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邓小平和世界风云人物》》 · 佚名 · 2026-07-25
本文前面已经说过，赤坂宾馆是日本天皇的离宫，从１９６８年开始按照法国巴黎的凡尔赛宫进行改建，作为日本的国宾馆，专门接待来访的各国元首或者政府首脑，直到１９７４年完工。１９７２年９月，在中国的钓鱼台国宾馆，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在中国参加日中邦交正常化谈判时曾表示，等这一国宾馆改建好后，希望周恩来总理成为这里的第一位客人。周恩来表示，只要中日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他一定去。
邓小平的到来，实现了周恩来总理的遗愿。
第二天上午，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在国宾馆举行盛大仪式，欢迎邓小平一行。
上午９点半左右，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和身着绣有金花的中式上衣的夫人卓琳，在佐藤的陪同下来到正门前厅，福田首相携夫人亲自来到这里迎接邓小平夫妇。双方进行简短的握手寒暄之后，邓小平在福田首相的陪同下，检阅了由１００多名陆上自卫队士兵组成的仪仗队，乐队高奏两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和《君之代》。
内心充满自信的邓小平沉着稳健，不时向士兵们挥手。当走到两国国旗前面的时候，邓小平深深地向国旗鞠了一躬。接着，在《江户日本桥》的乐曲声中，邓小平和福田首相各自向对方介绍了参加欢迎仪式的两国官员和２８个国家的驻日大使。日方根据中方的意见，在这次欢迎仪式上没有邀请苏联大使波利扬斯基。
据说，连日来，日本的天气一直是阴沉沉的，很难见到明媚的阳光。但在日方举行完欢迎邓小平的仪式后，天气顿时晴朗，蔚蓝的天空万里无云，金色的阳光洒满大地。天气的骤然变化，给邓小平访日增添了更加亮丽的色彩，令中日双方平添了一份难得的欣喜，似乎让人们感受到这天气也成了中日友好光明前景的某种象征。这正好如日本外相园田直对邓小平访日形容的：“您给我们带来了艳阳天。”
１０时左右，邓小平在安倍官房长官的引导下，前往首相官邸，礼节性地拜会福田首相。
福田首相先在一楼的吸烟室接待了邓小平副总理。
“昨晚休息得好吗？”福田开口问道。
邓小平爽快地回答说：“因为没有时差，休息得很好，谢谢！”
两人随即并肩来到二楼的首相办公室进行会谈。
寒暄之后，邓小平从口袋里掏出一包他爱抽的“熊猫”牌香烟，从容地按中国的礼节递给了在座的每人一支。这样一来，会谈的气氛就立即变得轻松起来。
邓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后，深情地说：“几年来一直希望有机会来东京访问，这一天终于实现了。我十分高兴，这次和首相第一次见面交换意见，可是相知已久。”
接着，他们共同回顾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曲折经历、波折和困难，并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
福田说：“近一个世纪日中关系的不正常状态终于宣告结束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为了建立日中两国的永久和平友好关系，这是邓小平副总理下决断的结果。”
邓小平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对中国，对日本，甚至对世界都是件大事。虽然有一部分人反对，但几乎全体中国人民、全体日本人民都欢迎这个条约，因为条约反映了他们的愿望。”
福田说：“在任何国家都一样，作决断时总是有人要反对的。在日本，有些持慎重态度的人直到最后才同意这个条约。虽然有些人反对，但多数日本人都表示欢迎和赞成。调查了一下世界舆论，世界各国除一小部分外，也都赞成这个条约。我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条约。”
“中国国内也一样，政府当然没有问题，人民也欢迎缔结这个条约。少数人反对总是有的，一年半前还有‘四人帮’嘛。”邓小平诙谐的话语，引得会场的人一片笑声。“我觉得，《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也有利于亚洲和世界和平。”
福田说：“我们虽说是第一次见面，可是好像很久前就见过似的。日本有句俗语叫穿着浴衣进行会谈，希望我们毫无拘束地随便交换意见。”
当福田首相谈到“自己只对战前中国的情况熟悉，战后由于种种情况和工作忙，没有机会访华，很希望有机会到中国访问”的时候，邓小平掐灭烟头，侧了一下身子，微笑着回答说：“我早就听说，日本把坦率的会见叫作‘披浴巾’。本来我是想在会谈时再说的，既然首相阁下提出来了，现在我就代表华国锋主席和中国政府以及中国人民邀请首相去中国。任何方便的时候，都欢迎。也请园田外相和安倍官房长官随时去。驻华大使佐藤先生，即使不邀请，也请您去。”
福田首相愉快地接受了邓小平的邀请，说：“我一定要去中国访问。”
说到邓小平将要到日本关西访问时，福田说：“那儿有很多从中国传来的文化遗物，有些已经在中国失传了。”
接着，话题又转到了中国的汉字，福田说：“中国汉字的变化很大，看报纸就看不大懂了。日本一直沿用原来的汉字。”
邓小平说：“简化了就不好办了，就看不懂古文了。省略那么多，我也不明白。”
这时，福田首相递给邓小平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几个字，并不无得意地说：“我的名字就取自《诗经》，也可以说是中国的名字。”
邓小平说：“从汉字可知，两国的友谊是悠久的。”
听邓小平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起来。双方领导人都认为应该为加强中日友好而竭尽全力。
对福田首相的友好接待和真诚对话，邓小平很感动，就笑着说：“日本也把穷人作为朋友，真了不起。”
自然，作为当时贫穷落后还没有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中国，与经济发达的日本相比的确如“穷人”和“富人”之比。邓小平坦言中国是个“穷人”，是抱着一种真诚谦逊的态度的。然而这句话却让日本人大为感动，因为中国虽然穷，但毕竟是一个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人口众多的大国。邓小平的话表现的是一种大国风度。
对此，日本外相园田直非常钦佩地感叹说：“到底是一个大国呀！”
这次恳谈大约进行了３０分钟。
上午１０点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换文仪式在日本首相官邸一楼大厅里正式举行。大厅里回响着由日本陆上自卫队中央乐队的２３名队员演奏的中国的《欢迎进行曲》、《我爱北京天安门》和日本的《江户日本桥》、《君之代》等优美动听的音乐。中日两国政府官员等共７０人首先提前１０分钟进入大厅就坐。会场的中央摆放着由红色的石竹花和白色、黄色的菊花装饰起来的五星红旗和太阳旗。
当邓小平和福田赳夫在中日两国外长的陪同下，踏着乐队高奏的乐曲声从红地毯上进入会场时，会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接着，福田和园田直，邓小平和黄华并排坐于罩着绿色呢绒布的桌前，背后金色的屏风上悬挂着中日两国的大国旗。在其两侧，又整整齐齐地一对一地摆放着１２对小国旗。整个会场显得庄严而又肃穆，热烈而又宁静。
在日本外务省中国课长田岛的主持下，仪式正式开始，全体起立奏响了两国国歌。随后，园田直和黄华用毛笔先后在双方分别用日文和中文写成的批准书上交叉签字。从此，历史庄严郑重地记下了这一个令人难忘的时刻：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３日上午１０时３８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从此生效。
在热烈的掌声中，中日两国的外长紧紧握手。
此刻，福田首相首先举起斟满香槟酒的酒杯，对邓小平说：“为华国锋总理和阁下的健康干杯！”
邓小平也立即起身，走到福田的面前举杯与福田碰杯，说：“为天皇陛下，为福田首相阁下，为日本朋友们的健康干杯！”
在场的日本朋友听到邓小平的这句祝福“天皇陛下”的话，都高兴地笑逐颜开。
就在这个时候，邓小平突然放下酒杯，再次走到福田首相跟前同他拥抱。经常在别人面前自称为“外交家”的福田首相，对邓小平的这一举动大为吃惊，显然他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这一比较少有的亲热的外交举动缺乏思想准备，因此表现得有些慌乱，不知所措，姿势也显得僵硬。而这更让站在一旁同黄华握手的园田直外相看愣了，他或许正在为首相的不知所措的形象感到担心，然而更让他没料到的是邓小平随即走过来和他拥抱，结果由于一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园田直自己倒显得更加狼狈和滑稽。难怪有人看到这个镜头时，都大笑着说：“园田外相的表情动作真滑稽。”这张照片被记者抓拍下来，我们依然能看到园田直在邓小平的拥抱中，身体的僵硬和不自在。他或许怎么也不会想到邓小平这个东方领导人会用这样的一个西方礼节表达对中日友好的期盼和祝福。
这天下午福田与邓小平在首相官邸接待室举行第一次会谈。中方参加会谈的有黄华、廖承志、韩念龙和中国驻日大使符浩等人。日方有外相园田直、官房长官安倍晋太郎、驻中国大使佐藤正二、外务审议官高岛盖郎、亚洲局长中江要介等。
福田首先代表日本政府和国民表达了日中两国要建立持久的名符其实的睦邻友好关系的良好祝愿。他说：“特别是本世纪以来，连续发生不幸事情，我感到非常遗憾，并进行反省，今后不应再重演。战后日本已改变姿态，决心不再做军事国家。”
在谈话中，福田说日本的“全方位和平外交”，是不敌视世界上任何国家，也就是要为同一切国家都友好而努力。但是，他的这番话并不意味着日本的外交是“全方位等距离外交”。他强调要坚持日美安全条约，并确信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不仅能贡献于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而且能贡献于世界和平。
邓小平坦率地说：“我们两国有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在两国友好的长河中，不幸的历史只有几十年时间，这不过是很短的插曲。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总结了我们过去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从政治上更进一步肯定了我们两国友好关系要取得不断的发展，中日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坦率地说，在现在这个动荡的局势中，中国需要同日本友好，日本也需要同中国友好。尽管你们交的是个穷朋友，但是这个穷朋友还是有一点用处的。”
说到这里，福田连连表示：“不是，不是。”
会谈中，邓小平和福田还就国际局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次会谈是从下午２时半开始到５时２５分结束的，长达３个小时。会谈结束后，福田首相在向记者谈及对邓小平的印象时，只说了一句话：“非常了不起。总之，非常了解世界形势，虽然同对方立场不同。”
当天晚上７时半，福田在首相官邸设宴欢迎邓小平一行。
晚宴是在两国人民都喜爱的歌曲《樱花樱花》和《洪湖水浪打浪》的乐曲伴奏声中，无拘无束地进行的。宾主们品尝着“黄油炸霸鱼”等纯法国式饭菜，大家谈笑风生，洋溢着亲切友好的气氛。福田和邓小平分别致了祝酒词。
福田在祝酒词中，首先回顾了日中两国具有两千年以上的友好交流的悠久历史，说：“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两国关系的发展是无法分开的，到了本世纪，经历了不幸的苦难。”讲到这里他离开眼前的讲稿，突然冒出一句：“这的确是遗憾的事情。”然后，又接上讲稿说：“这种事情是绝不能让它重演的。这次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正是为了做到这一点而相互宣誓。”
对于福田突然冒出的这句话，在场的日方译员并没有翻译。不过，这话还是传到了邓小平的耳朵里，并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登了出来。宴会结束后，有记者就此追问福田时，他避而不做正面回答，只是说：“由于原稿字小，有三处不能读。”
邓小平在致词中说：“中日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是两国应该而且完全可以和平友好相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明确地规定，中日两国不谋求霸权，同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是国际条约中的一项创举。……条约的这项规定首先是中日两国自我约束，承担不谋求霸权的义务，同时也是对当前威胁国际和世界和平的主要根源———霸权主义的沉重打击。”
宴会结束后，邓小平在福田的陪同下来到大餐厅，欣赏了由日本财团法人“才能教育研究会”的３至１２岁的儿童表演的小提琴演奏，并同演员们合影留念。
２５日上午１０时，福田和邓小平第二次会谈在首相官邸接待室举行。
一见面，福田就对邓小平在日本表现出来的充沛精力表示赞叹：“你真是一位超人，一点倦色都没有。”
邓小平笑着说：“我多次说过，高兴时就不觉得疲倦。”
这时一位日本摄影记者为了拍摄新闻照片，提出希望邓小平与福田首相再握一次手的要求。邓小平爽快地答应了，并且十分亲切地说：“能够见到新闻记者们很高兴，但遗憾的是时间短……”
双方落座后，福田再次称赞邓小平是“超人”。
邓小平谦虚地说：“我不过是个兵。在旧中国，人们把兵称为丘八。”邓小平的话意思是说，他的身体好，是因为自己也是一个普通人，不娇气。
接下来，就朝鲜问题、中国的台湾问题和中日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在谈到台湾问题时，邓小平这样说道：“我们实现祖国统一也要充分考虑到台湾的现实。日本方式也是尊重台湾现实的一种表现。美国总希望我们承担义务，不使用武力解放台湾。我们说，什么时间、用什么方式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无权干涉。实际上我们承担了不使用武力的义务，反而会成为和平统一台湾的障碍，使之成为不可能。那样，台湾当局就会有恃无恐，尾巴翘到一万公尺高。”
在场的人都被邓小平形象生动的语言逗得哈哈大笑。
会谈中，邓小平还说：“中日双方由于各自的环境不同，对一些问题有不同的看法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比如你们叫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的问题，就是有一些看法不同，可不在会谈中谈。我同园田外相讲过，我们这一代人不够聪明，找不到解决的合理的办法，我们下一代会比较聪明，大局为重。”在几个小时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日本记者再次突然提出了关于钓鱼岛这一敏感问题，邓小平精彩的回答令日本记者好评如潮。下文将详细叙述。
在会谈结束的时候，邓小平赠送给福田首相一套中国的文房四宝。福田接过礼品，感动地说：“感谢送给我珍贵的礼品。尤其是送给我端砚和文具。我很喜欢写字，虽然写的不好，相信将来会写得好些。”
顺便说及的是，三年后的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２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来访的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
老朋友一见面，福田就说：“三年前我就接受了邀请，现在有机会得以实现，感到非常高兴。”
邓小平笑着说：“欢迎阁下来访。但有一点遗憾的是，你在任首相期间没有到中国来，欢迎你以后随时来。在你执政的时候，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国不健忘，凡是对发展我们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做过有益的事的人，我们都是记得的。”
会谈中，福田赳夫在向邓小平谈他这次中国之行在古都南京和西安参观后的感受时说：“中国伟大的民族文化遗产真了不起。”
接着，邓小平问福田：“你对我们在台湾问题上提出的九点建议的看法如何？”邓小平讲的九点建议，是指１９８１年９月３０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
福田说；“我看到了叶先生提出的九点建议，我理解九点建议贯穿着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思想，对贵方这种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台湾问题的态度表示赞赏。”
邓小平十分坦诚地说：“台湾现在的反应是拒绝了。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样的事情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解决的，需要时间。”
“我想起《孙子兵法》中有这样一段话，”福田对邓小平的说法表示赞同，一边说一边在纸上写下“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的字条递给邓小平，“希望你们用这个精神解决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外部插手会成为障碍。”
邓小平看后说：“这是中国的老话，我们并不想‘屈人之兵’，我们绝不使台湾处于投降、屈服的地位，我们提出的是对等谈判，相信总会有变化的。”
席间，邓小平关切地问起日本岸信介先生的健康状况，并邀请他到中国来看看，并请转达他对岸信介先生的问候。
福田问邓小平：“你每天工作到什么时候？”
“晚上１２点。”邓小平回答道。
福田幽默地说：“你真是个‘怪物’，岸信介先生也是个‘怪物’，年纪虽大，但身体健康，头脑清醒。”
邓小平说：“请你告诉他，我很想和‘怪物’见面，‘怪物’和‘怪物’见面，不会吵架的。”
５年后的１９８６年４月２１日，邓小平又一次会见了来访的担任日本国际人口议员恳请会会长的福田赳夫。他们在这次会谈中谈到了中国的人口政策、裁军等话题。
第三部分“我们要积极向前看”——邓小平和日本天皇(4)
□中国领导人第一次和日本天皇握手。坦诚大度，尽展大国风度的邓小平对天皇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
□裕仁天皇在首次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时使用“不幸的事情”这一措辞，是从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个角度，间接地向中国人民表明谢罪之意。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３日，是中日关系史上一个特别的日子。
这一天，邓小平和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出席了在日本首相府举行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的换文仪式。还有，更为重要的是，邓小平作为中国的领导人，在“二战”后第一次与日本天皇握手。
会见是在这天中午举行的。
在天皇皇宫的正殿行厅，邓小平拜会了日本裕仁天皇夫妇。
在拜访天皇之前，日本方面的许多人士，都提心吊胆地担心邓小平会代表中国人民追究天皇在日本侵华战争中的责任。如果这样，不仅是给天皇出难题，而且会直接影响刚刚进入正常化的中日关系。
一见面，身穿西服的裕仁天皇首先伸出手来同邓小平和夫人卓琳握手，微笑着说：“热烈欢迎，能够见到你们，很高兴。”
“感谢贵国的邀请。”邓小平微笑着回答道。
简单的寒暄之后，裕仁天皇和邓小平相对而坐，皇后与卓琳并肩坐在不远的沙发上。
天皇首先说：“你在百忙之中不辞远道到日本来，尤其是日中友好条约签订了，还交换了批准书，我非常高兴。”
邓小平回答说：“中日友好条约可能具有出人意料的深远意义。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从各个方面建立和发展两国的和平友好关系。这项条约是迄今为止两国关系的政治总结，也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新起点。这项条约，不仅对我们两国子子孙孙友好下去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对世界和平也有重要意义。”
邓小平的坦率真诚和富有远见的谈话以及宽容大度的风格，似乎触动了裕仁天皇。在听了邓小平的这番讲话后，天皇也开始畅谈起中日关系来。而比天皇更加触动的或许是日本政府的那些一直提心吊胆的人士，邓小平一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让他们如释重负，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了。他们深深地被邓小平所折服。
天皇也松了口气，说：“在两国悠久的历史中，虽然其间一度发生过不幸的事情，但正如您所说，那已成为过去。两国之间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这实在是件好事情。今后，两国要永远和平友好下去。”
裕仁天皇的这段讲话，是一段“临场发挥”，是天皇自己的一段即兴发言。这是出人意料的。尤其是天皇还用了一个“不幸的事情”这个显然模棱两可的词汇来形容日本侵华战争的那段历史，这更是令人惊讶的。因为，按照日本天皇会见外宾的惯例，一般都由日本外务省和宫内厅商拟一个简单的讲话提纲，以防初次见面讲错话而失礼。虽然日本天皇在访问西德和美国时，外务省和宫内厅在拟就的讲稿中，都有对战争感到痛心的话，但这次在接待邓小平的来访时，讲稿中却没有写任何有关战争责任的话。可见日本政府对侵华战争的态度一直是暧昧的。但无论日本政府怎么掩饰或者回避战争责任问题，历史终究是历史，谁也抹杀不掉这一客观存在的事实。而对任何一个有良知的日本人来讲，这个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作为日本天皇的裕仁，在会见远道而来的第一个中国政府高级领导人的时候，又怎么能对此只字不提？面对邓小平的坦诚和宽容，裕仁的内心又怎能不起波澜？天皇之所以能够脱离讲话提纲，说出上面的这段话，说明他的内心也无法绕开日本侵华战争给中华民族所带来深重灾难和屈辱的历史的，或许这也是他的心里话。尽管非常委婉含蓄，但也十分难得。
后来日本共同社评论说：“陛下在首次会见中国最高领导人时使用‘不幸的事情’这一措辞，是从天皇的战争责任这个角度，间接地向中国人民表明谢罪之意。”
对裕仁天皇的回答，邓小平表示赞赏。他高兴地点点头说：“一点不错，我赞成。”
天皇又关心地问邓小平：“您身体很好啊。”
“我７４岁，听说陛下比我稍大一点，身体都很好。这最要紧。”邓小平也关心地问候道。
这时，坐在一旁的皇后插话问道：“北京很美吧？”
邓小平十分诚恳地说：“北京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现在正在加紧改造。”
“东京也有公害问题。”天皇也坦率地说。
之后，两人又从城市问题谈到植物和历史，两人越谈兴致越浓。
在会见结束的时候，天皇和皇后将一张署名的照片和一对银花瓶赠送给邓小平夫妇。邓小平也向天皇夫妇回赠了一幅画着驴子的中国水墨画卷和彩色的刺绣屏风。
会见结束后，裕仁天皇夫妇在皇宫富丽堂皇的丰明殿举行了丰盛的午餐会，宴请邓小平夫妇和中国官员。据说，宫内厅考虑到邓小平曾留学法国，筵席上的菜肴大都是宫内厅大膳科最拿手的法国菜。而且，为了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他们专门在汤菜里面加上了燕窝。皇宫还打听到中国人爱吃鸡肉，因此准备了许多新鲜味美的鸡肉。可见，天皇对中国客人的来访是极其重视的。
在摆满紫色、红色和黄色等五颜六色的菊花的筵席旁边，还摆放着两只插满了满天星、白菊、黄菊和百合花的大花瓶。在３２只彩灯散射出的彩色光芒中，在日本皇宫雅乐《越天乐》、《五棠乐急》的轻快优美的旋律中，邓小平和裕仁天皇以及皇太子、福田首相频频举杯，互相祝福。
邓小平举杯对天皇说：“中日两国要子子孙孙世世代代友好。”［奇书电子书-ＷwＷ.QiＳuu.cＯm］
天皇马上接过话茬说：“日中两国建立起这样的友好关系，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要永远继续下去。”
据日本媒体报道说，一位参加这次午餐会接待工作的皇宫侍从说，他“是第一次看到天皇陛下心情这样愉快”。
