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不要阻挠刽子手》》 · 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 · 2026-07-25
“说什么不要垂头丧气，”娜斯佳在和科罗特科夫回到自己办公室后沮丧地学着处长的话说，“这样的话，他说得倒轻巧，用不了多久就会发疯的。斯塔索夫也该来电话了吧。”
然而直到傍晚斯塔索夫才出现。
“你打算回家吗？”斯塔索夫一边走进娜斯佳的办公室一边问。
“你好！难道你也姓齐斯加科夫吗？”
“我问你回不回家，这和你丈夫有什么关系？”
“是这样的，整整一天前，就是昨天傍晚，我丈夫打电话到我办公室，问的是同样的问题，用的是同样的词。”
“怎么，齐斯加科夫催你回家了？”斯塔索夫哈哈大笑起来，“他管你管得那么紧？”
“不，他没管我。好了，回家，现在我当然打算回家啰。”
“那我马上来接你，我去去就来。”
“斯塔索夫，你给塔季扬娜打通电话了吗？”
“我说了，我马上来接你。”
半小时后，斯塔索夫来了。娜斯佳坐进他的车时看见后座上坐着斯塔索夫的女儿莉莉娅。对啊，娜斯佳心想，今天是周六，是离婚的父亲们履行家长职责的日子。
“您好。”娜斯佳向小姑娘点头打招呼。
“您好，娜斯佳阿姨。”莉莉娅很有礼貌地回答道。再过一个月她就满9周岁了。
“你们去哪儿玩了？”娜斯佳好奇地问道，“是个什么有趣的地方？”
“嗯，”斯塔索夫一边答着腔一边开动了汽车，“我带孩子去看怎样拍电影。”
“怎么样？有趣吗？”
“不怎么有趣，”莉莉娅文静地说，“书里写的拍电影更好玩。真正的拍电影没意思。”
“什么样的儿童书才描写拍电影的事情呢？”娜斯佳惊奇地问道。
“不是儿童书，是成人书，”斯塔索夫解释说，“我们的莉莉娅早就不看儿童书了。”
“那看什么书？莉莉娅，你喜欢的作家是谁？”
“我继母。”
“什么？”娜斯佳惊讶得把刚从烟盒里拿出来准备抽的一根烟都抖落掉地了。
“我的继母，娜斯佳阿姨，她写得最棒了。”
娜斯佳困惑不解地转过身去问斯塔索夫：
“难道你的塔季扬娜在写作？她可是个侦查员啊。”
“可不，身兼两职，白天搞侦查，晚上爬格子，都是侦探小说。莉莉娅酷爱这些书。”
“瞧你们这一家子！”娜斯佳羡慕地说道，“简直难以想象！”
他们把莉莉娅送到她生母——斯塔索夫的前妻所住的地方索科利尼基，然后沿着谢尔科夫公路向娜斯佳家的方向驶去。
“斯塔索夫，别折磨我了，”娜斯佳央求说，“塔季扬娜说什么了？”
“说了很多有趣的事。这可不是用来发表的。塔季扬娜对姆希塔罗夫的身份非常清楚，他早就被挂上号了，因为他在西北边境从事越境走私活动，但一直没有任何证据。一切只是业务情报，抓不到任何人的把柄。姆希塔罗夫是在自己家里用自己的枪自杀的。而且当时房间里不止他一个人，他妻子和一个成年的儿子都在家。但没有任何外人在场。姆希塔罗夫的妻子和儿子说，前一天姆希塔罗夫会见了两名来自哈巴罗夫斯克的生意人，在同这两个人谈话之后，他就变得心事重重，像换了个人似的，精神恍惚，而且行为有些怪异。一整天过后，他就自杀了。情况就是这样。”
“像是讹诈吗？用彻底揭露秘密来威胁他？”
“好像是。”斯塔索夫表示同意。
“那两个生意人呢？查明他们的身份了吗？”
“最有意思的就是这个。姆希塔罗夫自杀之后，所有饭店旅馆都已经被仔细搜索过了，就是为了寻找这两名生意人。可是你猜怎么样，竟然没找到。不过，这是案发不久的搜索结果，过两三天后还会得到确切的消息。当然，他们可以不住在饭店里。机场也检查了，结果一样，没找到，找到才怪呢。他们可以不坐哈巴罗夫斯克的直达航班，而是乘车，例如，从莫斯科坐火车或汽车走。或者还可以从别的城市乘车走。”
“难道谁也不知道他们两个人的姓吗？”娜斯佳奇怪地问，“例如，姆希塔罗夫的妻子，她不是还知道那两个人来自哈巴罗夫斯克嘛。”
“那是她听姆希塔罗夫说的，至于其他的情况，姆希塔罗夫对她只字未提。”
“那她总该见过这两个人吧？”
“这个嘛，娜斯佳，就更有意思了。姆希塔罗夫的妻子回家时是晚上8点左右。她坐电梯到了自家楼层后走出电梯，迎面正好站着两个人。他俩坐电梯下楼。妻子进家门后，正好看见丈夫把茶杯从客厅端到厨房去。‘你有客人？’妻子问。姆希塔罗夫回答说：‘对，是从哈巴罗夫斯克来的两个生意人。’妻子又问：‘是不是刚才我在电梯门口遇到的那两个人？一个是高个子，银白头发，仪表堂堂，上了年纪，而另一个是小矮个，像高加索人。’姆希塔罗夫却回答妻子说：‘不，我的客人根本不是这样子的，他俩是年轻的俄罗斯人，外表一点不像高加索人。’夫妻俩的谈话到此为止。今天上午询问邻居时已查明，姆希塔罗夫妻子看见的那两个人根本没有找过邻居中的任何人。至少是邻居们谁也不承认认识这两个人。”
“也许，这两个人是在寻找某套住宅时错走到这个楼层的？”娜斯佳提出假设说。
“也许是吧，”斯塔索夫点点头说，“不过彼得堡民警机关的侦查员们非常机灵，这简直是奇迹，他们找到了一位当时正在大门口和一只狗玩耍的少年，这个小男孩见过那两个人走进大门。当时可不是晚上8点左右，而要早得多，因为小男孩尽管没有手表，但他还记得和狗玩耍一阵后就回家去看电视中播放的电影《埃伦和他的伙伴们》了，而这个节目是下午17点过一点开始播放的。”
“那么试问，如果他俩不是去找任何人的话，到底是什么事情使他们在这幢楼里呆了几乎三个小时呢？或者请问，他俩所找的这个人为什么要死死地隐瞒事实呢？当然，还有第三种可能，那就是小愉。他俩要光顾没人的住宅，但我从未见过敢从容不迫人室偷盗达三个小时之久的小偷。何况他们手中并没有手提箱。也许钱和宝石都放在口袋里了。”
“谁也没有报告失窃。当然，这幢楼里有些户主出远门不在家。”
“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这两个人正是来找姆希塔罗夫的，那么姆希塔罗夫为什么要欺骗自己的妻子呢？”
“你自己回答吧。”
“我来回答。他们俩威胁姆希塔罗夫说要揭穿一个秘密，而秘密一旦被揭露就会破坏姆希塔罗夫整个家庭生活：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姆希塔罗夫在同这两个人谈话之后决定自杀，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想让家人找到这两个人，不会允许精心掩饰的秘密浮出水面。他甚至不能公开自己同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顺便说一句，斯塔索夫，他俩对尤尔采夫也同样可以做到这一点。他们在聚会上抓住尤尔采夫的把柄并向他发出最后通牒：要么你自觉自愿地服毒自杀，要么我们声张秘密。”
“对，娜斯佳，你的想象力总是那么丰富，”斯塔索夫放声大笑起来，“可你知道，尤尔采夫是何许人也！有什么能把他吓倒呢？整个黑海沿岸一带的人都知道尤尔采夫是个凶恶的黑手党人。大家因此而敬畏他，他则因此而生活得非常潇洒，他丝毫不顾忌自己家庭的荣誉和幸福。无论是尤尔采夫还是姆希塔罗夫，民警局的侦查员们已经盯了他们多少年了，但却抓不住他们。能揭露他们什么呢？揭穿他们是残暴的吸血鬼吗？说他们一到夜里就满嘴长獠牙吗？你以为他们会害怕这些吗？可其他所有关于他们的秘密都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了。”
“原来是这样。顺便说一句，斯塔索夫，你说得很在理。那么，你认为按护法机关掌握的情况来看，尤尔采夫和姆希塔罗夫是一丘之貉、同恶相济啰？”
“没错。”
“那为什么其中一位出现在马利科夫竞选班子的正式名单上，而另一位却没有呢？”
“有意思。谁不在名单之列？”
“尤尔采夫。而姆希塔罗夫却在名单之列。说实话，我原以为，他们掩盖尤尔采夫参加马利科夫竞选班子的事实是因为人们都清楚他是个什么货色，可既然姆希塔罗夫也是这种败类，那我就什么也不明白了。可能是我搞错了，尤尔采夫同这件事没有关系，纯属巧合。”
“娜斯佳，你知道我对待巧合的态度。我不喜欢、也不相信巧合，特别是在两个贪生的大骗子几乎同时莫名其妙地自杀这件事情上。”
“那答案只有一个。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马利科夫竞选总统一事，而是另一件什么事，如果有什么事把他们联系起来的话。”
斯塔索夫把车停在了娜斯佳家门口。
“进去吗？”娜斯佳提议说，“阿列克赛见到你会高兴的。”
“不了，娜斯佳，谢谢，下次吧。向齐斯加科夫问好。”
“我会转达的。”
娜斯佳笑了笑，并向斯塔索夫挥了挥手。
星期天，娜斯佳过得相当平静。她没去办公室，而是在厨房里坐了一整天。她若有所思地在纸上画着带有各种箭头和奇怪钩子的图。她当然回答不了自己那些头绪众多的问题，但她制定了一个获取情报的计划，有了这个计划，就可以试着找到那些问题的答案。
星期一一大早娜斯佳就风风火火、忙忙碌碌。她稍稍提前来上班。她先瞥了一眼值班室，拿了一份双休日期间案件综合报告。突然，一则发现无名尸体的报告跳入了她的眼帘。男尸看上去大约55岁的样子，高183厘米，银白头发，黑色眼睛。娜斯佳一点儿都看不上对尸体的描述。上了年纪的男子，高个子，仪表堂堂，银白头发，这，非常像姆希塔罗夫妻子描述的那个人。
娜斯佳拔腿迅速跑去找戈尔杰耶夫。当例行早会一结束，她就立即和科罗特科夫一起动身前往克雷拉茨科耶，去那个存有该尸体所有材料的民警分局。
这具男尸是在距离鲁布廖夫公路不远处的林子里被人发现的，凶器是一把被丢弃在尸体不远处的手枪。娜斯佳心里暗自笑道：今非昔比，时代真是不同了！那个时候，十年前，只有非常有限的人才能搞到武器，而且这些人非常爱惜每一把枪支。可如今，各种型号的武器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搞到手，因为大量盗窃和走私来的枪支已在全国泛滥，罪犯作案之后，就抛弃武器，以便销证灭迹。
娜斯佳和科罗特科夫带了一张死者的照片回到了彼得罗夫卡，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到斯塔索夫。
“斯塔索夫，怎样才能把一张照片拿到彼得堡去辨认，而又不给你妻子添乱呢？”娜斯佳在电话中问道。
“那就要看是谁的照片了。”
“一个高个子上了年纪的男人，银白头发，黑眼睛。”
“上帝，娜斯佳，你在哪里找到这张照片的？这怎么可能？难道具有这种长相特征的人在整个独联体仅此一位吗？”
“不，斯塔索夫，具有这种特征的活人成千上万，可死人却只有一个。”
“原来如此，他们下手真快。现在你还要等那个矮个子高加索人的尸体吗？”
“我等着，我有耐心。彼得堡的事怎么样？”
“我得给塔季扬娜打个电话。”
“好吧，快打，我等着。”
“你真有耐心！”斯塔索夫冲着电话开心地嘲笑说。
夜色很深的时候，娜斯佳坐车前往列宁格勒车站。斯塔索夫给她回电话说，塔季扬娜负责安排好了一切，不会有什么麻烦，因为她和办理姆希塔罗夫自杀案的侦查员们非常熟。无名死尸的身份没有查明，但有情报说，他前不久在彼得堡出现过，有人在朱可夫大街也就是姆希塔罗夫家附近见过此人。无名尸的照片交给正好今晚要从莫斯科回彼得堡去的韦肖尔科夫中尉，他坐今晚23时59分发出的第4次列车，7号车厢。韦肖尔科夫中尉当然不会穿制服，但他坐哪个包厢是清楚的。
娜斯佳一边顺着站台慢悠悠地走着，一边数着车厢编号。“红色飞箭”特别快车的优越性在于，这趟列车从进站到启程，中间有很长一段停留时间，人们可以从容不迫地做一切事情：寻找座位，放置行李，脱下外衣，然后钻到女乘务员精心铺叠好的床铺上，甚至还可以打个盹。娜斯佳只稍稍提前了一小会儿来到站台上。
这就是7号车厢。车厢过道内灯火通明，娜斯佳看见她要我的那个包厢内好像有人。难道韦肖尔科夫中尉早就在此了？
娜斯佳向女乘务员出示了工作证，然后向车厢内走去。她敲响了第7包厢的门。
“请稍等！”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
几秒钟后包厢门打开了，是一名青年男子，可他的双眼绝对不是中尉式的眼睛。娜斯佳遗憾地想，看来是自己搞错了，此人不是韦肖尔科夫。
“对不起，”娜斯佳彬彬有礼地开口说道，“我找根纳季·彼得罗维奇·韦肖尔科夫，是您吗？”
“不，不是我。恕我冒昧，您是谁？”
“无可奉告。”娜斯佳客气地笑了笑说，“我是一名妇女，难道这还不够吗？我听说根纳季·彼得罗维奇就坐这个包厢，可遗憾的是我不知道他长什么样。”
“这样吧，姑娘，”缺乏中尉眼神的男青年断然说道，“让我们到站台上去吧。”
娜斯佳耸耸肩膀然后默不作声地向车厢门口走去。那个男青年紧随其后，并紧盯着娜斯佳，娜斯佳感到有些不自在。到了站台上，这位男青年掏出香烟抽了起来，然后又微微眯缝起眼睛，更加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
“您找根纳季·彼得罗维奇·韦肖尔科夫干什么？”
“我找他有事。”
“什么事？”
“听着，”娜斯佳气愤地说，“您凭什么盘问我？您和他一起乘火车吗？”
“假设是这样吧。”
“不，年轻人，我不会同您做什么假设的。从您提出的问题来判断，韦肖尔科夫现在就坐在包厢里。您马上去告诉他，塔季扬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奥布拉兹佐娃让我捎一件东西给他。
“把东西给我，我去交给他。”
“我说，您的听力有问题吗？”
“根纳季·韦肖尔科夫不能出来，把东西给我。”
“既然他不能出来，那么我可以进去。我还用同您争吵吗？”
“您也不能去他那儿。”
嗨！真讨厌！娜斯佳心中暗暗责怪自己。原来他们是在押解犯人啊！我刚才怎么没想到呢？禁止我去是可以理解的。包厢里必定还坐着一个“可爱的家伙”，他和韦肖尔科夫铐在一起。当乘务员收票时，他就会被铐在桌子腿上。现在他们正像一对拆不开打不散的亲密无间的朋友一样并肩坐在一起呢。娜斯佳想到这儿马上从坤包里拿出证件，打开之后让对方看。
“我说，”娜斯佳非常温和地请求道，“你们所有的秘密我早已屡见不鲜了。可我真的非常需要对韦肖尔科夫说两句话，对不起，劳驾了。”
男青年愉快地笑了笑，他明显地松了口气。看来，他们押解的囚犯还是个重要家伙，因此他们非常担心会出现任何意外。不过，他们的职业素养使他们沉住了气。
“请允许我检查一下您的包。”男青年请求道，他的声音略显窘迫，但十分坚定。
娜斯佳顺从地打开了坤包上所有的拉链后把包递给了他。娜斯佳知道，在夜间灯光昏暗的站台上是无法辨认证件的真伪的。小伙子应该检查一下娜斯佳有没有携带武器。万一她什么民警少校都不是，而是一名女犯罪分子，是同谋犯，是来营救在押的朋友的，那该怎么办呢？这种事情是常有的。
“请再检查一下口袋。”男青年一边说一边把包还给娜斯佳。
娜斯佳把双手高高举起，以使他能够搜自己的身。从他俩身旁路过的乘客们斜着眼睛向他俩投来了疑惑不解的目光，然后又匆匆赶路去了。
“走吧。”男青年终于准许了。
娜斯佳和他又重新登上了火车。男青年走进了包厢，片刻过后韦肖尔科夫走了出来。
“您找我吗？”
“您是根纳季·彼得罗维奇·韦肖尔科夫吗？”
“是我，什么事？说吧。”
然而，此时此刻再站在狭窄的过道上谈话已经不方便了。因为车厢内一批又一批的乘客不断拥入，可娜斯佳和韦肖尔科夫挡住了乘客们的去路。两个人只好又重新来到站台上。女乘务员用十分怀疑的目光盯着他俩：先是女的进车厢，然后和一个男人下去，男的还搜她的身，现在这个女的又同另一个男人到站台上去了，他们在搞什么名堂！
“塔季扬娜·格里戈里耶夫娜·奥布拉兹佐娃让我把这个信封交给您，明天她会问您要的。”
“信封里装的是什么？”
“这有意义吗？”娜斯佳奇怪地问，“显然不会是炸弹。”
“我应当知道，请您打开。”
“他这样做是对的，”娜斯佳暗自思忖道，“好样的！韦肖尔科夫中尉，您很有素养。如果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就决不拿陌生人的任何信封，这是侦探戒律之一。”
娜斯佳打开信封拿出了那张无名男尸的照片。
“只有这个，没有别的东西。”
“塔季扬娜·格里戈里耶夫娜知道怎么处理这张照片吗？”
“知道。”
“没有话要口头转达吗？”
“没有，要转达的只有我真诚的谢意。”
韦肖尔科夫中尉走到隔壁车厢的一扇窗户下面，借着光亮瞥了一眼照片。6号车厢的女乘务员是一位讨人喜爱的胖女人。中尉靠近窗户之前，她正在同7号车厢的女乘务员交头接耳，她俩一边窃窃私语，一边还不时地向娜斯佳和韦肖尔科夫瞟上几眼。当韦肖尔科夫走到窗户跟前时，6号车厢的女乘务员突然“啊呀”一声叫了起来并一下子抓住了韦肖尔科夫的胳膊时。
“您这张照片上的人是谁？”
韦肖尔科夫迅速向娜斯佳递了个眼色并急忙抽回自己的胳膊。
“怎么回事？”
“我觉得这个人前不久在我车厢里坐过火车。是个相貌堂堂的男人，一表人才，彬彬有礼，可以看一眼吗？”
娜斯佳微微点了点头，韦肖尔科夫把照片递给了女乘务员。
“我的老天爷啊！”女乘务员发现照片上是个死人，她两手举起轻轻一拍说，“他死了！”
“是死了，”娜斯佳肯定地说，“怎么，您认识他？他是坐过您的火车，还是长得像某个人？”
“就是他，他们一共是两个人。另一个是一位可爱的亚美尼亚人。他俩一起坐火车，在一个双铺的包厢里。我这节车厢是卧铺车厢。”
娜斯佳不由得紧张起来，离火车启动总共只剩下几分钟了，眼看这名妇女就要远走高飞，眼看着这位来之不易的证人就要从手指间滑走，剩下的只有翘首以盼，盼着女乘务员下次重新来到莫斯科。“红色飞箭”特别快车不是莫斯科的列车，而是彼得堡的，乘务员们从彼得堡到莫斯科往返一趟后就要休息了。假设情况相反，是莫斯科的列车的话，那这个胖乎乎的女乘务员倒是后天上午就能回莫斯科了，可事情恰恰……
在这所剩无几的分分秒秒之内，娜斯佳做出了超乎寻常的事。她先从女乘务员嘴里掏出了许多情况，然后又让女乘务员坚决保证下次一到莫斯科就给她打电话。火车启动了。女乘务员站在连接处上气不接下气地继续说着她记忆中的那两名乘客的情况，而娜斯佳开始加快了步伐，紧接着又和火车并排跑了起来，她害怕漏掉哪怕一个字。她甚至连想都没想过自己能不能这么飞快地跑步。
“要打电话！”当站台已到尽头，娜斯佳再也无法同火车并肩齐跑时，她就大声叫喊道，“一定要打电话！事关重大！”
“我会打电话的……”从远离而去的车厢里传来了女乘务员的声音。
娜斯佳费劲地平定呼吸，拖着沉重的脚步往回走，心猛烈跳动，仿佛到了嗓子眼里，口干舌燥，双腿不由得弯曲起来。她漫步在站台上，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仿佛事情出现了转机。
人们对琐碎小事通常都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人们常说，琐碎之事会使人丧失进取精神，使人变得碌碌无为、斤斤计较，它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然而，娜斯佳却认为，琐碎之事有一个绝妙的特点：它能帮助人们轻轻松松地度过紧张的期待，如果没有太多的琐碎事可干，或者说事情不很琐碎的话，那么她大概会因为企盼来自彼得堡的消息而紧张得死去。
“斯塔索夫，”娜斯佳提醒斯塔索夫说，“你不给我打电话我就不下班。必要的话就是到深夜我也等着。”
“你就不能在家等着？”斯塔索夫挖苦她说。
“不能在家等。在办公室等要轻松些，各种案件可以分散我的注意力。”
案件的确很多，因为每个侦查员同时会接手好几桩谋杀案，而每桩谋杀案中都有娜斯佳自己应当完成的一份工作。她把无名男尸的一张翻拍照片给了米沙·多岑科，好让他拿着照片给石油商聚会的参加者们看。在这件事情上，娜斯佳同样耐心地等待着结果，万一某个人能回忆出点什么呢。恪尽职守条理分明的米沙·多岑科每两个小时给娜斯佳打一次电话，但多岑科每次汇报的情况都无法令人宽慰，在被询问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见过这位身份不明的男子，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被询问过了。
斯塔索夫直到晚上11点才来电话。
“娜斯佳，快说说你有什么秘诀，”斯塔索夫乐呵呵地冲着话筒喊道，“光凭这些不起眼的特征你是怎么准确无误地找到死者的？而且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这要感谢凶手，而不是感谢我。怎么啦？斯塔索夫，难道事情成了呜？”
“正是，你的事情，娜斯佳，总是一切顺利，姆希塔罗夫的妻子一眼就认出了他，丝毫没有犹豫。她在八张给她辨认的照片中一下子就挑出了这一张。我的塔季扬娜向你问好，并祝贺你。韦肖尔科夫中尉告诉塔季扬娜，说你是一名优秀的女运动员。他透过窗户看到你怎样和火车争先恐后地赛跑。你给可怜的中尉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塔季扬娜听他兴奋地说完之后说，你真是个了不起的民警，一个女强人。”
“你向她解释一下，我平时因为气短连三米都跑不到。我追着火车跑仅仅是因为害怕，好不容易冒出来一位证人，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消失呢，所以我就乌龟似的小跑了一段。你的美人儿未免有点过奖了，她是侦查员，当然不需要和火车赛跑，说实在的，我也不需要。我干侦查工作已经十年了，可晚上跑步还是头一回，在这之前我一直是坐着干活的。”
“好吧，我知道，你是个有耐心的人，坐得住，不好动。我有一种感觉，今天又要送你回家了。现在是11点半，对于独自回家的妇女来说，这太晚了。我觉得很抱歉，你因为等我的电话而不回家。请原谅，娜斯佳，我真的无法提前给你打电话。”
