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 · 佚名 · 2026-07-25
毛泽东：那样靠不住。那些话不可靠。……（拍自己的两个肩膀）我们认为你们做的是从我们的肩膀跳到莫斯科去，这些肩膀现在一点用都没有了。
基辛格：我们在莫斯科什么都得不到。
毛泽东：但是你能在中国取得台湾。
基辛格：我们能在中国取得台湾？
毛泽东：但是你们现在有中国的台湾。
基辛格：但是我们总有一天会解决这件事情。
毛泽东：在一百年内。
基辛格：上次我到这儿，主席也是这样说的。
毛泽东：的确。
基辛格：至少，我不认为需要一百年。
毛泽东：要是现在你把它送回给我，我也不要。因为它现在要不得。现在那儿有非常多的反革命分子。一百年的话，我们会要它。……
基辛格：不是一百年。
毛泽东：（做手势，计数）很难讲。五年，十年，二十年，一百年，实在难说得很。
接着，毛泽东谈到了欢迎福特总统来访，也谈到了自己患病的具体病情。
基辛格：主席，我看了我们两年前的对话记录。我认为它是最深入的国际事务记录之一。我们对它非常重视。
毛泽东：但有些事我们必须等待观察，我做的一些评估还有待客观的情势来推动。
两人在讨论了美苏在欧洲的争夺、在欧洲打仗会不会使用核武器等问题之后，毛泽东和基辛格还谈起了经常爱看报上的国际新闻，就说起了《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都是犹太家族拥有的，还针对西方批评中国的论调，自嘲地说“我批准外国人都在我面前拍桌子，骂我的话，我只会感到高兴”的话。
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在中美关系上的意见是肯定的。第二天，也就是在基辛格离开北京的前夜，基辛格与乔冠华讨论美国的声明草案。乔冠华拒绝了美方建议的公报，提出了一个美方觉得不能接受的公报，基辛格也拒绝了。乔冠华明确地说，中国准备举行不要公报的高级会晤，这使基辛格很恼火。会议在凌晨中断，没有达成协议。分手时，乔冠华表示说，中国政府不能保证美国总统将受到热烈的欢迎。有评论说，这次基辛格访问是从北京两手空空地返回华盛顿的。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１日，“空军一号”降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刚刚步出机舱的福特的脸色是阴沉的。眼尖的基辛格已在总统夫妇身后兴奋地报告：“好哇，邓小平已在舷梯前迎候总统了。”他的脸上这才露出了笑容，他知道，中方还是很重视福特的访问的。
邓小平针对美方一系列违反《中美上海公报》的做法，在当晚以周恩来总理名义举行的欢迎宴会上特别强调说：“三年多以前，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双方发表了著名的上海公报。这是一个独特的国际文件，它明确阐述了中美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政策上的根本分歧，同时也指出了两国在当今世界上具有许多共同点，其中突出的一点是两国都不应谋求霸权，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霸权的努力。公报为发展中美关系提供了基础，也指出了方向和目标。这一公报的发表，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愿望，而且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在国际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福特当然听得懂这个坚强的矮个子的弦外之音。他这次来华，尽管不会给中美关系带来实质性的进展，却不准备在会谈中提出原来准备的“倒联络处”（即在北京设大使馆，在台湾设联络处）方案了。
会谈时，福特告诉邓小平说：由于美国国内形势的需要，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须推迟至１９７６年大选后再照日本方式采取行动。在此之前，准备把驻台美军削减一半，即从２８００人减少至１４００人。奇#書*網收集整理他还一再强调说，美国不能在预期和平解决问题以外前途的情况下抛弃“老朋友”，“期待中国政府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邓小平也明确地指出：所谓“日本方式”，也就是要接受（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三个原则，美台间的民间贸易方式可继续保持；至于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属中国内政，应由中国自己来决定。邓小平还表示，在美国接受三原则之前，中国并不急于解决正常化问题。
福特总统一行抵达北京的次日（１２月２日）下午４时１５分，毛泽东在中南海的书房里接见了福特总统与基辛格国务卿，邓小平、黄镇与布什也参加了会见。
毛泽东和客人一一握手后，请大家入座。
毛泽东先问福特：“你好吗？”
福特点头并致意：“我很好，希望你也很好。”
毛泽东指指胸口又拍拍双腿：“我不好，我有病。博士好吗？”
基辛格笑着说：“很好。我很高兴来到您这里。”
像过去毛泽东亲自掌握着周恩来与尼克松、基辛格的会谈详情一样，毛泽东虽然已经疾病缠身，仍然很详尽地了解了邓小平与福特会谈的具体内容。寒暄过后，毛泽东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还是明知故问：“你们谈了些什么？”
没待邓小平开口，福特抢先说：“我们上午谈了国际形势。你的国家和我的国家有必要进行平行的努力，来取得对我们双方都有好处的结果。”
毛泽东亲自掌握着中美关系的进程，拿尼克松与福特相比，是对福特的对华政策甚为不满。他眯缝着眼睛望着福特，以其特有的幽默略带讽刺意味地说：“我们没有本钱，尽放空炮。”
福特没有领悟出毛泽东是在含蓄地批评他放空炮，就说：“我不相信这点。”
毛泽东继续用幽默表达自己的不满：“就是骂娘，我们还有点本钱。”
在座的中国人都忍不住笑起来。翻译成英语后，美国人才笑了。福特笑过后，领悟了其含意，这才露出了尴尬，说：“（骂娘）我们也会。”
毛泽东机敏地说：“你们也会？那就达成协议。”
福特说：“我们可以以很有力量的语言来反对某一个捣乱的国家。”
毛泽东笑了：“不错，又达成协议。”
屋里的气氛很轻松了。毛泽东举起手来指着基辛格说：“总统阁下，你们国务卿干涉我的内政。”
福特与基辛格都紧张起来，望着毛泽东。
毛泽东却不紧不慢地说：“他不准我去见上帝。”
福特与基辛格这才松了一口气，基辛格不无得意地说：“我们坚持这一点。”
毛泽东又指着基辛格说：“上帝的命令他敢违抗啊！上帝请我，他不让去。”
基辛格佯作惊讶说：“要是你同上帝在一起，你们结合的力量就太大了！”
毛泽东已经十分习惯与基辛格进行幽默的对话，就很高兴地说：“博士阁下是无神论者，反对上帝，破坏我和上帝的关系，真是厉害啊！我拿他也没办法，只好听从他的命令。命令就是０ＲＤＥＲ。”
福特有点疑惑地问：“他是给上帝下命令吗？”
毛泽东反应敏锐地回答：“博士是向我下命令。”
毛泽东与福特的会谈，虽有轻松、幽默友好的气氛，但却掩盖不了这次高级会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对于福特此次访华，中共党史专家胡绳在《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一书中评述说：“与先前的尼克松政府所作的承诺相比，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是一个退步。由于美国政府不能作出正确处理（台湾问题）的决定，中美关系正常化被推迟了。”美国的美中关系问题专家罗伯特·罗斯在其专著《风云变幻的美中关系》中也评述说：“福特在北京的会谈气氛很友好，但却平淡无奇。一位与会者回忆道，这次首脑会议是他所参加过的最索然无味的会议。但表面看来似乎一切进展顺利。当福特和毛会谈时，竟有半个小时无话可说，他们只是在履行日程而已，并非在昭示世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和谐。”
虽然福特访华在消除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根本障碍———台湾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仍然有助于保持和扩大中美两国在四年前开始的实现关系正常化方面进行对话与合作的势头。福特再一次告诉中国领导人，他们要等到美国总统选举之后才可以期待实现关系正常化。但是，不久，福特在总统大选中败于卡特之手，中美建交便与他无缘了。
然而这次会见，其实邓小平的心情已经十分复杂了。当时在北京的西方外交家与中国问题分析家们，根据这些年北京政治气候的规律，已经判断邓小平“大权旁落，又开始处于极为难受的状况”。外电报道邓小平在１２月初与到访的福特总统会谈时，“显得心事重重，大概是在考虑一旦周总理病逝，将会对自己产生多大的影响”。福特总统在回忆此次与邓小平的会谈时说，“发觉邓显得彬彬有礼却又坚定固执”，似乎“并不急于建立全面外交关系，也不急于要求美国解除长期以来对台湾承担的义务”。而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霍尔德里奇分析说，有鉴于当时中国正值“四人帮”横行，邓小平说话有保留之处是不足为怪的。
１９７６年元旦一过，邓小平真的就突然闲下来了。除了被他视作同志、战友和兄长的周恩来的病危令他心情沉重之外，一股矛头对准他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越刮越急了，如今他只是“专管外事”了。但最后的两次外事活动，一次是元旦那天中午，会见并宴请了尼克松的女儿朱莉和女婿戴维·艾森豪威尔，最后一次就是１月２日上午，会见了以共和党众议员玛格丽特·赫格勒夫人为团长、民主党众议员帕奇·明克夫人为副团长的美国国会女议员访华团全体成员。之后，他就又“靠边站”了。
本来，从１９７４年底到去年初以来，毛泽东是一直支持邓小平出来全面抓整顿的。毛泽东将邓小平放在最重要的岗位上，还支持邓小平捅江青这个马蜂窝，称赞邓小平“以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为此，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过江青。但是后来在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开会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时，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意见产生了分歧。“四人帮”便高兴得恨不得立即就将邓小平打倒。但是，毛泽东有自己的打算，他很希望邓小平能回心转意，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上与自己保持一致，便提出让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毛泽东很希望像邓小平这样有威信有影响的人物出面来肯定“文化大革命”的主流是好的，从而达到两人继续合作并同时堵江青等人的口的目的。然而，邓小平在这个原则性问题上绝不让步。他婉言拒绝了毛泽东的提议。他说：“由我主持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后来，邓小平把话说得更明白了：“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局停止了邓小平的工作，但毛泽东还留有一点余地，让他“专管外事”。不久，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写了一封告状信请邓小平转呈毛泽东。这封信是告军宣队迟群、谢静宜的严重问题的。毛泽东认为刘冰“写信的动机不纯，矛头是对着我的”；毛泽东还批示说：“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大学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１１月３日，毛泽东的批示传达下来，于是，从清华大学首先开始了批邓的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１１月下旬，政治局按毛泽东的指示，召开了有百多名老干部与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正式部署了“反击右倾翻案风”。
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调子越喊越高，邓小平露面就越来越少了。在１９７６年１月２日邓小平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就再也没有看见他在公开的场合露面。但在“消失”两星期之后，邓小平又突然露面了！———１９７６年１月１５日下午３时，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隆重举行周恩来的追悼大会的时候，电视镜头中出现了身穿黑色中山装的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全国人大致悼词。
不久，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了。而基辛格也因为福特的竞选失败而离开了白宫。
第二部分“油印博士”和美国博士的握手——邓小平和基辛
□邓小平对基辛格说：“你是我会见的最多的外国朋友之一。”基辛格对邓小平说：“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邓小平与基辛格的再次见面已经是３年后的事情了。
１９７９年１月，邓小平应邀访美。和尼克松一样，基辛格自然也成为邓小平访美要会见的人物。在总统卡特举行的盛大国宴上，邓小平在宴会的答词上说：“我们两国曾在３０年间处于相互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怀念生前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道路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我们也自然想到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和福特先生、基辛格博士、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先生和各界朋友所做的努力。”
邓小平同样没有忘记这位为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努力的博士先生，称赞其所做的巨大贡献。
也就是在１９７９年的美国《时代》周刊第一期上，刊登了一篇文章说：“盛传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曾称邓小平为‘令人讨厌的小个子’，对此，基辛格矢口否认。上星期，在接受《时代》周刊采访时，基辛格告诉记者他对邓的印象：‘很显然，他非常能干，具有超常的意志和魄力。对于政治，他极为精通并游刃有余。当我１９７５年见到他时，邓对外交事务还知之不多，但学得很快。总之，邓是一个不可低估的人物，他的影响将是巨大的。’”
邓小平在离开华盛顿之前的２月１日，也就是中美联合公报发表的这天早晨，他与基辛格博士共进了早餐。后来邓小平在西雅图参观访问时，他们再次进行了会谈。会谈后，基辛格风趣地对记者们说：“我们同意使中国同我本人之间的关系正常化。”基辛格的话，引得哄堂大笑。
此后，基辛格多次访问中国，每次都受到邓小平的亲切会见。
１９８２年９月３０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刚召开不久，邓小平会见了来访的基辛格。
邓小平告诉基辛格说：“我现在把自己放到顾问委员会里面去了，是顾问委员会的主任，退到了二线，就是说让一些比较年轻的人到第一线来。我退到二线这样的事要早安排好。”
基辛格对邓小平如此高风亮节的行为大加赞赏。他说：“我想，在社会主义国家只有中国的领导人这么有远见做出安排。”同时，基辛格还愉快地向邓小平介绍了他所看到的中国的发展变化和在中国访问的感受，兴奋地告诉邓小平说：“现在人们的思想更加丰富了。我注意到人们穿的衣着比过去好多了，消费品也比过去大大丰富了。”
邓小平说：“我们最大的变化是农村。农民收入成倍、数倍的增长。我们‘三中全会’制定的政策见效了。城市也有了变化，主要是人民的精神面貌变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心增强了，对党和政府更信任了，这将对整个国家产生深远影响。”
这样的会谈自然离不开中美关系问题。尽管基辛格已经不在白宫做事，但仍然为中美的友好事业努力着。邓小平说：“这十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总体上来说是好的，但近两年发生了一些波折。就中国来说，无论是现在，还是今后，我们还是要保持这种政策的延续性。我们重视同美国发展关系，并且认为这种关系必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才能向前发展。”
在谈到国内情况时，邓小平还回忆说：“实际上我１９７４年主持国务院的工作，１９７５年主持了党和政府的工作。一年时间我就垮下来了。今天回顾这段历史是很有意义的，就是这１０年的波折启发了我们。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但‘十一大’又肯定了‘文化大革命’，继续过去的‘左’的政策和思想，所以有两年的徘徊。真正的转折点是１９７８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二大’肯定了‘三中全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并将继续加以贯彻。‘十二大’的最大特点是人事安排体现了三中全会政策的连续性，包括对外政策。这项工作还没有结束，解决干部老化问题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要继续做下去，但要有耐心。”
基辛格对邓小平的意见表示同意。他还对邓小平说：“我看到了你与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在世界上所有的领导人当中，你是惟一同法拉奇谈话能取胜于她的人。”
邓小平笑着问道：“她也同你谈过？”
基辛格略带自嘲地口气说：“她把我完全‘毁灭’了，我是受害者。我看了你们的那次谈话，很受感动。”
三年后的１９８５年１１月，基辛格和邓小平这两个老朋友又见面了。１９８５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向纵深发展并取得了许多成果的一年。
一见面，邓小平就说：“上次见面是１９８２年吧，差不多三年了，时间过得真快。对你来说，三年没关系，可是对我来说就珍贵了。”
基辛格说：“你现在看上去比我上次见到你时还要健康。”
邓小平笑着回答说：“自然规律违背不了，我的秘决没有别的，就是尽量少做事，让别人去做。”
基辛格说：“我们相识已经有１０年了，特别是过去６年中，你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邓小平高兴地说：“去年我们的步子快了一些，速度太高，影响到其他方面的平衡，经过今年大半年的调整，效果比预期的要好。改革是一个新事物，出点差错不要紧。”
基辛格称赞说：“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改革，是任何人都没有尝试过的，世界上还没有别的国家尝试过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
“不说是一个伟大的试验，但确实是一个重大的试验。”邓小平肯定地回答说。
基辛格接着说：“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事情，如果成功了，就将从哲学上同时向计划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提出问题。”
邓小平说：“我们的经验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必须改革，这是惟一的道路。中华民族不是低能的民族，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最终证明中国人行不行，还要看这１０亿人口怎么做。中国落后许多年了，近几年可以看到一些兴旺的气象。更早一点的时候，在１９４９年，黄面孔的中国人站起来了，但是真正的翻身还要两代人的努力。”
基辛格被邓小平的信念、魄力和爱国情怀所折服。
１９８７年９月，邓小平和来北京访问的基辛格又见面了。
这天是９月３日。基辛格一见面就说：“每次见到你，你都显得年轻。”
邓小平说：“你是我会见的最多的外国朋友之一。”
对此基辛格深有感触。他深情地回忆说：“当你第一次率领代表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时，美国专家都在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现在我们都十分清楚了。每次见到你时，你前一次谈到要做的事情都做到了。”
邓小平也愉快地说：“我访美的时候，受到你的盛情款待，你是重新打开中美友好之门的人，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
基辛格还跟邓小平谈到了他来中国前看到的各种关于中国国内形势的报道，他还把来到中国后看到的情景与外面的报道进行了比较，请邓小平对今后的中国国内形势做出预测。邓小平坦率地承认年初有些学生上街闹事，要求全盘“西化”，中国政府迅速果断地处理了问题。
针对国内形势时，邓小平跟基辛格说：“人民看得很清楚，现行政策使所有的人都得益。人民的拥护，人民的赞成，这是保证我们能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一心一意搞建设的基础。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开放是新事物，没有前人的经验，也没有外国的经验。某些方面不一定搞得那么准。所以‘胆子要大，步子要稳’。几十年内，在某个时候作些调整还会有。我们现在加快步伐，在加快中有时也要作些调整。”
邓小平还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更复杂。每一个措施都要涉及千千万万人的利益。所以，政治体制改革的步子要更稳。必须是有领导、有秩序、自上而下地进行。我们追求的目标是，力求我们国家的政策和实行这些政策的步骤、方法合乎我们自己的实际，力求及时总结经验，有错就改。”
邓小平还赞扬基辛格倡议建立了“美国—中国协会”。他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织，它的目标是明确的，相信它会为推动中美友谊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
基辛格说：“成立美中协会的目的是促进美中友好，推动美中关系的不断发展，鼓励美商到中国投资，美中友好关系符合我们两国的利益。我感到特别自豪的是，自从中美关系的大门打开以来，美国历届总统，包括共和党的总统和民主党的总统都在朝这个方面继续努力。因此，我可以说，美中关系是一种永久性的关系。”
邓小平和基辛格博士有记载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８９年的１１月１０日。
此前的１１月６日至９日。中共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同意邓小平同志辞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决定》和《关于调整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的决定》。１１月９日，邓小平会见出席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的全体同志，说：“感谢同志们的理解和支持，全会接受了我的退休的请求。衷心地感谢全会，衷心地感谢同志们。”
第二天，邓小平就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这位美国政府的前国务卿，成为邓小平退休后接见的第一个外国客人。而当时中美关系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这天，邓小平身穿深灰色的中山装，神采奕奕。基辛格一走进会见大厅，邓小平就迎上去和他热情握手。邓小平当着几十名记者们的面，对基辛格说：“博士，你好。咱们是朋友之间的见面。你大概知道，我已经退下来了。中国需要建立一个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的制度，中国现在很稳定，我也很放心。”