福田首相自然更是高兴，看到天皇与邓小平这一历史性的握手是如此的圆满，他更是兴奋不已，从皇宫一回到首相官邸，就喜不自禁地说：“气氛非常愉快，陛下的心情似乎很好。”
后来一位日本记者向福田问道：“据说邓副总理比你大一岁？”
平时十分忌讳和抵触别人提他年龄的福田首相，这次对记者的回答却十分的轻松愉悦：“不，邓副总理年轻。我是明治６年，邓副总理是明治３７年。”
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实教授在１９８０年出版的《友好易，理解难》一书中曾这样评述邓小平与裕仁天皇的第一次握手———
邓小平的这个讲话非常宽容。如果邓小平发表的上述讲话，引出了天皇的“不幸的事情”这一没有预定的发言的话，那么不知道是因为他的人品，还是他的表演能力。我想，人的本领是不可小视的。
日本有一部分人指责天皇的这个讲话不彻底，与历史事实不符。我也认为这种指责不是没有道理，可是，如果与事先协商根本就不谈相比，我以为还是谈出来好，即使说上千言万语，是否就说明对历史事实承担责任了呢？那时可能进而要求落实。不过，中国是来寻求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不是寻求天皇退位和在日本搞革命。
几天后，邓小平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时，也曾这样表达会见天皇后的心情：“这次我们受到天皇和皇后两陛下的热情款待，对此十分感谢。与天皇会见，加上午餐，共两个小时，时间不短。我们都谈到了过去。然而我们注意到，比起过去，天皇更放眼于未来。天皇对条约的签订很关心。这一点，我们非常满意。”
第三部分“我们要积极向前看”——邓小平和日本天皇(5)
□中国人不忘老朋友。邓小平马不停蹄拜访为中日友好事业做出贡献的友好人士，三番五次地说：“饮水不忘挖井人。”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对外相园田直说：“今天是老邓唱主角。”
□邓小平幽默地说自己到日本来是“寻长生不老药”。参观日产汽车公司后感慨地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了。”在时速高达２１０公里的新干线上，邓小平感慨地说：“很快，就像风一样快。有一种被人从后面鞭打，被人追赶的感觉，我们现在很需要跑！”
“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向何处去？中国与世界的差距到底有多大？什么是中国人所要追求的现代化？中国如何实现自己的现代化？
带着这些疑问，７４岁的邓小平在１９７８年这个不同寻常的中国农历的马年频频走出国门，以超乎寻常的精力，开始对中国周边国家进行频繁的外交活动。在中国，马年有奔腾、跃进的寓意，龙马精神、马到成功，都是中国人文的某种精神象征。刚刚从政治风云中第三次复出仅仅半年的邓小平，要让封闭的中国走向亚洲、走向世界的同时，也要让亚洲和世界走进中国。缅甸、尼泊尔、朝鲜、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在这一系列的出访中，邓小平最看重的或许就是日本了。战后日本如何从废墟中迅速崛起，这正是邓小平访日的真正目的。也许正是从这个时候，邓小平开始对中国未来的发展远景进行了规划和构想，并形成了后来明确的思路———打开国门，改革开放，大胆地吸收和借鉴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适应现代化社会化生产规模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使贫穷落后的中国走向富强和文明，走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邓小平来到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和日本天皇握手，当邓小平大度地说出“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的时候，赢得的不仅是现在，而且是未来。
在拜会天皇之后的第二天，也就是１９７８年的１０月２４日上午，邓小平首先专程前往拜访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和现任自民党干事长大平正芳这两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田中角荣在１９７２年７月出任日本首相后，与时任外相的大平正芳一起为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做出了巨大贡献，也深受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的赞赏。本文的开始已经详细讲述。１９７４年，田中角荣因被指控接受美国洛克希德飞机制造公司的巨额佣金而被迫辞职。
上午９点１７分，邓小平在廖承志、黄华、韩念龙和符浩等陪同下，乘车来到东京目白台的田中私邸看望田中角荣。据当时的报道说，田中从清晨起床后就不断地在大门口出出进进，心神不宁，生怕自己错过了在大门口迎接邓小平的机会。而日本国会里的４０多名田中派议员也一大早就赶到田中家中，恭候邓小平的到来。而田中私邸周围的大街小巷更是戒备森严，据说日本警视厅为此出动了大约８０００名警察。
当邓小平一行到来时，受到了４０名议员的列队欢迎。
邓小平对田中说：“我们这次前来日本访问，一方面是为了互换条约批准书，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对过去为两国的友好事业作出努力的老朋友表示感谢。我们始终怀着感激的心情记着田中先生就任首相时签署了中日联合声明。”
“您的这次来访，是日中关系的新起点，所以受到全日本国民的欢迎。我等了６年，这一天终于来了。”田中角荣动情地说，“我见到您，心情就同与已故的周恩来总理会谈一样。”
提起田中角荣的那次访问，不禁勾起邓小平对往事的回忆。邓小平略带遗憾地说：“那时，我在离北京很远的地方，没能见到您。”
会谈中，邓小平还满怀深情地说：“我们对于过去的老朋友是不会忘记的，这是东方人特有的感情。今天我们就是同老朋友叙旧。”
邓小平还热情邀请田中和在座的前任官房长官二阶堂进再次访问中国。在会见结束时，邓小平向田中赠送了一套中国茶具和文房四宝。在这个砚台的背面，刻着周恩来总理年轻时代留学日本手书的著名诗篇《大江歌罢掉头东》。田中则向邓小平一行的夫人们赠送了介绍日本插花艺术的图书《传统之美》。
随后，田中陪同邓小平一行来到田中家的庭院中的草坪上合影留念。
邓小平的来访，让田中备感兴奋，事后他对记者说：“邓小平富有幽默感。”并说，“要是日本人也有幽默感，那就好了。”
告别田中角荣后，邓小平在１０点４５分来到大仓饭店，拜访大平正芳。
大平正芳的名字开始为中国人所熟悉是在１９７２年。当时他任田中内阁的外务大臣，曾陪同田中角荣首相访问中国，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在６０年代他曾任日本池田内阁的官房长官、外务大臣。１９７４年１月，大平正芳代表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就缔结《中日航空协定》达成协议，并签署了《中日贸易协定》。１９７６年底他出任自民党干事长，积极推动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在福田内阁时期，他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不遗余力。
一见面，邓小平就说：“昨天已经见过面，今天是来正式拜会。”
“阁下不忘老朋友，特地来看望，十分感谢。”大平正芳感激地说道。
邓小平说：“今天是为了表示感谢而来。１９７２年阁下和田中前首相一起访华，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为发展中日关系开辟了道路。签订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我们感谢福田首相的决断，同样也要感谢田中前首相和大平正芳外相。”
大平正芳说：“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很大发展。我对日中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关系的顺利进展，感到由衷的高兴。期望通过副总理阁下的访日，使两国关系进一步飞速地发展。”
这是邓小平和大平正芳的首次正式会见，亲切友好的谈话如同老朋友的叙旧。会谈中，大平正芳对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对日中友好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
“日本在北京有两个大使，我认为在佐藤大使之外还有一位大使，非常有魄力。”大平正芳一边说一边指着在座的廖承志说，“廖先生是老朋友了，见了他就好像到北京出差似的。”他还说：“廖先生是中国人，但日本话讲得比我好。”
邓小平马上指着廖承志风趣地说：“他从小学就在这里读书，一直到中学。在中国他是高级知识分子，在日本是小学生。”
大家听了都哈哈大笑。
“今天来是叙旧，这是我们东方人的感情，欢迎阁下方便的时候访华，看看中国的情况。”邓小平向大平正芳发出了邀请。
“我也希望尽早有机会访华。”大平正芳愉快地接受了邀请。
大平正芳还谈到了在座的黄华外长。他说：“以前我以为黄外长是一位可怕的外长，其实是很和蔼可亲的。中国有勇气，在联合国公开发表自己的外交政策，令人佩服。”
邓小平说：“你们不方便讲，我们可以讲，１９７４年特别联大的时候，我就讲了‘谬论’。”
邓小平的话再次引起了全场的笑声。
几个月后的１９７９年１月２８日下午３点，邓小平乘坐波音７０７客机赴美访问飞临日本上空时，想起了这位老朋友大平正芳。当时的大平正芳刚刚当选为日本自民党总裁和内阁总理大臣不久。邓小平给他发了一封电报：“一周后，从美国回国时，计划在贵国逗留。我为那时能同阁下及其他日本朋友交谈而高兴。”２月７日，当邓小平一行结束对美国８天的正式访问，乘专机飞抵东京羽田机场，如约在日本首相官邸同大平正芳会谈。邓小平向大平首相通报了访美情况，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形势、亚太地区以及双边关系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邓小平代表中国政府再次邀请大平正芳首相在方便时访问中国。这一年的１２月５日，大平正芳首相和夫人应邀访问中国。大平首相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后第一位踏上中国国土的日本首相。１２月６日上午，邓小平会见了大平正芳首相一行。
在拜会结束之后，邓小平真是马不停蹄，在２４日上午，接着前往日本国会议长接待室，对众议院议长保利茂和参议院议长安井谦进行礼节性拜访。
一见面，两位议长都对邓小平的来访表示欢迎，并给予高度评价。
保利茂说：“我迎接阁下一行，深切感到，日中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不只是空喊，而是具有实际内容的。”
安井谦说：“过去的日中关系未必都是幸福的。但是，日本以第二次大战的结局为转机悔过自新，作为和平国家投入了新的建设。作为最后的总结，缔结了日中条约。”
对两位议长的讲话，邓小平表示了感谢，并幽默地说：“诸位都是老朋友，彼此都是老相识。今天的好天气就象征着两国之间的未来。”
之后，邓小平在日本国会会见了日本社会党、公明党、民社党、新自由俱乐部、社会民主联盟和共产党等６个在野党的领导人。
邓小平对新自由俱乐部的代表河野洋平亲切地说：“你还记得我们在北京见面时说过的话吗？为了中日友好，需要太平洋的稳定，所以我牢牢地记住了你的名字———洋平。”他还说：“请你永远不要改自己的名字。”
邓小平的幽默诙谐让河野洋平一开始还有些不知所云的诧异。
邓小平就又解释说：“太平‘洋’和‘平’是我最大的希望。”
河野洋平这才恍然大悟，十分感动。对百忙之中的这位中国领导人还记得去年秋天自己访问中国时说的话还记得如此清楚，河野洋平不禁对邓小平投来尊敬的目光。事后他对记者说：“还是邓小平善于掌握人心。”
在短短的１５分钟恳谈中，邓小平引用中国的徐福东渡日本寻求长生不老之药的传说，轻松地把话题一转，说道：“听说日本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问的目的，一是交换批准书，二是对日本的老朋友所做的努力表示感谢，三是寻找长生不老药。”
邓小平话音一落，议长室内就爆发出热烈的笑声。
邓小平接着补充说：“日本早有蓬莱国之称，听说有长生不老药。这次访日，也是为了得到它。或许没有长生不老药，但是我想把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先进经验作为礼物带回去。”
邓小平的幽默一下子让恳谈的氛围中充满了“药”味。
公明党的竹入委员长说：“最好的药不就是日中条约吗？”
民社党的佐佐木委员长说：“日本正处于药物公害，最近对中国的中草药评价很好。”
邓小平接过话头说：“由于山区开发，草药也不大容易弄到了。所以，最近在进行人工栽培。”
恳谈结束后，保利茂和安井谦在众议院举行盛大的室外酒会，款待邓小平一行。３００多名日本国会议员用长时间的热烈掌声对邓小平的来访表示热烈欢迎。
保利茂议长代表众参两院致欢迎词说：“邓小平阁下的访问，是揭开两国新时代之幕的第一步。”
邓小平在祝酒词中代表叶剑英委员长转达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并对为中日友好做出贡献的人们表示感谢，他还强调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了，但是我们的任务并没有结束，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任重道远。在座的各位都是日本的政治家，肩负着日本国民的重托。我们愿意同各位一起，再接再厉，为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各项原则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和各方面的交流，为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而共同努力。”
酒会结束时，邓小平端着酒杯来到保利茂议长的身边，说：“我俩一起走走。”
这时许多议员也都跑过来“祝贺”。
保利茂对邓小平说：“这些议员都为国会通过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作出过努力，他们都是中国的好朋友。”
邓小平笑着说：“看见这么多朋友，我非常高兴。”
保利茂说：“我想带这些议员到中国与您见面。”
邓小平高兴地说：“欢迎，欢迎！”
大家开开心心地畅所欲言，酒会始终洋溢着亲切友好的氛围，真是欢欢喜喜。参加酒会的日本首相福田赳夫对外相园田直亲切地说：“今天又是老邓唱主角。”
邓小平在国会受到了日本众参两院的欢迎是热烈的，也是坦诚的。
中国人不忘老朋友，饮水不忘挖井人。下午５点半，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又在下榻的赤阪迎宾馆亲切会见了已故的日本友人———前首相片山哲、前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前农相松村谦三、前首相石桥湛山、前企划厅长高崎达之助、前邮政铁道相村田省藏———的家属，对为中日友好做出贡献的前辈表示感谢，对他们的亲属表示慰问。
邓小平首先抱歉地说：“饮水不忘挖井人。本来应该到大家的家中去拜访，但因为没有时间，所以就请大家到这里来了。”谈话中，邓小平两次引用周恩来总理在中日邦交正常化时跟日本友人说的民谚“饮水不忘挖井人”。
邓小平说：“松村谦三、高崎达之助、石桥湛山、浅沼稻次郎、片山哲、村田省藏等各位先生都是有远见的政治家，也是挖井人。在中日两国关系尚处于不正常状态的时候，他们就坚信两国关系一定要正常化，他们不惧艰难不怕压力，为中日友好事业进行了不懈努力，有的朋友为此贡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当邓小平讲到这里时，坐在他右边的片山哲先生的遗孀８３岁的菊江女士摘下眼镜，用手帕擦起了眼泪。坐在他左边的浅沼稻次郎先生的遗孀７４岁的京子女士也流下了感动的泪水。
邓小平看着这动人的场面，动情地说：“诸位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亲属，当然也是中国人民的亲戚。你们有的已经是为中日友好努力的第二代、第三代了，从你们身上，使我更加坚信中日两国人民一定会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我欢迎你们多到中国去看看，常来常往，像走亲戚一样。同时，我也请你们转达我对没有出席今天会见的老朋友的家属们的慰问和感谢！”
邓小平一腔肺腑之言温暖了日本朋友的心。村田省藏的大儿子、６１岁的村田震一先生感动地说：“父亲去世已经２０年了。尽管如此，你们还没有忘记我们，把我们请来了……”
这天晚上，邓小平在出席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和日中协会等１０个友好团体举行的盛大欢迎酒会上，再次发自肺腑地说“饮水不忘挖井人”，再次赢得了日本人民的欢呼和掌声。
而在这天的下午，邓小平和夫人卓琳在川又克董事长和石原总经理的陪同下，抽空参观了日产汽车公司神奈川县座间市的日产工厂。在这里，邓小平和夫人乘坐电动汽车，通过麦克风听取工厂厂长末松先生的介绍，参观了以设备最新引以自豪的车体工厂和组装工厂。
当在车间看到４８个产业机器人在依次焊接车体，自动化程度达到９６％的时候，邓小平兴奋异常，一边仔细查看一边不停地感兴趣地问道：“这里的工人都受了什么教育？”“零件都是在公司生产的吗？”“工人的工资有多少？”当邓小平来到组装工厂时，他了解到这个工厂比中国最先进的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人均年产量竟多出９３辆！他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参观结束的时候，邓小平在日产广告馆答谢时，发表了即席讲话。邓小平说：“我懂得了什么是现代化了。欢迎工业发达的国家，特别是日本产业界的朋友们对中国的现代化进行合作。这也将加深两国的政治关系。”
当工厂摆好钢笔和纸请邓小平题词留念时，邓小平却欣然要求用中国的毛笔挥笔写下了“向伟大、勤劳、勇敢、智慧的日本人民学习、致敬”的题词。卓琳也挥笔题词。邓小平夫妇一起为日产公司题词，让日本朋友受宠若惊，说：“这真是了不起的纪念。”
随后，日产公司向中国政府赠送了一辆最高级的价值３８０万日元的“总统牌”轿车。邓小平则向日产公司赠送了一幅吴作人的熊猫画。
在第二天与日本经团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谈话时，邓小平强调他将致力于中国的生产管理现代化，坦率地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世界落后２０年。
“一定要抓管理。”“不能只是生产东西，还要提高质量，严格地进行管理。”邓小平说，“中国荒废了１０年，在此期间，日本和其他国家进步了，因此，里外落后了２０年。”
这次会见，邓小平给向来沉默寡言严肃谨慎的土光敏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邓小平油然而生一分敬意。他甚有感慨地说：“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他说中国还很落后，必须进行学习，必须向先进的日本学习这种谦虚态度和对于实现现代化的坚强决心。从历来的中华思想来说，这是不可想像的。”
午餐会后，土光敏夫又对他后来的继任者稻山嘉宽说邓小平是一个“坦率，不拘束的人”。稻山嘉宽也说：“越是有信心的人，就越灵活，不拘泥于小事。在日本逗留期间的日程，邓先生也只就根本的问题说了话，后来一丝不差地听外务省安排日程。听说迄今为止还没有过这样的公宾，而且是一位有肚量的人。因为有信心，所以谦虚。”
２６日上午，邓小平在稻山嘉宽的陪同下，参观日本的钢铁大本营———新日钢铁公司君津钢铁厂。而日本现代钢铁业的创始人稻山嘉宽正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他还担任日中经济协会会长。参观之后，邓小平与这位日本“钢铁帝王”立下了君子协定，一定要把中国的宝钢建设得比君津钢铁厂更好。
在大阪，邓小平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参观了松下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并与有“经营之神”称号的８３岁的松下幸之助先生进行了长达２０分钟的交谈。邓小平说：“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很多，希望松下先生和各位给予援助。”邓小平的意思是希望在电子技术设备方面支持中国。松下幸之助愉快地回答说：“我们什么都传给你们。”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２６日下午，邓小平夫妇一行在园田直外相和驻华大使佐藤的陪同下，乘新干线“光－８１号”超特快列车前往日本关西地区访问。在时速高达２１０公里的列车上，邓小平感慨地说：“很快，就像风一样快。有一种被人从后面鞭打，被人追赶的感觉。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快跑！”
在关西，邓小平冒雨登上岚山，缅怀周恩来总理。
在关西，邓小平来到与中国西安结成“姊妹城市”的奈良，参观了公元７６３年由唐朝鉴真和尚建立的唐招提寺，邓小平还邀请鉴真和尚回国和森本长老访问中国。
在关西，邓小平受到了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所到之处尽是歌声和掌声……
第三部分“我们要积极向前看”——邓小平和日本天皇(6)
□邓小平是继秦始皇、孔子、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４号人物。日本媒体更是将邓小平访日在日本掀起的“中国热”形象地称作“邓小平旋风”。
□邓小平在日本访问期间扮演了一个中国超级推销员的角色。
有“毛泽东研究权威”之称的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实教授，在１９７８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转向研究邓小平。他十分关注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对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早在１９９２年１１月，他就从大历史的角度，在日本《外交论坛》杂志撰文提出了一个在中国乃至国际学术界上引起震动的独特观点———邓小平是继秦始皇、孔子、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４号人物。
竹内实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分析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应选秦始皇，因为他他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秦国”。而第二人应该要算孔子了，因为孔子使中国具有“中华文明”的世界之“面貌”，他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华民族并且还将永远流传下去而不朽。而在２０世纪，“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再次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军阀混战、四分五裂、任人宰割的状况，成为一个既有政治权威又有思想权威的中央集权的领袖人物，没有毛泽东也就没有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第三人非他莫属。而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人就是邓小平。