“没关系。”娜斯佳宽慰地说，“你送我回家我就原谅你。”
又过了好几天，女乘务员薇拉才出现。在她到来之前的这几天里，事情毫无进展。马利科夫的竞选班子，当然，这个班子现在已不复存在，里面的任何人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不幸。那名在克雷拉特被杀的无名男子的身份仍然没有查明。
薇拉要到彼得罗夫卡来找娜斯佳，尽管娜斯佳根本不要求她这样做。娜斯佳本来打算在一个很随便的地方同女乘务员薇拉见面，哪怕这个地方非常遥远都行，只要能从薇拉那儿详细询问出所有情况并全部记录下来就成。可是蔽拉却结结巴巴，颠来倒去地解释说，她非常想亲临神话般的莫斯科刑事侦查局。娜斯佳没有反对，这对娜斯佳来说反倒更好。娜斯佳已经跟伙计们都说好了，等她和薇拉的谈话一结束，她们就去试画一张无名男子的同伙人的肖像，按女乘务员薇拉自己的说法，也就是那位矮小的亚美尼亚人的肖像。
“顺便问一下，好薇拉，您为什么这么确信他就是亚美尼亚人而不是格鲁吉亚人，也不是阿塞拜疆人呢？”
“您说什么呀，”蔽拉感到很奇怪，“这些人长得可不一样，怎么可能弄混呢？”
娜斯佳从保密柜里拿出了一叠照片，从中选出了十五张高加索一带的人的照片，然后让薇拉试着确定照片上每个人的民族。薇拉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任务，十五张照片中她只判错了一张，她把一个亚美尼亚人错判成了阿塞拜疆人，但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因为这张照片上的人虽是亚美尼亚人，但他的祖母却是阿塞拜疆人，孙子长得酷像祖母。
“您从哪儿学来的这套本领？”娜斯佳赞叹不已地问。
“没从哪儿，”蔽拉令人心悦诚服地笑了笑说，“自然而然就会了。乘务员们分辨起这些来是很有眼力的。”
娜斯佳看了看表，4点半。她和薇拉已经谈了整整两个小时了。
“我有个请求，”娜斯佳说，“我们现在去喝杯咖啡，我们俩今天还没吃饭呢，喝完咖啡去试验室画那个亚美尼亚人的肖像。”
薇拉马上把手伸进了自己那个大大的提包，说：
“我这儿有面包，还有肉未罐头，要不，我们一起吃。”薇拉不好意思地提议道。
她俩每人要了两大块新鲜的黑面包，还往上面抹了厚厚一层芬兰罐头肉未，然后就着茶水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
当她们吃完东西正准备去实验室时，科罗特科夫刚巧闯了进来。
“看！”科罗特科夫说着就把一张照片摆到了娜斯佳的桌上，“请欣赏吧。”
照片上是一个死去的男人，他有一张典型的高加索人的脸型。
“这人是谁？”娜斯佳莫名其妙地抬起眼睛望着尤拉·科罗特科夫问，“又没证件？”
“不，这个人倒是证件齐全。又是身份证，又是名片，又是笔记本。不过，你最好给你的客人看看。”
“请看，薇拉。”娜斯佳把照片递给了女乘务员。
女乘务员一接过照片就立刻点着头说：
“就是他！那个亚美尼亚人。上帝，多么可怕！他怎么，也被杀了……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自己也不清楚，”科罗特科夫恼火地回答道，“唉，我说，太太们，你们自己倒是吃饱了，还有东西给我这个饿汉吃吗？”
“尤拉，别这样！”娜斯佳带着责备的口吻说。
“噢，没关系，没关系，”薇拉开始张罗起来，她重新打开自己那个深不可测的大包，并从里面取出了面包和一个未开启过的肉未罐头，“吃吧，没关系，我带了许多这样的罐头。”
“谢谢，薇拉·米哈伊洛夫娜，”说着，科罗特科夫给薇拉使了个眼色，“叫娜斯佳好好见识见识，这才是心地善良、大公无私的榜样。我在娜斯佳那儿有时候连一小杯咖啡都要不来，她是个吝啬鬼，没治了，整个一个穿裙子的高老头。”
薇拉猜想科罗特科夫是在开玩笑，因此她开怀大笑起来，但笑得有些窘迫，还略带顽皮。
科罗特科夫伸手拉住环扣后，灵巧地打开了罐头，接着又切下一块面包，然后用勺子直接从罐头中舀肉未吃。
“看把你饿成什么样了。”女乘务员薇拉一边摇着头，一边向尤拉投去了同情和爱怜的目光，她的目光里同时还充满了母亲般的温柔。当成年的儿子完成繁重的工作回到家中，当他们狼吞虎咽地咀嚼着母亲精心准备的饭菜时，母亲们通常都是以如此这般的目光来端详自己儿子的。娜斯佳给科罗特科夫煮了一杯咖啡。
“喝吧，敲诈者，”娜斯佳笑着说，“你让我在证人面前出丑了。”
“薇拉·米哈伊洛夫娜可不是一位证人，”科罗特科夫嘴里塞满食物含糊不清地说，“她是一位助人为乐的人，因此她已经是我们中的一员了。在自己人面前还有什么可见怪的呢？”
“嗨，真狡猾！”娜斯佳心中暗暗想道，“他善于和人打交道，拉关系，这一点你不得不承认。一会儿他准会向薇拉提出许多请求。”
科罗特科夫的心思果真被娜斯佳看了个透。
“薇拉·米哈伊洛夫娜，既然我们如此幸运地找到了您，那您可一定要帮忙帮到底……”科罗特科夫说开了。
“……那么，也许，您可以再问问列车上的其他乘务员，在返回途中看没看见这两个人，”娜斯佳接过话茬随即说道，“这两个人返回莫斯科时多半也会乘‘红色飞箭’特别快车，也会坐卧铺车厢。”
“我会问的，”薇拉很情愿地同意说，“您能把他俩的照片给我，好叫别人辨认吗？”
“不，好薇拉，没必要拿照片给别人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您那样勇敢，”科罗特科夫奉承道，“别人看见尸体会吓坏的。您对谁都别说这两个人已经死了。您只要口头描述一下他俩的长相就行了，好吗？如果有人见过并记得这两个人的话，一定要给我们打电话，找娜斯佳或者找我都行，我把我的电话号码留给您。”
薇拉走了。科罗特科夫马上在娜斯佳对面刚才薇拉坐过的地方坐了下来。
“情况是这样的，娜斯佳，死者的名字全称是阿萨图良·加里·罗伯托维奇，他不停地倒买倒卖，忙得团团转。未婚。住波德别利斯基大街。尸体是今天在希莫克区被人发现的。死亡时间被确定在昨天深夜。”
“死因呢？”
“你猜猜看，你是我们这儿最善猜的人。”
娜斯佳琢磨了起来。说枪伤致死是最简单的。如果这两起谋杀案没有关联的话，那么多半就只能这样猜。但是，如果两个案于是出于同一个人之手，而且这个人训练有素的话，那么两起谋杀案的手法应该是不同的。这样的话，再机灵的侦探也不会把两个案子联想到一起了。那么是冷兵器吗？有可能，但有些不太可信。职业杀手不喜欢冷兵器，因为衣服上和双手会溅有血迹，当你必须离开杀人现场时，一定会有人发现你穿着带有血迹的衣服。那么是用什么重物撞击脑壳吗？这很可能，完全可能。但这同样不像职业杀手的做法。
“阿萨图良有汽车吗？”娜斯佳突然发问。
“你问得好！”
科罗特科夫惊讶得目瞪口呆，连颌骨都差点耷拉下来。
“你怎么猜到的？”
“猜什么？”
“他的车。”
“我还没猜呢，只是问一问而已，那么他的车在哪儿呢？”
“就在现场，在尸体旁边。”
“明白了，他被车轧了几回？”
“好像是两回，轧过去后又轧过来。说真的，你是怎么猜的？”
“我也不知道，”娜斯佳耸耸肩膀说，“可能是突发奇想吧。奇怪的是，这个阿萨图良怎么能让自己的私车轧死自己呢？难道他丧失理智了不成？”
“尸体解剖后会搞清的，”科罗特科大表示不快地哼了一声说，“幸亏我及时张罗了一阵，我把一瓶酒连同这具尸体一齐送到了法医那儿，这样就可以不用排队了。这些法医也真够可怜的，他们的工作多得根本干不完，没有哪次解剖任务是按时完成的。你想想吧，时代的变化多大！真是日新月异啊！过去活人们为了购买芬兰靴子和生熏香肠而排队，可如今死人们要为解剖而排队。娜斯佳，难道你从不感到可怕吗？有时，我会觉得我们的现实生活正在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一个没有尽头的噩梦，而这种过渡是如此地委婉、如此不易察觉，以至于你完全能及时适应这种演变，而且能对周围所发生的一切麻木不仁。有朝一日，当你突然回忆起就在前不久，只不过是几年前你是如何生活的时候，你就会惊慌失措。我们正在把自己的生活变成什么？娜斯佳，你一直在做统计工作，你应该对此有所察觉的。”
“我早察觉到了，”娜斯佳点点头说，“在你说的那个年代，莫斯科平均每周发生三至四起谋杀案，而如今，一天就有七八起。我一直纳闷，我们怎么可能及时破案呢？依我看，及时破案简直就是奇迹。不过，话要说回来，要是我和你继续坐在这儿怨天尤人，唉声叹气的话，那么连奇迹都不会再有了。”
“当然，”科罗特科夫牢骚满腹地说，“这个我也知道。你从来不讨论一下抽象的哲理，从来不谈论一下生活。恐怕你又要指使我去跑腿了吧？”
“你算说对了，首先，你要和侦查员们碰碰头，顺便问一下，你向戈尔杰耶夫报告过阿萨图良的事了吗？”
“别着急，我自己早已想到了。这件事由科斯佳·奥里山斯基去办。”
“第二，让我们拿着阿萨图良的笔记本有计划地查问一下他的所有熟人。”
“你指望他的熟人会认识凶手吗？”科罗特科夫用怀疑的口吻随口说道。
“阿萨图良的熟人也许会认识他那位被杀的至今身份不明的同伙。顺便说一句，薇拉讲，这两个人看上去像是一对很要好的老朋友。他俩似乎经常一道坐车出门办事。阿萨图良甚至还开玩笑说，他自己所有的女人早晚都会偏爱那个高大的、一表人才的银发男人。当然这只是小丑式的闲扯，但交情不深的人或者萍水相逢的同路人通常是不会开这种玩笑的，你同意吗？”
“不全同意。”
“那么请你指教。”
“通常的确不开这种玩笑。但在整个事件中就没有任何‘通常’可言。好吧，我该去和阿萨图良的笔记本打交道了。”
娜斯佳和科罗特科夫一起走出了办公室。娜斯佳要跑去暗室再翻拍一张阿萨图良的照片，好让米沙·多岑科拿着它去给所有那些当尤尔采夫在“俄罗斯”饭店宴会大厅服毒自杀时在场的人看。
12
每次去精神病学鉴定研究所，娜斯佳都会留下一种非常不快的感觉。在对不幸而又无辜的病人们的怜悯之情中常常交织着这样一个恐怖的念头：他们究竟犯下了什么残忍和血腥的罪行。当然，这并不是对研究所的所有病人而言，许多病人的病压根儿就不严重，他们来这儿仅仅是为了做一次鉴定。而有些病人则完全是装出来的。一些病情严重的病人井没有犯下什么凶狠和恶毒的罪行，他们只是干了一些愚蠢的偷盗和流氓行为。但是，不管娜斯佳如何劝说自己，她还是始终摆脱不了这种感觉，每当她穿过大门进入内院的时候，她就会觉得自己的心都快要被厌恶和怜悯这两种矛盾、截然不同，但却偏偏交织在一起的感觉给搅碎了。
那个开枪向总检察院的检察官射击并当场被捉的罪犯基里尔·巴扎诺夫现在就在这里。娜斯佳看了他所作的供词，仔细研究了窃取武器那部分供词，但是，一点儿头绪也没有理出。巴扎诺夫的邻居确实是个警察，他也确实有一把值勤用手枪，但手枪还原封不动地放在家里，从未丢失过。邻居另外还有一支正式注册过的枪，但也从未失窃过。当然，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这位当警察的邻居也许只注册了两支枪，或许他的枪不止这两支。可能是五支，也可能是十支，但问题在于，邻居事实上除了这两支枪以外并没有其他的枪。再说，即使有，恐怕巴扎诺夫也很难从他家里把枪偷出来。邻居是个经验丰富、警觉性很高的人，家里有两个小男孩，他非常清楚当家里有小孩时，枪必须收好。他把枪和子弹藏在了保险柜里，而保险柜是放在壁柜里的。保险柜用的是密码锁，得用专门的钥匙才能打开，若不去撬或者熔割，恐怕很难从保险柜里偷出点什么东西。
医生有礼貌地和娜斯佳打了个招呼，他们彼此很熟，打过不止一次交道。
“鉴定暂时还未做，但是，我几乎可以完全肯定地说，根本就谈不上存在所谓的严重精神病发作行为。巴扎诺夫对所发生的事情有很好的判别力，他完全是清醒的。根据门诊病历，他倒是有一点轻微智障。只是我不大明白，那天在他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医生一边翻弄着巴扎诺夫的病历本一边说道。
“他本人怎么说？”
“他说听到了一个声音，那声音向他发出了指令。喏，这是对他原话的记录：一个声音对我说，我应该上前杀了他。”
医生将记录本递给了娜斯佳。
问：他是谁？那个声音告诉您被害者的姓名和地址了吗？
答：他说我应该杀掉那个人。
问：要杀的人是谁？您为什么能够肯定，您所杀的人正是那个声音命令您杀的那个人，而不是其他什么人？
答：我先是在这条街上走着，后来看到一辆汽车驶了过来，从车上下来一个人，一个男人。这时，那个声音对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坏的坏人，他先要伤害你，然后要伤害你的亲人，最后还要伤害全人类。我们要阻止他。瞧，他的头发是黑色的，太阳穴上还有一处胎记——这就是坏人的标志、魔鬼的标志。你拿起枪，向他射击。为了你自己，也为了你的亲人，更为了整个人类，你应该这么做。”因此，我就照着他的吩咐做了。
问：您知道遇害者的姓名吗？
答：不知道。
问：您知道遇害者在何处工作并从事何种职业吗？
答：不，当时不知道。还是后来在警察局有人对我说了。
问：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前，您听到过那个命令您去杀人的人的声音吗？
答：没有……我不记得曾经听到过那种声音。对，从未听到过。
问：事情发生之后，那个声音没有再对你说过什么？
答：没有。
问：你自己怎么看，您怎么会做出这种事情？也许您要对所发生的事作出点什么解释？
答：不，我无法解释，我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也许我是疯了，或者是神志不清。
“你看，”医生一边从娜斯佳手中接过记录本，插到文件夹里，一边说道：“他对整件事情没有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他不认为这是一件普通而又正常的事情。更为主要的一点，他甚至准备承认自己的精神不正常。而这恰恰是精神正常的一个标志。从现代医学的角度来看，病人往往都不承认自己是病人，所有事情的发生也正缘于这种想法。若医生可以对自己的病人这么说：‘朋友，你是个病人，你有幻听的毛病，以后你要是听到，比如说，让你向大夫捅刀子之类的声音，这就表明你开始发病了，这时你就躺到床上去，蒙上被子，不理睬那个叫你做坏事的声音。’要是真能这样，世界上恐怕就不存在什么精神病问题了。问题在于，病人往往都认为自己一切正常。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是危险的。其实，根本就不存在有什么声音在命令他做一些事情。”
“也就是说，你认为巴扎诺夫不是病人？”
“肯定不是，”医生肯定地答道，“我虽然不知道他究竟碰到过什么事情。但是我可以推断，他的疯是装出来的。他受雇杀人，雇主告诉他，要是被捉着，就编造一个有关声音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疯子杀人完全可以逃脱罪责。但是，娜斯佳，我根本就不相信他是个疯子。现在世上没有傻瓜。虽然犯下了死罪，但他仍有一线活命的希望。不管关他多少年，他总有一天会获得自由。考虑到他有轻微智障，肯定不会把他关进牢里。而他又是在精神失常时杀的人，所以只会把他送进一个专门的医院，碰到这种案件，人们一直是这样处理的。他是不大可能从这家医院里轻轻松松地走出来了，这是人所皆知的。即使出来，他也会变得形容憔悴，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我还从未遇到过一个自愿进这种专门医院的人。哪怕是在可怕而又艰苦的地方生活，但那也是生活。而在那种关押无行为能力罪犯的医院，根本就没有生活，有的只是由恐惧、疼痛和折磨混杂在一起的生命的流逝。到那时，自己的行为所结下的苦果只有一个，那就是完全被人遗忘，在医院里机械地生存。”
基里尔·巴扎诺夫，24岁，鞋厂杂工。毕业于为智障儿童设立的专门学校。当然，大学毕业是根本不可能的，倒是在参军时，兵役局对他还是非常满意的，尽管这有点儿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为人温厚、随和、守纪律，这些优点不应该被忽视，兵役局确实也没有忽视。他有时候也会勃然大怒……但怒气很快就会消下去，真是来得快，去得更快。正如所有患有先天痴呆病的人一样，他为人极其顺从，易受人摆布。退伍之后，他被安置到鞋厂当杂工，再复杂一点的工作巴扎诺夫也做不了。当然，精神错乱倒也谈不上。难道有人会雇一个先天痴呆病人去杀人，即使只是有一点儿轻微的智障？当然，我们的国家有许多世界首创，我们也常常以此为豪。宇航、芭蕾、稀释汽油理论、议会里的厮打——很多事情都是独一无二、别出心裁的。但不至于有人会傻到这种程度……
从精神病学鉴定研究所出来，娜斯佳完全陷入了纷乱的思绪之中。总检察院检察官卢琴科夫之死越来越像一件偶然的事件。但娜斯佳坚定地认为，这绝不是偶然的。若只简单地将卢琴科夫之死当做一件不幸的事情，那么，马利科夫之死也应该同样看待，而马利科夫恰恰是被自己那亲生的“瘾君子”女儿杀死的。尤尔采夫和姆希塔罗夫自杀，伊佐托夫议员杀妻未遂，商人谢苗诺夫命丧一场笨拙地违反交通法规的车祸，难道这些事情都是偶然的吗？无法得出结论。这些事情毫无关联，毫无相同之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不幸，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死法。
但是，在这些事情中也有特别之处。两个前往姆希塔罗夫住所的男人，现在虽然暂时还不能肯定他们是去找谁，但极有可能是去找姆希塔罗夫。姆希塔罗夫自杀了，过了一会儿，也就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后，那两个男人也被杀了。
丽塔这次又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不过这次与以前大不相同，她不感到有那么可怕和郁闷。这次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
帕维尔说，他们要有一段时间不能见面。但是，首先，这次别离不会像两年前的那次那么久。他向她保证约一个月后就回到她的身边。其次，他肯定会回来，他不能没有她，因为，他们正热恋着。
“你又要走了？”丽塔闷闷不乐地问道。
“不，小姑娘，我就在这附近。只是我们不能见面而已。我要去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在未完成之前，我不会回来。但一旦完成了这件事，我们就再也不分开了，好吗？”
帕维尔故作轻松地笑着，但丽塔感受到了他的紧张。她对他的感觉一向很准，哪怕是一点点的情绪波动，她也能很快地捕捉到。也许是因为她深深地爱着他，也许是因为她有天赋的直觉。
四天过去了，丽塔又陷入了那种习惯了的生活。储蓄银行的工作是倒班制，一天是早班，另一天就是中班，隔周有一个周六班。不知怎的，她总觉得帕维尔会在某一天的下午回来。因此，每当她上中班时，她就会感到六神无主，总在想象着她那空荡荡的住所内的电话铃声会骤然响起。而当她上早班时，一到下班，她就会飞奔回家并在家默默地等待着。她就像一只被主人遗弃在车站的可怜而又忠诚的小狗，一天天、一周周地耐心迎候着每一辆过往的列车，盼望着主人会从一列火车上下来，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
这天她正好上早班。下班途中，她拐进了一家商店，购物速度很快，几乎是见着什么拿什么，然后就一路小跑地回到了家。丽塔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帕维尔，她不能停止对他的思念，她不想注意其他的事情，也不想让这些事情打断她的回忆：在那两周内，他们爱得有多么挚热。因此，眼下她就忽视了钥匙在门锁里空转已经不止一次了，而且在空转时还发出一种坏锁的“嘎巴嘎巴”的响声。对于一个有经验而且警觉性很高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这表明门已经被“别的钥匙”或者万能钥匙开启过，而且锁已经被弄坏了。丽塔虽然对此很了解，但她想的根本不是这些，她也没有注意到这些，所以就没有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她推门进了屋。这时，一个黑影从背后闪了过来并用东西勒住了她的脖子，她顿时感到喘不过气来。丽塔的手松开了，购物袋滑落下来，跌落到地板上，三十个鸡蛋摔碎了，发出沉闷的碎裂声。丽塔死了。
那男人小心地将丽塔的尸体放到地板上，打开她的手袋，用带了手套的手取出小香水瓶，轻轻地打开了门。事情办得很成功，时间选得也非常正确，上班的人还在上班，不上班的人也大多去了商店。他站在门坎上，将香水瓶的瓶盖打开，在客厅的地板上洒了洒香水。他曾在客厅里停留过，好在他克制住了那种天然的好奇心，既没有去卧室，也没有去厨房。除了客厅留有他的痕迹和气味外，其他地方不会有。现在，客厅里的痕迹和气味也清除干净了。
洒完了香水，他轻轻地带上门，坐着电梯下楼，最终消失了。
娜斯佳和尤拉·科罗特科夫已经精疲力竭了，他们寻访加里克·罗伯托维奇·阿萨图良的熟人，问他们是否认识一个高个子的白头发男人，年约55岁，有着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但一无所获，谁也没有见过这样的男人，也没有听到阿萨图良提到过这样的人。当然喽，阿萨图良记事本中所提到的那些人自然也不认识这样的男人。
