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他们让他去坐"老虎凳"，把他的腿绑在凳子上，在他脚下加砖头，一块一块，豆大的汗珠从他苍白的脸上滚落下来。他强忍剧痛，狠命咬住嘴唇，鲜血从唇边淌下。他知道同志们夜不成寐，正在暗处倾听，为了不让他们难受，直到双腿被压断，他都没有呻吟一声。

刽子手又将他的手绑在一把特制的椅子上，往他指甲里钉竹签，竹签碰到骨头，碎裂了，再一根一根抽出来。十指连心，极度的疼痛使他一次次昏死过去，每次他被冷水浇醒，敌人得到的回答都是"不知道"。

敌人还不肯罢休，他们又押他去上电椅，电流通过他的全身，一分钟足足有一个世纪那么漫长，刽子手们经验独到地控制着开关，不让他失去知觉，却让他痛楚不堪，他的血脉，他的心脏，他身体的每一细胞都难受到了极点，年轻人呼吸困难，冷汗淋漓，脸上毫无血色。但他始终不吐真情。

最后，英雄被拖到一间黑暗的地牢里。当他一眼看到一只火苗蹿得正旺的炉子时，不由得浑身上下打了个冷战，但他义无反顾。刽子手将他绑在炉子边的一根柱子上，接着他们将一块烧红的烙铁压在他胸前。

他的肌肤触到滚热的铁块马上变得焦黑，屋里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异味，刽子手们丧心病狂地大笑，将烙铁压得更重，他的皮肉吱吱作响，其惨烈实非人类能够承受。年轻人再也忍不住了，大声惨叫。在绝望中，他默默乞求上天赐他一死，无论何种死法，只要能死得成，对他都是解脱。但是，天地绝情，了无回应。

酷刑还在继续，一块铁凉了，他们又换上第二块，大腿、腋下……英雄已体无完肤，奄奄一息。末了他们把通红的烙铁举在他眼前，威胁说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如果再不坦白，他便得悔恨终生。英雄竭尽全力说他实在没什么可交待的，话音未落，伴着一声不由自主的绝叫，他两眼一黑……

草间平地卷起一阵狂风，飞沙走石，吹落了天上两颗最明亮的星辰。从此以后是永恒的黑暗……敌人终于放心了，他们不相信血肉之躯可以经得住这番酷刑而不吐露实情。就在敌人放松警惕的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营救计划大获成功，所有的政治犯全都越狱进山。但我的英雄却被单独关押在一个秘密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从监狱紧张的气氛中，英雄知道计划已如期完成，他所受的的痛苦有了回报，他在世上最后的一个愿望得以实现，他的心坦然而满足。虽然知道敌人不会放过他，一定会拿他来报复的，但他毫不畏惧。随他们如何处置，他都欣然以对。不论他们让他怎样死去活来，他能失去的只有一条生命。

黎明将至，他从容就义。押赴刑场前，没有历代死囚被赐予的最后一杯烈酒和最后一餐好饭，我的英雄不需要这些来帮他面对死亡。他脸上带着微笑，虽然看不到东方划破黑暗的第一线曙光，但他已分明听到了远处隆隆的炮声，解放大军的队伍正势不可挡地迫近。新中国，像一个弥足珍贵的婴儿，就要诞生。

***

到了这儿，我的英雄梦似乎已告一段落，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故事其实没有什么条理，只是为了叙述方便我才把它组织成目前的样子。原先我的梦既无开头，又无结尾，各种不同的场景漂浮交织在一起，像银河系里的星星，等着我去将它们一颗一颗地摘取，以想象和激情赋它们予生命。之后我再放手，让它们飘向太空，奇#書*網收集整理其面貌就有了些小小的改观。每次我读了一本书，看了一场电影，或从别人那里听来一个故事，我的梦便会增加几段情节；而原有的场面，若久置不用，便会黯淡，失去分量，终至消泯。所以这故事流动不定，英雄的身分也时有不同。头天他是一个痴情的恋人，第二无他会变成一个小女孩的相依为命的父亲，有时他是一介贫寒的书生，有时他是海员，在远洋轮船上做苦工。不论他以什么身分登场，他总是历尽艰辛磨难，年纪轻轻便绝命人间。那时我简直不能想象我的英雄会活到30岁。

多亏有了这个英雄，几年来我过着双重的生活。在现实世界中，我和其他人一样上课下课，吃饭开会，上劳动课。我敢说我显得挺正常的，至少没人觉察出我有什么古怪。与此同时，我的全副身心却沉浸在一个遥远的梦里。日日夜夜，我走到哪儿，这个梦就跟我到哪儿，像一件无形的黑丝绒披风，包围着我。在这美妙的梦境中，英雄与我浑然一体。他的疼痛使我的肌肤为之战栗，悲苦伤着我的心。而这伤心却又那么甜蜜绝伦，这痛苦令人销魂。我兀自扮演着英雄的角色，忘了孤独，不再自卑，甚至忘了自己是女儿身。我既可以扮演女人，也可以扮演男人。我永远与我的英雄同行，他的成就，亦是我的荣光。我简直无所不能，只要我的想象力还没折断翅膀。

经过深挖第三层思想，我明白耽于幻想是件非常危险的事。转眼的功夫，就会大错铸成。但我甘愿冒此大险：试想如果生活中没有了这个英雄，一切将会变得多么乏味和冰冷，这样的生活又有什么意趣？于是我放任自己在梦中与他相悦，一直到"文革"的来临。

1966年夏，有几个月我忙于革命，无暇顾及这位英雄了。其实在那段时间里，我的头脑全被另一位英雄的形象填满。这位英雄不是出自我的幻想，而是真实的历史人物：他便是毛泽东。"文革"前不久，毛的故事的开始在我们中间广为流传。

毛出身于湖南一个农民家庭，年轻时便赍怀了改革中国的雄心壮志。为了将来的斗争需要，他奋发读书，不但在课堂上，更多是在图书馆里自己阅读思考。他和他的朋友们故意在闹市中读书，训练自己集中思想的能力。有时他们一天只吃一餐饭，露宿在湘江边，为的是锻炼体魄和意志。狂风暴雨或烈日炎炎的天气，他们脱去外衣进行"雨浴"、"风浴"和"日光浴"。有一年夏天，他和一个朋友在湖南省内徒步作社会调察，走访了三教九流各阶层的人士：农民、商人、僧侣、县官、儒学家、算命先生……他们两人身无分文，以考验自己在恶劣环境中的生存能力。而他们的心胸却如此宽广，直可以拥抱整个世界。

这些故事使我怦然心动，这才是年轻人应具的情怀：充满创意、激情和友爱！和我们在一零一中所面对的现实真有天壤之别。在这儿，一点儿独立思考或创新举动都被视为异端。在遵守革命纪律的名义下，我们的自由全被剥夺，友谊也因分数上的无情竞争而遭扼杀。但是这些还不足以说明我在文革初期为什么如此热爱毛。

我敬爱他是因为他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在过去40年间，他有6位家人罹难：第一位妻子杨开慧是他恩师的女儿，杨开慧在1930年被国民党逮捕，当时毛正在井冈山打游击。敌人对她说只要她公开断绝与毛的关系，就可以释放她，被她严辞拒绝，遂遭杀害，时年29岁。

杨开慧牺牲26年后，毛写了一首美丽的"蝶恋花"词纪念她。词里毛想象她就义之后，英魂飞上太空。在月宫里，吴刚为她献上桂花酒，而嫦娥则舒卷长袖为她翩然起舞。

除了这首词，我对毛的私生活和他与杨开慧的关系知之甚少。但这不成问题，我尽可以动用我的想象来填补空白。我似乎看到了他的不眠之夜：孤灯一盏，夜雨淋铃，萤火虫把他的心绪牵向他生离死别的爱人，思念的泪从不肯让人轻见……

除了他的妻子，他的弟弟毛泽民、大儿子毛岸英也相继为革命牺牲，毛泽民于1943年为新疆的军阀盛世才所杀，毛岸英则由毛亲自送上前线，死于朝鲜战场的空袭。毛与杨开慧还另有两个儿子，一个在杨牺牲后失散，另一个被迫害得精神失常。

我听了这些故事后深为感动，此后便以两种不同的方式热爱着这个人。和当时全国人民一样，我尊其为赋予大地万物以生命的红太阳，他是我们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1966年他虽是72的高龄，仍然伟岸健硕。他额头丰满，神采奕奕，透着一派伟人的睿智、健康与从容。

而在这个形象后面还有另外一个毛泽东，他是一个15岁少女暗恋的偶像。他永远年轻英俊，身材削瘦颀长，头发乌黑，眉心微攒，也许他在思索中国的未来和人类的命运？亦或正伤悼他早逝的妻儿？他重重的双眼皮，眼神温和，甚至带点忧郁。这个形象，全然不是光芒四射的太阳，而是一个有血有肉、会受伤害的人，一个悲剧英雄。像普罗米修斯，他把火种播向人间，自己却不得不忍受着宙斯的怒谴，被锁在高加索的山顶，肝脏夜夜受恶鹰的啄食。但他义无反顾，九死不悔。

我愿为这样的英雄作任何牺牲：去睡在墓穴里，喝下一瓶毒药，将利刃刺进自己的胸膛。是像朱丽叶那样殉情么？不对不对，我是说我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为了捍卫他的革命路线，上刀山下火海，在所不辞。我的身体可以被枪弹射穿，骨头可以被砸成粉末，但我的一颗红心海枯石烂也不会改变，即使在生命的最后一息，我仍要高呼"毛主席万岁！"

比较这两种热爱，我不知哪一种更为强烈，我只知道当它们的能量汇集之时，我便好像成了一块燃烧的火炭，熊熊地散发着太阳的光焰。当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满天星斗便悄然隐人苍穹。开始我根本不曾意识到我梦中的英雄已被我遗忘，直到有一天，他不期然而然地又出现在我的梦里。

这时我在参加一个批斗大会，记得早些时候我曾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参加过这类集会。是6月还是7月，批斗的是谁，我已全然记不得清楚。（1966年从早到晚就是开这些大会，挨批的人数不胜数。过不了多久我就将它们全弄混了。）我只记得那天晚上一直下着瓢泼大雨，会议连续进行了好几个小时。大雨淋在来自北京各地八千人的头上，真像是火上浇油，随着一声声霹雳，"打倒某某某"的口号响彻云霄。愤怒的人们还时不时冲到球场中间对小一排黑帮们拳打脚踢，并拼命按他们的头。发言被迫中断，反正也没人在听。

批斗会仍在继续，我在雨中从头到脚瑟瑟发抖。为什么会感到这么冷呢？不是冷，是害怕。我不明白这些人何以对我充满仇恨？我做了什么坏事？哦，对了，昔日的革命者现在就是走资派，我们过去的奋斗牺牲现在全成了罪状。我的四周群情激奋，人们高喊着：砸烂狗头！炮轰！油炸！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你永世不得翻身！

革命群众把我团团围住。他们拽住我的胳膊，将它们扭在背后，把我的头使劲按低。这是有名的喷气式。他们解下皮带，用力抽打，结实的军靴踢在我的背上，旧日的伤口再度开裂。那是过去敌人留在我身上的创伤。我想开口说话，但我没法说，满嘴都是鲜血，而且根本没人要听我的。我的脖子上挂了一块沉重的木牌，上面写着我的罪行。细细的铁丝嵌进我的肉里，我并不感到疼，但我流泪了。过去我被敌人摧残得死去活来，从来都流血不流泪。如今我挚爱的人民对我恨之入骨，怎能让我不悲哀？"人们啊，我爱你们！你们被党内一小撮机会主义分子蒙蔽了，你们危险哪，党和国家危险哪！擦亮眼睛好好看看。巴！认清那些暗藏在你们身边的敌人！"我不在乎自己的性命，但我得捱过这一轮羞辱折磨，活下去，有朝一日我会重新获得人们的信任，把事实真相告诉他们。革命的伟业万不能付诸东流……

我的英雄就这样又回到我的梦中。其后，我白天想着毛，晚上则与我的英雄同在。这两位我挚爱的人儿似乎势同冰炭，不能相容，害得我开始患上了失眠症。

13　在风暴中心

1966年5月至12月间，也就是文革最初的7个月，我所经历的一切使我终身难忘。奇怪的是在当时，我几乎第二天就忘了头一天是怎么过的，身边发生的事实在太多了，形势变化太快，我太激动，大欢欣鼓舞，太忙，太累，太糊涂，太不知所措……但这些当时忘却的情景并非一去不复返，有些事后来偷偷地潜回我的记忆中，使我蒙受莫大的痛楚和羞辱。我敢说这7个月是我一生中最不堪回首的日子，却又是最令人怀恋的日子。此前我从没对自己有过这么良好的感觉，此后也再不会有了。

"文革"一开始就使我激动，令我神往，是因为我突然感到思想解放了，说话自由了。过去一零一中的老师兢兢业业地教育我们，出数学、几何、化学、物理中最难的题来给我们做，然而我们的智力提高了以后又如何？比如说我们从来就不可以质疑老师得出的结论，如果有人胆敢这么做，即使他说得完全有理，也会被扣上骄傲自大、不尊敬老师的帽子而受到批评。与领导意见相左那就更不得了了，各级领导都是代表党的，反对他们就意味着反党，这个罪名足以把人送去劳改，关进监狱，甚至判处死刑。

如此，老师们制造着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想把我们培养成聪明的、理性的、有头脑的人，另一方面，他们又强迫我们做老师的小绵羊。他们这么做，实际是栽了一棵病树，不久就会尝到结出的苦果了。

"文革"在1966年5月爆发，我感到自己活像传说里的孙悟空，被一座大山压了整整500年，现在终于自由了。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解放了我们，允许我们造反。作为一个学生，我第一个要反的便是我们的班主任林老师，她除了教书还管我们班上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天天叫我们要又红又专，德智体全面发展。

班上其他同学可能还会以为我是林老师的红人儿。她教我们语文，时不时会在班上念我的作文，这倒不假。（当然，只有她和我知道即使是这些范文，她打的分也不会高过85，由此可见班上其他同学的分数会有多么令人沮丧。）她还选我作语文课代表，说明她对我这方面的信任。虽如此，我仍不喜欢林老师，她曾当众羞辱我，让我耿耿于怀。

我认为林老师就是毛主席所说那种与学生为敌的人。1965年我们去北京石景山首都钢铁公司劳动，有大晚上，突然有地震预报，上面让我们都坐在户外等消息，不得进屋睡觉。半夜时分，不见动静，凌晨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夜长得了无尽头，在冰凉的水泥地上坐了这么一夜，我昏昏欲睡，疲乏不堪，那时唯一的愿望就是放我们进到宿舍里，倒头睡一觉。我几乎是脱口而出地咕哝了一句："唉，怎么还不地震呢？"

谁料想这么一句有口无心的废话叫林老师听了去！她突然提高嗓门教训起我来：

"工人和贫下中农会说出这种话来吗？你想想地震会给国家财产造成多大损失，会有多少人员伤亡，你居然在盼望地震！只有阶级敌人才盼望地震！你的阶级立场站到哪儿去了？你到底还有没有一点儿无产阶级感情？……"

她滔滔不绝地说呀说，尖锐的声音驱走了每个人的睡意，不但我班上的同学听到，其他五个平行班的学生也都听到了。当时所有的人都在外面坐着，所有的人都将目光投向我们。300双眼睛！我无地自容，只感到脸颊在发烧。我真想为自己辩解，想对林老师说她的话虽然听上去有道理，但我从来没经历过地震，根本想不出地震是怎么一回事，我只是困得实在支撑不住，想让整件事早点过去，而且我说话的时候半睡半醒。我根本不是盼望地震！

其实我最想对她说的是我看穿了她的用心，我这句随便发发的牢骚话像一片轻烟，本可一下散在晨风中无影无踪，现在却被她揪住这么大惊小怪地做文章，她无非想在其他老师同学面前显示她的政治觉悟，将来好借此作为政治资本来兑现。也就不管我有多么难堪，多么下不来台

当然如果我作如此顶撞，我大概是活腻了。这样一来我的麻烦还有完吗？我把转到了舌尖的话强咽回肚里，低下了头。热泪直欲夺眶而出，那是忿怒的眼泪，委屈的眼泪。我狠咬嘴唇，将它们忍住。林老师，咱们走着瞧，有朝一日我会跟你算这笔帐，你等着吧。

现在轮到受压迫的人扬眉吐气、伸张正义了。我当即拿起毛笔，蘸饱了墨汁，写下一张长长的大字报。用了林老师教我们的一些修辞手法，控诉她对学生缺乏无产阶级感情，与学生为敌，用高压手段抑制不同意见。我写完后给班里的同学一看，他们大表支持，纷纷签名。随后我们就将大字报拿到林老师家贴在她屋里，让她白天晚上读个仔细。这当然不能算作泄私愤，这只是响应毛主席号召，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如果林老师为此有几个晚上睡不好，那她也该！这场革命不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么？不受学生爱戴的老师尤应"触及灵魂"。

林老师虽然算不上好老师，但她还不是最坏的。平空搞出个暴露第三层思想的政治老师比她更坏！过去学生中盛传他能看穿别人脑子里的想法，所以做起思想工作来百发百中。现在真相大白了：有位初三学生贴出了一张惊人的大字报，揭露他怎样会有这种特异功能的，那真是让我猜一万年也猜不出，原来他趁我们出去做课间操的当儿偷偷翻看学生的日记！写大字报的同学这天突然身体不适，提前回到教室，他亲眼看见政治老师将一本学生的日记从课桌里抽出来大看特看。这个学生当时不敢声张，政治老师正是他们的班主任。

这位老师的所谓"政治思想工作"原来如此！它除了教人卑鄙和虚伪，还能教我们什么？过去我们那么尊敬他，他竟为我们树立这么一个榜样！想想他给我制造的那场恶梦，义愤油然而生。拿起笔作刀枪，我也给他来了一张大字报。

几天之内，大字报像雨后春笋遍布校园。学生、老师、行政人员、工人，人人都投入了写大字报的热潮。埋藏得很深的隐私和污垢统统都挖出来曝光，每天都有令人震惊的新闻传出。教师头上神圣的光环，原可上溯到2500年前的孔子，现在消失殆尽。老师必须放下臭架子，向他们的学生请教；连父母都得向子女学习。当官的以前高高在上，现在须得洗耳恭听老百姓的意见。天地颠倒了，美猴王横空出世，法力无边。一场大革命已经发动，山雨欲来风满楼。

回想起来，"文革"开始时我感觉相当良好，体验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和优越感。但就在这些新鲜的自由和热闹之下，我也遇到了使我深为不安的情形。

7月的一天，我去学生食堂吃午饭，快走到喷泉的时候，远远瞥见那儿围了一群人，便走近看看发生了什么。喷泉过去是我们学校的一景，飞溅的水花飘忽在风中，背后映衬的是摇曳的绿色垂柳，周围空气洁净清新。在北京，这可不是普通中学能够享受到的奢侈。"文革"开始后，喷泉的水源被关闭，水池底部积了厚厚的一层淤泥，夹杂着乱抛的纸屑和玻璃碎片。

此时我看见一位中年教师正在喷水池里，衣服泥迹斑斑，头部鲜血淋漓，周围有一些学生在向他扔砖头。他左闪有避，在泥浆里爬来爬去，不觉中，绕着喷泉转了一圈又一圈，像动物园里关着的野兽。目击此景，我一阵强烈的反胃，如果不是立刻掉头走开，我差不多要当场呕吐出来。我没心情再去吃饭，一丁点儿食欲都没有。

回来坐在空荡荡的教室里，我暗自思忖为什么会突然这么六神无主：这是我第一次看见"文革"中打人，被打的而且不是生人，就是我们中学的老师。我是不是在同情他呢？也许有一点，也许根本没有。毕竟我对他毫无了解，万一他是反革命或坏分子呢？万一他真犯了什么弥天大错，因此罪有应得呢？所以还不单单是这位老师的遭遇使我忐忑不安。那么究竟是什么？

我突然意识到我是对刚才一幕的丑恶不堪忍受。就是这么回事！从前我读小说，看电影，里面讲到英雄受难时，总是那么壮烈，那么崇高，给人以浪漫和美的遐想。但是在现实中，在我眼皮底下，这种折磨竞表现得这么肮脏，这么卑劣。我真希望我什么也没看到，以免破坏我心中的英雄梦。

这位教师大难不死，但另一位教美术的陈老师却没这么好运。陈老师瘦高个，黄皮肤，留着长发，那是颓废的标志，所以有人说他像电影里的间谍。他总是神情忧郁，抽烟抽得很凶。"如果一个人不是心怀鬼胎，不是对新社会不满，他干嘛这么一天到晚不停抽烟？"一个同学这么问我，期望着我的由衷附和。"更别说他过去还让学生照着裸体女人的石膏像画素描，分明是毒害我们青年！"就为这些"罪名"，他被一群高年级学生活活打死。

我听到这个消息，再次感到极度困惑。整件事简直就像一个拙劣的玩笑，可这却不是玩笑！陈老师头一年还在教我们，他不像林老师，爱做什么政治思想工作，更不曾与学生为敌。他彬彬有礼，为人宽容，如果学生显出一点绘画天分，他会非常高兴，但即便学生没有艺术细胞，他也不会为难他们。就这么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竟莫名其妙地成了文革中我认识的第一个死于非命的人。

住在陈老师旁边的蒋老师教地理，陈老师高高瘦瘦，蒋老师却矮矮胖胖。两人都是单身汉，又都教辅课。"文革"前，蒋老师有两个特点广为人知，一是他的不修边幅，二是他上课从来不带讲义，只带一支粉笔。然而，很多同学都认为他是一零一中最有学问的教师，他的大脑袋里装满了地图和书籍。如果说蒋老师从前就颇得学生敬佩，那么"文革"开始，陈老师被打死，蒋老师受欢迎的程度却有增无减。到了1966年8月，红卫兵开始在全国大串联。出发前，人人都想从蒋老师那里讨得几条锦囊妙计，回来后，我们去找他聊天，回赠他几段路途的见闻，能借机在蒋老师面前显露一下我们的见识总让我们得意非凡，这样在8月到12月这段时间里，蒋老师的来访者络绎不绝，欢声笑语隔着宿舍楼的池塘都能听见。晚上，他房间的灯光总要亮到一两点。艺术给陈老师带来灾难，地理却给蒋老师以福祉。

1966年间，与那些对自己生命都把持不定的老师们比起来，我们学生突然威风了许多。即将来临的入学考试取消了，现在时间完完全全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这一转变非同小可，过去总是老师。家长、领导叫我们做这做那，学校的课程门门都是必修的，时间排得很紧：一天6节课，一星期上足6整天。将来上大学也自由不到哪儿去。大学毕业后，国家会给每个人分配工作，人人有只铁饭碗。不论你喜不喜欢，往往一干就是一辈子。

