她、贬低她的卢托夫的照片。他的确很有魅力。并且不属于那种男性的魅力，而是个性的魅力——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无法抗拒。你会不由自主地信赖他，随他到天涯海角，心甘情愿讨他的欢心。照片上他都能给人留下这么深刻的印象，你想，现实中他能是什么样？”

“我能想象得出，”塔姬雅娜若有所思，“怎么，他是个秃子？”

“千真万确。像一颗台球。”

“他是干什么的？”

“卢托娃说他当过跑龙套的演员，后来不干了。现在干什么她也不知道。”

“妙极了。我瞧你没烟抽都快打蔫了。抽支烟吧，别受罪了。”

“不用，我还顶得住，”娜斯佳有点窘迫，“在你这儿我就不吸了。”

“我们到敞廊坐一坐，天很暖和。走吧，娜斯佳。你吸你的烟，我给你说点趣事。”

塔姬雅娜朝厨房一努嘴，娜斯佳明白，她不想让伊拉听到他们的谈话——厨房和客厅之间没有门，伊拉赌了五分钟气后，早已从房间里出来，在灶台边忙活起来。

她们来到宽敞的玻璃敞廊。这儿放着三把椅子和一张不大的椭圆形藤桌。塔姬雅娜卷起百叶窗，推开一扇窗户。

“你可以安心地吸烟了。烟灰缸在窗台上。我先告诉你一个事实，那个记者的确是个秃子。客观说，他是很有魅力，使人禁不住信赖他，只可惜他叫什么我不知道，没有特意问过。我不想更多了解他，想趁早离他远远的。不过他给我说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

“什么事？”

“他建议我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不再受委屈，不再任人践踏……诸如此类的话。不知怎么我起初没有听进去——说实话，我没注意他说的。当时我思绪纷乱。现在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把所有诋毁我的文章拿来给我看，建议我写文章反驳。今天早晨他又强调另一种生活不会欺骗我、抛弃我。欺骗和抛弃！这跟那些文章有何相干？现在我明白了，他什么都知道。”

“老天啊，他知道些什么？”娜斯佳迫不及待，痉挛地抖着烟灰，“快告诉我。”

“他知道伊拉准备结婚，很快会离开我们；知道我和斯塔索夫正处于危险时期——莉丽娅耍脾气，因为即将出生的孩子会夺去父亲对她的爱；斯塔索夫于是决定带她去南方——玛格丽特也陪同前往，因为莉丽娅请求父亲，而斯塔索夫又无法拒绝女儿。更甚的是还有人传话说，斯塔索夫并不是和哭闹的莉丽娅待了一整夜，而是去了俄罗斯电影圈一流美女之一玛格丽特的公司所属饭店。你赞同吧？我的处境很不妙。而这个记者全都知道。他是从哪儿知道的呢？”

“等等，丹娘，我一点也不明白。莉丽娅的事是真的吗？”

“没错。这有什么可奇怪的？这是孩子们的天性：每三个孩子中就会有两个对新出生的弟弟妹妹做出这样的反应。对此应当有心理准备，特别是不是同一对父母所生的孩子。”

“斯塔索夫和玛格丽特之间呢？”

“是杜撰。高明的捏造。要不是我的话，这篇谎话会天衣无缝。有的人被怀疑折磨得痛苦万状，精神崩溃，却从不把话挑明。更糟的是，他们宁愿相信第一个带来坏消息的随便什么人，也不愿相信坏消息诽谤的当事人。幸好，我不是这种人。我向来什么也不相信。我会找证据弄清真相——大概这是职业特点。因此我没怎么烦心，就直接问斯塔索夫，他是否在某个时间、地点和某个女士约会。结果很快弄清这是捏造——有人想要我们发生争执。”

“是谁？”

“不知道。”

“你怎么能不知道？谁跟你说的？”

“伊拉的未婚夫。不是对我说的，是说给伊拉的。后来她义愤填膺地告诉了我。我觉得这个海底来客只不过是别人手中的棋子，他对此并不感兴趣，他只是在完成任务。”

娜斯佳从塔姬雅娜的肩上望着灰暗的天空，默默地吸着烟。

“这一切是多么相似，”她最后低声说，“多么相似呀。你周围营造了一种使你不堪忍受的生活气氛。周围的世界在崩溃，昨日看是充满希望、坚实不破的一切，今日却是脆弱易破、虚假不实的。而恰恰在这时，你身边出现了一个目光善良，笑态可掬的富有魅力的男子，他向你伸出了援助之手。现在该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了。从前有一个天分很高、事业成功的记者，虽说不是十分正派，但这不妨碍什么。他爱他的妻子，爱他的事业，可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这美好的一切开始在眼前崩塌……”

鲍里斯最终没能躲过流感。即使在严肃场合见到他，你也会忍俊不禁。他的鼻子被手帕揩得又红又肿，嗓子沙哑，听上去假假的，显得有些恶声恶气。他不能去医院，因为在内务部和总检察院备了档的国家杜马议员被杀案归他管辖。也就是说按照法律，任何人都无权禁止生病，但是上司的白眼、不满，却是受法律保障的。

他又坐在了戈尔杰耶夫上校的办公室里，但这次他不是主动上门，而是受到了上校的强烈邀请。

“鲍里斯，该行动了，”上校在电话里不容人回绝地说，“我脱不开身，劳你大驾，带着你的病躯来彼得罗夫卡一趟。向我们的老上司汇报一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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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侦查员到来之前，娜斯佳、列斯尼科夫、科罗特科夫和那个魁伟的小伙子——格梅里亚1995年调查的女演员阿丽娜·瓦茨尼斯谋杀案时认识的，艺术片《天狼》的安全服务主任——已经坐在了办公室里。

“开始吧，娜斯佳，”戈尔杰耶夫简短地说，“要条理清晰，不要漏掉一个细节。就像你今天早晨同我讲的那样。”

娜斯佳深吸了一口气，理理思路，习惯地把记录簿放在面前。这些记录是她昨天一整夜在公公的那所病房角落里，边聆听公公沉重的喘气声边趴在膝盖上整理出来的。只是在开往莫斯科的电车上睡了一小觉，不，仅仅是打了个盹。这已经不错了。今天是星期六，清晨驶往莫斯科的车上人不大多，娜斯佳得空靠在车壁上休息了一会。

她开始讲这几天发生的事：维卡的造访；雇佣杀手谋杀丈夫的子虚乌有；根本就不存在的女记者海伊娜和让总编登载毁誉文章《别了素面！化妆万岁！》的那个人；塔姬雅娜的文坛风波及使她与丈夫发生口角、让她在分娩时最需要的女伴离开她的阴谋；巫师伊涅萨的遇害及其情夫戈托夫齐茨不寻常的举动。最后，她又提到了戈托夫齐茨的妻子尤丽娅的死。她力求条理清晰，但事与愿违，看上去一切都显得互不关连、杂乱无章、令人吃惊。

“如出一辙：给你的生活制造麻烦，让你透不过气来，萎靡不振，形象点说，从各方面向你掀起巨浪，但却不是为了复仇，而仅仅只是为了在你走投无路之时能心甘情愿地接受他们的帮助。到底是什么帮助，目前我们还不知道。塔姬雅娜拒绝了帮助，她不能告诉我们什么，只剩下乌兰诺夫了，我敢断言他知道实情，因为对他下手要比对塔姬雅娜早一步。并且，最初，我们见到的乌兰诺夫心事重重，而现在却跟换了个人似的——精力充沛，开朗乐观，富有自信。知道妻子根本没雇过什么杀手害他，这一切都是凭空捏造后，他完全恢复过来。他极有可能已接受了帮助，并知道帮助的实质内容。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作出结论：安德烈耶夫和奥克桑娜的被杀与他们赚钱无关，不是报复行动的全部，而仅仅是针对乌兰诺夫方案的一步。使他失去左膀右臂，让他的节目赚不到钱，惊吓他，使他萎靡不振，迫使他放弃工作，离开心爱的妻子。令他，令我们大家蒙头转向，不知所措。因为在那儿根本找不出罪犯，却不得不耐着性子，结果到最后，案子却到期限了。”

格梅里亚打了个喷嚏，大声吸了吸鼻子，问道：

“戈托夫齐茨呢？我一直在等你说国家杜马议员的事。把我叫到这儿来有什么用？”

“别急，鲍里斯·维塔里耶维奇，”戈尔杰耶夫温和地关照说。例行公事地称呼着名字和父称，一点也不让人觉出他们之间的亲密关系，“会讲到国家议员的，很快。娜斯佳接着讲吧。”

“罪犯积极采取的一些行动只是虚晃一枪。最近他们又投了几颗迷弹。据此可知，虚假的招数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采取与目的无关的行动，把我们搞糊涂。比如，列斯尼科夫收到的匿名信就是这种。信上说，鲍里斯早已被收买，不能信任他。”

“我？怎么了？”

