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 · 佚名 · 2026-07-25
《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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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中美关系的“领航人——邓小平和卡特(1)
中美关系的“领航人”
———邓小平和卡特
美国第３９届总统吉米·卡特?熏因为任职期间毅然决然地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而轰动世界，成为继尼克松之后，最受中国人民欢迎的美国总统。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１日，卡特出生在佐治亚州普兰斯小镇的怀斯医院，其祖父、父亲和外祖父都是内战时期的军人，堪称军人世家。在２０岁的时候，卡特服役于美国太平洋舰队常规潜艇“鲳鱼”号，曾到过中国青岛。２９岁时，因为父亲去世，他退役回到农村继承父业，种植花生，开始了艰苦的“折磨”人的农场生活。但十几年的辛苦没有白费，在母亲、妻子和弟弟的帮助下，他们拥有了３１００英亩的土地、３处房产和公司股票，资产总值５００多万美元。卡特成了被人们称许的了不起的“普兰斯镇的卡特”。竞选总统之前，卡特在３８岁时当选为参议员，４６岁时就当选为佐治亚州州长。在１９７６年的总统竞选中，美国一家有名的报纸称亚特兰大之所以出名有以下五个原因：一是已经不存在的三Ｋ党，二是可口可乐，三是善于做成大满贯的桥牌名家鲍比琼斯，四是玛格丽特·米切尔写的名著《飘》和大名星盖博与费雯丽主演的经典电影《飘》，第五个就是种花生的“乡巴佬”卡特竞选美国总统。卡特在１９７６年７月１４日获得民主党提名，１１月２日在大选中获胜，１９７７年１月２０日就职。卡特还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用步行的方式走进白宫就职的美国总统。
□邓小平选择大年初一飞赴美国。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正式仪式，如此隆重地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１９７８年的１２月１６日上午１０时（华盛顿时间１２月１５日晚上９时），对于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时刻。中美这两个东方与西方的大国在长达３０年的隔绝之后，终于在一份《关于建立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中走到了一起：１９７９年１月１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利坚合众国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这是一个影响世界和未来的重大消息。而比这个消息更加惊人的消息是，邓小平还将访问美国。
刚刚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１９７８年“世界新闻人物”的邓小平访问美国的消息一公布，暗杀的警报就从大洋的那一边不断传来。台湾的、美国的特务组织声称要“给一点颜色看看”，还扬言已经收买“意大利枪手”，“要做一些使邓永远难忘的事情”。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领导人出访上中国是有过成功的经验和像“克什米尔公主号”总理专机爆炸的惨痛教训的。为了邓小平的安全，中美双方进行了周密的布置和安排，美方甚至还派出了“空军一号”总统专机进行前期的专门考察。而此时作为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在听说中方只派７名安全人员到美国来时，不禁吃了一惊。后来他又听到中方同意把邓小平访美的安全责任问题交由美方负责，更令他受宠若惊。他感到这是中国对美国最大的信任，既受感动又感责任重大。他明确指示联邦安全局负责邓小平的安全，要动用各方力量采取一切措施，确保邓小平的安全“万无一失”。
这天晚上，正下着雪。还从未与邓小平见过面的卡特，夜不能寐，尽管中美建交的谈判一直是由他和邓小平两人亲自全程掌握的，但那感觉似乎有“遥控”的味道。虽然在北京任职的伍德科克（后来的第一任美国驻中国大使）曾建议他访问中国，但卡特已经做出决定：“在中国的一位最高领导人对尼克松总统和福特总统的正式访问进行回访之前，我不准备去（中国）。”眼看着邓小平就要来了，但邓小平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夜深人静，卡特仍在仔细阅读美国情报专家们为他准备的厚厚的一份对这个能在政坛上奇迹般再生的政治家的分析材料。他知道邓身高４英尺１１英寸，在中国也只算是一个小矮个。其中一份材料上说，在１９７５年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上，当讨论到毛泽东的几个提议时，毛泽东要求不同意的人站起来。邓小平真的站起来了。据说当时毛冷冷地瞟了邓一眼，开口说：“因为我没有看见有人站起来，提议全体通过。”而邓这样的一个政治家在三次打倒后又三次重新站起来，这种大起大落在许多西方评论家的眼里简直是不可思议。不仅如此，卡特在３个星期前就详细审阅了所有接待计划的细节，甚至包括国宴的菜单也不放过。美国国务院则发出了多达２０００余张的特别记者证，以使两国关系史上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能够最充分地为世人所知晓。
邓小平访美，这是新中国成立３０年来第一个访问美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领导人。而且邓小平把这个日子选择在一个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春节。大年初一（北京时间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８日），按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人的生活习惯，这一天可是吉日良辰，新年的第一天嘛！万象更新。或许邓小平是有意这么选择的吧。
因此，在欢迎仪式的致辞上，卡特又特地加上了一句颇有宗教意味的话：“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的门窗。”他甚至为加上这句话而感到满心欢喜。为了准备和邓小平会谈，卡特还对电视记者发表了专题谈话，为的是在中国广播。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他的这个电视讲话曾经在中国反复播放，因此他在后来访问中国时，街上的人们一见面就认出了他。他为此感到很高兴。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上午，下雪的天气突然放晴了。湛蓝的天空，明媚的阳光，白宫南草坪旁的树丛上还挂着雪花。第一次在有着一百七十九年历史的白宫门前与美国星条旗并排飘扬的五星红旗显得格外鲜艳夺目。而在７年前的这片土地上，竟然连五星红旗的印刷品都很难找到。
令人难以忘记的是，就在１９７１年１０月２５日联合国大会第２６届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即２７５８号决议）之后，代表蒋介石政权的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在当天降旗之后，联合国大厦门前第２３根悬挂中国国旗的旗杆，却整整空置了６天，因为联合国秘书处在纽约全城四处寻找，竟然找不到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星红旗。后来有的说是从印度驻联合国使团的一本印度出版的《世界知识手册》里，有的说是从联合国的某个华裔职员贡献出的自己在法国巴黎旅行时购买并秘藏的一本北京出版物上，才找到了五星红旗的印刷样品。这样直到１１月１日，一面和其他成员国国旗一样尺寸的长１．８米、宽１．２米，用尼龙材料做成的五星红旗，终于在联合国升起来了。但据说这面五星红旗做得仍然很不标准，旗帜上的那颗大五角星和四个小五角星的比例和排列位置不是我们的比例，很不规范。但这已经是很不容易了。据美联社常驻联合国总部记者威廉·奥蒂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文章说：“共产主义中国的五星红旗，今天（１１月１日）第一次在联合国总部升起。这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颇有意思的是升旗的是两个美国黑人：２４岁的威拉德·博迪和２８岁的乔治·鲍德温。”１１月８日，新华社记者高梁以代表团秘书的身份率领中国先遣小组到达纽约后，把从北京带来的标准的五星红旗交给了联合国礼宾司官员，此后，中国人自己制作的五星红旗在联合国高高飘扬。
由此可见，在邓小平访问美国之前，中美这两个国家的“敌对”隔绝状态是个什么样子。中国在美国被“妖魔化”，中国的出版物被美国当局当成“敌国宣传品”。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上午１０点整，白宫迎来了它来自东方的最尊贵的客人。美国总统卡特和夫人陪同邓小平和夫人登上了铺有红地毯的宾礼台。军乐队奏响了中美两国的国歌，鸣礼炮１９响。接着，邓小平和卡特并肩走过长长的红地毯，一起检阅三军仪仗队。显然，邓小平享受着政府首脑的礼遇。由于当时邓小平担任的职务是中国的副总理，因此美国的记者大发感慨说：一个国家的总统举行正式仪式，如此隆重地欢迎另一个国家的副总理，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舆论普遍认为，在邓小平访美之前，还没有一个外国贵宾受到过美国政府如此隆重的接待。１９４６年，丘吉尔访美时受到了美国朝野的空前欢迎，但隆重程度远不及此次邓小平访美。其原因在于，美国人把丘吉尔当作英雄崇拜，但在“二战”已经结束、丘吉尔已经卸任首相的情况下，他并不代表什么。１９５９年，赫鲁晓夫访美时也曾受到了隆重的接待。当时，美国政府为他安排了访问节目，其高潮是游览迪斯尼乐园，鸟瞰公路上密如蚁群的私人轿车，以及享受一天纯粹美国式的农村生活。但在美国人看来，赫鲁晓夫只不过是一个乡巴佬。但邓小平的情况却与此截然不同———他富有传奇般的政治经历，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大国代表和雄心勃勃的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拓者和领导人。
其实，访问美国，一直是中国领导人的一个夙愿，毛泽东曾多次表示希望到“美国一游”。在抗日战争时期的１９４４年，毛泽东就曾对当时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和他最喜欢的外交官约翰·谢伟思谈过，他愿意为促使美国在中国抗战后的和平民主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飞赴华盛顿拜访罗斯福总统。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罗斯福没有下定决心。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会见美国进步记者埃德加·斯诺时，也表示愿意到美国密西西比河里游泳。据说，毛泽东在会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丝夫妇时，也都曾半认真半玩笑地表达过类似的想法。
对邓小平来说亦是如此。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２９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日本公明党第７次访华团时，就对竹入义胜说：“我现在还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到华盛顿去，不晓得能否实现。美国人总是说我为什么不到华盛顿去？那里有台湾的大使馆，我怎么去。只有中美关系实现正常化了，我们中国领导人就可以去。在国际事务上，我只要完成这件事就可以见马克思了。”邓小平认为，这关键取决于美国政府和卡特总统的决心了。还说：“中日关系正常化一秒钟就解决了，中美关系正常化加一倍，两秒钟就可以解决。”
而对邓小平来说，这也是他第二次到美国。第一次到美国是在１９７４年４月，当时他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出席了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第６次特别大会，首次向世界介绍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引起了全场轰动。整整两年之后，他再次蒙受冤屈，被撤销职务，中国也随之陷入了深深的危机之中。
而这次访美，是邓小平复出后推进中国走上现代化建设道路的一项重大举措。在国内，他要大力推行改革开放，实行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国外，他在寻求和平友谊之外，还要寻求资金、人才、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而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安全。在１９７９年前后，苏联这个超级大国不仅通过本土、而且还利用蒙古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构成“Ｃ”形包围圈，严重威胁着中国的安全。邓小平知道，要遏制苏联的霸权主义，靠自身和广大第三世界人民的力量是不够的，也要借助西欧、日本，还有美国的力量。这或许正是邓小平选择大年初一飞越太平洋的真正目的。
据说，大年初一这天，北京的天气很冷，一大早就下起了小雨。早上８点，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与前来送行的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耿飚等一一握手告别，并在拥抱了他的小孙女后，登上了波音７０７飞机。按预定时间，飞机将于８点３０分起飞。送行仪式结束后，飞机在跑道上徐徐滑行。然而就在这个时候，气象部门传来上海虹桥机场有大风大雨天气的预报，能见度下降到１公里以内，根本不符合飞行起降的１．５公里能见度标准。飞机不能起飞，而李先念等领导人仍站在那里向已经滑行的飞机挥手。怎么办？有人建议让李先念等领导人回屋内与邓小平一起休息，等起飞条件符合了再搞一次送行。看着窗外风雨中送行的老战友们，邓小平觉得不能让他们一起在这里等下去了，就说：“我们的飞机先滑行出去，让他们都离开后，我们在跑道上转一圈，再回停机坪来等候。”等送行的人们走后，邓小平说：“我们就不下飞机了。”等了半个多小时后，上海方面的消息说，气象条件还不够。但如果再长时间这样等下去就会影响既定的访美行程。怎么办？一方面是领导人的安全，一方面是第一次访美的计划安排不能取消。就在大家犹豫不决的时候，邓小平斩钉截铁地下了命令：“起飞！”
专机飞临上海后，能见度仍然只有１公里。而上海是必须要降落加油的地方，要不然就没法飞越太平洋。再说，还有两个美方派来的空军飞行员要在上海登机领航。飞机在经验丰富的徐柏龄机长稳健地操作下徐徐降落了。可就在轮子放下快接近跑道的时候，徐柏龄发现有一只轮子偏出了跑道之外，如果这只轮子落到草地上，飞机就会出现事故，后果不堪设想。就在即将着地的一瞬间，徐柏龄迅速将飞机拉了起来。第一次降落失败了。大家更为小平同志担心。但小平同志系着安全带，非常沉着。飞机在机场上空盘旋了一圈后，徐柏龄镇静自如地操作着第二次降落。这一次，终于成功了！飞机原定在上海停留１个小时，但由于天气原因耽误了时间，飞机加满油后，邓小平就要求机组抓紧起飞赶路。经过１５个小时的飞行（中途在阿拉斯加的安科雷奇空军基地停留１个小时），于２９日凌晨４时半（美国当地时间２８日下午３时半）飞抵华盛顿安德鲁斯空军基地。
窗外，白雪皑皑，彩旗猎猎，五星红旗和星条旗在欢迎的人群中随风飘扬。
第一部分中美关系的“领航人——邓小平和卡特(2)
□卡特说：“我们已经有１４位领导人访问过中国，你是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美国占了便宜，１４比１。”
这是卡特和邓小平的第一次见面。在检阅仪仗队后，卡特总统在致词中说：
“今年开始了有意义的我们两国关系的正常化，今天我们又迈进了一步……我们期望，这种正常化能帮助我们一同走向一个多样化的和平世界。
“副总理先生，昨天是旧历的春节，是你们的新年的开始，是中国人民开始新的历程的传统的日子。我听说，在这新年之际，你们向慈善的神灵打开了所有的门窗。这是忘记家庭争吵的时刻，也是团聚与和解的时刻。对于我们两国来说，今天是团聚和开始新的历程的时刻，是久已关闭的窗户重新打开的时刻。”
紧接着邓小平致答词。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在白宫致词。邓小平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意义远远超出两国关系的范围。位于太平洋两岸的两个重要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对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世界和平，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世界人民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倍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稳定。我们两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通过共同的努力对此做出应有的贡献……
“中美关系正处在一个新的起点，世界形势也在经历着新的转折。中美两国是伟大的国家，中美两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两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必将对世界形势的发展产生积极深远的影响。”
欢迎仪式结束后，卡特和邓小平并肩走进白宫。他们站在白宫的阳台上向人们挥手致意，摄影记者们纷纷抢拍下了这个经典的历史镜头。
路上，卡特和邓小平谈笑风生。
卡特说：“１９４９年４月，我作为一名年轻的潜艇军官，曾在青岛呆过。”
“是青岛吗？”邓小平笑着说，“当时我们的部队已经包围了那座城市。”
跟在身后的总统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开玩笑说：“那你们早就认识了。”
大家都笑了起来。
走进内阁会议室，双方进入实质性谈判。双方代表在内阁会议室的一张长桌边落座。美方参加的有：卡特、蒙代尔、万斯、布热津斯基、伍德科克、里查德·霍尔布鲁克和米歇尔·奥克森伯格。中方参加的有：邓小平、方毅、黄华、柴泽民、章文晋、浦寿昌、彭迪、卫永清和外交部美大司副司长朱启祯、国际条法司副司长冀朝铸。
宾主间的谈判是在幽默中开始的。
卡特说：“我们已经有１４位领导人访问过中国，你是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国领导人，在这方面美国占了便宜，１４比１。”
邓小平说：“有好客传统的中国欢迎你们多占便宜。我现在就邀请阁下、副总统蒙代尔、国务卿万斯和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以及其他美国朋友访华。”
卡特风趣地说：“如果所有这些人都接受你的邀请，我这里就没人工作了。作为总统，我首先表示接受邀请，让其他人等一等，以后再去。”
□邓小平以诙谐幽默的语气对记者们说：“我们无所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在会谈一开始的时候，喜欢抽烟的邓小平就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香烟，礼貌而又幽默地问道：“白宫可不可以吸烟？美国国会有没有通过一条在会谈中禁止吸烟的法律？”
卡特正在整理会谈的发言提纲，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就笑起来了，说：“没有。只要我当总统，他们就不会通过这样的法律。你知道吗？我的佐治亚州种植了大量的烟草。”
听了这一回答，邓小平也开心地笑了，就势点着了一支“熊猫”牌香烟，悠然自得地吸了起来，然后对卡特说：“你准备好了，你先讲。”
卡特按照准备的提纲开始小心谨慎地讲起了关于世界事务的观点，讲到了亚洲和世界的稳定，讲到了苏联军事力量的迅速增长以及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后来，卡特回忆说：“邓身材矮小，坐在内阁会议室的一把大椅子上，几乎看不到他这个人了。他在出神地听我讲话。他接二连三地抽着烟，睿智而明亮的眼睛常常东转西看。当译员把我的话译给他听时，他时而发出爽朗的笑声，时而对其他中国人员频频点头。”
卡特讲完后请邓小平谈谈他的看法。
邓小平说，我们的看法是世界很不安宁，毛泽东和周恩来很久以前就指出了存在着战争的危险。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想打仗，中国人需要很长的和平时期来实现全面的现代化。发动战争的很可能不是苏联就是美国。中国领导人一向认为，苏美这两个位居支配地位的国家十之八九会扩大他们的影响。几年来，中国人开始意识到，对他们来说，来自美国的危险越来越小，更可虑的是苏联。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国家有必要联合起来反对霸权主义，这一反霸的统一战线坦率地讲也包括美国在内。中美之间有许多共同点，对付苏联称霸世界，美国理所当然是一支重要力量，但美国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从自己所负责任的角度来说，有某些不足之处。
但会谈中，两人一致认为，如果中美联合行动对付苏联，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只会进一步孤立苏联人。
第一次会谈进行了１小时２０分钟。会后，邓小平在国务卿万斯的陪同下用完工作午餐后，来到白宫外交接待厅。这时，守候已久的记者们蜂拥而上，纷纷询问邓小平与卡特谈了些什么问题。邓小平没有像有些领导人拒绝记者说“无可奉告”之类的客套话，而是以他特有的诙谐幽默的语气对记者们说：
“我们无所不谈，上至天文，下至地理。”
记者们被新中国的领导人如此鲜明而又高明睿智的回答感到震惊，并对邓小平如此的幽默和灵敏发出由衷的赞叹。
下午，卡特和邓小平的第二次会谈继续进行。着重谈的是与苏联有关的国际局势问题。最后，邓小平要求卡特让顾问与助手们离开，两人从内阁会议室走到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邓小平向卡特透露了一个中国政府的高级机密计划，并请问卡特有什么意见。这个计划就是———中国越过边界去给越南一次惩罚性的打击。邓小平告诉卡特：“中国很想让那些狂妄的邻国知道，它们要是对中国和本地区其他国家捣乱，那是不会不受到惩罚的。”
下午的会谈持续了两个半小时。
第一部分中美关系的“领航人——邓小平和卡特(3)
□在“全世界大多数人都睁大眼睛注视的宴席”上，邓小平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金牌。”
珍贵的云石雕刻的大壁炉，四壁装饰着英国橡木镶板，豪华，典雅。这就是号称白宫第二大厅的宴会厅。虽然它的规模跟能容纳５０００宾客的中国人民大会堂的宴会厅相比是小了些，只有１４０个舒适的座席。但今天，就是美国的知名人士和社会名流、大企业家和明星也没有资格走进来参加这个宴会。这次宴会由中国中央电视台和美国三大电视网同时实况转播，被人们称之为：“全世界大多数人都睁大眼睛注视的宴席”。