基辛格说：“你看起来精神很好，今后你在中国的发展中仍起着巨大的作用，正像你在过去所起的作用那样。你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
听到基辛格说他是“中国改革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笑了，说：“我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在需要的时候，我还要尽一个普通公民和党员的义务。你现在不当国务卿了，不也还在为国际事务奔忙吗。”。
当基辛格问邓小平中国将如何确保改革开放持续到下一个十年的问题时，邓小平回答说：“可以肯定地说，谁要走回头路，谁就要垮台。十年改革开放，虽然出了些毛病，现在需要进行治理整顿，但成就是很显著的。我们前进了一大步，使中国上了一个台阶。这一切来之不易。实践证明了我们的方针政策是正确的。加强中央的权力是对的，但并不等于改变过去实行的改革开放以及权力下放等措施。”
基辛格看着邓小平这个可爱的中国老人，说：“你是做的比说的多的少数几位政治家之一，你使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后来，基辛格在同一位外国政治家的谈话中对邓小平作过这样的评价：邓小平是中国推行改革的领袖。他着手共产党领袖从未搞过的改革，解放了农村经济，把粮食进口国变成粮食富余国。作为老一代的革命家，不允许共产党的地位下降，并且要将经济改革搞下去。
作为邓小平会见最多的外国人之一，基辛格博士对邓小平的评价应该说是实事求是的。而邓小平这个１８岁时在法国投身中国革命，并很快成为“少共”的积极分子的中国青年，在法国承担的第一件革命工作就是为机关刊物《少年》刻蜡版工作。那时他白天在工厂做工，晚上刻蜡版，干起工作来浑身是劲，并因此赢得了一个“油印博士”的称号。用邓小平自己的话说：“我从来就未受过其他思想的侵入，一直就是相信共产主义的。”而正是为了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和友好事业，促进世界和平，这个戴“油印博士”帽的职业革命家和基辛格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并以其求实的品格赢得了美国博士的尊敬。
值得我们注意研究的是，邓小平在１９８９年退休前后，分别在１０月３１日和１１月１０日会见了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尼克松和基辛格。一个是邓小平退休前会见的最后一个外国客人，一个是邓小平退休后会见的第一个外国客人，这一前一后是不是历史的巧合，还是出于人为的安排，我们不得而知。但有一点是我们可以想到的，那就是这次会见中在谈到中美关系问题时，邓小平对基辛格所说的：“中美合作的基础是有的。那种按社会制度决定国与国关系的时代过去了。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完全可以和平共处，发展友谊，找到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肯定能找到共同利益。”
作为中美关系之船“起航”的“领航人”，邓小平在世界和平发展史上刻下了他不朽的名字。
第二部分邓小平迷住了“三边主义”的创始人——邓小平和布热津斯基(1)
邓小平迷住了“三边主义”的创始人
———邓小平和布热津斯基
据说，有人曾经在白宫的一个外交使节的宴会上提了一个问题让与会者回答———在美国，每天都必须要和总统在一起说话的人是谁？
有的人说那当然是第一夫人，有的人说是总统的厨师，有的人说是总统的办公室主任，甚至还有人说是总统养的小宠物等等。但答案都不正确。那这个人是谁呢？
最后，还是白宫的一个服务生无意中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个人就是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个作为总统国家安全顾问的角色，几乎每天都要把中央情报局、国务院、国防部的情报进行整理向总统汇报，并提出不同方案和对策供总统参考，在白宫是最引人注目的了。
担任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１年美国卡特总统执政时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此前，他曾在约翰逊政府的国务院政策计划班子里干过两年，他因发表《大失败》一书，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进行全面攻击而在国际反共舞台上声名大噪，是国际上最著名的反共理论家，因此还得了“鹰派”代表人物的称号。尼克松就任总统后，他又回到大学讲台，却提出了一些“鸽派”的理论。因其不是在美国本土出生，而是在东欧出生，又对东欧和苏联以及美苏关系问题有着成功的研究，使他成了美国权势集团上层人物的座上宾。他的简要明了地从世界纷繁复杂的事务中迅速概括成决策方案的能力和善于总结形势而提出口号的能力，也深受美国政治领导人物的欣赏。此间，在缅因州的东北港避暑的布热津斯基，与美国著名的大财团的总经理兼董事长、不久前又刚刚担任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的戴维·洛克菲勒在其西尔港庄园，一见如故，成了一对密友。由此他们还成立了一个由美国、西欧和日本的最上层银行和企业巨头组成的一个组织———就是著名的“三边委员会”。这个“三边主义”就是布热津斯基的发明。
再后来，经可口可乐公司的保罗·奥斯汀推荐，戴维的提名，经布热津斯基的同意，还未当选美国总统的卡特才得以成为“三边人”的。卡特在竞选总统成功后，在组成政府班子成员时，首先就请教布热津斯基。而且卡特还对他说：“还在我刚进‘三边委员会’的时候，心里就想，要是我能当总统，我就请你出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并希望布热津斯基“帮我一把”。而布热津斯基也毫不谦虚地说：“这是我的荣幸！吉米，你决不会对自己的选择感到后悔的。”卡特也的确公开对记者说：“我有了最优秀的顾问！”
像基辛格一样，布热津斯基担任此职务后，因其在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中所起的杰出作用，而在世界政坛上闻名遐迩。
□布热津斯基向中国驻美联络处秘密表达访华愿望。卡特单独秘密会见布热津斯基，并给予“特别授权”，表明“布热津斯基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建立外交关系”。
□布热津斯基特地准备了美国宇航员从月球取回的岩石标本和一面带上月球的五星红旗作为礼物赠送给中国人民，“作为我们共同追求更美好的未来的象征。”
１９７８年４月，对吉米·卡特来说，考虑得最多的问题或许就是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了。他已经内部秘密决定了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实施战略报告，建议中美建交时间为“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卡特觉得，中国人将每年的１月１日叫作“元旦”，是吉祥的开始的含意，中国人会很喜欢这个日子的。而离这个日子不到８个月了，美中双方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消除障碍和分岐吗？美方的“最低限度”方案已经调整为：要中方接受美国对台湾军售的安排。这是建交谈判的核心基本点。中国能接受吗？没有人能知道。结果会怎样？为此，他曾授意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带着这个“最低限度”建交条件回北京去作一些试探，设法将美国的这一想法准确地传递给中国人，并从中国人那里得到一些美国人可以接受的回应。可是，伍德科克为此使尽浑身解数，能做的都做了，仍然没有得到中国的任何回应。或许只有派出总统特使飞赴北京直接与中国最高领导人沟通这一条路了。因为时间紧迫，时年（１９７８年）的秋冬，国会大选之后，正好是一个极为难得的“时机窗口”，这是一个有利于关系正常化的时机，在这个时候，国会正在休会，由于刚刚经历人事调整，反对派力量相对薄弱，很难立即组织起强有力的反击。这个“时机窗口”从秋天一直开到１９７９年１月中旬新一届国会开会之前。如果不在１９７８年内完成美中关系正常化，等到明年国会开会之后，这个“窗口”就会因为两个因素的限制而关闭：一个是与苏联削减战略核武器协议一旦达成后，争取参议院的批准势必是一场战斗；二是１９７９年将是总统大选年，卡特的一班人要集中精力，应付总统大选，而这时必须考虑党派斗争和国会可能对某些外交政策的指责。
而作为布热津斯基，自然不愿意放弃像基辛格秘密访问北京使其成为中美关系史上的杰出人物一样，他曾多次敦促总统改善美中关系。而早在１９７７年的１１月３日，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在白宫设宴为即将回国的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饯行时（当时卡特总统对黄镇和记者们说：“由白宫出面为即将离任的外交使节饯行，在美国外交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黄镇完成了自己担任该职５年半期间的最后一个重要使命，就是当众向布热津斯基发出了访华的口头邀请。其实，这也是布热津斯基在此前授意他的助手奥克森伯格向韩叙提出了“希望中国领导人邀请他去北京访问”的。而美国驻北京的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也建议卡特让布热津斯基访问北京。这次黄镇的口头邀请，就是中国政府对布热津斯基的重要回应。布热津斯基自然暗自心喜，高兴地接受了邀请。这自然受到了作为国务卿的万斯的强烈反对，并为此爆发了争吵。
然而当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４日国务卿万斯的北京之行，在中国碰到了“邓小平的钉子”，没有达成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任何协议的时候，布热津斯基自然不能放过这样的机会，该他出场了。
１９７８年３月１６日，华盛顿正式通知北京，布热津斯基接受了邀请，具体日期待定。４月２６日，白宫宣布布热津斯基访华的日期定为５月２０日。这就表明卡特总统开始准备迎接他在外交事务的决策中的一个最为关键的挑战。
５月１２日上午，布热津斯基按照惯例工作程序，到椭圆形办公室向总统呈递最新简报，在介绍完最近２４小时内世界各地的情况后，起身告辞时，卡特让他留下来，说：“兹比格纽，你等等，我想和你专门谈一下你访问北京的事情。”
等布热津斯基坐下来后，卡特就说：“我已经想好了，希望能加快关系正常化的步伐。你此次到了北京，如果看准了情况，你就可以见机行事，抓住机会，把关系正常化推进一步。我给你特别授权。”
听到总统如此的决断，布热津斯基顿时兴奋得几乎要跳起来了，说：“这太好了！”
卡特继续说：“你见到中国的领导人，就说美国接受中国提出的关于关系正常化的三个基本条件，但是中方也须同意美方的两项基本条件：其一，美方公开声明相信台湾问题将得到和平解决，请中方不要加以驳斥；其二，美方应能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
“好，我一定按你的要求去办。”谈话后，布热津斯基立即在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的协助下，将总统的这次谈话整理成有五页纸的书面指示，呈交卡特审阅，请卡特签字，以作总统授权依据。
但卡特并没有马上在此份书面指示上签字。他准备开一个会，给几个要员通气。５月１６日上午，卡特总统亲自在椭圆形办公室里主持召开专门会议，讨论布热津斯基即将进行的访华事宜。往常总统召开这类涉及外交事务的政策会议，通常都是万斯先作发言。这次，大家也像往常一样，先看看万斯。万斯则坐在沙发上，一反常态，默不作声。
卡特知道万斯由于自己的意见未得到采纳，心中不高兴。于是，卡特就示意国防部长布朗先说。布朗此次态度鲜明，极力主张总统授权布热津斯基同中国进行更为广泛、更加实质性的会谈。布朗说：“我们应当借助这次访问，将美中关系正常化大大向前推进一步。”
布热津斯基也说：“我觉得，我们不仅要大幅度地推进关系正常化，而且还要进一步发展美中军事战略关系，我想总统考虑，能否在我的已经确定的访华代表团名单中，再增加助理国防部长阿布拉莫维兹，责成他在北京专门向中国方面通报全球战略形势。”
卡特基于急剧变化的美苏关系和国际形势，接受了布热津斯基和布朗的观点，因而在会上表态说：“布热津斯基此次访华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建立外交关系。”
总统在这样的会议上作了决定，万斯尽管不悦，也不再持反对意见。
５月１７日，卡特在此份关于美中关系正常化的书面指示上略作修改，然后签字。在这份文件中，卡特总统就中国问题作了一些重要而高度机密的决定。其中提到两个关键问题，即美国与中国的战略关系问题和美中建立外交关系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卡特指示布热津斯基告诉中国人：“我们把美中关系看做是美国全球政策的一个中心方面。美国和中国有着某些共同利益，双方有着彼此一致的长远的战略利害关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双方都反对任何国家谋求全球或者地区性霸权。所以你的访问不是战术性的，而是要表明我们对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关系的兴趣，而且这种兴趣具有根本和持久的性质。访问一开始，你就要强调这一点。”
关于美中建交问题，卡特作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指示：“你应该说明，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已经下定决心，准备向前迈进，积极谈判，扫除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各种障碍。”
因此，布热津斯基的访华之行，也就被赋予了洽谈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非同一般的重要使命。与上次万斯国务卿所作的试探性访华相比，布热津斯基的访问才是真正的实质性的访问。
布热津斯基格外重视这次访问，为了表示友好，他特地准备了美国宇航员从月球取回的岩石标本和一面带上月球的五星红旗作为礼物，并成功地说服了卡特总统给华国锋主席写了一封亲笔信：“华主席：特备月球岩石标本一份，赠送给您和中国人民，作为我们共同追求更美好的未来的象征。”
万斯对布热津斯基的行动有些耿耿于怀，在布热津斯基访华的计划确定后，原来就商定不提前向苏联打招呼。但后来，布热津斯基得知，国务院有人未经白宫准许就擅自向苏联驻美大使馆打了招呼。以致苏联在布热津斯基抵达北京之前，就匆匆忙忙将离任已久的苏联驻华大使伊利切夫派回北京来。
在布热津斯基即将成行之际，万斯又去向卡特建议，在布热津斯基访华之前应该邀请苏联外长葛罗米柯访问美国，想以此来削弱布热津斯基访华的战略意义。布热津斯基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据布热津斯基在其所著《实力与原则》一书中记述，为了不让苏联因素干扰其访华之行，他劝说卡特拒绝了万斯的建议。这样，邀请葛罗米柯访问美国的计划就经卡特同意被推迟至布热津斯基访问中国之后。
布热津斯基临行前，台湾驻美“大使”沈剑虹求见美国国务院官员和布热津斯基的助手奥克森伯格，希望美国考虑改变这个访华日期，因为那一天正好是台湾新“总统”蒋经国就职典礼的日子。国务院中华民国科的官员只好说对这种巧合表示遗憾。奥克森伯格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这事无法改变了。”
沈剑虹还不甘心，就要求约见布热津斯基本人。但是，布热津斯基传出来的答复是太忙了，只能在访问北京回来以后再考虑会见。沈剑虹敏锐地感觉到形势有些不妙了。
５月１９日，布热津斯基一行终于乘专机飞离华盛顿，开始了他的中国之行，并按计划于５月２０日抵达北京。
第二部分邓小平迷住了“三边主义”的创始人——邓小平和布热津斯基(2)
□布热津斯基说邓小平“个子小，气魄却大，立即使我心折。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听了布热津斯基的汇报后，卡特说：“你被邓小平迷住了”。
当布热津斯基飞越太平洋上空的时候，表面的平静并不能掩饰其内心的波澜，他的心像太平洋的波涛一样起伏不已。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回忆起这次北京之行时说：他不由自主地将自己的这次访问，与１０年前的１９７１年夏天基辛格那次秘密飞越喜玛拉雅山的“勃罗行动”联系起来。甚至他还想到非常巧合的是为美中关系正常化做出贡献的基辛格和自己，两人竟然都是非美国出生的移民（基辛格是在德国出生的，他是在波兰出生的），而且在接受这项任务时都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对中国几乎是一无所知，又没有什么特殊感情，只是有相同的战略考虑。
在飞机上，他还非常关心讲究礼仪的中国会给予他什么样的礼遇。他问助手们，基辛格和万斯第一次飞抵北京时都有什么人去机场迎接。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奥克森伯格告诉他，基辛格第一次飞抵时，迎接他的是过去与马歇尔将军在军调部共过事的叶剑英元帅，后来是军委副主席，还有就是当时刚宣布出任驻加拿大大使的黄华；而去年迎接万斯国务卿的是已经担任外交部长的黄华。布热津斯基之所以问这个问题，是担心他飞抵北京时受到怠慢。他所担任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职务上与国务卿相当，会受到相同的欢迎礼仪吗？
１９７８年５月２０日中午，布热津斯基一行十人抵达北京。同行包括他的夫人，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塞缪尔·亨廷顿、国防部的莫顿·阿布拉莫维茨、国务院的里查德·霍尔布鲁克、弗兰克·普雷的助手本·休伯曼和奥克森伯格等。
当美国专机在首都机场降落，外交部长黄华夫妇出现在舷梯下的时候，他很高兴。他曾说：“这是一个信号，说明中国人决定对这次访问给予与国务卿来访同样的规格。”
这是布热津斯基第一次访问北京，印象很新鲜。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中说：
为了使中国参加到我想要推进的关于建立更广泛关系的会谈中来，我们中的４个人准备向中国人广泛地介绍情况：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塞缪尔·亨廷顿，专谈我们对苏美均势的估计及由此产生的战略问题；国防部的莫顿·阿布拉莫维兹，全面介绍军事情报，并提出两国军事代表团互访的建议；国务院的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专谈扩大文化和经济合作问题；在费兰克的新闻班子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任职的本·休伯曼，专谈扩大科学合作，包括总统科技顾问普雷斯博士可能访华的问题。我在中国事务方面最亲密的顾问米切尔·奥克森伯格则直接与我一起准备我所要作的关于美国对外政策的全面介绍，这一介绍是我与中国领导人进行更为直率的讨论的序幕。
当天晚上，外交部长为我举行正式晚宴，席间互相祝酒———我们祝酒时措词谨慎，以示我们意图的严肃性。
星期天早晨，我们先去参观毛泽东的纪念堂。看到有教养的中国人也学俄国人的作法，将他们的革命领袖的遗体作了防腐处理并予以展出，我未能苟同，对于所谓的科学的唯物主义者来说，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风格。这个上午余下的时间用于与中国外长进一步交换意见，他介绍了中国在对外政策问题上的立场。下午，我参观了紫禁城。这种宫殿与手工艺品卓越非凡的组合，使人们理解到中国本身一直就是一种文明，其程度之高非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可比，相当不同寻常而富有特色。然后，我与邓小平副总理第一次会谈，晚上也同他在一起，在仿膳吃了一顿精致的便宴，仿膳饭馆设在北京中部的北海公园，前面有个小湖。饭罢，去听京戏，上演的都是传统的京戏，显然与最近对外宾的做法不同。
深谙谈判艺术的布热津斯基对这次访华，可谓作了充分准备，在对美中两国近１０年的谈判记录作了潜心研究分析之后，精心设置了一套谈判计划。他知道，在同邓小平或华国锋会面以前，他与中国外长的谈话，中方将会进行全面研究。因此，他就在第一天与黄华外长会谈时，连翻译在内，用了三个半小时，“有意识地将概述美国对外政策的开场白讲得很长，很全面”，清楚而充分地说明美国赞成什么，卡特政府想做的又是什么。目的是想在战略问题上一旦达成若干一致意见后，再和最高领导人私下讨论此事。也就是说，“真正的协商和确实重要的交换意见主要是在与邓小平副总理和华国锋总理会谈时进行的”。
５月２１日下午４时零５分至６时３０分，邓小平就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会见了布热津斯基。邓小平是在布热津斯基刚刚参观了故宫博物馆后就进行这次会见的。
布热津斯基在回忆录中说：“在会见中国外长时，双方代表团在长桌两边相向而坐，但在这次会见中，邓与我却并排坐在扶手椅中，邓在我左边，他那照例必备的痰盂在他左边。伴我前往的只有迈克·奥克森伯格，他能讲中国话并做详细记录，在座的还有伦纳德·伍德科克大使。代表团其他成员对未能列席都没有意见，只有霍尔布鲁克因未能参与这次会见而就个人特权问题大做文章。然而我受到总统明确指示的限制，要使会见保持在小范围内，并保守机密，那么大使显然应该排在他的前面。会见是从邓的一句关怀话开始的。邓说：‘你一定很累了。’我回答说：‘我感到振奋。’这句话准确地表达了我的情绪。在继续寒暄几句以后，邓就言归正传了。”
布热津斯基告诉邓小平，他已经将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与美国主要政治家和参议员的谈话记录都阅读了一遍。
邓小平说：“美国朋友我见得不少，中国问题不难了解，你从过去的谈话记录中，可以了解我们的看法、观点和主张，我们已经直截了当地说出来了。毛泽东主席是个军人，周恩来也是军人，我也一样。”
布热津斯基回答说：“军人说话就是痛快直率，但美国人也有说话直率的名声。我希望你没有觉得美国人或美国有什么不容易理解的。”
紧接着，布热津斯基“便一头栽入”他在与黄华外长会谈时回避了的话题，即关系正常化问题。布热津斯基说：“总统要我转告你，我们准备不仅就国际形势，不仅就我们并行不悖的行动可能有助于推进同样的目标或抗拒同样的危险等方面认真进行会谈，而且准备开始就两国更直接的关系问题作更加积极的会谈。”
邓小平仍持怀疑态度，因为布热津斯基头一天和黄华的会谈中，并没有具体涉及到这一实质性问题。于是，邓小平说：“阁下，现在的问题仍旧是下决心。如果卡特总统在这个问题上下了决心，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比较容易了……为了实现正常化，你认为应该做到什么呢？”
关于这个问题，在回答时，布热津斯基试图让邓小平了解美国对盟国的义务，也了解美国在国内面临的困难，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遇到的困难。布热津斯基为此谈了相当长的时间，他说：“在和阁下私人讨论以及在这小范围内保密的情况下，我还可以说，总统本人准备在实际可行的情况下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无意人为地延迟解决……因此，总统准备在国内承担解决两国之间突出问题的政治责任。他承认这是我们的责任，而不是你们的问题。在两国关系中，我们将继续遵循上海公报，遵循只有一个中国、解决台湾问题是你们自己的事这条原则。然而，与此同时，我们还有某些国内问题和某些历史遗留下来的必须加以克服的问题。这些问题复杂、困难，在某些方面相当带有感情色彩。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在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方面找到能够让我们表达我们的希望和期待的某种方式的原因，尽管我们承认这是你们的国内事务，我们是按照上海公报的精神这样做的……”
邓小平回答说：“双方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中国人可以说，我们何时、如何解放台湾是应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的内部问题。我们可以表达我们的看法。”
布热津斯基说：“关系正常化以后，感到不安全的台湾可能会转向苏联。”
邓小平回答说：“我们曾经考虑过这个可能性，但既然美国要维持与台湾的经济关系，这个问题就不成其问题。”
双方的立场就这样接近了。
可以说，在整个过程中，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的，“我们试图将交换意见变为朋友间的真诚对话，我即席发言，将全球性、战略性和双边问题交织在一起，逐渐接近正常化问题，以便探索中国的灵活性，然后，再回到不致引起重大争论的全球问题上来。”
