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不要阻挠刽子手》》 · 亚历山德拉·玛丽尼娜 · 2026-07-25
“没有你我都快死了。”她不假思索地说，“这两年您在哪里？”
“在遥远的地方，现在谈这个已经没有意义。重要的是，我回来了。我再也不会扔下你了。”
“今天也不会吧？”
“今天也不会。走，咱们去睡觉。”
6
钦措夫焦急地等待着上午10点钟的到来。看来，一切都顺乎人意！这不，野兽自己跳到了猎人跟前。谁愿意过苦日子呢！这是可以理解的事情。现在连绍利亚克也决定挣外快了，很好，值得称道。活着的战友总比死去的敌人好，从活人那里至少能捞到点好处。既然绍利亚克答应提供服务，就说明他不打算坏别人的事，这可以走着瞧。应该充分地利用他，然后看情况决定，行的话就把他也招募到自己的竞选班子里来。
沙巴诺夫昨天夜里打电话告诉他说马上就到。钦措夫当即意识到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但又不知道叶甫根尼·沙巴诺夫会带来什么新消息。那个女人他最感兴趣，她是不是在萨马拉接绍利亚克的那个他的亲戚？
“是不是那个瘦瘦的、淡黄头发的女子？”他问沙巴诺夫。
“不是，”沙巴诺夫摇头说，“黑头发，有点口吃，下嘴唇有个小伤疤。”
“不是那一个啊，”钦措夫失望地叹口气说，“最好能找到她，找到他的这个亲戚，找到她有好处。你什么事那么拖拖拉拉的，叫叶尼娅拖住了？喝酒了，还是担惊受怕了？”
“我没喝酒，”沙巴诺夫皱起眉头说，“只是感到有点不好受，浑身无力，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是不是病了？”
“可能是，”沙巴诺夫没有把握地一挥手，“头晕脑胀，好像三天没睡觉似的。”
“好了，好了，不管怎么样，明天绍利亚克就会给我来电话的。聪明的家伙，他这么做是正确的。与其摆脱我们，不如同我们合作，对他对我们都有好处。”
沙巴诺夫走了，而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却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他辗转反侧，反复考虑着如何更好地同难以捉摸的绍利亚克谈话。小伙子会提出给多少钱的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是不是可以吓唬吓唬他，逼他少要点酬金？或者假装对他毫无了解，省得他过于戒备。最好还是多给他点钱，让他放松戒备，最后搞他个猝不及防。
大清早，钦措夫就跳下床，匆匆进厨房给妻子和女儿准备早饭。他倒不是要表现出自己是个好家长和好丈夫，只是想抓紧时间让她们尽快吃完早饭，离开家里。否则的话，她们总是磨磨蹭蹭，花两个小时收拾房间，用四十分钟煮一个鸡蛋，女儿是个大学生，然而如今不是免费上大学的旧时代，那个时候旷课的学生会受到严厉批评，甚至会被取消奖学金。现在鬼才去念免费大学，而在收费的大学里谁也不重视纪律，交了一学期的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甚至不去上课。只要能通过考试，怎么都行。女儿不喜欢早起，常常下午才去她读书的商学院。妻子也不是准点上班的人。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很不希望同绍利亚克谈话时家里有多余的耳朵，那没好处。
“喂，格里沙。”妻子身穿绣花衬衣，外面披一件罩衫走进厨房，惊讶地说道，“今天我们家怎么了，过节了？”
“嗯，是吧，”钦措夫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答道，“不睡了，这么早就起来了，去洗个澡吧，水已经热了。”
妻子进了浴室，他去叫女儿起床。唤醒女儿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那是要费许多时间的。列娜从小娇生惯养，十分任性，对所有的长辈都不讲礼貌，更不用说对待父母了。
“走开。”她恶狠狠地嘟哝了一句，翻过身去，脸对着墙壁。
“列娜，起来，起来吧，都已经8点了。”
“我说了，走开，从这里走开。”
“我也说了，起床！”钦措夫提高了嗓门。
“你走吧……”
她猛地一翻身，掀开了被子，不害羞地露着没有穿内衣的上身，用力吼叫道：
“我说过，从这里滚开！别来碰我！我什么时候想起就什么时候起来。”
“死丫头！”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大声吼叫道，抓起被子，扔到房间的角落里，“马上给我起床！穿上衣服，知不知道羞耻，你是在同父亲讲话，不是在同自己的情人！自找麻烦！我拿钱供你学习，你就必须好好学，否则就去扫大街。太不像话了！”
列娜一声不响地套上长长的汗衫，拖着懒洋洋的步子，在父亲身旁走过，出了房间。
这种事在钦措夫的家中并非罕见。女儿不是特别聪明，放肆无礼，经常用大嗓门顶嘴。母亲在这个时候一般站在丈夫这一边，她知道，儿女越惯越坏，丈夫的要求是有道理的，但是她又不想对缺乏自制力和蛮横的女儿多加管教。
吃早饭的时候女儿坐在那里，气鼓鼓的，但是一点儿也不影响她的好胃口。钦措夫却什么也不想吃，连喝了三杯茶。他甚至拿起熨斗替妻子熨裙子，一心希望她赶快走。他觉得时间一分钟一分钟飞也似的过去了，但是女人们总是慢吞吞的，一会儿找这个，一会儿找那个，衬衫换了一件又一件，镜子照了一遍又一遍，打扮化妆，没完没了的，好像要去美国大使馆参加招待会似的，我的天哪！终于，在9点40分的时候母女俩都离家走了，钦措夫这才松了口气。现在可以和绍利亚克谈一谈了。
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怎么也闹不明白他发生了什么事。胳膊腿沉甸甸的，浑身发热，两个肩膀好像压了一副重担，别人说话的声音好像透过棉絮才传入他的耳朵。
“你们为什么需要帕维尔？”穿浅色短皮祆、个子不高、头发淡褐色的女人间道。
“为了得到帮助。”索洛马京回答说。
“谁需要他的帮助？”
“总统。”
“那总统是不是知道，他也需要帮助？”
“总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想帮助他。”
“您为什么认为帕维尔能办成这件事？”
“我不知道……我希望他能办成这件事，没有什么人可指望了。所有的人都被收买了，所有的人都卖身投靠……”
“帕维尔对您也比较了解吧？”
“不了解。再说也没有什么可了解的，我什么坏事也没有做。”
“您是不是以为帕维尔是个危险人物？”
“不，我希望……我不做任何对他不利的事，也不打算做。我只希望他帮助我。”
“您看清楚我了没有，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
“看清楚了。”
“我什么样？”
“穿着皮袄……那么小小年纪的，浅色的头发，瘦瘦的。天黑，眼睛看不见……”
“您错了，”女人说，“我高个子，胖胖的，淡黄色短头发，穿绿色带绒毛大衣，描眉，涂口红，戴钻石耳环，是不是？”
“是的。”索洛马京附和着说。
实际上也是如此，他怎么会把她看成一个瘦小的女人呢，活生生是一个高大粗壮的蛮婆子。大衣是绿色的，没错，穿着这件大衣，她显得更高大粗壮。耳朵上戴的耳环，在黑暗中看不清楚，好像有小坠子，但他相信这是钻石，他的视力还是……
“帕维尔明天早上给您打电话，你们就可以就一切问题达成协议。现在我走了，您在这里站几分钟，什么也别乱想。记住，帕维尔明天早上给您打电话。记住了吧，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
“记住了。”索洛马京小声说。
女人在黑暗中消失，索洛马京听话地在原地站立，等待几分钟时间过去。他懵懵懂懂，呆若木鸡。过了一会儿，才渐渐感到好一些，沉甸甸的感觉没有了，手脚又比较听话了。怎么回事？刚才在这个地方干什么了？噢，对了，刚才同一个穿绿色大衣的胖婆娘谈话了，谈到帕维尔了。她说，明天帕维尔会打电话来。“天哪！”索洛马京忽然醒悟过来，“他怎么知道我在寻找他呢？难道瓦西里暴露了？我不是吩咐过他，只能在远处观察绍利亚克，不要走近他，不要同他接触。难道瓦西里把事情搞糟了？或者这是绍利亚克耍的又一个花招？布拉特尼科夫说过，绍利亚克有办法让任何一个人口吐真言。”
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振作了精神，看了看手表，10点半了。早该回家了，而他还站在这里，在昆采沃，在格里申大街……他怎么到这里来的？真是活见鬼！
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迈步走向自己的汽车，相信自己头脑已经完全清醒后开动了汽车。
今天丽塔干得更加出色，她信心十足，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帕维尔没有马上离开，而让丽塔上了汽车，自己却站在黑暗中，依靠树林做掩护，偷偷观察索洛马京。这一回丽塔不是让对方数到三百，而是让索洛马京在原地站一会儿。索洛马京过了二十三分钟才清醒过来，绍利亚克特地记下了这个时间。好样的姑娘！绍利亚克本来担心那天晚上同沙巴诺夫见面后，丽塔一定会浑身无力，不能集中精力，但是看来一切恰恰相反，她反而越干越出色了。
绍利亚克不由得回想起第一次见到丽塔时的情景。那时候丽塔才19岁，身材瘦小，脸色苍白，穿着难看的不合身的病号服，过量服药后身体极度虚弱，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她是被同她合住一套房子的女邻居扭送到民警机关的，女邻居说，丽塔经常把她丈夫买的伏特加酒倒在盥洗室的水池里。片儿警希望双方互相谅解，解决纠纷。但是女邻居不同意，她给片儿警兜里塞了不少钱，希望把丽塔关进监狱，这样她和她的酒鬼丈夫就有希望因为丽塔腾出住房而扩大居住面积。这样一来，丽塔就被送到区内务分局，有关她偷盗的材料也送到了侦查员那里，准备向她提出诉讼。丽塔认为自己清白无辜，她对侦查员说：
“是他们自己把酒倒进水池的，我根本就没有碰过。”
“姑娘，这不可能吧？”侦查员吃惊地说，“他们自己怎么会把酒倒掉？不会的。”
“会的，”丽塔一口咬定说，“我很希望他们把酒倒掉，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
没有从她那里得到任何明白易懂的解释，于是决定把她送去鉴定，以确定她是否患有精神病。由于丽塔一再声称她没有碰过酒瓶，邻居把酒倒掉只不过是执行了她的意志，所以鉴定医生很快就作出了“因精神错乱无责任能力”的结论。丽塔就这样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还好，布拉特尼科夫发现了这件事，帕维尔及时赶到精神病院把她解救出来。帕维尔当时已被克格勃裁减，无权过问这种事，但是去精神病院接丽塔的正是帕维尔。布拉特尼科夫有过严格规定：绍利亚克小组的成员由他本人寻找，但是这个小组的任何一名成员都不应该知道他同帕维尔的联系，也不应该知道真正的领导人是他。这些人只能同绍利亚克联系。
丽塔没有回到原先的住处，布拉特尼科夫替她找到了一处单间住宅，找人给她治病并办好招募手续。一开始，帕维尔对丽塔说，只有同他合作才是她的唯一选择。要是拒绝合作，他就不会再保护她。丽塔表示愿意同他合作，并把帕维尔视为自己的大救星。
今天，绍利亚克让丽塔在她居住的楼前下车后没有上她住的房间去。他需要回到自己的住处好好睡个觉，恢复一下体力并考虑下一步的行动。他现在必须同时为三个主人提供服务，一个是米纳耶夫将军，另一个是总统候选人的竞选班子，再一个是索洛马京——现总统的捍卫者。目前需要的是确保自己的安全和行动自由，以便把这件对他来说至关重要的事情进行到底。
在米哈伊尔居住的房子前有人在排队，这是真正的排队，尽管人数很少——只有四个人。帕维尔马上想到是怎么回事，狠狠地骂了一句。米哈伊尔耐不住寂寞无聊，经不住金钱的引诱，搞起了捞外快的行当，狗杂种！
“谁排最后一个？”绍利亚克打量着正在排队的四个妇女，问道。
这四个妇女年龄各不相同，但不知为什么脸上的表情都一个样。
“预约您几点钟看？”年纪最大的妇女问道。
“15时30分。”帕维尔随口答道。
“不可能，”老太太有把握地说，“我预约的是15时30分，我两个星期以前就预约了。”
“那么说，我在您的后面。”帕维尔坐着说。
“不是，她完了该轮到我。”另一个年纪小一点的妇女插话说，“给我预约的是16时。”
“姑娘，这没什么问题，你们都在前面，然后是我。”
四个妇女用不赞成的眼光看着他，但什么也没有说。
“说实话，我没有预约，”帕维尔承认说，“但是我有件事……需要……这你们都清楚。但是你们别担心，我不会不排队往里钻，我让你们先进去，不过要是还有人来，你们别出卖我，行不行？”
预约在16时看的那个妇女同情地看了看他。
“看来，您有大难。”她说，“看您一副痛苦的样子。您别担心，不会有人来了，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每天只接待五个人，16时以后谁也不接待了。”
帕维尔什么也没有回答，找了个地方坐下等待。看来，米哈伊尔每过半个小时接待一位顾客，三十分钟时间就能给一个人预测未来，简直神了。也可能他不是在给人家算命，米哈伊尔有特异功能，什么事都干得出来，他早晚要毁在这上面。
帕维尔焦急等待着。每过半小时就有人从屋里出来，另一个人进去。大部分是妇女，出来的人中只有一个是男子。16点半的时候那个预约在16点算命的妇女终于出现在门口了，帕维尔果断地登上台阶，走进光线昏暗的前厅。
“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他大声叫道，“没有预约能不能找您看？”
“进来吧。”屋里传出了熟悉的声音。
帕维尔走进小屋。看到屋里的情景，他松了口气。米哈伊尔尽管违反了他的规定，但是至少没有装神弄鬼，屋里见不到蜡烛、十字架、护身符和其他搞迷信的标志物。米哈伊尔坐在一张普通的写字台后面，穿着普通的西服和浅色衬衫，系着领带。看他的外表，不像一个做生意的人，倒像一位浪漫的艺术家，蓄着披肩长鬈发，鼻子上架一副有色眼镜，大腹便便、胖得发圆。
“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米哈伊尔惊讶地喊道。
“没想到吗？”帕维尔恶狠狠地说，“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行当？整个莫斯科都在谈论你，门口排起了大长队。”
“您说什么？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您不要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我只是进行一般的心理疗法，没有做什么蠢事。外人并不了解，我发誓。”
“那你为什么还要搞预约？是不是想用邪术让女人爱上你？你这个混蛋！”
“你说到哪里去了，不是，不是这么回事，”米哈伊尔一挥手说，“我是采用谈心的方式消除他们的应激反应。我给他们说，不要把注意力放在受生活折磨上，如果不能改变生活本身，就改变对待生活的态度。我就是教会他们改变对待问题的态度。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请相信我。来，坐下。您走了这么长时间才回来，我闲着无事可干，百无聊赖。”
“行了，别诉苦了。我回来了，应该干点正事了。”
“当然，当然，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米哈伊尔高兴地说道，他知道，帕维尔原谅他了，“我随时准备投入工作，工作素质还没有丢……”
“还说没有丢。”绍利亚克生气地说道，“你就差脑袋没丢了。我临走前专门交待过你们。”
生气归生气，帕维尔现在头脑里考虑的是如何最有效地利用米哈伊尔。
尤利娅·特列季亚科娃是名初出茅庐的女记者。她当然希望出名，希望能采访本国甚至全世界的著名人物，写出轰动一时的报道和揭露丑闻的文章。但是目前让她为为“快讯”栏目收集材料。
尤利娅的一个熟人在州内务局工作，今天他恰好值班，尤利娅打算在他那里逗留到吃午饭，以便在下午5点钟之前把一篇关于持械抢劫的简讯送到编辑部。交完稿后她走出编辑部，正要向地铁口走去，一个身材高大、戴着墨镜、留长鬈发的男子走到了她跟前。
“姑娘。”不认识的男子用悦耳的声音招呼她，“您能不能给我几分钟时间？”
尤利娅顿时紧张起来，打量着这个陌生人，心里暗想，编辑部大楼就在旁边，万一有危险马上可以跑回去。再说这个男人可能……总之，不能拒绝这样的交谈，说不定还能搞到轰动一时的消息呢。
“您有什么事？”她问道，有礼貌地笑了笑。
“我对您有个建议，但我又不想让您的同事看见，是不是可以到边上谈谈？”
尤利娅很想知道他的建议，尽管内心深处也有莫名其妙的恐惧感。新闻记者就得像新闻记者的样子，走就走！她没有权利害怕，说不定还能挖掘到“热点”材料呢。
陌生男子向一个过堂院走去，尤利娅听话地跟着他。在过堂院里，他们坐在一条低矮的长条凳上。
“让我们认识一下，”陌生男子说，“我叫格里戈里，您呢？”
“尤利娅。您好，格里戈里。”
“您知道吗，尤莲卡，我早就开始观察您，我第一次见到您是在几个月以前，一见钟情。是的，是这么回事，您别笑。从那时起我常常到这里来，在编辑部楼前等待您出现，您不要害怕，我不会做任何对不起您的事，您是位了不起的姑娘，我哪怕只能远远看您一眼也感到幸福，但是现在我有机会为您效劳了，所以我决定同您认识一下。”
“效什么劳？”
“我能做到让您在新闻界出名。”
“您有轰动的材料？”尤利娅马上来了情绪。
“暂时还没有。但是如果您想要就会出现的。”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尤利娅皱起眉头。
“那我解释一下，我能够从拉特尼科夫那里得到答记者问。”
“您说什么？”尤利娅叫了一声，“不可能，我不相信您。拉特尼科夫已经有两年时间不让记者靠近他了，自从他进入总统的竞选班子以后，谁也没有机会采访他。”
“没错，”格里戈里露出迷人的微笑，“没有人能做到采访他，两年中他没让记者采访过一次。因此，报刊和电视上经常有关于拉特尼科夫拒绝同新闻记者交谈的报道。您想想，如果您成为拉特尼科夫破例接受采访的唯一新闻记者，那您不就名声在外了吗？”
“他是不会这样做的。”尤利娅不相信地反驳说。
“他会这样做的，如果您同意三天后在你们报纸上刊登他的答记者问的话。愿意吗？”
“我不明白……不，我不相信您的话。”
“尤利娅，我没有问您相不相信我，我问您愿不愿意这样做。”
“我当然愿意，这没有什么好问的。您有什么办法办成这件事呢？”
“我能从他那里搞到答记者问，他当然不会接受您的采访，正如他不接受任何记者采访那样。但是我能做到这一点，并将我们交谈的录音带交给您，由您准备发表，发表的时候署您的名字。”
“这可是欺骗行为！”尤利娅生气地说，“他会立即进行揭发的，拉特尼科夫看见报纸后会公开声明说，采访他的人不是尤利娅·特列季亚科娃，而是名叫格里戈里的男人。”
“这就是我的事了。我向您保证，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怎么样？尤利娅，干不干？”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她疑虑重重地问道，思想斗争十分激烈。
“想替您办点好事，”格里戈里笑着说，“我很喜欢您，我不是强要和您交朋友，因为我知道，像您这么漂亮和天才的姑娘想必已经有心上人了，绝不会因为像我这种想入非非的怪物而抛弃他。我不敢高攀，尽管我一片真心。如果我能替您做点好事，就是我最大的快乐。这就是我的全部想法。”
“您怎么让我相信录下的是拉特尼科夫的声音？要是骗我呢？”
“要是您不放心，我可以录像。就算您不认识他的声音，他的脸您总认识吧……”
尤利娅头晕脑胀。不用说，她非常想要这份材料，这将是她在驰名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而且是巨大的一步！从此以后她将是一名畅通无阻的名记者了，多少有能耐的记者想采访拉特尼科夫都吃了闭门羹，而她居然成功了！但是这一切来得如此突然，她不由得害怕起来……
她的头脑突然间变得轻松和简单，有什么好考虑的呢？这种机会一辈子只有一次，可不能放过。
“好，”她果断地说“我同意。”
“这就对了。后天这个时候我还在这里等您，把拉特尼科夫答记者问的录像带交给您。”
“我应该怎么报答您呢？”
“您说到哪里去了，尤利娅！”格里戈里生气地叫了起来，“难道您不相信我的无私吗？”
“那我就先谢谢您了，”尤利娅站了起来，“我希望您不会欺骗我。”
他们一道走出拱形门，上了人行道。尤利娅拐弯向地铁口走去。她新结识的人向另一个方向走去，坐进了一辆深红色的轿车。
米哈伊尔很久没有执行过这样艰巨的任务。根据帕维尔·绍利亚克的指示，今天他必须同几个很难对付的人打交道。米哈伊尔知道，他必须按照绍利亚克的指示去做，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完成交办的任务，否则绍利亚克是饶不了他的，更不用说给他酬金了。