在这个卡特总统和夫人为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举行的盛大国宴上，特别令人吃惊和注目的是，在华盛顿寒冷的冬天里，白宫的这个宴会厅四周里竟然盛开着红色和粉红色的山茶花。这一别致的装饰使宴会厅里充满了春天的气息。原来，卡特总统为这次宴会是颇花了一番心思的。这１５００株山茶花是特意从卡特的故乡佐治亚州运来的。而且在宴会桌上还特意摆放了中国竹筷，菜单和座位牌也是由精通中国书法的美籍华人用中英文书写的。这些细致的安排，显示了主人的匠心独运，反映了卡特总统及其政府对邓小平的高度敬意。
卡特首先祝酒。他说：“在争取自由的革命中诞生的美国是一个只有２００年独立历史的年轻国家，但是我们的宪法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仍在生效的成文宪法。有４０００年文字记载历史的中国文明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但是，作为一个现代国家，中国还很年轻。我们能够互相学到很多东西。”
邓小平在宴会上用祝酒辞的形式，宣布了此次中美会谈中的一个突破，将反霸内容写进了即将发表的联合公报中。邓小平说：“我们两国曾经在３０年间相互处于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我们两国社会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不同。但是，两国政府都意识到，两国人民的利益与世界和平的利益要求我们从国际形势的全局，用长远的战略观点来看待两国关系。正是因为这样，我们顺利达成了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不仅如此，还在关于建交的联合公报中庄严地作出承诺，任何一方都不应当谋求霸权，并且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一承诺既约束了我们自己，也使我们对世界的和平和稳定增添了责任感。我们相信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友好合作，不仅有利于两国的发展，也必将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的强大因素。”
宴会上，邓小平始终谈笑风生。当美国著名歌星雪莉·麦克莱恩对邓小平个人的经历表示兴趣，来到邓小平面前说：“副总理阁下，我对你的个人经历极感兴趣。”
邓小平风趣地对她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很有资格获得金牌。”
在场的人听了都齐声喝彩。
宴会上，邓小平对卡特大谈中国的生活和国家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两人还就传教士的问题发生了心平气和的争论。卡特跟邓小平谈起了从小就对到中国去的基督教传教活动很感兴趣，说：“在我小时候，当海军的舅舅常去中国的港口，就给我们写信描绘中国。回国休假的传教士放了有关在中国传教的幻灯片。”
邓小平说：“是的，美国与其他西方国家的传教士深入到了中国的内地。在我们老家四川也能看到他们的足迹。”
卡特说：“我把母亲给我的零用钱一分一分节省下来，去看这些传教士播放的幻灯片。看后使我懂得了把中国人看做朋友。懂得中国需要医院、食品和学校，需要懂耶稣基督是救世主的道理。我们都把这些传教士看成是杰出的人。”
对此，邓小平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许多传教士到中国去，只是为了把东方的生活方式改变为西方的生活方式。当然，他们当中也有一些是好的。他们开办的一些医院和学校至今都还在。”
“那我们可以再派传教士去中国布道吗？”卡特试探着问道。
邓小平明确地回答说：“现在时代不同了，尽管我们主张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我们不赞同恢复任何外国人到中国传教的活动。中国的基督教协会也赞同我的意见。”
接着两人又从宗教谈到台湾问题。邓小平坦诚地说：“中国是愿意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的。但我们不会把自己的手脚捆绑起来，那样反而不利于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
宴会结束后，邓小平和夫人在卡特夫妇及女儿艾米的陪同下，出席了在肯尼迪中心举行的一场耗资５０万美元的文艺晚会。这是一家石油公司资助举办的，堪称卡特总统任期内最排场的一次活动。这家石油公司或许就是看好了中国这个有着巨大潜力的市场，也想借邓小平访美来给自己做广告。
晚会上，许多美国明星都参加了演出。整个晚会在美国著名节目主持人安娜·威尼斯勒的主持下高潮迭起，精彩纷呈。像著名的钢琴家鲁道夫·塞金、歌唱家和六弦琴演奏家约翰·丹佛的表演令人陶醉，而世界著名华裔建筑大师贝聿铭、美国宇航员格伦也为迎接中国客人罕见地登台表演。据说主办者获悉邓小平爱好篮球，还特地安排了哈莱姆环球游览职业文娱球队的篮球表演，博得全场喝彩。最后一个节目是一群天真活泼的美国儿童唱起了中国歌曲，使晚会达到高潮。邓小平夫妇和卡特夫妇愉快地登台和演员们见面。邓小平动情地拥抱亲吻唱中国歌曲的小演员们的场面更是感人，场上的所有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许多人被中美友好的热烈气氛所感染，流下了激动的泪水。随后，邓小平和卡特在全场２０００名观众的欢呼声中站到舞台中央紧紧握手，耀眼的舞台灯光和热烈的欢呼声汇成了一个欢乐的海洋，他们的手久久地久久地握在了一起。
后来卡特在他的回忆录里满怀深情地写道：“在正式的祝酒词和私下的谈话中，人们都像过节一样沉浸在欢乐的气氛里，似乎有意要打破往往使这种场合气氛沉闷的正式的外交客套。我特别高兴的是，看到国务院的中国专家们迫不及待地当面探问他们以毕生精力研究的这个国家的历史和现代的风俗习惯的第一手材料。”
在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卡特的日记中，卡特记载了当天与邓小平在一起的情景：“在肯尼迪中心看了一场既轻松又精彩的演出。表演结束后，邓和我还有他的夫人卓琳女士、罗莎琳和艾米（卡特的夫人和女儿）一起走上舞台同演员见面。当邓拥抱美国演员，特别是在拥抱唱了中国歌曲的儿童演员时，流露了真诚的感情，令全场感动。他吻了许多儿童。后来记者们报道说，许多观众流下了感动的眼泪。一直强烈反对同中国建交的参议员拉克泽尔特在看了这场演出后说：我们被他们打败了———谁也没法对唱中国歌的孩子们投反对票。邓和他的夫人看来真的爱人民；他确实令在场的观众和电视观众倾倒。”卡特还说：“也许因为他充满活力和个子矮小，邓那天晚上成了艾米和别的儿童最喜欢的人，而且看来这种感情是双方面的。”
第一部分中美关系的“领航人——邓小平和卡特(4)
□美国主流电视的黄金时间变成了“邓小平时间”。“邓小平旋风”吹遍美利坚。
在华盛顿，邓小平同卡特总统共进行了三次会谈。
第三次会谈是１月３０日早上９点在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里进行的，其实也就是在邓小平和卡特两个人之间进行的。邓小平只带了翻译冀朝铸。这次卡特说话就不像昨天会谈时那样小心谨慎了。他大声宣读了一张自己手中的便条，扼要地提出了他不赞成中国人进军越南的理由。然后将这张便条交给邓小平。
邓小平坚定地谈起了越南入侵柬埔寨是个严重的问题，是苏联战略部署的一部分。他还用“哑铃”来形象地比喻苏联一头通过越南搞印支联邦，一头通过阿富汗、伊朗、印度直接南下波斯湾的这种扩张称霸的野心。邓小平说，就是从最坏的方面考虑，中国也顶得住。他强调说，如果中国采取行动，不用多久中国军队便会撤退的。而这一行动的结果将是有益的，而且可能会长期起作用。
之后，邓小平和卡特走出椭圆形办公室，继续参加内阁会议室的会谈。双方就最惠国待遇、互派留学生以及关键的台湾问题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谈判。因为当时美国国会正在辩论台湾问题，一些议员甚至为此发火，所以卡特希望邓小平能在访美期间的公开场合谈到台湾问题时，最好用上“和平方式”和“耐心”这两个词语。
但邓小平早已胸有成竹。他说，美国可以为中国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做出贡献，希望美国和日本规劝台湾谈判，而不是去做不利于台湾问题和平解决的事。他还强调说：“我们不赞成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过了今年，以后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时贵国政府都要慎重。我们不赞成你们向台湾出售任何武器。”
会谈结束后，邓小平和卡特从总统办公室走进被称作“总统花园”的玫瑰园，与记者见面。当记者们问他们会谈取得什么成果时，卡特说：“副总理明天还要和我们见面，签署即将达成的一些协议。我们的讨论是深远、坦率、诚恳、亲切而和谐的，极其有益和有建设性的。”
当他们在记者们的镜头前握手时，邓小平兴奋地说：“现在两国人民都在握手。”
邓小平的话深深地感动了卡特，也感动了记者们。他们的手握得更紧了。
邓小平在美国的８天时间里，在华盛顿除了和卡特，还和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领导人进行了会晤。３０日中午，在国会大厦的参议院会议厅里，邓小平与８５位参议员共进午餐，边吃边谈。下午，邓小平出席了众议院的茶会，与众议院的领袖和议员们喝茶会谈。他们就台湾问题、中美贸易问题、南北朝鲜问题等进行了交谈，第一次勾画了“一国两制”的构想，获得了议员们的普遍称赞。在这象征着美国民主制度的国会山上，那些自以为是见多了世面的议员们，在举行午餐会、茶会时，竟然纷纷拿着以邓小平肖像为封面的《时代》周刊，列队等候与邓小平握手，请他签名留念。因为邓小平刚刚被该刊评为“１９７８年的风云人物”。
晚上，邓小平参观了美国国家艺术馆，并发表了讲话，强烈谴责苏联支持越南大规模侵略柬埔寨。他说，中国将始终支持遭受压迫和侵略的国家和民族反对霸权主义者的正义斗争，“中国虽然很穷，力量有限，但是，我们将坚决履行我们的国际主义义务，我们甚至将毫不犹豫地承担必要的牺牲以维护国际正义和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长远利益。”
１月３１日，邓小平和卡特的内阁成员共进早餐后，前往林肯纪念堂献了花圈，并参观了史密森氏航空和宇航博物馆。接着到布莱尔大厦接受了费城坦普尔大学授予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中午，邓小平还在这里与１１名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共进午餐，再次呼吁中、美、日和西欧以及世界其他国家应联合起来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１月３１日下午，邓小平在布莱尔大厦又会见了美国广播电视界记者。然后和卡特一起前往白宫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等文件。签字之后，卡特总统首先致词，宣布不久的将来美国将在上海和广州开设领事馆，中国将在休斯敦和旧金山开设领事馆。同时，数百名中美学生将到对方大学进修学习。邓小平在致词时说：“我们刚刚完成了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但这不是一个结束，而是一个开始……”
晚上，邓小平在中国驻美联络处举行盛大的答谢宴会，到会的人超过了预定人数，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为邓小平致词作翻译的费斐女士几乎站不上临时搭就的讲台。人人希望与邓小平碰杯、说句话、抢拍个镜头，气氛热烈感人。
在离开华盛顿前，邓小平和卡特在白宫亲切拥抱告别。邓小平与卡特的会谈是以吸烟开始的，告别也是以吸烟的话题结束的。卡特对邓小平说：“只要不影响你的健康，欢迎你明年到我的家乡佐治亚，在那里我可以让你品尝到几种最优良的烟叶。”
邓小平手里夹着一支烟，笑着说：“尽管我离不开烟，但我的医生向我保证我不会得癌症。”
１９７９年２月１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这天早上，邓小平在出席了美国政府举行的简短欢送仪式———鸣礼炮１９响，检阅仪仗队———之后，乘专机前往著名的工业汽车城亚特兰大以及休斯顿和西雅图等有“美国阳光地带”之称的南部城市参观访问。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参观了福特汽车公司、休斯敦国家宇航中心、波音公司，并在休斯敦结识了著名的世界石油大亨亚蒙·哈默。邓小平每到一处，都引起人们的关注，受到了热烈欢迎，给当地人民带来愉快和欢乐。许多人都想见一见他，同他握手，向他欢呼、问好，请他签名留念。可以说，邓小平的这次出访，在美国引起了全国性的“中国热”。
在西雅图，邓小平会见了华盛顿重量级的民主党参议员、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朋友亨利·杰克逊。在这里他们进行了友好的会谈。杰克逊还拿着１９７９年第一期的《时代》周刊，指着封面上邓小平的图像说：“那个时候，恐怕也认为你是红色魔鬼头子之一，不可能想像可以将你评为《时代》周刊的新闻人物啊。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不了解中国。我一向认为，美国未能理解中苏分歧是美国情报界最可耻的大失败之一。”邓小平西雅图之行，使波音公司成为最早进入中国的美国首批大公司之一。
邓小平在结束访美之前，还特别接见了美方的安全警卫人员，与他们合影留念。他非常高兴地接受了一件与警卫工作有关的特别礼物———一张贴有邓小平照片的西雅图警察局带有证章的局长证。邓小平对美方警卫人员说：“感谢你们的周到服务，保证了我访问美国的圆满之行。今后，我欢迎你们当中的任何人到中国访问。”
２月５日，邓小平圆满结束了对美国的友好访问，途经东京回国。邓小平在西雅图机场发表了告别讲话。在飞离美国之前，邓小平还致电卡特总统，肯定他访美取得的成功，表示中美两国关系将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到重大发展。电文如下：
卡特总统：
在我结束对贵国的正式友好访问，即将离开你们美丽国家的时候，我对你和卡特夫人以及贵国政府给予我们一行的盛情款待再次衷心感谢。
我这次对贵国的访问取得了圆满成功。我同你的会谈，同美国各界朋友的相互了解，加深了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中美两国关系将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取得重大的发展。我相信，这对于我们两国，对于整个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
我期待着不久的将来在我国欢迎你和你的夫人。
邓小平和卡特虽然在一起的时间不算长，然而，就在这短短的几天里，邓小平的言谈举止却给卡特留下了深刻难忘的印象。他说：“邓给我留下了好印象。他身材矮小，性格坚强，有才智，坦率、勇敢、气宇不凡、自信、友好。同他谈判是一种乐趣。”他把接待邓小平来访视为其总统任内最愉快的事情之一，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如愿的，中国领导人也很满意”，他甚至认为：“过去三天我们所共同取得的成就是异乎寻常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使我们两国之间的这种互相交流不再是例外而是常规，不再是头条新闻或者历史学家的事，而是中美两国人民日常生活中的事务。”他认为在这位身材矮小却十分健壮的中国领导人身上，“和谐完美地体现出了机智、豪爽、魄力、风度、自信和友善”。他说：“在这个过程中，我懂得了为什么有人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民族。”
国际舆论普遍认为，邓小平的这次访美，对发展两国关系有着重要意义，是中美两大民族传统友谊史上的新的里程碑。《世界论坛报》称“邓小平是世界和平的杠杆”。在８天的访问中，邓小平不知疲倦，争分夺秒地进行了各种会谈，会见了数以百计的议员、州长、市长以及企业界和文化界人士。邓小平在不同场合向数千人发表了讲话，回答了近百名记者的提问。先后有２０００多名记者采访报道了这一历史性访问，美国的三大主流电视网每天的黄金时间变成了“邓小平时间”或“邓小平频道”，有评论说，邓小平以其独特的魅力在美利坚刮起了“邓小平旋风”。据白宫老资格的礼宾司人士说，欢迎邓小平的热烈场面是空前的，在美国乃至世界外交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
而邓小平的传奇经历、可爱性格和政治风度也深深地吸引着美国人民。纽约州的众议员莱斯特·沃尔夫说：“?穴邓小平?雪不但诚实坦率，而且和蔼可亲。肯定给美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华盛顿州参议员亨利·杰克逊说：“他沉着镇静而有自制力。”华盛顿大学的詹姆斯·陶森说：“（邓小平）坚强有力，语言精辟，直截了当，机智老练。”而中国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在记者述评中说：“中国对当前国际事务和中美关系的立场以这样有效的方式直接为美国公众所深切了解，这是从未有过的。”
还有一点值得记住的就是，邓小平访美回到北京后的第１０天，中国边防部队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开始了为期一个月的对越自卫反击战。这是他半个月前在白宫跟卡特就说过的。邓小平说话算话，说干就干。
第一部分中美关系的“领航人——邓小平和卡特(5)
□邓小平在华盛顿收到了毛泽东４２年前写给他的信。
值得一提的是，邓小平在华盛顿访问时，意外地收到了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一封毛泽东在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９日写给他和任弼时的亲笔信。
事情是这样的：邓小平在华盛顿先后在会见尼克松、基辛格和前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等人物的同时，他还会见了一位非常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毛泽东的老朋友埃德加·斯诺的第一位夫人海伦·斯诺。
海伦也是著名的美国进步记者，笔名尼姆·威尔斯，绰号佩格。１９０７年９月２１日生于芝加哥，父亲是个律师。她怀揣埃德加·斯诺文章的剪报本，于１９３１年乘美国“林肯”号海轮来到中国上海，在美国领事馆当秘书。１９３２年与埃德加·斯诺结婚。１９３７年４月她在斯诺的影响下，只身前往西安，并成功越过国民党的封锁进入延安，写下了她的成名代表作《红色中国内幕》（中译名《续西行漫记》），是《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的重要补充。在中国期间，她和斯诺在北京还参与策划了“一二·九运动”和“中国工合”运动。她一直关注中国并热爱中国，写了１７部有关中国的书，但大都未能出版。
１９３７年，海伦到达延安后，采访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４０多个中共领导人和著名的红军将领。但是，遗憾的是她没有采访到邓小平和任弼时。因为他们已经率领部队离开延安前往云阳镇，待命开赴抗日前线。但海伦并不甘心，她的目的就是要把中共的所有高级将领采访到，给他们写上一笔。于是，她就找到毛泽东，请求毛泽东给她想办法。毛泽东拗不过她的“穷追猛打”，只好答应给她写封介绍信。
弼时、小平同志：
斯诺夫人随部队一起赴前方，作为战地记者，向外写报道。请在工作、生活诸方面予以协助和关照。
致
礼
毛泽东
１９３７年８月１９日
而当海伦拿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兴致勃勃地赶到云阳时，任弼时和邓小平却已离开了云阳。１９４９年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斯诺多次来过中国，因为她与斯诺在１９４９年已经离婚，故而未能转交这封信。海伦一直没有放弃要把这封信交给它的主人。任弼时于１９５０年去世后，海伦就始终期待着亲手把这封信交给邓小平。然而天遥地远，时空阻隔，再加上中美两国长达３０年的政治隔绝、对立，直到这次邓小平来到美国，海伦一下子喜出望外，立即从家乡康涅狄格州赶来，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了会见邓小平的要求。经过多方努力，她得到了满意的答复，终于如愿以偿。
当她和邓小平握手的时候，海伦激动地说出了第一句话：“你真难找啊！”
是啊！这一找，等了４２年！而毛泽东主席也已经在３年前逝世。
邓小平热情地握着海伦的手，亲切地说：“你可是大名鼎鼎的记者啊！我听说过的，听说过的，遗憾的是，我们今天才见面。”
然后，海伦兴奋地将这封尘封了４２年的信郑重地交给了它的收信人邓小平。摄影记者们也纷纷抢着拍下了这个中美友谊史上十分珍贵的镜头，后来许多报纸也在显著位置报道了这个非常有意义的消息。
□“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美国的访问。”
１９８１年８月，刚刚离任的卡特夫妇应邀来到中国。邓小平亲切会见了卡特夫妇。会谈中，他们谈得最多的仍然是他们共同关心的中美关系问题。
邓小平说：“我真诚地希望中美关系不要停滞，要继续发展下去。发展中美关系是全球战略的需要，也是中美两国的共同需要。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从美国方面来说，是当时总统尼克松先生开创的，卡特先生执政时完成的，希望里根政府继续作出努力来推进中美关系。”
卡特说：“对美国人民来讲，美中之间的新关系所带来的好处是巨大的、明显的。这种关系将会持久地向前发展，不会因党派而异。”然而，事情并非卡特所说的那样，里根政府一上台，对华政策的转变再次让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这是后话。
这次会谈，他们不可避免的再次谈到台湾问题。会后，邓小平设午宴招待了卡特夫妇。
这是邓小平和卡特的第二次见面。第三次见面是在６年以后的１９８７年６月。邓小平仍然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卡特夫妇。
会谈中，他们还就他们共同关心的国际问题以及中日关系、中印关系、中苏关系和中东问题发表了各自的意见。
邓小平说：“中国如果照搬你们的多党竞选、三权鼎立那一套，肯定是动乱局面。中国的主要目标是发展，是摆脱落后，使国家的力量增强起来，人民的生活逐步得到改善。要做这样的事，必须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在强调民主的同时，要强调教育我们的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要有理想、守纪律。”
第二次到中国的卡特夫妇，这次专门去了一趟西藏。卡特向邓小平说明了他去西藏的目的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同尼泊尔作个比较，一个是实地看看“文化大革命”后西藏的历史文化恢复状况。并说：“我是一个农场主，拉萨附近的农业情况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觉得西藏发展旅游业的前景广阔。
邓小平也承认西藏具有很大的开发潜力，并说中央政府花了很大精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政策是坚定不移的。邓小平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对西藏的政策是真正的民族平等。如果以在西藏有多少汉人来判断中国民族政策和西藏问题，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关键是看怎样对西藏人民有利，怎样才能使西藏很快发展起来。”邓小平指出，看待民族问题，要“着重于实质，而不在于形式”。