一夜间，那些决定我们命运的老师、家长、领导居然通通靠边站了，现在我们自己说了算，自己定计划，自己来执行。那么我们在学校该做些什么呢？课自然是不上了，就围在一起讲家史。当然在会上发言的全是干部子弟，其他人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姓吴的女生所作的发言。1942年日军扫荡华北抗日根据地，当时吴的哥哥只有几个月大。他长得可爱极了，白白胖胖的圆脸，跟他妈妈一样有一双深棕色的大眼睛。他妈妈管他叫宝宝。宝宝的妈妈日盼夜盼，就盼孩子的爸爸早点从前线回来看看他的第一个孩子。

爸爸未进门，日本鬼子先来了。吴的妈妈抱着孩子跑进了大山，跟其他人一起藏在一个山洞里。日军在搜山，越逼越近。这时孩子醒了，张嘴就要哭。他妈妈情急之下，只能用手捂住婴儿的嘴，若被鬼子发现，所有的人都性命难保。

孩子急了，本能地使出全部力气反抗。他的小脸憋得通红，然后发青。他的小手紧紧抓住妈妈的手，想把它推开，呼吸自由空气。他两条胖乎乎的小腿拼命乱蹬。他母亲万箭穿心，但她不敢松手，直到日本兵离去。而那时，孩子已经在她怀里变凉了。

吴哭了起来，我们也都掉下了眼泪。

她为什么哭得这么伤心？我能理解，还不是为了她哥哥。他死得这么冤，这么惨。他是父母的心肝宝贝，这么个白壁无暇的孩子，竞也被父母奉献给了革命。吴和其他兄弟姐妹也许都很聪明可爱，但怎么都比不上这个死去的孩子……

当然这不是那天我们和吴一起哭的原因。我们流泪是因为被父兄们的英勇奋斗、壮烈牺牲所感动。这样的家史故事我们听得越多，就越坚信：倘若我们允许革命倒退，国家变修，万恶的帝国主义和豺狼般的国民党就会卷土重来。就像30年代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把我们统统斩草除根。那时他们不但会杀害我们的父母，连我们也不会放过，以绝来日复仇的后患。

我突然觉得这些同学比我的亲兄弟姐妹还亲，我爱他们！他们也爱我！今天我们在教室里一起流泪，明天我们在战壕里一起流血。"文革"前，我对他们毫不信任，把他们一个个都看成竞争对手，如今我却愿为他们中的任何人牺牲性命。

其实使我们热血沸腾的不是对死的畏惧，而是一种自豪感和使命感。毛主席说我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中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担在我们肩上。苏联和东欧已经改变了颜色，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还坚持马列主义。若我们拯救了中国的革命，我们就创造了人类的历史。我们要铲除官僚和腐败，取消一切剥削和特权，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党政机关……总之我们要让中国变得更加纯洁，更加民主，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为人类历史开创一条崭新的道路。

除了讲家史，我们每天就是骑自行车到北京各大中学校看大字报，参加群众集会。在这些集会上，林彪、周恩来、江青都曾露面作演说。我第一次听到"红卫兵"这个词是在6月下旬的清华附中，比大部分中国人听说这个词要早近两个月。一个多么教人为之神往的字眼！在回来的路上，我们的自行车越骑越慢，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新概念。后来我们干脆把自行车停在一条小河边，当时我们三下五除二就把红领巾撕开，把撕出来的红布条缠在左臂上，像20年代的工人纠察队一样。这样我们就算造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工作组的反。打这一刻起，我们不经任何人批准就把自己变成了红卫兵。

街上行人很快注意到了我们的新装束：父母穿过的褪了色的旧军装，红袖章，帆布军皮带，绿军帽，女孩也像男孩一样把帽舌压得低低的。人群中有向我们微笑的，也有向我们挥手的，他们的眼神透着惊讶、新奇、激动和羡慕。我想我没有在他们脸上看到恐惧？？那时还不曾有。

行人向我们微笑，我们也报以悦色，感到神采飞扬。我们的眸子闪亮，目光清澈，脸颊红润。每人都骑着一辆锃亮的新车，飞驰而过，军装、袖章被风吹得噗噗作响。当时自行车算是奢侈品了，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的。（父亲送给我一辆新车来表示他对"文革"的支持，他是个理想主义者，相信，或者毋宁说是希望，"文革"能纯洁党的队伍，挽救中国的革命。）

时不时地我们同时按响车铃，散发出一长串的叮吟声。我们不是要行人让路，也不一定是想引起人们注意，仅仅想听那悦耳的铃声。铃声直上云霄，清脆欢快，像一群带哨的白鸽在蓝天上盘旋。那时我怎么也想不到这铃声竟成了一曲前奏，不久便引导出一场吞噬全国的暴风骤雨来。

1966年8月18日，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头天晚上午夜过后，我们从一零一中徒步出发，拂晓前到达天安门广场。在黑暗中，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毛主席究竟会不会来，是悬在每个人心中的大问题。星夜璀璨，我们唱起了歌：

"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我们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在歌里，毛主席爱人民，他一定能听见，这可是我们的肺腑之音。

也许他真听见了，凌晨5点，东方将明，像奇迹般他突然走出天安门，走向广场，和他周围的人握手。广场顿成欢乐的海洋，所有人都在叫"毛主席万岁！"我身边的女孩哭，男孩也哭，我热泪奔涌，视线模糊，看不真切。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城楼太高了，我们在下面的观礼台看不清楚。

于是我们热切地齐声呼喊："我-们-要-见-毛-主-席！"他听到了，走过来站在天安门一角，向我们挥手。这下我可看清楚了，他一身绿军装，戴着红袖章，和我们一模一样。我热血沸腾，和广场上百万人一起雀跃欢呼，那一刻，小我不复存在，一切人我之间的障碍都不复存在。我像一滴水终于汇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奔腾澎湃，永不止息。我不再孤独。

当晚，我们自发地在一零一中狂欢庆祝。篝火旁，人人都扭起了秧歌。没人害羞，没人怕自己跳得不好。到这会儿，我们已经40多个小时没合眼了，我却仍感到精力充沛，别人也毫无倦色。跳了几个小时的舞，我又一路骑车回家，跟父母分享这巨大的幸福。这些日子他们也不怕半夜三更被我吵醒了。事实上，他们还叮嘱我不管什么时候回家，都要叫醒他们，告诉他们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新动向。

见到毛主席极大地鼓舞了我的革命热情。第二天，我们几个红卫兵伙伴在一起开会，研究下一步行动。如果我们热爱毛主席，光叫口号显然是不够的，我们得采取点儿行动。可是采取什么行动呢？到了这会儿，一零一中的老师都已批过了一轮，有的进了牛棚，连老校长王一之也被拉下了马，因为她与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有牵连。在校园里我们已找不到什么对象可供造反的了。于是有许多红卫兵冲出校门到社会上去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

我们怎么办？破"四旧"吧，可是得先找到目标。我建议去附近的饭馆儿移风易俗，大家都说好，一行人跳上自行车，绝尘而去。

饭馆里的食客见一彪红卫兵突然闯了进来，不由一阵紧张。到了8月，人们开始害怕这些呼风唤雨、到处制造红色恐怖的年轻人了。饭店里顿时鸦雀无声，一双双眼睛都盯在我们身上。

我向前迈了一步，煞有介事地大声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接着我就开始即兴演说了："同志们，今天的世界上还有很多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吃不饱，穿不暖，所以我们不能浪费粮食，我们尤其不应该像资产阶级的少爷小姐那样让人伺候。从现在起，想在这个饭店吃饭的人必须遵守新的规则：一、自己去窗口拿饭菜；二、自己端到桌上来；三。自己洗碗洗碟子；四、要的饭菜必须吃完。否则，不准离开饭店。"

我一边说，有几个顾客一边开始变色，额头都渗出汗来了。他们点了大多菜，现在他们得在红卫兵众目睽睽之下吃完所有的饭菜，这可不是什么让人羡慕的事儿。不过顾客们没人敢跟我们争辩。顶撞一群霹雳火似的红卫兵，那他真是活腻了。于是他们个个埋头猛吃，肯定有人为此得了消化不良，但我觉得他们活该，谁让他们在饭馆儿摆谱，点了饭菜吃不完，浪费劳动人民的血汗。这下给我们逮住，让他们丢丢丑，下次接受教训！

就在我和战友们在饭馆儿破"四旧"的同时，其他红卫兵正在全市范围内进行着声势浩大的抄家活动。一时间捷报频传：红卫兵抄出了枪支弹药、变天帐、金条外币、黄色书刊等等。听到这些消息，我那个小组的同学坐不住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对抄家怎么也提不起兴趣。我也没往深里分析，只道："我们在饭馆儿闹革命，不也有很多事干么？"

后来有一天，我们在大街上被一个老太太拦住，她叫我们跟她一块儿去一户大资本家的家中破"四旧"。对此我们却也不好拒绝，于是跟她去了一位知名华侨的家里，原来她所谓的"四旧"只是一些花花草草而已。

我们走进一个偌大的院子，庭荫蔽日，碧叶飘香，芋绵婀娜的竹子倚着太湖石，鹅卵石曲径通幽处，兰菊丛生。回廊边，有一架藤萝，古色古香的鱼缸里，金鱼在睡莲下悠游……

奇怪！这个地方我从来没来过，为什么似曾相识？难道我在梦里到过这个院子？……

我进而恍然大悟：这个院子十足像是奶奶家的格调。奶奶的家恐怕早被人抄过了，可能还抄了不止一次。还在那儿住么？有没有被赶出去呢？现在不知她身体怎么样了，还有那些花，她和姑姑种的那些牡丹月季……想这些又于事何益！我现在反正也帮不了她的忙，她是资本家，我是红卫兵，得跟她划清界线。

眼下的问题是拿这些花草怎么办？砸烂它们！连根儿拔了它们，再踏上一只脚？花鸟鱼虫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未来的新世界里没有它们的容身之地。我的伙伴们都已经动手了，我可不能落后。

于是我举起一个花盆，朝太湖石摔过去，乓！声音震得我心一跳。别怕！万事开头难。乓！乓！其实也没什么。我这不就砸起来了，我还可以再砸下去。说真的，摔花盆原来这么解气！以前谁又会料到呢？……

摔了一会，我们都累得上气不接下气。于是我们勒令花园的主人在三天内自己把剩下的花草处理完，并保证几天后一定会回来检查。就这样我们扬长而去，身后是一片狼藉，破瓦碎砾，落英残茎。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

回家的路上，钟馗遇上了捉鬼的：我被一路不认识的红卫兵迎面拦住，他们指着我的长辫子说这也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我环顾四周，当街两边的红卫兵手里都拿着剪刀。任谁留了长发或头发带了卷儿的，都被他们一一喝止。随即操起剪刀，在周围看热闹孩子的嘘笑声中，当场三下两下把头发剪短。我不由涨红了脸，在街上被人剪头发真是太丢丑了。我于是求他们，保证一回家马上就自己剪。他们放过了我。作为权宜之计，我当即把辫子盘在头上，用军帽遮得严严实实。

我生怕走在街上还可能碰到其它事，便径直回了家。一进门，见二姨一脸晦气，原来她也在街上看见红卫兵剪别人的头发，吓得她不敢出门，眼看家里的青菜萝卜就快告馨。

"叫我怎么办呐？"她问我，"我要是剪了头发，不成老妖精啦！一头的老白毛扎煞着，还不吓死人？"她一脸愁容使我想到二姨自小就留着头发，婚前是一条油光水滑，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婚后改成盘在脑后雍容典雅的发髻。即使在瑞士，她也从未变过发型。可是眼下，她和我似乎都别无选择。如果我们不想在街上丢脸惹事，还是在家里自己处理为妙。

就在二姨和我相互剪头发的同时，父母则在厕所忙着烧东西。想法都是一致的：与其被人抄出来，既惹麻烦又没面子，不如自己先把"四旧"除掉，防患于未然。于是他们把几本旧书烧了，还烧了一些过去的信和照片，灰烬从厕所冲了下去。这叫未雨绸缨，实为明智之举。谁也说不准下次抄家会挨上什么人，作最坏打算大抵是不错的。

我家似乎突然人人自危起来。连11岁的小炼都陷了进来。他的麻烦是我们家养的一只猫。小炼3年前在一个堆放木材的货场地里玩捉迷藏时发现了一只刚出生不久的小猫，它小得连牛奶都不会喝，二姨教我们将牛奶倒在瓷汤匙里，让牛奶沿着匙柄的槽慢慢流进小猫的嘴，它尝了尝，还行，于是往下咽。日复一日它长成一只大猫，黄色的毛间杂了黑色条纹，前额有三条横线，活像汉字里的"王"，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叫虎子。

虎子的生命现在受到了严重威胁，因为宠物也被列入资产阶级范畴。那天早上，炼收到了邻居家孩子的最后通牒，通牒说我们若在三天内还不把虎子处理掉，他们就要采取革命行动了。这下我们慌了神，虎子是我们家的一份子，我们总得给它留条生路吧。

二姨建议我们将它装在布袋里，带到很远的地方，把它放了，让它变成野猫算了。这个主意不坏，但我可不愿被人看到一个红卫兵偷偷摸摸在书包里藏只猫。我吩咐小炼去干这事，自己回了学校。"文革"伊始，我便在学校宿舍弄了个铺，晚上几乎都呆在那儿。

几天后我回家，二姨告诉我虎子的悲惨下场，小炼躲在一边，不理我。当小炼提了布袋出门，被那几个下最后通牒的孩子看了个正着，他们见布袋在蠕动，猜到是猫藏在里边，于是他们抢过布袋，水流星般地转了几转，狠狠地砸在砖墙上。"喵！"虎子惨叫一声。男孩们开心极了，他们一次次将布袋砸在墙上。小炼哭丧着脸求他们住手，没人肯稍加理会。虎子的血把布袋染得斑斑点点，墙上都留下了深色的印痕，它还活着，叫得一声比一声弱，一声比一声可怜。猫有九命，算它倒霉了。顽强的生命力只能延长它的痛苦，给这帮男孩增加几分快乐。嘭！嘭！虎子终于没声没息了。小炼跑回家趴在二姨身上哭了好久。

我家的猫被恶作剧地弄死后一星期，一个我唤她作姑妈的邻居自杀了。那天我正巧在家，忽听得一阵喧闹，探头看去，楼下站了许多人。我一下楼，清清楚楚看到姑妈把自己吊在厕所的水管上。这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印在我的记忆中再也抹不去。

她为什么自杀？没人知道。死之前，她是学院的打字员，本本分分，不惹是非，既没有历史问题，也没人和她过不去。人们猜她的死是为丈夫的缘故。

她与丈夫的爱情故事颇有戏剧性，我听母亲说一位作家曾经采访过他们，想为他们写本书。姑妈的丈夫，我称作姑丈的，是法语系的教授。我过去很喜欢他，因为他举止斯文，涵养极好，藏书又丰。却不知为何，最近查出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他年青时在法国参加过共产党，但后来脱了党，远离政治，因此他被指控成变节分子。后来我听到了一个关于姑丈的故事，使我觉得他果然有几分像我在革命小说和电影中看到的那些贪生怕死的叛徒。

故事说就在姑妈自杀后，姑丈也动了轻生的念头，他去了颐和园，一头扎进湖里，可是他跳的地方水太浅，不一会便爬了上岸，说这儿的水实在大凉。学院的人把这事传为笑柄，连二姨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姑妈这么个弱女子，决心恁地大，而姑丈这么个大男人，连这点子勇气都没有。"

这话有些不祥之象，说真的，我当时就有所觉察。几天前，附近的农业大学里一个保姆自杀了，她可是彻彻底底的无产阶级，那她又为哪般？

她可以说死于破"四旧"。近日来这场群众运动又揭开了一个新篇章，其实这倒有点合乎我的想法：过去资产阶级都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让别人伺候。新社会这种生活方式应该彻底破除，劳动人民不应再受资本家的剥削。于是定下个新规则，规定资本家不准雇保姆，而不是资本家的实际上也雇不成保姆，因为雇了保姆就意味着你成了资产阶级老爷太太，少爷小姐。这样一来等于说什么家庭都不允许雇佣保姆了。

结果就逼死了那位老太太。她没了工作，又没孩子赡养她，就算存下一点儿养老的钱，另一个新规定又把这些钱冻结在银行里。

二姨也面临着完全同样的窘境。她来我家时才46岁，现在她62岁，儿子死了，女儿又音讯全无，按说她已步入老年了。目前她所有的钱都冻结在银行里，能不能、什么时候能取出这笔钱，都是未知数。红卫兵定出的要所有保姆走人的期限却越来越近，二姨教我感到不安，我怕看她的眼睛，它们看上去一下子离我非常遥远，似乎存在于另一世界，我捕捉不到她的目光，而且她还总说些奇怪的话，诸如决心什么的，她不是也……？

二姨走的前一晚（幸而她还留着老房子，不致无家可归），父亲把全家召集在一起，十分严肃地向二姨保证，只要她活一天，我们就赡养她一天。虽然她现在不得不离开，但她永远是我家一员，她不必为老来无靠担忧。

这话真是说到点子上了，至今我仍为30年前那个炎热的夏夜父亲说的这番话叫好。那时北京就有成千上万名保姆被赶出雇主的家门，全国就更不计其数了，但能作出父亲那番慷慨承诺的雇主能有几人？

二姨虽然什么也没说，但她很感动。此后她便一心一意把我家当成了她自己的家。她不是负担，而是支柱，在我家风雨飘摇的10余年中，为我们苦苦撑着它，直到耗尽全部精力。

14　红卫兵不言性

二姨走后，我回家次数愈见其少。家，不再是我一度流连不舍的避风港，却成了是非丛集的烦恼巢，许多事我都爱莫能助，住在这儿往往还一夕数惊。既然如此，何不抽身远避呢？有道是眼不见，心不烦。

从8月起，红卫兵可以免费乘车，全国性的大串联开始了，我们的任务是煽风点火，把这场革命推向全国。我们是火种，毛主席是春风。春风猎猎，笛声长鸣，只待找到一个目的地我们就要启程了。

我选中了广州，一个亚热带城市。珠江两岸，椰子树高高成行，棕榈叶迎风沙沙作响。一百多年前，道光皇帝的钦差大臣林则徐在此销毁外国人的鸦片烟；其后，为推翻清帝制，志士起义，七十二先烈为一个共和国的梦想捐躯沙场。对我来说，广州的魅力主要在于它的地理位置，它在祖国的南端，远离北京，我在那儿闹完了革命，回家的路上，可以尽情饱览沿途风光。

决心已定，我问我的红卫兵伙伴都打算去哪儿，有人说去上海，有人要去湖南，去四川，还有人去东北。一个女孩说她准备去西藏，那得花一个月时间才能到达拉萨。也有说想去云南，看能否过境去越南打美帝。最后，一零一中有将近30人打算去广州，我们编了一个战斗队。

过了一晚，车票便弄到手了，我们准备好了第二天出发。这次出门行程四千多公里，我们却全部轻装上阵。我带的全部物品是一本小红书、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两套内衣裤、一条毛巾、一把牙刷和一支牙膏，再就是父亲给我的30元钱。一只绿色的挎包把这些东西一股脑儿全装进去还绰绰有余。

我们不是观光客，出门又不是去游山玩水，我们是一群战士出征，向旧世界宣战。事实上，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这次征程将成为我们人生道路的转折点，是我们"职业革命家"生涯的第一步。

从今往后，我们不必只是羡慕父辈在革命战争中的英雄行为，不必再为自己出生太迟而遗憾。像我们景仰的革命先烈一样，我们奔向黑暗势力猖獗、危机四伏的地方，我们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挖出隐藏的敌人，为文化革命的最后胜利不惜流血牺牲。

火车在傍晚时分驶离北京，我们弄到的是硬卧票，在车上睡了一夜。次日黎明我即醒来，大兴奋了，不想再睡。我凭窗而坐，左手支着窗沿，清凉的晨风扑进车厢，拂动着我的红卫兵袖章，把它变成了一小团熊熊的火焰。我摘下军帽，任风吹乱我的发梢。

这时我的头发已经剪得很短，头顶上约莫寸把长，下边更短，而我还不算一零一中最激进的女将，我知道有几个女孩把头发剃光，她们很以此为骄傲。我佩服她们的勇气，自己却实在下不了这个决心。

头发短了不算，我的脸也晒得黝黑，四肢结实而灵活。我骑车在北京大街小巷穿行了两个月，炼得一身紧绷绷的肌肉。我的衣服成天散发着汗味，指甲藏垢，脱下球鞋来臭气熏天，不比男生逊色。我知道如果母亲和二姨见我这副模样，她们一定大惊失色。但我偏就喜欢这副模样！

过了一会，10岁光景的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走到我跟前，我给了他们几块糖，他们管我叫"红卫兵叔叔"，连他们的妈妈坐在我对面，也没有注意到我不是"叔叔"，这真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我没有纠正他们的误会，甚至无缘无故地喜欢这两个孩子这么称呼我，尽管我只比他们大四、五岁。

广播说开始供应早餐，队里的3个红卫兵自告奋勇去餐车为大伙买盒饭。后来我们问多少钱，他们却说："免了吧，钱算什么，私有观念已经过时，你我的钱不就是大伙儿的？既然咱们是战友，就是一家人。"我们都认为这主意不错，之后大家便轮流买饭。

两餐之间没什么可干的，只好望着窗外的风景出神。旅途漫长，40多小时后才到广州。就这么干坐实在无聊，我们决定在车上闹一番革命。

我们的计划是在卧铺车厢调查旅客的出身和阶级成分，叫那些成分不好的旅客让铺位给坐硬座的工农兵旅客。说干就干，而今我们不需要浪费时间征得任何人同意。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他老人家的"红小鬼"，他把大权交给我们，我们只听他的号令。

不到一小时，我们就把卧铺车厢清了场，至少是基本清理干净了。原来旅客中几乎一半都有问题，我们勒令他们离开，他们也不争辩，拿上行李走人。但有5个上海男女青年却很刺头。

因为这几个人不理解我们革命行动的意义，我们决定和他们论论理。

"工人、贫下中农是国家的主人，他们旅行的时候就应该像一个主人的样子，而不能只当二三等公民。你们想想，这辆火车上有年纪大的，有身体不好的，有拖儿带女的，你们年轻力壮，让他们在硬板凳上坐两个晚上，你们却舒舒服服躺着，这应该么？"

"话可不能这么讲，"其中一人反唇相讥，"我不觉得现在这样有什么不对。他们想舒服，也可以买卧铺票睡到这儿来，他们想省钱，这才买硬座。既然他们要省钱，你们就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至于我们，我们就是想旅行得舒服一点，我们的权利受法律保护，而法律是神圣的。"我们开始在已经空了一半的卧铺车厢里辩了起来，红卫兵在过去两个月没学别的，就学如何辩论。我们都喜欢把事情争个水落石出。

