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吃蜘蛛的人》》 · [美]杨瑞 · 2026-07-25
她说最近北京发起了一项新的运动，叫什么"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据说是一个家庭妇女带的头，志愿去大西北。上头用她的事例对其他没有固定工作的市民施加压力，让他们都"志愿"到大西北去。
二姨很是有些心虚，我听说后也六神无主。她这把年纪要是去大西北，一准受不了这个罪，那简直等于杀了她。还有她那些老街坊，老邻居，二姨说不少老头老大半夜三更偷偷地哭，他们吓坏了。如果她和邻居们在劫难逃，不免一死，他们宁愿死在北京。这是他们的家乡，是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二姨在小炼和小跃睡着后也常独自抹眼泪。她很高兴我回来，可以一诉愁肠。
"我能帮上什么忙？"我听二姨说完，难掩内心的困懑，"我什么都帮不了！"一家六口，三个大人已经志愿下乡，这还不够，他们还想把老二姨和我的两个幼弟也赶出北京。这样他们好大模大样地进来，取代我们，在我们的故乡，这个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安家落户，这真太过分了！
我说的"他们"，指的是当时成千上万进驻北京的军代表。他们前脚还没站稳，后脚就利用职权把在农村的一家老小全弄了进来，外加他们的"七大姑八大姨"，北京人对此不无讽刺。结果我1971年回来，见到北京的人口比3年前还要多，但其中真正我们想与之交往的有天分的农民子弟却屈指可数。这一事实令我沮丧，我在这儿受到的冷遇更令人心寒。在汽车上、商店里或大街上，人们看到我都翻白眼，好像我是个什么世面都没见过的乡巴佬。他们的眼神暗示我的衣裳不入时，脸黝黑，鞋破旧。但我就不愿妄自菲薄。
岂有此理！如果不是我们志愿离开城市，哪儿有你们进北京的份儿？如果不是我们在农场累死累活种庄稼、养猪，你们都喝西北风去！这些人怎能如此不思感激？但回过头来想想，过去我们一零一中的学生不也和这些人一样无知愚蠢？我在这些丑恶嘴脸中仿佛照见了自己当年的样子。
二姨的老邻居对我倒是一如既往地关心，但他们的话同样令我感到无所适从。
"你找到'门路'了吗？"他们一见面就问，语气中透着急切，"把你自己调回来。张家刚把儿子弄回来，办的是'困退'，老两口儿年纪大了，需要一个孩子在身边照顾。王家正给女儿办'病退'。你还不抓紧点？叫你父母找找能帮得上忙的人，或找找你的姑姑，她不是医生吗？弄个证明……"这些话听多了，我渐渐明白了：当我们还在农村埋头种地，外面的风气可就变了：上山下乡不再光荣，而是一种耻辱，证明你家无权无势，没有门路，没有关系，你的孩子别无选择，有门路有关系的，就能把孩子调回来。无怪乎那些新贵们视我们如粪土，在他们眼里，我们是失败者。
这一发现使我有好几天睡不安稳。如果这些老北京的话是对的，那就太惨了，我无路可行。父母无权无势，而且他们自己也在农村，连"因退"的借口都找不到。我寄望他们的言论是错的，毕竞他们是些小市民，以前我们看不起他们，就因为他们目光短浅。我何必太把他们的话放在心上？还是先听听父母的意见。巴。
几天后我去探望父母，我们谈到这个问题。他们的态度给了我不少安慰和鼓励，虽然没什么新鲜内容，听来颇像报纸的社论："坚持下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别犹豫，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些话正是我想听到的，然而又是我不想听到的。
那时我父母双双下放在河北省饶阳县一个叫北歧河的小村。我感到他们也一样生活在深山古洞里。地图上这地儿离北京不算远，但我先得搭7小时的长途车，车破旧，路颠簸。到得县城，我还得坐"二等"，即雇个人坐在他的自行车后，再花一个多小时，才能到达目的地。
我到村里，发现父母的模样变得几乎认不出来了。父亲像个在田里干了一辈子农活的老农，皮肤黧黑，人精瘦，留一板刷头，皱纹爬满了前额。一件发了灰的白汗衫，外加一条短裤和一双黑布老头鞋。这绝对不是我记忆中的身为外交官和学者的父亲。但他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虽然干的是农活，政府每月还付他近200元的工资。当地农民一天的工分才8分钱，即使每月干足31天，也不过挣不到2块5毛钱，所以那时农民都欠生产队不少钱。
母亲的变化更大。过去人人都说她比实际年龄小10岁，她本身段苗条，烫一头卷发，脸颊红润，考究的衣着，配上精心挑选的饰物挂件……现在这一切都去影无踪。3年时间，母亲变得像一个十足的"黄脸婆"，45岁的年纪，看上去快60了。她的背有点儿驼，走起路来一瘸一瘸的。脸肿肿的，嘴唇发紫……我见母亲这般模样着实大吃一惊。
"究竟什么事使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变得面目全非？"我忍不住想问，但我若真个动问，母亲一定不高兴。我只好东猜西猜：因为高血压，或是更年期，或是近期在腿上开刀，割了一个瘤于，听说她还崴了脚……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尚未诊断出来？村里又没有医生，她恐怕很难适应艰苦的农活。但依她要强的性格，这些她都不会承认的。也许还有其它原因：家人天各一方，诸事都艰难。
搬家以及维持一家三地的日用开支，母亲卖了她的几件首饰。最后连镶有钻石的结婚戒子也卖了。二姨知道这件事，偷偷告诉了我，"文革"来临时，二姨为她保管这些东西。戒指在一家二手店只卖了100元，"简直像抢一样。"二姨看不过眼，愤愤地说。但母亲还是把它卖了，因为她刚接到我的一封信，信里说我需要一件羊皮大衣。
母亲在回信中没有提过戒指的事，但她详细描述了买这件大衣的壮举。头天晚上，她在二姨家用几把椅子拼在一起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早，5点她便搭头班车去东四的人民商场。母亲到商场门口刚6点，已经有人在门口排队了。母亲暗自叨念，希望商店那天有几件羊皮大衣出售，而且前边排队的人都是买其它东西的。1968年，几十万北京知青奔赴东北、西北和内蒙古，这些地方都极其寒冷，一时间，人人都需要大衣，越厚越好。结果羊皮大衣脱销，在北京所有商店里都难觅踪影。
7点后，等的人越来越多，队开始乱了，所有人都像沙丁鱼罐头一样在大门前胸贴着背。8点整，门开了，母亲跟在别人后边一直朝店里跑，来到出售大衣的柜台。她一眼看到柜台后挂着几件羊皮大衣！太棒了！母亲急奔过去，拉下一件看上去最厚的，双臂紧紧抱着。其他人也迫不及待地搂住一件，他们都是家长，每个人都抱着一件大衣，仿佛抱着的是千里之外在寒风中冻得发抖的他们心爱的孩子。母亲高高兴兴付了钱，大概85元，像刚在一场决定性战役中凯旋的将军。
如果母亲1968年时是为我操心，后来她对小炼和小跃则更加牵肠挂肚。但是她和父亲"学习"的五七于校规矩森严：除非奔家人的丧事，任何人不得离开村里。1970年母亲甚至没机会在她父亲弥留之际见他最后一面。
我从村里回来在北京探望了外祖母，听她数落母亲："她怎么这么没有心肝？你知道你外公最喜欢她，把她当掌上明珠，送她进上海最贵的中西女子中学，又送她上全国最好的燕京大学。你外公1949年没跟公司迁去香港，提早退了休，也是因你母亲一句话，说他应该留下来。后来我们又从上海搬来北京，就想离她近一点。到了他临终前，想见你母亲最后一面，拍了一个、两个、三个电报，可她总也不露面！她难道要和我们划清界线，因为她是党员，我们是资产阶级？你外公真是死不瞑目……"
外祖母边说边掉泪，不停地讲了两个小时，我向她解释于校的纪律，但她根本无法理解，我只得静静地听下去。外祖父去世后，外祖母非常孤独，我很同情她。可是我与她略有芥蒂，因为20年前她让奶奶辞退二姨，用一个她们从上海请来的职业保姆带我。对此二姨和我一直都耿耿于怀。两年后，外祖母去世了，我这才彻底原谅了她。
奶奶才真是我的救星！就是凭她的一句话，二姨才得以留下来带我，而上海保姆则被辞退。这会儿，我听父亲说奶奶还活着，就住在原来的地方，我答应父亲我会在回东北前去看望奶奶，父亲也一样不能请假探亲。其实我自己也很想奶奶，自从"文革"爆发后，我就再没见过她。
二姨听说我要去看奶奶便难掩兴奋，她马上忙碌起来，做了荷叶蒸肉和三杯鸡，这些都是奶奶爱吃的菜。她又买了点心和水果，"快去吧！下午就去，代我问奶奶好！"二姨对奶奶向无二心，政治运动也不能改变她的立场。她把东西一样样包好，放入篮里，几乎把我推着出门。一小时后，我站在奶奶家四合院的大门前。
灰色砖墙仁立如昨，门牌号码依然如故，我将大木门从中间推开，吱吱作响的声音唤起我遥远的记忆。但当我一走进院子，眼前所见与我的记忆别如天壤。
第一进院子现在拥挤不堪，三户人家瓜分了面对面的两排平房，煤炉、脸盆、尿布……孩子在院里跑来跑去，大人向我投来狐疑的眼光。我是一个擅自闯入的陌生人。
第二进院子原本是一个多姿多彩的花园，现在却满目芜杂。白色的丁香树和迎春花早被连根拔起，奶奶的芍药和姑姑的玫瑰也了无痕迹。取代花草的是些简易棚，用残缺不全的砖瓦和油毛毡拼搭起来，也不知是厨房还是储物间。
有一个五口之家住在奶奶的房间里，"原先住在这儿的老太太，你们把她弄到哪儿去了？"我刚想启问，但看到这些人对我敌视的眼神，硬是将话咽了回去。最好还是别惹这些革命群众，我一踏进这个院子，就回到了一个大资本家孙女的身分，顿时比人矮了半截。也许这就是5年来我不愿涉足这座院子的原因？我一壁想着，一壁垂下眼睛，绕过他们，去敲姑姑的门。
姑姑打开门，一脸惊恐，也许我敲门敲得急了。弄清楚只有我一个人，她这才舒了口气，引我进屋。等我坐下后，才发现在这间屋里根本无法交谈，这个房间原先与奶奶的卧室毗邻，中间的隔断墙是一件工艺品，许多处故意镂空了，比一层纸强不了多少。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教隔壁人家听个真切。
所以我只简单说我回来看奶奶，不知她在哪里。听罢，姑姑站起来对我做了个手势，我跟着她一直走到原先的大餐厅北头，这儿原来还有一间储藏室。一路上姑姑告诉我：因为患上了严重的糖尿病，奶奶这5年来一直卧床不起。我们到了门口，姑姑帮我开了门，我走进屋，她将门轻轻带上，离开了。
起先，我所看到的只是一点摇曳的烛光，我这才意识到这间屋又没窗，又没灯。待眼睛稍稍适应了昏暗之后，我看到了奶奶。半躺半坐地倚着些枕头，她看着我，我们对视着，她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微笑，这么熟悉的、属于她的微笑！
"奶奶！"
"小瑞，你来了。我知道你会来，今天来。"
"奶奶，你好吗？"
"好，好，我挺好。"
但是我在这间屋子里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教我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屋子又窄又小，中间放着一个黑炉子，火炉的烟筒应该在春季到来时就挪走的，现在夏季都快过完了，烟筒还留在那儿。看着这只不起作用的炉子，我突然感到一阵透心的寒意，这间屋子即便是8月，也是湿冷湿冷的。屋里空气不流通，弥漫着一股奇怪的味道，奶奶的床边放着一只夜壶，白天没人来清理，姑姑要上班。靠近奶奶床头的小桌上点着一支蜡烛，还有几只馒头，这就是她的伙食了，把冷馒头在蜡烛的火上烤一烤，吃下去，没有蔬菜，没有汤，连茶水都没有。
原来这5年来，他们把我亲爱的奶奶扔在这样的风洞里！活活地把她埋起来，不见天日，不分寒暑。她因病卧床，一天中绝大部分时间却没有一个人在身边照顾。父亲和叔叔都不能来：一个是老革命，一个是反革命，他们两人谁也不能获准离开。谢天谢地，还有姑姑在，但她是医生，邻居们都虎视眈眈，她只能一天来一两次。而我呢？我可以来，我应该来！我只是忙于干革命，忘了还有个奶奶！这么些年，我居然一直不知她的悲惨处境！
奶奶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她说："小瑞，你听我说，我这儿什么都有，你别难为自己。你看，这是《人民日报》，我每天都看报。还有这本地图册，剩下的时间看看地图，特别是这张——湖南——我生长的地方。那个地方山清水秀，春天，湘江和沉江流着桃花，一江水都是红的。夏天，河岸边的竹子青翠欲滴。湘竹又叫斑竹，竹子上的斑点是娥皇和女英的眼泪。
"她们是古代尧帝的女儿，姐妹俩都嫁给了舜。舜死在南方，娥皇和女英泪下不止，投入湘江，遂化为女神。湘竹沾了她们的热泪从此斑斑驳驳。死是永恒的生；生的每一步都在走向死。湘水女神在桃花中翩然起舞，姿容妙曼。看！她们在落叶上飞，悠悠地打着转，待还我自由身了，我便去和她们相会，相会于空朦的湘天楚地……"
"奶奶！你在说些什么呀？"
"我在说湖南。当地的女巫法力无边！有一位女巫看中我，她在我身边做了5年的嫫嫫，晚上等别人睡着后，她教我怎样打开天目，这样我可以看到天上地下，前世今生。我小时跟她练得人了门，可后来我回北京结了婚，又生了孩子。我的心绪不佳，没有再练，我天目中的光黯淡了。但是？？现在我又把天目打开了。
"你过来，其实每个人都有一只天目，就在这儿，在你额头的中间。这只眼睛是竖着的，不像其它两只眼睛是横着的。深吸一口气，让'气'慢慢沉入丹田，闭上眼睛。你能感觉到么？"
我似乎真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一小团火球在我前额处燃烧，火石电光划破黑暗。也许这只是我在异想天开？这又何妨？这么多年，我对奶奶这般不孝，现在也许是我最后一次弥补的机会，不论奶奶要我做什么，我都会答应，不问因由。
"很好，你有点开窍了，有朝一日你也会拥有这种能力。告诉你父亲他不必来看我，我可以看到他。我白天黑夜都和他在一起。我和你叔叔、小牛、小强、小炼和小跃在一起，特别是和你在一起！
"我不但看到在东北的你，还能看到你的前世。你的上辈子不是女儿身，你是个男子，一个非比寻常之人。你很小的时候，你的父亲就教你武功，7岁那年，你开始跟一位高人学习兵法韬略，七八年后，你便出入真正的沙场，屡建奇功。20岁上下，你已是一位让敌人闻风丧胆的将军。哦，不，我不太喜欢你的前世：总是右手一杆长枪，左手一把短剑。在战场上你叱咤风云，杀开一条血路。谁要拦你，必死无疑。
"但我不怪你，你是忠臣，一个正人君子。你重义气，轻钱财；你英勇善战，虽然你大字不识。是呀！你的前世是文盲来着！所以你才写字屡屡出错。你25岁那年，皇帝赐你爵位，你有一所官院，光宗耀祖，荫庇门桅。但是两年后，你在战场上结束了一生。
"那场战斗你方寡不敌众，敌人包围了你守的城池。你拼死守了七七四十九天，等待后援。最后，弹尽粮绝，你的士兵和城里的壮丁都相继战死在城墙上，城门洞开。大火吞噬了半座城，烟雾笼罩。你的士兵仍在浴血奋战，但是你心里明白天数已绝。
"你在几个侍卫掩护下手持短剑杀回宫邸，那口剑是你祖先传给你的无价之宝。你的妻妾出门相迎，见你刀剑在手，以为你会先杀她们，这是传统。可是你说：'别怕，我不伤你们，逃出去，躲起来，跟着别的男人走吧，我不怪你们。赶快！不然就来不及了！'说完，你将剑倒转，对准自己，一下刺进了胸膛。"
一刹那，我感到心口剧痛，仿佛真有一把利剑穿透其中。刀刃冰凉，却又如火般炽热，只有剑柄露在外面，我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剧烈燃烧。天黄地苍，碧血丹青。利剑像一条饥渴的蛇，噬吸着我的每一滴热血……
奶奶发出一个善解人意的微笑，"剑的名字叫饮碧，这口剑是几百年前为你而铸的。它系着你的生死大限！你一旦离开人世，这口剑也就此沉埋，不复存在。
"我来告诉你死后发生的事吧。你的妻妾没有逃走，她们爱你。你的绝命使她们痛不欲生。她们将你的尸体投入近旁的一口古井，这样在敌人来到时，你能得以全其身。那口剑于是随你沉入了井底。这时敌人已经包围了宫院，四面一片火海。你的妻妾纵身跳进井里，宫墙坍塌，盖住了这口井，于是井成了你最终的栖身之地。这就是为什么在你的今世，每当你走近一口井时，你总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你忍不住要朝下面张望，总觉得井底有样东西吸引着你，同时，恐惧又紧紧攫住你心，你想逃得离它越远越好。"
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事，奶奶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难道我们之间真有神秘的血链拴住，她能进入我的感觉，我也能进入她的世界？我好像突然"回忆"起在我的"宫邸"中的那口古井，井口是六边形的，用六块青石板砌成。井水深深，晶莹透彻，井边不远处，几株桂树花开烂漫。一阵风起，小黄花蕊如香雨洒落，洒在我的脸上和身上，落在血泊中。英魂不朽，百世留芳。
我还"回忆"起诀别这个世界时我那锥心的悔恨，那一刻似乎有一生那么长。留芳百世？百世后谁还记得我，谁又在意我做过些什么事呢？再一刻，我即葬身九泉之下。我将永远见不到阳光，沐浴不到风雨。唯一的此身此生，我竟用它换取了功名和权位。我好愚蠢！我不愿这就死去，我还年轻，洋溢着活力，精气弥漫。现在我的力量正离我而去，一切都行将结束，在我自己的手中结束。我不得不这么做。我这才惊醒：人类相残相杀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我悟得了这一道理，恨为时已晚。上天！我咎由自取。我认我命。唯请许我来世变作女儿身，这样我可以远离兵燹战乱，我要生活在和平宁静之中，我要读书明理。仁爱爱人。