会谈中，布热津斯基“有意”使用了“历史转折时代”这个“含义模糊的字眼来描述台湾在以某种方式最终重新统一之前所处的分隔状态”，试图向邓小平讲清楚，“即使在正常化以后，美国对台湾的安全义务还要继续下去”。
在进一步交换若干意见之后，布热津斯基继续说：“我受命向你证实：美国接受中国的三个基本点，并再次重申上届美国政府向你们作出的五点（承诺），我愿意再次重复自我来到北京已说过好几次的话，即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决心已下。”
接着，布热津斯基提议下个月双方就正常化问题开始进行高度机密性的磋商。
邓小平立即代表中国接受了这个建议。之后，邓小平还是忍不住用“挖苦”的语气说道：“我想，关于这个问题，就谈这么多了。我盼望着卡特总统下决心的那一天。让我们换一个话题吧。”
但敏锐的布热津斯基又立即肯定地补充了一句：“我已经对您讲过，卡特总统已经下了决心了。”
随后，邓小平和布热津斯基的会谈话题又回到国际形势上来。邓小平粗线条地重申了头一天黄华外长的意见。他强调中国对得到更多美国技术怀有兴趣，尽管他对美国可能不会给予合作表示关注。之后，他们继续讨论战略关系问题，邓小平坚持说限制战略核武器会谈对美国没有好处。
布热津斯基指出：“会谈旨在实现战略稳定，它是与重振防务的努力并用的。”
邓小平没有他的看法，说：“坦白地对你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们去跟苏联缔结条约，总是美国方面作出让步，总是讨好苏联的产物。”
布热津斯基觉得“这该是我们稍微讽刺一下对方的时候了”，就对邓小平说：“在对付苏联方面我们并不天真无知。过去３０年来，反对苏联霸权图谋的一直是美国，其时间大致相当于你们的两倍，所以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有一些经验的。”
但就像布热津斯基后来回忆说的那样：“要是从上面这番概述便得出结论，认为我们交换意见时言语尖刻或互相攻击，那就错了。交换意见过程中确有争吵，但整个趋势是积极的。邓关于正常化的评论也不像外长那么僵硬，他并没有作实质性让步，但伍德科克和我都感到可能有某些灵活性。邓没有驳斥我关于美国和台湾的某些说法，自那以后，我们更有这种感觉。我们的讨论一直持续到晚上，尽管我们的谈话更多有个人性质。我们在谈到各自的家庭时，邓不住地往我的盘子里放入引人开胃的美味佳肴，我们频频举杯祝酒，邓对他有兴趣访美作了一些含蓄的暗示。他还作了一项神秘莫测的评论，大意是说他自己作为高级领导人只有３年的时间了，他这样说时，似乎在强调美中关系的进展有某种迫切性。我告诉他，我希望能在华盛顿我的家中回请他一次，以答谢这次宴请，邓微笑着接受了。”
邓小平接受布热津斯基的邀请，是在他们当天晚上的会谈中。他们在人民大会堂谈了一个下午。在快要吃晚饭的时候，转换地点来到了北海仿膳饭庄边吃边谈，由过去给毛泽东、周恩来作翻译的冀朝铸担任翻译。
这天黄昏时分的北海公园因为这次特别的宴会而载入了史册。湖面波光潋滟，灯影粼粼，垂柳依依，和风拂面。在公园西边的仿膳饭庄里，古香古色的宫廷菜与点心令人回味无穷。穿着黑色中山装的中国主人与西装革履的美国客人都因会谈的顺利而有些兴奋。
这是对中美关系起了重大作用的一次谈话。数年后，布热津斯基才知道，邓小平这次在北海公园的仿膳饭庄宴请他，是邓小平了解他，知道他这次访华的不易而给他的特殊礼遇。布热津斯基以后曾多次回忆起这一次谈话，说这是他终身难忘的一个夜晚。他说：“会见后不久，如上所述，他把我带到一家饭店，在那里我们继续讨论，气氛更加无拘无束，一直讨论到很晚。邓个子小，气魄却大，立即使我心折。他富有才智，机警、精明，理解很快，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次日下午，华国锋总理也接见了布热津斯基。布热津斯基递交了从月球采回的岩石标本及带上月球又带回来的五星红旗。
在告别宴会上，布热津斯基在原来准备的祝酒辞中，特意加上了关于卡特总统对美中关系正常化下了决心的段落。他在祝酒辞中首先表达了美国对中国的三个根本信念：第一，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友谊和关系正常化对世界和平极为重要和有益；第二，一个安全和强大的中国对美国有利；第三，一个强大、自信和参与全球事务的美国对中国有利。然后，他加了如下一段话：“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希望与强大的中国有友好联系。他决心和你们一起，在上海公报的范围内，克服两国关系正常化道路上尚存的障碍。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已经下了决心。”
布热津斯基一回到美国就立即向卡特总统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认为这次访问“很成功”。５月２６日，外出刚刚回到华盛顿的卡特就听取了布热津斯基的当面汇报。卡特也认为，尽管布热津斯基去中国的使命不是去谈判任何有关中美关系最后协议的，但是他干得很好，为后来取得进展奠定了基础。
这天，卡特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从伊利诺斯州和西弗吉尼亚州）回到华盛顿时，兹比格已经从中国回来了。他对中国人大为倾倒。我说他着了迷了。”
西方的传媒对布热津斯基的北京之行反应是积极的。法国《世界报》称这是“中美关系决定性的里程碑”。德国《法兰克福报》说“中国领导人隆重地接待布热津斯基，其规格可与接待基辛格相比”。
第二部分邓小平迷住了“三边主义”的创始人——邓小平和布热津斯基(3)
□令布热津斯基感到“的确相当惊奇”的是，“一个十亿人的领导人”到达美国后仅两小时就如约赶到他家吃美国风味的烤牛肉！
□布热津斯基问邓小平：“你在中国政治上也碰到了许多困难吧？”邓小平马上回答说：“有！在台湾！”
布热津斯基离开中国之后，中美于７月份正式开始了建交谈判。然而在美方接受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三大原则之后，谈判在出售武器给台湾的问题上，美国不让步。直到１１月，谈判仍无进展。直到１２月４日，中美建交谈判的第６次会议在中国外交部会议室举行，韩念龙代替黄华作为中方代表告诉美国代表驻华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中国政府赞同美国提出的把１９７９年元旦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日期，并告诉他邓小平副总理将于１２月１３日接见他，中美关系正常化才算正真有了重大转折。卡特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指示布热津斯基在邓小平接见伍德科克之前，会见中国驻美国联络处主任柴泽民。此后围绕这一问题，邓小平先后于１２月１３日上午、１４日下午、１５日下午，三次同伍德科克会谈。最后，邓小平一锤定音，双方就台湾问题达成了共识，搁置了分歧。
按照计划，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１月２８日，邓小平应邀出访美国，作为３０年来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中国领导人，受到了美国卡特政府的隆重欢迎。
邓小平的专机波音７０７飞机，经过１５个小时的飞行（中途在阿拉斯加州的安科雷奇空军基地停留１个小时），于北京时间２９日凌晨４时半（美国东部时间１月２８日下午３时半）到达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瑞雪兆丰年。刚刚结束的一场大雪给华盛顿披上了一件银装。在机场，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受到了美国副总统蒙代尔和夫人、国务卿万斯和夫人等的热烈欢迎。
简短的欢迎仪式结束后，邓小平一行下榻在白宫对面的布莱尔大厦。
７４岁的邓小平不顾长途跋涉的辛劳，信守８个月前在北京北海仿膳饭庄的诺言，在简单的安顿休息之后，便赶到华盛顿郊外麦克赖恩的布热津斯基家里，参加一个别有风味的美国家庭晚宴———吃烤牛肉。
为了迎接邓小平的到来，布热津斯基一家这几天可谓忙得不亦乐乎。布热津斯基自己负责选购了满满一柜美酒；夫人亲自精心选择拟定了菜单，并烹制了具有浓郁美国风味的烤牛肉、蟹肉、蔬菜和水果沙拉等等；他让三个孩子———伊恩、马克和米卡充当宴会服务员负责端菜倒酒的服务。布热津斯基还请奥克森伯格、万斯、伍德科克、霍尔布鲁克等出席作陪。晚宴上他们吃着美国饭菜，喝的是上等的苏联伏特加酒。
布热津斯基高兴地举杯给邓小平敬酒时说：“我用勃列日涅夫喜欢的美酒向你表达敬意。”
邓小平听后，哈哈大笑起来。
而在晚宴开始之前，布热津斯基和邓小平还进行了简短的会谈。
布热津斯基问邓小平：“中国在私人财产方面有什么限制？人们有没有私人住房？能不能雇用人？城市里有没有私人企业？”
邓小平回答说：“中国有私人住房。等将来生活条件好了，人们可以买小汽车，但那可能是十多年以后的事情。在中国可以雇人，现在人们的工资低，将来工资高了就雇不起了。中国的城市有些小商小贩，‘文化大革命’时取消了，今后要恢复。”
宴会开始后，酣畅耳热之时，布热津斯基当众发表了自己的高见说：“中国人和法国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认为自己的文明优于所有其他国家。”
邓小平反应很快，不紧不慢地回答说：“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东亚，中国的饭菜最好；在欧洲，法国的饭菜最好。”
邓小平的幽默风趣引得大家高兴地笑了。
布热津斯基又问邓小平：“卡特总统由于决定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他在国内已碰到一些政治上的困难。你在中国，是否也有人反对关系正常化，在政治上也碰到了许多困难吧？”
这是一个敏感而颇有些难度的问题。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把目光投给邓小平。
谁知邓小平很快就回答说：“有！”
大家都把眼睛紧紧地盯着邓小平，等待着他后面的回答。而邓小平大胆公开地说出了“有”，这就让人敬佩。当时在场的布热津斯基的高级助手、中国问题专家奥克森伯格后来回忆当时自己的心理活动时说：“这将是令人高兴的夜晚。多么坦率啊！我们将了解中国制定政策的过程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
在稍停片刻之后，邓小平接着说：“台湾有人反对。”
邓小平说“台湾有人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这样的回答，自然是布热津斯基所料想不到的。这也再次让他感受到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时给他留下的印象———富有才智，机警、精明，理解很快，相当幽默，强硬而直率。和他谈话以后我更加理解他何以能经受住政治生涯中的所有挫折，但更重要的是，他的目的感和干劲使我印象深刻。他是一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能和谁打交道的政治领袖。”
后来有人分析说，如果布热津斯基能预料到邓小平会如此巧妙地借用他的提问来重申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的话，他极有可能会避开这个“愚蠢”的问题。
邓小平访美期间，布热津斯基几乎参加了所有的重要会谈和宴会。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多次回忆起与邓小平交往的往事，用许多笔墨对邓小平的风采进行了充满崇敬的描绘。
而这次邓小平到布热津斯基家中作客，也就分明是在公开赞扬他对促进中美关系正常化所做出的积极贡献，给布热津斯基一家带来了极大的荣耀。因为，去年春天的时候，国务卿万斯曾抱怨布热津斯基的一些公开言论妨碍了他有效发挥国务卿的作用，因此卡特总统曾一度降低了布热津斯基的形象，让他躲在幕后。而这种情况直到他参加了中美建交谈判后才有所改变。
所以，许多天过后，布热津斯基在他的办公室会见记者时，仍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说：“在你想到这件事的时候，你就会感到惊奇。一个十亿人的领导人到达美国后仅两小时就到我家里赴宴！”“我是说，这的确相当惊奇！”
可见邓小平在他家吃了一顿晚饭，给了他多么大的惊喜和骄傲。
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９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刚刚卸任的布热津斯基，他们就重大的国际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交换了看法。会见中布热津斯基转达了前总统卡特的良好祝愿。邓小平也请他回国后转达他对卡特和蒙代尔的问候。他们还深情地回顾了１９７９年布热津斯基第一次来中国访问期间的情形，邓小平笑着说：“你和我共同克服了最后的困难……”
第二部分英国“铁娘子”碰到中国“钢铁公司”——邓小平和撒切尔夫(1)
英国的“铁娘子”碰到了中国的“钢铁公司”
———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
玛格丽特·撒切尔，也就是我们经常从新闻报道上知道的撒切尔夫人。她是２０世纪下半叶英国社会中的一个传奇人物，是“二战”以后英国的第一位女首相，也是担任英国首相职务时间最长的政治家，是国际政坛上影响深远的人物之一。她出生于安普敦郡的一个小镇，曾在牛津大学获得化学学士学位，后改学法律。１９５９年当选为英国国会议员，１９７５年成为英国保守党领袖，１９７９年率保守党竞选成功后入主唐宁街，成为英国首相。因其受邱吉尔影响极深，坚持“鲜明的传统保守主义哲学和强硬的经济政策”，而且坚持一贯的意志坚强、决策果断、锋芒毕露、独断专行的作风，素有“铁娘子”美称。她之所以在英国政坛备受好评，还因其具有十分强烈的民族意识，并且力图以个人之力成为日渐沉沦的“日不落帝国”的救世主。在上个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她还是冷战的急先锋，苏联媒体曾称其为“冷战斗士”，还有“西方制度的卫道士”之称。
□“铁娘子”往谈判桌上一坐，才发现自己是“一厢情愿”。出乎她意料之外的是，跟邓小平一打交道，才发现邓小平是一个态度坚决非常执着的人。
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的交往，让人们难忘的自然是关于香港回归中国的谈判。当这个英国的“铁娘子”来到中国的时候，她怎么也没有想到，在毛泽东誉为“钢铁公司”的邓小平面前“跌了一跤”，尝到了失败者的无奈。
因此，在本文一开始，请先看从撒切尔夫人的回忆录《唐宁街的岁月》中摘录的几段文字，看看她是怎样追忆和描述在中英谈判过程中她和邓小平的交往的———
“１９８２年９月２２日早晨，我在从东京飞赴北京时，一再考虑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根本不承认英国与清政府１８４２年就香港岛签订的《南京条约》，这是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先决条件。我们事先也商量过了，决定把谈判立场建立在英国至少对一部分香港领土拥有主权的基础上，如果中国承认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在此立下脚，然后把主权让出，以换取对香港继续管治的权利。我曾经多次与政界和商界人士讨论过，觉得这是一个大家比较满意的解决办法。但往谈判桌上一坐，我才发现，那不过是我们的一厢情愿。
“９月２３日上午抵达北京，第二天正式会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我发表了一篇事先已准备好的声明，阐述英国的立场。我指出，中国关注的核心点既然是香港的主权与继续保持繁荣，那么如果我们突然宣布对香港的行政管理作重大改变，大量资金肯定会外流，香港的崩溃不可避免。所以，我们两国应把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放在首位，就未来的管治安排达成协议，如果这些安排能赢得香港人民的信任，如果英国国会满意这些安排，我们再开始考虑主权问题。
“我满以为这篇务实的言论会有很强的说服力，所以我在最后试图说服中国政府同意我们发表一篇内容不涉及承担责任的联合声明，宣布我们的共同目标是维护香港的繁荣，然后再举行实质性会谈。
“但我很快发现，我所有原来的估计都开始泡汤了。
“我早就听说邓小平是实事求是的人，跟他一打交道，我还发现他是一个非常执着的人，他的态度很坚决。他说，香港主权根本不在讨论之列，稍后中国会正式公布收回香港的决定。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和邓小平的谈判进行得相当艰难，我连最初的基本目标都没有能够达到，但也不能算彻底失败。我毕竟说服邓小平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声明，宣布两国正在共同本着维持香港繁荣稳定的目标展开谈判。
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８日早上，我们获悉中国建议在６月份单方面宣布他们对香港前途的方案。我认为如果谈判没有进展，不如尽早在香港推进民主进程，让香港人民为自己做主，全民投票选定他们能接受的制度等等。但是，当时我的同事们对此都不感兴趣，我也一筹莫展。然而，就此撒手不管这件事了又于心不甘，因此，我在那年３月以私人名义写了一封信给中国政府，信的内容比先前作了重大的让步。
“尽管作了这次让步，却仍然没能动摇中国的立场，夏季的３轮会谈没有丝毫进展，９月２２日和２３日的会谈再次陷入僵局，这个信号导致了香港人心不稳，大量资金外流，港币汇价大跌。至此，我不得不决定向中国交还主权和治权，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选择。”
由此可见，撒切尔夫人的无奈之情溢于言表，对邓小平的钦佩之情亦真心中肯。
那么他们之间的故事到底如何呢？那还得从香港说起。
香港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
香港，包括香港岛、九龙、新界三个部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１８４０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强迫清政府于１８４２年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永久割让香港岛。１８５６年英法联军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１８６０年英国迫使清政府缔结《北京条约》，永久割让九龙半岛尖端。１８９８年英国人趁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之机，逼迫清政府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行租借九龙半岛大片土地以及附近２００多个岛屿（后统称“新界”）租期９９年，１９９７年６月３０日期满。
因这三个条约均为侵略战争的产物，在国际法上是无效的，所以中国人民和历届中国政府从来都不承认这些强加的不平等条约。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曾向英国提出收回香港的问题。１９４３年，中英双方达成协议，在战胜日本后重新考虑新界的租借问题。但是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因忙于打内战，协议又被搁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不承认帝国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主张在适当时机通过谈判解决这一问题，此前暂时维持现状。
到了７０年代末，随着“新界”租期届满日益临近，国际上投资者日益持观望态度。这种观望态度在地产业投资上最为突出。因为地产业的投资受租借期的很大限制。而租借期日趋迫近就使投资者愈来愈裹足不前。这种情况不仅使港英政府的财政收入大为减少，而且对香港整个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英国政府做出了这样的一种估计：“若不设法采取步骤去减低１９９７年这个期限所带来的不明朗情况，在８０年代初期至８０年代中期，便会开始出现信心迅速崩溃的现象。”
因此，１９７９年出任英国首相兼首席财政大臣的撒切尔夫人，在香港问题上受到的压力很大。随着１９９７年的日益临近，英国政府不断派代表来试探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于是，解决香港问题历史性地落在了邓小平和撒切尔夫人的肩头。
第二部分英国“铁娘子”碰到中国“钢铁公司”——邓小平和撒切尔夫(2)
□毛泽东指着邓小平对英国首相希思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是他们的事情了。”
决定让“三落三起”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是在１９７７年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的。邓小平这次重新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这一次的亮相与以往大不相同。这次他是以一个足球比赛的观众身份出现在世界的面前，而且与香港有缘。
１９７７年７月３０日，能容纳８万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座无虚席。“文化大革命”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国际足球邀请赛在这里举行。今天是香港代表队出场比赛，这对中国球迷来说也是第一次。当邓小平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体育场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８万观众不约而同起立鼓掌长达１０多分钟。邓小平复出了！或许邓小平选择在香港足球队比赛中亮相，并没有什么特别原因，但年青时就曾５次踏上香港土地的邓小平对香港回归祖国的事情，可以说是念念不忘。那５次，邓小平大都是为了革命辗转路过，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
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除了遵义会议之外，恐怕没有哪一次会议像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对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转折有着决定性之意义。有人说这标志着“邓小平时代”开始了。
没错！７５岁的邓小平把１９７９年元旦称为“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并且他还把这概括为三个特点：一是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二是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三是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这一天，在邓小平的授意下，还发表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紧接着，２０天之后，邓小平选择大年初一，出访美国。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开始着手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
早在１９７８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成立了港澳领导小组，并同时设立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直接管理港澳工作事务，由廖承志任港澳办主任。
而邓小平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是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主要谈判和决策者之一，和英国领导人很早就有过密切接触。