“真是咄咄怪事！”科罗特科夫摊着双手说道，“向导韦罗契卡告诉我们，从这些人的谈话中可以断定，他们之间彼此很熟。但这又怎么可能呢，阿萨图良周围的人谁都不认识这个男人？”
“他们在撒谎，”娜斯佳闷闷不乐地说道，“他们在搪塞向导。”
“但这图的是什么？”科罗特科夫不解地说道，“我看这不符合逻辑，娜斯佳。若是熟人替一个亲近的人打掩护，这我还可以理解。我们在实践中常常碰到这样的事情。但要是相反呢？既然不是熟人，也没有亲近的关系，那么，肯定不会达成什么协议。你还记得吗，一些罪犯相互打掩护，装做彼此不认识，这样的案子我们可遇到了不少。”
“在这件事情上，差不多就属于相反的情况，”娜斯佳耐心地解释道：“他们装做彼此很熟，甚至还在一起工作。其实呢，他们有可能只是在车上认识的，而且是初次相识。也有可能只是打过两次交道。”
尤拉还想说点什么，但没有来得及。他和娜斯佳对阿萨图良的熟人进行了一次依旧不会有结果的造访，现在正在返回途中。这时，他们见到谢卢亚诺夫正急匆匆地朝他们跑来。
“噢，总算找到你们了，我把每个角落找了个遍，都快要累趴下了。快到头儿那里去，他们正发着火呢，命令我要尽快找到你们。”
谢卢亚诺夫说完转身就要走，但尤拉一把拽住了他的胳膊。
“你说的他们是什么大人物？难道有什么贵宾不成？”
“哪有什么贵宾呀！米沙正在那里，真不幸，他在替你们受罪呢。”
尤拉和娜斯佳加快了脚步，不一会儿，他们已经站到了自己的上司面前，这时，上司的秃顶已经急得通红了。米沙·多岑科，高高的个子，一双黑眼睛，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小伙子，此刻他正坐在会议桌旁，一脸迷惘的神情。
“请坐，”戈尔杰耶夫朝他们点了点头，示意道，“我已经同米沙说了，现在轮到你们了。我的孩子们，我们遇到麻烦了。别紧张，别紧张，不是要责怪你们。科斯佳·奥里山斯基刚刚打来电话，他已经拿到了尤尔采夫自杀时所用毒药的化学成分的司法鉴定报告。长话短说，这个故事叙述起来很长，我们没有时间去谈它，我只想告诉你们结果：这种毒性发作很快的毒药是80年代初由情报总局实验室研制出来的。你们也知道，谍报工作常常是需要这种毒药的。尤尔采夫所服的毒药就是按那个实验室研制的配方制成的。只是在制造工艺上稍稍有所不同，但没有本质的区别，仅仅是稍有不同。工艺虽有所改变，毒性却一点儿也没变。我说完了，已经有半小时没有合上嘴了，真太累了。娜斯佳，你怎么看？”
“也许，尤尔采夫所服的毒药并不是情报总局生产的，”娜斯佳说道，“情报总局只是研究出了配方和工艺，后来有人加以利用。或者是偷走了许多药片，然后再仔细分析并做大量的实验；或者是偷走了技术文件。我认为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这要来得简单些，也更为安全。甚至连文件也不用偷，只需找到一个人，给他钱，让他把文件给复制出来就行了。若是用实验的方法推算出配方和工艺，则需要大量的药剂，而情报总局实验室是不可能生产这么多药剂的。它生产那么多药剂有什么用，几乎可以毒死整个莫斯科的人了。这种毒药是专门为一些人生产的计件产品，是用于保护‘自己人’、消灭‘异类’的，再退一步讲，若有可能偷走这么大量的药，那么又何苦将其用于实验呢？干脆直接拿去用好了。要是那样的话，我们的专家就会说啦：尤尔采夫自杀所用毒药就是情报总局为其谍报工作研制的产品。这样看来，肯定是有人将技术文件偷走了并找到了可以制造这种毒药的地方，这很有可能是一个制造毒品的地下实验室。现在我有一个问题，维克托·阿列克赛那维奇，说实话，我们的专家们是怎么知道情报总局的谍报工作的？要知道，既然能说出这样的话：对，这就是那种药，只不过稍稍有所不同。那么，他肯定对这种药的配方和工艺了如指掌。”
“说得对，”戈尔杰耶夫赞许地点了点头道，“这家实验室有一位专家，年届六旬，领导很礼貌地劝他退休。我真有点儿搞不明白，怎么能让这样的专家退休呢？应该想方设法留住才对呀，要是将自己所掌握的东西泄露给敌方怎么办？很显然，实验室里有人需要他的职位，或者是有人想报复他，总之，他被人撵走了。但我们的犯罪侦查鉴定中心收留了他。我们倒不是有多么高尚，只是因为老头儿对我们合适，对于一个有用的人才来说，即使他已是一个60岁的老头儿，我们也完全可以把他当做小伙儿。1990年，有一位年轻的姑娘自杀，找到了她所服的毒药，自然要进行鉴定。这位专家辨认出了这种毒药，凭记忆说出了配方和工艺。要我说，他不仅仅是一名鉴定专家，简直就是一笔财富。”
“尤尔采夫所服毒药也是他鉴定的？”娜斯佳满怀希望地问道。
“不是，娜斯佳，我们很不走运，”戈尔杰耶夫摊了摊手说道：“老头儿死了。他1988年到我们这儿来时是60岁，去年去世，你算算他有多大了。但所有记录都留下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毒药是如何落到尤尔采夫手中的。”
“那1990年自杀的姑娘又是如何弄到毒药的？能解释清楚吗？”
“要是能解释清楚的话，”戈尔杰耶夫叹了口气道，“那案子就不会成为悬案了，但有一点很明确，毒药是她自己喝下去的。但是，我的孩子们，这还不是最糟的。今天有一条消息，这在不久前是严格保密的。总统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也自杀了。这使我产生了一个十分愚蠢的念头。”
“您是不是想说，在对付完马利科夫集团之后，有人开始向总统班子里的人开刀了？”
“难道你不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吗？”上校问道，“你不这样认为吗？”
“我暂时还不能确定。这件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2月16日，也就是总统发表历史性演讲的第二天。”
“今天是26号，”娜斯佳提出了疑义，“若是幕后有人，那么他们已在十天内收拾了五六个人。不过，他们实际只用了一周时间就把马利科夫集团给消灭了。戈尔杰耶夫，我还是不太明白。若这些毒药的产量真有那么大，那他们用来干什么？也只不过有两个人服这种毒药自杀。费了那么大劲，偷文件，冒险，这一切图的是什么？这么多年总共就用了两次？我不相信。”
“我就知道你会提出这个问题，”戈尔杰耶夫笑道，“你的怀疑是对的。这两起案子都是在莫斯科发生的。而全国有多少？独联体呢？各地封锁了消息，使这些案件无法联系起来。我向两个老朋友打探了一下俄罗斯两个州的情况。每个州都有用不明毒物自杀的案件。自杀本身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也就没有刨根问底，没有追查这些毒药的来源。他们也没有去查这些毒药究竟是什么样的毒药。鉴定专家们说这是一种迅速生效的毒药之后，所有的人就已经感到满意了。没有人再去追查，费那么大劲干么呀？如果他们，当然包括尤尔采夫，确实是自杀的，那一定有一个歹徒在生产并向他们提供这种毒药。”
他的脸色又变得凝重起来，娜斯佳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刚进他办公室时，他显得那么焦急，也许，他对米沙·多岑科说的也是这一番话。
米沙也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好消息。参加石油商人聚会的商人们谁也没有见到过一个有着一双明亮的黑眼睛、高个子的白头发男人，也没有见到过一个小个子的招人喜欢的亚美尼亚人。但有人看到过这样一个人：中等身材，微胖，长长的鬈发，戴一副细边眼镜。但谁也不认识这个人……
他们走出戈尔杰耶夫办公室的时候已是傍晚7点钟左右了。科罗特科夫同娜斯佳一道回办公室。
“你的医生们怎么还没有消息？”她一边点燃开水炉，准备煮咖啡，一边问道：“你可已经发过誓了，要首先查清阿萨图良的案子。”
“我总共才不过送给他们一瓶酒。一瓶酒管什么用。要是想彻底查清，恐怕得送五瓶酒。我可没有那么多钱。”
“好吧，我们现在还是从沙巴诺夫着手吧。尽管谁也没有向我们提供有关他的消息。但毫无疑问，他是总统的亲信。依我看，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碰到这样棘手的事情了，对吧？尸体一个接着一个，但我们什么头绪也没有理出来，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毫无结果。白头发的男人至今还没有查清。阿萨图良的死因还未查明。尤尔采夫的死因也是如此。巴扎诺夫为什么要向卢琴科夫射击还不甚明了。现在又有沙巴诺夫……”
她的话被内线电话铃声打断了。
“娜斯佳，”话筒里传来多岑科的声音，“有尤拉的电话。”
“叫他转到这边来。”科罗特科夫嚷道。
半分钟后，另一部电话机响了。尤拉抓起了电话，听到声音之后，他朝娜斯佳丢了个眼色。但从他简短的答语中，娜斯佳还猜不出谈话的内容。最后，他放下了电话，很欣慰地笑了。
“你刚刚还抱怨说医生没有消息。现在一切都明白了。在阿萨图良的肺部血液里发现了麻痹神经的气体。”
“这就对了，”娜斯佳兴奋得差点跳到自己的桌子上，“我感觉上也是这样的。有人用气体枪向他射击，气体正好喷到了脸上。之后，凶手坐到了方向盘旁，平静地轧过了受害者。准确的表述是，凶手先将受害者击倒，再将他平摊开，打开汽车前灯，为的是看得清楚些。为了万无一失，他小心翼翼地驾车向阿萨图良碾了过去。不仅富有创造性，而且简便易行。不流血，也不用追逐，没有打斗，衣服上也不会沾上血。干净、利落。我们遇到了一个聪明人！我真想看看他究竟是怎样一个嘴脸。”
“你最好先看看你的开水炉吧，”科罗特科夫建议道，“水都漫到地上了。”
水早就开了，此刻正在锅里“咕嘟咕嘟”地直冒泡。她急忙拔下插头，但还是有一些水漫到了地上。
“喏，这给你，”她可怜巴巴地对科罗特科夫说道，“我再烧一壶水，真是太马虎了。”
“你喝吧，”尤拉笑道，“幸好还没有放咖啡。”
尽管他们的性格完全不同，但他们还是很亲近，也许，正是因为性格不同他们才能如此亲密无间。尤拉外向、好冲动，娜斯佳则内向、安静。科罗特科夫容易陷入绝望，但能很快地调整自己，振奋起来，挽起袖子投入工作。而娜斯佳则十分看重失败，她会仔细地分析失败，再从中找出经验和教训。要想让她陷入绝望，则需要同时有许多失败。但一旦她沮丧起来，那持续时间就会很长，什么样的意外惊喜、劝说都不能将她从这种情绪中拽出来。这时，她走起步来会很轻，一件小事也会使她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说起话来很慢，就像在照本宣科。她从沮丧中摆脱出来的唯一办法是：娜斯佳本人明白，她的这种状态已经影响到了她和她周围的人。当她看到工作受影响了，她就会努力振作起来，她会对自己说：娜斯佳，够了，应该正常工作了。她作了一番自我调整，深吸一口气，让新鲜的空气进入肺里。这之后，眼眶内的泪水神奇般地干涸了，言语也恢复了正常，生动而又活泼，不久前使她沮丧的事情开始变得可笑和不值得关注。当然，这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的。有时，这段时间会有几小时，但娜斯佳最终会通过自身的努力恢复常态。任何外部的影响对她都不起作用。
娜斯佳和尤拉·科罗特科夫配合得很默契，有时两人会不约而同地想到同一件事。眼下，他们默默地喝着咖啡，各自想着各自的心事。尤拉打破了沉默，他刚说了几个字，娜斯佳已猜出他下面要说什么了，好像她非常清楚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似的。
“阿萨图良身上有一个记事本……”科罗特科夫开始道。
“而另一个人，实际上就是第一个人，因为他被杀得早，为什么他身上什么也没有呢？口袋里空空如也。钱夹和钱留下了，其他东西都拿走了。尤拉，你是男人，你说说看，男人会这样吧？除了钱，身上什么也不带，女人我知道，若她只是拿着钱包和塑料袋去最近的商店买面包，倒是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若她带着包，包里就会应有尽有。而且钱包里除了钱之外，还有一些别的东西。什么票据啦、名片啦、记电话号码的小本子和郊区公交车辆时刻表之类的东西，有些人的钱包里还放着身份证。男人是怎样的呢？”
“也和女人差不多，”科罗特科夫笑道，“他们的钱包差不多就像一个城市档案馆。口袋里也会放一些东西：手帕、梳子、香烟、打火机、避孕套。眼下还时兴放软盘、电子记事簿之类的东西。”
“杀害阿萨图良的凶手一点儿也不在乎警察会很快追查到他。也就是说，凶手对此无所谓。若杀害白头发男人的凶乎和他是同一个人，那他为什么会尽量掩饰，不让警察查清他是谁呢？”
“你是想说，他们是被不同的人所杀，而且动机也不同？”
“不，尤拉。我想说的是，白头发男人有所不同。我们白白地浪费了许多时间去调查加里·罗伯托维奇的关系。有人诱使我们这么做，我们上当了，就像两个小傻瓜。我们调查了石油商人的许多熟人，可以肯定地说，调查这些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追查到凶手。白头发男人的案子为什么会有所不同呢？也许是他和凶手的联系太紧，查到死者的身份，我们就可以立刻查清凶手是谁，或者是有别的什么原因。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行啊，你！”科罗特科夫说道，“你还真理出了点儿头绪。而我脑袋里简直是一团浆糊，搅也搅不开。怎么样，回家吧？”
“走，”娜斯佳同意道，“反正绞尽脑汁也不会想出什么了。”
他们穿好外衣，一道出门，但并不急于去地铁站。娜斯佳回家应该在“特维尔斯卡亚”站上车，但她不愿意路过水洼和泥泞的地方，所以她决定去“契诃夫”站乘车。
“走到‘大剧院’站乘车吧！”他说道，“我们透透空气。”
娜斯佳顺从地与他并行着。她一开始并不准备散步，但想到尤拉的女朋友快过生日了，也许他想买件礼物送给她，希望娜斯佳给他做参谋。
果真如此，科罗特科夫拽着她去了几家商店。最终，他们为柳德米拉选了一套孔雀石饰物，娜斯佳也为自己买了一件连裤袜。
帕维尔的自我感觉非常不好。但他知道，这很快就会过去，只需忍耐一段时间。同他领导的小组的其他成员一样，他也有特异功能，但他的功力较弱。他可以迫使一个人呆立不动、虚弱无力、不反抗，但这也会使他大伤元气，发完功之后，他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恢复。但丽塔做这些事就毫不费劲。控制一个人的意志，改变其想法，帕维尔·绍利亚克无论如何也做不到。至于说列米哈伊尔·拉尔金，那他可是无所不能。
帕维尔出生在匈牙利，他父亲是一名武官。他的童年是在戒备森严的苏联使馆里度过的。
那时，他的名字叫弗拉基米尔，姓也跟现在不一样。他是一个能干、快乐和容易相处的男孩，能熟练他说两种语言——俄语和匈牙利语，因为父母没有送他到为大使馆孩子开设的俄语学校上学，而是把他送到市里为党、政高级干部子弟设立的匈牙利语学校学习。瓦洛佳有许多朋友，他经常到同学家去做客，这是其父母与自己儿子的朋友的父母接近的非常好的、便利的机会。
那时候，苏联驻匈牙利大使就是后来当上了克格勃主席并改变这个容易相处的小男孩、武官的儿子一生的人。可当时谁会知道呢……
在匈牙利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全家搬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在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事件发生之后，他们举家返回了莫斯科。那时他17岁，正好中学毕业，能自由地用匈牙利语和捷克语对话。他顺利地考进了克格勃高级学校。当然，在入学之前，他还需要在军队服役一段时间。瓦洛佳并不惧怕这一点，他的身体很棒、很健康，同时他也很守纪律。
当兵对他来说确实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他的表现很好，可以说，他是心甘情愿地服役的。按时作息，整理内务，训练，擦地板——这些对他来说都显得很轻松，一点儿也不觉得是一种负担。因为，父亲从小对他灌输的就是这些。无条件服从上级，铁的纪律和遵守规章制度。不应该有丝毫个人想法，不应该有丝毫迟疑，你的任务就是服从，瓦洛佳能够做得很好。
服役过后，瓦洛佳开始在高等学校学习。他很能干，记忆力好，反应也快，拥有外语天赋。前驻匈牙利大使1967年就当上了克格勃的主席，他仍同瓦洛佳的父亲保持着私人友谊。毕业之后，年轻的军官被留在了克格勃的总部机关工作。主席经常使用瓦洛佳所掌握的小语种的知识，常让他担任一些重要谈判的翻译工作。
一个偶然的机会，瓦洛佳知道克格勃有一个绝密的实验室，它专门研究催眠术和其他非常规方法的使用问题。他克制不住自己的好奇心，找了个借口进了这家实验室，想看看他们研究的究竟是什么。
“瞧，”有人对他说，“特制的脑照相机，我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它可以很快判定，一个人是否有潜力，是否能胜任工作。想试试吗？”
给他戴上头盔，接通了传感器。不知什么东西嗡嗡嗡地响了起来，不一会儿，摘掉了头盔，结果也出来了。
“你有天赋，但不大，”实验室的人对他说，“但很明显，你并不知道自己的天赋，也没有研究过它们，当然就更谈不上去发掘了。你身体里的生物电流很强，但你不会控制。”
“那怎样去控制呢？”瓦洛佳惊讶道。
“需要训练，我们研究了一套专门的方法。你知道吗？一个人拥有的天赋不会很多。应该学会控制、使用，否则这种天赋就会沉睡在你的机体内。需要训练、完善。我现在给你讲一些你闻所未闻的事情，”实验室的人继续道，“大自然非常慷慨地赋予了人们生物电流潜力和各种能力，对自然界来说，这实际上并不是个别现象。但从没有人去解释这种现象。若发现有人拥有这种天赋，这人会被视作是不正常的。在有的情况下，一些人会被视作是圣人，而一些人则会被认为是巫师或者巫婆，会被扔到火里烧死，而另一些人则会成为萨满、巫医。虽然各人不尽相同，但事实上是一回事，都认为这种能力是特殊的、非正常的。许多人根本就不相信这些，认为是在招摇撞骗。那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天赋并不经常出现，也就是说太少了，其拥有者会控制和使用这种天赋的就更加少之又少了。随着技术的发展，在当今时代，我们已经能够测量到每个人的生物电流潜力。我们还弄清楚了，并不是那些特殊的人才具有这种能力，而是八分之一到七分之一的人有这种能力。其中，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的能力还相当大。但只有万分之一的人能够利用这种能力去做一些事情。其他的人的能力则不大，只有当他们手中的碗常会不可思议地碎裂，或者能感受到别人头疼或者头疼已经过去了，别人对此感到奇怪时，他们才能感受到自己有这种能力。总之，在这方面我有许多话可以说。但要是简短一点，我们已经研究出了一套专门的训练方法，学会它就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你要是愿意，可以经常过来学一学。”
于是，他就开始经常往那个秘密的实验室跑。他是主席的私人翻译，身边的宠儿，老朋友的儿子，实验室对他自然无保守秘密可言。实验室的最大研究成果就是将生物电流的使用与传统的、自古就存在的催眠技术的使用结合起来。效果非常好。瓦洛佳不仅学会了使用自己具备的不高的天赋，而且还掌握了许多方法。他知道，拥有天赋是远远不够的，这只是与生俱来的。而知道怎样训练、怎样完善才是最珍贵的。因为，有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人天赋高于平均水平，而八分之一到七分之一的人则天赋惊人。但会训练、自我完善的人则很少，只有那些有幸接受训练的人。
对于他的这个兴趣，主席当然是知道的，因为是他允许瓦洛佳去实验室的。看到瓦洛佳花费了大量时间在自己的新爱好上面，主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问道：
“小伙子，你这是为什么？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不为什么，”瓦洛佳一脸笑容答道，“或许什么时候有用。比如说，保险柜的钥匙丢了，那就不用去切割或请师傅来了，我用目光就能把它打开。”
他们两个都被这个小玩笑逗得哈哈大笑。主席是个文雅、有大学问的人，他经常写诗，但缺少幽默感。瓦洛佳的玩笑正好合他的口味。
后来，主席成立了一个在社会主义阵营国家进行特别行动的处。他首先想到的就是让瓦洛佳到该处去工作。
“你选一下，想到哪个组工作，匈牙利还是捷克。”主席做了一个夸张的手势，向刚刚被提升为少校的瓦洛佳建议道，“和你父母一样，这两种语言你都很精通。”
瓦洛佳想说句玩笑话敷衍过去。这个建议来得太突然，他感到非常不快。但主席表现得很坚决，甚至有点强硬。
“您知道的，”瓦洛佳有点急躁地说，“我做不到。我不能去反对那些我生长过的地方的人们。他们是我校友的父母，他们差不多在我穿开裆裤时就认识我，我常去他们家过生日！再说，他们也是我父亲的朋友！”