"你总算想起一些事儿来了，"奶奶说，"很好，不过也别走远喽，否则你的心会受伤的。有些事忘了也就忘了，你能悔过，上天见怜，你的遗愿已经实现。你身为女子，不让须眉，知道吗？旗人家里的女子个个聪明能干，坚毅非凡，我在过去照顾我的父亲和弟弟，你将来也是一样。你还会帮你叔叔。有朝一日你的羽翼丰满，会飞过关山重洋，你会得到自由的。"
我情不自禁朝奶奶笑了，这是心底里发出的充满自信的微笑。奶奶也在微笑，她目光里爱意绵长，智慧无限。她的脸苍白，又不能算苍白，几乎是半透明的，渗出些晶莹温润的光来。在我眼中，她是一尊玉菩萨，坐在黑暗的神龛里。这是奶奶留给我的最后印象。
我走出奶奶的房门，很快就又心烦意乱。姑姑建议我们去北海公园走走，在那儿至少还有一席之地可以坐谈，让行人在你面前穿梭而过。
"你看见了吧，"姑姑看着我说，"你的奶奶脑子已经糊涂了，我告诉了你爸和你叔叔，他们也还是不能回来看看。我会为她送终的，从她的血糖和心肾的情况看，也拖不了太久了。"
停了一小会，姑姑又说："有时我真想还不如让她一了百了。5年来，陪伴她的惟有孤独和疾病，这种日子5个月我都受不了，邻居从不帮忙，他们不帮忙也罢，有一次一个以前的老佣人让女儿来帮忙，邻居都要汇报到居委会，找她们麻烦，以后她也不敢再来了。这些邻居就想叫你奶奶早点死，因为她活着，他们就觉得不自在。她是这儿的房主，这些人根本没有征得她同意，强行把她赶出去，自己搬了进来。一共6家人，打着阶级斗争的旗号。"
"你是说奶奶脑子不清楚了吗？你能肯定么？"
"哟，你没听她讲那些故事？你说呢？不觉得它们有点匪夷所思么？"
"她有没有跟你提到一把剑？"
"什么剑？"
"一把名叫饮碧的剑。"
"没听说。"
"那么井呢？"
"也没听说过什么井。"
听到这里，我放心了，而且一阵高兴：奶奶跟我讲的事从来没向第二个人提及，连姑姑都无从得知。这是我们俩之间的秘密。她说的故事兴许怪诞，但我喜欢它！还不曾有另一个故事这般打动我的心。因此，我宁愿相信这个故事有些真的成分在里边。但我也不能自圆其说。我没法跟姑姑解释，她是医生，只相信显微镜下看得见的东西：病毒、细菌、组织、细胞等等。抽象的东西，如命运、前世、天堂，甚至"气"，她都会归在迷信一类。于是我没有再继续谈这个话题。
我离开北京不久，奶奶就谢世了。她是9月死的，死在那间没窗的储藏室里，死前她终于没有机会和父亲、叔叔见上最后一面。没准她真见到他们了？就像她自己说的一样。没准她的天目一直追随着他们，没准也一直瞧着我哩？
20 悔恨
我从北京回到村里，不知为什么，觉得凉水泉样样不对劲，我像是突然换了一副眼睛。也许如四季膻递，在我离开的这阵子这个地方真的起了变化？一个早晨我睁开眼睛，夏天嘎然到了尽头，每一样东西都沾上了秋的气息：花儿从野地里消失了，落木萧萧，风的刀口也磨快了。虫鸣凄厉，仿佛知道自己的大限将临。
迎接我的头条新闻便是老眯子被强奸了，调去了一个偏僻的村子。陈丢了职位，他总是躲着我，也许他自己也感到难为情？
我被任命为猪号的班长，安排自己和其他人干活，于是不再做关于陈的梦。毕竟，这不叫爱情，我很快把他给忘了。忘了老眯于则不太容易，有时我们心自问，如果我不带头值夜，今天她是否会安然无恙呢？现在她前途黯淡，虽然没人会想到来责备我，我是否在某种意义上也应对此事负责呢？
如果老眯子事件只在我心中搅起些微澜，那么，另一场路人皆知的"九一三"事件则在我心中掀起了滔天巨浪。回头看看，这成了我们这代中很多人一生的转折点。
"九一三"是指"我们最敬爱的林副统帅"企图暗杀"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严重事件，结局是林彪于1971年9月13日摔死在蒙古。这件事使我极为震惊，并随之对"文革"的实质产生了极大的怀疑。这究竟是不是一场人类历史上开天辟地的伟大革命，而它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们是一群目光如炬、高尚无私的人？我此前一直如是相信。亦或它竟是一场自上而下、最后弥漫全国的权力斗争？如果文革仅仅是一场权力斗争，这就意味着我们受了大骗，被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权术家利用了。林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谁能想到毛主席亲自提拔、党章中已经确认的接班人会是这样一个包藏祸心的阴谋家？如果林彪是如此，那么其他像他一样在文化革命中青云直上的人呢？
至于那些政治家们炮制的理论和口号，也许只是他们攫取权力、击败对手的工具，而我却一直对之高度重视，活学活用。林彪和他的追随者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当权派则坚持宣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有作为，这一指导思想永远不会改变。"
林彪死后，新闻媒体继续教育知识青年扎根农村，但在凉水泉，订报刊的人数骤降，从1969年的近200份降到了1972年的不到10份。严指导员对此颇为不满，他召集会议专门强调订报的重要性。但只要他不给掏钱，我们才不理他的茬。谁舍得把辛苦得来的血汗钱花在这些空谈和可憎的谎言上，这些话我们都能倒背如流了。
报上的谎言之一是说所有知青下乡都是出于自愿，其实不然。许多人是迫不得已。和我在养猪场一块儿干活的一个哈尔滨来的知青女孩对我说了她的经历。
1969年她来凉水泉时才15岁，长得又瘦又小，人们叫她小猴子。两年后她来猪场顶了老眯子的位置。农历新年快到来时，我注意到了小猴子家什么也没给她寄。除夕夜，见她很忧郁的样子，我悄悄把她叫到一边，与她分享我收到的糖果花生。这使她脸上浮起些许惨淡的笑容，那天晚上，她向我解释为什么她家没给她寄东西。
"我家有6口人，爸爸是工人，妈妈是家庭妇女，她身体有病，是精神上的病，不能上班。
"我是老大，从读小学起家里所有的家务活儿都归我干：买东西，做饭，洗衣服，缝缝补补，买煤，带两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爸每个月才挣70来块钱，他请不起保姆。
"1969年我初中毕业时，爸爸到学校找领导说了我们家的困难，请求领导让我留城。但领导发话了：今年分配有统一的政策：长子长女都必须下乡。只有最小的孩子才允许留城。就这么回事。这个政策还有个名儿，叫做全国山河一片红。我爸回来跟我一说，我们都很为妈妈担心，怕她听了这个消息受刺激，又要发病。我们就瞒着她，一直瞒到最后一个晚上才告诉她。
"我妈乍一听到这个消息，还挺平静。她说她会给我做茶叶蛋，让我带了在火车上吃。见她这样，我和爸爸都松了一口气。可是第二天一早，我妈还是发病了，又哭又笑，胡言乱语。当然，也不会有茶叶蛋了。爸爸抽不开身到车站送我，我自己打了背包，就这么来了。
"后来我爸给我写信，说我妈的病好一点儿的时候，她想起了答应给我煮茶叶蛋的事，她很后悔自己在我走那天发病。打这以后，我爸说，只要她精神病一发作，就煮茶叶蛋，把家里所有的鸡蛋都煮了，然后拿到火车站，送给像我这样年纪的女孩……"
说到这里，小猴子声泪俱下。这真是一个凄惨的故事，我也陪着落泪了。到了这步田地何必再硬充什么英雄？又何必假装我比她站得高，看得远？现在我们不都一样了——自愿来的和被迫来的，我们都陷在这沼泽里！从目前的宣传看来，北京一些领导已经把自己的政治前途押在了这场知青上山下乡的运动上，不管我们付出多大代价，这场运动必须成功。我们变成了他们政治游戏中的筹码，他们错了也得死硬撑着，否则就会给对手抓住把柄。所以要想改变这一政策谈何容易！这太残酷了！想想。巴，他们的赌注是中国几百万青年的前途，而我们的命运又紧系着几千万父母和亲朋的心。谁知道在这个除夕之夜，又有多少人像我们一样泪下潸然。而政治家们对此却无动于衷，他们只在乎权位是否牢固。
这会儿，北大荒的农场已经更名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850农场变成了36团。军官们也来了，进驻场部，那儿好歹有电，有暖气，有医院，有综合商店，有礼堂，可以放电影，还有火车站。他们只是偶然下到村里来，指导一场运动什么的。
有一次一个军官来我们村（我们村变成了三连）指导麦收，几个月时间，他都让我们早上4点钟就起床，围着打谷场跑步，一直跑到我们几乎要晕过去为止。跑完步后我们接着下地干活，他则回到村里。他整天干什么，我们无从得知，当兵的无权过问当官的事，只是我们从没见他和我们干过一次活儿。
另一军官是冬天下来的，看我们还没收完苞米，他命令我们夜里到苞米地去"突击"。行动于午夜12点整开始，气温已经降到零度以下，没有月光。我们背负沉重的竹筐，摸黑消灭"敌人"。几个小时下来，我们在雪地里挣扎前进，滑倒无数次。黎明时分，看看我们的战斗成果，才知道大失水准，好多"敌人哨兵"还高高站立在玉米杆上，我们不得不从头再干一遍。
我对"亲人"解放军又怨又恨，他们对农场管理一无所知，而他们手中有权，我们就得听命。在他们的"领导"下，北大荒的农场进入负债经营，周总理每年亲自冲销几亿元的坏帐。雪上加霜的是，这些军队干部飞扬跋扈，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和他们相比，以前的赵指导员真是"小巫"一个了。而这次谁也不敢再喷有烦言，若想攻击"长城"，"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这个罪名足以判任何人现行反革命。在敢怒不敢言的万马齐暗之中，有一次我们却斗胆出了一回声。
1972年早春，猪号的一位当地青年小李操作饲料粉碎机时出了一起事故。这机器的危险性我是知道的，它在高速运转时，我们得把玉米杆或大豆杆不断塞进机器口，周围没有任何防护装置。机器口就像老虎口，任何东西伸进去立即会被咬断，在几秒钟内嚼得粉碎。可是因为猪号只有这一台粉碎机，而猪总得有饲料来喂，我们也就一直用着。事实上农场的其它机器也一样险象环生。
那天，小李的白线手套不知怎么和豆杆缠在了一起，他还没意识到，手套就被机器卷了进去，右手也跟着进去了。他感到剧疼，抽回手臂，只见自己半截手腕的白骨露在外边，整只手不见了！血从伤口处喷出。
每个人都被这一幕吓坏了。我们心狂跳，脸发白，冲过去把小李扶到赤脚医生那儿。赤脚医生哪见过这种阵势，也骇得浑身发抖，但她还是勉力将小李的伤口包扎上，叫我们快送他上医院。医院在团部（以前的场部），离这儿30公里，村里没车，只有拖拉机。
拖拉机手很快在拖拉机后挂了一节车斗，我们20多人把李弄上车，一起坐了进去，有知青，有本地青年，有男有女，我们胡乱往车上扔了几条被子，拖拉机就开走了。
一出村，风格外冷，像小刀一样打在脸上。我们拥住伤员，设法用身体挡住寒流，但起不了什么作用，小李全身战抖，止不住一阵接一阵地呻吟，泪水从他惨白的脸上滚下。拖拉机在冰雪覆盖的土路上像蜗牛爬，照这个速度我们3小时也到不了医院请看小说网+qinkan.net。若天黑了，看不清路，拖拉机陷在雪坑里怎么办？
正在我们急得要死的时候，有人眼尖，看见地平线上有一辆吉普正向我们开来，"老天有眼！"吉普可开得快多了，也暖和多了。我们跳下拖拉机，站在路中间拦车。
吉普停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团长——一个40来岁的矮胖子——坐在里面。他满脸不快，我们向他解释事发突然：一位战士的手切断了，他必须马上送医院。我们请求团长搭我们的拖拉机进村，让伤员坐吉普去医院。
听完我们的话，团长眉心拧得紧紧的，一言不发。我们断定他还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请他无论如何下车看一下小李的伤势。我想他只要亲眼看见小李痛苦的模样，一定马上让出吉普的。这还用怀疑么？
在我们再三再四的请求下，团长终于挪出吉普，察看了一眼小李的伤情。看过之后，他竟然重新爬上吉普，没好气地对我们说："就用拖拉机拉他去医院好了，我还有急事，我得走了，别再啰嗦，就照我说的做！"说完，招呼司机上车。
吉普扬长而去，掀起一团雪雾。我们站在原地，目瞪口呆，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看到小李的伤势，看到小李的痛楚，他什么都亲眼看见了！他怎么可以拒绝我们的恳求，把一位负伤的战士扔在雪地里？他的心是铁石做的么？还是根本没有心肝？"急事"，见鬼。巴！他骗不了我们。我们清楚得很，在这种穷乡僻壤，能有什么急事？天寒地冻，他只是不愿意坐在又慢又颠的拖拉机上。而这人竟然是我们的团长！一位"最可爱的人"！一个陌生人也不至于如此冷酷！
一时间我们义愤填膺，剩下的路程大家噙着眼泪咒骂这位团长，把他祖宗十八代都骂了个遍。
"他简直就不是人！
"绝对不是人！只披一张人皮，里面是畜生下水！
"有朝一日叫天打五雷轰！
"他要有儿子，也是个没屁眼儿的！
我们把能想到的传统的、本地的、流行的骂人话都搬了出来，第二天回到村里，想想还生气，又把这件事告诉了其他知青。但渐渐我的怒气平息后，反思一下这件事，我渐渐看清了我们的处境。
不论叫我们"兵团战士"还是"知识青年"，我们事实上已经成为农民。中国独独不缺的就是农民。1960年，天知道究竟多少农民死于饥饿。几百万？几千万？但中国还是有好几亿农民。一个农民，不但他的肢体不足惜，连他的生命也是不足惜的！我们是"蚁民"，我们的生命是"蚁命"，谁造出这些词来真可谓洞察事物的本质。
你自己又怎么看待这一个问题呢？你讨厌被人当作蚁民，没有尊严，没有同情，没有价值。但是你自愿下乡的时候，不是下决心放弃特权么？你在日记里抄了一段英雄话语："我愿做一片绿叶，映衬着红花；我愿做一块基石，支撑着大厦。"难道你改变主意了么？
仔细思量，我依然情愿做一片绿叶，让别人去出风头。我不在乎默默无闻地生活，一片绿叶至少头顶一方蓝天，日见阳光，夜享月华，风雨滋润，吾心平矣。但是我再不想做一块基石了：被埋入深深的泥土中，任人在我身上肆意践踏，一辈子承载着大厦的巨重，不见天日，不闻声息，永无出头之时。这不叫生活，这样的生活生不如死！
不管情不情愿，我已经没有选择。我把户口迁来这里，便把自己交给了当地领导。平等？这个词依旧动听，若他们不赐予你平等的权利，你又能拿他们怎样？我们乃至我们的子子孙孙便成为"劳力者"，而他们则是"劳心者"，他们可以视我们如草芥，如马牛。我们既是自愿牺牲，只好吞下这苦果。
我真是自作自受，一头扎进这泥潭，还自我感觉良好。理想主义，无知与虚荣，我为这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下次，我一定三思而行，但对我来说，今生今世，究竟还有没有下次？！
一失足成千古恨。
这句俗语描述古代女子失身的痛苦，任何作为，甚至自杀，都不能稍赎她的罪愆，改变公众舆论。谁曾想时至1972年，这种海洋一样深广的追悔之情竟将我淹没，白日它似块垒郁积在我的胸中，晚上睡觉时我辗转难眠，想的就是那句老话。这时我只能私下揣度别的知青是怎样看待自己前途的。在公开场合，所有的人都宣称要一辈子扎根北大荒，当时谁不唱此高调肯定会受批评，被打人另册。但"九一三"之后，"8只快乐的大苍蝇"很快飞走了7只，只有文还在，成了一零一中留下的唯一男生。
其他人和文不一样，他们有父母的高干背景。即使他们的父母有些尚未平反，总还是有几位老战友不那么势利，愿意雪中送炭，助一臂之力的。这7个人都是先以探亲或探病的名义请假回家，后来他们就在其它地方参了军，一来二去他们的户口也就从36团调去了新的部队。再过几年，他们复员后，户口就能迁回北京，政策规定复员军人的户口可以迁回原籍。私下里，我真羡慕他们！他们用的办法叫"曲线返城"，要做到这一步，必须有两个条件：其一，他们的父母在部队得有"铁哥儿们"，这些人有权为战友的孩子开后门；其二，这个知青还得是位男性，部队女兵的名额太有限。
我该怎么办？我既不是男生，父母又没有朋友在部队，我真是一筹莫展。袁，我当时最好的朋友，就比我有心计得多。她的父亲参加过长征，但即使是他也没办法把袁直接弄进部队，于是袁走了另一条路，后来证明反而是一条捷径，使她一步到位地回了北京。
想不到袁居然有这样的政治手腕，实非那时的我所能企及。袁见凉水泉大多数的党员仍是赵的心腹死党，就率先提出为赵平反，这一来，当地的党员对她马上就有了好感。她不管老百姓的反应，他们的意见无足轻重。袁从一开始对这点就看了个真切。
不久她就成为知青中发展的第一名党员，此后她工作越发积极，信誓旦旦要在北大荒扎根一辈子。她向革命先烈起誓，泪花闪闪，慷慨激昂，我不由深受感动，自叹弗女口。
后来她被当地党组织推荐上大学，说是说贫下中农推荐，尽管贫下中农在这件事中完全没有发言权。上的还不是一般学校，而是北京外国语学院，其他被推荐的人则只能上本省的农学院，或是冶金机械之类的学院。当时我想袁的运气真是没话说，她曾告诉过我她中学起就梦想进外语学院，将来当一名外交家。现在她美梦成真了。
直到袁离村几个月后，我才从其他人口中得知这一切与运气全然无涉。袁和她父亲一手策划操办了整件事：就在袁指天划地发誓扎根北大荒时，她父亲已经忙着为她四处穿梭活动了。时机掐得正准，天衣无缝。关系网一铺开，水到渠成。听到这些，我郁闷了好一阵，没法相信袁竞能这样欺骗她"最好的朋友"。我鄙视她的行为，又不得不佩服她的心计。她倒是给我上了一堂"唯物辩证法"：知青越发誓扎根农村，她离开得才能越快。
明白这些道理于我何益？我怎么都没法像她那样做戏，也不会提着礼物到领导家中甜言蜜语一番，更不会向一些人殷勤地"献身"。病退？不幸的是我身体健康得很。有些人真的重病在身，像得了风湿性心脏病的小刘，还有很多在这儿得了肝炎的人，兵团还不肯放呢。困退？我的父母不在北京，这也不是借口。
我的日记记录了一些当时缠绕在脑子里的想法和问题，从中可以看出我面临的无望处境：
21岁我就陷入了泥潭，天天浪费大好光阴。一切机会都失去了，所有的门都在我面前关起。生活才刚刚开始，就已经结束了。我像一只折断了翅膀的大雁，只能眼巴巴看着别的雁儿高飞远逝。我是一塘流不去的浅水，等着于涸，等着腐烂。这一切都只因为我从前有一个梦想，一个美丽的梦想。这个梦酿成大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困于恶梦，无所遁逃。如果这是我的命，为什么？这太不公平！我干了什么以致得此恶报？
