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十二月会议在组织方面也有一些新的安排：由项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组成长江中央局赴武汉领导南方党的工作；由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组成中共代表团赴武汉同国民党谈判；由刘少奇、杨尚昆负责北方局，朱德、彭德怀负责北方军政委员会，加强对华北游击战争的领导。

会议还决定，中央负责处理各类来往电报的分工如下：党的工作由张闻天处理；军事问题由毛泽东处理；统一战线工作由王明处理，王明外出回到延安前这项工作由张闻天负责。为准备召开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决定成立筹备委员会，主席为毛泽东、书记为王明。秘书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五人组成。(23)

十二月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多次致电各抗日根据地的首长，要求各地必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同各友军和地方士绅搞好关系，“减少磨擦，团结对敌”(24)。他强调：“扩大和巩固统一战线，始终是我们的中心与方针。”(25)同时，他也继续注意纠正右的偏向，亲自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和第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起草布告，揭露国民党顽固分子破坏陕甘宁边区人民利益、破坏统一战线的活动，纠正了一部分干部对这种破坏活动的退让迁就，使各根据地的统一战线工作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

王明在十二月会议结束后前往武汉，是因为蒋介石想了解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态度而特地邀请他去的。那时，蒋介石和国民党党政军机关的大部分在南京局势危急的情况下已先后迁到武汉。中共中央原来要王明见过蒋介石后很快就回延安，在中央工作。可是，王明离开莫斯科时就已把国民党看得比共产党更重要，把武汉看得比延安更重要，因此，到武汉后就留了下来，把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局合并，由他担任长江局书记，周恩来为副书记。

他继续以共产国际派来的“钦差大臣”自居，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在《群众》周刊第四期上发表由他起草而未经中共中央同意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同期并发表了他的文章《挽救时局的关键》。他还到武汉大学等处作讲演，继续鼓吹他的错误主张。

这时，国民党中右翼势力的反共活动日见抬头。一九三八年一月，国民党复兴社头目康泽、刘健群在两党关系委员会上公然鼓吹“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攻击八路军在华北是“游而不击”。国民党军方机关报《扫荡报》和《血路》、《民意》、《抗战和文化》等刊物，掀起所谓“一党运动”。二月十日，《新华日报》发表王明起草的《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对国民党这些言论提出批评。这种批评是必要的，但王明并不经过毛泽东本人同意就借用他的名义发表公开谈话，也反映了王明把自己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的心理已到了何等地步。在这以前不久，国民党还指使几十名暴徒捣毁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的营业部和印刷厂。这些事件，对中国共产党内正确认识国民党的本质是一次现实的教育。

为了抗议国民党当局的这些倒行逆施，周恩来在二月十日会见了蒋介石。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对主义、信仰不欲限制各方”，“对各党派并无意取消或不容其存在，惟愿溶成一体”；“对《扫荡报》言论，认为不能代表党（引者注：指国民党）及他个人”；“对政治部副部长仍要周做”。(26)以后，国民政府聘请毛泽东、博古、王明、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邓颖超七人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中国共产党人的反击，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中共厉害，他的人愚蠢”(27)。

鉴于时局中出现的新情况，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中共中央接受长江局的建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会议（以后被称为三月政治局会议）。王明在会上作了《目前抗战形势与如何继续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由于国民党进行的“一个党的运动”，他承认自己起草的《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在词句上是太让步了”，但又认为“国民党现在提出只要一个军队，我们也不能反对这个口号”。“统一军队的基本条件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关于统一军队问题须在党内外进行教育。”还进一步提出“确定和普遍地实行以运动战为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28)。

毛泽东在第二天发言，一开始便说：“我只讲军事问题，先说战争的长期性。”他指出：“中国抗战最后是必然胜利的，但必须经过许多困难。”“我认为过去中国抗战没有大踏步的进退，只是硬拼，这是错误的。只是死守一处，结果还会失守。”“正规军分为作战兵团与守备兵团。过去共产党组织赤卫队及游击队有丰富经验，要告诉全国来学习。”“战争的具体形势，内线外线的作战是互相交错的，日本包围我们，我们在战役上也包围日本。”他说：“我同意要争取外援，但主要是靠自己，强调自力更生。”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毛泽东认为，为争取国民党继续抗战，合作形式将来可采用民族联盟或共产党员重新加入国民党，但是要保证共产党的独立性。关于召开七大，毛泽东认为“须看战争的形势来决定”。他在发言中还提出要“大大发展党员，中央应有新的决议”。“只有大党才能提拔大批干部”。(29)

张闻天在会上说：“历史决定了国共需要合作，两党中是存在着两党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中国资产阶级是有经验的，目前需要两党合作，但又怕我们发展。今天要利用共产党和人民的力量，但又怕共产党与民众的力量。目前阶级斗争的形式更复杂了。我们要看到与国民党有些磨擦是不奇怪的，我们的任务是要引导国民党进步。与国民党吵一下是难免的，但注意不要分裂了。我们无论何时不要忘记要与国民党合作，但必须时时有戒心。”“我们一方面要保证与国民党的合作，同时也要发展自己的力量。在巩固国共两党合作原则下，求得共产党力量的巩固与扩大。”(30)

毛泽东在会上还提出：“王明同志在今天的形势下不能再到武汉去”。但一心只看重国民党力量的王明执意要重返武汉。三月一日，政治局会议正式通过决定：“王明同志留一个月即回来（如估计武汉、西安交通有断绝之时则提前）。”但王明连这个决议也不理睬，去武汉后一直到六中全会召开时才回延安。在武汉，他又自行写了《三月政治局会议的总结》，在《群众》周刊上，发表。

为什么在坚持抗日、坚持统一战线的共同主张下，毛泽东、王明之间会产生这么尖锐的分歧？王明为什么一直不顾中国的实际情况坚持他那些错误主张？毛泽东后来说过：“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引者注：指中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31)这真是一针见血的评论。王明考虑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就是不要得罪国民党，求得他们不脱离抗日阵营，以免苏联遭受两面作战的危险；至于中国人民的利益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却不是或很少在他考虑的范围之内。其实，放弃斗争，一味退让，不仅不利于中国人民的利益，而且也不可能使国共合作真正保持下去。

这时，又发生张国焘叛逃事件。四月四日，当时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理主席的张国焘借到陕西中部县参加祭黄帝陵的机会，私自逃离，在国民党方面庇护下经西安到达武汉。十二日，毛泽东等致电张国焘：“希早日归来，不胜祈盼”。(32)张国焘不听劝导，在四月十七日以书面形式声明脱离共产党，公开投靠国民党。十八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张国焘党籍。毛泽东要求全党把这件事作为教训：“每个共产党员应该不像他那样，半途放下旗子，要坚定政治方向，牺牲一切而奋斗到底，反对开小差。”(33)

三月会议结束后，任弼时受中共中央派遣前往苏联。由于共产国际长期对中国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任弼时这次担当的任务是十分重要的。他不仅代表中共中央向共产国际递交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的书面报告大纲，并且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作了详细的口头报告。他详细介绍了抗战以来中国国内的变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状况、党的状况以及八路军的作战情况，包括国共合作以来的特点、困难和阻碍。他还单独向季米特洛夫作了报告。这些生动具体的报告，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有了较多的了解，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新的认识。

七、八月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的新指示回到延安。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为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准备的。会前，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毛泽东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报告抗战的形势和抗战的总结。(34)

会议第一天，先由王稼祥作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报告。他说：“根据国际讨论时季米特洛夫的发言，认为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尤其是朱、毛等领导了八路军，执行了党的新政策。国际认为，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王稼祥传达道：中共中央“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他说：这是季米特洛夫在他临走时的特别嘱咐。(35)

王稼祥传达的共产国际这些指示极为重要：第一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第二是肯定了中共中央的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王明以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自居、不断对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线说三道四的资本，为六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扫除了障碍。李维汉回忆：“季米特洛夫的话在会上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以后，我们党就进一步明确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解决了党的统一领导问题。”(36)毛泽东也作过这样的评价：“六中全会以前虽然有些著作，如《论持久战》，但是如果没有共产国际指示，六中全会还是很难解决问题的。”(37)

在二十四日的会上，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共讲了五个问题：一、这次会议的意义；二、国际指示；三、抗战经验总结问题；四、抗日战争与抗日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五、今后任务。他在讲话中充分肯定共产国际指示对中共政治路线的估计是“恰当的和必要的”，“这种成绩是中央诸同志和全党努力获得的”。他认为，共产国际指示的要点，“最主要的是党内团结”。他指出，“特别是有国际的指示，这次会议的成功是有保证的”。他在讲话中总结了抗战以来的经验，指出武汉失守的危险是存在着的，武汉失陷后抗日战争将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军事意义上讲是战略相持阶段。党的任务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坚持统一战线，以团结全国力量，准备反攻。毛泽东着重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统一与斗争的辩证关系，他说：“统一战线下，统一是基本的原则，要贯彻到一切地方、一切工作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不能忘记统一。同时，不能不辅助之以斗争的原则，因为斗争正是为了统一，没有斗争不能发展与巩固统一战线，适合情况的斗争是需要的，对付顽固分子，推动他们进步是必要的。”(38)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再次强调，今后中央领导同志之间要真正的互相尊重，互相信任。鉴于王明在十二月会议以来一系列严重违背组织原则的做法，毛泽东建议在六中全会上通过一个中央工作规则。

正如毛泽东所肯定的，这次会议取得了“伟大的成功”。它从政治上、组织上为六中全会的召开作好了准备。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六届六中全会，是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桥儿沟天主堂召开的。这是一九二八年六大以来到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

会议第一天，毛泽东、王稼祥、王明、康生、周恩来、朱德、彭德怀、博古、刘少奇、陈云、项英、张闻天被选举为全会主席团成员。毛泽东宣布会议议事日程。这时，传来武汉情况紧急的消息，大会主席团决定以毛泽东的名义给蒋介石写一封信，鼓励他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到底。十月四日，毛泽东的这封亲笔信由周恩来带到武汉送给蒋介石。

十月十二日至十四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报告共包括八个部分：（一）五中全会到六中全会；（二）抗战十五个月的总结；（三）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四）全民族的当前紧急任务；（五）长期抗战与长期合作；（六）中国反侵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运动；（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八）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毛泽东在报告中首先明确指出：中国抗日战争将进入一个新阶段，它的基本特点是一方面更加困难，另一方面更加进步。在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才能应付战争的新局面。“这种新姿态，就是统一战线的广大的发展与高度的巩固。”他说：“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力求团结与进步——这就是十五个月抗战的基本教训，也就是今后抗战的总方针。”毛泽东的话使许多与会者感到豁然开朗。一位参加会议的干部在会上说：“最初有人看到《论持久战》，还不了解我们如何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此次毛的报告具体指出了过渡阶段的困难和克服困难的办法。”(39)

为了使全党切实担当起自己的历史重任，毛泽东号召大家要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民族的历史和当前运动的情况与趋势。他说：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40)

这段论述是毛泽东从亲身经历中国革命失败的痛苦教训中，从同党内各种错误倾向进行的斗争中得出的重要结论。他提出的“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论断是他对中国革命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它不仅指导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而且对后来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都有深远的意义。

会议进行过程中，广州、武汉在十月二十一日和二十七日相继沦陷。

十一月五日、六日两天，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结论，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

他说：“为了长期合作，统一战线中的各党派实行互助互让是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他批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说：“中国的情形是国民党剥夺各党派的平等权利，企图指挥各党听它一党的命令。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

关于战争和战略问题，毛泽东从中国历史的角度进一步强调武装斗争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的革命任务。”因此，“全党都要注重战争，学习军事，准备打仗”。(41)

他在结论中还说：“团结的要点是政治上的一致。此会上一切主要问题无不是一致的，这就保证了全党的团结。”由于这些主要问题上的是非已经分清，毛泽东对十二月会议以来同王明在政治上的分歧着重用正面说理的方式来进行总结。

对王明本人，毛泽东采取温和的同志式的帮助态度，希望他能改正错误。毛泽东说：王明在全会上已表示“完全同意各报告”，“王明在部分问题中说的有些不足或过多一点，这是在发言中难免的。这些问题已弄清楚了。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他是主要的负责同志之一，我们应原谅之。”(42)后来，毛泽东对这样对待王明问题做过解释：“在六中全会的文件上，在六中全会的记录上，看不出我们尖锐地批评了什么东西，因为在那个时候，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批评，而是从正面肯定了一些问题，就是说在实际上解决了问题。”(43)

对历史上处理干部问题中的错误决定，毛泽东提出“应予平反”，没有搞清楚的要搞清楚。他说：对萧劲光公审和开除党籍是“岂有此理”；对瞿秋白、何叔衡等的处罚“皆不妥当”；对周以栗、余泽鸿在政治上组织上的打击是不对的，对邓小平的打击“亦应取消”；对陈毅、曾山、张鼎丞等所受的批评、处罚“皆应取消”；罗明路线除个别人外，被处罚者应“宣告无罪”；四方面军犯过错误的同志应与张国焘有区别；博古、罗迈只要承认错误“则无问题”(44)

会议通过了《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政治路线，克服了王明右倾错误对党的工作的干扰。全会确定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

毛泽东从抗战以来一直坚持的正确主张，在这次会上得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和拥护。彭德怀在会上的发言中说：“领袖是长期斗争经验总结的，是长期斗争中产生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是由正确的领导取得的。”(45)

在抗日战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历史时刻召开这个会议，取得这样的成果，意义是十分重大的。毛泽东后来在党的七大上说：“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46)。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与持久抗战的需要，抗日前线和迅速扩大的各抗日根据地迫切要求派大批干部去开展各项工作。但现有的干部队伍，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这就把迅速培养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的任务，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又一个异常突出的大问题。

毛泽东比较早就意识到这项工作的紧迫性。抗战爆发前夕，他曾向全党呼吁：“我们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47)

抗战爆发后，毛泽东花了很大力气，亲自来抓这项工作。他一方面要求各地迅速恢复被打散的组织，寻找旧的关系；另一方面，更重要是，在延安开办各种类型的学校，来培养各方面的干部。

那时候，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呼唤下，大批爱国人士，特别是知识青年经过长途跋涉，历尽艰难，从全国各地纷纷涌入延安。为什么地域偏僻、交通不便、生活艰苦的延安会对要求抗日的人们产生这么大的吸引力呢？有一位青年这样说：卢沟桥事变时“我在上海，立刻我就去南京投效工作。但是在南京，什么也没有——只有老官吏、老官僚。屡屡总是叫我们在一个办事处里等一等，于是，明天再来。很多人是这样走掉了。”“我们中间的许多人，都觉得顶好只有向第八路军学习。延安的领袖们有伟大的政治经验，而且特别精于游击战术和民众运动。我们到西北来学习这些东西。”(48)