竹内实说：“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面临的问题堆积如山。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各项政治制度以及不成文的规定和思维方式，明显地而且牢固地存在着。要想突破这些框框，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努力。人们虽然厌恶这些东西，但是惰性和懦弱却在蔓延，而且从这些框框中的受益者和阶层并不希望发生变化。邓小平让‘文化大革命’中丧失地位的人复出了，给已僵化的中国社会带来一股新风。说句公道话，我觉得不能无视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在政治上的业绩。积极推进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自然是邓小平。虽然周恩来提出过‘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是在周逝世后为了改变政治潮流而一步步地采取措施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是邓小平。现在中国的经济很有生气，商店里食品、服装等琳琅满目，电视普及，近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这都是邓小平新政策带来的结果。如果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国家这部车子前进的道路上挖开了一个大坑，而且他就那样地离开了人间的话，那么填埋这个大坑使车子和人们能够顺利通过的是邓小平，不仅如此，他让中国这部车子跑起来了。这部车子不是沿着锁国的方向，而是沿着开国的方向疾驰着。可以说邓小平是在干前无古人的事业。”
竹内实教授的分析自有其一定的道理。１９８０年，他在新出版的《友好易，理解难》一书中，又对邓小平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２日至２９日在日本８天的访问和给日本人民留下的印象作了全面客观的纪实描述，并对邓小平访日作了高度评价，称“邓小平在日本掀起了一股‘邓台风’”。他说：“宛如台风经过一样，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日本，日程安排显示了他的精力十分充沛。台风过后，我们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仰望那爽朗、万里无云的晴空，品味出秋天到了。这场‘邓台风’，究竟给我们日本人留下了什么呢？”
是啊，邓小平给日本人留下了什么呢？给中日关系留下了什么呢？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下午４点，一场世界瞩目的“西欧式”的记者招待会在日本东京日比谷的日本记者俱乐部拉开了序幕。
今天的主角又是邓小平。
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在出访时第一次同意以“西欧方式”同记者见面。
参加记者招待会的４００多名记者分别来自时事社、共同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法新社、德新社等世界上著名的通讯社，用新闻界的行话来讲，都是些提问尖锐毫不留情的“主儿”。
因为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召开这样的记者招待会。那些善于钻牛角尖见缝插针、企图从邓小平的即席回答中寻找破绽的西方记者们个个摩拳擦掌，想考一考中国人。
但在邓小平自信、从容、巧妙的回答中，他们纷纷“失望”了。
招待会一开始，邓小平在简短地概略性地评价《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历史意义，和反霸问题、中国的内外政策问题之后，站起来摊开双手，微笑着来了一句：“如果我的回答有错误，请大家批评。”
这样一来，会场更加活跃。
时事社记者第一个提问：“在刚才的讲话中，您说由于霸权主义存在，就有世界大战的危险。不过，我国采取全方位外交，要同所有国家友好相处。您认为两国对世界形势的认识有没有分歧呢？”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也一直是在躲躲闪闪，态度并不十分明朗。既然日本记者首先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邓小平也就毫不客气，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中方的观点：“反对霸权主义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因为我们要和平友好，谋求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谋求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不反霸是不行的。按照《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包含的意义来说，我想，如果有人把霸权强加在日本头上，恐怕日本人民也不会赞成。”
邓小平巧妙的一针见血的回答让日本记者无话可说，信服地点点头。
当一位记者提出亚洲紧张地局势的中心在朝鲜和越南时，邓小平以其广阔的历史视野，谈到了被人分裂的国家需要统一的问题。
邓小平说：“我们历来认为，人为地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分割开来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两个越南的问题解决了。尽管越南现在反对我们，但是，它解决自己国家的统一，这是正义的。除了‘两个朝鲜’之外，还有两个德国，‘两个中国’，是不是还有一个一国有百分之一的日本的问题。这些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十年解决不了，一百年，一百年解决不了，一千年总能解决了吧！这种民族愿望，这个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邓小平讲的“是不是还有一个一国有百分之一的日本的问题”，是指日本北方四岛问题。对于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日本《朝日新闻》评论说，它“充分显示出了邓小平真不愧为伟大人物的风度”。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日本记者提出了中日双方早先约定的这次中日双方都不涉及的问题———“尖阁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的归属问题。
尖阁列岛，中国称钓鱼岛，是中国台湾省的附属岛屿，自然属于中国领土。甲午战争后被割让给日本。１９７２年９月田中角荣访华时，曾要求周恩来明确该岛的归属权。当时，为了不让这个一时难于解决的问题成为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障碍，周恩来表示：“现在还是不要讨论，地图上又没有标。出了石油就成问题了。”对此，日方也表示同意。１９７８年８月，日本外相园田直在北京又同邓小平讨论了这个问题。当时，正值双方就中国渔民在该岛周围海面捕鱼问题进行交涉后不久，日方想趁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之际，一鼓作气地要求中方承认该岛归属日本。据园田直在接受日本《周刊文春》记者采访时的回忆，他是这样向邓小平提出问题的：
“说真的……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这个日本外务大臣不提的话，就无颜见江东父老……”
听我这样一说，邓小平就说：“我理解，理解你，你尽管讲嘛！”
于是我鼓起勇气指出，尖阁列岛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再发生以前那种“偶发事件”，我无法交待。
邓小平微笑着摊开双手，说：“上一次是偶发事件。渔民追起鱼来，眼睛里就没有别的东西喽。那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绝对不会发生。”
我当时真是提心吊胆，只求老天保佑。万一从邓小平嘴里说出“不是日本领土”，“是中国领土”，我就完了。
他挺了挺身子，然后说：“一如既往，搁置它２０年、３０年嘛。”
他讲这话的时候，态度自若。我可受不了。使劲地拍了一下邓的肩膀，说：“阁下，不必说了。”
他在那里悠哉游哉，我觉得全身像瘫了一样。
两个多月前，邓小平的回答是如此轻松自若，令园田直大为赞叹。此刻，当日本记者再次提出这一敏感问题后，会场气氛陡然紧张起来，大家都屏往呼吸，看邓小平如何回答。
邓小平非常轻松地说：“‘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１０年也没有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总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邓小平把这么重要的领土归属问题回答得如此巧妙，而且合情合理。这个“中国式的解决方式”是记者们意料不到的，一下子折服了全场的记者。
在回答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时，邓小平再次让西方记者们感受到他的坦率、务实和开放的风格。
邓小平说：“我们所说的在本世纪末实现的现代化，是指比较接近当时的水平。世界在突飞猛进地前进，那时的水平，例如日本就肯定不是现在的水平，我们要达到日本、欧洲、美国现在的水平就很不容易，要达到２２年以后的水平就更难。我们清醒地估计了这个困难，但是，我们还是树立了这么一个雄心壮志。”
邓小平还说，要为了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就“要有正确的政策，就是要善于学习，要以现在国际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方法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首先承认我们的落后，老老实实承认落后就有希望。再就是善于学习。这次到日本来，就是要向日本请教。我们向一切发达国家请教，向第三世界穷朋友中的好经验请教。相信本着这样的态度、政策、方针，我们是有希望的。”
对于中国的落后，邓小平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自嘲地说：“长得很丑却要打扮得像美人一样，那是不行的。”
２６日，日本的各大媒体纷纷在显著位置报道了邓小平的这次记者招待会。
《东京新闻》说：邓小平既诙谐，又善于雄辩，有时还岔开话题，很有谈话技巧———这位“矮个子巨人”真是名不虚传。
《每日新闻》以《邓副总理首次举行“西欧式”记者招待会》为题评论邓小平说：既不显威风，也不摆架子，用低沉而稳重的声调和温和的口吻发表谈话……始终笑容满面地谈日中友好和世界形势。一想起被称为“长生鸟”一再倒台和上台的坎坷人生，就令人觉得他是一个多么难得的“人才”。
而竹内实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却是这么评价邓小平的：“看到中国要搞‘现代化’的这种焦躁感，我们日本人不是没有担心。尽管如此，中国迫不得已发出的奔向‘现代化’的信号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我认为在这种理解的背后，我们日本人感到内心有愧。这就是战争责任，是曾经侵略过中国的欠债。”
显然这是有良知的日本人的心声。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９日下午，邓小平结束了为期８天的访日活动，从日本大阪乘专机回国。有评论说，在这８天的访问中，以邓小平到达日本关西地区访问为最高潮。因为在邓小平到达之前，关西的经济界人士为了能够出席大阪府、大阪市和商工会议预定在２８日联合举行的晚餐会，各方纷纷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角逐”。许多经济界的人士和企业集团纷纷向举办单位毛遂自荐，积极要求“一定要让我们公司也参加……”。这使主办单位颇感吃惊，说：“不出所料，真是邓小平热啊！”就此，《每日新闻》发表评论说：“中国对关西财团寄予的期望之大是出人意料的，而关西经济界对中国市场所寄予的巨大期待又超过了中国。”评论认为，战后日本关西经济基础削弱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失去了中国市场，因此，各大公司都想趁此机会迎头赶上。为此，关西经济界专门为邓小平举行了一个欢迎宴会，请邓小平品尝日本菜，目的是让中国客人进一步加深印象。
其实，“邓小平热”在邓小平未到日本之前就开始了。
邓小平抵达东京的前一天，日本《产经新闻》就惊呼：因为邓小平访日，经济界的“中国热”已经过热了！
２３日一大早，福田首相就在住宅同记者们感叹地谈起了举国一致谈论邓小平的“清一色”局面。
日本经济界人士认为，有九亿人口、资源丰富的中国，随着“四个现代化”的发展，将向国外购买大量的机器设备。因此，中国就必然成为世界仅剩下的最大的贸易市场了。细心的观察家发现，基于同一认识，奇網网收集整理日本的五十铃、三菱、丰田、日立等２００多家日本公司在１０月２４日采取了一次空前绝后的行动，分别在《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每日新闻》、《东京新闻》等几乎所有大报大刊上刊登了广告，庆祝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生效和欢迎邓小平的来访。
在２５日，由经团联６个经济团体为邓小平举行的欢迎宴会上，出席的人数高达３２０人，突破了日本在欢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时出席人数达３００人的最高记录。更让人难忘的是，宴会桌上，还出现了一对一地同中国随行人员交换名片的热闹场面。
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曾以赞赏的语气评论说：“邓小平在日本访问期间扮演了一个中国超级推销员的角色，他以逗人的微笑和精力充沛的交谈，不仅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为中国结交了新朋友。”
而日本媒体更是将邓小平访日在日本掀起的“中国热”形象地称作“邓小平旋风”。
历史已经证明，“邓小平旋风”不仅仅是一场“风”，而是一个影响更为深远更为持久的转折，对中国，对日本，对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有着历史性的意义。
邓小平选择１９７８年这个马年走出国门与日本天皇握手，是在对新中国风风雨雨２０年的坎坷历程的清醒反思之后，以一种大国领导者的巨大的政治胆识和宽容的政治智慧，向世界果敢地宣布：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必须改革开放！
当年邓小平对日本天皇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我们今后要积极向前看。”这是一个高瞻远瞩的论断，是辩证统一不可分割的。今天，邓小平的这句“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已经成了一句名言被人们引用，但后面的一句话“我们今后要向前看”总往往被人们忽略。只有“积极向前看”，我们才不计前嫌恩怨，“过去的事情”才“让它过去”，但也不是说我们就忘了“过去”。如果不“积极向前看”呢？那就是倒退！就是对历史的背叛！
但近年来，日本政府的许多行动让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感到担心：曾经，海那边的文部省修改教科书，否定入侵中国；曾经，海那边的通产大臣歪曲侵略历史；曾经，海那边的村山首相在中国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时口口声声说自己是战败国，“侵略”二字只字不提；曾经，海那边的执政三党就不足３００字的“不战决议”，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争论才达成妥协……如今，海那边有了它的“自卫队”，有了它的“八八舰队”，有了更多更尖端更先进的“杀人武器”，２００４年它又派出了它的自卫队进入仍处于战争状态的伊拉克……日本最高领导人曾多次表示要以史为鉴，深刻反省，走和平发展道路，强调中日世代友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但日本朝野至今不肯认真反省过去犯下的罪恶，拒绝公开道歉，甚至仍在公然侵犯中国主权，这种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作法，只有一种解释：就是至今日本仍有一些人妄图“征服全世界”。所以，只要外部环境有机可乘，日本军国主义就会从阴沟里跳将出来，披挂上阵。所以，一心想成为政治大国的日本，对历史已作定论的侵略战争的态度长期遮遮掩掩，“犹抱琵琶半遮面”，亚洲各国怎能对它相信、对它放心？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５０年之际，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２０周年前夕的１９９８年，日本竟然在各地公开上映歪曲历史的电影《自尊———命运的瞬间》，仍想寻找种种借口宣传“杀俘”合理，肆意美化和吹捧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并竭力为战犯开脱罪责，进而达到推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正义判决的目的，为二战中世界人民的公敌东条英机之流招魂。这种公开挑衅和平，亵渎公理的行径，严重违反了中日联合声明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也失信于亚洲各国和世界人民。
在中国，《中国青年报》和零点调查公司都曾经完成过有关中、日等国际关系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人民对于二战中曾使千百万中国人民在日本侵略者枪炮、屠刀下丧生的抗日战争，依然记忆犹新。然而，今天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一些人竟然美滋滋地穿着曾经沾满中国人血液的“皇军服”，在大街上“潇洒”地招摇过市，吉林通化经常有假“日本鬼子”游来荡去、厦门卖过“皇军帽”、郑州照过“皇军相”、某厂家还制过日本侵华战舰，更有甚者的是福建竟然有人假冒“日本遗孤”妄图偷渡，而如今首都北京几个有名的婚纱影楼里也开设了日本“武士服”的婚纱艺术摄影，这种把耻辱当荣耀，有辱国格的行为实在让人义愤填膺，真是可耻啊！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当日本首相不顾亚洲人民的感情执意年年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的时候，当他们为所谓的《自尊》拼命叫嚣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中间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在国家和民族的耻辱面前表现出令人痛心疾首的“健忘”、“无知”和“麻木”，中华民族的自尊哪里去了？“难道日本的轿车果真坐软了我们的骨头？难道日本的电器果真简化了我们的智商？如果不是用一颗颗跪下的心来真诚谢罪，我们为何要接受那些貌似彬彬有礼的鞠躬？”一个诗人发自灵魂深处的感叹，给我们的该是怎样的深深思考？
伟大的毛泽东主席早以睿智告诫人民：“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其和中国接近的关系，时刻都在迫害中国各民族的生存，迫害着中国革命。”伟人在时空里纵横捭阖，老人家的话告诉我们许多朴实的真理，至今仍让人警醒。知耻近乎勇，忘耻就受辱。正如捷克文学大师米兰·昆德拉所说：人类反对强权的斗争，就是记忆反对遗忘的斗争。列宁说：“忘记历史等于背叛！”那么，看不清今天，记不住今天呢？今天就是明天的历史！
中华民族是一个宽容的民族，中国是一个大度的国家，中国人民是善良的人民，有句挂在中国老百姓嘴边上的话叫做：“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但友谊归友谊，历史终究是历史，在我们积极向前看的时候，历史总会在我们的心灵中留下记忆！
第三部分亲密的战友加同志——邓小平和金日成(1)
亲密的战友加同志
———邓小平和金日成
金日成的名字在２０世纪的中国是个非常响亮的名字，在“毛泽东时代”，他与中国共产党人的亲密关系是战友加兄弟般的关系。而金日成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
１９２５年，金日成就来到中国的东北，在抚松第一小学读书。读书期间他开始投身于中国的革命活动，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同盟。１９２６年１０月，他在桦甸县组织成立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朝鲜独立”为宗旨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为朝鲜最早的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组织。这个同盟组织，在金日成的领导下，以中国东北地区为基地，开始进行传播马列主义和培养新一代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活动。１９２９年，金日成因此被捕，关押在吉林监狱。１９３０年获释后，他继续组织革命活动，并在吉林伊通县创建了革命军，开展抗日游击斗争。１９３４年，金日成将零散的抗日游击队合并改编为朝鲜人民革命军，真正在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边境地区从事抗日武装斗争。１９３６年５月，金日成建立了“祖国光复会”，并担任该会会长。这个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在支援朝鲜人民革命军，扩大和发展抗日武装斗争等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１９３７年中国全面抗战开始后，他率领朝鲜人民革命军在中国东北境内抗击日本侵略者，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１９４５年８月朝鲜解放后，金日成回国，并于年底担任北朝鲜共产党中央组织委员会责任书记。１９４８年９月，金日成担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在１９４９年南、北朝鲜劳动党合并后，他当选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１９５０年朝鲜内战爆发后，金日成担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朝鲜人民革命军最高司令官。
因为共同的信仰和事业，金日成和中国的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结下了最深厚的友谊。尤其在１９５０年１０月，面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嚣张气焰，中国人民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发起了“抗美援朝”运动，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雄赳赳气昂昂地开赴朝鲜战场，开始了保家卫国的伟大战斗，并与朝鲜人民一道打败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写下了中朝友谊的辉煌篇章。
□毛泽东十分坚定地向金日成介绍邓小平：“我们要他！今后有事，你就找小平谈。”
邓小平第一次和金日成的正式会谈是在１９７５年的４月，金日成应邀访问中国。这是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错误地打倒流放江西刚刚复出之后。三个月前，毛泽东提名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
１９７５年４月１８这天，北京车站张灯结彩，红旗飘扬。金日成每次来访，都是乘火车经丹东，然后直达北京。
在喧天的锣鼓声和“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欢呼声中，金日成的专列缓缓驶进北京站。出于尊敬，邓小平亲自登上了专列，向金日成主席表示亲切问候，并陪同金日成主席一道走下列车，同载歌载舞的欢迎群众们见面。接着，邓小平在站台上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乐队高奏朝中两国国歌。
下午５点，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在中南海的游泳池书房里会见毛泽东。