“你父亲与他们交朋友也是为了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你会明白这一点的。那些人有一些别的想法，他们完全有可能成为我们的敌人。你父亲从未忘记这一点。正因为此，他才没有将你送到大使馆学校上学，而是送到了市里的匈牙利语学校上学，目的就是要通过你结识他们，走进他们的圈子并使我们自己的人打入那个圈子。你应该继承你父亲的事业。”
“为什么使馆其他工作人员不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市里的学校？”瓦洛佳问道，“如果说这对我们的事业很重要，他们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主席笑了，但这是一种无法察觉的笑容。
“因为他们的孩子是傻瓜。他们的孩子没有学外语的能力，也没有教他们学匈牙利语，因此，他们的孩子只能在大使馆设立的俄语学校学习。你有这方面的天赋，你学起外语来很轻松。我和你父亲发现你的才能后，决定要利用你的天赋。我希望你不要让我们失望。你是使馆孩子中唯一能在全城自由地逛来逛去并且有许多当地朋友的孩子，其他孩子只是随父母坐车外出，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使馆的小圈子里度过的。你和他们不同，你的童年和青年时代都是在国外度过的，现在到了你大显身手的时候了。”
“请，请别逼我，将我派到别的组去吧，只要不去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别的国家我都愿意去。”
“要么去匈牙利，要么去捷克斯洛伐克，”主席冷冷地答道，“你选吧！”
“我既不去匈牙利，也不去捷克斯洛伐克。”瓦洛佳声音不高、很慢，但很清晰。说完他转身就走。
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也未被调走。主席没有再跟他提这件事，也没有向他提什么新建议。
三个月后的一天，瓦洛佳值班，有人从克格勃的医院里打电话来，要求派一名懂几国外语的军官去医院。原来，救护车送来了一个男人，好像是被人痛打了一顿，自己感觉很差。但他身上没有证件，不会说俄语。从外表和穿着来看，像是从国外来的，不像是来自苏联的其他地区，总值班员打发瓦洛佳去那里了解一下情况。
在医院的接待室里，他接受检查之后，有人让他稍等片刻。不一会儿，三个健壮的“公牛”闯了进来，他们不由分说地将瓦洛佳的双手反剪到背后，脱下他的裤子，露出臀部，将一管冬眠灵注射了进去。这种做法完全是针对精神病发作、对社会构成危害的病人的。
几天后，医生认为不需要再对病人注射安眠药了，瓦洛佳苏醒过来了。
“我怎么会在这里？”瓦洛佳恐惧地问道，“肯定有一场误会，可怕的误会。你们把我当成别的什么人了。”
“怎么会认错人呢？”医生平静地说，“您不就是……”
他一边看着病历卡，一边说出了瓦洛佳的姓、名、父称、生日、家庭住址和电话号码，他的军衔和职务。
“对，是我，”瓦洛佳惊讶地说道，“但这是为什么？发生什么事了？”
“亲爱的，您坐在办公室里，看着保密柜说，想用目光打开它。您不认为这是一种非正常的现象吗？您可能有病，我们要对您治疗。”
瓦洛佳不再问发生什么事情，他为什么会在这里之类的问题了。主席很轻松、自然地惩罚了不服从命令的下属。瓦洛佳留在了医院里。主席已经下令，要等他成了残废、半傻，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懂时才让他出院。要不是弗拉基米尔·瓦西里耶维奇·布拉特尼科夫，这个命令一定会得以执行。布拉特尼科夫乘瓦洛佳还未成为残废之前将他救了出来。当然，救他用的完全是合法的办法，没去偷，也不是在黑夜里将他救出来的。他只是让人将瓦洛佳除名了。当然，对瓦洛佳的身体做了一番检查。三个月前，他迈进这家医院时是一个健康的、前途无量的克格勃少校，而如今出来时是一个一文不名的人了。脚都快站不住了，身体弯曲着，眼睛几乎看不见东西。只有脑子还算正常，表达仍像从前那样正常。但记忆力很差，因为那些药物首先毁坏的就是人的记忆力……
布拉特尼科夫给他喂维他命，从市场上买来新鲜食品，扶着他的胳膊在公园散步。带他去看眼科医生。
他立即将自己的计划告诉了瓦洛佳。不成功的病人、克格勃前少校将消失，他将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字和一份新的履历。这个人将领导一个由拥有天赋的人组成的小组。瓦洛佳将教会小组成员如何使用天赋。布拉特尼科夫需要的就是他，只有他才有布拉特尼科夫所需要的东西。他掌握了训练方法并且对该问题吃得很透。他还知道如何行动，受过专门教育并有实践技能。除了这项工作之外，他不会干其他工作，他也没有从事过其他职业。瓦洛佳无亲无故，父亲已去世多年，母亲不久前也去世了，没有兄弟姐妹，没有妻子和儿女。他的消失不会给任何人带来痛苦和悲伤。
帕维尔·绍利亚克就这样出现了。然后是小组的其他成员——年轻、天真的丽塔·杜格涅茨，善于骗人的米哈伊尔。拉尔金，惯于见风使舵的加里克·阿萨图良和有点儿神经质的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里菲尼乌斯。布拉特尼科夫找到他们并把他们从苦难中解救出来。但只有帕维尔同他们一道工作，甚至连提一提布拉特尼科夫这个名字都是禁止的。帕维尔同他们每个人保持单线联系，严格遵守着那个秘密实验室所研究的方法。他相信，方法确实是一个好方法，是行之有效的。甚至连一开始除了能通过意念让邻居将伏特加酒倒掉，别的就什么也不会做的丽塔也学会了一些使人吃惊的本领。但唯一的障碍是她的善良和天真。她不能下达危害别人生命的暗示。一旦她知道她的暗示会致人于死地，她就会立刻变得虚弱，丧失了工作能力。
“我不能去杀人，”她愧疚地说，“请原谅我，帕维尔。我不行，杀人反正是不好的。”
帕维尔没有再坚持。他尽量派姑娘去执行一些相对比较简单的任务，意念的内容也不包含致人于死地之类的暗示。比如谢苗诺夫事件。丽塔没有汽车，也从没有开过汽车，她对交通规则也知之甚少。她绝对相信，她所发的意念只不过是让司机调调车头、换换方向而已。她执行类似的任务已不下十次，从未看到过哪个司机发生危险。
丽塔19岁，天真，招人喜爱。她很快就用“你”来称呼帕维尔了。她是这个小组里唯一称帕维尔为“你”的人。而其他三个男人则用名和父称或者“您”来称呼帕维尔。他们很清楚，帕维尔是雇主、领导，他们是下属。丽塔将帕维尔视作自己心中的白马王子。帕维尔是那么的善良，亲自到她那孤零零的寓所来嘘寒问暖，还资助她完成财经中专的学业。丽塔帮了他一些不值得一提的小忙，他都要付钱。她爱这个男人，感激他，她愿意无条件地帮助他。
遗憾的是，帕维尔那时并不知道这一点。只是到了现在，在坐了两年牢回来之后，他才恍然大悟。
不久前他曾对丽塔说，一个月左右他就会回来。他也是这么计划的，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自己的事情，然后回到她的身边。一周过去了，他偶尔也会想起丽塔。倒不是因为爱她。他从未爱过什么人。从内心深处来讲，他只爱自己，从身体方面来说，在需要时可以用钱或者不用钱来利用一些女人，但是不要有什么责任。帕维尔第一次处于无人管、无人间的境地。被克格勃开除后，他的领导是布拉特尼科夫。又是习惯了的纪律，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怎样最出色地执行命令。布拉特尼科夫寻找订货人，向帕维尔下达指令，然后向帕维尔付钱。布拉特尼科夫死后，帕维尔躲到了牢里。那里的生活也是他所熟悉的，按时作息的纪律，秩序，等级分明，法律。从牢里获释后，他落到了米纳耶夫的手里，米纳耶夫向他发指示。一切又都是熟悉的：接受任务——组织行动——取得报酬。
而现在呢？现在帕维尔没有主人，没有领导，没有人对他下命令。他对此感到很不适应，有一点儿惊慌失措。他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事实上，他也不会过这样的生活。他还从未学过按照自己的意志来安排生活。别人作决定可以，自己做主则不行。先是有严厉的父母，然后是军队、学校，后来是军官的职务，再后来是布拉特尼科夫为他做主，布拉特尼科夫之后是法庭和监狱的长官。
他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丽塔。他觉得自己与她在一起一定会获得自信。因为他对她负责，他对她的责任就像他的领导、长官对他的责任。丽塔需要他就像他需要他的领导一样，也许，他会从丽塔身上找到并学会继续生活下去的办法。
昨天和今天他给丽塔打了不下二十次电话。早晨打，傍晚打，深夜打，但她没有接电话。帕维尔有她办公室的电话，但他不想往储蓄银行打电话。这不符合他的原则，有可能会很危险。家里只有丽塔一人接电话，而银行里人很杂，他不想让人知道有一个男人给丽塔打过电话。当然，丽塔是个守纪律的人，从未向别人提起过他的名字，但如果他突然去个电话，或许她会高兴得忘乎所以，情不自禁地叫出点什么，那时就可能说出他的名字。帕维尔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
丽塔为什么不来接电话呢？这种情况要是发生在两年前，帕维尔不会感到不安。丽塔是个自由的女人，她肯定会有男人，完全有可能在他们那里过夜。这没有什么可稀奇的，但在他们在一起度过那难忘的两周之后，丽塔肯定不会到别的男人身边过夜，帕维尔对此非常清楚。那她究竟在哪里呢？
他费劲地从沙发里爬起来，走出门外。电话亭离此不远，紧挨着邮局大楼。帕维尔将硬币投进投币口，又拨响了丽塔的电话。这次电话有人接了，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喂！”男人说道，“找谁？喂！”
“您好，”帕维尔平静地说道，尽管他的内心像翻江倒海似的，“可以叫斯维特兰娜·叶甫根尼耶夫娜来接电话吗？”
“斯维特兰娜·叶甫根尼耶夫娜？”男人重复了一遍后稍有犹豫地说道，“她刚刚出去，还不到五分钟。您能等一会儿再打电话吗？或者我向她转告？”
“谢谢您。”帕维尔仍很平静地答道，“请转告她，马丁年科给她打了电话，要是您允许的话，我晚些时候再给她打电话。”
他挂掉了电话，背倚在电话亭壁上。原来是这样。丽塔没在家，而她的屋里有一个陌生的男人。不是情人，也不是朋友，不是那种有权在那里停留的人。这人肯定是个陌生人，因为，他不知道这个屋子里根本就没有斯维特兰娜·叶甫根尼耶夫娜这个人。要是拨错号的话，那人就会对帕维尔说打错电话了。但那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屋子里究竟住着什么人。
丽塔肯定出事了。
此刻，帕维尔突然想到了另外一个女人，一个他快要忘记的女人。他想到了那个解救他的女人——娜斯佳。
13
在电话里听到帕维尔的声音，米纳耶夫将军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帕维尔明显在躲着他，他正准备派人去找他，现在他自己却送上门来了，真是个傻瓜。他可以在任何时候命令帕维尔到自己这儿来，但他不知道帕维尔究竟在哪里，和他联络有一个特殊的方法。但让他到这儿来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米纳耶夫不想这么做。现在帕维尔自己打电话来了，这最好不过了。
“你到哪里去了，帕维尔？”将军尽量友好地问道，竭力掩饰自己兴奋的心情，“我已经开始担心了，你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我在休息。我已经完成了所有任务，我认为我有权休一个短假。您难道有什么意见吗？”
“没有，没有，”米纳耶夫连忙答道，“你好好休息。我们的协议仍有效。您执行我的任务，房子、车子和证件仍归您使用。”
“米纳耶夫将军，我需要那个将我从萨马拉搭救出来的女人。”
“需要指的是什么意思？”米纳耶夫警觉起来，“为什么？您碰上麻烦了，帕维尔？”
“我只是喜欢她而已。想和她见见面，亲近亲近。现在我有的是时间做这件事。把她的电话号码给我吧。”
“但……”米纳耶夫一时没了主意。他没有料到帕维尔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他对此没有准备，也不知道怎么处置才妥当。“您看，这有点儿不大合适吧。”
“为什么？我和她已是熟人了。对她来说，我并不是个陌生人。”
“她要是希望您给她打电话的话，她早就会把电话留给您了。但她没有这么做……”
“听着，米纳耶夫将军，”帕维尔一字一顿地说，“我可以根据她那张假身份证上的姓名去找她。我感到很奇怪，您难道没有提醒过她，我会这么做吗？难道您希望她会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吗？”
米纳耶夫蔫了。绍利亚克是对的，完全正确，但不能跟他挑明这一点。若他查找阿娜斯塔霞·帕夫洛芙娜·绍利亚克，一定会通过警察局查找，那么姑娘就会有一些麻烦。
“那好吧，”他不情愿地服输了，“你记下吧。”
他对帕维尔说出了她的住宅电话号码。
“顺便问一句，她究竟是干什么工作的？”绍利亚克饶有兴趣地问道。
“这……”米纳耶夫意味深长地笑了，“这是她个人的职业秘密，还是让她自己告诉你吧。”
米纳耶夫已经平静下来了。帕维尔的使命已经结束了，现在他已经毫无价值。帕维尔知道自已被从萨马拉带出来是有警察局在帮忙，这在以前他有可能会害怕、惊慌，而现在已经无所谓了。米纳耶夫现在需要的是找到帕维尔。至少他现在已经知道，帕维尔会在这个姑娘的身边出现。
天气非常寒冷，日子过得很匆忙。已近中午时分，戈尔杰耶夫把娜斯佳找来，打发她立即去部里一趟。
“他们那儿有关于系列杀人案的一些资料，你去看看，究竟是些什么内容。”
“谁会给我看那些资料呢！”她不相信地挥了挥手，“他们总是对自己的情报严格保密。使自己不用，也不会轻易给别人。”
“科诺瓦洛夫已经把一切都安排好了。他就是负责让我们将那个绍利亚克从萨马拉搭救出来的人。我已经和他谈妥了，他会给你看所有材料的。”
但要见到科诺瓦洛夫将军委实不是一件易事。戈尔杰耶夫和他谈妥的是娜斯佳可以看到所有的资料，而不是科诺瓦洛夫会坐在办公室里，静候客人的光临。娜斯佳耐心地坐在接待室里，科诺瓦洛夫一会儿不知去哪里了，一会儿又返回来，让秘书快去找某某人来；一会儿他又出去了，然而回来时身边还有别人。娜斯佳只得等待，耐心地等待。最终，将近5点的时候，将军终于开始接待她了。这时，她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她觉得自己什么都不需要了，她不需要那些系列谋杀案的材料，在接待室里白白浪费掉那么多时间，这让她心疼。
“请坐，”将军指了指椅子，用不太礼貌的声调向娜斯佳命令道，“看看这个吧，快一点儿。我们将成立一个专案组。您要是愿意，可以参加进来。”
他漫不经心地将装材料的文件夹扔到娜斯佳跟前，自己则埋头看起了文件。娜斯佳开始浏览材料。里面什么新鲜材料也没有，全是未侦破的1992年至1993年发生的系列谋杀案。她早就看过这些材料。材料里还提到了几宗在乌拉尔斯克发生的儿童被杀案。为什么要把这些材料给她看？为什么到现在才决定成立专案组？部里早就在监管这些案子了，难道他们到现在才醒悟过来？
噢，原来是这样！终于明白了，头儿为什么让她看这些材料。1992年在一个州发现了六具年轻姑娘的尸体，还有一具男人的尸体。一具非常奇怪的男人尸体。那些姑娘被杀在当时被认定为同一个凶手作的案，是一个系列谋杀案，因为她们的一只耳环都被从耳垂上扯了下来并被塞到了死者的嘴里。男人的尸体口中也有一只耳环。起初认为这是哪个疯子制造的又一起凶杀案，取了死者指纹，但后来惊讶地发现，每个被害姑娘的身上都有该男人的指纹。原来，这个被杀的男人就是凶手。究竟是谁将他杀了？不管是谁，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他知道杀的是谁，他杀的就是那个杀害六个姑娘的凶手，被杀男人的口中有耳环决不是偶然的，这个耳环非常有说服力。
娜斯佳又翻了一页。来自乌拉尔斯克的报告显示，被害男人的胸部被用刀子扎了一个东正教十字。那个十字同三年前被杀的十一个小男孩身上的十字极其相似。而这个男人的指纹也在被害男孩的身上发现了。看样子是有一个“义侠”在行动！他的消息灵通得令人羡慕，警察花了三年的时间也没有找到这个凶手，他居然找到了，只不过现在他又成了新的凶手，警察不知道又要花多长时间才能找到他。
文件夹里的材料都看完了。娜斯佳合上文件夹，默默地等待
“读完了？”将军问道，但目光依然没有离开自己的文件。
“是的。”
“有趣吗？”
“引人入胜。”娜斯佳克制地回答道。
“您想说什么？有什么思路吗？”
“有，”她淡淡一笑，说道，“但在这儿说出来不大合适。”
“为什么？”
科诺瓦洛夫终于把头抬了起来，摘下眼镜，打量娜斯佳几眼。
“请允许我问一句，在哪里谈合适呢？要在戈尔杰耶夫的办公室谈？”
“不，在那里谈就更不合适了。我要是说出这个思路，戈尔杰耶夫非把我开除不可，我还想要退休工资呢！”
“行了，不要再兜圈子了，还是说吧。”将军要求道。
“不要阻挠刽子手，”娜斯佳平静地说道，“显然，他比我们知道得清楚，谁该受到惩罚。问题在于，究竟是椎用这把惩罚之剑斩落了罪犯的头颅。”
“明白了，”将军点了点头问道，“您并不反对刽子手这样做？”
“不反对。就让他给我们指明谁是凶手，不要阻止他去寻找这些凶手。但处决他们还需要我们自己来进行。当然，这要放弃一些东西，您大概不准备违反原则吧？”
“那要看是什么事。”
“若我们查到了刽子手是谁，在他没有给我们指明所有的凶手之前，我们将不逮捕他。他可以自由地行动，我们只是远远地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我们得好好设计一下，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若他给我们指明了凶手，而凶手第二人就被捕了，我们的刽子手就会感到不安了。也许，我们就再也不会知道下一个凶手是谁了。但是，我并不是想从这问题谈起。”
“那从何谈起呢？”
“从那些发案地区的内务机关的工作人员谈起。刽子手可以从他们那里了解到，这些系列凶杀案的凶手究竟是谁。依我看，刽子手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这不用想就能看出来。他对案子相当了解。要么是因为证据不充分，要么是因为推理不能令人情服，罪犯不能被绳之以法，所以他采取了不符合程序的，甚至是违法的行动。科诺瓦洛夫将军，您也知道，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整个国家的人都知道某人是个罪犯，证据也有一大堆，但就是不能给他定罪，将他关进牢里。证据不足。这个内务机关的工作人员等啊等啊、盼啊盼啊，最终，他决定自己亲自对凶手进行审判。在这些系列凶杀案的受害者中很可能有他的亲朋好友，也可能他在办这些案子时犯了些小过失而被开除。”
“比如说呢？”
“打个比方，他在逮捕凶手时，由于情绪激动，将罪犯饱揍了一顿。而检察官认为逮捕是非法的，凶手彼无罪释放了。我们的这位工作人员当然会苦口婆心地对检察官说，这就是那个杀害了六个姑娘或十一个男孩的疯子。而检察官看了看材料后依然建议将凶手放掉，因为证据不足。那位工作人员因为动手打人和非法拘捕而被开除，您认为会出现这样的事情吗？”
“完全有可能，”科诺瓦洛夫同意道，“我终于明白戈尔杰耶夫了。”
“您这指的是什么？”娜斯佳不解地问道。
“的确，除了您，谁也没有能力将那个人从萨马拉搭救出来。我指的是，谁也不会想出一个成功的办法来。您不想换个工作吗？”
娜斯佳没有想到谈话会以这样平庸的结局结束。让她说出自己的想法，看她到底能胜任什么，然后再建议她调一个工作。似乎，精干的工作人员只应该呆在总部机关，而基层只需要一些平庸的工作人员就行了。她忽然想到了另一位将军，伊万·阿列克赛那维奇·扎托奇内将军，内务部另一个部门的领导。他认识娜斯佳要比科诺瓦洛夫早得多，也深刻得多。娜斯佳敢肯定他非常想把她调到自己的身边来工作。但扎托奇内从未向她提过这样的建议，他非常清楚，娜斯佳舍不得离开戈尔杰耶夫上校，离开那些忠实的朋友：热情如火、亲如兄弟的尤拉·科罗特科夫，好开玩笑、喜欢下棋，但绝对可靠的科利亚·谢卢亚诺夫，感情脆弱、工作勤奋的米沙·多岑科以及其他所有的人，只有一次，那是在几个月前，娜斯佳因同犯罪团伙接触而被审查。扎托奇内对她说：“娜斯佳，要挺住。要是您的领导不够明智，将您开除的话，我向您保证，您决不会失业的。”好在领导并不是那么不明智，调查顺利结束了。
科诺瓦洛夫狐疑而又略带嘲笑地望着她。
“您不想到我这儿来工作？”他又重复了一遍那个问题，但这次更直截了当。
“请原谅。”娜斯佳含糊地回答道。
“瞧您，用不着这么客气，”将军突然快乐地说道，“我同戈尔杰耶夫是多年的老交情了。我知道，如果有人自己申请，他肯定不会放人。只有那些调到更合适的岗位上或是升迁的人他才会放。但要是有可能，哪怕是极小的可能，他也会竭力挽留。娜斯佳少校，像您上司这样的人真是少有，我很高兴您能理解这一点。到我们的专案组来工作吧，来不来？”