日记里的这段话后来给我带来很大麻烦。我们的严指导员认为我对现实不满，又想造反。其实我写这段话时，满心只想着因果报应。过去人们相信一生中的每件事都有因缘相契，而且会追溯到前世。虽然肉眼凡胎不一定看得清奖惩的因由，上天神明却洞察一切。在阴曹地府，阎王爷把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记录在案，正如成语所说的"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天地神明是错不了的，凉水泉的老乡对此笃信不疑。一次我们宿舍遭了雷击，这件事真叫我大开眼界：30名女知青住在这排宿舍里，当场有5个人被电击倒在地上，失去知觉，背上有轻微的灼痕。她们被"火速"送往医院，几天后都康复了。
这几个人住院期间，关于她们的闲言碎语不胫而走。很多人都认为这几个女青年做过亏心事。虽然你我不曾看到，但上天有眼，于是才有七重天外的雷击报应。雷只打有罪之人，把他们的过错用天书烙在背上，这种天书我们凡人自然是读不懂的。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议论，气愤之情难以言表，这简直是落井下石！当地人怎能迷信到这种地步？他们这么议论别人太不公平，太刻薄！但我无法说服他们，特别是一个月后，人们真的发现5个人中的一个做过一件不太地道的事：就在雷击前的几天，她说她要去虎林县城，于是她的一个朋友托她通过邮局寄钱回家。但这个朋友的家里始终不曾收到钱。后来朋友反复盘问，她才承认当时把钱花了，还对朋友编谎。后来她又把钱还上了。
"看见了吧，看见了吧，这就是我们说的报应！报应总是毫厘不爽。老天有眼，不会冤枉好人的！这下儿你还敢说你不信？"我与之争辩的村民此时得意之色跃然脸上。
"我就不信，这不过是个巧合！"
即使我永远不会同意村民的结论，我想我还是受了他们潜移默化的影响。或者说并不只是他们的影响，因果之说盛行千载，是祖先的传承。也许它与生俱来，早就根植在我的灵魂里，只是到1972年它才冒出来，日夜纠缠我，使我千恩万想要为自己不幸的命运找出因由。我是不是真的得罪了神明？
1966年，谁出的点子将道士们赶下山？全是我干的好事。当地人早就对我说过：华山上供奉的神明有求必应，法力无边。我居然斗胆逐其祭司，夺其香火。他们若果真对我动怒，恐怕我之罪孽是万劫莫赎的。
一旦这么想开了头，就再也刹不住了。过去的一幕幕重现眼前，黑暗中，我清清楚楚地看见银髯飘飘的道士对生活了几十年的家园投去崇敬的一瞥。他们走下山，仍不断回顾。红卫兵在背后踢骂他们，他们衷们的眼神在无声地谴责我。那是谁的目光？那位年老的宅主在看着我，我们刚把他满园的花草践踏个够；那些饭店的顾客在看着我，他们吃不完剩下的饭菜，汗流满面，用目光恳求我们高抬贵手，但我丝毫不为所动，一味满足自己的刚愎自用。
这些还不是最坏的，我在看守牛棚时命令我们老师唱什么来着？
我是牛鬼蛇神，
我是人民的罪人。
我有罪，我该死，
我有罪，我该死。
人民应该把我砸烂砸碎，
砸烂砸碎……
夜静时分，我仿佛又听到了这歌声，老师们的嗓音颤抖呜咽，不成其凋。与其说在唱，不如说在哀哭。这歌声理应令我心碎，问题是当时我哪儿有半点心肝？得意于自己红卫兵的身分，凭自己对他们的生杀予夺之权，我命令他们唱了一遍又一遍。
我还记起了我们去林老师家贴大字报的那天。尽管是大白天，房间里的光线却很暗淡。我们把我那张长长的大字报糊在她房间的墙上，糊住了唯一的一扇窗，以此作为对她的惩罚。林老师和她的家人站在屋角，挤作一团，尽量给我们让路。如果没记错，应该是5个人：林老师，她丈夫（也是一零一中的教师），两个大概还未上小学的孩子，还有她的老母亲。他们那时看上去惊恐万状，老人止不住地发抖，孩子哭都不敢哭……
那天我亲见林老师家只有一间房，除了床，连放两张书桌的地方都没有。没有客厅，没有厕所，没有厨房，没有自来水，没有暖气。三代人共一屋檐，两老师共一书桌。我都看见的。但那天我只想着为自己出气，报一己之仇。我怎能如此冷酷自私？林老师的生活本已艰辛，我又让她雪上加霜。也许我的所作所为就应该受此报应，跟神祗显灵并不相干。
再过些时候，甚至我们在广州打死的那个令人作呕的"强奸犯"也出来作祟。他真的是强奸犯么？也许他有此意图，但实际上他并没有强奸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啊！即使真犯了强奸，也未必罪当致死，我们有什么权力置法律于不顾，当场将他活活打死？他毕竟也是个人，也许他还有父母，要靠他来赡养，也许他有妻儿，至今仍在盼望他归来？他的家人是否知道他的下落呢？那个晚上他就这么突然从世界上消失了，消失在火葬场的焚尸炉里。
我是因为睡前想着打人的事？还是想着冬天去虎林县城的事？有个晚上我做了个奇怪的梦。
我走在大雪覆盖的平原上，太阳刚下山，我心急慌忙，想着要在天黑前赶回村里。而天真的就黑了下来，村子还不在目力所及的范围，幸好那晚风平月朗。雪的表面被冻硬了，每踩一下，它都吱吱作响，一秒钟后，我的脚才触到地面。我就这样深一脚浅一脚朝前赶路。
又向前迈了一步，雪被压了下去，但我的脚踩不到坚硬的土地。我还没来得及反应，已重重掉进半人深的坑里。我惊出一身冷汗，暗自骂娘。我奋力爬出坑来，掸去一身上下的雪屑，拾起皮帽，继续往前走，但没走几步，又掉进了另一个坑里。
我这才发现偏离了大路，走到了小南山，（头年夏天我们在这儿挖了许多坑，准备栽苹果树，不知为何树苗一直没来，冬天却到了，满坑满谷白茫茫一片，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这些陷阱。）这么说我离村子已经不远了。但我不敢抬腿，那一刻，我是被遗弃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一人：极目四周，除了冰雪，再无它物。月光下，冰晶雪莹，像无数颗钻石在闪烁。
我无望地抬头看天，月慢慢隐去，一道白幕显现在眼前。幕也非幕，乃是浓浓的迷雾。它剧烈涌动，海潮般地越逼越近。突然我听到一个女子的呼叫声："张黑黑，张黑黑，张黑黑……"我醒了过来，叫声仍在耳边萦绕。
张黑黑？谁是张黑黑？我根本不认识什么张黑黑。谁的名字这么古怪？且慢！这个名字怎么有点耳熟？我在哪儿听到过吗？何以头绪全无？
这个名字令我深为不安，似有凶机暗伏，却又像某种昭示。我一心要弄个水落石出，几天来我不断在记忆深处搜寻，终于有一天半夜三更醒来时，我打开了锈住的记忆闸门。
张黑黑。当然我认识她！她和我同校，且在同一年级，只是不同班而已。但我完竞了解她几分？我仅在1966年的某个晚上见过她。此前，我们全然不相识，以后，我也再没听到过她的半点消息。我们是萍水相逢的陌路人。但就是那个晚上，我怎么可能把它忘记？
那个闷热不堪的晚上酝酿着一场雷雨，在校园的一个小房间（以前是某位老师的办公室里），我们一队红卫兵7个人围成半圆，正在审问一名嫌疑犯，她中等身材，苍白羸弱，头天她被班上同学抓了起来。此刻她站在房间正中，齐耳短发，白衬衫，蓝长裤［奇+書网-QＩＳuu.cＯm］，用尖锐的嗓音一口气往下说：
"我叫张黑黑！我爸爸是张老黑！我妈妈是张大黑！我弟弟是张小黑！我们都是黑！我家是黑窝！我是资本家的狗崽子！我爸爸、我妈妈、我弟弟，我们全家都是狗，我们全是黑黑！……"
听到她的这堆话，一个红卫兵慢慢解下皮带，在空中舞了一个弧，铁扣重重落在张黑黑的手臂上，顿时皮开肉绽，鲜血渗了出来。
"张黑黑！"
黑、黑！她叫得更响，像是对我们挑战。
"她准是现行反革命！"我心中暗想，"她怎么敢叫自己这么个名字？"我的战友们看来也这么想。那时全国都汹涌着红色的波涛，每个人不是"红卫兵"，便是"红小兵"，或是"红色造反派"。毛主席是我们的"红司令"，我们是他的"红小鬼"。我们读他的"红宝书"，佩戴"红袖章"。红旗、红心、红色的血……我们眼里容不下其它的颜色，粉红便是资产阶级情调，黄色则是流氓犯罪，黑和白更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
我们齐齐解下皮带，红卫兵不能容忍这种挑衅。红卫兵痛恨阶级敌人，对他们绝不手软！于是我们开始抽她。
"张黑黑！"
"张黑黑！！"
"张黑黑！！！"
每抽她一鞭，她都发出一声"张黑黑"的呐喊，仿佛这是一个标点符号。她嗓门越来越尖，我听上去这几乎不像人的声音，而像是粉笔在玻璃黑板上划过，钻心刺耳，让人头皮发麻。
她的叫声亦是鞭子，逼着我们去狠狠打她。只要她还在叫"张黑黑"，我们就不能住手，我们得把她打服为止。我们毫不手软，她却毫不嘴软。针尖对麦芒，我们不让她喘息，她也不让我们停手。接下去，我们一身汗，她则一身血。她的脸、手臂、肩已是创伤累累，青一道，紫一道，触目惊心。
然而张黑黑似乎一点儿也不觉得疼，她毫无惧色，一副革命电影中英雄人物大无畏的气概。其实她也不真是革命英雄，第二天，一位医生告诉我们她得了精神分裂症。但当天晚上我们谁也没往这上面想。我们只知道她班上的同学怀疑她是反革命，把她逮捕了，交由我们审判，而我们判她有罪。
这事过去有6年了，我现在才意识到那天晚上受审的人中也有我。我是英雄还是懦夫？我是忠于毛主席呢，还是对一个阶级敌人怀有恻隐之心？我必须用行动而不是空话来作答。其他红卫兵在看着我呢，我也在看着其他的人。我们彼此既是证人，又是法官，我可不能让别人看出我的软弱。为此我越心虚气短，惊慌害怕，打张黑黑打得就越重。
心虚气短，惊慌害怕，是我那天晚上的真实感受。当时我死也不愿承认，现在终于承认了，整件事就像一场恶梦，我身陷其中，不能自拔。大伙儿都在看着我呢！我知道自己缺乏无产阶级感情，我矛盾重重，我自惭形秽，我的心里藏着一个鬼！我的皮带扣每次落在张黑黑身上，这鬼就叫我的心停跳一次。后来它又把这件事从我的记忆中完全抹去，直到我想恢复记忆的那一天为止。
这个鬼幼年就来到我的心中，二姨给我讲的故事把它引了进来，之后它受了父亲喜爱的贝多芬、舒伯特、肖邦、莫扎特的灌溉，从曹雪芹、莎士比亚、托尔斯泰、雨果的作品中汲取了营养。那天晚上这鬼一直在对我高喊：你的行为是错的！是难以容忍的！你怎能举起手来鞭打一个无援的女孩，你的同学？可耻呀可耻！你失去理智了吗？……可惜我不想听，我没有勇气听这金玉良言。相反，我恨不能把它打得沉默。说到底，我终归是个懦夫。若是英雄，我应有勇气大喝一声：住手！
鞭答张黑黑难道仅仅是出于。u虚害怕么？还有没有别的原因？现在我面对的是自己良心的审判，我应该诚实。也许暴力和血腥把我内心深处的某些东西倒腾了出来，尽管有道义的理性的声音呼唤，我还是激动得不能自己：折磨、死亡、痛楚、狂喜、亢奋……过去这些都是我梦寐以求的感觉，我念念不忘，日夜为之神魂颠倒，突然有了体验这些感觉的机会，而我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正当的、革命的。燃烧在胸中的野火有了一个名义：阶级仇恨，越强烈越好。在这个名义下，我们可以折磨阶级敌人，把他们杀死，抽他们的血，割他们的肉，碎他们的骨，为的是人类正义……
现在再来听奶奶的劝谕为时已晚。她说得对：记忆是苦，忘却是福。从今往后，我怎么能够直面世界上无辜者的眼睛而看不到他们对我作出的判决：有罪！有罪！有罪！
张黑黑！你在哪里？
我连你的真实姓名都茫然不知，我没去打听过，反倒把你忘却了，忘了整整6年。现在，我永远不会再忘记，想志也忘不了。只要我还活着，我会一直为你祈祷，祝你早日康复，治愈我们加于你的肉体和心灵上的创伤。如果你愿意，尽管向我报复。把我血淋淋地抽上三日三夜，打得我全身没有一块好肉，喉咙没有进气的份儿。我不会求饶叫停。如果你叫我割下右手，我也遵命，把手伸进饲料粉碎机，只消一秒钟就行，像那天小李一不小心……快别这么变态地狂想！没有用的！现在什么也洗不掉我记忆中的血污。大错已铸成，覆水总难收。在我的有生之年，我将永无宁日，经受着良心的拷问，噬脐莫及。死后，我会下十八层地域。我理应受到天谴！
21 朋友及其它
就在我沉溺于对张黑黑的回忆中不能自拔的那段日子里，凉水泉有10来个知青离开了北大荒，一去不复返了。他们无一例外都是北京的高于子弟。"7只大苍蝇"飞走后，有一段时间，他们宿舍就剩下文一个人，他利用这个独居的机会斗胆学起了算命。我颇怀疑他究竟对这玩艺儿有几分诚心，但随着时间推移，他居然赢得小小名气。白天晚上都有问卦的人，有些甚至打外村远道而来，搞得他没时间读自己心爱的书，连休息的时间都搭上了。他虽时有抱怨，但看得出他端的热衷于向别人讲述他们的命运。
几乎所有没希望通过上学或参军回城的知青都来找过他。他们只关心同一个大问题：我这辈子还有没有可能回城？如果有可能，什么时候？什么办法？但这个问题颇难启齿。文知道大家的心思，他也是个回不了城的知青。
我听说他有好几套算命的路数。有时他用《易经》里的八卦图，有时他只要来人在纸上当场画几样东西，如小河、蛇、癞蛤蟆、树、鸟等等。他还问一些古里古怪的问题。
"你喜欢秋天的月亮还是冬天的太阳？"
"你喜欢你家围着砖墙、木栅栏，还是什么都没有？"
"你想要一把什么样的锁？金锁？银锁？铁锁？"
他的问题困人而异。我很好奇，不知他会问我什么问题。但我出现在他面前时，他一个问题都没问，也没摆什么八卦图。他只是直愣愣地看了我好一会儿，我感到他并不在看我，他在用他的天目探寻我内心深不可测的秘密。然后他才开了那张著名的铁嘴，一板一眼地说：
"你是个劳碌命，得一辈子孜孜不倦地工作。你爱的人，不能跟他结婚；跟你结婚的人，你并不真爱他。他倒不坏，聪明，也本分。你会和他生一个儿子，然后离婚。你这一生不能依靠任何人，全得依靠自己。你最终会回北京，还会去很远的地方，你会见很多世面。冒险、成就。孤独、焦虑，这些都在你的命里。总的来说，你的命不坏。你的晚年身体很好。"
我笑了笑，出于对他的礼貌。心里却不以为然：这都哪儿跟哪儿呀？什么丈夫、儿子、见世面、晚年，真让我暗中笑痛肚子。文，你根本不知我的命。我自己知道！我不会有什么好运，因为我不配。像我这号人，又傻又傲，懦弱虚荣，病态荒诞，一钱不值。我这一辈子，于己无益，于人倒可能有害。我还是早点儿把它了断算了。等着瞧。巴，你会吓一大跳，我敢保证。
其实那天我并不是特地找文算命的，我的朋友方想算她的命，但又和文不熟，她知道我和文是同校同学，就把我一同拽了去。
方和我同龄，上海人。"文革"前她也在拔尖儿的上海中学读书，但她的父母不是干部，只是普通职员，并无权势。方从1969年就来猪场干活，开始时她不怎么说话，谁也不多注意她。那时袁和我过从甚密，袁走后，我渐渐发现方不但聪明，还很热心，是个可信赖的朋友，我们这才交往得多了起来。现在轮到她坐在文的面前。
文叫她洗一副牌，"你得诚心做，否则结果不准。你一直洗，洗到自己觉得满意为止，然后把牌给我看。"
方洗了又洗，我看得出她很紧张。最后她洗完了，文把牌翻出来，开始解说。他先是讲方的父母和家庭，然后又讲她的童年和个性，至于她的命运，我记不清他的确切用词，他说的似乎并不很乐观。她也得一生勤劳地工作。每个人都得努力工作，他这么说真是万无一失！她将来干的活儿既辛苦，又乏味，而她似乎没有太多选择。她25岁那年会嫁给一个嫉妒心很强的男人。虽然她不会爱这个人，但为了他们的儿子，她会一直做他的妻子。她命里会很孤独。将来她会失去最好的朋友。现在他讲得有点儿眉目了，但老话有言，"瞎猫还碰上死耗子呢"，就算说对了，也是蒙的。这之后，她会越发没人倾诉衷情。虽然最终她也会回上海，但更多的苦恼等着她……文的铁嘴不停地说着，我真想叫他即刻闭嘴！
"你别听他的，方，他算的命全是瞎扯！他算我的命就没一点儿准。"我们一走出门，我就感到有义务安慰方几句。
方一言不发。后来她对算命这件事避而不谈，但她有好几天明显地若有所思，我想她是大把文的话当真了。在这点上，她倒有不少同伴，村里的许多人都将文奉若神明。算命这件事到底也给文惹了麻烦，他被记了一大过，载人了档案。批评他的材料在整个兵团公布，杀鸡儆猴。
问题出在哈尔滨来的知青老乙身上。文给他算命说他得到35岁那年才能娶上媳妇，这媳妇不是黄花闺女，而是一寡妇。我们听后只觉得好玩，哈哈大笑也就过去了，老乙却把它放在心上。之后，有人听见他自言自语："我该怎么办，35岁娶一寡妇？"这样一来，他成了村里的笑柄，有人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老三十五"。老三十五后来回家探亲，家人带他去看病，医生认为他精神上有点问题。但他没能像他家人希望的那样办病退，而是把文给连累上了。
这下文该汲取教训了！有时他对所谓命运信之过于执著，一点也不照顾别人的感情承受能力。但在我看来，对文的惩罚有失公道：毕竟他没有主动于这营生，算命的人都是自己找上门去，央他求他，他无法回绝，这才干的。他为别人算命，没得一文钱的好处。
再说了，难道这个地区的知青因为他的话全都一下变得迷信起来？文相信人的命因缘前定，其他人相信他的话，我相信奶奶的故事，我还相信冥冥中苍天有眼，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许我们真被农民改造过来了，但为什么中国的农民这么迷信呢？
过去我把这归咎于农民的文化程度低，加上统治阶级施行愚民政策。现在我看得深一层：农民迷信是因为他们对许多事无能为力。他们不停地遭遇天灾人祸，但仍心怀憧憬，为他们自己和子孙后代。他们生活得越艰辛，对将来的憧憬就越痴迷。他们信天信命，信因果，信来生，因为这辈子他们几乎不再有机会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每个人早早晚晚都会变得迷信起来，不管他有多聪明，受到多么高深的教育。如果我不是自己成了农民，我永远也不可能了解这一层。
知青现在都变成了农民，我们拿的是农业户口，回城希望渺茫。但我们又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农民，因为我们中的许多人都不愿放弃，甘心接受命运的安排。一天晚上，方和我一起在猪场干活，接生猪崽。我们边等边聊，突然，方迎着我的目光说：