"你说法律是神圣的，这并不全对，"我针尖对麦芒地反驳道，"不是所有法律都能称得上神圣，我们得先作一番阶级分析。如果为保护资本家和地主阶级权益而制定的法律，对革命人民来说就谈不上神圣二字。我们应该反对它们！废除它们！这是革命的宗旨！否则旧的制度怎么能够推翻？工人农民怎么能够当家作主？新中国又从何诞生？我们又怎么解放全人类？……"

唇枪舌剑就此展开，我认为我们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如果对方不接受，那是他们缺乏无产阶级感情。毕竟他们是小资产阶级出身。现在他们没话说了，但他们并不打算让步。过了几分钟，其中一个突然说：

"既然你说了让位给工人农民是革命行动而不是受惩罚，那你们自己怎么不让？为什么光勒令别人这么做？你们比我们更年轻！你们也不需要睡卧铺。红卫兵应该对工人农民怀有最深的感情，红卫兵要做其他人的榜样。要让你们先让！"

听了这番话，我们个个义愤填膺。这些人真无耻！他们已经不是辩论了，简直是寻衅！这算不算阶级报复？我们要提高警惕。谁听说过有这等事？？红卫兵居然被一群资产阶级狗崽子撵出车厢？我们当然不能让他们得逞，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决不让步！

就在我和几个战友准备以更猛烈的炮火反击时，火车驶进了一个大站，武汉或长沙，我记不太清了。车门一开，才发现原来硬座车厢也有红卫兵在闹革命。他们也调查了旅客的身分，查出了一批地富反坏右，现在正把他们赶下火车。

这些牛鬼蛇神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被革命群众赶出北京。所有人都已经在火车上遭到过毒打，他们经我们的车窗在站台上走过时，一位老妇人引起了我的特别注意。她是中国所谓长得很有"福相"的人。而今她这微肥的身躯和一双小脚使她步履蹒跚。从她一头银白的头发下，鲜血像小溪一样流着，把她的白衬衣染得一片狼藉。她似乎马上就要倒下，从此不起，而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女红卫兵还在拿一条带铁扣的军用皮带狠狠地抽她的头。

我不忍看这类惨象，却又不甘将目光移开。尽管从理论上讲，我也明白暴力之于大革命是无可避免的，也是必需的，内心深处我对那位老妇人怀了极大的恻隐之情，我觉得应该帮她一把。"这位可怜的老太太，"我想，"已是山穷水尽，大概活不成了。她在北京的家人和在农村的亲戚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悲惨的结局，不过这样其实更好。那个女红卫兵怎么这么心狠手辣！"

铃声一响，火车继续前行，我不由长吁一口气，回过神来再想与我们的辩论对手交锋。不曾料，他们几个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大概是看到站台上的一幕后溜出了卧铺车厢。那么还是我们赢了，我们似乎战无不胜。但这次好像不太过癌，我们还没逼得他们认输呢，而且辩论最能打发时间。

今天我写这一段，真不敢相信1966年中国老百姓会这么的老实。在火车上陌路相逢，谁又知道谁的家庭出身和阶级成分？大部分旅客都是单个儿出门，根本无从稽查每个人说的是不是实话。我们甚至都没想过要去核实，只是他们说什么我们便信什么，然而这么多人说了实话，我们竟以此来惩罚他们。10年以后，这类情景全然是匪夷所思的。人人都学会了圆几句谎，有时假话说得充满自信，说得激情澎湃，开始是为了保护自己，后来则习惯成自然了。当今中国数以百万计的人相互欺骗，一点儿也不脸红地在那儿重复大大小小的谎言，为了利益，为了吹牛，为了愚弄对方。谁应该对我们道德的退化负责？文化大革命吗？资本主义的影响吗？我们这些当年的红卫兵应该负什么责任？我自己应该负什么责任？今天的年轻人不会相信中国人曾经那么诚实那么傻，每每想到我对这些年轻人的亏欠，心中便生出许多的内疚来。

我们到了广州，临时驻扎在一所中学里。我们认为一个职业革命家应先花几天时间考察形势，然后再谈动员群众。白天我们分头去中学、大学和各类单位看大字报，找人谈话问情况。

9月初，广州仍又问又热，像个大蒸笼。当地人穿的是汗衫短裤，大多还不穿鞋，便是穿得少，他们还都喜欢在荫凉处摇着大葵扇。老人们喝午时茶，那是一种极苦涩的饮料，小孩则吃赤豆刨冰来驱暑。

我们外出，总是穿戴着红卫兵的全副行头：长袖军装，长裤，军帽，帆布腰带，红袖章，军球鞋，帆布包，小红书。当地居民带着同情的惊讶打量我们的装束。汗珠从我们额头上大滴往外渗，衣裳全湿了，但我们还是不穿裙子、衬衣和凉鞋。任何使女孩显出女孩风韵的打扮都是资产阶级的。我们把自己严严实实包起来，我常常忘了自己的性别。我是一员红卫兵小将，其他人也是红卫兵小将，就这么简单。

这副"捂"装有一次差点儿让我当众晕倒在一所中学的运动场上。这天我对着上千人作形势报告——那年头人人都是演说家，可以滔滔不绝地讲上几个小时，讲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党内党外斗争，征引历史教训，分析国内外形势，讨论政策与战略。把听众鼓动得热血沸腾，是我们的拿手好戏。我的长篇大论持续了3个多小时，听众还不断提问题：

"打人究竟对不对？"

"是不是除了毛选外所有的书都是封资修的？要不要全都烧光？"

"是不是所有干部都属于走资派？"

诸如此类。

午后3点，太阳有如一个大火球，简直像民间故事中描述的，太阳有一包又热又长的针，这些针扎在我的头上，突然我耳朵嗡嗡叫，天地变色，呼吸困难。我连忙一屁股倒在地上，算是没当众大出洋相。

晚上，一行人回到住所，睡在同一个教室里。这队人马有男有女，最大的18岁，最小的14岁，男生睡一边，女生睡一边。中间既没有屏风，也不拉帘子，没有这个必要。我们都是和衣而睡，没人动什么歪脑筋，我们根本不曾想到性的问题。

毫无疑义，性是资产阶级的玩艺儿。在我看来。性又肮脏，又下流，而且危险之至。在我看过的书和电影里，只有坏人才对性感兴趣，革命者与之秋毫无涉。革命者的爱情是崇高的、浪漫的，只能用心灵去感受，他们连手都不碰一下。

当然那时我从来没想到过，如果我们的革命父母没有性生活，我们这些革命后代又从何而来？事实上当时我这方面知识的匮乏使我根本问不出这样的问题来。学校从不开教这类科目，家中也不谈论这类话题。所以其实我并不真懂性究竟是什么意思。只是隐约从二姨的故事里，从书上或者新闻中知道女人会为它自杀，男人会为它判刑，10年、15年、20年的都有。最近更有许多领导干部为它颜面扫地。因此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与之沾边，就像红卫兵不能抽烟喝酒一样道理。

当时我的理想就是像毛主席教导的那样做一个"高尚的人，纯粹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些闪亮的词儿出自他的名著《为人民服务》，我们早已熟记于心。几年后，我才知道这种对性的态度放在女人身上还有另一个词，即贞洁，那是我亲爱的老二姨的名字。女人要守身如玉，这种观念显然是"四旧"，奇怪的是我们这伙女红卫兵不但不想去破除，还竭力维护它，好像它是毛主席的最高指示。我们到广州后第5个晚上发生的一件事很能说明问题：

那天晚上，两个高三女生到了9点多还没回来，我们正有些着急，突然看到她们押回来一个30来岁、又粗又壮的"俘虏"。原来当天下午两位女红卫兵在市里走迷路了，她们向这个男人问路，结果走到了郊区一座废弃的教堂附近。暮色降临，两位女生在废墟边一路琢磨怎么回事，怎么才能回到驻地，周围风摇树影，野草丛生，虫声一片。突然她们听得身后一阵嘈杂，一群当地居民抓住了一个男人。

就是这个人给她们指的路，他居然一路跟了来，而她们还不曾觉察，当地人的革命警惕性却非常之高，他们注意到他一直鬼鬼祟祟跟着两个女红卫兵，联想到这儿曾发生过强奸案，于是采取了行动。

听到这里，我吃惊不小：强奸，在我眼里，这简直比谋杀还坏。我们开始审问这个人，他说的姓名、年龄和职业我已全然没有印象，我们应该还问了他的阶级成分，似乎不属于"红五类"（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和革命烈士），不然就不会发生后来的事了。

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引我们的两位战友去那么偏僻的地方，他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所以然，这使我们更相信他对我们的阶级姐妹不怀好意。我们缩小了包围圈，一手叉腰，一手指着他的鼻尖，有些人已经开始解皮带。问题越问越尖锐：

"这么说你仇恨红卫兵？是不是？你老实交待，不然就砸烂你的狗头！"

"是是，我恨。"

"那么你也仇恨文化大革命了？你想破坏文化大革命么？"

"是是，我仇恨……我想破坏……"

"你是不是阶级敌人？"

"我是阶级敌人。"

"你是不是国民党特务？"

"我就是国民党特务，我是台湾派来的。"

"你想国民党打回来吗？"

"对对，我想……"

"你有没有枪？"

"哦，有的，有的，我有枪，有手榴弹，我还有机关枪。"

"有没有和台湾联系的发报机？"

"当然有啦，我有一台发报机。"

"你把这些东西都藏在哪儿啦？"

"我埋在我家的后院里，你们跟我去，我带你们去看，你们可以把它挖出来。"

再审下去，这个人问什么招什么。他的口供在我们脑子里全变成了事实，这些"事实"令我们对他满腔仇恨，他不再是一名嫌疑犯，他变成了真正的犯罪分子，一个不折不扣的阶级敌人。我们开始动手揍他。

接下来的一幕令我们所有的人瞠目结舌：在雨点般的拳打脚踢中，他突然站起身来，把白色的短裤往下猛一拉：他竟没穿内裤，露出来的是他的那样东西，他的生殖器，又粗又黑，在一丛黑毛中突将出来。它似乎硬着，立着，在向我们点头。

我不由自主地盯着它看，完全不知所措。我又羞又恼，手冰冷，脸发烧。几秒钟内谁都没动弹，大家都僵在那里。随即像堤坝决口，洪水外泄，女红卫兵一窝蜂逃出教室，站在走廊里，男红卫兵则拿了竹竿冲上去收拾他。

我们都恨透了这家伙！也不知是女生更恨他还是男生更恨他，女生恨他是因为他侮辱了我们，男生恨他因为他是男性中的败类，他这么一暴露，不啻把所有的男性全都毫无羞耻地暴露在大庭广众之前。他们都像是被他扒得一丝不挂，多么令人难堪。这次他们真的发了狠，打打打，往死里打，他罪有应得，这个败类！

又一通答鞭，竹竿如雨点般落下，只一会儿这人就瘫在地上。棍子悬在半空，有人帮他拉上短裤，我们涌回教室张望，这人纹丝不动。他没了气。

这下我们面面相觑，慌了神：人怎么这么容易就死了呢？简直不可思议！我们惹了乱子，闯了大祸。赶快叫公安局来，这家伙不是个阶级敌人么？我们还有他的口供。当然上面没他签字，成点问题，但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不都可以作证么？我们个个都亲耳听见他承认犯下了那些滔天罪行。

于是我们鼓起勇气打电话给广州市公安局，告诉他们这儿刚有个人死了，实际上他是被我们打死的。我们请求他们派人来调查这件事。"越快越好，"我们说这话时嗓音不禁有些颤抖。

电话那头，警察一定要先弄清我们是何许人，我们说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听到这句话，他们的声音突然变得热情友好起来。原来他们是造反派，刚造了公安局的反，夺了他们的权。他们说坚决支持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这个案子就这么了结了，不必再费事调查。他们会叫火葬场的人赶快来把尸体运走。

闻此，我们心里总算一块石头落了地。不费吹灰之力就摆脱了麻烦，叫人实在难以置信。反过头来，我们倒有点不安，再次请求警察能来笔录一下案发经过。"真的没必要，"既然他们一锤定音，我们也只好作罢。

那个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倒不是怕闹鬼，我从小受的唯物主义教育使我相信世上并没有什么鬼神。是我被自己纷乱的思绪扰得夜不成寐。

这人竟死了！他实在太傻了。他要是对我们所问的问题一概否认，不就没事了吗？无论如何都不会把一条命搭进去。态度不老实也许会惹恼我们的人，一顿打是免不了的，他得咬咬牙坚持一下。要是他任凭我们拷打不松口，即便别人无动于衷，我想我也会帮他说句话，放他一马。红卫兵都敬佩英雄，我的同志们也决非不可理喻之辈。可这家伙，一副熊样，窝囊废！可惜他太不了解我们红卫兵了。

其实就算他承认了那些问题，只要他后来不那么下流，不脱他的……也不至于当场送命。所以回想起来他说的做的没有一件是对的，他被打死也只能说是咎由自取。这么个流氓，恶心透顶！他是个地地道道的强奸犯，反革命。罪有应得，死有余辜！

我们晚上打死的这个人，夜里我还得把他在我心里再杀一回，不然我就没法睡觉。当我把他送上良心的法庭判了死刑的时候，我可是忘记了这样一个事实：我从来就没把他招认的罪行当真。其他人也不信他编的那些鬼话，不然我们会拿了他的地址去查他的后院。公安局的人根本就没向我们要他的地址，他们一准也知道他说的不是真话。

第二天早上，我们搬出了中学住进广东省委所在的大院。这个大院和我从前住过的机关大院大同小异，也有解放军站岗。但哨兵拦住的全是"国家的主人"，"人民的公仆"则坐在四个轮子上进进出出，接受卫兵的敬礼。我们是从北京来的红卫兵，我们说要驻扎在这里点文化革命之火，谁敢阻拦？不久有关部门就通知卫兵让我们自由出入。

于是我们移师省委，扎营在一处叫冰室的地方，因为这儿可以一天到晚买红豆冰吃。安顿下来之后，我们对大院巡视了一番。这地方挺不错的，一个颇大的湖，湖畔栽满了茉莉花。一眼望去，铺天盖地的小白花蕊，清风送爽，遐迩飘香。外面的世界闷热羹沸，这儿却宁静恰人，好一个世外桃源。这正是我们到此一游的目的，我们就是要搅乱资产阶级的太平，在司令部里掀起红色风暴。

从我们调查得来的结果来看，广东省的气氛很不对劲。所到之处，听不见"文革"的呐喊，嗅不着战场的火药味儿。盘旋在街头巷尾的是软绵绵的粤剧清唱和广东音乐，街市熙熙攘攘，吃的，喝的，聊天的，买东西的，什么人都有。不少私营店铺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资本主义在这儿大行其道。

于是我们起草了一份文件，通令全广州所有的私营商店从即日起停止营业，谁若对我们的命令拒不服从，一切后果由他自己承担。接着，我们把文件拿到一家印刷厂去，厂里的工人全力支持我们的革命行动，头头们也不敢干预。工人们放下手中的活，为我们赶印了一万份这样的传单。

再下来，我们叫大院的交通队给我们派车，一会儿开来了一辆吉普。我们把传单搬上去，在市里转圈，沿途散发。传单像雪片一样飞落，行人争抢，先睹为快，孩子们跟着我们的车跑，一大群孩子，赤着脚，叭哒叭哒，像鼓点砸在街上。他们伸着手拼命叫，"给张我！给张我！"喊声热切而整齐，这一消息野火般在全城蔓延开来。在繁忙的街头，十字路口，本地红卫兵手持话筒，站在木箱上用广东方言宣读我们的通告，这都是我们组织起来的。

天擦黑我们才回到驻地，感觉真不错。广东不再是资本主义的温床，社会主义必胜……这边厢我们正在欢呼，那边厢鱼贯进来一帮中年干部，腋下夹着大大的公文包，说他们是广州市委派来的人，傍晚时分，市委被几百个私营店主围住，店主们强烈要求政府将他们的商店收归国有。

"那好哇！国家早就应该接收它们。"

"事情哪有这么简单？市里没有资金去收购这些店铺。店要是收归国有，店里的老板伙计就都成了国家职工，将来不论商店盈亏，国家都得付他们固定的工资，还有医疗费、福利奖金、养老金、住房、孩子读书等等。要不然这些店主这么积极让国家来接管他们的商店？这等于说从今往后他们捧上了铁饭碗……"

我们压根儿没想过事情还会这么复杂，但我们又不愿半途而废，那不等于革命流产了么。于是我们和这些干部展开了对话，一直谈到半夜。我们给这些干部讲大道理，让他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让他们不要让经济凌驾于政治之上。干部一方，则想用各种数据来说服我们，坚持说此举将给国家财政带来巨大损失。我们洋洋洒洒高谈阔论，他们一板一眼算着细帐。大家总是谈不拢。

后半夜，他们好歹说服了我们：实施这一革命步骤的时机尚不成熟。也许我们根本没有被说服，只是我们太困了，头脑发木。不管怎么说，我们已经给了资本主义当头一棒，让吸血鬼们知道他们的好日子不长了。说实话，我们还真没想到大人们（市委干部和那些私营店主们）把我们的命令这么当回事。市委把我们当钦差大臣，连夜派人来说服我们，使我们感到不无满足。最后我们答应这个命令暂缓执行，意思就是我们不会再去把它付诸实施了。

虽然没能根除广州的私营企业，我们仍在广东省委的后院点了一把火。当地干部从我们这儿得到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内部消息，他们很受鼓舞，也跟着起来造反。有些人却非要做"保皇派"，同事操戈，朋友分道，夫妻反目，孩子和父母闹翻，盖因他们参加了不同的派别。红卫兵推波助澜，整个大院折腾得像开锅一样。

孩子们了无心机，大人们在他们的既得利益受到威胁时，却可以使出极其卑劣的手段。有一张大字报指控我们从北京来的红卫兵抽烟喝酒，偷公家的东西，还乱搞男女关系。所有这些都是无耻的造谣。特别是最后一项指控，简直恶毒透顶。在中国，说一个人男女关系不正当，乃是破坏他或她（尤其是她）名誉的最有力的武器，这个人从此臭不可闻。

不用说，我们火冒三丈，如果能查出这个蛊惑者，我们非砸烂他的狗头不可。但是大字报是匿名的，落款只写"几位革命群众"，我们去砸谁的狗头？我们又不能袖手不管，让流言蜚语把我们弄得名誉扫地。在这个大院，没几个人真正认识我们，可是很多人会看到这张大字报。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大字报并不是总讲真情实话，也可以用来诬陷栽赃。人们用它来闹革命，也用它来作人身攻击。读者又怎能明辨真相？它可以给无辜的人带来不可挽回的伤害。

我们只能星夜赶写一张大字报反戈一击。我还记得很清楚这张大字报的内容，当时觉得掷地有声，今天看来，却是毫无逻辑可言，我们的论点是：我们都是红卫兵，来自红五类家庭，根正苗红。我们对毛主席有天然的深厚感情，对阶级敌人无比仇恨，我们决心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对坏习气有天生的免疫力，决不会沾染抽烟喝酒偷东西乱搞男女关系等恶习，那些匿名造谣诽谤红卫兵的人别有用心，革命群众应该提高警惕，挖出他们的黑后台。这个事件是阶级斗争新动向，走资派正在进行垂死挣扎，我们一定会把这件事搞个水落石出。

大概我们的威胁惊动了高层领导，没几天，我们接到邀请去和中南局党委副书记吴芝圃谈话。他对我们的态度和蔼亲切，几个小时坐着听我们批评广东省委，还建议为我们安排一次"接见"，当面对广东省委领导进行帮助。

"我们可没有时间'接见'他们了，我们还要做更重要的事呢。"我记不得究竟还有什么大事等着我们去做，回想起来，那时我已开始对政治斗争感到厌倦。这远不是我想象中的斗争：理论和宣言，灵感和激情，真理的追求和崇高的牺牲。这是对权力的争夺，既丑恶又冷酷无情。够了，够了。9月还没过完，我们已决定离开广州。

在我们离开广州时，我们这一干人个个鸠形鹊面。我的嗓子全哑了，张开嘴什么音都发不出，真是种怪异的感觉。大概是因为发表了太多的演说，终日跟人辩论，高声引用毛主席语录来压倒对方，加上睡眠少，饮食又无规律。有时我们连续两、三晚不睡觉，有时一天只吃一餐饭，甚至不吃饭。

其实我觉得能活下来已属万幸。我们离开广州前的一个晚上，我跟着一队红卫兵在中山路上走。后半夜，整个城市都睡了，街道昏昏暗暗，我走得精疲力尽，两条腿像拖了两块大石头，越走越慢，另一个才14岁叫武良的女孩和我走在一起。结果我们腿一软，竟在马路中间睡着了。

其他红卫兵走出两里多，发现我们丢了，回过头来找。还好在他们找到之前我们没让汽车或卡车压死，不然我们就成烈士了。像这样莫名其妙地死去，在后人眼里是愚不可及的。为了一个荒谬的信仰而牺牲了生命，而今历史已几乎完全把他们遗忘了。我庆幸自己还活着，可以写出这些书来。

15　半透明之夜

我若能在1966年倒头睡着在广州城里的大街上，第二年回到家中又何以夜夜失眠？这真有点儿不可思议，但事实如此。躺在床上，睡眠像是跟我捉迷藏。我只好和自己论理。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去年，红卫兵是毛主席的小闯将，领导着千军万马冲锋陷阵，每天都有于不完的事情，即使一天给我们48个小时，我们还是没时间睡觉。现在却镇日无所事事，这么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事物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毛主席的话一点不错。老革命变成走资派，老红卫兵为了保爹保娘开始反对文革，虽然不是每个干部子弟都这样，但也为数不少。这些人真做得出！好了，现在我们又恢复学生身分了，毛主席说"复课闹革命"，但复什么课呢？老师们全都学乖了：什么也不做的人永远不会犯错误，日后也不会有人找麻烦说他们与学生为敌。

敌人……

"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革命……1966年我的第二次串联是为革命还是为旅游？说实话，我登华山的初衷纯是为了游山玩水，可到了那儿却阴差阳错地又闹了场革命。都是那些老道士，不然我也不至于……他们自以为聪明，以红卫兵之道还治红卫兵之身，结果引火烧身，悔之晚矣。

他们让我在山顶上填的那张住宿表得回答他们多少问题？60个？也许还不止。我父母的阶级成分，祖父祖母，外祖父外祖母，七大姑八大姨，他们的姓名年龄职业单位政治面貌，是否参加过反动组织，有无历史问题，有无海外关系……问得没完没了。去他的！无非在他们的寺庙里过一夜，要一个在寒冬腊月连炭火都不生的房间。他们给的被子又冷又潮，我整个晚上都在簌簌发抖，阴气深入骨髓。窗外，山风横起，松林咆哮，西北气流雷霆万钧般碾过峰峦。