一走进书房，毛泽东紧紧握着金日成的手说：“我这回去了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几个地方，差不多住了一年。因为你要来，我又回来见面。”
金日成笑着感激地说：“谢谢，谢谢主席。”
坐下来后，毛泽东说：“我今年八十二了，快不行了，靠你们了。”一边说，毛泽东还一边用手指了指金日成和邓小平说，“我们Ｐｒｅｍｉｅｒ（总理）有病，一年里开过三次刀。”
金日成点点头说：“邓小平副主席讲过这个事。”
毛泽东接着说：“我的腿不好，讲话不好，眼睛也有白内障。你好吗？”
“很好！我跟主席已经几年没见面了！”金日成回答说。
“ｗｅｌｃｏｍｅ！”毛泽东用英语说着“欢迎”，还补充说，“我发音不好，讲外国语。现在我不谈政治了，由他来跟你谈。”
毛泽东一边说着，一边用手指了指邓小平，对金日成说：“他叫邓小平。”
“我们很早就认识了，他做过很多工作，是老朋友、老同志了。”金日成回答说。
毛泽东又指了指邓小平说：“他会打仗。”
“不但会打仗，而且会做政治工作，进行思想斗争。”接着毛泽东的话，金日成立即补了一句。
“还会反修正主义。”毛泽东也补充了一句。他始终没有忘记邓小平在中苏论战中舌战赫鲁晓夫的表现，那是１９６３年的事情了。毛泽东或许还记得他曾经跟赫鲁晓夫说过：“看见那个小个子了吗？他才智过人、前途远大。”当邓小平７月２１日从莫斯科回到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亲自和周恩来、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中央高级领导人和数千群众举行了最高规格的欢迎仪式，迎接邓小平回国，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对这场中苏论战，金日成是知道的，因此谈及此事，他似乎也有许多感慨。他感叹地说：“是啊，我们很清楚他。我和邓小平副主席１０年没见面了。”
“红卫兵整他，现在没事了。那个时候打倒了好几年，现在又起来了。”毛泽东说。
“这很好，我们欢迎。”金日成说。
“我们要他！”毛泽东说，口气十分坚定，“今后有事，你就找小平谈。”
毛泽东亲热地叫邓小平为“小平”，毫无疑问，毛泽东是十分看重邓小平的能力的。说到这里，毛泽东对金日成说：“你们去谈话，我不谈了。”
这样，邓小平和金日成开始了第一次正式会谈。这次会谈先后进行了三轮。
第一轮会谈是４月１９日上午９时３０分在人民大会堂南门接待厅里举行的。这次会谈谈到了中朝两党、两国的关系和朝鲜统一问题。第二天上午９时４５分，邓小平和金日成接着举行了第二轮会谈，就总的国际形势、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南亚形势、南部非洲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翌日下午３时３５分，邓小平在钓鱼台国宾馆１８号楼和金日成主席又单独进行了会谈。４月２５日上午１０时３０分，邓小平和金日成主席举行了第三轮正式会谈。
会谈结束后，双方公开发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联合公报》。对这个“联合公报”的发表，金日成给予了高度评价，说：“这是中朝关系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转折，表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友谊和团结发展到了新的、更高的阶段。”
在金日成为期９天的访问中，邓小平还陪同金日成先后参观了北京、南京等地的工厂、人民公社和名胜古迹。在南京，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参观了南京长江大桥、南京无线电厂，游览了中山陵。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可喜成绩，金日成高兴地对邓小平说：“我们把你们的成就看做是自己的成就一样高兴。”
金日成访华回国后不久突然生了病。邓小平知道后，非常挂念，就派出中国最好的医生赴朝鲜为金日成治病。对此，金日成十分感动。多年后金日成访问中国时，曾当面就此事向邓小平表示感谢。
第二年，从３月底开始的首都群众在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总理、反对“四人帮”的活动，因受到“四人帮”的压制，４月４日采取了抗议行动。４月５日，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错误地把这一抗议行动判定为“反革命事件”，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又一次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直至一年后的第三次复出。
第三部分亲密的战友加同志——邓小平和金日成(2)
□邓小平四处“点火”。他对金日成说：“我们希望２２年不打仗，我们就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
其实，邓小平和金日成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５３年１１月。
当时，作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的金日成，应毛泽东主席的邀请，来中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邓小平与周恩来、彭德怀、董必武等中国领导人一起前往北京站迎候金日成。１１月１２日下午３时整，金日成的专列驶进北京站。身材高大，身穿黑呢大衣、头戴黑礼帽的金日成元帅，在中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的陪同下，走出车厢和中国领导人一一亲切握手。邓小平是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常务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参加欢迎仪式的。其时，邓小平从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任上调中央工作才一年多时间。
邓小平和金日成的第三次会面是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的１９７８年。
这年的９月９日，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３０周年国庆日。从９月８日到９月１３日，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朝鲜参加了这次盛大的国庆庆典活动。
邓小平一行于８日上午到达朝鲜平壤，受到了朝鲜党、政府和人民的热烈欢迎。
下榻不久，邓小平立即前往锦绣山议事堂拜会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主席金日成。金日成在门口迎候邓小平。一见面，两位老朋友亲切握手，热情拥抱，并互致问候。
在这次简短、亲切、友好、融洽的交谈之后，金日成设宴款待了邓小平—行。宴会结束后，邓小平还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金日成赠送了广东枫溪陶瓷三层大型花瓶。花瓶高１．３米，最大直径达４８厘米，内外三层，上面雕饰有梅花、花篮和蝴蝶，象征着两国人民的友谊之花常开不败。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金日成表示感谢。当邓小平和金日成来到这个巨大的陶瓷花瓶前面时，记者们拍下了这个历史的镜头。
在结束访问的头一天，９月１２日上午９时，邓小平与金日成在平壤兴夫宾馆举行了正式会谈。
“自１９７５年访问中国后，第一次见到您，而且是在朝鲜见到，感到十分高兴。”金日成对邓小平说，“本来我准备今年秋天去中国进行内部访问，就国际问题交换一下意见，现在邓小平同志来了，可以推迟到明年去了。”
邓小平说：“非常欢迎，到时我陪主席去你没有去过的地方，比如敦煌，你没有去过吧？”
“没有去过，延安、成都、重庆都没有去过。”金日成答道。
邓小平接着说：“今后两国领导应常来常往。”
金日成点点头，表示同意。
会谈中，双方对国际形势交换了各自的看法。邓小平说：“国际形势总的来讲还是很不安宁的。”
在谈到中日关系时，邓小平说：“我们同日本签订了和平友好条约，把反霸条款写入了正文，这在世界上算是第一次。同日本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是我们奋斗７年的结果，当然现在不能说问题全解决了。”
邓小平还向金日成通报了中国政府正在同美国谈判关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情况。对此，金日成主席表示理解。
在谈到战争与和平问题时，邓小平说：“有人说我们好战。不是我们好战，我们讲的是实际情况，我们希望２２年不打仗，我们就可以实现‘四个现代化’。”邓小平还详细地向金日成介绍了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设想。
在谈到引进技术发展经济问题时，邓小平指出：“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我们的农村还很穷，收入还很低。我们农村一个劳动力一年的收入，高的地方１５０元，全国平均只有６０元。什么叫现代化，５０年代一个样，６０年代不一样了，７０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金日成表示赞同说：“这样做很好。”
访朝归来，邓小平顺道从９月１３日至２０日，在东北地区和天津市进行了视察。
９月１５日在哈尔滨，邓小平听取了黑龙江省委的汇报。他说：“从总的状况来说，我们国家的体制，包括机构体制等，基本上是从苏联来的，是一种落后的东西，人浮于事，机构重叠，官僚主义发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这样。一件事人多了，转圈子。有好多体制问题要重新考虑。”
９月１６日在长春，邓小平听取了吉林省委的汇报，指出：现在关键问题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这是政治问题，是思想问题，也是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现实问题。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就是能够允许社会生产力以旧社会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使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能得到满足。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慢，那就没有优越性，这是最大的政治，这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生产力总是需要发展的，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这次谈话的一部分，以《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为题，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９月１７日在沈阳，邓小平在听取辽宁省委汇报时，继续强调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问题。同日，他在听取沈阳军区常委的工作汇报时说：“我是到处点火，在这里点了一把火，在广州点了一把火，在成都点了一把火。批林彪也好，批‘四人帮’也好，怎样才叫搞好了，要有几条标准。”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提出的军队建设的五条标准：一是要恢复军队的优良传统；二是根除派性；三是军队要改变在老百姓中的形象，要像老八路、老红军那样；四是要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五是整顿好干部队伍。
接着，９月１８日邓小平在鞍山也作了讲话，后来也以《用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改造企业》为题，收入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９月２０日，邓小平在天津视察时指出：要解放思想，不要当懒汉，不要划框框，不能搞平均主义。他说：“毛主席讲过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在谈到要引进技术要改革企业管理时说：“凡这样的工厂，管理要按人家的方法，这个对我们来说叫革命。”
邓小平“四处点火”，他点的是解放思想的火，是实事求是的火，他也是在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而“点火”。因为，邓小平知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个发动机应该发动了。而他和金日成的谈话，谁能说不是在为世界共产主义的长远事业“点火”呢？
此后邓小平和金日成经常见面会谈，老朋友成了一对好朋友。如果有什么大事，两人都要相互通气。像中共关于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还有香港回归问题，邓小平都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滴水不漏地告诉了金日成。
１９８１年４月金日成内部访问中国。
当时，中共中央正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４月７日，邓小平在北京对《历史决议》小组起草负责人发表了意见。４月１８日下午，邓小平就赶往辽宁，在沈阳的友谊宾馆，和金日成进行了单独会谈。
邓小平指出，起草《历史决议》有三个目的：一是树立毛泽东思想旗帜；二是恰如其分地讲清错误；三是向前看。邓小平说：“对毛主席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在党内、在人民中是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不知道我们党的历史，我们是怎样奋斗的，怎样成功的，他们不清楚。他们只看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帮’，因此对毛主席持否定态度。我提出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全党接受了。我们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不是坚持只言片语。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意见很多。经过多次反复，评价毛主席，现在讲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普遍地能接受。至于毛泽东思想，是另一个概念，它是在建党以后，尤其在遵义会议以后逐渐形成的。年轻人不懂得这个历史。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对世界也有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毛泽东思想引导我们取得胜利。毛泽东思想的形成，我们党七大肯定了。那时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这个概念。建国后，毛泽东思想还有发展。毛泽东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中国人民的宝贵财富。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像坚持马列主义一样坚持毛泽东思想。”
一年后的１９８２年４月２７日，邓小平和胡耀邦一起内部访问朝鲜，同金日成举行了会谈。会谈中，邓小平向金日成介绍了中国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立场和态度。
邓小平说：“香港问题现在已经提到日程上了，因为英国比较急，香港各方的人士都比较急。当前国际上进行投资需要有１５年的稳定，要保持１５年的稳定才投资。我们找了一些香港的知名人士，到北京来商议这个问题。前提是个主权问题。现在我们定的方针是到１９９７年不只是新界，整个香港都收回。英国的盘子是放在能够继续维持英国的统治这点上，这不行。如果这样，所有中国人不管哪个当政都不会同意。所以，我跟他们说，到１９９７年，香港、九龙、新界的主权中国全收回。在这个前提下，维持香港自由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香港的社会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也不变。香港由香港人自己管理，由香港的爱国者组成地方政府，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这些问题，邓小平在跟金日成会谈后，都得到了金日成的赞赏和支持。
第三部分亲密的战友加同志——邓小平和金日成(3)
□邓小平请金日成到天府之国的四川看农村的沼气。在火车上，邓小平说：“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１９８２年９月１日至１１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共十二大的主题是要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大会刚刚闭幕，金日成就来到中国访问。他此次来访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来了解和学习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经验。
９月１７日上午，邓小平前往钓鱼台国宾馆看望金日成。金日成走出宾馆楼门口迎接刚刚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的邓小平。
会谈中，金日成首先祝贺中共十二大取得了圆满成功。他说：“你们的大会开幕词和胡耀邦同志的报告，我都看了，讲得很好。十二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邓小平微笑着点点头，在简要地向金日成介绍十二大的概况后，兴奋地说：“十二大是把建设引向胜利。”
这一次访问，邓小平建议金日成去中国人口最多的四川看一看。金日成爽快地答应了。虽然他来中国已经很多次了，但四川还没有去过。
第二天，邓小平和金日成就坐在了去四川的火车上，两位老朋友促膝而谈。
邓小平说：“十二大以后，我国政治形势更加稳定，可以更好地一心一意搞建设了。十二大提出的奋斗目标，是２０年翻两番。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
邓小平告诉金日成：“１９７８年我们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批评了‘两个凡是’，提出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口号，提倡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重新确定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因此才提出新的正确政策，首先是工作重点的转移，以及相应的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政策。
他还说：“我在东北三省到处说，要一心一意搞建设。国家这么大，这么穷，不努力发展生产，日子怎么过？我们人民的生活如此困难，怎么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四人帮’叫嚷要搞‘穷社会主义’、‘穷共产主义’，胡说共产主义主要是精神方面的，简直是荒谬之极！……社会主义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消灭贫穷，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否则，社会主义怎么能战胜资本主义？不努力搞生产，经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因此，我强调提出，要迅速地坚决地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在谈到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时，邓小平说：“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邓小平特别谈到了教育问题，他认为：“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这是关键。‘文化大革命’的一个大错误就是耽误了十年人才的培养，现在要抓紧发展教育事业。”
９月２０日，邓小平陪同金日成到成都参观访问。
１９８０年７月，邓小平曾来成都视察过，当时农村沼气开发建设和利用给农村带来了不少新的变化，也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邓小平就想借此机会让老朋友金日成也参观参观中国农村和农民开发利用沼气，生活出现的新气象。
９月２１日上午，天上下着毛毛细雨，邓小平陪同金日成来到成都市郊双流县白家公社顾风大队第二生产队。邓小平对金日成说：“今天请你看看农村的沼气。”
这个生产队掩映在一片竹林丛中，迎候在村口的数百名男女老少，挥动着中朝两国国旗和花束，高呼：“欢迎！欢迎！欢迎金日成主席！”
金日成和邓小平等首先来到队长曹德昌的家。这是一幢用红砖、水泥所砌造的两层小楼，共有８间房，面积有２００多平方米。全家７口人高高兴兴地把贵宾引进宽敞的厨房。金日成站在镶着瓷砖的锅台前，观看了使用沼气的炉灶、炉具，还弯下腰仔细查看沼气管子是如何通进来的。
在沼气灯点亮以后，金日成说：“这个东西很好！”
邓小平接着说：“这东西很简单，可解决了农村的大问题，光这个省，每年就可以节省煤炭６００多万吨。”
听到这里，金日成转身把随行的平壤市党委责任书记徐允锡叫到面前，要他仔细看看，并说：“这个东西的确很简单。”
从曹德昌家出来，工作人员怕邓小平和金日成累了，便请他们坐一会儿，休息一下。邓小平笑着摆摆手说：“不坐，不坐。”接着拉着金日成的手说：“走，再看看沼气池。”
他们又来到社员周道根家楼房后的一口沼气池旁。当工作人员打开池盖后，陪同的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谭启龙告诉金日成：“这里边是人粪、猪粪和草，发酵以后产生沼气。”
邓小平介绍说：“沼气能煮饭，还能发电。一家搞一个池子能煮饭照明，几家联起来就能发电。搞沼气还能改善环境卫生，提高肥效。”
金日成高兴地说：“这个很好。我们朝鲜有条件，有人粪、牛粪、还有草，我们也可以搞。”他还询问了沼气池的造价。
在拖拉机手贾崇林家楼下的仓库里，邓小平和金日成看着新收的大堆稻谷，脸上露出喜悦的笑容。
在离开时，金日成握着双流县委书记王知深手说：“看到了你们很好的宝贝，谢谢你们的经验。我们农村要好好推广。”
王知深激动地说：“我们也要学习朝鲜人民的好经验。”
在当天成都市人民举行的隆重的欢迎大会上，金日成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除了对邓小平在百忙之中不顾路途遥远，专程陪同来成都参观访问表示深切的谢意之外，还说：“我们高兴地看到远离首都的四川省也由于正确贯彻执行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和政策，一切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正在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生活幸福美满的地方。今天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纲领是一个革命的路线，它反映了过去经济、技术落后的国家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必然要求。我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进行一切工作，是完全符合革命发展的，合乎规律的要求和符合人民利益的正确的政策。”