这就还得说一说英国前首相希思。希思是英国保守党领袖，１９７０年出任英国首相，１９７４年后多次访问过中国，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有过接触，尤其和邓小平交往比较多，情趣也比较相投。中国和英国是在１９５４年６月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的，１９７２年在希思担任首相期间，外交关系升为大使级。他下野后继续为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而努力，特别是在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穿梭于两国之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为香港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
在一次会面时，邓小平跟希思聊天说：“我们见面很多，不但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相同，而且也都是运动员。”希思笑着回答说：“是这样的。”接着邓小平又补充了一句：“一个是体育运动员，一个爱打桥牌。”可见他们关系的密切程度。
邓小平和希思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时间是１９７４年５月２５日。邓小平和周恩来等人一起陪同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希思。在这次会谈中，领导人最后谈到了香港问题。
毛泽东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说着，毛泽东回头问坐在身旁的周恩来：“还有多少时间？”
周恩来迅速准确地回答道：“……是１８９８年租给他们的，租期９９年，到１９９７年期满，到现在还有２４年。”
“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挥了一下手，指着坐在不远的邓小平等人说：“是他们的事情了。”
８年后的１９８２年４月６日，希思为了香港问题专门再访中国。此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已经逝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会见了他。这一次，希思是以民间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的，他要在英国政府准备同中国政府即将讨论解决香港问题之前，先行一步来摸摸中国的底。
会见中，希思回顾了１９７４年５月毛泽东会见的情景，对邓小平说：“那次你也在座，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１９９７年，还早呢，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１９９７年只有１５年的时间，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这个问题。”
时间紧迫。这次希思有些着急了。实际上比希思更着急的是英国政府和英国各方面的人士，也包括香港各方面的人士。因为国际上的投资都需要有１５年的稳定。香港的前途未卜，他们焦虑的是否要继续在香港投资。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如何，香港问题能不能解决好，这是最关键和决定性的因素。对投资者来说，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朋友，邓小平很坦诚地告诉他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还有新界，包括整个香港，过去是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废除的问题。如中国到时不把香港的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领导人也交不了账。”
在谈到投资问题时，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来管理香港。
实际上邓小平的这个态度早在３年前就已经明确地表达过。
那是在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９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来访的香港第２５任总督麦理浩。麦理浩是应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的，这也是有史以来到中国大陆访问的第一位香港总督。可见，他背负的使命是神秘而又重大的。
作为职业外交家的麦理浩，是很熟悉中国的。对于这次来访，英国政府极其重视，外交部专门进行了研究，赋予他一个特别任务：试探中国领导人对１９９７年香港归属问题的态度。从３月２４日至２８日，麦理浩先后在广州、北京与有关领导会谈时，就不停地放出他的试探“气球”———根据《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租借香港新界９９年，将于１９９７年期满，英国希望中国在１９９７年以后继续租让。
在２９日会见邓小平时，麦理浩赶紧抓住机会，一定要把问题谈透，所以一落座，他就直奔主题，问邓小平：“现在离１９９７年只有１８年了，许多投资者开始为这个问题担心。作为港督，我很想知道中国政府和阁下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邓小平毫不遮掩，快人快语地答道：“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你们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一点，就是到那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者放心。”
但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或者政策让投资者放心呢？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即使到了１９９７年，不管具体怎么做，政治上如何解决，这个政策不会改变。不管将来香港的政治地位如何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１９９７年香港的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这是第一个英国人第一次听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用“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香港问题。麦理浩终于拿着“定心丸”回英国交差了。
１９７９年７月，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关于香港新界土地契约问题的备忘录》，提出希望中国政府取消两个限制———也就是取消新界土地租约不能超过１９９７年的限制和取消１９９７年后港督在法律上不能再管理新界的限制。当这两份备忘录遭到中国政府的明确否决之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英国就频繁地派遣政要访华，包括前首相卡拉汉、外交大臣卡林顿、掌玺大臣阿德金斯以及英国国会代表团等。他们无非就是迫切地表达一个意思：英国政府对香港的前途问题着急，希望中国能够主动提出一个维持香港现状的办法。而说白了，就是英国人不愿意放弃香港，希望能够永远获得对香港的管治权。但无论谁来，中国领导人只有一句话：请放心！同时在邓小平的授意下，中国政府在１９８２年３月拿出了比较完整充实可行的体现“一国两制”方针解决香港问题的１２条方针政策，明确提出来“５０年不变”，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这些政策，邓小平也是征求过香港的许多人士意见之后才形成的。
而这次，前首相希思是受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重托来探听中国政府的态度，旨在进一步了解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
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再一次向希思重申了中国方面的立场，已经是成竹在胸，他说：“现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中国政府已经确定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这些政策与中国对台湾的九条方针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我们将按这种思路解决香港问题。”
希思听到邓小平这么肯定，心中为之一震，急忙问道：“邓先生，我本人很相信您的话，但香港人期望看到一些更为具体的东西，比如中英双方的协议。”
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说：“如果可能，我们愿意同英国政府正式接触，通过谈判来解决香港问题。”
这次希思来访，真可谓不辱使命。
１９８２年５月。港督麦理浩任期期满后，由曾４次在驻华使馆任职、通晓汉语的中国通尤德爵士接任港督。尤德一上任就穿梭于北京和伦敦之间，为中英最高级别的谈判作准备。
最后，双方终于确定，在１９８２年９月，撒切尔夫人将前往北京与邓小平见面。
英国的“铁娘子”要和中国的“钢铁公司”握手，犹如一场好戏就要开场了一样，整个世界都睁大了眼睛。
第二部分英国“铁娘子”碰到中国“钢铁公司”——邓小平和撒切尔夫(3)
□毛泽东指着邓小平对英国首相希思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是他们的事情了。”
决定让“三落三起”的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是在１９７７年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作出的。邓小平这次重新恢复了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这一次的亮相与以往大不相同。这次他是以一个足球比赛的观众身份出现在世界的面前，而且与香港有缘。
１９７７年７月３０日，能容纳８万人的北京工人体育场座无虚席。“文化大革命”后中国举办的第一次国际足球邀请赛在这里举行。今天是香港代表队出场比赛，这对中国球迷来说也是第一次。当邓小平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体育场顿时成了欢乐的海洋，８万观众不约而同起立鼓掌长达１０多分钟。邓小平复出了！或许邓小平选择在香港足球队比赛中亮相，并没有什么特别原因，但年青时就曾５次踏上香港土地的邓小平对香港回归祖国的事情，可以说是念念不忘。那５次，邓小平大都是为了革命辗转路过，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的。
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除了遵义会议之外，恐怕没有哪一次会议像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那样，对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转折有着决定性之意义。有人说这标志着“邓小平时代”开始了。
没错！７５岁的邓小平把１９７９年元旦称为“一个不平凡的日子”，并且他还把这概括为三个特点：一是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了；二是中美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三是把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提到具体的日程上来了。这一天，在邓小平的授意下，还发表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告台湾同胞书》。紧接着，２０天之后，邓小平选择大年初一，出访美国。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开始着手解决台湾、香港和澳门问题。
早在１９７８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中央成立了港澳领导小组，并同时设立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直接管理港澳工作事务，由廖承志任港澳办主任。
而邓小平早在“毛泽东时代”就是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主要谈判和决策者之一，和英国领导人很早就有过密切接触。
这就还得说一说英国前首相希思。希思是英国保守党领袖，１９７０年出任英国首相，１９７４年后多次访问过中国，和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都有过接触，尤其和邓小平交往比较多，情趣也比较相投。中国和英国是在１９５４年６月建立代办级外交关系的，１９７２年在希思担任首相期间，外交关系升为大使级。他下野后继续为进一步改善中英关系而努力，特别是在中英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过程中，穿梭于两国之间，做了大量的工作，为香港问题的解决做出了贡献。
在一次会面时，邓小平跟希思聊天说：“我们见面很多，不但在很多问题上的看法相同，而且也都是运动员。”希思笑着回答说：“是这样的。”接着邓小平又补充了一句：“一个是体育运动员，一个爱打桥牌。”可见他们关系的密切程度。
邓小平和希思第一次见面是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时间是１９７４年５月２５日。邓小平和周恩来等人一起陪同毛泽东会见来访的英国首相希思。在这次会谈中，领导人最后谈到了香港问题。
毛泽东说：“剩下一个香港问题，我们现在也不谈。”说着，毛泽东回头问坐在身旁的周恩来：“还有多少时间？”
周恩来迅速准确地回答道：“……是１８９８年租给他们的，租期９９年，到１９９７年期满，到现在还有２４年。”
“到时候怎么办，我们再商量吧。”毛泽东一边说一边挥了一下手，指着坐在不远的邓小平等人说：“是他们的事情了。”
８年后的１９８２年４月６日，希思为了香港问题专门再访中国。此时毛泽东、周恩来都已经逝世。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会见了他。这一次，希思是以民间使者的身份来到中国的，他要在英国政府准备同中国政府即将讨论解决香港问题之前，先行一步来摸摸中国的底。
会见中，希思回顾了１９７４年５月毛泽东会见的情景，对邓小平说：“那次你也在座，当时毛主席和周总理说，反正要到１９９７年，还早呢，还是让年轻人去管吧。现在离１９９７年只有１５年的时间，你是如何考虑在这个期间处理这个问题。”
时间紧迫。这次希思有些着急了。实际上比希思更着急的是英国政府和英国各方面的人士，也包括香港各方面的人士。因为国际上的投资都需要有１５年的稳定。香港的前途未卜，他们焦虑的是否要继续在香港投资。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如何，香港问题能不能解决好，这是最关键和决定性的因素。对投资者来说，这种担心是可以理解的。
作为朋友，邓小平很坦诚地告诉他说：“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了。香港的主权是中国的，还有新界，包括整个香港，过去是不平等条约，实际上是废除的问题。如中国到时不把香港的主权收回来，我们这些领导人也交不了账。”
在谈到投资问题时，邓小平明确表示：中国要维护香港作为自由港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也不影响外国人在那里的投资，在这个前提下由香港人来管理香港。
实际上邓小平的这个态度早在３年前就已经明确地表达过。
那是在１９７９年３月２９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了来访的香港第２５任总督麦理浩。麦理浩是应中国对外贸易部部长李强的邀请来中国访问的，这也是有史以来到中国大陆访问的第一位香港总督。可见，他背负的使命是神秘而又重大的。
作为职业外交家的麦理浩，是很熟悉中国的。对于这次来访，英国政府极其重视，外交部专门进行了研究，赋予他一个特别任务：试探中国领导人对１９９７年香港归属问题的态度。从３月２４日至２８日，麦理浩先后在广州、北京与有关领导会谈时，就不停地放出他的试探“气球”———根据《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英国租借香港新界９９年，将于１９９７年期满，英国希望中国在１９９７年以后继续租让。
在２９日会见邓小平时，麦理浩赶紧抓住机会，一定要把问题谈透，所以一落座，他就直奔主题，问邓小平：“现在离１９９７年只有１８年了，许多投资者开始为这个问题担心。作为港督，我很想知道中国政府和阁下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邓小平毫不遮掩，快人快语地答道：“我知道，人们开始担心香港将来前途和地位问题。对这个问题，我们有一贯的立场。你们在座的各位先生都很清楚，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问题本身不能讨论。但可以肯定一点，就是到那时候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现在人们担心的是继续投资靠不靠得住。这一点，中国政府可以明确告诉你，告诉英国政府，即使那时作出某种政治解决，也不会伤害继续投资人的利益。请投资者放心。”
但中国政府采取什么措施或者政策让投资者放心呢？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即使到了１９９７年，不管具体怎么做，政治上如何解决，这个政策不会改变。不管将来香港的政治地位如何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说清楚一点，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１９９７年香港的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这是第一个英国人第一次听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用“一国两制”的方法解决香港问题。麦理浩终于拿着“定心丸”回英国交差了。
１９７９年７月，英国驻华大使柯利达向中国外交部递交了一份《关于香港新界土地契约问题的备忘录》，提出希望中国政府取消两个限制———也就是取消新界土地租约不能超过１９９７年的限制和取消１９９７年后港督在法律上不能再管理新界的限制。当这两份备忘录遭到中国政府的明确否决之后，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英国就频繁地派遣政要访华，包括前首相卡拉汉、外交大臣卡林顿、掌玺大臣阿德金斯以及英国国会代表团等。他们无非就是迫切地表达一个意思：英国政府对香港的前途问题着急，希望中国能够主动提出一个维持香港现状的办法。而说白了，就是英国人不愿意放弃香港，希望能够永远获得对香港的管治权。但无论谁来，中国领导人只有一句话：请放心！同时在邓小平的授意下，中国政府在１９８２年３月拿出了比较完整充实可行的体现“一国两制”方针解决香港问题的１２条方针政策，明确提出来“５０年不变”，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这些政策，邓小平也是征求过香港的许多人士意见之后才形成的。
而这次，前首相希思是受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重托来探听中国政府的态度，旨在进一步了解中国关于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
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再一次向希思重申了中国方面的立场，已经是成竹在胸，他说：“现在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了。中国政府已经确定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这些政策与中国对台湾的九条方针的精神是基本一致的，我们将按这种思路解决香港问题。”
希思听到邓小平这么肯定，心中为之一震，急忙问道：“邓先生，我本人很相信您的话，但香港人期望看到一些更为具体的东西，比如中英双方的协议。”
邓小平毫不犹豫地说：“如果可能，我们愿意同英国政府正式接触，通过谈判来解决香港问题。”
这次希思来访，真可谓不辱使命。
１９８２年５月。港督麦理浩任期期满后，由曾４次在驻华使馆任职、通晓汉语的中国通尤德爵士接任港督。尤德一上任就穿梭于北京和伦敦之间，为中英最高级别的谈判作准备。
最后，双方终于确定，在１９８２年９月，撒切尔夫人将前往北京与邓小平见面。
英国的“铁娘子”要和中国的“钢铁公司”握手，犹如一场好戏就要开场了一样，整个世界都睁大了眼睛。
第三部分交锋与较量——邓小平和赫鲁晓夫(1)
交锋与较量
———邓小平和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这个名字，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的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老少皆知。那是在中国和苏联是同志加兄弟的关系的时候，他是代表苏联老大哥来到中国并受到欢迎的。后来他成了“修正主义”的头子，成了一个反面人物，共产党国家把他叫作“反动派”。因为赫鲁晓夫留着一个光光的脑袋，于是人们又给他送了一个不雅的绰号，叫作“赫秃子”。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曾有过一句名言，使赫鲁晓夫在中国更加出名并受到批判———“赫鲁晓夫式的人物就睡在我们身边”。后来，国家主席刘少奇就被激情燃烧的“红卫兵”们称为“中国的赫鲁晓夫”。
赫鲁晓夫到底是个什么人物呢？
这位在斯大林去逝后就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俄罗斯人，１８９４年出生在俄罗斯一个矿工家庭。１９１８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党，１９３４年起任苏共中央委员。１９３９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５２年任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斯大林于１９５３年３月５日去逝后，苏共中央书记马林科夫接任部长会议主席不到１０天，赫鲁晓夫取而代之。同年９月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１９６４年被迫“辞职”。
赫鲁晓夫头脑灵敏，点子不少，但比较粗鲁，脾气暴躁，工作方法简单。因其说话做事常常信口开河，莽撞失礼，所以在国际舞台上常常做出有失身份的事情。其当政期间，中国的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等高级领导人曾访问过苏联，赫鲁晓夫也曾３次访问中国。
赫鲁晓夫比毛泽东小１岁，比邓小平大１０岁。他和邓小平的交往基本上都是“打嘴仗”般面对面的交锋。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看见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赫鲁晓夫连连点头说：“这个人可厉害。别看他个子低一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在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中苏关系经历了从结盟到对抗的巨大变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吵。
邓小平和赫鲁晓夫的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５４年。
这年的９月２９日，赫鲁晓夫和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副主席米高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并参加中国国庆庆典。３０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主要领导人，会见了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政府代表团成员。