邓小平还问卡特：“这次到拉萨的感觉怎么样？”
“非常有意思。”卡特说，“如果你以后有机会进行长途旅行的话，我想首先你应该再去一次美国。”
邓小平一边吸烟一边爽朗地笑着说：“上帝不允许我再年轻２０岁喽。”
卡特说：“对美国来说，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就是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关系正常化。”
邓小平说：“我们经常回忆两国关系正常化和我访美时受到美国政府破格接待时的情景。在你的任期内，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很了不起。”
卡特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对美国的访问。”
会见结束时，卡特和夫人罗莎琳对邓小平说：“非常感谢你送给卡特图书馆的挂毯，我们非常喜欢。”卡特将自己刚出版的回忆录作为礼物送给邓小平，邓小平高兴地接受了。
邓小平与卡特这次会见的谈话，后来分为两篇，分别以《没有安定的政治环境什么事都干不成》和《立足民族平等，加快西藏发展》为题，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第一部分中国人不忘老朋友——邓小平和尼克松(1)
中国人不忘老朋友
———邓小平和尼克松
一提起美国总统尼克松这个名字，在中国几乎是家喻户晓。有人把中美关系比作一艘在大河里航行的轮船，从１９７２年２月尼克松访问中国开始，到１９７９年１月邓小平访问美国结束，中美关系真正地从“解冻”到“起航”，步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而尼克松和毛泽东、周恩来就是中美关系的“解冻”人和奠基者。
□中国人不忘老朋友。让尼克松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是，邓小平会主动邀请要与他见面。他终于在离开白宫５年后第一次回到白宫。
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美国总统卡特和夫人在华盛顿举行了盛大国宴，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副总理邓小平和夫人。参加国宴贵宾共有１４０人，其中包括２４名中国官员、６名美国政府内阁成员、１４名参议员和１１位美国知名企业家。其中还有两个人物是邓小平向卡特总统特别提出要求而邀请的，所以就特别引人注目。他们就是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和前国务卿基辛格。
邓小平和尼克松在华盛顿见面了。这是他们第一次见面。
众所周知，这个时候，中美关系的“解冻”者毛泽东、周恩来已经逝世，尼克松却因为“水门事件”被迫辞去总统职务而在美国备受“冷落”。
中国人不忘老朋友。让尼克松怎么也不会想到的是，邓小平会主动邀请要与他见面，他终于有机会再次回到白宫。要知道，这是他自从１９７４年离开白宫后，５年来第一次回到白宫。据说，尼克松是在一片美国式的嘘声中走进白宫的宴会大厅的。
卡特总统在他的回忆录《保持信心》一书中，是这样描述邓小平和尼克松的第一次见面的：“果然不出所料，尼克松在白宫的出现震惊了华盛顿的新闻界。尼克松总统虽然并不认识中国的现任领导邓小平，但在短时间的招待会上，他却同他们津津乐道他以前的中国之行。从他们私下的言论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始终是中国人的一位受敬重的朋友，他们并没有把尼克松‘水门事件’的指控看得很重。”
当美丽动听的《美丽的阿美利加》音乐在宴会大厅里奏响时，表情一直十分镇静的尼克松却突然显得十分激动，他在宴会桌旁愉悦地对邓小平说：“你知道吗？他们演奏的是同一支乐曲，就是我访问中国时听到的那支曲子。”显然，他很高兴与邓小平谈起他第一次打开中美关系之门的访问。
邓小平告诉尼克松：“你来的时候，我还远在长江的南边，在一个叫南昌的省城郊区的农机厂做工，得知毛主席请你来访问，我是很高兴的。”
７年前的１９７２年２月２１日１１时２７分，尼克松是作为美国总统的身份，在中国的北京机场的跑道上，和中国总理周恩来一起聆听美国的国歌。那是自１９４９年之后２３年来，《美丽的阿美利加》第一次在中国的土地上奏响。如今他作为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在美国的总统府和中国的另一位副总理再次听到这支乐曲，一样的旋律，两样的心情———中国人民没有忘记他。
众所周知，尼克松是以一个顽固反共的政客身份起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是他几十年来根深蒂固的一贯本色。他成名于整肃美国国务院中无辜的较有进步思想的官员阿尔杰·希斯。包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毛泽东最喜欢的美国外交官约翰·谢伟思等都受到过他的排挤和迫害。不论在台上或台下，尼克松始终是为美国统治集团效力的一名重量级角斗士。１９４６年，尼克松第一次当选国会议员，初登政治舞台。后来在艾森豪威尔担任美国总统时，尼克松当上了副总统。以后几经荣辱兴衰，终于在１９６９年登上总统宝座，成为美国的第３７任总统（１９６９—１９７５），并于１９７２年赢得连任，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之一。正当他权极位尊而踌躇满志的时候，因卷入“水门事件”的丑闻，为避免遭国会弹劾，翌年他被迫辞职。
作为共和党的领导人，尼克松入主白宫后，感到苏联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非常强大、有力和咄咄逼人的竞争者”，“在同苏联对话时，也可能需要在中国问题上为自己找个可以依靠的有利地位。”尼克松深知没有中国，“要建立稳定和持久的国际秩序是不可能的”。他希望与中国对话。于是他请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和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带话给中国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而此时，中苏关系已经严重恶化，中美关系仍处于敌对状态。中国同样需要美国来扼制苏联。毛泽东和周恩来就曾于１９７０年的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会见著名记者斯诺夫妇，以此传达改善中美关系的信息。而在这年年初，中断了两年多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在驻华沙的中国大使馆内恢复谈判；８月美国宣布取消在国外的美国石油公司给过往的中国船只加油的禁令；到了９月，总统尼克松对美国《时代》周刊发表谈话说：“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１９７１年４月，毛泽东、周恩来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拉开了“乒乓外交”的序幕，以“小球”推动“大球”；７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随后宣布尼克松将访华；１９７２年２月，尼克松来到中国，并于２７日在上海签署了《中美联合公报》。在告别宴会上，尼克松说：“今后我们要做的事情是建造一座跨越１．６万里和２２年敌对情绪的桥。”同时，尼克松还表示：如果他连任，将在下一个任期内解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然而遗憾的是因为“水门事件”的发生，尼克松对周恩来的“五条秘密承诺”也成了空头支票，大大推迟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
而据基辛格回忆说：毛泽东对轰动美国政坛的这一事件，是“根本无法理解‘水门事件’引起的喧嚣；他轻蔑地把这整个事件看成是‘放屁’。事情本身‘不过是芝麻大小，而现在却因此闹得翻天覆地。反正我们不喜欢就是。’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攻击一位成绩卓著的总统。”而在１９７６年的元旦，毛泽东在接见尼克松的女儿和女婿朱莉·尼克松和戴维·艾森豪威尔时，仍然称尼克松为“总统先生”，并说：“我愿意叫他为总统先生，谁也管不着。”毛泽东还认为西方政治虚伪的很！就因为两卷录音带就可以让一位总统下台，岂不是咄咄怪事！可见毛泽东是喜欢尼克松的。
邓小平访美，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终于实现了。尽管尼克松当年的愿望没有能在自己手中实现，但中国人没有忘记这位奠基者。邓小平特别要求卡特总统请尼克松到白宫参加国宴见面，并在宴会的答词上说：
“我们两国曾在３０年间处于相互隔绝和对立的状态，现在这种不正常的局面终于过去了。在这个时刻我们特别怀念生前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开辟道路的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我们也自然想到前总统尼克松先生和福特先生、基辛格博士、美国参众两院的许多议员先生和各界朋友所做的努力。”
而据当时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布热津斯基回忆说：“宴会席上，尼克松坐在我的旁边，白宫的服务人员都热情地和他打招呼，这使我很感动。终席时，这位前总统请同桌的人在一张印有中、英文名的菜单上一一签名留念，说是要带回家给他的妻子帕特看。”
由此可见，尼克松这次回到白宫赴宴的心情。
此后，尼克松多次访问中国，几乎每次都受到邓小平的接见。
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我们可以看到，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１日，邓小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尼克松的时候，高度评价了尼克松１９７２年访问中国的“破冰之旅”。他是这样说的：
“你是在中美关系非常严峻的时刻到中国访问的。
“从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１９７２年，二十三年间，中美关系处于敌对状态。在你担任总统的时候，改变了这个状况。我非常赞赏你的看法，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而不去计较历史的恩怨，不去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并且国家不分大小强弱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这样，什么问题都可以妥善解决。用这样的思想来处理国家关系，没有战略勇气是不行的。所以，你１９７２年的中国之行，不仅是明智的，而且是非常勇敢的行动。我知道你是反对共产主义的，而我是共产主义者。我们都是以自己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来谈问题和处理问题的。在这样的大问题上，我们都是现实的，尊重对方的，胸襟开阔的。”
第一部分中国人不忘老朋友——邓小平和尼克松(2)
□尼克松回忆说：“我在１９８９年对中国进行的第６次访问可能是在我１７年以前作第一次旅行以来最敏感、最有争论的访问。这一次，几乎我的所有亲密的朋友都极力劝我不要去。”但是他仍然坚持来到中国。
从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９日邓小平和尼克松第一次在白宫见面，到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１日尼克松第６次访问中国也是最后一次同邓小平会面，尼克松和邓小平的交往成了邓小平外交生涯中一件非常特殊的活动。这不仅表现在他们相互间的友谊是深厚的，同时也表现在他们的交往是在求同存异之中与时俱进的。
１９８９年１０月３１日，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这时正是中美关系处于非常严峻的时刻。因为春夏之交中国政府果断采取了措施，平息了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政治风波，却招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无理指责，并制裁中国。中美关系面临困境。尼克松在这个时候访问中国，他既不是总统的特使，也不是政府的官员，而只是以老朋友的身份来到中国的。
邓小平会见了他。一见面，尼克松就说：“我来中国很多次了，每次都受到你们的款待和欢迎。”
邓小平说：“主要是你做的事情值得我们赞赏和关注。”(请看小说网-www.qiyebooks.com)
接着，尼克松说到目前的中美关系所面临的严峻考验，希望努力改变这种局面。
１９９０年，尼克松新出版的回忆录《角斗场上》一开卷，他不仅回顾了１９７２年访华会见毛泽东、周恩来的往事———无疑他已经把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看做自己政治生涯中最值得纪念的事件和辉煌的顶峰———而且他还详细叙述了１９８９年秋天他第６次访华时与邓小平最后一次会面的情景，披露了与邓小平会晤的一些重要细节。他说：通过这次与邓小平会晤，“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他在回忆录中对这次会见进行了如下描述：
我在１９８９年对中国进行的第６次访问可能是在我１７年以前作第一次旅行以来最敏感、最有争论的访问。这一次，几乎我的所有亲密的朋友都极力劝我不要去。他们预言：批评我的人会无情地对我进行谴责。但是，我相信，为了尽一切努力来恢复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的势头，自己的形象遭受危险也是十分值得的。
当时，我并不知道布什总统曾经在１月初派秘密的代表团到了北京，然而，即使我知道有这个代表团，我也会执行我自己的计划。我知道我在实现我们两国的和解方面所起的作用，使我有了作为中国的“老朋友”受到特殊待遇的地位。我知道即使我说了中国领导人不想听的话，他们也会听。为了强调我的访问在他们的心目中的重要性，并且使这次访问具有两党一致的性质，我邀请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前卡特政府中国问题的高级顾问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博士陪我一起去。我在离开以前还同两党的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进行过磋商。……
１０月３１日，我会见了邓小平，这也许是我同他的最后一次会见。这也是他在宣布退休之前最后一次会见一位西方人物。
我首先对邓小平说：“我对中美关系仔细观察了１７年。在这种关系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像现在这样严重的危机，因为这一次感到关切的不是中国的敌人，而是中国的朋友。在我们的会谈中，我们必须研究这些分歧，并弥补美国国内对中国友好的人因对一些中国领导人尊敬而遭受到的损害。”
在此行的早先一些会见中，邓小平在领导机构中的同事一再提出的看法显然是目前党的看法。他们引中国的一句谚语“解铃还须系铃人”，说我们两国关系冷淡是美国的过错，因为一些学生闹事纯属内政事务，而美国对此作出了过火的反应。邓小平老练得多，他说：“在结束前不久在我们之间发生的这件事方面，美国应当采取主动。中国弱小，美国强大。我关心的不是仅仅想保全面子。如果我和我的同事不能维持人们对中国的尊敬，我们就应该下台。这是一个普遍的原则。”邓小平用一位老革命家的口吻发出呼吁，作为一个几代以来曾经深受外国统治和剥削之害的国家的领导人要求给予理解。
然而，在我同中国领导人进行的历时３小时的毫无限制的会谈结束时，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确信，邓小平是当代最重要的领导人之一。
在这次会谈中，邓小平这样真诚地对尼克松说：“现在是否可以这样说，我们同美国也应该结束这几个月的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坦诚地告诉尼克松：“很遗憾，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太深了，并且不断地责骂中国。中国是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美国的事。可以各有各的看法，但不能要我们接受别人的错误指责。”
谈话中，邓小平严正指出：“这是中国的内政。目的就是要稳定，稳定才能搞建设。道理很简单：中国人这么多，底子薄，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没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什么事也干不成。稳定压倒一切。”对“美国之音”等美国新闻媒体大量报道的假新闻，邓小平感到非常气愤，说这“太不像话”，是“一批撒谎的人在干事，连起码的诚实都没有”。同时，邓小平还警告美国领导人：“根据‘美国之音’定调、制定国策，要吃亏的。”
邓小平还请尼克松转告美国总统布什，“结束过去，美国应该采取主动，也只能由美国采取主动。”他实事求是地进行了分析，“因为强的是美国，弱的是中国，受害的是中国。”当说到这里时，邓小平的语气显得尤为强硬，表现出了其特有的外交姿态。他说：“要中国来乞求，办不到。哪怕拖一百年，中国人也不会乞求取消制裁。”
如今这些谈话以《结束严峻的中美关系要由美国采取主动》为题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我们再次重读这些深入浅出、铿锵有力、不卑不亢的精彩对话，仿佛仍能感受邓小平作为一个中国人民的儿子，在为了维护祖国利益和尊严时，表现出的沉着、冷静和高贵。
“如果中国不尊重自己，中国就站不住，国格没有了，关系太大了。中国任何一个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都会垮台的，中国人民不会原谅的。”最后，邓小平还着重地说：“这是我讲的真话。”
在再次阐述国家关系应该遵守“不要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后，邓小平强调，一切外部势力的干涉都“动摇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特别是在最近１０年，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了。中国人民是拥护改革开放的政策的，对国家也充满着希望。邓小平毫不谦虚地说，这“是真好，不是假好”。他还肯定地告诉尼克松说：“谁也不能阻挡中国改革开放继续下去。”他说道理很简单，因为不搞改革开放，走回头路，中国就不能继续发展，经济就要滑坡，人民生活就要下降。邓小平自信地说：“不管我在不在，不管我是否还担任职务，１０年来由我主持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绝对不会改变。我相信我的同事们会这样做的。”
会谈最后，邓小平说：“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充分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我们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重要内容。”
后来，尼克松回忆说：“我离开中国时，对未来抱审慎的乐观态度。……我之所以乐观，真正原因是我重新认识到，在采取一些必要的紧缩措施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将会继续下去，从而必然会重新出现要求进行政治改革的压力。我遇到的每一个领导人都表示坚决支持邓的改革的基本原则。在这方面，给我特别深刻印象的是一些较年轻的领导人。……他们都知道走回头路再搞教条主义只会走进死胡同……中国由于其巨大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不可避免地会在下一个世纪成为经济和军事超级大国。那时，我们需要中国作为我们的朋友。”
第一部分中国人不忘老朋友——邓小平和尼克松(3)
□尼克松说：我见过邓小平四次。我每次离开北京时，他那永往直前的坚强决心和绝对的自信都给我留下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印象。而且每次我对他的印象都由于他领导的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进一步加强。
在尼克松回忆录中有关邓小平的章节里，到处都可以看到他对邓小平的仰慕与称赞。他说邓小平“能看到专家们不可想像的东西。的确，他正在做的是任何共产主义国家从未做过的”，“撇开权力和意识形态问题不谈，邓正在打赌的是：奇#書*網收集整理中国不会背弃好东西”。还说，“邓小平退居一旁，留下了他所希望留下的人和政策，这样，他表现出了他的高超灵巧的政治奇技。”邓小平的“遗产将是使中国从过去的意识形态紧箍咒中松绑，并使中国准备在未来成为国际领袖”。
这里，我们不妨摘选一段，看看尼克松眼里的邓小平到底是一个什么印象———
邓小平与日本的吉田茂相似，他们不感到政府内的能干的下属是个威胁。相反，邓小平认为，一位领袖逝世以后，如果有妥善准备好的接班人继续执行他的政策，这就是最终的成功。今天。邓小平仍然很健康，但是随着“人生自古谁无死”的感觉越来越明显，邓反而得以理解到领袖不朽的关键在于谦虚地承认其他人能够也必须代替他。邓小平以其一生中的许多辉煌业绩而将被人们所记忆。历史上，很少有坚强的领袖人物能正视自己的终将逝去，而不是被别人迫使他承认这一点。邓说：“我要在还未老糊涂之前退下来。”这句简单的话充分证明了他的伟大……
已经沿着邓小平的富有希望的新路走了如此之远的中国是否会走回头路？倒退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国家像个人一样，能够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中国是在已试验中央计划经济失败后，方开始试验经济局部自由化的。当邓小平还是周恩来和毛泽东的信徒时，中国曾是国际大洋中的一潭死水，屈辱地依赖苏联的赏赐。在“大跃进”失败后，邓小平才认识到，中国人民的潜力未能在国内发挥，而中国的国家潜力则未能在世界舞台上发挥。毛和周的最伟大遗产之一是，他们终于转向西方，把中国领进了２０世纪。他们的接班人的遗产将是使中国从过去的意识形态紧箍咒中松绑，并使中国准备在未来成为国际领袖。
邓小平作为一个具有新思想的老人而主政。他的竞争对手不是他下面的年轻人，而是他周围的八九十岁的老人。他们为他们想像中的国家后果而担忧，而邓则欢迎和鼓励出现这个后果。他们仍怀念着他们和邓小平一起曾为之而战斗的革命理想；邓小平则明白，除非根本改革中国的体制，否则，１０亿张饥饿的嘴会把这些理想化为灰烬。１６世纪的一位法国学者在他生命垂危时曾绝望地写道：“若少已知之，则老可行之。”８４岁的邓小平不仅“已知之”，而且“可行之”。“知”和“行”的结合产生巨大威力，它推动世界１／５的人为新的繁荣和成为世界领袖而奋斗。
西方有许多的幼稚的观察家坚信：邓的长期计划是使中国中止共产主义统治。邓的改革确实惹人注目，甚至鼓舞人心。但是，邓是改革家，而非革命家。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他不愿中国成为资本主义的或民主主义的国家。最主要的是，他是一个希望中国具有强大经济和军事力量的民族主义者，有了这种力量，中国才能推行使自己成为２１世纪超级大国的外交和贸易政策。
尽管更多的政治自由并非邓的明确目标，但是，如果经济改革深入下去，政治变化可随之而来。政治变化必须循序渐进，当然应尽快能跟上人民的期望，但不应快得使现行政治结构应付不了。邓本人把这一点表达得更好不过了：“如果我能使人民得以逐渐改善他们的生活，那么，我认为这种政策本身就是其连续性的可靠保证。”