接着，邓小平说：“有机会同金日成主席一道参加这个大会，感到十分高兴。”他在讲话中高度赞扬金日成是朝鲜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杰出代表，几十年来，领导朝鲜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在反对外来侵略争取民族解放，捍卫革命成果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光辉的成就。他还肯定了金日成“坚持独立自主，主持正义，反对外来干涉，致力于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为加强第三世界团结、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邓小平说：“金日成主席同中国有着特别亲密的关系，早年他曾以自己的革命活动支援了中国的革命。新中国诞生后，他又多次访问我国，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以及我们党和国家许多其他领导人，结下了十分珍贵的友谊。”最后，他还指出：“中朝关系不同一般，它有着悠久的传统，深深扎根于两国人民的心坎。”“我们深信，金日成主席的这次访问，将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两党、两国的关系做出新的贡献。”
因为要准备在２４日和来访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会谈（在一年后金日成又一次内部访问中国的时候，邓小平向他通报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情况，阐述了中国的立场和方针，金日成听后表示赞成），９月２２日，邓小平先期赶回北京，并由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代替他陪同金日成继续参观访问。途中，他听取有关方面负责人汇报关于建设二滩水电站问题时说：“建设二滩水电站，已经讲了很久了，我赞成。不只二滩水电站，还有一批项目要上。要搞现代化，没有大的骨干项目办不到，没有骨干工程，小项目再多也顶不了事。这些项目，包括鞍钢的改造，都需要很长的建设周期，应该早一点动手。不要徘徊，一徘徊，一年两年就过去了。”
第三部分亲密的战友加同志——邓小平和金日成(4)
□亲密的战友加同志。邓小平对金日成说：“我们之间相互了解是最深的。”
１９８７年５月２２日。一大早，一场不大不小的雨让北京的空气格外清新了许多。雨后的钓鱼台国宾馆，花儿更灿烂，草木更清翠。
大红灯笼高悬在蓝瓦白墙的宾馆的走廊里。在这座楼房的左侧有一株云杉，这是金日成１９５９年访华时亲手栽种的，如今快３０年了，当时的小树已经长成了大树。
当金日成的专车停到门口时，邓小平高兴地迎上前去，两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的友谊之手又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非常欢迎您！”
两人高兴地热情拥抱在一起。
金日成满面笑容地对邓小平说：“你身体跟两年前一样健康，我们都很高兴。”
“看见你身体这样好，我们也都很高兴。”邓小平说。
在会谈中，邓小平说：“我们两家都有一个统一的问题。你们解决同南朝鲜的关系问题，或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关键都是我们自己要发展，自己要搞好。总有一天，要体现出我们社会制度确实优于他们的社会制度，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要超过他们经济发展的速度。现在世界总的形势表明，各个争端问题都不能用军事力量来解决。世界总的形势是谁都不想发动战争，看来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避免。我们社会主义国家要把这个问题看得清楚，要利用这个机会，借助一切力量，把经济搞好。”
５月２４日，邓小平再次和金日成会谈。在话别时，他们谈到国际问题时，邓小平说：“现在国际问题更加复杂化，处理国际问题需要我们用更多的方法和方式，从更加广泛的角度来观察问题、回答问题。”邓小平认为，现实问题非常复杂，而且千变万化，每个国家、每个国家的党都只能根据自己的情况处理问题，强求一致是不可能的。邓小平说：“现在我们搞开放，对问题的认识也要开放，我们要把经济搞活，也要把政治搞活。”
在谈到开放问题时，邓小平针对深圳高技术产品打入国际市场，觉得这是开放政策的真正的成功，深圳用六七年时间从一个小渔村变成一个现代化城市的经验是宝贵的，需要很好地总结。同时，邓小平也指出他所担心的———“现在真正的问题是农业问题”。他深刻指出：“很可能整个九十年代我们其他方面都很顺利，就是农业不顺利，我们正在研究解决这个问题。”
会见结束后，邓小平和金日成一边散步，一边亲切交谈，来到了流水潺潺、绿荫如盖的养源斋。邓小平在这里设宴款待金日成一行。
话别时，邓小平对金日成说：“我们之间相互了解是最深的。”
金日成说：“是的，我们的了解是最深的。”
邓小平和金日成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８９年的１１月。金日成是应中共中央的邀请，于这年的１１月５日至７日对我国进行非正式访问。
当金日成的专列抵达北京时，８５岁高龄的邓小平亲自前往车站迎接，让金日成十分感动，他一下车就快步走上前和邓小平紧紧拥抱。此前邓小平已于９月４日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辞去党和国家军委主席这最后一个职务，以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
１１月６日，邓小平和金日成举行了亲切的会谈。
邓小平对金日成说：“我们是朋友之间的来往，所以一般的礼仪都可以简化。”
“是的，简单一点。”金日成回答道。
“我们的关系确实不一般，”邓小平说，“今年除了一些重要的国家首脑来华时我出来见见面以外，其他一般就不见了，也不出席宴会，也不去机场，也不经常出面谈话。”
邓小平告诉金日成：“我们今天开始开中央全会，有两项议程，其中一个就是批准我退休的请求。这个事情我做了多年的工作，这次列入了议事日程，已经取得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会同志们的同意，在中央委员会中还要做一些工作。这个问题我至少提了七八次，每次大家都不赞成，没有办法，所以十三大我来了一个半退，就是不进入中央委员会，只保留一个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现在是我退休的时机了。我在这个时机退下来最好。”
邓小平还对金日成介绍了新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他说：“第三代领导集体就是江泽民同志当头头，以他为核心。”还说：“江泽民同志知识面比较宽，多年来都是地方和部门的重要干部。这四个多月的中央工作很不错。他工作扎实，而且比较民主。”
邓小平还强调说：“总结历史经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分重要，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决不能放松，否则，我们非垮台不可。”
金日成对邓小平的观点表示坚决支持。邓小平也对朝鲜劳动党、政府和朝鲜人民为争取祖国自主和平统一、缓和朝鲜半岛局势而进行的斗争表示坚决支持。
５年后的１９９４年７月８日，金日成与世长辞。噩耗传来，９０高龄的邓小平深为悲痛，立即为这个唇齿相依的社会主义国家的老朋友致唁电表示沉痛哀悼：
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
惊悉金日成主席不幸病逝，深感痛惜。
金日成同志的一生是为朝鲜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献身的一生，也是为缔造和发展中朝友好奋斗的一生。金日成同志的逝世使朝鲜人民失去了伟大领袖，也使我失去了一位亲密的战友和同志。
我谨向朝鲜劳动党中央、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全体人民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邓小平
１９９４年７月９日于北京
邓小平和金日成的伟大友谊，谱写了中朝人民友谊的新篇章，它将和他们伟大的名字一起载入中朝两国友好的史册！
第四部分最早和邓小平打交道的美国人——邓小平和卡尔逊(1)
最早和邓小平打交道的美国人
———邓小平和卡尔逊
你知道第一个撰文把邓小平介绍到海外的是谁吗？
你知道邓小平给这个人留下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这个人名叫埃文斯·福·卡尔逊。１８９６年出生于一个公理会牧师的家庭，早年辍学，１６岁参军，曾任罗斯福总统在佐治亚州温泉公寓的侍卫官。１９２７年第一次来到中国的他很快就喜欢上了中国。从１９２７年２月第一次到上海，到１９２９年９月回国期间，卡尔逊“开始走上有政治头脑的道路”，并于１９２９年６月作为美国海军上将布里斯多夫的参谋人员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葬礼。１９３３年到１９３５年在北京，是《公使馆卫队新闻》的编辑，后回国。１９３７年７月，卡尔逊作为美国海军的情报官，第三次来到中国。此时正值卢沟桥事变爆发。
□毛泽东派一个警卫员提着马灯把刘白羽找到他凤凰山下的寓所，对刘白羽说：“现在有一个叫卡尔逊的美国人要到华北游击区去，你组织几个人陪同他一道去。”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的一声枪响，震惊了中国，也震惊了世界，揭开了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序幕。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周恩来、朱德发布命令，宣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将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第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９月６日，朱德总指挥率八路军总部从云阳镇出发，邓小平与任弼时、左权等一起，与之同行，经陕西蒲城、澄城、全阳，在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
就在八路军总部经过太原时，周恩来找到邓小平，要他担任第二战区刚刚成立的“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的八路军代表，做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工作。邓小平受命后，率傅钟、陆定一、黄镇等人立即向晋西南的汾阳、孝义一带开进。不久，太原失守，国民党中央军和其他地方部队纷纷从太原溃退。就在此时，在邓小平的率领下，一支佩带蓝底白字臂章的八路军和佩带红色“战地动员”臂章的“战地总会”的干部队伍，仍然挺进在太原西南方的大道上。随后，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任命邓小平为八路军１２９师政委，与师长刘伯承一起率领这支劲旅驰骋在抗日战场上。
这年１２月，卡尔逊在上海和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一起目睹了淞沪抗战的悲壮和惨烈。他还从斯诺那里了解到了许多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抗战的英雄事迹，非常向往着像斯诺写《红星照耀中国》一样去亲自看一看共产党毛泽东和他的军队。
这位勇敢的海军陆战队军官对斯诺说：“在尼加拉瓜，我到处追击桑地诺领导的游击队，花了两年的时间，因此，我并不低估在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土上打游击战的可能性，但是关键要有好领导，高昂的士气。我本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过像你谈到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等将领那样的中国人。他们可能是不同的。如果他们真正是士气高昂和纪律严明，如果他们的领导人像你所说的那样足智多谋，如果……如果……那么就有理由相信中国的未来可能是属于他们的。”
“那么，你为什么不亲自去看看呢？”斯诺说。
卡尔逊眯缝起那双蓝色的眼睛，摸了摸高高的鼻子，然后咧了咧嘴说：“我也想到了这一点。可是如果我出现在朱德的司令部时，他们会怎样对待我呢？会把我当作老牌帝国主义的间谍吗？”
斯诺说：“我想不会的。”
据爱泼斯坦在《回忆埃文斯·福·卡尔逊》一文中回忆：“１９３７年１２月，一个瘦高个子的美国人，他有着一双平静深陷的眼睛，穿着羊皮衬里的皮夹克，背上背着一个帆布包，风尘仆仆地走进我在长江盆地都市武汉的美联社新闻办公室……来的人介绍他自己：美国海军陆战队卡尔逊上尉，美国驻华使馆助理海军武官。他带来我的朋友埃德加·斯诺的一封短信，介绍他是一位思想公正、有强烈抗日要求的军官，他想亲自去看看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的抗日斗争。斯诺问我，是否能帮助卡尔逊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斯诺也写了一封介绍信给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我带他去见了叶剑英和董必武。他们与延安联系后，很快安排了他到敌后游击队根据地去旅行。”
对这次旅行，刘白羽在《一个崇高的美国人———埃文斯·福·卡尔逊》一文中回忆说：“那是１９３８年，延安一个春寒料峭的五月之夜，毛泽东同志派一个警卫员提着马灯把我找到他凤凰山下的寓所，对我说：‘你不是想到敌后去吗？现在有一个叫卡尔逊的美国人要到华北游击区去，你组织几个人陪同他一道去，……于是，被卡尔逊叫做五个‘小伙子’的———欧阳山尊、汪洋、金肇野、林山和我，从此，和卡尔逊———美国海军陆战队军事观察家这个老兵，结下了不解之缘。”半个世纪后的１９８８年，回忆与卡尔逊的第一次见面，当时担任组长的刘白羽仍然清清楚楚感慨万分：“这个朴实而又聪慧的美国人曾经怎样用疑问的眼光打量过我们这几个陌生人，而且问：‘你们一天能走３０公里吗？’但是在后来的５月到８月的８０多个日夜里，我们冒着弹火硝烟、急风骤雨，冲过三道日军封锁线，我们性命相依，生死与共，几个中国人和一个美国人心灵之间交织出深厚的战斗友谊。”
第四部分最早和邓小平打交道的美国人——邓小平和卡尔逊(2)
□卡尔逊感觉到，邓小平的“头脑像芥末一样的辛辣”。而邓小平掌握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的广度，让卡尔逊“吃惊”，甚至“有一件新闻”弄得他“目瞪口呆”。
在这次旅行中，卡尔逊先后在晋西北会见了贺龙、肖克，在晋察冀会见了聂荣臻、彭真。据刘白羽说：“但真正震憾卡尔逊心灵，并给他深刻启示的，也许要算在南宫与徐向前、宋任穷会见后，同邓小平同志那次雨中长谈。”关于这次长谈，卡尔逊在后来他于１９４０年出版的《中国的双星》（Ｔｗｉｎ Ｓｔａ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一书中有详细记载。也就是在这次谈话中，卡尔逊感觉到，邓小平“他矮而胖，身体很结实，头脑像芥末一样的辛辣”。而邓小平掌握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的广度，让卡尔逊“吃惊”，甚至“有一件新闻弄得我目瞪口呆”。
在我们谈话时，邓小平一直在吃着水果。这时他向后靠在椅背上，活跃地谈了起来。他说：“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１．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２．全国军事的总动员；３．全国人民的总动员；４．改革政治机构；５．抗日的对外政策；６．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７．改良人民生活；８．抗日的教育政策；９．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１０．抗日的民族团结。”
他列举这些纲领时，我暗自用在山西和河北观察到的事实一一对照。我看到了应用每一条纲领的实际事例。自从离开晋西的黄河以来，我所到之处都在强调发展统一战线。
雨季开始了，持续两天的瓢泼大雨延误了我们的行程。这也使我有更多的机会与徐向前、邓小平二人交谈。
参加八路军以前，邓是个工人。他在法国呆了几年，考察那里的工人运动。他身材矮小，胖墩墩的，身体很结实，头脑像芥末一样的辛辣。
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他熟悉情况的广度令我吃惊。有一件新闻弄得我目瞪口呆。
他说：“去年，美国向日本人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
“你能肯定吗？”我问道。我了解，美国人的情况是偏向受侵略的中国一方的，我在内地访问的８个月当中，当考虑到这个问题时，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民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的。多么极端的无知啊！
“是的。”他肯定地对我说：“消息来源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的新闻电讯。”我很尴尬，我说：“必是电讯搞错了。”我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地介入我在过去一年中看到的中国人遭受的杀戮和蹂躏。
徐向前走了进来，谈话转到了当地的形势。我向他了解这个地区的现状。
笔者曾有幸采访了当时陪同卡尔逊巡行华北敌后并担任翻译工作的欧阳山尊先生。这个当时由陕甘宁边区文协和八路军总政治部共同组织的“文艺工作组”，是以深入敌后开展文艺工作的名义，陪同卡尔逊深入华北游击区的。在出发前，毛泽东接见了全体人员，并亲笔给八路军各级将领写了介绍信。文艺工作组于１９３８年５月１５日离开延安，经晋西北、晋察冀、冀中、冀南、鲁西北、豫西北直至８月６日在郑州与卡尔逊告别为止，历时８５天，行程６０００余华里，之后返回延安。可贵的是欧阳山尊先生当年记下了非常珍贵的日记。
在这篇名为《三月日记》中，我们可以看到卡尔逊和邓小平第一次见面是在１９３８年７月１６日。这天天气不错，是个晴天。卡尔逊他们是下午“五点抵南宫，住在一个烟草公司内，有楼，地方很大，极像西安的大旅馆。这里市面热闹……休息了一会，徐向前司令和邓小平、宋任穷二位政委都来了。大家谈了一会就一起吃饭。……”
而邓小平让卡尔逊“目瞪口呆”的事情就发生在第二天。７月１７日，“早上下了一场大雨，可是不久就停了。上午徐向前师长来为我们谈冀南游击军区的情形。直至下午二时吃了午饭才去。我们出去买东西，这里的东西很便宜。我们都买了些。卡尔逊买了三件雨衣送给我们，每人一件，每件八元（中途林山因脚伤留在晋西北、金肇野留在晋察冀工作而离开）。买完东西回来，邓小平政委正找我们，要和我们谈话。他向我们谈了一二九师的三次大战斗的情形。卡尔逊问了他很多有趣而又奇怪的问题。邓政委都非常巧妙而准确的回答了，一直谈到吃过饭九点钟。”就是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向卡尔逊提出了美国将废钢铁出售给日本，让日本制造武器侵略中国的问题。这天晚上，“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来了，谈了很久，九点半钟才分别。送了我们三个人五十块钱路费。”７月１９日上午八点钟，天仍然在下着雨，徐向前、邓小平、宋任穷和卡尔逊话别送行。
这一年，卡尔逊４２岁。旅行中，他一直称呼比他小近２０岁的刘白羽和欧阳山尊叫“ＹＯＵＮＧ ＢＯＹＳ”。
□卡尔逊说：“我经过考虑后的意见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把杜鲁门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背叛，视作是过去美国外交上从未有过的一大错误。”历史已经证明卡尔逊的远见卓识。
在１９３８年４月，卡尔逊再次到八路军敌后根据地旅行。这次去的还有爱泼斯坦和荷兰拍纪录片的先驱乔里斯·伊文思和另一个摄影家罗伯特·凯帕。这次旅行有三个成果，一是拍了著名的纪录片《四亿人》，一个是卡尔逊写了《中国的双星》，还有是当时不被外界所知的———卡尔逊给罗斯福总统写了许多个人的报告。这也是罗斯福总统委托卡尔逊到中国考察的，报告送到白宫后由罗斯福总统亲自审阅。据说这些报告现在仍保存在纽约的罗斯福博物馆里。
在１９３９至１９４０年间，国民党摇摆于抗日和打内战之间，当时日本还未向英美开火，英美政府曾打算以牺牲中国为代价与日本妥协，制造“远东慕尼黑”。而卡尔逊毫不犹豫地按照他在中国形成的信念为人做事，公开宣布他的信念———对日本军国主义必须抵抗。然而美军不让他如实地宣讲在中国看到的实际情况，不准他宣传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和蒋介石的腐败，更不允许他说美国继续把废钢铁卖给日本制造武器来发动战争侵略中国。为此，忠诚的卡尔逊毅然辞去美军职务。
回到美国后，他就预言：日本在侵略远东之后，必将在海上与美国决战。果不其然，一年后发生了几乎让美海军全军覆没的偷袭珍珠港事件。这种情况下，卡尔逊再次穿上军装，组成了由他自己领导的海军陆战队突击营，这就是著名的“卡尔逊突击队”，运用和借鉴在八路军那里学来的军事管理和作战经验理论，在所罗门群岛岛屿中开展游击战争，并在梅金岛一战全歼日军３０００余人。这个胜利的消息震憾了美国。后来卡尔逊在战斗中负伤住进了医院，为此罗斯福总统在逝世前的一个星期还亲自去医院看望。
罗斯福问他：“你愿意做什么？”
卡尔逊回答说：“我要到乡村退休。”
罗斯福说：“我也想像你一样退休乡间，不过，我希望战后你继续到中国去做你的工作。”
谁知一个星期后，罗斯福就倒在了卡尔逊曾经为他做过侍卫官的温泉公寓里。而两年后，卡尔逊也与世长辞。我们可以从１９４４年３月２日罗斯福给卡尔逊的信中，读到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从中可以看到一个总统与一个中校之间的信任和情意。
“我亲爱的卡尔逊，……关于中国，我想我们正经历一个过渡时期，特别是关于华北部分。我已经尽我最大的努力来劝阻中国某些领导人不要对八路军领袖们采取更激烈的反对行动，但这似乎使委员长很为难。然而，我确信，总有一天，我们大家需要你回到那儿去。”
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卡尔逊对中国人民的友好之情是何等的真诚。据卡尔逊的夫人蓓姬回忆说，卡尔逊如实地说了中国共产党的话，却被美国一些人攻击为共产党。在病中还关心着中国的前途命运。１９４７年４月，卡尔逊在病榻上看到《纽约时报》上的一则消息，报道中共已经突破对延安的封锁圈，大军正在进驻东北时，他顿时拍案叫到：“老天爷作证，共产党人１８个月之内肯定会控制全中国。”卡尔逊的预言又实现了。遗憾的是他在说完这句话的一个月后就离开了人间。而中国共产党人解放全中国的日期与卡尔逊的预言只差几个月。
二战战后，卡尔逊已经是一位准将，他像史迪威一样，确信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和反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力量的政策严重损害了美国，也损害了中国及两国的长远关系。这时的卡尔逊再次———因为在战斗中负重伤，他不再在部队服役而主动退役了。———以他独立的品格和忠诚的姿态站了出来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１７日他又发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声音：“我经过考虑后的意见是，我们的子孙后代将把杜鲁门执政时期的美国政府对中国人民的背叛，视作是过去美国外交上从未有过的一大错误。”
无疑，历史已经证明卡尔逊的远见卓识。美国在经过２２年对新中国的孤立和“卡死”均是无效的努力之后，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１９７２年，尼克松来到了北京，中美关系全面解冻，翻开了新的一页。
第四部分美国石油大亨与“东方小个子”的握手——邓小平和哈默(1)
一个美国石油大亨与“东方小个子”的握手
———邓小平和哈默
让我们把眼光回溯到上个世纪１９７９年的中国。
那个时候的中国，可谓是百废待兴，中国的“新长征”还刚刚起步，“改革开放”的口号也刚刚贴到墙上的宣传栏，中国的百姓大多数人家还没有什么电器，甚至有人戴个手表也是稀罕之物。可以说，中国的经济、文化、科教等各方面犹如初春刚刚苏醒的大地上还留有一层薄薄的霜冻。刚刚实行的对外经济开放政策，还没有吸引大洋彼岸蓝眼睛的目光，外国的经济学家、企业家和商人或者政客们，仍然是抱着一种观望的态度。
