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吃蜘蛛的人》(一份关于文革的个人记忆)

作者：[美]杨瑞

译者：叶安宁

申明:本书由请看小说网(www.qiyebooks.com)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1　北大荒的纪念

1981年我离华赴美之际，直想把我们这代人昔日做过的梦通通抛却脑后。这些我们从父辈那儿禀来的梦，当年曾使我心血翻涌，热泪长流，而今却已化作一堆恶魇。踏上美国的土地，我发誓要翻开生活的新篇章，让旧日的恐惧、愤怒和锥心的悔恨随风飘去，化解人我之间的防范与隔阂，在麻省这座美利坚的文化大熔炉中再造一个新我。但不久我就发现：这愿望不过是另一场美梦。

往事殊难忘怀；就像我在凌晨3点会不由自主地醒来，那是我70年代初在东北养成的习惯。梦回时，我浑不知身系何乡。空气中的寒意使我想起了北大荒。慢慢地，惨淡的夜色渗人帘拢，涌上心头的是阵阵忧虑。

我离开中国时被迫无奈改换了J－1签证，因此我毕业之后必须回国工作两年。这规定使我根本无法和世界各国来的留学生平等竞争，在美国谋个好职业。

我还听说不久前中央情报局曾派人来麻州大学调查我，当时我们系主任是位浪漫的左派诗人，他不但拒绝回答特工人员的问题，而且指着对方鼻子让他们从大学滚出去。听了这话，我不胜懊恼，又不便对人言说我其实私心希望这位教授能为我美言几句，好让我从此免受中情局的青睐。

在社交和文化上我觉得自己简直是格格不入，在此后的岁月里，任我多么努力，也永远难以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只能做一个孤独的边缘人。

一向心高气做的我有时简直对自己全然失去了信心，甚至怀疑我的头脑是否天生不如别人。

连绵不断的忧思明白无误告诉我此时此刻身在异国他乡。再造一个新我谈何容易！前途既如此渺茫，过往的回忆，尽管时时使我愧悔，倒又显得实在。

于是我任思绪回返故国，回到北大荒我打夜班的养猪场。对一个在伯尔尼、日内瓦和北京娇生惯养长大的17岁的女孩来说，打夜班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头天我先得跟其他人一样干足10小时的活儿，把猪群赶到草甸子上去放牧，回来再喂它们饲料，清扫猪圈。天擦黑，同伴都放工回村吃饭休息了，等最后一个人一走，我就只能孤零零与几百头猪为伍。我的任务是保护它们在夜间的生命安全，外加把它们打起来三次——午夜一次，凌晨3点一次，天亮又一次——逼它们在圈外"方便"，免得这帮家伙把自己的"卧室"弄脏。

在这样的夜晚，我手中的马灯织出一个昏黄的光环，闪烁晃动在北大荒无边无际的黑暗里，四面都是大片的沼泽。天风呼啸，月色惨白，有如一个鬼魂在漫游。猪号周围的草到夏天长得有一人高，觊觎猎崽的饿狼常常躲在草丛里伺机进犯。窗外，我的狗在夜半会象狼一样地厉声嚎叫，引得村里其它狗和它们遥相呼应；又或者呼应的根本就是驰过荒原的狼群，我着实分不清究竟是狗群还是狼群在这磐石般的黑夜里引颈长嗥。

冬日来临，长夜漫漫了无尽头。下午4点我就得点起马灯，直到次日9点。户外的平原积雪茫茫，总有二尺多深。第一场大烟泡刮过之后，猪场茅屋的南边就会形成一面坚硬的雪坡，坡顶几齐屋檐高，整个冬天都不会完全融化。午夜后的气温往往降到零下40度，只要一出屋门，朔风扑面，妈妈给的那件厚实的羊皮大衣立刻变得像一张薄纸。

有时暴风雪笼罩着整个地区，我就会想起老乡们讲的故事：有些人在风雪里转了向，恐惧使得他没命地狂奔，跑着跑着终因体力耗尽倒在雪地上，长眠不起，他们的尸体被冰雪封存，颜色如生。来年4月，如果狼群未曾光顾，人们还能在荒原上再度见到这些失踪者的遗容。

还有更倒霉的。有时遇难者距家门仅数步之遥，但因漫天狂风暴雪打得人睁不开双眼，辨不清东西，这些人明明觉得在往前走，其实却在一个地方打转，当地人称之为"鬼打墙"。此时，若无他人及时援手，迷途者难免死路一条。

我独自打夜班的时候，脑子里闪过的尽是这些怪异的传说，耳边猪群的鼾声气势恢宏，此起彼伏。我右手持鞭，左手提马灯，在猪圈间巡行。贴身的衣兜里还藏了把锋利的剪刀，这是用来防身的最后一着。

当时我虽只有门岁，也还没天真到居然相信一旦被袭击，剪刀就能救我一命或保我清白。但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别的法子呢？我曾经想过放鞭炮，这倒是个高招，但如何保证既不让鞭炮受潮，又能在情急之下点着它，我实在想不出个好办法。

猪号茅屋的墙上不知谁留下一面锣。我冲着这面锣开心了一阵，琢磨它能派上什么用场。村子里离猪号最近的房子起码也有一里多，由于天气寒冷，这儿的人即使在大夏天睡觉也关着门窗。严冬时节更是把木屑填在两层玻璃窗中间保暖，也就是说冬天的屋子几乎处于全封闭状态。要是夜里猪号真出什么事，敲锣打鼓放鞭炮都无济于事。所以我最好面对现实，别抱什么幻想。

其实我若一开始不主动请缨，谁也不会让我来猪号打夜班，我也就用不着伤这份脑筋了。在我来猪场以前，这儿从没人想到女人还能在猪号打夜班。到了1969年，不知怎么一来二去男劳力不够了，我便向猪号的陈头儿自告奋勇说我也可以参加打夜班。这话开始他听了也没当真，后来他弄明白我不是在闹着玩，便上下打量我，好像他以前不认识我一样。

说起来这也不是我第一次自告奋勇了。1968年夏我就自愿不留北京而来到了北疆。当时我之所以决定这么做，是觉得城乡差别对千千万万的人太不公平，为什么我和我的同学们生来就享受中国所能提供的一切上佳待遇，包括在大城市生活，进重点学校，用一流图书馆，逛各类书店，参观博物馆，以及假日去公园游园和观看各种歌舞戏剧演出，而另一批年轻人只能在穷乡僻壤自生自灭，永远得不到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新中国理应人人平等。我们若真立志改造社会，便须先从自己做起，放弃我们已有的特权，把进城上大学的机会让给贫下中农的子女。至于我们自己，则应到农村去艰苦磨炼，一如革命战争曾经磨炼了我们的父母。最终我们定能消灭中国的城乡差别。我就是抱着这样的信念来到乌苏里江边一个叫做凉水泉的小屯。

来凉水泉不到3个月，我又自告奋勇了一回，要求去最脏的猪号工作。这回我是打算向自己溺战，因为从小我就习惯住整洁的房子，用干净的盥洗设备。我所做的恶梦中最让我恐惧的莫过于被劾稠腥臭的粪便所围困。一脚踩下去，热烘烘的大粪渗透鞋帮，蒸腾的臭气令我几欲晕去。惊醒时，周身都是鸡皮疙瘩。

在我看来，这种折磨比革命先烈所受的严刑拷打还要可怕一百倍。我知道这种思想是错误的，属于剥削阶级无疑。中国的农民历来以大粪为肥料，喜欢它还来不及。所以我认为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去猪号工作是最好的办法。

打夜班是我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自告奋勇。此后我发现了一个令人不快的规律：不论在哪个单位，当你第一次站出来自告奋勇时，领导会惊讶地表扬你，但随即，自愿便成了义务。他们觉得这是你分内之事。更糟的是领导会利用你的榜样，对别人施加压力，让人人都成为"自愿者"。几个月后，猪号里所有女职工都"自愿"参加打夜班了，可我知道她们中好些人是出于无奈。我开始后悔，觉得我这么做实在有点对不起大伙儿。

事实上我真正悔不当初是在1971年夏，老眯子打夜班出了事的时候。老眯子是当地老乡给猪号的一名哈尔滨女知青取的外号，意思是说她的脑子颇有些迷糊。像多数北方姑娘一样，老眯子长得高大丰满，18岁已发育得很好。一天晚上她在猪号打夜班，事后谁也不知道那天夜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只知道第二天老眯子对村里的人说老陈把她给强奸了。

出事时正赶上我第一次回家探亲。等我从北京回村时，老眯子已经调走，调到一个极远的农场去了。当时领导常采取这种做法，说起来还是为她好。不过因此我一直都没机会听她本人讲起这件事的本末。

我听到的都是些不胚而走的流言。猪号的其他女知青告诉我，老眯子那几天哭得很伤心，一边哭一边反复叨叨："这我可怎么办呀？我没脸见人了。我把我爸我妈的面子都丢光了，以后还怎么做人呢？我不想活了！"

村里的老乡们则说这事不可能是强奸，老眯子准是当时半推半就而事后又反悔了。理由呢？老陈的又不是陌生人。他是猪号的头儿，平日里手把手教她干活哩。晚上大伙儿也常见她去老陈家吃个饭，用缝纫机补个衣服什么的。

这固然不假，不过猪号的女知青谁没跟老陈一起干过活，向他学过手艺？晚上我们也都去他家串过门儿，吃过饭，这在当时叫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正是领导大力提倡的。老陈出身贫农，又当过志愿军，堪称我们"结合"的首选人物。

后来，村里又传开另一种说法，说老眯子忒傻。头一件，她不该跟老陈发生关系，老陈有妻有子，岁数恐怕比她爹还大；再说了，就是有了这事，也犯不着逢人就说老陈把她给强奸了。看看结果好了，领导把她调哪儿也无济于事，这种事一传十，十传百，早晚会传到她的新单位。将来谁还要娶她？她将来名声扫地，没脸见人，也怪不了谁，只能怪她自己不聪明。

事发之后，老陈也曾让村里的第一把手赵指导员盘问了一番，后来他就被调到基建队盖房子去了。有人见此便评说赵指导员袒护老陈，因他俩都是扬州人，是老乡。又有人不以为然，说你还能把老陈怎么着？在中国，一个臭农民你能怎么惩罚他？开除党籍？可他又不是党员；降级撤职？他本来就是平头百姓一个；吊销城市户籍？也不可能；干脆开除国籍，哪个国家又会要他呢？正应了一句俗话：死猪不怕开水烫。

于是老眯子事件就这么不了了之。最后人们把她的闲话说腻了，她也就渐渐被遗忘了。也许这正是她所希望的吧。她离开后再没回来过，也不给任何人写信，完全从我们的生活中匿迹销声了。但她淹留在我的记忆深处，几年之内，时时出现在我的梦里：红扑扑的脸蛋，粗手大脚，一个初长成人的妙龄姑娘。她飞红了脸在笑，开开心心的，我确实从来没见她哭过。

除了这场风波，另一件事也让我对打夜班颇为懊丧。此事起因极小：猪号没有闹钟。这对别人似无大碍，但对我来说，半夜3点让我醒来真比登天还难。

有时一睁眼发现已是红日当窗，这种睡过了头的惶恐我至今记忆犹新。结果所有猪圈都一塌糊涂，其他人得在低矮的棚顶下忍受着蚊子的袭击和臭气的熏蒸，数小时才能把猪圈都清干净。唉，这红着脸向同伴连连道歉的滋味真不好受。即使大家嘴上不说什么，他们的眼神却让我无地自容。这种场合，解释是于事无补的。

可是闹钟哪里是说买就能买得起的？当时，我一个月32元的工资得应付所有的日用开支：伙食12元，剩下的需要拿来买衣服、鞋子、劳动手套、邮票、牙膏牙刷、肥皂洗衣粉、手纸卫生纸、蜡烛电池，再加几听令人绝难抗拒的水果罐头。这还不算，两年内我还得攒下至少30元作为回家探亲的路费。我掐指算算，10块钱一只的闹钟还是买不起。看来我得像别人一样不用闹钟自己醒。

日复一日，有志者事竟成，我终于把自己训练得能在半夜3点准时醒来，就像有谁在我脑袋里装了一只看不见的魔钟。开始我对这一成就兴奋不已，但很快我就倍尝苦果：不管我打不打夜班，这只魔钟准在半夜3点把我闹醒。3年后我离开猪场下大田干活，可我不知怎样才能将此消息通知这永不停摆的魔钟。

又过了两年，我离开北大荒回父母身边读书，仍旧甩不掉这个该死的习惯；80年代，我发现即使远渡重洋，到了地球另一边，这习惯仍像一个幽灵跟定了我。无奈，我只好接受北大荒送给我的这件推辞不掉的纪念。

多少次半夜醒来再也回不到渴望的"黑甜乡"，恼得我掉眼泪。1973年我开始自学英文，这之前有整整7年时间我没摸过课本，当时我已经22岁了，重整学业对我殊非易事。我实在不愿夜里失眠，缺了觉我第二天准保头重脚轻，脑袋成了一桶浆糊。这种时候，我真想和上帝也好魔鬼也好达成一笔交易：宁愿少活10年，只要有谁让我不再受此煎熬。

如今我重温旧事，尽管有着酸涩的无奈，却也觉得半夜3点醒来并非一无是处，至少梦回之时我还清楚地记得那醒来前的梦境。回想它以及我平生做过的许多白日梦，我开始思考，我不会再遗忘。

在农场，白天干活干得晕头转向，几乎无暇回味梦境。晚上，我们的宿舍是十人一屋，南北两张大通铺，各睡五人，中间隔条四五尺宽的走道。在这样的房间里要想点自己的心思，只能是半夜三更梦醒时。

此刻周围没有警惕的眼睛和竖起的耳朵，我尽可以在夜色保护下们心自问：我到底是什么人？是奶奶那样顽固不化的旧贵族，还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有文化的新农民？是共产主义的可靠接班人，还是骨子里极端反动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否只有为人民服务，做革命的螺丝钉，人生才有意义？生活的目的究竟在哪儿？为了理想，我情愿作出哪些牺牲？又有什么是我几经反复才明白，即使为了父辈和我们的理想，我也决然不能放弃的？为使梦想成真，我们做了多少蠢事？作了多少孽？如果是为了想解救天下受苦人而铸成大错，上天是否会宽恕我们？纵能逃过报应，一个人又如何面对自己良心法庭的审判呢？

2　老猴子精

说到梦，谁能不想起那梦蝶的庄周？彩蝶翩然，舞蹈春风，游戏花丛，饮浆吸露，憩息于绿叶之下，其乐也融融。俄然醒来，依旧是庄生，身着青衫，头戴方巾，冥坐书斋，神游北海，玄想天地万物之本性，自问"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

我回头打量自己走过的人生路，亦不免时时陷入迷茫。记忆中的景象历历如新，却是连贯不起。昨日的我，何者为真，何者是幻？

50年代，日内瓦湖畔有个黑眼睛黑头发的中国女孩。她是父母的掌上明珠，忠心耿耿的保姆寸步不离跟随其后。一袭粉红色的纱裙，白色皮鞋，漂亮的发夹，矜持而又不乏友善，令游客啧啧赞叹，一个个将她摄人镜头。

1966年她是一名叱咤风云的红卫兵，跳上火车，南下千里去广州传播文化革命的火种。她曾当面批评省委第一书记是资本主义的保护伞，眼见豆大的汗珠从这位高级干部的脑门上渗出、滚落，心中暗自好笑。她和战友们一纸通令，如飓风席卷，全市几千家私营小店顿时关门。

70年代初她又变作养猪姑娘，面色黝黑，筋骨强壮，头发焦黄像晚秋的干草，十指粗糙有如挫刀。她孔武有力，一肩能扛二百斤的麻袋。说话高声大嗓，最爱就是和着生蒜吃狗肉，连于数杯烈酒而面不改色。虽然衣服和鞋子又脏又臭，她干的活儿却干净利索，而她也弓似为荣。

到了90年代，她在美国一所大学任教，并取得了终身职位。她的爱好是听古典音乐，写作和到世界各地旅行。在美国人眼里，她是地道的中国人；而在中国朋友看来，她又西化得可以。有人甚至怀疑她是个女权主义者，盖因她过分独立。离婚之后，她并不急于再嫁，而是自己抚养儿子，广交朋友，生活一样过得有滋有味，许多人觉得实在难以置信。

以上这几张肖像画的可能是同一个人么？这个人难道是我么？这些图画中，哪些是本真的我，哪些是粉墨登场的我呢？有时我简直怀疑自己的记忆。然而我清楚记得，早在少年时代就分明感到，我这个人天生矛盾重重，将来肯定不会一帆风顺。

我于1950年12月1日在北京出生。父亲40年代就离开辅仁大学跑到晋察冀去参加革命；母亲在4D年代末毕业于燕京大学，那时她对毛泽东领导的革命也是满腔热情。像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她相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实现男女平等，让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经济，控制通货膨胀，解决知识分子的失业问题。因为这个党的干部都那么廉洁奉公，朝气蓬勃，跟腐败、专制的国民党真有天渊之别。

我小的时候，大人总爱说我们这一代最幸运，因为我们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到了我身上，情形却有些不同。我的确生在新中国，但刚一岁，父母就把我带去了瑞士。我也是长在红旗下，却不是革命的五星红旗，而是红底白十字的瑞士国旗。这也许是我日后颠颠倒倒，命运多舛的滥觞。

在瑞士我们住过伯尔尼和日内瓦，均为恬静舒适之地。那时家里有4口人：父亲、母亲、二姨和我。星期一到星期六我很少见到父母，他们都在中国领馆忙于工作。一清早他们就匆匆离开，到了晚上，未完的工作、会议、宴请使他们一样难以脱身。等他们到家，我早睡熟了。星期天，母亲会睡到中午，而父亲更要睡到下午两点左右。那些年，只有亲爱的老二姨从早到晚陪伴着我。

后来我才知道二姨并不是我家亲戚，而是我的保姆。我出生前不久奶奶把她请了来。从我出生的第5天，也就是我从医院回家的当日，母亲就把我交给她了。此后日日夜夜，都是二姨给我喂奶、洗澡，把我抱在怀里轻摇，我在她呢喃的曲调中入睡。我儿时的记忆充满二姨的音容笑貌。母亲生下我不到一个月即飞回瑞士继续工作了。至于父亲，等到他回国述职第一次见到我时，我已快满一岁了。后来父亲给我在北京过了周岁生日，就把我和二姨都带去了瑞士。

甫至新家，父亲便说："现在新中国人人平等，今后咱们在一块儿生活，就是一家人，让我们的小瑞叫您二姨吧。"

就这样，我学会了叫二姨。对我说来，二姨两个字真比父母加起来还亲。而二姨也把我当成她自己的女儿，5年、10年过去了，渐渐地我居然真的取代了她自己亲生女儿在她心目中的地位。不知道我的父母什么时候才发觉我和二姨之间竟变得如此难舍难分；也不知道他们发觉后作何感想：他们献身革命，多年来勤于职守，到头来却让一位保姆赢得了他们唯一爱女的心。

当然也不能说我不爱父母；我爱他们。不过这种爱是理性的爱，跟我和二姨血脉相连、魂魄相依的关系完全不同。我和二姨之间有一种神秘的感应，假如一人在千里万里之外横遭不测，另一个人立刻会觉察一种不祥之兆，变得心神不定，恶梦缠身。这种预感难以言表，但在1978年果然应验。而我母亲1976年猝死，我却并无预感，直到第二天父亲拍电报来，才得知这一噩耗。

1957年，我回到北京上小学，才发现我对二姨的依恋不是个别现象。我就读的西苑小学中有不少高干子弟也都跟我差不多，他们对保姆、阿姨，对奶奶。姥姥的感情远胜过父母。有时做父母的受不了，就把保姆赶出家门。也有些为了孩子把老太太留下。这些人后来不少得益匪浅："文革"中父母受牵连的，孩子却让好心的保姆带回家中当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抚养长大。

二姨对我的宠爱使她盲目，对我的一切缺点视而不见，总觉得天底下谁家的孩子，也比不上她的小瑞。我弟弟小炼当然也挺棒，但说来说去，最聪明最漂亮心肠最好的是我，永远是我。我的一切所为，无一不使二姨容光焕发地为我骄傲。据她说，我记事特早。可这些早年的记忆都是一幕幕孤立的情景，悬浮在我的脑海中，像散落的岛屿，其间联系被忘泉之水淹没，待我提及，便有二姨和父母为我补充并解释事情的来龙去脉。

在凉水泉，最常在我眼前闪现的是我们在伯尔尼的公寓。晨光透过大扇的玻璃门窗长驱直入，我一睁眼就感到暖洋洋的温馨。见我醒来，二姨脸上绽开温和的微笑，眼角漾出层层细密的鱼尾纹。我知道她一会儿就会去附近的法国面包房买我爱吃的"小老鼠面包"了。

她出门那短短几分钟是我一天中最兴奋的时刻，我想方设法找地方藏起来，藏在衣柜里、阳台上或哪扇门后，等着二姨回家把我找出来。剩下的时间就没有什么好玩的了，我虽有整整一屋子的玩具：洋娃娃、布猴子、八音盒、小房子、大皮球、绕着房间跑的小火车……，但问题是没人跟我一起玩。

有5年时间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倒是有邻居，但我父母从不和他们来往。是外事纪律不允许，还是当地居民害怕赤化，不得而知，总之我童年几乎没有朋友。于是，孤独的种子早早在我心里生了根，日后那幼苗破土而出，长势凶猛，任我怎样奋力锄砍仍枝繁叶茂，终成参天大树。多少年，我曾为此烦恼、自责。直至不惑之年，方知此树为我命中所有，不可去除。我不妨在此绿荫下逍遥自得，修身养性，远离尘世的去来纷争，忘却那错综复杂的人情恩怨。

其实撇开孤独不论，我的童年不可谓不快乐。父母和二姨都爱我，我也爱他们，特别是二姨。那时二姨已年近半百，鬓边有几缕银丝夹杂在满头黑发之中。每天早晨我都在一边瞧她梳头、抹头油，她的头油带着一股淡淡的甜香。抹完头油她便开始盘头，发髻用卡子固定住，再套上一个细细的小网，看着真是又典雅，又古朴。二姨说，自打她出嫁，她就梳这样的发式，已经梳了快30年了。

二姨的穿着也很传统。在我记忆中，似乎总是一袭棉布旗袍，有时银灰色有时深蓝色，因她亲手剪裁，极其合体。在瑞士5年，她对欧洲的时装无动于衷，唯一的洋服是件短裘皮大衣，这也还是我父母送给她的礼物。

像大多数旧式女子一样，二姨没上过一天学。她来我家时，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可是她却有一肚子故事，讲也讲不完。有些故事是她听戏剧听来的，也有些是她奶奶、姥姥那一代传下来的。我从二姨的这些故事中得知远隔重洋的中国是我们祖辈居住的地方：那儿农民和他们的老牛亲如一家；书生们要进京赶考，考中了状元可以招驸马；皇帝出行要用黄土铺路；一般人家逢年过节都要祭拜祖宗；孝子贤孙有苍天保佑，做了坏事要遭报应。