一走进延安，许多人立刻看到一个充满生气和活力的新天地，看到一种真挚而平等的新的人际关系，觉得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摄影家吴印咸回忆道：

“深厚坚实的黄土，傍城东流的延河，嘉陵山上高耸入云的古宝塔，以及那一层层，一排排错落有序的窑洞，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特别是这里的人们个个显得十分愉快，质朴，人们之间的关系又是那么融洽。我看到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等人身穿粗布制服出现在延安街头，和战士、老乡唠家常，谈笑风生。”“我被深深地感动了。我觉得我已经到了另一个世界，这正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49)

毛泽东非常珍视这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人，把他们看作革命队伍中的新鲜血液，提倡开办各类学校，把他们培养成各方面的专门人才。他常常说：“出人是要紧的事，出了人便可以派出去”。这是一件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措施。

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在延安亲自领导开办的学校有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中国女子大学等。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专门培养抗日军事政治干部，是延安最有影响的学校。它的前身是“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改名，简称“抗大”。抗大的学员，一部分是从部队中抽调的红军军政干部；一部分是从全国各地来到延安的知识青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为学校选调了一批经历过战争考验、具有军事或政治工作经验的干部到校工作，如刘伯承、林彪、罗瑞卿、徐向前、张际春、滕代远、何长工、李井泉、彭绍辉、许光达、莫文骅、李志民、胡耀邦等。同时，又从大后方请了艾思奇、何思敬、任白戈等学者到抗大任教。毛泽东亲自担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他认为“这是共产党的大事，不是小事”，一定要抓紧抓好。

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他的一些重要著作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等，都被列为抗大的必读教材。

毛泽东和党中央一些负责人，经常为抗大讲课。毛泽东后来回忆：“那时我可讲得多，三天一小讲，五天一大讲。”他讲课的内容十分广泛，包括政治、军事、哲学、历史等，其中主要是谈战略问题。毛泽东强调要“提高战略空气”。他说：“只有了解大局的人才能合理而恰当的安置小东西。即使当个排长也应该有全局的图画，也才有大的发展。”他要求学员们在政治上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在军事上要努力学习军事理论，这些都是战略问题。

有一个学生在毕业后给毛泽东写信说：“过去未到这里以前，在外边（指非特区）看过很多的书报杂志，五花八门，懂得了不少，可是抓不住中心，摸不着方向。但是到了这里以后，就学到了中国社会性质是什么，知道了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泽东看后非常满意，认为他所学到的是“重要的中心的一点”(50)。

每当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或结业式时，毛泽东把它看作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通常都要到会讲话，鼓励学员在学校里要好好学习，走出校门要向社会学习，指出“那是无字之书”。毛泽东常常告诫他们，革命的道路如河流一样曲折蜿蜒，要准备走“之”字路，走“之”字路，这是世界上任何事情发展的原则。毛泽东的讲话有很强的感染力。刘白羽回忆道：“当讲到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时候，毛主席安详而沉静地朝前望着，举起右手掌慢慢向前方推去，这是推动历史前进啊！这时你的心情特别庄严，什么艰难险阻，困苦重重，都不在话下，就是付出生命，也会马上站起毅然决然走上前去。”(51)

毛泽东很重视在政治上关心知识青年，勉励他们进步，并注意在他们之中发展党员的工作。毛泽东对各队党组织的负责人说：这批革命青年千里迢迢来到延安不容易啊！从西安到延安走了八百里，这就是一个考验，政治上不坚定是走不到的。要好好教育、培养这些人，尽快发展他们入党。在抗大学习与工作过的李志民后来说：“现在我们再回顾四十多年前这段历史，就更感到当年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对待知识分子大胆信任、大胆使用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如果当年不搞五湖四海，而搞‘孤家寡人’的关门主义，把从国民党统治区来的知识青年，或是在政治历史上沾点‘灰尘’的青年统统拒之门外，我们就组织不起来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巩固不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52)

但是，对于抗大中的党员干部，毛泽东则要求十分严格。他们中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的，不管过去有多少斗争历史，一定严惩不贷。一九三七年九月，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长征的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逼婚未遂而枪杀了陕公女学生刘茜。案发后，毛泽东在抗大校长罗瑞卿写的报告上很快作出批示，并于十月十日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认为应该对黄克功处以极刑。他在信中说：“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53)

抗战八年中，抗大先后办了八期，总校和分校共培养出二十多万干部，大多在各条战线上成为骨干力量，对争取抗战胜利，对以后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形势的发展，来到延安的青年越来越多。一所抗大已不能满足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新的学校——陕北公学。

这所学校由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张云逸、成仿吾等人筹办，艾思奇、何干之、何思敬等著名学者任教。李维汉回忆说：“陕公是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亲切关怀下创立的。特别是毛泽东，他在繁重的工作中，还常对学校的任务、办学方针等关键问题，给予及时的指导。”(54)

陕北公学是一所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学员来自五湖四海：有共产党员，也有国民党员；有工人，也有农民；有汉族，也有少数民族；有红军，也有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干部；有十几岁的青年，也有年过半百的老人。毛泽东对陕公有很高的评价，他说：“中国不会亡，因为有陕公”。陕公是全中国的缩影，“陕公是代表着统一战线，陕公是一幅进步的缩图”(55)。陕公前后办了近四年，培训出一万多名干部。

鲁迅艺术学院也是毛泽东倾注了不少心血的一所学校，是由毛泽东等发起创办的。这是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学校，由沙可夫、李伯钊等负责。

毛泽东非常钦佩鲁迅，说自己“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一九三六年，中共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去工作。行前，毛泽东和他长谈了一次，嘱咐他一定要好好团结鲁迅先生，因为他是一面大旗，能够唤起民族的抗战热情。毛泽东经常用鲁迅的精神来教育青年和文艺工作者。他说：鲁迅具有政治远见、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三个特点形成了伟大的“鲁迅精神”(56)。他还说：“今天第一条是一切爱国者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第二条才是我们自己艺术上的政治立场。”“我们并不用马克思主义来排斥别人。排斥别人，那是关门主义，不是统一战线。但在统一战线中，我们不能丧失自己的立场，这就是鲁迅先生的方向。你们鲁迅艺术学院要遵循鲁迅先生的方向。”(57)在漫长的八年抗战中，鲁艺培养出一大批文艺干部，创作出一大批宣传抗日、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艺术作品，对发动和组织群众起了重大的作用。

毛泽东还经常到中央党校、马列学院以及由他提议创办的中国女子大学等学校讲课。

到六中全会召开时，这些院校已培养了几十万干部，其中共产党员达到二十五万人。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把培养干部的问题提到更高的地位来看。他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因此，有计划地培养大批的新干部，就是我们的战斗任务。”(58)他从抗日战争一开始，就花了这样大力气，自己动手，来抓这件事，是十分有远见的，效果也是极为明显的。

大批知识青年来到延安，也给这里带来了新的蓬勃朝气。每天傍晚，在宝塔山下，延水河畔，都会有年轻人的欢笑声和歌声。“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一曲抗大校歌凝聚着千万颗青年人的心声。毛泽东常常出现在他们中间，无拘无束，谈笑风生。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一九三八年秋，贺子珍离开延安一年后，毛泽东同从上海到延安抗大学习的江青结婚。这次婚姻上的错误选择，给毛泽东后来的生活，特别是他的晚年带来极大的不幸。

抗日战争前，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封锁和“围剿”，中国共产党在很大程度上被迫处于同外界隔断的状况下。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的种种主张令人们感到耳目一新，引起国内外广泛的注意。许多人来到延安访问。梁漱溟回忆他当时去延安访问的动机：“自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现在国民党方面令人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么样呢？百闻不如一见。”(59)抱着这样的目的与心情，一些关心中国命运和抗战前途的中外人士络绎来到延安。毛泽东认为这是了解社会情况、大众情绪和宣传党的主张的极好机会，在繁忙中抽出许多时间接见来访人士。

梁漱溟是中国乡村建设派的领导人，一九三八年一月到延安后，就抗战前途和阶级斗争等问题同毛泽东交谈了八次，每次时间都在两小时以上，最长时通宵达旦。半个世纪后，梁漱溟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同毛泽东交谈的情景：“他说得头头是道，入情入理，使我很是佩服。可以这样说，几年来对于抗战必胜，以至如何抗日，怎样发展，还没有人对我作过这样使我信服的谈话，也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文章。蒋介石的讲话、文告，我听过、看过多次，个别交谈也有若干次了，却没有像这一次毛泽东那样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和说服力。”对阶级斗争等问题，双方有着不同看法，毛泽东并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梁漱溟说：“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60)

毛泽东会见平民教育会派来延安参观的诸述周时说：政治问题，主要是对人民的态度，看你是想和老百姓做朋友，还是站在老百姓的头上压迫他们，只要和他们接近，和他们打成一片，他们自然相信你，随你要他们的钱，要他们的命都可以办得到。只要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何愁没有人上前线，何愁没有人抗战？(61)

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七日，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从前线返回内地途经延安时，受到毛泽东和延安军民的热情欢迎。毛泽东就合作抗战等问题同他广泛交谈。这次延安之行对卫立煌产生了很深的影响。陪他同行的秘书赵荣声回忆道：“自此以后，卫立煌对于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看得多些了，不只是看看标题，而且翻阅一部分文章。最突出的一件事就是叫我陪他细读七月七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的名著《论持久战》。这本书不但对于卫立煌的‘速胜论’、‘唯武器论’等顽症有很好的疗效”，而且使“卫立煌对于八路军打独立自主的游击战，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有所理解、有所同情了”。(62)

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前途是许多人关心的问题。五月十一日，毛泽东会见国民党老党员施方白，就这些问题作了回答。第二天还为他题写赠言：

“中国目前阶段一定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即彻底战胜日寇与建立新的民主共和国。中国将来阶段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即实现更进步的更完满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完成这两个革命都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只有好好团结一切革命势力于统一战线里面，才能达到目的。”(63)

来延安访问的人中有一些外国朋友，毛泽东非常重视同他们的交往。

加拿大共产党员诺尔曼·白求恩是位著名的外科医生。一九三八年三月底，为了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白求恩率领加美医疗队到达延安。毛泽东在会见时热烈支持他建立战地医疗队的提议。后来，白求恩赴晋察冀边区工作，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诊手术时受感染而逝世。毛泽东十分悲痛，写下著名的文章《纪念白求恩》，高度赞扬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国际主义精神。

有些美国军人对延安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埃文斯·卡尔逊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去延安前说：“如果我能亲眼看看，我就能证实真实的情况。”(64)一九三八年五月，卡尔逊到延安，同毛泽东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毛泽东对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给他留下深刻印象。

毛泽东还会见了大批中外记者，其中包括英国记者贝特兰、美国记者王公达、中国记者舒湮、邓静溪等。毛泽东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战的形势、前途，以及八路军、游击战争在持久战中的重要作用。一位记者这样评论毛泽东：“他的外表很像朴实的农夫，但他的举止却似文雅的书生”，同毛泽东谈话“听起来似乎觉得‘平淡无奇’，过后想起来却又‘隽永有味’”。(65)事后，这些记者将延安之行中看到的情况介绍出去，毛泽东被国内外愈来愈多的人所了解了。

①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37年9月25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页。

③ 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37年9月25日。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370、375、388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370、375、388页。

⑥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215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64、370、375、388页。

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9月25日。

⑨ 《中共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六大以来》上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861页。

⑩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发言，1937年10月22日。

⑾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等的电报，1937年10月19日。

⑿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告朱德的电报，1937年11月15日。

⒀《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87—396页。

⒁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11月14日。

⒂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1937年8月10日。

⒃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12月9日。

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10日、12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2月10日、12日。

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页。

⒇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43年11月19日。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1月13日。

(22)《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24、225、226页。

(23)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7年12月12日、13日。

(24)毛泽东致邓小平、程子华、彭雪枫等的电报，1937年12月17日。

(25)毛泽东、萧劲光、谭政致边区各军政首长的电报，1937年12月24日。

(26)陈、周、博、叶、董致毛、洛及书记处并朱、彭、任电，1938年2月10日。

(27)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28)王明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29)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30)洛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31)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63页。

(32)毛泽东、洛甫、康生、陈云、刘少奇致张国焘的电报，1938年4月12日。

(33)毛泽东在陕北公学二期学生毕业典礼前一天的讲话记录，1938年5月7日。

(3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记录，1938年8月3日。

(35)王稼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8年9月14日。

(36)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16页。

(37)《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页。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24日。

(39)张文彬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0月24日。

(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4页。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7—554页。

(42)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结论记录，1938年11月5日。

(43)《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63页。

(44)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1月6日。

(45)彭德怀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10月24日。

(46)《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31页。

(47)《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77页。

(48)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1984年7月版，第93、94页。

(49)吴印咸：《延安影艺生活录》，《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267、268页。

(50)毛泽东对抗大三大队临别演词记录，1938年3月20日。

(51)刘白羽：《延河水流不尽》，《毛主席的旗帜飘万代》，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77年10月出版。

(52)李志民：《抗大抗大　越抗越大（之三）》，《中共党史资料》11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出版，第227页。

(53)《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10页。

(54)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98页。

(55)毛泽东对陕公第6、7、8、9、10队毕业同学的讲话记录，1938年3月3日。

(56)毛泽东在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记录，1937年10月19日。

(57)《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122页。

(5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26页。

(59)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61、64页。

(60)汪东林：《梁漱溟问答录》，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4月版，第61、64页。

(61)诸述周：《毛泽东先生会见记》，1938年6月14日。

(62)赵荣声：《回忆卫立煌先生》，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1月版，第93页。

(63)毛泽东为施方白题写的赠言手迹，1938年5月12日。

(64)米契尔·布赖克福特：《卡尔逊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12月版，第216页。

(65)邓静溪：《毛泽东先生会见记》，1938年3月24日。

二十二、反磨擦斗争

一九三八年十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抗日战争进入一个以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国民党和共产党三方面的力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请看小说网|www.qiyebooks.com)都发生了重要变化。

日本在武汉和广州战役中几乎倾注了全力。进攻武汉动用的兵力达十四个师团，进攻广州也用了三个师团，共占当时日本陆军总兵力的半数。这是自卢沟桥事变一年多来日方使用兵力最多的一次，而且对两地的进攻几乎集中在同一个时间内举行，反映出他们力图“速战速决”，以摆脱长期作战带来的严重困境，但结果并没有达到目的。他们对华侵略所能使用的兵力几乎已达到极限，已无法继续保持原有的进攻势头，不得不陷入他们极不希望看到的相持状态，把重点转向巩固已有的占领区，以期“以战养战”，并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