“那要看您让我干什么了？”
“您想干什么工作？”
“将军，您的善意让我感到害怕，”娜斯佳开玩笑道，“当一个大首长对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下属说，您究竟想干什么时，这是山雨欲来，严冬将至的前兆。”
“可别这样说，”将军皱着眉头说，“您可不是一个黄毛丫头，您早就威名远扬了。部里的所有人都知道您，我指的是——您的名字和那些成就。如果您没有听说过这些，你应该去打听打听。您早就该升到戈尔杰耶夫现在所坐的那个位置，虽然您喜欢在他手下工作，但这并不表明，别人应该把您当做一个普通人来对待。您的职务是您个人的事情，是您自己的选择，但您的名望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不要向我谦称自己是一个级别低下的下属，又说我是一个什么大首长。戈尔杰耶夫对我说，不能强迫您做您不想做的事情。命令是无济于事的。虽然这不符合一名警官的做法，但这只是一个纪律问题，就让戈尔杰耶夫去为这个问题伤脑筋吧。我可不想强迫您做什么，因此我才问您，您想干什么工作。”
娜斯佳静静地听着，竭力忍着不让自己笑出声来，但最终还是没有忍住，她“扑哧”一声笑出声来，紧接着就哈哈大笑起来。
“您对我可真下了一番苦功夫。先是给我端出一盘甜点心，让我对系列凶杀案作一番分析，然后又对我说一堆恭维话，还顺便提及不想逼我，让我自己做主。我怎么也跑不出您的手心呀！”
“也就是说，您同意了？”
“我能跑到哪里去呢？只能同意了。把发生凶案的州的内务机关工作人员的名单给我，我就从这项工作开始干起。”
“老天爷，娜斯佳，您怎么就干这种简单的工作。这样吧，您列一个清单给我，我派别人去研究这个名单就行了，您还是做一些更有创造性的工作吧！”
“您不明白，科诺瓦洛夫将军，”娜斯佳深吸了一口气说道，“您根本就不明白，其他人是不会从这些材料中发掘出有用的东西的。”
“您怎么知道他们会不仔细？”科诺瓦洛夫皱了皱眉头。
“就是让他们比我仔细一千倍，他们也不会从中发现蛛丝马迹的。倘若有一个思路是你提出来的，你现在正在检验这个思想是否对头，那么，最枯燥无味的工作也会变成一种节日般的享受。在干这项工作的过程中，你还会提出一些新的思路，这就是侦查工作中创造力的源泉。要是让别人去研究这些名单，面对一大堆枯燥乏味的姓名、职务、编号，他什么思路也不会产生。因为这项工作中没有他自己的想象力，这是他那愚蠢的上司应一个名叫娜斯佳的蠢货的请求所下达的一个愚蠢之极的命令。”
“好吧，早就有人提醒过我，说娜斯佳常常会很粗鲁、很愚蠢，但至少您还是说服了我。您需要什么材料？”
娜斯佳很快列出了清单。
“最好再给我一份每个地区工作人员的电话号码的材料，这样我就可以随时给他们打电话，向他们了解情况了。”
“您很快就会拿到这些材料，”在同娜斯佳道别时，科诺瓦洛夫保证道，“代我向戈尔杰耶夫问好。”
尽管天色已经很晚，但娜斯佳还是想去一趟单位。戈尔杰耶夫办公室里的灯还亮着，里面传出他气愤的责问声，不知他在电话里同谁吼叫着。她轻轻地推开办公室门，朝里望去。令她惊奇的是，办公室里除了她的上司，科罗特科夫也在。
“进来吧，”科罗特科夫小声说道，“我们又有新情况了。你呢？”
“也有，但不是我们的案子。戈尔杰耶夫把我卖去当奴隶了。”
“卖给谁了？”
“科诺瓦洛夫。”
“时间长吗？”
“那要看事情的进展是否顺利了。但是，我并不是就不在这儿工作了。你也知道我们头儿的德行：要求您在工作时间做最主要的事情。至于次要的事情，虽说也很重要，应该在业余时间做，而其他的事情则要等有空再做了，只要做完就行了。我们的工作怎么样了？”
“今天有人认出了。”
“你说什么，真的吗？”
“像是真的。你听，戈尔杰耶夫正向他们发火呢！我们在这里苦苦地等了这么长时间，他们倒好，将尸体往太平间一送就没事了。你想，戈尔杰耶夫能不生气吗？”
“那到底是谁认出了我们的白头发老头？他的亲戚？”
“是邻居。老头儿养了两条狗，两条塞特种猎狗，它们想喝水、撒尿、吃东西，但没有人伺候它们，也没有人领它们出来。它们开始嗥叫，然后开始哀嚎。邻居们开始不安了，毕竟是孤老头一个，狗叫得这样惨，肯定是出事了。事情就是这样的。”
这时，戈尔杰耶夫已经打完了电话，正在用手帕擦着他的秃脑门呢。
“回来啦，”他嘟哝道，但一点儿也不生气，“我还以为你就留在那里了。怎么样，科诺瓦洛夫诱惑你了吧？”
“他倒是想这么做，但我的立场很坚定，他没有成功。”
“专案组呢？你难道也拒绝了？”
“我同意了，挺有意思的，难道不需要吗？”
“需要，需要。”戈尔杰耶夫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好像娜斯佳到部里去工作的问题是这个世界上他最不感兴趣的问题。
根据初步资料，在卡雷拉茨基被杀的男人名叫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列文科，无业，独生。据邻居们反映，列文科是个不好动的人，从没有听到他屋里有什么剧烈的动静。从屋里的摆设来看，他是一个富足的人，但他并不讲排场，是个“暴发户”。猎枪价格不菲，保养得很好，这表明他喜爱狩猎，两条猎狗也能说明这一点。屋内没有发现女人的物品。列文科死前不久曾去过莫斯科三天，他把钥匙留给了一个邻居，请他照看自己的狗。
“我真是不明白，”娜斯佳纳闷地说道，“这个列文科同机灵的阿萨图良之间有什么共同点吗？他究竟是干什么工作的？”
“你尽情去想象吧，”科罗特科夫摊开了双手，戏谑地答道，“这就谢天谢地了，总算还有名字和地址。其他的情况大概要等两天后才能知道。知道吗，去检查他屋子的孩子们收获甚微。除了一本记录房租、水电费的收据本、一张卢布存折和一张外币存折外别无所获。身份证他有可能随身带着，被罪犯拿走了。可其他的证件呢？没有毕业证书，没有劳动技能证书，甚至连出生证明也没有。或许他把这些证件藏到了什么地方，或许都被人偷走了。”
“或许他根本就没有。”
“这怎么可能呢？”
“就是这样，根本就没有。应该尽快搞到列文科的履历，我们在这具尸体上浪费的时间太多了。”
临走前，娜斯佳到值班室取走了情况通报。从今天一早她就没有来得及看通报，她准备拿回家研读。科罗特科夫要去他父母家，老人家准备装修房子，需要他帮忙把家具从一个房间挪到另一个房间，好给工人们腾出地方。坐在地铁车厢内，娜斯佳愉快地享受着这静静的、一个人的夜晚。她想象着，回家后先喝上一杯咖啡，吃几片面包，然后坐到计算机旁研究通报。车厢内人不多，她旁边的坐位是空的，娜斯佳忍不住了，她想现在就看通报。对与工作有关的所有事情，她有着孩子般的迷恋和执著。娜斯佳偷偷地向四周张望了一番，好像准备做一件不体面的事情似的。然后，她从包里取出通报。偷盗、抢劫、斗殴、尸体、儿童失踪……她一行行地浏览下去，只在一些关键词上停留几眼。虽然只是浏览，但看过的内容会牢牢地记在脑子里，在需要的时候就会拿出来使用。
回到家后，她连忙在炉子上烧了一壶水，然后就坐在厨房里，将脚放在凳子上，一手拿着沾了乳酪的面包，一手拿着通报。这些用标准格式和惯用词句拟就的枯燥的文字，她可以几个小时不歇地读下去，就像在读一本最引人入胜的小说。但电话铃声打断了她的阅读。
“是阿娜斯塔霞·帕夫洛夫娜吗？”她听到了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
“对，是我。”
“我是绍利亚克。”
“帕维尔？”她惊讶道，她压根儿就没有想到他会来电话，“过得怎么样？”
“您的电话号码是米纳耶夫给我的，希望您不要介意。”
“我还不知道您找我有什么事呢。”她干巴巴地答道。
“我有一个请求……准确地说，不是请求，而是一个建议。要是可能的话，我想雇用您。”
“这确实有点问题，”娜斯佳小心翼翼地说道，“您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暂时还不知道，有可能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是关于我的女朋友……一句话，我找不着她了。”
“请原谅，帕维尔，这不是我的职业。尽管我要感谢您对我的信任，但追查一个不忠实的女人的下落，您最好还是去私人侦探机构寻求帮助吧。”
“您不明白，”他的声音里有一点儿不耐烦，“我非常相信她。我只是担心，她有可能遭遇不测了。”
“您有什么根据吗？”
“她不接电话。即使是在夜里也不接。您听着，娜斯佳，请不要对我说，她有可能到别的男人身边过夜了。我非常清楚，她不会这样做。”
“也有可能电话坏了，您去敲过她的门吗？”
“我……您瞧，我不在莫斯科。我外出办事了。”
“您是想让我跑一趟，敲敲她的门？”
“对，我就是这个意思。您能做这件事吗？我可以付钱，多少都行。”
“简直是胡说八道！她有工作吗？”
“有，但我没有她单位的电话号码。请您理解，她等了我两年，从萨马拉回来后我一直和她在一起。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问她单位的电话号码。”
“那好吧。我跑一趟，敲敲她的门，门开了，接着我该怎么做？我该对她说些什么？”
“若她在家，那就问问她，一切是否正常，她为什么不接电话。娜斯佳……”
电话中的声音停顿了一下。娜斯佳耐心地等待着，看帕维尔还要说些什么。
“帮帮忙吧，我会付钱。”他最终说道。
“好吧，”她叹了一口气说道，“您把地址、电话号码和姓名给我。”
“杜格涅茨·玛加丽塔·谢尔盖耶夫娜，塞瓦斯托波尔大街，44号楼……”
“您说什么？”娜斯佳打断了他的话，“杜格涅茨·玛加丽塔·谢尔盖耶夫娜？”
她在通报中看到过这个名字，大约在十分钟前刚刚看过。她迅速翻到那页纸。对，就是她，杜格涅茨·玛加丽塔·谢尔盖耶夫娜，塞瓦斯托波尔大街，44号。
“帕维尔，”她急忙说道，“您最好还是回莫斯科。”
“为什么？”
“请相信我，这样做要好一些。反正警察从昨天起就开始找你了。”
“为什么要找我？”
“您的姑娘的确已遭不幸。她死了，帕维尔，您听我说……”
但电话里既没有传来呜咽的低位声，也没有嚎啕的哀嚎声，只有忙音，他把电话给挂断了。
干得漂亮！娜斯佳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帕维尔就是杀害玛加丽塔·杜格涅茨的凶手，她现在只是想弄清楚，警察是否发现了尸体。这种情况经常遇到。但……难道帕维尔·绍利亚克会这么蠢吗？她不太相信。
电话又一次响了。
“请原谅，”电话里传来帕维尔的声音，“我……有点儿控制不住自己。这事是怎样发生的？”
“您难道不感到惊讶，不问问我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
“对……我表达得不清楚。丽塔……您究竟是怎么知道的？”
“难道您的朋友米纳耶夫没有告诉您，我是一个警察？”
“没有，他只是把电话号码告诉我了。丽塔发生什么事了？”
“她被人勒死了。帕维尔，请相信我，您应该回来。您是第一个被怀疑对象。您刚被释放两周，您的姑娘就遇害了。所有的警察都会追查您的下落，他们肯定会找到您，然后把您押回莫斯科。您希望事情这样发展下去吗？尽快回来，自己到警察局去，这样做至少不会节外生枝。”
“对，您说得对，”他的声音平静了许多，显然，听到噩耗后的第一反应已经结束了，“我会回去的，明天就回去。这样做要好些。娜斯佳……”
“还有什么事吗？”
“您在警察局工作？”
“确实是在那儿工作。”
“我回莫斯科时可以和您见次面吗？”
“当然。您有电话号码，给我打电话。”
“我指的是，在我去警察局前可以和您见次面吗？”
“可以，您什么时候到莫斯科？”
“明天，上午11点。”
“那就往我单位打电话吧。记下电话号码。我可以向您保证，在明天中午之前，我不会向任何人提起您。但要是您不来，我就只能按规矩办了。我希望您能明白这一点。”
“明白，我肯定去，请不要怀疑。明天见！”
她放下了电话。原来是这样。娜斯佳，你的麻烦还真不少，总是遇到烦心事。要是他不来怎么办？要是他利用她给他的这段时间，躲藏起来，或者干脆逃之夭夭该怎么办？她是不是看错人了，他只不过是一个刚刑满释放的、有着愚蠢念头的人？不，不可能。帕维尔有可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恶棍，但他绝不是个傻瓜。他不会那么蠢的。娜斯佳想起了帕维尔曾经说过的话：
“要是我什么时候欺骗了你，就让我挨雷劈。”
“要记住我对你说过的话。”
迷人的静夜消失了。娜斯佳开始变得急躁起来，她一遍又一遍地回忆着同帕维尔的谈话。她想弄清楚，一切做得是否妥当，该不会出什么错吧。她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眠。她想回忆起绍利亚克的音容笑貌，但浮现在眼前的总是一些孤零零的碎片——小眼睛、宽脑门、凸陷的脸颊、细长的鼻子，怎么也不能将它们拼凑成一张完整的面孔。
早晨起床的时候，她显得闷闷不乐、疲惫不堪，热腾腾的咖啡和冰凉的果汁都没有能使她兴奋起来。上班后，她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但心总也平静不下来，什么事也做不下去。“快到中午了，”她默默地对自己说，“帕维尔肯定不会回来了。我白信任他了。他欺骗了我，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我许诺过，必须遵守诺言。中午快点儿来吧，到那时，我就赶紧给负责玛加丽塔·杜格涅茨案子的人打电话，让他赶紧去抓帕维尔，也许还不晚，他还没有跑太远。”
但是，娜斯佳错了，在中午12点差一刻的时候，帕维尔打来了电话。
“我在机场。”他说，“我现在去哪里？”
“问题在于，我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帕维尔说。
他们坐在机场候机厅二楼的咖啡馆里。娜斯佳看到帕维尔比从监狱里刚出来时显得还要疲惫，一副病态的样子。
“为什么没有？您已经说了，您是一周前离开莫斯科的。玛加丽塔那时还活着，很健康。根据专家鉴定，她是三天前遇害的。这一周您都在什么地方？”
“我可以提供证据，但我用的是假证件。我去了一些城市，有机票，也在旅馆登记过，但用的都不是真名。”
“那当然了，”娜斯佳笑道，“出狱时就费了那么大劲，您当然不会用真名生活下去。是米纳耶夫帮的忙？”
帕维尔点了点头。
“您应该理解，我不能提到米纳耶夫。说实话，我离开莫斯科的原因就是躲避那些找我的人。我在莫斯科呆了两周，在丽塔那里，但后来发觉再呆下去会有危险，于是，我就走了，我很难过……”
娜斯佳狐疑地看着他，但什么也没说。在她的印象中，帕维尔·绍利亚克不是那种会为一个女人伤心，伤心到忘掉自身安危的男人。但是，这又怎么能肯定呢……她还不是十分了解他。有时，外表冷漠的男人，其内心没准儿却充满着忘我的痴情。
“我们如何来证明你不在现场呢？”她问道，“若您不想提及米纳耶夫，那么，您只有一个办法：说证件是偷来的，照片是您自己贴上去的。或者说是从市场上买来的。昧着良心承认做过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
“您是从演员的角度，还是从警察的角度给我提这个建议？”
“我是从一个傻瓜的角度向您提这个建议，”娜斯佳一气之下，脱口而出，“我是一个大傻瓜，我还不清楚为什么要帮您摆脱这个困境。若这个姑娘是您杀的呢？而我现在却和您坐在这里喝着咖啡，谈天说地。”
“不要这样，”绍利亚克平静地说道，“您清楚得很，我没有杀她。”
“我怎么知道？我为什么要相信您？”
“您是知道的，您也信任我。”
“不要用您的这些祈求来迷惑我，”娜斯佳生气地嚷道，“也不要劝说我。我有我的职业道德。要不是因为我费那么大劲把您从萨马拉救出来，不想让您一个月后就又重新回到牢里，我才不会帮您呢。还是让我们来谈谈您离开莫斯科后的情况吧，最好是按每个小时来谈。您什么时候离开莫斯科的？需要精确。小时、分钟、航班……一切都要准确。”
帕维尔微闭着眼睛坐着，他竭力列举着一周来他的一举一动，而娜斯佳则把咖啡杯和面包片往旁边挪了挪，在记事本上记了起来。
“我住在别尔戈甸德市的‘青春’旅馆，头两天都是去郊外散步。星期一晚上生了场小病，所以，整个星期二我都躺在房间里。到了星期三，我感觉好些了，又去了郊外……”
“有人能证明您整个星期二都呆在了旅馆吗？”娜斯佳打断了他的话。
这很重要。玛加丽塔·杜格涅茨就是在星期二被杀的。
“楼层值班员和打扫房间的女服务员都可以证明。女服务员第一次进房间打扫卫生是在上午11点，看到我躺在床上，她道了一声歉，为了不打扰我，她说迟些时间再来打扫。约两小时后，她又来了。见我还躺在床上，她关心地问我需不需要医生。我说不用。她打开了吸尘器，我的头很疼，于是我就走到了走廊里，那里坐着值班员，她是一个迷人的女人。值班员给我倒了一杯茶水……”
“您认为他们会记住您吗？”
“我想会的。女服务员肯定会记住我的。晚上，我在走廊里又碰到了值班员，她还问我感觉好点了没有。”
“他们能从照片上认出您吗？”
“但愿能吧。”
“那好，”娜斯佳坚定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您坐在这儿，哪里也别去。我去打个电话。我要警告您，帕维尔，我的信任不是没有限度的。要是您欺骗了我的话……”
她止住了话头。娜斯佳非常想说诸如“我要把您抓进牢去”或者“我永远也不会宽恕您”之类的话，但又觉得不是很合适。
“会怎样？”帕维尔郑重其事地问道。
“没什么”，她严厉地答道，“但最好您没有骗我。”
“您全忘了。”他还是一本正经地说道。
“我忘记什么了？”
“记住我对您说过的话，我永远也不会欺骗您。”
他重新闭上了眼睛，用手在胸前画了一个十字，然后倚到了椅子上。一时间，娜斯佳觉得他们还在返回莫斯科的途中，一切还是原样：他的做作，他的难以捉摸的带着面具的面孔，闭合的双眼，横亘在他们中间的不信任和疏远的高墙。
她振作了一下自己，走出咖啡馆去打电话。二十分钟后回来时，帕维尔仍是那个样子。
“您在莫斯科有地方住吗？”她一边坐下一边问道。
他默默地点了点头，眼睛还是没有睁开。
“您要呆在自己的屋里，哪儿也别去。我谈妥了，没人会去追查您那些伪造的证件。现在您跟我去一个地方，照张像，然后您就可以回家了。我们今天就派人飞到别尔戈罗德去，把照片给服务员认一认。若他们认出了您，并且证明您对我讲的并无虚言，那算您走运。到那时，他们只会例行公事地向您提一些问题，您只要如实他说出那个姑娘的情况就行了，以后就再也不会有人打扰您了。”
“在这之后，我可以离开莫斯科吗？”
“难道真这么需要吗？”
“我暂时还不能留在莫斯科。”
“您怕什么？”娜斯佳挪揄道。
“我要珍惜您的劳动成果呀，”帕维尔用同样嘲弄的口吻反驳道，“您费了那么大的劲，穿越半个俄罗斯，倒了四次车，才把我带回来，该不是想让我在第一个月就被人干掉吧。”
他们走出机场候机厅，来到了纳希莫夫大街，负责玛加丽塔·杜格涅茨谋杀案的警察们正在那里等着呢。
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钦措夫此刻正感到痛心疾首，因为他失业了。他为马利科夫集团鞍前马后地跑，费了那么大的劲，可现在集团垮台了。但是，好猎人总是能找到美味的猎物的。话虽这么说，但新主子会像马利科夫那么有钱吗？前两天，有人向他推荐了一个大人物，那个大人物也在觊觎总统宝座。钦措夫现在就是去晋见这个大人物的。
坐在汽车里，钦措夫浮想联翩。他现在有什么能力，拿些什么东西到新主子那里去邀赏呢？可惜的是，找不到绍利亚克。他虽然答应过一段时间就会回来，但究竟是什么时候呢？他真的还会回来吗？马利科夫当时没有挽留他，允许帕维尔去休息。此刻，钦措夫非常痛惜这个匆忙的决定。当时该给帕维尔再下达一个任务，用钱诱惑他，他就会留在莫斯科，哪儿也不去了。只要用约定的方法一联络，他就会立刻出现。但是，现在到哪里去找他呢？真是一群傻瓜，钦措夫懊丧地想着。
谢廖扎坐在银白色轿车的驾驶座上，他就是在萨马拉跟踪帕维尔的两个人之一。钦措夫不喜欢自己驾车，他喜欢在车开时坐在后座上打盹。这时，车子突然来了个急刹车，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钦措夫不禁皱了皱眉头。
“发生什么事了？”他怒气冲冲地问道。
“就是她。”谢廖扎一边用手指着右边，一边嚷道。
“谁呀，你说的她是谁呀？”
“接绍利亚克的那个女人。”
“在哪儿？”钦措夫顿时精神起来。
“喏，就在那儿，穿无帽黑上衣的那个，现在进商店了。”
“把车往那里靠。”钦措夫命令道。
车子朝商店开了过去，在离商店不远处停了下来。车窗玻璃是上了色的，钦措夫可以肆无忌惮地张望着外面，而不必担心外面的人会看到他。他半转过身，这样能更清楚地监视商店的入口。帕维尔的亲戚！好极了。这样就可以顺藤摸瓜地找到帕维尔。
那个穿黑上衣的女人走出了商店，钦措夫打量了她一番。她不大像尼古拉和谢廖扎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腰缠万贯的富婆。她没有坐车，也许车在修理，也许她住得不远，钦措夫拍了拍司机的肩膀。
“我去坐出租车，有一个重要约会，我不能误了，你盯着她。晚上回来向我报告。”
钦措夫下了车，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走在他前面的女人。她叫什么名字来着？好像是叫阿娜斯塔霞·帕夫洛芙娜·绍利亚克。一个非常奇怪的女人。
14