"瑞，你知道我想什么？我来告诉你我的真实想法：我希望中国和苏联打起来！打成第三次世界大战更好！原子弹、氢弹，要炸就炸。我们也许都一块儿炸死，我不在乎是否炸得粉身碎骨。如果我大难不死，我也许可以回上海，荣归故里。"
"我懂你的意思。"我点点头，心里有些诧异。方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文静而谨慎的女子，极懂得自我克制，言行合情合理，万没想到从她口中蹦出这番壮怀激烈的言辞。同时我深为感动，她对我说这番话得对我寄予多大的信任！说到第三次世界大战，叔叔不就为此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么？方要是对一个不合适的人说这些话，她准会惹祸上身。
短短一段对话成为我们俩终身友谊的肇端。万马齐暗的年代，几句话可以包含非常丰富的意味。我立刻看到方和我精神上同为一宗：我们立志来到北大荒，现在梦想成了泡影，但我们还被迫留在这里。在村里，我们所能做的事就是干活、吃饭、睡觉。年复一年，我们种庄稼、养猪。创造出来的剩余价值，如有的话，也被"劳心者"消耗殆尽。这样的生活了无意义，令人难忍。方盼望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我则驱赶不走自杀的念头。
自杀，想来不会太难，我敢肯定下得了手。真希望有一把奶奶故事里的短剑：饮碧。我会一剑刺进胸膛，看鲜血飞溅，像一把打开的腥红色的扇子。我渴望以此形式一死！可是这把剑在一口古井的井底，我最不愿意就是跳井！邻近村里有个知青就跳了井。还有一个人去年冬天把自己炸成了碎片，谁也不知道他究竟怎么干的，黎明时分他去挖排水壕沟的炸药，结果出了这样的事。大冬天挖沟本来就是一个馊主意，土冻得比石头还硬。
我还有其它什么选择？仰毒？猪场药箱唯一一把钥匙倒是在我手里。滴滴涕，敌敌畏，这些药的任何一种，只要有足够的剂量，都能送我上西天。要不就采用最传统的死法：上吊。猪号的房子真是专为上吊者而造的，有这么多的横梁，每根都又长又结实，一，二，三，四，五"……从头到尾整整48根，挑一根我喜欢的，用细一点的绳子。夜里没人会来，有大把时间慢慢死。
我听见平原上的狼嗥，想走出去看它们一眼，可它们跑走了。这儿的老鼠带有一种神秘的病毒，叫做虎林热，我们团有几个知青就得了这病，死了。我看见这种背上有三道黑纹的老鼠也不躲开，但这病偏不愿亲近我。
团里有几个知青在扑灭山火时献身。他们不顾风助火势，顶风救火。就在被火吞噬的时候，他们高呼"毛主席万岁"，护着胸前的毛主席像章，这样他们成了革命烈士。
成为革命烈士这个念头已不能再打动我。相反，我常常动点儿反革命的脑筋。凉水泉离国境线乌苏里江不远，走几个小时就可以到那儿。
半夜跳进江中，轻轻游向对岸，也许今晚我福星高照？再见，我的祖国！"工人阶级无祖国，"谁说这话来着？马克思还是列宁？赶快！边境哨兵不知何时就会巡逻过来。狗拼命叫，突然一道电光划破长空，子弹像雨点飞来。我被击中了。"回来！""回来！""不！我决不回头！"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连累家人。我带着背上的伤奋力向前游，一直游到江底……
想到这儿我忽然记起，江的对岸是苏联。我的白日梦仍是肥皂泡，跳出油锅又落入火堆。就算我渺如尘芥，也不愿意死成这样。
我品咂着各种自杀方式，渐渐回忆起了我在听奶奶的故事时感到的那种锥心的悔恨。在那个形势下，我别无选择，城池沦陷，若不想落入敌手，受尽凌辱而死，惟有自刎。但眼下，何苦匆匆？真想死，哪个晚上、哪种方式都是现成的，在这个世界上，我本是无名，J、卒，生死不在他人眼里，又何必非死在今天不可？拖到明天再说。过去我太冲动，欠思量，一错再错，形如覆水，我不能再犯致命的错误。
来北大荒就是个致命的错误。如果砍了我的一只手，让我回北京重头来过，我也干。当时我就这么想，我的三个知心朋友，方、丽雅和老宋，也都愿做这笔交易。
我和丽雅成为朋友是因为方的缘故，她俩在上海读中学时就是亲密朋友。丽雅与方不同，她出身于资本家家庭，1949年前家道富裕。丽雅从不说起她的父母，我想他们一定像丽雅那样，很高傲。在我所有的朋友中，丽雅是最有天分的。她会弹钢琴、画画、写诗，而且她长得非常漂亮，月牙眼，亮晶晶的，红润的双腮有两个深深的酒窝。她在人前总是笑，人后才流露其它的情感。我也喜欢这样，在众人面前谈笑风生，不让别人看见我的眼泪。
所以丽雅和我不必用语言表达彼此感受，我们心有灵犀，我可以轻易地透过她的假面看出她的志向、她的孤高、她的自卑和积在心中的悔意，我看她就像看我自己。在我们之间，言辞是多余的，只会给感情的交流带来妨碍。我和丽雅见面时，我们只说些无关紧要的琐碎事儿，但我常常想别人为什么觉察不到隐藏在丽雅满面春风背后的辛酸。她来北大荒的故事不是什么秘密，村里的每个人都耳熟能详。
1968年秋天，上海第一次送知青到北大荒。北疆的生活激发了丽雅和方的无穷想象，她们双双报了名。几天后，方接到了批准的通知，而丽雅没通过政审：她的父母是资本家，到边疆工作政治上不够可靠。
得知这个消息，丽雅搬出了父母家，还给他们写了一封信，声称和他们划清界线。但这还不行，后来她又写了大字报公开谴责她的家庭，到了这个分上还是没得到批准。方和其他人离开上海的那天，丽雅到火车站送他们。她溜上火车，把自己关在厕所里，呆了四日三夜，车到虎林站时，她走了出来，呈上一份血书，发誓扎根北大荒。领导被感动了，终于让她留了下来。
4年过去了，丽雅前途渺茫。其他知青的父母都疼爱自己的孩子，想方设法把孩子弄回城，而丽雅和家庭断绝了关系，她离开上海前的举动令她父母大失颜面，现在她又怎么能出尔反尔，回过头去求他们呢？再说，即使他们愿意帮忙，也苦于力不从心。
结果，丽雅在凉水泉呆了整整10年。她是1979年和最后一批知青一起返沪的。后来她老觉得腰酸背疼，不知道患上了癌症。再后来她动了几次手术，吃了很多苦头，终在1993年永远离开了人世。对她来说，去北大荒名副其实地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另外一个朋友老宋面临不同的难题。她那年已经26岁，是我们村里年纪最大的知青，比方、丽雅和我都大4岁。村民背后开始叫她老姑娘。她在北京的父母对她的终身大事愁得要死，但老宋对我们说，她绝不在北大荒嫁人。老姑娘就老姑娘，她不在乎。
事实上，方、丽雅、老宋和我，我们四人在一起发过誓，只要人还在北大荒，就决不言婚嫁。我还清楚记得我们说这番话时的情景：那是8月末一个晴朗的下午，早些时候一阵暴雨洗刷了大地，整个天空一尘不染。我们四人手拉手走出村，路边野花成行，收割过的麦地绿茵茵的，一望无际。南风乍起，温暖而湿润，抚摸着我们的脸颊，吹乱了我们的短发，我们一路走到小南山。
在路上我们畅谈未来，扬言不结婚，4个人终身做最好的朋友。只要不结婚，我们就可以每两年享受24天的探亲假，其余的时间我们拼命攒钱，制定计划，盼望下一轮休假。一年又一年，到我们再也走不动了，我们就说好一齐去见上帝。
正说着，一道彩虹梦幻般地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个好兆头！飞越天际的七色桥，你要把我们引向何方？即使我们时运多艰，你是不是在告诉我们，有些欢乐还是可以享受得到的？想想：如果我们还能活40年，那么就有20次的探亲假，总共有480天哩。差不多一年半时间我可以活得像个人样，即使剩下的日子得累死累活，也不算太坏。不管怎么说，这儿有彩虹，有我最贴心的朋友。这种生活也许值得过下去，谁知道？
小南山就在眼前，它使我想起几个月前一位军官对我们训的一番话。他咬牙切齿地说："你们知青做梦都想离开北大荒，偏不让你们走！只要你们活一天，就是三连的人，你们死了，也是小南山的鬼！你们别想再回城，记着我的话吧！"他的话在我们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他对我们似有一种无名之恨，为什么？想到这些话，我决定不能让他的预言在我身上应验。我不能这就自杀了，因为我不想做小南山的鬼！
老宋和我的友情却是在非常情况下一夜之间发生的。有一天已经半夜了，我一个人在猪号干活，宋跑来找我。我吃了一惊，因为过去我们几乎没有说过话，虽然我们都是北京来的，她家在远郊的门头沟。这会儿她走得气喘吁吁，一进门就大声冲我说：
"嘿！杨瑞！你的日记真棒！我特喜欢！每句话都是从我心窝掏出来的！我说不出来，你帮我说出来了！你表达得好极了！真没话说！"
我瞠目结舌地看着她。
"什么什么？我的日记？你在说什么呀？"
这下轮到宋迷惑不解了。
"你到这会儿还不知道这件事吗？告诉你吧，村里至少有50个人已经看了你的日记，其他人明后天也会看到的。"
"这怎么可能？日记在我枕头下面。我昨晚还见来着。""我说，你这么这么天真？严指导员那儿也有一份你的日记。就在刚才，他还在动员知青批判你。明天要开大会，你最好先做点儿思想准备。"
后来我才知道，老宋也是严要动员的人之一，所以她在头天就听严读了我的日记。我想她大概受毒不浅，于是才跑来通风报信，告诉我一切她所知道的消息。
我怎么也没想到高，一个跟我同院长大，小学和中学都是同学的女孩子，会乘我在猪场干活时偷看了我的日记。看了也罢，她还把我给告了。于是严也看了我的日记，他看完后，还叫高抄了一部分下来。今天召开班排干部会，把我的日记读给这些人听。这些人大都也是知青，老宋是其中之一。老宋说，严读完我的日记后，全场静默良久，很多人若有所思。老宋说她本人被我的日记搅得整个下午都心神不定，到了晚上怎么也睡不着。过了半夜，她一骨碌从床上跳下，跑到猪号来找我。
听了她的话，我不免东想西想起来。我当然有所警惕，知道自己又惹下麻烦了。同时我极为感激老宋，患难见真情，我真高兴又寻到一个知己。接着我开始气恼，恨自已被人愚弄。看这些人在我背后，在我浑然不觉的情况下，都干了些什么勾当，哪天他们在背后把我脖子抹了，我还一点都摸不着头脑呢！
我更憎恨高的行为。她不但未经我同意偷看我的日记，还为了讨好领导把我给卖了！她怎么这么卑劣？背后捅我一刀。为什么？就我所知，我从来没有得罪过她。严指导员也够可恶的，他怎么能鼓励知青做这号事！还动员大家批判我！他应该批判高才对！教训她一下什么是做人应有的诚实和礼貌。现在倒好，他就因我这本该死的日记判我有罪，我连申辩的权力都没有，只能老实认错儿反省。一切都颠倒了。公理何在！是非何在！
老宋走后，我又把整件事想了一遍，还是不明白高为什么对我这样。我的日记中没什么真扯得上反动的思想。而且一开始是一个革命英雄的日记，到后来我觉得呆在这儿没前途，希望能离开，如此而已。更何况这些话我也并未直说，全是用的隐喻。我其实只把当时聚集在我脑子里一连串的左道旁门和不吐不快的想法，选了百分之十最不具危险性的放在了日记里。
唯一的解释是高想在她上大学的道路上搬掉我这块绊脚石。她知道我在这儿的贫农中间小有威望。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应该可怜她，而不是恨她。她比我还傻，她于嘛不和袁过不去？她才是赵的心腹党员们的红人儿。至于村里的贫下中农，难道她看不出连他们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
仅仅几个月前，虎林县弄出一起"特大反革命事件"，一夜之间，这个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搜查了一遍，天知道多少贫下中农受了牵连。单在我们村，就有十好几个人被捕，我的朋友花儿和她母亲季大娘都不幸卷入其中。她们的罪行是用针刺毛主席的脸和身体。而她们自己却对此一无所知。那时毛主席像铺天盖地，报纸上天天都登。村里人用旧报纸糊墙，而女人们又爱在墙纸上临时插一插针。谁一不小心把针插错了位置，便大祸临头，贫下中农立马也成了反革命，得拉去关几个月的牛棚。
花儿关起来后，偶尔我会在远处看到她，我们谁也不敢和对方讲话。她见了我，总是眼圈红红的。真可怜！这孩子已是三分像人、七分象鬼了。她蓬头垢面，衣冠不整，长了一身虱子。对"犯人"的惩罚是：在拘留期间，不让他们洗澡，不让他们梳头。
现在看来轮到我了，牛棚、审讯、虱子……我当然担心啦，无产阶级专政可不是随便闹着玩儿的，3岁孩子都晓得。但这次不知怎的我绝没有上次笔误被赵抓住小辫子那么惊惶失措。
姓严的！我倒要看看你能把我怎么样？判我个反革命，把我送上刑场？那又如何？倒省了我在自杀的问题上伤脑筋。"死猪不怕开水烫"，此言不虚。再说，你也不见得真能把我逼上绝路，没你想象得那么简单。我会跟你周旋到底，玩玩刺犯和黄鼠狼的游戏。即使走到山穷水尽，我也不过就这条性命。但你就不同了，我会叫你这个生全村第一把交椅的人丢尽面子。姓高的，我也得叫你自食其果，从此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不能那么便宜了她。鱼死网破，咱们走着瞧。
严能猜出我的心思么？或者他担心我的日记会在知青心中引起巨大共鸣，就像老宋的感觉一样？我无从得知，但有一点，批判我的群众大会往后推了。他又酝酿了一轮，还是没能如期举行。到了最后差不多一个月过去了，他把我叫到他家，说因为我思想有严重问题，不适宜再做养猪场的班长。现在领导决定，由方来接替我的位置，我去拖拉机队干活。他又说在未来日子里，我必须更认真地向贫下中农学习，改造自己云云。
原来不过尔尔！闹了半天他只是把我撸下了原已对我毫无意义的位置。多年后回头再看这件事，端的是因祸得福，盖因那些天我突然发现有人欲置我于死地，我便本能地奋起自卫。镇日预料我的对手下一步要出什么招儿，走哪步棋，倒把自杀这件事远远抛到脑后去了。我不想在"敌人"面前示弱，更不想让他们说我畏罪自杀。那时因为我感到自己蒙受冤枉，这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我对于在"文革"初期冤枉他人而受到的良心的重责。别人跟自己过不去，总比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要好过些，不过最好别让他们置我于死地。
这件事的确给我造成了伤害。它摧毁了我的自信，使我神经紧张，这是显而易见的。打这以后，我在日记本里一个字都不敢写了，我的日记在老宋夜访的那天划上了句号：1972年4月30日。在这以后，不论什么不速之客叫我的名字，我都会突然头皮发麻，总觉得最坏的事情就要降临。我常常提防着突如其来的灾难和打击，再也不想被暗处的冷箭射中。这样一来我少不了失眠，少不了做恶梦。
除了日记，信件也是定罪的依据，如果落入一个想整你的人之手。我每收到一封信，读完后马上小心翼翼把它烧了。这也是我父母再三关照的。当时我不觉得有什么可笑，现在想来真令人啼笑皆非。父母的来信每一个字都无懈可击地浸透了革命的词语，用放大镜也找不出任何暇拈，而信的结尾无一例外写上豆大的一行：读完此信，务必立即烧毁。切切！
我在屋门外的走道里烧信，往往并不孤单。其他知青也戒心重重，做这档子事儿实繁有徒。这种场合，彼此心照不宣，只当别人并不存在。每个人都面壁而作，专心对着一小堆火，一张纸一张纸往火里送。烧完后还得用火钳搅一下，确保每一页信都被焚尸灭迹。这一情景使我经常联想到我们是在坟墓上烧纸钱：阴沉的脸，鬼火跳跃，纸灰像黑色的蝴蝶随着旋风飞舞。是谁死了呢？为什么要祭他们？我了无头绪。
22 我的初恋，大错特错？
我把所有的钥匙和帐本交给方后，长长舒了口气。4年来我起早贪黑在猪号改造社会和改造自己，到头来落得跟老陈同样的下场。而老陈是我当年想与之一试锋芒的人，多么具有讽刺意味！好在所有的恩恩怨怨终于告一段落。
我于是去了拖拉机队十班报到。老隋是班长，李和周是师傅，香和我是助手。
老隋是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和我心目中的英雄还真有些距离。他40岁光景，个头矮小，身材瘦削，干活时总一副兴味索然的样子。我后来听说他在机务队以嗜睡闻名，只要手一碰到操纵杆，他立刻就打瞌睡。助手叫醒他，他便索兴把拖拉机交给他们，自己在地头躺下呼呼大睡上几个小时。
李和周都曾当过隋的助手，现在他们成了师傅。他俩对香和我都很好。李对我们的拖拉机了如指掌，他远比隋要精通业务。如果我们有问题解决不了，总是第一个去找他，有时他只要听我们把问题讲完，就分析出症结所在。和他在一起干活是件有意思的事。他心灵手巧，从他那儿我学到了很多东西。但有时我也感到拘束，因为他百般小心，自己的事他守口如瓶，别人的事也讳莫如深。当然这都可以理解，他虽和我们一般年纪，却不是知青，而是困难时期从四川来的盲流。人们还说他的父亲是地主。
我们的另一个师傅周，则是北京来的知青。1968年他还演过肖继业，当时我们选中他是因为他热情肯干，和戏里的主人公肖继业一般无二。这出戏演过之后，城里来的年轻人唱歌跳舞的热情已成强弩之末，谁也无心再排演第二出戏了。大家各忙各的，我在猪场干活于得晨昏颠倒，周开拖拉机春种秋收，大家逐渐相忘于江湖。
现在我们忽然得以朝夕相处，有很多时间交谈。整个夏天，我们干的活就是在大豆和玉米地里中耕。漫长的白昼，亮丽的太阳，中耕机白色的帆布雨檐下，凉风习习。我们的拖拉机在大豆和玉米的幼苗中穿行，闪亮的犁铧翻起层层黑土，将野草埋进地里。我们镇日像是航行在广袤的绿色海洋上，船尾卷出千堆波涌。
那段日子，我对周充满好奇。我想知道为什么别人说他父亲有严重的历史问题。但这个问题实在太敏感，提出来肯定尴尬。同时我想周也是听了我的日记的，不知他作何感想。当然他对日记这件事三缄其口。我们只好聊别的。
我记不太清楚那年夏天我都对他说了些什么，零零落落，我讲的不外乎二姨、瑞士和机关大院这类事。他也对我讲了他家的情况：一家六口，父亲在起重机厂工作，母亲是家庭妇女，他是家中老大，三个妹妹还年幼，上小学和中学。