汽车停在御马监大街一座多层楼房跟前。米哈伊尔锁上汽车，把那个装有录像机的大旅行包背上。他深深地叹了口气，闭上眼睛凝神静气几秒钟，之后果断地走进楼门。
一个彪形大汉挡住了他的去路，厉声问道：“您找谁？”
米哈伊尔看了他一眼，什么话也不说，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新闻记者使用的名片，名片上印有“尤利娅·特列季亚科娃，记者”字样。彪形大汉没有丝毫接过名片的意思，只是用疑惑的眼光打量着他。米哈伊尔只好施放出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意念脉冲。彪形大汉终于接过了名片，有气无力地说：
“我应该给您登记一下。”
“当然应该登记。”米哈伊尔说。
大汉登记后把名片递还给他。米哈伊尔把名片塞进口袋，向电梯走去。第一关已经通过，现在他必须进入拉特尼科夫的住房，让拉特尼科夫在录像机前说出需要他说的那些话。
在电梯里，米哈伊尔再次闭上眼睛凝神静气。电梯的门开了，又一个彪形大汉挡住了去路，显然，这是总统顾问的贴身保镖。米哈伊尔用意念命令他：“让开！后退三步，拐弯，走近拉特尼科夫的房门，按门铃。后退，拐弯，按门铃，后退。”
保镖听话地后退三步，按响了门铃。拉特尼科夫的妻子打开了房门，米哈伊尔马上施放意念，让她满面春风地把自己迎接进门。
“萨沙，有客人来找你。”她一边说一边打开丈夫办公室的门。
此时，米哈伊尔感到有一股强大的、怒不可遏的气流向他袭来。
“你是什么人？谁让你进来的？”拉特尼科夫厉声问道。
“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米哈伊尔感到浑身乏力，说不下去了……
他大汗淋漓，双眼模糊，甚至看不清离他三米远处坐着的拉特尼科夫的模样。他屏住呼吸，意守丹田，凝神静气，全力抵挡来自拉特尼科夫的意念力。
二十分钟后，米哈伊尔感到他已经完全控制了局势。拉特尼科夫已经瘫软无力，坐在办公桌旁的圈椅上发愣，过了一会儿，他开始按照米哈伊尔的意念讲述总统竞选班子内部的种种分歧。米哈伊尔不时地提出问题让他回答。当然，米哈伊尔提问题的声音也会被录进去。但是不要紧，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洗掉他的说话声，换上尤利娅·特列季亚科娃的声音。最主要的是米哈伊尔没有被摄入镜头，因为他扛着摄像机站在拉特尼科夫面前。
采访结束了。米哈伊尔关掉摄像机，放进旅行包，走近总统顾问说：
“我们合作得不错，”他小声地说，“要是有人问您接受了谁的采访，您就说有一个名叫尤利娅·特列季亚科娃的年轻漂亮的女子来采访过您。我把她的名片留给您，好让您记住她的名字，知道她是哪家报社派来的。而我嘛，您从来就没有见过，从来就没有见过我，是不是？”
“是的。”拉特尼科夫听话地点点头。此时的他已经完全处在米哈伊尔强大意念力的控制之下，对刚才所发生的事已经毫无回忆的能力。
“再见，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米哈伊尔说，“不用送我了，我自己会找到出去的大门的。您一听到大门关上的声音就会醒过来的。一切都会好的，您明白吗？”
“我明白了。”总统顾问再一次点了点头。
“那好，您同我告别吧。”
“再见，尤利娅……”
米哈伊尔悄悄地溜出拉特尼科夫的办公室，踮起脚跟向门口走去。出去的时候他用力地带上门，好让拉特尼科夫听见这一信号后苏醒过来……
早在少年时代，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拉尔金身上就出现了常人所不具备的特异功能，他自己对此一点儿也不觉得害怕。在中学读书的时候，他利用过这种特异功能去取得好成绩，后来又顺利地考进一所工科大学。本来他想报考文科大学，但是70年代初有个规定，犹太人不能进入有威望的文科大学深造。米哈伊尔对数学和物理一点也不感兴趣，但是考试成绩总是不错。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设计局工作，由于知识贫乏，工作能力差，他经常受到上司的训斥，同事们看到他连普通的设计都做不好而感到不可理解。他被从一个单位调到另一个单位，但无论在哪一个单位，他都难以胜任设计工作。特异功能也帮不了他的忙，因为他天生具有的催眠术并不能使按照他设计的仪器运转。
但是米哈伊尔在童年时代是很幸运的。母亲是一家剧团的服装设计师，这家剧团经常去国外演出，但是每一次出国都轮不上母亲，因为去国外演出通常要带最好的服装设计师出去。不过母亲伊赖达·伊萨科夫娜的人缘很好，深受剧团后台人员的爱戴，大家有什么话都愿意对她说。米哈伊尔从小喜欢跟着母亲去上班，剧团里的人都喜欢这个小天使，逗他玩，给他糖块和橘子吃。米哈伊尔8岁的那年还在一出戏中扮演过一个小角色。长大以后，米哈伊尔仍然经常去母亲工作过的这家剧团坐坐，和他从小熟悉的人聊聊。
在调动了五六个工作单位后，有一次，科长让米哈伊尔到他的办公室去。
“这位就是我们单位的米哈伊尔·达维多维奇，”米哈伊尔一进门科长就站了起来，不知为什么满脸春风地把米哈伊尔介绍给坐在办公室内的一位客人说，“你们就在我办公室谈吧，我出去一下，不打扰你们了。”
客人原来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工作人员，他有礼貌地建议米哈伊尔今后去剧团时要留神一下演员们和其他工作人员的动态，特别是在剧团出国演出前的动态。他要求米哈伊尔一定要和克格勃密切合作，否则米哈伊尔就会面临因工作不称职而被解雇的可能。临走前，客人约他到国家安全委员会进一步详谈，并给他留下了地址。
第二天，米哈伊尔按照给他留的地址找到了约见地点。这是一座普通的居民楼，按响门铃后给他开门的不是昨天的那个克格勃工作人员，而是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这个人同他谈话的内容不是关于剧团和出国演出，而是关于他的特异功能。帕维尔·德米特里耶维奇对他说，要对他的特异功能进行一系列测试，请他明天再来一趟。
第三天，米哈伊尔如约来到绍利亚克的住处。在这里，除了帕维尔·绍利亚克以外他还见到了另外两个人——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这三个人一起对米哈伊尔的特异功能进行测试，他们先让米哈伊尔把他打算发出的意念写在一张纸上，装进一个信封，糊好。之后让他当场操作，测试结束后打开信封，取出那张纸，发现上面所写的和实际结果吻合。帕维尔·绍利亚克十分满意，他送走那两个人后请米哈伊尔留下来。
“米哈伊尔，”绍利亚克说，“我建议您忘掉过去，开始新的生活，真正男子汉的生活。”
“我应该做些什么呢？”米哈伊尔问。
“做一些不为人知的悄悄进行的工作。这些工作很轻松，负担不重，不需要什么专业知识。您将有足够的业余时间，在业余时间里，您有时要利用您的特异功能完成我交待的一些任务，我再强调一下，是有的时候，不会占用您太多的业余时间。关于我们之间合作的事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另外请您放心，此事不会对您的声誉造成任何不好的影响。每次完成任务后我都会给您一笔丰厚的报酬。”
“噢……是什么性质的任务？”米哈伊尔胆怯地问道。
“我已经对您说过，是与利用您的特异功能有关的任务。”
“不会有设伏和追捕吧？”米哈伊尔不太相信地问道。
“您是不是很想打打枪？”帕维尔·绍利亚克笑着说，“这好说。”
“不，不，”米哈伊尔顿时害怕起来，“我一点儿也不想，我不要枪。”
“这也好。我请您现在就做出决定。您考虑一下再告诉我，您愿意或是拒绝。不过我请您在考虑的时候注意下面几个情况。第一，如果您拒绝，有可能面临失业的危险。第二，只要您同意跟我合作，今后的生活就会有保证。第三，同我合作可以发挥您的专长，您将受到器重。您好好想一想，我去煮咖啡。”
帕维尔·绍利亚克进了厨房，房间里只剩下米哈伊尔一个人。他左思右想，觉得还是跟绍利亚克干更为有利。他的月薪只有九十卢布，根本不够花。绍利亚克答应每完成一次任务就给他一次报酬，而且是丰厚的酬金，今后他的日子一定会好过得多。
绍利亚克信守诺言，米哈伊尔每完成一次任务他都支付酬金，任务越复杂酬金越高。米哈伊尔经过磨炼，胆子越来越大，技能也越来越高。两年之后，他成了一位高级特异功能者和催眠术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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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报纸上刊登了对总统顾问——亚历山大·拉特尼科夫的专访，当听到就此事进行的电视评论时，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钦措夫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专访进行得非常成功，完全遵照钦措夫的指示，该说的都说到了。毫无疑问，绍利亚克是个无价之宝，他用了什么办法，把这件事干得这么漂亮？
“拉特尼科夫称，总统保证坚决不再增加货币发行。”电视评论员说道，“但拖欠工资的问题在近期内无论如何都无法解决。值得注意的是，总统顾问向记者尤利娅·特列季亚科娃表示，总统身边的官员对该问题的看法完全一致。换句话说，包括总统在内，所有的人都清楚地认识到，近期内无法偿还欠款。我在此引用总统顾问的原话：‘如果总统或他的智囊团成员向你们保证要在三四月份偿还自去年九月份以来拖欠的工资，那肯定是谎话。总统并不打算打开印钞机。’说这些话的人已经有两年时间不接受任何记者的采访，是什么让他打破了沉默？据我推测，总统智囊团内部就竞选纲领的内容发生了分歧。一部分顾问认为，总统在竞选纲领中只应做些力所能及的承诺，亚历山大·拉特尼科夫就是其中一员；而另一部分人显然认为，为了能在选举中获胜可以不惜任何手段，甚至可以为此‘公开说谎’。一向让新闻记者感到遥不可及的总统顾问终于决定公开讲话，这一现象说明，总统制度的政策出现了危机；同时也说明了，总统的智囊团根本就没有打算在竞选胜利后的四年任期内继续支持总统。总统顾问们对现实状况的看法一致，却在是否向公众讲真话这一问题上有分歧，这难道是正常的多元化现象吗？我认为，这首先是无原则性的表现。现在，我们只能拭目以待，看国家首脑到底倾向于哪一种意见。”
说得棒极了！听到这儿，钦措夫非常兴奋，手心儿都出汗了。现在总统的三大法宝中的一件已经失灵了。无论他对补发工资做出什么样的承诺，再也不会有人相信他了。如果他不想被大家视为骗子，他就不得不收起这粒诱人的糖果，简直太棒了！
钦措夫兴致勃勃地看完体育新闻、天气预报以及所有的电视节目，然后给自己的主子、总统候选人马利科夫打电话。
“听见了吗？”钦措夫得意地问。
“好样的！”马利科夫称赞道，从语气中听得出来，老板非常满意，“干得很漂亮，应该给你发奖金。”
“也许，还应有点儿别的？”钦措夫说道，“你也看到了，这人的工作成绩一流，应当好好重用他。”
“等等，让他先休息一下，否则他会觉得我们要依赖他。他为我们做得越多，我们对他的依赖程度就越高；他知道得越多，就越不能和他翻脸。答应他多少钱就给他多少钱，让他放松一下。和他谈好，让他一个星期后再来，别催他，明白吗？”
“我明白。”
“我害怕他，格里沙，他是个危险人物。”
“算了吧！”钦措夫皱着眉头说，“他一点儿也不危险。他是个正常的人，非常清楚自己的利益。如果他是危险人物，早就躲起来了，而不会出来和我们谈什么交易。他知道，他对我们有威胁，我们对他也同样有，否则他不会在叶卡捷琳堡无缘无故地躲开我们的人。况且是他主动提出合作的，因为他清楚，他有本事，而我们拥有权力，还有什么比这更可怕的呢？”
“你真的这么想？”马利科夫疑惑地追问道。
“真的。我为自己的话负责。”
“格里沙，你知道，如果错了，你会是什么样的结果。”
“我不会错的，你不用担心。”钦措夫自信地说。
“好了，事情办完了，”他愉快地想，“叶甫根尼·沙巴诺夫会尽力安排好总统回家乡视察的事，如果成功，他就可能进入总统的竟选班子。现任总统有这么得力的助手，就不用怕什么敌人了。”
米纳耶夫将军交给帕维尔·绍利亚克的名单上有七个人名。排在第一位的是马利科夫，现任总统的形象设计师——叶甫根尼·沙巴诺夫排在第四位，排在未位的是黑海地区某个公司的总经理——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尤尔采夫。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土耳其之间的武器和毒品运输就经过尤尔采夫控制的这段沿海区域。
尤尔采夫是上流社会的一分子，享有很高威望，他经常慷慨地为各种演出和抽奖活动提供赞助，因此他与莫斯科企业界、艺术界有着广泛的联系。通过米纳耶夫的帮助，帕维尔没费多大劲儿就了解到，完全没有必要跑到南方去找尤尔采夫，他经常来莫斯科。这不，过几天他就要作为嘉宾来莫斯科参加一个盛大活动，因为他为这次活动捐赠了一大笔钱。
帕维尔把杀害尤尔采夫的事交给了米哈伊尔·拉尔金。米哈伊尔和丽塔不同，他是小组内最有天赋的一个，但却最不讲原则。给米哈伊尔·拉尔金安排完工作后帕维尔开始考虑，该让组内其余两名成员做些什么。
对阿萨图良的拜访让帕维尔感到心情愉快。加里克·阿萨图良正在不停地买进卖出，就像轮子上的松鼠，忙得团团转——这是他年轻时就喜欢干的事。帕维尔早在80年代初就认识他了，那时，他正疯狂地做着倒卖圣像、古玩、钻石的投机生意。侦查数据表明，他的生意规模很小，可利润却大得惊人。侦查人员长时间没有将他逮捕，就是为了弄清楚他是怎么干的。大家推测，即使一对钻石耳环的利润达到百分之五十，阿萨图良也不可能赚这么多钱。因此，可以得出结论：他们做的交易远比记录在案的多得多。调查阿萨图良的不是警察局，而是克格勃，因为他主要和外国人或即将出国的苏联人做生意。
最终也没能搞清楚，阿萨图良的巨额利润从何而来。于是，克格勃逮捕了他，挑选了一个囚犯和他同住，指望他能供出点什么。一开始特地让他在狱中闲呆了几天，不进行提审，希望同住的人能从他嘴里套出些东西。但这一希望落空了。阿萨图良很快和同室混熟了，两人一起谈天说地，但有关交易的事却只字未提。就在这时，隔离侦讯室刑侦部门的负责人带来了一个消息，这让侦查人员终于失去了耐心。情况是这样的：检查员在阿萨图良的牢房里看到一副奇怪的景象：那个派去的奸细躺在床上，而阿萨图良俯下身子做些莫名其妙的动作。刑侦部门负责人闻讯赶来，他可比检查员见多识广，一看就明白了，阿萨图良正在给他的同伴催眠。
“你在干什么？！”负责人吼道，“快停下！”
“不行，”阿萨图良冷冷答道，“我不能把他丢下不管，我还要把他从催眠状态中唤醒。”
“你出去吧。”负责人对检查员说。检查员走后，他招招手，让阿萨图良过来。
“你真的会干这个？”
“我正在表演呢！如果不相信，那您就自己看吧！”阿萨图良一副委屈样儿。
“那么被催眠后他会干什么？”
“我让他讲讲，他第一次怎么和姑娘接吻的？”
“你听这个干什么？”负责人很惊讶，“难道很有趣吗？”
“当然不是。因为他不相信我有这个本事，所以我们商量好，我给他催眠并让他讲些我不知道的事，等他醒了，我再向他复述，那时他就不得不相信了。因为我只能从他那儿了解这个姑娘的情况。”
“等等，”负责人来了兴致，“你可以问问他……”
“不行，长官，”阿萨图良立即打断他，狡猾地笑了，“这只是个实验，我可不打算在您身上尝试。”
第二天，阿萨图良被提审。他第一次见到负责此案的侦讯人员，并不知道此人就是布拉特尼科夫将军。他们告诉阿萨图良，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长期坐牢，要么过富裕自由的生活。这有什么好犹豫的，阿萨图良当然选择了自由。为了感激救星们销毁了自己的刑事案件材料，他必须招认获得巨额收入的方法。其实很简单，他只是使用了催眠术，让买方和卖方都能接受自己提出的价钱。事后，卖方好久不能缓过神来，搞不懂自己当时为什么会心甘情愿地把价值五万卢布的钻石项链只一千卢布就卖给了这个可爱的家伙，而买主用六万卢布买了这串项链还觉得占了便宜。就这样，阿萨图良没偷没抢，却发了大财。
阿萨图良的事其实很简单，他的材料只是在法律上被销毁了，事实上被放进了刑侦部门的保险箱，需要时可随时拿出使用。如果说让米哈伊尔·拉尔金和克格勃合作，告别可憎的职业过上富裕的生活，在某种特定环境下他还可能会拒绝；那么，加里克·阿萨图良为了获取自由则不惜任何代价。因此，他总是愉快地完成各项任务，从不计较报酬的多少，对他来说，最好的报酬就是不让他坐牢。
“嘿！”看到帕维尔，阿萨图良高兴地叫了起来，“您终于回来了！”
帕维尔看了看他，笑了，阿萨图良当然有理由高兴了，因为只有经常与自己的监护人联系，定期完成任务，才能保证那个保险柜不被打开。虽说帕维尔的消失是事先计划好的，但阿萨图良还是感到不自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渐渐变成了一种病态的恐惧。一切都随时可能发生。帕维尔在哪儿？材料又在哪儿？那个可怕的保险柜在谁的办公室里？会不会有一天办公室里的保险柜被打开，材料被取出来，然后再开始搜捕阿萨图良……
“你是不是特别想我？”帕维尔笑呵呵地问。
阿萨图良还是那样瘦小匀称，不像米哈伊尔那样发福。这没什么好奇怪的：米哈伊尔总是坐着，不爱动，而阿萨图良却整天忙得像把机械扫帚。他还干以前的老本行，当然，必须经过允许。但帕维尔有个条件，就是禁止他在做买卖时运用他的特异功能。“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你会干这个。”帕维尔经常叮嘱他。
“我记得在‘地铁’饭店有几个娘们和你挺熟的，怎么样，还没和她们闹翻吧？”帕维尔问。
“怎么会呢？”阿萨图良笑了，“女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怎么能和她们吵架呢？应该好好爱护才对。”
“你说得对，”帕维尔点点头，“后天在‘地铁’饭店有一个行动，你要开始工作了。”
“时刻准备着！”阿萨图良高兴地答道，说着敬了个滑稽的少先队队礼。
帕维尔最后拜访的一名小组成员是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里菲尼乌斯。这是一个上了年岁的男人，年轻时是个忧郁的美男子。卡尔比丽塔厉害，但他绝不是米沙·拉尔金那类人。他和加里克·阿萨图良一样，一切与生俱来，用演员的话说，他完全是另一种风格。高高的个子，气宇轩昂，灰白浓密的头发，黑亮的眼睛，他不用任何暗示就能把女人迷得神魂颠倒。
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里菲尼乌斯是位神经外科医生，在给病人治疗时经常使用催眠术。但他有一个缺点，其实也不能算是缺点，只是性格特征。他非常渴望别人的爱，却从未觉得自己需要去爱别人。总会有女人爱上他，他与她们中的大部分人保持距离，时不时给她们一点希望和鼓励，不让她们脱钩。他的女病人不论漂亮与否，只要向他卖弄风情，他就经不起诱惑。每个爱上他的女人仿佛都为他注入了新的活力，让他感到生活更加有趣。
卡尔就毁在女人手里。一个爱上他的女病人，等了好几个月也不见他从表面的恭维转向实质性内容，于是恼羞成怒，告到法院，说卡尔医生先将她催眠，然后在她丧失抵御能力的情况下将她强奸。不巧的是，卡尔工作时没带助手，该事件没有目击者。也没有人确信，卡尔对女病人碰都没碰一下。而受害者一再强调：“不仅碰了，还……”这个女人的丈夫是党政机关的一个大官，卡尔终于明白了，不会再让他干医生这行了，他命该如此。
当然，可以取证，接受采访，攻击造谣者，但那又能怎么样呢？如果这一事件发生在三四年后就好了，那时人们已经开始谈论民主、多元化和新闻自由。但它发生在1985年，卡尔没有任何机会打赢这场官司。除此之外，他被明确告知：最好乖乖地离开莫斯科去某个偏远的地方，因为在莫斯科工作和生活的是最优秀的人才——国家的荣誉、智慧和良心的化身，他这样的坏蛋显然不配住在这里。卡尔长叹了一口气，准备用他在莫斯科的住宅在俄罗斯中部换一幢房子，和帕维尔小组的其他成员一样，他是单身，到那儿可不需要拖家带口。
这时，突然来了一个人，他说，如果卡尔答应某些条件，他就能留在莫斯科。条件有三个：彻底放弃行医；改变姓名及住址；为这个人服务并完成他交给的任务。卡尔并不愚蠢，他明白自己正在与一个强大的机构打交道，并很快猜到了他们想让他干什么。他并不需要钱，他挣的钱已足够让自己过上舒服日子。他行医收费虽低，但他的病人都是些有钱人，为了表示感谢他们给了他想得到的一切。卡尔什么也不怕，他没有任何刑事犯罪的记录，但他时刻被仇恨煎熬着，他恨那个又肥又蠢的女人，就因为没跟她上床，她就敢这样报复他；他恨她那身居高位却道貌岸然的丈夫；他恨那些被视为智慧、荣誉、良心的化身的人，居然不让他和他们居住在同一座城市里。
帕维尔给卡尔发了新证件，上面贴的是他的照片，写的却是另外一个名字。现在他是康斯坦丁·费奥多罗维奇·列文科。帕维尔解释说，为他选名字时，尽量保留了原名的第一个字母，这样一来只是对原来的习惯做了一个小小的改动，卡尔就不用费劲去适应一个全然陌生的名字。还有那些出自女人之手、绣有他姓名字母的手帕，也必须扔掉。当然啦，是有点可惜，这可是天然的细麻纱布，而不是粗糙的合成制品。就这样，改头换面的列文科更换了住址，溶入莫斯科的滚滚人流之中。