改革成功的关键是时间。今天中国人感到很新奇的事物，经过相当时间后，他们就会习以为常。亲身经历改革并从中得益的年轻领导人，将成为继续改革和扩大改革的鼓吹者。邓的观念取得成功将提高“自由”威望。中国将理解，不必害怕自由而可得益于自由。
毫无疑问，邓小平给尼克松留下的印象是难忘和深刻的。他说：“我见过邓小平四次，１９７９年在华盛顿，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９年在北京。我每次离开北京时，他那永往直前的坚强决心和绝对的自信都给我留下了一次比一次深刻的印象。而且每次我对他的印象都由于他领导的国家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而进一步加强。”
１９８２年的会见是在９月８日这天举行的。邓小平再次对１０年前尼克松为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所做的贡献表示了赞赏。同时，邓小平也非常直率对尼克松说：“你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到中国来的。”但是，“反过来中国同美国改善和加强关系，也是符合中国自己的利益的。”
这次会见时，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北京召开（９月１日至１１日），而此前的８月１７日，中国政府与美国的里根政府刚刚发表了“八·一七公报”。邓小平和尼克松在谈到这个问题时，邓小平冷静地说：“当然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在这个问题上，要看今后美国政府的实际行动。”他指出，发展中美两国关系还有很多障碍，但最大的障碍就是向台湾出售武器问题和更具有长期影响的《与台湾关系法》。
邓小平说：“中美关系还有漏洞。”如果要堵住漏洞，就应该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真正从全球战略出发，发展中美战略关系，而不只是在台湾问题上。领域宽得很。邓小平告诉尼克松，正在进行的“十二大”肯定了中美关系。但他同时也说：“问题是还要走着看。”
尼克松离开白宫后，潜心著述，并一直是他的继任者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重要咨询顾问之一。尼克松先后出版了１０本著作，主要是：《六次危机》（１９６２年）、《尼克松回忆录》（１９７８年）、《真正的战争》（１９８０年）、《领袖们》（１９８２年）、《真正的和平》（１９８４年）、《越战不能重演》（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９：不战而胜》（１９８８年）和回忆录《角斗场上》（１９９０年）、《超越和平》（１９９３年）。这些作品都已在中国翻译出版。
尼克松在自己的回忆录《１９９９：不战而胜》这本书中，称赞邓小平是“２０世纪最杰出的政治家之一”，说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邓小平的设计指导下实观的。”他高度评价中国在经济、政治改革中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认为这应归功于邓小平。
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在邓小平的设计指导下实现的，这次革命使中国摆脱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济教条。邓小平过去和现在都是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在中国第一次革命成功以前的长征途中，一直同毛泽东和周恩来站在一起。他为１９４９年创建新中国及巩固新政权所做的贡献使他成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一个值得信赖的部下，但是，他对毛泽东搞的“大跃进”感到苦恼。他在６０年代第一次试图提出改革建议，但却引起了极端的毛主义者对他的猜疑。１９６７年，他被流放到外地，但到１９７３年，又重新成为周恩来的可靠接班人，前者向经济现代化迈出的谨慎的第一步也遭到毛泽东的阻挠。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和即将去世的周恩来开始继续致力于四个现代化建设，造成了中国现在的指导方针。很快，激进派又反掌一击，再次使邓小平下台，留下周恩来一人在权力的边缘渡过了他最后几个月的生命。但是不久，国家建设者们战胜了狂热势力，粉碎了“四人帮”，两次下台的邓小平又成了中国的“最高领袖”。
他还在回忆录里这样写到：“我从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５年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的四次访问中，我见到这个国家从世界上最教条主义的共产党国家之一发展成为世界上在摆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桎梏方面最进步的共产党国家之一。拿破仑曾经把中国叫做‘睡的巨人’。今天，中国已经成为觉醒的巨人，它永远抛弃了它在６０年代奉行的自我孤立政策，在可预见的将来将成为世界事务中的一个主要的地缘政治力量中心。”
自从１９７２年尼克松主动打开了关闭２３年之久的中美关系的大门之后，尼克松以他从全球战略角度分析国际问题的能力，成为美国战后最擅长于外交事务的总统。尼克松１０年的中国之行（１９７９－１９８９），目睹了中国在全球战略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地位和改革开放给中国所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使他更加敬重邓小平。
正如尼克松对邓小平说的：“你们深信你们的制度，我们同样深信我们的制度。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共同的信仰，而是共同的利益。”
这或许正是对中美关系最明智最客观最科学的概括。其实世界不就是如此么？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由此，我们相信，维护中美两国共同的利益不仅对中美两国人民有益，同样，也是对世界的发展做出的贡献。
第一部分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心——邓小平和布什(1)
美国总统说：
“他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心。”
———邓小平和布什
布什这个名字对中国人来说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因为在前后８年的时间里，美国就有两个同名叫“布什”的人当上了总统，而且他们是父子。而老布什与中国的关系更是令中国人感到其中有某种“缘份”。
美国的第４１位总统乔治·布什，１９２４年６月１２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的密尔顿市。在１９４２年的这一天，刚刚从菲利普斯中学毕业的他，在听完时任美国陆军部长的亨利·史汀生关于“二战”的毕业典礼演讲后，毅然报名参军，成了一名二等水兵。１９４３年６月，布什从北卡罗莱纳州的海军航空兵学校毕业，被授予海军少尉军衔。不久，他被分配到海军的ＶＴ－５１部队，并随中队由“圣哈辛托”号航母到太平洋参加对日作战，空袭太平洋中被日军占领的威克岛、关岛、塞班岛上的军事设施。１９４４年９月２日，布什机组奉命空袭小笠原群岛父岛列岛上的日军机场和通讯设施，遭到日军地面炮火的猛烈袭击，飞机被击中起火。布什和战友冒着生命的危险一起继续把炸弹投中目标后，跳伞逃生。在海水中浸泡了３个小时的布什，在另外几架飞机的掩护下，有幸被“长须鲸”号潜艇营救，才死里逃生，没有成为日军的俘虏。而他的两个战友却在成为日军俘虏后被活活残杀并被吃掉。
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８日，布什复员回家。这位飞行时间达１２２８个小时、在航母上作了１２６次起降、执行战斗任务５８次的２１岁的“二战”英雄，走进了耶鲁大学。毕业后，布什开始经商，在发了大财后开始从政。虽然在１９７０年底的竞选联邦参议员中失利，但他却得到了总统尼克松的许诺，在政府中任职。最后布什自己选择了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并在１９７０年１２月１１日得到了白宫的任命。从此，这个“竞选失败者、一位没有什么外交经验的百万富翁出任了美国最高级别的大使”，开始了人生的一个新阶段。并因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
□布什觉得邓小平是“来自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豪侠斗士”，“具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
□早在１９７５年，布什就感觉：“将来最有可能在毛与周之后继承最高权位的，不是别人，而是邓小平”。
１９７１年春天，布什初到联合国的时候，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席位仍然由美国支持的台湾国民党政府所占据。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布什，正绞尽脑汁想保住台湾当局在联大的席位时，尼克松和基辛格却在秘密策划一场重大的历史性访问，也就是尼克松将于１９７２年２月访问中国。这个消息不仅令全世界震惊，更让蒙在鼓里的布什吃惊！１９７１年１１月１５日，当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作为新中国重返联合国的代表团团长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受到了热烈欢迎。而此时，中美间还没有正式外交关系，布什又充当了美国阻挠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代言人，根本无法与中国代表团进行正式会晤。于是，就私下通过联合国礼宾司官员的安排，布什在联合国代表休息处的“联合国走廊”里与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进行了微妙的“自然”会见———布什假装准备在那里打电话，等到乔冠华一行经过这里时，他起身自我介绍，表达了欢迎，双方很有礼貌地握手后，又自然分开。这是布什从政以来第一次与中国人握手。从这张珍贵的照片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当时乔冠华这位被毛泽东称作“乔老爷”的“外交才子”的风采和布什年轻时的英俊。
但就在尼克松春风得意———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并取得总统连任的时候，“水门事件”发生了。作为美国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布什，在经过复杂的斗争之后，不得不勇敢、明智地成为第一个正式敦促尼克松辞职的共和党领导人。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在“水门事件”的真相渐渐被揭开之时，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布什很可能成为总统祭坛上的牺牲品。但布什一直在坚持原则，慎重妥善地处理这件事情，他不能也没有出卖尼克松这位老朋友。在尼克松面对弹劾与辞职的关键时刻，布什从共和党的前途着想，也是出于对尼克松的忠诚，他还是以自己独立的品格鼓起勇气给总统写了一封建议信。在１９７４年８月６日的内阁会议上，尼克松仍然坚定地表示既不会辞职，也不接受弹劾。参加会议的布什，在会上一声不吭，对此表示沉默。会后，他把事先写好的一封信从口袋里悄悄地递给了尼克松，并叮嘱总统说：“你回去再看吧。”
尼克松回去后，在他的椭圆形办公室打开了布什给他的信。据后来解密的资料介绍，布什的信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总统：
这是我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判断：你应当立即辞职。也许，在您孤军抵抗的处境中，这对您似乎是来自您多方支持和帮助过的人的不忠行为。但我的观点是：我不将自己的判断告诉您，我就不适宜为一个我永远尊敬其巨大成就、热爱其家庭的总统服务。直到现在，您对辞职还完全没有答复，但是，考虑到事情结局的影响，辞职是最后的、也是我现在坚定感受到的，最利于国家、最利于党的行为。我相信这个观点也是全国大多数共和党领袖的意见。……如果您辞去公职，历史将怀着持久的敬意记录下您的业绩。
显然，布什的这封信对尼克松在最后时刻决定辞职而不被弹劾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第二天，尼克松就推翻了自己在内阁会议上带有强硬情绪的不辞职的言论，决定辞职。８月８日，尼克松对全国发表了辞职讲话。
按照美国的宪法，副总统是由总统挑选和任命的。没有经过选举产生的尼克松的副总统福特担任了新的总统。当时，福特已经组织了“厨房内阁”，在副总统人选上，他曾经考虑过布什。但出于种种考虑，福特还是挑选了洛克菲勒任副总统。福特知道，布什在尼克松决定辞职而不被弹劾的问题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他和布什又是好朋友，如何安置布什，是不能怠慢的。而在福特正式组阁时，布什自己内心里也是很想得到副总统的职位的。
几天后，布什在家里接到福特打来的电话，说他已准备宣布任命洛克菲勒为副总统，希望与他尽快碰头“商量将来的安排”。可以想像布什放下电话后的心情。但他还是没有计较什么。他与夫人芭芭拉商量了一下，都觉得，最理想的“将来的安排”就是离开华盛顿，脱离刚刚在白宫发生的一切，且越远越好。因为让他感到难受的倒是在尼克松政府最后几个月里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这好像是一场政治上的噩梦。夫妻俩还私下里商量说，如果总统要给他们对外职务的选择时，他们就选择去远东。他们分析后认为，尽管伦敦或者巴黎的大使职位是显赫的，而且是令人羡慕的，许多人都争着去，而且对个人的前途有好处，但与众不同的是他们俩都想到了要去北京。
这个选择是有些出人意外的。布什为什么要想去北京呢？这还真应了中国的一句谚语：不打不相识。在他出任驻联合国大使的两年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也是他和美国外交上最沉重的失败。美国作家在布什的传记中这样评述他说：“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勇敢地战斗着，以阻止此事发生，但最终他不得不鼓起勇气，以最好的风度接受了这一事实。”当时，布什的美国代表团提出了所谓“双重代表”的提案，即美国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得一个席位，但不同意驱逐台湾。支持新中国的代表团们就联合起来，抵制美国的这个提案。据报道说，布什为了这个提案能够通过，可谓煞费苦心，一会儿亲热地搂着这个国家代表团的团长说话，一会儿请那个国家的团长喝咖啡，有的国家代表团还借机与他进行艰难的讨价还价，从中捞取便宜。甚至有些国家的代表希望美国给他们的亲友们在美国谋得一份工作。
然而许多国家却对布什要他们不支持北京感到疑惑甚至大为不满，因为，与此同时，尼克松正背着他们与北京拉关系，基辛格博士在北京的第二次访问，热火朝天。
当１０月２５日，联合国会议大厅的电子荧光屏上最后的票数公布出来时，许多国家的代表欢呼跳跃起来，坦桑尼亚、赞比亚、加纳等非洲国家的代表甚至在会议大厅里跳起了庆贺胜利的非洲快步舞。布什和他的助手们如泄气的皮球沮丧而痛苦地坐在前排的美国代表团的位置上。据有人回忆说，这位高个子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怒不可遏地骂了一句：“婊子！”而他自己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时，说那种感觉就像驾驶飞机在空中作战时中弹被人击落了一样。后来，当他听说中国报刊形容美国代表在联大辩论中“像热锅上的蚂蚁”时，他哈哈朗声大笑，琢磨着这句中国话喃喃道：“蚂蚁？爬在火烫的热锅上？”他觉得中国的语言竟然如此的生动形象。
再后来，中国的代表团很快就来到了联合国。乔冠华的联大首次发言，谴责了美国，也谴责了苏联。他和“乔老爷”在“联合国走廊”里“自然”会见握手。第二天他在美国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幅漫画，漫画上苏联代表马立克和他坐在各自的桌子后面做鬼脸，而“乔老爷”将一桶水倒在俩人的头上。
作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的布什，在１９７１年阻挠新中国重返联合国问题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但却从此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乔冠华回国后，黄华作为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留在纽约。布什在自传中回忆说：“我第一次遇见黄华是在联合国大厦的过道上，礼宾司的某人介绍我们相互认识。我们第二次相遇是在法国大使的公寓里，参加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会议。法国大使把他介绍给我。然后又把他介绍给苏联大使马立克，这个中国人背起了他的手，马立克的脸胀得通红，仿佛下巴挨了狠狠的一拳。法国大使马上掩盖了这一窘态，把我们请到另一个房间去用茶点。”
或许就是在联大的这次失败触动了他，使他产生了强烈的要了解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国家的愿望。此后，布什谨慎地招待过中国的代表们。他们也给他以回报。那个时候，北京和华盛顿还没有任何联络机构，但布什甚至带领这群中国人去乡村，到鸟兽禁猎区去游览。
因此当福特约他去白宫商量他的“将来”的时候，他和芭芭拉已经商量好了，要当驻外大使的话，就去中国。
布什在他的自传中，对福特总统的这次约谈有如下精彩的记述：
我来到椭圆形办公室，总统首先感谢我作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所做的工作，然后告诉我有两个重要的外交职位需派人员，一个是驻英大使，另一个是驻法大使。
但我另有打算。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正要离任。我告诉总统，如果让我选择，我愿要这一职务。
福特弹了弹雪茄，抬起头了，反问一句：“去中国？”他显然很吃惊。
“是的。中国。”我重复了一遍，“什么时候条件成熟的话，我愿去。”
对于我要求去中国，福特当然是很吃惊。那时，中美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任命这个职务对福特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因为这不是正式的驻外大使，不需要经参议院表决。
福特望着我，笑着说：“人家都纷纷来向我要求到伦敦、巴黎去，我当然可以考虑你要去北京这个愿望，但这需要同基辛格协商，我将与基辛格国务卿打个招呼再正式通知你。”
我听了之后，稍稍一愣，但没有在总统面前说什么。
因为，对基辛格独占对华外交，布什是有看法的。他后来说过：“在７０年代中叶，如果你是福特政府成员，当你口中吐出“中国”这个词时，你就应该知道亨利·基辛格的触角都会抖动，无论博士身在何处———开罗、耶路撒冷还是巴黎。中国是亨利的秘密外交领地，在那里，博士取得了他在外交上的最大成就。”
布什知道，他如果真的出使北京，就不得不和基辛格打交道，因为美国政府所有涉华事务都必须通过他的监督和批准。在去北京之前，他想进一步了解美中关系的一些重要文件，如：最后导致签订１９７２年《上海公报》的尼克松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但一打听，文件都被基辛格手下严密地控制起来了。为此，他只好千方百计地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理查德·所罗门的私人办公室里读到这些文件，其保密程度可想而知。而当他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２１日飞抵北京上任后的一个月，基辛格又来到了北京。
布什曾在日记中说：“联大关于中国代表权投票一事，肯定对我不利，尽管中国进入联合国后我们一直与他们相处不错。”但是布什在考虑自己的任职时仍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中国———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这个联络处是中美双方在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２日商定在对方首都设立的代表机构。１９７３年５月１日联络处正式工作，１９７９年中美正式建交后升级为两国大使馆。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１７日，布什夫妇离开美国，前往中国赴任，开始了被其夫人芭芭拉称之为“他们一生中最新奇的政治探险之旅”。在美国政坛显要当中，恐怕没有谁比布什更熟悉中国，在驻华期间，他和夫人一起经常骑自行车在北京的大街小巷上来来往往。
布什到北京后，感觉到他的前任布鲁斯处处低调，甚至不参加任何驻北京的各国外交使团的国庆招待会，没有发挥这个“大使”本应发挥的作用，无法让别人知道美国在北京的存在。于是他开始主动改善美国在北京外交界的形象，推动美国的中国政策。正好，布什刚到北京不久就收到了阿尔及利亚大使馆的国庆招待会邀请。１１月１日，当布什夫妇出现在招待会现场时，阿尔及利亚大使“惊讶得好像要昏厥倒地了”。布什在这里高兴地见到了中国人。当天晚些时候。布什会见了乔冠华，并出席了乔冠华为他们设的晚宴。
也就是第二天，１９７４年的１１月２日，布什与邓小平第一次见面了。布什和联络处的官员们一道来到人民大会堂拜会了邓小平。此时，邓小平刚刚于１９７３年恢复工作，担任副总理主持国务院日常工作。而正式拜会邓小平是布什上任后的首要工作。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和布什谈了国际政治问题、农业问题，谈了中美两国保持友好关系的重要性。会谈气氛十分友好，邓小平滔滔不绝。布什在会见中表现得相当主动，他甚至强调美国的中国政策需要取得明显的进展，以避免像美国其他政策那样受到国内斤斤计较的审查。紧接着，布什成功地举办了１９７５年７月４日的美国独立日招待会。同时，他希望并邀请更多的美国国会议员来北京参观，但却遭到国务院的批评，要“打他的手心”。布什在任驻中国联络处主任期间，得到了毛泽东的好感，两次见过毛泽东。在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日，布什陪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对他表示欢迎，并抱怨他为什么不早来拜访。布什说他怕毛主席太忙了。毛泽东当场还邀请他再去做客。
基辛格这次访问北京，是来与中国方面磋商福特总统访华事宜的。布什参加了这次预备性的会谈。中国方面参加会谈的主要是当时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邓小平。布什随基辛格一起，与邓小平副总理进行了三次长时间的会谈，使他有机会直接了解邓小平，领略他的风格与风采。虽然此前他已几次见过邓小平，但这次与邓小平的长时间的会谈显然给他留下了特殊的深刻印象。后来，他在自传体回忆录《白宫：我的目标》一书中，在叙述基辛格这次先遣访华的过程时，用较多的笔触记述了他和基辛格等人与邓小平会谈的情况———