工作的压力太大了，娜斯佳不由地想道：“再过五分钟，我可能就要垮了。”每过半小时就有一件事需要处理。一会儿，戈尔杰耶夫把她叫去，向她交待新的任务；一会儿，同事们来找她交流最新案情。况且，不知为什么，这些天来，电话铃声总是不断，娜斯佳被搞得晕头转向，以至于回忆不起来上一顿饭吃的是什么。临近深夜12点，部里的信使又来了，送来了她向科诺瓦洛夫将军要的几大包材料。忙乱之中，她竟把神秘的刽子手搁在了脑后。
有关毒死尤尔采夫的毒药的来路，至今仍没有查明。因此，对在克雷拉茨基被杀害的白发男人——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列文科生活经历的调查也就陷入了非常奇怪的境地，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出现了人们所预料的结果。大约在十年前，列文科就在莫斯科登记了户口。而据现有的资料判断，此前他住在爱沙尼亚。想查明他在来莫斯科之前曾从事何种职业、他在爱沙尼亚还有没有亲人，都无从着手。由于爱沙尼业已是一个独立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它不愿履行莫斯科的请求，而且在电话中不愿意听到对方讲俄语。警察们曾对列文科的住宅进行过详细搜查，然而，除了一个装有药片的小包之外，其他一无所获。但是，不管怎么说，小包里的药片还是帮了大忙。专家们起码弄清了，导致尤尔采夫和列文科中毒致死的毒药的制剂完全相同。毫无疑问，是在同一种技术条件下同时生产的。“行啦，”娜斯佳轻松地叹了一口气，“总算有了眉目，现在可以说，尤尔采夫和姆希塔罗夫的自杀属于同一类型，再加上列文科和阿萨图良的尸体。这帮魔鬼！”
刑侦处的一名工作人员从别尔戈罗德回来了，他沮丧地汇报说，“青春”旅馆的工作人员一下子就认出了照片上的这个人，并且证实，星期二，也就是丽塔被害的那一天，这个人一整天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
侦查员愁眉苦脸地嘟哝着：“这倒是一个好消息。那个曾经受到审判的人已从监狱回来，要与那个不那么忠贞的女友算账，而现在人都已经被害死了。”
“行了吧，”娜斯佳赞许地说，“你还有没有听到别的说法？”
“有啊，多得很，我都被弄得头晕脑胀的，譬如说抢劫。除了受害人自己，还有谁能知道，住宅里到底丢失了什么东西呢？单身一人，不愿意请别人到家里做客，却喜欢到别人家做客，对那个绍利亚克也不抱多大希望。再说他有两年时间不在莫斯科，他怎会确切知道丽塔在这两年中都添置了哪些贵重物品？还有一种说法，不过，那是根据表面现象猜测罢了。说丽塔在银行工作，担任检验员，主管存款业务，因而她完全可以靠泄露别人的存款秘密赚钱，于是有人就把她干掉了。杀害她的人要么是那些她曾经拒绝为其效劳的人，要么是那些被她出卖过秘密的人。但是，从住宅的情况和物品可以判断，她没有大多的额外收入。咳，真见鬼，难道真是绍利亚克干的？”
娜斯佳明白他的意思，同时她又竭力掩饰兴奋的心情。她非常不愿意被帕维尔欺骗，倒不是因为她对他有好感，或者是她想使他免受侦查和审讯，完全不是。恰恰相反，她对他没有好感，她时常感到存在着一种来自他的威胁，她觉得他很陌生，有时甚至觉得他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球。然而，她确实不想成为一个被欺骗的人，一个被他欺骗的人。她不想信任他，可她自己又不明白，为什么要信任他。
“让你在莫斯科再呆两三天，可能有什么事需要找您调查一下。”她对帕维尔说。
“三天后我可以离开莫斯科吗？”
“当然可以，如果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话。”
他们是在列宁大街会面的。娜斯佳需要去部里一趟，因为部里曾打电话给她，要她到科诺瓦洛夫的接待室去取一封公文。她取到公文后没有撕开信封，就急忙去与绍利亚克会面。
“送您去哪儿？”绍利亚克朝自己闪闪发光的“奔驰”点了点头，问道。
“不必啦，我乘地铁。”她摇了摇头。一想到单独同他呆在不大的轿车里，她就有一种恐惧感。她不由地想道：“天啊！难道我就这么怕他？真是岂有此理！”
突然，帕维尔紧紧抓住她的手。
“赶快上车。”他低声说。
娜斯佳本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从他的面部表情可以看出，情况非常紧迫。她迅速钻进帕维尔那辆既暖和又舒适、且散发着新车气味的“奔驰”轿车。帕维尔目光警惕地坐在方向盘后面，猛地一打方向盘，车轮尖叫一声，车子飞也似的向前开去。正值交通运输高峰时期，娜斯佳一点也不知道他是如何从被堵塞的车流中迅速跑掉的。绍利亚克似乎对莫斯科非常熟悉，他驾车驶入一条胡同，在小胡同里七拐八拐。娜斯佳可受不了这么快的车速，她最怕出车祸。所以，只好蟋曲成一团，躺在座位上，缩着脖子，眯缝着眼睛。汽车终于开始平稳地行进了，帕维尔减慢了车速，娜斯佳终于明白，可以睁开眼睛，一切如常了。
“这是什么地方？”她问道，并且环顾四周，想弄清他将她带到了何处。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但是，烟囱林立，由此可以判断，这里是郊区的某个工业区，离科利采夫公路不远。
“难道您没有发现我们在萨马拉的那两个朋友？您好像说过，他们叫尼古拉和谢尔盖。我和您不一样，我不知道他们叫什么，也没有打算与他们见面，不过，”帕维尔不怀好意地笑了一下，“也不排除，是您把他们引到我这儿来的。”
“您说什么？”娜斯佳冷漠地耸了耸肩，刚刚经历了一场令人头晕的汽车赛跑，还没有完全清醒过来，她甚至没有想到去生帕维尔的气，“我知道您的住址，干吗要耍这些花招？”
“倒也是。不过，我倒想听听，您的那个独特的逻辑。可能，直到现在，您还对他们隐瞒着您的身份，并且将继续充当骗子吧。您不可能知道我的住处，因为我会非常顺利地瞒过所有的人。”
“您可别忘了，这个骗子用的是您的姓，您瞒得了其他人，未必能瞒得住她，你就没有想过吗，帕维尔？”
“他们不会跟踪我。”他固执地说。
“那跟踪谁？”
“他们已经跟踪您了，我曾经说过，用我的姓是危险的。你的胆量够大的，难道您什么都不怕？”
娜斯佳诧异地看着帕维尔，继而哈哈大笑起来。
“您高兴什么？”帕维尔不满地问道，“我不认为有什么可笑之处。”
“这是因为，您还没有真正……”
“这是因为，您还没有真正尝试过害怕的滋味。”娜斯佳回答说。
绍利亚克大吃一惊，她已经是第二次说出这种叫人捉摸不透的话了。第一次说这话时是在乌拉尔斯克，他们在商店里买食品时。当时帕维尔就想问问她说这话的意思。恰巧轮到她付款，他也就没有再追问。然而现在她又说……要知道，他最近总会想起她的这句话，而且总觉得遗憾的是，一直没有机会问她，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您想用这句话来说明什么问题？”
“一个人在一生中只有经历过真正的恐惧，他才能够时刻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高兴。而我们能够从这次的追捕中死里逃生，我能不高兴吗！”
“您说什么，你经历过非常恐惧的时刻？”
“当然。”阿娜斯塔霞坦白地说。
娜斯佳拿出烟抽了起来，帕维尔站在她面前，默默地注视着黑暗的天空。莫非她说得对？难道他这一生中一次也未经历过真正的、令人震惊和被吓呆的恐惧？
也可能就是这样。长时间以来，他就一直这样生活着，从未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还是在他孩提时，经常发生的小伙伴们跌倒、摔坏，甚至断胳膊断腿之类的现象，但他从未发生过类似的情况。妈妈曾说过，是安琪儿在保护着他。当然，第一个说这话的人并不是他的妈妈，而是他的一个同学的母亲。这位同学的母亲是个热心的天主教徒，妈妈只不过是引用了她的话而已。甚至于他住院时，保护神——安琪儿也没有让他失去知觉或死去，并且把布拉特尼科夫赐给了他，救了他的命。可现在，这个刚刚和他一起坐在汽车里的女人，似乎完全不是那样的人，她一言不发地吸着烟。他似乎感到她的手指都在哆嗦。
难道说，这帮恶魔正在猎捕她？帕维尔竭力劝说自己，使自己相信，是她自己的过错，是她自己犯的错误，在自己的假身份证上用了他的姓。但是，实际上这又不是她的过错，她也不知道……米纳耶夫应该提醒她，可不知为什么，他没有这样做，是忘了？还是没有考虑到？但不管怎么说，归根到底，还是他——帕维尔·绍利亚克的过错。倘若他这些年来不做那些事，也就不会有人想起去猎捕一个用他的姓的女人。现在，他应该为她做点什么。她已经救过一次他的命，现在该轮到他救她了。然而，他连丽塔也未保护好……难道说丽塔的死也是他的过错？不是。帕维尔不想让自己再这样想下去，可又无法做到。真见鬼！丽塔之死可能与企图敲诈或强奸有关。不，不仅仅是因为与他的关系。那么，既然他们没有跟踪他，也就不可能跟踪丽塔，那么谁会由于她与他的关系而杀害她呢？谁也不会的，因为丽塔在执行帕维尔交给的任务时，一向比较注意用她的特异功能使同她接触的那些人永远记不住她的外表。况且每一次都有帕维尔与她一同前往。丽塔在同他人接触时，帕维尔躲在一旁监视。
“您想干什么？”他问娜斯佳。
“回家。”
她的声音平静，不过，帕维尔却感到她的声音有些紧张。
“不害怕吗？”
“害怕，但有什么办法呢？我总不能永远呆在这儿。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应该回家，明大还要上班呢。”
“那我送送你。”
“好吧，劳驾您了。”
“你一个人生活？”
“现在是一个人。”
“这就是说，现在你家里没有人？”
“没有。再过几天丈夫就要回来了，他到他父母亲家去了。”
“那我送您去其他地方，譬如，去你的朋友家。”
“我没有可以在那儿过夜的朋友。”
“要么去您父母那儿，您有父母吗？”
“有，但我不想惊动他们，那样他们会以为我发生了什么事。”
“如果您愿意，去我那儿？那可是一处无人知晓的住所。”
“明天早上您送我上班？帕维尔，您是不是认为我是一个十分无能的人？”
“怎么会是无能的人呢？”
“因为，我喜欢睡在自己的床铺上，打打电话，同时也不会由于在陌生男人家过夜而要向丈夫解释什么。”
“怎么，您丈夫还吃醋？”
“我丈夫很正常，但再正常的人也有自己的限度，我不想破坏这种限度。假如我向他说出真相并解释，为什么夜不归宿，那么他会为此而发疯的。”
“那您只有一个办法，”帕维尔说，“我把您送回您的家，我在您那里过夜。我想，这总不至于使您难为情吧，毕竟我们已经在一起过过夜了。”
阿娜斯塔霞转过身来，仔细地看着帕维尔。
“您认真想过吗？”
“当然，您是一个明智的人，您应该明白，这是唯一的办法，您不能一个人呆在家里。”
娜斯佳又默不作声地点上第二支烟抽了起来。
“您知道，我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吗？”娜斯佳突然问道，“当然，除了您是男人我是女人这一点之外。”
“那还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您是一个有着战术思维的实践家，而我是一个战略家和分析家。你为什么要逃离列宁大街呢？要知道，这是一种愚蠢冒失的行为。现在我们坐在这儿，想办法脱身，你的任务是甩掉跟踪者，现在您已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可我还有其他任务。”
“什么任务？”
“我本不想逃跑的，要知道，在这种情况下跑掉会惹出更多的麻烦，可我还是跑了，跑了又怎样？以后怎么办？您这样做害得我常常要东躲西藏，担惊受怕，甚至逃跑。您缺乏积极的思维，也不能提出战略性的任务。”
“那您就能提出战略性任务了？”帕维尔冷冷一笑。
“当然。倘若当时您告诉我，您看见了我们的熟人，那我就会考虑，如何使他们上当受骗。我会把自己的同事引到他们那儿，逮捕这两个人，先折磨他们，然后再送警察局。但是，我们要事先跟踪他们，弄清楚他们在为谁卖命。可是，现在呢？我们在这儿，而他们呢，却不知道在何处。我受尽了惊吓，我有许多疑惑不解的地方，可就是没有人能回答我。”
“请原谅！”他冷冷地说，“我过多地考虑了您的安全，而很少考虑您的战略任务。但是，我还是坚持一点，你不能一个人呆在家里，至少今天是这样。”
娜斯佳什么也没有说。帕维尔认为，沉默就意味着同意。
“你住在哪里？”
“在谢尔科夫公路。”
帕维尔将车子开得飞快，科利采大公路上畅行无阻，一路上他们俩一句话都没有说。
“请进，”娜斯佳走在前面，打开了自家的门，精疲力竭地说，“尽管我不相信，我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不过您来这儿也可能更好些。您把我送到家，对此，我很感谢你。现在我不会发生什么事了。”
帕维尔顾不上回答她的话，而只是警觉地环视着门口。
“门上没有插销，”帕维尔发现，“锁也坏了，您真是个冒失的女人。”
“我家里没有什么值得偷窃的东西。”
“怎么没有，您自己就是。您怎么就不为自己的安全担心？”
“当然担心，可把钱花在门上有些可惜，而且也没有意义。如果有人要抓我，他可以在外面将我活捉，何必要到家里来呢？好了，既然来了，那就把外衣脱掉吧！”
与绍利亚克一个人呆在一起，每一分钟都使她感到疲惫不堪。这会儿阿列克赛又不在莫斯科，在他父母那里，这多不好！不，他不在反而更好，要不然他一眼就会看透她的心思，马上就会看出她一定有什么心事，所以那么惊惶不安。
帕维尔脱去外衣，立即走进房间。娜斯佳在张罗晚饭，匆匆忙忙的，做什么呢？她从冰箱里取出鸡腿，放入微波炉加热，然后把土豆切成大块与鸡腿一起炖，再加入一包酸奶油，十五分钟后就可以做出一锅热气腾腾的菜来。再用两根黄瓜和三个西红柿做一个凉拌菜。可是，放面包的盘子早在三天前就空空如也，怎么办呢？算啦，娜斯佳决定，没有面包也行。
“喂，”娜斯佳大声喊道，“您是不是已经睡着了？”
“根本没有，”帕维尔回答说，“我在欣赏刚刚停在您房子下面的那辆‘奥迪’豪华轿车。”
“您喜欢外国品牌？”她挖苦地说。
“不，我喜欢那辆车里的乘客。”
娜斯佳停下切菜的刀，一下子跑到厨房的窗户前，她家在十二层楼上，况且是深夜，她什么也没有看见。
“您在那儿都看到了什么？外面这么黑。”
“那是他们太大意，他们一开始把车停在了路灯下，还下车转了一会儿，后来才突然醒悟过来，将车子换了个地方重新停下。祝贺您，他们已经知道了您的住处。”
“不可能的事，”她说，“他们可能在打您的车的主意。”
她仍然站在窗前，背向着大门。当帕维尔的声音传到她耳边时，她吓得哆嗦了一下，因为帕维尔走动时，一点声音都没有。
“您别异想天开，”他笑了笑说，“在偌大的一个莫斯科，假如没有警察的协助，想在两小时内搜查到一辆汽车是不可能的。再说，即便是警察提供了帮助，也不一定能找到。”
娜斯佳转过脸来，不再往窗外看，继续做凉拌菜。帕维尔背靠墙站着，看着娜斯佳切菜。
“您是不是有点心不在焉？”帕维尔终于察觉到了什么。
“不是，是技术不太熟练。”她随便说了一句，一边把切碎的香菜未和茴香倒入装有西红柿和黄瓜的盆子里。
“您是不是一直和您母亲生活在一起？”
“不是，我长期一个人生活，习惯了简简单革，有菜凑合着吃就行。”
“那您丈夫呢？您不给他做饭？”
“都是他给我做饭。听我说，如果他们知道我的住处，那么他们为什么偏偏今天才盯梢我？而且，即便是这样，他们可能在我上班的时候跟踪我，并且弄清了我既不是罪犯也不是冒险家。也就是说，他们对我没有任何兴趣。因此他们需要的不是我，而是您。他们跟踪我仅仅是因为等待我与您会面。您不认为是这样吗？”
“可能是这样。”
“那么您就没有必要保护我。”
“您想让我走，是吗？”
娜斯佳抬起头注视着帕维尔，而帕维尔又把目光移开了。
“是的，”娜斯佳镇静地说，“当然，这不是我要赶您走。我们先吃饭，吃完饭后您就回家。”
他向前迈了一步，两手交叉放在胸前，坐在凳子上。
“您是个出尔反尔的人，一会儿说舍不得自己的劳动成果，好不容易把我从萨马拉救出来；一会儿又要把我交给这两个人。只要我一出您的家门，我就会马上落入他们的手中。这样，您于心能忍吗？”
“您不是善于溜吗？那么您就大显一下身手。”
“那您就不害怕他们会出现失误吗？万一我得以逃脱，他们不还得继续留在您的楼下吗？您还记得在乌拉尔斯克发生的那件事吗？当时您曾威胁我说，你去散散步，而我一人呆在房间里，身上也没有武器，当时只因为您的存在才保护了我。而现在，我在这儿，他们就不敢来。但是，只要我一出去，他们就会来按您的门铃，你该怎么办？”
娜斯佳已做好了凉拌菜，在桌前坐下，面对帕维尔她思忖着：“他是对的，虽然我没有真正经历过将会发生的事，但我觉得他说得对。为什么他在这儿，他们就不敢来？对此我无法了解。不过，根据各种情况判断，帕维尔对此却深信不疑。应该认真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他们需要的是他，而不是我，那么我要是将他赶走，不等于将野兽直接往猎人那儿赶吗……他说得对，我是个出尔反尔的人。可是，天哪，我确实不想和他待在一起，他在这儿我就不得安宁，就像金属敲击玻璃的声音让人难受。可是，上一次，在我们到达莫斯科之前，我们在一起度过了三昼夜，而当时竟没有感到如此的别扭。可能是因为，那是我的任务，这一任务的完成是不以自己的愿望、情绪和主观感觉为转移的。它需要你付出一切，不管你喜不喜欢。但是，现在没有任何人强迫我忍受他的存在，而是我自己听从了他，使自己相信，并且努力反思，我做错了没有。由此而产生了情绪。”
“好吧，”她冷冷地说，“可以留下，只是我没有折叠床，您只能睡在地板上。”
“您甭操心了，我在厨房里坐着就行了。”
“那么您不睡觉？”
“不睡也行，不过我坐在圈椅或椅子上也能睡着，您别担心。”
传来一阵悦耳的声音，微波炉已将食物热好。娜斯佳不太情愿地站起身，从碗柜里取出盘子和刀叉。被酸奶油焖过"奇"书"网-Q'i's'u'u'.'C'o'm"的黄瓜的气味令她厌恶，她已食欲全无。但是她明白，她必须吃，否则，她很快会虚弱得晕倒。她一边勉强地往嘴里塞着食物，一边想方设法转移注意力：考虑一下工作，想想丈夫。总之，愿意想什么就想什么，只是不去想坐在桌子对面的那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帕维尔在，她就觉得不舒服，也不方便，她不能随便随便，即使衣服太紧，也不能解开衣扣，不能松腰带，不能伸直腿懒洋洋地坐在圈椅里。
绍利亚克吃着饭，似乎也无多大的食欲。他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盘子，不过他还是表示出了应有的礼貌。
“谢谢，饭菜做得很好吃。”
娜斯佳默默地收拾盘子，将盘子放到盆子里，接着忙着倒茶。帕维尔这时又走到窗前。
“他们还在那儿吗？”她毫无兴趣地问道。
“有一辆车。”
“有人吗？”
“没有看见，可能坐在车里，也可能在房子周围溜达或者在楼梯口等着，不过这倒是一个好现象。”
“为什么？”
“倘若他们还在楼下，说明他们没有偷偷地往我的‘奔驰’里放什么东西；倘若他们已离开这儿，那么可以断言，将有一颗可爱的炸弹在等着我。”
两个人继而又默不作声地喝着茶，气氛越来越紧张。娜斯佳不想和帕维尔说话，她在考虑，如何分开住。让他在房间里坐着，看看电视，她自己则在厨房里待着，找点事做做，比如干点工作或看看书什么的。
“我走啦，”绍利亚克突然起身说道，“你干吗总是闷闷不乐呢？您不必替我找住处了。”
娜斯佳大吃了一惊，抬起头说：“您要去哪儿？”
“哪儿都行，回家或者去别的什么地方。你说得对，我是不应该留在你这儿。”
“您为什么又改变主意了呢？”
“因为您不欢迎我在这儿。请原谅，让您如此为难，我真是出力不讨好。”
娜斯佳如释重负。然而就在最后的一刹那间，她突然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惭愧。这是她——娜斯佳做得出来的事吗？在她的生活中，令她讨厌的人多得很。但是，她总是能够准确地把符合个人兴趣的东西与原则性的东西区分开，把情感与工作利益区别开。就在近一个月之前，她曾以其非凡的想象力和机智勇敢将帕维尔从那些人的眼皮底下救了出来。当时她认为这样做是应该的，也是正确的。可是现在呢？他身处这种境地，而她却拒绝帮助他，这是为什么？难道仅仅是因为没有人命令她，让她去帮助他吗？
“留下吧，”她尽量做出一副亲切温和的样子，“请你不要生我的气，我是一个不太善于言语的人。当然，我们初次见面时，我是硬充了一回多嘴的人，那是一个例外。因此，请您千万不要认为我的沉默寡言与您有关。坦白地告诉您，倘若您能够宽容我的所作所为，那么我会感到轻松许多。在萨马拉时，那些曾在我们附近转悠的人以及您今天看到的这些人都是些什么人？我不相信您不认识他们，为什么他们总是跟踪我们？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我坚信，您能回答我的这些问题。可您总是沉默着，这不能不使我产生一种戒心。”