丽塔为帕维尔工作是出于感激和爱，米哈伊尔·拉尔金是由于贪婪，阿萨图良则是害怕坐牢。卡尔和他们完全不同，他有自己的想法，他恨这个世界，尤其恨那些和他作对的人，因此工作得特别卖劲儿。他工作的对象都是些党政活动家、执法机关工作人员、高层领导人。帕维尔了解卡尔，给他布置任务时力求做到每项任务都能让他强烈地感到复仇的快感。可以说，促使卡尔为帕维尔工作的是感情因素，而非物质因素。
丽塔害怕进疯人院，米哈伊尔害怕贫穷，阿萨图良害怕坐牢，而卡尔什么也不怕。帕维尔觉得有必要尽快改变这种不协调状态。刚开始工作时，卡尔曾接受一项任务，致使一位大学一年级女孩自杀。事情是这样的：某些非常富有但不太守法的人对这姑娘的父亲很感兴趣，但他一年前刚死了妻子，坚决拒绝了这些对他极为有利的建议，他说：“我可以冒险，但一旦事情败露，我会被捕入狱，到那时我女儿怎么办？如果她知道她父亲是个小偷，她将怎样活下去？”一句话，这姑娘成了绊脚石。而那些人非常需要她的父亲，因为只有他才能签署那些对他们极为重要的文件。后来，这个姑娘莫名其妙地从十二层楼上跳下去摔死了，他们终于说服了这位父亲，让他签了文件，并因此赚了大钱。帕维尔手中掌握了足够的证据证明卡尔与姑娘的死有关，凭借这些证据，他控制了卡尔。
在帕维尔坐牢的两年期间，卡尔过着平静的生活。他还没到退休年龄，但在为帕维尔工作期间挣的钱已足以使他不再为生活发愁。他住在宽敞的公寓里，遛遛狗，打打猎，有时也带女人回家，但从不留她们过夜。和卡尔聊了半小时后，帕维尔失望地发现，卡尔的仇恨消失了，现在帕维尔手中关于他与姑娘之死有关的证据成了促使他工作的唯一动力。在这一动力的推动下，阿萨图良干得很出色，而且还会继续干下去。但阿萨图良还很年轻，40岁都不到，经验智慧都不足，而卡尔就老多了，即便被送上法庭，他可能也会对此漠然处之。更何况，对卡尔的罪证还存有争议，远没有阿萨图良的材料有力。
“很高兴我们又见面了。”卡尔一边抽烟一边说，可帕维尔认为他在撒谎，他实际上并不高兴。刚过了两年的平静日子，他可不愿再找什么冒险和刺激。
“卡尔·弗里德里霍维奇，我需要您的帮助，我保证这是最后一次。我知道，您已经对我厌倦了，您想过平静的生活，我很珍惜您以前为我做的一切。这次的任务很艰巨，您完全有理由置身事外，我只是想请您帮我个人一个忙，”帕维尔轻轻地说，避开了卡尔的目光，“请帮我最后一次，以后再也不会有任何任务，当然，您的工作会得到相应的报酬。”
“好吧！”卡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同意了，“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俄罗斯”饭店的宴会厅灯火辉煌，乍一看很难分清，是水晶吊灯流光溢彩，还是女士们从头武装到脚的钻石更加光彩夺目，在这儿举行的活动与石油生意有关。众所周知，石油生意总是伴随着血腥和死亡，只有那些幸存者才能获得巨额利润。
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尤尔采夫是此次活动的嘉宾，来这儿参加活动的许多人为了开创自己的事业，曾从他那儿借过钱。尤尔采夫建议主办人邀请几位外国商人，并为他们支付路费及在莫斯科逗留三天的食宿费用。这些外国人自己不会掏腰包来参加这次活动，但他们的到来既能扩大影响，又能加强业务往来，增进友好关系。
大厅里的人都是经过检查的，因此保镖禁止入内。尤尔采夫站在食物丰盛的餐桌前，心情愉快地品尝着精致小菜，时不时地从高脚杯里啄点白酒。为了让与会者能充分自由地交流，主办人举办了时髦的自助餐会。尤尔采夫的右边站着一位皮肤黝黑、十分壮实、嘴唇凸起的男人——他就是尤尔采夫用钱请来的阿联酋商人；尤尔采夫的左面是一位35岁左右的漂亮女人，脸上的神情让人一看便知是个职业女性，可能是某个大公司的顾问。当然，尤尔采夫来莫斯科时带来了自己的情妇，但她没来参加宴会：在离开酒店的前一个小时他们又吵翻了，结果尤尔采夫一个人摔门而出。而现在该为自己物色一位女伴了，否则置身于这些都有女伴的男宾中间他会显得格格不入。尤尔采夫对身边的漂亮女人不感兴趣。他并不喜欢职业女性，虽然他认为她们是很好的生意伙伴，认真负责，而且不会冲动地去做愚蠢的冒险，但他始终觉得，这些女人连最基本的调情都不会，她们的性格非常男性化，不会挑逗，不会撒娇，整天一本正经；而尤尔采夫最喜欢的恰恰是轻佻任性、讲究打扮，长相漂亮的小姑娘。
尤尔采夫端起盘子和酒杯在大厅内慢慢走动，不时地向熟人微笑，点头致意。他来此也有自己的目的，但他并不急于开始。等那个人吃饱喝足之后，尤尔采夫再找他谈些重要的事情。他一会儿看看雪亮的餐刀，一会儿又看看某个漂亮姑娘裸露的背部，懒洋洋地想：“是不是要把她带到一边去聊些废话？”后来决定，“还是算了，再找找吧！”这时，尤尔采夫突然感到不舒服，背上直冒冷汗，他飞快地向四周瞥了几眼，发现投人注意他，才放下心来。
过了一会儿，美国石油公司驻莫斯科办事处的一位老熟人跟他聊了起来。刚谈了十分钟，尤尔采夫就想：“真是个蠢才，真没必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他们在说什么，尤尔采夫根本没有听，他礼貌地道了歉，假装马上要到大厅的那一边的样子，溜走了。
突然，尤尔采夫感到有点热，腋下都出汗了，他下意识地松了松领带。这时，他又猛地打了个寒颤，“我是不是生病了？”尤尔采夫吓了一跳。但寒颤来得突然，去得也快，尤尔采夫一会儿又恢复了正常。和其他男人一样，他对身上的任何不适都深感恐惧并无法忍受。“应该找个地方坐坐。”他一边想，一边向大厅门口走去。门廊内摆放着沙发和软椅，但都有人坐了。尤尔采夫朝洗手间方向走去，想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坐下休息。真走运，顺着长廊向右拐，他发现一张沙发，几把椅子，还有一张小矮桌，只有一位戴深色眼镜，留长鬈发，微微有些发胖的男人坐在那儿。
尤尔采夫坐了下来，把腿伸开，将身体放松靠到椅背上。他不再打寒颤，但头却发沉，后脑勺疼得厉害。“看来我是真的病了，”他想，“真不巧，这个样子明天怎么回家呢？”
“头疼吗？”旁边的男人同情地问。
“是的，你看出来了？”
“当然了，您的脸色很苍白，可能是太闷热的缘故。您是不是血管有毛病？”
“现在可怎么办？”尤尔采夫皱着眉头问，每个字都说得十分艰难。
“没什么可怕的。”这人笑了，“35岁过后，三分之一的人会患这种病，只不过许多人不注意罢了，等到中风了，他们才会大吃一惊。我就曾有过这种情形。不过没关系，只要药片一吃，五分钟后立刻恢复正常。如果您需要，我可以给您点儿药片儿，我总是随身带很多。”
“可这儿没水，我可没劲儿再走回大厅去。”尤尔采夫的头痛得更厉害了，他甚至觉得眼前发黑。
“不需要水，把药片放在舌头下面，它会立刻溶化，效果立竿见影。”
这个男人递给尤尔采夫一个深色玻璃瓶，里面有半瓶白药片。
“吃了它，您会立刻好起来，何必受这份罪呢？”
“是啊，我何必受这份罪呢？大哪！疼得真让人受不了，我会不会中风了？”想到这儿，尤尔采夫有点害怕，他把一粒药片倒在手掌上。
这人收起玻璃瓶，笑了：“数不到一百下，您就会好起来。这种药很有效，是我妻子从加拿大带回来的。”
尤尔采夫合上眼睛，莫名其妙地数起数来，他非常惊讶地发现，疼痛消失得如此之快。数到八十六时，他感觉好极了，好像从未有过任何不适。
“您真是个魔术师！”尤尔采夫由衷地感谢道，“我想记下药名，可以吗？”
“鬼才知道，”这人高兴地摆摆手，“是我妻子买的，应该问她才对。”
“难道药瓶上没写吗？”
“这不是原装的。这药原来装在一个大罐里，根本没法随身携带。知道吗，药店里的散装药并不用于零售，而是为医院准备的。我用小瓶装了一些，放在口袋里，您要不要再来点？”
“我可不能再拿您的了。”尤尔采夫不好意思地笑了。
“瞧您说的，小事一桩，我还多着呢。再说我妻子很快还要去加拿大，会给我再带些回来。哎，给您倒哪儿？您能不能找张纸过来？”
尤尔采夫从口袋里掏出记事本，从上面撕
纸。
“好极了！”这个男人赞许地点点头，“把它折成纸袋。”
他再次取出那个神奇的小黑瓶，打开塑料盖，把药片倒进纸袋里。
“瞧，就这样。我劝您别等到发作后再吃，刚刚感到有点头疼，就应立即把药片放到舌头底下。您是怎么发病的？一开始是不是浑身发热？”
“是的。”尤尔采夫惊讶地答道。
“然后发冷，是吗？”
“没错。”
“症状很典型，和我一样。请相信一个有经验的病人，千万别等到头痛欲裂时再吃药，只要发冷，就立即服药。您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症状的？”
“今天是第一次，以前从未有过。”
“而我已经受了四年折磨了。”这人长叹一声。
“能不能告诉我，这种症状隔多长时间发作一次？”
“这要看具体的情形。在闷热拥挤的环境中，我大约每三十分钟到四十分钟发作一次，而在正常的生活条件下大约一个月一次，或者更长些。这还取决于天气状况、精神压力、工作强度等因素。但您不用害怕，只要及时吃药，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谢谢！”尤尔采夫由衷地说，他一边说一边站起来，“您可真帮了我一个大忙。”
“不值一提，”这个人漫不经心地摆摆手，“我很高兴能帮助别人。”
尤尔采夫返回大厅，他觉得精神抖擞，心情愉快。这个头发蓬乱、戴眼镜男人的药片可真神。可话又说回来，怎么会是个头发蓬乱、戴眼镜的男人呢？他明明留着精心修理的短发，也没戴眼镜……“一定是我搞混了，头发蓬乱、戴眼镜的那个人是我昨天在酒店碰到的，那时他也坐在门廊中一张相似的沙发上，穿着一条长得不可思议的裤子，而那个给我药片的完全是另外一个人。也难怪，头疼得这么厉害，把两个人当成一个人了。”
尤尔采夫开始在大厅内寻找原来的目标。估计过了这么久，这个人也该吃饱喝足了。在人群中找个人可不容易，尤尔采夫在大厅内慢慢踱步，不时地微笑，点头致意，偶尔也和熟人简短交谈几句。最后，他找到了那个人，两人很快开始交谈起来。他们谈的是在优惠条件下提供贷款一事。银行家固执得少见，尤尔采夫施展了浑身招数，说尽了漂亮话，最终仍不得不得出结论：显然，进行这样的谈话还为时过早，对方喝得还不够多。这时，尤尔采夫显然感到浑身发热，大厅内闷热异常，“又该吃药了，”他想，“得快点，趁这可怕的疼痛还没开始……”
他向银行家道了歉，闪到一边，从口袋里掏出药袋，飞快地把药片塞到舌头底下。
他想把药袋重新收好，但不知怎么，手却无论如何伸不进口袋。他感到窒息，头晕目眩，手一松，药袋从手里掉了下来，另一只手痉挛地抓住自己的领带。尤尔采夫眼前一片模糊，他机械地扬起手，将身旁一位女士手中的香槟酒打落在地，在完全丧失知觉之前，他还能模模糊糊地想：为什么没听到玻璃破碎的声音井为此感到惊讶。
米纳耶夫将军提供的名单上的第六号人物——国家杜马议员伊佐托夫现在正在“地铁”饭店与妻子共进晚餐，庆祝结婚二十周年。加里克·阿萨图良从自己的熟人——饭店女招待那儿得到了这一消息后，在此耐心地等待目标出现。阿萨图良既不想进大厅，也不愿在门口站着有碍观瞻，他坐在一个别人看不见的角落里，静静观察周围的一切。他已和女招待商量好，只要伊佐托夫离开大厅，她就立即告诉阿萨图良，万一伊佐托夫总不出来，她就胡乱编个借口骗他出来。
看来不需要什么借口了，伊佐托夫自己起身去洗手间。他一站起身，女招待就从后门跑向正在静静等待的阿萨图良。
“他出来了！”她喊道，然后又跑了回去。
阿萨图良跳了起来，飞快地向伊佐托夫走去，紧跟他进了洗手间。等伊佐托夫从里面出来，阿萨图良轻轻地碰了碰他的肩膀。
“列尼亚·米哈伊洛维奇，能否和您说几句话？”
“什么，就在这儿？”议员惊讶地扬起眉毛。
“不，出去再说。”
他们一同走了出去，阿萨图良用手指了个地方，刚才他就是在这儿痛苦地等待了三个小时，他知道，在这儿不会有人来打扰他们。
“您有什么事？”伊佐托夫看看表，不耐烦地问。
阿萨图良开始全神贯注。阿萨图良在伊佐托夫和妻子进饭店之前已经观察了他半天，他发现，伊佐托大需要借助手势和姿态来了解周围世界，他和那些通过听觉和视觉来感知事物的人不同，对付他需要用另一种方法。阿萨图良事先准备了一篇讲稿，表面看是和这位议员商量采访的事，而实际上中间巧妙地插入了一些警告威胁的话，其目的在于控制议员的意志。在讲话时，阿萨图良特意模仿了伊佐托夫表示信任、服从的手势和姿态。几分钟过后，阿萨图良感到，伊佐托夫已准备就绪。
“现在，从这一刻起。”阿萨图良的语调平稳而缓慢，“您只能服从我，您不再有自己的意志和想法，您只能听到我的声音，它吩咐您做什么您就做什么。”
阿萨图良不如米哈伊尔有天分，他必须把整段话说完才能使伊佐托夫进入被催眠状态，这可得费点时间，终于，他开始切入正题。
“您现在回到您妻子那儿去，要装做什么都没有发生。如果她问您为什么这么久才回来，您就告诉她，您碰到了一个过去的同事。你们在饭店再坐半个小时，然后回家。如果您妻子建议坐出租车，您别同意。您喝多了，饭店里的烟气熏得您头疼，所以您想步行到‘特维尔’地铁站。慢慢走，别着急，别紧张，一切都会好的。当走到‘必胜客’时，您对妻子说，您改变了主意，想坐车了。和妻子一起走到行车道旁边，把她推向急驰的汽车。这一切都结束后，您会恢复神志，但您永远不会想起，也不会向人说起我及我们之间的谈话。”
现在就等着好戏开场了。伊佐托夫回到大厅，阿萨图良走进女招待更衣室，穿上大衣，走到街上。虽然紧张工作之后，头有些发沉，但阿萨图良的心情很愉快，他呼吸着干冷的空气，在人行道上溜达。三十五分钟后，这对夫妇走了出来，一切按计划进行，阿萨图良感到很满意。
“我们打车回去吧！”传来议员妻子的声音。
“还是走走吧！我们平时很少散步，再说，我今天喝多了，头有点疼。”伊佐托夫说。
“那咱们走吧。”妻子同意了，拉着丈夫的手向前走去。
他们慢慢向“特维尔”地铁站走去。加里克·阿萨图良跟在后面，与他们保持一大段距离。当走到“必胜客”的霓虹灯广告牌下面时，这对夫妇突然停了下来，伊佐托夫正面对着阿萨图良所在的方向。阿萨图良也停住脚步，退进阴影里藏了起来。在他的位置听不见他们谈话的内容，但从他们的表情上看，两人显然在吵架。伊佐托夫的妻子背对着阿萨图良，她把包从一个肩上猛甩到另一个肩上，阿萨图良知道，妻子肯定是对丈夫突然改变决定表示不满。最后，夫妇二人绕过人行道旁的车辆，一起向行车道走去。离十字路口还很远，这段路上车辆密集。“嘿！”阿萨图良用意念催促伊佐托夫，“快推她，快！你还磨蹭什么！”
他觉得，在这一刻时间仿佛都凝固了，实际上自伊佐托夫和妻子从人行道走下来到现在，才不过三四秒钟。阿萨图良知道，伊佐托夫议员正遵照计划，在等一辆离他最近、最容易得手的汽车。阿萨图良转过身，眯起眼睛：这种紧张的等待总是让他感到身体不适。
正在这时，传来沉闷的撞击声，刺耳的刹车声和行人的喊叫声。
帕维尔把最轻松的任务交给了丽塔。他事先看了米纳耶夫提供的名单，从中挑选了一个最容易对付的人。帕维尔非常吃惊，这样的人居然还能活到现在，他早该进坟墓了。
这个人对任何规章制度都熟视无睹，他之所以遵守它们，并不因为他是个守法公民，而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他经常酒后开车，在加油站抽烟，干些既愚蠢又危险的事情；他是个极易受影响的人，没有坚定的立场，总是轻易受挑拨从而卷入冒险的漩涡；他酷爱打赌，却不会捍卫自己的观点，轻轻一推他就会倒向另一边，转过来完全同意对方的观点。对这种人提出的莫名其妙的建议你最好说“是”，而不要说“不”，否则还得费大劲儿向他解释说“不”的原因。他害怕任何脑力劳动，这对他来说非常困难，就像徒手举起一吨重物那样不可思议。
“让他晚上6至7点钟从环形道全速驶向‘斯列坚科’，”帕维尔对丽塔说，“然后停下来，下车等待来人。”
丽塔像往常一样，没提任何问题，既然帕维尔说应该是这样，那么就是这样，还有什么好问的呢？
“让他失去记忆？”
“当然，你要白天和他谈，不要让他把你们的会面告诉别人。要让别人觉得，是他自己想来‘斯列坚科’的，而不是其他人让他来的。”
丽塔顺从地点点头。
这个人在米纳耶夫的名单上排在第五位。他从情妇家出来后，丽塔截住了他。这是最好不过的，因为如果在办公室附近，则可能会被他的同事或熟人看见。帕维尔坐在不远处的汽车里，手拿小型对讲机，指挥丽塔的行动。
“我想和您谈谈，”丽塔彬彬有礼地问，“可以在车上谈吗？”
“请吧，”这个男人懒洋洋地答道，“我能为您这样的漂亮小姐做些什么吗？”
“能做的太多了，”丽塔笑了，“首先请您用心地看着我。”
“哦？我难道认识您？我们是否在哪儿见过面？”
“您先好好地看着我，然后我会回答您的问题。”
一切都安静下来。丽塔聚精会神地盯着这个男人的眼睛。她利用眼神和表情，很快使对方进入催眠状态，在这方面她丝毫不比米哈伊尔·拉尔金逊色。她的弱点在于她不能使对方跨越某些障碍，有时为了让对方完成某些动作，需要跨越一定的界限，这不是每个人都能凭自己的意念做到的，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很高的控制意识的能力。要让一个人去杀人固然困难，但让他自杀就更困难了。米哈伊尔·拉尔金、阿萨图良、卡尔都能做到这一点，但丽塔不能，她的力量不够。
“您不必回办公室，”丽塔在他耳边耳语道，“我马上就走，您把车开到某个僻静的地方停下来，在车上坐到5点50分，然后进入环形道，在‘苏哈列夫广场’处全速驶向‘斯列坚科’，然后沿‘斯列坚科’向前驶五百米停下来，到时会有人来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
几分钟后，丽塔坐上了帕维尔的车，她没有显出丝毫倦意，这件事对她来说轻而易举。
“我们回家，孩子，”帕维尔温柔地说，“我把你送回去。”
“你呢？”
“我还有事，你先回去休息，我晚上过去。”
6点之前，帕维尔来到“苏哈列夫”地铁出口。7点15分，从环形道向“斯列坚科”方向全速拐入一辆崭新的巴代利亚轿车，随后，一切都湮没在轰隆的撞击声和金属的摩擦声中。
“斯列坚科”是单行道，只通往环形道方向，绝对不能逆行。因此，发生这样的事故是不可避免的。至于丽塔，她完全没有必要知道这些。
8
总统还是成立了两个制定摆脱车臣危机方案的小组。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为自己的先见之明感到高兴：寻找让“总统亲自作出决定”的工作已经提前开始了。绍利亚克曾经答应尽力而为，因此索洛马京本人没有亲自同他见面。帕维尔·绍利亚克也没有露面，但是他通过电话对索洛马京说：
“我明白您的担心和用意。我不大了解政界的事，在过了两年与世隔绝的生活后，就更不了解了。但是，我拥护稳定的方针，安于本分。对于现任总统，我很满意。我不追求政治方针的改变，也不渴望社会变革。因此我准备帮助您，使一切原封不动。”
索洛马京对绍利亚克的诺言颇感满意，但没有向他解释自己的真正动机，也没有向他表明自己的担心已达到何种程度。
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的悲哀之处就在于内心世界的一些弱点，从性格看，他的确和管院子的用人有某些相似之处，他既有奴仆的心态又有愚昧红衣主教的虚荣心。那时，许多年前的一天，有一位共青团的领导人（他是高年级的一个学生）在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时，走到六年级的孩子们跟前，这些学生正认真地把学校走廊的玻璃擦得铮亮，他以挑剔的目光扫视了一下干活场面，把嘴一撇轻蔑地说：
“瞧你们这帮干活的人！好像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哪个大叔在擦玻璃。你们生活在这栋楼里，在这里学习，把玻璃擦得干净又明亮，你们自己也会感到舒服的。而你们是怎么干的？真是越擦越脏。你们大家都看一看，这个男孩子擦过的玻璃多么干净。他真正下了功夫，是以一个少先队员的姿态干的，而你们却图省事。你们最好以他为榜样。”
索洛马京听了这话后脸都红了。大家总爱戏弄他，说他是妈妈的乖儿子，因为他已经没有父亲，妈妈还要干两份工作，而他的妹妹还很小，索洛马京经常忙个不停，他要到商店买东西，还要送妹妹上幼儿园，或者从幼儿园接她回来，在家还要擦地板和擦玻璃。在干家务事方面他严格约束自己，当小伙伴们约他去踢足球或者去看电影的时候，他都拒绝，并借口说“妈妈不准许＼实际上他妈妈这个时候在上班。但他不能那样说，只是说：
“我不能去，我还要洗土豆，还得用绞肉机绞肉，然后还得把妹妹从幼儿园接回来。”
但愿小伙伴们以为他有一个严格要求的妈妈，因此他得到了“妈妈的乖儿子”的雅号。于是乎突然有人开始夸起他来了，不是在谁也听不见的时候悄悄地夸他，而是公开地当着众人夸他，而且夸赞的正是使他感到难为情的那些事。索洛马京这时已经注意到了，同班同学向自己投来惊奇的目光，于是就加倍努力擦玻璃，高兴得想唱起来和跳起来。有一位小女孩他从二年级起就喜欢上她，但是不好意思与她坐同桌。这个女孩子是优等生，是机器制造厂厂长的女儿。这时她第一个沉不住气了，很有礼貌地向他请教说：
“索洛马京，请你让我看看你是怎么擦的。我擦呀擦，可是玻璃上的一些污点仍然擦不干净。”
“得用报纸擦，”他把自己干家务事的小窍门低声告诉她，“在擦拭最难擦的脏地方时，报纸比啥都好使。你瞧，拿一张报纸，把它揉成一团，使劲地擦，什么样的污点都能擦掉。”
“而你是从哪儿拿的报纸？”小姑娘也低声问道。
“报纸是我从家带来的。昨天就已经通知我们了，我们负责擦二层楼的窗户。”