侦查员呛了一下，沙哑着嗓子费劲地咳嗽起来。

“您已被收买，不能相信您，”娜斯佳忍着笑，又重复了一遍，“我们什么也没对您讲，因为我们根本就不相信信上说的鬼话。写匿名信的目的有两点。第一，让我们相信谋害尤丽娅是出于政治目的——既然侦查员都被收买了；第二，使破案组成员之间不和、猜疑，挑起冲突——应当指出他们差点得逞——您一开头很难与列斯尼科夫合作，而伊戈尔同您也一样。还有一个例子：德米特里的死。我们最初就上了当，打算把他的死因同戈托夫齐茨与私人侦探所秘密行动信息的流失联系起来。德米特里利用私人关系查出侦探所里弄到有关雇主情报的人是谁后，就被杀死了。我们在这件事上又犯了错误：既然杀人，那么事态就很严重了，就的确与国家议员遇害有关了。而实际上却没有任何关联。是的，事务所里是有一个同事对上司的卡片匣怀有特殊兴趣，但这跟谋杀国家议员没有任何关联。杀死德米特里的动机很简单，是想把我们搞糊涂。他没妨碍谁，也没对犯罪分子构成任何危险。”

办公室里一片沉寂，气氛压抑。这里坐着的都是经常与死尸、谋杀、死亡打交道的人，但仍难以接受可以这么轻易地结束一个人生命的事实。既不是出于愤怒、怨恨，也不是由于贪欲和对暴露的恐惧，而仅仅是想把人搞糊涂。

“我接着讲。圈套的第二种方式，”娜斯佳接着往下说，“其行动带有一定的目的，但却弄些这样的假象掩盖、转移我们的注意力，以达到他们的真实目的。我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在有人潜入房间之后，戈托夫齐茨经常处于惊恐之中——我已经说过是什么原因——因为他的举动，委婉点说，有点异常，他的妻子担心丈夫干了违法的事，于是就求助‘格兰特’侦探所，并且得到所有与戈托夫齐茨接触的人的情报资料——这些资料的备份已经提交给我们了。今天我给上面提到的所有人都打了电话，得知尤丽娅刚接触了其中的几个。她以新闻记者、社会工作者等各种身份与他们见面。希望通过调查丈夫认识的人的方式确定他是否参与了犯罪。最初我们认为她的死和调查丈夫有关，但却没有找到什么线索。假如认识戈托夫齐茨的人中没有谁和他做过犯罪交易，又为什么要杀死尤丽娅？”

“是的，顺便说一句，”格梅里亚插言道，“我一直在等你说出国家议员遇害的原因。”

“因为这跟戈托夫齐茨接触的那些人无关。”

“那跟谁有关？”

“跟指使他们的人有关。跟他们心里强烈依赖的、多年甚至一生也无法摆脱的人有关——我们曾多次在报刊上读到这样的奇事，也多次碰到过这样的人——某个不为人所知的行动的领袖，[奇+书+网]某个善于用奇谈怪论使人们皈依的教派或组织的杰出人才。难道你们从没听说过这些吗？难道没听说过某个教派杰出人物致使成百上千的人集体自杀的事吗？”

她停了下来，办公室里响起了戈尔杰耶夫低低的口哨。每个人都想起的确读过类似的事。大家开始热烈地交流意见。

“我们曾多次听说对某个人的狂热崇拜，”她继续说道，“在电视上我们无数次见到这个人，觉得他既愚蠢又浅薄，真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赢得这么多人的爱，赢得这么多忠实他并追随一生的效劳者。而有人对我们说这个人有一种磁性，同他在一起，你不能不去接近他、爱他。我们把手一摊，不住摇头，觉得这是混话，因为自己没有过这种体验。而这是事实——不能不承认。人所犯的最可怕的错误就是认为某种事物是不存在的，只是因为他没有亲眼见过。曾有人教导过我：知识欠缺不是理由。现在设想一下：你需要寻找几个具有这种磁性的人，并且又要在极短的时间内，你将在哪儿又以何种方式找到他？”

办公室里鸦雀无声。这次第一个理清头绪的是列斯尼科夫，戈尔杰耶夫不算，因为娜斯佳已经在这次会前给他讲过了。

“你想说，他们只不过是想通过戈托夫齐茨和巫师伊涅萨这种类型的人达到目的？”

“有可能，但并没这么简单，”娜斯佳反驳道，“这只是一种方案，可能还有其他的，但跟我们作对的这个团伙采用的恰恰是这种手段。趁主人不在家，溜进屋翻看记录，查找那些抱怨自己为情所困，难以摆脱丈夫、情人、女友、上司……的人——患者的名字登在记录上。找到他们，接着又很快查找到摆布他们情感的人。于是开始打开这些人的关口，招募他们，使之归附。这种推测是靠得住的。因为假如具有强烈磁性的人善良正直就不会利用这点使人痛苦，而他亲近的人就不会有难题；而假如有人求助于巫师和心理医师，就是说这个人滥用别人的爱，这正是犯罪分子所需要的。如果我没说错，那么伊涅萨的死因就显而易见了。她从不记录患者的真实姓名。她扮演的是巫师的角色，所以给每个患者一个假名，仿佛是为了同至高无上的神明沟通——这虽然是一小部分人，但她这一辈子也不算白活了。犯罪分子在她的记录中找到他们感兴趣的，但上面却没有名字，真实的名字。于是他们就从她这儿拷问出来——现在只能猜想发生的这一切了。据了解伊涅萨的人讲，伊涅萨是一个非常有自制力的人，对自己和别人的秘密守口如瓶。强迫她回答莫名其妙的问题是办不到的。可能用金钱诱惑，也可能恐吓她，但她还是没说出患者的姓名，直到开始折磨她为止。得逞后，犯罪分子丢下流血不止的伊涅萨扬长而去。他们大概以为她死了，否则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她的。他们惨无人道，嗜血成性。幸好今天可以断定他们需要的名字是卢托娃。卢托娃为了摆脱自己对侮辱她、贬低她，甚至殴打她的丈夫的迷恋，经常找伊涅萨。罪犯找到卢托娃也就找到了她丈夫，很快卢托夫就归顺了他们，为他们做事。只是我不知道他为他们做了些什么，但他曾和乌兰诺夫打过交道并且最近又装扮成一个好心的记者，死气白赖地要帮助伤透心的、被人出卖的不幸的女作家塔姬雅娜。”

“那戈托夫齐茨呢？”格梅里亚又不耐烦地喊道，这次他把嗓子喊哑了，“你快讲戈托夫齐茨。”

“戈托夫齐茨也是这种情况。溜进房间，偷看记录。戈托夫齐茨不是巫师，而是一个普通的心理医师、医学博士，所以他的记录上如实地写着患者的姓名。找到他们需要的人，周密布置了一番。患者的病史引起他们的兴趣，于是又光顾了戈托夫齐茨家。在这之前，戈托夫齐茨已经吓得没人样了，尤丽娅也已经雇了私人侦探开始了调查。患者落入他们的掌握之中——那伙人，我同你们讲过，纪律森严，他们必须监视心理医师和他的妻子。因为撬门潜入住宅不是小事一桩，女主人叫来了警察。监视时他们发现尤丽娅去了私人侦探所后又去找丈夫的病人。为什么？她想干什么？根本不知道。但她随时可能去找那个与他们所需要的人在一起的患者。这个心理医师的妻子是干什么的？国家议员？女记者？一个正直的讲原则的人？她到底要干什么？她嗅到了什么？更糟的是按着他们所感兴趣的地址在最不适宜的时刻和他们正考验的人撞上了——仅用半天的时间就找到了他，网罗了他——尤丽娅突然来了，不知她是出于什么目的又说了些什么。而那个人恰好在家，就马上给她讲了他得到的既诱人又有好处可捞的建议。一句话，这是不能允许的，会坏事。当然，有很多方法避免这件事发生。最简单无害的就是找借口马上让他们需要的人离开莫斯科躲避一段时间。令人头痛的尤丽娅来找丈夫的患者谈话，离开后——这就好办了——这个人就可以回到老地方了。但他们却采取了最残忍的手段，杀死了尤丽娅。这是确凿无疑。既然她是国会议员、记者，那么警察就会按确定的方向搜查凶手，就会在杜马忙活，搜查她在报上揭露的对手。趁乱，又投了一封匿名信，火上浇油，使我们更加相信是政治凶杀案。”

娜斯佳合上记录簿，深出了口气。

“我讲完了。”