国民党的政治中心，这时已迁到重庆。随着局势的变化，国民党最高当局的不同集团分别出现新的重要政治动向。

一向宣传民族失败主义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突然从重庆跑到越南河内，在十二月二十九日发出所谓“艳电”，公开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的《中日两国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的声明，主张停止抗战，对日求和，彻底暴露了卖国乞降的面目。全国范围内群情激愤，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声讨投降活动的热潮。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也把他永远开除出党。

作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没有和汪精卫一起投降，继续留在抗日战争的阵营内。这是值得赞扬的。但在他看来，日本军事进攻的威胁已较原来大大减轻，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在敌后的迅速发展却使他越来越忧心忡忡。他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日记回顾这一年时写道：“共党乘机扩张势力，实为内在之殷忧。”几天后，他在一九三九年一月六日的日记中把话讲得更明白：“目前急患不在敌寇”，而在“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无系统”等四端，“应定切实对策，方足以消弭殷忧也”。从蒋介石日记里透露出的这些内心变化中可以看出：他已把关心的重点从对日作战转向防共反共方面，虽然他这时还没有公开说出来。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各地制造的磨擦活动也明显增多起来。周恩来在给延安的电报中说：“目前事实如杀人、捕人、封报、攻击边区、甚至武装冲突，磨擦且益加甚，此必须迅速解决，以增互信。”①一九三九年一月五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汪精卫叛逃事件。毛泽东在会上说：“蒋介石近来在军事上、外交上及反汪行动上都表现是进步的，但在进步中更要限制我们。蒋之政策是联共又反共，所以最近反映出来各地磨擦增加。”他提出：“我党对目前事件的方针是‘拥蒋反汪’。”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致电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希望推动国民党向好的方面发展。

但是，事情并没有如中国共产党所期望的那样来发展。一月二十一日至三十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蒋介石虽然在开会词中谈到现在是第二期抗战开始的时候，谈到要抗战到底，不能半途而废，但他把抗战到底解释为只恢复到七七事变以前的状态。更严重的是，会上原则通过要限制异党活动（四月十四日，国民党中央秘书处秘密颁布《防制异党活动办法》的训令）。会议公开发表的《宣言》中说：“本会议郑重声明，吾人绝不愿见领导革命之本党发生二种党籍之事实，更不忍中国实行三民主义、完成革命建国一贯之志业，因信仰不笃与意志不坚，致生顿挫。”③会议通过的《关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写道：“今后，本党应力求革命理论之领导”，“而使违反主义之思想无从流布于社会，而于战区及敌人后方，尤应特别注意”。④这些话，矛头显然都是指向中国共产党的。国民党五中全会，成为抗战期间蒋介石对中国共产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点。

尽管如此，这时蒋介石仍主张继续对日抗战，严厉谴责汪精卫的投降活动，他的防共反共的全盘打算主要是在内部酝酿和布置，没有完全公开出来。因此，这时中国共产党处理国共关系这个问题需要谨慎而恰当，留有余地，并且继续观察。

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国民党五中全会后的形势及党的方针。毛泽东已经敏锐地警觉到国民党内妥协磨擦的危险倾向在发展，特别是蒋介石本人的态度在发生变化。他在会上批评国民党五中全会的错误是“依靠外力，只打到卢沟桥”。“国民党的政策是一贯的，在五中全会是再一次表现。”关于国共关系，他认为，国民党的妥协倾向与磨擦倾向也是错综复杂的，主张执行联共同时又防共的中间政策的占多数，我们应该增加左翼力量，争取中间派。蒋介石将处于中间派地位。“过去，我们只与汪精卫斗争，没有与蒋介石直接斗争。抗战中如何打法，我党一贯与蒋介石斗争。在前年的斗争方式是尖锐的，去年较和缓，但斗争是没有停止的。今后我党方针还是不要太尖锐，要坚韧。”“我们要阻止妥协磨擦危险倾向的发展，主要方针是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争取中央军，发展八路军游击队。”他说：只要我们有力量造成抗战的局面，就能逼迫蒋介石不得不继续抗战。⑤

此前，他在中央党校作《反对投降主义》的讲演，提醒大家在反对民族投降活动的同时要注意反对党内的阶级投降主义。他说：最近为止，我们得了许多材料，很多材料、很多小册子发给国民党党员，要防止共产党，而且要采取攻势。什么叫防止？就是不让共产党发展。什么叫攻势呢？就是他们提出的“一个党、一个主义、溶共”的政策，就是说要取消共产党、溶化共产党、取消共产主义，他说：“统一战线又讲亲爱、讲团结，另一方面又要斗争。”“古时人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这也是说统一里有斗争。”“我们对无理之话一定要反对，因为它是真正破坏统一战线的。”他在讲演的最后说：对国民党的磨擦，“我们有两条原则：第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即是说人家不捣乱我，我就不打人；第二条是‘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一原则要抓得紧，一定要有劲。”“这样，才能真正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只有这样，才能战胜日寇”。⑥

对蒋介石正在日益加强的防共反共活动，毛泽东主张进行必要而适度的反击。当时，国民党正准备召开国民参政会一届三次会议。中共中央书记处电示南方局：因国民党五中全会对民主民生问题一无表示，对我党态度仍不甚好，而且指令各地对我党我军我边区采取进攻方针，并增加磨擦对抗，对前次参政会决议也未见实行，因此，我参政员对本次会议宜采取较冷淡态度，以促蒋及国民党反省。⑦随后，毛泽东和王明又致电国民参政会秘书处并转蒋介石：“因事不能出席本届参政会，特电请假。”⑧

这时，共产党内有人存在一些糊涂观念，认为既然中国共产党在公布国共合作的宣言中说：“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那末，国民党提出“一个党一个主义”也不是完全没有理由的。毛泽东为此作了说明。他在抗战以来早已一再说过，共产主义是在革命发展的将来阶段实行的，共产主义者在现在阶段并不梦想实行共产主义，而是要实行历史规定的民族革命主义和民主革命主义，这是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根本理由。中国共产党正是在为民族独立、民权自由、民生幸福这三大目标而奋斗。国民党部分地实现了民族主义，表现在实行了对日抗战，但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没有实行。这些，已经把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当局对待“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的不同态度说清楚了。针对党内一些人的糊涂观念，他又提出，蒋介石用三民主义来同我们斗争，“我们抓住三民主义，用三民主义压倒他们”⑨。他多次到中央党校等部门讲演，说明国共两党对待三民主义是有区别的。他说：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实行的是三民主义，将来是社会主义，一定要把三民主义（现在的）变为社会主义（将来的），这一条我们不能放弃也不应该放弃。我们跟友党讲亲爱，讲团结，这是对的，而同时要大大发展我们的党，不要因讲亲爱、团结而放弃了自己的任务。”他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三民主义是到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正如西安到延安，洛川是必经之路一样，现在我们实行三民主义，哪个说我们将来不实行社会主义？”⑩

三月十二日，蒋介石借孙中山逝世十四周年纪念日发表告全国同胞书，宣布实施国民精神总动员，规定它的共同目标是：“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这其实是“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的变相提法，是为了对付共产党的。四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毛泽东提出要“利用他们的东西来反对他们，压倒他们”。⑾

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出席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作《关于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的报告。他说：“共产党是历来号召全国总动员的。”国民党所号召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纲领有积极的东西，也有消极的地方。一方面号召全国人民对抗日本帝国主义，另一方面是对付共产党的。”我们的任务是“要使它得到一个正确的方针，使它有利于‘打日本，救中国’”。⑿

五月一日，延安各界在延安南门外举行国民精神总动员及纪念五一劳动节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题为《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政治方向》的讲演。说：“大家宣誓：反对汉奸，拥护抗战，集中力量，集中意志！干什么呢？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我们中国在危难之中挽救过来，改造过来，变成一个新中国。”“我们要打到什么程度呢？要打到鸭绿江边！要收复一切失地！不达目的，决不停止。”“今天，延安各界，党政军民，各机关，各学校，在这里开会，举行宣誓，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一定要打倒我们的敌人，一定要建设我们的新中国！”他强调指出：“汪精卫要把力量集中到他的汉奸阵线上去，集中到降日阵线上去，行不行呢？万万不行的！有些捣乱分子、磨擦专家，不是把力量集中而是把力量分散，对不对呢？完全不对的。所以一切意志要完全集中在最后胜利一点，一切力量是要完全集中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处，决不能够违反。有违反的就要反对，就要打倒”。⒀毛泽东接过蒋介石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的口号，来揭露和批评他，这在斗争策略上是无懈可击的、十分高明的。

随着国民党《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的颁布，国内政治形势一天天恶化。在河北、山东、陕甘宁边区等地，国民党内的顽固派不断制造同八路军的军事磨擦，事件层出不穷，令人不安的消息不断传来。事态越来越严重。一味退让，只能使对方更加得寸进尺，不能使问题得到解决。因此，毛泽东在这年年初已经提出反磨擦的问题。他说：大革命的“亡党之痛”提醒我们，“要国民党进步，没斗争是不行的”。⒁他还在内部提出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但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在行动上仍采取十分克制的态度。

毛泽东指示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尽量通过谈判来妥善处理与顽固派的磨擦问题，以维护团结抗日的局面。

那时，中共中央所在的陕甘宁边区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事件的重点地区。他们派了十九个步兵军和两个骑兵军，还有三个保安旅和十七个保安队，共约四十万人对边区进行包围与封锁。他们还向边区许多县派去国民党的县长、县党部和保安队。毛泽东在一封电文中曾描述道：“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布于内，武装摧毁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队之特工。”⒂这一切，迫使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认真对付。当年担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的萧劲光在回忆录中说：“陕甘宁边区的整个反磨擦斗争，自始至终都是在党中央，特别是在毛泽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他对斗争情况了如指掌，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他善于把高度的原则性和必要的灵活性结合起来。他善于从斗争实践中，及时发现和提出问题，及时归纳、总结经验，并及时提醒我们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许多重要的策略思想和斗争原则，党中央、毛泽东同志虽然是随着斗争的发展到后来才陆续向全党提出来的，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开始就从党中央领导同志的言传身教中贯彻了这些思想和原则的基本精神的。”⒃那时，以萧劲光的名义发给蒋介石、胡宗南以至国民党的师长、专员的电文声明、布告等，基本上都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不少还是他亲自起草的。萧劲光回忆毛泽东在修改时字斟句酌、煞费苦心的状况时说：

“毛泽东同志在修改电文时，多次加了这样一些话：‘边区二十三县范围为蒋委员长所指定’，我军‘对原定二十三县并未越出雷池一步’。这样写理由很充分。边区二十三县是你老蒋亲口承认，又经过国民党的正式会议讨论才决定下来的。现在你又派兵来侵占，出尔反尔，不是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吗？

“在修改我给蒋介石等人的一份通电中，毛泽东同志反复推敲，最后改写成这样一段话：‘目前日寇以一师团之众大举西犯，柳林、军渡相继失守，我河防部队正尽一切力量，予以痛击，连日战斗甚为激烈。大敌当前，覆舟堪惧，后方纷争，实属不宜再有。苟一方拼死杀敌于前，他方复乘机争夺于后，则不啻以刃资敌，前途危险，何堪设想！？’这段话里的潜台词，是在警告顽固派不要继续与日伪勾结。

“在修改我致程潜、朱绍良的一份电文时，毛泽东同志加了‘据闻一切行动均系根据新颁处理共党问题方案，下级不过照此方案执行而已’一句，点明下面的人制造磨擦，上面是有‘根’的。”

萧劲光在叙述这些情况后写了自己的体会：“认真琢磨他修改的词句，对于怎样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斗争策略，我心中就更有数了。”⒄

可是，国民党顽固派却视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克制态度为软弱可欺。反共磨擦事件变本加厉，愈演愈烈。国民党在河北的“磨擦专家”、河北民军总指挥（以后又任命他为河北省政府民政厅长）张荫梧公开叫嚷：“八路军怕统一战线破裂，我们无论怎样做，进攻是没有问题的。”他乘八路军反击日军“扫荡”的机会，从背后偷袭深县八路军后方机关，残酷杀害八路军官兵四百多人。六月十二日，国民党第二十七集团军杨森部又包围湖南平江嘉义镇新四军留守通讯处，杀害通讯处负责人、新四军上校参议涂正坤、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六人。毛泽东得到报告后义愤填膺地说：“这样的事如果不加制止，中国就会在这些反动派手里灭亡。”⒅

面对步步进逼的这种横逆，中国共产党人已无法继续退让，否则，敌后抗战的成果会重新丧失，抗战大局会遭到严重破坏。

六月十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反对投降问题的报告。他指出：抗战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国共合作是一定要使之巩固发展的。国民党存在投降与继续抗战的两种可能性，中国共产党要从坏的可能性作准备，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精神上没有准备。“全党努力从思想上组织上准备自己，并准备舆论，准备群众，随时可以对付事变——各种意料之外的袭击，各种大小事变。”但他还是强调：“积极帮助蒋与督促蒋向好的一边走，仍然是我们的方针”。

七月七日，中共中央发表由毛泽东、博古改定的《为抗战两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宣言》中明确地提出了三条中心口号：“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巩固国内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全国进步——反对向后倒退！”

七月十二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上作报告，提出“保卫边区”的任务。他说：“现在有些顽固分子，他们讲磨擦。他们说要把我们的边区磨掉。我们呢？我们说要把边区保卫起来。过去是创造边区，现在是要保卫边区。”“因为顽固分子他死顽固，他磨擦来，你一定要磨擦去。你如果不磨去，他会愈磨愈凶起来。你磨了去，好比在他的头上打了一下，使他的头不敢再钻进来。他就想一想，还是不磨吧，讲亲爱。这个时候我们也同他讲亲爱，请他喝茶，大家讲和平。所以磨擦是对付顽固分子，结果还是讲亲爱。但是有一个原则，我们不要先打人，人家打来了，我也打过去。磨擦的最后目的是讲和，磨擦是讲和的最好办法。但是不是要磨擦下去，像从前十年内战一样呢？那我们也不赞成那样搞的。”⒆

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追悼平江惨案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用国法制裁反动分子》的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改为《必须制裁反动派》）他说：在平江这个抗日的后方，新四军平江通讯处的负责同志涂正坤、罗梓铭被反动派杀死，“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一定要反对，我们一定要抗议！”“现在国内流行一种秘密办法，叫做什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这种办法就是破坏团结的种种罪恶行为的根源。我们今天开这个大会，就是为了继续抗战，继续团结，继续进步。为了这个，就要取消《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就要制裁那些投降派、反动派，就要保护一切革命的同志、抗日的同志、抗日的人民。”⒇