“你能把报纸给我点吗？”
当然，他不会拒绝。他不仅把从家带来的旧报纸给她用，还把一些小常识告诉她。
星期一，早晨学生列队集合，在对星期六义务劳动进行总结时，还是那位共青团的领导干部、一个十年级的学生提到了维亚切斯拉夫·索洛马京，向全校学生大力表扬了他干活努力和态度认真。这位共青团的领导人长得很英俊：高高的身材，宽宽的肩膀，两道高高向鬓角扬起的眉毛，满头浓密的秀发从前额向后披覆过去。索洛马京用欣赏的目光看着他，心中明白，这位团干部对他的夸奖他永远也报答不完，对此他本人没有怀疑。后来也没人用“妈妈的乖儿子”这个绰号同他开玩笑了。他还被选进少先队委员会，这完全出乎人们的预料，在家长会上人们也夸奖他。妈妈没有参加这次家长会，她和往常一样出去干活了，但是同索洛马京一个年级的孩子们的家长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们有的就是索洛马京家的邻居。开过家长会两天之后的一个早晨，妈妈正在为他做早餐时突然说道：
“谢谢你，好儿子。”[请看小说网 www.qiyebooks.com]
“有什么好谢的呢？”索洛马京感到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他觉得起床后自己还没有干什么事情。
“住在五层的柳芭大婶已经对我说了，在家长会上大大表扬了你一番，还把你树为其他孩子学习的榜样。你知道吗？我是多么高兴！要知道大家对你的赞扬，也是对我的赞扬和奖赏。这就是说，我教育你的方法正确，你会成长为一个善良的受人尊敬的好人。我可以为你感到自豪。”
“是真的吗？”索洛马京难于置信，“你真的会为我感到自豪？”
“一点都不假，好儿子。现在你要保持声誉，不要给家里惹麻烦。”
妈妈为他感到自豪，同班同学佩服他，索洛马京幸福极了。还有他同自己很久以前就喜欢的那个女孩子的友好交往，他认为这一切都同那次义务劳动中受表扬有关。索洛马京告诫自己说：“如果为了他需要献出生命，我一定会做到。因为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为了“他”，当然指的就是为了那个十年级学生团干部。转眼间这位学生团干部成了照进12岁的索洛马京心灵窗户的一束光线，成了他理想中的人物和心目中的领袖。此人就叫利杰尔，也就是领袖的意思，两者俄文字母书写完全相同，不同的是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要大写。
两年过去了，索洛马京在区团委会里见到了自己崇拜的人。那次是他们整个年级的学生都被邀请去参加座谈会，在这之前才让他们佩戴上团徽。深受索洛马京崇拜的人得知这个情况后，表示赞成并就这方面的话题诙谐地说：
“在你们中间我看到了一个小伙子，他不仅读书用功，而且干活手巧。我记得我曾建议你们大家向他学习。你们老实承认，有谁学会了擦玻璃，干得像他那样漂亮？”
大家都明白，这位区委指导员在开玩笑，也就迎合地笑了笑。在索洛马京被吸收入团一周后，聘请并建议他负责本学校的苏联共青团支委会的工作。
“区委会的人都了解你，”大家几乎都是用不容反驳的腔调说这个话的，“你能轻松胜任工作。”
他也没有想拒绝不干。因为在个人鉴定材料上倘若写上曾领导过学校共青团组织这一笔，那无疑等于向他敞开了进入任何一所高等学校的大门。即使入伍也不可怕。妈妈会以儿子是一名大学生而感到自豪。他也可以利用在高校学习之外的业余时间，寻找一份工作干，挣些钱帮补家庭的开支。小妹妹已经长大了，她也该入学了。现在她的花费也多起来，要么每年得买新衣服，因为她长得快，衣服小了不能再穿；要么得买学习用品：书包、练习本和笔；要么得买袜子和皮鞋。而他也已经开始长胡子了，他已不是小孩子了。现在他还在中学学习，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怎么都可以对付过去，而再过两年他就毕业了，那时用钱就成了大问题。再穿中学生的衣服就很难出门了，一切东西都需要购买。妹妹也在一天天长大……总而言之，他不能走入伍这条路，他所应当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进入高校创造条件。一直到毕业考试前，索洛马京对自己担负的共青团的工作干得很起劲。
在区委员会他有时也遇见过利杰尔，但还没有同他交谈过。利杰尔迈着他那运动员一般的肌肉发达的长腿，快步从索洛马京身边走过，微微地向他点点头。即使这样，他认为也足够了，他感到自己很幸运。
在毕业考试前夕，通知索洛马京到区委员会去一趟。这丝毫没有引起他的不安，他认为随着他中学学习阶段的结束，他在本校苏联共青团分支担任的工作也就自然停止，可能是请他汇报一下所做的工作并办理移交手续，把有关文件转交给他的继任者。可是，同他谈的完全不是这方面的事。
“你有什么考虑？”他熟悉的区委员会指导员问道，“中学毕业后你打算干什么？大概去工作吧？”
“我想试试考大学。”索洛马京不好意思地说。
“这是真的？”指导员显然很感兴趣，“考什么大学呢？”
“考公路工程学院。”
“为什么考公路工程学院呢？”这位共青团干部感到失望，并拉长腔调慢悠悠地说，“为什么非考这样的学院呢？是有人建议你这样做吧？”
“没有，是我自己的选择，我对这所学院感兴趣。”
“索洛马京，你听好。”指导员略带奉承且话中有话地说，“我们大家都很了解你，你敢于负责，是一个很成熟的恪尽职守的人。你总是向同志们伸出援助之手，难道不是这样吗？”
索洛马京耸了耸肩，他对这话的意思并不十分明白。这位指导员由于不想说多余的话和表达意思过于简单，说话显得语无伦次，于是他就解释说，利杰尔高升后调到了市共青团委员会，负责抓市各高校的共青团工作。现在利杰尔需要在每所高等院校内都安排一些他可以信赖的人。这些人将成为各学院和高校改革后的共青团组织的骨干力量。在公路工程学院已经有了这样的人员，可是在建筑学院还没有这样的合适人选。因此就非常希望共青团员维亚切斯拉夫·索洛马京能成为建筑学院的大学生，而不要考入公路工程学院。说到底两校的区别很大吗？其实不见得，因为它们都同属工科高等学校。而且两校整个共青团的事务都需要提供巨大的帮助。
“他需要我！他和他的事业需要我。他召唤我，我应当做好他期待我所做的一切工作。他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他认为我可靠，他信任我。我不能使自己敬佩的利杰尔为难！”17岁的索洛马京高兴得心花怒放。
他哪里会知道，利杰尔连他的名字都记不得了。利杰尔真的高升进了市委员会，并且现在确实主管高等院校的工作，他非常需要一些志同道合者，这些人将把各高等院校的共青团工作提高一步并使其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可是他却把召集一大帮志同道合者的工作委托给了自己一名走卒去干，因为他本人忙于更加重要的事情，这名走卒开始搜集人员资料。关于索洛马京，人们对他说道：遵守纪律，完成任务好，有组织能力，性格稳重和有自制力。而主要的是利杰尔本人了解他，他们曾多次见面，彼此是能够说得上话的人。
索洛马京顺利通过考试，被建筑学院录取。学院很快就接到了从市共青团委员会打来的一个推荐电话：你们学院一年级有位大学生，他叫索洛马京·维亚切斯拉夫，我们殷切希望你们让他担任年级的团支部书记并让他参加学院共青团支委会的工作。从市团委打来的这个电话被视为不容违抗的决定，根据利杰尔下达的指示，索洛马京马上就参加了工作，把市高校的所有积极分子召集到一个很大的会议厅开会。
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后来的生活经历正是按照这样的一种模式进行的。利杰尔前进和高升，每次他都需要一个忠实可靠的班子，这都是他能够信赖的人。但远非每一个人都能跟随利杰尔升迁。在利杰尔领导的部门范围内，有的人调换了职务和单位，有的是利杰尔利用担任的工作职务之便带来的人，他们却不想改变工作环境和居住地点，没有跟着得到新的任命的利杰尔一起走。当然，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拒绝跟随利杰尔走，有部分人愿意跟随他走并且一切都从头开始做起。但是，有些人搬了二三次家或者改换几次工作后就不想再折腾了。只有索洛马京依依不舍地紧紧跟随着自己心目中的这个领袖人物。从他进入建筑学院的那一天起人们就知道，他是利杰尔班子里的人。在遇有新的工作调动时，会有另一位走卒再次找到索洛马京，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后来还是这种情况，人们始终寻找他，因为他们知道他是利杰尔班子里的人，先到技术局任职，接着又到了技术管理局，都是追随利杰尔而来的。这样，大家自然把他看成利杰尔的人。
可是利杰尔仍然不记得他姓什么，甚至连他长得什么模样都淡忘了。人员的任职命令也都是由他的走卒和助手们起草的，利杰尔充分信任他们，既不认真地看一看也不深入地想一想就在命令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贡献出毕生精力，为自己的利杰尔服务，为这位具有忘我精神的忠诚的人服务。45岁以后，在他身上突然萌生出虚荣心。他痛苦地感到，利杰尔没有看到他的功劳，因为那些不知羞耻和能说会道的人总比他爬得快。而他索洛马京则始终认为，诚实地做好所领受的事情并且不到处吹嘘自己的成绩是自己的义务。他始终等待有朝一日，这天眼看着就会来临，利杰尔注意到了他并说：“好样的，索洛马京，索洛马京，我同你一起走过了整个人生的道路，我们肩并肩地前进，你始终是我可靠的支柱。如果没有你的帮助，那我也许会一事无成。”不言而喻，说出这话的条件应当是，要使全国都能听到这个话，而不是只说给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一个人听。能做到这一点，索洛马京也就知足了，他不认为自己的日子白过了。但是不知何故，利杰尔就是没有说这个话。
现在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在总统办公厅担任一个不大的职务。他仍旧比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更加期盼已当总统的利杰尔能够发现他、重视他。由于经常搬家或者工作地点的不断变动，他忍受了多大牺牲，舍弃了多少套条件优越的住房，又有多少起妻子的丑事令他伤心落泪，这些事谁人知晓？只有有朝一日他成了总统的心腹，成了全国闻名的人，他所做的一切才有意义，他的一切努力才没有白费。
可是在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内，索洛马京没有来得及亲近利杰尔，但也只差一点点了。现在全部希望都寄托在总统换届选举上，为此应当加倍努力。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毕生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自己，他并不指望其他人。后来，他真的成为利杰尔的忠实走卒，并准备为他献出一切。
自从索洛马京第一次以大学生的身份进入利杰尔的班子后，他几乎总是负责与科学和教育有关的工作部门。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受某人的意志支配，很难说得清楚。但是，无论索洛马京追随利杰尔到哪里，他总是从事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方面的工作。在这些单位里，他不是担任干部处处长或者专职党组织书记，就是负责抓党的机关系统的工作。因此，为了在竞选中向总统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他针对车臣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而没有把精力花在经济问题上。在首都各科研机构里，他同各方面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并且交际甚广，这也是他的一个有利条件。整个工作将由科研机构而并非总统下令成立的小组来完成，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对此并不怀疑，研究车臣问题迄今为止还停留在前苏联停滞时期的水平上。
接着他必须在即将为总统委员会小组工作的研究所和那些为以总理为首的部长们出谋划策的人之间作出选择。总统委员会的成员，大多数人不是公务人员出身，而是学者、专家、鉴定家，还有院士、教授、民主主义者、自由主义者，以及人权战士和法制国家的捍卫者。索洛马京清楚地知道，他无法驾驭这些人。
而同部长们打交道就是另外一种情况了。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许多年前曾在首都莫斯科市党委会的机关工作过，他所在的这个处正好是领导科研工作的，这使他清楚地了解莫斯科市各科研机构的情况，他相当准确地知道，他感兴趣的那些问题应由哪个部门进行研究。这些研究所大部分隶属于强力部门的部长们。研究车臣问题，首先当然要由隶属于国防部、内务部、联邦安全局和紧急状态部的各研究所负责，这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些部门中，不论它们以前的名称如何，党的监督作用产生的影响始终是特别大的，在这里找到一些熟人，对索洛马京来说不会有任何困难。绍利亚克还没有出狱，正在狱中度过出狱前的最后的日子，而此时索洛马京已经了解到了有关情况。对实现他的目标来说，最有希望提供帮助的是两个研究所，其中一个隶属于内务部，另一个则隶属于紧急状态部。在这两个研究所里工作的有调解冲突的专家，而类似于车臣危机这种问题，是由政治理论家、社会学家、法律学家、军事家、经济学家以及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集体进行研究和写作的。总而言之，这两个研究所对车臣问题进行了综合、广泛和认真的研究，更不用说那些由政府成员管辖的人才济济的科研机构了。
接下来就需要确定，这两个研究所中的哪一个取得成功的把握性更大。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知道，应当从哪些方面考察并根据什么条件下结论。其中一个研究所的领导班子由老练的人员组成，也就是说这些人是在六七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时占统治地位的原则是：第一个报告情况的人就是反应比较敏锐的人，而经常报喜的人就能成为红人儿。除了上述两条原则外还有第三条原则，一般说来这条原则实际上与第一条类同，这就是爱打小报告的人吃香。
另一个研究所的首长（他们就是首长，而不是所长，因为这两个研究所都隶属于军事化的部门，并且它们的工作人员都佩戴肩章），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可是他的副手们却是一些不超过四十二三岁的年轻人，这些人干事情基本上不需要得到部长和政府的同意。他们有博士学位和教授职称、二十年以上的军龄，退休后可以领取养老金。
因此，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就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领导成员平均年龄偏大的那个科研机构上。这位研究所的首长，在抓自己的博士学位的评定方面一点不松手，那时报告和论文的答辩做法已经开始推广。也许他一生也写不出一篇像样的有分量的学位论文，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因此大家背地里都在讥笑他。这位首长做过答辩之后，大约有一周时间就不停地活动，找熟人托门子，以便使自己混上某个科学院院士的学位，大家都觉得这真是可笑之极，并对他这种令人作呕的行为嗤之以鼻。这是一个混乱的时期，五花八门的科学院大量涌现，这些科学院又把院士学位胡乱分配。这些学位没有规定应承担的义务，也不和增加工资挂钧，更谈不上这些学位对加强研究生的科学指导工作会发挥重要作用。但是也有这样一些人，他们为能在文件或者其他信函落款上写上“某某院士”几个字而感到沾沾自喜。好啦，就祝他们身体健康，心想事成吧。这样做没有好处，但是害处，不会也没有吧。
这位上了年纪的研究所院士所长有四位副手，而实际上还不止四位，但是从事科研工作的是四个副所长。然后他们每人主管自己的一个部门，这个部门又由处、科和实验室组成，有自己的科研课题。索洛马京也没有算过主管干部、后勤的副职以及其他副职有多少。到1996年2月前半月为止，形势大致如下：
研究所的这位院士首长决定把自己去年剩下的很长一段假期用完，就去了滨海地区本部门的一所疗养院。他从四名副职中指定一人代他履行职责。此人就是62岁的普里贝洛夫副博士，群众认为，他晋升博士的论文已经写了二十年了。就在部里下达命令，要求对摆脱车臣危机的各种方案尽快写出分析材料时，代理研究所所长把领导权又交给了另一名副所长。这位副所长姓谢尔贡，稍年轻一些，只有57岁，也拥有副博士学位。一个研究车臣危机的理论家小组是由他领导的。
阅历丰富的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认为，只能依靠能够写出总结性文件的研究所的领导人。一个是直接领导可以写成总结文件的研究所副所长，能依靠吗？一个是正式代理所长的研究所副所长，他行吗？或者依靠所长本人，他目前不在莫斯科，最近也回不来。但是为了这件重要事情，要不就再等一等……
根据自己的经验，索洛马京坚定地认为，被卷进冲突的人越多，对冲突者处理越简单，甚至不等他们达成协议和妥协就处理了。这样看来，首先应当办的事情，就是通知在滨海地区静心休养的所长，研究所接到一项任务，非常重要而且时间紧急。显然，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不会亲自做这件事，让大家都看到这里面有个人动机，实在没那个必要。但是不管怎样，院士所长还是知道了本所接受任务的事，他立即给代理所长普里贝洛夫打来了电话：
“伊戈尔·尼古拉那维奇，我今天就坐飞机回莫斯科，”他一本正经地说，“明天，您召集一下，16时，把所有的副所长都请来……”他还提到了几位主任研究员的姓名，“我们要成立一个文件起草工作组，由我亲自领导。”
听了这话以后，普里贝洛夫气得差点儿上不来气。头儿是怎么知道的呢？普里贝洛夫是这样盘算的，趁所长休假去疗养，可以由他签署发一份文件。当然，他普里贝洛夫不是一个傻瓜，说到成立工作组的事，他同样马上表示支持。这样做的用意何在呢？局外人不会立刻就弄明白的。这样做的意义就在于，这些科研工作人员对这个问题研究得很透彻，总结性文件当然由他们写，他们使这份文件作为精品交出去，还要用研究所的公文纸写一封附函，他们说函件上会有：兹将问题的分析材料寄给您，此致，代理所长普里贝洛夫等字眼。那么收到这份文件的人会怎么想呢？毫无疑问他会认为：在这个研究所里有一些精明强干的人员，他们都是好样的。这可太妙了！工作人员尚且如此，一个赛一个，而他普里贝洛夫又怎么样呢？当然没说的。因此一定得成立工作组，由他亲自坐镇领导。也就是说，应当把研究所的所有领导人和资深学者召集起来，向他们宣布，就说我们接到一个复杂而又重要的任务，是由我们亲爱的部长下达的，而当然也是我们亲爱的总理下达的。因此我命令成立一个工作组（好就好在这毕竟是一个军事部门，行动听指挥），它的成员有：我，还有我们大家喜欢的人。接下来他列举了处科的一些研究人员的名字，这些处科是从事前面已经说过的那个问题的研究的，还有两三位德高望重的教授也被吸收进来。文件的起草办法要靠工作组自己决定：科研人员（从初职到高职）都要夜以继日开动脑筋，靠大家的智慧把文件写出来，之后拿给他们喜欢的那个人看。他们喜欢的那个人阅读这份文件，甚至装模作样对文件作了修改。普里贝洛夫对文件也会进行修改，即使他不修改，院士所长也会修改的。修改之处，是把有些页上的段落前后调换一下，将“这样”一词改成“如此”（例如，把“这样重大的转折”改成“如此重大的转折”），用“就本质而言”代替“实际上”等等。然后，考虑到对文件要作进一步修改，就打印若干份，但是，最主要的还不在于此。要紧的是必须在那封附函上写上：兹将工作组撰写的分析材料寄给您，此工作组是在普里贝洛夫副博士的领导下完成这项任务的。这才是最宝贵的核心。收到这份文件的大老板会阅读它，并且会说：“这位普里贝洛夫是个聪明人，他组织起一个精明强干的班子，在工作中善于调动他们的积极性，显然，他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很透彻。”
工作组成立起来了，理所当然地由院士所长亲自领导。对于事情出现这样的局面，普里贝洛夫打心眼里不能接受。他当副职的时间太久了，总算碰上一次机会，哪怕是稍微体验一下当所长的滋味也行，他就是这么想的。于是普里贝洛夫就到部里去找自己的熟人，这个人有办法接近内阁最“上层”的人士。