我百听不厌的是老猴子精的故事，至今我仍记得真切，二姨怎样绘声绘色讲这个故事：

"从前呀，大山里住着一只老猴子精，山下的村子里住着娘儿俩：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和她的妈妈。有一天，老猴子精在村里见了这个小姑娘，看上了她。这老猴子精呼啦啦起了一阵狂风，一时间刮得到处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村里人眼睛都睁不开，这会儿功夫，老猴子精卷起小姑娘，腾云驾雾，回到大山它那又黑又深的猴窝。

"老猴子精想要小姑娘嫁给它，小姑娘不答应，说那可不成。老猴子精生气了，他把小姑娘关在山洞里，不让她出来。

"一天早上，老猴子精出去采野果了。小姑娘的妈妈找到了山洞里头，她是跟着老猴子精的黑风一路追了来的。娘儿俩见面，抱头痛哭一场。做娘的然后教女儿等老猴子精回来后如此这般，教完她就躲了起来。

"不一会儿老猴子精驾着云回来了。它一走进洞来，就四下闻了又闻，说：'怎地有生人味儿？可别让我逮着，不然我非扒皮吃了他！

"小姑娘开口道：'别胡说，今儿是我妈来看咱们来了。你不是眼睛红红的老爱流泪吗？我妈她可是有个秘方，专治你的烂眼呢！

"老猴子精一听，心里这个高兴！它的两只眼睛多少年了，一直又红又烂，总也治不好。于是它急忙间小姑娘：'你妈呢？她在哪儿？快叫她出来？我不吃她，我让她给我看病！

"听到这儿，小姑娘的妈妈就走出来了。她一路来时采了不少树胶，现在放进一口大镬里熬得黏黏稠稠的，然后把胶涂在长长的裹脚布上。她叫老猴子精坐好，两只眼睛都闭牢，上药时可不能睁眼。好啦，她用布把老猴子精的眼睛一圈一圈缠个严严实实。

"'你得就这么闭着眼，三天三夜一动也不许动，要是你不听话，你的眼睛就别指望治好啦！'说完后，娘儿俩手拉手赶紧逃出了山洞，平平安安回到村里。三天后，老猴子精想睁眼了，它哪里还睁得开？树胶早干透了，跟布呀毛呀粘在一起，粘得紧紧的！老猴子精用手撕，怎么也撕不开，它的眼睛彻底没治了。(奇*书*网-整*理*提*供)从此，小姑娘和她妈妈在一起高高兴兴生活了很久很久。"

我喜欢听这个故事。每次听起来，二姨的声音总让我感到危险降临，吓得大气不敢出。我觉得自己就是那个小姑娘，被老猴子精一阵狂风活活攫了去。但我知道我没事儿，二姨在身边呢！她用两只手臂把我搂住，我相信二姨爱我一如小姑娘的妈妈爱自己的女儿，二姨也是智勇双全的人物，比小姑娘的妈妈毫不逊色。将来不论遇到什么神通广大的妖魔鬼怪，二姨也能把我给救出来。

儿时岁月留痕的另一景是伯尔尼郊外的人行道。春雨绵绵时节，路面上蚯蚓爬出爬进，我不敢伸脚往下踩。遇到这种情况，父亲就让我坐在他的肩膀上，我真喜欢这种感觉！父亲当年三十才出头，高高瘦瘦，衣着考究，我很为他自豪。他大步流星，轻快地走在人行道上，三下两下便超过其他行人，还不时地将我左右晃动，我挺怕，死命搂住他的脖子。

我怕的东西，除了蚯蚓，还有很多。大人们在家冲厕所都得事先发出警报免我受惊，二姨更是得看清楚我不在厨房才敢将菜下到热油中炒。小公园里的滑梯我是无论如何不敢上到顶的，对秋千也退避三舍；翘翘板还能尝试，但也只能很慢很慢地升起，且决不能让我的脚离地太远。唯一令我感到安全的地方要算房前草坪上的沙坑了，我每天做的沙糕比对面马路法国面包房出炉的还要多。

雪霁的冬日，母亲有时会带我去屋后一个小斜坡玩雪撬。我穿一件小巧的白色毛皮短袄，母亲则穿墨绿色的羊绒长大衣，新下的雪松松软软，地上留下母亲和我一大一小两行脚印。我们经过一棵树，红透了的苹果还挂在枝头，树叶却落光了。玲珑的小鸟啄着这些果实在玩儿，母亲向鸟儿打一唿哨，鸟儿竞也喳喳作答。我们这就走到了斜坡，雪橇开始滑动，凉风扑面，我紧闭双唇，敛住呼吸。害怕的眼泪不由自主淌了一脸。

二姨说我4岁那年我们真的有过一次大难临头。"5月的一天，"二姨说，"你爸你妈带了我们去山上的湖里划船，那天天气真没得说，有太阳，又暖和，你爸打起了瞌睡，小船就自个儿飘呀飘的。突然你爸看到一块警告牌，写着下游是瀑布。他这下醒了，猛地坐起使劲往回划。但这时已经很难了，湖面已经变窄，像条大河，水流得很急。你妈也起来帮着划。太阳慢慢下了山，周围看不到一条船，我们都怕极了。

"我紧紧抱着你，心想要是我们真掉下那瀑布，我就跟你死一块儿了。那一刻，我真后悔离开家乡北京跑到这么远的外国来，要是咱们死在这儿，可成了回不了家乡的孤魂野鬼了！

"那会儿，你妈也沉不住气了，她不停地骂你爸，你爸后来也不耐烦，两人吵了起来，而且越吵越凶。但他们嘴上吵架，手上还是同心协力拼命加劲把船往回划。"

"后来怎么样了？我们掉下去了吗？"我问。

"当然没有，你这傻丫头！一艘汽艇来把我们的船拖了回去。"

"二姨！我那个时候很害怕么？"

"你倒没有，"二姨说，"你那时呼呼大睡呢，我没把你弄醒。"

原来在我们的生命到了真正危急的关头，我是唯一一个不感到害怕的。我倒乐意听到这个结果。后来我父母带我去的地方渐渐多起来：公园，餐馆，戏院等等。这些地方我都爱去，倒不见得是我长大了，有了品味，［奇+書网-QＩＳuu.cＯm］而是我感到外出时别人喜欢我。多年后我们谈起往事，母亲也认为当时的我人见人爱。

"大家喜欢你是因为你那时候特别乖，"她说起来不由得生了气，"想不到回国以后你简直变了一个人，变得连我都不认识了。究竟为什么你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我无言以对。到了7岁，我的脾气的确开始变坏。不知为什么，我就是不想再做乖孩子了。

我是5岁那年随父母回国的。我们一家包了火车的一个软卧包厢，爸爸。妈妈、二姨和我各睡一个卧铺，我的弟弟小炼还不满一岁，睡在二姨铺下的摇篮里。白天，我整天贴着车窗看风景，欧洲繁华的大城市一个个离我而去，冲上前来迎接我的是西伯利亚和满洲里一望无际的荒原。荒原上有黄色的花，蓝色的湖，六月飘雪，莽莽林草延至天的尽头。旅途用了整整半个月，火车最后在北京的永定门火车站嘎然停下。

我们回到了王府井的奶奶家住下。爷爷早一年已死于肺癌，现在奶奶成了一家之主。其实即使爷爷在世时，奶奶也早已是这个大家庭实际上的当家人了。

3　奶奶的故事变成了恶梦

在我记忆里，奶奶的家一直是1956年时的模样，那时我们一大家人——奶奶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两个儿媳妇、四个孙儿孙女——都住在这儿。然而在现实世界中，奶奶家的旧貌已荡然无存。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六户自称"革命群众"的人家未任何人许可，强行搬了进来。他们把患糖尿病卧床不起的奶奶赶到了一间连一扇小窗都没有的储藏室去住，在旧社会，那是连下人都不会住的房间。5年多时间奶奶就一人躺在那儿，直到最终孤独地离开人世。

而那六家人却大模大样瓜分了奶奶的家。一住进来，他们就砍倒了奶奶种的牡丹红，铲了姑姑栽的月季，把游廊封了堆杂物，在院子中间搭起简易厨房，信手拈来什么材料就用什么材料：水泥、半截子的砖、三合板、油毛毡。整个院子丑陋得不堪入目。

时光倒流到1956年我们刚从瑞士回国那会儿，奶奶家仍未失其古典美。院落中，四排平房都用青砖灰瓦和上漆的木柱建成。平房前面有廊子，晴天可在此纳凉，雨天则赏雨景。廊子两头连着游廊，游廊的横梁上的花鸟山水，还是太爷爷活着的时候请高手画的。岁月的刻蚀已使雕梁画柱大褪其色，倒是栏杆的扶手被人坐得光溜溜的。游廊之外，灰色的砖墙围住整个院子。老北京城里，这种被称作"四合院"式样的建筑无处不在。

奶奶的四合院里共有三进，第一进中临街的平房是"下房"，这排房比宅中其它房子略矮，窗户面北，冬天晒不到太阳，夏天吹不到凉风。听说我太爷爷在世时，此处住的下人有十几口，除了佣人、门房，还有司机、裁缝、园丁。有位从扬州雇来的厨子颇让众人眼红，因为他一个月能拿一百块银洋，这在20年代的北京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扬州厨子烧得一手色香味俱佳的菜肴，父亲却不欣赏。父亲上大学时就偏爱在下房就着咸菜吃窝窝头。他和佣人一起吃饭聊天，从他们那儿学到许多在大学里学不到的东西。他了解到旧中国劳动人民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社会是如何毫无公正可言：富人花天酒地，挥霍无度；穷人当牛做马，潦倒一生。很多人累死累活，还是填不饱自己肚子，养活不了一家老小，到上了岁数，血汗被榨干，就只有倒毙街头，连一个亲人，一口棺材也没有……

父亲在下房吃了两年窝窝头，思索着他所目睹的不公。最后他决定：坐而思莫若起而行。他毅然离开北京到了晋察冀，参加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为打败日本、建立新中国而斗争。在父亲的憧憬中，新中国自由平等，人人有其尊严，没有剥削压迫，没有主人仆人，大家亲如姐妹兄弟。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奶奶家遣散了所有的佣人。只有两位老太太例外，一位我们都叫她老奶奶，是姑姑的奶妈，另一位是奶奶陪嫁的丫鬟，是奶奶的父亲早年从南方买来的，她们都坚称自己生是奶奶家的人，死是奶奶家的鬼，说什么也不肯离开，奶奶只得让她们留下。我见到她们时，已都是70开外的人了，白发苍苍，脸似核桃，背驼腰弯，尖尖的小脚。家里谁也不让她们干活了，但她们总闲不住，包揽了洒扫庭除家务种种，而她们还真是帮手，所以那时奶奶只须请一个壮年女佣，日间给这一大家子人买菜做饭即可。

奶奶家另外三排房屋算"上房"，高且向阳，冬暖夏凉。第一进的上房是客房，近街，也近佣人房，既方便客人，又不碍着主人家的私隐。虽然过去中国人的字典里找不到私生活这类词，奶奶家的房屋格局使我相信国人嘴上不说罢了，心仍系之，只是这种主客空间上的疏隔迹近奢侈，非大户人家不能尽情享受。

1956年我的外祖父母从上海搬到北京，就住了奶奶家的客房。当时我的舅舅考上了北外的俄语系，外祖父母想住得离两个孩子近些。俄语在50年代的中国红极一时，人人都想学，连我父母也赶时髦学了一阵。可此景不长，几年之间，老大哥成了修正主义者，贸易中断，专家撤走，俄语失宠。舅舅的很多同事找不到工作，只好改行，英语又热门了起来。真是十年河东，十年河西，世事升沉，殊难逆料。

第二进院子由奶奶自己带着未嫁的姑姑住，姑姑是医生，当时在北京的协和医院工作。据说她在从业前读了整整8年的医科大学，读这么久的书真令我难以想象。1956年姑姑30多岁，肤色白皙，面容和善，言语温柔，男女老少朋友众多。每逢星期日朋友们就来看她。有些是她的同行，有些则是她妙手回春的病人。他们就在游廊里坐了啜茶，高谈阔论。说笑的声音，隔老远都能听见，那是人们还没学会关起门来轻声密谈的年代。

没人上门时，姑姑则穿上蓝罩衫，在院里忙她那些花木。她和奶奶都喜欢莳花弄草，两人把最宽敞的第二进院落辟成一个大花圃，从早春到暮秋，花圃里迎春、丁香。紫燕兰、牡丹、月季、菊花等流芳溢彩，常开不败。

家里的饭厅也设在这一排。饭厅很大，朝南有一排窗，北墙还隔出一小间，这一小间房没有窗，顶上吊了盏15瓦的灯泡，白天晚上都是黑黢黢的。1949年以前这间房用来储藏食物。那些年，市面上米面时时因战事突发而告缺，随之价格暴涨。北京的大户人家因都存了粮油以备不时之需。到了50年代，粮价稳定，储藏室遂成了被遗忘的角落。若非文革时发生在奶奶身上的事，我压根儿就忘了家中还有这么一间小房存在。

我家和叔叔家合住最后一进院落。我家住东头，叔叔家住西头，中间是颇为幽暗的过堂问。

我有两个堂兄弟小牛和小强，小牛比我大一岁，小强比我小一岁。我对小牛极其佩服，因为他是个攀爬太湖石的好手。太湖石产自南方，几千年太湖的浪蚀风化使它们千疮百孔，具有一种独特的病态美。过去人们不惜千里迢迢将它们通过大运河运至北方，装点皇家园林和大户人家的庭院。奶奶的院里就有若干这样的大石头，其中三块最有味道，瘦皱露透兼备，放在第二进院落的游廊外，其余的则堆砌在第三进院落中间一棵老槐树下。太湖石因其多孔，使我很容易就跟小牛学会了由此爬房上树的秘诀，也使捉迷藏玩出许多花样来。从此，我就告别了那个只敢在沙坑里扣沙蛋糕的安静而腼腆的旧我，变得胆大妄为起来。

奶奶家房间里，所有的家具都是硬木制的，柜子高及屋顶，桌面床侧镶嵌了大理石，石板上自然形成的黑白斑驳的纹路看上去就像一幅幅传统的山水画。床栏、条几。圆桌、方椅四周的木头经过精心雕琢，其图案有的状若云霞，有的状若波浪，又有的状若松枝或蝙蝠。奶奶房间中有一面香樟木雕成的隔断，我曾久久站在这木壁之前意会出花瓶、画扇、香炉、挂轴等等图案。听说这面墙是前屋主溥雪斋设计的，博是一位晚清艺术家，沾点皇亲国戚。夜幕降临，木料的幽香，总被奶奶供养在瓷瓶中大把雪白的晚香玉盖住。

晚香玉的清香于是常使让我回忆起奶奶讲过的故事和灿烂的夕晖在奶奶家的庭院中投下的长长的影子。奶奶早年跟塾师读过书，我在她的床头不时见到像《唐诗三百首》和《红楼梦》之类的书。但奶奶讲的故事都是真事儿，不是书里看来的。

听了奶奶的故事我才知道她的祖先是蒙古旗人，原本生活在东北。他们世世代代都是牧民和好猎手，在马鞍上生，在马鞍上长，在马鞍上死。广袤的草原任他们的烈马驰骋，他们弓开如满月，箭去似流星。他们一诺千金，不惜为朋友两肋插刀。而一句侮辱，他们会让对方白刃进，红刃出。

1644年，旗人一路杀向南方，长城也挡不住他们的铁骑，不久便饮马南海。奶奶的祖先必是骁勇善战，屡建奇功，因在清朝建立之后，他们的后人世代高官厚禄，并与皇室通婚。又过了两百来年，奶奶家不再有骠勇骑手降生，他们鲜红滚烫的血液日渐稀薄，脸色也变得苍白起来，家族不再尚武，男儿成了文官，女儿成了闺秀。

奶奶的祖父官至刑部尚书，官居一品。但奶奶说饶是这样，老人家日子过得并不舒坦，因为他是个老迷信，坚信所有的人死后都会变鬼，善终之人变无害之鬼，或呆在阴间，或投胎转世，与人无犯，横死的则变为厉鬼，早晚会回到阳间找人雪恨。

这一迷信使得老人常年提心吊胆，在秋审时节格外坐卧不宁。秋风肃杀的日子，全国的要犯都会递解到京，进行最后一轮审讯。讯毕，即将男女死囚拉至城南菜市口当众行刑。奶奶的祖父此时身不由己，只得到场监斩。

刑场上，奶奶的祖父身着官服，高高在上，正襟危坐。众将官如狼似虎，侍立两旁。他每出一言，士兵们都山呼响应，他手握朱笔，刽子手将人犯提至堂前，他只须验明正身，朱笔一点，以示最后判决。笔落之际，犯人的命数算是到了尽头。刽子手一拥而上，犯人顷刻间身首异地，鲜血狂喷，痛苦而恐怖的尖叫被利刃拦腰截断。

刽子手杀头杀红了眼，四周则里三层外三层围满看热闹的男男女女。有人扯着嗓子高声叫好，有人则面色苍白直犯恶心。黄土地将血当酒饮，最后连土地都吸得烂醉了，血积成塘，其色玄黄，微风徐来，腥气弥漫。

施刑过程中，奶奶的祖父俨然是大清帝国的化身，令人敬畏，可谁知他内心正经受着剧烈的煎熬。刑部的职位是太后和皇上赐的，欲罢不能。左思右想，没有退路，唯寄望有朝一日太后和皇上将这一思典转赐他人。此时他被即赴黄泉的男犯女囚怨怒的目光牢牢盯住。这些目光有的祈求，有的绝望，有的被泪雨遮蔽，有的被怒火烧红。在狂乱和苦痛中，偶尔也有一两双异常冷峻、锋利如刀的眼睛，奶奶的祖父不禁为之震慑。

死囚们的目光无一不像尖利的长钉刺穿了尚书大人的灵魂。他高高在上，无处逃匿；他如坐针毡，心中惶惶。他明白用这样目光看他最后一眼的人永远也不会宽恕他，纵使再投胎三次，这些人生生死死都不会放过他，终有一天他们会找到他，讨还血债。

奶奶讲的关于她祖先的所有故事中，这个故事对我震撼最为强烈。在60年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几年中，我真希望从未听奶奶说起这些故事，这至少可以使我的思想改造不那么艰难。我有时甚至希望没有这么一个奶奶和她的祖先，他们是吸血鬼、寄生虫、残渣余孽、牛鬼蛇神……要是我能把他们从记忆中统统抹去，我就能像同学们一样成为革命事业的可靠接班人。

1966年，我正暗自庆幸终于与奶奶和她的祖先彻底划清了界线，却得做些千奇百怪的梦。那是"文革"开始后不久，我作为一名红卫兵，白天四处串连写大字报，参加万人大会，批斗叛徒、特务、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我对文革可谓一片热情，真心相信经过这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中国人民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将彻底消灭官僚和特权，为全世界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

然而到了夜晚，我完全没法控制自己的梦。一次，我梦见我正参加一个万人大会——那些日子这种集会司空见惯，但这次会上，批斗的对象不是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而是我自己。我周围是热血沸腾的革命群众，他们愤怒地高呼口号，对我切齿痛恨，不共戴天。我是一叶扁舟，行将沉没在巨浪翻滚的海洋中。我挣扎着想说话，想辩解，没一个人愿意听，他们定我有罪，罪大恶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接着我就被押去刑场。不知何时原来的绿军装和红袖章换作了一袭白色的长袍，传统剧目里这无辜的囚犯常作此装束。我戴着锒铛作响的手铐脚镣，在长街上行走。萧瑟的秋风平地而起，长衫飒飒有声，发带也飘忽不定。沿街观看的怕不下数千人，我看不出这些人脸上是悲是喜，他们似乎个个都戴了面具。

梦中我怨愤难平：我是冤屈的！我还这么年轻就得去死！但我转念又想：既然判也判了，那就慷慨就义罢，生命已到了尽头，别再丧失我的尊严，至少我还能在最后一刻保持一个好的形象。

就这样我一命归西，虽是横卧街头，似乎还残存着意识。我看见人们从我尸体旁走过，像是游行；这次他们没戴面具，于是我认出他们原来是我的同学，我的朋友，我的邻居，还有我的亲戚。没人停下看我一眼，没人发出一声轻微的叹息，亦没人为我掉一滴眼泪。他们个个都将目光投向高远之处，我竭力呼喊，欲唤起他们注意，却是半点声音都发不出，这是一个无声的世界。人群渐次离去，灯光转暗，我知这下是死彻底了。

4　奶奶愧对祖先

单从我无论如何也难以将奶奶讲述的往事忘怀这点便可看出，其实我对奶奶的依恋程度比我以前愿意承认的要来得深。我是她唯一的孙女，她给我讲的陈年旧事，比给家里男孩们讲的要多得多。

在一般人看来，奶奶在旧时代的生活堪称优裕。她未嫁时，祖上有权有势；出嫁后，夫家又数京城首富之一。但我知道，她的生活并不真像外人想象得那么潇洒，由于世事变迁，时局动荡，加上她又是女儿身，她的生活也有着道不完的艰辛。

奶奶年轻时，到过中国不少地方，那是她的韶华好时光。20世纪初叶，奶奶的父亲沾得祖上福荫，出任官职。他先在湖南一带做一小官，几年后准升为贵州的桌司，又称桌台，算是省里的第三号人物，像他的父亲一样，也主理刑法。

他的妻子儿女于是随他一起南下。开始乘的是官舟，在大运河航行，其后又换乘带蓬的马车。一路上的风土人情都让奶奶陶醉：桃花流水的沉江春色，奇特难懂的各地方言，独具特色的湘川菜肴，五光十色的异族风情，还有就是农民的辛苦劳作，特别是南方妇女的聪明能干，她们不但下田干最繁重的体力活儿，还得编席织布，养猪喂鸡，生儿育女……

奶奶在旅途见的世面使她有别于其他大家闺秀，那些小姐们一概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三从四德的古训让她们不敢正眼看陌生人，守身如玉。再加上一般女子从五六岁起开始缠足，更使她们身心俱伤，一如鸟儿折断了翅膀。

奶奶幸运地逃过了缠足这一关：旗人虽对汉文化推崇备至，对"三寸金莲"却一向不以为然。不少老北京都觉得旗人中女人比男人更有心计，有手段。最突出的例子是慈禧太后，她几十年玩弄整个国家于她的股掌之中。也就在她统治之下，大清帝国日薄西山。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清王朝。奶奶的父亲失了官，举家又迁回北京。他们在京城安顿下来才发现改朝换代了，大清帝国土崩瓦解，旗人的权势也尽付东流。他们统治了中国267年，一夜之间成了一个可怜的少数民族，受到四周千百万汉人的唾恨。

革命之后，清朝的贵族过着心惊胆战的日子。他们的钱财成了无源之水，很快用干了。很多人不敢去想将来，将来是万丈深渊，等着吞噬他们。奶奶就在那些年里嫁给了我的爷爷。此后，奶奶从不向人言及她对自己婚姻的感受。她那个时代的人不作兴谈论这类事。但事实却摆在那儿：我爷爷是个商人，旧中国，商人的地位极其低下；而且他还不是旗人，祖上也没有任何贵族血统。他生于山东诸城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幼年失其估恃，在故乡存身不得，只好像别人一样闯关东，寻求发财机遇。