我通宵目不交睫，咬牙切齿一遍遍咒骂那些老道士：你们以为自己是什么人？是为我立档案的干部，还是公安局的户籍警？胆大包天，竞敢以阶级斗争为名耍我，一个红卫兵，来填写三代人的出身，这问题最让我没面子。哼！咱们走着瞧。山下华阴县中学有500名红卫兵，扫平这座道观人手足够了。把他们动员起来，半夜出发上山，到山顶10来公里，黎明时分给他一个突袭，搜查一下看能不能找到枪支弹药、电台或其它反革命罪证，否则也可以破除迷信。哈，这个主意不错。

三天后，计划如期执行，虽然没有找到枪支电台，仍然不失为毛泽东思想的又一伟大胜利——所有的道士，那些精神鸦片贩子和寄生虫，都由当地的红卫兵押解山下，扫地出门。那天晚上，我睡到了道长的大床上，暖和舒适，腥红色的丝缎被面，棉胎是新絮的。房间里，淡淡的檀香味仍在缭绕，古老的铜盆里，炭火熊熊。冰天雪地，春意融融，骑驾跨鹤飞越四海，山巅的青松，五彩的云霞，阴阳的和谐，甜美的梦境……

睡觉！睡觉！我一定得让自己睡着才行。5点半以前，别去想5点半！想想我全身的神经都紧张起来。放松，数数字，1、2、3……16，我今年16岁了。

我16岁生日是在贵州的遵义度过的，花了一分钱，买了一粒水果糖，自己庆祝了一下。那时我身边只剩一分钱了。11月间我和另外5名红卫兵一起离开北京，瞻仰了毛主席的故居就分手了。"东方红，太阳升……"别去想那首歌！它简直能让我发疯。我们一行人个个有自己的主意，谁也说服不了谁，于是分道扬镳，说好回北京再见。

生日过后的第二天，天刚破晓我便起了床，自己一人大踏步走进遵义城。我打着绑腿，脚穿草鞋，头戴竹笠，时下步行串联又大行其道。我也想亲历一番，选定的路线是当年红军走过的长征路：娄山关。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在此受到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四渡赤水，殊死奋战。寡不敌众，饥寒交迫，几千名红军战士长眠沙场。他们的墓碑树在路两旁的山坡上，有些墓上刻了姓名，更多则写着"无名烈士墓"。

站在墓前，我仿佛听见每一位烈士在讲述一个英雄故事：子弹像蝗虫般飞过，河谷回荡着战斗的呐喊。日色昏黑，流水血红，痛苦和绝望深不见底，爱和梦驻留在青山翠谷之中。我被深深打动了www奇Qisuu书com网，觉得自己的一切都是这些没有能够活着看到新中国的先驱们给的。我发誓要继承他们未竟的事业，让先驱者的热血在我身体内流淌。为了牢记这誓言，我决定把名字改掉，从此不再叫瑞，不管是瑞士还是吉祥，这些意思全不合我心意。从今以后，我要叫红军！脱胎换骨，面貌一新。山河日月，请鉴我心。"

红军，我第二次串联途中就一直用的这个名字，从云南边唤来的红卫兵也这么称呼我。我在路上与他们相遇，边走边谈，几个小时后我们已经彼此十分了解，成了好朋友。那时，我们脑子里不存在"隐私"这个概念，聊起来百无禁忌，有疑必问，有问必答，五句句是肺腑之言。

我一路与之同行的15个云南红卫兵都是硅矿工人的孩子，家乡在个旧。带队的年轻人17岁，高挑英俊，其他队员有的简直就是孩子，最小一个女孩才13岁。

人小志不小，我的这些新朋友雄心勃勃地计划从云南一路走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先沿长征的路线到延安，然后取毛主席在解放战争中行军的道路进北京。好一个宏伟的计划：全程300多公里，全凭双腿步行！

"不打紧，我们能走。每迈一步，就离毛主席近一分。今年如果走不到，明年也一定能走到！我们有决心！"

这番话是一个14岁的女孩带着浓郁的云南口音对我说的，她的发音绵软轻柔，所表达的信念却是谁也不会误解的。"我们每天走100里，一星期走7天，明年3月准能走到北京。"

好个主意！我暗想，没准我也可以试试。毕竟我比这里多数女孩都大，她们能行，我难道就不行？这可是一个对我毅力的考验。

在陡峭的山路上一天走100里决不是闹着玩的事。当天下午我就意识到自己有多么无能，真是一个典型的口头革命派。不论我如何紧赶慢赶，就是赶不上我这帮新朋友。他们抢过了我的背包（背包里装满了老三篇，我原打算一路上散发给农民看的，后来才发现有好多农民根本不识字），又抢过了我的铺盖卷儿，即便如此，我还是拖了他们的后腿。又走了一段路，我死活坚持让他们先走，不要再等我了。

天黑了下来，山峦化作大片的暗影。星星布满天空，没有月亮，脚下的路也沉到黑暗中去了，极目处看不见一座村落，听不见一声狗叫，还得走差不多10里才能到达今天的目的地。我几乎要哭出来了，不是因为怕鬼怕坏人，而是感到实在力不从心。"红军会哭吗？当然不会！红军流血不流泪。"

"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那个年代，无数的中国人遇到困难都会背诵这段语录给自己打气。话音刚落，奇迹出现了！我突然看到前方闪出一点灯光，开始时灯光在暗夜中飘忽不定，再走近一点，又亮了一点。最后我看到一盏马灯，映照3名云南红卫兵的笑脸，那个带队的小伙子也在其中。他们告诉我他们早就到了目的地，左等右等不见我的人影，天这么黑，他们决定返回来接我。

他们陪我一起走到村里的红卫兵接待站。女孩们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切：热水倒在木盆里，一只小板凳放在边上，她们坚持要我先泡泡脚，说这是走长路的人应该做的第一件事。之后她们又给我在桌上摆好了饭菜和开水，连床单和枕头都帮我从接待站借来了。这时已近午夜，所有的女孩都走足100里，3个男孩为了找我，走了120里，他们也都精疲力尽，然而他们为了照顾我都还没睡。我感动万分。

此后的日子，我永远都不会忘记：山路弯弯，数十万红卫兵向着北方日夜兼程，为圆一个共同的梦。在这漫漫征途上，人们萍水相逢，却真心地互相关心，互相帮助。一句"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便使大家情同手足，心贴着心。如今回首往事，明知自己也曾经沧海，这记忆却已恍若隔世，中国变了，我也变了。

第二天，我们又走了100里，我的脚打起了大大的水泡。咬紧牙关，我强忍剧痛朝前走。这次我不再坚持让云南红卫兵先走了，免得他们半道又得回头找我。我们在天完全黑下来之后才到达目的地。

第三天，我遇到了怪事。不管我怎么努力，就是起不了床。背毛主席语录也不起作用，两条腿像不是长在我身上一样。我难为情极了，不用说，云南的红卫兵不会把我扔下，于是我们在桐梓县住了下来，一住住了3天。我心里好着急，这次我真的把大家的行程都耽误了。

第四天，我对云南红卫兵说，我决定坐火车去重庆。我作出这个决定有一部分原因是我需要钱，虽然步行串联能在接待站得到免费的食宿，但身无分文终究是老大不便。只有到了大城市，我才能让父母给我汇钱。

我的新朋友送我到火车站，看他们站在车窗口，我颇为惭愧。但同时我也感到一种优越：北京的红卫兵事务繁忙，我不必像他们那样徒步大半个中国走到北京。我们毕竞有所不同。

开车之前，我给他们留了北京的地址和电话，相信第二年春天我准能在北京见到他们。但事与愿违，第二年开春，一个同学从延安回来，他说在延安遇到了一队云南的红卫兵，那时，红卫兵已不让串联了，步行也不让。云南的红卫兵被迫返回。而他们在离开前，曾托我的同学给我捎一顶竹笠。

"他们说那是你的帽子，再三嘱咐一定要捎给你。"

"帽子呢？"

"喔，那斗笠已经不成样儿了，旧得一塌糊涂。给雨一淋透，全发了黑，边上也有好些地方磨破了。我想你不会要它的，就把它扔在车站了。"

那是我在桐样县和他们分手时落下的帽子，这么说，云南红卫兵把这顶帽子一路带去了延安！他们完成了长征的壮举，走了差不多2000公里。无尽的山道，迈出的步子何止以百万计！雨雪风霜，日出日落，竹笠是这一切最好的见证。它又是我们友谊的象征。我把这段不寻常的历史讲给我的同学听，他立即失悔。可惜已经太迟了。我也心中难过，还不是为帽子，而是为我的朋友，我知道他们一心想走到北京见毛主席。这场梦竟无法实现。他们被送回家时，其伤心失望可想而知。

我们去年路遇时，那些云南红卫兵以为我见多识广。去年，一个从毛主席身边来的红卫兵那可是号人物。所有的人都对我们敬佩不已，不论是老干部还是青年学生。连我也以为自己见过大世面。但事实上，我究竟懂得些什么呢？现在我算是知道我很多事都闹不明白。第二次串联回来，我便感到如坠五里雾中。

文革伊始，红卫兵起来反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打倒走资派，破"四旧"。现在，红卫兵在斗红卫兵，四三派，四四派，联动派，三者必居其一。昨日的战友，今日的死敌，友爱化成了一腔深化大恨。

吴和我现在见面招呼都不打。"文革"前，我们是知心朋友，曾一道在东北义国的桃林里复习功课，其他女孩可不敢去那儿，因为那儿是一大片坟地。我们也曾漫步在荷塘畔，冒着蒙蒙细雨吟了诗来送给对方。"文革"刚开始时，我们还在一起讲家史，像阶级姐妹一样相互挚爱。但后来，她参加了联动派，我加入了属于四三派的毛泽东主义公社。从此我们俩便势同水火，彼此的轻蔑与日俱增。

吴看不起我，这我心中有数。她认为我太天真幼稚，不了解上层的路线斗争：江青不光彩的历史啦，林彪的个人野心啦，周恩来的机会主义啦，等等，等等。他们关起门来谈论起这类话题总是一副津津乐道的样子。我想如果我附和进去，就不天真了。其实我岂能天真到看不出他们这些高干子女高谈阔论背后的动机么？这些人若唱什么解放全人类的高调，我半点都不信。当"文革"触及他们的既得利益时，他们马上就背叛革命，转而关心父母的官运。他们心目中哪里有人民的位置！他们想的就是如何保住特权。他们在乎中国的命运仅仅因为在这个国度里他们曾经是天之骄子。他们自私伪善，虽然如此他们仍觉得自己高人一等。我简直受不了这帮人！

不管怎么说，吴和我再不喜欢对方，至多也就是白眼相向罢了，我们还没到恶语相加的地步。在其它地方，革命群众用棍棒和砖头对付革命群众，有些甚至动用步枪和机关枪。最近一零一中就有一个学生在江西被人用机枪打死，他和另外一些人在卡车上中了伏击，死的时候才16岁。

他属于我们这一派，我参加了他的葬礼，当时这派的许多红卫兵宣誓要去江西完成烈士未竟事业，我没吭声。真是可耻！不过我实在不想这样去送死。

哒——哒——哒——哒——哒——哒——哒——

在漆黑一片中，我的胸膛突然被一串子弹打得千疮百孔，周围的人在痛苦和混乱中尖叫。血流如注，像消防龙头喷出的水。我呼吸困难，强忍着不喊出声，但恐慌的人群把我踩在脚下，他们的皮靴揣开我的伤口，虽然我的心已停止跳动，我仍能感到剧痛。是谁杀了我？为什么要杀我？我永远也搞不清。

我是个懦夫吗？我将来会叛变吗？……在酷刑下会招供我的同志么？……谁是我的同志？谁又是我的敌人呢？……这些事一辈子都想不出个结果。风车一个劲地转呀转，堂吉珂德大战风车……像这种混沈状态我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几点钟了？唤，不！不能看钟。听也别听，滴咯声会越来越响，我最恨这响声了。

深深吸一口气，就像准备潜入海底一样。定定神，水克火，火克金……火在我的心中间烧，夜复一夜……红烛滴泪……还是换一个姿势试试，两只手臂都放在枕头下，有时这挺管用的。

夜又开始泛白了，几乎是透明的。奇怪。过去我老觉得夜昏黑而浑浊，现在才知这是误解。透过薄薄的蓝色窗纱，微光流入我的房间。我像在海洋的深处，暖流寒流，漩涡暗礁，我的思路随波飘荡，了无定向。记忆沉浮，珍珠闪亮，鲨鱼游过投下一片阴影。

我的房间过去多么温馨。冶人，现在却冷冷清清。虎子死了，似乎还能感到它卧在我被子上留下的那种温暖和分量。孩子们怎么能这么残忍？什么可爱的天使，祖国的花朵，这些小孩全是混帐王八蛋！我要能逮住他们，非把他们的牙打掉，把他们屁股踢歪。得用皮带狠抽他们，抽得他们求饶，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也好泄泄我心头的无名火。我真是气不打一处来，恨这帮小混蛋，也恨我自己，我简直是废物，连一只猫的性命都救不了！

二姨也走了，我也留不住她。不知此时此刻她是醒着呢还是睡着呢，她呆在她的老房子里，那是她曾经和丈夫儿女一起生活过的地方，每一个角落都堆积着回忆。抽屉啦，衣橱啦，床底下，蚊帐边，像蛛网一样，粘住了瞌睡虫。在二姨的故事里，这些看不见的小虫飞到人的鼻子里，人们就睡着了……快睡吧！我的房间里也有蜘蛛网么？

我明天要去看看二姨，她见到我一定会高兴，她会跑上街买肉买菜，切呀切，炒呀炒，出锅的尽是我最爱吃的菜。"尝尝这个，尝尝那个，多吃点！"二姨脸笑开了花，眼角里却残留着许多寂寞。她不敢来探望我们，邻居兴许会打小报告，给我们造成麻烦。我应该多去看看她。

上次我去看她……我像是被蝎子蜇了一下。我没敢跟谁说起，一种偷了人家东西的感觉，其实那只箱子里每件东西都是我们家的，母亲的钻石婚戒，一只金手镯，父亲的德国照相机，几本珍藏的旧书和古典音乐唱片，一只新的瑞士手表，林林总总。箱子放在二姨那里是最安全不过的。没人抄家会抄到一个在旧社会贫困不堪的老太婆身上，二姨深受居委会的信任。她答应帮我们保管这只箱子，问题是怎么把箱子弄到她家去呢？

父亲和母亲朝我看看，一言不发，我心领神会：只有我去最合适。我真不爱做这种事，不过我还是做了。在街上，在公共汽车里，所有人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我和那只箱子。人民群众的眼睛雪亮而犀利，他们在我身上扎出了一个个洞，我则活像一只纸老虎。外表上看，我武装到了牙齿，一个杀气腾腾的红卫兵；但在内心深处，我且疑且惧，惶惶不可终日。

我知道自己做的事不地道。李叔叔的女儿就没这么多私心，她揭发她的父母，把什么都报告了她父亲单位的红卫兵，包括父母晚上说的话，他们藏东西的地方。

说她"大义灭亲"也罢，说她"落井下石"也罢，这一切都是她父亲多年来对她教育的结果。"你可以不相信任何人，但不能不相信党；不论发生什么事，对党一定要忠心耿耿；热爱毛主席要胜过爱你的亲生父母……"

李叔叔被"拉下马"之前是某学院的党委书记，做政治思想工作的行家。我认为他的女儿背叛出卖了自己的家庭全是他的错，现在他和妻子对女儿恨得牙根痒痒的。他们应该以她为荣才对，我就很佩服她，这样的事我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我承认我是个是伪君子。可是我宁愿做伪君子，也不愿做傻瓜。

毛主席和我的父母，我究竟更爱谁多一点？哈，这倒是个难题。老实说，我真觉得我爱毛主席胜于爱父母，要是毛主席、父亲、母亲和我坐在同一架飞机上，这架飞机马上就要坠毁，而机上只有一顶降落个，我会毫不犹豫地把它给毛主席，宁愿我和父母在烈焰中被炸得粉身碎骨。又比如我们在汪洋大海中航行，我们乘坐的船即将沉没，我会把唯一一件救生衣给毛主席穿上，我和父母当含笑葬身鲨鱼之腹。可这会儿，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中南海里安然无恙，我父母却危在旦夕，我当然得帮助他们啦。他们并没有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事实上，他们的麻烦大半是因为他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力。文化大革命招来的。

直到去年父母还不见有什么宿敌，学生都喜欢他们，同事亦相安无事，其中一个原因是我父母不与任何人争。遇到提级、分房和长工资等事，父亲的哲学是"激流勇退"，母亲虽则勉强，也只好听父亲的。因此，去年父亲的许多老战友被打成走资派，挨了斗之后，都说父亲棋高一着。

高？哼！"文革"开始时他们批判学院的领导这一着就高不到哪里去。他们这么做，顿时就给贴上造反派的标签，学院里有一半人与他们不共戴天。对这些人来说，将我们碎尸万段都不解恨。

为达目的，我父母的同事翻起了陈年老帐，还搬弄出许多新的是非。他们成立了专案组，到全国各地调查我的父母。至于他们当不当权，这无关宏旨，打不成走资派，至少可以戴顶"幕后黑手"的帽子，或是叛徒、外国特务、现行反革命等等，各种各样的帽子多着呢。

有一点值得庆幸，我父母没有历史问题。母亲在解放前是燕京大学的进步学生；父亲给派去了延安而不是回到北京去做地下工作。这实在帮了他的大忙——做地下工作难免会和党失去联系或被敌人逮捕，碰到这种情形，谁又说得清楚他有没有叛变，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只要有人对他的清白产生疑问，他的罪名就成立了。父亲许多老朋友的厄运就是这么来的。有些还给抓了起来，实行逼供信。

延安相比之下安全得多。很多人都认识父亲，他们可以证实父亲从未离开过解放区，也没有脱党，更没有被捕过。鸡蛋里怎么能挑出骨头来？且慢！若是采取逼供信，鸡蛋里什么东西挑不出来？子弹、匕首、机关枪、无线电台……你随便说好了。

延安又怎么样，安全在哪里？单是认识很多人这点就已经让父亲招架不住了。在延安时，叶剑英是他的上司，王光美是他的同事，又是他辅仁的同学，伍修权是他和母亲的结婚介绍人等等，这张名单可以开半天，即便父母在这些人当了大官儿之后再没与他们联系，专案组的人魔镜在手，定要找出他有历史问题的蛛丝马迹。

跟这些人说实话？专案组的有些人就会勃然大怒。他们拍桌子，跺地板，薄薄的门板挡不住从父亲房间传出来的声音。父亲态度和蔼忍让，审问他的人却声色俱厉："我们警告你，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的问题！要是想包庇叛徒和走资派，你决没有好下场！小心你的狗头！"嘭！嘭！

要父亲诬陷老同志，他所受的压力莫可言状，泰山相形显其轻。父亲何去何从？他态度坚决。

"我得讲实话，"他对我说，"不能无中生有。捕风捉影的猜测，不负责任的说法，在这样的情况下，是会置人于死地的，也会毁了别人的家庭。我不能这么做，我是共产党员，我必须对党负责。我知道坚持真理也许是要付出代价的，很惨重的代价，也许你也要受到牵连，瑞，你明白么？"

我明白，父亲，便是付代价，你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敬佩你的勇气和正直。但是别人也会像你一样讲真话么？你们学院的红卫兵对你的老战友施加压力时，他们会怎么办？只要他们说些似是而非的话或者干脆编造点什么来迎合这些人以求自己过关，我们便完了。千钧一发，一把利斧此刻正高悬在我们头上，每一刻都可能落下来。我好怕这一刻，日日夜夜提心吊胆。

红卫兵来了，为数甚众，嘭！嘭！嘭！响声惊醒了每一个人。"开门！""快点儿！快点儿！"沉住气，越慌乱事情就变得越糟。门一开，人群蜂拥而入，皮带解了下来，绳子和手铐也都备齐了。搜捕令？没必要，有人坦白交待了，法律不再保护我们。抽屉拉出来了，箱子打开了，东西倒了一地，他们逮捕了父亲，他们逮捕了我，把我们押上因车，在电影里见过的那种，解放前国民党用来抓人的。"再见了，妈妈！再见了，我的同胞！不要哭，坚强些！黑暗就快过去……"

黑暗。我被黑暗完全笼罩住，地牢里伸手不见五指，只闻到血腥味儿。我的眼睛瞎了么？严刑拷打……实在是不堪忍受……我的血肉之躯……但是我必须坚持住，不能让同志们遭殃。

"我得讲实话，不能无中生有！"

"我不会告诉你们，我决不出卖同志！

他们在父亲面前拷打我，他们拷打父亲……拷打我……父亲……我失去了知觉，两眼漆黑，从高山之巅跌下落入万丈深渊，像一片羽毛，飘忽而下。气流摆动。晕眩……睡……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毛泽东……"

噢，真倒霉！我刚要睡着，这首曲子就响了起来，每天清晨5点半，准时得很。一星期七天，天天如此，不让人有片刻喘息……。现在我真烦透了这首曲子，以前我对它曾那么钟情。……事物总是要走向它的反面……红卫兵，阶级敌人……大概没有一个反革命有我这么痛恨这首曲子。这不是音乐，这是对人的摧残，我卧室窗外的松树杆上给安了一只高音喇叭，曲子就从里面没遮拦地泄出来。它快把我弄疯了。这所学校还有没有一个能睡觉的地方？不受高音喇叭搅扰的？恐怕没有。

黎明时分，学院的每个角落都沉浸在这首震耳欲聋的乐曲声中。老师、学生、工人、家属，都不得不就此醒来。北京其它学校的情形也大同小异，东方一红，每个人都必须早起。

高音喇叭里的广播，一巳开始，没两小时别指望它停下来。乐曲过后紧接的是新闻联播，然后是本地新闻，各种声明、宣言、通令、最后通牒、节选的大字报等等，没完没了。

我的头用被子蒙住，藏在枕头下，还是不管事，声音硬是钻进耳朵里去。我的脑袋像是一个战场，顽固的声波和我的瞌睡展开一场殊死的搏斗，搅得我头疼欲裂，忿火中烧，神志濒于崩溃。

"打倒某某某！

"砸烂某某某狗头！"

我恨不得砸烂这个喇叭！把它踩扁，踢出墙外。这下它就哑巴了，让它躺在阴沟里像个没人要的夜壶，让它烂掉……

"工人阶级，起来夺取政权！"

"革命人民……提高警惕！"

"反对……破坏……阶级敌人……"