他们闲谈了一些其他事情，普里贝洛夫的一个侄子今年要中学毕业，他想报考这个部门的高等学校，因此为此事操心的叔叔想从自己身居高位的熟人那里探听些消息，应届中学毕业生的个人档案材料是否已经开始整理，体检委员会是否已经开始工作。上面的事情说完以后，普里贝洛夫深深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
“难道能让我们所那个头头拿整个工作当儿戏，这可真叫人难受！我们研究所那些精明强干和业务熟练的人员个个工作都不错，但是，在他的领导下能干出名堂吗？”
“你等等，”这位部长级官员有些着急地说，“你在说什么？”
“就是我们那位所长大人。你知道吗？他老早就预料到了，这样的任务很可能下达给我们，因此他很快就办妥了休假手续，并走得远远的。他当然知道，这项任务他完成不了。他在这方面简直是一窍不通，而且他怕露馅儿。每次拿给他文件让他签发，他一压就是几个星期，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他吃不透材料的意思，提心吊胆，害怕出什么差错。于是他要去滨海地区疗养，就选目前这个时机，以便避开起草关于车臣的这份文件。不知哪儿来的一个白痴，告诉他说任务已经分配下来了。你想他该怎么办呢？他可能认为，他似乎什么情况也不了解，而当他回来后，人们再向他报告，就说根据下达的指示，他们已写好了一份文件。如果文件中有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这也是他不在时由其他人造成的，他没有过错，而他要追究下属人员的责任。左右逢源，这话不假吧？那么，现在他该干些什么呢？既然已经通知了任务已经下达，无法再装做不知道了。坐飞机回来，他要亲自领导。这项任务毕竟是我们国家头等重要的事情，谁也无法回避。他就成立了一个工作组，由他亲自领导。而他本人却是夜不成眠，什么好药也无法使他入睡，诚惶诚恐地等待着天亮。他真叫人觉得可怜，可是他又不想参与这项工作，他也老实承认，这个工作拖不得。有趣的是，究竟什么人把他推到了这种易受攻击的位置上呢？”
“怎么能说成是推呢？”这位国家官员反驳说，“没有人去推你们的所长。向所领导人报告一下，他的部门已经接受了任务，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一点也不奇怪。在这方面你发现有秘密活动吗？”
“有，这件事有些蹊跷，他在休假时，所长是我。我是所长，明白吗？作为一位领导人，我完全知道我的研究所里发生的事情。应当由我，而不是由部里的某某人决定，什么需要通知正在休假的所长，而什么不需要通知他。早在一个月前，我和他就说妥，只要一有可能接受这种任务，他马上办理休假手续出发远行，而起草文件的任务将由一个工作组完成，这个小组由我领导，因为在这类问题的研究上，我毕竟比他强。倘若他还在莫斯科的话，那么人们就搞不明白了，为什么他不亲自领导工作组，撰写这份重要的文件呢？这可是一份事关全国的要件啊！而在他已经走了的情况下，不会再有什么问题了。可是，为什么又有人通知了他，你能给我解释一下吗？打这个电话就等于把他逼进了一个角落，使他无法再做其他选择。因此得到这个通知后，他就不可能仍呆在疗养院里了，必须对这件事做出反应，需要立即动身回来领导工作组。这就是他的情况，事情这么办会使谁更加满意呢？”
“我不明白，你为何如此心神不定，”这位官员耸了耸肩说，“如果按地位而论应当由他领导工作组，就让他名正言顺地去领导吧，如果你在这方面的研究造诣甚高，所有材料由你起草。大家都是这么办的，我没看出有什么问题。署上领导人的名字仅是为了履行公事，首长从来也不亲自动手。”
“这事在您看来可能不值一提，”普里贝洛夫用很平静的语气说，“我的博士论文应当派上用场，我需要将它付诸实践，同时我也需要名望。如果由我领导工作组，对此必然要下命令，它就能永远证实这一事实。而如果由我们所的头儿正式领导这个小组，那么我什么好处也捞不到。亲爱的，我已经不是应当为这位大叔效力的那个岁数了。因此请您要考虑到，我们的研究所会葬送这项任务。我们将愧对整个部，而部又会愧对政府。”
“你这是危言耸听，”这位国家官员指出，“要知道现在是你领导这个研究所，你是代理所长。你竟然如此无动于衷地对我说，你的研究所完不成部和政府下达的任务？换句话说，你是位不称职的所长，你没能力领导这个研究所，是不是这样？”
“假若我是所长，那就应该由我领导这个工作组，”普里贝洛夫态度很坚定地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要亲自对出手的总结性文件的质量负责，我可以向你保证，送出的文件必定是观点明确条理清楚逻辑严谨的。而如果工作组由我们那位院士所长领导，那么你们作为办事正派的人应当起草一份命令，将他从休假地召回。那时这份总结性文件就不是在我的领导下，而是在他的领导下被葬送。你们应当明白，现在这种做法，不仅把他推到了众矢之的的位置上，就连我也不能幸免。既然你们不让我领导工作组并组织文件的撰写，你们就别打算把失败的责任往我身上推。亲爱的，您对这类需要慎重做出的行政决定怎么能抱无所谓的态度呢？”
“这么说来，还是你对，考虑得周全。”这位熟人沉思少顷后说。
第二天，院士所长转弯抹角地了解到，由于要撰写一份关于车臣危机的材料，部里就有人卖劲地打起了研究所的主意。院士所长开始有些坐卧不安，虽然传到他耳朵的消息是只言片语，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件的完稿日期要大大提前……他从普里贝洛大的脸色就已感觉到，想得到他的帮助和支持是没有指望了。全部希望只好寄托在谢尔贡身上，此人也是一位副所长，正在筹备起草这份文件的一些理论家和调解冲突的专家也曾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过。
彼得·帕夫洛维奇·谢尔贡同样想参加瓜分这块大蛋糕。不过他的做法不像普里贝洛夫那样鲁莽和不顾一切，但是想插手这份文件起草的想法确实存在。彼得·帕夫洛维奇想领导自己从事的科学研究工作，成为专家小组的头，这些专家只对这个科研方向范围内的一些课题开展研究。他对其他问题不感兴趣，也不想为了钱或者职位去研究它们。他渴望具有学者的名望，他把这种名望只看做是在独立科研方面发表了精品佳作和提出了真知灼见的结果，这项科研工作解决了在多民族社会意识背景下的社会冲突问题。当然，他同样非常希望在上送材料的附函中写上，此材料是由谢尔贡副博士领导的工作组写成的。这也为他今后出名作了铺垫。当他要为创办自己的实验室甚至研究所而开辟道路时，大家都会说：这就是那位为总统起草文件的谢尔贡；就是这位谢尔贡解答了制止车臣战争的一些疑难问题；这些人都曾经和谢尔贡一起工作过，他们是谢尔贡学派。到那个时候不但有了自己的研究所，也有了经费，有了干部，对他当刮目相看。
但是，他不知道应当怎样做才能把谢尔贡的名字写进那封附函中，对此他一筹莫展。
有一天，他是乘地铁回家的。那天路上结了一层薄冰，清晨路面打滑，他没有冒险开车上班。天色已经很晚了，10时15分了，可是当他离开研究所大楼数米远转过身抬头望时，透过第五层的窗户可以看到明亮的灯光，这就是说研究人员们还在工作。当然这不值得大惊小怪，因为部里每月总要向他们下达一两个“急件”，大家加班加点干工作，因为他们每人都佩戴着肩章，就可以命令他们说：工作没干完不准回家。大家都没有走，认真工作，谁也不闲着。
这个研究所坐落在莫斯科市中心，位于歪歪斜斜的一些小巷深处，小巷虽说是石砌路面，但工程质量低劣，加之路灯经常不亮，路过这里踏进凹坑和威脚的事时常发生。从研究所有三条路通向三个不同的地铁站，距离几乎都差不多，路都同样不好走。
彼得·帕夫洛维奇注意看着脚下和人行道路面，小心翼翼，生怕摔一跤，他只顾走路，没有察觉从哪里冒出来一个男人。也不知道他是迎面走过来的，还是从后面赴上来的，或是从侧面过来的。
“您就是彼得·帕夫洛维奇吗？”那个男人用浑厚的嗓音像背台词一样地问道。
“是的。”谢尔贡顺口答道，困惑不解地看了看这位陌生人。
站在他面前的这位男人，高高的个头，穿着讲究，看上去和他年龄相仿，没有戴帽子，满头浓密的花白头发，一双黑而明亮的眼睛。
“我想耽搁您几分钟时间，我不会留您太久，不过，这要看您配合不配合了。”
“请原谅，”谢尔贡果断地说，此时他仍穿着上班穿的军装，佩戴的是上校军衔，“现在已经很晚了，我正急着赶路。再说，我俩也不认识，如果您有事找我，请在上班时找我。”
“我怎么可能到班上去找您呢？”花白头发的陌生人语气缓和地反驳说，“没有特别证件，门卫不会让我进入你们机关的。我只有身份证，要进入你们的办公区，它绝对不管用。给您打电话吧，我也办不到，因为我没有您的电话号码。”
谢尔贡心想：“还是在这儿让他把话说完，然后我再走，总比把电话号码留给他强，因为一旦他有了电话号码，再甩开他就难了。”
“这样吧，咱们边走边说，我要到地铁站去，您就说您的事情吧。”他打定了主意后说。
“我请您原谅，我嘛，大概缺乏教养，”花白头发的人用干巴巴的腔调说，“我愿意与之交谈的人，他应当是一个男子汉，彼此面对面地交谈。我不能与那种心不在焉的人——边走边看着脚下、心里想着别摔跤的人交谈。”
谢尔贡对这个人产生了难以名状的恻隐之心，因为他不像那种催命似的求你办事的人，那种人往往跑步追上你，把一份文件递给你，生磨硬缠让你签字，你在匆忙赶路，他也明明知道，让你签字的文件你还没有看过。谢尔贡四下看了看，不远处有一个儿童游戏场地，还有一些长椅子。今天电线杆上的路灯没有不亮的，大街上灯火通明，汽车如流。在长椅子上坐一会儿，让这个始终保持着人格的人把话说完，谢尔贡认为这样做没啥危险，也不会丢面子。
“让我们过去坐会儿吧。”他边说边向儿童游戏场那边指了指。
他们朝着长椅子走去，然后就坐在了上面。彼得·帕夫洛维奇把自己的公文包放在腿上。这位陌生人尽管没有特别举动也没有讲话，但他做出的样子让人更加同情。
“我现在就听您说了。”谢尔贡侧过身子面向他说。他本来想把话说得婉转一些，不知为什么舌头突然有点不听使唤，结果就脱口而出了。
他已做了可能会发生令人吃惊的事情的思想准备，可是又打消了这种念头。花白头发的男人把温暖的手轻轻地放在了他的手上，这使谢尔贡马上感到安心和惬意，这种感觉如同洗过澡躺在床上盖着暖烘烘的羽绒被一样温暖轻松。这时连一点令人吃惊的事情也没有发生。下面的事情也很自然，现在该这个男人向他彼得·帕夫洛维奇指出要办的事情了。当然，他得先听着，不听也不行。
“您应当什么时候把文件交给工作组领导人？”男人问道。
“19日，星期一。”
“定稿的文件应当什么时候从研究所交给部长？”
“星期三，21日。”
“到今天为止文件已写得怎么样了？”
“所有的素材都已经有了，但是它们是分散的，需要把它们写成一个有机联系的文本。”
“这还需要多少时间？”
“很多。”
“怎么个多法？”
“确实很多，但我们会把这项工作很快干完，我们经验丰富。”
“彼得·帕夫洛维奇，您好好听我说，你们应当加快再加快地把文件写完。您听明白了吗？比你们计划的时间要提前整整两天搞完。您把那份文件拿给我。您可以送文件的磁盘来，不一定打印出来。您把材料拿来后的两天里，不得让任何人看到这份材料，也不得对任何人说材料已经写好。您能把这件事安排好吗？”
“我不知道。这太困难了。知道这件事的人可太多了。比如打印的人，他就知道文件已经写好。如果我不向领导报告文件已经写好，谁都觉得不可思议。”
“您就说，您把文件带回家了，您需要认认真真地看一看。这份文件极其重要，因此办这件事不能露出丝毫破绽而引起别人的怀疑。彼得·帕夫洛维奇，您应当完成这件事。您一定，一定要亲自把这件事做好。您交给我材料的时间是星期五，2月16日。2月16日，您带着录有定稿文件的磁盘回家去。在路上我向您迎面走过来，接着我就把磁盘拿走。到2月16日还有三天。这三天内我向您发功，使您处于迷睡状态，您照样去上班，履行自己的职责，作出决定，在这种情况下，您有一种意念：我是您的一部分，是您知觉的一部分，我在密切注视着您对于我所吩咐的事情的完成情况。您不要把我们见面的事情告诉任何人，但您要念念不忘您应做的事情。您要竭尽全力在指定的期限前出色地把事情办完。您听懂了我的话吗？”
“听懂了。”谢尔贡木讷地应了一句。
星期五，2月16日，在回家的路上彼得·帕夫洛维奇，谢尔贡再次同那个眼睛又黑又亮、头发花白的男人相会并将一个磁盘交给他，磁盘上录有长达六十页的一份分析材料。这一次，陌生男人带了一只大书包，他从书包里掏出一台便携式计算机，把它打开，装入磁盘进行检查。谢尔贡把自己应该带的东西都带来了。一般说来，卡尔从不怀疑，经他发功进入迷睡状态的人会不服从命令，但是为防备万一，还是应当进行一下检查为妙。他心生疑窦，要是磁盘没有巧妙的保护装置，使人无法复制甚至没法看可怎么办？如果谢尔贡把磁盘弄混了，匆忙之中从桌上拿来的不是需要的那张磁盘又怎么办？这些也许还算不上最要紧的，倘若磁盘是拿到手了，也解除了谢尔贡的迷睡状态，才发现磁盘是假的，那以后可怎么办呀？
然而，一切都正常。
“您将永远回忆不起来，我是如何对您进行暗中监视的，”卡尔·里菲尼乌斯盯着谢尔贡的脸并握住他的手说，“但是，您将记得发生在我们之间的一切事情。记得交给我一张录有重要材料的磁盘，两天后您将把这份材料呈送给领导。无论何时您知道了，有人使用了这份材料，您也不要大惊小怪和生气。您就说，这种事情只是一般的巧合。因为当一种想法在一个人的头脑中出现的时候，这种想法完全可能在另一个人的头脑中也出现。只不过是有的人先想到，而有的人后想到，这都是正常现象，在科学上这样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因此丝毫不值得气愤，也用不着说三道四。我希望您能充分理解我做的事情，只有这样您才能信任我。我可以抹掉您的记忆，使您再也想不起，我们曾经会晤过以及您还给过我一个磁盘。但是，明天您就得去上班，并且您还得再次修改这份材料。可是，几天之后您将从新闻媒体中知道，有人把您的这份文件中的思想观点说成是自己的。当然，您会因此而感到气愤，挥舞拳头说要追查，在工作人员中查找吃里扒外的家伙、泄密者，一句话，要找出走漏消息的人。然而这类人好像没有找到。您使好人蒙受委屈，您煽起了自己部属的反感情绪，都来反对您。这件事最终也会查个水落石出的，原来这是您自己捣的鬼。于是您作为学者、领导人和军官将身败名裂。因此，您应当牢记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不要干蠢事。如果您能正确把握自己，任何人休想知道一点情况。如果您不听我的话，那倒霉的只能是您自己。因为您回忆不起我长得是什么模样，您永远不会认出我来。这样一来，人们还会把您送进精神病诊疗所。您相信我吗？”
“是的，”谢尔贡压低了嗓音说，“我相信您。”
“您能照我说的去做吗？”
“能，我一切照办。”
“您重复一遍，您应当做些什么。”
“我不认识您，我也不记得您如何进行暗中监视的。我们从未见过面。我曾向某人提供了一个磁盘，可是，已完全不记得交给了谁和为什么这样做。我应当对此守口如瓶。”
“好极了，彼得·帕夫洛维奇。现在我就解除您的迷睡状态，请跟我走，慢一点，别着急，我为您引路，我认识路，请您信任我……”
9
格里戈里·瓦连京诺维奇·钦措夫陷入恐慌之中。马利科夫的经济后盾以及智囊团中最得力的助手相继离开了他。尤尔采夫死得不明不白：据目击者说，他当时气色不好，看上去不大正常，不时地用手揪头发，后来他找一个银行家谈贷款的事，被银行家拒绝了，他紧接着向旁边跨出两步，从口袋里掏出毒药吞了下去。也许他并非自杀，而是被他的对头谋杀的，奥列格·伊万诺维奇·尤尔采夫在世时为人专横严厉，对人毫不留情，这不，报复来了。
那天晚上，伊佐托夫议员准是喝多了，竟把自己的妻子往车轮下推。是鬼迷了心窍，还是出于嫉妒？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杀死了妻子，现在正蹲在监狱里遭人唾弃。真是个糊涂虫，愿上帝宽恕他。
至于谢苗诺夫，更是个十足的蠢才，开车把自己撞了个粉身碎骨！他年轻时就是这个样子，到死也没能改变。别人都能遵守规章制度，惟独他对此视而不见，他唯一会干的事就是酒后开车。
这些都是三天前的事了。昨天总统在家乡的演讲向全国转播后，叶甫根尼·沙巴诺夫上吊自杀了。谁能相信这是自杀？毫无疑问是有人杀了他。沙巴诺夫干得太过火了。跟他说过多少次，要小心谨慎，要想前进一步必须先做好后退两步的准备。可他呢，忘乎所以，把总统对家乡的视察变成了一场杂耍表演。只有傻瓜才猜不到，这些完全出自一人之手。是谁安排的日程？是沙巴诺夫。是谁建议总统一大早就前往墓地拜祭父母？是沙巴诺夫。他明知道如果天气预报今天是零下二十度，那么上午便是零下三十度，下午才会稍微暖和些。是谁负责总统的穿衣打扮，设计总统的形象？还是这个沙巴诺夫。他不让总统穿厚底靴，于是总统穿着单皮鞋，冒着零下三十度的严寒在墓地整整走了一个小时。是推为总统起草的演讲稿？又是这位沙巴诺夫。他真是个白痴，居然敢把总统的演讲变成一场小丑表演。你如果想制造噱头引人注意，大可自己买票去看马戏，何必在这儿故弄玄虚？
总统有冤家对头，这是事实。但他也有不少支持者。就是他们干掉了沙巴诺夫。太可惜了，可是还能说什么呢？没有沙巴诺夫，事情就难办了，可话又说回来，是他自己自作自受，活该如此。
自从昨天深夜得知沙巴偌大的死讯后，钦措夫一直在想这件事。但午饭前，他的注意力转到另一条可怕的消息上：马利科夫——未来的内务部长在大门口被一个疯子枪杀。毫无疑问，这个疯子当场被捕。事情发生在上午10点左右，当时街上人很多。疯子虽然被抓住了，但却于事无补：在警察和救护车赶到之前，这位未来的部长已经死了。
这时，钦措夫想到，那些害怕帕维尔·绍利亚克出狱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被淘汰出局，几年前，正是为了维护这些人的利益，对一些地区政府的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就是这些人将这些地区变成了武器与毒品的转运站。难道有人知道这些？难道他已经开始有计划地消灭对手？
不，这不可能，钦措夫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尤尔采夫在众目睽睽之下服毒自杀；伊佐托夫亲手把妻子推到车轮底下（如果有人想算账，那也不是针对伊佐托夫，而是针对他的妻子）；谢苗诺夫自己出了车祸，车里除了他以外没有第二个人；沙巴诺夫似乎不是自己上吊自杀的，这极有可能是他的对头干的，因为他把总统给耍了；至于那个被疯子枪杀的人，疯子毕竟是疯子，无法理喻。钦措夫努力把这些愚蠢的念头赶出脑海，他对自己说：“什么也没发生，只不过是巧合而已。”
但无论如何，怀疑总是存在的。首先值得怀疑的是帕维尔·绍利亚克。可是过了一会儿，钦措夫醒悟过来。他笑了，这关帕维尔什么事？如果说绍利亚克想借此敲诈钱财，还可以理解，可是杀了这些人对他又有什么好处呢？什么好处也没有，这些人没对他干什么坏事，他也犯不着和他们算账。帕维尔能提供有偿的帮助，这说明他是个头脑清醒，脚踏实地，不冲动轻率的人。不，肯定是别人干的。帕维尔·绍利亚克与这些事没有丝毫关系。
但是应该考虑到，马利科夫的竟选班子又少了五名成员。而这五个被淘汰出局的人给马利科夫提供的竞选资金最多。马利科夫的背后是一个靠走私武器、毒品、动物发家的犯罪团伙。几乎每个总统候选人的身后都有一个财团支持，只是它们犯不犯罪罢了。一些总统候选人的背后是石油、天然气财团，一些则是重工业财团，还有一些靠的是银行家的支持。每个财团都遵循自己的利益准则，每个都需要自己的总统，这是再明白不过的了。
早在苏联时期，就有一群人在边境和海关开辟了“窗口”，并借此向使用“窗口”的人收取巨额贿赂。那时，商品极度短缺，投机生意盛行。狂热的投机者通过这些“窗口”在社会主义国家内来回穿梭，把各式各样的日用品大批大批地运往俄罗斯。还有一些人通过这些“窗口”进入了梦寐以求的西方世界。后来到了90年代初，商品紧缺的情况已经不存在了，但“窗口”仍旧保留了下来。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应该如何更有效地利用它。马利科夫的身后正是一些与边境和海关有着稳固联系的人。
与此同时，刚刚走出地下状态的影子经济正在迫切地寻找一条途径，以便能将多年积累的资本有效地投入到公共事业中去。于是“窗口”的拥有者和制作、销售针织品的商人走到了一起。既然有生产针织品赚的钱，又有那个年代在边境和海关遗留下的漏洞，为什么不将二者合二为一呢？于是两个集团便开始谈判：喝了点上好的白兰地，洗了洗桑拿，双方便达成了协议。“窗口”的拥有者说：“我们完全有能力将任何货物非法运至境外，却没钱购进真人的好货。现在我们不愿像过去那样零打碎敲，而想趁此机会干些大买卖，不让这个大好机会浪费掉。而你们，亲爱的先生们，有的是钱，但却没有合适的投资项目以便迅速获得巨额利润，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满足于一个可以获利的投资项目，而要建立一个系统的、有长远发展的赚钱模式。”
针织品商人认为对方的分析符合逻辑、理由充分，一句话，他们达成了协议。于是他们开始在“窗口”附近建立基地。货物经过“窗口”，进入基地，被放入秘密仓库妥善保存，在货物滞留期间，他们开始准备相应文件，改换货物包装，确定下一步的货运路线。大部分货物被装进集装箱，通过“窗口”运至境外，剩余的货物上标明收货人的姓名，分成小批量，通过正常渠道运出。一开始，针织品商人认为不必建那么多的基地和仓库，货物销得越快越好，这边从“窗口”接货，那边转手就卖出去，这样可以少操多少心！但他们的合作伙伴却持另外的观点：批发当然更快更安全，但利润太低，零售虽冒些风险，但利润丰厚。