到了东北，幸运之神果然降临。他认了一位跟他一点儿亲戚关系都扯不上的中年穷汉子作义父，两人联手做生意，十年荏苒，父子俩居然赚了大钱，在京城购房置业。他们究竟靠的什么发迹？这在我家几十年来一直是个谜。两位老人对此缄口不言。这使得我父亲一辈人相当好奇，常在老人背后议论猜测，但直到我祖父1953年去世，也没给后人在这方面留下半点线索。

有时我忍不住任想象驰骋，想到半夜三更血淋淋的谋杀，或动刀动枪打劫了一座金矿，否则为什么两位老人对自己创业发家的故事要如此守口如瓶？但姑姑不同意我的猜测，她认为他们俩准是开了家餐馆或裁缝铺，她这么说是因为我的曾祖精通厨艺，对服装也在行。他们不提旧事也许是因为从前这都是些下九流的职业，若传出去，下人们短不了有许多闲话，而京城的达官显富则可能从此不再和他们交往。

且不管爷爷靠什么起家，他和奶奶不般配仍是显而易见的。奶奶是知书达理的名门闺秀，爷爷则一介村夫，目不识丁，脾气火爆。奶奶嫁给他若非为了钱财，断无其它道理。

辛亥革命之后，京剧曾一度火爆，曾祖和祖父就在京剧的鼎盛时期拥有京城赫赫有名的吉祥戏院，戏院的进账每月就有900块银元。此外，他们在王府井还有一家大绸缎庄和其它产业，家资何止百万银元！

而奶奶的娘家在此期间则每况愈下。革命后，她父亲断了俸禄，骄奢的积习却难摒除。他抽鸦片，抽得比过去还凶；又难舍弃珍馐佳酿、歌舞戏剧。如果生日那天没有大宴宾客，他就感到颜面扫地；如果家中少了几个佣人使唤，他也会感到老大不便……就这样不出几年，他将祖上的遗产坐吃山空，值钱的东西悉数进了当铺。最后他什么都典尽卖光了，唯一剩得一个女儿。

于是他就给奶奶说下了这门亲事，而奶奶从此也就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跟我爷爷生儿育女，一过就是几十年。她出嫁前也许根本就没见过我爷爷，仅凭父母之命。媒灼之言成婚。不过有一点她心里明白，在谈婚论嫁这件事上，她首先得恪守伦常孝道，其次才顾及男女私情：现在她父母和弟弟都指望她了，如果她不嫁一个有钱人，过不了多久，一家老小就得沿街乞讨。

奶奶嫁过去很是委屈，在夫家，所有人都生活在我曾祖父的淫威之下。我父亲、叔叔和姑姑都说我的曾祖父是个典型的专制家长。家中事无巨细都由他一人说了算，别人的一举一动必得经他首肯。

"因为创家立业是他，他觉得家里每个人都欠他该他！"多年后父亲对我说此话时还很动气，"家中的仆人欠他的，因为他给他们一份差事；奶奶也欠他的，因为如果不是他逢年过节以送礼的名义接济奶奶家，她家几口人都得喝西北风；连我也欠他的，因为我是长子长孙，有朝一日我得继承这份家产。他永远不相信我压根儿不想要他的钱，对他的家产毫无兴趣。我宁愿自食其力，过清贫的生活。说实在的，我可怜他，他整个儿成了金钱的奴隶，金钱毁了他的一生！"

这位老太爷认为是他养活了这一大家于人，而家里谁都不对他感恩戴德，于是他就生气，喜欢谩骂别人，父亲说，除了抽鸦片，爷爷就是以骂人为乐，一肚子的恶言恶语，一有机会便劈头盖脸地甩给周围的人。只有在骂人时他才流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情。

多少年来，奶奶在他手下，或说在他那张毒舌之下，一定没少受罪。依传统观念，人了人家的门，天大委屈都得逆来顺受，她不能顶撞公公，不能在其他人面前数落公公的不是，奶奶就这样在公公的嘲诟下默默地生活。这段时间内家里所有人都怕老太爷，恨他，躲着他，而奶奶却在不知不觉中赢得了大家的心。

奶奶不仅受到丈夫和子女的敬爱，她的慷慨和仁慈在邻居和佣人中间也是有口皆碑的。她虽是家中的女主人，却极少发表意见，总是带着耐心和同情倾听别人的想法。然而人们迟早都会明白她不是没有主见、任人摆布的傻子，她条理分明，对周围的世故人情洞若观火。她的所为正应了"大智若愚"那句中国成语，在西方的谚语里，叫"流静水深，人静心深"。

我对奶奶的好感其实不是自己悟出的，而是受了二姨的影响，而二姨对奶奶的好感又是部分来自她的姨妈，一位我爷爷家多年的老佣人，就是她在1950年把二姨推荐给奶奶来带我的，为此我对这位老阿姨永远感激不尽，虽然我根本记不得她长的什么模样了。

奶奶出嫁后7年，她的父亲去世了，母亲不久也撒手人寰。奶奶便负起了帮助弟弟的责任。奶奶的弟弟年幼时上过私塾，倒也断文识字，听说还写得一手好字，会画几笔山水花鸟。可惜以前他从未想到有朝一日他也须得找份职业维持生计，在他想来，只要大清还在，皇上总会赐他一官半职，就像前朝皇帝赐封给他的祖上一样。

即便没有官职，旗人当年亦毋须为衣食稍加担忧，他们每月可循例领一份钱粮，领了钱粮，就算是在编的八旗兵，不必另谋职业。北京的汉人把钱粮戏称为"铁秆庄稼"，旱涝保收。二百年来，八旗子弟在这个制度的荫庇下游手好闲，成天提宠架鸟，出入于茶馆、酒楼、剧院。古玩店，有些人出落成了艺术家，多数人则打发时日，一事无成。奶奶的弟弟以为他也会这样终此一生，谁知革命一起，一切都成了泡影，他的生计陷入了绝境。

奶奶想帮他找份工作，但这并非易事。自己家中虽有几个买卖，那些活计弟弟却是一件都拿不上手，再说了，老太爷定了规矩，若非确有专长，决不雇用亲戚。奶奶又能怎么办呢？

最后她想出了一个主意。她对我爷爷说戏院晚上要一个可信的看夜人手，她弟弟是个合适人选。他要做的便是晚上曲阑人散时睡在戏院里，白天仍可泡他的酒馆茶馆，演戏时又能大饱眼福耳福。每月能领一份薪金，当然不能说是薪金，得叫谢礼。纵是如此，她弟弟仍不堪胜任：一个晚上他睡觉时受了寒，不出数月，便赴黄泉与父母相会了。

弟弟的死使奶奶悲痛欲绝。她很钟爱这个弟弟，他们小时候乘同一驾马车长途旅行，受业于同一位私塾先生。朝朝暮暮，姐弟俩一起练字，比赛背诗。弟弟体弱多病，冷暖嬗变，若染时疾，奶奶便帮母亲悉心照顾他。多年来，姐弟俩相依为命。

奶奶的伤悼还不止于此。真正的原因是弟弟身后无子嗣，使奶奶的娘家这户曾经显赫一时的满清贵族之家断了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奶奶虽有二子，怎奈女儿的后代只能承接夫家的香烟。

奶奶的祖宗没了后人，几百年后逢年过节谁来给列祖列宗祭祀，送上美味的供品呢？清明时分谁去为他们上坟扫墓，修葺他们的安息之所呢？谁会记得为他们烧纸钱，迭寒衣，供他们在地府使用？又有谁会为他们焚香念佛祝祷，以超度他们有罪的亡灵？……

奶奶的祖先于是万劫不复了。他们像是枯枝败叶，在阴间的寒风中颤抖、号泣。他们泪流成河，却是再浇不活这棵家族的死树。此后的旭日光芒，满月清晖，春华秋实，太平盛世全都与他们无缘，这些美好年景的福分由别的家族享占了。奶奶的祖先求助无门，他们与人间的联系已一了百了。他们被人遗忘，家族昔日的辉煌刹时风流云散。

5　父亲为什么参加革命？

奶奶嫁后的10年之内共生了10个孩子。父亲和叔叔出生时都有7斤多，姑姑则不到6斤，接下来，每年问世的婴儿，一个比一个小。奶奶又不能不生，生了又养不活他们。有的宝宝出生几天就夭折了，有的只活了几个时辰，甚至还来不及睁眼看看他们母亲毫无血色的脸。

一次次失去儿女的悲痛使奶奶更加宝贝上天留给她的三个孩子。她为先天不足的姑姑找了最好的奶妈，因为奶奶自己太虚弱，无法哺育孩子。两个儿子也分别雇了保姆，而奶奶自己则全力以赴，照顾全局，结果3个孩子都长得结结实实的。

俗话说，三岁看到老。父亲和姑姑的性格像奶奶，待人接物一团和气。而叔叔则像爷爷的火爆性子，高兴时开怀大笑，不高兴时马上给人脸色看。但他说归说，不记仇，对人不满当场开销，过后仍当人家是朋友。

尽管奶奶的3个孩子性情迎异，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对母亲都怀着爱心与孝道。在母亲受公公责骂时，孩子们都知道如何使她用一丝微笑扫却愁容；在母亲对娘家人接连去世感到万念俱灰时，孩子们又围在她身边，抚平她的伤痛。正因了孩子，奶奶心中重新燃起希望之光。她暗下决心，要让自己的子女都上大学，特别是她的女儿！一定不能让女儿再像她那样依附于人，年年岁岁空将羞辱的苦水往肚里咽。女儿长大得有一技之长，自食其力。

再到后来，孩子们大学毕业了都能找到一份工作。然后他们就会择偶婚配，生儿育女。不论男孩女孩，多多益善。孙儿们会欢蹦乱跳，大闹天宫，她家会有一屋子的笑声叫声。她要为每个小孩找一个好奶妈，她会对孩子们讲很多故事。三世同堂，和和睦睦。她理想中的生活，便是如此。

时至1942年，奶奶的理想似乎指日即可实现。父亲、叔叔、姑姑全都上了大学，父亲是辅仁大学西方文学系三年级学生，叔叔在燕京大学经济系读二年级，姑姑则刚开始念医科，奶奶为他们每个人都感到无比骄傲。

奶奶不知道，她的孩子们正计划着远走高飞。是时日本侵华战争硝烟正浓。30年代，先是东北沦丧；接着，上海、南京、天津、北京相继陷落。全国各地民众义愤填膺，既恨日本鬼子凶残狠毒，也恨国民党政府抵抗不力。许多学生都被一句呐喊打动——偌大的中国，已经摆不下一张平静的课桌了。

一日日沦为亡国奴，父亲、叔叔和姑姑忍无可忍。学生们每日都能在街头见到市民被日本兵肆意凌辱，西方国家来的教授相继被迫放下教鞭，爱国仁人志士被逮捕，被折磨，被屠戮。人见人恨的"膏药旗"耀武扬威地飘在头顶，压得每个有骨气的中国人透不过气来。他们都认为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父亲在外面很有些朋友，所以他安排弟弟妹妹先走。在地下工作人员协助下，他们通过了日军的封锁线，直下西南。他们的目的地有数千里之遥，战事纷乱，行路艰难，沿途到处刀光血影。轰炸、抢劫、抓人、翻车，五花八门的敲诈勒索屡见不鲜。叔叔和姑姑或搭车，或徒步，数月后才到达四川，重新进大学复了课。

至于父亲，他没去西南大后方继续学业，而是到晋察冀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他为什么这么做？这又是一个费解的谜。关于爷爷的发家史，我绝少线索，而关于父亲的这段光荣历史，他给过的答案太多，而且互相矛盾。

比如说父亲曾告诉我他入党是因为他相信惟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并创造一个人入享有自由、平等、幸福的社会。

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对日本侵略者满怀仇恨，作为一个热血青年，他得亲自上前线去搏杀。国家危亡，年轻人岂能坐视，让别人去捐躯流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说法给富家子弟的良心预留了宽阔的退路，但父亲对此说极不以为然。

于是他去了正频遭日军疯狂扫荡的晋察冀。那里一方面鬼子兵烧杀抢掠，一方面八路军游击队坚予还击。战火中一批批人倒下，但更多的人自愿参加抵抗队伍，其中不乏像父亲那样的大学生。

父亲到晋察冀时生活条件恶劣到了极点。由于日军的反复扫荡，1942年冬，这个地区所有房子的门窗都被烧光，夜间的气温降至零下10度甚至20度，山风呼啸，战士们打的草帘实难御寒。当时莫道没有煤炭取暖，连冬衣棉鞋都很难得。食物奇缺，士兵村民时靠糠麸野菜度日。上乘的美味窝窝头、贴饼子，白面和青菜根本见不到，连盐也非常紧缺。

另外由于日军封锁，这一地区极度缺医少药，有时受伤的士兵要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进行手术。再加上伤寒、天花、感冒流行，许多人因得不到及时的药物治疗而丧生。

父亲在北京时清楚这种情况，他有位朋友是地下党。父亲离开北京时，不动声色地采购了当时根据地亟需的大量药品。这些药品在北京被日本人控制得非常严，但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父亲既有祖父的大笔银子和生意关系可资利用，把清单上的药品买全倒不是什么难事，难的是带着这些禁运的药品穿过日军封锁线。此举万分危险，鬼子、汉奸屡屡在火车上搜查乘客的行李，若药品被发现，父亲便会被捕，后果不堪设想。

还有一场平地风波，行至中途，联络人之一突然被捕。由于一路上都是单线联系，出现这种情况，父亲他们就不知如何才能和下一个地下党人接上头。他们几个外来人又不敢在当地久留，怕被汉奸发现告密，于是前功尽弃，只得折回北京从头开始。

历尽千难万险，父亲终于带了所有的药品到达晋察冀，二话不说他把药品悉数捐给了当地政府。正是这些药物雪中送炭，拯救了很多人的性命，为此父亲受到嘉奖，这是他在战争年代第一次立功受奖。

其后父亲进入抗大分校——华北联大学习。数月之后，父亲自己也染上了伤寒，差一点不治。

这个时候，父亲带来的药已经罄尽，他只能以自身的力量与病魔抗争。许多天他倒在床上，持续高烧，粒米不进，剧痛搅得他五脏六腑都错了位。他能活下来不啻为奇迹。等他终于离开病榻，移步户外的阳光下，已是形销骨立，衰如槁草，一阵山风都能将他吹倒。

一天他问别人借来一面镜子，镜中的形象使他大吃一惊。这一病，他的头发大把大把脱落，顶都快秃了。两只眼睛深陷成两个黑洞。皮肤又干又黄，脸上皱褶横生，像劳作一世的老农。这副模样，谁能认出他就是不久前大家在舞台上看到的那位英俊潇洒的达西先生呢。

当时根据地有位导演一眼相中了父亲气质不凡，他要父亲在话剧《傲慢与偏见》中扮演达西先生一角，父亲被他的约请逗乐了，声明他这辈子从未上过舞台。导演说这不打紧，演就是了，于是父亲就扮了一回傲慢的达西先生。

据父亲说尽管他毫无演技，他们的话剧在当地还是引起不小的轰动。农民们即使看得一头雾水，也还是非常喜欢，倾村而出。他们只觉得话剧这种东西奇怪又好玩，父亲说，我们扮演的英国绅士淑女个个都很滑稽。

父亲康复后被派去延安工作。40年代初，延安地区外语人才不多。晋察冀的领导发现父亲英语不错，还懂一点法语，便立即送他上延安当翻译。因此整个战争时期父亲的从军徒有虚名，他始终就没向敌人发射过一枪一弹。

至于和他一起的同学，有些被派回北京做地下工作，有些则留在农村打游击——什么人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都由党组织来决定。父亲和他的同志们对这些安排并无二话，他们在入党时曾宣过誓："牺牲个人，服从组织。"

父亲入党不算，连名带姓都改了。他原名刘炽昌，跟祖父姓，名字也是他祖父给起的。一到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父亲就改姓于，名山。当时投奔革命的城市青年一般都爱起单名儿，而且笔划简单，叫起来琅琅上口。

以前我总以为父亲改名只是为了与剥削家庭划清界线，后来我的革命热情灰飞烟灭，才意识到父亲改名还在于保护奶奶和在北京的亲人使他们免遭日本宪兵和国民党特务找上门的麻烦。

其实父亲说过他参加革命的真正原因，乃是我曾祖父。日积月累，老太爷对全家人，尤其是对奶奶的欺压侮辱激起了父亲的无比愤恨，他暗下决心有朝一日一定要推翻这个人吃人的旧制度，打倒封建专制，铲除一切大大小小的封建暴君，在旧制度的废墟上建立新制度，再不允许人压迫人，这样奶奶的生活就不会像往日那么艰难了。

带着这一梦想，父亲上了太行山。临别时他并没有告诉奶奶他的去向行踪。多年来奶奶一直以为他像叔叔、姑姑一样在大后方读书，这对奶奶来说倒真是难得糊涂，倘若她对父亲的真实处境稍有所闻，她非担心得折寿不可。

至于奶奶那些年在北京的生活，我从她那的两个忠心耿耿的老太太那儿听到过一个故事。

父亲离家前有一天，动手在院里种了一棵山药。这不过是心血来潮之举，父亲自己也很快忘了。不久他便离开了北京。而那山药十来天后竟抽了芽，奶奶看到后弄了个考究的栅栏将山药围了起来。

山药本是多年生的农作物，登不得大雅之堂。奶奶把它置于花园里，与牡丹玫瑰等名花为伴。不多久，山药的嫩藤便爬满了太湖石。

那段岁月，奶奶对几个孩子牵肠挂肚，其落寞可想而知。战火连天，路途险阻，他们兄妹都渺无音讯。奶奶忧虑难忍时，便去向那棵山药窃窃私语。

有时山药树善解人意似地默默听她倾诉，只是无法开口安慰她；有时熏风徐来，心形的绿叶婆娑起舞，发出沙沙声响，奶奶只把这看作是山药用一种秘语向她吐露天机。凭着深厚的慈母之爱，她听懂了山药所传递的消息。一颗焦灼的心平静了。她感到只要这山药依然枝叶繁盛，向她说着悄悄话，孩子们便都健在，逢凶化吉。

奶奶日夜祈祷，求祖宗保佑她的孩子平安归来，求上苍使得人间战火早日停息。1945年日本投降，叔叔和姑姑终于回到奶奶怀抱，而奶奶等父亲却一等又是十个春秋。

6　叔叔是个纸老虎

我们1956年从瑞士回国，奶奶终于圆了她的心梦：一家人骨肉团聚，三代同堂。此时，我的曾祖父和祖父都已去世，奶奶成了一家之主。

虽然我不曾见奶奶读过《老子》，她的治家之道倒是深得个中三昧。老子主张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也就是说让世间万物自由自在，率性发展，各得其所，各安天命。于是天下太平，皆大欢喜。

偏偏姥姥家就有着许多规矩。饭桌上，我拿筷子的姿势总是不对，手肘不可撑着桌子，一边吃饭一边说话不礼貌，连筷子碗碟也不能碰出声响。吃饭时我自始至终得端着饭碗，水或饮料是不能和食物一起上桌的，汤则必须吃完饭才开始喝。

这些清规戒律使我对姥姥家的饭桌敬而远之。虽说姥姥做的南方莱大人都赞不绝口，我一小孩，对吃什么并不在乎。不是说自由最可贵么？

奶奶家最自由了。我乐意的话，爬石上树、搭梯打枣都不成问题。那年国庆节的晚上，小牛、小强和我还获准爬上奶奶住的大瓦房的房脊，看天安门的焰火。

后院的老槐树，枝桠横逸。那天晚上挂住了几顶被西南风吹来的小降落伞，每一顶都有方巾大，还带了个哨子。对我来说，这真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我激动万分，焰火放完了还不肯从房顶下来，希望有更多的降落伞飘来。父母对我颇有温色，奶奶则一笑置之，说多呆一会不碍事。

在奶奶的家中我实实在在地感受着一种从未有过的畅快。以前我总是形单影只，现在我可以跟小牛、小强和邻居家的小孩玩儿。那条街上家家的大门白天永远敞着，孩子们随时都能东家西家地串门儿。在这种环境里，我的心里很踏实，不像在瑞士，老莫名其妙地怕这怕那。

偶尔我父母也会对我发脾气，他们觉得我太野了。遇到这种场合，大家庭中总会有人出面为我说情。奶奶是我最大的靠山，她一出面，狂风暴雨无须多久就化为和风细雨，然后乌云四散，我的周围重又洒满阳光。

奶奶年事虽高，思想却开化。比如说，她从不像别的老太太那么重男轻女。我反倒觉得她对我比对男孩们更疼爱。回想起来，这大概是旗人独有的传统，女孩在家中受到优待，因为将来（其实是过去）每个女孩都有人宫的机会，若蒙皇上宠幸，或可成为妃子皇后，那可是件光宗耀祖的事。又或者(奇*书*网-整*理*提*供)，奶奶念我是个女儿家，接她的经验，中国的女子讨生活不容易，将来的日子里，有的是飞短流长、明枪暗箭在等待着我。

在奶奶家的其他人也都过得不错。大人们不论男女，全都参加了工作。新社会，受过良好教育身体又没有病的年轻人不工作是件丢人的事。坐吃家底的人被看作寄生虫，尽管有钱，仍遭社会唾弃。时代不同了。

星期一到星期六的早晨，婶婶总是轻手轻脚第一个起床。她在北京东郊一家纺织厂上班，路上乘车足足得花一小时，她6点半就得出门。

婶婶一走，院里又安静下来，父亲、母亲和叔叔都还没醒。他们是夜猫子，清晨睡得正香。挂钟敲了7下，他们才老大不情愿地离开热被窝。然后我就听见他们从脸盆架上取下铜盆，到厨房打水洗脸。之后就是哗哗的刷牙声，呼噜噜往院子地上喷水。再后来，他们会说太迟了，来不及吃早点了，旋即风也似地冲出门去。

这段时间我醒着，躺着，外面的动静声声人耳。奶奶的房子一间间只用木板隔开，顶蓬更是纸糊的。北京的老房子大抵这般建造，大概意谓同一屋檐下，家庭成员之间不应有不可告人的秘密。砖墙是用来隔开外人耳目的。

老人和小孩不用赶时间，起得迟，吃早餐也迟。我们有一整天的空闲玩耍、讲故事，那时还没人听说过有件东西叫"电视"，所以我们也不感到有什么缺憾。没有电视我们已经够开心够忙乎的了。

树上蝉儿在嘶鸣，我们便把猴皮筋用火烧化抹在长竹竿的一头去粘它们；墙脚有蟋蟀在叫，我们又赶去用水灌人它们藏身的砖缝里，将其一一逮住。第二进院子里有两只大瓦缸，金鱼在睡莲间悠游穿梭。屋檐下燕子筑巢哺养它们的儿女。有时我们从槐树上采下槐花，吮吸花蜜；有时我们拿一把杨树的叶茎，玩拔河比赛。

也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奶奶的箱子里寻宝。我们翻到的宝贝有：一枚发亮的桃仁，上面雕了一棵树和五个孩子，奶奶说这叫"五子登科"；一枚银匙，匙柄上刻了一嘟噜梅花；一枚玉坠，碧绿晶莹，状如葫芦；还有珊瑚珠子；墨旋；骨牌；绢花发卡；绣花手绢；长满钢锈的古钱；……许多小玩艺儿都有一段故事。奶奶讲述这些故事时，时间在不觉中逝去。夕照中大人们一个个下班回家了。