当时邓小平只是很多副总理中的一位，中苏友协的名誉理事之一，在国家重大活动中基本上不怎么出头露面，自然没有引起赫鲁晓夫的注意。
然而矮壮的赫鲁晓夫要真正认识这位比他更矮的“来自四川的小个子”，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３年后的１９５７年，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刚刚结束不到一个月，毛泽东应邀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于１１月２日清晨离开北京，乘专机飞往莫斯科。此行的目的有两个：一个是参加十月革命胜利４０周年的庆祝活动；一个是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６４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代表团的副团长是宋庆龄。成员有邓小平、彭德怀、郭沫若、李先念、乌兰夫、陆定一、陈伯达、沈雁冰、王稼祥、杨尚昆、胡乔木、刘晓、赛福鼎等人。这是毛泽东第二次出国，也是最后一次出国。
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尤其是在这年的１０月４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标志着苏联在尖端科技和国防科技上居世界领先地位，无形中也给社会主义阵营增强了力量。一生中惟一一次参加国际会议的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说出了一句名言：“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东风终究会压倒西风。”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期间的一次宴会上，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私下里交谈时说：“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
“有人接班吗？”赫鲁晓夫问了一句。其实他对此并不感到意外，因为半年前伏罗希洛夫已经带回了这个信息，他只是随口问道。
“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扳着手指头一个个地点起了名：“有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
接着毛泽东还认真地给赫鲁晓夫介绍起来：“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１９２１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那第二个呢？”
“第二个就是邓小平了。”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呢！”
“唔，是的！是的！”说到邓小平，赫鲁晓夫似乎和毛泽东的看法一致，他连连点头说，“这个人可厉害，我跟他打过交道，１９５６年是他来了，你可别看他个子低一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毛泽东一听也笑了。因为他知道，赫鲁晓夫说的“１９５６年是他来了”，讲的是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１日，邓小平、谭震林、王稼祥、刘晓等到莫斯科，会同已在莫斯科的朱德一起出席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事情。在这次大会上，邓小平对赫鲁晓夫的许多政治观点是抱有不同意见的。
１９５６年２月１４日，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公开报告中提出了三个理论性的问题，即：和平共处的对外政策问题；存在着避免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着通过议会争取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可能性问题。简称为“三和路线”，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
中国代表团在讨论这几个问题时，邓小平对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提法是不同意的。这和毛泽东的观点也是一致的。
大会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进行揭露和批判。会上第一个出来点名批判斯大林的是米高扬。其他苏共中央领导人也程度不同地表示了反对个人崇拜。
２月２４日夜至２５日凌晨，赫鲁晓夫突然召集与会苏共代表，作了长达四个半小时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全盘否定斯大林。随后，在苏联内部逐级传达。而没有像以往那样事先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其他国家代表通报。中共代表团也是在事后才得到苏联方面的通报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首先在西方公开披露。６月４日，美国《纽约时报》全文发表，一下子成了西方国家反共的把柄，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并掀起了一个反苏反共的浪潮。
邓小平看了赫鲁晓夫秘密报告速记稿后，坚定地说：“斯大林是国际人物，这样对待他是胡来！不能这样对待革命领袖斯大林。”
“苏共二十大”闭幕后，邓小平一行于３月３日下午１点半回到北京。一个小时后，毛泽东就在中南海怀仁堂休息室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由邓小平向毛泽东汇报参加会议的情况。
据说，毛泽东看到这份“秘密报告”的那个夜晚，他不停地吸烟，也不想吃饭，他失眠了。毛泽东似乎更加看清楚了赫鲁晓夫这个人。因为毛泽东对于苏共批评斯大林是有思想准备的，但像赫鲁晓夫秘密报告这样全盘否定斯大林，却出乎他的意料，对“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现在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毛泽东很不赞成。不久，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人民日报》发表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由毛泽东亲自执笔修改的文章对斯大林做了客观而公正的评价，指出：“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做出全面的和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期间，毛泽东多次写信或者召集邓小平等领导人一起开会研究，说：“我们第一条是保护斯大林，第二条也批评斯大林错误，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照实际情况办事。”
赫鲁晓夫的向斯大林亡灵发难、指责斯大林是个暴君，是没有对历史情境进行具体分析的全盘否定，是缺乏冷静的极端。斯大林确实有错误，但无论怎样他与苏联的历史是无法割断的。赫鲁晓夫的行为导致各国共产党人大批退党，波兰发生流血骚乱，匈牙利更是全面动荡，直到赫鲁晓夫的坦克隆隆驶入布达佩斯，才算在血与火的交织中恢复了秩序。这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有史以来的最尴尬的局面。
对此，“冷眼向洋看世界”的毛泽东提出了他著名却又奇特的评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哥穆尔卡、匈牙利的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反所谓斯大林主义。欧洲许多国家的共产党也批评苏联，这个领袖是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顿，这把刀子不是借出去的，是丢出去的。我们中国没有丢。”
而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还有另一个任务，就是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是自１９５６年４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解散以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召开的第一次国际会议。这样大的会议肯定会涉及到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存在的意见和分歧以及一些重大理论问题。而对于斯大林的评价，中共毛泽东已经表明了态度。但在对于国际形势的基本估计、和平过渡等问题，中共还没有适当机会表达自己的看法。这次苏联提议并邀请参加这次会议，正好为中共提供了机会。
苏共对这次会议也的确非常重视。会前他们预先起草了一份会议宣言草案。他们先征求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意见，但没有得到支持。这才于１２月２８日向中共征求意见。２９日，毛泽东约见了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将中共中央的意见转告给苏共。邓小平也参加了会见。
在会见中，毛泽东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和平过渡”问题。赫鲁晓夫提出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通过非暴力的途径，取得议会中的“稳定的多数”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对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直就有不同意见。毛泽东并不否认客观上存在这种可能性，但问题是究竟只准备这一种可能性，还是同时准备两种可能性，对无产阶级更有利。毛泽东认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它就不倒，帝国主义是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的。
于是，会议最重要的准备工作就是中苏双方讨论起草这份会议宣言，也就是会议的最后成果。
中方的首席代表是邓小平。苏方的首席代表是苏斯洛夫。
在会议中，针对“和平过渡”问题，赫鲁晓夫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认为有的国家是可以搞合法斗争，走议会道路的。
因为和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就根本谈不到一块去，毛泽东就避重就轻，就干脆写信给赫鲁晓夫说，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由邓小平同志和你们谈。
于是，第二天邓小平和苏斯洛夫就坐在了谈判桌上。邓小平代表中共严肃地批评了苏共“和平过渡”的片面性和危害性，并向苏共提交了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正式书面提纲。
这次会议，邓小平的原则性确实给赫鲁晓夫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惟一一个毛似乎赞许的同志是邓小平。
我还记得毛曾经指着邓对我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我对这个邓小平一无所知。中国人民胜利以后，我曾几次听到有人提起他的名字，但在此以前则从未听说过他。
正像后来一位美国作家在他的著作中这样描绘邓小平：“也没有谁在宦海波涛中沉浮得如此频繁。邓小平身材不高，但１９７７年我终于见到他时，他简直如橡皮球一般充沛有劲，我想像得出他在心爱的篮球场上会是什么样子，恐怕连六七英尺的大汉也能对付。几年以后，一个俄国人告诉我，邓小平和苏联理论家米哈伊尔·苏斯洛夫（身材高瘦）在５０年代后期的一次邂逅。两人就苏联式和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孰优孰劣发生了争论。苏斯洛夫是莫斯科的首席辩士，可是邓小平也很熟悉马克思。事后，赫鲁晓夫跟毛泽东说：‘你们的小个子难倒了我们的大个子。’毛泽东笑了，‘可别低估我们的小个子，此人曾带领第二野战军，一举击败了蒋介石，使蒋丧师百万。’邓当时是第二野战军的政委，刘伯承是司令员，两人合作取得了淮海战役的胜利，从而使蒋介石的失败成为定局。轻视这位小个子是人们常犯的错误。邓的精力像永远使不完似的，他如果来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的空气会立即改观，如遭电击。１９７３年我见到他时，他强有力的步伐曾使我浑身震动，他跟我握手，那股劲儿，一直达到我的肩膀。”
□毛泽东跟赫鲁晓夫说：“希望你们把邓小平像我一样来对待。”赫鲁晓夫不敢怠慢，还说：“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书记嘛……”
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之间爆发了一场大论战。这场论战是共产主义世界内部和外部都没有料到的，也致使中苏两国在１９５０年签定的同盟条约变成了一张废纸。它对中国、苏联乃至世界的影响都是很大的。两国关系因为台湾问题、印度问题和中国的“大跃进”等渐渐产生分歧和矛盾。赫鲁晓夫一系列粗暴和过火的言行，引起毛泽东的不悦。
到了１９６０年，在北京召开的工会会议和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罗马尼亚党的代表大会上，中国和苏联的矛盾已经变成公开的冲突。正如前英国驻中国大使里查德·伊文思在他的专著《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诞生》一书中所作的描述：“在布加勒斯特，赫鲁晓夫对毛本人进行攻击，称他为“极左分子”和“左倾修正主义分子”，并把他同斯大林的自我中心主义相提并论，从而引起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彭真的反击。这次交锋在第三国的代表当中引起了极大的恐慌，他们纷纷以各自党的名义向双方施加压力，敦促他们达成一个一致的协议。这一做法果然奏效，并最终确定，同年秋天在莫斯科召开３个会议：俄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双边会议，２６国党代表会议和８１国党的领导人的首脑会议。”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共中央认真研究了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在广泛听取了其他兄弟党的意见的基础上，与苏共中央多次信件往来之后，同意先由２６国党起草委员会协商起草会议文件，而后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并且决定由邓小平来“挂这个帅”率团赴莫斯科参加２６国党的起草委员会。
毛泽东选择邓小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毛泽东清楚地知道，这将是一场激烈的斗争。我们既要坚持原则、针锋相对，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又要有理、有利、有节，从大局出发，维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对此，德国历史作家乌利·弗兰茨在其专著《邓小平传》中，他是用“龙逐熊”来形容的。他说：“龙逐熊开始于１９６０年的初冬。中国的共产党人感到在思想上和物质上都受到了他们苏联兄弟的欺骗。１１月中旬，邓总书记怒火填膺，带着一大堆批评意见前往莫斯科参加８１个共产党和工人党的第二次国际会议。不到４个月前，苏联一夜之间撤消了３４３个合同、纪要以及２５７个经济技术项目，从中国召回了１３９０个援助专家。另外，他们还要求迅速归还经济援助和朝鲜战争中买武器欠下的债务。而对这种敲诈勒索，不仅是邓怒火万丈，就是毛和中央委员会里以陈云为首的亲莫斯科派也是如此。当赫鲁晓夫身不由己地走出这一步时，想必他知道，中国的经济濒于崩溃，成百万人要挨饿。”
８月下旬的一天，５６岁的邓小平来到钓鱼台，他一一检查了正在这里进行着紧张准备工作的前往莫斯科的代表团全体成员，逐件逐件地检查落实各项事情。
看着邓小平那种认真的劲头，有同志笑着对他说：“小平同志，你对毛主席讲，要他放心，那我们也对你讲，请你放心……”
邓小平点点头，笑着说：“要得！只要能叫大家都放心就是好事情嘛！”
当他看到人员都到齐了后，就认真地对大家说：“这次参加２６国党的起草委员会，担子不轻，意义重大。我们要从世界大局出发，要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要维护中苏友谊。但是，我们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一定要把主要问题的实质分歧阐明，表明我们的观点，要反对赫鲁晓夫将苏共一家的观点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总之，要争取有理、有利、有节，让兄弟党的同志了解我们的看法和观点。”
可以说，赫鲁晓夫真正领教邓小平的厉害，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据说，当他得知邓小平将作为中共代表团团长赴莫斯科参加起草委员会后，就与邓小平谈什么的问题，在克里姆林宫主持召开过好几次会议，和苏联的最高领导们一起进行了专门研究。在会上，赫鲁晓夫还不止一次地站起来说：“我要与邓小平亲自谈，他是一个很厉害的人，不过，我不会怕他的。他是总书记，我还是第—书记嘛……”
而当邓小平一行抵达莫斯科的时候，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举行了高规格的欢迎宴会。邓小平走进大厅后，赫鲁晓夫也已经等候在大厅里与中共代表们一一握手。
据说，接待的规格之所以如此之高，是因为毛泽东在１９５７年第二次访苏时跟赫鲁晓夫说过一句话：“希望你们今后把邓小平像对我一样来接待。”
估计赫鲁晓夫没有忘记毛泽东的叮嘱。[请看小说网|qinkan.net]
但赫鲁晓夫也真的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不怕”邓小平，“要亲自和邓小平谈”。
于是两个人面对面的交锋，就从这天一见面的欢迎宴会上拉开了序幕。
在宴会前的记者见面会上，邓小平显得冷静沉着又大度从容，赫鲁晓夫的脸上也始终挂着一丝不可捉摸的微笑。
赫鲁晓夫陪同邓小平来到主宾席前就坐。宴会开始后，赫鲁晓夫一端起酒杯就借阿尔巴尼亚问题开始了挑战。
赫鲁晓夫指责说：“阿尔巴尼亚这个党很不像话，对不起苏联共产党。”
邓小平非常清楚赫鲁晓夫的真实意图，他是在指桑骂槐攻击中国共产党，便十分坦率地对他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小党，能够坚持独立自主，你应该更加尊重人家，不应该施加压力。”
赫鲁晓夫显得有些激动，涨红着脸大声说：“这不仅仅是苏共和阿共之间的分歧问题。他们拿了我们的金子和粮食，可是反过来又骂我们，我们不能和这样的人讲道理。”
“你们不是说援助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义务吗？”邓小平很温和地将了赫鲁晓夫一军，“你援助了人家，人家也援助了你。而你的援助不应该是控制和干涉。”
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邓小平的话令赫鲁晓夫一时语塞。
赫鲁晓夫想借骂阿尔巴尼亚来指责中共的企图被邓小平一句话给顶了回去。
其实他们的心里都是明白的。两年前的１９５８年７月３１日，赫鲁晓夫第二次访华时，亲自向毛泽东提出并解释要在中国建一个长波电台和与中国组建一个联合舰队的问题，遭到了毛泽东的断然拒绝。因为事前，赫鲁晓夫是通过尤金转达这个想法的。所以这次会见，毛泽东在南苑机场迎接这位苏联客人之后，打破外交惯例，没有把客人送进宾馆，而是直奔中南海颐年堂举行会谈。可见毛泽东对这个涉及到国家主权的问题是何等的重视！当时，赫鲁晓夫打的就是援助的名义，实际上是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会见中，赫鲁晓夫一再遮遮掩掩绕山绕水地将自己的想法提了出来，并强调说苏联对中国是做出了如何如何的援助，那意思就是说希望中国给他一些回报，或者作一笔交易，希望和中国“共同商量商量”。
“什么叫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对赫鲁晓夫这种侵犯中国主权的行为，毛泽东非常礼貌而又不失坚定地说，“不行！我不想再听到这种事！”
当赫鲁晓夫打出苏联对中国的援助这张牌时，毛泽东毫不客气地说：“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感谢你们的援助，但这是另一个问题。”
后来，在１９６０年７月１６日，苏联政府又撕毁了同中国政府签订的几百个合同，并通知中国政府，自１９６０年７月２８日到９月１日撤走全部在华苏联专家，并终止派遣按照两国协议规定应该派遣的数百名专家。赫鲁晓夫还命令苏联专家撤走时，带走全部图纸和计划资料，并停止供应中国建设急需的重要设备，大量减少成套设备和各种设备中的关键部件的供应，使中国２５０多个大中型企业和事业单位的建设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
今天赫鲁晓夫旧事重提，仍然以援助作为筹码来含沙射影地指责中共，邓小平从容应对，毫不示弱。
然而，被将了一军的赫鲁晓夫已经按捺不住了。性格粗暴卤莽的他不再绕圈子，在对待斯大林的问题上，赫鲁晓夫再次指责中共。他对邓小平说：“邓小平同志，你们中国在斯大林问题上态度前后不一致。”
“我们的态度是一贯的。”邓小平回答得十分干脆。
“你们开始拥护我们，后来又反对我们。”赫鲁晓夫说。
“拥护什么，反对什么，这个问题当然要说清楚。反对个人迷信，我们过去拥护，现在仍然坚持。在我们党的‘八大’上，对这个问题已经明确表明了态度，刘少奇同志向尤金大使讲明了我们的态度。你们可以问一问米高扬，他到北京时我们对他讲没讲？”说着，邓小平把头转向米高扬。米高扬看了一眼赫鲁晓夫就假装着给别人敬酒去了。
赫鲁晓夫气得拍起了桌子：“那你们每逢五一、十一过节的时候，天安门总要摆斯大林的像，这就好像是一根刺，扎到我们的肉里面一样。”赫鲁晓夫说得倒很形象。
邓小平针尖对麦芒：“你们为什么这样怕斯大林？是不是斯大林的魂把你们迷住了。我们赞成反对人个迷信。但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不仅关系苏联国内，也关系到整个国际共运。错误当然要批，功绩也一定要肯定。我们反对的是全盘否定。尤其不能采取秘密报告的办法，恶毒攻击。这种做法所带来的后果，你一直认识不清。”
“因为我们比任何人对个人迷信的体会更深切，受害也最深。”赫鲁晓夫抱怨道。
“要批判，但不能全盘否定，尤其不允许以反个人迷信为由影射攻击其他兄弟党。”邓小平直言不讳。
这时，赫鲁晓夫突然冒出一句：“高岗是我们的朋友，你们清除了高岗，就是对我们不友好，但他仍然是我们的朋友。”
“这可是你说的话啊。你这个讲法要记录在案的。”邓小平的这句话是非常有分量的。那意思是说，这将会载入历史的。对高岗的处理这是中国的内政，时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是非常清楚的，当时他拒绝了“高饶集团”拉拢的阴谋诡计。中共《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也是邓小平代表党中央在１９５５年３月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报告，他旗帜鲜明地维护了党的内部团结。
但赫鲁晓夫就是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信口开河，不计后果。随后，他又轻率地对邓小平说道：“你们不是喜欢莫洛托夫吗？你们把他拿去好了，把他给你们。但高岗是我们的朋友。”
“荒唐！简直是无稽之谈。”对此，邓小平感到又好气又好笑，他有些不屑地说，“高岗是我们党内的事情，莫洛托夫是你们党内的事情，你在这个场合说这些干什么？”
这时，在场的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其他成员们知道赫鲁晓夫又失控了，担心再这样僵持下去会给会谈带来极大的被动，就纷纷过来打起了圆场，互相敬酒，借此打断了赫鲁晓夫的话。