从七月三日至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多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内外形势、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在会上说：“在国民党开始进步时（由内战转到抗战时），全国团结统一空气高涨，妨碍统战开展的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在国民党退步时（二月起）妨碍统战开展的危险，便是怕磨擦破坏统一战线。”“到磨擦到尖锐时的危险，可能最容易忘记同一性，易于忘记三民主义与统战策略。将来可能只顾磨擦忘记了统一性。目前党内要进行阶级教育。”(21)

聂荣臻后来回忆：“当北方分局和晋察冀军区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后，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性反磨擦斗争，就在全边区展开了。”(22)

八路军被迫进行还击的第一个目标，从粉碎张荫梧的进攻开始。

八月上半月，乘八路军在艰苦环境中同围攻根据地的日军进行生死搏斗时，张荫梧又两次从背后袭击八路军，杀害八路军工作人员。八路军在反击中缴获张荫梧部下勾结日军共同向八路军进攻的密信。这种状况已使人忍无可忍。八月十五日，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刘伯承等并报毛泽东、王稼祥，提出对河北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斗争的方针和部署，指出：对张荫梧这样的顽固分子要加以打击并全部歼灭之。这个意见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刘伯承接电后，在八月二十四日一举将张荫梧部大部歼灭，二十七日又全歼他的残部，共歼四千五百人，张荫梧只身逃跑。不久，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将张荫梧撤职查办。这对国民党内顽固派的反共活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正当中国国内磨擦迭起的时候，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动。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纳粹德国在先后占领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后，又向波兰大举进攻。九月三日，英、法对德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国际形势的这种巨大变动对中国的抗战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九月七日，《新华日报》发表了毛泽东所写的社论《国际新形势与我国抗战》。社论中说：帝国主义战争扩大这一新的国际形势可能对中国抗战产生有利的和不利的影响。“然而，最主要的，是中国本身的问题。只要我们能始终坚持抗战到底国策，坚持内部团结，尤其是国共合作的方针，坚持力争全国进步的方针，那末，在有利的国际形势下，我们可以缩短时间，减少牺牲，而取得抗战的胜利，就是在更困难的形势下，我们同样可以而且一定能够克服一时困难，进而取得抗战的胜利。”

九月十六日，毛泽东会见随同北路慰劳团来延安的中央社记者刘尊棋、《扫荡报》记者耿坚白和《新民报》记者张西洛。当记者问抗战的相持阶段是否到来时，他回答：“我以为，相持阶段是有条件地到来了。”当然，“说敌人的大规模战略进攻和我们的战略退却在一定条件下基本上已经停止，并不是说一切进攻的可能和一切退却的可能都没有了”。当记者问到所谓“限制异党”也就是各地磨擦的问题时，毛泽东激动起来了。他说：“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是有共同之点的，这就是抗日。所以现在是如何集中全力反日防日和反汪防汪的问题，而不是集中全力反共防共的问题。”由于记者问到共产党对待所谓磨擦的态度，毛泽东回答：“我可以率直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但我们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任何共产党员不许超过自卫原则。”在这一年的早些时间，毛泽东已经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个原则，但那是在内部讲的，这一次是通过答三位记者问的形式第一次向全国公开宣布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态度，同时说明这是站在严格的自卫立场上的。谈话最后，毛泽东把中共中央在七七宣言中提出的三大政治口号用更简洁的语言来表达，就是：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这三大政治口号，成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期的基本口号，在全国产生广泛的影响，帮助许多人清醒地认识到国内政治局势中正在步步上升的严重危机和分清是非的标准。

几天后，毛泽东再次见到来延安访问的老朋友、美国记者斯诺。斯诺一开始就讲到，他在重庆访问国民党一个将军，那个将军说：现在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中国只有一个合法的党——国民党，一个合法的政府——国民政府，“边区政府”都是完全非法的，终究必被取消。他在西安又访问另一个将军，也是这样说：中国除国民党外，再没有其他合法的党了，共产党在与蒋委员长表示一致之后已不复存在，因此，现在是没有什么统一战线的问题的。毛泽东回答说：“中国早已有实际上的统一战线，在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已也有了名义上的统一战线。”“别的政治集团怎么讲，我不知道，说到共产党，那末，从它诞生的一天起，它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来也没有过一天半天一小时或者一分钟放弃过它的独立性，从来也没有向什么个人或什么集团或什么党派屈服过。要共产党屈服，这大概是比上天还要困难些吧。”

当谈到抗日和民主的关系时，毛泽东说：从抗战以来，国民党政策上的变化是不打内战而打日本了，但在民主民生方面，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独裁。“这种独裁引起了全国的不满，非得变更一下不可。”“现在全国人民都很着急，中国不改革政治，不实现民主，不但不能打胜日本，而且一定要亡国的。”(23)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还会见了率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问团到延安访问的南北总团团长、国民党元老张继，北路团长贺衷寒、副团长王右瑜，国民党军骑兵第二军军长何柱国，著名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以及来自各国的友人。向他们广泛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团结抗战的决心和诚意。这对争取各方面的同情和合作有重要作用。

到这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国内的政治局势越来越坏，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越来越倾向于用军事手段向中国共产党进攻。十一月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中国共产党之跋扈枭张，全无国家民族观念，只知乘机扩张势力，今后必益加甚。叛乱之期，当不在远。”实际上是，蒋介石使用军事手段向共产党进攻的日期“当不在远”了。这个月的十二日至二十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实际上确定了要以军事反共来代替政治溶共的方针，并制定《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日益恶化的形势使毛泽东十分焦虑。

他清醒地看到：一场共产党人原来不希望看到的相当规模的武装冲突也许已难以避免。十一月十四日，他在陕甘宁边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谈到：“我们的团结是有条件的”，“假使把你的头割掉了，还讲什么团结啦？”“所以我们讲团结，在必要斗争的时候我们还要斗争，有了斗争也就会有团结。”(24)十一月中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出席国民参政会一届四次会议及华北地区斗争情况的汇报。汇报中谈到在当时国内外形势影响下，大资产阶级发生了严重的动摇，但在重庆的中产阶级，包括一些国民党元老却反对内战，“他们表现很活跃，敢于讲话”(25)。在华北坚持抗战的国民党将领也发出“再打内战就完了”(26)的呼声。这些，对毛泽东进一步考虑如何处理反磨擦问题也有启发。

为了准备对付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进攻，毛泽东越来越注意到必须争取中间势力(27)。这在他的统一战线思想中，是一个新的重要内容。

他还特别强调要“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在十二月一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中呼吁：“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我们党在土地革命时期，许多地方许多军队对于知识分子的不正确态度，今后决不应重复；而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的造成，也决不能离开利用社会原有知识分子的帮助。中央盼望各级党委和全党同志，严重地注意这个问题。”(28)

在一九三九年底至一九四○年春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山西、河北等地的军事进攻中，阎锡山于十二月在晋西发动的进攻新军决死第二纵队和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的事件最为严重。

山西新军的正式名称是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它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由薄一波以牺盟会负责人的名义向阎锡山建议，取得阎的同意后成立的。开始时先建立一个团，由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组建和领导的一支革命军队。新军成立后，很快发展到五十个团，协同八路军在敌后作战，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这使阎锡山感到十分恐慌，决定用他长期控制下的山西旧军来消灭这支力量。晋西事件发生前，阎锡山在陕西宜川秋林镇召开晋绥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这时，和平妥协的危险已成为严重的危险。阎锡山在会上公开叫嚷：“天快下雨了，赶快准备雨伞。”山西党组织派人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毛泽东果断地指出：“阎锡山准备‘雨伞’，你们也赶快准备嘛。”(29)

由于晋西是联结华北和西北的枢纽，是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同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往来的必经通道，“晋西斗争我们如失败，则影响整个华北”(30)，因此，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个地区的反磨擦斗争。同其他地区不同的是，阎锡山还没有公开反共，晋西的磨擦斗争是以新旧军冲突的形式出现的。毛泽东紧紧抓住这个特点来制定斗争方针。他认为，晋西事件反映了山西旧派准备投降日寇的表面化，它的性质是对抗日的叛变，要“认清此种冲突可能扩大”，“对叛军进攻绝不让步，坚决有力地给予还击，并立即由新派提出反对叛军的口号，但不要反对阎。”(31)他要求八路军必须支持和帮助新军，但暂时不要提反对叛军的口号。对还没有下最后决心投降日本的阎锡山，毛泽东主张仍要积极争取他继续抗日，“在拥阎之下反阎”(32)。他强调“晋西斗争之胜利，依靠于正确政治方针，正确战略战术，强兵良将，缺一不可”。(33)薄一波回忆道：“那几年，我们就是根据这些明确的指示，结合山西的具体情况，部署和开展工作的”(34)。

十二月底，晋西的斗争形势进一步复杂化。在阎锡山看来，在晋东南和晋东北地区，抗战派的力量比他们大，而在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他们的力量比抗战派大，有可能把抗战派压服。因此，他们先以全力进攻晋西南，准备得手后再转而进攻晋西北。蒋介石又调中央军从晋东南方向积极配合，随时准备乘隙而入。这样，晋西成为八路军、中央军和阎军三大力量斗争的局面。毛泽东判断：“如此战新军失败，蒋必增强阎锡山，倚之为反共降日的华北支柱，那时就麻烦了；如此战新军胜利，可能使阎锡山转舵。”(35)他指出：“在拥阎讨逆口号之下，完全独立自主自筹给养，遇敌进攻则消灭之，这是整个山西的总方针。”(36)这时，晋西南新军采取坚决反击的方针，将前来进攻的旧军两个旅击溃。山西工作重点已转向保卫晋西北的斗争上。中共中央军委把李井泉从大青山根据地调来，加强对这个地区的领导。接着，要求已东进冀中的第一二○师准备调一个团到晋西北。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贺龙、关向应：“你们的主要根据地是晋西北、绥德及吕梁山，望担起全部责任，师部宜即过来。”(37)第二天，他们致电八路军总部和第一二○师，明确指出：“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这是目前中心问题。”电报要求第一二○师新三五八旅及晋西北新军即集中于适当地区，加强战备。同时要求：“贺、关立即出发到晋西北指挥战争，愈快愈好。”(38)

一九四○年一月初，晋西南旧军封锁了吕梁山和中条山。晋西北的八路军新三五八旅和决死队在临县地区向晋西北旧军赵承绶反击，迫使他们在十三日夜退往晋西南地区。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指出：“山西问题，须候贺龙到晋西北后完全解决旧军残部，并建立政权，并准备派人去和平解决。”“现在阎有旧军三万余人在吕梁山脉，粮食困难。将来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旧军依靠中央军进攻我军；另一种可能就是和平解决；减少磨擦。我们的方针，不惜与中央军打，只有反磨擦才能取得存在与发展，要求最后划江而治。”(39)二月，贺龙、关向应率第一二○师主力从冀中返回晋西北，巩固了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不久，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和晋西北行政主任公署先后成立。军政委员会由贺龙任书记。行政公署由毛泽东推举著名爱国将领、晋西北新军总指挥续范亭为主任。

这时，晋东南八路军和新军反击阎军孙楚部；八路军在太行反击朱怀冰部，都取得了重大胜利。国民党内顽固派发动的这场反共高潮已无法支持下去，接近偃旗息鼓。二月二十○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作了这样一个概括：“蒋在华北、西北、中原向我的攻势，经过我们几个月的坚决反攻，可以说基本上已把他的攻势打下去了。”(40)

在激烈的反磨擦斗争中，党内外一些人有些担心，生怕统一战线发生破裂。因此，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对党内的指示。指示指出：

“应使全党同志认识的，就是不要把各地发生的投降、反共、倒退等严重现象孤立起来看。对于这些现象，应认识其严重性，应坚决反抗之，应不被这些现象的威力所压倒。如果没有这种精神，如果没有坚决反抗这些现象的正确方针，如果听任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限共’和‘政治限共’发展下去，如果只从惧怕破裂统一战线一点设想，那末，抗战的前途就是危险的，投降和反共就将全国化，统一战线就有破裂的危险。”“党的任务就在于：一方面，坚决反抗投降派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和政治进攻；又一方面，积极发展全国党政军民学各方面的统一战线，力争国民党中的大多数，力争中间阶层，力争抗战军队中的同情者，力争民众运动的深入，力争知识分子，力争抗日根据地的巩固和抗日武装、抗日政权的发展，力争党的巩固和进步。如此双管齐下，就有可能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危险并争取时局的好转前途。所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提起可能发生突然事变（在目前是局部的、地方性的突然事变）的警觉性，这就是党的目前政策的总方针。”(41)

为了支持和配合全国范围的反投降、反磨擦斗争，延安民众召开讨汪大会。毛泽东到会发表演讲，号召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他说：“我们今天开会还要向全国人民表明一种态度，这就是为了抗日，全国人民的团结和进步是必要的。”针对蒋介石只讲抗日、不讲团结和进步的错误方针，他指出：“没有真正的、坚强的团结，没有迅速的、切实的进步，怎能坚持抗日？”他批驳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统一论，是统一于分裂，统一于倒退，所以是假统一；强调我们的统一论“是以抗战、团结、进步三件事做基础的”。②大会一致通过毛泽东为大会起草的讨汪通电，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为挽救时局危机争取抗战胜利的十点要求。

反磨擦斗争，对中国共产党说来，毕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自卫行动，因此，在可能条件下就力求适可而止。一九四○年三月，在日本支持下，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政权。蒋介石和日伪的矛盾更加激化。毛泽东及时提出对国民党顽固派实行军事上的休战，政治上开展和平攻势，并加强争取中间力量的工作。

在山西，据八路军驻山西办事处处长王世英报告：阎内部对新军和战主张尚不一致，而阎本人则觉解决新军已非己力所能为，对勾结中央亦尚有顾虑。(42)

中共中央加紧了对阎锡山的工作。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以后对外立词，请注意和缓些。”“你们准备派两个团向南行动，现不适宜，谅已停止。如未停止，请即设法停止退回来。”(43)第二天，毛泽东写了给阎锡山的信，表示希望和平解决晋西事件。并决定派萧劲光和王若飞为代表赴秋林镇会晤阎锡山。二月二十五日，萧劲光、王若飞带着毛泽东写给阎锡山的这封亲笔信到达秋林镇同阎谈判，受到极大欢迎。“阎公开说，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之存在是于团结有利的。”并且表示：“已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44)经过谈判，双方实际上达成划区作战协议：在晋西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分界线，晋西南为阎军活动区域，晋西北为八路军的活动区域。对阎锡山的争取工作是富有成效的，在国民党顽固派后来发动的反共高潮中，阎基本上采取中立态度，同中共保持了合作的局面。

与此同时，在河北等地，八路军同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后达成协议：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之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