戈尔杰耶夫把眼镜架在鼻梁上。在这之前，娜斯佳讲她深思熟虑一夜的想法时，他一直摘下来把玩着它。

“我们讨论一下。为了不浪费时间，我先说一件事。米沙正在调查戈托夫齐茨教授登在记录本上的人——我指的是那些有严重心理疾病，并在格兰特侦探所备了案的人。我们已经调查过这些人，但现在的看法有所改变。第二点，我请大家不要觉得有了一个卢托夫，再找到一个‘卢托夫’，就能揭开迷雾，迅速破案。因为仅有卢托夫和米沙正在调查的这第二个人知道的信息还远远不够。——他们和个别人秘密接触，发生必要的影响，但却不涉嫌谋杀。一些人指挥，另一些人动手效劳。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有卢托夫那手绝活。揪住结线人只会把事搞砸。自称记者不是犯罪，出钱登载某种文章也不是犯罪。任何犯法的事他们都没干。让他们上钩没必要，再说又无法惊吓他们。结论很不令人乐观：他们什么也不会告诉我们的。强行逼迫他们只会坏事——放走真正的罪犯。因此我们今天的讨论任务是确定这伙人是干什么的，以及他们的目的是什么。确定了目的我们就能知道谁对此感兴趣，就可以从这里打开突破口。好了，谁第一个发言？”

“我还是搞不清，”又响起了格梅里亚嘶哑的声音，“为什么限定一个框架？娜斯佳不是刚刚讲过乌兰诺夫，并确信他已经接受了帮助吗？我们就审讯他。他会供出一切的。”

他响亮地打了个喷嚏，擤了擤鼻涕，但这次没忘记道歉。

“格梅里亚，乌兰诺夫什么也不会说的。”娜斯佳转向他回答道。

“为什么？他现在知道了事情真相，知道他妻子依然爱他，从未找过情夫，你怎么还认为他会守口如瓶？”

“因为他已经依赖上了卢托夫，您明白吗？如果您很清楚我所说的，那我就斗胆说一句，乌兰诺夫爱上他了，像崇拜偶像一样。假如乌兰诺夫头脑里还有对新结识的人的评判意识，他就会明白过来，就会在我同他谈雇佣杀手的事时，提到卢托夫。这说明他现在根本不会说的。要迫使他说出来就得需要掌握极有力的证据。但是我还没有找到。”

“那我们就可以从塔姬雅娜入手。您不是说，卢托夫已对她下手了吗。她怎么样？一口回绝卢托夫了？”

“没有那么生硬，很委婉。不过她清楚说过不需要帮助。格梅里亚，你可别打算碰塔姬雅娜。”

“为什么？”

娜斯佳瞟了一眼斯塔索夫。他正在默不作声、有滋有味地听大家讨论，等着发言。

“因为塔姬雅娜两个月后就要分娩了，我们不能拖着孕妇配合破案。斯塔索夫，你再讲一讲——尽可能别离题——卢托夫是怎么诱惑你妻子的。”

“他向她许诺，在另一种生活中她将自由独立地创作，不再有被遗弃的感觉，不再孤独彷徨，郁郁寡欢。”

“就是这样！”戈尔杰耶夫伸出一根手指，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注意听娜斯佳讲？你们怎么了？当成耳旁风了？我再强调一遍。在卢托夫向塔姬雅娜提供的生活中不会有人排挤她。遭受了别人给她精心安排的一切之后，她应该走投无路，陷入严重的精神危机——据他们设想——她该到自裁的时候了。而‘格兰特’侦探所的兄弟们完成维卡的任务时找到了些什么线索呢？他们确认，出钱登载署名某个海伊娜文章的人同某个帮助危机处境的人的慈善机构的头头有来往。我的孩子们，你们是睡醒了呢，还是准备接着睡？我和娜斯佳在这儿说这些是吃饱了没事干吗？”

“等等，戈尔杰耶夫，”格梅里亚嘶哑着嗓子，“你说得有些不连贯。如果这些都是真的，就是说罪犯很蠢。您不是说塔姬雅娜在等孩子出生吗？那她就会唾弃报刊的污言秽语，经受住丈夫背叛的打击——您可以相信我，我是几个孩子的父亲——等待孩子的出生，如果是热切盼望的，又是第一次，那完全会改变一个女人的世界观。生活对她来说是如此的美好，要当母亲的喜悦超越了一切，什么都无法改变。难道罪犯没觉察到这点吗？孩子的出生这个事实会使他们的全部努力都白费。”

“他说得对，”斯塔索夫望着戈尔杰耶夫低沉地说，他的脸紧张得苍白，“他说得很对。如果事情像我们预料的那么严重，一切还没有结束。他们是不会放过塔姬雅娜的——不使我们失去孩子，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尤拉在娜斯佳狭窄的办公室里激动得踱来踱去。

“费了这么大的劲连个影子都没抓到！活见鬼！我在杜马坐坏了三条裤子，找所有的议员谈话，脑子里寒得满满的，却全是些没用的东西！已经说过多少次了，政治家和所有的人都一样，和我们一样生活，却根本没用。只要某个议员遇害了，马上向全民疾呼：‘啊，是政治阴谋！连议员都杀死了！简直是场噩梦！举行游行示威！让国家解决！国家法律机关太无能了！’假如死的是普普通通的钳工瓦夏，这就很正常；而触动了议员则是灭顶之灾！瓦夏被杀，警察局还不赖，而一旦杀死了国家议员，警察局可就倒了霉。而议员被杀不是出于政治动机，这一点没有人说出。很快，立案调查。每天撕破了脸皮和人交谈，还要注意搜集的材料是否带有政治倾向。只要侦查员一提交不带有政治色彩的普通材料，马上就怀疑你：可能被收买了，企图消灭政治犯罪的罪证。”

娜斯佳坐在桌旁静静地拟订着某种方案，使尤拉有机会发泄，陶瓷高杯里的水哗哗地开着，娜斯佳拿出两个干净的杯子和一个速溶咖啡罐。

“来点吗？”待他歇气时，她插话简短地问道。

“倒吧，”尤拉嘟哝着，“你给我讲一讲，为什么会这样？”

“这——是指什么？”

娜斯佳把咖啡倒进杯子里，每个杯里放了两块方糖，然后注入开水：

“说得清楚一些，我的不落的太阳，要不然你的激情在废墟中将荡然无存。”

尤拉突然在办公室中间停了下来，放声大笑：

“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崇拜你。你是惟一一个不费吹灰之力控制我心情的人。你是怎么做到的？”

她笑笑，把杯子递给他。

“凭直觉。我认识你已经很多年了。小心，杯子烫。那你想问什么呢？”

“我想问为什么这些异想天开的家伙招惹上了我们的丹娘？”

“你不明白吗？是为了钱，尤拉，一大笔钱。成为她的作品惟一的出版商，可以赚一大笔钱，用它来胡作非为。我和塔姬雅娜昨天谈话后，她给彼得堡出版她的书的出版商打电话，得知前不久一个在彼得堡没人听说的不占编制的外乌拉尔报记者到过他那儿，对著名女作家的个性、她作品的发行量及稿酬数额极感兴趣。当我们在科洛布克的办公室描绘市民大会的场面时，我们的朋友高里亚去查阅，发现没有这种报纸——世界上根本找不到。这样就很清楚了，我们所假定的团伙对塔姬雅娜感兴趣的正是因为她是个作家。还有一点，塔姬雅娜的出版商按塔姬雅娜的请求没有对任何人提起她是侦查员。很久前这不是什么秘密，但后来塔姬雅娜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只对读者说自己是个作家。她是侦查员这事渐渐地被人们遗忘了，我们的这个隐秘的团伙就更是无从得知了。这就是他们所犯的严重错误。”

“你根据什么断定他们不知道？”

“假如他们知道，他们就不会东奔西跑地忙活她了。这很容易看得出。这里还有一个绝妙的有利时机：这个团伙不是黑社会组织。这使我们看到了希望。瞒过黑社会很难，他们到处都有耳目，情报被窃是常有的事。而我们这个团伙没有在权利保护机关安插奸细，所以他们不知道塔姬雅娜的真实身份，只把她当做能给他们赚钱的作家而已。企图把她弄到束手就擒的地步，置于自己的羽翼之下，迷惑她，温柔地待她，使她驯服，唤起她深入骨髓的、至死不渝的感激之情，牢牢地拴住她的心，并获得她终生的版权。”

“好吧，你说服我了。那乌兰诺夫呢？他们要他有什么用？他难道有一百万美金的私房钱？”

“好像没有，”娜斯佳摇摇头，“从他妻子的谈话中能听出他们的家境不错，但不至于为了这些钱惹上大麻烦。他们只不过赚的比花的多罢了。请设想一下：杀死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雇佣杀手追踪乌兰诺夫，在这之前处理掉了伊涅萨和戈托夫齐茨的妻子，又杀害尤丽娅，在十家报刊花钱登载……还要行点贿赂。——你干吗这样看着我？——是的，伙计们，这是有点老生常谈。我立刻注意到乌兰诺夫夫妻一夜就办好了离婚手续。我请求米沙去了他们住址所在的户籍登记处，迷惑那个女负责人。她当然不承认受贿，但没有否认代理辩护。并且据她讲，不是为政府机关辩护，只不过来了一个人请求她，令人无法拒绝——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假设这个团伙不需要每次都雇帮手，他们有自己所辖的窃贼、杀手和装门面的人，那么这个组织很阔绰。如果追逐小钱，他们就没有什么资产。他们需要乌兰诺夫有什么用，我搞不清。应当同他谈谈，但我不知道怎么使他说出卢托夫。这需要一种办法，让他克服对卢托夫的忠心。会想出方案的……”