如果他们逮住我砸这个喇叭，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现行反革命，当场抓获。他们会开我的公审大会，游街，判处死刑……那又如何？完事之后，砰地一声，一了百了。死人可就听不见音乐，我于是长眠不醒，多美妙！

这个学院的红卫兵司令，他居然也会自杀。这件事神神秘秘，谁也说不出个究竟。有人说他患了严重的失眠症，准是这病把他逼疯的，不然一个四岁的有为青年，率领着学院里上千名战无不胜的红卫兵小将，怎么会从校园主楼的楼顶纵身一跃而下？在一个绚丽的早晨，在一大群目瞪口呆的观众面前，他扑向绊红的云际，以一个极漂亮的跳水动作落下，像是要夺取一枚奥林匹克金牌。他这个姿势一直保持到坠落在20多米下的水泥道上，目睹的人都说这简直不可思议。

他手臂折断了，头骨摔破了，颈椎错位了，大量内出血，但他却没有马上断气。他大口喘气，大声呻吟，疼得全身是汗。人们将他送往医院，两个小时后他终于死了。这两小时一定是他长眠之前最恐怖的一段时间。

如果魔鬼能教我怎样使这个喇叭沉默，我情愿把灵魂出卖给它。使它接触不良？从里边切断它的金属线？拉掉它的磁铁？……怎么才能爬到树上去呢？什么时间做这件事最好？午夜过后，星月无光，风高放火，月黑杀人，我的祖父和曾祖父，你们干嘛不教我几个恶毒的诡计！

我的脑子里转了千百个念头，有许多荒诞不经。幸好我还残留了一点儿常识，没有把这些想法付诸行动。两小时后，广播冲破了我瞌睡的防线，我起床了：头重脚轻，睡眼朦胧。新的一天还没开始，就已经被糟蹋得差不多了。

16　"壮士一去不复还"

失眠症缠了我一年半，到了1968年6月，我再也不愿受此煎熬。我对自己说，得想点什么办法改变一下现状。这点办法便是自愿报名到东北的一个农场去，那地方人称"北大荒"。

我用"自愿"这个词，是因为我这番下乡还不同于后几届的中学毕业生，在1968年那会儿我们仍有选择的余地：不愿远行的可以留在北京。当然，分配的工作不是什么叫得响的，也就是补补鞋子，修修自行车，扫扫街道，卖卖豆浆油饼之类，而且共事的多是些大字不识一箩筐的老头儿老太太，典型的"小市民"。这些人鸡毛蒜皮的事可以从早聊到晚，茶杯里都能掀起风暴。我想到这样的前景就不寒而栗。原本以为考人了一零一中就可以永远告别这种生活，谁又料到5年后我仍旧摆脱不了它的威胁，唯一的出路就是去北大荒。

于是我选择了北大荒。在我想象中，这是一方遥远。神秘而令人神往的水土。辽阔的处女地，一望无边的雪山松林，小木屋，篝火，狩猎和滑雪，野兽出没，暗藏的敌人，夜间苏修特务偷越国界，殊死的战斗……

死？我倒不怎么怕。与其一天天地熬这漫漫长夜，倒不如轰轰烈烈像个荚雄似地去赴死。最近我的身体每况念下，生病令我心烦，父母令我心烦，小炼和小跃更是令我心烦。我不想在这个家再呆下去，呆着徒然浪费时间。是该走了，而且越早越好。

1968年7月15日，我登上征途。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我的家人都到北京站为我送行。父亲。母亲。小炼、小跃从西郊过来，二姨从市里她自己家中过来，还有几个同学。吴当然没露面，我记不太清同学中都有谁来了，只记得有两个工人出身的女孩，她们的父母比我们的家长要实际，让孩子留在北京工作了。

那天火车车厢里挤满了像我一样的年轻人。约有千把人吧，都是奔北大荒去的。站台上的人更多，亲朋好友纷至沓来。开车的时刻逼近，有人哭了起来。我的同学中，那两位留在北京的女孩哭得眼睛都肿了。

她们究竟哭什么呢？难道她们是因为不忍与我分别才伤心？我无法相信这一点。犯得着么？众目睽睽之下丢人现眼的。也许她们是为自己伤心。想想将来的平庸生活，再没机会去冒险和体验做荚雄的乐趣。不管怎么说，我不喜欢别人在这儿哭我，我也不喜欢别人在我面前哭他们自己。我只觉得浑身不自在，不知该拿他们怎么办。

我只好仰头望天。天色晴朗，万里无云。无数红旗迎风飞舞，锣鼓喧闹声搅得我什么都听不清。这倒正中下怀，反正我什么也不想听。

有那么一瞬间，我的思绪游离到了另一个世界，两千多年前的一幕展现在我眼前：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豪气干云的荆轲在易水边长叹，他刚刚离开燕国的首都。为他送行的人中有燕国的太子丹和荆轲的好友高渐离，他们一身缟素，深知荆轲此次远征断不会生还。他要去咸阳行刺秦王——中国历史上一个臭名昭著的暴君。

河岸上，盛开的芦花一片茶白。风刮得正紧，高渐离击筑，荆轲即兴引吭而歌。他的朋友们止不住垂泪涕泣，荆轲却沉静从容。曲毕，他慨然登车，绝尘而去，终不回顾。

"文革"前，我在《史记》里读到的这段故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像荆柯一样，我从此离去，也再不回头。历史上，荆柯为了拯救万民于水火，舍命刺秦。他被秦王手下残忍的卫士剁成了碎片。今天我们作的牺牲乃是为了一项更崇高的事业：建立一个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不再有上下贤愚之分，"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成为过去。在我们的社会里，城市的知识青年志愿到农村去，农民的孩子进城上大学，这样城乡差别最终消弥。也许我们这代人看不到这一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白白付出了。但这样的牺牲是光荣的。历史会铭记我们这代人，就像铭记长征的红军战士一样。

铃响了，我的神游嘎然而止。最后3分钟，火车即将开动。二姨再也忍不住了，在此之前她勉为其难地挤出一副笑脸，好让我在未来的日子里常常记得它，现在笑脸断裂开来，尽管她在努力克制，眼泪还是无声地淌下来，一发不可遏制。她靠在小炼的肩上，一下子显得这么苍老，这么无奈。她向我伸出一只手，像是要在最后一分钟把我从火车上拽下来……

火车向前冲了一下，慢慢移动了。突然我的英雄情怀烟消云散，泪水夺眶而出。我周围的人都哭了，站台上有人追着火车跑，拉着车上人的手。车速加快，牵着的手终究分开，我把脸上的眼泪抹掉，家人和同学都不曾看见我的泪水。

母亲这时也偷偷哭了。她后来在给我的一封信里说起这件事，她也不想让人看到她落泪。"有其母必有其女"，这么形容我们的性格大抵是不错的。她是个感情内向的人，我也一样。

火车驶出了我的故乡北京。灰色瓦房和柳树、枣树。古城门、护城河一起渐渐从视野中隐退。这些景致熟悉得就像我身体和灵魂的一部分。从今日起我可能再也不能目睹它们了。一念及此，淡淡的忧伤涌上心头。

未来日子里，我深知，我若后悔此时此刻的所作所为，回头已是不可能，像荆轲一样，我踏上的是一条不归的旅途。自我注销了北京户口的那一刻起，便自动放弃了作为中国人在那个年代里所能享受的最大特权，为自己的命运划上了句号。从此我成了农村户口，一个农民。我落户的地点在黑龙江省虎林县境内，多年以后，即便我不在人世，我的子子孙孙仍得生活在那里。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都生活在农村，社会主义制度在目前的条件只能保障百分之二十的城市居民。

我离开北京并非全是一时冲动，但那时我确实未曾意识到此举带来的严重后果。在我的感觉中，下乡的旅途和"文革"初期的串联并无二致。歌声和笑声很快就回到车厢。每个人看上去都兴高采烈，我却有点心不在焉，我在想前天父母和我交谈的一席话。

开始是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间里。

"瑞，下乡是革命行动，我和你母亲坚决支持你！"他的开场白首先昭示他的政治态度。他说话时不时也会打点官腔。

"其实，过不了多久，我们也会像你一样到农村去。去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出发，现在还不清楚。学院已经决定搬到农村去办，成为一所五七干校。"

听罢此言，我心一沉。太糟了，这样一来，我在北京的大本营都给端了。将来如果我想回北京小住几天，哪儿还有我落脚的地方。我感到整个家被连根拔了起来，但我不能对父亲流露出这种忧虑。

"去五七干校同样是革命行动，我也坚决支持你们！"

"很好，"父亲往下说，"将来我们都做农民，这样更好。工人农民襟怀坦白，不像知识分子那么虚伪狡诈，两面三刀，口蜜腹剑。我跟这些人在一起真呆腻了。"嘿，父亲，您和母亲不也是知识分子么？当然了，我理解您的意思，你们俩特立独行，和他们还不一样。

"瑞，我得给你几句忠告，"父亲接着说，"你要记住一点：根据我过往的经验，我们党永远是正确的，毛主席永远是正确的，不论将来情况怎么千变万化，你一定要相信党和毛主席。这样你才不会犯政治错误，不会惹麻烦……"

"知道，我知道，你不用再对我说这些。"

父亲欲言又止，看得出，他还有难言之隐，我等他说出来。他看了看门，门已经关严实了，当时家里也再没别人，然而父亲还是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

"目前我的处境不妙。专案组想方设法找证据对付我，你走后，情况也许更糟，他们会把我关进牛棚，甚至会逮捕我。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我们得作最坏的打算。将来如果有人到你的农场去对你说，你的父亲是叛徒、间谍。反革命，你不要信他们！我来告诉你一点关于我自己的事：在我过往的生涯中，只受过一次党内处分，那是在瑞士，我和一个女人有婚外情，她是中国人，不是外国人。我不想说她的名字，那是小炼出生前后的事。我为此被记过，这之后我就和她断了关系，这算是我历史上的一个污点。这件事是真的，其它不论别人跟你说什么你都别相信。今天你要走了，我得跟你讲清楚。你千万记住我的话。"

可怜的父亲！过去他在我们3个孩子面前多么威严，像中国其他做父亲的一样，他总是扮演一言九鼎的角色。若非朝不保夕，大难临头，我敢保证他永远也不会对我说这番话。谁听说父母对自己的孩子谈这种事来着？"我和一个女人有婚外情，"多么难堪！怪不得他挑了一个家中无人的时间跟我说这些。是不是母亲故意把两个弟弟带出去了呢？

母亲回家后，她也来找我谈话。这是不常见的事，在家中谈话一般是父亲的事儿，母亲只在一旁做他的后盾。这次有所不同，母亲亲自出马，她走进我的房间，和我一起并排坐在床上。她先拿出一只瑞士手表，把它给了我。

"你看到这只手表，就像看到我一样。好好爱护它吧。""我会的！"（1968年的时候，即使是一零一中，也很少有学生戴手表，17岁的学生戴一只瑞士表真是绝无仅有的事。）

然后母亲说："我知道你已经长大成人，你也出过远门，但这次还是有点不同，你要离开我们很长一段时间。记住：将来你要是碰到什么为难的事，不想让其他人知道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你答应我：你如果需要帮助，一定得让我知道。"

"好吧，好吧。其实你真的不用担心，我能照顾好自己。"

这些谈话在我脑子了盘旋了一会儿，后来便不知去向了，像我们适才一路见到的山间和湖面的轻烟，风吹四散。三天后，我们到达北大荒。从850农场场部，不同的生产队派各自的拖拉机把我们载走。约有50人左右分去了第三生产队，这个队在场部西北边一个叫凉水泉的村里，离场部有30来公里。

我们这就出发了。过不了多久我便发现眼前的景物与我的想象的迎异：这儿既没有高山，又没有森林，北大荒原来是一片绵延无尽的沼泽。其中有一部分开发成了农田，从远处看，麦田橙黄，豆田碧绿。未开发的处女地上杂草蔓生，黄绿参半。草又细又长，有半人多高，在风中摇曳。我们的拖拉机穿过草丛，惊起一群沙雁。

拖拉机里的每个人突然都起了一种引吭高歌的冲动，我们于是拉开嗓门，齐齐唱起歌来。有些人的嗓音像夜莺，有些人的嗓音像破锣。这无关紧要，我们在北大荒，不在北京。没人笑话，不必脸红。歌声直上云霄，天际高阔，天空不是浅蓝色的［奇+書网-QＩＳuu.cＯm］，却像是紫罗兰色的，浓郁而湛美。我从没在世界上其它任何地方见过类似的景致。东边，阳光斜映，晔晔生辉；西边，浓云密布，雨帘低垂。我们新的故乡如此多骄！我已经爱上它了！

然而我们抵达的村子却显不出一点诗意，看不见树，看不见花，连菜地也看不见，只有几座平房向外排开，像一个方阵。饭堂的顶高些，昂首在前，像个军官，其余的平房一模一样，像一队步兵。每座平房约25米长、15米宽，里面有4个单元，4扇门窗，坐北朝南。因此地气候恶劣之故，其它三面墙一扇门窗都不设。

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都能分到一个单元，不论是两口之家还是六口之家，总之是一个单元：一个房间和一个过道。过道没窗，又窄又暗，用作厨房；它也是一个中间地带，将房间和外面隔离开来。进了大门得从过道一直走到北头，才摸到房间的门。

比起过道的暗无天日，房间有一扇窗可以见到阳光，家家户户都让宝贵的阳光照在炕上。炕很大，占了整间房间朝南的一半。炕下其实是烟囱，人在过道的炉灶生火做饭时，烟和余热首先经过炕，把炕烤得暖乎乎的，睡在上面很舒服。因此，当地人不单在炕上睡觉，他们几乎什么事都可以在炕上做，客人来了，也招呼他们齐齐上炕取暖。

像这样无电无水的房子，当地人每月付1元5角的房租，相当于当时的75美分。租金对所有家庭都一样，各户人家的收入差别不大。不过毛主席说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于是我们这帮北京青年（多数是出身革干的前红卫兵）决定应该先摸一摸村里的阶级斗争形势，看看哪些人是地富反坏右，对这些人我们要严加提防。而贫下中农则是我们的老师，我们是来向他们学习的。

我很快就和贫下中农混熟了，村里有一大半人划归这个阶级。奇怪的是刚开始他们给我的印象和我的想象大相径庭。我对他们的概念完全来自报纸和曾在一零一中诉苦大会上作报告的那几个人身上，总觉得贫下中农的阶级斗争热情很高，可是这儿的农民并不如此，他们和我们交谈时，从不出现"阶级斗争"的字眼，也不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或"思想改造"等词语，有些人偶尔会表达对党和毛主席的感激，不过我只听到过有数的几次。

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对我们关怀备至，常提醒我们多穿衣服，戴上帽子，还敦促我们晒被子，这样可以少得风湿病，风湿病在这种湿冷地区非常普遍。他们教我们怎样用乌拉草絮在靴子里保暖，提醒我们在尚未习惯农活前不能干得太猛。类似的关照总是一而再，再而三的。

我最为感动的还是他们的慷慨。每次他们做了好吃的，像蘑菇或百合之类从平原上摘采到的东西，还有他们自己在家擀的面条、包的饺子，都忘不了和我们一起享用。那些年，当地人自己和孩子都吃不上什么好东西，家养的鸡和鹅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中给没收了，自留地也惨遭同样的命运，很快都荒废了。

冬季到来时，有些村民外出狩猎，夏天则设法捕上几尾鱼。更多时候，他们只是两手空空地回来。这个地区到60年代末，就已经没什么野生动物了，我真是难以置信，10年前村民们曾编过这样的歌谣：

棒打狍子瓢舀鱼，

野鸡飞到饭锅里……

但只要老乡们运气好，速到只把野鸡或野鸭，他们总会支孩子来宿舍叫我们。他们完全可以不叫我们，为什么对我们这么好？他们又不是不知道我们无从报答他们。我问村民这个问题，他们的回答都是一样的：

"你们北京学生家住在大城市，娇生惯养。现在你们大老远的来到这儿，天天在地里于这么重的活儿，没什么好东西吃，还挨蚊子咬，哎呀！瞧你腿上起的大包！还有这手上的冻疮！要叫你们的爸爸妈妈看到还不得心疼死？"

这样的话听得真是太多了，我不由得想：这算不算我们批判过的虚伪的资产阶级人性论呢？一种所谓普遍的儿女情长？若在"文革"伊始，我会毫不犹豫地谴责这类情感，在我看来，它抹煞了阶级斗争。可是现在真正的贫下中农也这么看问题，毛主席说他们是我们的老师。如果他们这般言行，这般言行便是对的。我有什么资格评判他们？我是来向他们学习的！

想罢，我深深吐日气，说心里话，我真庆幸这里的农民有情有谊，而不是一味大讲阶级斗争。到了他们家中，我可以随随便便在他们又大又暖和的炕上歇息，大嚼他们给我们吃的东西，听他们讲述的故事。当地人讲的故事和我在报上看到的全然不同，他们爱讲村里发生的事。有一个故事说的是两个男人、一个女人和一只手表。

那是1958年的事，约有10万复员军人来到北大荒屯垦戍边。话说这些人中有两位契若金兰的山东籍战士：山东人一向以义勇著称，这两人过去在朝鲜战场上并肩作战，现在他们一同来到凉水泉开拖拉机。其中一人年长几岁，已结了婚。他到此地不久，妻子也从家乡跟来了。稍年轻的一位还是单身。

一天晚上，结了婚的那位上夜班时，他的妻子一人在家煤气中毒，死了。中国的北方，每年都有不少人死于煤气中毒。做丈夫的悲痛万分，他很爱自己的妻子。令他特别伤心的是，过去他妻子曾想要一只手表，说了不止一次，但直到她死他们也还没能攒够钱——那时好的国产手表也要上百元，这对一个月工资也就30来元的农场工人来说不啻是件奢侈品。村里买得起手表的人家也不多。现在他妻子已不在人世，做丈夫的决定送她一只好手表作为陪葬。

他于是借了钱，买来了手表。他将手表戴在断了气的妻子手腕上，就把她连枕头被子一起被放进棺材里。由于北大荒冬天天气奇冷，地冻三尺，当地人无法掘土安葬，只有待到来年开春。丈夫的同事帮忙钉上棺盖，把棺材抬到村南一处一个叫小南山的地方，当下算是把后事处理完了。

晚上，年轻人来安慰大哥，两人喝起了白酒。一两瓶下肚，大哥对兄弟打开了话匣子，他一把眼泪一把鼻涕诉说心中的悲伤，说来说去便说到了那只手表。说完他倒头睡了，年轻人却合不上眼：他也正需要一只手表，也是不够钱买。他想到了棺材里的手表，但马上就自责：大哥把心里话都掏给他，他却想偷嫂子的陪葬，人怎么能这么下作？……

前半夜，年轻人在炕上辗转反侧，后半夜他下了决心，从床上爬起来，拿了几件工具，直奔小南山。他边撬棺木，边向里面的女人陪不是。

"嫂子！你原谅我吧！你已经死了，戴着手表也没有用，你就当把这块表送给我吧。我真的太需要一块手表了。我会给你烧纸钱，烧很多很多的纸钱，你在阴间用得着哩……"

他边喃喃自语，边打开棺盖，看到了躺在里面脸白得像一张纸似的女人，她的眼睛居然睁着！突然，她从棺材里坐了起来！伸出手，手心里正是那只手表，在月色下闪着寒光。

"手表在这儿，你拿去吧！"她说。

年轻人惊吓得当场晕厥过去，女人跑回了村。其实，前天晚上她只是一种假死，村里没医生，别人看着她觉得她是死了，而实际上她的生命还在，小南山的冷空气一激，她又苏醒了过来。无巧不成书，这时年轻人来了。要不然，零下40度，她当晚就得冻死。

她回到家，把丈夫摇醒，告诉他事情经过。丈夫立即赶到小南山，年轻人还在棺材边不省人事。他把他背了回来。

年轻人醒来后，无地自容。他向兄嫂道歉，请求他们的宽恕。他把自己骂得狗血喷头，而那对夫妻却一个劲儿谢他的救命之恩。他们一定要年轻人收下手表，作个谢礼。年轻人坚决不肯，脸羞惭得像猪肝的颜色。但最后他拗不过大哥，还是收下了手表。从此以后，他们还是最好的朋友，彼此情同骨肉。

虽然村里的人爱说这个故事，我想证实一下谁见过这几个人物，却是谁也说不出个究竟。"这批老兵在850农场建起来以后就都撤走了，他们去了新的地方开荒建新农场去了。"这批人走了以后，又来了新的人马。他们是老复员军人的兄弟姐妹，亲戚乡里。他们来自中国的四面八方，特别是人口稠密的省份，像山东和四川。

新人马扎下根来成为农场工人，他们不再是普通农民，而是职工，不论旱涝每个月挣32块钱，那可是铁饭碗！尽管严寒刺骨，蚊蚋猖獗，风湿病成灾，虎林热（一种致命的地方病）蔓延……他们还是乐意呆在这里。这些艰难困苦比起铁饭碗来真算不得什么。

铁饭碗真那么结实么？未必。在某些情况下，铁饭碗也会砸烂，或应该说也会给端走。

比如说1959年饥荒席卷中国，北大荒农场所有的女职工都奉命辞退工作，"减轻国家负担"。当时上面对她们说只要形势一有好转，就立刻招回她们，于是女工都同意了。其实同意不同意，只要你是女的，也无计可施。第二年饥荒仍然持续，但过了第三年，形势好转了，女工复职的事却再也无人提起。原来领导早就觉得女职工是个负担，自然灾害成了个让她们离职的借口。就这样，妇女的地位从原来的农场职工变成了家属。作为家属，她们只能做临时工。于同样的活儿，工资却只能拿28元一个月。她们还没有劳保，不能报医疗费，不能享受带薪产假，也不可能指望加工资。这个地区约有10多万这样的妇女，我们来的时候她们对当地干部怨气冲天。

除了妇女，另一批被称为盲流的人地位也比较低下。盲流指的是在三年饥饿时期从家乡出来逃荒的。他们来到北大荒，开始做临时工，干一天算一天，挣的钱比妇女还要少。即便如此，他们有口饭吃，就已经感激不尽了。

几年后饥荒过去，盲流从原籍拿到户口。男性盲流造册成了农场职工，女性盲流便依旧例作了家属。他们于是定居下来，凉水泉有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家庭原来是盲流。

花儿的家庭就是这样，她比我小1岁，我们初次见面时她年方十六，干农活已是的一把好手。她长得结实，干活却十分灵巧，弯下腰来用一把锋利的小镰刀左一下右一下地割麦子，动作娴熟而有韵律，看上去跟玩儿似的。她一阵风般就割到前面去了，刚开始我们觉得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她。