晚上6点半，一家人围桌团团而坐，端上来的饭菜热气腾腾，鲜美可口。菜肴放在饭桌中间，大家用筷子随意往自己的碗里挟，没人硬让谁吃什么，还说这样东西吃了对人有好处，也没人禁止谁在饭桌上说话。既然一大家子好容易坐在一起，很自然他们会谈及白天的见闻。即使有人开怀大笑，也不会有失体统，笑一笑，十年少嘛。若人回来晚了——姑姑在医院脱不开身或婶婶误了一趟车——也不要紧，会给她们留起足量的饭菜，这样的晚餐每个人吃得都很香甜。

晚饭后，叔叔有时会带小牛、小强和我去就近的东安市场逛一圈。当时的东安市场内各类私营小店星罗棋布。叔叔偶尔也会解囊，给我们买上点小玩艺儿：泥娃娃啦，面具啦，玻璃做的小动物啦，瓷塔啦……花不了几个钱，我们却能爱不释手地玩上好一阵子。

不然我们则会缠着叔叔请他表演武术。叔叔兴致上来，就去打开一口红漆大木箱，从里面掏出他的行头：一把闪亮的钝剑，一对木制的匕首，一杆红缨枪，一面画着笑面虎的盾牌。然后他便摆开阵势，满院子转着，跟无形的敌人打斗起来。只见他窜高伏低，拳脚并用，还高声呐喊，一会儿像是躲过对方一刀，一会儿却又狠狠追杀。我看得大气不敢出，心生敬畏，直把他当作故事里听到的武林高手。待我长大后，才知道叔叔的招数全是花拳绣腿，他是个京戏迷，这套武打动作是他从舞台上学来在家里逗我们小孩子玩的，实战中根本不管用。

炎热的夏夜，叔叔的观众包括所有在奶奶家院子里纳凉的男女老少，大人们人手一把大葵扇，既驱汗又驱蚊。婶婶是唯一不出来纳凉的，她喜欢呆在屋里自己做衣服。那时她新买了一架缝纫机，晚饭一结束，缝纫机便像蜜蜂似地嗡嗡响起。夜深了，我随着它安稳的节奏入睡，就像以前无数人曾在吱吱呀呀的纺车声中沉入甜蜜的梦乡一样。

在我眼中，婶婶是当时北京最漂亮的女人。她身材苗条，穿着入时，鹅蛋脸没一丝皱纹，眼里总是漾着笑。时至今日，她孩童般甜甜的微笑仍在我的记忆中栩栩如生，但在现实中，自从1957年叔叔被打成右派起，婶婶的笑容就永远消失了。

那一年，几十万学者和干部被打成右派。运动伊始，党号召人民给各级领导提出意见，帮助他们发现和改正错误，然而时日无多，政治风向很快变了，那些听党的话站出来提意见的人成了阶级敌人，他们善意的批评顿时变作"恶毒攻击"的铁证。可笑的是叔叔连批评领导这件事都没做，他被戴上右派帽子全因他不会做人。

"文革"中间，姑姑看我已经懂事，才关起门来悄悄告诉我这件事的原委。反右前，叔叔在中国民航做会计，他的几个上司利用职权，带家人乘飞机去外地度假，让叔叔报销差旅费。叔叔不给报，说这有悻于领导自己制定的规章制度。

这一来可得罪人了。几个领导自己掏钱不算，还丢了面子，因为叔叔在大庭广众中拒绝他们。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帮家伙从此对叔叔怀恨在心，而叔叔对此却毫无防范。他当时问心无愧地回家，晚上照常呼呼大睡，第二天就把这件事忘了个干净。

反右运动终于让这些领导得到了报复的机会。他们大权在握，定一份本单位的右派名单真可谓易如反掌。叔叔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扣上右派帽子，尽管他一句右派言论都没有。根据当时的理论，既然叔叔是资本家出身，那他必然天生就有反党反社会主义制度的情绪，意识到也罢，意识不到也罢。

谁也不敢对这一理论说半个"不"字，人人自危，知道领导手里还有不少右派帽子等着出送。整个运动过程中，叔叔始终没有一点机会为自己辩护，更谈不上找地方申诉，控告那几个领导的行径。就这样，虽然我儿时见叔叔舞刀弄枪，觉得他英勇善战，不曾想他在50年代第一轮政治斗争中就一败涂地，20余年不得翻身。

父亲和姑姑则比较幸运。父亲是老革命，政治经验颇多。在晋察冀，他就听到不少关于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的小道消息，所以到了反右运动中父亲小心谨慎，三思而后言。姑姑则性格内敛，秉承了奶奶与人为善的脾性，不见圭角，在单位里人缘很好。

当年我对叔叔政治上的麻烦一无所知，只知道不久他就走了，踪影全无，母亲说叔叔是去一个盐场"劳动改造"。劳动改造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懂。但叔叔走后，再没人带我们去东安市场逛店，也没人为我们表演武术了，于是长夜变得有些无聊，而奶奶家的院子也寂寞了许多。

我的外祖母和奶奶一样难过，因为舅舅也成了右派。他是被一个好朋友出卖的，当时他有三位知己，他曾在这三个人面前说学院领导专派家庭成分好的学生出国，而从不考虑他们的学习成绩，这么做难免让人不服。反右一来，这话不知怎么就传到领导耳朵里去了，这可是对党不满的证据。接下来他就有幸成了中国最年轻的右派，那年他才19岁。

22年后，有一次我忍不住好奇心，问他是否心中有数究竟是哪个朋友出卖了他。他一脸漠然，说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反正现在他平反了，"向前看吧，纠缠过去的事有什么意思？对谁都没好处！"

话虽不错，我却禁不住总想把这类事弄个水落石出。大人们越把一些式瞒着我们，我就越要没完没了地刨根问底。

反右给中国的知识分子留下一个大的教训。20世纪以来，这些人反帝反封建，反饥饿反内战，一直敢说敢为，宁折不弯。但经过反右运动，人们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看上头的眼色行事，即使在朋友和家人面前也三缄其口。

老辈们有句成语：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人们突然发现此话乃至理名言，隐含着世故的智慧。出言不当或误信小人，自己往日的大小言论都会成为定时炸弹，不知何时一声巨响，全部理想、幸福、事业、家庭顷刻间便灰飞烟灭。

是否为了这原因，反右之后，姑姑的朋友周末不怎么来串门了？即便有朋友来，也开始感到游廊里说话不自在，他们更愿意把茶搬到屋里喝。姑姑性本文静，在运动前也不露山水。运动之后，她更是沉默寡言，除了埋头工作，就是侍弄她的花草。渐渐地，年青小伙子不再踏足她的领地，她也不怎么在乎。她越来越不爱交际，常一个人静静呆在家里。

再往后，我们就搬出来另住了。父亲对奶奶说他单位分了房，离他和我母亲上班的地方很近。这是实话，但也未必不是另有难言之隐：反右之后，政治气氛一天天紧张，父母都是共产党员，而奶奶是剥削阶级，叔叔眼下又划了右派，能不划清界线？再住在奶奶家显然不合适。孔子有言："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的父母都是明白人，而奶奶断文识字，天天看报，只怕对此更是心知肚明，故她既不点穿，也不挽留，只说冬天来了，住得离单位近的确方便。这就是我奶奶的作派，她从不使人难堪。

搬出来以后，到了周末父亲仍带我们回奶奶家。但奶奶心满意足的好心情却已一去不复返，平日里她既想念我们，又牵挂叔叔，年复一年，叔叔那边的消息越来越糟。

叔叔初到劳改盐场时，一天到晚拼命干活，好象他不是个文弱书生，倒是一辈子扛活的。他以为这样便能使领导相信他已改造好，可以早日回到北京和家人团聚。但那些年，右派是很难给人留下什么好印象，更不用说感动管制劳改犯的干部了。4年过去了，叔叔的不懈努力换来的只是些渺茫的希望。

转眼到了1962年，一个早晨，全国报纸的头版突然都登了国民党准备反攻大陆的消息。社论竟然警告人们：要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因为一旦共产党和国民党开战，苏联和美国必将插手，原子战争一触即发。一时间，疏散城市人口，部队和民兵都进入战备状态。

战云密布的气氛使叔叔忐忑不安，他恍恍惚惚，脑子里尽是出现抗战期间人川路上耳闻目睹的那些恐怖场景：炸弹呼啸着从天而降，烈火腾空，卷噬着一户户人家，来不及走避的被活活烧死；侥幸逃离火海的，也不免在突如其来的枪雨中丧命。伤者被掳去钱物，死者被剥去衣裳。女人被强暴，孩子被遗弃道旁……

万一打起仗来，远在北京的老母妻儿可怎么办？叔叔不敢再往下想，数夜辗转难眠。噬心的忧虑使他忘记了自己的处境，提笔给婶婶写了一封信，商量战争爆发后的对策。

婶婶永远不会读到这封信，它被劳改队的政工干部扣下拆看了。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明文规定公民的私人通信权受到法律保护，这些政工干部似乎从来没听说过有这回事，或者，在他们看来叔叔已不是公民，因为他是个右派。这封信成了叔叔盼望国民党反攻大陆的证据。他们于是得出结论：叔叔是个暗藏的现行反革命分子。

叔叔听到他的罪状，啼笑皆非。他想为自己辩白说他最怕的就是打仗，避之唯恐不速，岂有希望国民党反攻之理。现在他戴了右派和反革命两顶帽子，又有谁会信他说的话呢？

"他准是在说假话！他当然希望国民党打回来啦！他在睡梦中都惦记着失去的天堂。醒着的时候，他更是阴谋犯罪：给大饭堂下毒，在人挤人的百货商店放炸弹，纵火焚烧医院，……反革命分子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什么都做得出来！"60年代初中国人就这么看反革命分子，叔叔真是百口莫辩，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生活的逻辑就这么荒谬，叔叔为了顾家念家，反倒落了个无家可归。当这个可怕的消息传到北京，婶婶关着房门哭了一夜，第二天她出来时却一脸平静，直奔法院申请离婚。因为这是革命行动，法院很快就同意了，并把两个孩子判了给她。婶婶这么做完全是她自己的意思，没人给她施加任何压力，但谁都知道，她如果不和反革命丈夫离婚，她和孩子这一辈子都抬不起头。那时她对叔叔有朝一日还能平反已经彻底绝望了。

然而到了1980年，叔叔居然就平了反，清清白白回到北京。他的档案记载的正式结论说1957年的右派是错判，1962年的反革命分子罪名也不成立。一句错判，轻描淡写，可惜党却花了22年时间才得出这个结论，试问人的一生又能有几个22年？叔叔回到北京后，又和婶婶复了婚。其实那些年中，婶婶从来不曾离开过奶奶家。她不但没有改嫁，还一力带大了两个孩子。如果这事发生在旧社会，人们大概会为她造一座贞洁牌坊，街坊邻里都会为她感到面上有光。现在立牌坊当然谈不到了，但认识叔叔和婶婶的人还是为他们的复婚高兴。

传统上说，中国人一向喜欢大团圆的结局。悲剧总是不大对我们的胃口。所以我愿意这样来结束叔叔婶婶的故事，他们22年历尽艰辛，坚贞不渝，终于苦尽甘来，二人重结连理。小牛和小强跑出来迎接父亲。他们含泪告诉老人这些年他们如何把他的爱深藏心底，终于等到骨肉团聚这一天，一切都像是在梦中。叔叔伸出颤巍巍的手抚摸着婶婶早生的华发，心中涌起爱怜与感激之情。婶婶把叔叔的手紧紧攥住，无声抽泣，涌出的是幸福的泪水。她看到59岁的叔叔满头霜雪，额头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不用说这些年叔叔经历了多少苦楚，她的心同样泛起疼爱的涟漪。自此，他们相亲相爱，白头偕老。这结局连石人听了也会感动得泪流成河。

可惜神话归神话。现实生活中，叔叔和婶婶复婚后并不那么和谐。也许是长时间的分离已经无法唤起婶婶对叔叔的爱？在这个归来的老人身上婶婶丝毫看不到她记忆中年轻的叔叔的影子。他是个陌生人，甚至比陌生人还不如！这些年他给她带来多少屈辱！她无法化解，无法宽恕。

另一方面，我怀疑叔叔心中究竟还存留着多少对婶婶的温情，也许他跟她复婚只是个权宜之计，而实际上他对婶婶怨艾难消，终究她在他最困难的时候弃他而去，无异往他伤口上撒盐，使他的处境雪上加霜。20多年间盐场劳改的蹉跎岁月使他倍尝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叔叔对婶婶的爱很可能早在那时就已经彻底绝灭。

他们复婚后争吵不断。丈夫和妻子一个比一个暴躁，两人都像蓄势待发的火山，每时每刻都有岩浆喷薄的危险。孩子们呢，他们其实都已长大。小牛的性子牛一般倔强，这些年他一直拒绝跟父亲划清界线，为此单位里屡屡找他的茬儿，批他，差一点连他也被打成了反革命，但他对父亲仍忠心耿耿。其实他对父亲的爱只是一种反抗行为。他是否真正了解他的父亲，并将他视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呢？

小强则对父亲充满怨怼。也许他当时太年幼，记不得叔叔曾带我们去逛街和为我们表演武术时我们的惊喜，他所记得的全是他父亲的过失：他小时候受别人欺负，父亲从没在身边保护过他。稍大一点，学校又不让他入团、当红卫兵，因为他是反革命分子的儿子，婶婶的离婚于事无补，小强仍被同学叫成狗崽子。再往后，到了找工作的年龄，他不但没有一个可以帮忙"开后门"的好爸爸，而且父亲的政治问题使他什么好单位都进不了。

他爱父亲如何爱得起来？小强认为老头糊涂一时，害得他半生困顿。即使后来他明白了父亲的无辜，而已发现父亲是爱他的，这认识为时已晚，他的积怨根深蒂固，感情无法听从理智。芝麻绿豆的小事都会让这父子俩暴跳如雷，然后家中分成两派，唇枪舌战，旧伤未去又添新痕。奶奶没能活到80年代目睹这一场面，也算幸事。

我不由怀疑起破镜重圆这种说法，美满的重逢怎能用此意向来隐喻？镜子既已破碎，拼凑起来，裂痕仍在，玻璃的边缘锋利如刀，碰一小下都会鲜血淋漓。话虽如此，叔叔和婶婶的二度姻缘仍在维持之中，有朝一日也许他们敌意耗尽，便会冰释前嫌，一家人重新生活在和睦之中。

7　机关大院

1957年我们家搬到了北京西郊，很快我就忘掉了奶奶和叔叔面临的烦恼，新的环境充满新鲜刺激，也带来种种不惯。我们的新家在一个大院里，这个大院不知比奶奶家的院子大多少倍。人们管这个地方叫机关。后来我才知道我们住的机关大院其实是某某部，类似美国中央情报局。

当然了，大院里的一切都具有一种神秘感。记得有一次父亲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满脸严肃地对我说不许跟任何外人提谁谁在这个大院工作，其它事更不能提，"这些都是国家机密"，父亲的语气完全不是在开玩笑。

这真令我兴奋。我为父母骄傲不已。在我心目中，他们可以跟电影里看到和故事中听到的那些英勇机智的地下工作者媲美。他们知道很多重要机密，却对敌人守口如瓶，哪怕严刑拷打，甚至面对死亡都不能使他们屈服。只有令人不齿的叛徒才会害怕，出卖同志。

但机关大院看上去可不像电影中那么阴森恐怖，既没有刑具，更看不到血迹斑斑。在我记忆中，大院是一方恰人的天地。我们刚搬进去时，院内还遗留着旧军阀的兵营，它们成了此地沧海桑田的见证。古柳的垂枝梳理着阳光，粉红的玫瑰盛开在低矮的柏树丛中。米色的办公楼很有俄罗斯风格，人们给它们起了别号，诸如飞机楼、马蹄楼等等。这些楼的后面，西山像是梦幻世界中的布景，蓝殷殷的山峦倚着蓝殷殷的天。

大院外，一方方稻田、荷因连成片。二姨告诉我：红花莲蓬白花藕。至于荷叶，二姨拿它代替锅盖熬粥，她熬的粥带了青青的浅绿，清香扑鼻。

虽然大院中风光旖旎，但它毕竟不是世外桃源。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一天24小时在此巡逻把守，凡进出大门的人都必须出示通行证，孩子也不例外。

而我们常常忘带通行证。这时我们就混在人群中或绕到门卫的身后走，有时也能溜进去，一旦被抓住，卫兵就把我们领到岗亭后的传达室，看传达室的老人很和气，他认识所有孩子的父母，我们被发到那里，他便问我们父母近来可好，然后按铃，卫兵也只好让我们进去。

那些年，我们这些孩子给卫兵制造了许多麻烦。如果哪儿的铁丝网坏了个缺口，或墙头哪个地方可以翻得过去，这类秘密总是不胫而走，大家肆无忌惮地抄起近路，一般都是去颐和园游泳滑冰。

1957年秋，我进了西苑小学读书。这儿的大部分学生来自机关，其中不少高干子弟，有些同学的父母在附近的中医研究院工作，我的班上50个学生，工人家庭的孩子极少。

那时候大院里的同学已经多多少少具有一种朦胧的优越感，但这种感觉远不如后来的干部子弟对自己父母地位的意识那么强烈，也许这是因为50年代国人还相信毛泽东所说"我们的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而"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记得一次班上一个女同学被人取笑，她的父亲是位驻外大使。班上的男生们起哄，追着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叫："喔喔，某某的爸爸是'大屎'！"一直闹到她大哭，拼命否认自己的爸爸是大屎。弄得老师不得不出面把几个男生狠狠叱责了一通，着他们赔礼道歉。

这事只是无聊，另一个女孩遭嘲弄的事则更为令人不安。这个女孩出身工人家庭，父母收入低微，冬天家里没有足够的钱买煤，她只能去学校附近的垃圾堆拾煤渣。拾煤渣的活儿很辛苦，冬天早上6点半户外仍是一片漆黑，西北风刮在人脸上跟刀子似的。在垃圾堆里，她得把别人家头天用过的煤球一个个砸开，看看还有没有能再烧的煤核。风不时把灰扬到她眼里，她伸手去揉眼睛，脸上黑一道灰一道。她穿着破旧的衣服，为的是省下稍好一点的上学时再穿。捡到一家够用的煤渣要花很多时间，她这么在寒风中苦干的时候，同学们都还在拥装而眠，暖气开得足足的。

偶尔有一天她拾煤渣被一个男生看见了，他忍不住四处张扬，很快全班都知道了这个"新闻"。男孩子齐齐喊："灰姑娘！捡煤核！"这女孩脸涨得通红，但她既没哭，也不吱声，坐在位子上嘴抿得紧紧的。从此她见班上谁都不搭理，下课转身就回家。第二年，没见她再来上学，不知是转学还是辍学了。我想辍学的可能性更大，因为就近没有其它学校。同学中没人打听她的下落，她跟班上谁都不是朋友。

这一小插曲不久就忘了，1958年大家的脑子里尽是些宏伟的蓝图，诸如赶超英美、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之类。什么是共产主义呢？按我父母的解释，共产主义是人类的理想社会，每个人都大公无私，因此可以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并且，按他们的说法，似乎在共产主义社会，每一样东西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这简直太妙了！我向往美好的共产主义，因为我非常渴望得到糖啦、冰棍儿啦，还有很多很多的小人儿书！

小人儿书不贵，一两毛钱就能买到，但父亲每星期只给我一本。星期六是大家伙儿都高兴的日子，吃过晚饭，我便尾随父亲到他房间，眼巴巴看他打开书橱门。橱里放着一大摞簇新的小人儿书，这些书绘图精美，内容有趣，每一本父亲都亲自挑选过，每一本都让我爱不释手。看了这些小人儿书，我开始认识孙悟空和猪八戒，诸葛亮和刘关张，108位梁山好汉，还有哈姆雷特、李尔王、奥赛罗等等。我真想一股脑儿把父亲书橱里的小人儿书和好些我在书店里看到的小人儿书通通据为己有。为这个原因我也要举双手赞成实现共产主义。

大人自然也有他们的奔头，要不然他们为什么废寝忘食，于得这么玩命？当时有个词儿叫"连轴转"，更有一句口号，叫"一天等于二十年"。

这就是大跃进，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如潮水般涌来。人人兴奋万分，晕头转向。先是大炼钢铁，全国各地，上上下下，每个单位都建起了小高炉，土法上马。我们小学生则四处搜集废铜烂铁，在大院里挖地三尺，这里刨出几枚锈迹斑斑的钉子，那里捡到一只穿了底的破脸盆。有同学怕自己的小组落后，便偷了家中的铁锅铁壶来充数。我没干这事，因为我知道二姨准不乐意。饶是这么折腾，大院的高炉也没炼出什么像样的铁来。

另一个叫做"除四害"的运动倒还见点成效。连续三天学校不上课，我们坐在教室楼的房顶上，敲锣打鼓，把铁盆和铝锅拍得山响，同时挥舞小旗，可着嗓子叫嚷——这是一个统一的行动，全北京所有的人都在这么干，为的是轰麻雀。三天下来，麻雀们精疲力竭通通上西天。无数的其它鸟类也受到池鱼之殃。当然啦，革命就得有牺牲嘛，比起共产主义天堂来，牺牲几只鸟儿又算得了什么？

后来，连二姨也卷入运动了。1958年整整一夏天她没睡过午觉。天天夹着一把苍蝇拍，提着一只小板凳，捧着一个火柴盒，到机关花房假山后边的一个地点去打苍蝇。这个地方以前孩子们大概常在这儿撒尿，有点儿臭烘烘的，不时引来些苍蝇出没，把二姨也引来了。日复一日，她在这儿耐心等待苍蝇。每打到一只，二姨便把它小心地放进火柴盒里。她这么做可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而是为了我，我们学校正进行消灭苍蝇的竞赛，各人以火柴盒里的死苍蝇数目见输赢。不消说，我在比赛中常常名列前茅。

二姨总是尽心帮助我。到了1958年，她突然发现自己闲得要命。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共产主义，每个单位都匆匆忙忙建起了大食堂、洗衣房、幼儿园。我父母坚持让全家去吃大食堂，以便习惯过集体生活。而我们全家的衣服则要拿到新开的合作洗衣房去洗，那里的洗衣工人毫无经验，二姨常常抱怨他们把我们的毛衣绸裙洗得一团糟。我父母费了不少口舌对她解释说这是新生事物，开始虽出现些小问题，我们还是应该支持，不要泼冷水。

后来我父母又决定把我的弟弟小炼送去上幼儿园，让他从两岁时就开始培养集体主义精神。他去的幼儿园只收机关的孩子，人人都说这个幼儿园很棒，一切全学苏联，有一个占地不小的游戏场，外加一个颇具规模的儿童嬉水池，池中有蘑菇状的喷泉。还有抽水马桶、浴缸和许多价格不菲的新玩具。

除了设施齐备，幼儿园的老师也年轻，又有知识，每位老师都受过正规训练，不像街道里弄托儿所的老大娘，孩子们做什么都放任自流。小炼的老师们特别强调纪律，幼儿园的小朋友上厕所都有固定的时间，一切安排都合乎科学依据。