说到这儿，娜斯佳又陷入了沉思之中。帕维尔今天的举动，不像一个有着职业侦探素养的人所具备的。只要是一个有经验的人，他都会想方设法，使跟踪者暴露其身份，然而帕维尔却没有这样做。可见，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只是为了避免与跟踪者接触，这是其一。第二，帕维尔肯定知道，这是些什么人，来自何处。帕维尔绝不是傻瓜，不是没有经验，也不是一个容易冲动的人，不是一个在看到形迹可疑的人时就慌了手脚而急于溜之大吉的人。此外，在从萨马拉到莫斯科的途中，他与娜斯佳一起度过了整整三天的时间。丽塔神秘死亡之后，他与娜斯佳又一次见面，请求她予以帮助，换言之，他已经相当了解娜斯佳了。他知道，在情况不明时，娜斯佳绝不会盲目地溜之大吉，而要亲临非常危险的地方，仔细观察，使危险降至最低程度。要知道，在从萨马拉到莫斯科的三天中，她就是这么做的。往往是她去挑逗跟踪者，并兴致勃勃地观看他们的反应，然后作出推断。当帕维尔要去酒吧卫生间时，她没有考虑用什么巧妙的方法，而只是走到了两个跟踪者面前，放肆无礼地和他们攀谈起来。而帕维尔今天的举止——将娜斯佳塞进汽车里，使她远离尼古拉和谢尔盖，这一切不言而喻，非常有力地说明，他不仅知道这是些什么人，而且他还不想让娜斯佳知道这一切。他不愿意她采取一些行动，免得事后她以此为把柄而指责他没有远见，不给予她解决战略任务的机会。而娜斯佳是在汽车里恼火地训斥帕维尔的鲁莽轻率行事时才明白了这一切。她边说边仔细地观察了帕维尔的反应，帕维尔其实不是那种可以默默忍受女人责备的人，况且这不是由于碗碟未洗净而受到的责备，而是与他职业有关的责备。但是，他默默地听着她唠叨，未发表任何反对意见，没有为自己的行为据理力争。不仅如此，还向娜斯佳道了歉。他只认定一点：他可以忍受一切，只要娜斯佳永远不知道，这是些什么人。他做出一副保护她的样子，免得与他们交锋。而实际上，娜斯佳已经绝对深信，他保护的是尼古拉和谢尔盖，使之不与她交锋。
现在，娜斯佳等待着绍利亚克对她的话作出反应。他不会对她说真话，对此她深信不疑。但是，她倒要看看他如何解脱。但不管怎样，她都要帮助他，让他在她家里待到天亮。而为了报答她，他也不会表现出无礼，不会说出诸如“不关你的事”之类的话。她明白，为了报答，她只会听到模棱两可的谎言。她曾经对帕维尔说过：不必刻意追求别人对你说的是不是真话。需要搞清楚的是，为什么这个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对你说这些话，并且他认为这些话是正确的，那时你就会知道真相了。
“您要知道，我不愿意详细叙述我在布拉特尼科夫领导下从事活动的细节，”帕维尔回答说，仍然不看娜斯佳，“您不会不明白，他是一位中将，一个重要部门的领导人，即便现在，也就是他死后两年多的今天，我仍然不认为我有权让别人了解我所知道的一切。这是别人的秘密，我认为，您一定会正确理解我的。”
“是这样的，”娜斯佳心想，“他已经开始支吾搪塞地回答问题了，下一步就等着谎言的出现。”
“毫无疑问，”她点了点头说，“我并不想染指您的职业秘密。我感兴趣的只是这两个人，这两个执著地寻找机会与您见面的人，您还知道，什么使我感兴趣吗？那就是我们的跟踪者只剩下一半，‘狼皮帽’与您失去了联系，我的爱慕者也与我失去了联系。他们再也不需要您了，而这两个人还在顽强地等待。我就不相信，您对此没有一个说法。如果您有想法，但不想告诉我，那我只能认为，您是在想方设法地欺骗我，您对我没有诚心。当您需要帮助时，当您要找您的姑娘时，而后来，当不知何故需要证明您当时不在现场时，同时又不想泄露令人感兴趣的您与米纳耶夫将军合作的细节时，您找到了我，您曾经需要我，现在您还需要我，其实您只是像使用物品一样使用我。对于一件物品来说，您无需作任何解释，因为物品就是物品，它应该正确地履行功能，而不会提出问题。”
“我认为，这纯属偶然，”帕维尔回答说，“在叶卡捷琳堡，四个人都被我们甩掉了，而在莫斯科，仅两个人就把我们找到了。依我之见，问题完全不在于这两个人已不需要我，而是尼古拉和谢尔盖对我的兴趣越来越大。当然，所有的人对我都感兴趣，只不过这两个人对我的兴趣更大些。我已经说过，我隐蔽得相当成功，正因为此我得以离开莫斯科。如果不是由于丽塔的事，我是不会回莫斯科的，他们也就找不到我。”
“您忘了，”娜斯佳亲切地提醒他，“他们找到的不是您，而是我。不过以后就该轮到您了。他们知道我的住处，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在我们今天见面以前，他们就开始盯梢我了。我非常想知道，假如您现在不在莫斯科，那么情况会怎样？”
帕维尔震颤了一下，娜斯佳明白，她已经触到了帕维尔的痛处。“点到为止，”娜斯佳决定，“稍微作些让步，让他喘口气。娜斯佳呀娜斯佳，真拿你没办法。一会儿东一会儿西，出尔反尔，你这样做对你没有好处。”
“不过，公正地说，历史不相信假定式。因此，推论那些诸如若是……、如果……之类的不切实际的东西是毫无意义的。还想喝茶吗？”
“不啦！谢谢。我想对您说……”
“想说什么？”
“我想说，您不必陪我了，去干您的事吧。”
“天啊，我们彼此都这么客气，”娜斯佳心想，“他好像不愿意和我说话，是害怕，还是怎么啦？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难道您不喜欢我们随便聊聊？那好，我们就都不做声。”
娜斯佳很快地就洗好了碗碟，随后进了房间，将帕维尔一人留在了厨房里。她终于可以一人独处了，而只有这时，她才有机会打开科诺瓦洛夫将军留给她的那封信。信封里有好几页纸，是文件的复印件，文件上写着：神秘的刽子手又杀死了一名罪犯，这名罪犯曾于1992年年底杀害了以民主化观点而闻名的议员及其全家。那次血案有五个受害者：议员本人，议员的妻子，议员的两个分别为3岁和8岁的女儿以及议员年迈的母亲，所有受害者都是被手枪打死的，而那把手枪则放在议员的胸前，枪口对着被打死的议员的下颏。刽子手在处理完又一个牺牲品后，将手枪也放在了死者的尸体上，这与三年多以前的情形完全相同。
这起案件完全不是发生在前两起案件发生的那两个州。因此，必须查询有关干部变动的文件。现在，娜斯佳认为她的一些说法不是那么很近乎情理，也可以找到那个在侦查血案期间曾在两个地区中工作过的民警机关的工作人员。但是，还要不要找到曾在三个地区中工作过的人呢？这大可不必。最可能是刑侦情报是从三个地区的内务机关流失的，而这份情报则“流入”了一个人手中，这个人决定承担司法职能。或许，刽子手的一些朋友在这些地区的内务局工作。也可能是，刽子手买下了他所需要的情报。现在，收买民警的现象司空见惯。前不久，在莫斯科进行了一次检查，结果表明，在七个巡逻小组中，只有一个在履行值班职责，其余的六个巡逻小组都到私营商业地点收集贡品去了。
娜斯佳盘腿坐在长沙发上，周围摆放着文件，她已陷入了沉思。屋里一片寂静，似乎家里只有她一个人，什么也不会干扰她。当她忽然想起什么的时候，已是深夜1点忡了。她迅速把文件收起来，从沙发上一跃而起，走进厨房。帕维尔以其喜欢的姿势坐着——身子微微向后仰着，靠在墙上，两手抱胸，双眼紧闭。面部毫无表情，薄薄眼皮下的两只眼球一动不动，娜斯佳还以为他睡着了。于是她小声说：
“给您打地铺吧。”
绍利亚克立即睁开了眼睛。
“不必啦，我已经说过，我坐着也能睡着。”
“难道您愿意这样做出牺牲？”娜斯佳嘲笑地问道，“或者是您继续硬充能够不吃、不喝也不睡的超人？”
“您觉得怎样舒服，我就怎么做，”帕维尔平静地回答道，“如果您认为，我睡在您房间的地板上您会觉得更好、更舒服，那我就睡地板。如果您为我的存在而感到不安，那么我就坐在厨房里。请您明白，我非常珍惜您给我提供的帮助，所以我不想使您有不舒服的感觉。”
“瞧你说的，”娜斯佳暗自思忖着，“行，既然你说了这么一大堆的漂亮话，那你就继续待在厨房里吧！要知道，这样做会更加令我不安的。那么，就让你睡在沙发旁边的地板上，这样可能好些。不管怎样，我可以随时看到你，而无需留心厨房里的声音，不必胡思乱想，你在厨房里干什么，会不会在磨一把大刀，想刺入我的咽喉。”
娜斯佳拿出褥子，扔在房中间的地板上。又从立柜里拿出枕头、毛毯以及一套床上用品，然后就去洗澡间淋浴。当她从洗澡间回到房间时，帕维尔已经躺在地铺上。他身上盖着毛毯，枕头上套上了枕套。然而，床单和被套都叠得整整齐齐地放在圈椅上。娜斯佳发现，圈椅上只有帕维尔的羊毛衫，却没有其他任何衣服。她顿时明白，他没有脱衣服，就像她与他一起在旅馆里过夜时，她也是这样钻进被窝的。
娜斯佳关了灯，钻进被窝，她想睡觉，但无法入睡。于是，她缩成一团地躺着，干脆继续考虑有关刽子手的一些事，想想如何制服他，并且也考虑帕维尔和两个跟踪者。绍利亚克非常安静地躺着，可她还是难以忘掉他的存在。有时她也能睡一会儿，但总也睡不踏实，心里忐忑不安，很快就又醒来，浑身打颤，感觉越来越糟糕。终于，她不得不放弃休息的念头，干脆就等着7点半时闹钟的铃声响起。
电子表刚响第一声，娜斯佳就按住了按钮。她立即起床，然后就进了洗澡间。十五分钟后，当她从洗澡间出来，发现帕维尔已经不在屋里。娜斯佳走到窗前往下一看，外面既没有绍利亚克的黑色“奔驰”，也没有看见那辆银白色的“奥迪”。她莫名其妙地耸耸肩，就开始煮咖啡。一夜没有睡着觉，她的脑子有点糊里糊涂，木得很，思维也变慢了。不愿意动脑子。
当娜斯佳喝完第二杯咖啡时，门铃响了。娜斯佳吓了一跳，去开门之前，她先走到窗前，看到了帕维尔的那辆“奔驰”轿车就停在她的窗户下面。
“请原谅，”帕维尔走进屋里，冷冷地说，“我想检查一下，看看他们是否把爆炸物之类的东西塞到了我的车里。顺便把他们送到远离您家的地方，这样您就可以安心去上班了。”
“那您干吗又回来呢？”娜斯佳吃惊地问。
“想与您道别。明天，也可能今天，我就要走了。短期内我们未必能够再见面，当然，假如再发生什么事，则另当别论了。您殷勤地接待了我，我总不能连一点礼貌都没有。此外，我曾允诺，早上我送您去上班。”
“瞧，这个滑头！原来天不亮你就起床，是有目的的，要把这两个人送到远离我的地方。为什么你就这么不情愿我与他们来往呢？为什么？为什么你如此害怕让我知道，他们是些什么人？”娜斯佳暗忖道。
“这倒不必，”娜斯佳笑了笑说，“我可以乘地铁去上班。跟我一起用早餐吗？”
他摇了摇头。
“如果您不愿意我送您去上班，那我就走啦。”
“好吧。”她点了点头说，用浴衣把自己紧紧裹上，因为过道里比厨房冷。
“再见。”
“再见，帕维尔。”
“请多保重。”
“尽力而为，您也多保重。”
“请多加小心。”
“您也要小心。”娜斯佳微微一笑，暗自发现，帕维尔又没有称呼她的名字。这位帕维尔·绍利亚克先生的行为真古怪！叫人捉摸不透。
帕维尔走了。娜斯佳关上门，走到窗前，站在那里一直等着帕维尔坐进汽车，并远远地离去为止。只有在这时，她才感到得到了彻底放松。
15
娜斯佳专心致志于埋头研究这个神秘的刽子手，而且马上就有了一些小小的发现。第一，杜马议员被害一案，虽然处于内务部的监督之中，但没有被列入专案组要破获的那几起案件。因为，议员被害一案不属于系列犯罪的范畴。第二，在某些州，向内务机关工作人员发出指示的数量明显多于另一些也有系列犯罪的州。第三，刽子手的三个牺牲品正是在向内务机关干部频频发出指示的那三个地区丧命的。
工作非常繁重，它要求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认真细致的作风，惊人的记忆力。几乎天天晚上，娜斯佳都是在计算机旁度过的，就连休息日也是如此。她要列名单，制简图，画表格，拟定资料，整理计划。她终于觉得，她已经把俄罗斯十个州内务机关有关人员的名字全都记住了，她定期从科诺瓦洛夫将军那里取回最新资料，还从他那里领来了几本厚厚的公文夹以及几卷打印纸。将近两个星期过去了，她还没有得出第四点发现，而这第四点是最重要的。
娜斯佳去内务部找科诺瓦洛夫，随身携带的提包里装了一个软盘，她记得，将军的办公室里有台计算机。说实在的，她一次也未见到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使用过计算机。这一次，将军没有让她长时间地等待，而是立即就接待了她。
“您看看，”娜斯佳边说着，边打开计算机，将随身带的软盘插入计算机，“这是俄罗斯地图，蓝色的圆圈代表着还有一些系列犯罪案尚未查清的州，红色的圆圈表示在1993年中曾发生内务机关干部大变动的州。”
“那么，黑色的圆圈说明什么呢？”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颇感兴趣地问道。
“别着急，您听我往下说。在我从您这儿拿走的那个公文夹里，有十二起系列杀人案件，对不对？”
“对。”总局局长证实说。
“请看这十二个蓝色的圆圈，这其中五个蓝色的圆圈旁边有红色圆圈，您能想到这是什么意思吗？”
“暂时还没有想到，还是你说说吧。”
“这使人想起了世界历史，”娜斯佳开玩笑说，“譬如：国会大厦纵火案，或是一些反对基督教诞生的片断。”
“能不能简单些？”科诺瓦洛夫紧皱眉头。
“可以，”娜斯佳随和地说，“在这五个地区中，只要发生系列残酷杀人案件，内务机关系统中就会发生干部突击变动。但是，在另外七个地区中发生了同样的残酷杀人案件，却没有发生干部疾风暴雨式的变动。作为领导人，您对此能否作出解释？”
“无需作任何解释，”科诺瓦洛夫耸了耸肩，“这是毫不相干的两码事。”
“什么，难道没有直接联系？您忘了，正是一年前，由于著名的莫斯科电视台记者被害一案，内务总局局长和检察长被无缘无故地撤换，而且，在议会中有人对我们的部长甚至也表示出不信任。您不记得了？”
“说得很好。如果说，这两件事有牵连，那么我倒想听听您的解释和建议。”
“行，只不过您要有耐心，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这就是说，我们已经查明，在这五个地区中，由于发生了系列犯罪案件，内务局领导被撤换，紧接着，又有约百分之七十的人员被撤换。现在，请您注意红色圆圈，在十个发生干部频繁变动的地区中，有五个地区发生了系列杀人案件。而其余五个地区呢？那里发生了一些什么呢？民警干部由于什么原因而被撤换？最终查明，在其余的五个地区中，有两个地区也有一些未侦破的案件，这些犯罪行为虽不属于系列犯罪案件，但曾经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只有三个地区在发生干部变动期间，没有发生任何案件，这是用黑色圆圈表示的地区。请看，情况怎么样。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因素：民警干部的变动和有一些州众所周知的未侦破的重大案件。全国有七个地区同时存在着这两种因素：五个州中有系列杀人案，另外两个州的凶杀案虽不属于系列杀人案，但案情也很严重。在所有七个州中，在我们这个系统中，关键位置上的干部几乎被全部更换。我说得对不对？”
“完全对。”科诺瓦洛夫笑了笑说。
“我们继续说下去。在上述七个地区中，有三个地区已经把凶手登记在案，我们假定将其称之为‘刽子手’。问题在于，要弄清刽子手的活动与我前面所说的那两个因素是否有关。如果有关联，那么后续的受害者将会在其余的四个地区中产生。因而必须在这四个地区中寻找并逮捕刽子手，您懂吗？他的下一个目标绝不会选在有未侦破的严重案件的地区，而只能是在这四个地区中的一个地区中。”娜斯佳几次用铅笔尖指着计算机的显示屏，“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动用所有刑侦资料，对那些有犯罪嫌疑的人加以监督，我们就能够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找到刽子手。”
“有道理，”科诺瓦洛夫赞许地说，“你对人员方面有什么看法？是不是已经划定了一个我们同行中有人可能是这个刽子手的范围？”
“是做了些工作，”娜斯佳说着，按了一下计算机键盘上的键，“不过，只是大概地做了一些。这是一号名单，是从1992年到现在，在刽子手出现过的所有三个地区中工作过的工作人员名单。正如您所看到的那样，这份名单上总共只有三个人。四年中更换五至六个工作岗位，这是常有的事，但是从一个州调到另一个州，这是为什么呢？再看看二号名单，这些人是由于各种各样的违法行为，主要是因为动手打骂被拘捕的人以及实施了明显不合法的逮捕行动等原因而被解职的工作人员。这是份很长的名单，但是您应该注意到，由于上述原因，这些工作人员经常被清洗，也就是说，干部队伍频繁发生变动。为此，我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又做了两份补充名单。三号名单上的这些人是在第一个系列犯罪案发生后和新的内务局长到任之前的这段时间内被解职的。四号名单上的这些人则是在新任内务局长上任之后，也就是在清洗期间被解职的工作人员。”
“哪份名单最重要？”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问道。
“如果按照我和您的逻辑，那么，我们应该对一号和三号名单予以特别注意。当然，我不敢担保，这对不对。但是，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我推测，刽子手就是我们内务部的工作人员，这个人在内务部工作过，或者现在还在内务部工作，他掌握有这些犯罪的刑侦情报。情况可能是这样的，当他几乎要逮住凶手时，有人警告了他。但是，当他感到官方的护法体制的无济于事时，他决定收拾凶手。他从哪里弄到有关其他犯罪的情报呢？从在俄罗斯其他州的民警机关中工作的他朋友那里获得。可能，他曾经与他们在一起学习或工作过。但是，亚历山大·谢苗诺维奇，你要明白，这只是一种推断。还有第二种推断，实际上与第一种推断相近。刽子手不是我们的同事，但在民警机关有他的朋友，并且有许多朋友，遍布所有三个地区。或许，他们曾经在一起上学，毕业于同一所大学。现在，请您看看五号名单，这上面列的是全国各地区的我们的同行。并按其毕业的大学分组。不过，这份名单的作用不是很大，制作这份名单是为了以防万一。现在我们再看看最后一份也就是六号名单，上面的这些工作人员是我们感兴趣的，譬如：还是在进行干部清洗之前就被解职的工作人员，在其他内务局有同学；或者一直在民警机关工作，在其他内务局有大学同学，而且直接从事我们感兴趣的案件侦破工作，等等。”
“那么，我们来做一个总结，”科诺瓦洛夫说，“你建议要对两群人实施监督：所有曾接手过未侦破的严重犯罪案件的人和六号名单上所有的人。我理解得对不对？”
“对，您理解得完全正确。”
“那你为什么还这么闷闷不乐呢？”将军惊讶地说，“累了？”
“不，不是这个原因。您能够正确理解我的想法。只是我自己不能保证，我的这些想法是否都是正确的。”
“别担心，你可以有你的想法，我们还要全面进行研究。”
“那就需要再做一件事：看看刽子手的牺牲品有没有进入从事侦破这些犯罪案件的民警机关工作人员的注意范围。我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可是没有这些资料就不可能知道我的思路正确与否。”
“好吧，有关这个问题我会指示有关人员明天告诉你。”
娜斯佳从部里出来后就径直回到了家。乘坐地铁的时候，她本想看看书，可大脑里却不断地涌现出许多人的名字……就像一首萦绕不去的儿歌。她竭力放弃这一切，想想其他的工作，然而无法做到。取而代之的则是不断出现的一些越来越新的想法：又是需要检查啦，又是对比啦，查明啦等等。她无论如何也切不断与神秘“刽子手”有关的思路，情况真是有些异常。
阿列克赛在家里等着娜斯佳，这使得她的情绪有了好转。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阿列克赛惊讶地说，“天还没有黑呢，这会儿你都到家了。是不是宣布罢工啦？还是拒绝工作啦？”
娜斯佳高兴地吃着阿列克赛做的晚饭，甚至没有发现，房间里的电视已经打开。阿列克赛喜欢听新闻，哪怕是在厨房里或是在玩纸牌卦时，总是把电视的音量开到最大。娜斯佳可受不了这么高的声音，不过，今天她心情特别好，所以也就顺从他了。
娜斯佳洗完碗碟，正美滋滋地想着先洗个热水澡，然后躺到软软的床上去，突然，门铃响了，门口站着米哈伊尔·多岑科。这是一个魅力无穷的小伙子，长着一副招人喜欢的外表，然而，黑眼圈儿和面颊上的一块抓痕却清晰可见。
“天哪，是你呀！”娜斯佳将多岑科由上至下地打量了一番，“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等一下，先洗洗，把脸收拾一下，然后再谈。”
多岑科在浴盆里泡了很长时间，洗去了脸上的泥污和已经干了的血迹。当他从洗澡间出来时，形象就好多了。娜斯佳立即给他端来了一碟食品和一杯热气腾腾的茶水。
“先吃饭吧，吃完饭后你再说。汽车之事办得如何？”
“已经弄清了，”多岑科说，一边贪婪地吃着花椰菜煎肉排，“我已经弄清了车的牌号，刚刚弄清的。”
“那么是由于这件事他们打你了？”
“瞧你说的，”多岑科笑了笑。“当然，我是挨打了，不过，从打架地点溜掉的是他们，而不是我。娜斯佳，在犯罪世界有多少傻瓜啊！有时我甚至感到奇怪的是，既然他们中间有如此多的蠢货，那我们为何不能一下子把他们全部捕光呢？”
“听我解释，”娜斯佳微微一笑，“这是因为我们中间也有许多的傻瓜，你考虑过没有，罪犯与其他所有的人有哪些不同呢？”
“嗯……”多岑科被呛了一下，“这是显而易见的。”
“不，不是显而易见。我感到很遗憾，你把所有的东西都给忘了，这都是工作把你搞糊涂了。”
“你指的是什么？”
多岑科放下叉子，诧异地盯着娜斯佳。
“你记不记得，我和你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相识的？”
“记得。那是你到奥姆斯克高等民警学校来选人，我们小组正好通过了考试。”