闲聊中，我还了解到他离开北京前家境相当不好。六口人挤在一间不大的屋子里，屋子是他父亲的单位50年代分的，那时只有周一个孩子，而且他还小，所以不显得太拥挤。后来，其他孩子相继出世，房间越来越逼厌。他们又在屋子的南头搭了一间简易房。简易房占满了院子的地，还挡住了大房间的阳光，但他们总算又多得了几分空间。邻居们也都这么做。他们的简易房白天是厨房，晚上就成了周的卧室，他在这间小棚里一直住到离开北京。
周的父亲是四级工，每月挣54元，当然这不足以养活六口之家。他家里的人必须到邻近的工厂揽点活儿来：晚上他们全家常在一起糊火柴盒。中国的火柴盒由匣子和小盒子组成，周一家人得分工合作，有人糊匣，有人糊盒，等两者都吹干了，才能将小盒子套到匣子里。每一步都是手工操作的，如此折腾才做成一只火柴盒。
后来我到北京探亲时去他家拜访，坚持要试一试糊火柴盒。整整一个晚上我们5个人紧赶慢赶，才做了200来只，工厂每11只付8分钱，也就是说，整个晚上我们才挣了不到两毛钱。做到后来，我越来越心浮气燥，心想要我于这种活儿糊口，我宁愿饿死！周却说有火柴盒糊就不错了，工厂并不保证供这份活给他们，其他工人家庭也一样困难，愿意干这活儿的人多着呢。
听了这话，我一时语塞。突然我想起小时候，到了夏天，母亲每天都给我5分钱买冰棍儿。我也觉得理所当然，就这么点小钱。我的同学都有零花钱买冰棍儿。现在我才意识到这是多么奢侈的事，对周家来说，5分钱意味着糊63只火柴盒，一瓶一毛五的汽水差不多等于糊200只火柴盒。周和我虽然同住北京，我们却生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
也许周听了我的童年故事后，对我也一肚子怜悯。又或者他心地好，并不单止乐于帮助我一个人。到天气转凉时，我们得一天两班、一班12小时日夜翻地，赶在地上冻之前将它犁一遍，为的是不误来年的春耕播种。这样我们得在地头吃饭，有时送过来的饭不够吃，周总是让香和我先吃饱。有时变天，我们没带足衣服，他会把外衣脱下来技在我们身上。他有几分幽默，看见我们精疲力尽，他会编出几句笑话，逗我们开心。轮到上夜班，他往往在子夜时分把我们打发回去，自己一个人干到天亮。
我实在愿意与周一起干活，连里100多男青年，谁也比不上他挺拔秀逸，光彩照人。自他扮演肖继业后，他削瘦了几分，越发于练。24岁的年纪，他怎么看怎么舒服，即使穿着臃肿的黑卡其工装。那时，拖拉机手被人叫做油耗子，周也是一只油耗子。但他就是与众不同。他比普通人略高，浓密的黑发也比别人略长，他的眉毛黑而直，皱着眉头看人时，眼睛还透着几分笑。我的眼睛总难从他身上移开，当然那是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时候。我们目光一相遇，我的心跳就加快。
很快到了11月。一个下午，周和我派工派到了一片刚收割完的玉米地，干下去风变得冰凉刺骨，冻雨噼噼啪啪打在车窗上。地里一片泥泞，玉米的秆和根常常把我们的犁给塞住。每当这时，周二话不说，抓起一根铁棍和他油腻腻的棉衣就往车下跳，他得把泥团从犁中间撬下来。而他交给我的任务则是坐在驾驶室里升降和转动犁耙。不一会儿，他的棉衣就全湿透了，裤子和鞋子也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看着他嘴唇变色，牙齿打颤，我几次吵着要下去替他。他只是不依，说他是师傅，我得听话。"再说，两只落水的油耗子并不比一只强。"他说这话的时候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冲我一笑，我们继续耕地。但到了第二天，他病倒了。
老隋说周发了高烧，三天三夜还不退。那几天，我满脑子全是周的病情。不知他的病有多严重，担心他不能得到合适的药物。过去几年，老陈教给我大量的医药知识，中医和西医我都粗通原理。村里老乡的孩子病了，他们的父母常带着孩子来让我瞧，而不去看赤脚医生。我那时居然就敢给他们拿药，有时甚至给孩子打抗生素。现在想想实在后怕，幸亏没出什么乱子，要是有人一针下去过敏而死了怎么办？话又说回来，不给他们打针，他们也有可能病死，谁说得准？
周生病的时候，我很想去看他，给他带点药。但我不敢去他们宿舍，他们10个男生住一间屋，我怕飞短流长。那时连里流言蜚语纷纷扬扬，像乍起的一天风雪。
到1972年，北大荒的领导总算开了窍，意识到留住知青最有效的方法是让他们恋爱、结婚、生孩子。这样一来，他们再想返城真是难上加难。于是一夜之间，红灯变成了绿灯。领导对知青谈恋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些知青便乘势结起对来。当然也有不为所动的。
这时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已经20好几了，自身的发育已经成熟，传统与社会家庭也都给我们压力：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凉水泉村里，捕风捉影的消息一日三传，男女绊闻总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当事人无一例外坚决否认有此等事，有些人是由于不好意思，有些则说的是大实话。个中真假旁人永远也别想闹清。
就在我坐在那儿痴心挂念着周，希望下一餐饭能在大食堂碰到他的时候，我的3个好朋友，方、丽雅和宋出现在我面前。她们要我坦白我是不是爱上谁了，我尴尬之极。听着听着我才觉出她们说的是我和文的关系，显然有人制造了另一段待月西厢的故事。
我暗暗叫声惭愧，舒了口气："决无此事！我们不过是一般的朋友罢了，绝不是你们说的那种朋友！"
我尽一切可能解释文和我仅仅是同学，彼此借借书，有时也说说话。但我们谈论的事从不涉及个人问题。不管我说得有多真诚，我的朋友们仍向我射来狐疑的眼光。
如果连我的知心朋友都不相信我的辩白，那我还怎么说服村里其他人？这里的人认为婚姻必须门当户对。他们看来，文和我是天生的一双。各自的父母都是教授，我们以前又都是一零一中的学生，等等。但我觉得两个人的背景太相似了，反而容易滋生厌倦。相对无言，看到的不就是镜子里的自己？这倒不是我自有的想法，而是从一本俄国小说中批发来的。
如果我要找男朋友，我愿意找一个与我性格经历完全不同的人。当然我现在根本不想找男朋友，因为我不想陷于这个圈套：结婚生子，扎根边疆，荒度余生。所以连这个"如果"都不成立。
尽管我想得明白，晚上我还是鬼使神差地去了老隋家。我和他妻子江闲扯了很长时间，让她的4个孩子在我身上爬来爬去，最后人家快睡了，我才鼓足勇气，嗫嚅地开口问江有没有可能给周带些药。听罢这个请求，她眯缝着双眼朝我意味深长地一笑，似乎看穿了我的秘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最后她说：
"好吧，香也托我捎药给周，我当然可以把你的也捎上。你们俩对师傅可真关心，嗯？"
我把药放下，脚底抹油地逃走了。暗地里我在想周会吃谁的药呢。他痊愈后，答案很清楚：他故意冷落我，和香说说笑笑，一副很开心的样子。
到了这时，地已完全冻住。6台拖拉机都回到村里检修，昼短夜长，机库外冰天雪地，夜班也不用上了。我抓紧机会向李学拖拉机的有关知识。学的时候，周的一举一动悉数在我的眼中耳中，虽然我没在看他，也没在听他，但我眼前晃动的尽是他的身影，满耳听到的无非是他的声音。有一个念头越来越难以抗拒：我也许应该跟周解释一下，关于文和我的传言是毫无根据的。两个星期以后，我对周作了表白。
从那一刻起，周和我就须臾不可分了。我是说我们的心紧紧联在了一起，而在现实中我们几乎没机会两人独处。白天，众目睽睽之下，我们最多在瞬间交换一个眼神。我们不敢多说话，手当然更不敢碰。晚上，我们也一无去处，大食堂自然是不能呆的，宿舍里一切活动都让别人尽收眼底。其它地方，比如我们的拖拉机驾驶楼或机库，又没有取暖。零下三四十度，在对方手臂里不消叨分钟就冻得浑身发抖，得马上跑回宿舍拥抱火墙。
我回到宿舍，痴痴念念还是想着和周在一起的情形。我开始为他打一双毛线袜。本想为他打件毛衣，怎奈我没钱买这么多的毛线。在这之前，我的手从未碰过针线，也不会使用缝纫机，这一切都是在老隋家向江学的。我为周补衣服时，江在旁边看着我，善解人意的样子。我常被她看得脸红，但我还是很感激她。
周则亲手为我做了一把镰刀，用又轻又结实的黄杨木做柄，这是当地能找到的最好木材。他从木匠那儿借来了工具，先在木头上划线，设计好长度和弯度，再锯出形状，修整打磨细部，使柄端手握之处的弧度正合我手的大小。刀刃是请方圆几十里有名的铁匠师傅打的，周去打这把刀，来回花了整整一天时间。
后来我用这把镰刀在雪中割大豆，感觉与过去我使的镰刀真有天壤之别。恐怕只有连续割过八九个小时大豆，了解这样不断重复、永无休止的弯腰收割会给人的手臂和肩背带来何种痛楚的人，才能懂得为什么我会深受感动并如此珍爱周的礼物。
这就是周和我彼此表达爱情的方式：毛袜和镰刀。没有红玫瑰，没有小夜曲。我亦没有怨艾，和这个地区许多真正的农家青年比起来，我们算颇为幸运的。按本地习俗，婚前男方家庭要给女方家庭许多彩礼，这一风俗60年代中止过一阵，到了70年代又流行起来。彩礼包括至少2000元钱，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目。邻村就有一位男青年为此发了疯。
我从花儿那里听来这件事。（花儿秋天从牛棚里放了出来。）有个小伙子爱上了同村的一个女孩子，但男方家很穷，满足不了女方家中索要的彩礼金额。女方家也曾给他宽限，要他筹足这个数目。他千方百计，东挪西借，几乎愁白了头发，眼看期限又到了，怎么都还缺一点。于是对方把女儿嫁给了付得起彩礼的人家。小伙子心痛欲绝，不久就精神失常了。我听了这件事非常难过，当时我正与周陷入爱河，我能体会那位小伙子的感受，也在为那位女孩子叫屈。
与这样的悲剧相比，周和我没有这方面的烦恼，但我们的关系从一开始亦困难重重。比如他父亲的历史问题，如果说从前还能回避，现在则不得不放上桌面。70年代，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举足轻重，它关系到这个人一生的命运。
周对我说他的父亲在1949年前是国民党的一个下级军官。他最初在一所普通学校学的无线电技术，毕业不久正值日军人侵，于是他从军抗日，一心想把日本人赶出家园。我不由想到他的初衷亦正是我父亲的初衷，所不同的是我父亲投的是共产党，他父亲投的是国民党。
周说，在抗战中他父亲的无线电台驻扎在云贵一带，在那里他爱上了一位异族姑娘。她是白族人，为了爱嫁给了汉人，从此背井离乡，跟着丈夫走南闯北。战争还在继续，条件很艰苦，但她用勤劳、节俭和充满爱心的双手把小家安排得尽可能舒适温馨。婚后一年，他们有了一个聪明伶俐的男孩。但这孩子5岁时被手中的爆竹炸伤后不治。孩子的死使母亲悲伤不已，也就在这时，周降临人世。
后来我从周的口中得知他父亲其实在1949年有过一次参军入党的机会，那时解放军中无线电技术人员严重短缺，北京和平解放后，政府曾动员他父亲参军，并答应给他与过去相当的级别，他父亲拒绝了。我听到这里大吃一惊，忍不住说：
"你父亲可真反动！"
周顿时脸色苍白，他定睛看着我，嘴张了张想要说什么，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然后他别过头去，不再置一辞。很长一段难堪的沉默之后，他向我解释说如果他父亲接受了这份工作，就得去和南方的国民党部队打仗，他父亲觉得自己实在难以面对。为此他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丢了职业、社会地位、钱财。朋友……
"否则他现在也是革命干部了，"好一会周发出一声微叹。他认为他父亲走错了路吗？他为此而恨他么？我倒恨起他父亲来。过去21年受到的教育告诉我，所有的国民党都是恶棍，杀他们也不为过。更重要的是他这么做对周太不公平。就因为他走错一步，周从出生起身世就如此悲凉。真是一着不慎，后患无穷。
但这一切当真都是他的错么？多年以后，我对周的父亲改变了看法。他拒绝那份工作是出于义气，他宁愿放弃荣华富贵也不肯去屠戮昨日共事的伙伴。也许他不知这么做后果有多严重，还以为像他那样的人走到哪儿都能凭技术吃饭。他过于天真了，1949年后，无线电通讯这么要害的部门，怎么可能雇用他这样有严重历史问题的人呢？他若用电台联系台湾特务，搞谍报工作怎么办？所以50年代他曾远去内蒙想找一份技术性工作，都没能如愿，悻悻然回到老家北京后，死了心，做了一名工人，出卖体力。
除了他父亲的问题，我们亦难在前途问题上达成共识。我的意见很简单，最好的解决办法是我们俩双双自杀，割脉，服毒，迎着暴风雪走出村去，冻死在荒原上，种种死法不一而足。我可不是一时冲动，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此时的周和我韶华正盛，我们的爱纯洁而热切，远离铜臭和俗趣，赏心悦目，这近完美。自此往后，我们只会走下坡路。尤其在这么个缺乏正义，满目残忍、狡诈、人们互不信任的世界中，经过三四十年的艰苦劳作和贫贱夫妻百事哀的生活，到头来我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呢？凡人难免一死，也许到我们肉体死亡时，我们的爱情早就被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周听了我的高论，思索良久，最后摇摇头说："不行，我不能自杀。我死了，我妈会活不下去的。我不能伤她的心，要她的命。"
闻罢此言，我着实有些失望。但我也不能怪他，我知道自己的念头大违常理，周不像我，他是个脚踏实地的人。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三位女朋友听我坦白之后，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你们两人根本不是同一类人！"
"你们的性格完全不般配！"
"你的选择大错特错！"
我明白周和我是两路人，我喜欢他就因为他是他，我是我！我在优越舒适的环境中长大，他却备尝贫困和歧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他却依然坦坦荡荡。我的良心上有那么多污点，理应受到天谴；他什么坏事都没做过，生活却对他如此不公。仅仅因为他摊上了那么一位父亲，不论他本人有多优秀，不论他作出了怎样的努力[奇qinkan.net书]，还是被打入另册，横遭白眼。永远没有机会，永远没有前途，甚至得不到他人的同情。他感到愤怒么？我愤怒！
尽管我对周父亲的历史问题很头疼，但我还是喜欢周，也许我爱上周是因为我想象他的身上会有一股子叛逆精神。但我真想找到这股叛逆精神时，又不见其蛛丝马迹。我们相爱后，周一心希望能结婚成家。我倒是想和他结婚，但我一点都不想在北大荒成家。我试图向周解释，他感到难以理解。
"看看这里的贫下中农，这种日子他们能过，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大家都是人，两只眼睛一只鼻子，你没听当地的老乡说，一个人没有享不了的福，也没有受不了的罪么？"
眼看这话说服不了我，他又换了种办法，援引毛主席语录和报上的社论，说知识青年就应该扎根农村。这话真把我惹恼了，我定睛凝神望着他，弄不清他说这话是出于真心，还是想用宣传来迫我上钩。若是前者，他是个头脑简单的顺民，若是后者，他是个卑鄙无耻的伪君子。
他不是伪君子，我不觉得他像这类人。那么难道他真地相信报上宣传的那一套？也许他只是现实一点罢了。在他看来，领导已经发话，说决不让我们回城，那么我们只好考虑怎么在这里安家。干嘛为了一些不实际的念头而跟自己过不去呢？
不管怎么说，我的朋友真是旁观者清：他和我纯粹是两种人。我后脑长着反骨，他则是个顺民，服从领导，崇拜权威，连谎言都真诚地相信。他逆来顺受，剥削压迫之下仍能心平气和。尊严？也许没有尊严他也可以活，我可做不到！无人格，不自由，毋宁死！
其实这样说对周是有失厚道的。这种种想法都是气话，我知道在他看来，北大荒的生活不赖，他的童年比这更为艰辛。至少目前他能自己养活自己，每个月还能寄10元钱回北京补贴家用。对这种状况他颇为知足，而我却感到不能忍受。
仔细想想，也许在中国本来就有两类人：绝大多数人在正常情况下都服从权威，安分守己，因为生存对他们说来乃诸事之根本。只有一肝部分人，这些人吃穿不愁，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有条件东想西想，挑战权威，不受势力束缚。我父亲曾是这一类人，我或许能属于这一族群？要我脱胎换骨，从此逆来顺受，我实在做不到，我知道这种犟脾气只会给自己添更多的麻烦。
入乡随俗。为什么我不能像周希望的那样过农民的生活？我也不懒，能吃苦耐劳，但我一看到老隋夫妇和他们4个孩子，气就短了。如果周和我在这里安了家，我们一定步他们的后尘。江的今天就是我的明天，周在14年后则会成为另一个老隋。这些念头让我心寒。
其实我很感激老隋夫妇，他们待我们真没话说。那个冬天，看到周和我没地方可去，他们几乎隔天晚上就请我们上他们家吃晚饭，这样晚饭后我们可以坐下来聊天。当然这种场合是不能说悄悄话的。周和隋坐在炕的一头，江和我在另一头。4个孩子在我们之间爬来爬去，翻上翻下。但至少我们可以眉目传情，而老隋夫妇则在一旁有意无意地看着我们微笑。
是不是我们让他们回忆起14年前的一些情景呢？我听说江当时是村里最漂亮最活泼的闺女，好几个小伙子都爱慕着她，最后她嫁了老隋。没收彩礼，也没靠媒人，全是她和他自己的主张。所以他们挺平等，至少结婚那会儿是这样。两人都是国营单位的职工，又都年轻勤俭。
到了饥荒的年月，江丢了铁饭碗，成了"臭家属"老隋却还能在上班时间打打瞌睡。后来我看出，他嗜睡不是因为懒惰或脸皮厚，而是因为有4个小孩，生活又桔据，在家得干很多活儿：打水，劈柴，打草，垛草，种自留地，喂猪，起猪圈，出炕灰，秋收过后去田里始大豆，捡土豆，架栅子，盖苞米楼等等。