头脑十分聪明的赫鲁晓夫这才明白过来，自己又失言了，也就借机碰杯，觥筹交错中转移了话题。
第三部分交锋与较量——邓小平和赫鲁晓夫(2)
□赫鲁晓夫无理攻击脸红脖子粗，邓小平不卑不亢针尖对麦芒。
１９５８年８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马祖，第二次台海危机爆发，中美关系恶化。苏联领导人因担心中国的举动妨碍苏美关系，对中国不满，并于第二年单方面撕毁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１９５９年８月，在赫鲁晓夫访美前夕，中印边境发生武装冲突。９月９日，苏联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持中立态度，明显偏袒印度。９月底，赫鲁晓夫访美结束后来到中国，横加指责中国在对待台湾和中印边境问题上的举动，教训中国领导人不要“用武力去试试资本主义制度的稳固性”。双方领导人在会谈中爆发了激烈争吵，最后不欢而散。１９６０年，中苏矛盾进一步公开化。４月，中国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３篇文章，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不点名地批评了苏联。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邓小平来到苏联，可以说也是有备而来。
然而想不到一见面，赫鲁晓夫就开始了指桑骂槐的攻击，可是在邓小平那里却丝毫没有占着便宜。两天后，赫鲁晓夫再次向邓小平发难。
就在苏共中央迎接２６国兄弟党代表团来莫斯科开会的欢迎宴会上，赫鲁晓夫一端起酒杯就大放厥词，对中共代表团进行了攻击：“现在我们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许多看法上，与中国同志有分歧。根据中国发表的《列宁主义万岁》这篇文章来看，我们说，中国有许多错误的观点。”
赫鲁晓夫一边慷慨陈词，一边用眼角睨了一下邓小平。
善者不来，来者不善。这话虽然在这里形容不是很恰当，但邓小平的表现确实是令赫鲁晓夫为之一震。
赫鲁晓夫话音刚落，邓小平就沉着地不慌不忙地端着杯子缓缓走到赫鲁晓夫身边说：“赫鲁晓夫同志，关于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看法，是当前各国兄弟党都面临的重要问题。各党都可以有自己的看法，不能以你划线。”
“你的这种观点我不能接受。”赫鲁晓夫竟然有些冲动了，“你们中国共产党说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但我方提出的意见，你们并不接受。”
说以苏联为首，这的确是毛泽东主席在第二次访苏时，也就是前面提到的１９５７年１１月６日在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大会上，为了加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提出以“苏联为首”的观点，有力地支持了苏联。
邓小平冷静地反问道：“可我们也从没有强迫或要求你们接受我们的观点呀！”
“邓小平同志，苏美戴维营会谈你们就唱了反调。”赫鲁晓夫坚持说。
那是１９５８年９月，赫鲁晓夫在参加苏美戴维营会谈后访问中国。他在和毛泽东的交谈中，兴致很高地介绍了苏美戴维营会谈的情况。他用肯定的口气说：“现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已经表现出一些以现实主义态度来了解世界上的既成形势的倾向。我在和艾森豪威尔交谈的时候，我有了这样的印象：得到不少人支持的美国总统是明白的，必须缓和国际紧张局势。”
毛泽东听后，微微一笑，缓慢低沉地说：“你们和美国人谈，我们不反对，问题是你们的一些观点，什么三无世界呀，戴维营精神，怎么可能呢？事实不是这样的么。”
在赫鲁晓夫和周恩来、陈毅发生争执的时候，毛泽东沉稳地对近乎咆哮的赫鲁晓夫明确地说：“你给我们扣了好些帽子，没有看住达赖呀，没团结尼赫鲁，不该打炮，大跃进也是不对的，又说我们要标榜马列主义的正统派等等，那么我也送给你一顶帽子，就是右倾机会主义。”
因此，赫鲁晓夫早就对中共心怀不满，今天终于找到机会要发泄了。他越说越激动，真是脸红脖子粗了：“为首为首，我们为首不只是出面召集一下会议，这样的为首我们不当了。”
邓小平依然不紧不慢地说：“为首也不是老子党，可以随便发号施令，任意规定别的党怎么做。”
邓小平的话不卑不亢，坚定有力，不容置疑，让赫鲁晓夫无话可说。
在大会上，邓小平在发言中，以毫不让步的坚定态度全面回答了苏共此前对中共的攻击，阐述了中共在一些重要问题上的立场。对于苏联领导人撤走专家、撕毁合同的背信弃义的行为，邓小平严正指出：“你们的做法不仅造成了我们国民经济上的巨大损失，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你们在这个问题上不要近视，要有历史眼光！”
在讨论即将举行的８１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文件草案时，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中共和苏共分别作了一些妥协，达成了关于文件草案的协议。协议中终于删去了中共代表团坚持要求删去的关于“派别活动”、“和平过渡”、“斯大林问题”等章节。
对此，前英国驻中国大使里查德·伊文思在他的专著《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的诞生》一书中作了如下描述：
在这３个会议上，邓小平一直都是中国的主要发言人。他的（许多）声明和讲话的原文一直没有公开发表。但从一些引文和参考资料中可以得知，他是坚决支持纪念列宁周年的文章中提出的那些观点的。他对和平共处的看法是，这只不过是社会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间的武装停战而已；关于战争，他认为，发生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苏联拥有的核武器能够阻止美国发动或引起世界战争），但局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路线，他指出，资本主义国家和它们的殖民地必然要发生暴力革命。在实际策略上，他主张社会主义阵营一定要提高警惕，加强武装。他认为，对于社会主义阵营和个别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积极支持民族解放运动才是正确的（和安全的），而鼓励阵营以外的共产党减少战斗力则是错误的。目前还不能以充分的书面材料证明，邓曾经在关于全球性的核战争可能会带来的后果问题上采用了毛的观点———即核战争最坏的结果是导致帝国主义的毁灭，而不是全人类的毁灭。从表面上来看，他很可能已经预感到，在为期８周的争论期间，要想回避这个问题是不容易做到的。而如果他真的提及这个问题，他一定会引用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在其他任何记录中，也没有看到过他曾在这个问题上支持过毛。看来，邓对毛关于核战争的看法是持怀疑态度的。
第三个会议最终形成了一个涵盖一切有争议的问题并由所有参加者一致同意并签署的宣言。用第一位研究中苏冲突并深刻剖析了这场冲突的西方学者唐纳德·赞格瑞尔教授（他和朝鲜的金日成是惟一两个没有出席会议的共产党领袖。———译注）的话来说，它实际上是俄国人的胜利。它不但充满了所谓苏联的基本立场和观点，而且还是含糊不清和模棱两可的。只是由于从北京监督着这些活动的毛接受了中国代表团团长刘少奇的建议，才使这篇宣言得以顺利发表。当时摆在中国代表面前的有两种选择：妥协和破裂。然而，正如后来发生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样，刘在宣言上签名绝没有使毛改变他的以下观点或判断，即赫鲁晓夫和苏联国内外的其他许多人已经变质为“现代修正主义分子”。
在会议结束时，邓小平再次对赫鲁晓夫说：“对于文件中一些提法我们有保留意见，留待１１月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再讨论解决吧，为了国际工运的团结，我们已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也表明中国共产党的诚意。
第三部分交锋与较量——邓小平和赫鲁晓夫(3)
□邓小平再次挂帅出征莫斯科舌战赫鲁晓夫。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所有领导人亲自到机场迎接凯旋。
１９６０年１１月，邓小平和刘少奇一起，率领中共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８１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议前夕，苏共散发了一封长达６万字的攻击中共的信件，致使会议初期又发生了尖锐的争论。
中共代表团抱着互谅互让和顾全大局的精神，在会上会下做了多方面的工作，使苏共也采取了协调和妥协的态度。最终，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中苏矛盾得到缓解，出现了改善关系的转机。会后，刘少奇应苏联方面的邀请，以国家主席的身份对苏联进行了访问，邓小平率团回国。
１９６１年１月，邓小平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作了关于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全会对以刘少奇、邓小平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在会议期间的工作表示满意。
１９６１年１０月，苏共召开第二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出席会议。会上，赫鲁晓夫公开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进行攻击，周恩来在致辞中批评了这一做法。但在苏共的煽动下，周恩来受到了围攻。为此，周恩来愤然退出大会，提前回国。中苏关系再次恶化。
１９６２年４、５月间，苏联在中国新疆的伊犁、塔城地区进行颠覆活动；１０月，中国军队对印度入侵中国的行动进行自卫还击。与此同时，苏联和美国就禁止核试验和防止核扩散问题进行谈判，企图禁止中国发展核武器。在这种情况下，从１９６２年１２月到１９６３年３月，中共发表了８篇文章，对苏共此前的一些责难进行答辩。１９６３年３月３０日，苏共中央发表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在许多问题上攻击中共。６月１４日，中共中央发表了题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复信（简称《二十五条》），反驳苏共的攻击。此后，苏共用各种方式指名道姓地攻击中共，并无理驱逐５名中国驻苏联使馆人员和留苏研究生。
１９６３年７月５日上午１０时３０分，邓小平率领中共代表团抵达莫斯科，与苏共举行两党的高级会谈。
苏共中央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欢迎宴会，赫鲁晓夫也亲自出席。当然，和前几次一样，宴会上的气氛依然充满着火药味。李越然是当时的翻译，他对这次会议有详细的回忆和记述：
赫鲁晓夫祝酒时说：“我们还是希望两党能够消除分歧。苏联共产党已经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我们对中国共产党是怀有友好的感情的。”
邓小平神情庄重地表示：“我们也是带着团结的愿望、友好的愿望到这里来的。我们真诚希望消除分歧。”
赫鲁晓夫马上声明：“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的路线是正确的，我们将继续坚持。”
意思很明确：消除分歧，实现团结，只能是你们接受我们的观点。
邓小平摇摇头说：“即使分歧一时消除不了，也可以保留各自的观点，不要把意识形态的分歧继续扩大到两国关系上。”
赫鲁晓夫有些急切，话讲得很快：“至少应该做到互相在报刊上停止攻击。”
邓小平明确指出：“你们发表了告全体党员书，你们片面地攻击我们，讲够了。我们不攻击！不用攻击性言词。但我们还没有表示态度呢，我们要表明态度，在适当的时机表明态度。”他微微一笑，重复一遍，“我们将表明自己的态度，叫两党全体党员了解双方观点。”
赫鲁晓夫将餐刀敲响菜盘：“要团结就必须停止相互论战！”
邓小平接着说：“停止论战是中国共产党早就提出的建议，你们一直没重视，不接受我们的正确意见，实际上一直在攻击我们，直到现在仍然没有停止这种攻击。我们该答复的总要做出答复。”
宴会上的交锋如此，正式会谈就更不用说了。
会谈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没有任何结果。下次再继续举行会谈，时间和地点由中苏两党另行商定。
邓小平留给赫鲁晓夫的仍然是“这个小个子厉害，不好打交道。”
会谈是从７月６日开始的，连续举行了９次会议。分别由两个代表团轮流发言，每次１人。７月１４日，苏共违背双方已经达成的会谈期间不发布会谈消息的协议，公开发表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中共的《二十五条》。严重破坏了会谈气氛。在此情况下，会谈因无法取得进展而提前结束。
７月２０日，在最后一次会议上，邓小平严正指出：“我党历来就主张不要把兄弟党之间的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但是，既然公开争论已经被挑起，就应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从来是出于被迫的，从来没有首先攻击过任何别的党。我们受到攻击，就不能不作答复。”
１９６３年７月２１日下午，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全部到机场迎接邓小平和代表团的全体同志。当邓小平走下飞机后，毛泽东上前与他亲切握手问候。
据说这是毛泽东亲自去机场迎接出访归来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仅仅两次中的一次。可见毛泽东对邓小平这次与苏联的斗争是满意和赞赏的。后来，毛泽东还多次在不同场合，表扬邓小平“对付苏联人有一套”。
德国历史作家乌利·弗兰茨在其专著《邓小平传》中这样记述了邓小平和赫鲁晓夫的交锋与较量：
知道内情的人绝不会惊奇邓小平实事求是地、然而又是尖锐地指责苏联。但是，东道国的所有与会者中极少的人以为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他们以前从未听过对强大的苏联共产党的公开批评出自中国人之口，倒是有几个在布加勒斯特的赫鲁晓夫信徒风闻过对中国的批评。
邓把对列宁党的进攻处理得相当机智。他为自己精心选择了一个范围很广的大会：这里，在共产党第二次莫斯科国际会议上他向苏联共产党发动进攻，因为苏联共产党在中印边界冲突中站在了印度一方。邓在他的讲话中说，“历史上还未有过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去诅咒一个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去谴责资本主义国家反动派的武装挑衅。”对这种指责赫鲁晓夫无言以答。就在１１月２０日再次发生边界冲突时，他才反应过来，称这次事件是“不幸的、愚蠢的”。
由于一直怀有和好的愿望，邓委婉地批评了苏联对中国经济建设的背叛。他认为“赫鲁晓夫对艾森豪威尔和其他帝国主义者的颂扬”不可原谅。苏联共产党农民出身的固执的领袖像吞一颗苦果似的咽下了邓小平尖刻的话语。他一反常态，态度和蔼。休息时他也仍像一位矿工样。为了让记者照相，他把手放在了长得高大的刘少奇和矮小拄着拐杖的邓小平的肩上，似乎是在老同志当中。
从邓小平总书记之口，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得知了莫斯科和北京之间兄弟关系的现状。经过同毛和政治局的协商，他播下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分裂的种子。为了赞许这次“功绩”，党的主席１２月９日亲自到机场迎接归国的代表团。
邓作为伟大的“反修主义者”登上了前台。也是他，１９６１年１月在北京八届九中全会上走向麦克风，向大家报告在莫斯科的情况。这次他又同毛和政治局的看法一致，拒绝了和
稀泥的观点。根据他讲话的主旨，中国共产党不想激化矛盾，而是首先等待苏联共产党即将召开的第二十二届代表大会。
但是，赫鲁晓夫加速了世界上两个最大的共产党之间的争论，猛烈攻击中国兄弟党，以致于周恩来总理愤而退出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会场，以示抗议。邓小平此次在北京观察着事件的过程。令中国人遗憾的是赫鲁晓夫在这次党代会上宣布了他的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霸权地位，赞扬新党纲是马列主义的继续发展：“我们可以骄傲地告诉想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的人，‘读读我们的党纲吧’！”中国人认为这太狂妄了。他们不受他人约束，为争取国家的独立、党的自主而奋斗。此时，毛提出了“自力更生”的口号，这并非偶然。
尽管争执颇多，中国共产党在１９６１年还是只批评了苏联共产党的“个别修正主义错误”。中国同志还一直很欣赏北方邻国的经济建设大发展。９月，邓小平在平壤参加朝鲜劳动党第四次代表大会时赞扬苏联的经济建设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有力证明”。同时他对苏联共产党的新党纲之普遍适用性有不同看法，认为这部党纲只能有限地适用于其他共产党国家。与此相关的是，中国对修正主义的尖锐批评集中到了政治方面，而几乎把经济因素排除在外，这点特别引人注目。无论是中国的内部政策还是外部政策，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分离后来变得越来越明显。
尽管中国人从１９６３年公开点名批评赫鲁晓夫，２月２７日他们还是收到俄国人请他们到莫斯科参加会谈的诚恳邀请。３月７日，邓以总书记身份通知苏联驻北京大使，中国准备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要问题”同苏联进行会谈。在另外一封信中，周恩来通知克里姆林宫，邓将率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前往。
这期间，北京正在高速准备同苏联共产党的下一轮论争。按照政治局的指示，邓的书记处着手拟出论纲，它后来以《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为题被作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争的武器。
如果要相信毛的政治秘书的话，那注明日期为１９６３年６月１４日的建议不是出自邓之手，而是出自伟大的毛主席本人之手。新论纲作为致苏联人民的公开信在党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这封５８面的公开信以“亲爱的同志”起首，“致以共产主义的敬礼”结尾。它表达了中国希望结束这场论争、希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新的基础上重新统一的意愿。
邓打点行李时，苏联将５个在苏联国土上散发公开信的中国人驱逐出境。总书记在北京市市长彭真、秘密工作首领康生、“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的最后一个成员杨尚昆以及另外３个苏联问题专家的陪同下启程了，这当儿莫斯科上空乌云密布。
俄国人还在莫斯科机场上就开始了挑衅。中国空军的飞机不得不在机场等候数小时，因为同时有一个英美高级代表团抵达。或许碰巧了？或许是有意为之？但不管怎么说赫鲁晓夫在未来的两周里全部注意力肯定放在英美代表团上，而不是中国人身上。
７月５日，两个富有经验的总书记———邓小平和苏斯洛夫之间开始了意识形态的论争。就在第一天，俄国思想家抛出了诱人的条件：苏联共产党宣布准备停止公开论争，准备
重新派出建设专家，扩大双边贸易，重新开始有关中苏边界有争议地区的谈判。
由于至今会谈纪要像军事秘密一样躺在两个党的钢制保险柜里，所以我们不得不依据苏联口头传开的信息。按此种说法，中国人在整个谈判中非常固执和傲慢。据说，邓宣读了在北京就写好的汉语讨论稿，没有回答苏斯洛夫冲动的反驳。诸如和平的、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社会主义道路之类的论点，邓不客气地斥为“空话”。苏联人总的印象是：似乎中国人对自己“纯洁的思想”感到骄傲。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建设性建议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为了回到列宁的共产国际的和睦气氛，邓建议召开所有共产党参加的国际大会。聪明的四川人要求，代表名额要按党的大小和人口的多少来确定。这个毫不妥协的谈判首领是否想故作天真激怒他的对手，给苏斯洛夫设下圈套？苏联人对中国人的毫不让步一天比一天感到恼火。
锁着的门背后双方正在谈判桌上你来我往，外面，两党的宣传机器在唇枪舌剑。７月１４日，刚好是中国人发表公开信后一个月，苏联人反应过来了，抛出了他们的公开信。信里向人们呼吁“苏联爱国主义”和“人类友爱”。他们愤怒已极，像纯粹说教的传道士一般，说中国人居然敢攻击“伟大列宁的党、共产主义的发源国、世界上第一个进行共产主义革命的人民”。与此同时，在整个苏联出现了一股巨大的反华浪潮，不管是工厂集会还是群众集会。７月１９日，赫鲁晓夫同匈牙利总理卡达尔出席了莫斯科的群众集会，他亲自接过了攻击的长矛。中国代表团对党的首脑突然掺合进论争吃惊不小，因为他在邓抵苏后不久还让人去赔礼道歉呢。
同坚韧的中国人争论的是纯粹路线问题，克里姆林宫的首脑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隔几间房子远的地方，他同外长葛罗米柯正与美国总统特使Ａ·Ｗ·哈里曼和英国政府代表洛德·黑尔什姆在谈判停止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也涉及到中国的利益。条约签字者有义务：在大气层和外层空间、在陆地上和水中停止核试验；不向第三国输送核武器。
赫鲁晓夫在红场上出席反华集会后不到２４小时，苏斯洛夫和邓就中断了陷入僵局的会谈。公报上简短的说明是：无一定期限地推迟。最后，冷若冰霜的争论有了一丝友好气氛：在中国人归国前的晚上，赫鲁晓夫令人吃惊地出席了双方参加的宴会。在惊愕的气氛中，大酒量的俄国人和善饮的四川人互致祝酒词。他们打了９年交道，之后再也没有会过面。
直到今天，邓小平对那以后不久被推翻的党的首脑的评价仍是否定的。１９８０年８月他说：赫鲁晓夫对中国人不好。相反斯大林多少还为我们做了点好事，建国初期，他真诚地帮助过我们，建造和改造更新工业设备，这些都是有助于中国经济基础的。当然，我们并不是无偿地接受援助，而是必须付钱的。但赫鲁晓夫一上台一切都变了。他宣布了斯大林时代签的条约和１００多份合同无效。
当总书记同他的谈判代表团１９６３年７月２０日离开莫斯科机场时，人们的印象是，他离开了敌对的土地：出于安全的原因，代表团分乘两架飞机。坚定的“反修战士”的飞机还未在北京机场完全停稳，党的领袖们就急匆匆地走向跑道。他们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还有江青———毛野心勃勃的夫人。邓以前从未受过如此不同寻常的礼遇。
从那时起中苏关系急速地走下坡路：１９６６年两党关系破裂，两年后关闭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１９６９年达到最低点———在乌苏里江发生边境武装冲突。
如果说邓曾经追打过俄国熊，那从１９７９年以来他就是想驯服它们。在他的倡导下，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们悄悄地没再指责修正主义了，而邓曾为这种指责极力辩护。１９８６年９月２日，他说，今天，中苏关系存在三大障碍：越军侵略柬埔寨、苏军侵略阿富汗、５１个师（４６万人）和ＳＳ－２０导弹驻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边界。“如果戈尔巴乔夫走出认真的一步，”８２岁的邓说，“清除中苏关系的三大障碍，特别是迫使越南结束对柬埔寨的侵略，我将准备同他见面……”
第三部分交锋与较量——邓小平和赫鲁晓夫(4)
□“我早就完成了去外国的历史使命，当时我已决定不再离开中国。如果中苏关系上的障碍扫除了，我准备收回我的决定，在苏联领土上会见戈尔巴乔夫。我相信，这次会见对改善中苏关系、对中苏两国合作的正常化具有重要意义。”
乌利·弗兰茨文中提到的赫鲁晓夫把手搭在刘少奇和邓小平肩膀上让记者照相，这确实如此。感谢摄影记者给我们留下了这一珍贵的瞬间。这张照片已作为本文的一个插图，供大家欣赏。