１９７５年１０月１９日，国务卿基辛格到达北京，为福特总统在这一年晚些时候访问北京做准备。像以往一样，他的议事日程安排得满满的，要在两天内与邓小平副总理举行三次长时间会谈，以拟出福特总统会见毛主席之后要发表的公报的细节。
世界上这两位最有权力的领导人在会谈中会谈些什么？没有人能拟出计划。通常的做法是在来访的领导人到来之前就要由双方外交首脑把会谈结论的轮廓或者条款准备好。这样就可以确定会谈的议程，并且减少在重要问题上产生误解的风险。
参加基辛格———邓小平会谈的中方人员有外交部长乔冠华，美方有国务卿的助手及副国务卿菲尔·哈比卜和我。在此之前，我曾几次见过邓小平，他在中国的权力地位正在上升，很可能在毛泽东和周恩来去世后执掌最高权力。他不停地吸烟喝茶，举止就像生活在农村中的普通百姓中的一员。这是一位来自中国西南部四川省的豪侠斗士。
在会见外国领导人时，邓小平具有一种把握强硬和灵活间最佳比例的高超才能。但是，在与基辛格的会谈中，他却明显地咄咄逼人，措词强硬。听上去叫人难以置信的是，他抱怨说，苏联对世界和平造成了重大威胁，而美国在这一威胁面前却显得过于软弱。除了语言的不同，我简直就像在听巴里·戈德华特于１９６４年发表的那篇演说。
像毛泽东和其他中国领导人一样，邓小平对美国推行的与苏联缓和的政策表示关切。他指责说，美国对俄国人的政策与英国和法国１９３８年在慕尼黑对希特勒的政策相似。邓小平说，这是一种“绥靖”政策。听到这里，基辛格猛然扬起头来，但保持住了身体的平衡。他回答说：“一个每年花费１１００亿美元用于防务的国家不应被说成是在搞什么慕尼黑主义。让我提醒一下，当你们两个国家基于自己的理由结盟时，是我们在阻止苏联的扩张主义。”
这是一次尖锐的交锋，它最好不过地说明了为什么在最高级会谈之前需要进行预备性会谈。最后，在澄清了美中之间的分歧后，基辛格说：“我认为美国总统的访问不会给人留下我们两国正在争吵的印象。”邓小平表示同意，说：“还有时间进行深入的具体磋商。”
在这次会见中，毛泽东和基辛格谈话时，还非常感兴趣地看着布什说：“你这位主任在北京处境艰难，为什么不来找我？”
布什说：“我今晚能来这儿，真是荣幸。我认为您很忙，没有时间接见联络处主任。”
毛泽东说：“我不忙，因为我不用去管所有例行性的事务。我只看国际新闻。你们不晓得我的脾气。我喜欢人们骂我。”毛泽东说到这儿，还提高了声调，并用手拍打着椅子，“你们一定会说毛主席是一个老官僚，这样的话，我会快一点与你们见面。而且会急着想见到你们。如果你们不骂我的话，我就不会见你们，宁愿睡大觉。”
然而一星期后，白宫来电，一个更重要的岗位在等着布什———中央情报局局长。
那一天是１１月１日。布什骑着他和夫人买的中国产的“飞鸽”牌自行车，刚刚打完网球回来，还约了几个中国朋友来家里看彩色电视。大家一起骑着自行车穿街过巷，嘻嘻哈哈地回到家里。白宫的基辛格发来的调令已经摆在了办公桌上：
致布什主任：
总统计划在１１月３日（星期一）华盛顿时间晚上７点半宣布几项重大的人事变动。其中，比尔·科尔比将调离中央情报局。
总统要求你同意他提名你担任中央情报局新任局长这一决定。
总统认为对你的这一任命将对国家十分有利，所以他非常希望你能接受。你一直在为国家兢兢业业地工作，我同总统一样，希望你能接受新职，为国家做出新的贡献。
亨利·基辛格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１日
布什夫妇接到电报，感到大为吃惊：“怎么会让我去当情报局局长呢？”
距离总统任命的时间也只有两天时间了。时间如此匆忙，打电报询问这其中的细节已经来不及也显得多余了。从基辛格的字里行间，布什已经体会到这是华盛顿让他必须给一个迅速而且肯定的答复。
去？还是不去？布什一方面担心的是这会不会成为自己政治生涯的结束？因为中央情报局这样的地方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能作为升官的跳板的，因为这个局长，他不能带有任何党派色彩的政治观点。要知道，这年，布什才刚满５０岁，没能竞选上副总统，已经非常不甘心。另一个担心的就是，他主动要来中国，为发展中美关系，他正“以低姿态和非正式的方式消除两国之间的一些怀疑和不信任因素”作出努力，而且没有白费力气，已经取得了小小的成果。这一下要回去当情报局长，“中国政府会想什么？外交家布什竟然一直是个间谍？”
的确，布什的第二个担心是正常的。当这项命令一宣布，那个经常给布什在北京带路的中国向导感到大为惊讶：“布什先生在这里一年多了，在此之前，他在联合国任职。可是，谁会想到他竟然是一个大间谍呢？”
毛泽东却依然对布什表示了好感。
１２月２日，在布什陪同福特会见毛泽东时，毛泽东在谈话之间，笑着对布什说：“你升官了？”然后，又对福特总统说：“我们不愿意看到他离去。”毛泽东还问布什：“你为什么不来看看我？”而对布什来说，他觉得这或许只是毛泽东主席客气的招呼。
而邓小平对此更是非常理解。当他知道布什将出任中情局局长时，就在福特总统一行离开北京的第二天，１２月６日，邓小平亲自与布什会面，赞扬布什为改善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并举行私人宴会款待布什夫妇，为其送行。时任中国驻美联络处主任的黄镇夫妇作陪。对邓小平的好意，许多年后，布什仍心存感激，因为在当时即使是某些大国大使奉调回国，也很少受到这种礼遇，况且布什还没有大使头衔。
据美国出版的有关布什的传记中，特别提到了邓小平的这次私人宴请，说：“邓非常乐意帮助并尊重在北京的美国人，这使他和布什在中国首都结下了超出工作之外的友谊。”布什来到北京时，正是邓小平刚刚复出上台，他对邓小平大力抓整顿有很深的印象。布什很尊重邓小平，曾经对人说：“他常常不能保护自己。”布什还对邓小平在与基辛格的谈判中思想敏锐、刚柔相济很佩服，认为邓小平是很少数的，能与基辛格在谈判中较量的高手。
宴会的气氛是轻松愉悦的。邓小平和布什两人寒暄之后，邓小平请布什喝起了茅台酒，还用筷子给他夹菜。
邓小平说：“布什主任在北京做联络处主任只有一年多时间，还不满一个任期，时间太短了。我们的黄镇将军在华盛顿快满三个年头了。”
布什说：“我和芭芭拉都愿意住久一点。全中国的主要地方我都想去看一看。中国的西南地区包括西藏，是很有神秘色彩的。”
邓小平笑着说：“鄙人就是从西南的川府之国来的。”
邓小平告诉布什：“阁下在中国永远是受欢迎的，即使你作为中央情报局局长。”
布什回国担任中情局局长后，黄镇将军不久也返回华盛顿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布什就邀请黄镇和夫人朱霖到家中做客。在这次家宴上，黄镇告诉布什，邓小平就是他战争年代任军长的那个闻名中国的“刘邓大军”的“邓”，是他的老上级。布什对当时邓小平再次被“四人帮”打倒很不以为然，反而乐观地对黄镇说：“主任阁下，凭我的了解和感觉，将来最有可能在毛与周之后继承最高权位的，不是别人，而是邓小平。”
第一部分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心——邓小平和布什(2)
□“对于我来说，中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我非常想在邓小平完全离职之前回到中国。我感到我在那里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布什带着祖孙三代接连４年在中国驻美国大使的官邸过圣诞节的“平安夜”。韩叙告诉布什，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部长卢卡奇时说：“在美国总统的选举中，我也要投布什一票。”
１９８０年，里根当选总统。作为副总统的布什，从此一干就是８年。然而此时的中美关系因为１９７９年３月美国国会两院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而变得更加复杂。里根此时的对华政策和态度也十分不友好。面对中国的批评和抗议，里根不得不派布什来华澄清事实，解释原因，希望中国相信里根政府在维持美中良好关系的问题上将是一位“无拘无束的炮筒子”，中国对他的讲话不必句句当真。
布什又和邓小平见面了。但是布什的这次访问并不成功。在８月２２日的会见中，邓小平驳斥了里根在竞选中对中国的攻击，也批评了布什的解释，并要布什向里根转达四点意见：
一、中国政府希望中美关系发展，不应该停滞，更不应该倒退。任何从中美建交公报后退的言论和行动，中国政府都坚决反对。
二、不管美国１９８０年大选后哪一个党执政，中国政府评价和判断美国政府的战略决策和对外关系都将把其对中国的政策视为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因为这是一个全球战略问题，不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
三、如果共和党竞选纲领中对中国政策部分（其中包括台湾的政策）和里根先生最近发表的有关言论真的付诸实施的话，只能导致中美关系的后退，连停滞都不可能。
四、如果以为中国怕苏联，有求于美国，以至一旦美国共和党竞选纲领中的对华政策建议和里根先生发表的有关言论付诸实行，中国别无选择，也只好吞下，但那完全是妄想。
但在台湾问题上，里根的错误政策导致中美之间开展了尖锐的斗争。为了打破僵局，布什副总统于１９８２年５月访问中国，并会见了邓小平。
５月８日上午１０点，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会见了布什。
邓小平说：“我们相识有好几年了。我知道你比较了解中国，作为中国的朋友，我们衷心欢迎你。我希望这次在北京能把我们之间存在的一些阴影和云雾一扫而光。”
布什说：“我们感到两国关系非常重要，里根总统也有这种表示，我希望在我离开贵国的时候双方能深入地理解这种关系的根本性质。”
邓小平面带微笑地倾听着。
这时，布什突然话锋一转，轻松幽默地问到：“你的牛仔帽还在吗？你那次在美国得克萨斯州访问时戴牛仔帽，后来发表在报纸上，比任何照片都有助于增进我们两国的关系。”
作为精明干练的外交家，布什以他聪明灵巧的问话，把一个沉重的话题带到了一个宽松而又美好的氛围之中。这不禁让人回想起１９７９年初邓小平第一次访美、后来被人们称誉为中美关系的“起航”之旅。
１９７９年２月２日早晨，邓小平和夫人卓琳从卡特总统的故乡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飞往得克萨斯的首府休斯顿。专机到达埃林顿空军基地后，得到了得克萨斯州人民的热烈欢迎。州长克莱门茨对邓小平说：“在得克萨斯，你们是最受欢迎的人。我们得克萨斯人对中国抱有很大的好奇心。你们来到这里我们感到高兴。”
得克萨斯是美国养牛最多的州，“西部牛仔”和驯牛驰名世界，这里拍摄过很多好莱坞的著名西部大片。在得克萨斯，邓小平夫妇参观了林肯约翰逊航天中心。邓小平还亲自坐上航天中心的模拟航天飞机，体验飞行生活。当天晚上，邓小平出席了专门为他举办的具有浓郁美国西部风情的烤肉宴会和马技表演。
宴会和马技表演是在距休斯顿５０英里以外的西蒙顿举行的。当邓小平和戴着灰色牛仔帽的卓琳在宴会结束后来到竞技现场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
表演开始前，两个骑着白马的女士，把邓小平和陪同访问的外交部副部长方毅请到观众面前，向他们赠送了一顶崭新的边沿翘起的白色牛仔帽。邓小平和方毅马上高兴地戴在了头上。接着，邓小平夫妇被邀请坐上一辆１９世纪的马车绕竞技场两周，向热情欢呼的美国人民挥手致意，赢得了美国观众一片欢呼和掌声。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因为邓小平戴上了美国牛仔帽，场外做牛仔帽生意的商店顿时兴隆起来，一些商店的牛仔帽很快被抢购一空，而且价格也直线上涨，一顶帽子高达３０美元，也还是供不应求。第二天，邓小平头戴牛仔帽的大幅照片和电视镜头就通过美国各大新闻媒体，传遍了整个世界，成为一大新闻。有的媒体评论家说：“邓头戴有美国文化象征的牛仔帽，这在毛的激进派掌权的时代是不可想像的，这表明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而在邓小平的这次访美行程中，邓小平也会见了布什，还接受了布什个人赠送给他孙儿孙女的两部动物电影影片。
在轻松愉快的笑声中，会谈进入了正题。
布什首先将总统里根的口信告诉邓小平。布什说：“里根总统和美国政府都希望美中关系能继续下去。我们将尽一切努力来避免做任何会使中国政府尴尬的事情。但同时我们还要遵守我们的国内法，尽管这个国内法中国是不接受的，认为它干涉了中国内政。我们必须努力解决这一难题。”
邓小平说：“《与台湾关系法》深深地触动了我们，我们确实认为它本身就是侵犯中国的主权，如果按照《与台湾关系法》来处理中美关系，只要这个东西存在一天，两国关系就不仅有阴影，而且有遭受破坏的危险。现在要寻求一个出路，不要因为这个法而影响中美关系。我想，办法是有的。”
“卡特政府时期，我们曾经多次就《与台湾关系法》提出交涉和抗议。但实际上，你们不仅执行了这个法律，而且还超出了这个法律的范围，其中主要是台湾问题和售台武器问题。”
接着，邓小平回顾了１９８０年８月和布什会谈的情况。说：“上次我和副总统谈到美国对中国的一些错误看法和错误观点。美国有些人认为，中国无足轻重，认为中国有求于美国，美国无求于中国；认为只要美国摆一个对苏联强硬的架式，把对苏联强硬作为自己的战略，那么美国无论怎样处理台湾问题，中国都会吞下去。”
说到这里，布什马上插话说：“我可以告诉你，这不是美国本届总统的观点。确实不是。”
邓小平说：“我坦率地告诉你，我们很注意美国政府的言论和行动。我们确实希望与美国交朋友，但必须是真正的朋友。里根总统在竞选中讲了那么多的话，所以，１９８０年８月我们的谈话是并不愉快的。”
布什见邓小平如此坦率，也只好点点头，说：“确实不愉快，但我们能够理解。”
“当然，那时的那些话，并不是对着你说的。”邓小平马上补充说了一句。
这句话多少给了布什一点安慰，紧张的表情又放松了，说：“里根总统过去是发表过很多对中国不那么友好的言论，但必须看到，现在他对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有了更好的了解，已经看得更清楚了，他现在执行的是‘一个中国’的政策。他向台湾出售的武器比历届总统少，连卡特、蒙代尔等民主党人也向中方表示，没有哪一个美国总统能提出一个停止售台武器的日期。本届政府希望解决售台武器问题，希望中美关系继续下去，尽力找出解决办法。”
“我们重视行动。”邓小平的语气仍然非常强硬，“美国领导人要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至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可以商量，公报的措辞可以研究，我们一定要达成谅解或协议。”
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一开始就希望通过布什这次到北京来，能够把“两国之间存在的一些阴云迷雾一扫而光”。但在会谈开始后，双方意见分歧仍然很大。布什当时表示：美国不同意承诺一个向台湾停售武器的时间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今后将无限期地向台湾继续出售武器。邓小平则强调：美国领导人必须承诺在一定时期内逐步减少、直至完全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至于承诺的方式和措辞可以商量。布什的访问为双方谈判的前进提供了可能。经过艰苦谈判，双方终于在１９８２年７月１５日达成协议，并于８月１７日共同发表了《八·一七公报》。这次邓小平和布什的单独会谈长达一个小时。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３日至１８日，布什第四次访问中国。布什再次会见了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中国主要领导人。邓小平在这次会见时说，中美关系总的看来是正常的，中间曾有过些风波，通过协商，彼此取得了一些谅解，问题得到了一定的解决，但还没有完全解决。两国关系中主要的问题还是台湾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了，中美关系就可以在各个领域顺利发展。应该说，布什在里根政府内担任副总统的８年里，他为中美关系的发展是做出了一些努力的。
这次访问时，邓小平和布什在会谈中，谈了一些中国社会的变化和布什对中国的印象。
邓小平问道：“印象如何？”
布什答道：“北京在交通、新建筑等方面有了不少的变化。”
邓小平就非常高兴地给布什说起了国内改革的情况，他说：“主要的变化还要再过三年，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了一年多，再过三四年可以见效。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复杂得多，在某种意义上讲是一场革命。改革的成功将为中国不仅在本世纪而且在下一世纪实现长期、稳定、持续、均衡的发展创造条件。”
“那么，请问假如改革成功，三年后看到的明显变化是什么？”布什不失时机地问到。
“改革是一种试验。因为太复杂，也缺乏经验，只能走一步摸索一步，总结一步的经验。对这样的新事物，人们有某种担心或怀疑是可以理解的，改革成功的事实可以消除这种担心和怀疑。”
“那么你对农村改革是否满意呢？”
“农村改革是成功的。‘三中全会’决定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因为中国的特点是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８０％。中国是否稳定，首先要看农村是否稳定。那时人们议论纷纷，对于搞责任制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有的人非常担心，改革的第一年差不多有半数的省市没有行动，等到第二年就跟上了。我希望你过一段时间再来中国走一走，看一看，访问也好，旅行也好，都可以，欢迎你成为我们中国发展过程的见证人。”
就中美关系，这次会谈，邓小平再次指出：真正影响中美关系的问题还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如得不到解决，我们两家不知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又会发生冲突。同时，双方都认为要增加中美贸易，早日签订协定。
１９８８年底，布什作为美国第４１任总统在准备入主白宫时就表达了希望访问中国的愿望。１１月２１日，布什在答复卡特政府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９日的政策建议时说：“我还没有较多的考虑我们建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制度化问题。我们目前几乎完全是从双边关系的背景来关注这一地区。对于我来说，中国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我非常想在邓小平完全离职之前回到中国。我感到我在那里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布什不仅说他希望“回到中国”，而且这种“特殊关系”还表现在他在任副总统期间，接连４年的圣诞节的“平安夜”是在中国驻美国大使的官邸渡过的。布什应中国驻美大使韩叙的邀请，带着祖孙三代和中国人一起过节。
而１９８８年的１２月２２日的晚宴上，布什的身份已经是当选总统。这样的晚宴，在华盛顿这个世界外交中心是难得的，是让美国的欧洲盟国或者东方盟国日本也妒忌的。在这天晚宴上，韩叙告诉布什，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美国国防部部长卢卡奇时说：“在美国总统的选举中，我也要投布什一票。”布什说：“我是在１９７７年畅游三峡的时候决定竞选总统的。”并表示一定想在邓小平退休前访问北京。
第一部分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心——邓小平和布什(3)
□当车队行驶到天安门时，布什突然要司机停车，并走出车来，大笑着和群众握手。布什成为第一位在中国电视上直接向中国人民发表讲话的外国政治家。
□“邓小平在全世界都受到尊敬。他是善于思考全球性重大问题的思想家。即使在一些小事情上，邓小平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他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心。”
布什作为总统首访北京自然受到保守派的反对。然而１９８８年年初日本天皇裕仁去世，这给布什出访亚洲带来了机遇。１月１１日，已经内定为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登门拜访了韩叙，正式通知中国政府，布什在参加日本天皇的葬礼后访问北京。１月２６日，在布什宣誓就职后的第６天，白宫公开宣布布什将于２月２５日至２６日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在到达日本后，布什就告诉日本首相竹下登说，这次访问是他１９７５年离开北京后第五次访问中国，对北京他有一种患了“思乡病”的感觉。
２月２５日下午，布什的专机抵达北京。沿途聚集了成千上万的欢迎群众。当车队行驶到天安门时，布什突然要司机停车，并走出车来，大笑着和群众握手，挥手致意，像久别的朋友一样，大声说：“真高兴能再次见到你们。”并和夫人在天安门前合影留念。
当布什在钓鱼台国宾馆见到前来欢迎的李鹏总理夫妇时，布什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们又回来了。”在２６日上午９时开始与李鹏的会谈中，布什就表达了对邓小平的尊重：“邓小平在全世界都受到尊敬。他是善于思考全球性重大问题的思想家。即使在一些小事情上，邓小平也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和我夫人结束在北京的任期时，邓小平为我们破例举行的小型宴会的情景，使我们至今难以忘怀。现在我作为总统来中国，不会忘记当年邓小平给我的礼遇。”
同样，邓小平也十分尊重布什。２月２７日的《人民日报》在报道２６日中午邓小平会见布什时，用了一个罕见的标题———《邓小平会见并宴请老朋友布什》。在邓小平一生的外交活动中，用“老朋友”这样温馨的充满个人色彩的词语来形容他和西方领导人的关系，这还是第一次。对此，布什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邓小平）不只是通常的客套，而是对我了解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以及维护这一关系必要性的一种承认。我永远敬佩这位几起几落的领导强人给中国带来的积极变化。”
２月２６日中午１１点，邓小平不同寻常地走出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在门外迎接布什，并对布什说：“由衷地欢迎。感谢你出任美国总统不久就来中国访问。另外，我们俩还是老朋友。”
布什急忙插话说：“我非常高兴看到你气色这么好。”这时李先念走上前去，一边与布什握手，一边说：“祝贺你当选总统。”布什笑着说：“哦，又一个老朋友。”在让新闻记者拍照时，邓小平又说：“让我们握着手。”
走进大厅会谈开始后，邓小平对布什说：“你是运动员。这就是你身体好的原因。”
布什说：“我努力坚持锻炼，尽量抽出时间来慢跑。”
邓小平说：“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很有好处。我们有一项共同的体育爱好，就是打桥牌。”
布什赶忙说：“你打得太好了。”
“这还很难说。我们还没有在一起打过。不过，即使我们一起打桥牌，那也是友谊赛。”邓小平还说，由于是工作访问，所以有关礼仪都简化了，他邀请布什下次再来进行正式访问。
布什说：“非常感谢你对我提出的这个邀请。下次来，我一定找机会到外地走走。”
“但是，我认为你这次工作访问，虽然只有两天，比正式访问还重要。”邓小平说。
在这次会见中，邓小平和布什既讨论了中美之间的战略利益这样的严肃话题，也有朋友间的叙旧。邓小平对布什在发展中美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再次进行了赞扬，发表了题为“压倒一切的是稳定”的重要谈话，这一谈话已编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布什也表示：“我向你保证，在我４年的任期结束时，中美关系一定要比现在更牢固、更好。”