八路军反磨擦斗争的胜利，也推动了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在重庆，正在进行的两党谈判中，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再三向中共谈判代表申明：“决不会投降，请你们相信我们”。同时不再提八路军扩军人事归国民党中央管理。对于这次反磨擦斗争取得的胜利，毛泽东充分肯定它的重大意义。他在中央会议上说：在国共关系中，“抗战以来最大的胜利就是防线的划定，现在我党的力量可以起半决定作用”。(45)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族矛盾是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是第一位的；国内的阶级矛盾仍然存在，但阶级斗争必须服从民族斗争。由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实行反共和反民主的政策，国内的阶级矛盾有时还相当尖锐。如何处理好国共之间的关系？这是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的重要而复杂的问题。观察形势，分析形势，都离不开这个问题。

经过打退这次反共高潮的实践，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的策略思想获得重大发展。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的报告，提出了一系列极其重要的策略原则，并从理论上作出高度的概括，突出的是强调争取中间势力的重要性和对顽固派斗争的“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他指出：“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条件，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扩大和巩固。而要达此目的，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在讲话中，毛泽东着重分析和阐述了争取中间势力的极大重要性。他说：“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争取开明绅士，争取地方实力派。这是不同的三部分人，但都是目前时局中的中间派。”“上述三部分中间势力，我们的政策都是争取他们。”“中间派的态度是容易动摇的，并且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分化；我们应针对着他们的动摇态度，向他们进行适当的说服和批评。”他还指出：“争取中间势力是我们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的极严重的任务，但是必须在一定条件下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这些条件是：（1）我们有充足的力量；（2）尊重他们的利益；（3）我们对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能一步一步地取得胜利。”没有这些条件，中间势力就会动摇起来，便不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在中国，这种中间势力有很大的力量，往往可以成为我们同顽固派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后来，他在致萧向荣的信中写道：“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46)

针对反共顽固派一方面主张团结抗日；一方面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特点，毛泽东提出要用革命的两手来对付，既争取他们留在革命队伍中，又要同他们作思想上、政治上、军事上的坚决斗争。他说：“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

他强调，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同顽固派斗争，要注意三个原则：第一是自卫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决不可无故进攻人家，也决不可在被人家攻击时不予还击。这就是斗争的防御性。第二是胜利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举行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这就是斗争的局部性。第三是休战原则，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他们没有举行新的进攻之前，我们应该适可而止，使这一斗争告一段落，决不可无止境地每日每时地斗下去，决不可被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这就是每一斗争的暂时性。毛泽东将这三个原则归结起来，就叫做“有理、有利、有节”。

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重要策略原则，对全党在复杂的斗争中正确处理民族矛盾与阶级斗争的关系，巩固与发展统一战线确实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在回忆录中写道：“回顾反磨擦斗争这段历史，使我更深刻地体会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维持，是贯彻执行我们党的既联合又斗争，斗争要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策略而取得的。当时，大敌当前，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国共两党实现合作的条件和基础。只讲团结，不作必要的斗争，统一战线也不能够维持。”“正是由于我们坚决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因而赢得了广大人民和中间势力的拥护与同情，积蓄和发展了抗日力量。”(47)

① 周恩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39年1月21日。

②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1月5日。

③ 《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宣言》，《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47页。

④ 《关于党务报告之决议案》，《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554页。

⑤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2月28日。

⑥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演记录，1939年2月5日。

⑦ 中央书记处致南方局的电报，1939年2月6日。

⑧ 毛泽东、王明致国民参政会转蒋介石的电报，1939年2月12日。

⑨ 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2月8日。

⑩ 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演记录，1939年2月5日。

⑾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4月26日。

⑿毛泽东在延安活动分子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9年4月29日。

⒀《新中华报》，1939年5月10日。

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1939年2月8日。

⒂《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35、236页。

⒃《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35、236页。

⒄《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54、255页。

⒅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47页。

⒆毛泽东在边区县区长联席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9年7月12日。

⒇《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77、578页。

(2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8月24日。

(22)《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452页。

(23)毛泽东和斯诺谈话记录，1939年9月24日。

(24)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记录稿，1939年11月14日。

(25)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9年11月。

(26)《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32页。

(27)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9年11月。

(2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20页。

(29)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7、8页。

(30)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等的电报，1939年12月26日。

(31)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左权、彭德怀的电报，1939年12月6日。

(3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12月23日。

(33)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左的电报，1939年12月28日。

(34)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11月版，第7、8页。

(35)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电，1939年12月23日。

(35)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彭、罗、赵、陈、林电，1939年12月28日。

(36)毛泽东、王稼祥致贺龙、关向应电，1939年12月30日。

(37)毛泽东、王稼祥致八路军总部和120师电，1939年12月31日。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月18日。

(39)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40年2月20日。

(4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2、713，716、717页。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2、713，716、717页。

(42)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彭、杨、贺、关电，1940年1月31日。

(43)毛泽东、王稼祥致贺、关并告朱、彭电，1940年2月22日。

(44)中央及军委致朱、彭、杨等并转告新军各领袖电，1940年3月5日。

(45)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3月23日。

(4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61—162页。

(47)李达：《抗日战争中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68页。

二十三、新民主主义的理论

一九三九年、一九四○年之交，毛泽东接连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在中国第一次旗帜鲜明地提出新民主主义的完整理论，并对它作了系统的说明。这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是一次飞跃，是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它不仅回答了当前时局中提出的种种问题，而且回答了中国现阶段民主革命和未来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根本问题。

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写出这些文章，决不是偶然的。

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从原来遭受严密封锁的狭小天地里走出来，变成全国性的大党，公开走上全国政治生活的大舞台，受到人们越来越密切的关注。他们渴望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时局和中国未来前途的看法。中国共产党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也必须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政治主张来，把人们吸引到自己高举的大旗下来。

国民党内的顽固派，当政治中心还在武汉时期就起劲地鼓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的主张。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这种宣传更变本加厉。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国家社会党的张君劢发表《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在主张取消边区、取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同时，还要同毛泽东讨论“共产党之理论”，咄咄逼人地写道：“窃以为目前阶段中，先生等既努力于对外民族战争，不如将马克思主义暂搁一边，使国人思想走上彼此是非黑白分明一涂，而不必出以灰色与掩饰之辞。诚能如此，国中各派思想，同以救民族救国家为出发点，而其接近也自易易矣。”①中国共产党的叛徒、号称国民党“理论家”的叶青（任卓宣）更公开主张：“三民主义可以满足中国现在和将来的一切要求。它的实现，中国便不需要社会主义了，从而组织一个党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事也就不必要了。”他还说：国民党外的一切党派，不止今天，就是将来也没有独立存在的理由。蒋介石自己也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发表一篇《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的长文，鼓吹所谓“以党治国”、“以党建国”、“要使抗战胜利之日，即为建国完成之时”。②这就把“中国向何处去”这个问题，十分尖锐地提到每一个关心国家命运的人的面前，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对这个问题系统地表明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中国共产党早就说过：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所解释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最低限度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真诚地愿为它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在当时来说，强调这一点，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有积极意义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又说明：两者之间仍然是有区别的。既然有区别，而一些人又正在叫嚷只要有一个三民主义就够了，要共产党把自己的旗帜收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就迫使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自己的旗帜更加鲜明地打出来，同形形色色冒牌的或歪曲了的“三民主义”宣传分清界线，系统地阐述自己的理论和纲领，为中国人民指出中华民族要建立一个新社会和新国家的前途。这是历史发展的需要。

这时的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战爆发以来共十多年成功和失败的丰富经验，已经成为一个政治上成熟了的政党。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已经能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能够系统地回答前面所说的那些问题，将党关于现阶段民主革命的理论和纲领这面大旗更加鲜明地打出来。用毛泽东后来的话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他说，只有经过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在抗日时期，“中国民主革命这个必然王国才被我们认识，我们才有了自由”。③

这就是新民主主义这个全新的理论能够在这时由毛泽东系统地提出来的历史背景。

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早就感到，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了解，中国革命要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进入抗战时期后，中国共产党面对的形势和肩负的任务比过去更艰巨，更复杂。这使毛泽东更深刻地感觉到理论的重要性。因此，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就向全党发出学习理论的号召。他指出：

“我们的任务，是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④

六中全会后，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艰苦的进一步的探索。美国作家斯特朗在访问记中写道：“党的负责干部，住着寒冷的窑洞，凭借微弱的灯光，长时间的工作，那里没有讲究的陈设，很少物质享受，但是住着头脑敏锐、思想深刻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毛泽东是她曾经采访的对象之一。一九三九年，毛泽东已经四十六岁，长期的战争磨难和陕北的艰苦生活损害了他的健康。但是，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他一面紧张地处理着战争年代的繁杂工作，一面坚持进行理论研究，常常“通宵达旦”，“废寝忘食”。工作疲劳时，他就用力握几下用来当作“镇尺”的铁条，舒展一下关节，算作休息。

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经过长时期的思考和探索才提出来的。这个理论以中国的实际国情为出发点。而要真正懂得中国的实际国情，并且依据它提出正确而完整的革命理论，是极不容易的。它需要经历一个过程。

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十年内战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农村所进行的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使他对中国的国情有了深刻的了解，与此同时，他撰写了有关中国革命问题的一些重要文章，包括总结革命经验教训的在内，都是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的重要准备。进入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一个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新阶段，他阐述党的理论、路线、战略、方针和政策的著述，更加丰富了。

毛泽东在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发表的《五四运动》一文中已经说到：“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民主革命的完成依靠一定的社会势力。这种社会势力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进步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工、农、兵、学、商，而其根本的革命力量是工农，革命的领导阶级是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了这种根本的革命力量，离开了工人阶级的领导，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不可能的。”他在五月四日所作的讲演《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把正在进行着的中国革命称作“我们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他说：“这个革命，资产阶级已经无力完成，必须靠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努力才能完成。”它在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以后，要“建立一个人民民主的共和国”，“建立人民民主主义的制度”。“它比起现在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状态来是不相同的，它跟将来的社会主义制度也不相同。”但是毫无疑义的，“中国将来一定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这样一个定律谁都不能推翻”。

毛泽东在这两篇文章中已经明确地讲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从五四运动起已经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需要由工人阶级来领导；它要建立的是既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又不同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人民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将来要发展到社会主义去。显然，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这时已在酝酿、思考和形成中，只是还没有把“新民主主义”这个明晰的概念提出来，也没有来得及进行系统的论证和说明罢了。

最早提出新民主主义这个科学概念，是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写成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这是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的一个课本，第二章“中国革命”是他自己写的，第一章“中国社会”是别人起草后经他修改定稿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最早发表在延安出版的刊物《共产党人》上。建国后，这篇著作经他审定收入《毛泽东选集》。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第一次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区别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并且明确地规定：“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

为什么中国现阶段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是由中国的实际国情所决定的。

毛泽东写道：“认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就是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正因为如此，《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著作，首先从分析中国社会着手，以此为基础，对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他指出：中国现时的社会，是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这种社会性质决定现阶段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或主要敌人，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其中又以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为最大的压迫，因而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在日本武力侵入中国以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中国革命的任务，就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这两项革命任务是互相关联的。

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中国革命的艰巨任务谁能完成呢？这就是中国革命的动力问题。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状况等方面的特点逐一进行分析后，得出结论：中国无产阶级有着许多突出的优点，所以能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基本的动力。“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但如果单凭它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

中国的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毛泽东明确地提出：“资产阶级有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区别。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带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封建主义的束缚，因此能成为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没有完全断绝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联系，因此，又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当民众革命力量强大起来时表现得最为明显。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官僚军阀政府的革命，成为革命的一种力量，而在另一时期，就有跟在买办大资产阶级后面，成为反革命助手的危险。在抗日时期内，他们不但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有区别，而且和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也有区别，至今仍然是我们较好的同盟者，因此，“对于民族资产阶级采取慎重的政策，是完全必要的”。同时，还指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抗日战争中，对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应加以区别。前者是投降派，应该打倒；后者是顽固派，具有两面性，对他们应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此外，许多中小地主出身的开明绅士，即带有若干资本主义色彩的地主们，还有抗日的积极性，还需要团结他们一道抗日（关于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之间的这些区别，当《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最初在《共产党人》上发表时还没有讲到。一九四○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在《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中第一次讲到这个问题。同年四月以后，他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这部分作了相应的修改，（见该年十一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编辑出版的《党建论文集》所收的这篇文章）。

由于中国社会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也就是中国的特殊国情，就决定了：“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但是，“现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正在中国和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发展起来，我们称这种革命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中国的社会必须经过这个革命，才能进一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社会去，否则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

毛泽东还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必然带来两方面的结果：一方面，扫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另一方面又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这种社会主义因素是：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全国政治势力中的比重的增长；农民、知识分子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者已经或者可能承认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权；民主共和国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的合作经济。加上有利的国际环境，就能使中国革命的前途走向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部著作的发表，大大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它对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根本性问题作出了如此系统而清晰的说明，使原来令人感到眼花缭乱的纷繁的社会现象顿时显得那样井井有条而易于理解，使人们在复杂多变的局势面前感到心明眼亮，能够始终清醒地把握住基本的方向，保持一致的步伐。它在当时和以后很长时间内产生的巨大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新民主主义”这面大旗高高地举起来了。那么，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它们的特点是什么，还有其他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发挥和说明。

一九四○年一月，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演讲，题目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这个长篇讲话，从下午一直讲到入夜点起煤气灯的时分。”“拥挤在会场里的五六百听众，被他的精辟见解和生动话语所鼓舞、所吸引，聚精会神，屏息静听，情绪热烈，不时响起一阵阵的掌声。”⑤一个月后，这篇演讲首先在《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稍后几天在《解放》第九十八、第九十九期合刊上登载时，题目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自己说，他这篇讲话的“目的主要为驳顽固派”⑥，但它的意义远远超出这个范围。

毛泽东在讲话中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他十分明确地回答：“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

在这篇讲话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纲领。

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毛泽东主要概括了两点。第一，中国革命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且是伟大的一部分。第二，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关于后一个问题，过去中国共产党内存在过许多混乱的思想，主要是：有些人常把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相混淆，急于在民主革命阶段采取一些社会主义革命的措施；托陈取消派又认为中国现阶段既然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无产阶级只能在将来再去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国际虽曾提出中国革命的“非资本主义前途”，但究竟它的具体含义是什么仍没有说清楚。直到这时，毛泽东从理论上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革命，第一步是进行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才是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只有完成前一个革命，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想要“毕其功于一役”是不行的。这两个阶段又必须相互衔接，“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阶段”。