苏共中央公开信发表以后，苏方又发表了大量的反华文章。为此，中共从１９６３年９月至１９６４年７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的名义和《红旗》杂志编辑部的名义，陆续发表了９篇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简称“九评”），双方再次进行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论战。此后，中苏两党的关系紧张，直到１９６６年３月，两党关系正式中断。１９６９年，两国又爆发了严重的武装冲突。这样，中苏两个大国就从结盟走向了全面对抗。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重新改善关系，并在１９８９年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此时邓小平已经是中共的最高领导人，苏联已是戈尔巴乔夫时代。
２０多年后，邓小平回忆这场中苏论战和分歧时说：“从１９５７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６０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的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２０多年来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去进行探索，不能互相指责。即使错了，也要由他们自己总结经验，重新探索。他们对我们也应该如此，允许我们犯错误，有了错误以后，由我们自己来纠正。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
邓小平还坦诚地说：“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别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这些外国同志也说：正确的并不都是他们。这是过去争论的一个方面，意识形态分歧的方面。这方面问题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在于面对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的发展，用新的思想、观点去认识，继承、发扬马列主义。一个党和由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我们一直反对苏共搞老子党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他们在对外关系上奉行的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
但邓小平也指出：“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了屈辱。”
邓小平总结中苏论战的教训时说：“马克思去世后１００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他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邓小平的话是一个政治家对历史经验的总结。这一经验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处理国与国和党与党之间的关系方面，提出和坚持的一系列正确的思想和理论，是有着密切关系的。邓小平善于从历史中总结并且吸取教训，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把现实问题看得准确而且处理得准确，这是一个成熟政治家的风范。
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邓小平与赫鲁晓夫的交锋和较量，为邓小平更加成熟地走进国际舞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以后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地位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在接见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时的精彩谈话以及后来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赫鲁晓夫无疑成了邓小平的一个“反面教材”。
第三部分“我们要积极向前看”——邓小平和日本天皇(1)
“我们要积极向前看”
———邓小平和日本天皇
记忆可以尘封，而历史不会；时空离我们再遥远，历史也不会走远。有一个传说在时光里走了两千年：一个叫徐福的人，为给秦始皇求得灵丹妙药，带３０００童男童女远漂东洋，此后才有了大和民族。传说毕竟是传说，但日本的铁器和水稻的确是从中国引进的，就连今天他们的和服和文字仍然与中国的文明密切相关。
当时光走到１９世纪７０年代，执政的明治天皇宣称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开始派兵入侵台湾，进行扩张试探。此后，１８７９年出兵吞并琉球群岛的是日本人；１８９４年发动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使中国海权丧失贻尽的是日本人；１９００年结伙“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的是日本人；１９３１年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是日本人；１９３７年发动“卢沟桥事变”的还是日本人……直到６０年前的１９４５年，中国人民终于不再在日本人的铁蹄下，用血和泪去叩问大地的沉默，在水深火热中抗争的炎黄子孙终于从自己伤痕累累的躯体上撕碎了那面“膏药旗”。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动的侵略战争，给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亚洲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犯下的滔天罪行馨竹难书，这些铁的事实是决不允许篡改的！
６０年，弹指一挥间。日本———仍在海那边！今天，中日关系早已翻开了新的一页。恩仇未全泯，相逢早一笑。昨天就是昨天，今天就是今天。中日关系再好，但汪精卫是中国的大汉奸是永远不能改变的，东条英机是战争罪人是永远不能改变的。
说起中日关系，我们自然不能忘记历史。同样，说起邓小平和日本天皇的握手，这还得从中日建交时说起。
□日本人于美国人那里在一个词上栽了跟头。周恩来拒绝日本佐藤的“水鸟外交”。田中首相一口气登上长城的第４个烽火台，“远远超过了尼克松”。
□毛泽东说：“半个世纪的事，你只说句‘添了麻烦’，年轻人不满意。你知道吗，在中国，这是将水溅到女孩子裙子上时说的话。”
当时光又过了１００年，走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时候，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已经深入人心，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１９７１年，对新中国外交史来说，可谓是胜利的一年。几乎与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作“破冰之旅”的同时，在纽约召开的第２６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２７５８（ＸＸＶＩ）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两件事震撼了世界！
而作为中国近邻的日本，和美国一样，在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问题上，与美国一起进行百般阻挠遭到彻底失败之后，却又如尼克松自相矛盾的双重性格产生了自相矛盾的对华政策一样，也立即着手改变对华政策，主动开始与中国接触。尼克松的“破冰之旅”后来被日本人称作的“越顶外交”在东京引发了一场地震。
原来，尼克松在１９７１年７月１５日下午１０时正式对电视与无线电广播宣布———即中美国两国政府同时发表“公告”———尼克松总统将于１９７２年５月以前访华的前３分钟，日本首相佐藤才接到日本驻美大使牛场信彦的火急电告。而当时佐藤正在内阁开会研究工作，听到这一消息时，眼睛大睁，脸色发白。据说，其惊讶得有两分钟张着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此前，佐藤荣作对亲密盟友美国与敌对中国进行的暗地接触、基辛格作为总统特使秘密访问北京，竟然毫无所知。他困惑而沮丧地从内阁会议厅出来，早就等候在外的大群记者拥上来纷纷询问此事。佐藤只得无可奈何地说：“实在是没有料到，没有料到啊！……”
而更让他没想到的是，这个消息一披露，在日本国民中引起对政府的强烈不满，不断有大批游行队伍到内阁大门前示威，要求佐藤首相辞职，尽快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顶着巨大压力的佐藤据说下班后甚至都不敢立即回家，只好等到游行队伍散去才敢出门。其实，进入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日中邦交正常化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凡是有眼光的政治家都不能对此视而不见。
据著名外交题材纪实文学作家陈敦德在其专著《新中国建交谈判实录》一书中记载，“早在１９６４年１１月，佐藤组阁出任日本首相，在首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就说过：‘中国问题是日本当前外交的基本问题，也是佐藤内阁面临的重要问题。’说是这么说，但在实际行动上，一直在中国问题上玩弄‘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手法。他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２０日下令拒绝彭真率领的代表团进入日本出席日共九大。这是当年中国访日的最高级代表团，如果访日成功，必将对改善中日关系产生积极影响。要是他真想与中国进行高级会谈以推进改善日中关系，这无疑是个难得的机会。此后，他一直坚持反华的顽固立场，阻止中日之间民间的友好往来，破坏已经形成一定水平的日中贸易，并以现职首相身份访问台湾，还一直积极追随美国阻挠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权利。对于佐藤及其内阁的反华言行，中国方面一直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而实际上，佐藤和尼克松在华盛顿曾就中国问题达成过一个所谓的“双方有关政策需充分协调，双方应继续保持紧密的联系和协商”的协议的，约定两国首脑之间如采取重大步骤时需事先进行紧密的联系与协商。这个事前协商的原则成为新日美安全体制的核心内容之一。可当时所签协议的英文文本上却只写了保持“联系（ｃｏｎｔａｃｔ）”，日本外务省推敲英文文本时疏忽了要进行“协商（ｃｏｎｓｕｌｔ）”这个极其重要的词汇。用当时《朝日新闻》的评论说：“尼克松为了自己名留青史及美国的利益，未必会为中美秘密接触的事跟日本事先打招呼。其实，在会谈协议中即使英文文本上有需要‘协商’的条款，尼克松总统也不会跟佐藤首相协商的。尼克松连对自己的副总统、国务卿及国务院都瞒着，又怎么会跟日本协商呢？”日本共同社评论说：结果使佐藤哑巴吃黄连，在一个词上栽了跟头。
详情披露，舆论大哗。日本国家利益受到了巨大损害，导致了日本国会一片责难与追究之声；日本各政党和国民都对此感到震惊和愤懑。日本舆论将这次基辛格访华的中美秘密接触不与东京打招呼称为“越顶外交”。尼克松宣布访华之后数天，佐藤在国会答复日本社会党与公明党议员质询时，还顽固地表明了反华政策，他说日本不赞成“用中国代替国府”，“不是两者择一，而是两者同一的道路”。他还对联邦德国电视台记者说：“只要北京不放弃对台湾的要求，日本就不能承认中国。”
佐藤倒行逆施，在顽固追随美国阻挠中国进联合国惨遭失败之后，迫于国内压力，开始寻求与中国建立关系。但因其自相矛盾的政策，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没有得到中国的答复。之后，佐藤采纳外相福田的建议，试与中国搞所谓的“水鸟外交”———水鸟浮在水上，脚却在水下划行———喻意为秘密外交。
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０日深夜，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接见由日本东京都知事美浓部亮吉和横滨市长飞鸟田一雄任正副团长的日本恢复日中邦交国民议会访华团时，美浓部向周恩来转交了日本自民党干事长保利茂先生的一封秘信，内容如下：
贵国与我国的关系……成了不幸的关系，但今天已不允许对这种不自然状态置之不理了。尽快消除这种状态，建立新的两国关系的时候已经到来。为此，我的理解和认识是，中国历来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政府，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同时，日本应该坚持走和平国家、福利国家的大道，探索和实行把余力贡献给亚洲的方法。
周恩来看完信立即严肃鲜明地说：“此信的内容，与‘台湾独立’论有关，我是拒绝接受的。”
周恩来“拒收”保利茂的密信，并严正指出：“该信件不提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惟一合法政府的‘惟一’两字；并且说，‘台湾是中国国民的领土’，是为策动台湾独立留后路。”美浓部问：“佐藤首相不止一次表示要来中国访问，谈判解决两国间邦交正常化问题，中方都没有表示欢迎。那么，中国为什么却同意尼克松总统来访问呢？”
周恩来强调说：“佐藤与尼克松不同。中国同意尼克松访华，是因为中美两国在华沙进行了多年的大使级会谈，既然大使级会谈可以，两国领导人也可以进行会谈，何况三年之前尼克松就表示希望访问中国以解决中美间的问题。佐藤则不然！他一开始就没有诚意，只是知道尼克松的计划以后才表示希望访华，中国不能接待他。”
周恩来转而谈到中日两国间的实质问题，说：“朋友们，中日之间存在着一个台湾问题。我们认为，单说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或者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不够，还要说台湾已经归还它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世界上有一股逆流，说‘台湾地位未定’，就是说，那个地方还有可能独立或者民族自决，这等于说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种分裂思想在帝国主义者的头脑中是存在的。”
飞鸟田一雄副团长也问：“总理阁下，佐藤访华的事麻烦不少。我想问问，贵国可以接待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那么，能不能也让一个‘日本基辛格’到北京来呢？”
“日本基辛格”这个词一冒出来，使接见厅里有了一阵笑声。周恩来也露出了笑容，环视着在场的日本议员们，说：“至于说到日本要派一个‘日本基辛格’到北京来，也不是不可以，那要看这个特使代表的是谁。”
而早在这年９月３０日凌晨１时３０分，周恩来接见藤山爱一郎率领的日本议员代表团时，就谈到：“遵守原则，总有一天正常化会有结果，放弃原则不好。下一届内阁不行，就下下届内阁，还有下下下届内阁。”这就向日本方面表明了明确的信息：中国已决定不再同佐藤及其追随者打交道了。
这次，周恩来拒收“保利书简”，使福田的“水鸟外交”遭到失败。此事很快就由传媒传至日本，佐藤内阁又遭到日本各界舆论的抨击。当时，人们曾经讥笑外相福田纠夫这一对华外交方式说：“黄海是相当宽的，尊鸭何时方能游到彼岸？”但在１１月１０日这个晚上的谈话中，周恩来的谈话也并没有把中日关系的大门锁死，而是留了一个缝隙：可以派“日本的基辛格”到北京来，但要看这个特使代表的是谁。
后来，田中角荣上台以后，中日关系，在双方的努力下，终于达成共识。
也就是在尼克松总统与周恩来握手７个月之后的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５日上午１１时３０分，随着一架白色的道格拉斯ＤＣ—８型日航专机徐徐降落北京机场，中日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当日本国歌《君之代》与中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这两首让中国人民有着绝对不同感情色彩的歌曲在一起奏响时，“也颇有深意地标志着新时代的史页被掀开了”。
当迎宾车队驶进钓鱼台国宾馆田中角荣下榻的１８号楼的时候，周恩来笑着对他说：“年初尼克松总统来的时候，也住在这里。”
田中微笑着说：“尽管美国总统来得比我早一点，但是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比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要久远得多啊。”
在客厅里品茶漫谈，气氛融洽。田中说：“我看书得知，这里是清朝乾隆皇帝钓鱼住的行宫。日本也正在第一次建造迎宾馆。”
周总理问：“以前没有吗？”
田中说：“过去嘛，是用朝香殿下放东西的地方迎接客人。现在呢，把赤坂离宫的旧建筑物来一番大改造，作迎宾馆。造好之后，请你做第一位客人。”
周总理听懂了，不待翻译译完就朗声笑说：“我感到很荣幸。”
田中说：“迎宾馆规模不大，却是仿巴黎凡尔赛宫建造的。”
午餐过后，没有休息，下午即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进行第一轮会谈。上次尼克松访华时的首脑会谈是面对面隔着桌子就座的，这次周恩来特意安排在围成马蹄形的沙发就座，并说：“这样坐有家庭气氛。”
田中代表日本人民赠送给中国人民１０００株大山樱和１０００株日本唐松树苗的礼单，向毛主席赠送了东山魁夷画的《春晓》，向周总理赠送了杉山宁画的《韵》；大平外相赠送给周总理的是细线鸳鸯挂毯。
会见赠礼之后，进行会谈。周恩来高度评价了田中就任首相以来对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讲话。田中则首先对日中两国在过去有一段“不幸的时期”表示了遗憾，并诚恳地说：“过去的历史不能重演了，今后日中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相处。”
双方各自坦率地阐述了基本立场和想法，表示谈判，一举实现复交。
当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国宴欢迎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一行。在周恩来致了欢迎词之后，田中首相接着致答词。田中在答词中承认，“日中关系仍继续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他为实现日中关系正常化来北京，“在悠久的日中友好的道路上迈出新的一步”。但在谈到过去的历史时，他却说，“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其间，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
这个“麻烦”之说，却引起了周恩来和毛泽东的特别不满。当日宴会结束后，周恩来即与叶剑英、姬鹏飞、廖承志等去中南海毛泽东书房汇报。当周恩来汇报到田中答词中的“添麻烦”之说时，毛泽东当即打断而问道：“麻烦？因碎屑小事惹起的不快，为麻烦。半个世纪的侵略只是‘添了麻烦’？”
２６日下午第二轮首脑会谈时，周恩来专门就昨晚致词告诉田中：“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并表示了深深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添了很大麻烦’，这一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中国被侵略遭受巨大损害，决不可以说是‘添麻烦’。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麻烦’，‘麻烦’在汉语里是很轻的。”
“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田中出汗了，擦汗之后又说，“这个表述如果在汉语里不合适，可按中国的习惯改换。”
田中首相及大平外相谈到了联合声明问题，大平说：“我们觉得，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要是从条文上去死抠，就理不出头绪来。”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刚才所说的，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可以照顾对方；如果只从条文上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所以我们没有找条法司的人来参加会谈，参加的都是搞政治的人。”
田中说：“我就任首相时就立即表示，要加紧实现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周总理也立即表示欢迎。这就是我们大的一致。”
周恩来说：“不久前的中美联合公报，如果从法律条文着眼，无法通过。但尼克松很信任基辛格博士，我们双方谈判，从政治上找一致点。那是中美关系的第一步；要实现建交，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中日关系就不同，我们双方都准备马上建交。《日台条约》存在于你们与台湾之间，这个事实是当时美蒋关系造成的。这次公报中可以不提这个字眼，但是不能让我们承认这个条约的存在，不能让我们承认它是合法的。”
大平说：“要建交，就要与蒋介石断交，日台条约就自然失效。”
接着，周恩来用很艺术而和缓的语调说：“刚才首相、外相从大的一致都说得好。但是，我并不认为今日上午外长会谈时日方高岛局长说的话，已经表达了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的真正意图。如果是那样的话，真不知你们是来吵架的，还是来解决邦交正常化。”
会谈中，周恩来对在上午第一轮外长会谈中，日方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益郎提出的所谓“蒋介石已在日蒋条约中宣布放弃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所以主张在这次两国联合声明中就没有必要再提赔偿问题了，也没有必要将日蒋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写进联合声明”的提议，提出批评，并说：“我们对此感到诧异。”
田中与大平相互望了一眼，问：“那么，中国方面是什么看法？”
周恩来愤慨而坚定地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蒋介石已经逃到台湾，他已经不能代表全中国。他这是慷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在大陆。我们放弃赔偿要求，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你们条约局长对我们不领情，反而说蒋介石已经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田中紧接着说：“中国把恩怨置之度外，从大处着眼，本着互让的精神处理问题，日本应坦率地评价中国的立场，并再次表示深切的谢意。”
这轮会谈从下午２时谈至４时４０分。会谈结束，日方官房长官对记者们吹风说：“刚才，两国首脑进行了令人惊讶的坦率的讨论。”但会谈仍没有进展。
回到房间，大平抱怨地说：“真是伏兵奇出，不好办。我们没有料到的事情，却突然成为要解决的问题了。”
田中没有吭声，似在思考着往下怎么办。
大平说：“怎么办？这样下去我们无颜回日本。”
田中说：“怎么，这个时候就觉得玩不转啦？”
大平说：“那么，您说该怎么办？”
田中望着大平的眉头仍然锁着，就大笑着说：“那就看你们这些诸葛亮出谋划策喽。到了这种地步，没有必要太让步。万不得已就回东京去，就当出来旅游一次好了。”
这时候，参加谈判的外务省官员们也被叫进田中房间里来了，田中神态严肃地对他们训话：“你们各位，都是受过高等教育，很有学问的。但是，不要钻牛角尖，请你们提出一些能解决问题的见解来，责任由我来负。你们再奋斗一次吧！”
田中作简短训话之后，就在下午５时许开始了第二次外长会谈，这是在原定日程安排中所没有的。这次外长会谈，要根据刚刚结束的首脑会谈精神，就联合声明的前言部分的文字进行磋商。会谈是这样进行的：大平外相先逐条解释日方方案，姬鹏飞外长认真地作笔记。每解释完一条，就由姬外长的助手送到另一个房间里，交给坐阵在那里的周恩来审阅，重要的问题报告毛泽东。