然而，就是在这一年的５月，一架私人的波音７２７飞机越过浩浩渺渺的蓝色波涛，从太平洋的东海岸，像一只报春的燕子缓缓地落在了北京。
这位全世界家喻户晓的美国石油巨头，带着２０多位专家一起，第一个打破中国经济开放之初的坚冰，进入了充满无限诱惑和美好未来的中国，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重要的中国之行。
他就是亚蒙·哈默。
□大名鼎鼎的石油巨头为了见到邓小平，竟然略耍小技骗过了美国特工，混进了宴会。哈默与邓小平一拍即合成了好朋友，也成了邓小平访美的一个意外收获。
哈默是美国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是世界上一位传奇式的人物。１８９８年，他生于纽约，父亲是个医生。而当他从哥伦比亚大学医学院毕业时，他不仅拥有了医学博士学位，而且还拥有了百万家产。
哈默与邓小平的相识，说来颇具戏剧色彩。
在本书的《邓小平与卡特》和《邓小平与布什》中，我们已经知道，邓小平１９７９年初访问美国时，在２月１日早晨与基辛格共进早餐之后离开华盛顿，前往亚特兰大访问，并在那里计划之外地去了黑人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墓地献了花。之后于２日上午离开亚特兰大飞往得克萨斯州的休斯顿进行访问。
当时，得克萨斯是个“发展快得近乎发疯”了的城市，财富让这座西部城市成了摩天大楼的试验室，２７座高楼大厦很快就矗立了起来。邓小平知道得克萨斯的石油和财富是美国有名的。担任过驻华联络处主任的布什就是在这里开采石油而发财的。而到访之前，中方就事先得到可靠情报，估计反华势力要在这个城市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
邓小平在参观了美国林肯·约翰逊航天中心，并登上航天飞机模拟座舱之后，在市郊的西蒙顿参加了一个盛大的烤肉宴会和一场牧人的驯牛竞技表演。这个盛大的宴会和演出，是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巨头们专门为邓小平举办的。
作为西方石油公司的董事长，哈默早已经是世界名人了。他经常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在全世界到处旅行。但他也一直关注着世界政治的风云变幻。自１９７２年尼克松、基辛格到后来的福特等开始的与中国改善关系的趋势和一系列对华政策的出台，一直到这次卡特邀请邓小平访问美国，中美建立起正常的外交关系，哈默为此感到高兴，他知道机会来了。当年世界头号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让他走上了经商之道，并让他成功了，今天，面对世界上另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中国，哈默自然不会放弃。他像一只精明的老鹰发现了新猎物一样，发现了中国有他需要的东西。他向往着中国。
然而，让哈默难堪的是，这次宴会美国政府并没有邀请他参加。这对哈默来说，是一个很意外却又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为什么这么说呢？这还得从头说起。
１９２１年，哈默从大学毕业后，听说苏联乌拉尔地区正在流行斑疹、伤寒等传染病，于是他就决心前往苏联，帮助那里根治流行病。他花钱买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军队物资中的野战医院设备，运到了那里，希望能在真正的医学实习前，多学到一些医疗知识和获得实践经验。谁知，让他自己也想不到的是，从此他走上了经商之道，成为世界的富翁。
在苏联开办医院期间，他很快发现，当时的苏联迫切需要的不是医药，而是粮食。于是他就找到当地的苏维埃政府，告诉他们说：“我可以用船给你们运来粮食，只要你们往船上装上能在美国出售的货物。”
这个不太高的条件，立即得到了当地政府官员的同意。于是他立即给苏联运来了百万蒲式耳小麦。
也就是在这一年，列宁接见了这位年仅２３岁的美国青年，并建议哈默接受一两项国家的特许权。于是，哈默萌发了经商的念头。他选择了制造铅笔的石棉开采等两项贸易，建立了进出口机构，同时成为３８家美国第一流大公司在苏联的总代表。
从此，哈默在苏联居住了９年，期间多次受到列宁的接见。并在列宁的帮助和支持下，哈默一步一步地成了西方著名的企业家。而哈默的商务活动，对当时困难中的苏联提供了难得的帮助，此后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历届苏联领导人都与他保持了一种极为友好的关系。
要知道，邓小平访美的这个时候，是１９７９年，正是中苏两国处于一个对抗的时期，双边关系极为紧张。邓小平这次访美不论是与卡特总统会谈，还是在国会两院，多次要求美国不要与苏联签订限制军备的有关条约，在苏联称霸世界这一点上，中美两国都负有责任。而且邓小平还向他们公开透露，中国将出兵被苏联拉入其霸权主义阵营的越南。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的有关机构鉴于哈默与苏联及其领导人有着非常良好的商务和私人关系，担心哈默会成为中国人、成为邓小平所不欢迎的人，因此没有邀请哈默出席有关邓小平访美的所有大型活动。自然，也包括这次宴会。
据哈默先生后来回忆说：“当中美关系在７０年代开始好转并出现了更加开放的贸易前景的时候，我就想成为进入北京的第一批美国商人之一，激励着我的不单是那广阔的新市场和商业机会所具有的诱惑力，我同时还希望能为我们世纪最令人振奋的经济和政治变革之一做出贡献。引导我去敲响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皇宫大门的浪漫主义理想，乃是东西方和平共处与和平贸易的理想。吉米·卡特由于他继续和扩大了由里查德·尼克松、亨利·基辛格和杰拉尔德·福特等人所开始的同中国和解的政策，而应当受到极大的称赞。然而，他的政府却不积极热情地为我打开通向中国的大门。”
然而，对于哈默来说，他是一定要参加欢迎邓小平的活动的，哪怕一次也行，不在华盛顿也行。而这次安排在休斯顿的活动，参加者大都是哈默石油界的巨头同行们，哈默自然更不肯放弃，他“不停地敲打那扇紧闭的门，直到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渐变得令人过于难堪”的时候为止。哈默的努力终于有了一点结果，经过他在白宫的一个朋友也是总统的特别贸易代表鲍勃·斯特劳斯的疏通，哈默在华盛顿的办事处在最后关头得到了斯特劳斯的电话通知，哈默夫妇终于得到了出席在得克萨斯州为邓小平举行的这次盛大集会的入场券。
这天（１９７９年２月２日）傍晚６时，当邓小平从下榻的宾馆到一楼大厅准备出门乘车赴会时，却发生了一件有惊无险的事件。当时中国的警卫人员走在邓小平的前面和两侧，后面几米远的地方跟着美方的安全警卫凯利。据时任中国公安部副部长的凌云先生在回忆录《我随邓小平出访美国》中回忆说：“我的位置就在凯利的后面。突然有一个人插到凯利的前面，奔向邓小平，只见凯利急步抢上前去，胳膊一挥把那人击倒，在附近的警卫人员一拥而上把人捉住了。邓小平在我方警卫人员的护卫下安然出门上车走了。”后来据美方告之，这个被逮捕了的人是美国最老的恐怖组织三Ｋ党的党徒，名叫路易·比姆。但他们究竟想干什么，美方没有透露。
与此同时，当哈默携夫人弗朗西斯驱车来到竞技场时，发现到处都布满了安全警卫和特工，出入都是双层关卡验证。在第一道入口处就站着女警卫，查对进入的宾客名单。
哈默走上前去，通报了自己的姓名。还算不错，这个女警卫竟然知道他的大名，于是就很客气地在客人名单上上上下下地寻找起来。因为认识他这位石油大亨，女警卫在查找时就显得特别的认真。可是，最后，她还是用一种十分关切的口吻说：“嗯，很抱歉，哈默博士，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
“没有我的名字？”哈默显得有些尴尬，他觉得这可能是对苏态度强硬的布热津斯基干的事情，便十分镇静地说，“没关系，这显然是出了差错。宴会本身在哪儿举行呢？”
“就在里面的俱乐部。”女警卫回答说。
“那我的名字肯定在里面的名单上。”哈默说。
女警卫想了想，还是终于放他和夫人进去了。
过了第一道关卡，他们来到俱乐部门口，一个魁梧的特工守在这里。哈默仍然客气地通报了自己的姓名，然后笑着说：“我的名字在大门口的名单上被错误地漏掉了。门口那位姑娘说，肯定在俱乐部里面的名单上。”
特工打量了已经是满头银发８０多岁的哈默夫妇几眼，说：“你们可以进去核对一下名单，但是如果没有你们的名字，你们就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哈默夫妇很顺利地走进了俱乐部。拿着宴会总名单的主管女士，认真仔细地把名单看了一遍，然后失望地跟哈默摇了摇头说：“对不起，哈默博士，这名单上没有您的名字。”
哈默说：“那我可不可以看一下名单？”
于是，这位女士将名单递给了哈默。哈默顺着名单上的名字往下看，一直看到罗伯特·麦吉这个名字时，哈默高兴地叫了起来：“啊！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哈默指着名单上的这个名字说，“罗伯特·麦吉是我们公司华盛顿办事处的一名高级执事，是他同白宫安排我来这里出席宴会的。我的票肯定也是错误地以他的名字发出来的。”
“噢，”那位女士也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原来是这么回事。好了，您的座位在５号桌。”
哈默聪明地耍了一个花招，就这么混进了宴会大厅。他携着夫人朝５号桌走去。宴会厅里的人越来越多，很快就坐满了，５号桌上已经坐上了真正的罗伯特·麦吉先生和夫人。尽管他们不认识，但还是作了自我介绍。
这时，夫人弗朗西斯显得有些担心地说：“亚蒙，我们出去吧。”
哈默说：“不，我不出去。他们现在已经没有办法把我从这里赶出去了。”
哈默夫妇在桌边坐下来，便和麦吉夫妇友好地交谈起来。麦吉先生是一家大石油供应公司的负责人，并且也和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做生意，对哈默的名字是很熟悉的。渐渐地，石油大亨们一个一个地都到齐了，当他们看到哈默时都感到很吃惊，他们非常惊讶地发现，为什么得克萨斯石油巨头们的聚会，会有一个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不速之客？
这时，主持人宣布大家起来列队欢迎邓小平和中国代表团。在这个特殊的队列中，共站着５０多位总经理，还有他们的夫人。当邓小平带着他的代表团满面春风地走进宴会大厅时，掌声四起。哈默后来是这么回忆他和邓小平第一次见面的：
他身材矮小，脸上一直闪烁着动人的微笑。一名翻译陪着他，依次把每位总经理的名字告诉他，并说几句介绍的话。
当他走到我的面前时，邓对翻译说：“你不用给我介绍哈默博士。”然后冲着我笑起来，握着我的手说：“我们都知道你。你是在苏联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列宁的那个人。现在你可要来中国帮助我们呢。”
“我非常愿意，”我回答说，“可是据我了解，你们不允许私人飞机进入中国，而我年纪太大，不乘坐商用飞机。”
“噢。”他说着把手一挥，好像把这个问题扔到一边，“这好办。你只要给我一封电报，告诉我你想什么时候来，我可以作出一切必要的安排。”
欢迎仪式结束后，哈默夫妇又回到了“自己的”５号桌。因为每一桌都有一个中国代表团的成员。与哈默同坐一桌的是中国驻加拿大大使章文晋（后任驻美国大使）。章文晋说：“哈默博士，您不应当坐在这儿，您应当和邓小平副总理坐在一起。”
于是章文晋就拉着哈默的手，将他带到邓小平的桌旁。邓小平就让哈默博士坐在他的身边。而坐在同桌的能源部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无可奈何，只能对哈默冷冷地瞟了几眼。可是哈默并不在乎，他知道，当着邓小平这位中国尊贵的客人的面，谁也没有办法再把他这个能骗过特工混进来的人给赶出去了。
而总统的那位特别贸易代表鲍勃·斯特劳斯因为迟到了一会儿，就坐在附近稍远的一桌，用一种揶揄的表情看着哈默，偷偷地笑了。
据哈默后来回忆，在那次晚餐会上，邓小平和他谈得非常愉快，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一直通过翻译同我谈话。他想知道我同列宁会面的一切情况，以及我对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的感受。
他非常敏锐，非常明智，而且，正如我以后发现的，他有着很强的记忆力———每次和我见面他总是确切地记得前一次都讲了些什么。他从不需要笔录或问他的助手，他总是什么都知道。
最后邓领我走到他的包厢，让我坐在他的身边，观看为他举行的专场表演。我们相处得非常惬意。在晚上的活动结束的时候，他再一次非常肯定地重申了他的邀请。我告诉他，我一旦拟定好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并搭起一个经理班子，我就到北京和他见面。
经过多次书信联系。仅在短短的两个月后，哈默博士乘坐他的私人飞机降落在北京。
邓小平和哈默在中国的土地上握手了。经过多方认真会谈，这次哈默与中国方面签订了包括石油勘探、煤矿开采、杂交稻种和化学肥料等方面的初步协议，开始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计划。
第四部分美国石油大亨与“东方小个子”的握手——邓小平和哈默(2)
□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５日，邓小平与哈默第三次见面。邓小平祝贺哈默与中国正式签署平朔煤矿合作协议。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哈默对邓小平说他要“常驻”中国“在这里督阵”，并说：“现在是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我们的合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会后哈默对记者说，他对中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哈默作为首批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家，他先后在中国进行了多方面的经济技术合作。在当时中外合资经营的所有经济项目中，平朔煤矿是最大的一个。这个合作项目也是哈默在中国投资最大的一个项目。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４日，中美双方关于开发平朔煤矿的协议书正式签订了。这是哈默继１９８１年７月３日访问中国之后，第三次来到中国。
这个项目的合作方式是契约式经营，计划合作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２０年。由双方共同投资，共担风险。投资总额高达５．５亿美元，这在当年的中国的确是个不小的数字。美方的岛溪公司负责三年完成基本建设，计划１９８５年出煤，年产原煤１５００万吨。中方负责解决运输问题。日常生产管理，前１０年由美方任正职，中方任副职，随后的１０年由中方任正职，美方任副职。如果第一阶段合作成功，再商谈第二阶段的合作。
这个合作项目的签订，在当时的中国可谓意义重大。因为当时中国国内正进行政府机构改革和打击经济领域中的犯罪活动。中国的这两项行动引起许多外国朋友和香港、澳门同胞的密切关注，他们担心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会不会改变。而此时美国政府向台湾出售军武的行径，侵犯了中国主权，使中美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美国企业家们也因此担心中美之间的贸易是否也因此受到影响。
而在中国国内，针对哈默的平朔煤矿合作项目，中国煤炭开发总公司曾邀请了各方面的专家学者，就这个合作项目在技术、财务、法律以及综合经济效益等方面的可行性问题进行了反复的论证，并向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进行了咨询。最后经过充分的考量，才确定与哈默合作。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哈默的第三次中国之行，平朔煤矿协议的签署，表明了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执行对外开放政策没有改变，中国愿意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开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正因此，哈默的中国之行以及他和邓小平的会见就格外的引人注目。
也就在协议签署的第二天，３月２５日，上午１０点，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门前，第三次接待了这位比他还要大６岁的美国老人。
这是两个老人的第四次见面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邓小平一脸慈祥，神采奕奕地握着哈默的手。
满头银发的哈默笑着对邓小平说：“你气色这么好，身体很健康！”
“你年岁那么大，气色也还这样好！”
“等你活到我这个年纪，你的身体一定比我还要健康！”哈默笑着说。
寒暄之后，宾主双方进入了会谈的正题。
“我遵守诺言，又来了。我们与中国合作开发平朔煤矿的协议书已经签订了。”哈默接着补充说，“我非常感谢邓副主席亲自过问，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和鼓励，使协议书得以很快签了字。”
邓小平说：“这是一个好的开端。”
“是的。”哈默说，“我希望今后能经常来中国，我要常驻在这里督阵，一直到把煤矿开采出来，运到港口装上船为止。”
邓小平说：“这个我可以帮你解决。”
“现在是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我们的合作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哈默说。
邓小平同意哈默的看法。
会见中，哈默还就我国经济建设提出了一些建议。他说：“中国应该尽快发展高效的液态肥料，迅速把农业搞上去，这样就可以不再进口粮食，并力争能够有所出口。”
他还说：“我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吃饭问题，一个是能源问题。中国在这两个方面都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这两方面的成功，就能帮助第三世界，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会谈中，他表示愿意在化肥、畜牧业等方面与中国发展合作。
他还对邓小平说：“对中国的领导我很放心，你们的事业一定能够成功。”
哈默在随后举行的答谢宴会上，再次表示：“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们的决定与行动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我们认为中国政治上是稳定的，目前中国正在精减政府机构，起用新人，这必将使政府的行政管理更为有效。中国的经济调整，针对国家和人民的需要，重新安排了农业和工业的发展顺序，把能源和交通运输放到重要位置，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国家财政预算以及进出口贸易平衡等各个方面都获得了很大的进步。总的来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政治上稳定、经济上不断发展、能源前景广阔、强大而进步的中国。它对外实行开放政策，欢迎各友好国家到中国投资，促进中国经济贸易的繁荣。”
在结束这次中国之行时，他就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未来发展等问题，在接受中国《参考消息》报特约记者的采访时说，对中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参考消息》在第９４９９期上刊登了哈默这篇文章：
中国现领导是本世纪少数几个伟人之一。而他（邓小平）目前在中国城市进行的改革必将成功。
正像上次旨在改善乡村与农民生活条件的农村改革一样，中国这次的城市改革也一定会取得成功。这些改革将有助于改善中国之国民经济，给予各级管理部门更大的行动自由，并将大大提高城市工人的收入。这些改革在三个领域产生积极影响，即把管理知识、外资与先进技术引入中国。这正是西方石油公司目前在山西煤矿做的三件事。
中国偿还了其全部债务，并一向在履行契约方面很守信用，西方石油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将会证明是明智的……
邓正在向中国引进许多健康的东西———所有资本主义的优点而不是缺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所有的银行、铁路及大工业还属于国家所有。
第四部分美国石油大亨与“东方小个子”的握手——邓小平和哈默(3)
□邓小平笑着说：祝贺我们合作成功。你们放心，同中国合作，风险最小，中国的潜力很大。哈默则把中国青年画家的画作《我的故乡》作为礼物送给邓小平。
哈默自从与中国在平朔煤矿项目上达成协议之后，在邓小平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他对中国市场的热爱与向往之情与日俱增。因此，哈默与邓小平几乎年年都要见面，无论是礼仪场合还是私下晤谈，都能进行真挚广泛而无拘无束的讨论。随后他迅速同中方签署了关于石油勘探、煤炭开采、杂交稻种和化学肥料等各方面的协议。
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公司之一，该公司在世界上５０多个国家和地区设有子公司。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进一步稳定和加强，哈默在中国的事业也进一步发展壮大。
哈默的西方石油公司，继１９８３年８月作为第一家获得在中国南海开发海上石油权力的美国公司之后，继半年后的１９８４年４月又与中国达成在山西共同开发价值５．８亿美元的煤矿的协议。在签订协议之后，邓小平再一次会见了哈默。
会谈时，邓小平对哈默说：“你为这件事来了几次了，辛苦了。”
“感谢邓主席，由于您的关心和支持，现在终于达成了一致，四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运输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邓小平又关切地问到。
“解决了，开始时我们很担心运输问题。你知道这个问题很重要。今天，我请来了彼特·基伟工程公司的董事长斯科特先生，他们有管理露天煤矿的丰富经验。”哈默认真回答说。
邓小平说：“我们要在这个项目上向你们学习一些东西。”
哈默说：“现在的项目是第一阶段，年产１５００万吨标准煤，将来还有第二期、三期工程。”
“第二、第三期工程就不用那么长时间了。问题是国际市场。”邓小平说。
“石油资源逐渐减少，煤将仍然是能源中的骨干。中国煤炭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现在东南亚经济正在发展，中国离这一地区最近，占据有利的竞争地位。”哈默说。
邓小平说：“中国的煤炭资源丰富，两淮的煤炭储量大。就是投资要多一点。”
“我想投资会来的，会源源而来的。”哈默说。
“通过友好协商，达成了这次协议，这一点很好。外边感到中国法规不完备，这次我们两家协商达成了协议，解决了这个问题。”邓小平说。
哈默说：“现在做成了一个大项目，我的注意力转到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肥料、海洋石油等方面。阿科石油公司在南海发现了大气田。运到海南岛建立合成氨厂。我将用磷、钾肥同你们交换，进行新的合作。”
说到海南岛，邓小平似乎有些兴奋。他告诉哈默：“我们决定开发海南岛，利用天然气还可带动其他行业。这里铁矿丰富，可以发展钢铁工业。”
哈默表示，他回国后将派化学公司总裁来同中国商谈这些项目。
邓小平笑着说：“祝贺我们合作成功。达成协议后，还会出现问题，我相信可以解决。你们放心，同中国合作，风险最小，因为中国不是缺乏偿付能力的国家。中国的潜力很大，只是没有发挥出来。”
哈默完全同意邓小平的观点。他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公开指出：中国偿还了其全部债务，并一直非常坚守信用。他认为他的西方石油公司投资中国是明智的。
这次会见，哈默还赠送给邓小平一份特别的礼物———中国青年画家陈逸飞的作品《我的故乡》。
第四部分美国石油大亨与“东方小个子”的握手——邓小平和哈默(4)
□中国国宝大熊猫破天荒地坐上了波音７４７飞机越过太平洋到了地球另一边的美国。
哈默作为见过列宁的美国企业家，在６０年之后再与中国领导人邓小平见面，这似乎在某些方面有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