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说：我们要建立的“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文章为这个新国家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宏伟蓝图。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毛泽东指出，在中国，事情非常明白，谁能领导人民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谁就能取得人民的信仰。历史已经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是不能尽此责任的，这个责任就不能不落在无产阶级的肩上了。他说：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他们必然要成为中华民主共和国的国家构成和政权构成的基本部分，而无产阶级则是领导的力量。现在所要建立的中华民主共和国，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只能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是国体问题，就是社会各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还有一个政体问题，即政权构成的形式问题，可以采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行真正普遍平等的选举，并由各级代表大会选举各级政府，这种制度即是民主集中制。只有民主集中制的政府，才能充分地发挥一切革命人民的意志，也才能最有力量地去反对革命的敌人。总之：“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治”。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毛泽东提出，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归这个共和国的国家所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但这个共和国并不没收其他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禁止“不能操纵国民生计”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还十分落后的缘故。在农村，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容许富农经济的存在。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所发展起来的各种合作经济，也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

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毛泽东说：“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后，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他说：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但是，既应把对于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同对于新民主主义的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又应把作为观察问题、研究学问、处理工作、训练干部的共产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同作为整个国民文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方针区别开来。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里，再一次谈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他说：“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这样，毛泽东就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具体内容，把中国共产党所要建立的新中国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为人们勾画出了一个清晰而完整的轮廓。

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驳斥了顽固派散布的一种论调：你们共产党既然把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推到后一个阶段去了，你们既然又宣称“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那末，就把共产主义暂时收起好了。毛泽东写道：“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他还具体分析了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哪些相同的部分，也有哪些不同的部分。

《新民主主义论》是一篇具有严密的理论体系的文章，也是一篇有着很强论战性的文章。对这篇文章，毛泽东酝酿的时间很长，写作过程中反复修改，并征求过一些同志的意见。二十多年后，他还曾讲到：“《新民主主义论》初稿写到一半时，中国近百年历史前八十年是一阶段、后二十年是一阶段的看法，才逐渐明确起来，因此重新写起，经过反复修改才定了稿。”⑦连一向攻击共产党没有自己的理论的反动文人叶青也不得不表示，自从读到《新民主主义论》，“我对于毛泽东，从此遂把他作共产党理论家看待了”。⑧文章在党内外更引起重大的反响，使许多人对当前奋斗的目标和中国未来的方向有了清楚明白的了解，使越来越多的人奔集到新民主主义的大旗下来。

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区别在于无产阶级是否掌握了领导权。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内早就提出来了。但是，在中国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无产阶级怎样才能实现领导权？这个问题，毛泽东也经历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而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作出了全面的论述。他指出：“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关于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毛泽东写道：“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而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而现在，“我们已经能够正确地处理统一战线问题，又正确地处理武装斗争问题，又正确地处理党的建设问题”。这是他对中国共产党十八年来的斗争历程作出的重要总结。

毛泽东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重要文章，令人难以置信地，都是在极其简陋的环境中写出来。他住在延安杨家岭的两间窑洞里，里间是寝室，有一张木床、一个小木方凳、一个木箱；外间是办公室，有一个旧书架、一张作为办公桌的旧方桌，还有一些小方凳。他习惯于通夜工作，到天快亮时才睡，上午十时又起来继续工作了。当时担任他的保卫参谋的蒋泽民回忆道：

“毛泽东写文章是非常辛苦的。延安地区没有电，夜晚毛泽东写文章时点两根蜡烛照明，烛光昏暗而又跳动，很影响视力，容易使眼睛疲劳。毛泽东写累了，就揉揉酸胀的双眼，再继续写，一夜之后，他的脸上沾了一层烟尘。”“毛泽东写文章用的是毛笔。写前打好腹稿，然后挥笔而就，疾书成文。他写东西时，桌子上一般不放书籍和报纸，不参照别人的东西。”“他埋头书写很长一段时间后，往往要停下笔休息几分钟，或者点燃一支烟吸，或者站起来，到门外的空场上走一走。如果他表情是平静的，面带微笑，和我们或公务员唠几句嗑，那么，他已经完成一部分文稿了。”“毛泽东写好文章，有的进行反复修改后，让我们送给中央首长传阅，有关军事方面的文章都要送给朱德看，政治方面的文章送给王稼祥看，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经过反复讨论后，把大家的意见集中起来，他再一次修改。”⑨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作出这样巨大的理论创造？一方面因为他始终立足于无限丰富的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他认识上的每一步深化，都来源于对客观实际生活中种种新情况和新问题的细心观察和深入思考，来源于反复地同了解实际情况的人交换意见，集思广益，从来不作那种脱离实际的个人冥思苦想；另一方面在于他勤奋地刻苦地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他的办法是：“读马克思主义理论就在于应用，要应用就要经常读，重点读，读些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还可以从中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在各种理论观点的争论和批判中，加深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认识。”他曾对曾志说：“我写《新民主主义论》时，《共产党宣言》就翻阅过多少次。”⑩

毛泽东一向认为，指明革命的方向和前途是十分重要的，但单有这些还不够，还需要确定实现这些目标的政策和策略。他说：只有“把理论与实际政策说清楚”⑾，问题的解决才算完整。当然，那时更多地吸引着毛泽东注意力的，还是目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实际政策问题，而不是未来新中国方方面面的具体政策，但这两者之间又有着许多一脉相通的地方。

到一九四○年底，已是皖南事变的前夜，形势十分严峻，毛泽东工作十分繁忙。但他一点也没有放松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统一战线策略上的新经验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

十二月四日、十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日战争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他提出应当组织一个委员会，对党的各项政策问题进行总结，有的还要制订出条例来⑿。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全面总结这方面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起草了一份关于时局与政策的党内指示（指示中的政策部分就是收入《毛泽东选集》的《论政策》）。指示明确地指出：“在目前反共高潮的形势下，我们的政策有决定的意义。”“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决不会变更的；过去十年土地革命时期的许多政策，现在不应当再简单地引用。”指示批评了土地革命时期出现过的一些“左”倾机会主义错误，指出：“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

指示着重阐明和规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政策，包括：统一战线下的独立自主政策，既须统一，又须独立；在军事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在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采取“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在国内关系上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等等。

指示从具体的阶级分析出发，特别强调需要作出种种区别，如要把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又要对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两面性较少的民族资产阶级和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在国际上，对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也要加以区别。如此等等。并且明确地指出：“在这些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上述各项不同的政策，都是从这些阶级关系的区别而来的。”

关于各项具体政策，指示也根据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分别就政权组织、劳动、土地、税收、锄奸、人民权利、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规定了明确的具体政策。

指示最后要求：“以上所述各项统一战线中的策略原则和根据这些原则规定的许多具体政策，全党必须坚决地实行。在日寇加紧侵略中国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实行反共反人民的高压政策和军事进攻的时候，惟有实行上述各项策略原则和具体政策，才能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获得全国人民的同情，争取时局好转。”

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的确定，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已经日见成熟。经过十八年的风风雨雨毛泽东终于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夺取民主革命胜利、建设新中国的正确道路。

毛泽东在早年就曾说过：“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⒀这面旗子应该色彩鲜明、简单明了、又有着十分丰富而确定的内涵，才易于为更多的民众所理解和接受。中国人从五四运动前后接受马克思主义起，经过二十年的艰苦探索和曲折经历，才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很好地结合起来，在抗日战争时期，独立自主地立起了“新民主主义”这面旗帜，使越来越多的民众“有所指望”，“知所趋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对抗日战争中后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以后的中国革命和建设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① 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再生》第10期，1938年12月16日。

② 蒋介石：《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青年中国季刊》创刊号，1939年9月30日。

③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25、826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353页。

⑤ 温济泽：《听毛泽东讲新民主主义论》，《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473页。

⑥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60页。

⑦ 毛泽东会见外宾时的一次谈话，记录稿，1956年3月14日。

⑧ 叶青：《毛泽东思想批判》，帕米尔书店1974年9月第3版，第5页。

⑨ 蒋泽民：《忆毛泽东在延安》，八一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27、28、29页。

⑩ 曾志：《谈谈我知道的毛主席》，《缅怀毛泽东》，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00、401页。

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13日。

⑿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13日。

⒀《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554页。

二十四、皖南事变前后

一九四○年下半年，毛泽东从对国内外局势的分析出发，一再向党内发出警告：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来应付突然发生的事变，应付最危险最黑暗局面的到来。这种危险果然很快就出现了，那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在一九四一年一月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同一年前那次反共高潮不同，这时斗争的焦点已从华北转移到华中。

位于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华中地区，处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是连结八路军和新四军之间的枢纽，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地方。当日本侵略军占领华中地区以后，在敌后同样有着一大片可以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广阔空间，这里的人民同样热切地期望有人能领导并组织他们起来打击侵略者。

毛泽东在华北敌后抗战的战略展开大体完成后，很快就把眼光投射到这块重要地区上来。他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就提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任务。他说：“为了策应正面主力军的战斗，为了准备转入新阶段，应把敌后游击战争大体分为两种地区。一种是游击战争充分发展了的地区如华北，主要方针是巩固已经建立了的基础，以准备新阶段中能够战胜敌之残酷进攻，坚持根据地。又一种是游击战争尚未充分发展，或正开始发展的地区，如华中一带，主要方针是迅速地发展游击战争，以免敌人回师时游击战争发展的困难。”他强调：“现在就应该准备这一形势的到来。”①会后，周恩来在一九三九年春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帮助他们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正确方针。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到华中敌后，负责指导华中工作。

新四军向华中发展，面对着和八路军向华北敌后发展时不同的许多新的困难。首先，新四军是抗战开始后由原先分散在南方八省十四个地区（不包括琼崖红军游击队）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指挥系统以前并不统一，武器装备和军事训练也比八路军差，需要经过整编训练，再开赴前方作战。其次，华中大部分是平原、湖沼、水网，地势不利于游击战争的初期发展。再次，新四军组建比较晚。军部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才成立。一九三八年二月，军部命令江南各游击队到皖南歙县的岩寺集中，江北各游击队分别在湖北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确山竹沟集中。当他们进行整编训练后准备开赴华中敌后时，华中敌后的政治形势已比八路军初入华北时要复杂得多，新四军不仅要同日军作战，而且要时刻防备国民党顽固派从背后来的袭击。刘少奇曾叙述过这种情况：“由于敌人的进攻，国民党最初对敌后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他们惊慌失措，退却逃跑。那时敌后是空虚的。到了这时候，国民党逐渐了解了敌后的具体情形，又看到我们在华北敌后的大发展，它对于敌后的观念有了改变，觉得敌后还是可以经营的。国民党最初是不愿到敌后去的，而指令我们到敌后去抗战，他们自己站在后方。然而在此时，他们就大胆、积极地向敌后伸展，恢复他们在敌后的统治，并严格限制与排挤我们。”②

当时主持新四军工作的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在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和组建新四军的工作中是有功绩的。但他有一个很大的弱点：缺乏远大的战略眼光，犹豫不决，优柔寡断。他过分夸大了面对的这些困难，举棋不定，贻误了新四军向华中敌后发展的最好时机。

一九四○年初，新四军的兵力主要分布在三个地区：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和第三支队驻在皖南；陈毅、粟裕率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开辟苏南根据地后成立江南指挥部；张云逸率新四军第四支队开辟皖东根据地后成立江北指挥部。

这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新四军的战略发展方向应该放在哪里？对这个问题，有着两种不同意见。刘少奇到中原后向中共中央建议：抽调八路军一部南下，而在江南的新四军渡江北上，大力发展苏北。项英则认为：华中的南部各省在政治上和群众基础上都对我有利，北部的发展也必须有南部配合，况且驻皖南的部队要北渡不但是困难的，而且是危险的。因此，他主张：努力发展和增强皖浙赣等地的工作。

面对这样两种意见，毛泽东、洛甫、王稼祥等在一月十八日举行中央书记处会议，经过研究，决定支持刘少奇的意见。十九日，王稼祥起草了中央书记处致项英并东南局电，指出：“新四军向北发展的方针，六中全会早已共同确定，后来周恩来到新四军时，又商得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一致意见。华中是我们目前在全国最好发展的区域，在华中可以发展（彭雪枫部由三连人发展到十二个团，李先念部几百人发展到九千人），而大江以南新四军受到友军十余师的威胁和限制的时候，我们曾主张从江南再调一个到二个团来江北，以便大大的发展华中力量。”“由江南抽兵到皖南，请考虑，因为我们觉得似乎皖南发展较难，江南发展较易，江南陈毅同志处应努力向苏北发展。”③十天后，毛泽东和王稼祥又致电项英、叶挺，强调“你们主要出路在江北，虽已失去良机，但仍非力争江北不可”，并要求他们“须秘密准备多数渡江，为紧急时用”。④根据这个要求，新四军江北部队立刻抓紧时机向皖东敌后发展，到三月间就从原来的五千人发展到一万五千人左右，为向苏北发展开辟了道路。

新四军刚取得一点发展，蒋介石立刻命令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桂系将领李品仙，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汤恩伯，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等部向江北新四军进攻。这是国民党顽固派企图在华中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信号。

面对这种严峻局势，毛泽东立即发出“磨擦中心将移至华中”的警告，并且及时作出如下部署：“以淮河淮南铁路为界，在此线以西避免武装斗争，在此线以东地区则应坚决控制在我手中。”“将来八路军到达华中后，则应坚决争取全部苏北在我手中，陈毅部队立即应当向苏北发展。”他提醒处在国民党军队三面包围下的皖南新四军军部：“顽方有可能利用其优势兵力向新四军军部地区进攻，因此军部及皖南部队应预先有所准备，以免遭袭击，万不得已时可向苏南陈支队靠拢，再向苏北转移。”⑤四月一日，毛泽东又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起草电报，要求八路军立即抽调四万至五万人的兵力，在三个月内外到达华中，增援新四军，创建新的敌后根据地。

遵照毛泽东的部署，江北的新四军以劝告和争取的态度暂时制止了桂军的东进，同时在军事上击退了苏北方面韩德勤的进攻。

四月初，蒋介石要求朱德、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华中问题，顾祝同也邀请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赴上饶商讨新四军的活动区域。毛泽东已经清醒地看到：“目前局势相当严重，蒋介石似已下了这样的决心，即是挂抗日的招牌，做剿共的实际。”⑥但从大局出发，他仍同意周恩来去重庆通过谈判来力争时局好转。同时，他又起草给彭德怀、黄克诚、刘少奇等的电报说：蒋介石“与我谈判条件，欲把我八路军、新四军统统纳入黄河以北，划定黄河以北为我两军防区的企图。但第一，华北敌占领区日益扩大，我之斗争日益艰苦，不入华中不能生存。第二，在可能的全国性突变时，我军决不能限死黄河以北而不入中原。故华中为我最重要的生命线。第三，此次蒋令韩德勤、李品仙、李宗仁、卫立煌及所有鄂豫皖苏各军向我新四军进攻，衅自彼开，故我仍应乘此时机派必要军力南下。”⑦