3个月后，我的身体逐渐适应了体力活儿，到了割豆于时，我咬紧牙关，决定跟花儿比个高低。4个小时下来，我们几乎同时割完了长长的一条垄。花儿直起腰来，用手擦去额头的汗，冲我笑了。我也咧着嘴还她一个微笑，尽管我的腰像已经断成了十八截。打这以后，我们肩并肩在地里干活，成了一对好朋友。

既是伙伴，我便也常常上她家去玩儿。我喜欢她家的每一个人。她父亲老季是个能工巧匠，会于木工活儿，也会于瓦工活儿。她母亲，我们管她叫季大娘，虽不识字，心地却极为善良。旧社会他俩都是苦出身。花儿的弟弟那时还很小。

后来我听村里人传说老季在他家乡山东曾当过党支部书记。我几乎不相信这一传闻，党员身分在1968年是一种殊荣。我做梦都想入党，但我知道自己不够格儿。若是党支书，那更是村里的一把手！老季怎么肯放弃这一切的一切，跑到北大荒来当个盲流呢？这实在令我百思不解！

我带着这个疑团问花儿，开始她支支吾吾，避而不答。但我穷追不舍，因为我们是好朋友，她最后还是说了：三年自然灾害中，她家乡很多人饿死了，包括她的祖母、一个小姨、还有她的堂兄妹。他们吃完了第二春的粮种，吃了家里的老黄狗、小花猫，然后吃树皮，树也死了，最后挖草根吃。还活着的人只能外出逃荒，但上头又有指示，不准逃荒。留下来无疑是死路一条，不管是党支书还是普通老百姓，要活下去，必须走。于是他们来到北大荒，至少这儿能填饱肚子。

这段故事令我更加难置信！我甚至为她的故事夜不成寐：直到那时，我对政府文件和报纸上的宣传从未产生过怀疑，报上说饥荒时期中国没有饿死过一个人，这是伟大的胜利……我父母和其他身居京城的人也都相信这种说法。现在突然花儿告诉我，饥荒时期她的家乡饿死好多人，其中就有她自己家的亲人！这两种说法互相抵触、矛盾，不能并存，必有一方在说谎，那么骗人的是党还是花儿？我简直不敢再往下想。

在我内心深处，我知道花儿说的是实话。她父母又不是地主，他们都是苦大仇深的贫农。毛主席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我正是从贫下中农那里受到的教育：党居然也会说谎，而且是一个弥天大谎。

另一件事花儿开始时也不愿讲。有一次她警告我："你一个人晚上别去小南山，那儿有鬼。"

"有鬼？怎么会？"

"有个后生死了埋在那儿，都说晚上他常出来缠人。"

"有这事儿？他是干什么的？"

"喔，别刨根问底儿了。俺爹俺娘不让提他哩。"

看得出花儿很害怕，这愈发激起来我的好奇心。我求她跟我讲讲这个后生的事，但花儿不肯。

"俺不讲，俺怕鬼！"

"得了！你知道世界上没有鬼这回事儿！告诉我他是谁吧。"

"讲鬼的人会招来晦气，他听你讲起他了，就会来找你。"

"不关你事，是我要你讲的，如果他来找，就会来找我。这总行了吧？快说说他的故事。"

"反正他是个劳改犯，右派还是什么的，俺也闹不清。前几年这疙瘩这样的人多了去了。看守不让俺们走近他们。"

"这当然，那又怎么了呢？"

"嗯，有一年大夏天，在玉米地里，这个后生把看守弄人了，不知是顶嘴了呢还是干活没干好，左不过是这路事。看守把他五花大绑，撂在地头上，让他在日头底下晒着，罚他。其他劳改犯吃午饭去了，吃完了饭他们就又锄地去了，往回锄，一垄锄到头儿，天也黑了。劳改犯回村吃晚饭，看守也跟着他们回去，压根儿忘了地头上还有个人。

"第二天早上点名时看守才想起他来，他们回地头找他，发现他人还在那儿，不过早断了气儿了。一准是头天晚上让蚊子咬死了，听说挺吓人，孩子儿都不让去看，他们当天就地把他埋了。后来，劳改犯和看守都走了。现在谁也说不准他埋哪儿了，反正在小南山儿。他死得惨，死后冤魂不散，晚上出来迷人。好多都人亲耳听见过他在那儿哭，俺们都不敢提他，你可别告俺爹俺说了这事。"

一个人被蚊子活活咬死？对那些没去过北大荒的人来说，这简直是天方夜谈。我听到这件事时，已经在那儿呆了几个月，我不由浑身打了个冷战，什么也没说。

北大荒的蚊子，在我看来，和我在北京见到的那种秀气的小生物根本是两个物种。北大荒的蚊子又大又黑，凶猛无比，嗜血成性。它们在这个巨大的沼泽地里数百万计地繁殖。白天它们还不太活跃，即便如此，它们都会透过我的厚厚的工装叮我，使我的皮肤上肿起像杏干似的大包，一个星期都消不下去。当地人说这里的蚊子是毒蚊子。

夏秋之际，有时我们从田里收工晚一点，太阳一下山，尽管全身都裹着劳动服，头上还包了层尼龙丝巾，而且两手不拿东西，饶是这样，也抵挡不了这些蚊子的袭击。成百只蚊子在空中飞舞，像一团乌云，追着我咬，嗡嗡声酷似电影里日军轰炸机发出的声音。

想想那个后生的遭遇，巴，手脚被绑不能动弹，被遗弃在沼泽地边上，太阳下山后过了整整一个晚上，孤身一人，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得听任这些恶蚊来叮咬、吸血，直至死去。虽然过去我竭尽所能设想过千百种严刑拷打和死于非命的场景，这种死法仍教我不寒而栗！

他在那样的场合又能怎样？在地上打滚？那只有更糟。一出汗，会招来更多的蚊子。叫喊？诅咒？求神？祈祷？什么都不管用了，整个人类都弃他于不顾，天聋地哑，他惟有独自饮泣，哭他的苦难，哭他的命运。

他死之前想了什么？也许他回忆起爱过的人，回忆起父母妻儿，他们在梦中是否听见他绝望的哭声呢？难道他们也抛开他了么？与犯罪分子划清界线，就像当年的婶婶一样？是人总不该落得这么个死法！右派也不该！杀人犯也不该！

也许当地人说得对，他会变成一头鬼。他受了如此冤屈，在地下身心不得安宁。他必不断哭泣，呼号，让这个地方同样不得安宁。他是不是要找个替死的，好让他去复仇，但是找谁复仇呢？找蚊子？找看守？找那些送他来这儿的人？找出卖他的朋友？低毁他的同事？背弃他的家人？这个年轻人是罪犯，不是英雄，但是一如壮士，他踏上的也是一条永无回归之日的苦难里程。我真为他难过，为他悲伤……资产阶级的人性论……一个人的血肉之躯……我不能再胡思乱想了，这么想下去会走火入魔的。难道他的鬼魂真就附在我身上了么？

17　做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

知青下乡的运动过去17年了，许多人谈起此事依旧怨气冲天，他们把这场前后持续10年、有200万年轻人卷入的运动称之为"荒谬的错误"，或至少是"蹉跎岁月"。这么说大抵错不到哪儿去，然而我还是不能完全同意。老子有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到美国几年后，我对这场运动的愤懑逐渐平息，甚至庆幸我曾经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

在农场我学会了阉猪崽，砌耐用的火炕和打好烧的火墙，用木铲扬场，使镰刀割豆……我并不是说在农场学到的农活把式现在对我还有多大用，但是知道自己会干这些活儿，而且还能干得颇出色，我便打心眼儿里有一种安全感。我不会在评终身职时睡不着觉，我不仅仅会教书，还会做农民和工人的活儿，如果我不能用头脑和笔杆糊口，我还能用肌肉和筋骨养活我和儿子。

北大荒的年头教会我如何在极紧的预算下从容地生活，现在我便不必整天为挣额外的。其实并不一定需要的那部分钱发愁。在很大程度上使我有时间做我最想做的事，如沉溺于文学中，写我现在写的故事。不然的话，生活在没有铁饭碗的外国，恐怕我得力挣更多的钱而从事一份不感兴趣的职业。

当然，在1968年，我不可能看到今天。我感激北大荒有别的原因：我的失眠症不治而愈。到850农场后两个月，只要午休还剩5分钟时间我都可以打个盹，另外9个同屋就挤在我旁边，有人听收音机，有人洗衣服，有人聊天，有人哼小调，有人在磨刀石上磨镰刀……一眨眼的工夫，我便睡着了。没什么值得奇怪的，我用的处方只是大剂量繁重的体力劳动。

北大荒的夏天，白昼奇长。3点钟天就蒙蒙亮了，一般在11点吃午饭（在中国境内，所有地方都使用北京时间，东北11点吃午饭，西北则要到下午两三点），晚上8点过后太阳才落山。麦收季节，我们早上5点就起床了，一星期七天，天天如此。起床后一小时，我们已经在田头了，午饭歇晌的时间很短，为抢时间，通常有人将饭菜送来，我们就在地头上扒拉几口。午饭后接着干，一直于到太阳快下山为止。

晚饭后，如果打谷场有活儿堆着，晚上还得接茬干。我们先得沿打谷场上风一侧点几大堆篝火，然后将湿草扔在火上，弄出许多浓烟，以达到驱赶蚊子的效果。这样整个村子的人都会出来干活，几乎要干到半夜。

由于紧张的劳作，我又面临另一个麻烦：入睡是毫无问题了，但早上起床要花极大的毅力。我倒不为这个抱怨，农场里的知青早上起床个个都很困难，我想我正常得很。

我治好了失眠，睡在我边上的一个女青年却得了梦游的怪病。刚开始我们觉得这没什么，只是稍有点儿受惊，因为我们都听过一个故事，讲一个梦游的人把别人的头砍了下来，还念念有词说地里的西瓜熟了。我们对这种病的了解就这么多。这个梦游的女孩会不会也把我们的脑袋砍下来呢？她当然不会。

梦游的女孩姓曹，她从我们嘴里听到自己梦游的事，坐在我们的大床上，好一阵不说话，随后便默默垂泪。看她哭成这样我们都于心不忍，我尤其希望自己能帮她点什么。自从她分到我边上的铺位来，她就对我很友好，像个宽厚的大姊。我喜欢她，信任她，部分原因是她和我都曾住在同一个机关大院，而且她也是一零一中的学生[奇qinkan.net书]。她不像我的其他同学，从没有咄咄逼人的时候。现在我看得出她很害怕，比我们所有人对这件事都紧张。

农场里没有医生懂得怎么治这种病，领导于是使出旧招：把她调到一个离我们很远的地方去。也许他们以为这么一折腾她就会丢下原来的病，像扔掉一件旧衣服一样。但这个方法不顶用，大豆收获季节过后，我们听说她的病情有增无减，于是我们有4个女生跳上一台拖拉机，在一个下雪天匀一天时间去看她。

当我们走进曹的宿舍，只见她一个人向隅而坐，面壁发呆。我们叫她，她一动不动，再叫她，这才慢慢转过身来。不到3个月时间，她瘦得皮包骨，更糟的是，刚开始她似乎不认识我们，过了一会，她突然大声说："我坦白！我反对毛主席了！我有罪！我该死！我罪该万死！……"

她在胡说些什么？！她一定是精神错乱了，在这儿，她没朋友，没同学，周围都是陌生人，得的又是这么一种病！为什么领导……我们见此情形不知所措，都吓得哭了起来。曹倒是唯一不哭的，她怔怔地望着我们，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非常隔膜，既不高兴也不悲伤。第二天我们回去，赶忙写信告诉她的家人。后来我们听说她父母来把她带去了山东的五七干校。这件事说明并非每个人都能适应北大荒的生活，只有那些体格强硕、精神健全的人才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生存。

曹和那些半道上走的毕竟还是少数，坚持下来的人为多。我们主流，就像口号说的，"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茁壮成长"。我自己就是这样的例子，但我还不够茁壮，我又遇到了新的难题：下乡的最初3个月，我没有吃早餐的习惯，所以很难坚持工作到中午。

从前我在家里一向晚睡晚起，早上基本不吃东西。我来农场后才意识到早餐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如果我早餐不吃上两个大馒头，到了9点钟肚子就咕咕叫了。捱到10点，就像没了油的拖拉机，尽管在大夏天，都会手脚冰凉，虚汗直流。有时我会头晕目眩，喘不过气来。遇上这种情况，我得马上坐下来将头架在双膝上休息一阵，不然我会昏厥过去。

我知道后果，颇为害怕，但是凌晨5点钟强迫自己起床后，真是一点食欲都没有。馒头在嘴里嚼呀嚼，就是咽不下喉咙去。这当口，别人已经狼吞虎咽了两三个大馒头，有的甚至要吃4个。我真是恨自己的身体，这么不可理喻！我发誓要克服这个毛病。改造！我必须把自己改造成一个新人。想贫下中农之所想，爱贫下中农之所爱，这还不够，我必须从精神到肉体学习做一个地地道道的老农民。

接下去的几个月，我向自己的身体开战，把自己的体力用到极限，再突破极限。当我精疲力尽的时候，就把自己想象成一架独轮车。"小车不倒只管推！"哪位英雄人物说的这句话？的确有点哲理，只要我的骨头没有散架，只要我身上还剩一分力气，只要我还有一口呼吸，我就要赶上别人，决不落后！

于是我干活时不松劲，用足全部力气，同时有一个声音大喊着从我心底冲出：我真希望此刻一跤倒在地上，像一口袋麦子那样落在地上，就这么躺着，永远不再起来！体力劳动的确使人头脑简单，我所有的想法都消失了，只有这个想法盘踞在心中。但这个想法是错的，我不应该纵容自己这么想，这不是鼓劲的好方法。

那么怎样鼓劲才对呢？我对自己说，这是一场考验，是一次审判，是一条火线，如果我能坚持住，我就是胜利者，是英雄，如果我倒下，就什么也不是，是狗屎堆！毛主席教导我们："下定决心……"二姨说一个人要有志气……村里的农民怎么说来着？"人的力气和别的东西不一样，力气是用不完的，只会越用越多。"这些话使我看到了希望，我坚持住，果然慢慢越于越有劲，农民的话真是金玉良言。

其他的知青想必也经过类似的艰苦历程，他们不知用的是什么话给自己鼓劲。初到村里，我们4个人凑在一起抬一袋11多斤重的麦子都很吃力，到了第二年，我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能单独扛着麦包走了，而且还能走一两块跳板，把麦子扛到卡车上去或倒在谷仓里。

农场的活儿十分累人。有个比喻很形象：一颗汗珠子摔八瓣。于如此繁重的体力劳动，我们一个月的工资是32元。"三百二十大毛"，北京青年不无挪揄。我不知别人怎么看这点点辛苦钱，我的感觉是棒极了！我终于自己养活自己，完全独立了。我内心的自豪难以言传。

我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按中国传统，我给父母和二姨各寄去10元，剩下的12元交了伙食费。（农场里的知青，不论男女，每人每月交12元，一日三餐在饭堂管饱，吃什么则不论。）父母和二姨收到钱后都给我来信，他们对我的评价比自己的还高。

说到独立，农场的女青年绝对独立过人。男女同工同酬，我们中大多数与男生比在哪方面都不比他们差。男人能做的事，我们一样能做，而且我们还做得更快更好。

农场的活儿要数割大豆来得辛苦。只有在秋雨连绵，机器没法下地收割时，才需要人工出动。我们双脚陷在泥泞里，一把镰刀在手，慢慢往前挪，整条垄割完要挪一两公里长。这种时候，全村男女老少都走出家门，下田割豆，肩并肩你追我赶地跑这场马拉松。一天下来，割得最快的总是些"铁姑娘"。

开始时，男人试图与我们较劲儿，一段时间下来，他们知道不是对手，只好放弃，作出满不在乎的姿态。有个从上海来的叫老冯的女学生在割豆子上独占鳌头，谁也别想比过她，男人送她一个"橡皮腰"的外号，因为不管田垄有多长，她从不需要直起身子歇口气。她的毅力简直惊人！除了她之外，还有花儿和我们好几个人都是硬手。那些年里，有谁听说过"铁小子"如何如何？在中国，只有"铁姑娘"创造奇迹，叫大伙儿心悦诚服。

年纪大一点的妇女，那些家属，却毫不恋战。她们拖拖拉拉，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样子，男人都烦她们。"这些臭家属没治了！"老职工们说这话时带着明显的轻蔑。当面叫这些女人臭家属的，却正是她们的丈夫和兄弟！

我们第一次听到"臭家属"这个称呼，不免有些吃惊。在中国，若在孩子的小名前加个臭字倒无所谓，往往还表示亲呢；而以此称呼大人，岂止是大不敬，简直可以说是种辱骂。毕竟这些妇女不也是贫下中农么？她们不也是毛主席说的"半边天"么？理论上说，革命也要靠她们出一份力，打江山的也不仅仅是男人……

但慢慢我们耳熟了这个称呼，甚至我们也在背后半开玩笑地管她们叫臭家属，反正也不是我们先这么叫的。一度我觉得这个称呼并不太冤枉她们，她们虽然并不依赖男人，但有些人的确散发着臭味，衣冠不整，蓬头垢面，好像很久没有梳洗过。离得近一点，你能闻到她们身上的洋葱味、大蒜味、煤油味、小孩的尿味，有些人满回黄牙，早晨张开嘴，宿臭刺鼻。那么我们知青是否就没臭家属那么臭呢？不尽然。我们到了村里几个星期后，身上也开始有一种怪味了。

我们的衣裳尽管新，但也搞得很脏，在村里洗衣服可是件大工程。首先我们得去井台上打水，将水匀在桶里，用扁担挑回去。然后把冰凉的水倒在一个大铁盆里，打了肥皂用手慢慢搓衣服，再将衣服漂洗干净。一次打的水不够，还得再打。洗完后绞干，用绳子晾起来。这个过程每一步都耗时费力，而从地里干活回来，时间和精力都所剩无几。

我们于是想出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我们发现衣服脏了，便把它们脱了，塞在床下，等后来的干净衣服穿得更脏了，又把先前穿过的衣服比较一下，挑一件看得过眼的再穿几天。这样一轮一轮转了两三个月，期间我们便免除了洗衣的麻烦。

而且这段时间我们谁也没洗过澡。我们完全没概念应该怎么洗澡：村里既没有公共浴室，宿舍又没有盥洗设备。到了10月的一个晚上，我们宿舍的人在衣服缝里突然发现了一个个奇怪的白色的小东西，体积虽小，却有着一个大肚子。它们慢慢爬过，还留下些光亮的小卵。"这是什么玩艺儿呢？"我们不得其解，上上下下挠痒痒。突然有人惊叫一声："是虱子！"这一说我们头发都倒竖起来，一身鸡皮疙瘩。"真恶心！那怎么办？太可怕了！怎么办？"

最后还是"臭家属"向我们伸出救援之手。"别怕！别怕！我们来帮你们的忙，弄干净就是了，有办法的！"她们来到宿舍，把我们的衣服和被单都拿回自己家，在大锅里用沸水煮了又煮。从此我们学会用大铁盆在众目睽睽的宿舍中轮流洗澡，这也没什么，犯不着害羞。在村里，要想洗澡，唯有如此，别无选择。

"入乡随俗"，我发现北大荒的民俗和北京的真真不一样。比方说，这里的人不喜欢客套。你到一户正吃着晚饭的人家中，他们若邀你一块儿吃，你最好就坐下，抄一双筷子，二话不说，吃。而已要放开肚子吃，让男女主人知道你不跟他们见外，而且喜欢他们的饭菜：让他们知道的方法不是言语，而是行动。这样他们才高兴。

在北京，那是另外一番规矩：如果我到什么人家中，他们正在用餐，我应该道歉，尽快离开。如果我事先接到邀请，那当然可以坐下吃，但在赞扬菜肴的同时，我必须吃得很有分寸。切不可像俄狼一样大嚼大咽，不可将筷子伸过桌子另一边夹菜，不可吃完任何碗碟中的最后一点菜肴……这些在北京的好习惯到了这儿全行不通。

除了吃饭，还有喝酒，喝白酒。如果村里人给我喝酒，我最好别拒绝。当地人几乎个个善饮，喝酒是哥儿们义气的标志，表示一种对人的尊重和信赖。不过若知青不会喝酒，村民也不勉强，白酒在农场是奢侈品，一块钱一瓶，他们决不愿意看到好东西给糟蹋了。

其实知青也不等村民劝饮。几个月下来，我们都喜欢上了白酒，女青年也不例外。也许是气候的原因，这里半年时间极其寒冷，余下时间则潮湿不堪。恐怕还有别的原因，农场生活到底不比家中。只是开始几年谁也不想承认，人人都说喜欢北大荒，要在这儿扎根。

白酒不能空腹喝，中国人喝酒时吃很多菜。在这个地区，最好的佐酒菜肴是狗肉。在这之前，我从未碰过狗肉，而在农场，因为没有其它肉供应，村民们只能宰自己的狗来吃。他们请我尝尝时，我没有稍加迟疑，将狗肉蘸在酱油里，就着生大蒜，大口大口吃将起来。往下吞的还有白酒，三杯，四杯。干了干了！酒肉可真是好东西！道理很简单，几个月时间不沾半点荤腥，只吃蒸馒头和见不到油花儿的水煮萝卜，如果有人给我吃耗子肉，没准我也吃得很香。

就这样农场里的生活一天一天改变着我。像花儿和当地女孩一样，我说话山响，笑起来没遮没拦，想唱歌就吼它一嗓子。我喜欢这种生活方式！每天我们和太阳一同醒来，在地里挥汗劳作，风吹日晒使我们体魄健壮，漫天的雨雪和飞扬的尘土都挡不住我们劳动的步伐，甚至蚊子也都不在话下。现在唯一的问题是村里的文化生活贫乏，其他知青也有同感。

尤其到了冬日降临时，昼短夜长，下午4点以后，天就黑了，户外滴水成冰。村里没有电视，没有电影，没有图书馆，没有乒乓球桌，连棋和扑克牌都没有。有的只是马拉松式的政治学习，晚饭后无所事事，当地人家为了省油，早早就吹灯睡觉了。

"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呢？当地贫下中农对我们亲如一家，也许我们可以在晚上表演几段节目来回报他们？"这个主意不错。在北京时我们多少都学了些歌舞，会唱几段革命现代戏。我们决定把节目串起来向村民们做个汇报演出。

文艺晚会成了凉水泉一件空前的大事。演出那天晚上家家户户倾巢而出，将大食堂挤得水泄不通。几个拖拉机手头天早晨开车去场部借来了发电机，在大食堂架起了照明的电灯。许多村民提前一小时就搬了小板凳来，为的是占一个好座儿。

可以想象我们的演出相当蹩脚，有人忘了台词，在台上抓耳挠腮，也有人演到半中间忍俊不禁。逢到这时，台下的观众也一同爆发出善意的哄堂大笑，没人会向老戏迷那样喝倒彩，我们的观众对我们全情支持。孩子们的眼睛睁得滴溜圆，老人和妇女紧张得嘴都合不拢。每一段表演结束后，大伙儿的掌声、叫好声经久不息……