会谈结束后，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设午宴宴请布什。宴会上，邓小平又向布什介绍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民主建设，针对美国的一些保守舆论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指责，他说：“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但是匆匆忙忙地搞下去不行。……民主是我们的目标，但国家必须保持稳定，不能用西方发达国家的观点来判断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情况。”邓小平在宴会上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补充，是针对美国国内的一些国会议员和人权组织提出的人权问题而谈的。
在２６日结束的答谢宴会上，布什深情地说：“我们举行得克萨斯烤肉宴的部分原因，是邓主席访问美国时成了得州的一名荣誉公民。我要补充说，他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心。”
布什力排众议坚持访华，尽管遭遇了国内的一些压力，但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布什访华期间，中国政府破例允许他在中央电视台发表讲话，接受中国记者采访。这个１５分钟的采访节目在２６日当晚的黄金时间播出后，反响强烈。布什因此成为第一位在中国电视上直接向中国人民发表讲话的外国政治家。
布什在讲话中表示，他之所以在就任总统一个月后就访问中国，是想表明美国对美中关系的重视。他说：“美中关系是美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还说，“美国准备多做一些努力促进美中双方在经贸方面的交流，尽最大力量向中国提供先进技术。”
在布什访问之后，中美关系在经济、文化、军事各方面都出现了良好的发展趋势。
第一部分赢得了美国人民的心——邓小平和布什(4)
□布什对共和党内极端保守派的“停止与中国的一切合作”的起哄非常不满，说这些人“总是想搞乱美中关系”，“是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的人”。两个星期后，布什就突破自己的禁令，决定派遣特使秘访北京。
□布什要和邓小平直接通电话。在给邓小平的秘信中称自己亲笔起草的这封信是“出自一位深信中美两国的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人”和“一位对你个人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帮助你们伟大国家获得巨大进步怀有深深敬意的人”之手。
在１９８９年，北京发生了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时，美国在事件过程中卷入很深，并带头在西方世界掀起了反华浪潮和制裁中国，受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坚决的反对。中美关系陷入低谷。
布什政府在国会和国内舆论的压力下，小心谨慎地在制裁中国和维护中美正常关系之间寻求平衡。布什对共和党内极端保守派的“停止与中国的一切合作”的起哄非常不满。在６月５日的日记中说这些人“总是想搞乱美中关系”，“是那种不分青红皂白反对一切的人”。迫于压力，布什无奈何宣布了对华制裁措施。但两个星期后，布什就突破自己定下的禁令，决定派遣斯考克罗夫特和副国务卿伊格尔·伯格秘密访问北京。
而早在６月９日（美国时间６月８日），布什就决定直接给邓小平打电话，了解北京的情况。这一举动是中美１９７２年恢复接触以来，美国历届总统都从未做出的举动。但中国驻美使馆在请示国内后，告诉白宫，中国领导人没有与外国领导人通电话的习惯。于是，布什决定直接给邓小平写信，表示希望派自己的特使赴华，来表达他对中国局势的关注以及维护中美关系的愿望。我们不妨看看６月２０日布什亲自起草的这封信：
我怀着沉重的心情写这封信。我曾很想以直接交流的方式来讨论问题，但很遗憾，没能实现。首先，我是怀着一种真挚的友情来写信，我相信你能了解这封信出自一位深信美中两国的友好关系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的人之手。这是我多年来的感受。尽管存在着困难的环境，但今天我比以往有着更加强烈的感受。
其次，这封信出自一位对你个人为中国人民所做的一切，帮助你们伟大国家获得巨大进步怀有深深敬意的人之手。
……
我想起我们上次见面时你告诉我，你基本上已经不再参与你们伟大国家的日常管理。但我也同样记得你那些令人难以忘怀的话：中国需要和西方维持良好的关系，你对中国被“包围”以及严重伤害过中国的国家担忧，还有你推动中国进步的决心。我写信给你并不是想绕过其他中国领导人，我只是以一位朋友，一位真的“Ｌａｏ ｐｅｎｇ ｙｏｕ”（老朋友）来写信。
正是基于这一想法，我写信给你，请求你帮助维护这一关系，我们两人都认为它非常重要。我竭力避免让自己卷入中国的内部事务。我也努力避免看上去像是在教导中国该如何处理它的内部危机。我尊重我们两个社会和两种制度的不同点。
在信中，布什也谈到了西方新闻界对天安门事件的报道及影响，以及他作为美国总统所面临的压力。他说，在美国“要求（对中国）采取更强硬行动的喧嚣之声甚嚣尘上。我已抵制住这一喧嚣之声，并明确表示我不想看到这一由你我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关系受到损害。我已向美国人民说明我不想通过经济制裁来让中国人民承受不公平的负担。”
在信的末尾，布什再次表示：“我是怀着极大的敬意和深深的忧虑寄出这封信的。我们必须阻止让这一重要的关系继续恶化。请帮助我维持这一关系……我当然希望对此有你个人的答复。这一问题太重要了，以致不能留给我们下面的机构来处理。”
为了能直接沟通，布什希望邓小平能在保密的情况下接待他的特使，并特别强调美国政府各部门的声明和行动都在他的直接指导和控制之下。布什知道秘密派特使访华是一种冒险。因此他只让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白宫办公厅主任苏奴奴看过这封信。
信写好后，６月２１日早晨布什决定亲自征询中国驻美大使韩叙的意见，看看派特使的建议是否合适。斯考克罗夫特迅速安排了见面时间，但因为华盛顿新闻界探听到这一消息，大批记者涌进白宫，迫使布什取消了这次会见，改由斯考克罗夫特秘密把信交给韩叙大使。
斯考克罗夫特将布什的信件交给韩叙后，说明了布什想以秘密方式直接与邓小平接触沟通。韩叙非常赞赏这个派特使的主意，并表示他完全可以做到。
出乎布什的意料之外，不到２４个小时，邓小平就同意了他的建议。６月３０日早晨５点，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乘坐美国空军Ｃ－１４１运输机秘密离开华盛顿。为掩人耳目，在正式飞行日志上，这架飞机的目的地是日本冲绳（ＯＫＩＮＡＷＡ），飞机上的美军标志也被去除。当飞机飞临中国上海上空时，没有接到通知的中国防空部队一度紧张，开始瞄准并请示是否击落这架“不明国籍”的飞机。幸亏有关方面及时报告给杨尚昆，才避免误会。７月２日早上，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亲自出面接待了他们。
邓小平开门见山，明确表达了中国政府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坚定立场，也同时表示中国对维护美中关系基本稳定的信念和立场。
会谈虽然没有达成具体的共识，但是保持了最高层领导人之间对话渠道的畅通。斯考克罗夫特一回国就立即向布什汇报。根据汇报，７月２１日布什又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布什的信是这样开头的：
尊敬的邓主任、亲爱的朋友：
我之所以用这样独特的称呼，是因为斯考克罗夫特将军告诉我，如果我继续把你看做朋友，你也非常愿意把我看做朋友，不管我们之间现在存在的困难有什么样的后果。
毫无疑问，我希望我们的关系是这样的。……
之后的７月３１日和９月２８日，美国国务卿贝克和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先后在巴黎和纽约会晤。接着，１０月２８日，尼克松访华，邓小平向尼克松再次表达了中国的立场。于是，布什决定再次冒着相当大的政治风险，公开派斯考克罗夫特和伊格尔·伯格作为特使访华。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１０日，已经于１１月份完全退休的邓小平仍破例接见了布什总统的两位特使，并语重心长地说：“我已经退休了，本来这样的事情不是我份内的事，但是我的朋友布什总统的特使来，我不见是太不礼貌，也太不合情理了。”斯考克罗夫特转达了布什对邓小平的问候说：“尽管您退休了，布什总统仍把您当作朋友，永远是朋友。”
邓小平在谈话中强调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中国的分量和中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以及中美双方共同努力改善中美关系等问题。最后，邓小平说：“请特使转告布什总统，在东方的中国有一位退休老人，关心着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
布什政府在美国国内对中国不利的氛围下，顽强地顶住各种压力，保住了当时中美关系的最后一块基石———最惠国待遇，从而保证了中美经济和贸易关系的正常运行，使中美关系在冷战后期有了新的基础。这正如布什在１９９１年６月所说的：“我不愿成为使中美关系倒退的总统。”但由于美国经济陷入萧条之中，失业率大幅度上升，财政赤字严重，在１９９２年的总统大选中，布什最终输给了克林顿，成为美国２０世纪第五位连任竞选失败的在职总统，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继英国首相丘吉尔之后，世界上第二位在国外赢得了战争，在国内却输掉选举的大国政治家。
退休后的布什，继续为中美友好努力奔波，向美国人民强调中国在亚洲和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驳斥荒谬的“中国威胁论”，为中美的经贸发展牵线搭桥，成为访问中国次数最多的美国总统。１９９６年，布什在北京说，他和夫人芭芭拉在中国的生活是一段独特的经历，“从那时起，我们一直是带着持续至今的、对中国人民长久的情感和友谊返回中国。而且我们也带着对中国文化更好的理解返回中国。要了解中国，就要把它作为一个大国来尊重它。”他觉得当代的中国不仅有巨大的多样性和悠久的历史，而且还充满着无穷无尽的机会。
１９８９年１２月，一位退休的中国老人说：“中美之间尽管有些纠葛，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和分歧，但归根到底中美关系是要好起来才行。这是世界和平稳定的需要。”
１９９６年８月，一位退休的美国老人在地球的另一半边说：“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一种关系比美中关系更为重要。在下一个千年中，也没有一种关系比美中关系对于长久的和平更为重要。”
那就让我们记住他们的名字吧———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和美国的第４１任总统乔治·布什。
第二部分“油印博士”和美国博士的握手——邓小平和基辛(1)
戴“油印博士”帽的职业革命家和美国博士的握手
———邓小平和基辛格
基辛格的名字，对中国百姓来说，是很熟悉的了。这位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一起，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美籍犹太人，和中国的老一辈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而他跟邓小平的交往与情谊，说起来还真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而且和邓小平人生的“落”与“起”还好像有些平行。
□当毛泽东和基辛格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书房，大谈朋友、女人和对付苏联进攻的时候，开往北京的第４６次特快列车加挂了一节专用车厢，在江西鹰潭车站接待了一个“东南亚外宾”———“邓小平复出了！邓小平复出了！”外国记者抢着发出了这个头条新闻。
１９７１年７月９日１２时１５分，基辛格第一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这次高度秘密的飞行，是他和尼克松一手策划的。
应该说基辛格能够担任此行，他应该感谢尼克松的宽容。早在尼克松竞选总统的时候，基辛格是作为尼克松的竞争对手美孚石油公司总裁洛克菲勒的竞选“高参”，为洛克菲勒奔走呼号呐喊助威的，他甚至公开在记者面前挖苦尼克松，说尼克松竞选总统是“荒谬可笑”的！但是在第一轮投票时，尼克松就以６９２票对２７７票胜出，基辛格对此可谓是气急败坏。然而让基辛格也让全美国意想不到的是，尼克松当选总统后，竟然任命基辛格做他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尼克松的用人之道确实令人敬佩！这个曾以“反共”起家的“鹰派”政治家，却从此开始了他与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接触。１９７０年９月，他曾对美国著名的《时代》周刊记者说：“如果说，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几天之后，一个美国人和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合影刊登在《人民日报》第一版的显著位置。这个人就是中国人民熟悉的美国进步记者、《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这是一个经过周恩来总理导演的意在向美国政府发出中美关系“解冻”的信号，可惜远在太平洋西岸的尼克松没有读懂中国人这种特有的含蓄的表达方式。
直到１９７１年４月，美国乒乓球队来中国访问后，才有了“小球”推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基辛格于１９７１年７月１日启程，开始了“到越南南方执行了解情况的任务，随后将到巴黎和美国驻法国大使进行磋商。在去巴黎的途中去泰国、印度、巴基斯坦……”。到了巴基斯坦后，基辛格突然感到“偶有不适，肚子痛了”。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就公开借口说伊斯兰堡“天热”，把基辛格请到了他的北方别墅去“休息几天”。
基辛格就是这样“休息”到了中国的北京，开始了他的秘密之行，为尼克松访问中国开始与毛泽东、周恩来举行秘密会谈———中美关系的大门就这样打开了。１９７１年７月１５日晚，尼克松出现在美国的电视屏幕上，宣读了震惊世界的“七·一五公报”，尼克松将于１９７２年５月前访问中国。
１９７３年２月，基辛格第五次来到北京。在一本名叫《基辛格秘录》的书中，我们可以看见尘封了近３０年的中美谈判机密记录。
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７日晚间１１时３５分，周恩来带领基辛格、洛德走进毛泽东居住的中南海游泳池的书房。毛泽东由身旁的护士搀扶着站起来，与客人握手寒暄。摄影师在一旁忙着拍照。唐闻生、沈若芸都在场作翻译。
毛泽东说：我看起来还不差，但上帝已经对我发出邀请。他又对洛德说：你真年轻，在座的属我最老。
周恩来说：我是第二老的。
毛泽东笑着说：你们也反对我们，我们也反对你们。所以我们彼此是敌人。
基辛格说：以前的敌人。
毛泽东说：现在我们的关系算是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朋友。
基辛格说：这是我们的想法。我对周总理说过，我们还没有跟其他国家会谈得像跟你们会谈时这般开诚布公。
毛泽东说：我们别说假话或耍诡计。我们不会偷你的文件，你可以随意放，测试一下。我们也不搞窃听。这些小把戏都没什么用。我曾对你们的记者斯诺说过，对重大事件而言，你们的中央情报局没有什么帮助的。
基辛格说：这确实是真的。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
毛泽东说：他们做得不好，例如，他们就不了解林彪。同样的，他们也不知道你想来中国。你们的总统坐在这里的时候也说过，每个人都有依其需要行事的方法。这也导致贵我两国的携手合作。
基辛格说：是的，我们都面对一样的危险。有时我们会用不同的方法，但目标是一样的。
毛泽东说：这样很好。只要大家的目标相同，就不会我伤害你，你伤害我。然后我们可以共同对付一个冒牌货。（说至此大笑。）当然，实际上有的时候我们会想批评你们，你们也会想批评我们。这照你们总统的说法是受了意识形态的影响。你们会说，共产党滚开，我们则会说，滚开帝国主义分子。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这样的话，不这样做的话不行。
基辛格说：我想我们双方都得忠于自己的原则。事实上，如果我们的话都一样，可能会把情况弄混。
周恩来对毛泽东说：我们已经决定在双方首都设立联络办事处，以维持黄华（常驻联合国首任代表）和白宫的联系。
毛泽东问：重要性何在？
周恩来说：联络办事处将处理一般民众的交流事务。至于保密性强以及紧急事务则不包括在内，这将交由黄华代表的管理处处理。
毛泽东对基辛格说：黄华命苦。他在你们那里干得很好，现在赶回上海，背给扭伤了。
基辛格说：他返回任所时，我们会给他找个好大夫。
毛泽东说：黄华好像在你们那里比较安全，他一回到上海就摔跤。
周恩来听了大笑。毛泽东又对基辛格说：从你们总统观看中国杂技团演出开始，我想越南问题会快解决了吧。还有谣传说，你也快摔跤了。这件事，在场女士们可不太满意。
全场都笑了，尤其女士们笑声最响。
毛泽东也笑着说：有人说，要是博士垮了，我们也将没活干了。中国和美国贸易量少得可怜，但逐渐在增加。你要知道，中国是很穷的，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女人倒是过剩。
又是一片笑声。
基辛格也俏皮地说：女人过剩，就向美国出口吧，又没有配额限制，我们免税了。
毛泽东笑着说：如果这样，我们可以给你们几个，或者千把个。
周恩来也说：一定。要自觉自愿。
毛泽东继续笑着说：这样倒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但是，博士先生，我可要提醒你，如果让她们到你们那里，绝对是个灾难哟。
笑声又起。
基辛格说：我们和中国进行经贸不是只考虑商业利益。
毛泽东说：你要是要我们中国女人，我们可以给你１０００万。
在座的女士们笑得特别厉害。
在将话题转入到与日本的关系问题之后，毛泽东又说：今天我说了一些无聊的话，为此，我必须向中国的妇女们致歉。
基辛格说：在座的女士都是很称职的翻译。主席现在正在学英文吗？
毛泽东说：我听说外面传说我正在学英文，我不在意这些传闻，它们都是假的。我认识几个英文单字，但不懂文法。
唐闻生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字。
毛泽东说：是的，我发明了一个英文词汇———纸老虎。
基辛格听了大笑说：纸老虎？！对了，那是指我们。
接着，毛泽东与基辛格谈了如果苏联进攻中国时双方的想法。
毛泽东说：假如俄国攻击中国，我现在告诉你我们将采用游击战和持久战，我们会让他们到任何想到的地方。他们想到黄河流域，那好啊，很好啊！假如他们进一步到长江流域，那也不坏啊！
基辛格笑着说：不过，如果他们使用炸弹而不派兵呢？
毛泽东说：我们要怎么办？也许你可以组成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将让他们猛攻一番，而他们将损失许多资源。［奇书电子书-ＷwＷ.QiＳuu.cＯm］
基辛格说：假如他们攻击中国，我们肯定会基于我们的理由反对他们。
毛泽东说：但是你的人民并未觉醒，欧洲和你们都会认为祸水流向中国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基辛格说：欧洲想什么我无法判断，他们不会做任何事，因为他们基本上与此事无关。我们考虑的是假如苏联占领中国，将影响其他国家的安全并造成我们的孤立。
这次会见进行了将近两个钟头，直到２月１８日凌晨１时１０分，在周恩来示意下，摄影师走进书房里来拍了合影，会见才算结束。
之后，周恩来与基辛格共进行了六次会谈。第六次会谈是在１８日午夜零时２５分开始的。会谈地点在钓鱼台三号楼。双方对此次基辛格访华的新闻公报的措辞进行讨论，很快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会谈结束已经是２月１９日凌晨２时１０分了，在四号楼的门厅口，周恩来与基辛格拥抱握手，轻松道别。周恩来告别基辛格后立即回到中南海西花厅，焦急关切地问秘书：“南昌那边有消息吗？”
秘书迅速回答说：“今天下午他已经平安抵达鹰潭。要是快车不晚点，明天中午他就可以上路。”
周恩来如此关心的南昌方面消息的那个人是谁呢？
此人不是别人，正是邓小平。
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０日上午１１时左右，一趟加挂了一节专用车厢从福州开往北京的４６次特快列车，徐徐停靠鹰潭火车站。那个时候的鹰潭车站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小站，但是这一天，铁路部门已经接到中央办公厅的有关指示，这节专用车厢将在这里接待一个“东南亚外宾”。而今天搭乘这趟列车的“东南亚外宾”，却是邓小平。后面跟着的还有他一家四代老小。有夫人卓琳、继母夏伯根、女儿邓林、邓楠、女婿张勤和一个出世不久的小外孙，还有秘书王瑞林。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像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等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是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特别礼遇的。邓小平怎么成了“东南亚外宾”呢？大家知道，１９７１年，在林彪“９·１３”事件之后，邓小平的政治生活面临转机。周恩来总理安排他自１９７２年１１月中旬起从井冈山开始，对中央苏区老根据地及江西的农业生产、景德镇陶瓷厂等作一次考察访问，并特别叮嘱有关部门要注意他的安全问题，绝不能出事情。然而，在考察前都是要提前给要去的地方政府或单位打招呼以便作出接待安排的，可是这就涉及到邓小平的安全问题。当时，“林彪集团”虽然已经倒台，但是“四人帮”还在台上，地方上一些造反派或者靠造反起家的人物还十分活跃，极“左”思潮还在泛滥。再加上邓小平还没有正式宣布平反复出，头上还戴着一顶“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的帽子。在这样的情况下，邓小平去各地考察，如果不采取一些特别措施，就难保不出意外。周恩来之所以挑选老革命根据地，是考虑到那里的人民对老红军老同志革命感情深，“四人帮”的势力相对薄弱一些。可能是从安全保卫的角度上考虑，邓小平要到一个地方，就事先通知当地政府说是将有“东南亚外宾”前去访问。但究竟是谁“发明”了这个带有神秘色彩的特殊称号的，现在或许已经无从查考了。然而这个称号，在那个极“左”动乱的岁月里，对于邓小平在江西老区的考察和这次回京的安全保卫工作，无疑是起了作用的。
据史爱国先生在《初访井冈》一文中介绍说：
在枫树坪，三湾的群众惊讶地看着正在参观的“东南亚外宾”。这位“外宾”身穿灰色中山装，脚穿一双旧黑皮鞋，身材不高，却很精神，偶尔流露出四川口音。他们越看越面熟。
“邓小平来三湾了！”
“昨天通知要来参观的‘东南亚外宾’，原来就是邓小平。”
人们奔走相告，从家中，从地头，自发地聚集到三湾招待所的大门附近，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几年来销声匿迹的邓小平。
邓小平这次回京，是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具体指挥下，由江西省委用汽车直接把邓小平一家从南昌送到鹰潭，再换乘福州至北京的４６次特快列车的。汪东兴要求务必做好保密和安全保卫工作，确保邓小平及其家人的绝对安全。