“知道吗？”他们劝针织品商人，“你卖出大宗货物时，就应该明白，你的顾客不是最终的买主。他自己留一部分，剩下的随便卖给什么人。难道我们能一一追查，我们的货被卖到哪儿去了吗？这些顾客从我们这儿买货，再把货转手卖给别人，指望他们逐一检查买方是不可能的。我们自己卖要比靠这赚钱快得多。我们最好能建立安全的投资体系，在这些地区设置自己的领导人。况且我们还要做动物买卖，这可无论如何需要个贮藏地，因为我们不可能把它们单个运走，这就意味着，在凑够一批之前，必须找个地方先把它们养起来，当然，这个地方离‘窗口’不能太远。”
针织品商人考虑了一下，同意了。事情的策划者共有七位：四位“窗口”的拥有者，三位针织品商人。当年正是他们与布拉特尼科夫将军取得联系，请求他为他们在这些地区清除障碍。事情办成了，发大财了，他们就除掉了布拉特尼科夫。这个人知道的事情太多了，实在不能留他。一个人如果知道太多危险的东西，便会妨碍别人，惹人讨厌了。
现在这七个人中只有两位仍活在世上。一位是总统候选人——谢尔盖·格奥尔吉那维奇·马利科夫，另一位是马利科夫未来的财政部长——格列布·阿尔梅纳科维奇·姆希塔罗夫。
帕维尔派加里克·阿萨图良和卡尔·里菲尼乌斯来对付姆希塔罗夫。帕维尔一般不赞成集体行动，因此，很久以来一直没有介绍本小组的成员相互认识。他认为，这样会让大家更安全。知道得太多不仅不会带来任何好处，而且还可能导致嫉妒、狂躁和竞争。
但是，完成这项任务却需要四个人。这次无论帕维尔怎样绞尽脑汁，也无法让一个人单独行动。于是他不得不让阿萨图良和卡尔会面。但这次打破常规的会面仍有所限制：他们仍和以前一样不知道丽塔和米哈伊尔·拉尔金的存在，丽塔和米哈伊尔互相也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姆希塔罗夫住在圣彼得堡，他控制着加里宁格勒港和位于俄罗斯、芬兰交界处的维堡地区。阿萨图良和卡尔买了软卧票，乘坐“红色特快”前往圣彼得堡。他们两人的心理生理习惯不同。阿萨图良在工作前吃得很多，而且每次都吃同样的食物。而卡尔正相反，他尽量少吃东西多喝矿泉水。火车刚离开站台，加里克·阿萨图良马上打开包，把一大堆红辣椒、土茴香、绿黄瓜、水煮鸡蛋摊到桌上。他训练有素地剥开辣椒，取出辣椒籽，然后剥开蛋壳，将鸡蛋整个塞进辣椒里，接下来他把这几种菜一起裹进辣椒里。最后他拿起一个做好的辣椒，美美地咬了一大口，怡然自得地眯起了眼睛。卡尔对这一切冷眼旁观，只是时不时地喝几口矿泉水。
这时，女列车员走进包厢，她身体微胖，双眼含笑，腮上一对诱人的酒窝时隐时现。
“先生们，你们想来点什么？有茶、咖啡、面包夹肉，还有维夫饼干。”
“请给我来点茶。”卡尔说。
“我也要点，女主人，”阿萨图良向她眨眨眼睛，“您这儿有柠檬吗？”
“只要您是好人，我们这儿什么都有。”这个胖姑娘“扑哧”一声笑了。
这时，阿萨图良眼角的余光发现，他的搭档脸色微变。他明白，卡尔想试试看他们能否一起工作。不管怎么说，合作需要一定的技能，而他们唯一的一次合作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劳驾您把我也算做好人吧！”卡尔说，阿萨图良注意到，他的语速、语调，甚至呼吸的频率都发生了变化。可见，他能迅速调动这个姑娘的情感。
阿萨图良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切，他想知道这个姑娘既然已经答应给他送柠檬来，那么她会对什么做出反应？是对“女主人”这个词，还是对“眨眼睛”这个动作？如果是对“女主人”这个词，那么说明她主要靠听觉来感知世界；如果是对“眨眼睛”这个动作，则表明她主要靠视觉来接受事物。卡尔开始用语言和呼吸来控制她的意志，这说明他已经知道她属于哪个类型了，他可真够快的。
“我认为您是个体面的人。”女列车员开玩笑说。
“什么？”阿萨图良紧接着说，他也尽量与她的语速保持一致，“这样看来，我有必要由一个好人变成一个体面的人。您对此有什么建议？现在您用女人特有的眼神看着我的同事，对他说：为什么我总是这样不走运？”
女列车员顺从地把目光移向卡尔，他们立刻控制了她的意识，卡尔是通过眼睛和面部表情，眉毛的动作，手势和姿态，阿萨图良则是借助不停的唠叨，力求与她呼吸的频率以及语速保持一致。
“我和他一起出了不知多少次差，每次都是这样，把最好的东西给他，而他却对我视而不见。说真的，我的那些女人迟早会离开我找他去……”
卡尔做了一个轻微的手势，阿萨图良不做声了。女列车员仍旧背靠门站着，注视着卡尔。显然，她甚至没发现，阿萨图良已经停了下来。
瞬间停顿之后，阿萨图良又开始讲了：
“现在您回到自己的包厢，给我们倒两杯柠檬茶，再写两张纸条。一张写几句您喜欢的歌词，另一张写上您喜欢的诗。然后把纸条和茶一起给我送来，现在去吧。”
女列车员转过身，艰难地打开包厢门，进入走廊。几分钟后她回来了，手里托着一个托盘，盘里放着两杯茶和两张对折的纸条。卡尔和阿萨图良取出茶杯和纸条，发现女列车员喜欢的歌是一部著名动画片的插曲“蓝色车厢”，而喜欢的诗却是纳德松的“我是如此长久无望地祈求爱情”。阿萨图良收起纸条，将列车员唤醒后把她送出包厢。
“她脑子里的东西可真有意思，”卡尔说，“这儿是一首简单的儿歌，那儿却突然冒出一首鲜为人知的诗。这首诗中学课本里可没有，而且很少有人记得它。也许，她和某个男人有过一段浪漫的故事。这个男人不擅长唱歌，于是试图教她一些优美的诗歌。这可能是他喜欢的一首诗。诗很烦，我们的列车员把它背会了。她永远不能忘记那个男人，于是这首诗便留在了她的记忆里。”
阿萨图良没有搭腔，又开始埋头苦吃。当他吃完了三个辣椒，卡尔也喝完了茶，正在神情落寞地吸着柠檬。
“您知不知道，为什么让我们一起工作？”阿萨图良一边喝茶，一边问，“有什么难题吗？”
“据我所知，什么难题也没有，”卡尔耸耸肩，“只是必须记住心理言语空间的一体性。”
“什么？”阿萨图良瞪圆了眼睛，“您说什么？”
“姆希塔罗夫是个已经俄罗斯化了的亚美尼亚人。您能运用一些象征词和警告词从而轻而易举地进入他的潜意识，而我做不到这一点。在某些场合，尤其是在对方很久没有使用母语的情况下，运用他的母语会取得非常好的效果。运用与对方幼年密切相关的词和概念，会让他进入绝对服从的状态，就像当年孩子对父母一样。您会这种语言，而我不会，所以帕维尔把这项任务交给了您。另外，姆希塔罗夫因为失眠和高度兴奋去看过几次医生，这可能是精神状态异常的表现。如果是这样，对付他则需要特别的方法。因此，帕维尔也邀请我参予这项任务，这样可以用专家的眼光来审视姆希塔罗夫，在必要时修正既定方案。”
“现在我明白了，”阿萨图良点点头，“想吃黄瓜吗？这有益于清洁人体内部器官。我发现，您一路上都在喝水，是不是也在清洁体内器官？”
“不，”卡尔宽容地笑了，“只是习惯而已，不是用来治病的。”
阿萨图良啃完了黄瓜，卡尔喝完了高脚杯里的水，没什么可说的了，1点半左右他们开始躺下睡觉。早晨8点29分“红色特快”驶入了圣彼得堡车站。
谢尔盖·格奥尔吉那维奇·马利科夫是一个大州的州长。毫无疑问，在该州境内没有他们的秘密基地。因为他们内部有一条铁的规定：在本人居住地区不得建立基地。马利科夫经常因公或因私到莫斯科去，但米哈伊尔·拉尔金还是决定在家里把他解决掉。帕维尔也同意这么干。尤尔采夫和那个疯子已经让莫斯科的民警机关大伤脑筋了，如果再加上马利科夫，天知道会怎样！正因为如此，米哈伊尔跟随总统回到故乡，在那儿干掉了沙巴诺夫，然后返回莫斯科，睡了一天，养足精神后，赶往马利科夫的世袭领地。
马利科夫身体肥胖，头发稀疏，圆脸上一双蓝眼睛光华内蕴。他的目光有时温暖友好，有时愤怒狂躁。他的孩子们和他惊人地相像：都是营养过盛，肌肉松弛，行动笨拙。但他们的性格完全不同。儿子已经读完十一年级，他不止一次地获得全国文学、外语以及历史奥林匹克竞赛的优胜奖，今年夏天打算考大学，他一点儿不用父母操心。可女儿和儿子不一样，除了不停地头疼之外，她什么也不会。
当年，关于安热莉卡以及她众多情人的电影在全苏引起极大轰动，女儿就出生在那个年代。这就不奇怪了，为什么她叫安热莉卡，这在当时可是个时髦的名字。可是和那个嘴唇柔嫩、身材瘦削、性感艳丽的金发美人截然不同，这个安热莉卡长成了一个肥胖、丑陋和极为放荡的姑娘。她早就知道，自己远不是什么美人儿，于是决定用性感来弥补这一缺陷。“我漂不漂亮又有什么关系，”她对女伴说，“关键是男人们喜欢和我做爱。”女伴们相信她的话，因为她们亲眼看见过，在晚会和宴会上，男孩们总是和安热莉卡单独离席，而那些比她漂亮的姑娘却无人问津。由此她们断定，安热莉卡肯定用了许多手段来勾引男人，让那些傻头傻脑的小伙子上了钩。这儿还有一个关于打赌的荒唐故事。
“我认识两个人，”安热莉卡对小伙子说，“他们为你我打赌。”
“怎么回事？”小伙子惊讶地问。
“非常简单。一个说，你会和我上床，而另一个说，你不会。”
“为什么不会？”小伙子有点生气。
“因为我又胖又丑，他认为你不会有兴趣。如果我能把你拉上床，我会得到一大笔钱。我建议我们现在就去隔壁的房间，你别害怕，我什么都懂，我会帮你，不会有任何危险，我懂得自我防护，你什么也不用想，会有人一直在门口看着，以便把消息带给那个人，钱到手了，我们对半分，来吧，一大笔钱呢！”
这样的条件哪个男人能拒绝呢？是这个女人首先提出来的，她还答应提供帮助，如果出现什么问题，自己也不会被人笑话；她还会自我防护，那还能有什么意见，更何况还能得到一笔钱……
安热莉卡15岁就开始这么干了，她把想尽办法从父母那儿要来的钱全都花在这种事上。她17岁时怀了孕，妈妈把她强扭到医生那儿做了人工流产；20岁时与第二个丈夫离了婚；25岁时已不能让她出门：她疯了，脑子里只有三件事：美食、性和海洛因。海洛因最危险也最昂贵，疯狂的安热莉卡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不怕任何障碍，在坦克部队的掩护下她会不顾一切地向这些障碍冲去。
米哈伊尔·拉尔金手捧一大束玫瑰花，出现在州长的住宅前。已经有人在等他了，因为他事先已经打了电话并在电话里和安热莉卡的母亲谈了很久。
“我叫阿尔卡季·格林贝格，”米哈伊尔有礼貌地说，“几年前我在这座城市做巡回演出时结识了安热莉卡。”
“您是演员吗？”
“不全是，我是位音乐家，在交响乐队工作。我的朋友告诉我，安热莉卡变得很厉害，不知您是否懂我的意思……”
“我当然懂，”州长夫人苦笑道，“现在我不得不整天在家看护她，无论怎样，她都会跑，没有人知道她每次漫游会带来什么后果。瞧，阿尔卡季，我什么也不瞒您，反正全城的人都知道我们的不幸，我们对此根本就无能为力。”
“我很难相信这些，”他故意流露出恐惧和震惊，“您知道吗，我们曾经有过一段浪漫史，我觉得，安热莉卡真正地爱过我；我确信，我能唤醒她身上曾经有过、现在仍然存在的那些美好的东西，它不可能消失，只不过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它罢了。”
“恐怕您想错了，”马利科夫的妻子忧伤地叹了口气，“我女儿身上什么好东西也没剩下，有时我甚至祈求上帝让她死去，您是不是觉得这听起来很奇怪？”
“您不应该这么说，”米哈伊尔强烈地反对说，“不能放弃，每个人身上都有美好的东西，我想我应该和安热莉卡谈谈，让她回忆起我们的爱情，这会对她有所帮助。我觉得，当年那么强烈的感情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
“好，让我们试试吧。”她同意了，但语气中毫不掩饰她的怀疑和冷漠。
于是米哈伊尔开始尝试了。他叫“阿尔卡季·格林贝格”这个名字并非无缘无故，他知道，我们国家的人名和民族都很奇妙，叫这个名字的年轻人应该是个正派的犹太男人，比如音乐家之类，而绝不会是什么瘾君子。
女主人体态匀称，虽形容憔悴，但轮廓依然美好，她接过米哈伊尔的花，将他领到安热莉卡住的二楼。安热莉卡正在自己的房间里琢磨着怎样才能溜出去。上一次，父亲早晨做完按摩后忘了戴金链子，她把它偷来了。为了换回金链子，他们给了她两三天也享用不完的海洛因。
米哈伊尔走进她的房间，立刻厌恶地皱起了眉头。安热莉卡重约一百二十公斤，外表邋遏。
“站住！”州长女儿尖声叫道，“你是谁？”
米哈伊尔转过身，看看门是否关好了，然后向安热莉卡躺着的大床走去。
“我是你的王子，美人儿，”他轻轻地说，“这么多年你一直沉睡着，等着我，这不，我来了。现在我要把你唤醒，你醒了之后就会过上童话般的生活，为此你等了许多年，经常受恶梦的折磨，所以你会觉得这么难受，是吗？”
“那，”安热莉卡说，“你是先和我做爱，再唤醒我，还是先唤醒我，再做爱？”
“同时进行，”米哈伊尔迷人地微笑着，“现在你脱光衣服，我来唤醒你，你会喜欢这样的，等着瞧吧！”
“好吧，”她很快就同意了，“可是，你到底是谁，我认识你吗？”
“当然认识。”
米哈伊尔坐在床边，拉起她的手，安热莉卡的手很胖，还有些发黏。他用另一只手在她眼前晃了几下，然后放到她的后脑勺下。
“你当然认识我，”米哈伊尔尽量模仿她的语速和呼吸频率，“我是音乐家，我叫阿尔卡季·格林贝格，几年前我和我的乐队在这儿做巡回演出时认识了你，我们之间曾有一段浪漫的故事，我们曾彼此深深相爱，后来为了见你我曾专程来过这个城市几次，再后来你把我赶走了，是的，不是我抛弃了你而是你不要我了……”
两个小时之后他走出安热莉卡的房间，小心地关上房门，走下楼去，安热莉卡的母亲正坐在那里等着。
“很可怕，是吗？”她抬头看着米哈伊尔，悲伤地说，“您可能没料到，情况会这样糟，我想，您可能会白费劲儿的。”
“您说对了，”他点点头，“她费了好大劲儿才认出我来，天哪！天哪！她都对自己做了些什么！”他伤心地抱住了头。
“但是，我觉得还有希望，”他接着说，悲伤已经渲染得差不多了，“我发现她身上有些美好的东西还未彻底消失，我觉得她还能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愧，当然，这感觉只有一点点。按说，吸毒者根本就没有羞耻感和良心，但她还保留了一些。哎，要是我能留在这里每天来看她就好了！我自信能将她治好，我感觉自己能行。”
“那么，为什么您不能留在这儿呢？”
“我要走了。”
“什么时候？”
“一周以后。”
“您不能再多呆一段时间吗？”州长夫人的声音里包含着微弱的希望，也许这个可敬的犹太人音乐家能救她的女儿，能救他们全家？
“不行。十天后我将和乐队飞往奥地利做巡回演出。要不等我回来以后再说……这样吧，我尽量延长在这儿停留的时间，我会为安热莉卡竭尽全力的。”
这时，楼梯上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他们同时抬起头，看见安热莉卡走下楼来。她洗得干干净净，穿得很得体，还做了发型。
“您不反对我沏茶吧？”她彬彬有礼地问道。
州长夫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客人，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她可从未听过女儿用这种语气说话。
“谢谢您，安热莉卡·谢尔盖耶夫娜，”米哈伊尔用同样的语气回答，“您很好客，但我不得不走了，希望您和您的母亲生活愉快。”
“真遗憾，您这么快就要走了，”安热莉卡还是那么不慌不忙，彬彬有礼，“请允许我送送您，妈妈，您和我们的客人在这儿告别吗？”
“不不，”母亲跳了起来，“我也送送您。”
母女俩肩并肩地站在台阶上，目送米哈伊尔·拉尔金走出大门。
母亲惊讶得久久不能平静。客人走后，安热莉卡并未躲进自己的小屋，反而和母亲一起留在一楼，并主动要求帮忙做些家务。母亲小心翼翼地拒绝了她的要求。安热莉卡从未做过任何事，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她连最简单的活儿也干不了。
“我很惭愧，妈妈。”她说，“我表现得太差了，把生活搞得一团糟。我好像睡着了，做了一场噩梦，现在我醒了，我向您保证，一切都会变样的。”
她的声音很平静，但母亲并未感到奇怪。安热莉卡跟在母亲后面不停地追问：“爸爸在哪儿？他什么时候回来？我要为我所做的一切向他道歉。我真想早点向他道歉，这样我心里会好受些。”
4点钟弟弟从学校回来了，他飞快地吃了点东西便上楼到自己的房间啃书本去了，不到开饭时间他不会下来。8点左右响起了马达的轰鸣声和门的撞击声。
“听，你父亲回来了。”母亲微笑着告诉安热莉卡。
一秒钟后，一颗子弹射入了母亲的后脑勺。这个可怜的女人永远也不会知道，她那独一无二的女儿冲入了前厅。等门一打开，马利科夫刚走进来，她就重新扣动扳机，向父亲连开数枪。
米哈伊尔·拉尔金坐在宾馆里，等着收看地方新闻。在没有确信事情成功之前，他不打算离开这个城市。如果今天有什么不妥的地方，那么明天就不得不再回去弥补。就是为了以防万一他今天才特地安排了一场动人的集体告别戏：母亲和女儿肩并肩向音乐家挥手告别。这样一来，明天再去警卫就不会阻挡，可能连通报都不用就会放他进去。
今天一切顺利。电视播音员强忍住激动，就记者们在州长住宅内及周围拍摄的录像发表评论。州长夫人面朝下躺在厨房里，后脑勺被子弹打穿；州长本人庞大的身躯塞满了整个前厅；而肥胖的安热莉卡镇静地端坐在客厅的椅子上，身旁围满了医生和警察局工作人员，在她面前一张低矮的小桌上摆放着一把手枪。
“您从哪儿拿的手枪？”一个穿制服的男人问道，看样子像是检察院的调查人员。
“爸爸的。”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奇怪，像个小孩子，“爸爸在家放了许多武器，我找到它并把它藏了起来。”
“您为什么要拿它？您想用它干什么？”
“不知道，我记不得了，今天突然想把他们杀了。”
“为什么，安热莉卡，为什么您要杀自己的父母？”
“因为不想让他们碍我的事，他们总是这不让，那不许，还不给我钱，我受够了。”
录像播完了，播音员又出现在屏幕上。
“这个可怕的悲剧再次提醒我们：与毒品作斗争是当前的重中之重。毒品不会放过任何吸毒者，不会放过他的家人朋友，甚至还会殃及一些不相干的人。明天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它的牺牲品。”
“太好了！”米哈伊尔一边铺床睡觉一边想，“明天就能回家了。”
报纸上关于国家杜马议员将妻子推向车轮的那些刻薄评论还没消失，又出现了关于总统候选人被吸毒的女儿枪杀这一悲惨事件的报道。维亚切斯拉夫·叶戈罗维奇·索洛马京长长地舒了口气。虽然沙巴诺夫从跑道上退了下来，但现在他们也少了一个竞争对手。上帝保佑总统，让他在这场艰难正义的斗争中取胜，感谢上帝。
今天，总统公开宣布，他亲自组建的车臣问题委员会将于本周末呈交报告。索洛马京知道，他们将提出七种摆脱危机的方案，而总统却有自己的方案——第八种方案。想到这儿，索洛马京兴奋起来。是他向总统提出了这个方案，总统采纳了并为此向他表示感谢。索洛马京当然也没有忘记介绍自己，他向总统提起了很久以前的一次会面，总统微笑着，仿佛记起来了。但一切迹象表明，他根本什么也记不得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注意到了索洛马京，而且以后再也不会忘记他。
索洛马京想，布拉特尼科夫并未白白夸奖自己的助手帕维尔·绍利亚克。帕维尔干活没说的，但他是怎样无声无息地拿到文件的，鬼才知道。很遗憾，布拉特尼科夫死了，以前，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去找他，只要付钱，他没有办不到的事。要是帕维尔能为自己工作该多好！但索洛马京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帕维尔十分狡猾，连面儿都没照过，他们只是通过电话联系，报酬也在秘密地点领取。
索洛马京曾和布拉特尼科夫住在一幢楼里。楼刚建好，他们就和一批各部门及党的领导人一起搬进了新居。这样一来，克格勃的重要领导人和市党委负责人就成了门对门的邻居。他们常常互相借用一些生活用具，很快地熟识起来。他们经常单独或和夫人一起到对方家做客。有一段时间，索洛马京的儿子甚至追求起布拉特尼科夫的女儿来，那时，父母们总是笑着谈论将来做亲家的事。
后来索洛马京倒了霉。在选择情人时他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他碰上了一个伶牙俐齿、非常难缠的女人。她坚决要求索洛马京离婚，她说，她深深地爱着索洛马京，没有他她就活不下去，如果不能和自己生命中唯一的男人结合，她宁愿离开这个世界。她暗示，她会把遗书交给主管机关，并在遗书中陈述她自杀的原因。这样一来，所有的人都会知道他对配偶不忠，他就不得不和他的仕途说再见了。
一天晚上，索洛马京喝了点儿酒，把自己的不幸告诉了布拉特尼科夫。他说，他这辈子在女人方面都很小心，谁知这次却犯了糊涂。布拉特尼科夫哼了一声，咬咬嘴唇说，世上没有绝境，如果索洛马京能帮克格勃莫斯科分局将一些人从党内清除，那么这个女人的事由他来摆平。
过了一段时间，这个女人突然不再给索洛马京打电话了。他给她打电话时，她低声下气地说，她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今后再也不会向他提任何要求，他们最好分手，因为她不能破坏坚不可摧的苏联家庭。索洛马京完全同意，真的，这再好不过了。