这时，蒋介石已打算将军事进攻的重点从江北移到江南。他们分析江南新四军的情况后认为：“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⑧。因此，顾祝同在谈判中多次提出要江北新四军全部南调，以便切断新四军和八路军会合的可能，并使他们集中到苏南狭小地区后再加消灭。

对国民党的这种企图，毛泽东已有察觉，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有力地打击韩德勤部的进攻后，顾祝同一定会对皖南、江南的新四军采取加紧压迫的手段。他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因为停留在皖南的新四军军部，北面是受到日本军舰严密封锁的长江，东、南、西三面都有国民党的重兵，随时有被突然袭击的可能。他致电项英，询问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被某方袭击时，是否有冲出包围避免重大损失的办法？其办法以向南打游击为有利，还是以向东会合陈毅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已绝对不可能？”⑨等问题。稍后又电告项英：“顾（祝同）有对皖南江南我军采取压迫手段之可能，望项准备应付办法，唯决不可先动手，应取自卫原则为有利。”⑩

江南的新四军正处于险境之中，这已是十分清楚的事实。但对如何走出险境，项英同陈毅、粟裕之间又出现不同意见。项英认为：“江北部队不南调，冲突仍不免，全国局势日益恶化”，主张“江北之叶（飞）、张（道庸）两团全部急返江南，以应大事变”。⑾陈毅、粟裕则认为“皖南地非敌后，处在三战区包围圈中。苏南是我军对日作战和向东向北发展的基地。而且以当时我军的兵力来看，暂难在皖南、苏南两处应敌。为此，我们建议皖南军部率部即向苏南靠拢”。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支持陈、粟的意见。四月二十六日，中央书记处致电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皖南军部以速移苏南为宜。”并再次重申一条重要的原则：“在团结抗战时期，我军不应向友党后方行动，而应向战争区域与敌人后方行动。”⒀

局势已日见恶化，而项英的犹豫不决只会使正在恶化的处境更加恶化。五月四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给东南局及新四军的指示，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

“在一切敌后地区和战争区域，应强调同一性，不应强调特殊性，否则就会是绝大的错误。不论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不论在江北或江南，不论在平原地区、山岳地区或湖沼地区，也不论是八路军、新四军或华南游击队，虽然各有特殊性，但均有同一性，即均有敌人，均在抗战。因此，我们均能够发展，均应该发展。这种发展的方针，中央曾多次给你们指出来了。所谓发展，就是不受国民党的限制，超越国民党所能允许的范围，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级发饷，独立自主地放手地扩大军队，坚决地建立根据地，在这种根据地上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游击队，在西北、华北、华中、华南愈发展，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愈发展，则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可能性愈增加，我党在全国的文章就愈好做。如果采取相反的估计和策略，以为我愈发展，彼愈投降，我愈退让，彼愈抗日，或者以为现在已经是全国分裂的时候，国共合作已经不可能，那就是错误的了。”

“在应付可能的全国性的突然事变的问题上，也只有采取斗争的方针，才能使全党全军在精神上有所准备，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则，就将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错误。”⒁

这个指示到达后，陈毅立刻率部北渡长江，挺进苏北，打破了国民党打算消灭在苏南地区的新四军的图谋。但项英仍固执己见，没有东出苏南同陈毅部会合，丧失了转移的时机，对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也仍然不作准备，这就使皖南新四军军部陷入愈来愈危险的境地。

这时，国际形势又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一九四○年六月五日，德国对法国发动全面进攻。五天后，意大利向英、法正式宣战。在德国军队闪电式的进攻下，同月二十二日，法国贝当政府向德国投降。英军从欧洲大陆退守本土。国际形势的大变动直接影响到中国的抗战。日本企图在英、法无暇东顾之机加紧进攻中国和侵略南洋。七月二十三日，日本大本营发出：“迅速处理支那事变”⒂的命令。

六月二十六日、二十七日两天，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目前时局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透辟地分析了法国投降、英国从欧洲大陆撤退后的国际形势及其对中国抗战的影响。他指出：英、法失败将带来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促进德、意、日扩大战争胜利的贪欲；另一方面，又驱使美、英和法国的残余不得不对抗德、意、日。对中国说来，“从英、美、法方面发动的东方慕尼黑危险，已经不存在了，或至少可以说很大地减少了”。“中国投降危险的主要来源，已由英、美、法移至日、德、意，而日本是策动中国投降的最主要的外来力量”。对国内的阶级关系，他一直主张作好两手的准备：既要警惕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突然事变，又要力争时局的好转。这时，他对国内时局的好转抱着比前一时期乐观的态度，认为中国目前的抗战形势是：“一方面投降危险空前的增长了，一方面好转的因素亦增长了”，“总的形势是于抗战有利的”。他还指出能够推动时局好转的两个因素是：共产党力量的发展是迫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最主要的国内因素；国民党党内与党外存在着广大的中间势力，还保存着更多的积极性，这也是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的一个重要原因。⒃这个分析，同他在三月间提出的“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思想是前后一贯的，并且把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放在更明显的地位。

根据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战三周年纪念对时局宣言，并为《新中华报》撰写了纪念抗战三周年的文章《团结到底》。在这篇文章中，他深情地写道：“中华民族的兴亡，是一切抗日党派的责任，是全国人民的责任，但在我们共产党人看来，我们的责任是更大的。”“共产党员要作抗战的模范，也要作团结的模范。”“抗战的第四周年将是最困难的一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投降分子，战胜一切困难，坚持全国抗战。”⒄

在形势转变关头，使高级干部正确地掌握党的政策是十分重要的。七月六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向延安高级干部作《目前形势的特点和党的政策》的报告。他说：“中国处在新时期中，空前困难时期与空前投降危机是快要到来了。”“今后的一年将是异常困难的一年。”但“全国统一投降、统一反共是可能避免的”，“我们的方针即是避免此种可能，逐渐争取好转”。他提出：在反共高潮稍见减退的情况下，对国民党应强调团结；要继续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抗日游击队，但应“限制在战区、敌后及边区二十三县”；纠正在执行统一战线中的“左”倾错误，但右倾也要反对。毛泽东在分析中间势力还保存抗战积极性时，提醒大家：“中间势力的成分现在比前次更有了新的补充，把国民党中央军的大部分也放在里面了。中间势力观念在党内尚未普遍，这是要注意纠正的”。⒅

他在十三日为这次会议的讨论作总结时，又专门谈了团结和斗争的问题：“我们又强调团结，又强调斗争——对付一切又抗日又反共的顽固派。”“有时强调团结，有时强调斗争——依顽固派的态度是以团结为主还是反共为主而定。”“斗争为了团结——为了延长合作时间。”“不论哪一方面（政治、军事、文化）目前时期都以团结为主。但不论哪一方面都同时又斗争，因为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是没有变化的。”“即在目前时期，某些地方，反磨擦斗争还可表现为地方高涨，例如苏北。”⒆

毛泽东自己也积极从事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六月间，他几次会见到延安访问的南洋华侨领袖、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主席陈嘉庚等，向他们详细介绍国内抗战情况和两党磨擦问题。当年随陈嘉庚一起到延安的庄明理回忆：“陈先生在延安会见了毛主席，心里十分畅快”。“延安之行以及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见给陈先生留下很好的印象，从此把战胜日寇，祖国抗战必胜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⒇

然而，形势的发展表明毛泽东对蒋介石态度的估计还是乐观了一些。蒋介石把国际形势中几大力量相互对峙的局面看作他“解决共产党问题”的大好机会。七月一日至八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七中全会。十六日，他们提出一个“中央提示案”，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指导；划定八路军、新四军的活动区域限制在冀察两省、鲁西北及晋西北一部，并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上述规定地区。这就使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陷入僵局，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返回延安。

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四日、七日、八日，中共中央开了五天会，听取并讨论周恩来关于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报告和南方局工作的报告。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充分肯定周恩来领导下的南方局工作，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有了很大发展，注意了中间势力。中间势力是一个中心问题。他强调今后要更加重视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他说：“过去中央工作方向偏重军事和战区，过去对南方及日本占领区注意很少，今后政治局须用大力加强这方面。中央今后注意力，第一是国民党统治区域；第二是敌后城市；第三是我们的战区。”(21)中共中央把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放在全局中如此重要的地位，在以前很长时间内还没有过。为了推动形势向好的方面发展，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回到重庆继续同国民党谈判，各根据地在加紧对日本侵略军作战的同时也要做好反磨擦的准备。

从八月二十日起，八路军在华北的正太铁路沿线同时向日军发起大规模的交通破袭战。这次战役，八路军共出动一百○五个团，二十多万人，到十二月上旬基本结束，史称“百团大战”。八路军前后作战一万八千次，毙伤日军二万余人、伪军五千多人，俘虏日军二百多人、伪军一万八千多人，八路军伤亡一万七千多人。

正当八路军在华北同日军浴血苦战时，蒋介石却加紧在华中部署对新四军的进攻。他认为新四军在苏北的力量比较弱，争夺华中可“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九月三日起，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所部分两路大举南下，向已由苏南渡江北上的新四军陈毅、粟裕部进攻。新四军多次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并一再退却。韩德勤自恃兵力远远大于新四军，一再进逼。二十七日，陈毅明确表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省韩进攻，只有自卫。中共中央这时调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增援。黄桥决战前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22)十月四日，韩德勤以多于新四军守军一倍的兵力向黄桥发动总攻。新四军在陈毅、粟裕指挥下，经过四天激战，歼灭韩部主力一万一千人。接着，新四军请曾任江苏省长的苏北著名爱国人士韩国钧到韩德勤处斡旋，却遭到拒绝。韩国钧回来气愤地说：“和平无望！你们还是赶快回去准备自卫吧！”(23)国民党顽固派这次进攻黄桥的惨败完全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刘少奇后来在总结时说：“很明白，如果顽固派在我们的任何一次和平提议之后，停止进攻，那他们也不会弄到那种地步的。”(24)

黄桥战役后，新四军在苏北敌后站稳了脚跟。十月十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的先头部队同新四军北上的先头部队会师，打通了华北和华中联系的通道。黄克诚在《自述》中写道：“黄桥决战的胜利和八路军南下与新四军会师，为确立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并对以后抗战形势的发展有重大影响。”(25)中共中央随即决定由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刘少奇在苏北与陈毅会合后布置一切，毛泽东十分重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作了一系列的重要指示。由于江浙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中心地区，因此，毛泽东在十月十四日发来的电报中就特别强调争取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他指出：“苏北根据地的工作对全国有重大政治影响，而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正确政策，成为我们建立苏北模范抗日根据地的中心问题之一。”(26)

十月十九日，国民党方面由何应钦、白崇禧以正副参谋总长名义发出致朱德、彭德怀、叶挺的电报，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在收到电报的一个月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并从已有的五十万人缩编为十万人。这封被称作“皓电”的电报，是国民党发动更大规模反共高潮的开端。

十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收到周恩来从重庆发来的电报，对形势作出这样的判断：目前国民党方面的种种情况“均证明反共高潮是在着着上升，何白十九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如果国际形势更利于英美派，局部‘剿共’会进入全面反共。”(27)毛泽东指出：“如何有步骤有计划有秩序地冲破这一严重局面，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解决的问题。”(28)

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时候发动新的更大规模的反共高潮呢？这同剧烈变动着的国际形势有关。九月间，德、意、日在柏林签定三国军事同盟条约，英、美也签定协定，两大集团的斗争更加激烈，都想拉蒋介石加入他们的联盟。苏联也正在继续援助国民党政府。这种局面使蒋介石得意忘形。毛泽东认为：“蒋介石现在是待价而沽，一方面准备加入英美同盟，一方面也准备加入德意日同盟。”(29)他判断，无论哪一种局面出现，国共之间的严重斗争都是不可免的。新四军在苏北的胜利，也促使蒋介石更急切地要向皖南的新四军军部采取报复行动。

当时，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准备投降的危险是估计得比较严重的。十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讨论形势。会议认为，时局有由小风波转到大风波的可能，党的工作布置应放在准备整个东方大黑暗的基点上。毛泽东在致一些主要地区负责人的电报中强调：“我们应估计到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可能性，并把这种情况当作一切布置的出发点”。“总之，我们要准备对付一切情况，任何一种情况我们都要有办法。”(30)

对举国瞩目的“皓电”，中共中央没有匆忙地作出答复，而是反复磋商，权衡各方面的利弊得失。毛泽东对处理这个问题的态度特别慎重，因为：一方面，他认为时局还在变化中，蒋介石现在仍是动摇的，“全面反共的决心也不容易下”(31)；另一方面，他考虑到“皓电是哀的美敦书”，（引者注：哀的美敦书即最后通牒。）对这个问题如果操切从事，可能导致同国民党决裂，“此次决裂即有和大资产阶级永久决裂之可能，故政治措词容易，军事部署困难”。(32)

由于考虑到可能出现最危险最黑暗的局面，毛泽东曾设想过两种方案：一种是政治上进攻、军事上防御，也就是只在反共军队进到八路军、新四军的根据地时再反击，八路军、新四军不打入它的后方；另一种是政治和军事上同时进攻。毛泽东认为这两种方案各有利弊，采用前一种方案，政治上占上风，但军事上将被国民党构筑的纵深封锁线围困，将来出不去而受日、蒋两军严重夹击，危险也是很大的。采用后一种方案，军事上能制机先，不被封死，但是，人民不了解，政治上不利。究竟采取哪一种方案？毛泽东并没有立刻下最后的决心。十一月一日，他电告周恩来：“究采何方案，我们尚在考虑，亦请你们提出意见。”(33)

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又电告周恩来：“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宣言与指示拟好又停。”(34)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周恩来十一月一日来电，来电提出“还是用朱、彭、叶、项名义通电答复何、白”(35)的建议，并反映中间势力迫切“望我们让步，以缓和破裂”(36)的情况。书记处会议决定采取表面和缓、实际抵抗的态度，宣言暂时不发，只发一简要的对内指示及答复何白皓电。毛泽东在同日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此次反共是国民党发动的，投降危险是严重的，但各中间派纷纷议论揣测，我们在时机没有成熟以前不拿出积极办法，稍等一下再说话不迟。现距何白皓电限期尚有二十天，拟日内拟好复电，待十号左右拍发，不必复得太早。”(37)第二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叶挺、项英：“何应钦、白崇禧皓电，中央决定用朱、彭、叶、项名义答复，采取缓和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38)同时，毛泽东仍作着两手的准备。同一天，他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我们现在是两面政策，一面极力争取好转避免内战，一面准备应付投降应付内战，而把重点放在应付投降应付内战方面，方不吃亏，方不上蒋的当。立即准备对付黑暗局面，这是全党的中心任务。有了这一着，就不会重蹈陈独秀的覆辙了。”(39)