尤拉把杯子放在桌上，伸手去摸烟。

“你感到不安？”她问。

“是的。我从来没这么工作过。”

“我懂了，”她笑了，“嘿，应当开始了。你别想做‘老姑娘’了，该出嫁了。”

我不可能再回家了。自娜斯佳对我讲了一切之后，我不能像往常那样望着她的眼睛，再把她的温顺忍让看做是她在为雇佣杀手而赎罪。可怜的维卡，她是怎么挨过这些天的！我是个懦夫，但我不能见她，只好寄宿在母亲那儿。甚至母亲的神经质我都能忍受，而同维卡、忍辱负重的维卡在一起我却无法接受。错误，荒谬透顶的罪过！我竟然怀疑妻子，罪不容恕！现如今我怎么摆脱出来？老天！幸好我还有卢托夫！只要再挺两天，等手续正式办完，就着手解决母亲的住房和赡养问题，一切就完结了——可以彻底告别过去了。危机中心将接受我，我将在那里工作，不必每天和维卡碰面，被难耐的负罪感折磨得痛苦不堪。

从彼得罗夫卡直接到母亲家的那天晚上，我给维卡打电话告诉她我不回家过夜了。

“你未婚妻的亲戚搬走了？”她问，声音里听不出丝毫的敌意。

“是，”我怯懦地撒着谎，“现在我要在这儿住了。”

“你的东西怎么办？难道不拿走吗？”

“有空再说。”我敷衍道。

“如果有人找你，怎么跟他们说？”

“让他们留言。我会给你去电话的。”

维卡没问我的联系电话，我很庆幸。

我在母亲那儿住了三天，听她那喋喋不休的“敌人要彻底歼灭俄罗斯人”的呓语。但不管怎样，这要比维卡的默默顺从好受。母亲虽然是精神病，但不是一点理智也没有，她很快就问我怎么不在家过夜。既然儿子不会编造丝毫梦话，只好在关于反俄罗斯倾向的呓语之后，脑子里涌出冗长、激情洋溢的独自：维卡是一条母狗，一个下流的妓女，一个糟透了的家庭主妇，我一丁点也不爱她。

第四天我跟往常一样挂电话给维卡，了解一下谁找过我。听说娜斯佳从刑侦处打来电话，并留下号码，让我回话。我照办了。

“我需要和你再见一次面。”她说。

“好吧，我就来。”我听话地答道。

这次见到我，她显得很冷淡，目光中透着毫不掩饰的敌意，像变了一个人。

“您找到杀死维佳和奥克桑娜的凶手了吗？”我问。

“没有，暂时还没找到。乌兰诺夫，这可有些怨您。”

“我不明白。”我困惑不解。

“您没对我说出所有参与安德烈耶夫节目赚钱勾当的人。”

“您怎么这么想？我全说了。”

“大概，您忘记了某个人？”

“不可能，”我强烈抗议，“我记得清清楚楚，一个也没漏掉。”

“您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娜斯佳思忖着说，“我们找到了花钱登载有关您节目文章的那个人，一个很普通的人，什么坏事也没卷入过。仅仅扮演了中介人的角色，从他那儿什么也搞不到。他从没与您说的人中的任何一个有过接触。他的熟人中只有一个曾被邀请为您的节目嘉宾，但您却没提到他。这是怎么回事，乌兰诺夫先生？结论是——您故意漏掉了一个人。这很不像话。”

我怒火上升。她在干什么蠢事？！我谁也没漏掉，除了一个人我特意没讲——正是亏了这个人我才认识了卢托夫。我压根不希望警察打扰他，不想他生我的气。他不会跟谋杀案有牵连，这我敢肯定。而其余的，哪怕半夜把我叫醒，我也不会忘掉的。她把什么事与我联系起来了？这个浅色头发的耗子！这时我忘了，正是亏了她——这个浅色头发的老鼠，我才知道我的生活中从没存在过危险，也从没有过什么杀手威胁我的生命。现在这个奇怪的女人只能使我愤怒。

“我再说一遍，我全说了，没漏掉一个，”我气恼万分，“假如您找不到罪犯，这是您的事，不要把它算到我头上。”

“唔，就像您说的那样吧，”她平缓地说道，好奇地瞧着我，“好吧，既然您不愿讲出付了钱的嘉宾，就让我们看一出好戏吧。”

这时我才注意到办公室里的放像机——上次来的时候还没有。娜斯佳放好带子，拿着遥控器坐在桌旁。我出现在屏幕上。还没醒过神，镜头已经扫过去。根据舞台背景我认出这是一次节目录像——恰好是危机中心组织者当嘉宾的那次节目。娜斯佳按了暂停键。

“您记得吗？”

“当然，”我困惑地点点头，“这有什么好看的？”

“暂时还没什么，接着看。”

现在屏幕上又出现了一个陌生人。他正对镜头坐着，但很显然，镜头前至少有两个人，因为有人在向他提问。

“有个人问我，他是否可以在报上刊载自己的文章，我回答说还没人上广告栏，他可以买块地方随便登载什么。他说想登载的是一个作家的文章，不是广告。”

“您怎么对他说的？”

“我说：如果文章的实质与出版的主题思想不相矛盾，那就不反对。他必须保证文章内容不涉及政治、不诋毁政权组织，除此之外，文章也不会给任何人提供起诉名誉权受损害的刑事诉讼的把柄。”

“您读过这篇文章吗？”

“没有，它是负责出版的总编经手的。”

“文章的题目是什么？”

“《别了素面！化妆万岁！》”。

“您认识那个找您的人吗？”

“我不认识他，但他留下了名片。”

“在哪儿？您可以给我看看吗？”

“给您。”

镜头对着一张白色名片。上面用烫金字母写着姓名——我没见过这个名字。

娜斯佳又按了一下暂停键。

“您认识这个名字吗？”

“不，我从来没听说过。”

“好，我们继续。”

现在屏幕上的人，我清楚地记得——是塔姬雅娜。在演播室我见过她，当时她作了修饰，显得很迷人。现在她看上去简直就是个丑陋的女人——没有化妆，光线效果又不好……

“我绝望极了，”她声音发颤，“记者围攻我，说我是个没有天赋的写作狂，一个贪婪的稿费捞取者，我完全失去了自信，我的小说写不下去——可能我再也不能创作。我不知道现在该怎么生活……幸好还有一个人会尽力帮我。他是我惟一的希望，只有他——在我艰难的时刻来帮助我，所有的亲人都弃我而去。”

“这个人是谁？”画外音。

“令人惊奇的是——他是个记者。他到我这儿，建议我准备能恢复我名誉的材料，我拒绝了——被视为没有天赋后，你再去作无用的辩解只能贬低自己的人格。我痛苦万分，他于是建议我过另一种生活，我的一切难题都将随之迎刃而解。现在我只能指望他了。”

又停下了带子。

“怎么样，乌兰诺夫先生，这没使您想起什么吗？”

“没有，”我耸耸肩，“记者没有围攻过我。就轻轻地咬了我一口，大骂一通，就缩进了凉亭，没再露头。”

我的确没发现我和这个女作家间的共同点，没人抨击我天资愚钝，我的创作激情还没有干涸；而在艰难时刻有个记者向她伸出援助之手，就像卢托夫对我一样，这没什么惊奇的。每个人都有危机的时候，也几乎每个人或早或晚都会得到帮助。

“既然没想起什么，那我们接着看。”娜斯佳边说边按遥控钮。

现在屏幕画面丰富了一些，又出现了我的一个熟人——他是我的大学同班同学。我知道他现在在一家大报社工作。

“您的报上刊载了一篇署有您名字的文章《疯狂的稿酬》。实际上是谁撰写的？”

“这没有意义。我跟您解释了，有人出钱登的。”

镜头扫到报纸的一些条文。我清楚地看到了标题、标着蓝色下画线的段落。塔姬雅娜的名字和其后的五位数频频出现在上面。

“您能说出花钱登载文章的人的姓名吗？”

“我不认识他。他不跟我，而是同总编接触，但我见过他。”

“您能认出他的照片吗？”

“当然了，他的外貌特征很显著。”

特写镜头上是一双手正在我的大学同学的桌上摆放照片。我记不起他的姓了，只记得他叫沃伏契克。

“您看一看这里有没有那个人。”

“有。”

“您认出了他？”

“是的。”

“请把照片拿在手上，让观众看清。”

我眼前一黑。卢托夫从银幕上望着我。我还没意识到是怎么回事，镜头就快速地移了过去——一个报社记者，一大块篇幅的标着下画线的登报文摘。接着摆放照片，卢托夫善良的眼睛又一次从照片上注视着我，然后又是这套程序——报社工作人员，文章，照片……

“最后一个镜头，乌兰诺夫先生，忍耐一下，很短。”娜斯佳说。

塔姬雅娜重新出现在银幕上，她面前也摊放着照片。

“这些照片中有没有您认识的人？”向她提问。

“有。”