索洛马京很好奇，他很想知道，布拉特尼科夫到底用了什么办法把这件事办得这么漂亮？他找到布拉特尼科夫想问个究竟，但这位邻居却笑而不答。
一天，索洛马京和妻子从剧院回家，在住宅楼附近看见了他们的邻居。他站在一辆陌生的汽车旁，正和一个瘦高男人说话。布拉特尼科夫看见了索洛马京，但脸上没有做出任何表示，谈话也未中断。第二天，索洛马京找布拉特尼科夫喝酒，庆祝全国边防军节。索洛马京随口说道：
“有些男人真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女人，比如说上次碰到的你的那位朋友，光看他的样子就让人不寒而栗。”
“不许这么说他，”布拉特尼科夫严厉地说，“他是我的助手，他受过很多苦，但都挺过来了，现在又重新开始为我工作，他的工作都是秘密而不公开的。顺便说一句，正是他让你摆脱了你的美人儿。”
索洛马京忍不住紧紧抓住布拉特尼科夫，恳求道：
“你就行行好，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吧，否则我就要憋死了。”
不知是喝多了，还是为了回击索洛马京那些轻视他助手的话，布拉特尼科夫开始讲述：他们给这个女人看了一些照片，照片上她和一个男人在疯狂傲爱，这个男人当然不是索洛马京。这样一来，她的那些誓言就不攻自破，手里的王牌也失效了，她再也无法让索洛马京感到良心不安。
“母狗！”索洛马京骂道，“我还以为她是真的爱我，像个傻瓜似的怜惜她，怪自己毁了她的生活。”
“哎哎，”布拉特尼科夫劝他息怒，“别这样，重要的是事情办成了，就别怪她了。”
索洛马京什么也没再问。他不蠢，他已经猜到，这个女人仍旧对他忠心耿耿，至于照片，那是一个鬼把戏。这一切都出自于那个瘦高个、丑陋的帕维尔之手。
随着岁月的流逝，两个邻居的友谊日益加深。布拉特尼科夫不再拘谨，喝酒之后更为放松。索洛马京从他那儿得知，帕维尔遵照他的指示完成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任务，虽然布拉特尼科夫到底也没说是什么样的任务，但却经常对帕维尔赞叹不已。
布拉特尼科夫中将死后，索洛马京第一个想到的便是帕维尔。他亟须这样的助手，他动用所有的关系来寻找帕维尔，而帕维尔却因流氓罪被捕入狱。索洛马京沉住气等待着，他坚信自己的眼光。
安东·安德烈耶维奇·米纳耶夫用黑色油笔勾去了名单上仅存的一个名字。名单放在桌上，他盯着它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它撕成碎片烧了。“星星”行动计划的第一部分已经完成，美中不足的是，帕维尔突然不知去向。
10
娜斯佳·卡敏斯卡娅终究没能逃脱乌拉尔寒流的魔掌。她一回到莫斯科就立即感到嗓子剧痛起来，鼻子不通气。然而这绝不意味着她会在家卧床休息、不去上班。因为日常工作还是那么繁忙，更何况闲居在家养病无论对于娜斯佳，还是对于反严重暴力犯罪处的其他任何一位工作人员来说，都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奢侈行为。
去接帕维尔·绍利亚克的萨马拉之行给娜斯佳留下了非常不愉快的印象，尽管任何不幸之事都没有发生，而且任务完成得十分出色：娜斯佳把帕维尔·绍利亚克带了出来，帮助他摆脱了追踪者，最后又亲手把他交给了米纳耶夫将军，然而不知为什么，娜斯佳却时常感到恐惧，她常常心神不定、坐卧不宁。
在娜斯佳回到莫斯科几天之后的一次例行业务碰头会上，处长戈尔杰耶夫上校心情忧郁地说：
“大家听着，我的孩子们，竞选活动开始了。大人物们的尸体层出不穷。一位来自南部地区的残酷的黑手党人在我们的辖区内送了命。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认为，是有人帮助他命归黄泉的。娜斯佳，会后你留下来，我有话要单独和你谈。”
业务碰头会开完以后，大家分头去办自己的案子了。娜斯佳在戈尔杰耶夫的办公室留了下来。她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手里握着一块已揉成一团的手帕。戈尔杰耶夫关切地看了她一眼，然后摇了摇头说：
“你至少应该去看一下病吧？”
“不，我从来不看病。”
“果真如此？”
“当然。我要让我的肌体知道，别指望得到我的帮助，否则的话，它就会认为我会在家卧床休息，服药治病，好让它对付疾病时省点劲，没门。让它自个儿战胜疾病去吧！没什么可以娇惯它的……”
“真有你的，”戈尔杰耶夫笑着说，“你脑子里这种奇谈怪论是从哪儿来的？”
“不知道，”娜斯佳放声大笑起来，“你不是总说我头脑古怪嘛！”
“这倒是真的。我说，姑娘，你知道一个姓尤尔采夫的人吗？”
“是那个好像服毒自杀的黑手党人吗？”
“就是他。”
“我本人根本不了解他，但斯塔索夫同他有过接触。斯塔索夫跟我谈起过他。”
“你现在肯定要说你不喜欢嚼舌头……”戈尔杰耶夫抓住她的话柄说道。
“是不喜欢，”娜斯佳点点头说，“但我现在不会说这句话的。不过，这些事最好去问地区反有组织犯罪分局的人，或者去问扎托奇内，这属于他们管辖的范围。”
“他们那里我会去问的。现在你先说说你知道的事。”
“其实我知道得并不多。夏天的时候，斯塔索夫和他女儿在南方休假，斯塔索夫的前妻这时正好在这个城市举办的电影节上工作。尤尔采夫是本届电影节的赞助商之一，他为电影节提供赞助，又因电影节的广告而大发横财，尤其是，各地来参加电影节的人络绎不绝，他们都想去那里消遣一番，而这个城市的饭店和娱乐场所都属于尤尔采夫。当斯塔索夫碍他的手脚时，尤尔采夫就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现在是私人侦探的斯塔索夫在当时还是一位民警中校。关于他如何与残暴的黑手党人尤尔采夫打交道的情形，娜斯佳足足讲了有半个小时。戈尔杰耶夫听得非常认真，除了有时需要确切了解一下情况而提问外，他几乎没有打断过娜斯佳的话。
“换句话说，死者曾是那个沿岸地区权力无限的主宰者啰，”戈尔杰耶夫听娜斯佳说完之后总结道，“此案当然不归我们管，让反有组织犯罪分局的人去处理吧。不过，我有一种预感，分局会成立一个小分队，还会请我们的人去参加，你去吗？”
“得了，戈尔杰耶夫。”
娜斯佳开始一个劲儿地揉搓鼻梁，但是这个古老的办法并不管用，于是她眯起眼睛，拿手帕捂住鼻子打了个喷嚏。
“为什么‘得了’？为什么你这么不喜欢到小分队去工作呢，娜斯佳？”
“大概是因为我缺乏集体主义观念吧。我可不是集体农庄的庄员，我是一名个体农民。可别把我派到小分队去，千万别。”娜斯佳苦苦哀求道。
“我自己倒也不想派你去，”上校笑呵呵地说，“如果不派你去，那派谁去呢？”
“比如，可以派科利亚·谢卢亚诺夫去。”
“好吧，我考虑考虑。我说，你的那位斯塔索夫……”
“斯塔索夫可不是我的，是我们大家的。请别故意歪曲。”
“那好吧，就算是我们的斯塔索夫。你认为他会原原本本、详详细细地给我们讲他同尤尔采夫打交道的光辉历史吗？”
“为什么不会呢？他没什么可隐瞒的。”
“那就请他到这儿来一趟吧，说定了？”
娜斯佳明白自己上司的意图。倘若要成立一支小分队，当然，小分队肯定会成立的，那么无论派谁去小分队工作，只要被派去的这个人能知道得比反有组织犯罪分局的同事们多哪怕一点点，那也是好的。处与处之间，局与局之间，一直存在着那么一股子竞争意识，由于领导者的个性不同，这种竞争时而变得正当健康、实事求是，时而又变成近乎病态的争风吃醋，只有背着同行成功地破获“别人”的案子，这种妒忌心才能得到满足。戈尔杰耶夫从不争名夺利、好大喜功，但有时他也会利用自己下属所取得的成绩去故意刁难上司，刁难其他处的人，这已成为机关之间勾心斗角时的一张王牌。戈尔杰耶夫因为自己所担任的这个职务而身不由己，他不得不玩这些勾心斗角的游戏，尽管天地良心，他是非常乐意摆脱这些游戏的，哪怕有一丝一毫的可能的话。
斯塔索夫同意到彼得罗夫卡来一趟，但他事先说好了只能下午到。斯塔索夫，他38岁退休，现在是“天狼”电影集团保安部门的负责人。他领取了有权进行私人侦探活动和防卫活动的许可证。他对自己的生活心满意足，大约5点钟的时候他兴冲冲地走进了娜斯佳的办公室。斯塔索夫身材高大魁梧，近两米的个头，一双绿色的眼睛，春风得意。他的到来给娜斯佳这个烟雾腾腾的办公室带进了一股阳光明媚的冬日的清新和一股强烈的健康气息。
“尊敬的尤尔采夫·伊万诺维奇出什么事啦？”斯塔索夫一边问，一边接过娜斯佳递来的一杯热咖啡，“这个可怜的人儿，乐极生悲啦？”
“嗯，”娜斯佳点点头说，“好像是服毒自杀了。”
“这话我爱听。”斯塔索夫幸灾乐祸地说。
“你爱听什么？是他服毒自杀的消息吗？”
“不，我爱听你那意味深长的‘好像’两个字。你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这些腰缠万贯、事事如意的生意人怎么也不会自寻短见的，对吗？”
“大概是吧，你对此有何高见？”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娜斯佳。不过，在尤尔采夫这件事上你也许是对的。虽然我同他的接触大概只有两个小时，但是他给我的印象是热爱生活、从不气馁。他是怎么死的？对了，事情经过是怎样的？”
“尤尔采夫坐飞机来到莫斯科，他要参加例行的石油商聚会。他甚至还为几位尊贵的外国客人支付了前来俄罗斯的路费和住宿费，事情发生在‘俄罗斯’饭店。尤尔采夫很热情，他同熟人们寒喧、交谈，后来他看上去很不舒服的样子，因为他的脸色一下子变得刷白，他一边擦着冷汗一边走出了大厅。过了一会儿他又回到了大厅，这回他看上去精神饱满，容光焕发。他又开始在大厅里走动，同熟人们聊天。突然，他中断了谈话，走到一旁，然后从口袋掏出一些药片，这时他的样子非常难看，他把一粒药片放在舌头下面之后，一头就栽到了地上。十分钟后他就死了。这，就是全部经过。”
“他服的是什么药？”
“当然是毒药啰，还能是什么药。他随身带了一整包这种毒药，在现场，这些毒药在尸体旁撒了一地，这种药不是药厂生产的。既然我们这儿有一连串的非法实验室在生产毒品，那么生产毒药是不成问题的。没准他服的毒药就是这么生产出来的。可问题是，为什么他要随身带着这些毒药，而且带这么多。难道他准备像灭地害里的大老鼠似的去毒死石油大会的所有参加者吗？”
“装药的纸包是什么样的？”
“没什么特别的，斯塔索夫。是用一小张纸叠成的纸包。这张纸还是从尤尔采夫自己的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呢。你高兴了吧，是不是？”
“高兴得不得了。”斯塔索夫摇摇头说，“在这件事情上，你的上司想从我这儿得到些什么？”
“我猜想他是要同反有组织犯罪分局的人比个高低。听着，我还没说完呢。尸体解剖结果表明：尤尔采夫没有任何大病，他的心脏、血管和其他器官对于他这个年龄来说都是完全合格的，因此问题就来了，尤尔采夫为什么会不舒服？他得了什么病会如此突然地发作？解剖结果还表明：大约在死之前的半小时内，他还服用过抗过敏之类的药，这些制剂既不能止住任何疼痛，也不能治疗各种慢性病，那么他为什么要服用这种药呢？”
“为什么有人服用它呢？”斯塔索夫问道，“这种药好像有镇静作用，能消除恐惧。也许，是因为尤尔采夫当时变得焦灼不安了吧，所以他需要这种药。”
“也许是的，”娜斯佳表示同意，“那么他当时为什么会变得焦灼不安呢？这还是个谜。那些被询问过的石油商聚会参加者对这个问题都含糊其词。尤尔采夫在那里跟任何人都没有争吵过，没有红过脸，总之那里的人都是心平气和的。这里还有一个疑问：他的这粒药片是从哪里来的？没有发现装这药的小瓶子或是包装盒。是不是他口袋里只放了这唯一的一粒药片呢？斯塔索夫，请相信我，没有这样的事。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身体不好，可能需要用药，那么他会随身带上足够的药，他会把药盒放进提包或放进公文包，以便随时随手拿到药。一个人每次出门前只拿一粒药，这样的事我可不信。”
“你说得对。这就可以得出结论，这粒药片是某个人送给他的。”
“对，正是如此。尤尔采夫当时感觉到很难受，他走出了大厅，想图个清静，想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他向某个人抱怨自己身体不适，然后这个‘善意’的人就给了他这粒药。但是聚会的参加者中谁都没有说起此事，为什么？”
“因为，给药的人与大会没有任何关系，是个碰巧遇到的人。”
“斯塔索夫，你说话要悠着点，”娜斯佳愤然说道，“别信口开河。你怎么啦，竟然相信一个局外人会偶然出现在那种每位出席者至少要带一名保镖去的地方？出现在那个凭特别请柬才能进入的地方？那儿连老鼠都休想溜进去。那里聚集的可全都是石油大王，还有金融巨头和黑手党。”
“就算是这样，那你怎么解释这一切呢？”
“不知道，”娜斯佳叹了口气说，“我再想想。也许你会指点迷津的，你很聪明。”
“别吹捧我了，”斯塔索夫眉开眼笑地说，“大会上共有多少人？”
“一百个左右。我知道你问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斯塔索夫。可你应该明白，这是不现实的。善于做这种工作的人只有多岑科，可多岑科只有一个，而大会参加者却有一百个，况且还要加上警卫人员，这可是两个月的工作量啊。”
斯塔索夫哑口无言，他顽皮地眨了眨眼睛。娜斯佳说得很在理。最好让反组织犯罪分局的工作人员去调查尤尔采夫及其生意上的对手和伙伴之间那错综复杂的犯罪关系。而戈尔杰耶夫的人应该去做默默无闻的需要耐心和细致的传统询问工作：调查清楚有谁是否看见局外人进场。尽管这种场合有众多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但侦探就是吃这碗饭的，尤其是像多岑科这样的侦探，他善于同证人打交道的特长是出了名的。
两天后，娜斯佳·卡敏斯卡娅完全战胜了感冒，她的心情马上变得好起来，她思路清晰，开始分析已获取的有关尤尔采夫奇怪之死的情报。小分队终于成立了。戈尔杰耶夫说话算数，只派了科利亚·谢卢亚诺夫一个人，而没有去麻烦娜斯佳。然而这种不被人打扰的神仙般的平静日子却好景不长。
“请接收第二具尊贵人物的尸体。”戈尔杰耶夫一边走进娜斯佳的办公室一边说着，随即坐到了一张空桌子前。
“又有谁死了？”
“总检察院的一位显赫官员，就发生在今天上午。懒鬼，你别以为他们不会把凶手抓进总局。凶手当场就被抓获了。”
“那您还找我干什么？”娜斯佳奇怪地问，“您遇到麻烦了？”
“根本没有。现场有成千名目击者。凶手直接在被害者的家门口向其开枪扫射，光天化日、众目睽睽，人们都惊呆了。但凶手却解释不了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疯了吗？或者他装疯卖傻？”
“这由医生们诊断去吧。我想让你查一下其他没侦破的案子中有没有这个人，查明他的武器是从哪里搞来的。”
“他怎么说的？是他捡来的还是人家邮寄给他的？”
“问题就在这里。孩子，他尽说些蠢话，胡说八道，颠三倒四，听都听烦了。”
“是吗？说出来听听？”
“譬如，他说，这把枪是从邻居那儿偷来的。”
“他的邻居是谁？”
“是一位民警，你看，这事闹的，这位民警却说谁都没偷过他的任何枪支。”
“真的没被偷过？也许是这位民警在撒谎？”
“可能是他撒了谎。我已派尤拉·科罗特科夫去调查这位邻居的情况了，你去了解一下那个射击狂的身份。我们莫斯科已发生过几十起类似的谋杀案。看看吧，或许，这些案子会因此而破获。如果凶手真的是狂躁症患者的话，那他决非第一次作案，到时候就会明白，为什么有些案件总是破不了，寻找狂躁症患者比寻找其他精神正常的凶手更难，这一点你自己也知道。”
娜斯佳当然知道这一点。自古以来，侦破任何一桩谋杀案都要从寻找“谁是受益者”这个问题的答案开始。谁会受益呢？俗话说，死者没有了帽子，偷帽子的人就是凶手。这里所说的受益，不仅是指获取物质利益，而且还包括获得心理上的舒坦、解恨。一旦出于复仇和妒忌心理的谋杀案得逞，那么这同样能给凶手带来某种精神上的满足：因为对于凶手来说，他的眼中钉肉中刺已从地球上彻底消失了。找到动机就能找到凶手，于是一切都迎刃而解。而如果搞不清受害者的死对谁有益的话，那么一切就会变得错综复杂。凶手和受害者互不相识，受害者是偶然撞到枪口上的，那么你就白费辛苦地去找这个疯子吧……
傍晚时分，娜斯佳从保险柜里拿出了几本她个人积累的未侦破案件的分析材料，并把它们摊在了桌上。她决定先把时间限制在最近三年内，以后，如果需要的话，可以再看看三年以前的资料。
娜斯佳积累的未侦破谋杀案是按类别收集的。她通常先列出各种分类方法，然后按各种不同的情况对案件进行分类。有罪犯是否被目击之分，有行凶手段不同之分，有被害者身份不同之分，还有按照案发地点、年代、星期、日期、昼夜时间等等不同情况进行分类的。另外还有一个类别是按寻常与否来分的，寻常的案子是指最普通的谋杀案，而不寻常案子是指使用所谓“非常暴力”手段来犯罪的案件，即被害者遭到枪支的狂射滥扫，或浑身被狠刺猛戳无数刀这一类的谋杀案。
总检察院那位官员被杀事件发生在一个非节假日的上午，而且是在人群熙攘的地方。凶手射出的子弹足够扫射死四个人的。凶手24岁，男，中等个头，一脸浮肿的病容。娜斯佳心想，这些特征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在娜斯佳收集的资料里，凡有人看见凶手并把凶手描绘成脸面浮肿的中等个青年的案件共有两起：
第一起发生在1993年春天，凶手也是用手枪直接抵近扫射。被害者是个一眼看上去极为普通的平常人，可在随后的审查中发现，这名被害者原来是一位狡猾的讹诈者。因此工作重点全部集中在调查被害者生前可能讹诈过哪些人的问题上。但是在被他讹诈过的人中没能找到凶手。用来打死讹诈者的手枪倒是很快就找到了，可惜上面没有任何指纹，因为凶手已经小心翼翼地把它擦掉了。
第二起案件比第一起发生得稍晚些，是在1994年底。同样有人做证说凶手是个脸面浮肿的人。但这一次的凶器却是一把刀。娜斯佳决定暂时把此案搁置一旁再说，先把谋杀讹诈者一案搞个水落石出。有趣的是，今天上午被抓获的那名凶手在1993年春季那起谋杀案的案发当天正在何处、干什么事？要刨根问底地弄清这个问题当然是不可能的，而且想都别想。但是如果能证明这个人在案发当天不具备在莫斯科作案的可能性，那么他就不会再有嫌疑了。
当娜斯佳耳边一阵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时，她不由地打了一个颤栗。
“喂，朋友，你打算回家吗？”丈夫问道。
“怎么，”娜斯佳一边答着腔，一边仍目不转睛地看着摊在桌上的资料，“该回家了吗？”
“我从不强求你，但我希望你已经准备回家了。”
“怎么，你需要我吗？”娜斯佳傻里傻气地问道。
“当然不是，”阿列克赛开怀大笑起来，“我为什么需要你呢？你只会给我添麻烦。顺便说一句，亲爱的娜斯佳，我们邀请了你哥哥来做客，再过半小时他就要到了，你看怎么办？”
“噢！亲爱的，对不起！”娜斯佳不由得“啊呀”了一声，“我忘得一干二净了。好了，我马上回去，你等着。对了，你怎么说萨沙过半小时就到，他怎么啦，是一个人来吗？达莎怎么不来？”
“达莎早就在我们家了。如果你和你哥哥再装模作样，好像你们忙得不得了的话，那你丈夫和他妻子可就要变心了。”
“怎么，两人说变心就变心？”
“不，只有我一个人变心，”阿列克赛“扑哧”一声笑了起来，“我可要背叛你了，而达莎对自己的丈夫还是那么忠心不渝。你是回来还是不回来？”
“我回去，亲爱的，我在穿外衣。让萨沙在地铁站口接我，好吗？”
挪斯佳迅速把资料放进了保险柜，然后开始穿外衣。说实话，真够狼狈的！邀请了哥哥、嫂嫂来做客，而她自己却迟到了。当然谁也不会来责怪她，但是总觉得有点……
挪斯佳从晓尔科夫地铁站一定出来，一眼就看到了哥哥的汽车。
“你好，亲爱的萨沙，”娜斯佳一边说，一边坐到哥哥旁边的车座上，“请原谅，我太糊涂了。”
“好吧，”萨沙笑了起来，“还能指望你什么呢！”
萨沙吻了一下妹妹，然后仰了仰身子，更加仔细地端详起妹妹来。
“你怎么……”萨沙讷讷地说，他在寻找合适的词。
“什么？哪儿看不顺眼吗？”
“不是……你好像变丑了。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变得不像自己了。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吗？”
“没有啊。”娜斯佳耸耸肩膀说道。
“那你心情好吗？”
“很好。”
“没骗我？”
“不骗你。你怎么了，萨沙，真见鬼！我一切正常。”
“不对吧，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萨沙说着就发动了汽车，“我感觉到了。”
当他们的汽车自地铁站到娜斯佳家的行程过半时，娜斯佳才冷不丁地开口说话：
“你说对了，萨沙，我是有点不对劲。”
“病了？”哥哥不安地问。
“没有，是另一回事。前不久我出了趟差……”
“噢，我知道，阿列克赛说过的。出差怎么啦？”
“我认识了一个非常古怪的人。这使我心神不定。”
“我的老天爷啊！”萨沙叫了起来，“你不会是爱上他吧？！”
娜斯佳忍俊不禁，开怀大笑起来，她觉得这话太荒唐可笑了。
“你笑什么？你竟敢吓唬我。”
“你别怕，我没爱上他，甚至连想都不曾想过。”
“那你在想什么？”
“我也不明白。正因为这样，我才感到不安。你知道，这是一种不愉快的感觉，我似乎意识到了某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却又捉摸不定。这种感觉折磨着我。”