可惜小炼在这样科学的幼儿园里却度日如年。星期一早晨，他必在家磨磨蹭蹭，赖着不走，熬不过就哭，像只可怜的小羊羔就要走进大灰狼的血盆大嘴一样。父母和二姨必得横哄竖哄，又是糖果又是新玩具，这才勉强上路。

到了星期六，二姨和我去接他。我们总能看见他抓住铁栏杆，眼巴巴望着大路，一旦瞄到二姨的身影，便挥舞小手，兴奋地又跳又叫。一离开老师的身影，炼就开始求二姨："下星期让我呆家吧，我乖，我帮你干小事儿。"二姨作不了主，只得一次次说不行。

小炼3岁生日那天，二姨早早就起了。她煮了好多鸡蛋，把它们染红。按北京的风俗，红蛋会给"小寿星"带来健康和好运。二姨做的红蛋真漂亮，我恨不得把它们都拿来吃了，但二姨只给我两只，剩下的放在小篮子里，提着上了幼儿园。没过多久，二姨回来了，眼圈红红的，原来幼儿园有规定，星期一到星期五家人不能探望孩子，更别提送吃的东西了，生日亦不例外，规矩就是规矩。二姨求情不成，失望得差点当着老师的面掉眼泪。到头来，所有的鸡蛋果然都归了我。

二姨觉得拿了我父母的工钱不干活儿，心里正是过意不去，扫盲运动又开始了。母亲建议二姨学识字，二姨求之不得，连连答应。于是每个晚上，母亲都在书桌边教二姨几个方块字，二姨则在第二天照葫芦画瓢，一个个记住它。

1958年二姨虚岁56，在以前的人看来，她已经步入老年，可她连自己的姓名都还不会写。在这个年纪再让她像小学生那样一笔一划学写汉字，真真是为难她了。但她咬紧牙关坚持不懈，我从没听她抱怨过课程太难或母亲教得太快。不久，她已能参加专为扫盲开设的夜校了。在夜校里她每次测验都能"放卫星"，拿到老师嘉奖的小红旗。二姨给我看这些奖品时，眉开眼笑，像个孩子似的。可惜一年之内，扫盲运动也像其它运动一样有头无尾，那时二姨已认了一千多个字了，可以读报和写点简单的书信了。

10年后，这件事真成了我的一个福音。说真的，我认为扫盲运动是大跃进年代做的唯一一件好事。1968年，我去北大荒，在养猪场工作了几年之后，越来越觉得孤独和迷们。似乎整个世界都行色匆匆，乘着时代列车，满怀豪情奔向前方，惟有我原地徘徊，坐井观天，寻不到理解，找不到知音。连父母都形同路人，他们的来信和报纸的社论一个腔调，大谈什么知识青年扎根农村大有作为。再加上我对自己往日的所作所为悔恨交加，一时间，万念俱灰，只觉得四面楚歌。

幸好还有老二姨不断给我写信。她的信总是很短，很简单，说她想念我，日夜盼望我回来，母女们能再团圆。这些信错字连篇，却温暖着我的心，赋予我继续生活的勇气。我简直不敢设想如果二姨当年那阵子没学会写信，我还能不能有今天，也许孤独和绝望早逼我走上自绝于人民的不归路了。

8　饥馑之年

1959年，天灾人祸席卷大地，大跃进不了了之。然而也有很多人把大跃进看作是这场灾祸的诱因。且不论孰因孰果，到了是年末，粮食突然严重短缺，猪肉、鸡、鱼、糖、点心、干果鲜果、罐头食品、菜蔬……，一句话，凡是可吃的东西，全都从货架上消失了。很快食物开始凭五花八门的票券供应，粮票、油票、肉票、鸡蛋票、豆制品票。糖票、烟票、布票、棉花票，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每一票证对城市居民的生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

这些票券使整个社会发生了变化，钱不再是万能的了，我的曾祖父要是地下有知，准得气得再死一回。如今是没有票证，即便有大把大把的钱，照样什么都买不到。那么票又从何而来？是从人们的城市户口来的。一时间，派出所颁发的这张小小的白纸片儿，突然变作了无价之宝，城里人没有它简直没法生存。而农民却什么票也领不到，他们种了粮食除了养活自己，还必须向政府交售公粮。

全国各地的票券还不一样，河北省的粮票到了北京就不能用。这一制度的实施使得人口流动越来越难，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调还相对容易，要想从农村和小城市调往大城市，特别是调进北京和上海，简直难于上青天。这样一来，小老百姓就只好"安土重迁"，而各级政府官员则有了比以前更大的权力。

在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什么权力，什么自由，大家一时且顾它不上，怎样才能填饱肚子，成了人们最关心的问题。饥荒的年头，大伙儿的胃突然变作了无底洞。吃得越多，饿得越厉害。饥肠辘辘，共产主义的美梦也搁浅了。

有粮票在手，北京的成年人一个月能平价买上约莫30斤粮食，儿童的定量因年龄而异。除粮食之外，每人每月还能摊上小半斤肉、几只鸡蛋、4两油和若干豆制品，这些定量大多还得看供应的情况。

有些时候某些鱼和猪下水不凭票，到货就卖。这种消息在大院里通常传得比野火蔓延还快，邻居朋友奔走相告，人们抓起竹篮，一路小跑，马上店里店外就排起了几百人的长龙，长龙慢慢儿蠕动。二姨和我先轮流排，待得转了几个圈子，过了两三个小时，快到柜台时，我们俩便都加入进来老老实实排着，这样我们便能买双份儿。

排队我倒不在乎，即使是烈日炎炎，或是寒风刺骨，我最恨的是眼看就要排到二姨和我了，东西却卖完了。这时后边的人们都会懊丧得大呼小叫："哎呀，怎么没啦！"他们会一个个走上前来，亲眼看到一只只筐子里的确空空如也，这才悻悻然离去。好在这种失望有个铺垫，食物快要卖完时，营业员往往会发出通告，让顾客有思想准备。这种场合，我会远远站在柜台外，估量一下剩下的货物，数一数排在前面的人头，只要有一丝希望，都会坚持到底。这时大家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决不让人插队。一有人动这个念头，我就嚷嚷："自觉点儿，不许加塞儿！"没人会责备我不礼貌，我也觉得这么做没什么不对。

那时，我家已经不在大食堂搭伙了。食品供应这么紧张，在家二姨精打细算，自己做要好得多。其他人大概也这么想，往日熙熙攘攘的大食堂如今门可罗雀。邻居和朋友在大院里见面，常常交换关于饭馆儿的信息，哪家店炒菜的油水足些，哪家店的饭蒸得干些，吃了可以更耐饿。

"去莫斯科餐厅！他们卖高价蛋糕，不用收粮票！"

"上紫竹院活鱼餐厅！这几天那儿有活鱼！"

"清真馆更好，他们的牛羊肉给得多！"

"颐和园那儿有家小吃店卖人造咖啡，喝着跟真的一样，尝尝怎么样！"

下一个周末，父亲就会带小炼和我去其中的一处打牙祭，二姨和母亲总说她们得留在家里看小弟弟，不和我们一起去。那些年，餐馆的莱价贵得惊人，食品质量则每况愈下。一碟没两片肉的炒菜从前最多卖1块钱，现在卖10元，人们还跟不要钱似的抢着买。父亲一向把钱财看得很轻，他的钱来得容易去得快。有了钱给孩子们买点吃的，增加点营养，总比在银行里放着要来得强些，在这个指导思想下，父母在瑞士存下的四五千元很快就告罄。到了60年代他们连个银行存折也没有了，每逢月末，父母还得向二姨借上10块20块的应应急，几天后发了薪就把钱还上，可是下个月底又得再借。

那三年，身体吃了大亏的是母亲，她总是心甘情愿默默省下食物给我们。母亲属牛，她常说："我是一头老牛，身体壮，吃点儿草就能从早到晚地干活儿，你们别为我担心。"现在想来，母亲真的很爱我们，可惜她生前我却一直没有意识到。

有时我兀自琢磨为什么母亲从不像二姨或别人的妈妈那样搂我抱我，亲我吻我，叫我的小名儿，她甚至羞于对我们说任何表达温情的话。也许她是职业女性，国家干部，这么做会使她感到尴尬？又或者她的儿时别有一段情怀形成她日后刚硬的性格？1960年，母亲生了第三个孩子，产妇比普通人多了一些鸡蛋和鱼肉配额。母亲不顾自己还在哺乳期，硬是不声不响地将这些食物全部推到了我们的碗中。几个月后，母亲由于营养严重不足，全身水肿，血压升至二百多，脸色由昔日的红润变得蜡黄。用手指在她额头上压一压，陷下去的坑半天都弹不回。见到她的每个人，特别是父亲和二姨，都吓一跳，觉得她的健康大成问题，于是母亲被重点照顾。但她的血压一直居高不下，喝海宝、打鸡血都无济于事。她的体质从此再也没有复元。

父母为襁褓中的小弟弟取名跃，这个名字今天听来着实具有讽刺的意味。但在60年代，许多城里人不了解大跃进和饥荒之间的联系，了解实情的人又不敢说话，各级地方干部谎报成绩。农民因忙于修水库或大炼钢铁，很多地方稻谷烂在田里。不科学的深耕密植破坏了土质。少数几个敢于直言、为民请命的，如彭德怀将军，得罪了毛泽东，不免被罢黜。

结果在60年代北京市民只能相信报纸的宣传：饥荒是因为天灾，再加上苏修的背信弃义，逼我们还债，但困难是暂时的，有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再大的困难也能克服。报上又说：这么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都没饿死一个人，如果这种情形发生在旧社会，还不得饿殍遍野？这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北京居民的定量比别处高些，这些话哄哄北京人还听不出多大的破绽。至于这个机关，在西北有工作站，那里的士兵可以开车出去打黄羊，然后用大卡车直接拉回北京在院里分给干部。即便如此，我翻开相册，仍惊讶地看到自己1960年前后一下子变得很瘦，我说"惊讶"，是因为我没有印象当时感到过饥饿。除了母亲的自我牺牲，父亲也"勒紧裤带"。作为高干，父亲享受每月多两斤肉的特权，是谓"肉干部"；而母亲作为普通干部，每月只得两斤大豆，是谓"豆儿干部"。父亲的"肉"，有如母亲的"豆儿"，最后都进了小炼和我的肚子。

如果说在困难时期父母唯一的办法就是花钱，那么二姨，一个旧社会过来的穷寡妇，则远比他们足智多谋。好几回，我跟二姨去历险，我们在黄昏时分偷偷潜出大院，手提包里藏着米袋，到当地农民那里买黑市米。

我们来到村里，天色已晚，二姨轻轻敲一扇门，有人从里打开，我们便快步溜进院子，一声招呼都不打，也没人发问。人得里院，农民便拿出一袋米给二姨看，二姨将手伸向袋底，抓出一把，摊在掌心细细看过，挑出毛病，然后双方压低嗓门讨价还价。几个会合，价钱谈妥，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最后农民还会从他的园里给我们弄上些黄瓜扁豆以示友好，希望我们下次再去光顾。

大人们忙于交易，没人留心到我。这种方式买东西我以前从来没见过，平日见到的国营商店都是明码标价，而这里则是"漫天要价，落地还钱"，而且二姨对农民的米挑出越多的毛病，他们倒似乎越开心。有时二姨会说："拉倒吧，你开的价儿这么离谱，我不买了！不买了！"而对方也就作些让步，于是成交。争归争，不伤和气，也谈不上什么交情，完完全全是一桩生意。

我们回家的路上，米袋沉甸甸的。二姨背大袋，我背小袋，得走好长的一段路。尽管我浑身透湿，却不敢放慢脚步。二姨见状，便说真高兴看我长大，成了她的好帮手。走着走着，她又叮咛不让我把刚才看到的事告诉任何人。她的话使我感到责任重大：我当然不会告发她，给她惹麻烦，她是为我们全家着想，甘愿冒这个险。我已经10岁了，这些事儿岂有不懂之理？

我想父母对此也心知肚明，但为了面上的原因，他们还是得对二姨表明立场，指出买黑市米是非法的。作为党员、国家干部，他们不赞成这类行为。

"我一不是党员二不是干部，"二姨申辩，"觉悟不高，也不怕犯错误，反正我不能眼看小瑞和小炼吃不饱。再说了，现在机关好多人家都从农民那儿买米，领导不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么？"

这倒是实话，我父母此后也不再提这事儿了。我们的定量一到快用完，二姨和我便又在天黑时溜出去找农民。父母只是每月多给二姨些钱，对钱的去向则不加闻问。二姨也不报帐，彼此心照不宣。

有时二姨会起个大早，挎上竹篮出门，我知道她是去大石桥买回鸡腿。60年代大院周围环绕着大片大片的水田和荷塘，无数青蛙在这些池塘里安家。早春时节，我最爱看小蝌蚪在清澈的溪流中穿梭。一连几天它们都一个模样，突然有一个早上它们的身上长出四条小腿，皮肤也由黑而绿，变作了可爱的小青蛙，蹦蹦跳跳，一个猛子扎进水里游开去，一路狐狐唱着歌。

星光夏夜，青蛙们在水田这个如沸如羹的露天剧场大显身手。清凉的微风裹着稻香和荷香，将蛙鸣送出很远很远。整个世界似乎都在侧耳倾听，月亮也从柳树梢后渐渐探出头来，小草挂了感怀的泪珠。夜复一夜，我就在这既嘈杂又平和的催眠曲中入睡。

如果说1958年北京的鸟儿绝了踪迹，那么饥荒岁月青蛙也跟着遇了大劫。农民的孩子每个晚上都带了钓竿捕捉这些小歌手。日出前，它们从竹编的囚牢中被拎出来活活剥去皮，在溪中冲洗一下，然后用竹签串起。顾客陆续登门，很多是像二姨那样的老太太。五只一串的田鸡约卖两元，相当北京一个熟练工人一天的工资。

买卖有利可图，露天剧院日渐空旷。夜间，零星的几声蛙鸣令人感怀此地昔日的繁华。不过坦白地说，那几年一见到二姨提落着一包滴血的荷叶回来，我的兴奋远远盖过了怜恤。桌上到底有一盘美味佳肴了，那可是肉类！吃的时候，我不但大嚼其肉，连小骨头都不放过。

困难时期，二姨除了四处发掘购买食物的途径，还自己动手养鸡、种自留地。这使她变得忙碌不堪，连读书识字也让了位。有父亲和我做帮手，二姨在大院内开了两块荒地，加起来不到半亩，周围竖起栅栏，与邻家的神圣领土秋毫无犯。接着我们便讨论地里该种点什么。二姨决定种上玉米，因为玉米产量高，且无病害。玉米抽芽后，她又在垅间点下豆子，以期最大限度利用土地。豆子也长起来，二姨更是闲不住，每天施肥灌溉，兼看青防盗。

离我们地块不远是一排用残砖破瓦和油毛毡搭成的鸡舍，其中有一小间是我们的。看守这些能飞会跑的家禽比看庄稼又要难上一层。有天一只名叫风头的芦花母鸡不见了，二姨和我满大院寻找，"咕咕哒，咕咕哒，"二姨直喊得声嘶力竭，就是听不到半点儿回应。

二姨很是惴惴不安。搜索了3个小时，两人无功而返，累得精疲力尽。二姨刚坐下不到10分钟，又跳起来冲了出去。这次她孤军作战，挨家挨户的自留地都看了一遍，连别人的鸡舍也偷眼瞧了一轮。天黑下来，二姨两手空空，悻悻然回到家，沮丧得就像丢了个孩子。

二姨的母鸡确实有点儿像她的孩子。小鸡是她从农民手中买来的，刚孵出的鸡小得连雌雄都辨不清楚，饥年灾月的，养大一只鸡有多不容易！二姨和我常常在大院里左寻右觅，挖些可以吃的野菜，带回家洗净、剁碎、煮烂，小心翼翼地拌上些许玉米面给它们吃。二姨还常挖了蚯蚓来喂它们。饶是这样，也只有四只母鸡长大。二姨分别给它们起了好听的名字。这四只母鸡还算争气，为二姨忠心耿耿地下蛋。现在有一只突然失了踪，八成已经炖在别人的锅里，就等端上桌被那些家伙美美地品尝。念及此，二姨义愤已极，茶饭不思，整个晚上都咬牙切齿地咒骂偷鸡贼。

9　坏女孩

大跃进和饥饿像两场洪水，浩浩荡荡，殃及全国几亿人。而这段时期我自己的生活则是水下的潜流，充满了烦恼和焦虑，不可救药。

烦恼源于我的弟弟小炼。小炼活泼可爱，3岁的他闪着两只深褐色的大眼睛，一头柔软的黑发衬一张红扑扑胖乎乎的脸蛋。他笑的时候，嘴角有对深深的酒窝。大人们都喜欢孩子脸上有酒窝，可惜我没有。小炼的俏模样使他从小自信过人，什么时候都大大方方的，人来人往的交际场合表现尤为出众。无论在公共汽车中，在路上，或是在百货店，在幼儿园……他走到哪里都招人喜欢。

父母的同事，也是我们的邻居，只要一来我家，准逗小炼唱歌，让他背唐诗，或跳一段舞，小炼求之不得，总是欣然从命。我不得不承认他的表演确实出色。这种场合，对他的赞扬声不绝于耳。www奇Qisuu书com网他是舞台上的小明星，唱主角，我则被冷落在一旁。为此我心里老大不快。

这简直太不公平！我唱歌跳舞绝不比他差，诗词知道得也比他多，还能背诵好多篇古文。怎么没人请我表演呢？也许他们认为女孩子不会背诗，就知道玩洋娃娃，过家家，但父亲呢？他应该了解我呀。我才不是那样的女孩儿。父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亲自教我诗词，母亲也教了我很多歌曲，为什么他俩不提议让我也来上一段？连他们似乎也忘了我的存在。当那些讨厌的客人一个劲儿为小炼鼓掌叫好的时候，他们忍不住含着笑为小炼得意。过去让他们得意的可一直是我！

当然，我在那个年纪不可能了解中国社会一向重男轻女；我更想不到这些客人，虽然他们嘴上大谈共产主义，骨子里却还守着老规矩。恭维人家的儿子，这样才是识相的客人。而恭维人家的女儿有时会适得其反，小心眼的主人会误认为这是客入有意挖苦。女儿大了总要嫁人，赞美她等于说主人在做无益的投资。世故的客人都避免这种尴尬。

如果当时有人对我讲明，即使我不能全懂，多少会知道小炼的受宠与传统文化有关。但我满耳听到的却是新社会妇女解放啦，男女平等啦，妇女能顶半边天之类。所以我认定别人赞扬小炼而冷落我，必是我有错，要不就是小炼的错。可不是？千错万错都是他的错，我能有什么错？

从此，我们姐弟之间的持久战拉开了序幕，从顶嘴发展到了拳脚相加。在我看来，小炼既虚荣又狂妄，根本不把我这个当姐姐的放在眼里。我总想教训他，让他懂点规矩，可是父母偏偏并不想树立我的威信。

父亲有个理论：两个孩子打架，姐姐比弟弟大5岁，不消说，错一定在大孩子身上。她应该哄着小弟弟，照顾小弟弟，得理让三分。小炼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秘诀，并把它发挥得淋漓尽致。

有父母作后盾，小炼有事没事向我挑衅，扯头发，从背后撞我，翻我的东西，恶言恶语，这些都是他的看家本领。我奋起反抗，他又踢又打地还击。然而只要听到父母中任何一个的脚步声，他的眼泪说来就来，真是天生当演员的料。（197年北京头牌剧院"人艺"只面试了一回，就决定要他，可惜父亲极力反对。父亲哪儿知道小炼演戏的天赋！）就凭这，他使父母深信：他是一只可怜的羔羊，就快被我这头凶恶的老虎撕成碎片吞进肚里。（无巧不成书，我属虎，他属羊。）

只有我清楚他的花招，但我懒得向父母解释，说了也白说。反正他们有成见在先，惩罚就惩罚好了。我不会向他们求饶！我变得越来越固执，破罐子破摔，我就是要招他们讨厌！不再想做日内瓦湖畔的乖女孩儿，我甚至恨自己是女孩儿。从此我喜欢跟男孩们一起爬房。上树、弹球、打弹弓这类游戏。我玩得比大多数男孩都野，跑得比大多数男孩都快，可惜我仍然不是个男孩子。

记得有一回我和一帮男孩在大院里捉迷藏，轮到我捉人，找呀找，找了好久怎么一个人影也不见？最后我才醒悟过来：他们全躲在男厕所里。"好啊！这帮臭不要脸的！这么狡猾！欺负我不敢进男厕所？非教训你们一下不成！"我回家找出一把锁，把男厕所从外面锁了个严实。真痛快！出完这口恶气，我潇洒地回家吃饭。也不知后来他们怎么逃出那个臭烘烘的鬼地方。我不问，他们也不提，这毕竟是他们没面子。但我真正的敌人还不是他们，而是小炼。日复一日，我肚子里窝着一把无名火，小炼成了我的眼中钉、肉中刺，我饶不了他！

星期六又到了，小炼从幼儿园回来，一家人坐下吃饭。一见到小炼，二姨做的菜再香，到了我嘴里也味同嚼蜡。瞧他那德行！他又在臭显摆谱了，故意在饭桌上对别人有说有笑，眼睛也不朝我翻一下。我默默吃着碗里的东西，让他们把我晾在一边。突然，我站起身来大声宣布："小炼一定活不过5岁！"

这一来，语惊四座，片刻的死寂。随后一声霹雳，母亲跳起来，喝住我：

"你说什么？你敢咒你弟弟？想让他死？你这么黑心！你这个恶毒的孩子！……"

她气得声音发抖，脸扭作一团。过去有种迷信，说不吉利的话会应验，原来母亲身为党员，口口声声信仰唯物主义，到头来也还免不了迷信。轮到父亲，他用拳头砸着桌于，碗碟乱颤。他一把拽住我的胳膊，把我拖离饭桌。拉到另一间房间，他用力把我的手掰开，在我的掌心狠狠地打了一巴掌。

这一巴掌把我吓坏了。虽然不疼，但疼不疼不重要，重要的是父亲第一次扬起手打我！过去我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父亲连一个小手指头也不曾碰过我。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一巴掌是我生活的转折点，是我不幸的发端。无论如何，这是我自讨的。

从那以后，父母打我一发不可收拾。有时打我是因为我不听话做了坏事，有时只是他们臆断我心怀恶意，在动歪脑筋。

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是怎样冤枉我的。一天晚上，父母在外边开会，深夜始归，这段时间我躲在他们的房里看书，看着看着睡着了。大概一阵风把门吹得锁上了，父母到家时，径直走向卧室，但发现门是锁着的。

他们一定是敲了半天门才把我叫醒，我打开门，还没来得及张嘴说话，父亲就一把抓住我的手，边打我手心边呵斥："你现在怎么越变越不像话？竟敢把我和你妈关在门外？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家！下次你要再干这事，我非狠狠揍你不可。你给我好好听着！"

我当然知道这个家是他的，是妈妈的，是小炼的。这个家就是不是我的！想想自己还是太小，没法养活自己，只好依赖父母，吃他们的饭，穿他们的衣，受他们的气，简直窝囊死了！

平心而论，我对父亲并不太怨恨。他每次打了我的手心，便会到我房间来和我讲理，为我提供一个辩白的机会。如果我讲得在理，证明我是被冤枉的，父亲会向我道歉并说他态度不好，太急躁了，下次一定注意。只有这一刻，我的眼泪才会扑簌簌地落下来。这些眼泪都是滚烫的，因为我忍了很久很久。我下定决心不在我的敌人面前掉一滴泪。