老隋被家务缠身，累得半死，他有时也拿江出气，骂她，指责她跟别的男人有染。这些周和我都看在眼里。有人还说他打老婆，我们没看见。但倒霉的事躲是躲不过的，第二年春，老隋查出得了喉癌，后续治疗在100多公里外的密山市进行。长途跋涉，加上生理反应，他苦不堪言。即使享受公费医疗，单是来回的旅费就很可观，使这个小家庭不久就债台高筑。
当老隋在医院为求生而苦斗时，周和我竭尽所能帮助江，她快被生活重压拖垮了。现在她得一人管4个孩子的吃喝拉撒，还得下地干活，不然她根本没有收入。其实她自己也带着病拼命干，她有风湿性关节炎，还有妇科病，腰肌劳损，但家属没有医疗保险，她连病假都不能请，逞论看医生和买药了。
她在地里刚干完活，接着就得做饭、洗碗、洗衣。补鞋，没完没了，常常顾不上梳头洗脸。看江和其他家属这等狼狈，我仿佛看到了将来的自己。知识青年？只要我们是女人，保不准哪天国家也会让我们退职，像江和其他"臭家属"一样。这样的前景使我胆战心惊，我死也不想跳进这么个泥潭！所以我真开不了口对周说我要嫁给他。到北大荒已铸成大错，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千万不能一错再错，否则我的命运就一了百了，再没人能帮我救我了。
与此同时，看着周难受的样子，我的心隐隐作痛。我做了他的女朋友，给他的只有烦恼。他已经掉了好几斤肉，往日的幽默也难觅踪影，即使勉强挤出一个笑容，可眼里全写着深深的忧伤。我看他的眼神，真想大哭一场。
因为他父亲的历史问题和他自己童年的经历，周比我要内向和敏感得多。他也许早听到了村里人的闲言碎语。开始时大家都不信我俩会相爱，而后他们似乎不太喜欢这个事实。他们背地里说周是于连，斯汤达的名著《红与黑》中的主角。
这太不公平！周根本不是于连，他清楚我的家道中落，我的父母既没权又没钱，有的只是没完没了的麻烦：老革命是麻烦，知识分子也是麻烦。周是在我坦言相告这一切之后才成为我的男朋友的。他知道的事，别人不知道，他懒得解释，反正说了也没人信。现在，大家等着看好戏，看我怎么把他甩掉。
为什么这些人会有如此邪恶的念头？周又没得罪他们中任何人。也许对他们来说，周生而属于社会底层，他应该明白他的地位，莫作非分之想。按此推想，我一旦嫁给了周，我也应该知道我的地位。我不再是老干部的女儿，而是国民党军官的媳妇，我的孩子是国民党军官的孙子。
初恋使我大开眼界。遍地陷阱，漫天网罗，口蜜腹剑，笑里藏刀。晚上，我一遍遍读曹雪芹的《红楼梦》，对林妹妹和宝玉的爱情产生了共鸣。我开始理解为什么他们要哭、要病、要疯、要死。他们是以心相许的一对，只求厮守在一起度过此生。但在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他们空怀其想，万般无奈。他们做的每件事，都与本愿相违；说的每句话，都刺痛着对方的心。传统和权术，虚伪和嫉妒，情人的血泪斑斑，这就是古往今来的中国！情势比人强，有志者事难成。纵然有铄金的热望，到头来只能是抱恨终天。真叫人欲爱不能！欲生不能！
一如书中的女主人公，到了1973年夏天，我发现自己已经山穷水尽，除非说谎，无论说什么别的，都会伤周的心，唤不回他的欢颜。于是一天晚上，我对他说：
"周，我不能和你结婚，我们相爱就是一个错误！你应该和香结婚，我知道她想嫁给你。"
"不！我一点也不爱她！我爱的是你！你怎么能对我说这种话？"
我哽住了，眼泪涌了出来。一开了头，就再也止不住，只觉得天地间除了愁苦充盈，再无它物。悲怆竟无边无涯！我的心沉到了苦海的海底。中文里有"伤心"二字，我这下才算是尝到了伤心的滋味。我的心在淌血，一阵阵疼痛难忍。周过来劝我，他根本劝不住，后来他便只能搂着我，和我一起哭。我们强忍了这么久，苦涩的眼泪泡着心，现在这泪水终于决堤而下，任什么也挡不住。在此之前，我从未有哭成这样的时候，此后也再没试过。至于周，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见他流泪。
那天晚上，我反复问自己：
——你爱他么？
——当然爱！
——如果你不打算和他结婚，就不应该爱他。
——但我做不到，他也做不到。我们就这么彼此相爱。
——那么为什么你不能和他结婚？毕竟这是新中国，没有包办婚姻，不像书中的恋人，你们可以生死厮守，共度余年。也就是说，只要你改变主意，说声行，你还是能给他带来快乐，而不是痛苦。
——这可能么？我是说如果我非常不幸福，我能使他幸福么？
——谁知道，也许能呢。
——好吧。既然我愿意和他一起死，我想也许我能够和他一起生。牺牲我自己，成全他的梦。说到底，我也不能叫牺牲，我反正是没有出头之日了。何况我们真的相爱。为什么我们的爱这么辛酸，这么艰难，爱不是如糖似蜜的么……
脑子来来回回转着这些念头，我决定给我父母写封信，信里没有一句口号和大话，我单刀直入对他们说，我想永远离开这个地方，问他们能不能帮我。如果不能，或者不愿，也罢，我告诉他们我和周正在谈恋爱，我打算嫁给他，我们就在这儿过一辈子。
信只这么三言两语，直截了当，我根本没打算费笔墨去解释。他们或者能理解，或者不能理解，我倒想看看我的命运究竟如何。发出这封信差不多像是玩俄罗斯轮盘赌，我扣下了扳机，单等一声轰鸣。
11天后，传来了响声，是父亲回的信。他说他和我母亲对我信中所言感到意外，他认为，我扎根农村的决定是对的，知识青年应该……至于我的婚姻，他说他和母亲尊重我的选择，但似乎我不必这么匆忙，我才22岁，还可以等上一两年。
这就是说他们还是不理解。我早就料到了！我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有这个结局，只是不愿意认命罢了。现在我是彻底没戏了。
起初我并没有对周说我给父母写信这件事，现在是如实道来的时候了。我本想当天晚上就跟他讲，但到了晚上，我突然不舒服，完全没胃口，一整天粒米未沾。干完活回来，我倒在炕上，实在懒得动弹。我想那就拖到明天再跟他说吧。反正余生既定，也不在乎早一天晚一天了。
第二天，我还没来得及找机会对周说我准备嫁给他，忽然来了一封电报。是父亲打来的，电文寥寥五个字：母重病，速回。
我从严的手中拿到这份电报。严作为指导员，每人的电报总是他第一个拆来看。我问他能不能请几天假，也轮到我体探亲假了，可他说不行。团里刚发了通知，麦收开始，除非知青的父母病危，否则一律不准请假。
既如此，我别无他法，只得星夜又给我父母写了一封信。结果他们并不需要，3天后，我的信显然还没到他们手中，又一封电报飞来，还是父亲的名义，不过电文改成：母病危，速回。
这下严说领导会研究一下我的请求，在中国人人都知道，研究一下可能需要几天、几个月、甚至几年。我无计可施，只能耐心等待，不知父母出的是什么招儿。母亲真的病了么？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更大的可能则是他们想出了帮助我的办法。
我又喜又怕，心里直恨父亲为什么不在电报里给我一点暗示。当然我不怪他，那些年，谁不知道电报是"公开的秘密"。
又过了两天，我再去找严，这次他说领导批准了我的探亲假。听到这个消息，我大喜过望。正在这时，又一份电报接踵而来，我注意到严的脸色突然一变，过了一会，他把电报递给我，仍是出自父亲之手，这次赫然写着：母亡，速回。
很快村里人人都听说了我的不幸，个个都来安慰我，这使我大窘。我不知自己是否应当受到此类同情，也不知该哭还是该笑。当然我不能笑，但我也哭不出来。若事实是我欺骗了这些好心人，我会感到难过；若事实是我没有欺骗他们，我会更加难过。最好是避开众人，赶紧走。于是我紧着打点行装，方、丽雅和老宋一起帮我的忙。
当晚周送我到最近的火车站，那也在十几公里外。我们得穿过大片沼泽，风刮得正紧，草甸子上的高茅草伏倒又挣扎着站起，远处传来狼嗥。新月在云山中出没，我们周围的世界因此也忽明忽暗。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5年过去了。那梦想当英雄的女孩已不复存在，而一个和她同名同姓的女青年正从战场上落荒而逃，这场征战如今在她看来败局已定，并已完全失去了意义。梦想幻灭，她的内心一片空虚。明晚后晚的月亮在异地他乡是为她熠熠生辉呢，还是为她黯然失色？她和她的恋人什么时候才能再共婢娟？
火车开动前，周跟我说我应该尽力说服父母，让他们想办法调我回城。不过这事说起来容易，办起来难，所以他会在这儿等我3年。如果这段时间我办不成，随时都可以回来，他会娶我。即使这里的领导把我批得狗血喷头，他不在乎。火车开动的瞬间，他把一张10元钱的票子塞在我手里，嘱我多多保重。说罢他转身离去，又一个十几公里的沼泽在等着他一步步往回走，这次他是孤身一人。
我零零丁丁坐在黑黢黢空荡荡的车厢里，望着窗外一轮远月飞度关山。我寻味着在北大荒度过的这5年光阴，从门岁到22岁，这是我一生中的青春岁月，最美好的时光。我洒下了成吨的汗水，流过了成桶的眼泪，感到受了欺骗，我为之而愤怒。但同时我又有说不出的惭愧：我就这样开小差溜了号，跳离了一条正在下沉的大船，把朋友和恋人统统抛在身后。还有那些善待我的老乡，我也一并背弃了他们。
我死的那天，如果灵魂还在，我大概也会有同样的感觉：一丝不挂来，两手空空去，一生的挚爱和投入全都成为身后之物。爱情、友谊、雄心、愧疚、怨恨，种种情愫都化作过眼烟云。此生已休矣，来世未可知。我失去的无法估量，而前途又是一个巨大的问号。唯有这一刻，我敞开了一个自由的灵魂。
23 我何所得？我何所失？
刚迈进家门，母亲就冲出来迎接我。她的脸仍是又黄又肿，此刻却洋溢着快乐，写满了关爱。我觉得她就像童话里的母亲，一下看见自己在森林里迷途三天的小女儿回到家中。看到母亲这样，我很感动，一下释然了。父亲随后告诉我他们那头的故事。
父亲说他开始完全没有注意到我那封短信的弦外之音，他平时在家中还算比母亲更善解人意呢，但这次他却疏忽了，只把这当成一般的信，径自回复，用的是惯常的那种令我痛恨的官腔。而母亲却感到不安。她不断地在琢磨我写的那几行字，不久她就恍然大悟，意识到我遇到了麻烦，很大很大的麻烦。
她对父亲说："听着！小瑞一定碰到了麻烦。你知道她那个倔性子，以前她从未抱怨过北大荒，总说她过得很好。这孩子特别好强，若非山穷水尽，她不会向我们开这个口的。她真的需要我们帮助！她一定是走投无路了，这封信是她最后的一线希望！"
父亲一听之下，觉得大有道理，不由得也着急起来。他们于是马上行动，电报都是出自母亲之手，父亲只是代母亲跑腿。当他第三次去邮局，所有的员工都停下手中的活，从柜台后走出来拉住父亲的手，向他表示对母亲的哀悼。父亲猝不及防，万分尴尬。
这时父母的干校搬到冀县县城一年多了，在这么个小县城里，人们彼此稔熟，而且平时多是母亲去邮局给3个孩子寄信寄包裹，邮局的工作人员都认识她。这之后，她再也不敢上邮局了。她说她可不想吓着那些好心的工作人员，免得他们以为大白天撞到鬼了。
虽然我和父亲都觉得母亲的第三封电报写得太过分，我还是大为感动。母亲！谁能想得到在我一生中最关键的时刻，她反而是唯一理解我的人呢？这令我感到过去我对她有欠公允。我一直把她看作父亲的应声虫，我们两人从来不曾将心比心地好好交谈过。我错看了她，但得出这个结论使我无比欣慰。
这么说事情既没我想象得那么槽，也没我想象得那么好。父母把我召回来仅仅是出于他们对我的担心，他们对怎么把我的户口从北大荒调进城完全一筹莫展。
"先不去想户口的事吧！"父亲说，"只要你母亲和我有一日吃的，就饿不着你。你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户口，而是你的年龄！你已经22岁了，连初中都没念完，时间一天天过去，如果你再不赶快学点儿东西，你一辈子就完了！"
"幸好，"他接着说，"这段时间我们正闲着，又不能走。我们也不像其他人没事就做家具、养鸡什么的。从现在起，干脆我们来教你英语。两个教授对一个学生，你听说过这个比例吗？如果你集中精力学，把你教出来是十拿九稳的。"
母亲和我对他的理论将信将疑，但我们也都支持这个计划，因为似乎别无它路可走。于是在接下去的两年半时间里，我按一个很严格的作息时间生活：清晨6点即起，跑步半小时，背单词1小时，吃过早餐，跟父亲上3小时的语法及课文，下午跟母亲做3小时的练习及对话，晚上或写大字或跟着听美国之音播放的英语九百句，这档节目在那个小地方居然并未受到干扰。
我最喜欢的活动还不是这些，而是黄昏时的漫步。晚饭后，我们常沿着冀州古城的残垣断壁慢慢散步，这些城墙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以前的三国时期。当时冀州是北方军阀袁绍据守的重镇，城墙高且厚，护城河宽且深。要塞纵然固若金汤，袁绍还是被曹操打败，吐血而亡。此后，城墙失修记塌，护城河也被填平了。现在城墙的两面种了冬麦，因持续干旱之故，冬麦长得又矮又细，只有尺把高。
父母发现这古城墙是个谈话的绝妙场所。在家他们不敢随便说话，门窗紧闭仍不能放心，生怕隔墙有耳。邻居中的一些人"文革"伊始就成了父母的死敌，这些人擅长刺探情报，投书告密，堪称世界级谍报人员。
我的父母亦是不弱，居然想出了城墙这一高招儿。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土城墙上，他们可以任意高谈阔论，即使偶尔有人走过，他们在城墙上也能早早看见。我一到那儿，就把这几年郁积在心头的想法统统倒了出来。
"你们不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但劳民伤财，而且制造了一场前所未有的人间悲剧！不过我倒因祸得福，的的确确学了点东西，长了点儿见识，只不过这并不是领导所期望的。比如说，我同意毛主席说的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依然存在，但这不是地主和贫农或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斗争，而是官僚和平民百姓之间的斗争。从上到下的干部都专横跋扈，滥用职权，不管是腐败透顶的，还是尚不太腐败的。而且一向封锁消息，制造谎言，其结果我们变成了白痴，变成了跳梁小丑。现在我看到了真相，开始觉醒，我失去了信心！这些年来，诚实正直、有能力、有才干、敢于承担责任的人一批批被清洗，在历次内部斗争中稳坐钓鱼船的都是些八面玲拢的平庸之辈。结果现在的干部只知道讨好上级，溜须拍马，老百姓的甘苦他们哪里会放在心上！这些人全是伪君子！……"
"住口！"母亲气急败坏地吼道，"你的想法极其危险，怎么像一个反革命分子在说话？"
我真的住了口。早就料到我的父母会暴跳如雷，他们毕竟是多年的党员。我也不是故意刺激他们，我只想让他们知道我在农村接受了什么样的再教育。
父亲倒还沉得住气。他眼中掠过一丝微笑？恐怕是我的幻觉。但几天后，父亲和我单独在城墙上散步，他对我说那天我说的话，他一多半都有同感。甚至早在1949年以前，解放区的干部已经开始滥用职权了，党内斗争向来残酷无情。种种问题如果那时还只是潜伏在体内的癌细胞，奇书-整理-提供下载现在则早已四处扩散了。
他给我讲了件事，似乎想证实这点。说的是他自己的初恋。后来我一直在想，如果事情的结局不是这样，就会有另一个人取代我的位置生活在世界上，她或他会长得什么样？父亲会不会更喜欢这个孩子呢？
1942年，父亲是辅仁大学的学生，他迷恋一位女同学，爱她爱得神魂颠倒。起先父亲怎么也不肯透露这位女子的姓名，但后来我还是知道了。（在这我姑且把她称作丁香，当然这非其本名。）
他们的爱情一开始就受到祖父的反对，他认为女孩家不够有钱（虽然她的父亲还是一位银行的经理）。这对恋人却压根儿没把老头放在眼里，他们不久先后离开北京，几个月后他们又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会了面。
在那儿他们进入华北联大成了同学，并在此时订了婚，领导和同学都祝贺他们。就在婚期临近时，父亲却调去了延安，丁香则被派回北京做地下工作。之后这一对恋人失去了联系。3年中，父亲无从得知他未婚妻的生死。因为个人生活必须服从党和革命事业的需要，父亲也无话可说。
终于到了1946年，父亲有机会作为共产党的和谈代表返回北京。在那儿他见到一位老朋友，说起她参加过一场婚礼，新娘的举止颇为怪异，她一会儿笑，一会儿哭，整个婚礼反复折腾，弄得客人都不知所措，只好中途纷纷告辞。这位朋友觉得新娘大概精神有点问题。
说着说着，父亲发觉她说的这位怪异的新娘不是别人，正是他的未婚妻丁香。他心中充满了痛苦，一脑子全是问题。几天时间里，他茶饭无思，夜难成寐。最后他决定去见她，当面问个明白。
他们真的见了面。丁香告诉父亲，她嫁的人是一位地下党的负责人。始而她是他的助手，继而她受委派照顾他的生活，终而她被迫说服了，同意与他结婚。领导一再强调这是革命工作的需要和党组织的希望，作为党员，她应该把"党的事业置于私人情感之上云云。但婚后她发现不管如何尝试，她仍没法爱她的丈夫，这位丈夫年纪比她大很多，文化水平也不高。她婚后一直郁郁不乐，她丈夫也被她搅得心绪不宁，看出丁香对父亲始终不曾忘怀。最后丁香要父亲原谅她，他确实也这么做了。此后，他再也没见过她，虽然他们生活在同一城市，他也有她的住址。
"原来你早就知道这些领导是多么虚伪，多么自私！你早在40年代就有了切身体会，居然成天对我说党永远是正确的，我必须事事听党的话！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你不把实话告诉我？却让我独自在暗中摸索，四处碰壁，心虚胆寒，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
"因为我不想让你倒霉。大名鼎鼎的书画家郑板桥说什么来着？'难得糊涂'，这话在今天仍然是至理名言。另外，当然了，我自己也不想因为你而倒霉，如果我对你说我早就对这场革命不再抱有幻想，尽管我们怀着良好愿望，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和巨大的牺牲，到头来我们只成就了一所坚如磐石的大型监狱。如果我在60年代当你还是个激进的红卫兵时对你说这些话，你会作何反应？你难道不会举报揭发我？如果你不这么做，你内心又会怎样？我不愿让你生活在心灵的重重矛盾中！"