看到这一幕，我突然想到父亲和他的同志们1943年搬上山村舞台的《傲慢与偏见》。现在我才理解他说的演出引起强烈反响的意思。尽管距他演出的年代已过去了四分之一世纪，新中国成立了，开展过许多场运动，但是这里的农民仍然生活在文化沙漠里。他们中很多人直到今天晚上才第一次看到真人现场表演。我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来改变现状，也许我们也能排一出戏？当然不能排《傲慢与偏见》，要排一出革命的剧目。

我们再聚在一起时，我建议我们排演话剧《年青的一代》，演话剧可比演节目复杂多了，但我的知青伙伴都赞同，于是我们着手挑选演员。

剧中的男主角是一名大学毕业生，叫肖继业，他志愿来到遥远的边疆勘探矿藏。在一次事故中，他冒着生命危险抢救队友，一条腿受了重伤，医生要对他进行截肢手术。当然，英雄人物的肢体怎么能残缺不全呢，最后医生想尽办法保住了他的腿，使他重返边疆。

这个角色，人人都觉得应该由周来担任。周是北京来的知青，长得一表人才，更重要的是他热心而有激情，总是乐意帮助别人。在我们心目中，他就是肖继业的化身。他来演肖继业再合适不过了。

这出戏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叫林育生。他是大学的高班学生，和主角形成对比，他怕边疆的艰苦，毕业后想留在大城市。当然他转变了思想，因为他后来得知他的父母都是革命烈士，最后他也志愿去了边疆。

我们认定这一角色最理想的人选是文，一零一中的高材生，在校时成绩优异。他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文本人架一副白框眼镜，看上去颇有书生气。但在那个年代，说一个人有书生气并不是恭维话，这等于说这个人软弱、犹豫、不中用。所以当我们提出由文演这个角色，引得他老大不高兴，"为什么要我来演？在你们心目中我像他么？"他抗议地反问。但是他那些一零一中的哥儿们都为他中选而兴奋，他们最终说服他接受下来。（8个一零一中的男同学住一间房，他们自称"8只快乐的大苍蝇"。）

这个剧中的女主角也很关键。她叫林岚，是林育生的妹妹，一个热情奔放的革命青年。这个角色我有意让花儿来演，但一开始这个主意遭到一些北京青年的质疑。

"什么？让花儿演？你觉得她能成么？她初小都没读完，能记得住那么多的台词吗？"

他们说得不错，花儿12岁她父母就让她辍学在家带弟弟。村里好多女孩有类似的经历，反正不管男孩女孩，很少有读完小学六年级的。离村最近的一所初中在十几公里之外。但我相信花儿能演好这一角色。花儿嘴上不说，我知道她心里别提有多想参加我们的演出。

花儿爱唱爱跳，过去她老在地里模仿不同的人物逗我们乐，一会儿学我们都熟悉的她爷爷的咳嗽，一会儿又学头天隔着打谷场和人骂架的一个肝火甚旺的"臭家属"的腔调。我总觉得她聪明，善于观察，是天生的演员坯子，只是没被发现罢了。

如今有这样天份的女孩该模仿港台歌星挣大钱了。而在1968年，花儿为能在我们的剧中扮演一个角色兴奋不已，直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为能让花儿出演，争辩说我们来这儿是为了结合贫农，所以我们的演员阵容里至少要结合进他们中的一位。我还答应亲自辅导花儿。

我于是帮花儿熟悉台词，然后是彩排，接下来就要正式献演了。这是村里的又一桩大事。但开演以后，周和文尽在那儿呆板地背了台词，戏演得了无生气，我在台下于着急。

轮到花儿出场了。她一走上舞台，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林岚，像一阵春风，一阵急雨。她冲上舞台跑过去质问林育生："哥哥！你知道吗？肖继业他的腿很快就要被截掉了！"花儿的嗓音变了，大滴的眼泪涌了出来。每个人都被她感动，其他男女演员顿时进入了角色，激情从他们胸中奔涌而出，挥洒自如，即使在我挑剔的眼光看来，话剧演得也相当成功。更重要的是，人人都说花儿功不可没，她简直浑身都是戏。

花儿的成功对我来说意味深长。不是因为我对她的判断胜人一筹，而是我为全体知青感到骄傲，我们的牺牲是有回报的。过去我虽然也是自愿来农场，却总认为农村长大的孩子不如城里的孩子聪明，真是大谬不然！我很高兴证实我原先的看法是错的。

从那一天起我就幻想有朝一日花儿能去北京电影学院或解放军艺术学院上学，经过4年科班训练，她会出落成舞台或银幕上一颗耀眼的明星。为了实现这一愿望，我决定教她语文，从教她背一些我记得起来的唐诗开始。

凉水泉的聪明孩子不止花儿一个，另一位老唐夫妇的独生子小唐也是聪明过人。村民告诉我，在小唐4岁时，有一天他父母把他反锁在家，出门下地去了。这种做法在农村很普遍，不像城里的单位，农村没有托儿所。话说这天小唐找到一盒火柴，擦着了火，引燃了棉被，黑烟从炕上腾升起来，很快充满了房间。他想往外逃，可是铁将军把门，他叫救命，没人答应，谁也听不见双层密封窗里的动静。

但小男孩没有慌张，他跑进厨房，在炉子边找到一根拨火棒，然后跑回房间，爬上炕，打碎了一扇窗，又打碎另一扇窗。他这么做与他父母平日的反复告戒背道而驰，于是他逃过一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村里人讲完这件事后总爱加上这么一句。

4年后，同样的灾难发生在老王夫妇的两个男孩身上，两个孩子都窒息而死，一个5岁，一个3岁，我们目睹了这场悲剧。这时小唐已经读小学二年级了，他有时会和其他孩子来我们宿舍玩智力游戏。

"树上有7只鸟，猎人举枪打死1只，树上还剩几只鸟？"

"6只！""5只！"孩子们七嘴八舌，小唐看看我，会意一笑，好像说他知道其中有诈，然后大声宣布："一只鸟都没有了！"他当然答对了。

我也有些恶作剧的谜语，比方说：远看像个灯笼，近看尽是窟窿。村里没人猜得出，甚至知青也没人能猜对。小唐一听，立刻就说："哦？不就是个破灯笼么？把它扔了得了。"人人都笑了起来，恍然大悟。从那时起我就对这个早慧的男孩刮目相看。

后来发生的事却令我大失所望：小唐被卷入一宗大案。从一开始，村里教他的老师就不喜欢他，说他骄傲。而其他村民却认为这个老师根本不够格儿，仅因为他是政委的红人儿，才得了这份美差。对小唐问他的各种问题，他答不上来，便恼羞成怒。后来他居然在小唐的作业本里"发现"了一条反动标语，把这件事汇报给了赵指导员。赵又反映到了农场总部，很快就在虎林县公安局立案，公安干警奉命进村调查此案。警察甫至，就拘留了小唐，日夜审问，连老唐夫妇也未能幸免，警察怀疑他们是教唆犯。他们当然竭力否认，调查继续进行。而那条反动标语则一直是个谜，没人见过它的庐山真面目。领导似乎觉得只要我们看一眼这条标语，我们对党和共产主义的信仰就会立即崩溃。他们对我们可真够信任的！

有道是"打草惊蛇"，"顺藤摸瓜"。时间一天天过去，村里的人越来越紧张："谁说得准这孩子被这样审讯下去会不会胡说八道？万一他说……"

甚至连知青也有点儿惶惶然，并不是我们不想与贫下中农同呼吸共命运，而是近来我们与赵指导员的关系颇为紧张。我们有点儿担心他会记仇，给我们制造麻烦。

其实，与赵的关系不好，我们也有部分责任。刚来凉水泉，我们对指导员怀有一种过高的期望，这多半又是受了电影和小说的影响。在文学作品中，指导员总是一位对战士体贴人微的老大哥，和煦如春风，他对战士们的喜怒哀乐了如指掌，他及时给他们引导，善意地指出他们的不足。遇到危险，他冲在前面，将生的希望留给战友，将死的威胁留给自己……总而言之，他是位高大完美的英雄人物，加上相貌英俊，身材魁梧。而我们眼前这位赵指导员与之有着云泥之别。

我们初次见到赵时他40出头，身材矮小，肤色蜡黄，一张脸又瘦又长，像一条倭瓜。他有一双小小的老鼠眼，总爱趁人不备从旁边或背后打量别人。我们不单止烦他这些，还有其它：他对人冷漠，不爱理人，整天见不到他的笑脸，一副村里一把手的架式。

也许以外表取人失之公允？有些人天生就不苟言笑。如果赵指导员不来联系群众，我们是不是应该主动去接近领导？大概就是带着这个念头，一群北京知青有天去"赵府"登门拜访。

他们一去先在他家门口碰到他妻子，"第一夫人"的脸上也看不到一丝笑容，好像这些知青欠了她很多钱没还。她冷冰冰叫他们进去，自己却出了门不知去向。好一个敬客的主妇！

知青进得门来，只见赵躺在炕上，架起二郎腿，品着他的饭后一支烟，看见有人进屋，也不起身，连眼皮都没抬，只是从鼻子里哼出俩音："啥事？"

一干人甚是尴尬，他们站也不是，坐也不是；留也不是，去也不是。"我们来向您汇报思想……指导员……希望想得到组织上的帮助……"有人结结巴巴地说，别人则站在那儿大眼瞪小眼。

"说——吧。"赵的声音又干又冷，眼睛望着天花板。烟圈从他鼻眼儿里冒出，一圈又一圈，完全没有请知青坐下的意思。

这时北京知青已被这种简慢气得话都说不出来，根本无心汇报什么思想，他们三言两语就告辞了。回家路上，这帮人默默无语，对这番经历简直难以置信。进了宿舍，他们全都炸开了锅：

"去他妈的赵！他是什么玩艺儿，竟敢这样对待我们！他以为自己是村里的一把手，父母官，就摆这么大的臭架子！中央首长我见得多了，哪个不是客客气气的？真没见过像他这样儿的。"

"就是！他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不过是个小萝卜头！他算什么东西？一个二十四级干部，就差垫底了！我们大院看门儿的都比他高三级，有什么可神气的？"

最后这段话是"8只快乐的大苍蝇"中的一个说的。除了文，其他的7只"大苍蝇"都是高干子弟。不知为什么，单单这句话在凉水泉不胫而走，就像安徒生的童话里小孩子说的："皇帝什么也没穿。"刚开始还只在知青里传，我们一笑置之。后来不知谁说漏了嘴，在老职工中间也传开了。他们喜孜孜地到处传播这段话，随后声明不是他们编的，是北京的知青说的。终于这话经过赵的亲信传到了赵的耳朵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都感到惴惴然的缘由。

我希望赵别把这些话大放在心上。毕竟在这儿他是一把手，大权在握，我们才是小萝卜头。他究竟怎么想的，我无从得知，他的脸总是阴云密布。思想汇报？真无聊！这帮人在一零一中难道还没吃够苦头么？他们真是自找！——赵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让他们大丢面子，也是活该。他们倒恼羞成怒，挖苦赵的级别，这样只怕真把事情异糟。没听老话说"打人不打脸，揭人不揭短"么？古训总有几分道理在的。现在如果赵秋后算帐，我们都得搭进这些是非中去。看来我们必须谨言慎行，好自为之了。

18　树欲静而风不止

虽然我觉得知青同伴对赵的挑衅行为有欠明智，这决不意味我赞成赵。在我看来，赵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土皇帝"，他一向视"他"村里的农民如草芥尘土，所以我想那天他也并非在特意刁难北京知青，这只是他的一贯为人。村里许多人也不满他的霸气，却敢怒不敢言。慢慢地我们和村民混熟了，赢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这才关起门来给我们讲一些赵和他的心腹的所作所为。

8年来，赵把他的亲信安插在凉水泉的关键部门，诸如拖拉机队、会计、食堂、养猪场、养马场、打谷场、统计、机修、小学，这些部门的负责人都是赵一手安置的。这样一来，整个村变成了赵的天下。分配来的干部要不跟他同流合污，要不就会觉得这儿的生活实在难以忍受，迟早另谋出路。普通农场工人和他们的家属没路可走，只得乖乖就范。"如果你们惹了他，他准给你们小鞋穿。"

"小鞋？什么样的小鞋？"

"多了去了。最简单的，派给你一份又累又脏的活儿，或者同样的工，派你一个夜班。你要请病假或事假，他拖着不批。分给你家的柴禾正巧是潮的，而土豆的个儿又小得不能再小……这种芝麻绿豆的事情要多少有多少，你只有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你永无出头之日，这还不算，还可能更糟，看看老唐夫妇，他们也是下中农，可他们就是不讨赵喜欢！"

如果进入了赵的小圈子，又另当别论，村民们也说不清赵究竟给了他们多少好处。有一件事大伙儿都清楚，那就是在1959年到1962年的饥荒年月，这些人家顿顿有饭吃，其他村民家则常常揭不开锅。在1964年的"四清"运动中，上面派干部下来查帐，他们查出了很多在食堂和仓库里不翼而飞的东西：面粉、大豆、食油、糖……食堂的管理员陈理应对此负责，村民们说在1960年那会儿常看见陈晚上背了东西去赵家。到了陈要受处分了，赵马上将陈和养猪场的头儿对调一下职务。事儿就这么结了。

我耳闻目睹赵的这些行径，暗暗掂量我们有没有可能改变一下现状。如果现在还是1966年，一切都好办得很，动员农民，揭发赵，定他个走资派，夺了他的权。可惜今时非同往日，我们不再是红卫兵，而是来这儿改造思想的知识青年，赵则代表了当地党组织。但他是这么个土皇帝！我们看着他滥用职权，欺压贫下中农，难道只能置若罔闻么？若要和他斗法，又能怎么斗呢？手中没有了尚方宝剑，我们还不是和村民们一样无权无势？思来想去，我们斗不过姓赵的，这种念头纯属心血来潮，打消它吧。

我主意已定，远离赵和村民的是非，但有了这个主意并不管用，我还是身不由己地陷了进去。毛主席说得不错，"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比喻说的是阶级斗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想躲都躲不了。

10月底的一天，赵突然把我找去了。他找我有何责千？这有点不同寻常。我想不明白，他葫芦里卖什么药，我还是小心为妙。

我到了他家，这次他颇有礼貌，让我坐下，他也坐了下来。哈！他上次对北京知青也这般招呼，他便不会丢面子了。

"你来这儿3个多月了，农场工作很辛苦，是吧？"他发问。

"嗯哪，不过现在慢慢习惯了，有点摸着门路了。"

"除了体力劳动，你们还有什么问题？"

"我没什么特别的问题，这儿的贫下中农对我们很好。谢谢您的关心。"

"你的思想呢？有没有什么想不通的地方？如果你对我说，我也许能帮你解决。明白么？"

赵今儿是怎么啦？他像是变了个人。他究竟是什么意图？该不是意识到不应和知青过不去，想要挽回影响，巴？但为什么对我说这些？我又没在那一伙找他汇报思想的人中。

"我每天都读毛主席著作，它解决了我的所有问题。要是将来我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我会来请您帮助的。"

"你对村里的领导没什么意见么？毛主席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你在我面前应该实话实说。"

"我知道，我想目前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改造自己，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而不是对领导提意见。"

话说到这会儿，赵似乎没着儿了，他沉默了几分钟，突然发话：

"如果你对我们的工作没意见，那你为什么说你在这儿是个劳工？"

"劳工？"这话从何说起？我大吃一惊，"我没说过这种话。"当然没说过！我怎么会这么说？劳工指的是那些日本侵略期间被日本人抓来做苦工的中国老百姓。很多人死于繁重的劳动和恶劣的生活环境。

"你保证你没说过这话？可是你写过这样的话！白纸黑字，还能抵赖？"

他的小眼珠斜着看我，尖锐得跟钉子一样，似乎要在我的身体和灵魂钻出洞来。

"我在哪儿写的？什么时候写的？"我的声音都发抖了。"你最好自己想想。"

"我一点都想不起来有这种事。"

"就在你前几天填的表格里。你在你的职业一栏里填的是劳工！"

表格！该死！真有这事儿？我怎么一点儿也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填的。想想这种表格没什么太重要，也忘了检查一遍。我好蠢！

"我写的是农工，不是劳工，如果写错了，一定是笔误。请让我看一下儿我那张表好吗？"

"不行，表格已经送到场部去了。现在这份表格很可能在虎林县公安局手里。"

我的心猛往下沉，知道自己闯祸了，这祸还闯得不轻。我一时语塞。

"现在你仔细听着：你要好好深挖思想根源，问问自己是否对现实不满，是否对党把你送到农村来有怨言。"

"我是志愿来的！我热爱党和毛主席！我的父母都是革命干部……"

我一边说这番话一边止不住浑身颤抖，房间的温度似乎突然降到了零下40度，从骨头里透着寒意。我使劲咬着嘴唇，不让牙齿咯咯作响。"

"革命干部家庭？哼！我告诉你吧，从现在起，北京来的青年，家庭成分得看三代。不单看你父母解放前是干什么的，还得看你祖父母、外祖父母。如果你祖父解放前是地主，你的家庭成分就是地主；但是如果你祖父是贫农，到了你父亲成了地主，你的成分还是地主。"

这又是当头一棒！我脚下的地似乎正在崩溃，突然我好想放声大哭。但我不能在赵的面前哭！我不能让他看出我心里害怕。完了就完了，我不必再给他提供弹药来朝我开枪。我默不作声。赵过了一会又说：

"你回去想想问题的根源，随便说一句，我们可不认为这是什么笔误！写一份自我检查，你应该清楚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谈话结束了，我走了出去。全身怪怪的：手脚冰凉，面颊发烧，失神的双眼呆呆直视前方，仿佛看到了万丈深渊，我正站在其边缘。

过去我耳闻目睹了很多人因口误或笔误而在眨眼之间成为反革命分子，小唐是最近的例子。在他之前是张，一个1964年来凉水泉的北京知青。"文革"爆发后有一天，他在场部废弃的图书馆里拿了一本百科全书。在书里他看到国民党的党歌，便哼起来。有人叫他不要哼，他面子上一时下不来，奇--書∧網便和别人争辩说国民党在孙中山建立初期是一个革命的党，因此这首歌一度是革命歌曲。就因这几句话，他被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剥夺了所有的权利，不许参加一切政治活动，工资降到了一个月18元。打那时起，他就在革命群众监督下过着劳动改造的生活。

难道我也要步他后尘么？果真如此，我这辈子便算交待了。更糟的是，我还会累及家人，父母定会受牵连，小炼和小跃的前途也被我毁了。二姨呢？我会伤透她心的。我们全都完了，赵就是要看我们的好戏，这条毒蛇！

"杀鸡给猴看"，老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他能把我打成反革命，其他北京知青都会被震慑，被打断脊梁，从此俯首帖耳，没人再敢挑战他的权威地位。这一群傲气十足的前红卫兵，曾领受毛主席的御旨走遍全国，到处掀起红色风暴。我们对他和他的小独立王国该是多大的威胁。即便没人提到他的级别，仅是我们的存在也足以使他晚上睡不着觉……

门岁的年纪，我对政治还不是一无所知，我想自己是被选来做靶子了。我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的同伴怎么看待这件事，如果他们能意识到我刚才想的这些，我还有希望，否则我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我边盘算边回到宿舍。一进门我就趴在床上嚎啕大哭。我的舍友都紧张起来，她们问我出了什么事，我于是和盘托出。她们把这事儿看得很重，马上就有一群北京知青聚集在我们房里商量，这些人是我们的智囊团，大家得出结论赵在故意挑衅，此举并非针对我一个人，而是针对所有北京知青。如果我们退让，他就会得寸进尺。我算走运，知青伙伴也都有些政治头脑。

事实上，他们很多人听到赵想查三代来改我们的家庭出身，都觉得气愤不堪。高于子女中不少祖父一辈有问题的，这是他们的心病。

"按赵的说法，毛主席的孩子也是富农啦！如果周总理有孩子，那他们不都是资本家？这有多么荒谬！赵的这个发明简直反动透顶，颠倒是非，混淆黑白！"

北京的知青同伴决定采取联合行动。他们向村里所有领导讨个说法。（当时村里还有一位队长，八九位副队长。）他们要求领导对我的错误性质作明确表态，并澄清我们的家庭出身。如果村里的领导不及时作出回应，我们就把问题捅到场部去。

几天后，赵软了下来。接下去的会议上，他表示我的错误属于笔误，不是故意行为。而我们的家庭出身也维持不变。除了我们的团结外，还有一点可以解释我们的胜利，那就是又有一轮新的政治运动迫在眉睫。赵不想树敌过多，村里已经有不少反对他的人，叫他大为头疼。

我幸运地躲过一劫。太悬了，真可谓虎口脱险！好运气是北京知青同伴给的，村民在这件事中不置一言，沉默得像一座山。直到几星期后我才知道他们的态度。

几星期后，场部发了一个文，要求下属各生产队选派一名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选上的人会参加大会，四处巡回讲述他的心得体会。文件还说这位积极分子必须由无记名投票选举产生。于是整个生产队聚集在饭堂，干部、老职工、家属、知青，一人一票。黑板上写着几个候选人的名字，我的名字也赫然其中。

不一会儿，投票就结束了，先选两人担任唱票的角色，又有一人负责在黑板上划"正"字，一票一笔。

唱票一开始，我就听到我的名字反复被"唱"到，很快，大厅安静下来，聊天的声音也轻了许多，人人都竖起耳朵，他们听出了弦外之音，黑暗中，人们眼睛在闪光。我得了这么多的票！我的名字回旋在大厅里，像一阵春风，传递着一个秘密的信息。在场的人，不论喜欢与否，都得到了这个信息。冰消雪融，大地解冻了。多数人心花怒放，少数人垂头丧气，最后我获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这默默显示了村民抗衡赵和他一伙的力量，他当上皇帝的日子屈指可数了。

不出所料，下一轮政治运动来临时——我甚至都记不得是什么运动了——赵被人从皇帝宝座上拽了下来，免除了官职。往后3年，轮到他在革命群众的监督下劳动改造。他的罪名之一是迫害知青，相应的另一罪名是干扰学生上山下乡运动。

其他人还在村里与赵斗法时，我已开始在美丽的乌苏里江畔巡回讲用，受到英雄人物一样的礼遇。事情的结局如此，我满意么？当然！但我是否愿意被历史或命运再次选择扮演英雄角色呢？一百个不！