周恩来的病是在１９７２年５月１２日发现的。数天后，经京、津、沪三地的有名泌尿外科专家和病理专家讨论汇总，５月１８日，确诊周恩来患了膀胱癌。据《周恩来年谱》记载：１１月１１日，保健医生卞志强、张佐良写报告给叶剑英、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详细汇报了自５月份以来周恩来心脏病发展情况，并列出血压、脉搏、心电图和便血等检查数据，报告说：经过组织专家会诊，一致认为“恩来同志的心脏病发展是比较重的”，“要及时严重注意”。报告建议周恩来“宜特别注意休息，增加睡眠，采取减轻工作和其他一些可行的办法”。叶剑英等阅后均同意报告所提意见，强调对周恩来的健康应加以保护。毛泽东阅后批示：“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
鞠躬尽瘁的周恩来总理，深知自己的病情，但他更深知责任在肩，任重道远，继续坚守岗位，工作量丝毫没有减少。半年后的１９７３年１月１３日清早６时许，周恩来在批阅了大量文件后，去卫生间洗漱，在解小便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病情突然恶化。医疗组立即向党中央写了“病情报告”。但此时已经７５岁高龄的周恩来仍然不懈地坚持工作。同时他想到了接班人的问题，也就是要解决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因为他清楚毛泽东此时也已身患重病，因此，想方设法加快邓小平复出的步伐是当务之急。
１９７３年２月２１日，邓小平静悄悄地回到了北京。周恩来就连续主持政治局会议，专题讨论邓小平复出的问题。尽管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早在数月前就作了批示，但阻力仍然不小，政治局里充满了斗争。为此，周恩来在３月９日，特地为邓小平复出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几次讨论关于恢复邓小平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情况，提出：“政治局认为需要中央作出一个决定，一直发到县、团级党委，以便各级党委向党内外群众解释。并告：现在小平同志已回北京。”
在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周恩来立即指示汪东兴，将中央关于邓小平复职的文件及其附件送达邓小平本人，阅后对有关内容提出意见。３月１０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办完这一切，周恩来才放心地向毛泽东请假两周，去玉泉山治疗。两周之后，周恩来回到中南海西花厅，第一件事就是办理邓小平正式复出的事。３月２８日，他在时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先念的陪同下，与邓小平见了面。这是两人在“文革”动乱冲击后的第一次见面，来不及长谈，只是谈了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国务院工作的事。
第二天，周恩来就约邓小平去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与邓小平这次见面的照片曾在许多报刊和画册发表。会见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议定邓小平“正式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参加对外活动；有关重要政策问题，小平同志列席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至此，邓小平的复出已经完成。但周恩来还需要挑选一个时机，让邓小平以副总理身份公开露面。
４月２日，周恩来上玉泉山作手术。４月９日，周恩来手术后，邓小平、卓琳上玉泉山与周恩来、邓颖超作了长谈，并共进晚餐。
两天后的４月１２日晚上７时３０分，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欢迎视察柬埔寨解放区后回到北京的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身穿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一出现在热闹的宴会厅里，就特别引人注目。这次邓小平是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出席宴会的，也是这位“文化大革命”中被打倒的“中共党内第二号走资派”第一次在公开场合与中外人士见面。这次晚宴，除了毛泽东以外的所有政治局委员都参加了。当时在场的匈牙利著名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后来在他的著作《邓小平》一书中，是这样记述人们对邓小平复出的惊喜的：
那是在１９７３年４月，在北京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他。他孤独一人站在大厅里。他个子明显矮小，但体肩宽阔，显得刚毅有力。身着深色的毛式干部服，但袜子是白颜色的。此刻，他当然知道从远处，从人民大会堂大厅里的许多圆桌旁边，数百双眼睛正好奇地注视着他，因为他是在消失之后又从被遗忘的角落里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在那些７年前被“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一政治地震压倒在地，尔后又恢复名誉、重新出台的人中间，他是地位最高的一个。
在那次令人难忘的招待会上，等待着宴会开始的中国领导人，正在三五成群地寒暄交谈，而他孤身只影，缄默无声。然而，他那两只大而近似欧洲人式的眼睛，正扫射着所有在场的人，似乎这孤独丝毫没有使他感到难堪不安，相反，他正在察看形势，端详同伴，准备迎接新的任务和斗争。眼前的景象是：这边站着“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英雄，他们不久前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那边是政治牺牲者。但他现在又站在权力的大厅里，是副总理之一。
此时此刻，他们能相互揣度些什么呢？然而，邓小平并没有得到他过去的职衔，没有恢复党的总书记职务———这个职务已经在混乱中消失了。但作为新的“起点”，他的新任命也不是微不足道的。
上面叙说的景象没有持续多久，很快，乐队奏起了柔和悦耳的迎宾曲。这次宴会的贵宾西哈努克亲王同中国领导人一起，在用鲜花组成的图案装饰起来的主宾桌边就坐。这天是１９７３年４月１２日。根据不成文的礼仪规定，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时，被邀请的外交官和记者只能在宴会结束时离开席位，无论会上发表了什么讲话，记者和外交官只能在事后报道消息或书写报告。更确切地说，这一规定只对记者真正有效。因为当时紧张的中苏关系带来的后果之一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官很少有自始至终参加完一次宴会的。一般当宴会接近结束时（大概是上第七八道菜的时候），主人走上宴会厅的讲台，祝酒词中几乎总少不了一句多少有些尖锐地批评苏联的语句。讲话开始时，散发讲稿的文本。记者们读后就感到今天有可能会发生意外事件。按以往，当主人读完了这句敏感的话后，有关国家的使节，便会穿过宽广的大厅向出口处走去。可是，４月的这天晚上，筵席未散就抢先急匆匆地走下楼梯的却不是有关国家的外交官，而是各国的新闻记者。他们直奔近处的邮电总局，向全世界传播一件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了！对于记者们的这一举动，即使十分注重礼仪的中国礼宾官员也毫不介意。他们清楚地知道，这是一条重要的和火急的消息，记者的使命不容延缓。
“文化大革命”的最后一幕开始了。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政治棋战中，人们曾一度认为邓小平失败了。
而日本共同社驻北京记者发出的消息说：“这个晚上，所有的人都盯望着身材矮小而神色安定的邓小平，上千双眼睛都像聚光灯一般聚焦在他身上。他原来的反对者们，也不能不暗暗地打量着他，而晚宴原定的主角———总是携带着美丽夫人的西哈努克亲王反而成了陪衬。”法新社驻京记者评述说：“邓小平的突然出现，说明他是强有力的，是打不倒的，这也是７０年代往后的中国政治舞台要发生新变化的明确信息。”港澳及西方所有大报以大字标题，赫然报道了邓小平复出的消息。同时，中国国内所有报纸发表了新华社的电讯通稿，在报道出席宴会的那些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字之后，才见到了副总理邓小平的名字。外电还评述说：“许多在全国各地农场山村劳动改造的各级大小‘走资派’，从中看到了自己的前途和国家的希望。就连一般的老百姓，有了这则电讯，都会不无惊喜地相告：‘邓小平出来了！邓小平出来了！’”
第二部分“油印博士”和美国博士的握手——邓小平和基辛(2)
□毛泽东请“军师”。中国一个大人物来到联合国。邓小平在联大的风光让基辛格顿生嫉妒。第一次与邓小平见面，基辛格不仅感到邓小平的作风与周恩来大不相同，柔和圆滑甚至有点狡猾的外交风格丢掉了，而且发现同邓打交道很难。
邓小平与基辛格的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７４年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大会第六次特别会议上。因为邓小平这次出席联大特别会议在政治局惹起了一场风波，江青大闹钓鱼台国宾馆。这还得接着从邓小平复出说起。
１９７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在自己的书房里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是少有的。因为一般政治局开会，大都由周恩来主持。这次会议由他亲自主持，可见会议内容非同一般。原因很简单，因为与邓小平的复出有关，非由他出面做工作不可，要不，有些人就不会安生。政治局委员们都按时来了。邓小平也来了，仍然只坐在一个角落里。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这样抱怨过：“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１９５９年以来，６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这次就不能怪人家，邓小平还不是政治局委员呢！
在１９７３年８月间举行的中共“十大”前后，鉴于林彪事件，因中风和冠心病而躺在床上的毛泽东已经在考虑身后之事了。“十大”产生的核心领导班子，充分反映了他内心的矛盾，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教训———除周恩来之外，叶剑英、朱德、李德生、董必武等老同志也当选为政治局常委。邓小平与王稼祥、乌兰夫、李井泉、谭震林、廖承志等一批久经革命考验的老同志一起，也被选为中央委员。有关档案材料表明，在中央委员会开会时，最初的候选人名单中是没有邓小平的。显然，邓小平的名子是经毛泽东同意才加上去的。而且，毛泽东这次还主张“十大”不能再像“九大”，党中央不能只设一个副主席。如果只设一个副主席，“十大”就只设王洪文一个了。这样就设了五个副主席，可见毛泽东对接班人的考虑是慎重的。因为在周恩来患了绝症之后，他也开始担心王洪文这个年轻的左派能挑得起党与国家的重担吗？显然，毛泽东是很不放心的。
据曾经担任过英国驻华大使的理查德·伊文思所著的《邓小平传》记述：
当年秋天，毛派邓小平和王洪文一起离京到外地视察。他把这两人推到一起的动机大概是看看他们是否容忍对方，判定一下他们将来是否愿意和可能在一起共事。可惜的是，谁也不晓得他们这次是如何在一起工作的。邓后来对王洪文有个评价，说他的提升是“坐直升飞机”（“坐直升飞机”这是邓创造的新词。由此可以看出邓对王洪文个人及其能力的观感）。他俩视察回来后，毛问他们，他死后中国将会发生什么？王洪文回答说，中国将继续致力于坚持主席的“革命路线”和在这个基础上达到统一。邓则机敏或者更老实地说，军阀将会再度出现，全国将会陷入混乱。毛认为邓的回答比较好。表面上看，王洪文说的是听起来舒服的好话，邓小平说的是乍听有些惊人的真话，但毛泽东相信邓小平关于他去见马克思后中国有“军阀混战”的预言。
邓小平的回答，更加让毛泽东相信邓小平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军队介入支左，军队领导掌握着各省革委会的大权。毛泽东同样敏感地意识到这是林彪时代留下的“枪”管着党、管着政，这是十分危险的后遗症。就在这个时候，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当面向毛泽东建议说：“小平同志回来了，我提一个要求，让他来参加和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采纳了叶剑英的建议，所以这次政治局开会他就请邓小平也来参加了。
接着，毛泽东让叶剑英召集各大军区司令、政委迅速来京议事。在１２月１５日和政治局的有关同志以及八大军区司令员、政委谈话时，毛泽东再次郑重推荐邓小平。他说：“我们现在请来一位参谋长邓小平同志，他呢，有些人怕他，但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的。政治局请回来的，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说完，毛泽东又转身对身旁的邓小平说，“你呢，大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点嘛，里面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１２月２２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他召集这些司令员来中南海开中央军委会议，在当众宣布中央和军委的决定时，他指着邓小平第三次向大家推荐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政治局是管全部的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
同时，性格倔犟向来不轻易认错的毛泽东，在这次军委会议上，主动作了坦诚的自我批评。他握着朱德的手说：“老总，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他还说，“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也要翻案呢！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他还提到了要给罗瑞卿平反，因为也是听了林彪的话。可见毛泽东在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上，又迈了一大步。
不久，周恩来亲自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通知中说：“遵照毛主席的建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特此通知。”从１９７４年初开始，周恩来也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邓小平处理了。
１９７４年３月２４日晚，病重的周恩来强忍病痛，在人民大会堂宴请来访的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几乎同时，江青在钓鱼台国宾馆里发火了，厉声呵斥外交部的王海容、唐闻生。原因就是这份由外交部就中国出席联大第六次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的专题请示报告，建议由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出席该次大会。周恩来批示同意了，毛泽东也亲笔圈阅了，准备正式报请中央政治局批准。
这显然是江青不愿意看到的。本来她对邓小平复出而且执掌军队与政府的大权就极为恼火。但邓小平复出是毛泽东定的，她虽怒火在胸，却无可奈何。但她似乎还不甘心，就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求见信。三天前的３月２０日，毛泽东复信拒绝见她，还在信中把她批评了一番说：“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对毛泽东的批评，江青心里正窝着气，今天又看了让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报告，她就更火了。她把王海容、唐闻生狠骂了一通，强令她们立即撤回外交部这个报告。
其实，这个报告是按照毛泽东的秘密指示办的。１９７４年春，专门研究世界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即将在纽约召开，这是一次表达发展中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剥削的强烈愿望的重要国际会议。第三世界国家十分重视这次会议，许多国家元首都要出席这次会议。而周恩来因为身体原因实在不能远行。３月２０日，外交部就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专门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收阅报告后，随即建议由邓小平当团长，同时由已连续三年出席联大的“识途老马”乔冠华担任邓小平的“参谋”。出于尊重中央政治局的考虑，毛泽东又对王海容、唐闻生表示：此事不要讲是他的意见，还是让外交部写报告正式提出为好。
得知江青在钓鱼台发难，周恩来心中极为焦虑。他本来是要住院的，但他又害怕江青一伙再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他就坚持着迟迟不肯住院。与此同时，江青还不罢休，又继续施压，连续四次打电话给王海容、唐闻生，非要逼迫她们撤回让邓小平率团去联大的报告。
王海容、唐闻生知道江青的厉害，十分担心在２６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会取得支持，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两人就商量先了解一下毛泽东现在到底是什么态度。于是，在２５日这天她俩拨通了中南海毛泽东住处的电话，请示了最关键的两条———“毛主席是否仍主张邓小平率团与会？”“我们是否可以将毛主席提议让邓小平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
毛泽东的秘书回电话了，除了复述向周恩来、王洪文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之外，还特别补充了一句：“毛主席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当团长是他提议的。”一直为此惴惴不安的王、唐两人这才心中有了底。
３月２６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会议，讨论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问题。江青仍肆无忌惮地发难，并在会议中途命人召来了王海容、唐闻生。她俩就认真如实地将派邓小平出国参加联大特别会议是毛主席的意见一说，江青才明白过来。但她还不罢休，气呼呼地说：“毛主席是允许我保留意见的。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并不同意批判彭真、吴晗，就允许我保留意见。后来我组织了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毛主席还是支持了我，这样才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很明显，这是江青存心掣肘，给周恩来设置障碍。看到周恩来总理如此操劳，王海容、唐闻生两人从东大厅出来后，就抢先把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知道内情后，非常不高兴。３月２７日凌晨，毛泽东写信给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同时，毛泽东让秘书把信的内容打电话告诉了王海容、唐闻生。
这样，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事才终于尘埃落定。
４月６日上午，经毛泽东批准，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周恩来破例亲自率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４０００余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有西方记者报道说：邓小平复出不久，就作为政府首脑人物出席联大会议，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至今为止出席联大的中共最高级官员，大多数中共政治局委员都到机场欢送，甚至包括打倒他的对手”。
与此同时，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他们都在纷纷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最重要的是邓小平要在大会上阐述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个发言是周恩来和他经过缜密考虑经毛泽东批准并由乔冠华起草的。同时，他作为周恩来事实上的继任者，还要在纽约与美国的基辛格举行会谈。为了与基辛格的第一次见面，他进行了仔细的准备。因为周恩来总理病得很重，很快就要离职住院治病，政治局决定要他在作了联大发言及会见了与会的一些友好国家领导人之后，就赶回北京。而且行程已经基本安排好了：４月７日，邓小平抵达纽约。４月１０日，邓小平在特别联大代表中国发言，在这期间，会见一些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并预定４月１４日与基辛格博士会见，然后于４月１６日晚间离开纽约经巴黎回国。
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代表大会，是继１９７１年在第２６届联大新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后又一个令人激动的历史时刻。这是广大亚非拉国家为改变自身经济不平等地位，要求与发达国家建立经济平等关系的一次重大尝试，因此“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这次会议的宗旨和口号。
４月１０日，因为联合国秘书处的官员说“中国的一位大人物来到了联合国，今天要发表演说”，会场内外和观众席上都挤满了代表和观众。许多华侨携带子女在观众席上就座，人们的脸上也显出兴奋的神色。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的基辛格，特别注意观察这个穿黑色中山装的矮个子。从那敏捷深邃的目光和坚定的步伐中看，邓小平是个性格坚毅顽强的人。邓小平的复出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此前，基辛格专门看过美国驻华联络处和中央情报局分别呈写的有关邓小平的材料，知道这是一个经历坎坷、身世不凡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而且在五、六十年代就曾多次代表中共与苏联打交道，使另一个矮个子赫鲁晓夫深感头疼，为此令毛泽东大为赞赏。显然，此次毛泽东让他代表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表明他就是周恩来的继任者。