“对，当轮到你答辩时，你向考官讲述的是关于‘罪犯的个性’的问题，你答得很好，语句流畅，也没有超出教科书和专题学术著作的范围。考官听着……听着……然后问道：‘如果用两句话回答罪犯的个性与非罪犯的个性有何不同的话，你怎么回答？’当时我明白，考官用这种挑衅的口气，是想让你再给他叙述一遍关于教育的缺陷的问题：缺乏思想道德方针、利益的狭隘性、自私自利倾向等等。而你却笑了一笑，耸了耸肩，回答道：‘如果用两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么罪犯的个性与非罪犯的个性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犯了罪，而另一个没有犯罪。当时我就意识到，你应该干我们这一行。因为你思考问题准确，不会糊涂。而现在你却令我大失所望了。’”
“为什么？”
“因为你觉得奇怪的东西是不应该使别人也感到奇怪的。罪犯是居民的一部分，但不是居民中最坏的一部分，只不过是一部分。而警察也不是居民中最好的一部分，更不是社会的精华。倘若居民中受教育少的人和不特别聪明的人的数量上升的话，那么，这些人就会有同等的机会既能够钻进罪犯的队伍，也会钻进警察的队伍中来。至于天赋高、能力强、受过高质量的职业教育的人，那么他们会合情合理地运用自己的知识和力量，在商业活动中、在生意场上，但绝不是在我们的低薪机关中付出更多的牺牲。这就得出一个结论，在罪犯中间，智商低的人和傻里傻气的人与我们警察队伍中的这类人是等量的。也就是说，在罪犯面前，我们并无智力上的优势可言，而罪犯中的高智商者和能力强的人还可能更多一些。对此，你可以看看有关的统计数字。好吧，现在你谈谈汽车一事的进展如何？”
“你吩咐我寻找可能看见停在你家窗户下面的那辆银白色‘奥迪’车的人，我找到了许多这样的人，但他们中谁也没有记住那辆车的牌号，而你又需要车的牌号。怎么办？我只好再去寻找汽车盗贼中间的见证人。在使馆区，盗车团伙往往雇有当地的眼线，他的任务就是了解车况：车的主人、车上的信号系统、车库等等，这都是你曾经对我讲过的，还记得吗？”
娜斯佳微微一笑，点了点头。确实有一次，她曾对多岑科讲过，统计学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它可以帮助人们从大量的概括统计数字中发现很小的个别部分。比如说盗车吧，“你看，”她说着，将统计表在多岑科面前展开，“在城市的一些地方，侦破了一些汽车盗窃案，约占被盗汽车总数的百分之六十，对于盗车案的破案率来说，这个百分比是不低的。而在城市的另一些地方，平均每十辆被盗汽车中只能破获一辆，也就是说，破案率为百分之十。这两种结果有何区别？你必须立即提出至少两种看法：第一，破案率高的地方，说明民警机关肯定装备了一些先进高效的登记犯罪案件的设备；第二，破案率低的地方，说明罪犯是经过周密考虑，且是有组织地作案，他们不随便潜入装有良好信号系统的车里，不随便打开采取了防护措施的车库，不轻易将车开走，以防车主未睡觉或从窗户里窥视。换言之，在这些盗车团伙中，有当地居民充当眼线，他要提前观察每辆车，要研究车主的习惯。”
“那么你当然对在谢尔科夫斯基大道地区发生的汽车盗窃案也一定会感兴趣了。”娜斯佳说。
“当然感兴趣。既然你们这一地区的车经常被盗，且很少能找回，于是，我就冒险来到你们分局，请求给我安排一次与这个眼线的会晤。他们一开始，当然，还是不同意的，做出一副不理解的样子，说什么这里一切正常，东西没有丢失等等。我就死缠硬磨，最后竟把他们给说服了。于是，他们领我去认识了这个小伙子，但要求我不要告诉他，是当地的警察出卖了他。分局好像也在研究要抓他，想悄悄通过他使整个团伙暴露。相比之下我这样做太愚蠢了。”
多岑科笑了，笑得那样迷人、愉快。他为自己能够说服民警机关的工作人员给他安排与眼线的会晤而得意洋佯。
“总之，我对这个眼线真是卑躬屈膝，我说，你是如此重要的见证人，那些坐在‘奥迪’车里的大汉——那些可恶的罪犯，如果不尽快找到并把他们关进牢房，世界将不得安宁。小伙子非常倔犟，就像一头被绳索套住的猪一样，什么也不承认，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这辆‘奥迪’和并排停着的黑色‘奔驰’。不过，看得出来，他更喜欢那辆‘奔驰’轿车，因为它更新，但主要的还是这是一辆空车。因为那些人在‘奥迪’车里坐了整整一夜，且这辆车是1991年生产的，旧了些。若不是‘奥迪’里坐着人，那帮盗车团伙当夜就会把你熟人的那辆‘奔驰’轿车给卖了。”
“车的牌号呢？你快说说，别再折磨我了。”娜斯佳恳求道。
“车牌号他是记住了，更确切地说，他做出了一副记住了的样子，哎哟，阿娜斯塔霞·帕夫洛夫娜，”多岑科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突然，他痛苦地皱起眉，原来是面颊上的伤痕由于大笑而有点疼痛，“我问他，你记住了车牌号没有？他磨磨蹭蹭，犹犹豫豫，左顾右盼，似乎记住了，但又没有把握。为了唤醒记忆力，他说要去灌木丛‘方便’一下，我同意了。于是，他退到一边，背朝着我，我仔细一瞧便明白了，原来他没有解小便，而是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个便条本并翻开看什么。你知道吗？他在本上列了清单，登记着每辆车的牌号、型号、颜色、车主住处，以及盗车团伙所需的其他各种数据。但是，当着我的面，他是不能掏出便条本的。要知道，没有便条本，他仅仅是一个被我找到的记住了汽车牌号的见证人。而拿着便条本，他就是同谋者，是眼线。但是，我最终还是装做什么也没有看见，其实我已经将车牌号记下了，并与他告辞，准备去给市汽车检查局打电话。就在这时，一群傻货突然向我扑来。显然，是他的一些朋友。见此情况，眼线拔腿就跑，当他跑到离我不到百米的时候，他们就和我打了起来。眼线见状又往回跑，拼命地喊着，让他们别打我。简而言之，一切很快就结束了，真可谓速战速决。不过，我还是吃了一点亏。”
娜斯佳将多岑科面前的空盘子撤掉，把一小筐饼干和蛋糕又推到他面前。
“吃吧，多岑科，别不好意思。你真是好样的。这样说，你已经给市汽车检查局打电话了？”
“没有。我的脸被他们打成这样，怎能到处乱跑？去分局吧，他们会笑我的。我本想从公用电话亭打电话的，可是我没有硬币。我用用你的电话行吗？”
“你做得对。把车牌号告诉我，你先喝茶，我来打。”
半小时后，多岑科走了。娜斯佳刚刚关上门，阿列克赛就从房间里出来了，脸上挂着殷勤的微笑。
“怎么回事？”阿列克赛问娜斯佳，“是一辆什么车一整夜地停在你的窗户下面？”
“你都听见了？”娜斯佳试图摆脱这种局面，“是1991年生产的‘奥迪’轿车，银白色的。”
“亲爱的，你别搪塞了，”阿列克赛生气地说，“你怎么啦，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啦？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真的，你放心吧，求求你啦。”娜斯佳回答说，竭力掩盖着烦恼，“这几乎是发生在两星期前的事了，不过这两星期中我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切都很顺利。”
“那你当时为什么不设法追查清楚呢？”
“有那个必要吗？”娜斯佳诧异地说，“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是些什么人，为什么整夜地呆在我的窗户下面？”
“阿霞，你又在撒谎，”阿列克赛挥了挥手，“每天晚上都有辆什么车停在你的窗户下面，而你从来没有感兴趣过。他们要干什么？为什么要跟踪你？”
“现在已经不在了，不管怎么说，我不会再看到他们了。”
“那以前呢？”
“以前是跟踪过，但不是那么纠缠不休。而后来，我干脆就不相信他们是在跟踪我。”
“那他们跟踪谁？”
“他们跟踪的是2月初和我一道出差回来的那个人。”
阿列克赛不做声，聚精会神地在洗一副纸牌。他想摆摆纸牌卦，他喜欢玩这东西。它既能帮助他思考问题，同时又可以使他忘掉一些不愉快的东西。总之，纸牌卦可以使阿列克赛消除怒气，减轻精神上的负担。每当他抓起牌，他的妻子也会点燃一支烟，在一旁观看。阿列克赛对纸牌卦可以说已到了着迷的程度，甚至还买了一些有关的书籍，并且一直想找到一副更复杂、经久耐用的纸牌，但这种纸牌非常稀有。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那个和你一起回来的人两周前曾在我们家过夜了？”阿列克赛突然问道。
娜斯佳感到很吃惊，他怎么会知道的？大概仅是猜测而已吧。也许是因为刚才她说过，“奥迪”车里的那些人跟踪的主要不是她，而是帕维尔，如果他们整夜地在她家周围转悠，那么这就意味着他们跟踪的那个人应该也整夜地呆在这里。阿列克赛的智商很高，谁让他是位博士、教授呢！娜斯佳突然意识到，她可从来没有想过要欺骗阿列克赛。他们上九年级时相识，从相识的第一天起，她就断定，阿列克赛比她聪明得多，也比她能力强。打那时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年，如今她已经35岁，阿列克赛不久前刚满36岁。她从来没有对他的智力优势产生过怀疑，因而，也就没有想过要欺骗他。自古以来，任何一种欺骗都是建立在可以欺骗的基础上的，而且你想欺骗的那个人一定要比你笨。
“对，”娜斯佳平静地答道，眼睛一直看着阿列克赛那摆弄纸牌的长长的粗壮的手指，“你说得很对，他是在这里过的夜。”
“倘若今天不是多岑科来我们家和你谈起那辆车的事，你是不是什么也不会告诉我？”
“多半是不会的。这是我的公事，无需让你的脑子里也装着它。”
“你是说，别的男人在你家过夜，这也是你的公事？”
“对，正是这个意思。”
“他是你的同事？”
“可以说是，但又不完全是。”
“你能不能说得确切些？”
“是这样的，他由于犯流氓罪而坐了两年牢，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当然无论如何不能被视为我的同事。但是，在坐牢之前，他曾是我的同行。”
“阿霞，我不是问，他为什么在咱家里过夜。你是一个成熟的有理智的女人，假如你要做什么事，那么你肯定认为是对的。但是，倘若你突然想要背叛我，那你就去做吧。到那时，无论发生什么事件、什么劝说甚至威胁都无济于事。我们已经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了，所以说我也有了一些经验。你把这个人带到家里过夜，就是说，这是需要。可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只能从完全是一个外人——多岑科那里得知这件事，而且还是偶然得知。你竭力将此事瞒着我，这一事实使我不得不考虑，有件事比你的公事更大。”
“廖沙……”
“请等等，让我说下去。与你一样，我也不愿意进行这样的谈话，所以想尽快结束这种状况。我恳求你，阿霞，别让我怀疑。我不知道你理解不理解，吃醋的痛苦是什么滋味。可我现在却尝到了这种滋味。如果我保持沉默，什么也不对你说，那么这并不意味着，我什么也没有发觉，什么也没有察觉到。我曾明显地感到，在我们结婚前的两个月中，你似乎发生了什么事。我也同样看得出来，大约一个月左右，你又平安无事了。然而，在这一个月中，我都体验到了什么，你是猜测不到的。所以，我请求你，别让我再一次体验这一切。我相信，那个人不是你的情人，仅仅是相信，再没有别的，因为你曾经这样说过。但是，我感觉到，这次出差回来后，你确实完全变样了。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与你在这个厨房里的谈话。你有没有犯过错误？是否由于这一错误而付出代价？当时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让我自己去猜测，到底犯的是什么错误。如果你亲自把他在我家过夜之事告诉我，那么我不会为此而烦恼。相反，你竭力瞒着我，对此我是很恼火的。请你谅解，阿霞，我不需要你作出任何解释，我仅仅是求你别这样做。别让我因猜疑和吃醋而神魂颠倒。”
“行，我不会这样做了。”娜斯佳顺从地说，因为她明白，丈夫说得对，她没有什么可以反对的。
第二天早上，娜斯佳刚迈进办公室的门坎儿，戈尔杰耶夫就叫住了她。她脱下上衣，直接扔在桌子上，迅速地捋了捋乘地铁时弄乱的头发，就到处长那里去了。
“有四条消息要告诉你，”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说，“一条是坏消息，一条是很坏的消息，不过有令人高兴的东西，一条是不好不坏的消息，第四条则是好消息。请选择吧，按什么顺序‘点菜’？”
“那就先说说很坏的那条消息吧，”娜斯佳喘了口气，“早上刚上班，精力充沛，可以受得了。”
“大清早，谢梅内奇①给我打电话，说刽子手又出现了。”
①指科诺瓦洛夫将军。——译者注
“真见鬼！”娜斯佳脱口而出，“我们还没有理出头绪呢，这次是在什么地方？”
“在你预见到的地方，不过，倒有一些令人高兴的东西。谢梅内奇说，按照你的建议，刽子手应该在你预见的那四个州活动。他还说午饭后等你，让你看看一些新资料。”
“明白。现在请说说那条坏消息吧。”
“那个谢梅内奇，现在是离了你就不行，”戈尔杰耶夫不再骗她说，“他让我告诉你，根据刑侦材料，刽子手的牺牲品一个也没有搞清楚。几十个人对案件进行了研究，始终没有搞清楚死者是不是这名刽子手杀害的。”
“这么说来，是我错了，”娜斯佳说，“这也没有什么，否定也是个结果，从中也可以得出有益的结论。看来，刽子手多半不是民警机关的工作人员。白白地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我真是个傻瓜，十足的傻瓜。应该立即检查一下，而我昨天才想到这一点。”
娜斯佳气得脸涨得通红，连声音都发颤。戈尔杰耶夫却装出一副什么也没有发现的样子，也没有安慰她，他太了解娜斯佳了。
“还让我做什么呢？”戈尔杰耶夫高兴地问道。
“先说说那条不好不坏的消息吧。”
“那辆整夜停在你家窗户下面的汽车是钦措夫·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先生的。他是杜马机关的一名工作人员，是个小人物，不掌握大权。关于这个人的详细情况及其私生活以后再谈。好了，娜斯佳，想不想听下一条消息？或者对此还想补充什么？”
“没有什么可补充的，够了。”她笑了笑，看得出，她已经完全恢复了常态。
“有人向不久前被杀害的讹诈者的证人们出示了当时被拘押在法院精神病研究所的基里尔·巴扎诺夫的照片。祝贺你，娜斯佳，你击中目标了。”
“他们认出来了？”娜斯佳叫了起来，“莫不是你在糊弄我吧？会这么走运吗？”
“你说什么呀！”维克托·阿列克谢耶维奇两手一摊，“怎么不会呢！不过我不认为是走运，你从哪里找到的关于讹诈者被害的案情资料的？”
“从我的档案资料里找到的。你还不知道吧，我有一个自己的档案资料，记载了十年来未侦破的杀人和强奸案的案情。”
“你弄这个干什么？”
“破案用啊，”娜斯佳耸耸肩，“通过对收集到的案件资料进行分析，按特征和性质，用表格的形式对各种犯罪进行分门别类。在卢琴科夫被害和基里尔·巴扎诺夫被捕后，我查阅了一下我的档案中收集的外貌同巴扎诺夫相似的凶手的材料，凶手也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大街上用手枪行凶。”
“这就是说，你想说明，你一直利用自己建立的档案资料破案？”戈尔杰耶夫说道。
“当然。我把每一起新的未侦破的悬案都记入我的档案，然后再进行分类……你知道吗？”她笑着说，“我就像个集邮家，每天晚上都要打开自己的集邮册，拿起放大镜和镊子，欣赏着自己的文化财富，把邮票搬来搬去，进行分类。我就是这样，把每一分钟都用在了与这些案件打交道上，堪称为犯罪侦查学方面少有的勇于献身的人了。”
“这就是说，我说得对，没有什么走运不走运之说，”戈尔杰耶夫果断地说，“这是你许多年来顽强工作、细心和耐心劳动的必然结果。孩子，你成功了，作为奖赏，我现在还要告诉你一个令你最激动的消息。”
“第五条消息？”娜斯佳惊讶地说，“您不是说，总共只有四条消息吗？”
“这是第四条消息的延续。你得有个思想准备，可不能晕过去哟。我们的基里尔·巴扎诺夫，如你猜测的，他有父母。到目前为止，他的父母一直感到奇怪，是什么使他们的孩子成为这个样子。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一个温顺听话的年轻人，不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不贪酒，有时爱发火，易激动，但很快就会过去。我们请巴地扎诺夫的父母回忆一下讹诈者被杀的那一天，也就是1993年的4月。几乎三年过去了，当然，三年多点儿。我们主要问一些常规性的问题，诸如巴扎诺夫那时有没有新结交的熟人，这些人有没有钱等等。据他父母说，巴扎诺夫生于1972年，1990年秋季征兵时，他年龄正好够服役条件，所以应征去服役。1992年11月份复员，1993年的春天到了莫斯科。就是从这时起，出现了各种莫名其妙的不可思议的事，或者说是不可思议的莫名其妙的事，娜斯佳，我不知道该怎样说更好些。巴扎诺夫的母亲还记得：1993年4月12日，巴扎诺夫在家里曾打碎了一只玻璃杯，把右手的手掌划破了。当时他好像是从厨房把一只茶杯端到自己的房间去，不小心绊了一下，摔倒在前厅，手掌扎进许多玻璃碎片。他母亲清楚地记得，这天是4月12日，因为在这之前，在这一天，全国都要庆祝宇航节。巴扎诺夫娜时还很小，对与宇航有关的所有东西都非常激动，总之，与所有的小男孩一样。当母亲用碘酒给他擦手掌，他疼得差点叫起来，母亲就说：‘瞧你，基罗奇卡，这点疼痛都忍不住，可不像个男子汉，你喜欢的那些宇航员可是什么都不怕的人，他们多么勇敢，你就不能忍一忍？行了，为了庆祝这个节日，你就忍耐一下吧，这也是你喜欢的节日。’当时，巴扎诺夫的父亲和妹妹以及一个当护士的邻居也在场。后来，你的朋友尤拉·科罗特科夫去精神病研究所，看到了巴扎诺夫手掌上的伤痕，痕迹非常明显。他问巴扎诺夫，这是怎么回事，你猜，巴扎诺夫是怎么回答他的。”
“他怎么说？”
“他说他一点儿也记不得了。”
“怎么说记不得呢？”娜斯佳皱起了眉头，“怎么可能记不得呢？”
“反正他就是记不得。科罗特科夫又问他，你还记得，你是怎么从部队回来的吗？他说，记得，讲他如何到达莫斯科，父母怎样迎接他，甚至还记得，他的母亲接他时穿的什么衣服，他的妹妹梳的什么发型；记得1993年的新年家人是如何迎接他的；记得1993年的‘三八’妇女节是如何庆祝的；唯独不记得4月中旬手掌被割破的事。他连‘五一’节都干了些什么都还记得：在维诺库尔，一会儿玩，一会儿又不玩，一会儿捉鱼，一会儿又玩……顺便说说，曾经有一个专家对我讲过，智力低下者往往记忆力极好，他们可能不费力地把书整页整页地背下来，这能帮助他们正常地结束学业，乃至大学毕业。看来，巴扎诺夫的记忆力极好，但对4月中旬发生的那件事出现了记忆模糊，你记不记得，那讹诈者当时被打死了没有？”
“打死了，”娜斯佳说，“是4月12日被打死的，那是一个早上，大约11点钟，巴扎诺夫是怎么了，是严重的精神病突发，杀了人之后记忆力丧失？”
“那不可能！”
“可能，但不会是这个样子。倘若这是一种病，那么在杀死卢琴科夫之后，他的记忆力会丧失得更加严重，巴扎诺夫应该会忘掉所有的与杀人有关的事情。但他却记得所有的事情，甚至于细节，且记得那么清楚，以至于口供完全是颠三倒四。”
“好吧，一会儿再作定论。先听我说。还有些事需要告诉你，正是由于你非常投入地工作，所以你才不知道这一切。需要顺便说一下的是，科罗特科夫废寝忘食，满城市跑来跑去，收集情报。而你对他的情报却没有任何兴趣，就好像忘了，除了你的刽子手之外，还会有其他的犯罪案件，而这些案件也需要侦破。我再接着前面的话讲下去。大约是三个星期之前或许更长一些时间之前，巴扎诺夫的母亲曾经看见儿子与一个男人在一起，这个男人长着一副讨人喜欢的外表。她不认识这个人，更不知道他的名字，但她又觉得面熟，她努力地回忆着，终于想起，她曾经见过此人，而且也是与巴扎诺夫在一起。不过，这已经是很早以前的事了，也就是在巴扎诺夫的手受伤之前不久。”
“在这之前不久，确切吗？”娜斯佳问道。
“完全是前不久。对，是前一天。这是巴扎诺夫的妈妈说的。母亲还问过巴扎诺夫：这个人是你的熟人吗？真讨人喜欢。不过，巴扎诺夫并不明白妈妈说这话的意思。妈妈又提醒他说：与你一起从商店出来朝公园走去的那个人，你是不是以前就认识他，我三年前就见过你们在一起。儿子的双眼中流露出空虚和纳闷。结果，母亲什么也没有问出来。当然，应该说她没有追问下去，因为，第一，这对她来说无任何重要意义；第二，她始终记着，她的儿子智力低下，虽说是轻度低能，但毕竟没有得到正常的发育，因此，要求他准确和确切地作出解释是愚蠢的。而我们的科罗特罗夫却使巴扎诺夫道出了一切。在这一点上，他确实比巴扎诺夫的母亲更有原则性和耐力。科罗特科夫倾其所能，硬是强求这个可怜的人回忆起了那个在各方面都令人喜欢的叔叔，只不过很费劲。巴扎诺夫说：那天他下班回家，有一个人朝他走来，请求破一张面值十万元的纸币。巴扎诺夫在衣袋里翻了一阵，凑了一些钱，然后反复数着那些零碎的纸币，但总是数错，最后终于数清，可距十万还差约一万五，叔叔道了歉，将面值十万的纸币收了起来。因为是同路，所以他们就一起走了一会儿，再没有别的什么了。这是巴扎诺夫第一次见到他，以前与他从没有交往。所以当妈妈说这是他的老熟人时，他说没有印象。但是，娜斯佳，这仅仅是开头，你知道吗，问题就出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