我心里明镜似的，在整件事中，我决不是什么英雄，而是一个身不由己的傀儡。木制的傀儡受人摆布，却没有思想和感觉，而我清楚知道危险所在。我其实怕得要命，如果说坐过山车令我胆战心惊的话，那么在中国，卷入一场这样的政治风波要骇人十倍。坐过山车，至少我还知道它往哪儿开，也明白这游戏其实是有惊无险，一会儿我就能毛发无伤地从车上下来。而在政治运动中，你永远不可能得到这种保障。几年来，发生了多少家破人亡的惨剧，说真话，那时我就开始厌倦了政治斗争，发誓将来离它们远远的，而且我得小心检查我写的每一句话，白纸黑字，不是闹着玩的！

尽管我决心远害全身，但当我一回到凉水泉，我便知道要退出政治谈何容易！对反叛者来说，半途而废的革命比不革命更糟，这是我们都明白的道理。推翻了赵，还得清算他的影响，他的有些亲信仍占据着重要岗位，大权在手，等他们的主子卷土重来。考虑到这些问题，我主动对新来的严指导员提出去养猪场工作。

这一决定有两重意思：其一，我想试试自己有没有能力干全农场最脏最累的活儿；其二，去养猪场意味着与陈较量，这几年陈一直是赵的死党，开始的一段时间我得低首下心，忍辱负重，先学会怎样管理猪号，不久我们就会把他取而代之，把权力归还人民。

人算不如天算，我万万预见不到此后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刚到猪号与陈接触时，我对他毫无幻想可言，他是赵的心腹，与赵有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政治上他是我们的敌手，但他又是一个贫农，干庄稼活儿的好把式；一个已婚的40来岁的男人，3个孩子的父亲。在我看来，他是个势力眼、狗腿子，狡猾奸诈，利欲熏心。我应该像很多村民一样对他嗤之以鼻才对。

荒唐的是我在养猪场干了几个星期，竟发现自己整天做着关于他的梦。还不单止梦到他，更梦见那些两人之间夜里才发生的事。这多半在我值夜班的场合，孤身一人睡在猪场当中的小屋里。这儿，炕是热的，是陈和我一起砌起来的，很棒的一张炕！夜深时分，这张炕挡住户外的冰天雪地，使得小屋温暖如春。

一片漆黑，夜无边无际。狗悄没声的，猪也不闹。事先全无征兆，小屋的木门突然开了，他走了进来。我的心凝住了，整个人呆若木鸡。叫喊是没有用的，村里不会有人听得见。他抓住我，把我拽进怀里。他热得像火，而我却软得像水。他的整个儿身体都在燃烧，我的力量挥发殆尽，无力挣脱。他把我压在炕上，重得跟一座山似的，那胀胀的东西擦着我的双腿。他撕开我的衬衫，拉下我的内衣，我赤身裸体，他就要来了！我是刑场上的囚犯，喘着，战栗着，怀着痛苦的想望，等着最后致命的一击。

我的小洞穴有如洪水泛滥。我扭动身子，狂乱地缩紧肌肉，关上那扇门，想把强暴者关在体外，保持我的贞洁！但强暴者硬挤了进来。粗大、炽热、充满野性……现在再抵抗也无济于事，让他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巴。我总是被糟蹋了，完事后我得自杀，但此刻我身在九天之上，龙凤纵舞，欢情无限。一次又一次的高潮，我的灵与肉都耗尽了，以后的事，由它去，巴……

如果陈对此有所觉察，他也许会来强奸我而不是老眯子。如果他真的来，后果会怎样？最有可能的是我会动用那把藏在身上的剪刀，让他的血或我的血染红那张炕。谁知道呢？我也许迷了心窍，发生在老眯子身上的一幕就会发生在我身上。

有时我怀疑陈对我的内心活动并非毫无党察，也许这是他预谋的一部分，他设了一个圈套，让我和其他在猪场干活的知青往里钻。又或者我高估了他，他并没有这么多心计，只是猪号活计的性质影响了我们的身心。

在猪号里我们干的什么活儿？每天我们都得密切注意发情的母猪，确保它们和公猪正常交配后全都怀胎。到了产期，我们把猪崽接生下来，为幼猪找到奶头，看它们吃奶……

这活儿使我大开眼界！看猪的活动，我突然明白了男人和女人间的一切隐秘。我长大的年代，性是一个禁忌的话题。没有一个长辈愿意和晚辈谈论与性有关的事，我母亲也不例外，www奇Qisuu书com网（她甚至连女人每月有例假这件事都不跟我说，害得我初潮来时吓得半死，）二姨，奶奶，我的任何一位老师，包括教我们生理卫生课的老师，通通不肯越雷池半步，给我们些许暗示。我看的书和电影也都是消过毒的清本，完全回避性的话题。

但用另一种角度仔细想想，还是有很多线索可循的，古典文学中，民歌里，有些比喻，如巫山云雨、蜂儿采蜜、饿马奔槽、露滴花心、男女相与驰骋……大人懂得性，也许能理解这些隐喻，我当时只觉得它们奇怪，纳闷于这些意象的荒诞不经和离题万里。

我也曾追问过所有孩子都问过的老问题：婴儿是从哪里来的？稍大一点后我的问题变成了："女人怎么会怀孕？"这不单出于好奇，我真的为此担心。我犯了不该犯的错误会不会怀孕？又如果吃错东西，站错地方，或者睡错了床呢？记得读过一篇故事，说从前有个女孩儿家吃了一棵梅子，结果有了一个男孩，她唤这个男孩作杨梅子。又有一个传说，讲一位少女踩着了神的脚印，她感到内心一动，立刻就怀上了胎。我有个一零一中的朋友告诉我，女孩怀孕是因为男孩吻过她的嘴唇。也有人表示异议，说女孩怀孕是因为和男孩在同一房间午睡。

现在我才知道过去这些猜测有多傻。我们的同学在家多半都有自己单独的卧室——到了农场我才意识到这对大多数中国家庭来说有多奢侈。即便对性略有所知的男女知青也一样受到我们所从事的日常工作的影响，干这活儿就像是天天在看黄色电影。事实上，我们不单看，陈还要求我们参与。

他时不时分配我们帮公猪和母猪交配，陈是猪号的头，这儿的一切都是革命工作，他派下来的活儿我不便拒绝。我也不想拒绝，我怕这样做会泄露了消息，让他怀疑我其实并没有那么坚强。否则任他绞尽脑汁，也拿不出证据。

我便干起了这份工作，陈在背后看着我，我讨厌他的这一举动，然而又没有抗议的理由，他会说他只不过在看我于得对不对。他的脸上会流露出一丝微笑，当然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公猪母猪圈在一起，疯也似地发泄着兽欲。我和陈则相互提防着。公猪跃上母猪的背，我得用手帮它把抖得满是泡沫的生殖器塞进母猪的阴道，于这话时我得保持呼吸正常，不能脸红，好在这点还能做到。但我很难压制自己内心的冲动，压制突如其来的欲火。我非草木，已经年满十七，身体健康，七情六欲俱在。尽管我为人清高，尽管我理智健全，有所谓良好的家教，我依然抑制不住像猪般泄欲的疯狂的念头。甚至可以就在当时当地，和任何男人。陈就在我身边看着我，半步之遥，他能看穿我的身心么？我说什么也不能让他看穿我的这些念头！

说实话，我一直弄不清陈到底知不知道我的这些心里活动。有时我几乎敢断言他对我们没安好心，但有时我又推翻这一结论。有时我甚至觉得他对我和另一个北京女知青袁怀有特别的好感，我们俩是他的得意门生，跟他学会很多活计，除了养猪，他还教我们兽医、瓦工、木工。他这些事样样拿得起，公道地说，他蛮聪明，也很勤劳。

我们刚到养猪场不久，陈就开始教我们基本的医药知识。然后他教我们给猪打针，这绝非易事，我们得用粗针猛劲扎透厚厚的猪皮，在眨眼工夫将药液完全推进去，猪感到疼后会踢腾起来。经过一番实践，我们做这活儿完全得心应手了。而后，陈又教我们施行手术，如治疗脓疮。疝气，阉割仔猪。这些活儿中，要数阉割母猪仔的手术最棘手：用一把锋利的柳叶刀在一头吱哇乱动的小母猪肚子上恰到好处地切入，刀口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这样在刀口处使点劲，卵巢和输卵管就跑了出来，然后在血流如注中将这些东西去除干净，再一针针把刀口缝合起来。整个过程不用麻药。

出起差错会很致命，第一次动这个手术我就失败了，不知是割得太深还是割得位置偏了，我一刀下去，血便狂喷出来，一两分钟，刚才还活蹦乱跳的一头肥嘟嘟的小猪就在我手中一命呜呼了。我浑身发抖，不知所措，告诉陈我不干了。但陈说谁干这第一回都难保不弄死一两头猪，"别灰心，再试一次！"

我哆哆嗦嗦又抓起另一头猪。陈站在我后边，右手有力而准确地把着我的手，一直做到手术结束。袁则死命压住挣扎的小猪。这次手术很成功。我们直起腰来，我不由得对陈发出会心的微笑。3个人此刻的模样定然颇滑稽：一头一脑的汗，眼睛亮闪闪，乐不可支的样子，手上血淋淋的，像刚参与了一场凶杀案。

然后轮到袁操刀，又一头小猪的灾难降临。但一次次我们的经验越来越丰富，信心也越来越强，到后来我们做的手术与陈做的难分仲伯。听说单是这一技傍身，在中国农村的任何一地我都可以生活得像模像样。

随后几年中，有大量知青从上海、天津、杭州、哈尔滨、青岛等地来到这儿。1969年，村里的知青人数超过200人。其中有八九个人和几个本地女孩经常在猪号干活。如果陈喜欢炫耀，教年轻人活计，为什么他从没教其他人，而独独教袁和我？我们不在同一个政治阵营中，还准备把他拉下马，他该心中有数的。难道他知根知底还诚心教我们手艺？还是完全蒙在鼓里呢？他是不是别有用心？是什么用心呢？一个人就是一团谜。有时阶级分析也分析不出来。一个人的行为并不一定能用政治立场来解释。我应该憎恨老陈亦或感激他？我们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19　壮士之死：奶奶最后的故事

养猪场里我们一人负责一群猪，这上百头猪一出生我就得管它们的吃喝拉撒。春天来到时，我把它们赶到野外吃草，夏天出工更早，每天4点不到就起床了，4点半，我的猪已经全在草地上了。

晨风徐徐吹来，清凉而沁出芬香，6月里的北大荒是一片鲜花的海洋。金百合娇艳亮丽，红百合则像蜡制的一样，透着结实。鸢尾花有紫色有蓝色，在清浅的水塘边顾影自怜。野生牡丹更是怒放得跟小脸盆般大。这片沼泽地中的黑土壤从不缺水，植物的个儿都硕大无朋。荒园风光美不胜收，至今我还梦见她斑斓的颜色。

然而在沼泽地里放养这上百头猪可不是件容易事儿。猪儿不像羊，猪又固执又任性，不愿成群结伙。它们常常会走丢，隐没在高高的草丛里。要把它们拢在一堆，我得前追后赶，一口气不停地奔跑四、五个小时。晨露打湿了我的裤子，粘在腿上，跑都跑不快。丝丝凉意侵入着我的筋骨，脚下的球鞋在吱吱叫唤。但湿透的球鞋还是胜过于爽的橡胶靴子。靴子太笨重，每天要跑这么多路，每增加一分重量都要付出许多体力。

我不追赶猪儿时，便会一展歌喉：民歌、外国歌曲。样板戏……其他人也在放声歌唱，我老远就能听到飘过来的歌声。不知别人为什么唱，我其实并不是因为欢乐，而是因为只要我唱出美妙的歌声，猪儿就不乱跑了，也不再互相争斗，它们竞会安静下来竖耳倾听，还一左一右甩动尾巴，像是为我在打拍子。这使我相信猪很聪明，懂得欣赏音乐。

我在养第一群猪时，给它们分别起了名字。有一只猪看上去很可爱，长了一对低垂的耳朵，腆着大肚子，我管它叫小资本家；另一头猪高挑而有威严，我叫它王子。娜塔莎是《战争与和平》中的人物，这只小母猪模样俊俏，活泼风骚。林妹妹一度病得很厉害，它走起路来摇摇摆摆，似弱柳扶风。它抬起头用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我时，我真觉得它通足人性，因而对它充满爱怜。陈认为它的病没治了，想把它杀掉，而我却不肯放弃，盼着有一天我们能把它的无名病痛治愈。信不信由你，我的猪听懂它们的名字。我叫一声林妹妹，它果然就病骨支离地晃了过来，知道我唤它定是有好东西给它。慢慢地我藏起一些我认为对治它的病有帮助的药，它居然全吃了下去。陈和猪场的其他人都啧啧称奇。我大受鼓舞，又试了几味药，其中有一种见效了——我也弄不清是哪一种，总之，尽管小说中的林妹妹没能熬过风刀霜剑，我的林妹妹却病体康复如初了。

北大荒常常下雨。有时一下就是几天，甚至几星期。遇到这种天气，猪儿们只能呆在圈里，饥寒交迫，凄凄惶惶。它们把圈弄得一团糟，泥水中搅和着屎尿和虫蛆，踩下去会没过脚面。

这种时候喂猪真是苦差事。我一脚插进猪圈，立刻就被挤得动弹不得，上百头猪围拢来，每只猪都抢着吃我挑来的两大桶猪食，我得把猪先赶开，把盛满猪食的桶挑进去，将猪食倒在槽里。猪栏长宽各有几十米，槽在猪圈中间，我摇摇晃晃，像惊涛骇浪中的一叶扁舟，有时能冲得过，把猪食撂在小岛似的槽里；有时冲不过，翻倒在地，变作一只泥猴。

泥尚可洗掉，更糟的是有时栅栏上的木板落下，带钉子的木板藏在泥里，不露锋芒。母猪发情时，常常把围栏撞坏，倘若一脚踩在钉子上，那才是一番恐怖的经历。隔三差五我们就会尝到这种滋味，防不胜防。一瞬间，尖利的钉子刺透胶靴，扎进脚心，顿时恸彻心肺，冷汗直冒。我试图把脚从泥里拔起，但肩上重重的猪食担子却把我向下压，等得不耐烦的猪又会把它们的巨嘴加在猪食桶上……

之后，其他人会帮我挤伤口，再将它洗干净。第二天我的脚准会肿起来，钉于上有锈，泥又这么脏，难免感染。我只好请病假躺着，几天下不了地。那时请假总是很难为情的。幸运的是，尽管我有过若干次这样的遭遇，我竟没有得破伤风。

1969年10月，我养的第一批猪长成了。一天从佳木斯开来一辆大卡车，该我的猪为世界革命作出贡献了。那天早起下了场雨，圈里泥泞不堪。肉食加工厂的工人开始抓猪，我的猪警觉起来，它们在栏里撒蹄于飞奔，尖声怪叫，踢起一团团泥浆。工人在后面追，气急败坏，满身满手都是泥，他们骂骂咧咧，收住脚步。

看着这一幕，我叫工人们离开猪圈，然后一只一只叫着猪儿的名字。我的猪停了下来，它们瞪着惊恐的眼睛望着我，一时间，它们犹豫不决。也许它们已经感到大难临头，直觉告诉它们不能相信人类。但它们还是慢慢向我走来，一直跟着我走上跳板，走进卡车的车厢里。林妹妹、娜塔莎、王子、小资本家……我所有的猪都在这儿。工人们高兴坏了，冲我鼓掌，他们谢过我，闩上车门，卡车开走了。

猪圈空了，我的心也空了，胃胀鼓鼓的。我晚饭也没吃，一头扎上了床。

"你怎么啦？生病了么？"

"没病。"

"出什么事了？"

"没事儿，没事儿。"

如果我告诉人家我爱着我养的猪儿，我的心在为它们哭泣，没人会理解，只会把我当笑柄。我怎么才能使人们相信猪既不懒惰也不愚蠢？它们真的有智慧哩！它们还有感情！看它们在最后一刻都信任我，而我却背叛了它们，成了杀它们的一个帮凶！我开始后悔我做的事，我恨自己。

我的猪儿们此刻在哪儿呢？也许正被人赶进屠宰场，它们正拼命号叫，求我去拯救它们，把它们领出那台森然的机器，那台机器正等着扒它们的皮，碎它们的肉，把它们制成猪肉罐头。支援世界革命？去他的！

试试还有什么别的说法可以为我开解？我的猪儿们，你们前世作孽，今生不幸为猪，命中注定被人喂大，就要拉去宰了。或早或晚，无可逃避。村里现在是连种猪老了都宰来吃。这么说你们早死也不失为好事。可以早日投胎，下一世，做一羽鸟，做一尾鱼，哪怕做一条虫，一只蚂蚁，再也不要做猪！做什么都比做猪强！我从哪里得来这些命运和转世的怪念头的？当然是从老乡那儿得来的。我知道这属于迷信，但这么想想似乎开释了很多。

这之后我还是一如既往照料猪群，但我再也不会称呼它们"我的猪儿"，也无心给它们起名字了。让它们在我心中占据一席之地实非明智之举。猪到底不是宠物，养它们就是为了吃猪肉、猪肝、猪心、猪肚、猪耳、猪舌、猪蹄、猪血、猪骨、猪皮……相信猪又懒又蠢的人才是明白人，知道得越多，对我越没好处。

如果说在猪号工作的第一年还有几分新鲜，接下来一切都变得司空见惯：母猪秋天怀胎，冬天产仔，我们在春天和夏天把它们喂大，到了秋天卡车来把它们拉走，母猪又怀上了，新的一轮开始。

虽然这一循环周期亘古不变，我们还是设法做得精益求精。在报上读到糖化猪饲料，我们也动手试做。我们在猪圈里搭起木地板，让猪睡在上面，冬暖夏凉。我们还大力消灭了猪肺疫，否则一次传染会死几百头猪。我们保证每头猪都有足够的运动量，饮食均衡。从早到晚，我们不停细致观察，发现问题于它的端倪。总之，我们把大量的心血倾注在猪身上，有一天，我突然感到一阵莫名的悲哀：我们这么关心猪，怎么就没有人来关心我们一下呢？当然这么想问题真是荒唐，我马上就排遣开了。

除了制作糖化猪饲料，我们还做豆腐。豆渣用来喂猪，我们天天吃豆腐。颇似和尚尼姑的素食，他们吃斋是为了礼佛，而我们是别无选择。10月底就吃光了大白菜和洋葱，再过多一个月，连萝卜和土豆也告罄。从12月到来年6月，豆腐就是我们的副食：煮豆腐、炒豆腐、炸豆腐、酱豆腐、冻豆腐、熏豆腐、豆腐干、豆腐馅做包子。豆腐花，……一周七日，一日三餐，在饭堂工作的知青想方设法多翻点花样，可是"巧媳妇难为无米之炊"，他们却难为无豆腐之菜肴。到后来，我们个个都对豆腐倒了胃口，只要一提豆腐两个字，就觉得反胃，烧心，直冒酸水。

天天吃豆腐斋不算，我们还得干繁重的体力活儿，睡觉很少，几乎没有节假日，没钱，没性生活——1971年以前有个男朋友或女朋友绝对是大忌。如果这还抵不上和尚尼姑的清心寡欲，那么冬天没有炉火就真是十足的苦行僧了。我们的煤块用完时，屋子变成了冰窖。晚上人人都穿着皮帽子缩在床上，第二天早晨醒来，帽沿一层白霜。盖三床棉被，再压一件羊皮大衣，还是冷得直打哆嗦，手脚痉挛。屋里的水缸结成冰蛇，毛巾冻得僵硬，挂在绳子上像一排冻藏鱼，要想取下来往往把它们拦腰折断。

回忆这段日子，凉水泉有如一只深山古洞，我们在里边修行：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苦其心智，荡涤我们的灵魂，憧憬的是一幅人间天堂的绚丽画面。每天都长似一年，而每一年过得天天都一样。我就这么坚持了3年，如果我能像达摩大师那样面壁9年，对外部世界不加闻问，我或能修炼成佛，或得道成仙，要不就干脆发疯。谁说得准？到了1971年，我们却突然接到通知，说可以休24天的探亲假，于是我在8月回到北京。

我想见的第一个人自然是二姨。一听说有探亲假，我这才意识到自己有多思念她。我扑人她怀抱中的感觉，恰似梦想成真。那一刻，我才知道自己这些年已长得高大结实，二姨却缩得又矮又小，但她把我搂在怀里的动作还是把我当成20年前奶奶家那个无助的女婴。我感到有些异样和尴尬，却又很受用。

"哎呀！我的亲女儿回来啦！"她一见面就大嚷一声。（"我的亲女儿"既可以理解为"我的亲爱的女儿"或"我的亲生女儿"，也可以兼指。）她的眼泪掉了下来，融化了我的英雄面具。3年来我一刻不停地戴着这副面具。现在我回家了，作些儿女情长的娇态也无妨，没人会批评我，没人会笑话我。能放纵感情是件美妙的事！但我不想和二姨一起哭，相反，我要让她绽开一个大大的笑脸，就像小时候她哄着我一样。

我打开带回来的旅行袋，一袋全是黄豆，另一袋装满红豆和绿豆，外加一小桶豆油，一包巨大的土豆，金针菜，山蘑菇，……二姨瞪大了眼睛，仿佛我是个魔术师。她的脸上泛出笑容，这些东西在北京的商店里消失已久。那时市面上连像火柴、肥皂、洗衣粉、卫生纸等生活必需品都成了珍稀之物。

二姨这下开心了，我仔细端详她，岁月无情地留下道道刻痕。她67岁了，还在独自照顾小炼和小跃。1969年，如果不是她在我父母下乡时同意让小炼和小跃和她一起住，我的两个弟弟都得跟着下乡，不单丧失北京户口，教育也大成问题。这会儿，小炼是16岁，小跃刚满11。他们给二姨平添了无数麻烦，让她有操不完的心。二姨劳累不堪，我感觉得到。她需要我帮她一把，我真想帮她一把！我曾答应为她养老。我可如何践言？

说实话，这3年我仍一直没离开二姨的呵护。每逢节日，她都没少给我寄巧克力、奶粉。点心、果脯等等，每次我收到包裹都给她写信，叫她无论如何不要再寄了。但下一个节日来临之际，我却不由自主地引颈盼望。劳动节、端午节、国庆节、中秋节、我的生日、元巳、春节，在这些古今中外的节日之前我的企盼总不会落空。

旧历年前，几乎所有知青都会收到家中寄来的包裹，我总是收双份，另一份是我父母寄来的。几百只包裹从全国各地涌向距我们十几公里的一个小镇，邮递员不可能一次送这么多，村里派出马车一天接一天往回拉。

二姨除了寄包里外，还给我写信，告诉我她做了些什么事，有多想我。但是信里还是有许多事不能言及，白纸黑字，会给我们两人都惹麻烦。我回北京的当晚，小炼和小跃睡着后，二姨便和我谈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