自从尼克松之后，世界各国首脑政要访问中国，攀登长城成了访华“必修课目”。中国外交部礼宾官员们在１９７２年就有了这么一句口头禅，外国朋友来北京有三个“Ｍｕｓｔ（必须）”要做：登长城、游故宫、吃烤鸭，而攀登长城则居三项之首。１９７１年９月２７日下午，长城又迎来了一位新客人。日本首相田中一下车，就以矫健的步伐开始了攀登。按原定计划，田中只登至第三个烽火台就行了，但是他仍不肯罢休，又一口气攀登至了第四个烽火台。日本与西方记者们纷纷从长城当场发出报道说，“田中远远超过了尼克松”。
爬长城归来后，双方接着谈判。然而，如何处置“日蒋条约”中关于日中间已经结束战争状况这个问题上遇到了表述上的麻烦。田中说：“怎么样才能使双方都交待得过去呢？”最后还是周恩来出了一个好主意，用“中日关系正常化结束了两国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况”这样的说法来表述，使双方都能在不丧失原则立场的情况下予以接受。后来，古川万太郎在《周恩来与日中关系正常化》一文中表达了日方的感受：“周恩来实在是高深莫测的人物。据说，在日中首脑会谈时，周恩来提出这个方案之后，田中、大平才确信邦交正常化可以实现。”
而美国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鲍大可认为：这是周总理在中日复交谈判中的一大发明，这个发明，完全可以与中美谈判中基辛格所发明的那段话有“异曲同工之奥妙”。基辛格那段话是：“海峡两岸所(奇*书*网-整*理*提*供)有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
经过艰苦谈判，双方终于取得了一致。２７日晚８时３０分至９时３０分，毛泽东在中南海书房会见了田中角荣。会谈进行了一个小时。
一见面，毛泽东就说：“已经吵完了吗？”
“不，不，谈得很融洽。”田中忙说。
毛泽东笑说：“不打不成交嘛！”
毛泽东没有放过田中的“麻烦”问题，说：“半个世纪的事，你只说句‘添了麻烦’，年轻人不满意。你知道吗，在中国，这是将水溅到女孩子裙子上时说的话。”
“知道了，我会按中国习惯改换过来的。”田中说：“我们很快要达成协议了。”
毛泽东说：“可以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之内解决问题。”
田中说：“我们到北京来还只有三天嘛。”
毛泽东说：“你们到北京这么一来，全世界都战战兢兢。主要是一个苏联，一个美国，这两个大国。它们不大放心了，晓得你们在那里搞什么鬼。”
在座的众人都笑了起来。
毛泽东又说：“美国人今年２月来了没建交，你们跑到他们前头去了，心里总有点不那么舒服就是了。”
田中说：“上个月，基辛格在东京问我，为什么要急于访华，我告诉他：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要比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关系久远得多啊。”
毛泽东说：“我很赞赏你这么说。”
毛泽东谈到了中日两国交往史，从中国史谈到日本的政治制度和选举，从读书、汉字谈到文化的渊源，从日本天皇谈到中国惟一的天皇———唐朝第三代皇帝、武则天的丈夫唐高宗，从《四书》、《五经》谈到家庭，从马克思主义谈到佛教，还谈到了毛泽东自己的少儿时代。
毛泽东还说：“上次我对尼克松说，我喜欢右派，你竞选时我投了你一票。这回我也投了你们的票啊，你是自民党主力嘛，主力不来怎么行？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日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
毛泽东指着在座的廖承志：“他是在日本出生的，田中先生，这次你把他领回去吧。”
田中笑说：“廖先生在日本很有名气，他如果参加参议院选举，一定会当选的。”
田中知道，会见该结束了。毛泽东指着房里四处堆积的书籍，说：“我有读不完的书。每天不读书就无法生活。”他指着书橱上六卷本《楚辞集注》说，“这套书是送给田中首相的礼物。”周恩来走了两步将书从书橱上取下，递给了田中。
田中收下书，紧握着毛泽东的手，不住地点头，说：“多谢，多谢。毛主席知识渊博，还这样用功。我不能再喊忙了，要更多地学习。那么，祝你健康长寿。”
会谈结束后，毛泽东一直把客人送到书房外的走廊中间。毛泽东与田中、大平会见，意味着日中复交谈判的难关已过。
９月２８日下午３时４０分，第四轮首脑会谈在钓鱼台１８号楼进行。气氛更为融洽，双方就在外长一级进行磋商的联合声明的内容最后达成了协议，并一致同意在９月２９日建立两国间的外交关系。
这次会谈，主要是讨论剩下的日蒋外交关系如何处理问题。
在讨论中，大平表示说：“日本方面将单独发表声明，宣布结束同台湾的外交关系。”
周恩来问：“什么时候发表，请明确说明具体日期。”
大平说：“请相信，外交问题是绝对不会失信的。如果日期定下来了，万一届时晚一个小时或一天，就会影响两国的信赖关系。因此，相信我吧，由我来办。”
周恩来说：“我们重建邦交，首先要讲信义，这是最重要的。我们同国外交往，讲话一向是算数的。”接着，他从《论语·子路篇》中摘引了“言必信，行必果”，说，“这是孔子回答子贡的问话，说作为一个‘士’应具备三个条件中的一条。”他铺开一张纸，题写了这六个大字，赠给田中首相。
田中接受之后，也铺开一张纸，挥毫写下了“信为万事之本”六个大字，赠给周总理。田中说：“这句名言，是日本飞鸟时代的为政者圣德太子说的话。”
当晚，由大平与姬外长进行联合声明文字的具体磋商。对于“添麻烦”问题，日方的认识有了提高，对田中致词中说的“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在联合声明中，文字上表述为：“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９月２９日上午１０时１８分，中日联合声明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西大厅举行，在茶色封面的联合声明文本上，先由姬外长、大平外相签字，再由周总理、田中首相签字。
签字仪式结束后，紧接着，大平于设在民族文化宫的大厅举行记者招待会。大平严肃地宣布，由于两国联合声明的发表，“悬而未决的日中邦交正常化问题终于获得解决”，“结束日中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是对亚洲以及世界和平的重要贡献”。他立即转而宣布，作为日方在联合声明所表明立场的重要补充，日方明确地宣告废除日蒋条约。大平说：“在联合声明中虽然没有触及，日本政府的见解是，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蒋和平条约已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并宣告结束。”
９月２９日，中日两国建交，两国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中午１时许，周总理陪同田中首相飞往上海。据说，在当晚举行的宴会上，周恩来与田中、大平碰杯的时候说：“我真希望同你们通宵畅饮啊！但是，我还必须为你们的下次访问留有余地。”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而刚刚就任首相两个多月就亲手完成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更是激动不已，素不嗜酒的他竟情不自禁地离开座位去祝酒，向中国朋友、向自己的下属敬酒，一连喝了好几杯茅台。大平悄悄告诉周恩来：“我还没有见过首相离开座位去敬酒呐，这是首相破天荒第一次哟。”
第三部分“我们要积极向前看”——邓小平和日本天皇(2)
□邓小平放眼全球，求同存异，说：“如果仅就缔结条约这个事情来说，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
□邓小平指出：“中国不怕包围，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中国是从包围中冲出来的。”
中日建交了，但中日之间的关系似乎并没有完全走上正轨。随着日本国内政治格局的变化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中日关系也随之起伏跌宕。１９７６年，周恩来和毛泽东两位开国元勋先后撒手人寰，中国也没有一位领导人访问过日本。当年田中首相曾在钓鱼台盛请周恩来总理作为日本国国宾馆———赤阪迎宾馆的第一个客人的邀请，也随着田中的下台而成了空头支票。
应该说，自１９７２年中日联合声明发表、恢复邦交正常化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就摆到了中日两国政府的面前。１９７４年１１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抵达日本，和东乡文彦外务次官开始举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性会谈。但由于双方在反对霸权问题的条款上意见分歧，谈判进展缓慢，断断续续。１９７４年１２月，田中内阁倒台后，由三木组成新的内阁。但谈判仍然停滞不前，后来，由于中国和日本两国政局的动荡，谈判终于搁浅。１９７６年１２月，日本三木内阁在全国大选中遭到惨败，宣布辞职。福田当选为自民党总裁，并受命组成福田内阁，由大平正芳任党的干事长，园田直任官房长官。福田组阁后，日本政界要求恢复日中条约谈判的势头再次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决定访华，福田首相委托竹入给中国捎话，表示“要忠实履行日中联合声明。如果双方彼此理解对方的立场并取得一致意见，就尽早举行和平友好条约谈判”。但是福田派是自民党内反对日中条约的人最集中的大派，一旦要下决心的时候，他周围的人又来拖后腿。正如园田直的秘书渡边亮次郎在《园田直其人》一书中所说的那样：“政局尤其是同在野党的关系趋于紧张，他（福田）就对日中条约采取积极态度，目的是稳定形势；情况稍有好转，他就犹豫徘徊，举步不前。”
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１日，邓小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正式复出，恢复其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这个消息一经传出，在世界上的反响甚至比在中国国内的反响还要强烈。
对这个消息的反应，尤其以与中国近邻的日本更为强烈。日本政府立即发表看法，对恢复邓小平的工作表示欢迎，认为这显示了中国政局趋向稳定，从而使日中关系从整体上来说也将朝着明朗的方向发展。并期望以此为契机，打破日中谈判的僵局。当时的《东京新闻》发表文章说：“由于邓小平的恢复工作，中国的外交路线将进一步增强灵活性。”并形容说，“邓氏的恢复工作也将成为（日中缔约）谈判的促进剂。”
实际也正像日本人所预测的那样。据《邓小平思想年谱》记载，早在１９７７年９月１０日，邓小平会见以浜野清吾为团长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访华团，在谈到日本方面提出的缔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时，就曾指出：“对于福田首相过去的立场我们是了解的，既然福田首相声明要搞这件事，我们期待他在这方面做出贡献。虽然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如果仅就缔结条约这个事情来说，只要一秒钟就解决了，不要很多时间。所谓一秒，就是两个字———‘签订’。”
邓小平的这个带有声明式的谈话，其实就是暗示福田纠夫首相下定最后的决心。
而在更早的１９７４年８月１５日，因生病住院的周恩来总理委托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会见以竹入义胜为团长的日本公明党第四次访华团时，就曾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上进行了深入交谈。
竹入说：“日中复交快两周年了，如果可能的话，还是早一点开始两国之间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持这种意见的人，在日本不少。日中两国之间要建立一个长期的友好关系，５０年、１００年的友好关系，应该怎么办？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我相信也是田中内阁的看法。”
竹入希望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为基础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把重点放在加强今后的友好关系上，希望早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和两个业务协定。
邓小平说：“这次阁下带来了田中首相、大平藏相的话，我们注意到了，我们还要继续研究。我们理解田中首相、大平藏相面临的问题，凡是尽力的，我们愿意尽力。我们还注意到田中首相、大平藏相多次表达了要在联合声明基础上发展中日两国友好关系的愿望。就这方面来说，我们愿意同田中首相、大平藏相共同努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希望两国的业务协定能比较早地签订。当然，在谈判中面临一些问题，我们希望双方努力，找出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恢复谈判后，希望双方都提出一些彼此比较容易接近的方案，不外乎是措词和方式。我们相信，经过双方的努力，是能够找到解决办法的。”
在谈到“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这个问题时，邓小平强调说：“我们希望比较快地谈判。从原则上来说，我们认为可以主要体现中日两国友好的愿望。当然，也不可避免要体现两国联合声明签订以后两国关系的发展和形势的新变化。有些解决不了的问题、难于解决的问题，可以搁一搁，不妨碍签订这样一个条约。具体步骤，总是要通过预备性的会议，先接触，双方的想法可以先了解，问题在谈的过程中来解决。”
邓小平请竹入把这三点内容转告田中首相，同时还请首相注意一下，内阁成员、政府主要官员不要有一些损害两国联合声明原则的行动。最后邓小平坦诚地说：“中日两国之间的问题，焦点还在台湾问题上。就我们来说，这个问题不止涉及日本，也涉及到国际关系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同你们的声明里强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中美上海公报》里也强调这个问题？问题就在这里。当然，我们也希望能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如果不行呢？只能采取其他方式。有些日本人抱住台湾不放，你抱得住吗？”
对此，竹入义胜表示和邓小平看法一致。
邓小平恢复工作后不到三个月的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１４日，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日本议员、前官房长官二阶堂进。二阶堂进选择这个时候访问中国，同样也是为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而来的。众所周知，关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预备谈判其实在田中内阁时期就已经开始了。１９７４年１２月田中内阁下台后，三木内阁表示“争取早日缔结和平友好条约”，并于１９７５年１月中日双方决定开始举行和平友好条约的事务级谈判。但在谈判过程中，双方在霸权条款问题上发生分歧，致使谈判断断续续，直至最后搁浅。１９７６年１２月福田内阁上台后，同样表示要“尽早举行和平友好条约谈判”。
１９７７年７月邓小平复出之所以在日本引起震动，就是因为日本政界不少人认为邓小平的“灵活性”能够在中日友好上做出贡献，主张抓住这个时机，尽快和中国缔结和平友好条约。也就在这一年的１０月，日本专门成立了“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促进协议会”，以小坂善太郎为会长，号召参加日中议联的议员和１０２位在过去７年中访问过中国的国会议员入会，给福田首相施加压力，二阶堂进也在其列。
在这样的背景下，二阶堂进选择了这个时机访问中国，以推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尽快恢复。《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谈判，是因霸权条款而搁浅的。二阶堂进就是在这次和邓小平的会见中，提出了关于霸权条款的也就是后来人们称之为“二阶堂方案”的新方案，即“根据本约发展日中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不是针对任何第三国的”。９个月后中日双方谈判重开，经过十多轮艰苦的谈判，终于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这是后话。
邓小平说“缔结条约只要一秒钟就能解决”，表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细节上可以灵活对待。随后，邓小平多次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中方的立场，希望日本政府在原有的立场上能有所前进。他对来访的日本友人说：“在谈判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时，中日双方都要从全球战略的政治观点出发。我相信日本人民和日本大多数政治家懂得这一点。”
邓小平在讲话中提到的全球战略的观点，也就是说要看到苏联霸权主义对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整个世界所构成的威胁。邓小平反复强调，苏联的战略重点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他分析说，在中苏边界地区，苏联只有１００万军队，挑起一些冲突有可能，发动战争则还差些，“苏联要进攻中国，１００万军队算什么，它没有５００万、６００万来不了，即使来了，占领了北京（这也不容易），占领东北某些地方，甚至更多地方，也只是战争的开始”。而欧洲和日本则与中国不同，他们几乎所有战略物资都依靠非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国家，它们最基本就是要保护通道，以免被包围封锁。
邓小平在详细分析了苏联的战略意图之后，指出：“有些人讲，苏联的这些行动是为了包围中国，中国不怕包围，中国革命的历史表明，中国是从包围中冲出来的。苏联在越南大搞军事基地，当然包括针对中国，但仅仅是针对中国吗？金兰湾离中国很远，切断海上交通，对中国威胁不大，对日本、东南亚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威胁更大，美国第七舰队也不舒服。这不是针对中国的问题，也不是亚洲国家的问题，而是全球问题。”“过去我们总是说，苏联在东方摆１００万军队，第一是对付美国的，其次是对付日本和中国的。我们提出这个论据时，美国人、欧洲人、日本人还不大赞成。现在，至少相当多的人已经懂得了这一点。”“过去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说苏联战略重点在欧洲，欧洲人不大接受，认为中国人危言耸听。现在美国人、欧洲人大概都懂得了这一点，他们认识到中国人讲的是真话。”“我们中国自己是放心的，因为我们有明确的战略方向。”
在日本，１９７８年１月２１日，福田在众参两院全体会议上发表演说时指出：“谈判的时机正在逐渐成熟，因此决心做出更大的努力。”从３月开始，福田在自民党内从事统一认识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党内以滩尾弘吉为首的慎重派。５月，自民党内的慎重派大部分支持恢复日中和平友好条约谈判。７月２１日，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事务级谈判在中国北京重新开始。８月８日，福田派园田直外相访华。
在接见日本友人时，邓小平还提出了“双方均不干涉内政”的问题，进一步鼓励园田外相赴华访问，以完成缔约的最后准备工作。
邓小平对园田说：“中日建交稍晚了一些，但建交后的两国关系发展不算慢。条约谈判的步伐本来还可以快些，已经耽误了一些时间，现在要把时间赶回来。条约的中心内容实际上就是反霸。反霸不针对第三国，但谁搞霸权就反对谁。苏联反对这一条，正是暴露了他自己。在当今国际形势下，我们需要日本帮助，日本也需要中国的某些帮助。中日之间不是没有任何问题。例如钓鱼岛问题、大陆架问题。这样的问题，现在不要牵进去，可以摆在一边，以后从容讨论。”
在邓小平“求大同，存小异，寻求更多共同点，寻求更多的相互合作、帮助和配合的途径”的灵活的外交方针指导下，经过会谈，双方就和平友好条约取得一致，促使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于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在北京签订。
１９７８年８月１２日下午７时许，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举行。大厅正面竖立着一架巨大的屏风，上面的图案画的是安徽省佛子岭水库的拦洪大坝。屏风前面摆着覆盖有绿色桌布的长方形条桌。桌子中央插着中日两国国旗。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和日本外相园田直分别在桌子的两侧就座，在两份分别用日文和中文书写的条约文本上签字后互相交换条约文本。邓小平出席了这个签字仪式。
当时福田首相在官邸的电视机前收看了签字仪式的情景。据说，他坐的那把椅子，正是６年前的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佐藤首相怀着酸溜溜的心情观看尼克松访华场面时坐的那把椅子。时过境迁，物在人易。此时的福田又是什么样的一种心境呢？看完签字仪式后，福田站起身来对记者感叹地说：“木桥变成了铁桥，今后运东西方便多了。”
而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日本舆论的反应也非常积极。《产经新闻》认为：“福田首相和政府有关当局在谈判中全力以赴、顽强拼博。对此，应给予高度评价。”
而此时距第一次谈判的１９７５年，已经整整过去了４年。
第三部分“我们要积极向前看”——邓小平和日本天皇(3)
□日本外相园田直突然打破惯例，疾步登上飞机奔入机舱迎接邓小平，并说：“您给我们带来了艳阳天。”
□福田首相连声称赞邓小平是“超人”，并不无得意地对邓小平说：“我的名字就取自《诗经》，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名字。”邓小平说：“从汉字可知，两国的友谊是悠久的。”
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日，从表面上看上去是参加互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批准书。而实际上，互换批准书这件事情在邓小平访日这个举动上已经成了一个并不十分重要的事务。日本方面丝毫不敢怠慢，处处都把邓小平当作中国最重要的领导人来接待。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的东京，秋高气爽，枫叶流丹。
２２日，一架尾翼上漆着中国红五角星的军用三叉戟徐徐降落日本羽田机场。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日本。
停机坪上站满了欢迎的人群和儿童。他们挥舞着中日两国国旗，高喊着：“热烈欢迎！”
早早等候在停机坪上的日本外相园田直，当飞机悬梯刚刚放下，就打破惯例突然改变在舷梯下迎接中国客人的迎宾计划，在礼宾官员猝不及防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疾步登上飞机奔入机舱迎接客人的到来。
这位中国客人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
在机舱里，满面笑容的邓小平没等园田直开口，就握着他的手说：“我还是来了嘛！”
园田直笑着激动地说：“你给我们带来了难得的艳阳天！”
与邓小平随行的有夫人卓琳、外交部部长黄华和夫人何理良、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和夫人经普椿。
邓小平在园田直外相的陪同下走下飞机的舷梯时，机场鸣礼炮１９响。在隆隆的礼炮声中，邓小平向欢迎的人群挥手致意，并与迎接的日本官员一一握手。之后，在园田直外相和日方驻华大使佐藤正二的陪同下乘车前往日本国宾馆赤坂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