１９７２年２月，哈默千方百计找到邓小平，在美国第一次见面时，邓小平就发出了“你是在苏联需要帮助的时候帮助了列宁的那个人。现在你可要来中国帮助我们”的邀请，两人可谓情投意合。而邓小平和哈默前几次会见，邓小平就非常关心并多次询问哈默与列宁合作的具体问题和细节。正如哈默后来所言：“中国搞现代化的政策与列宁当年的新经济政策相似。当时苏联不实行新经济政策就不会发展。我每次来中国都看到有很大进展。”
但哈默所说的，虽然就吸收外资、发展国际经济往来这一点来看，邓小平制定的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确与当时的苏联有某种相似之处，但是当年苏联与现在中国的国情与实际任务是大不相同的。当年哈默在苏联多次受到列宁的接见，列宁还在给斯大林的信中说：“全力支持这些人和他们的企业。这是我们通向美国商界的捷径，我们必须尽量利用这条通道。”毫无疑问，哈默正是凭着列宁的支持才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
在中国，哈默遇到了邓小平。哈默一样的获得了成功。
而更特别令哈默感动的是，邓小平让他把中国的“国宝”大熊猫带到了美国。这是大熊猫第一次走出国门，到地球上的另一个国家。
１９８２年３月２６日，哈默在北京举行了他个人的美术藏品展览。在这个展览会期间，邓小平又接见了他。会见时，哈默第一次提出了要把国宝大熊猫带到美国参加１９８４年洛杉矶奥运会的想法。
哈默说：“大熊猫伴随着共产党中国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体育队伍，出现在洛杉矶，肯定会使洛杉矶人民感到高兴，而且对美中两国间的友好关系大有裨益。”
按当时中国的法律，作为中国国宝的大熊猫是禁止向国外输出的。而在哈默之前，也曾经有各种各样的美国代表团或者委员会来中国洽谈此事，提出了许多条件作交易，要求中国同意把大熊猫送到奥运会上去，也都碰了钉子，得到的回答都是“ＮＯ！”。因为大熊猫的确是稀罕之物，在当时科学喂养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数量极少。
而当哈默向邓小平再次提出这件事情时，邓小平看到了大熊猫背后的价值。经过思考后答应了他的请求，并指示有关方面同意让大熊猫出国。
在邓小平的亲自过问下，大熊猫由中国的一架波音７４７飞机和它的饲养员一起从北京送到了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受到了甚至比国家元首还要隆重的接待。在奥运会开幕之前，哈默亲自牵头为大熊猫赴美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招待会。
大熊猫飞到洛杉矶，一时成了美国社会舆论的热点，更增添了奥运会的光彩，同时还展现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团结世界人民的精神，让世界上更多的人来关注大熊猫热爱大熊猫和关心大熊猫的保护工作。大熊猫因此成了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象征。
１９８５年６月，哈默与中国合作的平朔安太堡露天煤矿开工了。哈默冒着炎炎烈日，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在北京与邓小平再次会见。会见中，哈默把他同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第一次会见的情况向邓小平作了详细的介绍。邓小平则就平朔煤矿第一期工程开工向哈默表示了诚挚的祝贺。一个西方石油大亨与一位东方伟人的手再次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而他们都已经是８７岁和８１岁的老人了。
在这两个人生经历都具有传奇色彩的老人的交往中，邓小平以其东方魅力给哈默留下了深深的印象。哈默曾在回忆录中说：“他留给我的印象是一个精明能干、最聪敏睿智的政治家，坚定不移地遵循着符合他的国家最高利益的路线……一个人以如此饱满的热情处理自己的问题，并紧张忙碌地从事着改善自己民族的生活，是敢于藐视那些干瘪瘪的经济数字和人们捕风捉影的预言的。中国一定会克服困难，获得成功，我对此毫不怀疑。”
而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哈默还曾这样评论过邓小平：“邓是一个卓越的人，他将作为本世纪所产生的一位伟人而名垂青史。邓将率领中华民族走向富裕之路，并将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共和国。”
邓小平和哈默的友谊，与其说是哈默的幸运，不如说是中国人民的幸运，中国人民因为有了一个“深情地爱着她的祖国和人民”的儿子而幸运。
第四部分“考试”——邓小平和法拉奇(1)
“考 试”
———邓小平和法拉奇
试 题：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
方 式：开卷，一问一答，即席采访。
监考人：人民和历史。
出题人：法拉奇（意大利女记者）。
答题人：邓小平。
时 间：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日和２３日。
地 点：中国北京，中南海。
得 分：（看完本文你就知道了。）
□挂在人民大会堂的两幅毛泽东画像被取下。西方观察家说中国正在“非毛化”。《人民日报》首次明确界定评价毛泽东的基本走向：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１９８５年１０月１６日，邓小平在设宴招待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亚历山德罗·纳塔时，纳塔跟邓小平说：“不少意大利人都见过你。你１９８０年同我国记者法拉奇的谈话非常精彩，已收到你的文选中，我们都拜读了。”
邓小平笑着回答道：“我同她谈了七八个小时，她给我出了许多难回答的题目，我总算通过了考试。”
考试？！
一个记者的采访被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比喻成“考试”，这是少有的。尤其是对这个让赫鲁晓夫也害怕的被西方人誉为“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邓小平来说，更是语出惊人。
然而，这确实是一场考试。一场特殊的考试。
这场考试对当时已经７６岁的邓小平来说，确实是一种对自己政治智慧的挑战和考验。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邓小平却别无选择。他要给历史一个科学的回答。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考试”呢？这个名叫法拉奇的意大利女记者到底又是怎样的一个“考官”呢？邓小平又是如何通过考试的呢？
要解答这么多的问号，我们还得把目光回溯到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中国。
打倒“四人帮”。为天安门事件平反。邓小平复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刘少奇冤案平反昭雪……１９８０年的中国，可谓百废待兴。
这年的７月３０日，在北京静悄悄地发生了一件震惊世界的事情。在当时，这件事情所产生的影响，国外比中国国内还要大。这就是长期挂在人民大会堂的两幅毛泽东画像被取下。同时另外两块永久性标语牌也被拆除。由于标语牌过于巨大，拆除过程中还动用了吊车、卡车。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为什么做出这样的决策和行动？
尽管此前，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几乎遍及机关、学校、工厂、街道各个单位各种部门，已经采取过同样的行动，毛泽东的画像被取下，塑像被拆除，语录被涂抹覆盖。据说，因为一些塑像极其高大坚固，在拆除过程中还使用了炸药。但这一切似乎并没有引起人们尤其是西方社会观察家们的注意。但７月３０日北京的行动，在没有公开发布任何消息的情况下，仍然在第一时间传遍了西方世界。
北京！的确与众不同。中国的心脏，她的每一次心跳都牵动着世界的神经。况且这是在人民大会堂———这个中国共产党重要的会议大都在这里举行的地方，把开国领袖毛泽东的画像从这里取下的举动，怎么能不引起世界的震动？！
敏感的西方观察家们似乎从中共这个从地方到中央的行动得出了一个肯定的答案：中国正在“非毛化”。
而让人们更加关注的是，也就在７月３０日这一天，中共中央发出了一个《关于坚持“少宣传个人”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段文字：
从现在起，除非中央有专门决定，一律不得新建关于老一代革命家个人的纪念堂、纪念馆、纪念亭、纪念碑等建筑。毛主席像、语录和诗词在公共场所过去挂得太多，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今后要逐步减少到必要限度。
这可以看作是中共第一次在党内对此作出的一个正式解释。而同一天在人民大会堂悄悄进行的行动，或许就是贯彻这个《指示》的一次带有象征性的行动。然而这个象征性的行动，对于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们来说，其象征性的意义是最明白不过了———毛泽东画像、语录遍布每个角落的中国结束了一个“以激情狂热开始到悲愤哀痛落幕”的时代。
中国清楚，世界清楚。经历过太多苦难的中国需要前进，需要复兴！然而，这一切又怎么能不令人猜测或者思考？———“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与２０世纪中国的命运，已经是与告别苦难和屈辱，与解放和当家做主站起来紧密相连的。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是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课题。
这个问题，实际上从１９７６年毛泽东逝世之后，毛泽东的一些错误的观点或提法被抛弃、那些被遭年毛泽东打倒的被平反，以及后来中国发生的一系列变化，已经让敏感的西方观察家得出他们所谓的“非毛化”结论。
外面的世界如此。在中国国内，自１９７９年春天，也开始了一股诽谤诋毁毛泽东的思潮。于是，西方报刊也推波助澜，认为“大陆批毛势在必行”。
国内国外的这些思潮，自然引起了邓小平的高度关注。其实，邓小平对这一敏感问题的思考已经很久很久了。
早在１９７８年１１月１０日到１２月１５日召开的由各省、自治区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共计２１２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对此发表了精辟的见解。１２月１３日，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发表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这个讲话快结束时，邓小平就“国际国内都很关心我们对毛泽东同志和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指出：
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养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永远是我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原理，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发展。当然，毛泽东同志不是没有缺点、错误的，要求一个革命领袖没有缺点、错误，那不是马列主义。”
而对于“文化大革命”，邓小平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也应该科学地历史地来看。毛泽东同志发动这样一次大革命，主要是从反修防修的要求出发的，……是要总结，但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作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
历时３６天的中央工作会议，在１２月１５日圆满结束。这次会议为三天后的１８日至２２日召开的另一个在中国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会议再一次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
１９７９年３月９日，针对西方“非毛化”的论调，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文章，首次公开明确界定了评价毛泽东的基本走向———中国现在所做的，不是“非毛化”，而是“非神化”。
这年的３月３０日，邓小平在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在这个重要讲话中，邓小平再一次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作出了精辟论述：
毛泽东同志同任何别人一样，也有他的缺点和错误。但是，在他的伟大的一生中的这些错误，怎么能够同他对人民的不朽贡献相比拟呢？……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对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邓小平清醒地认识到对毛泽东和对“文化大革命”做出权威性的评价，是当务之急。
经过商议，评价将采取中共中央决议的方式。１９４５年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曾做出《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进行了总结。今天，中国共产党同样要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做出科学的总结。
历史选择了邓小平。
邓小平说：“对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党内党外和国内国外都很关心，而且各方面的朋友都在注意我们怎么说。从国内来说，党内党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决议》的起草工作，是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领导下，由邓小平、胡耀邦主持进行的。决议的核心问题就是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邓小平说：“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决议稿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这一部分不能不要。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很大的政治问题。如果不写或写不好这个部分，整个决议都不如不做。”
邓小平像一个设计师，掌握着每一个环节的进度，直接指导着每一个细节。到１９８０年秋，《决议》的基本思路已经形成。
这个时候，邓小平认为公开发表意见的时机已经成熟。
那么该以什么方式将这一权威评价向外公开发表呢？
邓小平有自己的考虑。
第四部分“考试”——邓小平和法拉奇(2)
□这是一次智力的角逐。与其说是法拉奇选择了邓小平，倒不如说是邓小平选择了法拉奇。
选择什么样的方式，公开发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问题的“决议”，邓小平自然要深思熟虑。
因为《决议》不仅仅是对毛泽东个人，也是对中国的那一段历史要做出评价，而且还要经得起历史和未来的检验。
或许邓小平这时候想起了１９３６年，在当时国民党白色封锁的苏区，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懂得笔杆子的威力”，就是通过西方新闻记者的笔，打破了国民党的１０年新闻封锁，把共产党和红军的纲领、路线和主张以及事实的真相告诉给全世界人民。那个名叫埃德加·斯诺的美国记者从此因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而闻名世界，而后来，共产党的这颗“红星”真的照耀了中国。
中共似乎也从此把与记者打交道作为工作的一个特殊的方式。当中央需要对某一重大问题发表看法或者声明的时候，往往不是由正式机构发布，而是选择通过某一个领导人与某个西方记者面对面访谈来表明态度。邓小平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的这个传统。
那么到底选择谁呢？想采访邓小平的西方记者实在太多，这些人的名气自然不必说。
下棋找高手。自信的邓小平需要的不仅仅是这个记者的名气，更多的是他需要一个与他能抗衡的厉害的对手。或许也只有这样才能把这个非常重要而又十分敏感的课题大白于天下。
这将是一次智力的角逐。
正因为如此，与其说是法拉奇选择了邓小平，倒不如说是邓小平选择了法拉奇。
奥琳埃娜·法拉奇，驰名世界的意大利女记者。１９３０年６月出生于佛罗伦萨。１９４６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担任过意大利《时代》杂志记者、《欧洲人周刊》特派记者。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两次获圣文森特新闻奖。她还是《纽约时报》、《新共和》、《生活》、《展望》等美国报刊和欧、亚、南美等地报刊的撰稿人。她以善于抓住关键时机采访风云人物著称。哪里有热点，哪里就有她的踪迹，曾先后采访过数十位著名活动家。提问尖锐，言辞泼辣，善于触及敏感问题，是这个意大利女记者的一贯风格。而法拉奇的报道方式也有自己一贯的风格，她习惯于录下全部的采访问答，然后一字不改、一字不漏地全文发表。如果她针对某个问题要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意见，她就在文前单独写上，与采访正文互不干涉。完全的客观当然不可能，但照实发表采访问答，让读者自己去分析思考，总比断章取义的改写要强得多。
因为法拉奇这样的采访和写作风格，许多著名政治活动家在接受她采访时，都曾被她问得狼狈不堪。就连能言善辩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博士也曾叹息地说：“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我一生最愚蠢的事情。”
“未曾出土便有节，纵是凌云亦虚心。”或许这正是邓小平内心渴望的一种对自己智慧进行挑战的对手。既然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就应该再找一个最难对付的“考官”，难上加难，看谁能难过谁？
所以，邓小平选择了法拉奇。或许不是因为她的名气。
第四部分“考试”——邓小平和法拉奇(3)
□第一轮“考试”：面对法拉奇连珠炮式的提问，邓小平成竹在胸，找到了高手。
邓小平接受法拉奇的采访，是在１９８０年的８月间，先后谈了两次。
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１日和２３日，法拉奇两进中南海。
对这样的角逐，邓小平已经是成竹在胸。
“考试”开始了。气氛从一开始就不轻松。法拉奇第一句话就单刀直入直奔主题，触及到了２０天前在北京的那次静悄悄的行动。
“考官”发问了：“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从容自若，回答得非常干脆：“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
法拉奇的提问是非常巧妙的，这简简单单的提问决不只是关心一幅画像的保留问题。这样的提问真正的意图就是在含蓄地“逼问”怎么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个大问题。
对此，邓小平看得一清二楚。从不绕山绕水的他索性开门见山，主动地把对方迂回的问题，自己先给出一个十分明确的答复。
邓小平接着说：“尽管毛泽东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煞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邓小平的回答让法拉奇感到有些意外。她或许没有想到她苦苦寻求准备用迂回战术“挖”出的难题，邓小平主动地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她心中不禁暗暗地佩服邓小平的胆识和气魄。于是，法拉奇马上又把问题更加尖锐起来，直接转到对毛泽东的评价上。
“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都是五个手指。”法拉奇设置问题的能力确实不同凡响。
显然，这也正是西方观察家们把毛泽东的错误，与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混为一谈了。而这也恰恰正是邓小平需要向整个世界发布的。
邓小平明确地说：“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接着，邓小平对毛泽东的功绩与错误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回顾。
邓小平说：“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基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
邓小平一边缓缓道来，一边平静地抽着烟。在袅袅的烟雾之中，一个胸怀远见卓识、从容大度的中国领导人，在西方女记者的眼睛里越来越清晰。
邓小平接着说：“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泽东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
“毛泽东思想”是中共“七大”确立的党的指导思想。这一思想指导中国革命取得了彻底的胜利。那么，在后来中国的建设事业中为什么又遭受了严重挫折呢？是毛泽东思想不管用了吗？邓小平没有回避毛泽东的错误。邓小平不等法拉奇提问，就干脆一口气讲个明明白白。
“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工作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
邓小平的求实精神、宽广胸襟和坦诚品格感染着每一个人。在场的翻译和工作人员无不把尊敬的目光投向这个可爱可敬的老人。
“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家长作风发展起来了，颂扬个人的东西多了，整个政治生活不那么健康，以至最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
邓小平在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客观评价之后，又提醒说，“毛泽东主席晚年的身体不好”，这也与他犯错误有关系。
法拉奇就立即抓住毛泽东身体这个话题，又提出了一个十分犀利的问题。
“你说在后一段时期毛主席身体不好，但刘少奇被捕入狱以及死在狱中时，毛主席的身体并不坏。过去还有其他错误，譬如说，‘大跃进’难道不是错误？照搬苏联的模式难道不是错误？对过去这段错误要追溯于何时？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到底想干什么？”
法拉奇的接连几个问号像连珠炮一样，令人有些应接不暇。在这个满面笑容的女记者的温柔嗓音的提问之中，分明能听到一种金属敲打的声音。这样一问一答，不是考试胜过考试，不是战斗胜似战斗。
酷爱打桥牌的邓小平真的找到了一个高手。而这正是镇定自若的邓小平内心需要的。他说：“错误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比如说，‘大跃进’是不正确的。这个责任不仅仅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我们这些人脑子发热了，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但‘大跃进’本身的主要责任还是毛主席的。当时，经过几个月的时间，毛主席首先很快地发觉了这些错误，提出改正这些错误。由于其他因素，这个改正没有贯彻下去。１９６２年，毛主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自我批评。但毕竟对这些教训总结不够，导致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于是，邓小平又接着谈起“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根源。