如果我不能使父亲相信我的蒙冤，他便开始教育我，让我知道做错了什么什么事。讲完之后，他多半会加一句自责的话，说他自己不够耐心，打人总是不对的，他只是气不过；其实他和母亲都很喜欢我云云。

每次我听他这么说，总有一阵感动。但我已不再相信他和母亲都喜欢我这句表白。母亲，我早就对她彻底失望了，我发现她绝少有自己的主张。虽然她的学历比父亲高，她只是一味崇拜父亲，把父亲的每句话当作金科玉律。父亲若说我是个坏孩子，她便说我简直不可救药。父亲打我，她说应该，我是自讨苦吃。父亲对我抱有什么成见，她便对我抱有什么成见，休想指望她来帮我说服父亲。在我们家，什么都是父亲说了算，母亲惟有言听计从。

回首往事，我感到我那时亦如一头纸老虎，外强中于。表面上看，我锋芒毕露，人人都说我是个假小子，疯玩野跑，没心没肺。又有谁看到我的内心？我的内心深处充满困惑和悲哀，无所适从。

夜深人静时，我会拥着被子掩面而泣，把自己想作是可怜的灰姑娘。早些年，我是个小公主，父亲母亲全都那么爱我；现在我是在后母的淫威下，灰头土脸，辛苦劳作，而我那丑陋的姐妹们却满身绫罗绸缎，在皇宫翩然起舞……我遭受这样的苦难是因为我的亲生父母已不在人世，他们在九泉之下，爱莫能助，他们也在为我流泪……

我在脑海里一次次排练着这一个悲惨的故事，既苦涩又带点儿甘甜。八九岁的年龄就怀疑自己是件很糟心的事。谁知道大人们会不会不幸而言中，我真是那样一个坏心眼的女孩？为什么我会这般痛恨小炼，以致把整个世界分为两大阵营：那些喜欢他的人与我不共戴天，那些不喜欢他的人才有可能成为我的盟友？此外我还有其它烦心事：是不是我的确没有小炼聪明？所以在校成绩平平，三四年级的语文课本一点儿也提不起我的兴趣，我写的汉字丢三落四，这儿一竖竖少了，别字连篇。父亲笑我是"花盆脑袋"，盖因花盆的底部有个洞，盛不住东西。

我的书法更是一塌糊涂。想想也奇怪，两年来，不论我怎么刻苦练习，就是没得过一个四分，最好的分数是三加，幸好老先生手下留情，最差是三减，让我勉强及格。我于是得出结论：我就这点天赋，再练也白搭。

如果说我写不好汉字还可以自嘲一番，那么数学上的窘境使我只想躲起来大哭一场。那时我们在学加减乘除四则运算，同学们驾轻就熟，老师一出题，大家都举手，抢着在黑板上写出答案。而我却丈二和尚，一脸茫然。

一堂课接一堂课，情形始终不见好转。时至今日我还清楚记得在课堂上的感觉：又恐慌，又羞愧。缩在同学背后，避免与老师的目光接触。哪怕闪过一下老师会叫我回答问题的念头，我都会紧张得心狂跳，脸通红，50分钟的课在我看来简直像100年那么长。

二姨是唯一向着我的人，她从不说我坏，也不说我笨，可我那时确实有点失去理智了，不但不思感激，还专跟二姨过不去。其实我是在跟自己过不去，想方设法让二姨相信我就是大家想的那样一个坏女孩。我一天到晚对二姨粗声粗气；把刚穿上的干净衣服弄得一塌糊涂；她给我洗头时，也不肯好好坐；到点了不肯上床睡觉。诸如此类还嫌不够，我开始偷她的钱。

偷东西，我知道真正的坏孩子才干这种事，可不知为什么，我却偏要这么做。第一次，我从二姨的大衣口袋里拿了1块钱，下一轮，我拿了3块。我并不是想买什么东西，我拿了钱，一点儿用都没有，随便就把它花了。记得我买过荔枝，那是南方来的鲜果，很贵，但我根本不爱吃荔枝，把它们都给连朋友都算不上的同学分吃了。我买的其它东西更是莫名其妙。

然后我就一心等雷霆爆发，电火从天而降，等二姨也加入讨伐我的行列。那时我心里充满恐惧，我知道只要二姨也开这个口，我便彻底没救了。但日子一天天过，风平浪静，二姨一如既往疼爱我、信任我。

渐渐我悟出来了，尽管那时我还说不出所以然：二姨对我的爱与父母对我的爱是很不一样的。如果我是个失败者，或为社会所不齿，诸如成了右派或反革命分子，我父母早晚会面对现实，承认我的确不成器。尽管这对他们来说很痛苦，因为他们也是爱我的，但他们对我的评价建立在我是否真正优秀的基础上。

二姨对我的爱全然不同。哪怕我命途多舛，哪怕我被法庭判罪，哪怕我遭全世界唾弃，她对我的爱不会稍有动摇。甚至，她会比从前更怜惜我，以补偿我在别人那儿受到的冤屈。她只听信我的一面之词，从不起二心。世上没什么能让她相信我不是最杰出的。她对我的爱是盲目的，简直不可理喻。人们会说这种溺爱足以宠坏一个孩子，但实际上，正是她的这种爱拯救了我。她对我有这么高的期许，我如何忍心让她失望！

当我明白了这点，就像一个在惊涛骇浪中行将灭顶的人突然踩到了一片坚实的陆地，恶梦逐渐消退，宁静重新回归。我不再因别人的幸运而心怀妒忌。他人纵有金山银山，我自有我的一方永不沉没的小岛，在她绿色的港湾里，静静停泊着我的心灵之舟。在她的甘泉滋润下，我可以放松休想，恢复信心，获取力量。以前我也许失去过一个家，如今我又找回了自己的家园，这么安全，这么美好。我知足了。

后来我向二姨坦白了偷钱的事。父母若是闻知此事，那还了得？他们非大发雷霆不可，二姨却平心静气地听完，对我说了朴朴素素的一段话：

"你需要钱，拿我的去用。不过你得记住：将来要是你不得已跟别人借钱，千万不能忘了，而且你得尽早还给人家。过去我们家很穷，我对这种事特别当心。一个人受穷是她命不好，那也没什么。可一个人要是没有志气，不要强，那她就没出息，一辈子完了。"

二姨说这番话时轻声细语，毫无造作，却在我心中镂下难以磨灭的印记，成了我此后安身立命的指针。其实，真正教我如何为人处事的还是二姨自己前半生的故事，这故事我从小耳熟能详，它在不觉中教我什么是自强，什么叫志气。除了自尊自爱，这故事还向我灌输了不少别的东西，比如"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还有"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等。作为女子，贞节操守比眼睛更珍贵。

10　二姨的名字叫贞

二姨姓田，名奚贞。一个贞字，暗合了她的品格。她生于1904年，那一年光绪帝还在位，大权却牢牢握在慈禧太后手中。二姨娘家上几代都是皇家工匠，他们祖传的手艺是搭席棚。夏季来临或有重要的活动，比如红白喜事，大户人家都要搭棚。在老北京，一家的席棚是否气派，显示了这家有无经济实力。对这类门面上的事，人们可津津乐道了。得了夸奖的人家洋洋得意，被比下去的则会感到颜面大失。

御用的席棚，勿庸置疑，一定是首屈一指的，这里也寄托着二姨家祖先的骄傲。"席棚奚家"在老北京遐迩闻名。满清时期，奚家隶属内务府，住在皇城外筒子河西边，那一带当年住着许多这样给皇上家当差的手艺人。

二姨小时候，邻居肯定短不了在背后嚼舌头，说奚家祖上不积德。所以一连生了5个女孩，到最后才得了个男孩，男孩长大了没什么出息，反是奚家这五千金，受了她们母亲的调教，个个心灵手巧。

她们的母亲也是手艺人家的女儿。跟奶奶家不一样，他们不是旗人，无权无势，唯有一技傍身。祖传的手艺是他们安身立命之本，光宗耀祖之源。只要后辈肯学，家中就不愁没饭吃。在这个意义上，手艺便是这些匠人们的"铁杆庄稼"。

二姨的母亲多才多艺，她擅长的并非琴棋书画，而是些居家度日的技能。她有心把这些技能通通传授给几个女儿，但俗话说，"五个指头不一般齐"，二姨的5个姐妹各各只领得了母亲的一招两招。

二姨的大姐长大成了烹饪里手；二姨排行第二，和四妹一样精于女工；二姨擅长裁剪，四妹擅长刺绣；二姨的三妹三十而殁，我还没出生；最小的妹妹做出来的点心则堪称一绝。

回过头看，二姨母亲教给女儿的手艺就是一份无形的嫁妆。若是她们嫁得个好人家，丈夫有身分有才干，那她们就安安分分做家庭主妇，这份嫁妆备而不用；若遇不测之风云，就像二姨的苦命，至少她们还能凭一双手养活自己。

二姨唯一的弟弟鹤立鸡群，从小受父母骄宠，又有五个姐姐将他伺候得无微不至。他去学堂读了几年书，因为日后要肩负承接香火和祖业的大任。而女孩则早晚是别家的人，替他人传宗接代。

二姨长到17岁，便许了人——父母将她许给"饽饽田家"。这家世世代代在宫廷里制造糕点，跟奚家可谓门当户对。男家着媒人前来提亲，二姨的双亲心中愿意，于是纳彩下定，单等择了吉日完婚。到这时，二姨未来的丈夫长的什么模样还全然不知，也没人觉得这是个问题，中国的旧式婚姻一向如此。作女孩儿的就该听父母之命，否则便数不孝。当然二姨也可以默默地祈祷上苍赐给她一位品行端庄的良人。

到了二姨的"大喜日子"。依照古风，新娘出嫁时要痛哭，以示对父母的孝心。二姨上轿时泪如泉涌，想到她从此背井离乡，去与一个从未谋面的陌生人厮守，她把眼睛都哭肿了。

也许上苍听到了二姨的默祷：她的丈夫果真是个正人君子。他受过几年教育，不算文化人，至少觉得自己不能一辈子做糕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不管怎么说，他是个慎微而守法的人，不喝酒，不赌博，也不打妻子。

他和二姨结婚时，宣统皇帝已经退位，内务府自然也瓦解了。二姨的丈夫在国民政府找了一个差事，虽说他只是教育部下面一个科的一个不起眼的小职员，挣一份微薄的薪水，却仍被很多人羡慕。那时要谋一份公务员的职务殊为不易，年轻人的出路只有当兵，盖因军阀割据，混战连连。但二姨的丈夫显然不是当兵的料，他能谋到一份赖以糊口的职业真的很走运，至少让他和家人过了几年太平日子。

二姨因此也做了几年传统的贤妻良母。她先是生了个儿子，3年后又生了个女儿，丈夫的收入维持四口之家捉襟见肘，端赖二姨勤俭持家，量人为出。她自己一手把孩子带大，操持一日三餐，买最便宜的菜蔬，管大小所有人的缝补浆洗，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二姨从没在商店买过衣服和鞋子，一家四口的衣服和鞋子全是二姨亲手做的。

几十年后，她的手艺仍那么纯熟，在我父母花完了他们的积蓄之后，二姨就也为我们制衣纳鞋。我还记得二姨戴了老花镜，中指上套着银顶针，就像一只闪光的戒指，她在布上飞针走线，针线在她手中似乎都有了生命，像一条小银鱼在溪流中奋力向前游。她时不时将针在头发上刮几下，润一润，针于是穿得更欢。

二姨一生都没碰过缝纫机，在瑞士时，母亲提出为她买一架。

"千万别！我不用那玩艺儿。"

"这能省不少功夫，试试看，一学就会的。"

"学得会，省功夫，是不假，可死机器怎好跟人比？你瞧这针脚，我缝的针脚外边一点也看不见，机器能行？"

于是母亲放弃了买缝纫机的念头，二姨仍对机器做活儿比她快这一点耿耿于怀。过去她的邻里姐妹谁也不敢夸口说比她做活儿快，二姨很为这事得意。受她影响，若干年后，我也喜欢用手穿针引线的感觉，我做的针线活儿慢，但感觉在那儿。一针一针，和着心跳的节奏，做针线时心总是平的。我倒是有一台美国产的缝纫机，能缝出各种针脚，我却几乎不用，偶尔借给从国内来的朋友，但多数时候，它坐在阁楼上招灰。

二姨和她丈夫住的房子很普通：灰色的砖墙，小小的院落，三间北房，一个厨房。房顶的瓦隙长出了一蓬蓬的草，雨天常常会渗漏。窗上没有玻璃，用高丽纸糊着。不管怎么说，这房子归二姨丈夫所有，这一项简直帮了他们的大忙，他们不用交租。二姨还能在小院中种几畦菜，养几只鸡。二姨勤俭持家，几年下来，她居然还为孩子的教育攒下一小笔钱。别人家孩子去上学，她决不会让自己孩子呆在家里变成文盲，这是二姨的志气。

二姨的儿子长到6岁、女儿3岁时，一夜间国民政府要迁都南京，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使二姨一家面临两难的局面。如果继续留在北京，丈夫要失业，他上哪儿再找一份工作呢？中央政府也搬了，僧多粥少，故都就业机会何其渺茫！

若搬到南京，丈夫的工资又哪里够一家的开支？他们首先得租房，首都的房价怎么也不会便宜。再者，二姨和她丈夫谁也没离开过北京，他们想都不敢想将要生活在一个远离家乡的城市，没了老邻居，街道和店铺又都那么陌生。举目无亲，缓急有点事谁给帮忙？"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既没钱又没权的人，有人愿意帮你才怪呢。

二姨的丈夫愁眉苦脸，似乎一下子老了20岁，走起路来弯腰驼背。二姨也没了主心骨，她想到家庭面临的窘境，只会急得伤心落泪。最后丈夫决定还是留在北京另找工作，却是四处碰壁，一无所获。

就在他失业的日子里，一家人坐吃山空。二姨攒下的那一小笔钱很快就用完了，继而是卖家具。二姨的细软，计有几只银镯子和玉耳环，加上几身体面点儿的衣服，悉数迸了当铺，再也没能赎得回来。紧接着他们便不得不向亲戚和熟人告贷，过不了多久，这些亲戚熟人开始躲着他们，亲戚们也都不是富得流油，可不能把钱扔在水里只图听个响声。

真是祸不单行，在这节骨眼上，二姨的丈夫又病倒了。这时他们家已穷得揭不开锅了，哪里还有钱请大夫给丈夫治病呢？只几星期，丈夫就撒手人寰，留下一个年仅25岁的寡妇，一双未成年的儿女，和一间一贫如洗的空屋。

这对二姨来说无异当头一棒，上天招走了她的男人，从今往后谁来支撑这个家？谁来养活孩子？二姨日夜饮泣，也想一走了之。千百年来，殉夫赴死对于未亡人不失为一条光荣的出路，使二姨为之心动。但她还是放不下两个可怜的孩子，他们可怎么活呢？他们既已失估，母亲便成为他们唯一的倚靠。她理应守在孩子身边，不管生活有多艰难，一定要把孩子拉扯大。

此时二姨要养育孩子，一个办法便是再嫁。这当然脸面上不大光彩，却是切实可行的。二姨还年轻漂亮，父母公婆都不会责难，因他们也无力帮她。然而，她最终放弃了这个机会，决意为死去的丈夫守节。直到二姨在74岁去世，她的生活中不曾有过第二个男人。

一次我读完一本爱情小说，忍不住问她："二姨，你很爱你的丈夫吗？"

"你说什么？尽瞎说八道。我压根儿都不记得他了。"

"那你为什么不再嫁？"

"我不想让人指着脊梁骨说三道四，指桑骂槐，我受不了这些。何况我也怕再嫁的丈夫对我的孩子不好，打骂他们，给他们吃残羹剩饭，穿芦花絮的棉袄，就像我给你讲的京剧《鞭打芦花》那狠心的后娘一样。这种故事听得真是太多了，我不敢冒这个险。"

这就是二姨为丈夫守了50年寡的原因。后来我发现，二姨根本就不爱她的丈夫。"他真窝囊！遇上些难处，他一个大男人，半点办法都想不出，就这么死了！留下我们孤儿寡母自己熬日子。过了多少年！看看你的四姨五姨，她们过得多松心滋润。我还爱他？做梦吧！谁会爱这样的男人？"二姨说这番话时一脸不忿，好像她丈夫之死也是他的过错，是他没能耐的证明。

正因为男人并不像表面看上去那么坚强，二姨决定靠自己。她必须想法谋生，挣钱养家，抚育儿女，她不能像那不争气的父亲一样让子女没着没落。

从那时起，二姨开始为别人做裁缝。虽然她的手艺没得说，但仍得克服羞怯，主动找客户。慢慢地她学会了与陌生人周旋。揽活的时候，她得十二分小心，因为她的身分是寡妇。男人可能想占她的便宜，而女人则总要对她捕风捉影。但她又不能闲呆在家，她得靠主顾们过日子。生活中左右为难的事多了，可二姨处理得无懈可击。这么些年，她的门前无风可捕，无影可捉。她终于使街坊们相信她是一位满身志气的贞洁自爱的女性。

二姨做裁缝生意的价钱合情合理，交货准时，最吹毛求疵的客户对她的手工也难挑出毛病。日复一日，她在街坊有口皆碑，主顾日多。

能做到这一步是不小的成功，命运给了二姨重重的一击，但她没有趴下，反而变得更为坚强。她爬起来，站稳脚跟，不再依赖丈夫的力量，或是乞求亲戚的施舍，这些看人脸色的事实在让她感到难堪，她完全可以靠十个手指养活自己和孩子。

二姨第一次上奶奶家便是去做裁缝的，我曾祖父去世时，二姨来帮着奶奶家的裁缝一起赶制孝衣。那时候，大户人家的服孝期得持续七七四十九天，这段时间内，家里上上下下都得戴孝：白衣、白帽、白鞋。不惟如此，连峙慢、窗帘、桌布、椅套、床单等等都清一色是白的。几天内要赶出这么多针线活，二姨没日没夜地做，她的实诚、本分和手艺给奶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奶奶的大度和善良也赢得了二姨的敬爱，这就是为什么几年后母亲怀上我，奶奶要找帮手时，老二姨一推荐二姨，奶奶当下就同意，两人一拍即合。

二姨这次赶做孝衣收入甚丰，但类似机会千载难逢。老北京多的是穷人，做不起新衣裳的人家比舍得大把花钱做丧事的不知要多几许。再说，大户人家自有专用的裁缝，除非遇上急事，是不会去找二姨的。所以更多的时候二姨没有做新衣服的客源，只能为普通人改改旧衣服，收费很少。有时甚至连改旧衣服的活儿也找不到，二姨就得帮人洗衣服勉强度日。

传统方式洗衣其实非常辛苦，数年后二姨向我娓娓道来，倒显得别有一番情趣。二姨用一个大筐装满了脏衣服拿到溪边，将它们一件件浸湿，在一块平整的石头上铺开，用木样轻轻地敲打。溪水潺潺流过石面，摇动衣杉，漂净浮尘汗渍。不用"洋肥皂"，也没有怪味儿，衣服洗净后在太阳下晾干，闻上去一股太阳的香味。对二姨来说，这样洗出来的衣裳永远是世界上最好的。

二姨的怀旧，并未使她忘记严酷的现实。而我也正是从二姨的故事里，最先了解到旧社会劳动人民生活的艰辛，这比后来一度风行中国的"忆苦会"要有效得多。面对那些捶胸顿足的人，我总感到别扭压抑。二姨讲她的身世时，却是平平淡淡的，讲的人，听的人，都自自然然进入角色，我不必装出一副咬牙切齿痛恨阶级敌人的样子。

二姨说，对她而言，北京的冬夜寒冷而漫长。蒙古吹来的西北风，呼号着在人们的屋顶掠过，穿透了薄纸糊的窗户，从木门的缝隙长驱直入。二姨有时为了赶活儿，不得不做到深夜。油灯黯淡的光嗦嗦发抖，炉子剩的一点儿余火眼看就要熄灭，二姨的十指冻得僵硬，双脚像两个冰索。她低头干得太久，肩膀和脖子热辣辣地发疼，但她连揉一把或动弹一下的功夫都没有。

夏天也一样难捱。手上出的汗弄得针涩涩的，干活速度要慢下好多来。二姨的货要交不及了，每晚邻居在院子里乘凉，她只能在油灯下苦干。月亮升上枣树稍儿，外面夜已凉了，但屋里仍像大蒸笼似的懊热难当。二姨身边放着一把大葵扇，可她又哪里腾得出手来扇上一把呢？

千针万针，千千万万无数针，二姨养家的钱真是来之不易，每一分钱都得用在节骨眼上。二姨告诉我过去北京的炒花生很便宜，一个铜板便能买一包，用旧报纸包成三角形，又香又热又脆。她的儿女们多少次求她买一小包来解解馋，多少次二姨都得狠狠心回绝他们。

一年到头，一家人靠棒子面窝窝头度日，只有在生日和过年才吃上白面。夏季蔬菜便宜，二姨就在小贩们收摊贱卖时多买点腌起来，一年余下的时间就吃腌咸菜。肉更是难得吃上，春节那几天才开开斋。

就这么千省万省，二姨不但把子女拉扯大了，还送儿子进了学校。后来又在儿子的帮助下，送女儿读中学。像所有中国旧式母亲，二姨把全副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儿女也很争气，即使家境贫寒，他们既没有结交损友，又没有沾染恶习。我想，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二姨所说的志气。由于她的榜样，儿女不单诚实知礼，还很孝顺。两个孩子都盼望将来能找一份好工作，有足够的收入，让二姨不再劳碌，晚年能安享子孙带给她的清福。

最后二姨的女儿也中学毕业了，使二姨欣慰的是，女儿在海关找到一份报酬优厚的工作，后来又跟一位年轻的同事结了婚。1949年女儿怀孕了，二姨迫不及待地等着她的外孙出世。然而就在婴儿躁动于母腹时，共产党的军队从东北打了过来，国民党的海关将迁往台湾。如果二姨的女儿女婿不走，两人都得失业，当时国内的失业率比20年代更甚，达到历史最高点，谁也不知要过多久他们才能再找到一份工作，也许几个月，甚至几年，而婴儿即将呱呱出世……

在中国，历史总在轮回，恶梦不断重现。对年前二姨和她丈夫曾进退维谷，现在同样的难题再度摆在二姨和她女儿面前。不过这次二姨必须作出决定。事不宜迟，她得立刻选择，以她的亲身经历，二姨深知这是生死攸关的抉择。

过去她丈夫死于穷困和绝望，这幕家庭悲剧一定不能再次上演。经过几个不眠之夜，二姨眼圈红红地跟女儿说：她应该和丈夫一起去台湾。女儿和女婿听她的话走了，不久大陆和台湾断绝了往来。二姨直到1978年去世，再也没有得到她女儿的片纸只字，既不知她女儿的生死下落，又不知她外孙如何来到人世，她那无比疼爱、做梦都想抱着亲他的外孙。