他说得对，我不得不承认这点。1967年，他即便没有对我说这些，我的思绪已经混乱不堪。他若真的和盘托出，我难免不变成另一个张黑黑。其实我和父亲在1973年谈的这番感想，我们都不敢在母亲的面前流露。母亲属于50年代的人，对他们这代人而言，国民党腐败到了极点，而共产党是中国的救星。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所谓的"三门干部"，从家门到校门到政府部门。由于他们的地位特殊，视野局限，他们对中国的严峻现实了解得不很透彻。又或者他们在反右和"文革"中吓破了胆，所以他们不但服从权威，而且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认同权威。他们和我们之间有着明显的代沟。
父亲和我之间反而找不到这种代沟，我们说话百无禁忌。有时我们的话题涉及个人感情生活，一次父亲甚至对我说和母亲结婚是他犯的一个大错，把我听得目瞪口呆。他说他求婚后不久就意识到他的个性与母亲极不相合。但他还是完了婚，一方面是觉得不应毁约，另一方面乃是由于绝望，觉得他再也不可能找到他的梦中情人。婚后他郁郁寡欢，曾想过离婚，但看在孩子的分上，打消了这个念头。当然也是看在母亲的分上，他知道她还爱他，她不会愿意离婚的。在中国，离婚对女人的伤害比男人来得大。
虽然听后吃惊不小，我知道父亲说得都是实话。我也能看出他和母亲性格上的巨大反差。父亲这段表白使我回忆起孩提时期他们的风风雨雨，有一晚睡到半夜，我突然被隔壁房间的吼叫声吵醒：
"这日子我过不下去了！我们离婚吧！"
"好！离婚！离婚！离就离，我也不想过了！"
原来我是父亲多年前所犯错误的产物，后来我又成了他没有爱情的婚姻的一道枷锁。怪不得那些年他常常对我发火，用戒尺打我的手心，说我是坏女孩……13年后他终于向我道了歉，我也原谅了他。我的童年毕竟不算太糟，尽管父母的婚姻有问题，他们对孩子还都付出了爱心。此外我有亲爱的老二姨照拂！家中风起云涌时，她永远是我的避风港。奶奶也是。我还奢求什么？
我从北大荒回来后，发现父亲好像变了一个人。我们的关系也随之变了，过去5年里，我长大成人，父亲看到了这点，他开始把我当成年人对待，平等相处，我们成了好朋友。这种父女关系在中国是不多见的。我很喜欢我们晚上在残垣断壁旁散步谈心，看夕阳西下，我在心灵深处对他的孤独感受得一清二楚。看得出他也很脆弱。从前，我被他的权威唬住了。
而这段时间，我和母亲的关系尽管已经有了一个崭新的开端，却仍时时陷入僵局。为此我烦恼不已，现在我对母亲爱我这点毫无疑问，她不是我想象中那狠毒的后妈，相反，她已尽其所能帮我走向成功之路。那为什么我们会吵架吵得这么频繁这么凶？说来也都是为些鸡毛蒜皮的事，如发音发不准啦，用错了一个介词啦，菜做得太咸啦，我买的鸡价钱太贵啦，诸如此类，什么小事都能成为导火索。母亲是一桶炸药，我则是一枚地雷，我们俩谁都控制不住自己的火爆性子。
几年来我一直想弄个明白。我知道自己为什么烦躁，但我搞不懂母亲为什么也烦躁。不过有一点，她身体很差：更年期，高血压，骨质疏松，失眠，种种症状不一而足。母亲倒从不呻吟，她忍得住病痛，我们也不清楚她到底得了几种病。冀县没有一所像样的医院，只有一个卫生所。两三排砖房，空荡荡的几间屋子。看不到试验室，X光仪器或任何其它现代设备。
母亲身体不好，心情也不好。她比父亲更要强，雄心勃勃，总想与人一比高下。过去，父亲的光荣历史和她自己的党员身分，加上受了高等教育，工作勤奋，她在别人眼里生活得很成功。特别是60年代，我考人了一零一中学，小炼在小学成绩也好，其他做家长的都羡慕她。却说眼下我们的家庭，一落千丈，父母陷在干校，3个孩子前途未卜，一个都没能参军，也上不了大学，甚至连在工厂做一份工的机会都没有。如果说我的弟弟们还年轻，我肯定已经令母亲大失所望了。她也同样令我大失所望，70年代那会儿，父母有义务帮孩子走后门，找一份好工作。母亲又焦虑又觉得没面子，父亲对这一切却无动于衷，他不在乎别人在背后如何议论我们。
我和母亲一样焦虑，一样觉得没面子。一零一中的好学生，那是7年前的往事了，现在我学习时常常心不在焉，尽管我极想证明自己不但不差，还远比有机会上大学的那些人学得好。
在所有使我心猿意马的事情中，最难堪的恐怕要数我对周的思念了。我也知道，中国的现状一日不变，我们的爱情便一日无望，我们不可能结婚，不可能生活在一起。我应该死了这份心。但每念及此，阵阵痛楚就传遍全身，令我泪如泉涌，夜难交睫。
晚上我总是梦见他。那些梦七彩俱全，洋溢着欢乐。无怪乎人们说梦是反的。在紫罗兰色的天幕下，一地金灿灿的百合花极目望不到头。周和我手拉手，跑呀笑呀，气都接不上，但还不肯停下来。起风了，我们像是插了翅膀，翱翔在天空。大地离我们越来越远，亿万颗星星在我们身边旋转闪烁。月亮是那么圆，发出柔和的光，我快活得发晕……
梦醒时，四周一片漆黑，我孤枕独眠，周的爱抚和温存消失在千里之外。我身边是个空洞的冰冷的世界，他周围的世界更要冷上百倍。虽然他在信中只字不提面临的煎熬，我又怎么可能感觉不到？他所受的煎熬都是由我一手造成的。
户口是我终日为之烦恼的另一块心病，没有户口，我走到哪儿都是一个黑人（非法居民），不能进工厂，不能上大学，衣食住行全都困难重重。有时我简直怀疑学了英语有鬼用，我的户口丢在了北大荒。
干校的其他子弟大概也这么想，尼克松访华及中国在联合国恢复席位后，有20多个年轻人回来跟着他们的父母学外语，但几个月后只有两个人还在坚持，其他都不了了之。两个人中我是其一，另一个男生在家庭大学坚持了4年，英语学得炉火纯青。
母亲也为我的户口发愁，她比父亲实际。开始我们两人设法说服父亲，让他活动活动，把我的户口弄回来。但每次我们开口提这件事，父亲就直皱眉，他边摇头边说他对如何去活动没半点主意。此外，他还会说，国家的形势一定得变，不变就要亡国，过不了多久，一个人就得凭他的真才实学吃饭，找工作要靠一技之长。他的话像是天方夜谭，我们都不敢太拿它当真。
母亲和我渐渐不再求他了，我们觉得这事恐怕只能靠我们自己。但我们也完全不知从何着手，只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首先必须找关系开后门。我们得找到一个肯帮我们的人，这个人有心不够，还得有权。我们开始四下打探，这中间还得提防着邻居破译我们的计划，坏了我们的好事。
几个月下来，终于有了一丝线索。姑姑提到她有个同事是这地方的人，他父亲是个退休的县长。不过这老人既非共产党，又非国民党，乃是所谓的"民主人士"。起先听来希望并不大，但母亲说不妨一试，死马当作活马医。于是她买了礼物，乘上公共汽车，直奔老人家中。
夜幕降临，母亲回来了，精疲力尽，却喜上眉梢。她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揉着发胀的腿，说我们踏破铁鞋，这下算是找对了人，老人几乎认识当地政府的所有官员，有些是工作关系，有些则是私交。亲朋戚友，老上级，旧下属，没有他不熟的。这种"地头蛇"，强龙都压不过。
地头蛇？后来我拜访了老人，他其实慈眉善目，他帮我们完全不是为那点儿礼物，实在是出于同情。但其他那些在我回城文件上盖章的大小官员就不那么好说话了，即便有老人出面，母亲还得不断地送礼求情。她的健康出现问题时，便由我出马，她在幕后当顾间。
就这样，我上了两年的家庭大学，倒同时学了两个专业。英语是其一，如何跟官员打交道是其二。等到我把所需文件盖满了章，一切打点停当，我已然是一个娴熟的后门专家了。
现在我面临最后一道关卡。我得回到凉水泉，将户口从严的手中拿出来。我超假不归，严曾多次威胁说要好好惩办我。但我这会儿对付他，已是成竹在胸。以前我对严这类人是又恨又怕，现在我却用知识武装了头脑。知识就是力量，我的知识可归纳为以下几个要素：
对付有权柄的官员，你必须耐心，察言观色。说话进退留有余地，动之以情。最关键的是记住这些官员也是人，而不是神。他们看上去也许咄咄逼人，但他们都有自己的软弱之处。你得因人而异：对君子只需据理陈情，吁请他们高抬贵手。但这还得辅以关系，即使是正派的官员，也不愿得罪上级和同事。对小人则需动用"大炮"和"手榴弹"，他们才会缴械投降。70年代，送给官员最普通的礼物便是烟和酒。人们把烟戏称为"大炮"，把瓶酒叫作"手榴弹"。
于是我带了最精良的"武器"上路了：中华牌香烟和茅台酒。这还是一个亲戚帮忙给弄来的，他新近从秦城监狱放了出来，虽然还未官复原职，已经享有一定优待了，包括在北京那些特别的商店里购买商品。
我到得村里，决定先把严当小人来进攻一番。否则他会打官腔，摆架子，给我上纲上线，这就可能把事情搞糟，前功尽弃。要一步到位，我得把中华牌香烟送给他，这个牌子在中国是响当当的。事实上，抽中华牌在当时是身分的一种标志，只有少数高级官员才有机会抽上这种烟。我几乎可以肯定严以前从来没有碰过中华牌，且看他如何抵挡这一诱惑！他拿了这烟可以在别人面前摆谱，如果需要，他也可以转手当礼物去办他自己的事情。
天擦黑，我敲开严家的门。几句寒暄之后，我拿出两条大中华，放在炕上说："这是我从家带来的一点儿心意，请别见外。"我脸上挂着笑容，把烟向他面前一推。
他在瞬间犹豫了一下，我看得出来。随即他便恢复了村里一把手的威严：
"你这是干什么？我不能收。拿回去！"
我当然不能就拿回去，但我也不能强迫他收下。一时间，场面变得尴尬起来。我只得转身给孩子们发一些糖果，这没关系。
然而这当口外面却传来敲门声，又有几个知青上门来了。我不由得一阵紧张，像是把手伸到别人口袋里的小偷被逮了个正着，浑身冒汗，满脸通红，脑子一片空白。
知青进屋后坐了下来，严笑着和他们打招呼，好像什么事都不曾发生过一样，我也只得陪着笑脸同他们打招呼。再偷眼望望炕上的香烟，那是我最糟的一场恶梦，嚯，www奇Qisuu书com网它们不见了！严用被子把它们盖了个密不透风。谢天谢地，我得救了！过了一小会儿，我站起来和他们说再见，这回笑得很轻松。这之后，奇#書*網收集整理一切问题迎刃而解，严不但同意给我转户口，连两年前探亲假的路费都给我报了销。我大喜过望，终于把事情办成了。等我回去，我的户口就会迁人河北省的省会石家庄，现在我父母都刚刚调到那里工作。下一步我们再想办法打回老家去，不管大炮还是手榴弹，能用上什么用什么。加上父亲的关系，母亲的指点，我自己的努力，以及现在得心应手的一套理论和实践，我想大大小小、上上下下的官员都不在话下。我心中自有一把万能钥匙，不论走到哪儿，我都能找到后门，打开它，昂昂然登堂人室，在中国这个社会里如鱼得水，无往而不利。
这时我忽然想到了袁，我最看不起的人。现在我又比她好到哪儿去呢？瞧瞧我自己！为了达到目的，我什么卑劣的事不愿千？哭也好，笑也好，天真或坦诚，愤怒或喜悦，什么表情做不出？甜言蜜语，送礼行贿。如果我有先见之明，料到日后我会变得这般俗不可耐，我何必当初不走袁那一步，直接回北京呢？当我为学到这可恨的逢场作戏的"知识"而暗暗得意的时候，知不知道自己失去了什么？我失去了我的纯真，失去了二姨教给我的志气。我放弃了道德原则，放弃了做人的尊严。我变得面目全非。一旦走到了这一步，想回头都不容易。如果说这是我为了在这个世界上进取必须付出的代价，也许真有些不值得。然而如果社会就是一口大染缸，谁又能披一身白纱从里面走出来呢？
半个月过去了，我即将永远告别凉水泉。不期然而然，我的心头掠过一种莫名的留恋。我会一连数小时四处漫步，试图把这儿的一草一木刻在记忆中。朋友们则没这么好的心境，他们讨厌这鬼地方。老宋一如既往，坚决不谈朋友。丽雅爱上了一个上海小伙子，他们相爱了好几年，直到他上大学才分手。
方有时和我一起散步。她征求我的意见，要不要和上海郊区崇明县的一个农民结婚。这是她父母的主意，籍此调回上海。但崇明毕竟不是上海，方又不愿和一个全然陌生的人一起生活，我们左右盘算，究竟是留在这儿还是嫁陌生人，两害相权取其轻。最后我认为她既然声称不再会爱上这儿的任何人，莫若横下心来选择后者赌一赌。她果然这么做了。
方的户口于是转到了崇明，后来她进纺织厂当了工人。80年代她给我来信，说她这辈子陷于这样的婚姻，做这么一份工作，再无其它奢望，唯一的想头就是将来儿子会有出息，过得好些。我读了信，不由责备自己为最好的朋友出了个馊主意，谁料得到3年之后所有的知青都能返城呢？方也许能在上海找一份更好的工作，嫁一个心爱的人。
我的男朋友周对我的一去不复返又能说什么？他说他为我高兴，也许是真心的，也许不是。怎么说都已经无所谓，我们彼此的爱与不爱也无所谓。俗话说"情势比人强"，我们所处的情势决定了我们的爱情只能是当地人说的"谎花儿"，鲜艳一时，不久就被风雨无情地吹落，结不出一点儿果实。
其实凉水泉大部分知青的爱情故事都以分手告终。1979年，大批的知青返城，上山下乡运动土崩瓦解。恋人们挥泪道别，劳燕分飞。即使是同一城市来的知青最后也分道扬镳。有些人进了大学，其他的做了工人、营业员，或干脆在家待业。在农村，我们大家都是知青，一般命运，回到城里，便高低立现。
周在我离开凉水泉后一年后和香结了婚。知青回城潮涌来时，他们留了下来。这使我最终相信周是真心认为知识青年应该扎根农村。在他告诉我香对我们的联系不能释怀之后，我们不再通信，我渐渐失去了他的消息。
离开凉水泉之前，看到江和老隋我总是心戚戚然。他们对我和周的关系知根知底，过去他们为了撮合我们，费了不少心机，到头来还是帮了周的倒忙。因为他们的生活和不幸擦亮了我的眼睛，我又怎么能对他们说这些话？而这个家庭的艰辛今我十分难过，老隋的病没有治好，医院也无能为力了，只能让他出院呆在家里。我去看他时，他似乎认了命，而最担心的是他的4个孩子。有一次他问我："我死了以后，江要改嫁，孩子们怎么办？"我又能拿什么话来安慰他呢？
花儿和她父母为我饯行。开始时大家有说有笑，可是到了说再见时，花儿的眼泪哗地就下来了。她痛哭了很久，似有满肚子怨愤要宣泄。我默默无言，任何劝解都显得虚伪。我走了，她还得在这里呆下去，呆一辈子。她的才华终被湮没，心梦难圆。过去我把这些梦想灌输给她，这也同样是我的梦想，我想和她一起流泪，但又怕这成了鳄鱼的眼泪。
在中国，人就这么不平等。城市居民剥削着农民，剥夺了他们几乎所有的机会。便是这样，城里人对农民也没有丝毫感激！城市居民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对他们享受的种种特权视而不见，其实这些特权都是户口制度赋予他们的。他们却真的打心眼儿里相信他们睁眼来到这世上，就比农民高。我们这一代也许是唯一能打破这种偏见的一代，因为我们自己也曾身为农民。但最近几年，我看到即便我们这代也已把亲身经历抛诸脑后，他们一样把城市犯罪增加、空间变小等问题一股脑儿怪在农民头上。我只希望自己永远不要忘了在凉水泉我是什么人，不要忘了当时我心中所感到的不平。
24 尾声
一星期后，我回到家中，父母直把我当成凯旋的拿破仑。母亲觉得我已青出于蓝了，一定要我答应将来用同样的方法帮助弟弟们，我自是满口应承。我们随即搬迁到石家庄，我在那儿继续我的学业。
12月，父母回北京和小炼、小跃及二姨一起过元巳，我则留下看家。其实当时我家没有任何东西值得盗贼光顾，我这么说不过想为父母节约些车费罢了。这段时间内我完全自学。在农村的那些年我开始相信"老天有眼"、"善有善报"之类的老话，所以我得好自为之，这样父母也许很快会给我带来好消息。母亲说了，她这次到北京要想办法把我们全家都办回去。
10天后，我接到父亲拍来的一份电报。一如过去几次的电文，简简单单，上面写着："母亡速回"。我毫不怀疑母亲发现了什么迁户口的捷径，她要我过去帮忙，去打通某个关系，走某个后门。她太棒了！她真是个天才！好吧，妈妈，我来了，我们一起打一场攻坚战，快把这件事做成功！
我冲回北京，准备大显身手，但母亲不在家。父亲告诉我，母亲前天，也就是1976年的1月7日，心脏病突发，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停止了呼吸。我愣愣地半天不相信这个消息，但父亲和二姨都在流泪，小炼和小跃也在哭，我只得迷迷瞪瞪地信了。
很快我在医院的停尸房里见到了母亲，我摸了摸她的脸和手，又冷又硬，和一块石头差不多。她的脸消了肿，眼睛却永远闭上了，她再也看不见、听不见我们喊她了。我这才开始哭出声来。
接着几天，我们戴了黑纱悼念母亲。街上的行人看着我们，以为我们在悼念周总理。那个星期，北京有无数人为总理一洒热泪。我们哭，别人只当我们在哭总理。可怜的母亲，她生前没过上几天太平日子，健康被饥馑所毁，学业因"文革"荒废殆尽，即便是死，也被一位伟人的死淹没得了无声息。可怜事还在后头。半个月后，父亲开始和一位老友重叙旧情。她是父亲与丁香分手后在1948年结识的，前几年离了婚。一个月后，父亲居然和她结为夫妻。所有人都为此震惊不已，我还算有思想准备，知道父亲这些年的苦恼，以及他无法使自己爱上母亲这样一个事实。我不能怪他，但我还是生了他的气。他在母亲去世后仅一个多月就再结婚这一举动深深地伤我的心。
父亲怎能这般无情无义？难道天下所有男人都这么没肝没肺？毕竞母亲爱他爱了27年，为他生了3个孩子，默默地尽其所能维持这个家。到头来她得到什么回报了呢？什么都没有！
我突然为母亲感到冤屈。在石家庄我们的新家里，我一个人幽幽地坐着垂泪：这间屋不久前还充满了希望，现在母亲撒手人寰，父亲新婚住在天津，这里人去楼空，到了停电时分，尤显冷清。坐在和我一样垂泪的素烛前，我无法集中思想学习，一任思绪飞回冀县，飞回北大荒，飞回北京我的童年时代。
父亲看不懂我求援的信，而母亲却看懂了。这么说究竟谁更关心我爱护我呢？后来的电报又是一例，母亲拟了那些电文。凉水泉的农民是决不会这么做的，他们相信说话要吉利，咒人的话早晚会应验。他们会说是那些电报咒死了母亲。
那么母亲自己呢？她是否也相信这些老经验呢？也许不会，她受过高等教育，又宣称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但她骨子里也是中国人，过去我说小炼活不到5岁，她浑身发抖，脸色煞白，我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当时我被她突变的神情吓呆了。这么说她其实也相信这类事，即使她永远不肯承认。然而为了把我从北大荒解救出来，她不顾自己的病躯，拟出这么几封电报。就因为她是我的母亲，她爱着我！