他说：“搞‘文化大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的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首先把革命的对象搞错了，导致了抓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样打击了原来在革命中有建树的、有实际经验的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包括刘少奇同志在内。
“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毛主席犯的是政治错误，这个错误不算小。另一方面，错误被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了。他们的目的就是阴谋夺权。所以要区别毛主席的错误同林彪、‘四人帮’的罪行。”
提到林彪，这时法拉奇就问道：“但我们大家都知道，是毛主席选择了林彪，就像西方的国王选择继承人那样选择了林彪。”
邓小平回答说：“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不正确做法。一个领导人，自己选择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种封建主义做法。刚才我说我们制度不健全，其中也包括这个在内。”
说到这里，法拉奇又接着问道：“你们对‘四人帮’进行审判的时候，以及你们开下一届党代会时，在何种程度上会牵涉到毛主席？”
邓小平轻轻地抿了一口茶，放下茶杯坚定地说：“我们要对毛主席一生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我们将肯定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他的错误是第二位的。我们要事实事求是地讲毛主席后期的错误。我们还要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毛主席一生中正确的部分。毛泽东思想不仅过去引导我们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和将来还应该是中国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邓小平一边说，还一边打着手势，最后还特别强调说，“我们不会像赫鲁晓夫对待斯大林那样对待毛主席。”
对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的事情，邓小平是了如指掌的。当年赫鲁晓夫选择一个晚上发表全盘否定斯大林秘密报告时，他就在莫斯科。后来，在中苏论战中，毛泽东亲自点名让邓小平“挂帅”出征，多次出征莫斯科与赫鲁晓夫进行了舌战。对此，邓小平可以说是记忆犹新，也从中吸取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邓小平决不会让莫斯科的历史悲剧在北京重演！
法拉奇又问道：“这是否意味着在审判‘四人帮’和开下一届党代会时，毛主席的名字不可避免地会提到？”
邓小平肯定地回答说：“是会提到的。不光在党代会，在其他场合也要提到。但是审判‘四人帮’不会影响毛主席。当然用‘四人帮’，毛主席是有责任的。但‘四人帮’自己犯的罪行，怎么判他们都够了。”
邓小平在毛泽东与林彪、“四人帮”的关系问题上的回答一说完，法拉奇就将话锋一转，突然问及毛泽东和邓小平之间的关系。
她注视着邓小平说：“据说，毛主席经常抱怨你不太听他的话，不喜欢你，这是否是真的？”
邓小平微微一笑。他知道这些“小道消息”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用大字报的形式公布于众的，那时这就是他的“罪状”。
对此，邓小平回答得非常坦率：“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这也反映毛主席后期有些不健康的思想，就是说，有家长制这些封建主义性质的东西。他不容易听进不同的意见。毛主席批评的事不能说都是不对的。但有不少正确的意见，不仅是我的，其他同志的也在内，他不大听得进了，民主集中制被破坏了，集体领导被破坏了。否则，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会爆发‘文化大革命’。”
接着，法拉奇又问邓小平：“你谈到还有其他人对毛泽东思想做出过贡献，这些人是谁？”
邓小平说：“老一辈的革命家，比如周恩来总理、刘少奇同志、朱德同志等等，还有其他许多人都做了贡献。很多老干部都有创造，有见解。”这时，邓小平还深情地回顾了他敬重的周恩来总理，他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我们认识很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住在一起。对我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兄长。‘文化大革命’时，我们这些人都下去了，幸好保住了他。在‘文化大革命’中，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住了相当一批人。”
“你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
“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邓小平的一句反问，让法拉奇折服了。但她没有就此罢休，马上又问到：“毛主席逝世以后才能逮捕‘四人帮’，……是谁提出把‘四人帮’抓起来的？”
邓小平肯定地说：“这是集体的力量。……要干这件事，一个人、两个人的力量是办不到的。”
接着邓小平还谈到了粉碎“四人帮”后建毛主席纪念堂的事情。邓小平说：“应该说，那是违反毛主席自己的意愿的。五十年代，毛主席建议所有的人身后都火化，只留骨灰，不留遗体，并且不建坟墓。毛主席是第一个签名的。我们都签了名。现在签名册还在。粉碎‘四人帮’后做的这些事，都是从为了求得比较稳定这么一个思想考虑的。”
法拉奇并没有就此打住，一个更加尖锐的话题紧跟着上来了：“那么毛主席纪念堂不久是否将要拆掉？”
法拉奇的这个问题，也是很多西方观察家分析后预言和猜测的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国内也有不少人有这样的疑虑。
邓小平明确地告诉法拉奇：“我不赞成把它拆掉。已经有了的把它改变，就不见得妥当。建是不妥当的，如果改变，人们就要议论纷纷。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拆毁纪念堂。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时间过得真快，眼看一个上午就过去了。该吃饭了。
第一轮“考试”就到这里。
下一轮“考试”是两天之后。
第四部分“考试”——邓小平和法拉奇(4)
□第二轮“考试”：邓小平给江青的评价是“零分以下”。给自己打了个“对半开”。
两天后的８月２３日。
法拉奇再一次走进中南海。
这一次访谈，邓小平主要介绍中国关于改革开放的形势以及他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但不可避免地仍然会涉及到毛泽东。
一开始，法拉奇的提问回到了邓小平个人身上。她问道：“为什么你想辞去副总理职务？”
“不但我辞职，我们老一代的都不兼职了。”邓小平说，“我们存在一个领导层需要逐渐年轻化的问题。我们需要带个头。”
在介绍中国改革开放的形势时，邓小平站在“四个现代化”能否实现这个高度上进行分析说：“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分额还是很小的，影响不了我们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吸收外国资金、外国技术，甚至包括外国在中国建厂，可以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补充。”
而对于开放可能会带来一些资本主义的腐朽的东西，邓小平说：“我们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但这不可怕。”
轻松的回答背后支撑着的是一个伟人的气魄！
当法拉奇谈到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的问题时，邓小平说：“要弄清什么是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要比封建主义优越。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科学、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
作为一个共产主义者，邓小平谈到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他说：“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把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才能调动积极性，才能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生产力高度发达，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将更多地承认个人利益，满足个人需要。”
后来，邓小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奇书电子书-ＷwＷ.QiＳuu.cＯm］
在这次提问中，法拉奇问到了毛泽东与江青的关系。
她说：“你说‘四人帮’是少数，全国很多人都反对他们。他们这些少数人怎么可以控制中国，甚至整老一辈的革命家？是否他们当中有一个是毛主席的夫人，他们的关系太好，你们不敢动她？”
对此，邓小平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直截了当地说：“有这个因素。我说过，毛主席是犯了错误的，其中包括起用他们。但应该说，他们也是有一帮的，特别是利用一些年轻人没有知识，拉帮结派，有相当的基础。”
“是否毛主席对江青的错误视而不见？江青是否像慈禧一样的人？”
邓小平说：“江青本人是打着毛主席的旗帜干坏事的。但毛主席和江青已分居多年。”
“我们不知道。”法拉奇回答说。
邓小平就进一步解释说：“江青打着毛主席的旗帜搞，毛主席干预不力，这点，毛主席是有责任的。江青坏透了，怎么给‘四人帮’定罪都不过分。‘四人帮’伤害了成千上万的人。”
“对江青你觉得应该怎么评价，给她打多少分？”法拉奇的问题总是让你无法回避。
“零分以下。”邓小平的回答更是没有丝毫虚伪。
“你对自己怎么评价？”法拉奇很自然地提出了最后一个关键的问题。
“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但有一点可以讲，我一生问心无愧。”邓小平静静地抽了一口烟，然后伸出手来，指着法拉奇手中的采访本，一字一句地认真地说，“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没有。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对毛主席的评价要非常客观，第一他是有功的，第二才是过。毛主席的许多好的思想，我们要继承下来，他的错误也要讲清楚。”
就这样，长达４个小时的两轮“考试”结束了。
８月２８日，意大利报纸发表了这次谈话的内容。
随后世界各国报纸纷纷做了转载，并发表评论说：“邓小平第一次宣布，在明年的党代会上，将不会像批判斯大林那样，全面批评毛泽东，但是将总结‘大跃进’以后的总路线。”还有评论说：“中国领导人讲解今后党的路线的轮廓是极为例外的。”
两年后，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时，他对邓小平说：“我看到你同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的谈话，在世界上所有领导人当中，你是惟一同法拉奇谈话取胜于她的人。”
第四部分“考试”——邓小平和法拉奇(5)
□邓小平说：“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分。”
邓小平顺利通过了“考试”，他的成绩如何？历史和人民都已经有了最好的评价。
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法拉奇的中国之行，邓小平与她两次畅谈，绝非是邓小平的应急之作，而是他对一系列重要问题经过周密思考的结果。
据《邓小平思想年谱》记载，就在邓小平和法拉奇８月２１日和２３日谈话之间的８月２２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小组召集人汇报会上说：“现在准备搞一个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主要把建国后３０年的历史清理一下。力求在十二大前的中央全会上通过这个决议，对过去的问题有一个统一的认识，作一个结束。”邓小平还指出，“十二大就讲新话，讲向前的话。”
而就在通过法拉奇“考试”之后的整整１０个月后，１９８１年的６月２２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于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六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他仍然强调如何看待毛泽东的错误问题。他严肃地说：“在前一段时间里，对毛泽东同志有些问题的议论讲得太重了，应该改过来。这样比较合乎实际，对我们整个国家、整个党的形象也比较有利。”“这样站得住脚，益处大。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原来讲实事求是，以后加一个恰如其分。”
接着邓小平还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和定稿发表了看法。他说：“我们原来设想，这个决议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实事求是地、恰如其分地评价‘文化大革命’，评价毛泽东同志的功过是非，使这个决议起到像１９４５年那次历史决议所起的作用，就是总结经验，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我想，现在这个稿子能够实现这样的要求。”
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９日，出席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的１９５名中央委员、１１４名候补中央委员以及列席会议的５３人，作为历史的见证人，见证了这个“写作长达一年，中间经过４０００人讨论，以后是几十人的讨论，政治局扩大会的讨论和六中全会预备会议的讨论等四轮讨论”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最后通过的情景。
我想，４年之后，当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亚历山德罗·纳塔的时候，他之所以高兴地说他同法拉奇谈了七八个小时，给他出了许多难回答的题目，并深有感慨地说他“总算通过了考试”，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正式通过并公布于世是血脉相连的。
如今，这场特殊的“考试”早就结束并已经成为历史。为了中国的未来，邓小平在这场其实是自己给自己设置的考试中，到底能得多少分已经显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邓小平以他清醒的睿智、巨大的政治和理论勇气给现代中国和世界赢得了稳定、发展、和平与进步。
邓小平以他超群的政治智慧和人格魅力给历史和人民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第四部分一对一，面对面——邓小平和华莱士(1)
一对一，面对面
———邓小平和华莱士
和法拉奇一样，华莱士也不失为世界一流的新闻记者。他出生于波士顿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从大学二年级就开始从事新闻事业，曾先后在美国密执安大学广播中心和底特律广播电台就职。１９６８年起他担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从此在美国家喻户晓。他的名气不仅仅因为他主持节目，还因为他有辉煌的采访业绩。他曾采访过“水门事件”、越南战争和中东战争，单独采访过的国际风云人物就有十多个，如：约翰逊、尼克松、里根、霍梅尼、萨达特、贝京、巴列维国王等等。
１９８６年，他又把镜头对准了中国的邓小平。这不仅因为邓小平有着传奇般的政治生涯，而且是推进中国现阶段改革的主要人物，由他倡导、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在短短的几年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引起了世界的瞩目。
□邓小平说，接受华莱士的采访是“想借这个机会同美国人民见见面，使美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了解中国”。因此搞新闻的华莱士自己成了新闻。
１９８６年，对邓小平来说，的确是不平凡的一年。
这年１月份，美国的著名杂志《时代》周刊把邓小平评选为“１９８５年度的新闻人物”。每年经该刊编辑们的评选，将这一荣誉授予他们认为对世界事务发挥最大影响———不管是好是坏———的个人奇網网收集整理。这份美国保守党的杂志在发刊词中是这么评说邓小平的：这个使一块大陆运动起来的老人并没有“资产阶级的内在魅力”。把邓小平誉为“对世界大事的进程产生了最深远影响的人”。这是这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１０亿多人的８１岁的领导人第二次当选该杂志新闻人物，他在１９７８年得过这个称号。
《时代》周刊发言人希赖恩·布朗说，该杂志考虑的其他提名人有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被监禁的反种族主义活动家纳尔逊·曼德拉、摇摆舞筹款者鲍勃·丢尔多夫及“恐怖分子”。邓小平成了该杂志每年评选的第５９位新闻人物。该杂志宣布：“（邓小平）今天当选是因为他在中国实行了１０亿人生产力的全面经济改革。”该杂志说，邓小平在经济改革中允许中国农民爱种什么就种什么或从事程度有限自由企业活动。它说：“如果行之有效，世界将会面貌一新。”《时代》周刊还说：“（邓小平）在比世界其他领导人更大的程度上大大改变了本国人民的日常生活。”
而世界其他舆论也认为：《时代》周刊的同事们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凡到当地看过中国目前巨大变革的人都知道，中国是在这样一个时候取得二位数的经济增长率的，那就是世界其他国家如果能取得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增长率就很高兴了。凡考虑到这个国家拥有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人，都会赞成把邓小平誉为“对世界大事的进程产生了最深远影响的人”。那里没有出现资本主义的“复辟”———中国从来就没有过特征明显的资本主义。市场与计划的结合以及对外开放，使这个国家进入了无人涉足过的历史新领域。
１９８６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关键时刻，面对复杂纷纭的国内国际关系，邓小平这位８２岁的老人，该如何决策中国的未来？
到了这年的９月２日，新华社突然发布了一条短得只有１００个字的消息———
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接受了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六十分钟”节目记者迈克华莱士的电视采访。邓小平回答了华莱士提出的有关中国经济改革、中国的统一、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等方面的问题。
别看这消息字数不多，然而却令全世界所有记者都惊羡不已。记者们一方面羡慕华莱士能够采访到邓小平，另一方面更关心的是华莱士采访到邓小平什么了？
邓小平到底说了什么呢？有没有什么新的声音？显然官方没有透露任何细节。而华莱士本人也是守口如瓶。
这更加引起人们的关注和好奇。一些新闻记者们就像削尖了脑袋似的想从中挖出独家新闻，哪怕能得到一点风声也好。
９月２日这天是星期二。而华莱士主持的“六十分钟”节目的时间表是固定的，只能在每个星期天的晚上黄金时间播出。也就是说要等到真相大白还得４天时间。
作为同行，华莱士也只能跟他的各国记者朋友不无遗憾地说：“在这次谈话播出之前，我们不会透露任何内容。我相信你们能理解。”
这对于关心中国关心邓小平的人们，甚至全世界的政治家们来说，更加激起了他们的兴趣。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了让自己的独家新闻造成轰动效应，也算是吊足了大家的胃口。中国方面的沉默，美国方面的封锁，使这次采访更加增添了神秘的面纱。
尽管如此，华莱士也按捺不住成功采访邓小平后的激动和喜悦。他有些骄傲和自豪地告诉那些穷追不舍的同行们说：“邓小平在谈话时很幽默，看起来在休假后很健壮。邓小平在接受采访时，非常乐于提供消息。”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人们期待着星期天的到来。
１９８６年９月７日，当精神矍铄的邓小平那慈祥的面孔出现在美国的电视台时，人们从这张熟悉的满脸春风的面孔上，再次领略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卓越才能和超群智慧。
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不负众望。美国轰动了！世界轰动了！
华莱士在全球掀起了“邓小平热”。在将近一周的时间里，世界所有重要媒体的舆论都集中到邓小平身上，以最快的速度报道了邓小平与华莱士的谈话。
一时间，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话成了热线，许多电视台要求购买该谈话的播放权。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接受一对一的电视采访。也是继６年前他接受意大利著名女记者法拉奇的采访后又一次对自己智慧、才能和勇气的“考试”。
邓小平多年来一直是中外记者追逐采访的对象。许多记者都以能采访邓小平为一种光荣。此前，要求邓小平接见的外国新闻记者的名单已经排成了长队。但这样的机会是非常少的。邓小平一般情况下是不接受记者采访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那种“少说空话，多干实事”的人。
而这一次，邓小平之所以接受华莱士的采访请求，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想借这个机会同美国人民见见面，使美国人民更好地了解他，了解中国。说了解他，其实就是通过他了解中国。祖国对邓小平来说，就是母亲。
而为了能成功地完成采访邓小平的任务，华莱士事前就做了精心的准备、仔细的研究。为此，他阅读了几乎所有能够找到的有关邓小平的文字材料，其中邓小平的小女儿毛毛写她一家在“文化大革命”中遭遇的《在江西的日子里》，从女儿的角度回忆父亲的坚强、忍耐和坚定的信仰，给他的印象最为深刻。同时，为了制作节目，展示邓小平峥嵘的斗争岁月，华莱士还请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和中央电视台提供了一些有关邓小平的革命经历和工作、生活方面的影视资料。而为了增加节目的收视率，他还细心地要求中国方面把采访地点定在中南海，而不是邓小平通常会见外宾的人民大会堂。因为中南海无论在国外还是中国国内都具有一种神秘的色彩，一方面也借此机会让广大观众看一看红墙内中国领导人日常办公的所在地，另一方面可以欣赏到富于中国传统的古典建筑。
第四部分一对一，面对面——邓小平和华莱士(2)
□邓小平巧妙地把戈尔巴乔夫踢过来的两国关系正常化的“球”又踢了回去。
１９８６年的９月２日是一个好天气。真可谓秋高气爽。
这天上午１０点钟，邓小平特意换上了—套新制的黑色中山服，合体大方，脚穿一双锃亮的黑皮鞋，迈着稳健的步伐来到位于中南海岸边的紫光阁。
邓小平从北戴河海边度假刚刚回来，黝黑的脸庞发着亮光，两眼炯炯有神，一看精神状态就特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