“这个人是干什么的？您怎么认识他的？”

“我不知道他的姓名，他没说。这个人就是想在刊物上恢复我的名誉的那个记者。他是惟一支持我、要帮助我的人。”

“请把他的照片指给我们。”

当我第十次在屏幕上见到卢托夫，我甚至都不感到吃惊。但我还是什么也不明白。

屏幕暗了下来，我仍坐在原地，呆若木鸡。突然头部一阵剧痛，心疼得抽搐成了一团。

“他向您许诺了什么？”娜斯佳问。

我说不出话来。理智拒绝相信发生的这一切。卢托夫不会欺骗我。就算他是个骗子，一个头号大骗子，可是他答应帮助我，就会信守诺言的。因为我再也没谁可指望了。我无处安身，又不能回到维卡身边——我无脸见她。留下来继续主持节目也不现实——我已宣布辞职，很快就有合适的人选接替我的位置。其他的节目组也不能接纳我——我臭名昭著。帮手死了，我无法把节目办好，新闻媒体大放厥词，我只好偃旗息鼓——谁需要这种人工作？如果我现在说出卢托夫，他会很不痛快，这种情绪会波及我准备去的危机中心，我将一无所有。

“乌兰诺夫先生，我再问一遍，卢托夫向您许过什么诺？”

“我不懂您说的话。”我费力地嘟囔道。

“您认识刚才照片上的那个人吗？”

“不认识。”

“您在撒谎，乌兰诺夫先生。您去过他家，这点他的妻子能做证。我知道，您非常喜欢这个人，不想令他恼怒。我尊重您的感情。所以我只作分析，而您同意就点一下头，不赞同就摇一下头——不过我希望您能正确地判断。某个组织觉得您对他们很有用，简直梦寐以求，于是开始策划反对您的行动。于是某个危机中心的头头来到您的演播室——您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演员卢托夫有联系。卢托夫迈出了第一步，和您交往，但看来没多久。随着对您的接近，他们开始有目标地采取积极行动。起初他们杀死了您节目组的经理安德烈耶夫和记者邦达连科，让您难过几天后，又派一个人——就在我们所在的楼旁——高明地上演了一出戏。这个人无论与刑侦处、与警察局都没有任何关系，但他却能让您相信您的妻子为了摆脱您，雇了杀手。这之后，死的恐怖时刻笼罩着您。您的生活成了一场噩梦，这时您想到了卢托夫，确切地说，他使您无法忘怀——您好好想想吧，乌兰诺夫。为了把您弄到手，杀死两个无辜的人，他们仍没罢手。为了使您跌落马鞍，他们杀害了两条性命。接受这种人的帮助，您不感到可怕吗？”

我不愿听她说。她在讲什么呀？说什么胡话！这一切都是设置的圈套？但为了什么？不，不，不可能。卢托夫是个善良、聪明、值得信赖的人，他不会牵扯进这件案子的，他只不过想帮助我。

“您在编织谎言，”我固执地说，“我不相信您的每句话。”

“那好，”她出人意料地轻松地赞同我，“请您说服我。我准备听听您的理由，但请您不要忘记塔姬雅娜——就是卢托夫利用新闻媒体给她使了绊子，然后又向她伸出援助之手的。请不要排除对这件事的评判。还有，假如我判断错误，谋杀安德烈耶夫和邦达连科完全是出于别的动机，那请您给我一个满意答复。是谁，又是出于什么目的编造出雇佣杀手事件的呢？”

我试图说点什么，可是脑子里乱哄哄的。说服她卢托夫什么过失也没有，这一切都与他无关，其实我明白，是我想尽力使自己相信。而事实却不是这样——谁也无法更改。

“您好好想一想，我再给您讲一个故事，”娜斯佳说，“塔姬雅娜的丈夫是二婚。他和前妻有一个十岁的美丽的女儿，报界开始攻击塔姬雅娜时，她与这个小女孩的关系也变得复杂了。小女孩又哭又闹，爸爸第二个孩子一出生，就不会再爱她了，是自然反应？大概是吧。爸爸，塔姬雅娜的丈夫，每天晚上下班都要去看女儿，安慰她，让她相信他是爱她的。突然，塔姬雅娜听说丈夫每晚不是到女儿那儿去，而是陪着穿着尉尔萨奇牌名贵西装的前妻——社交圈漂亮的交际花——到公司所属的豪华酒店。您想塔姬雅娜心情该多糟啊！恰好在她肝肠寸断时一个善良的记者主动来帮助她。您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吗？塔姬雅娜当面问丈夫是否和前妻一起去过酒店。丈夫一头雾水——他根本没去过那儿——一个不为我们所知的好心人不只是说见到过他，甚至详细地描绘了他的衣着。塔姬雅娜的丈夫想知道真相，就跑去询问前妻——形象点说，是逼供，结果问出一件令人感兴趣的事。她遇到了一个特别有钱的追求者，但他们很清白，是纯粹的业务关系。他甚至送给她一件尉尔萨奇牌西服，还答应给她一大笔钱，而对她就只有一个请求：挑拨女儿反对丈夫的第二任妻子，就这些。小事一桩，不是吗？但奖品却是一千多美金的西装。”

“别说了！”我不能控制自己，声嘶力竭地喊道。

绝望啃啮着我的心。天啊，怎么发生了这样的事？！

“您让我怎么办？您！使我丧失了一切！最后的希望啊……不要碰卢托夫，我恳求您！”

我满口荒唐话。虽然意识到自己在干蠢事，但却管不住自己的舌头。我丧失了理智。

“是！就算他故意安排的这一切，就算他杀了人，就算是他造成我和维卡离婚，使我失了业，但他已经犯下了错误，您懂吗？！事情已经发生了！只有一个办法才能挽回这一切——就是让我接受他的帮助。是您毁掉了我的这次机会。”

“我懂，”她轻柔地说，“我知道您很痛苦，乌兰诺夫先生，但我想找到准确的答案。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这么做？为什么他要您接受他的帮助？塔姬雅娜的事我能弄清——她是作家，(奇*书*网.整*理*提*供)出版她的书能赚很多钱；而您呢？为什么他需要您？除了您，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我不知道，”我失魂落魄地嗫嚅着，“我一无所有。卢托夫说他什么也不需要。的确，我以后的收入都归他们。但目前他么也不需要，我可以赤条条，身无分文地到他们那儿。”

“您预见到您将来会有一大笔收入吗？”她问。

“没有……从哪儿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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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没有什么不轨行为，很体面，找不到一点漏洞。”

尤拉骑在椅背上，像骑儿童摇木马似的，摇晃着椅子。这两天他忙着调查慈善基金会组建的危机中心的业务中心。业务中心位于莫斯科市郊，经营一家不景气的医院——现在借助基金会的资助，医院已正常运转。陷于生活困境，除了寻死再没有其他出路的人们来到这里；医生、心理医师、病理学家为他们诊治，根据他们所受的教育、职业和爱好安排他们就业，使他们恢复了生活的勇气，去爱他们，关心他们。大多数留在中心的人需要缴纳费用，但某些患者可以无偿得到帮助，如残疾人、军人、英雄母亲和失业人员。简短地说，一切都很像那么回事。没有冒牌货和招摇撞骗的，所有的医务人员都有文凭。

“在那儿根本无法展开刑事调查，”尤拉说，“基金会是国际性的，是钟爱慈善事业的私人组织，世界各地都有他们这种危机中心，这是私人产业。而深入私人组织，你也知道……所以，对不起，我只能尽力而为了。”

娜斯佳边听边若有所思地用圆珠笔敲打着一张没写字的纸。

“怎么，患者都禁锢在那里了？”她问。

“去你的吧！劳逸结合。有些人住在自己家中，到那儿只是去看心理医师和其他的专家。娜斯佳，那儿确实没有什么不轨行为，也很体面。”