二姨送走女儿后，整个心便放到了儿子身上。儿子初小毕业14年来，一直竭尽全力帮着二姨撑起这个家。他先是做报童或给人当差，后在一家自行车铺当学徒，几年后又在一家照相馆做事，虽然上下班得走很远，只要薪支好一点他就于。最后他在北京动物园找到一份工作。

从1937年到1949年，中国的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抗日烽火紧接着内战狼烟，经济萧条，物价飞涨。原先粮食和日用品的价格月月攀升，后来发展到上午和下午都大不相同。失业者不计其数，许多人无家可归，冻馁街头。二姨一家不但挺过来，而且女儿还读完了中学。二姨清楚，这一切如果不是儿子作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简直难以想象。

1949年后，内战止息，通货膨胀得以控制，人们的生活逐渐回复正常，二姨的儿子却差不多过了成家的年龄。他28岁，还没一个女朋友，虽然他长得不难看，但这些年他简直没有积蓄，要想赢得女孩的芳心并不容易。二姨知道，才子佳人的浪漫爱情只能出现在戏剧里，在舞台上，而现实生活中的婚姻考虑的问题要实际得多，她深为儿子将来的幸福担忧。二姨决定要帮儿子挣钱娶亲。

于是她答应跟着我父母去瑞士。她和我父母的协议上写明，一旦他们带她出国，二姨要为我们做满5年。这其间她的收入，按中国当时的生活水准会相当可观。但二姨若非为了儿子，她是不会接受这份工作的。

过去她从未离开过北京城，飞机的声音能把她吓得半死，火车、汽车、轮船等等都会让她着晕。现在她要去到一个她根本不知道在哪儿的外国，跟洋鬼子生活在一起，吃他们的饭，住他们的屋，看他们骇人的白脸，闻他们刺鼻的膻味，听他们叽哩咕噜讲话，不知所云，他们也听不懂她说的中文。除此之外二姨还顾虑在瑞士被人当下人，支使她，呵斥她，那时她又不能辞职回家。但所有这一切担心都抵不过成全儿子幸福的决心，二姨义无反顾地辞别儿子飞往欧洲。

到了瑞士，她拼命干活，一个子儿都不花。四载寒暑，她在银行的存款达到了近2000元人民币。攥着这些票子，二姨幻想着返家后幸福的一天。她要如数将钱交在儿子手里，他会兴高采烈地拿来娶媳妇。儿媳妇准是一位温柔贤惠的姑娘，刚过门，她大概还有点儿羞答答的样子，很快她就会像蜜糖溶在牛奶里一样，完全把这个家当成自己的家。二姨想着想着，竟喜欢上了这个未来的儿媳妇。第二天，二姨到商店为这个虚构的儿媳妇买了一块名贵的瑞士手表，浪琴牌的，和她早些时候买给儿子的作对儿放在一起。

就在二姨沉浸在这美好憧憬、等待我父亲即将工作期满之际，命运再次和她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二姨的儿子在北京得了一种奇怪的热病，后来听说是从动物园的动物身上传染得来的，医生无法确诊，对他的病情发展束手无策，得病后他根本没活几天。

部里的领导闻知此事，竟没把消息通知二姨。他们怕二姨听了噩耗，无法再工作，那就得万里迢迢派人过去替换她。

几个月后二姨回到北京，发现她家空无一人，当她问起邻居和亲戚关于儿子的去向时，他们都支支吾吾，不知如何向她说出事情的真相。于是他们东拉西扯，推说她儿子去了东北出差，走得很急，会很快回来的。

当然她的儿子永无归期，也没有片言只语的来信。二姨一个人呆在家中，越来越不安，不祥的预感有如一条巨蟒缠住了她。阒静的屋子显得这么空旷，这么阴冷，住了几天，二姨决定搬到奶奶家，一边帮奶奶干活，一边等儿子回来。为了安慰自己，她替儿子寻了好些理由。

终于二姨在一个晚上获知了儿子的死讯。告诉二姨这个消息的是奶奶家新雇来的帮厨女工，二姨几乎不认识她。这位女工完全没有料到二姨竟会不知自己儿子已经不在人世，这路人皆知的事实本不是秘密，她无非想好心安慰二姨一下罢了。但这个消息对二姨来说不啻晴天霹雳。

犹如一道眩目的电光划破黑夜，一切都变得雪亮。不再有任何疑惑，也不再有任何希望。不用说他已成了阴间一鬼！如果他还活着，怎么可能不立时扑进老母亲的怀抱？那是怎样的一位慈母呵：千针万线、千辛万苦地一手将他带大，背井离乡，操劳五载，为的是帮他娶亲。只有死神的力量才能阻止他来与老母团聚！她早就应该想到了！

也许她儿子在弥留之际也曾作过拼死挣扎：他怎么能不见母亲最后一面就魂归九泉？至少他得对母亲道别，请她老人家好生珍重，颐养天年。他得请求母亲原谅，恕他不孝，未能如他所许诺的那样为母亲养老送终。现在他不能再照拂母亲了，那么母亲年迈体衰时谁会替他尽孝？他死不瞑目。无奈死神威力无穷，他已气若游丝，母亲远在万里之外，他坚持不住。绝望弥漫在他心头，使他意志崩溃，灵魂随一阵风飘出了躯体，翻越关山重洋，去与母亲在梦中相会。但是路途实在太遥远，人们的梦就像亿万只漫天飞舞的萤火虫，他捕捉不到它们，他不得不走了。就这样二姨一直没能得到儿子托来的梦。

我仍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的情景。奶奶家所有人都赶到二姨房间，设法劝慰她。二姨面白如纸，嗓子沙哑，头发从小圆髻里散落出来，她在床上来回翻滚着，撕心裂肺地嚎啕不已。我那时还不太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二姨为什么这样大哭，我吓坏了，因为在此之前，我还从没见过大人哭的样子，所以我对这个场面至今记忆犹新。

等我长大些，从二姨自己和其他人那里知道了她的遭际，我的心也为此变得沉重起来。在中国，人们常说"养儿防老"，二姨含辛茹苦养大了一双儿女，而到了垂暮之年，竟没了可指望的亲人。虽然我父母答应为她养老，我知道二姨不敢大把这话当真。

从1958到1966年，我和二姨睡在同一房间里，有时半夜醒来，我会听见二姨轻声长叹。她一定又被心事所扰，无法成眠。二姨的忧伤每每使我动情，但我找不到合适的话去安慰她。终于有一个晚上，我摸着黑，走到她床前，用手臂搂着二姨的头轻轻说："二姨，别难过，等我长大了，我会挣很多钱，你老的时候我会养活你，照顾你。我就是你的女儿。"

二姨听了这话，止不住涕泪纵横，她一把抱住我，喃喃地说："我的好女儿！我的亲女儿！"她以前从没说过我是她的女儿，此后在别人面前她也不敢这么叫我，但我知道自打那一刻起，她在内心深处已经把我当作了她的亲生女儿。这种母女间的骨肉深情哪怕天崩地裂，海枯石烂也不会泯灭。

11　北京一零一中学

小学五年级对我来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11岁那年，某天我睁开眼睛，突然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惊喜：曾是滞重混浊有如泥浆似的思维忽地变得清朗起来，像一道小溪在山间流淌。金色阳光跃然其上，紫月清辉蕴含其中，五彩星、七彩虹缭绕四周。这是个美妙绝伦的时刻。我像睡美人般醒来。按二姨的说法，是我的心"开了窍"。中国人相信智由心生，情与智就像孪生姐妹，都是在心中孕育而成的。

从那以后，数学成了我最喜爱的学科，成绩几乎保持满分，所有的题目都迎刃而解，我直纳闷过去怎么会觉得数学这么难。至于语文，尽管汉字写起来还是会出错，但眼下写字已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做作文，而作文靠的是一个人的思路和品味。

意识到这点后，我的语文老师便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他常在全班50个同学面前抑扬顿挫地朗读我的文章，还时不时加几句激赏的评语。每逢这种时候，我心跳加剧，满脸绊红，低着头，敛住笑，耳朵却如天线般竖起，一个音符接着一个音符地接收那美妙的韵乐。

我到底不笨，在春风得意的自信中，我踏入了12岁的少女时代。我身高日增，胸部隆起，初潮降临。在过去，这意味着我已到了论婚嫁的年龄。也许好几个媒人已经登门拜访过我父母，在背后议论我的终身大事。

再不然就是早在我出生前，父亲已为我"指腹为婚"了。几杯浊酒下肚，一时兴起，他便会对老朋友说："我们两家不论谁生姑娘，谁生小子，日后都让他们结为夫妻，我生女孩是你家媳妇，我生男孩是你家女婿。"这种朋友间的诺言比契约还管用，倘使日后有一方背信弃义，他便有辱祖先，为众人所不齿。

幸亏我生在新中国，到了12岁时，既不必做针线来准备嫁妆，也毋须祈祷上天赐我以良人，我自有另外的目标：在即将来临的入学统一考试中夺魁，考上一所尖子学校。当时北京市有二百多所中学，其中四所收分最高：城里的第四中和师大女附中，西郊的一零一中学和清华附中。西郊的两所中学离我家都不算远，但我们班的同学和他们的家长都把眼睛盯在一零一中学上。

听人说，一零一中不但在北京数一数二，乃至全国都颇有名气。学校的老师是从几千名中学教师里遴选出来的，他们教学经验丰富，工作极端负责。学校的设施也是一流的。至于学生，他们不限于西郊，而是全北京的学习尖子，八成的学生是住校生。

如果一个人能考上一零一，他的前途无疑一片光明，三年初中足以使二流三流中学的学生望尘莫及，这样又可以在接下去的高中入学考试中稳操胜券。再过三年，大学之门将为你洞开。这么说是有依据的：历年来一零一中学百分之九十几的学生考上大学，许多人考上了全国最有名的几所大学，如清华，北大，哈军工等等；而在二流学校，升学率仅为百分之二十；到了三流学校，不少学生干脆不参加高考了。

小学六年级时，满耳朵听到的都是这同一种论调，我周围的人，包括我的父母、同学的家长、小学校长、老师和所有的邻居都这么说。渐渐地我也觉得即将到来的升中学考试于我生死攸关，我一生的命运都由它决定。如果我考不上一零一中，我便完了，上不了大学，前途无望。一切让人艳羡的职业，如科学家、医生、工程师、教授、外交官等等，全都与我无缘，我只配卖卖杂货、扫扫大街。补补臭鞋。这叫自作自受，怨不得旁人。从此我的脸上便刻了羞耻二字，一辈子都洗刷不掉。

这种预期给我造成很大压力。随着夏日的迫近，懒散而颇为自负的我也开始刻苦用功了。每天早上天蒙蒙亮，不用人叫，我就跳下床，草草吃几口二姨做的烙饼，便来到校园背书。通常我6点半到的时候，大部分同学已经到了。每人都有一方自己的风水宝地，我喜欢在秋千上闭着眼睛大声背诵。我们的琅琅读书声汇成一条大河，在清凉的晨风中淌得很远很远。一个半小时后，火热的骄阳普照大地，校园铃声响起，8点钟正式上课。

7月中，关键时刻终于来临，我豁出去背水一战，不成功，便成仁。接下来是一个月坐卧不安的等待，有时我信心十足，陶醉于远大前程的憧憬之中，突然一阵阴影掠过，我的心会哆嗦一下，似乎从云间跌落深渊。晚上我睡不踏实，白天也免不了情绪低落，这种心境真可谓十五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

我父母貌似镇静，其实比我还焦急。终于有一天来了一封信，是录取通知书！多么不可思议，这么重要的文件原来是这么小，这么不起眼。然而我一生的命运就维系在这张纸片上。母亲急切地撕开信封时我几乎透不过气来，"北京一零一中学！"母亲兴奋得流出了眼泪。此刻，压在我心头的千钧巨石顿时化作了千枚彩蝶，在屋里欢快地起舞，飞向高远明媚的蓝天。当我回过神来，才发觉我已经走在去同学家的路上。

那天我看到了几多幸福的笑脸，也目睹了不少苦涩的眼泪。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学生考上了一零一，这也算差强人意了。校长笑逐颜开，我们要感谢的老师反过来感谢我们，因为我们为母校争了光。

好消息传开后，邻居们纷纷来祝贺。不少家长趁机将我听到的那套理论灌输给他们将要在下一年参加统考的孩子。二姨又倒茶又端点心，脸上洋溢着开心的微笑。晚上，二姨拿出一个漂亮的铅笔盒，那是她早买好了藏起来的，这会儿给我一个惊喜。第二天，父母带我出去吃饭，父亲还奖励了我一套盼望已久的一百二十回《水浒》。此后的整个暑假，我又成了家中众人瞩目的明星，父母和二姨都引我为荣，炼黯然失色，退居下风。太可惜了。但他又能如何？他得等5年才有机会和我比试，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考进一零一。

9月1日，我去新学校报到。入学时我们得到一枚校徽，白底红字，锃亮锃亮的，从此我走到哪儿都戴着它。校徽总是招来不同人的或赞许、或羡慕的目光，这些目光颇让我受用。

不久我便发现一零一中与我过去就读的小学极为相似，大部分学生来自革命干部家庭，其余学生的父母也多是科学家、教授、作家和艺术家，因为中科院和几所著名的院校就在附近。有些学生的家长甚至大名鼎鼎。就我所知，这些人的子女都是高分考人一零一的，60年代初，走后门还不大时兴。虽则是公平竞争，[奇qinkan.net书]班上50个学生中只有两个女孩来自工人家庭，另有一个男孩来自附近的农村。那个男孩姓靳，有一年多我和他同桌。慢慢地和他熟了，不能算好朋友，至少比别的同学了解得多一点。他在班上似乎没有很好的朋友。

不知是因为他比我们稍大还是其它什么原因，他有点儿像羊群中的骆驼。他的衣服是家里做的，不是在商店里买的，样子自然不会时髦，还打着补丁。有些高干子弟也穿打补丁的衣服，那是故意显示自己家多么艰苦朴素，这两种补丁味道就是不一样。我还听说他家经济困难，付不起5元钱的学费。每年他都要申请免缴学费。

除开这些，靳很聪明，脾气也好。有时我们俩觉得课上得没意思，就在桌子底下偷看闲书。我们一目十行，比着看谁读得快，课间休息时才讨论书里的内容。做这种事还得防着老师的突然提问，得保证问到我们头上时我们都能回答得上来，这给我们带来冒险的刺激和不小的乐趣。因为我们的座位靠后，老师从来没有发现我们。

却说到了初二，有一天，靳告诉我他要退学了。他说他父亲身体不好，家里需要他下地干活挣工分，也许他是家中老大。我没问。我有点儿茫然，也有点儿难过，不知该对他说什么。靳才15岁，一零一中可不是随随便便可以进的。他在地里又能干什么！他家需要帮手，人民公社为什么不管？为什么非得让他辍学呢？但靳说这事他爸爸已经决定，明天起他就不来上课了。第二天他果然没来上学，也没给我或其他同学留下地址，从此便断了联系。

班上其余的学生照旧上课。一零一中的课程与外校无异，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我渐渐悟出了一零一中到底是与众不同。这种不同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却无处不有，弥漫在空气中，每天我们呼吸着它。它融入了我们的血脉，浸透我们的潜意识。要说明这一点，也许我得先从我们的校名谈起。

一零一这个数字是校长王一之特意挑的，王校长年届70，向来备受学生爱戴。（其它学校可没这个特权，它们的校名是市教育局按次序排的。）王校长选这个数字，我听说，是为了让学生永远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绩，即使我们得了100分，也不能固步自封，还得向更高的目标努力。这就是一零一的由来。

学校的老师常对我们说，这所学校不是培养一般学生的，它要把最可靠、最无畏、最优秀的青年培养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和艺术家。"你们本来就是出类拔萃的，但我们还要逼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把你们培养成尖子中的尖子。"这类勖勉使我们自恃才高，不可一世。我记得当时有三类人最为我们所不屑。

第一类是外地人，常遭我们的讥讽，他们操一口滑稽而难懂的地方话，衣着打扮、言谈举止都显得土里土气。他们的想法尤其单纯幼稚，对于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的大小事件一无所知，不像我们这所学校里的学生，总能从高干子弟那儿听来很多的小道消息。

第二类属"小市民"，虽然他们生长在北京，但他们的家庭毫无背景，父母既非干部，又非知识分子。这类人小鸡肚肠，鄙俗，胆小，自私，油滑，奸诈，最爱搬弄是非。他们就知道要小心眼儿，争点蝇头小利，有时还白忙乎，什么都捞不着。他们从早到晚鸡毛蒜皮，什么中国的命运、人类的前途，他们根本就不关心。

第三类是我们的同龄人，那些考不上四所尖子学校的学生。他们显然是竞争中的落败者，与我们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不须说了。即使另外三所重点中学的学生也没有我们幸运：也许学习上他们尚可与我们一争高下，但我们学校的光荣历史可以上溯到解放战争时期，那些学校岂有此殊荣？况且一零一中还和那么多的名人有关联。

我们的校长王一之是张太雷的遗孀，张太雷是赫赫的革命先烈，他在1927年发起著名的广州起义并在起义中牺牲。王校长本人早在1922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是国家主席刘少奇。1957年周恩来总理亲临一零一中视察。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上学时一零一中尚未成立，但毛的侄子毛远新却在我校上了整整6年学，后来"文革"期间毛远新与"四人帮"联手，弄得身败名裂，但在60年代初我们却为有他这样的校友而着实得意了一阵。我们学校的校歌是郭沫若作的词，当时郭是中国科学院的院长，大名鼎鼎的诗人。这张名人录还可以接着往下开很长，这一切无不使我们感到极为自豪。

在我日间醒着的时候，我深为自己能人一零一中而庆幸。但在睡梦中，我却常为同一个梦所苦恼：一开始，我无忧无虑地飞跑在一条宽阔的大路上，四面鲜花似锦，绿草如茵。我踏出一步，就在我的脚离地的瞬间，突然失去了重力，整个人离开了地面，飘浮起来，飘到有两人多高。我怕极了，全身绷紧，幸好此时我上升的势头减缓，有一两秒钟我悬在半空，然后开始下坠。

我的脚才刚一踏到地，反弹的力再度把我送上天空。这次我升至一棵大树树梢之上，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吊在那里。我的心快要从嘴里跳出来了，想大叫救命，却发不出半点声音，极目处人影鬼影都不见一个。我死死盯住地面，像中了邪。这个高度足以令我丧胆。

上升的速度又一次减缓，我落回地面。下落时我瞪大眼睛，拼命搜索，想在地上找一件可以抓得住的东西：一块石头，一茎植物，一眼鼠洞，任是什么都行，偏偏什么也找不到。我第三次被不可抗拒的反作用力托起，越飞越高，树木从眼前消失，蓝色的地平线半隐在薄暮中。我心知这次摔下去，准得粉身碎骨。惊醒后，很长一段时间我心怦怦狂跳，不可抑制。

我很不解那些年为什么会频频遭遇这种梦境，古语云："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而我却记不得白天有过类似的经历。那么是否只好将之归结于当时我心中隐隐感到的不安？我的周围是一群志向高远的青年，在新中国他们每个人都是鹏程万里，而我呢？虽然在学习上我仍名列前茅，但政治上我却对自己少有信心。回想起来，有三件事令我尤为自惭形秽，这就是雷锋叔叔、劳动课和忆苦会。

雷锋叔叔在60年代初是全国人民学习的光辉榜样，伟大的普通一兵，他爱党爱毛主席胜过爱被旧社会夺走生命的亲生父母，时时处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同志春天般温暖。他生活异常俭朴，部队发的一点儿很少的津贴被他一分一分积攒下来，匿名捐给遭了水灾的人家，一捐就是几百元。类似的好事不胜枚举。雷锋还写过一本光辉的革命日记，如果把他当作一百分的话，我永远也达不到一百零一，和他相比，我八十九十都做不到。一事当前，下意识地我总是先为自己打算，然后才有可能顾及他人。此外，如果我说话不欺心，我怎能保证我爱党爱领袖胜过爱二姨和父母？于是我不免对雷锋叔叔暗暗怀恨，他那么完美无缺，使我无法不辜负老校长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除了学雷锋，一零一中还有一门必修课，叫"劳动课"，每个星期整整一下午。上这门课的目的，据说是培养我们的无产阶级思想感情。因为全体工人农民都热爱劳动，只有地主资本家才好逸恶劳。我不敢怀疑这种理论，但这门课却使人觉得无聊之极。整个下午，我们将煤渣从校园的前操场抬到后操场，几星期后，也许又将这堆煤渣再折腾回来。这叫什么事儿！干完活后，整个人灰头土脸，别提有多不舒服。劳动课的那个下午长得漫无尽头，等下课时，我已是精疲力尽。结果连晚上也搭了进去，看不了书，干不了其它事。到头来这门课教给我的只是对体力劳动心生反感，进而怀疑自己。我总想知道我的同学们是否真像他们表现出来的那样热爱这门课。但这种问题，我不便问他们，他们也不便问我。

在校园里劳动不算，每个学期我们还必须下工厂或农村去劳动两周。开始时我很是兴奋了一阵：过去我从没机会接触工农大众，现在我可以生活在他们中间，同吃同住同劳动，跟他们谈心交朋友。多有意思！但事实证明我在一厢情愿。

每次我们下工厂或农村，总被安排住在会议室或小学校，白天还是跟本班学生一起干些基层单位硬为我们找来的杂活儿，晚上谁也不准离开住处四处闲逛。其实老师大可不必担心，我们还能闲逛到哪里去？在当地连一个朋友也没有，谁会邀请我们去作客？晚上的时间真是闷极了。

到了后来，一听说要去工厂农村我就反胃，觉得这种活动劳民伤财，有百弊而无一利。从学生方面来说，我们得中断学习，离开家，天天睡在潮湿的地上，听凭蚊子跳蚤大肆吸血，临时伙房的饭菜难以下咽，无处洗澡，厕所也臭气熏天。而在接待我们的基层单位方面，我们帮不上他们的忙不说，还让他们花费大量人力物力。有时他们只好让本地的小学停课，让出教室给我们住，又得小心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对当地人简直是个大包袱，但下边谁敢抱怨？接待我们是政治任务，必须不折不扣完成。

到了1964年，突然间全国大讲阶级斗争。毛主席发出指示，各级领导紧紧跟上，大作宣传。一零一中在政治运动中从来都不甘后人，于是便请来了旧社会苦大仇深的老工人老贫农给学生做大报告，以激发我们的阶级觉悟。在此期间我们听到了许多悲惨的故事，有些还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记得听一位老贫农讲述他家如何在荒年卖掉他了年幼的妹妹：小妹妹才6岁，出奇的聪明伶俐，她知道父母要把她卖给人贩子了，就流着眼泪苦苦哀求："爹，娘，你们不要卖我呀！以后我再也不说肚子饿了！我把所有的饭都给哥吃，我什么也不吃。求求你们了，可怜可怜我吧……"她的父母听了这番话也伤心欲绝，但实在没办法，一家人都在挨饿，家中一贫如洗，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儿拿去换了几个银元。后来小女孩又被转手，不知是被逼为娼，还是做了大户人家的丫鬟侍妾。或许她根本没能活下来。她被人贩子拉走时含泪的乞求几十年来一直回响在哥哥的耳边。