我也想对她说我爱她，可是现在太迟了。她在世时，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对母亲怀了这么一份爱心。我从未跟她交过心，否则她也许会像父亲那样和我成为朋友。母亲其实非常孤独，我感觉得到。回过头想想，我当时为她和父亲疏远还有点幸灾乐祸，我回家住，也许我母亲感到更痛苦，这就是为什么她老和我吵架的原因吧。
现在我好想对她道歉，可惜她听不见了。即使我走遍天涯海角，也不能再见她一面。过去我从未拉过她的手，更别说拥抱她或亲吻她了。而我想当然认为她应该在我需要她的时候出来帮我，初闻噩耗，我不还有点生她的气？觉得挺失望。我怎么能这么自私？我和父亲一样没心没肺，而母亲却一直默默地忍受疾病的折磨，从不抱怨。她为了这个家没完没了地操心，直到一头栽倒在地，再也醒不过来。
母亲去世使二姨也蒙受了巨大的精神创伤，这点倒是出乎我的意料。过去她们两人的关系相当微妙，在二姨这边，多年来她对我外祖母想用一个上海保姆把她撵走这件事耿耿于怀，后来发展到对所有的上海人都抱上了一种偏见。而母亲这边，小炼、小跃和我表现出对二姨的发自内心的亲情刺激着她，使她心意难平。暗地里，两人较劲较了许多年，同时两人又肩并肩支撑着这个家。母亲在世，二姨觉得这种暗地里的较劲蛮有味道，母亲去世，二姨整个精神从内心开始崩溃。
一个月我都能感到二姨的身体每况愈下（二姨和我之间有着一种神秘的交感）。过去几十年间她赖以支撑的勇气和信心一点点在消弥，没有了这些精神力量，二姨虚弱得不堪一击。她需要有人来帮她一把。我是她唯一能倚赖的人。小炼和小跃都还小，父亲呼之不应，沉浸在迟来的蜜月喜悦中。我必须尽快调回北京，如果我来得快，也许能把她从悬崖边拉住。我已经失去了母亲，我不能再失去老二姨！我一定要去救她！这次我清楚地意识到危险迫在眉睫，二姨时日无多，我心急如焚，日日夜夜我用心香向上苍祈祷。
那时我已开始在石家庄华北制药厂上班——父亲再娶之后，我不想再靠父亲养活自己。这家药厂的设备在当时还算先进，是苏联专家50年代设计的。1976年，这家厂的工人虽说有700名之多，工厂却是一个盈利单位。工人们穿着白大褂坐在操作台前，大玻璃窗和高高的天花板使车间显得明亮宽敞，这种工作环境是每个中国工人梦寐以求的。我是通过后门进的这家厂，否则以我的性别，厂方决不会收我。我一进得厂来，便抓紧时机和在北京工作的一名复员军人谈对调。
这名复员军人的妻子和孩子都是河北省的农民，他想把他们的户口弄到首都，想了各种办法还是徒劳无获。最终他放弃了努力，决定和我对调，这样我可以取得他的北京户口。当然我得先满足他提出的各种各样的条件，这花了我整整两年的时间。
1978年6月我终于办齐了一切手续，作为一个合法的北京市居民回到了首都。我搬进了二姨的房子，可是她没能迎接我。我回得太晚了。二姨就在这年早些时候离开了人世。
她刚开始得的只是一般的感冒，两星期后发展成了肺炎，住进了医院。我赶回北京照顾她，医院的环境很混乱，没有关系的病人受到医生护士的冷遇，护士说她们活儿太多，危重病人得有亲属陪床，亲属本来是帮助照看病人的，但到后来，除了注射之外，什么活儿都由亲属包揽了。
一个月时间里，小炼和我轮流在医院陪二姨，一班12小时，一人值日，一人值夜。小跃还小，父亲不在北京，没有第3个人来替换我们了。小炼和我咬牙一天天挺着，夜班尤其难熬，我们得睡在二姨床边的水泥地上，一间10来米见方的病房里有3张病床，我们和其他两位病人及其家属挤在一起。白天，尽管我们疲惫不堪，满心焦虑，还得强打精神去和医生护士周旋。
这一段日子自是艰难，却最终把小炼和我绑在了一起。在二姨的病榻旁，我平生第一次发现我原来是可以喜欢他。信任他的。在这个广大的世界上，在十数亿芸芸众生中，有些事仅限于我们两个人才能分享，比如对二姨的爱和对母亲的思念。我们的关系非比一般，毕竟是同胞手足。
而且那段日子我们像两个背靠背苦斗的武士，拼命抵挡已经向我们亲爱的老二姨投下巨大阴影的死神。我们两人中只要有一人挺不住，这场战斗就输定了。兹事体大，性命悠关。这一共识冰释了我们过去20年的宿怨前嫌。
二姨的病情稍见好转，她就不让我继续呆在医院里陪她，因为1977年底全国又恢复了高考。"文革"结束了，每个有志读大学的人现在都可以报名参考，而这回竞争是公平的。按我的情况，我得回到户口所在地石家庄去参加高考。如果我呆在北京陪二姨，就会失去这个难得的机会。
"小瑞，你快走，快走吧！别担心我，我没那么快闭眼！我还没帮着你把你的孩子带大哩，我怎么能死呢？我要你去考试，回北京来上大学！你听见了没有？"
她深陷的大眼睛望着我，眼里蕴藏着无限的爱心和炽热的希望。我无法抵挡，更不愿在她眼神里添上焦急和失望。我于是启程，在高考前一天回到石家庄。
那天从北京到石家庄一路大雪纷飞，极目四望，到处都是白茫茫一片。天空、原野、村庄、道路……真是不祥之兆，仿佛整个世界都穿了孝服。我心里突然难受得不行，我应该相信我的直觉，返回二姨身边。我的直觉不会欺骗我。果然在我走后，二姨的病情急转直下，不几天，她就去世了。
高考的结果出来了：我考得名列前茅。但我决定不上大学了。父亲得知这个消息心急火燎，连夜乘车赶到石家庄来向我晓以利害。
"你要知道如果你上了大学，毕业后就是国家干部，前途就有了保障！国家会给你安排一份工作，比你现在的工作好得多。过去我一直以为你很想上大学，而'文革'剥夺了你上学的机会。我的老战友李在河北省负责招生工作，他说根据你的成绩，你可以进河北省的任何一所大学，就是北京的大学也没问题奇--書∧網。可是你现在又说你对此不感兴趣了，你这是为什么？你知道有多少年轻人绞尽脑汁，千方百计就想上大学！"
我当然知道，我们厂里不少青年工人也参加了考试，但都考砸了。他们开始挺羡慕我，后来有些人说我是傻瓜，这些人是我的朋友，他们为我着急，认为我的决定大错特错。其他人则在背后说古怪。他们不喜欢我，我心中有数，但我不予理会。
二姨和母亲死后，不少从前我会很在乎的事一下子变得无足轻重起来，包括我在别人眼里是否成功这类事。世界是一片荒漠，我是其中的一颗流沙。那些在乎我的前途，为我感到骄傲或惋惜的人都已离我而去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大学，花4年时间去学那些我已经掌握的知识呢？就为了换一纸大学文凭吗？我真看不出这有什么意义。
于是我没有上大学，而是回到北京，住进了二姨的房子。我一个人在这儿住。小炼和小跃在二姨死后便搬了出去。屋子里弥漫着二姨的气息，她的精灵日夜与我为伴。
墙上挂了件旧的大衣，那是二姨从瑞士回来后买的，她每个冬天都穿着。22年了，外面的蓝棉布几乎变成了黑色，油腻的袖管磨得发亮，里面的皮毛也快磨秃了。我将大衣紧紧抱在怀里，一闻到二姨身上熟悉的气味，眼中止不住含满了热泪。小时候，我从这件大衣的口袋里偷出钱来，等着她像我父母一样数落我这个坏女孩，等到的却仍是爱心和信任。她就这样挽救了我，使我永生感激她。
抽屉里，在生锈的针和缠在一起的线头中，我找到了一只银质的顶针，这是二姨的陪嫁。顶针像一只大大的戒指，二姨做针线活儿时把它戴在中指上。这顶针跟随了她半个多世纪，几百万的针脚，针头把顶针的小孔连成了一道道槽。它们是证人，告诉我二姨以前守寡时如何自食其力，不但养活自己，还把两个孩子拉扯大。她失去两个孩子之后，又把爱心给了我们，特别是给了我。然而到了1968年，我也远走高飞了。
二姨等我回到她这间小屋一等就是10年。只要一想到假如我们又能团聚，重在同一屋檐下生活，将会多么幸福和谐，我的眼泪就止不住簌簌往下掉。二姨也在和我一起哭泣，我能在风中听见她的悲声。就是怀着这一憧憬，我离开医院回石家庄去应试，从此我的心将被无尽的悔恨噬啮，一如二姨过去的经历。
50年代，二姨这个从未出过远门、目不识丁的家庭妇女，为了帮她的儿子成家，毅然随我们到瑞士呆了5年。等她攒够了钱，儿子却再无缘享用了。她当时在这个房间里，一定也像我这样，感到万般的虚空与无奈。为什么我们的努力总是徒劳？其实还不单止是徒劳，二姨本来还可以跟她的儿子厮守着，度过最后几年的宝贵时光，我则失去了挽留二姨的最后机会，至少我应该在她离开这个世界时守在她的身旁。
命运！这就是她的命，这就是我的命！命运残酷无情，跟我们开了一个又一个恶毒的玩笑。让我们做些甜美的梦，然后再用完全相反的现实来讽刺我们。我们越是挣扎奋斗，收获的悔恨也就愈深重。但在二姨的整个一生中，她从未放弃过希望，也没有放弃过善待别人的爱心。
"小瑞，你快走，快走吧！别担心我，我没那么快闭眼！我还没帮你把你的孩子带大哩，我怎么能死呢？我要你去考试，回北京来上大学！……"
即便是弥留之际，她还怀着深切的希望，对我，对她自己，对她命定见不到的孩子。
想到二姨，我明白我不能自暴自弃，我得努力。她把我一手抚养大，我就是她的亲女儿。我应该继续她未竟的希望和奋斗，尽管我现在有了切身体会：希望往往带来一颗破碎的心。慢慢地我开始考虑我应该去读研究生。第二年我参加了考试，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录取。这次我毋须通过关系走后门，竞争是公平的。
接下来的两年，我攻读英语新闻写作。我们系设在中国官方第一大报——人民日报社大院内，老师却全是美国人和加拿大人，这在即使两年前也是不可想象的。通过他们，外部世界的信息涓涓细流般渗入我们的心田，我难以抑制自己的好奇。
早些时候我曾立志作一名真正称职的记者，深入查访，披露谎言，让读者听到不同的声音，以免再像我们那样误人歧途。但到了1980年，政治气候再度变得寒冷起来。我开始意识到，记者的职业将使我不能像一般人那样保持沉默，摆在我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说谎唱高调，要么说真话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
讲真话并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唔，1979年公诸世人的张志新的故事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她说了真话，等待她的是监禁、离婚、强奸，临刑前她的喉管都被人割断了。但如果不是一些领导决定公开她的事迹，谁又听得到她对"文革"的抗争？我既不想付这么惨重的代价，又不想漫无边际地等待，"文革"已经耗费了我12年的光阴，我已经不再年轻，谁知道中国还要等多少年才能等来新闻出版自由！我还是好好走自己的路，不枉此生吧。
我爱国心依然，但我久已不再梦想成为救黎民于倒悬、引他们至大同世界的英雄了。我深知自己没有卓越的见识和勇气，我只是一个寻常女子，喜欢读好书，想亲眼看世界，"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如此而已。在1981年春，这一希望顿时有了实现的可能，至少对我们中的幸运儿而言。我的一位朋友刚去了英国，同班同学也有准备到美国去读研究生的，有些已经寄出了申请。
我不敢奢望自己能有这般好运，可是每天半夜3点醒来，在黑暗中我看见略微卷起的竹帘之外游离着一个挥之不去的出国梦。每念及此，我睡意顿消，热血上涌，心跳加速。
机会现在看似渺茫，但更可能在你采取行动之前，连这机会都烟消云散。国家的大门可能再度关闭，我应该抓紧行动，不然就只能落得后悔。试一下，天意让我走不成，我也不会太伤心，毕竞"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过去母亲绞尽脑汁帮我办户口的时候，父亲总拿这句话泼母亲的凉水。我最不喜欢他这么说了，现在我却发现这句话大有深意在。
在这个念头的鼓舞下，我骑车直奔北京图书馆，在那儿找到几本介绍美国大学的小册子。我挑了3所，3是个幸运数：东海岸的马萨诸塞大学，读比较文学专业；西海岸的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英国文学；另一所是堪萨斯州的大学，读社会学。虽然我对这些大学几乎一无所知，但我还是寄出了申请。我对整件事并不抱有太大希望，因为我一没钱，二没海外关系。
不出所料，我不久就收到堪萨斯大学的回信：他们无法为我提供奖学金。真遗憾，在美国中部当一个社会学家的梦就此破碎。我们新闻系的阅览室有几十种中外杂志，晚些时候，我不知在《新闻周刊》还是在《时代周刊》上读到一篇文章，报道一个冷血杀手专门残害和我同年龄的女性，他眼下现正在洛杉矶逍遥法外。我不由倒吸一口凉气，这则新闻使我联想起中国媒体在过去许多年中在美国问题上所作的宣传：美国是个充满暴力、犯罪、精神空虚、道德沦丧的地方。我一时也弄不清这种宣传到底有多真实。小心总是没大错，不是说有钱难买后悔药么？我还是别去加州为妙。
剩下的只有一个选择了，这里的形势却越来越不利。那一年，有些领导忽然害怕中国人才外流，鼓励研究生留学的政策来了个急刹车。结果我所在的研究生院拒绝为我开具成绩单以及任何对我申请有帮助的材料。拿不到这些证明文件，当时中国又没有开办托福和研究生入学考试，我手上所有的材料仅有美国老师写的两封推荐信和我写的一篇关于《简爱》的文章。
当然，单凭这些申请材料，任美国或世界上哪一所学校都不会录取我，更别提经济资助了。但我对留学这个念头已经欲罢不能，不到山穷水尽不肯轻言放弃。于是我坐下，给马萨诸塞州大学写了一封长长的信，叙述了我在"文革"中的经历，希望我能用言辞表达为什么我这么渴求一个出国学习的机会。
上天见怜，信转到几位热心肠的教授手上，他们把信又交给了一位同样古道热肠的老院长。不久我就听到了好消息：我被马萨诸塞大学录取为比较文学系的研究生，老院长还为我在东亚研究系特别设立了一份助教工作，这样我从一开始就能在经济上自立了。
直如梦想成真，得知马萨诸塞大学为我做的一切，我非常感动。但要实现这个梦还需翻越关山重重：如果两个月内我得不到一级级部门的批准，拿不到护照，我的留学梦仍是一堆肥皂泡。而且我看得出来，在当时的情形下，要打通这些关节难于上青天。我必须动用所有关系，敲开一扇扇后门，带着笑脸，求人说项，上下左右，百密一疏都会功亏一武我烦透了这求人的事，但1981年的整个夏天，我都马不停蹄地为此事奔忙。白天晚上我骑着自行车满北京乱转，有如热锅上的蚂蚁。系里另外两个男同学也在忙同样的事，我们交换信息，有一种战斗在同一战壕里的感觉。
到了9月初，我终于办齐了出国手续。另外两个男同学的申请却落了空。他们当然对那些卡他们的官员恨之入骨，而且连我也一起恨上了。于是他们控告我走后门。对此我又如何能为自己洗刷辩白？我的确走了后门，但如果说我热衷于这种后门交易，我却只能苦笑一声：如果局势开明、政策合理的话，我又哪里用得着走后门呢？我的请求，和他们的请求一样，都是完全合法的，问题在于经过"文革"，虽然有些前门还是开着，但更多场合，如果没有关系，合理的请求一样石沉大海。
为此，我深知只要还在中国，就逃脱不了后门交易。每次事到临头，不期而然准要这么做。比如叔叔从盐场平反回来，没有工作单位，有一个研究所愿意要他，但那年招人的指标用完了，他问我能不能帮他这个忙。我知道这个忙还是可以帮到的，而且我觉得经过这22年的磨难，他应该得到些补偿，有一个像样的工作单位。再说他是我的叔叔，奶奶说过了，我会帮他的。她料事如神，我的确帮了他，然而我内心难耐困惑。
是不是目的合理就可以不择手段呢？我想过去母亲帮我的时候一定也被同样的问题困扰。她的一生都忠于党，信奉共产主义，而另一方面，她又放不下她的女儿。她知道如果她不帮我，没人会来帮我，我会长年陷在北大荒，也许还会惨遭不测……但她对她的所作所为又不能完全释然。难怪那些日子里，她只和我讨论"战略战术"，而极力回避她在道德上所面临的两难之境。
现在我迈出国门，终于可以和后门交易作别，我深深舒了口气。真怕长此以往，有朝一日我会不能自拔，丧失最后一分是非观念。从此我可以凭真才实学和别人公平地竞争，那种畅快是不言而喻的。如果胜了，充溢的是成功的喜悦而非内疚；如果败下阵来，我会在下一轮加倍努力，而不会怨天尤人。我知道美国竞争之激烈，再没铁饭碗可捧。而且这次我是单枪匹马出国门，不像30年前我离开中国时，二姨抱着我，父亲在我身边。
飞机即将带我横跨大洋，送我踏上新大陆。登机时，我口袋里只有50美元，这还是向人借的。但我并不贫穷，我随身带着继承来的一大笔财富：二姨的志气，奶奶的天目，母亲的精力和急智，父亲的达观和胸怀，还有我从农民那里接受的再教育……桩桩件件，日积月累，成了我的内核，我性格的底蕴。将来随着外部环境的改变，我的其它方面会变，但这一内核决不会变。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从研究生到大学教师，不论我走到哪里，不论我做什么工作，只要我能时时与这内核相接，我便明白我是谁，我要的是什么。我也许会感到孤独，也可能会受到挫折，但我不会迷失在茫茫的大千世界上。
至于"文革"的记忆，那些美梦和恶梦，我都让它们形随左右。只要我活着，我就不敢稍加忘怀。即使它们常常以痛苦和耻辱刺激我，也不应稍加忘怀。援用鲁迅的比喻，我和同辈们是吃蜘蛛的人。早在我们之前，我父母和他们的同辈也已在吃蜘蛛了。蜘蛛难以下咽，而且有毒，但对我来说，却是一剂苦口的良药。我吃的蜘蛛使我明目醒脑，因为它们，我珍惜自由，看重人的尊严，对异见更加宽容，对大大小小的谎言不为所惑。我觉得作为一个人，不论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除了为儿子和自己谋生之外，我还怀着更重要的责任，其中之一便是将我们付出了如此巨大的牺牲而换来的教训传诸世人，包括生活在中国的新一代的年轻人，使这些教训成为后事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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