邓小平健步走向联合国讲台。会场顿时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他个子不高，身穿黑色中山装，精神抖擞。宽敞的联合国会议大厅里，响彻了他那坚定、明朗、清晰、自信又带四川口音的中国话。他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
———两个超级大国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
———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至今还同第三世界保持着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关系；同时，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着这个或者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和欺侮。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强烈。它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
联合国大会召开时，一般不鼓掌，很少出现中断的场面。邓小平３０多分钟的讲话，中间被多次热烈掌声所打断。结束时掌声更为热烈，响彻了整个会议大厅。中国代表团席位前排起了长龙，几十个国家的大使或者团长向这个中国矮个子表示热烈祝贺。大会因此中断了好些时候，这在联合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邓小平的风光多少让这位以能言善辩著称的基辛格博士羡慕到有点嫉妒了。基辛格目睹着这个热烈场面，心里却酝酿着该怎样与这个中国对手进行第一次见面的会谈。多年以后，基辛格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认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但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４月１４日晚上８时０５分，邓小平与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的基辛格国务卿见面了。这是他们间的第一次会谈。会谈是在纽约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基辛格的套房中举行的。乔冠华副外长陪同参加了会见。《基辛格秘录》一书就曾详细披露了这次会谈的细节。
在记者进房拍照之后，邓小平先拿出一盒烟来，问基辛格能不能吸烟。
基辛格：我不会抽烟，早就听说您抽烟是很有名的，当然也不反对您抽烟。
邓小平：你不会抽烟，那你就缺了点什么。
基辛格：我不抽烟，可我有其他的坏毛病。……
邓小平：你同苏联打交道已经有了许多年的经验。
基辛格：是的。好多年了，那总是使人疲劳的事情，同时也总是千篇一律。一开始，气氛很愉快，等到第二天，就争得面红耳赤，到最后一天，在还有两小时我们就离开时，他们看到我们不放弃最终的立场，于是又变得迁就和愉快起来，每次都一样。
邓小平：我也有不少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根据我的经历，我们从来都不能和他们达成协议。(请看小说网-www.qiyebooks.com)
他们走进了饭厅，先谈了一阵中东问题之后，基辛格端起茅台向邓小平敬酒。在场的温斯顿·洛德开玩笑说：我相信我们用茅台可以解决能源危机。
邓小平接过话头幽默地说：那我们也能解决原材料危机吗？
基辛格也以美国式的幽默答道：我认为只要喝了足够的茅台，任何问题都能解决。
邓小平马上接着说：那我回国后一定采取措施增加茅台产量。
基辛格说：我们一如既往地把保持良好和朋友般的美中关系看做是最重要的。正如我同毛主席、周总理会谈时所说的，我们力图寻求使我们关系正常化的途径。
邓小平：这个政策和建立在这个政策基础上的原则，是得到毛主席本人支持的。我相信，在你同毛主席的两次长谈中，你会明白这一点的。我想，你上一次和他谈了有三个小时。
基辛格：我们谈了许多细节……以我们的经验，中国人是说话算数的。
在基辛格与乔冠华干杯的时候，邓小平说：博士，即使喝掉所有这些茅台，你明天的讲话也会是第一流的。
基辛格：真令人感动不已！我大约应该好好抨击一下超级大国。我很高兴副总理肯定了乔副外长在北京已经对布鲁斯大使说过的话。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变动。
邓小平：我读过你同毛主席谈话的记录。非常坦率。你们从战略的观点讨论了中美之间的关系。有些谈不拢的是，关于苏联的战略重心到底放在哪里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有些分歧，但这些分歧不算什么，因为事实将表明真正的重点在哪里。
基辛格：是的，不管第一个重点在哪里，下一个重点却是明显的。如果重点是在欧洲，那么下一个重点就是中国。如果重点在中国，下一个就是欧洲。如果重点放在中东，那么下一个也是明摆着的。……
邓小平：为什么对“水门事件”那么吵吵嚷嚷？
基辛格：这是一连串难以理解的事情之一。在吵嚷的包括很多人，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反对总统。
邓小平：毛主席告诉过你，我们对此并不感到高兴。这件事无论如何不应影响我们的关系。
基辛格：我可以向你保证，不管“水门事件”怎样，我们一直在执行着我们的政策，我们也将继续执行这个政策而不受“水门事件”的影响。
邓小平：我们对这类事情并不太关心。
基辛格：我们的外交政策仍然得到非常广泛的美国公众的支持。我第一次见到周总理时，我曾说中国是一片神秘的土地。现在美国自己似乎成了一个稀奇古怪的地方。
邓小平：这种事对我们来说真是不好理解。
基辛格介绍了“尼克松—勃列日涅夫最高级会谈”的计划后，说：无论我们和苏联人做什么都是双边的，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约束。美苏间在限制战略武器的谈判计划，我预测不会达成一致。
邓小平：我也觉得在这方面你们不可能达成协议。就我们同苏联的关系而言，也就是说，在我们的东部边界，情况没有改变，还是原来的样子，在军事部署上没有变化。
基辛格：我想，有一点变化，但我不能肯定。我认为他们现在已经增加了三个师，但我还得查一下。
邓小平：主要是他们没有改变什么。
基辛格：这也是我们的印象。
邓小平：在我们非常长的边界上，他们部署了１００万军队，分散在整个的边境地区。他们用这种办法吓唬神经衰弱的人！我想毛主席在同你谈话的时候说过，１００万军队既不够用作防守，也不能用于进攻，他们必须再增加１００万。
基辛格：那取决于他们想做什么。如果他们想占领全部中国，那是对的，这取决于他们的目的。
邓小平：如果他们占领了边境的某些地方，那将意味着什么？他们就真正陷入了泥潭。
基辛格：我没有估计到他们有这样的企图，但可能是那样的，在某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会试图摧毁你们的核设施。我不是说他们已经确定地计划要那样做，但我认为这是可以想像的。
最后，邓小平主动提出了台湾问题。当时，身陷“水门事件”困境中的尼克松为了避免在政治上招致其国内亲台势力的攻击，在台湾问题上有所倒退。１９７４年２月间，尼克松以快得异乎寻常的速度任命了高级外交官列昂纳德·安格尔为美国驻台新任大使，而没有采取本来可以用一位代办可以负责的方式。同时，还允许台湾在美国开设两个新的领事馆，并再次向台湾出售潜艇和先进的军事装备。邓小平已经注意到了尼克松的这些做法。
邓小平问：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可以做什么吗？
基辛格：正如我告诉你的，我们正继续减少我们的存在。我们正在考虑怎样使上一个公报所表达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得以发生效力的方法。我们还没有形成整个的想法，但我们愿意倾听你们的任何意见。
乔冠华副外长：我在想这个问题，我明白问题的实质。我参加了公报的起草，拟定了它的语言。其基本含意就是毛主席告诉你的。我们之间关系的正常化，只能以日本模式（中日建交以日与台断交为前提）为基础。其他模式都不可能。
邓小平：关于这个问题，还有两点。第一，我们愿意这个问题解决得相对快一点。第二，但我们对这个问题并不心急。这两点毛主席也告诉过你。
邓小平与基辛格的第一次会谈给基辛格的感触颇深。据与基辛格有过接触的英国外交官理查德·伊文思（曾任英国驻中国大使）在其著作《邓小平》一书中说：“从１９７４年初起，周也把外交事务的日常工作交给邓处理了。这对邓来说是个新的领域。邓立刻显露出他的作风与周有很大不同，柔和圆滑甚至有点狡猾的外交风格丢掉了。从１９７１年７月至１９７３年１１月，在完全秘密情况下四次来华访问的基辛格，曾同周恩来建立了相互尊重和谅解的关系。他发现同邓打交道很难。邓不容易让人接近他。事实上邓当时向基辛格传递的信息的确比周恩来更严肃、刺耳。他对基辛格讲，美国如若想从与苏联的和解中捞到点什么，肯定是危险的。美国也并没有兑现稍早所作的有关台湾问题的承诺。”
第二部分“油印博士”和美国博士的握手——邓小平和基辛(3)
□邓小平对基辛格说：“我们没有任何手册，只有小米加步枪。博士阁下可以研究我们的大炮。”
其实，福特这个总统并不好当。尼克松辞职后，他是未经选举而接任总统的，其政治地位自然很脆弱，加上他只有剩下的两年任期，接着就是１９７６年的大选，其大部分的精力将用于竞选。福特接任总统后，不擅长外交的他尽管知道舆论界对尼克松让老朋友罗杰斯将国务卿职务让给基辛格的做法甚有非议，但他还是要重用基辛格。以至于吉米·卡特在竞选总统成功后就曾评价福特说，这一届共和党政府虽然冠冕堂皇，气势不凡，可就是抓不住实质，“就拿对外政策来说，基辛格先生已成了这个国家的总统，福特先生已表现出缺乏领导才能，掌握不了这个国家的现状和未来的发展”。
基辛格在福特接见时，就向福特建议，在上班的第一天要接见中国驻华盛顿联络处主任黄镇。福特采纳了基辛格的建议，在上班第一天就会见了黄镇。福特表示，他将继续执行尼克松的对华政策，奉行中美两国签署的《上海公报》，并说要在自己任期内实现美中关系正常化。福特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称其政府没有比“加速”美中关系正常化进程更为重要的事了，基辛格国务卿应当访问北京，讨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细节。黄镇心里明白，这是福特总统上任后在对华问题上作出的两个姿态，当晚就发电报向北京作了报告。
福特出于其国内政策的考虑，在１９７６年大选获胜之前，他是无法推进美中关系正常化的，只能在这个问题上采取拖的办法。因此，他在访问了日本、韩国和苏联之后，才同意派遣基辛格在返程途中顺道访问北京。这次，善长于搞地缘政治的基辛格耍了一点并不高明的“小聪明”，竟然同意在中苏边界上的城市举行美苏首脑会谈，然后紧接着再访问北京，以强调美苏关系缓和对中国利益的影响，从而迫使中国接受美国的政治目标。这恰恰说明基辛格并没有充分了解中国人，他的做法只能使中国人忿然，中国领导人不可能放弃自己的原则。这也注定了他要在北京碰软钉子。
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５日，基辛格在海参崴美苏最高级会谈结束后乘专机来到北京。这次，基辛格全家都来了，包括夫人南希以及儿子和女儿。基辛格在首都机场刚下飞机，前来迎接的乔冠华在握手拥抱时说：“博士，你过去来北京，都是从南面或者是从东面来的，你这次是从北边来的。”乔冠华的话自然有弦外之音。
基辛格很敏锐地回答说：“我从西、南、东三个方向都来过中国，所以这次就试着从北边来。”
乔冠华说：“不知道博士是否知晓，影响中国天气的西伯利亚寒流都是从北边来的。”
基辛格抵达的当天晚上，就携带全家在邓小平的陪同下去医院看望住院治疗的周恩来。周恩来请基辛格给患病的尼克松捎去问候，却并没有说给新接任总统的福特捎去问候。
接着，在１１月２６日、２７日、２８日，邓小平与基辛格连续进行了四轮会谈。中方在场的有外长乔冠华，美方有新任驻华联络处主任乔治·布什。
第一轮会谈开始时，基辛格为了缓和谈判气氛，指着摆在面前厚厚的三大本提要手册，说：“我将开始把这几本手册，从头到尾给你念一遍。”
邓小平幽默地说：“博士，你这几本手册有几吨重？”
基辛格故弄玄虚：“有好几吨重。还准备了不少，这仅仅是开场白。”
邓小平机敏而坚定：“我们方面没有任何手册，我们只有小米加步枪。”
在谈到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时，邓小平严肃地说：“我必须先放一炮。”
基辛格问：“对我？”
邓小平说：“是空炮还是真炮，看你喜欢哪一种。那就是，在这个问题上，如你们所说，你们欠了我们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基辛格还是亮出了美方的观点。基辛格说：“在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问题上，问题是我们怎样完成这一过程。我想将我们遇到的问题分成几部分：这就是台湾外交地位问题、与我们的外交关系问题以及我们在台湾的军事力量问题和我们承担台湾的防务问题。我们的问题与日本不同，或者说，在这个问题上不同于与你们已经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任何国家。首先，我们存在着正式的防卫关系，美台间订有《共同防御条约》；其次，在美国存在着一大群人，他们在历史上就是亲台派。在这种情况下，美方提出：第一，美国准备按日本模式解决美中关系正常化问题，需有一种变通，即我们在台湾维持一个联络处，在北京建立使馆；第二，确定美国从台湾撤军的时间表，到１９７６年夏天撤出一半，剩下的在１９７７年底全部撤出。但在撤军的过渡期，我们还没有找到妥善解决美台《共同防御条约》问题的方案，希望中方声明和平解放台湾，以便美国考虑放弃美台防御关系……”
基辛格的观点，明摆着是美方在台湾问题上明显的倒退。邓小平对此十分不悦，不等基辛格将话全说完，他就打断他的话，问：“就这些啦？”
基辛格说：“是的。这是基本的，这是因为美国有法律上的问题。”
邓小平针尖对麦芒：“实际上这条法律是由你们自己制定的，对吗？”
基辛格问到：“哪条法律？”
邓小平说：“你们就是那些制定法律的人。就是你们对台湾防卫承诺的法律。那是你们自己确定下来的。”
基辛格回答说：“当然，这完全是真实的。”
邓小平就直截了当地指出：“好。既然你们可以制定法律，那自然你们也可以废除它。”
基辛格说：“这也是真实的。我们的观点不是那不能做。我们的观点是我向你解释的那些原因……”
基辛格有些吞吞吐吐。邓小平严厉地说：“你的考虑，从本质上说，还是‘一中一台’的变种！”
基辛格说：“为什么是这样？”
邓小平说：“主要是你们的立场倒退了，改变了联络处的立场。现在的情况是，你们在北京建立了联络处，我们在华盛顿也建立了自己的联络处，你们在台湾还保持着大使馆。这本身表明，还不存在关系正常化的必要条件。换句话说，如果你颠倒一下位置，在北京设立大使馆，在台湾设立联络处，这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人民会得出一个结论，这实际上是‘一台一中’的翻版。因此我们觉得难于接受这个方案。”
基辛格说：“我们希望实现的，是同台湾一步一步地分离……”
“很明显，解决台湾问题的时机还不成熟。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式，就解决台湾问题而论，假定你们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台湾问题应该留给我们中国人自己来解决。至于我们用何种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我相信毛主席已经在他的谈话里讲得很清楚了。”邓小平寸步不让。
基辛格说：“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毛主席声明了两点：一个他相信问题最终要用武力来解决；但他也说，中国可以等待一百年使问题得到解决。”
“是的，他是那样说的。当然，一百年这个数字是象征性的。”邓小平毫不客气。
基辛格说：“当然，我理解。我要说的是，一百年以后，我将不再是国务卿了。”
邓小平加重语气说：“毛泽东主席已经把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部事务应该留给中国人来解决讲得很清楚了。”
基辛格说：“我同意。这也正是我保存的谈话记录。”
在这几轮会谈中，邓小平和基辛格广泛地谈到了核武器、中东冲突、柬埔寨问题、中苏关系及能源危机等世界上别的问题之后，话题又回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问题。邓小平重申了中方的关系正常化三原则。
邓小平说：“博士阁下，中方只能按照日本模式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一旦华盛顿终止了它与国民党当局的《共同防御条约》，台湾问题就成为中国人自己的内部事务。在这一过程中，任何形式的评判和保证，以及任何形式的卷入，我们都不予接受。如果是你们还需要台湾，以及你们国内还有困难，还有待于时间，那么，我们可以等待。”
在１１月２８日下午举行的最后一轮会谈中，双方各自谈了对世界形势的认识。基辛格说因为欧洲和日本不能构成强大的战略力量，所以美国基本上处于世界的“第一线”。邓小平委婉地反驳了美国在所有的地方都处在“第一线”的说法。
邓小平说：“……刚才博士几次说到开炮问题。似乎博士对炮火非常关注。”
基辛格说：“我要深挖洞。”
邓小平说：“我赞成深挖洞。可炮必须开。博士说，炮火的频率和精确度都提高了，由于精确度提高了，炮火能否停下来就不好说了。我认为，研究一下炮开得究竟有没有道理是必要的。因此，我想提出这一点以引起你们的注意是有用的。也就是说，现在在许多问题上，美国正处于第一线。当然，美国也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上都处在第一线。”
基辛格正想说什么时，邓小平看了一下时间，暗示会谈该划句号了。邓小平最后以一句幽默作为结束：“阁下对炮感兴趣，可以多研究我们的大炮。”
由于美国从原有的立场上倒退了，当时美国的评论家们普遍认为，基辛格此次访华“受到了冷落”。尽管基辛格表达了包括会见毛泽东在内的全部的兴趣，但主人告诉他由于毛正在长沙而“不方便安排会见”。后来基辛格从另外的渠道听说毛泽东在长沙会见别的外国客人，他只好悻悻然地去访问了苏州。基辛格再次见到毛泽东、邓小平，已经是１０个月之后的事了。
第二部分“油印博士”和美国博士的握手——邓小平和基辛(4)
□邓小平咄咄逼人，措词强硬，与基辛格尖锐交锋。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捅江青这个马蜂窝，称赞邓小平“以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不久，邓小平又“靠边站”了。
这是基辛格第８次访问中国了。这次他是带着为美国总统福特年底正式访问中国来做前期准备工作的重要使命来到中国的。
这个时候的中国政坛，又到了一个非常时刻。周恩来总理因为病魔缠身，已经不能接待外宾了。尽管邓小平还在主持中央工作，但政治上已经开始刮起一股歪风邪气。毛泽东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又说到当前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不点名地批评邓小平已经开始了。
１０月１９日，基辛格抵达北京。邓小平作为中国方面的主要代表接待了基辛格，并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与基辛格举行了三次长时间的会谈。
会谈中，基辛格对邓小平说：“美中两国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健全的基础之上的，因为两国都对对方无所求。”
邓小平说：“我们非常欣赏尼克松总统在会见毛主席时首先讲的话。他说，他是出自美国自身的利益来到中国的，中方欣赏尼克松迈出了这勇敢的一步。我们理解他这个话的真实性，不是一种外交语言。就是说，他是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同中国打交道的。”
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基辛格不禁佩服邓小平的精明，有一种自知理亏的尴尬。
邓小平接着说：“毛主席多次强调，中美之间当然有双边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国际问题。在对待国际问题上，我们认为，总要从政治角度考虑，才能把问题看得更清楚，才能在某些方面达到协调。正是这一点，我们欣赏尼克松总统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风度。”
这次中国之行，基辛格是在即将离开北京的最后时刻，才被告知毛泽东将会接见他的。
１０月２１日傍晚６时２５分至８时０５分，在中南海毛泽东的书房，毛泽东和基辛格进行了交谈。副总理邓小平、外长乔冠华、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什等都参加了会见。
这时毛泽东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但他仍然坚持站着欢迎他们，握手寒暄后并让摄影者拍照。从现存的录像资料看，毛泽东说话已经相当缓慢，手势也显得困难。在毛泽东与基辛格的夫人握手时，说基辛格夫人个头比基辛格还高，还跟基辛格开玩笑说，娶了个高个子的女人是什么感觉。
毛泽东讲话已经不甚清晰，是由唐闻生与王海容重复他说的话，确认没有错，然后才进行翻译的。要不然就是由他的护士拿着一本记事本，让他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在整个会谈过程中，毛泽东都不断用力地用手和手指作出手势，以强调他的重点。但他的头脑仍然非常清醒，思路十分明晰。毛泽东还用手指指着自己的头说：“这个部分还行，我能吃能睡。”然后又用手拍拍腿说，“这些部分运转不行了，我走路感觉无力，肺也有毛病。总之，我感到不行了。”
他们的具体谈话，我们可以从《基辛格秘录》一书中了解到一些精彩片断：
毛泽东：你知道我浑身是病，我很快就要上天堂了。
基辛格：不会的。
毛泽东：快了。我已经收到上帝的邀请信了。
基辛格：我希望你还要很长的一段日子才会接受邀请。
毛泽东：我接受博士（英语也是医生的意思，一语双关）的嘱咐。
基辛格：多谢。（美国）总统非常希望能够访问中国，也非常希望能和毛主席见面。
毛泽东：我们诚挚地邀请他来访。
基辛格：我们非常重视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毛泽东：是蛮重要的，但没那么重要。（用手指作手势）你们是这个（两个手指中间空间比较大），我们是这个（两个手指中间空间比较小）；你们有原子弹，我们没有。
基辛格：是的，但是主席过去常说，军事力量不是惟一决定性的因素。
毛泽东：副总理邓小平说过，小米加步枪。
基辛格：我们有一些共同的敌人。
毛泽东：是的。
基辛格：你用英文说，也写下来了。能不能把这给我？
毛泽东：好。（他把他写下的便条递给基辛格）。
基辛格：我看主席学习英文大有进步。我说过，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毛泽东：不（把两个手指握得很近）。所以你们和他起了争执（指着副总理邓小平）。昨天，你对他说到，美国对中国无所求，中国对美国也无所求。我的看法是，这种说法一部分是对的，一部分是错的。台湾是小问题，全世界才是大问题。（开始咳嗽了，护士帮助）要是无论哪一边对另一边都无所求，你们干吗要到北京来，我们又为什么要接待你和贵国总统？
基辛格：我们到北京来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敌人，也是因为我们认为你们对世界情势的看法比我们打交道的任何国家都要清楚，而我们和贵国若干观点一致……相当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