另一位老贫农和他的寡母相依为命。有一年冬天，母亲得了重病，儿子没钱为她延医买药，母亲奄奄一息，儿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受罪。一大母亲从昏迷中醒来，喃喃道："要是在临死前能喝上一口热糊糊该有多好……"当儿子的听到这里，奔到地主家求他们施舍一碗玉米面粥，但地主们都是铁石心肠，任他下跪磕头，仍不为所动。于是儿子只能在村里挨家乞讨，村民们都很穷，他很久才讨到一点儿吃的东西。等他跑回家时，母亲早就咽了气。她空着肚子，一个人死在冰冰冷的房间，儿子一辈子都不能原谅自己的不孝。

这种悲剧故事不厌其多。其中有一个曾给我惹下不小的麻烦。讲故事的老工人在旧社会是黄包车夫，有一次他病得厉害，而家无隔夜粮，不去干活，妻儿老小就没饭吃。老工人看看家人，只得咬咬牙下床去拉车。有人叫车了，是一位去戏院看戏的阔小姐。戏院很远，老车夫想快点儿跑，但他一会儿便上气不接下气，脚像踩在棉花堆上。汗水湿透了衣衫，他不但不感到热，还一个劲儿打颤。当他费尽全力把车拉到戏院门口时，戏已开场，阔小姐很生气，她根本不听老车夫的解释，一个子儿也不给就扬长而去。老车夫没有一丝力气再去和她争辩，一头倒在冰凉的人行道上欲哭无泪。他很晚才两手空空回到家，家里冷灶无烟，孩子们失望极了，一家人抱头痛哭……

听到这里，我大为动情："那阔小姐怎能这么残忍？没有一点人心！"如果换了我，决不会这样待人。我会像奶奶那么仁慈慷慨，把钱包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给这个不幸的车夫，再给他雇一辆暖和的出租车送他回家，想想他的孩子如果见到父亲带回家可口的食物、崭新的衣裳，他们会高兴成什么样！他的妻子也会容光焕发，一下子年轻10岁！第二天，他家会有一位不速之客，是全城医术最好的大夫。大夫告诉他，有人已经付了钱，请他来这儿出诊。车夫的病很快就治好了，当然为他延医付费的不是别人，正是我……

以后类似的忆苦会还在接二连三地开，我总是一边听一边胡思乱想。有时我任思绪悄然远遁，取代了报告者未完的故事，编造出了一个个我更加中意的新版本。我对这种神游八极的白日梦感觉美妙，可惜好景不长。有天我惊醒过来：故事中，我一直把自己想作是乐善好施的阔小姐，怎么我从未把自己跟工人农民来加以认同？

这一发现使我吃惊不小，我意识到自己的阶级立场大成问题。在阶级斗争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的立场，而我却在不知不觉中站到了剥削阶级一边！幸好及时醒悟，悬崖勒马，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以后我可得好好管住自己的想象力，别让它再出格了！

后来我便将这一插曲渐渐淡忘。就在我对自己稍有一点信心时，一零一中又开展了一场新的运动，叫"暴露第三层思想"。何谓第三层思想，我们的政治老师如是说：

"第一层思想你可以毫不犹豫地告诉老师同学；而第二层思想你只会关起门来向最知心的朋友透点儿口风；至于第三层思想，它仅仅在你脑海中闪过。很多时候你根本意识不到，然而你一旦抓住它，仔细剖析，你会大吃一惊。你不会向任何人承认你曾经有过这样肮脏、这样反动的想法！"

政治老师接着说："这第三层思想最危险。像癌细胞潜伏在你的体内，如果你不声不响把它掩盖起来，遇到合适的气候这种思想便会发展，会迅速蔓延，会害了你，毁了你！"听到这里，我不禁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老师话锋一转，语气又温柔起来：

"对第三层思想，你怎么办？比方说，如果你发现身上有个肿瘤，你得告诉医生，让他给你治疗，开刀也好，吃药也好，只有医生是专家，最能给你对症下药。好了，我现在要你们认真找一找你们的第三层思想，把它写下来，下星期将报告交给我。"

他的话在我心中掀起一场风暴，我想到自己对劳动课的反感，想到我在忆苦会上编的那些故事，我知道我有"第三层思想"！我该怎么办？要不要写下来交给政治老师，还是装作没那回事？我若隐瞒它们，是不是对党不忠实？但如果老老实实，竹筒倒豆子，不免授人以柄，我怎能傻到这步田地？

我平生第一次陷入痛苦的"思想斗争"。那时我才14岁，而我所受的教育又使我坚信老师总是对的。我父母会有偏见，会犯错误，但老师不会。特别是我们的政治老师，在我们眼里，他几乎是党的化身。我还听同学说他简直神了，可以看穿别人脑子里在想什么。这有点匪夷所思，但我的同学们也都不笨，他们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说不定他早已把我看穿，知道我的灵魂深处藏着那么多危险的想法？而现在他只是在考验我老实不老实，如果我隐瞒，将来大家都会知道我是个胆小鬼，撒谎，而且思想反动！

这样的前景使我不寒而栗，但我还没傻到甘愿出卖自己。周末到了，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最后迷迷糊糊做了个梦。时间似乎倒流了，我又回到童年，一个八九岁的小姑娘。艳阳高照，我在一个美丽的公园里，周围的一切都使我感到陌生。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在这儿？是来春游的吗？那么老师和其他同学呢？突然我想起我们正在玩捉迷藏，同学们都躲起来了。我应该藏在哪里呢？我登时好生着急。

慌乱之中，我四下打量着：花丛太低，小树大细。我看到远处有一个亭子，等我一头冲进去，才发现它是用竹子搭的，纤细的栏杆什么都藏不住。而且亭子建在光秃秃的山顶上，公园里任何地方都能看到它。眼睛，一双双眼睛射出的光像又尖又长的钉子，直刺过来，在我身体上扎出无数透明的窟窿。时间紧迫，我得赶快再找一个藏身之所。

绝望中我再次环顾四周，这次我兴奋地发现山脚下有个小茅屋。奇怪，早先居然没注意。我奔过去，很快躲了起来，茅屋里黑乎乎的，我松了口气，庆幸自己终于又安全了，那一刻我才看到我的双脚正踩在一堆大粪上。

我恶心得醒了过来，再也无法入睡，脑子里想着刚才的梦，这个梦显然不是什么好兆头。过去我常听别人说梦能预示人的运气，比方说，梦到水能发财，梦到火则会成功。也有不祥的预兆，梦到鞋子要倒霉，梦到掉牙齿，家里就有人会死。大粪在梦中出现，这个人一准儿会遇到极大的麻烦。这个该死的梦弄得我比过去更加神经兮兮。

即使我这么六神无主，我也从未想到要向父母讨个主意。我知道他们若听我说起梦，准会笑我无知，若我再把事情当真，他们会为我的愚不可及而脸红。那会儿我和父母的积怨虽已冰释了几年，但我仍对他们怀有戒心，若对他们流露我的真实想法，焉知他们不会以此为证据，又得出结论说我不及小炼？就这样，我一直把烦恼埋藏在心底。政治老师说得对，第三层思想，是谁也不会告诉的。

交稿的最后期限到了，晚上，我拿了纸和笔，呆坐了很长时间。12点钟敲过之后，我草草写了几件不痛不痒的小事，第二天，我看都没再看就把思想报告交了上去。我一直在等政治老师把我叫到他办公室去谈话，我等着他揭露我的罪行……有好几天，我的右眼皮不住地跳，这是又一不祥之兆，中国人不是常说"左眼跳财，右眼跳灾"么？

然而时间一天天过去，政治老师没来找我的麻烦，眼皮也渐渐不跳了。我的心悬在嗓子眼好一阵，也慢慢回落到原位。我终于长长出了口气，甚至有些自鸣得意起来。毕竟政治老师是人，不是神，我这就把他骗过了，保住了自己的面子。但是且莫高兴得太早，还有他说的癌细胞呢？我的心又是一沉。也许我隐瞒了第三层思想，已经给癌细胞创造了滋生的条件，有朝一日我会被它活活吞噬。那时我可不能怪别人不来拯救自己，是我在自作自受。

直到今天我还没弄明白这个深挖第三层思想的运动是怎么搞起来的，我问了不少同时期其他学校的学生，他们并无此番经历。因而我怀疑这是我们政治老师的杰作。若非他对工作如此尽心竭力，我怎会年方十四，便做得这番恶梦？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而我只等了两年多就报了这份仇，出了这口气。

12　梦中的英雄

一次次的政治运动使我思想负担越来越重，我开始后悔来这所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学校读书。如果要转学的话，附近的清华附中是一个选择。也许他们不这么强调劳动课和思想改造？我偷偷盘算着下次升学考试我得考清华附中，这样我最终可以就读清华大学，成为一名女科学家。

在一零一中我不但对自己不满，对父母也不满。过去我对父亲十分崇敬，因为他是一位老革命，现在我觉得他有点儿莫名其妙。60年代初，他突然决定不再当官，而坚持要改当一名教师。对他这么个老同志来说，这样的选择令人费解。部里的领导定然颇为不快，能够想象他们对他的议论："这位老同志的革命热情衰退了，""咳，他原本就是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在大学又受了西方思潮的毒害。"过没多久，他们就放他走了。

父亲于是转到了国际关系学院教书。开始想让他当教务长，他亦坚辞了，因为他只想做一名普普通通的教员。最后他真的遂了心愿，做了一名普普通通的老师。

而母亲呢，中国的老话"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到了新社会居然还那么管用，她很快也调到国际关系学院教起了英语。随后，我们搬出了机关大院，这使我伤心了好一阵：我很怀念那儿舒适的房子和我的朋友，没了通行证，星期六晚上就再不能去大礼堂看戏看电影了。但我什么都没说。我和父母之间有些事是不谈的，这便是一例。

按规定我仍算是干部子弟，父亲1949年以前的经济来源决定了我的出身。但自从父母做了教师，我每逢说起自己是干部子弟时便多少有点儿中气不足。当然谁也不会注意到这些，我也懒得跟同学说父母换了工作。然而，我在学校里却越来越感到孤独。我的周围多的是血统纯正、意气风发的高干子弟，在他们中间，我难免有一种"鱼目混珠"的自卑。我暗暗地怨父母，怨自己，更不想呆在一零一中了。

我的一些同学对此有所觉察。他们开玩笑说我成了老师的先行官，每天早上我总是在第二遍铃声响前一二分钟进教室，下午一放学，我跳上自行车便冲回家。不论是春天的风沙或是夏天的雷雨，都阻挡不了我回家的热情。冬天我滑倒在冰上，也心甘情愿：我只庆幸自己不是一个住读生，可以天天回家。住读真是太没劲了，和另外五个学生同住一间寝室，一天24小时，都在老师的眼皮子底下。而我呢，回家后关起门来还有自己的一方天地，可以随心所欲做爱做的事。当时有两件事让我念兹在兹：看书和做我的英雄梦。

10岁起我便对读小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我只重情节，而跳过难懂的字和大段的景物描写。父母的藏书相当可观，我先从中文小说看起，《青春之歌》、《红旗谱》、《红日》。《火种》、《铁道游击队》、《桐江风雨》、《小城春秋》。《平原枪声》、《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听听书名就知道，都是60年代流行的革命小说。这些书成了我们那代人的精神食粮，给我们的幻想打上了难以磨灭的底色。除了读小说，我还翻看父母书房里的回忆录。人物传记等，有写红军战士或地下工作者的，也有领袖人物、革命烈士留下的遗著，有中国的，也有外国的。看完这一轮，我就开始借翻译的外国小说来看。我父母收藏的多是些英文或法文的原版书，我当时自然看不懂，后来我的外语水平提高了，书却早在文革爆发时就让母亲论斤卖给了废品站。

我当时读的外国小说中，最喜爱的有《茶花女》、《悲惨世界》、《呼啸山庄》、《简爱》、《双城记》、《战争与和平》、《上尉的女儿》、《牛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字》、《密西西比河上》、儒勒·凡尔纳的所有科幻小说和柯南·道尔的全部侦探小说，外加整套的希腊神话、莎士比亚悲剧等等。这个书单不仅反映我读闲书的趣味，也可以看出当时社会上能买到些什么书。

我读中学那会儿，北京所有的图书馆都不开架，学生没法自己先浏览想要借的书。要借一本书，首先得去查询书号，把它记下来，然后将纸条从一个厚木门的小洞里递给图书馆员，等他去查找。如果要的书被借走了，只好回去耐心等待一两个星期再来试。走俏的书屡次借不着是常有的事，有不少我想读的书从来都没能借到手。

买书也不容易。首先我能用来买书的钱不多，其次好书总是很快卖完，不再印行。既然弄一本好书要费如此周折，到手的好书自然不能轻易放过。那些年，我花了大量时间抄书。

时间一久，我的笔记本上满是名著的选段。我很是宝贝这个本子，白天把它放在家中抽屉里，二姨会给我看牢它，到了晚上，我把它放在枕头旁边，临睡前还能读上一段。我在脑子里一遍遍过着那些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和英雄们献身的壮烈情景，等进入黑甜乡，所有故事融为一体，一位英雄，像一颗耀眼的星辰，长留在我的梦中。

想想有些奇怪，我梦中的英雄和我处处相去甚远，他简直就是我的反面。比方说我长相平平，他则英俊潇洒。那形象至今如在目前。

***

他的身材像希腊的武士，颀长而强劲，每一个动作都敏捷却又不失优雅。他的嗓音柔和醇厚，宛若天韵。他的头发漆黑，眼睛像是秋夜高空中最明亮的星星。他的嘴唇红润，透着温暖，像陈年佳酿，沁人心脾。

他充满魅力，他在大庭广众之前落落大方，而我却总是躲避人群。他走到哪儿都像一块磁铁，一片阳光。他屡次不顾个人安危拯救他人，靠慷慨仗义赢得大伙儿的心。我首鼠两端，他却一往无前。到壮士断臂时，他会咬紧牙关，自行了断，虽血流如注，仍面不改色，毫不呻吟。

当然他是一位革命英雄，很早就加入了共产党。那时革命犹如星星之火，而反动势力的腥风血雨正试图扑灭这火种，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白色恐怖笼罩全国，成千上万仁人志士被投入监狱，拉上刑场。于是有些知识分子埋首书斋，或出洋留学，而我的英雄，目睹祖国山河破碎，百姓生灵涂炭，忧国忧民之心顿起，毅然决然献身革命事业。

从此他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奋斗，他曾经深入矿井，燃亮那些被活埋在煤层中不见天日的矿工们心头的明灯。他也曾在工厂和铁路组织罢工，戴着红色的臂章，站在工人纠察队的最前列。催泪瓦斯，高压水龙，骑兵和马刀，都不能使他退却。他的热血和工人们流在一起，工人们尊他为老师，爱他似兄弟。

他又是一位卓越的军事战略家，踏遍青山打游击，在与敌人周旋中壮大自己的队伍。春天来了，他骑上心爱的黑骏马，去山间练习枪法。警卫员在百步开外扔起一把铜钱，阳光在铜板上烟烟闪烁，铜板在飘荡的柳枝间洒落，他双枪在握，左右开弓，一口气打出二十几发子弹，弹弹命中铜钱。

随着时间推移，他的英名传扬四方。高山水泊中桀骜不驯的罗宾汉闻知其人，便向他搦战。他和他们比武，竞技按他们的条件进行。他高超的武艺使绿林好汉折服，而后他又与他们连床夜话，推心置腹地交谈，向他们讲述革命道理。最后八方的豪杰们连人带枪一起加入了他的革命队伍。

当然他的力量主要来自广大的普通农民，饥荒的年景加上土豪劣绅的压榨使他们走上反抗的道路。对农民来说，他是他们唯一的希望。如果他领导的革命成功，则家家有田耕，人人有饭吃。老人颐养天年，不愁无食果腹；姑娘轻松出门，不愁无衣蔽体；孩子们欢声笑语，脸上不再有啼痕。于是四海升平，正义伸张。为了这一梦想，农民们倾其所有保护他，向他提供粮草和情报，并把他们的子侄送上前线。

我的英雄虽将一生献给劳苦大众的解放事业，自己却不是苦出身。他的家庭富甲一方，本人受过一流的教育。他在伦敦和巴黎留过学，得到过多少年轻貌美的富家女子的追慕。反动政府的元老赏识他的才华，只要他肯加盟，无论政界还是军界，担保他高官厚禄，青云直上。但我的英雄生来世上不是为个人的荣华富贵，他的使命是将千百万劳苦大众救出苦海。

在他的领导下，人民正在赢得战争的胜利。每天有数以万计的青年农民投奔他的队伍，城市里工人学生运动如火如荼。甚至敌人营垒中也有不少人秘密向他投诚。旧世界分崩离析，反动派了无宁日。

嫉恨我英雄的人中，最阴险恶毒的莫过于他的亲生父亲。老家伙心狠手辣，嗜权如命。眼见他唯一的儿子正在将历代祖先创下的家业毁于一旦，他得先下手为强。老头子梦想着亲手将儿子慢慢折磨至死，将他千刀万剐，让鲜血从伤口淌出，再把脚踏在儿子胸膛上，踩断他的肋骨，最后剖开儿子的心腹，看他挣扎，听他呻吟。

为满足这些血腥愿望，老家伙设了个圈套。他知道病中的妻子想念儿子，儿子也挂念母亲，于是骗她说他可以安排母子秘密会面，在一个无人知晓的地点，儿子可以化了装前来赴约，安然无恙地离开。他只要妻子写一封信，就说想见儿子最后一面。老妇人果然中计，按她丈夫的安排行事，结果，英雄陷入埋伏。乱枪中，他的胸部中弹，整个人失去了知觉，不幸落入敌人之手。

英雄的未婚妻和他一起前来探望婆婆，这时也一同被俘。很多人都听说过他们的爱情故事：她是一位知名学者的独生女，这位富有学识和正气的知识分子是英雄所敬重的老师。她与英雄有着同窗之谊，他们在共同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心路历程上休戚与共。从此后，不论时间、距离或是其他任何人都不能阻断他们彼此的真情。

但现在他们身陷敌人的魔掌中，爱情的鲜花能不凋落？年轻人苏醒后，刽子手们便当着他面折磨他的未婚妻，他们把她吊着鞭打直到鲜血从她身上一滴滴淌下，她昏迷了过去。他们把她绑在长凳上，往她鼻孔和喉咙里灌辣椒水，她咳出来的都是血……年轻人明白，未婚妻的性命系于他的手中，只要他开口叫停，说出地下党的名单，背叛同志和自己的事业，她就能得救。但他怎能这么做？他眼睁睁看着她受罪，看着她被兽行强暴，看着她被恶犬撕咬，看着她……他所能做的一切便是装作毫不在意。

"古往今来，好男儿何患无家？对于英雄，美人儿只不过是件衣裳。今天你把它撕碎，明天我换一件新的，比她更年轻更漂亮的。男人可以风流，三妻四妾，女儿才须从一而终。"

"或者说你们以为这些场面能吓倒我，那可是找错人了！比起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血流成河，这又算得了什么？一个指战员的神经比钢铁还坚强，不惜用千百万人的身家性命去赌一场战斗的胜利。如果需要，我会让忠心耿耿的部下，甚至我的亲兄弟去送死而不眨一下眼睛。"

这就是他在敌人面前装出来的一副铁石心肠。他知道万一不慎，让敌人猜出他的真实感受，他和未婚妻的处境会更加无望。他的表演一时骗过了敌人，他们一筹莫展。但仍不肯放弃，希望能折磨出口供来。

此时此刻，只有他的未婚妻明白她所爱的人正在承受的巨大痛苦。日复一日，敌人在将他的心放在滚油里煎，一连几个小时，无休无止，他必须强忍悲痛，他必须坐在那里看着她受罪而面无表情。他决不能让自己的嘴唇颤抖，也不能移开目光，更不能出汗和让心跳失常。虽然他有惊人的毅力奇--書∧網，但也总有极限。

尽管他的脸上不露一丝愁容，她却能从他眼睛最深处读出他的哀伤：他恨自己还活在世上，不得不目睹这一切，这种折磨真是生不如死。过去他总是强者，人们誉他为常胜将军，民族英雄。不论局势怎样险恶，他总能化险为夷，稳操胜券。现在他和她居然落到了任人摆布的境地。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敌人的屠刀毫不留情，砍在她身上，疼在他心口。他不可能无休止坚持下去，埋藏在心内的愤怒和惨伤正使他五内俱焚。

她得果断采取行动，不然一切都太迟了。又一天早上他们见面时，她深情地看着他的眼睛，脸上是幸福的笑容。猛然间她挣脱了卫兵的看守，疾奔到窗前，一跃而下。迅雷不及掩耳，没人抓得住她，她像鸟一样飞了出去，飞向自由，回归自然。楼高百尺，她飞翔得很短暂。但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永恒。时间和声音在恐怖中凝住了，世界不再存在，他本人也不再存在，除了他的眼睛在与她送别。水泥地的路面上绽开一朵烂漫的小小红花，其芬芳长垂千古。

在此瞬间，他的喉咙喷出一股热血，奔涌不止。似乎有人攫出了他的心，把它摔在岩石上，他的心成了碎片。天地翻转，日月无光。剧痛之后，黑暗如海潮奔涌，淹没了世界。在深深的黑暗中，唯有一朵小小的红花……

几个月时间，年轻人濒于死亡的边缘，他高烧经久不退，心力衰竭，医术高超的医生坐飞机赶来，几经手术才把他留在人间。

恢复知觉后，他感到心中空空如也。他知道母亲也去世了。当她得知真相后，既不能原谅自己的愚蠢，更难面对丈夫的邪恶，于是她怀着深深的悔恨，恐惧和困惑寻找解脱，离开了人间。年轻人平静地接受了母亲去世的消息，但内心深处，他怨恨命运给他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他和未婚妻经历如此艰辛，最终谁也没能见上老母亲一面。如今他最爱的两位女性都从地球上消失了，把他抛下，孤独地在监狱中听凭心口淌血。能与她们在九泉相会成了他一个美妙的梦。但医生并不怜悯他，敌人不会让他轻易死去。

我的英雄坐在一所特别医院的天井里自思自叹，头顶有白云飘过，天空被刺刀和带电的铁丝网框了起来；周围枯叶飞舞，像纸钱烧成的灰。他已形销骨立，穿一身白色的丝袍，有如他的容颜，亦似他的哀悼。

可这年轻人终究是革命英雄，他不能就此消沉下去。得有些事让他猛醒，让他有所作为。一位他保护过的地下工作者给他捎来秘密情报：敌人要处决集中营里关押的全部几百名男女政治犯。这些政治犯饱受血与火的洗礼，坚贞不屈，是党的宝贵财富。将来新中国的宏伟大厦要靠这些人来擎起，我的英雄一定要拯救他们的生命。

他将政治犯组织起来，并跟地下党取得了联系。一个救人的计划已初具雏形，但丝毫不能走漏风声。这所监狱的地牢里有条秘密隧道，是很多年前一位革命先烈为后人的越狱而偷偷开挖的。现在所有的政治犯就准备从这条地道逃出去，外面由地下党和游击队接应。

详细的计划只有极少数最可靠的同志知道。所以当犯人中有一个变了节，他只能含糊地说可能有人在组织越狱。敌人并不真信，但叛徒的话使他们警觉起来。他们也知道如果真有这么回事，英雄一定是知情者。于是他们对他施加酷刑，逼他招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