“乍看是这样，”她肯定了他，“因为事实上有的患者为基金会赚到不少钱——他们都是经过专门挑选的，比如乌兰诺夫和我们的塔姬雅娜。调查，接近，然后为他们效劳，这需要有超人的道德凝聚力才不至于被暴露。因为没有什么束缚他们。即使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找到了给他们赚大钱的人，也无法证实是蓄意把这些人弄到那儿去的。你懂吗？人在困境中，当没有发生不可挽回的事时，我们伸出援助之手。不是他主动找我们的，我们迈出了相识的第一步，这有什么可耻的？我们见到人的危险处境，为什么眼看着他自杀？应当及时制止，否则我们的活动还有什么意义。并且我们组织的宗旨就是‘防止不幸’。很动听，是吧？我们警察也认为预防犯罪胜于揭露犯罪。是的，患者为他们赚到了钱，但这是他们心甘情愿的——首先是出于感激，其次是怀有基金会的理想，要尽力投入慈善事业，为世界上更多的人得到危机中心的帮助。固若金汤，尤拉，我们找不到任何漏洞。因为我们抓不住要害，找不出某些富裕的人陷入困境是他们基金会或中心故意所为的证据。这些患者的周围尸横遍地，忠实的妻子却被丈夫抛弃了，子女堕落成了罪犯和吸毒者，他们被驱逐出工作岗位，但是这一切，我们发现却和基金会纠缠不清。所以前景暗淡。我们能欺骗乌兰诺夫，把假造的带子偷偷塞进录像机，迫使他讲出——而事实上，报上的文章不是一个人花钱登载的，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他们。送给玛格丽特西装的不是卢托夫，而是另外一个人。伊拉的未婚夫又简直是神话人物，斯塔索夫在莫斯科的任何一个银行都找不到他的踪影，即使找到了，又能有什么用？追求漂亮年轻的女性，把心交给她，向她求婚，这难道违法吗？认错人也算犯罪吗？而他与基金会或中心的某个人偶然认识，这也不能构成刑事犯罪。罗列的间接罪证，证明不了什么。法庭对这种刑事案件会用破抹布擦掉。我和你，尤拉，永远也破不了这个案子了。如果，当然喽，偶然性是不会帮我们的忙的，惟一我们掌握的就只有卢托夫了，但我们能出示他的什么罪证呢？和节目主持人乌兰诺夫结识，然后，后者主动来寻求帮助——凭这不能坐牢。以记者的身份出现在塔姬雅娜面前，又能说明什么？他会说，在报上看到许多文章谩骂他喜欢的名作家，就征得中心的同意，在不幸尚未发生时援助她。为什么假冒记者？为什么不呢？他是演员，职业演员，他认为在跟女作家交往时这个职业更容易让人接受——因为他想引起她的注意。他还能怎么和她认识呢？噢，尤拉，当你费尽全力破一件案子，日以继夜地奔忙，‘绞尽脑汁’，直到理清头绪。理清头绪，结果又是一场空，没有确凿证据，一个罪犯也没上钩。假如我们能找到杀死安德烈、邦达连科、尤丽娅、伊涅萨或季姆的杀手，我们就能振作起来，但他们却跟中心有了瓜葛。哪怕抓到一个罪犯也好啊！你笑什么，尤拉？在想美事吧。”

“娜斯佳，你想要我卖给你一个绝妙的主意吗？那么你的梦想会成为现实。”

他有点像开玩笑，但眼神却透着严峻。娜斯佳慢慢把手放在桌上。探讨这个她都觉得可怕，因为了解她的老朋友，老同事，尤拉，能准确无误地猜出她的心思。

“尤拉，不行，”她坚决地说，“快把这个念头打消。”

“你怎么了，娜斯佳？我们会很顺手的，连根毫毛都伤不着。”

“说了，不行。千万要那么做，不然到死我们都不能原谅自己”。

“算了吧，你，”尤拉失望地挥了挥手，“你总是在飞的时候把翅膀折断。你今天脾气很糟，不太讨人喜欢，你去睡一觉，明天我们再谈。”

塔姬雅娜不慌不忙走出妇科诊所，她今天已经是第三次来这了。她步履艰难，小心翼翼地向前挪动，表情忧愁痛苦。坐地铁下车，她又换乘公共汽车。汽车站离家很远，塔姬雅娜慢慢走着，贪婪地呼吸着充满温暖的春天气息的空气。“新区的惟一优势，”她想，“有害气体比莫斯科中心少，虽然也能吸到一些。”快走到商店时，她更放慢了脚步，想是不是要买点东西回家。好像冰箱里满满的，所有必备食品都有。但要是漏掉了什么呢？偏偏又是某种好吃诱人的东西呢？怀孕期间，塔姬雅娜被突如其来的想吃到某种美味的渴望折磨着，一忽儿想吃海带沙拉——虽然过去吃过两次并不觉得可口；一忽儿——就像前不久——馋冰激凌馋得要命，平时她可对它敬而远之。

她走进商店，几乎一下就看到了那个目光善良的记者。现在她记住了他的姓——卢托夫。他正在奶品部买酸奶和布丁。塔姬雅娜决定不跟他打招呼，就停在靠门口的柜台旁。

“塔姬雅娜。”她听到了他的声音。

培姬雅娜回转身，礼貌地笑着。

“您好。您又来看望母亲？”

“是呀。我常在她这过夜。真让人感到惊奇，过去从没在这碰到您。您还好吧？”

“不太好，”她发愁地叹了口气，“健康出了问题。”

“您到底怎么了？”他同情地说，“病情很严重吗？”

“我担心出事。您知道吗？我这样年龄第一次生孩子是很危险的。况且又是超重，心脏不好。医生嘱咐我多加小心，情绪一旦稍有波动就会致命。简而言之，重重厄运降临到了我头上。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

“好了，好了，塔姬雅娜，”卢托夫温柔地安慰她，“别那么说。顺便问一句，您考没考虑我的建议？”

“我……您知道，我不知怎么对这件事不太上心。我身体状况很糟，全部心思又放在孩子身上。对不起，我并不想伤害您。”

“看您说的哪的话，”他友善地微笑着，“您要原谅我才对。您处在这种状况下，我还拿这些无聊的小事来烦您。您大概需要找一个好医生吧？我可以帮忙，我在医院有关系。”

“噢，不，谢谢您，我有这样的医生。但即使他也说对我的心脏无能为力。我得加倍小心，不能闹情绪，不能哭，不能神经质。反正不小心谨慎，就得死掉。”

她迅速掉转身，向出口走去。卢托夫没有追上去。

“我们有个好消息：塔姬雅娜面临着失去孩子的危险。所以我们只需做点手脚，就能促成这件事，神不知鬼不觉。”

“要是那样，就不用费力了，静等事态发展吧。”

“假如没有自然而然发生呢？突然她很顽强地顺利分娩呢？医生说她千万不能激动，发神经，受到惊吓。生活充满了意外，任何时候，任何地点都可能发生意外——惊吓到她或使她心情不好。她的状况会很糟，头晕，心脏病发作。这时就会出现一个带着注射器和药的医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盯住她。”

“好呀，你还指手画脚。头不在，你觉得自己有权了？过两天他回来就会对你发号施令的。”

“那可要好几天，亲爱的，不会太早。既然我现在说了算，你放老实点，照我的命令办，一个钟头后让医生带上药做好准备。至少三个人，三班倒，不能掉以轻心。在塔姬雅娜家附近昼夜监视。她一出门，就寸步不离跟上她。你们要是错过机会，我把你们的脑袋拧下来。”

今天娜斯佳总算在莫斯科自己的住宅过了一夜。公公的病情稳定了，挪到了普通病房，不允许昼夜看护，再说也没这个必要。

娜斯佳觉得房子像废弃没人住的，很陌生，特别是与刚刚修葺一新、窗明几净的斯塔索夫的家相比。“有什么办法，”她想，

“斯塔索夫有两个得力的家庭主妇，而这个家里只有她一个，既懒，工作又得从早忙到晚。可是这并不能算做理由，我确实做得很不像样。”

没有东西做晚饭——她已经一周多没在家住了，什么吃的也没买，而冰箱里剩的，要么过期了，要么能用也不卫生。油，色拉油，柠檬，像通常所说的，熬不了粥。“博士肠”残骸痛苦和孤独地抽搐着，甚至有些发绿，满脸愤懑，怪没人及时吃掉它。惟一可做的就是用凝乳熬养麦粥了。列沙怎么教她的了？好像热水和养麦的比例是二比一，用小火煮。好吧，我来试试看，可不要饿死呀。

把水坐到炉子上，娜斯佳进房里换衣服。她还没来得及脱下羊毛衫，电话铃就急促地响了起来。原来是她的大学女友打来的。她们很少通话，但这些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女友列娜嫁给一个出色的律师，但娜斯佳不认识他，也没同他见过面。

“娜斯佳，对不起，我没提前跟你打招呼。我需要你的帮助，”她说，“你还在刑侦处工作吗？”

“还没被赶走，”娜斯佳笑着说，“你遇到什么难题了？”

“我需要找一个人，你能帮忙吗？”

“要着你找他的原因。”娜斯佳谨慎地回答。

她不喜欢这样的请求，因为她知道即使最好的朋友也会以这种方式使你陷入复杂的境地。

“这……不，不是这样。我不想说……”

列娜不吭声了，娜斯佳觉得她好像在哽咽。

“怎么回事，列娜？”她惊慌地问，“你在哭吗？”

“瓦吉克死了。”女友在话筒里痛哭失声。

瓦吉克？这是谁？啊，对了，这是她的丈夫，娜斯佳想起来了。那可真不幸！

“请原谅我，”列娜尽力止住哭泣，继续说，“我不想对你说，一说我就想哭；但不说你又不会明白。”

“没关系，不要道歉。他是怎么死的？”

“汽车……他失事了……车毁人亡。现在，对不起……”