“侦探们的恐惧感？这有可能，”萨沙宽慰她说，“但愿这件事不要折磨阿列克赛就行。”
“当然，”娜斯佳抓住哥哥的话柄说，“你关心他的疾苦胜过于关心我的。”
“男人们团结一致嘛，”哥哥笑嘻嘻地说，“好了，我们到了，快走吧，我饿极了。有一次我一来，你丈夫正在准备美味佳肴，他不让我到厨房去看，那弥漫着的香味简直折磨人。”
香味果真令人垂涎欲滴，而且在楼梯平台上就闻到了。达莎向他们兄妹俩飞奔过来，她一下子搂住了娜斯佳的脖子。
“亲爱的娜斯佳，我想死你了！”
“难道她真的想我吗？”娜斯佳一边寻思着一边拥抱达莎，“两周前我和她刚见过面，是小萨沙满八个月的时候，我顺路去祝贺他们来着。”尽管娜斯佳心里这么想了，但她并不怀疑达莎的真诚。这位年轻的少妇骨子里压根就不会说违心的话。仅凭着这一点，娜斯佳就非常喜欢她。
“你把我唯一的侄子留给谁照看了？”娜斯佳一边问一边脱下外衣，然后把衣服挂在了衣帽钩上。
“和奶奶在一起。”
“和哪个奶奶？”
达莎朝丈夫点了点头说：
“和我婆婆在一起。”
“怎么，我们可爱的爸爸就不管抚养孙子了吗？”
“你说什么呀，娜斯佳，”达莎用责怪的口吻说道，“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可是个非常体贴入微的好爷爷，他一直在帮助我们。你是不是抱怨他没帮着你妈妈一起抚养你？”
“就算他不怎么帮着我妈抚养我，”萨沙插话说，“可他总在出差。俗话说得好，第一个孩子是自己的最后一个洋娃娃，而第一个孙子才是自己的第一个孩子。也许真有这样的事。你等着瞧吧，亲爱的娜斯佳，等到你生了孩子，会是什么样，爷爷肯定会日夜守护在你孩子的身边的。”
“未必吧，”娜斯佳觉得谈话明显走了题，她笑眯眯地说，“如果我生了孩子，那么对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来说，这已是第二个孙子了，那就全然不是这么回事了？”
“怎么着？”只听阿列克赛在厨房里生气地喊道，“你们打算就这么站在前厅回味卡敏斯基家族的家庭悲剧？我们什么时候开饭啊？”
阿列克赛准备的晚饭美味可口，桌上还摆了些上好的饮料，二十分钟后大家变得轻松快活起来。但是娜斯佳却发现，坐在身旁的达莎非常拘谨，似乎每次都在盘算着能不能把食物盛到自己盘子里。而酒更是一滴未沾，尽管她也和大家一起举杯。
“好达莎！”娜斯佳不安地说，“你想什么呢？你在节食？”
“不，”达莎窘迫地含糊其词道，而且还不知为什么避开了娜斯佳的目光。
“那为什么胃口这么差？我多次告诉过你，喂奶期间不能图苗条。”
“我不喂奶了，”达莎悄悄地说，“已经两个月了。”
“什么？！你是说……”
达莎点点头，这时她已经羞得满脸通红了。
“你疯了！”娜斯佳压低声音使劲叨叨说：“小萨沙才八个月。你一下子怎么可能照料得了两个婴儿呢？你到底怎么想的，我想知道知道。”
“照顾得了，”达莎喜笑颜开地说，“请你相信，如果你生孩子的话，我还可以照料你的孩子。你怎么着也不会放弃你的工作吧，而我反正在家闲着没事。你可别责怪我，我非常想要个小娜斯佳呢。”
“你会没完没了的。以后你还会想要个小阿列克赛，这个你已答应过我了，再以后还会要孩子的。萨沙知道吗？”
“别提了，还是他首先发现的呢！”
“会有这种事？”娜斯佳被弄糊涂了，“怎么会是他先发现，他怎么可能知道得比你还早呢？”
“就是比我早。你想不到吧？有一天早上萨沙醒来后，看了我一眼说：‘亲爱的达莎，好像我们要有一个小娜斯佳了。’一开始我不相信他的话，我以为他在开玩笑。可是过了几天之后我就明白了，他是对的。真的，他好眼力吧？”
“好眼力，”娜斯佳赞同道，“真有你的，达莎，我祝贺你，也祝贺萨沙。”
她们一边继续轻声慢语地谈论着自己，一边听着丈夫们的谈话，丈夫们正兴致勃勃地讨论着各位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获胜的机率。以往每逢达莎到娜斯佳这儿来，娜斯佳总能感受到一种宁静和幸福。但是，今天却没有找到这种感觉。与绍利亚克同行时产生的恐惧感继续在折磨着她，而她却对此无能为力。
有生以来，娜斯佳一直被三个影子般的噩梦纠缠着。第一个梦是她梦见自己正在死去。只要挪斯佳在睡梦中心脏或血管不舒畅，她就会做这个梦。第二个梦是她出现在悬崖峭壁的又窄又滑的顶峰上，她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摔死了，因为无法从顶峰上爬下去。随后她又有了生的希望：既然能攀登到这个顶峰，那么肯定也能原路返回。结果娜斯佳发现自己已经赤裸裸地站在大街上。紧接着她又有了摆脱困境的念头：既然她敢一丝不挂地来到大街上，而且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么也许就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了。在这个梦里，娜斯佳面临两种绝境时，笼罩着她的恐惧是一样强烈的，而当她知道自己终归能绝处逢生后那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也同样地强烈。
第三个梦倒不可怕，但却令人难堪。娜斯佳梦见自己即将中学毕业并面临毕业考试。有些课程她肯定无论如何也不会考及格，因为她根本就没有学过这些课程，最可笑的是，和阿列克赛一起中学毕业的她，竟然梦见自己考不及格的正是物理和数学。不知为什么，从六年级开始（每次做梦肯定都是从六年级开始）她就不再学习了，甚至连教科书都不去翻一翻，所以这两门课的内容她一概不知，连只字片言都不知道。怎样才能把这两门课考及格，娜斯佳简直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于是，自我责备的念头开始在梦中折磨她：太轻佻了，太懒惰了，还要从头学起，你这个傻瓜，虚度年华、咎由自取。娜斯佳痛心疾首地寻找着出路（要么找补习老师上课，要么试图获取因健康原因而免试的资格，要么再找别的办法），她找不到出路，因而对自己恶劣的表现痛定思痛，悔之莫及。梦中的这种痛苦经常如此强烈，难以忍受，以致娜斯佳经常因为强忍而惊醒。
今天，她做的是第三个恶梦。醒来以后，她就轻手轻脚地钻出了被窝，为了不吵醒阿列克赛，她踮着脚溜进了厨房。周六清晨，5点刚过，她是多么想睡觉、睡觉啊！可是，她已经难以入睡了。
厨房里寒气逼人，只好点燃煤气灶来取暖。娜斯佳开始给自己煮咖啡。她知道再上床去睡觉已毫无意义，反正她是睡不着了，如果她在床上辗转反侧，那只会把阿列克赛弄醒。不知为什么，娜斯佳忽然想吃点东西，她打开冰箱，拿出了一盘冰凉的煎牛排，这是丈夫做的一道拿手菜。娜斯佳切下厚厚的一块牛排，然后就着热咖啡开始若有所思地咀嚼起面包夹肉排来。为什么绍利亚克总是在她的脑海中徘徊呢？他怎么了？更准确地问就是：绍利亚克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他具有催眠术吗？催眠师多的是，有成千上万。任何一位体面的精神病学家都具有这种用于治疗的催眠本领。他深沉内向吗？他肯定能意识到娜斯佳自己可是个坦白直爽的女人。他性情古怪吗？记得有人说过，她，娜斯佳·卡敏斯卡娅，是最聪明、最具有洞察力的女人，她能明察秋毫，世界上很少有她不明白的事和不理解的人。过去，她从来没有为此而如此强烈地感到害怕过，可现在，到底是什么不对劲呢？是什么？
“你跑不了啦，馋鬼，”娜斯佳身后响起了阿列克赛的声音，“半夜觅食可不好，是个坏习惯，朋友。你没生病吧？”
“我做了场噩梦，”娜斯佳面带愧色地笑着说，“我吵醒你了？对不起，亲爱的。”
“没关系，以后有的是休息日，我可以睡它个够。你怎么会做噩梦呢？”
“亲爱的，你别笑话我，我梦见自己上十年级的时候要考物理和数学，可我一窍不通。”
“什么？！”阿列克赛震耳欲聋地放声大笑起来，笑得娜斯佳不由得缩起了脖子，身子蜷缩成一团，“你，不懂物理？要知道你在中学时，物理学得比我这个当到教授的人还好呢！谢天谢地，你脑子里的这种怪念头是从哪儿来的？”
“我也说不清楚，”娜斯佳严肃地说，“你这话和两天前戈尔杰耶夫上校嘲笑我的话如出一辙，难道你们是事先说好的？要不就是我真的精神恍惚、神志不清了？”
“亲爱的，你只不过是不够沉着罢了，”阿列克赛笑了一下说，“我了解你，你没睡好，心神不定，太敏感。如果你做了什么恶梦的话，你就会强忍着而惊醒，对吗？可你如果不想醒过来，你的脑子就应该灵活点，想想普通的事你就不会因恐惧而紧张了。在几年的时间里老师一次都没有考问过你，一次都没有把你叫到黑板前，那是不可能的。再说，我们还定期做过测验，那些用来检查的书面测验我们都考及格了。因此如果你完全一无所知的话，那学校早就开除你了。既然学校没开除你，你一直念到了十年级，那这说明什么呢？你要在梦中强迫自己得出这个结论，这样的话一切就正常了。可你却像个愚蠢的胆小鬼似的回避着。”
“好吧，亲爱的，让这些梦见鬼去吧。重要的并不是这个。”娜斯佳叹了口气说。
“那你认为什么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为什么会做这样的梦。”
“这倒挺有意思。”
阿列克赛把椅子拉了过来，然后坐到娜斯佳对面的桌子旁。他伸手拿起娜斯佳的咖啡杯喝了一小口，随后又把杯子放回了原处。
“那你为什么会做这个梦？做这个物理和数学的恶梦？”
“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有一种做错事的意识，很深刻。我肯定有什么事做得不对，我会得到报应的，可我怎么也弄不明白，我错在哪儿了！怎么错的！”
娜斯佳恼火地用拳头敲击着桌子，可又疼得直皱眉头。
“那你觉得是什么样的报应呢？”
“也不知道。”
“这样的话，也许就是你的幻觉了吧，亲爱的？错在哪儿你不知道，什么后果你还是不知道。”
“也许是幻觉吧，”娜斯佳表示同意，“但这种感觉不会无中生有，阿列克赛！肯定有什么事，肯定！可我怎么也切不中要害，想不到点子上，因此，我像个更年期的歇斯底里症患者一样，简直要疯了。”
“好吧，好吧，歇斯底里症患者，我全明白了。我们是继续睡觉还是打起精神？”
“几点了？”
“5点半。”
“我的天哪！那么早！整个周六白白浪费了！为什么该上班时我总睁不开眼，可以一觉睡到大中午时，我却在半夜一跃而起呢？”
“那我们试着再去睡一会儿，尽管你已经喝了咖啡……要不，我们去散步吧。”
“你说什么？”娜斯佳吃惊地盯着丈夫说，“寒冷的二月？周六的清晨？5点半钟散步？我是疯了，但还不至于疯到这个程度吧。”
“为什么不去呢？”阿列克赛心平气和地反问道，“寒风萧瑟，空气清新，街道空旷，所有的人都沉浸在梦乡之中，连条狗都看不见，多么浪漫！我们散一小时的步，回来，吃早饭时胃口大开，然后工作。我还要写一份报告，你呢？”
“哦，亲爱的，我还能有什么工作？当然，我这儿各种各样的死尸倒应有尽有。”
“你用微机吗？”
“今天我不用，要用也得到明天了。今天我要好好思考一下，翻翻资料，琢磨琢磨复杂的地方。”
“你看着办吧，不过散步你可一定要去，这样头脑才会更加清醒。走吧，亲爱的，走，别胡思乱想了。”
“也许，他是对的，”娜斯佳一边想，一边不情愿地站了起来，然后开始穿戴，“徜徉在新鲜空气之中，天色迷蒙，万籁俱寂，空旷无人，没有任何东西会令人分神，令人兴奋，亲爱的阿列克赛，我的心上人，你终于和我结婚了，这该有多好啊！”
一小时后，阿列克赛和娜斯佳回到了家。娜斯佳的心情明显好转。她愉快地吃完了昨晚招待客人剩下的食物。这时，她意识到睡意已向她袭来，因此她非常恼怒。为了不放松肉己，她迅速收拾好桌子，然后把办公室带回来的一大堆纸摊在桌上。
上午10点之前，家里静悄悄的，只有敲击键盘发出的柔和的“劈啪”声响，这是阿列克赛在用电脑写自己的报告。娜斯佳聚精会神地比较和分析着各种事实、细节以及目击者的证词等等。但到了约摸10点钟的时候，这种平静愉快的氛围就被一阵电话铃声打破了。
“娜斯佳，你肯定仍旧不听新闻吧？”戈尔杰耶夫上校说。
“当然，我不听。”娜斯佳肯定地说。
“不听也得听，又一位政治活动家在彼得堡开枪自杀了。我认为你会对此感兴趣的。”
“他是谁？”
“姓姆希塔罗夫，名叫格列布·阿尔梅纳科维奇。”
“他是什么人？”
“亲爱的娜斯佳，你政治上的无知已近乎一个可悲的文盲了。这样不行，我的上帝！我知道你有自己的原则，但还不至于到这个份上吧。简单说一句吧，这个姆希塔罗夫是总统候选人马利科夫的竞选班子中的成员。你听说过马利科夫这个姓吗？”
“听说过。”
“而那个在大街上被疯子枪杀的检察院的活动家也正好是马利科夫班子里的成员。你嫌我的话长吗？”
“还不算长！”娜斯佳吹了声口哨说，“开始猎杀竞选对手啦？”
“像是这么回事，但并不全都是他杀。根据全部情形来看，姆希塔罗夫的确是开枪自杀的。朋友，情况会更确切。目前还没有发现任何犯罪迹象。情况就是这样，亲爱的，一小时后，我办公桌上会有一份马利科夫最亲信的追随者的名单。在这一小时内你应该来得及赶到办公室了，全都明白了？”
“明白了。”
娜斯佳放下电话后就急忙穿起外衣来。
车厢内暖洋洋、空荡荡的。娜斯佳在一个角落里坐了下来，此时此刻浓浓的睡意又一次向她袭来。娜斯佳萎靡不振地想，不眠之夜终于显效了。她费劲地睁着要耷拉下去的眼皮，竭力不让自己睡着。当娜斯佳走出“契诃夫”地铁站时，她感到自己浑身乏力，于是她走进了附近的一家自助餐馆，喝上一杯咖啡，解了解乏。然后她迈开步子朝着坐落在彼得罗夫卡的内务总局大楼走去，这时，她浑身上下又充满了活力。
戈尔杰耶夫上校的办公室锁着门，看来他有事出去了。娜斯佳打开了自己的办公室，脱下外衣，顿时，她感觉自己很乐意分析手头的案子。尤拉·科罗特科夫是对的，他曾断言：对娜斯佳而言，未侦破的谋杀案比吃最美味的糖果还要甜。
说到科罗特科夫，科罗特科夫就立即出现了。他也和娜斯佳一样，喜欢周六来上一会儿班。当然他俩喜欢在周六工作的原因是有些差别的，科罗特科夫纯粹是因为在家呆不住。
“‘小圆面包’给你打电话了？”科罗特科夫问道，“他不知为什么事急需你来。他刚才去将军那儿了，所以让我等着你，以防你到他办公室摸个冷门后转身就跑掉了。娜斯佳，我有个主意要出售。”
“条件是什么？”
“爱情和友谊，和平时一样。除此之外还能从你那儿得到什么呀。”
“说说你的主意。”
“你还记得，我们的朋友斯塔索夫是和谁结婚的吗？”
“和塔季扬娜结婚的，怎么啦？”
“你真傻，娜斯佳，我们认识的朋友中谁是塔季扬娜？”
“正是！科罗特科夫，你真聪明！”
斯塔索夫的妻子塔季扬娜住在彼得堡，她是一名刑事侦查人员。娜斯佳立即给斯塔索夫拨打电话。幸好斯塔索夫有手机，因此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不管斯塔索夫身处何方，任何时候都能给他打。
“斯塔索夫，你能给你妻子打个电话吗？”娜斯佳开门见山地说。
“能，什么事？”
“彼得堡一位姓姆希塔罗夫的活动家开枪自杀了。方便的话请问一下你的塔季扬娜对此事有什么看法，行吗？”
“不知道行不行，”斯塔索夫坦率地承认说，“一般情况下她不喜欢有人插手她的事情。她非常讲原则，虔诚地维护着自己侦查员的独立性。”
“那我简单把情况向您解释一下。最近几天莫斯科有一位俄罗斯总检察院的官员被杀。凶手虽已被抓获，但据说是个无责任能力的人。这位官员和彼得堡的姆希塔罗夫都是同一个政治集团的成员，这个集团由一个姓马利科夫的人领导。也许留神一下姆希塔罗夫之死会有好处，可能他并不是开枪自杀的。情况就是这样，其实这也是全部要点。”
“明白了，我不傻，”斯塔索夫笑呵呵地说，“你在哪儿？”
“我在办公室。”
“我会给你去电话的。”斯塔索夫简短地说了一句就挂断了电话。
斯塔索夫还没回电话，戈尔杰耶夫就回到了办公室。他怒形于色，而且好像还受了点委屈似的。
“你来了？很好，坐下，仔细听我说，是刚刚得到的消息，马利科夫也被打死了。当然，不是在莫斯科，而是在他自己的城市里。”
“真见鬼！”科罗特科夫情不自禁地叫了起来，“凶手是谁？”
“你们想想吧，竟然是他自己的亲生女儿，她向自己的父母开枪。她是个放荡的吸毒者。给，这是提名马利科夫为总统候选人的那个集团中最活跃的活动家的名单。一小时后，我听听你们的想法。科罗特科夫，你也要说。”
戈尔杰耶夫转过身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娜斯佳的办公室。
11
提名并支持谢尔盖·格奥尔吉耶维奇·马利科夫为总统候选人的集团的活跃分子的名单非常之长。娜斯佳和科罗特科夫把名单一分为二，各拿一半，然后就分头去打电话了。四十分钟后，事情有了眉目。国家杜马议员列昂尼德·米哈伊洛维奇·伊佐托夫因谋杀妻子未遂而被捕在押。这样一来，他就被淘汰了。一位姓谢苗偌大的商人遇到车祸当场身亡，他同样被淘汰了。另外，还要加上已经自杀的姆希塔罗夫和被疯子打死的检察院的卢琴科夫。而首当其冲的要数被亲生女儿开枪打死的州长马利科夫。
“我想把尤尔采夫也算进去，”娜斯佳若有所思地说，“商人谢苗诺夫经营石油，而尤尔采大同石油商们有不正当的来往，石油商们不会无缘无故地邀请尤尔采夫去‘俄罗斯’饭店参加聚会的。”
“可是这个名单里没有尤尔采夫的名字。”科罗特科夫提出异议。
“用不着在名单里出现！民警局里关于尤尔采夫的专案文件大概都有五公斤重了。总统候选人何必要大肆炫耀自己同一个在民警局早就挂了号的人的关系呢？我怎么也不明白，是什么规则使这六个人勾结在一起。其中：检察院的卢琴科夫和州长马利科夫这两个人是被杀的，可其余的人呢？难道是偶然的巧合吗？我不明白怎样才能逼迫一个人把自己的妻子推到车轮下面去。怎样才能逼人在单行线街道上逆行。打死我也不明白。一个人，他可以被迫开枪自杀，服毒自尽，一句话，被迫结束自己的生命，这在犯罪侦查史上是有案例的，准确地说，这不是迫使，而是威逼。但是杀妻未遂的伊佐托夫和车祸身亡的谢苗诺夫又是怎么回事呢？”
“现在我们一共有两起谋杀案，两起自杀案，还有两起不明不白的案子，”科罗特科夫确认道，“斯塔索夫还没来电话吗？”
“还没有。等着吧，也许，他的塔季扬娜会给我们透露些有趣的情况。好了，科罗特科夫，东拉西扯够了，我们去‘小圆面包’那儿吧，刚好过了一个小时。”
“你们说得太少了，”戈尔杰耶夫上校听完他俩的汇报后，不相信地摇摇头说，“还有什么别的看法吗？”
“把名单上那些住在莫斯科的人都监视起来。”科罗特科夫快言快语地说。
“别给我添乱了！”戈尔杰耶夫气冲冲地说，“这名单上的人有多少？我们的人又有多少啊？你看看，我不是要你们说什么组织程序方面的办法，而是要你们出点子。名单上有一百个人，并非这一百个人全都会被淘汰的，凶手肯定是按照某个规则有选择地寻找他的牺牲品的，你们应该摸清这个规则，而不是向我提出一些显而易见和无法执行的建议，懂吗？”
“我可没办法寻找这个规则，”娜斯佳直截了当地说，“因为我还没弄清楚受这个规则支配的圈子里都有些什么人，伊佐托夫和谢苗诺夫是怎么回事？他们是不是这个圈子里的人呢？”
“你打算怎样去弄清这个问题？我建议你来个逆向思维。先摸清你认为他们有联系的那四个人之间的规则，然后再用这个规则去套你不理解的这两个人。”
“即使这样我也不可能搞清楚，戈尔杰耶夫，这些案件里有许多疑点。为什么疯子要枪杀卢琴科夫？为什么州长女儿要谋害双亲？疯子和州长的女儿这两名凶手之间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
“是啊，他们之间有什么共同的东西呢？”戈尔杰耶夫重复道，“喂，快回答。”
“那就是他俩的头脑都有点不正常。”
“这就是你的回答？”
“不，这不能令人信服，”娜斯佳固执地说，“这两名凶手要勾结在一起，却又身处不同的城市，不可能。”
“这不是真心话，姑娘，”戈尔杰耶夫突然用柔和的声调说道，“你为什么害怕对我说真话呢？没必要。难道我什么时候因为你出点子而责备过你吗？难道我曾经说过你们出的点子是愚蠢的、是不足信的吗？你怕什么呢？”
娜斯佳微微笑了笑。处长一眼看透了她的心思，什么也别想瞒过他的眼睛。娜斯佳当然害怕了，在短短两天时间里戈尔杰耶夫和她自己的丈夫都说她头脑里有怪念头，这件事给她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太强烈了，她开始害怕并开始注意到自己的感受。
“要知道你过去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什么事都是可能发生的，”戈尔杰耶夫接着说，“如果什么事情突然不可信了，那就只有想办法去搞清楚，所以，请你想办法吧。我叫你来就是为了这个，而不是要你们去干类似偷偷跟踪马利科夫所有追随者这样的任何蠢事。我就是这个意思，孩子们。叫米沙·多岑科也参加进来，我们正式开始侦破尤尔采夫和卢琴科夫的案子。让多岑科去同‘俄罗斯’饭店石油商聚会的参加者们打交道，并让他单独找被逮捕的那名凶手了解情况。伙计们，我们很幸运，两桩案子都交给了科斯佳·奥里山斯基了。他们肯定没有把这两个案子联系起来，这也难怪，因为表面上尤尔采夫和卢琴科夫之间没有任何联系。我会亲自同科斯佳谈话，提醒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把其中的一个案子交给别的侦查员。你们不是不知道，这是一种习惯做法：一位侦查员刚开始办理一个案子，这个案子就被转走了，在这个案子办完之前，可能被转交个一百次。眼下这两个案子应当由同一个人来管。这件事由我负责，你们不要为这个而伤脑筋，明白了吗？干吧，不要垂头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