话筒里传来抽泣声，深深的叹气声。

“好了，”列娜已经平静些了，“我好了，从出事，每次都这样，一说到它，就会流泪。怎么能不说呢？给他打来的电话，我能怎么回答呢？说他出去买面包了？好了，别烦你了。总之，这是一场恶梦，但我挺过来了。瓦吉克随身带的材料也一起烧毁了，但家里还有一些。不全，但毕竟还有一些。他在‘戈尔什泰因股东集团’律师事务所工作。他们和国外合作伙伴经常有业务往来，瓦吉克没能办完的案子显然转交给了伙伴。但有些任务他是单独接的，独自完成的，瞒着所里，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懂。这和你要找的人有什么关系？”

“完成这些任务的酬金很高，因为保密性极高。而我现在手头拮据……我决定做瓦吉克没来得及做完的事。我指的是这些保密的任务。我好歹是个学法律的，干吗不试试呢。于是我钻进他的材料堆，找到一张寻找居住在俄罗斯的继承人的定单。他的确没完成定单。我想借助你的帮助……这没有一点坏处，是吧？”

“是的，”娜斯佳同意她的看法，“一切都很合理。那为什么你断定你丈夫没完成这定单？我和你动用我们全部的聪明才智，找到一大群有关的人，突然却发现这个信息毫无用处，因为瓦吉克已经找到了继承人，并得到了酬金。”

“不会的，我敢肯定。他完成的定单都封好在档案袋里——他是个非常有条理的人，每张纸都放得很整齐。我找到的那些纸张放在档案袋里，是当前要处理的，还没有封。怎么样，娜斯佳？你知道，钱可是很有用的。”

“那当然了，列娜，没有钱太难过了。你说，都有了哪些情报。”

边用肩夹着电话筒，娜斯佳边认真记录女友口述的话，并随时补充一句，她明天应给谁打电话，应去哪，才能尽快找到多年前离开莫斯科的那个人的亲属。

放下话筒，她来到厨房，糟糕地发现做养麦粥的水快烧干了。她重重地吁口气，只好从头再来。往锅里倒上水，这次比上次多，坐在火上，就去洗淋浴了。

任热水起劲地冲洗，她咀嚼着列娜说的话，多么奇怪的人啊！差不多世纪初，还是在革命前，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带离了俄罗斯，躲开了布尔什维克的进攻，不想与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亲戚有来往；在西方成了一个大企业家。积攒了大笔财产，九十二岁的高龄就要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时，突然在弥留之际想起儿时的玩伴是同一曾祖的兄弟，是同龄人——他依稀记得好像是同龄人。兄弟留在俄罗斯——因为不赞同亲戚对历史前景的悲观看法，认为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但是据我们所知，一切都还是老样子。九十二岁高龄的加籍俄人德姆科韦茨被儿时兄弟的回忆熬煎着。同时一大群亲戚聚集在他的床榻前，准备瓜分他的遗产。不知为什么他极其厌恶他们，他对所有人直言不讳地说，他想着他们，就遗赠给他们一点点（维持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其余的留给俄罗斯的曾祖兄弟的后代或他自己，如果他死不了的话。当然怀疑警察在其临死时会做出蠢事，但医院没有证实这点，亲戚没有及时出手，结果遗嘱已定好了。不得不履行死者的遗愿。假如俄罗斯继承人在死者死后一年仍没找到，那么所有遗产将留给加拿大的继承人。遗嘱做了这样的规定。并且，明智的德姆科韦茨，预见到寻找兄弟一家的重重阻碍，专门在遗嘱中指出，他的律师找到俄罗斯继承人，就会得到一大笔酬金。老人希望律师把地球翻个遍，不要在太阳下打盹。

这些律师求助列娜的丈夫共同寻找，答应给一笔可观的奖金。如果列娜赚到这笔钱，而几百万美元的好运又落到那个俄罗斯继承人身上，这有什么不好呢？皆大欢喜。当然，除了加拿大的亲戚之外。

沉浸在自己想法里的娜斯佳又忘了熬粥的那点水。突然想起后她吃了一惊，痉挛地用长绒手中搽干身子，披上睡衣，冲进厨房。水早已经开了，但幸好还剩下很多。

她好不容易等到粥熬好。几天没好好吃饭了，娜斯佳美美地喝粥填饱了肚子，钻进被窝，很快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醒来后她有种奇怪的感觉。她一点也记不起都梦见了些什么但却有一种感觉……无法说得清。常见到这句话“她感应到了”。你读到这句话，会觉得是骗傻瓜的神话故事，可现在娜斯佳觉得这却在她身上应验了。她感应到了。

这她连想都不敢想。

“没有的事。”洗漱时，她使自己确信。

“这不可能。”她想。她手里拿着颤动着的、发出震耳嗡嗡声的咖啡磨。

“这是我的幻觉。”她往咖啡磨里加着水。

“这是偶然，仅仅是一种巧合。”把香啧啧的咖啡倒人了陶瓷杯子。

“命运不会送来这么好的礼物，这简直太容易了。”吞下两口热乎乎的咖啡，她无精打采的身体为之一振。

“应当得到命运的赏赐。而我却没得到过。”吸完早起的第一支烟，她舒服地使劲伸了第一个懒腰。

“我干吗这么苦恼呀？”她大声地说，从自己的声音里她感到了信心，“应当先检验再确定。就这么办。”

伊拉已经忧伤两天了，房间里再也听不见她银铃般的嗓音。她一字不落地听塔姬雅娜和斯塔索夫讲完未婚夫的诡秘行径。这个打击使她难以承受。

“为什么你们两个都认为他是故意诽谤斯塔索夫呢？”伊拉擦拭着不断涌出的泪水，说，“他只是认错人了。这种情况每个人都可能碰到。”

“伊拉，他没认错人。我的衣服和丽塔的西装他描述得一点不差。在饭店见到有人跟我面貌相仿，又是和一个长得很像玛格丽特的女人在一起，并且穿的衣服也说得一点不差，这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有这样的巧合，”斯塔索夫大概是第二十次耐心地对她说，“我知道你很喜欢他，你爱他，但有什么办法，孩子，应当面对现实。他今天给你打电话了吗？”

“打了。”伊拉抽泣着。

“约你了？”

“没有。他有事离开几天。”

“你可以相信他再不会给你来电话了，”塔姬雅娜插嘴，“你有他的电话吗？”

“没有。”

“他姓什么，你当然也不会知道了。”

伊拉心情压抑，默默不语。塔姬雅娜知道自己的亲戚在想什么。我们都是事后聪明。如果这个人每天都陪着你，干吗要给你电话呢？如果他含情脉脉地望着你的眼睛，献上一束束名贵的鲜花，带你去豪华饭店，向你求婚，承诺去迈阿密度假，干吗要知道他的姓氏？突如其来的幸福会使人感到飞上了九重天，连自己姓什么都会忘得一干二净。伊拉又那么痴情……那么忠贞。真不忍心看着她痛苦。

“听我说，娜斯佳要介绍男友的事怎么样了？”当伊拉出屋的时候，斯塔索夫小声地问。

“她要把米沙介绍给伊拉，”她说，“米沙小伙子不错，是单身，人聪明，外表又帅。你是不是觉得应该让伊拉解脱出来？”

“唔……能不能使她走出低谷，试试总可以的，”斯塔索夫含糊地答道，“万一他们很合得来呢？”

秘密商谈被打断了——伊拉走了进来。她无力地坐在电视前，开始不断地“在频道上跑马”。塔姬雅娜最不能容忍她的这个坏习惯，但今天也耐着性子，什么也没说。

“莉丽娅好吗？”伊拉突然问，眼睛仍盯着屏幕，恰好电视上正播放又一轮德克萨斯式的审判。

“她很好。”斯塔索夫说。

“你们要去海边吧？”

“当然，我已经答应她了。”

“玛格丽特也一同去吗？”

“不，她不和我们去。”

“难道她真的会为了什么西装去打小孩子的主意？这我不能理解。”

“伊拉，别把她和你比较。玛格丽特完全是另外一种类型的人。她善于社交，经常在电影圈里混，对于她来说，一千美元的西装好比一张名片，上面写着她的成功、她的身价。——她从来没给自己买过这么贵重的西服。但请你相信，她没料到莉丽娅哭得那么凶。她以为女儿只不过是在生闷气，想常见到我。当莉丽娅开始无休无止地号啕大哭，玛格丽特也不知所措。可没退路了——说出的话泼出的水；西服也已经挂在柜子里。上帝与她，玛格丽特同在，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不管怎么说，这太残酷了。不能这样对待一个孩子，”伊拉仍按刚才的姿势坐着，说，“即使对一个大人也不能这样做。”

她又哭了起来。这次哭声很低，只是泪水如注。斯塔索夫和塔姬雅娜只能看到她的肩膀在耸动。他们没有安慰她。有什么用呢？她很痛楚，这很显然。但每个人的痛苦都应当自己去承受、去习惯、去克服。

他跟在她身后已经一个多小时了。塔姬雅娜，看来，的确身体很糟，因为一个多小时才走了不远，还不时坐在长凳上休息一会。在这个新区尾随她很困难，得保持一段距离。人不多，街道上还没有亭子和长椅，视野开阔。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塔姬雅娜很走运，马上需要救护，这就是一个绝好的机会。他会第一个出现，成为附近惟一的一个医生。

塔姬雅娜停了下来，一只手扶着树，另一只手擦拭着额上渗出的虚汗。站了一会，又继续前行。他很欣赏这个拖着笨重身子的病歪歪的女人的顽强劲儿：尽管很虚弱，却仍坚持出来散步。

她走到拐角，拐了进去。这是她的老路线。他知道再往前是一条笔直的街道——不能走得太近了。应当等她再走远一些，免得被她发现。

他放慢脚步，这时从塔姬雅娜拐进的街道传来自远而近的马达轰鸣声，紧接着是刺耳的急刹车声和女人的尖叫声。他像箭一样冲向拐角。

他们等待的机会终于到了！塔姬雅娜双手捂着腹部跪在车道上。她前面停着一辆敞开车门的红色的“日古利”轿车。一个穿着紧绷得令人不可思议的弹力裤的女郎，朝塔姬雅娜弯着腰，好像要扶她起来。几个行人包围了出事地点，感叹着，摇着头。

他快步奔到跟前，推开女郎，伸手拉住塔吉雅娜的手腕。

“我是医生，”他尽可能让他的声音听上去使人信服，“发生了什么事？司机在哪儿？”

“我就是，”穿弹力裤的女郎尖声尖气地说，“这不能算到我头上，这里不限速——她想抢在我车前过马路……”

“车开得像发了疯！”旁观的人群中有人愤怒地说，“怎么不感到差耻！怕赶不上自己的葬礼呀？！”

“可这儿连个人行道都没有，”女司机为自己辩解，“我怎么知道她要过马路？”

女郎和行人对骂着。围观的人见没什么意思，没人送命，就悄悄地散去了。

“车伤着您了吗？”他摸着脉，很正规地问。脉搏还算正常，就是有些快，很微弱。

“受了点伤，”塔姬雅娜声音颤颤地说，“我吓坏了。”

“撞在哪儿了？”

“大腿。我头晕得很，我大概走不了了。”

“别担心，”他安慰道，“我扶您到那个长凳那儿，我给您打一针。稳定一下心脏，很快就好了。”

他扶她站起来走到路对面。那儿果真有一张长凳放在浓密的树阴下。

“您真的是医生吗？”她艰难地靠着他的手臂，问道。

“是的。我在‘急救’科工作。业余时间给退休人员打打针，赚点外快。”

他扶她坐在凳子上，打开背包。

“所有的药品我都随身携带着。找我看病的退休人员患的大都是心脏病和心血管病。您需要的药我都有。”

他不动声色地环顾一下四周，确信谁也不会注意到他们。太顺了！无论以后发生什么事，都可以描绘成车祸，摔倒，被撞，受了惊吓——造成孩子流产的原因有一大堆呢。

“请挽起袖子。”他拿出小瓶安瓿剂和注射器。

塔姬雅娜解开漂亮的蓝白相间的风衣袖口，裸露出手臂。他飞快地瞟了一眼四周。街上又空荡荡的了，只有那个撞了塔姬雅娜的女郎仍站在红色的“日古利”旁，脸都吓白了，好像比被撞的人还紧张。

“用不用送她上医院？”她喊道。

“不用了，”他大声答道，“一切正常。您走吧，只是别再开飞车了。”

女郎犹豫了一下，然后上了车，慢慢把车开走了。他用酒精棉擦拭着注射的地方。

“您瞧，很快就好了。您好多了吧？”

“不，”塔姬雅娜突然面部发青，“好像更糟了。”

“没关系，没关系，现在……瞧您的静脉看得真清楚……”

他手里拿着注射器，开头不明白为什么针扎不上静脉——手不听使唤，不能动弹，后来反应过来是有人一左一右扭住了他。那辆红色的“日古利”又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从车上跳下一个女郎，迅速跑到他跟前，小心地从他紧攥的手里夺开注射器。“日古利”的后门敞开，下来两个男人，朝这儿走来。

“开始吧，”其中一个心情沉重地吩咐着，“瓦丽娅，你把塔姬雅娜送回家再返回来。高里亚，拍照了吗？”

“一定照办。”他看不到这个人，因为答话的人站在他的身后，紧紧扭着他的胳臂。

“很好。伙计们，快点保护好现场，把所有注射器和安瓿剂贴上标签，经管好。先生，您是否能告诉我们，您要注射的是什么药？”

他当然没做声。但他意识到这只能蒙混一时。他被捕了。啊，你呀！活见鬼！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难道是他们把他诱进陷阱的吗？

娜斯佳不记得，她从前曾否这么大声嚷嚷过。她不是在激烈地谴责，可她的嗓门大得连她本人都难以置信。

“你怎么能这么做？！你怎么敢这么做？！拉一个孕妇配合破案！你头脑还有一点理智吗？”

科罗特科夫很无奈。他内心深处也承认娜斯佳是对的，但他笑不出来，只是咧了咧嘴。

“你喊哪门子呢？”他像劝一个孩子，“你这么大声做什么？是塔姬雅娜提出这个想法的，她丈夫斯塔索夫又支持她。你也了解瓦丽娅。她开车时间要比走路时间长：据你的情报，她十八岁就已经是消防协会会员，并系统参加过各种飞车绝技影片的拍摄。导演这么一幕场景，对她来说是小菜一碟。安全保障系数是250%。塔姬雅娜所做的只不过是在指定时间悄悄跪下而已。你发什么神经？”

“要是突然发生意外呢？突然她摔倒了，被车撞了，受惊吓了？您想过这些吗？”

“但她并没摔倒，也没被车撞，”科罗特科夫辩解着，“娜斯佳，别破坏我的心情。你不是渴望找到哪怕一个凶手吗，我这不轻而易举给你弄来你梦寐以求的玫瑰了，你却还不称心。他背包里装满了毒品，想借此弄掉塔姬雅娜和斯塔索夫的孩子。现在你可以掐住他的脖子，逼他招供，就会揭开包括基金会在内的所有疑团。好了，娜斯佳，别赌气了。我们得手了。”

“这下他们才称心如意了，”她仍气咻咻地埋怨着，“你们这些不幸的倒霉蛋。我就不信没人治你们。”

“怎么没人？这个科洛布克是干什么吃的？在他手下，有我们好受的。所以，你，我的朋友，暂时可以歇一歇了。”

我不明白她在说些什么。什么遗产？什么几百万元，妈妈是提起过我的爷爷有一个远方亲戚，早在革命前就侨居在国外，从那以后音讯皆无。妈妈连他们的姓氏都不记得了。

“您爷爷的堂兄弟把所有遗产留给了您母亲，就此而言也就是留给了您，因为您的母亲没有行为能力——您是她的监护人，是她死后的继承人。基金会与被继承人的律师达成协议，以私人方式，通过莫斯科的一个律师寻找继承人。这个律师刚刚查明您和您的母亲是继承人，就被收拾了——他没用了，留着又很危险，因为他知道真相。接着就对您下手。现在您明白了吧？”

“我不能……我不能相信这些。”

“您被逼无奈，”娜斯佳温和地说，“卢托夫说您可以赤条条地来危机中心，您以后的收入将归他们所有，是别有意图的。这就是您将来的收入。为了这笔收入开始了他们的行动。您只要写一份正式保证书，委托基金会的律师支配您的全部财产，一切就收尾了。我们俄罗斯与此不同，但在西方就是理所当然的。而您的遗产继承恰恰是在西方进行。您会说英语吗？”

“不会……”

“法语呢？”

“也不会。我学过德语。”不知为什么我补充了这点。

“您瞧。假如继承人的律师是怀有强烈好奇心的人士，那他很快就能骗取您的信任，您什么也来不及体察。他们通知您，您疯了二十年的爷爷在自己的住地给您留了一幢用来招待客人的小楼，您得签字申明不想得到这所房子并赠给慈善会，来帮助陷入危机处境的人们，事情就了结了。您就永远不会知道您实际损失了几百万。这就是卢托夫接近您的原因。”

她早已经离去，我还坐在我们上次见面的集体农庄广场的咖啡屋里。我的生活怎么了？它成了一副什么样子？

几百万美元。我拿它做什么呢？也许，可以开创自己的事业，但是我没能力，对此不感兴趣。我不是领导人物，我只是个记者。可以靠这笔钱无忧无虑地生活。只是去生活……怎么生活？怎么生活？

据说，仅仅把大脑给养通路堵塞三分钟，就会发生不可挽救的遗憾，人会终生残废。我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几天前我还是个活死人，但我再也不能活过来了。我失去了维卡，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工作。我根本就不想过这种生活，甚至丧失了活的勇气。这几星期足以使我失去和周围生活的联系。在我对维卡所做的一切之后，我不能再爱，也不能爱她；在卢托夫对我做一切之后，我无法再相信任何人；在我对自己的生活做了一切之后，我无法再活在世上。

一切都毫无意义，一切都令人乏味。我不可能有任何“明天”，因为我昨天已经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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