十一月九日，毛泽东起草的以朱、彭、叶、项名义复何、白电（通常称为“佳电”）经过反复斟酌后定稿。电文态度严正而坚决，措词委婉而恳切。首先叙述了八路军和新四军四年以来在抗战中取得的战绩，以表明“遵循国策、服从命令为捍卫民族国家奋斗到底之决心”。然后就行动、防地、编制、补给、边区、团结抗战之大计这六个方面，对皓电的无理指责作出明确答复。

防地问题是皓电的中心内容，强令八路军和新四军限期北移。佳电对华中敌后各部请求免调的理由，列举了四点。一、“华中敌后各部，多属地方人民反抗敌寇保卫家乡而组织者，彼等以祖宗坟墓田园庐舍父母妻子所在，欲其置当面敌军奸淫焚掠之惨于不顾，远赴华北，其事甚难。”二、华中敌后各部在现在防地坚持抗战，符合蒋介石庐山谈话和告沦陷区同志书的精神。三、华中敌后各部调离后，其家属及留守人员的安全毫无保障，甚惧平江惨案、确山惨案之重演。四、华北地区，水、旱、风、虫、敌五灾并重，该地军民以树叶为粮，道殣相望，实难容纳其他之部队。因此，“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接着表示，在不得已情况下，准备对江南和江北的部队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

毛泽东在当天给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佳电“明确区分江南江北部队，江南确定主力北移，以示让步，江北确定暂时请免调，说暂时乃给蒋以面子，说免调乃塞蒋之幻想”。

然后，佳电又写了一段剀切陈词、柔中寓刚的肺腑之言：

“目前正属奸伪思逞谣言纷起之时，亟宜调协各方，统一对敌，庶免为敌所乘，自召分崩离析之祸。切忌煎迫太甚，相激相荡，演成两败俱伤之局，既非中央之本心，复违德等之始愿。我为鹬蚌，敌作渔人，事与愿违，嗟悔无及。”

毛泽东说：佳电的这一段肺腑之言，“乃暗示彼方如进攻，我方必自卫，而以鹬蚌渔人之说出之”。

在关于团结抗战之大计部分，电文首先指出：“抗战至于今日，实争取最后胜利千载一时之机”，如能坚持团结抗战国策，必能争取独立解放之出路。接着，电文笔锋一转，写道：

“颇闻日寇正在策动中国投降，软计与硬计兼施，引力与压力并重。德国则采动和政策，欲诱中国加入三国同盟。而国内一部分人士，复正在策动所谓新的反共高潮，企图为投降肃清道路。颇闻内外勾煽，欲以所谓中日联合剿共，结束抗战局面，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黑暗代光明，其事至险，其计至毒，道路相告，动魄惊心，时局危急，诚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佳电严正要求国民党“中央对于时局趋向，明示方针，拒绝国际之阴谋，裁抑国内之反动，而于联合剿共内战投降之说，予以驳斥，以安全国军民之心”。(40)

“佳电”发出后，在社会各界，特别是中间势力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得到广泛的同情。毛泽东不久后总结道：“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41)

与此同时，毛泽东对各方面的工作作出周密的部署。他要求苏北的新四军“积极整军，沉机观察”；(42)皖南的新四军“认真准备北移”，于十二月底全部开动完毕。他还致电周恩来，要他在重庆加强同苏、英、美等方面的外交人员联络，并“利用时机向国民党各方奔走呼号，痛切陈词，以图挽救”。(43)

尽管如此，蒋介石要消灭新四军的决心已定，各种部署日益加紧。十二月八日，何应钦、白崇禧再次电令八路军、新四军全部调往黄河以北。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等暗中做好围歼新四军的准备，还故意把新四军军部北移路线泄露给日本人，以便共同夹击。这个时期内，由于“日汪条约”的签订，毛泽东一度对形势看得比较乐观，认为“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44)，并估计“在蒋介石没有真正投降以前，向我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45)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抛弃过对蒋介石的警惕，在实际工作中仍要求党内“认真准备对付蒋介石的进攻”。(46)

十二月底，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仅没有收敛，反而日见嚣张，已集中了十二个师准备进攻华中新四军。十二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目前时局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开始下降”。(47)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指示，除了命令江南部队迅即北移、并从华北派遣一部兵力加强华中外，还要求所有华中及山东的党和军队必须紧急动员起来，为坚持抗日根据地、打破顽固派进攻而奋斗。指示提出，军事指挥，叶挺未到江北前，统一于陈毅、刘少奇指挥下；叶挺到江北后，统一于叶挺、陈毅、刘少奇指挥下。中原局统一领导山东与华中，山东分局划归中原局管辖。指示要求全国各地对于国民党这一进攻及其在全国的高压政策，必须坚决反对之。(48)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皖南的情况，一再致电项英，催促北移，并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对项英提出尖锐的批评：

“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来电请示方针，但中央还在一年以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最近决定全部北移，至如何北移，如何克服移动中的困难，要你们自己想办法，有决心。现虽一面向国民党抗议，并要求宽展期限，发给饷弹，但你们不要对国民党存任何幻想，不要靠国民党帮助你们任何东西，把可能帮助的东西只当作意外之事。你们要有决心有办法冲破最黑暗最不利的环境，达到北移之目的。如有这种决心、办法，则虽受损失，基本骨干仍可保存，发展前途仍是光明的；如果动摇犹豫，自己无办法无决心，则在敌顽夹击下，你们是很危险的。全国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你们这样迟疑犹豫无办法无决心的。在移动中如遇国民党向你们攻击，你们要有自卫的准备与决心，这个方针也早已指示你们了。”(49)

与此同时，毛泽东为新四军军部的安全转移做着最后的努力。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一面请周恩来继续向蒋介石交涉，要他命令李品仙不得妨碍新四军北移；一面以朱德、叶挺的名义急电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副长官李品仙，恳请他们从抗战的利益出发，不要妨碍新四军的北移。

但是，这时的形势已难以逆转。顾祝同根据蒋介石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命令，已完成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准备，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终于爆发了。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新四军军部及直属部队九千余人遵令北移。由于项英的犹豫不决，行期一再延误，国民党已在新四军行进的必经地区埋下重兵。六日，仓促行动的部队到达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受到国民党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七个师八万余人的严密包围和猛烈袭击。双方兵力悬殊，国民党军队又已作了充分准备，新四军陷入苦战中。

因为通讯被阻断，事情发生后三四天，毛泽东才得到确实消息。他先收到的是刘少奇在一月九日发来的两封电报，一封电报说“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战况激烈，请向国民党严重交涉”(50)；另一封电报报告：项英、袁国平等“在紧急关头已离开部队，提议中央明令撤项职，并令小姚（饶漱石）在政治上负责，叶（挺）在军事上负责，以挽危局”。(51)十日，毛泽东才收到叶、饶紧急求救电和在突围不成后又回到部队的项英自请处分的电报。他立即决定，由叶挺、饶漱石指挥新四军，克服困难，继续执行北移任务。并要刘少奇、陈毅“就近随时去电帮助他们并加鼓励，惟项英撤职一点暂不必提”。(52)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指示电：“中央决定一切军事、政治行动均由叶军长、饶漱石二人负总责，一切行动决心由叶军长下，项英同志随军行动北上。”

新四军军部的命运紧紧牵动着毛泽东的心。他反复考虑着如何把他们从危难中解救出来。一月十四日，他在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中指出：这“是救死问题，如不停止进攻，即将全军覆灭。请立即要蒋下令停战撤围”(53)。出于这种焦急不安的心情，中共中央决定“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军，粉碎反共高潮”。(54)中央指出，如皖南部队被蒋介石消灭，我应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韩德勤、沈鸿烈部，彻底解决华中问题。

由于力量过于悬殊，皖南新四军在奋战七天七夜后，终于因弹尽粮绝而失败。奉命同国民党军队谈判的军长叶挺被扣；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遇难。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检讨新四军失败的原因，毛泽东指出：从我们自己方面来说，首先是由于项英、袁国平等没有反磨擦的思想准备，其次是指挥上的错误。他提出：袁、项的错误须立即宣布，如何处置交七大解决。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央关于项袁错误的决定》。在这次会上毛泽东提出：我们要实行全国的政治反攻，像我们前次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时一样非常强硬的态度，只有不怕决裂，才能打退国民党的进攻。他又说：左派主张我们马上与国民党大打起来，我们也不能实行这种政策。(55)

一月十七日，蒋介石发布取消新四军的命令，把叶挺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将反共高潮推到顶点。国共关系已处于异常紧张的状态。这时，毛泽东反而更加冷静。他接受了刘少奇的建议，提出“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56)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付时局的办法。毛泽东指出，要挽救时局，实现好转，必须由国民党当局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命令。会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主席团，由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周恩来、王稼祥组成，军委实际工作由主席团办理。驻国民党统治区的各办事处实行撤退。

当天，根据政治局会议决定，在延安发布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张云逸为副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随后，新四军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整编全军为七个师和七个独立旅，共九万多人，在大江南北坚持敌后抗战。

同时，也根据政治局会议的决定，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的身分对新华社记者发表关于皖南事变的谈话。他指出：“此次皖南反共事变，酝酿已久。目前的发展，不过是全国性突然事变的开端而已。”“特别是一月十七日的命令，包含着严重的政治意义。因为发令者敢于公开发此反革命命令，冒天下之大不韪，必已具有全面破裂和彻底投降的决心。”他说：“目前全国人民的紧急任务，在于以最大的警惕性，注视事变的发展，准备着对付任何黑暗的反动局面，绝对不能粗心大意。”

那么，事情是不是已经到了非决裂不可的地步呢？毛泽东提出了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第一、悬崖勒马，停止挑衅；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动命令，并宣布自己是完全错了；第三、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三人；第四、恢复叶挺自由，继续充当新四军军长；第五、交还皖南新四军全部人枪；第六、抚恤皖南新四军全部伤亡将士；第七、撤退华中的“剿共”军；第八、平毁西北的封锁线；第九、释放全国一切被捕的爱国政治犯；第十、废止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实行三民主义，服从《总理遗嘱》；第十二、逮捕各亲日派首领，交付国法审判。

最后，毛泽东指出：“他们已经杀了第一刀，这个伤痕是很深重的。他们如果还为前途着想，他们就应该自己出来医治这个伤痕。”他说：“如能实行以上十二条，则事态自然平复，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必不过为已甚。否则，‘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反动派必然是搬起石头打他们自己的脚，那时我们就爱莫能助了。”(57)

毛泽东的这个谈话和他提出的解决办法，合情合理，引起重大反响，不仅“全党一致拥护，情绪异常兴奋”(58)，而且深受党外人士的好评。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陈友仁等联名致信蒋介石，谴责政府当局对新四军的迫害，要求释放叶挺；从前怕共产党过于强硬会引起破裂的民族资产阶级代表陈嘉庚、张一麐等仗义执言；冯玉祥、于右任、孙科等也对蒋介石表示不满，冯玉祥说：“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59)这件事，在国际上也引起广泛重视。斯特朗、斯诺等在美国报纸上发表报道和评论，向世界披露皖南事变的真相。英、美、苏等国都不支持蒋介石的作法，对他形成很大压力。

蒋介石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了内外交困、空前孤立的狼狈境地，这是他根本没有料想到的。更加出乎他意外的是，连日本军队也没有因为他发动反共内战而停止进攻。一月下旬，日军发动豫南战役，将国民党军队十五万人包围在平汉铁路以东，两军发生激战。毛泽东评论说：这对蒋介石“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60)毛泽东判断：“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61)

毛泽东的判断完全符合实际。在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政治攻势下，蒋介石几次派张冲、张治中找周恩来商量妥协办法，并且批准叶剑英回到延安。二月二日，叶剑英到达延安，带来周恩来给毛泽东的信件和他为抗议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而写下的“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毛泽东看后感到“欣慰之至”，“为之神王”。他在杨家岭住所同叶剑英畅谈了五个小时。

这时，国内政治斗争的焦点已转到中共方面的参政员是否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的问题上。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的名单是在皖南事变前夕公布的。中共方面的参政员仍是毛泽东、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人。由于皖南事变的发生，各民主党派希望通过这个会议来缓解一下国共矛盾，纷纷表示这次会议中共方面的代表必不可少。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代表居里也表示：留在重庆，专等观光国民参政会。这给蒋介石造成很大压力，为了摆脱困境，必须争取中共方面的参政员出席会议。

中共代表是否出席这次参政会呢？毛泽东同周恩来电报往来，反复协商，认为不能无条件出席。毛泽东指出：蒋介石“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目前形势是有了变化的，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在此。”“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熬过目前一关，就好办了。”(62)蒋介石既要中共参政员出席会议，又不肯答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十二条。为了打破僵局，经毛泽东修改审定，又提出中共中央的临时解决办法“新十二条”。它的主要内容是：要求国民党方面立即停止在全国的反共军事进攻；释放叶挺和皖南所有被捕干部，交还所有人、枪；成立各党派联合会；承认边区的合法地位，承认敌后抗日政权等。这个“新十二条”，在国民参政会开幕第二天的三月二日清晨用公函形式送去。但蒋介石仍不肯接受。同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根据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的意见，指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毛泽东分析：中共参政员不出席会议，蒋介石也无可奈何。因为：第一、皖南事变蒋错了，举国皆知；中共以不出席抗议并没有错；第二、中共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蒋不答应，其曲在彼；第三、若蒋由此发动更大破裂行动，其曲更在彼，更于彼不利；第四、国际形势对蒋不利；第五、国内形势，彼方对我绝无办法，我毫无所惧。“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如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63)

经过这场斗争，蒋介石在参政会的讲话中虽然继续攻击中共，但不得不宣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64)毛泽东评论蒋介石的这个讲话是“一种阿Q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65)它实际上标志着蒋介石发动的这次规模更大的反共高潮又被击退了。这以后，国共关系又逐渐走向一定程度的缓和。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我党在这次反共高潮开始时采取顾全大局委曲求全的退让政策（去年十一月九日的电报），取得了广大人民的同情，在皖南事变后转入猛烈的反攻（两个十二条，拒绝出席参政会和全国的抗议运动），也为全国人民所赞助。我们这种有理、有利、有节的政策，对于打退这次反共高潮，是完全必要的，且已收到成效。”(66)

为了总结打退这次斗争的丰富经验，以便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的实际国情，更自觉地在中国的复杂环境中进行有效的斗争，五月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份党内指示。这份党内指示，在收入《毛泽东选集》时，题目是《关于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总结》。他写道：

“在中国两大矛盾中间，中日民族间的矛盾依然是基本的，国内阶级间的矛盾依然处在从属的地位。一个民族敌人深入国土这一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只要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地存在，即使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全部地叛变投降，也决不能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势，重演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上次反共高潮曾被一部分同志估计为马日事变，这次反共高潮又被估计为四一二事变和马日事变，但是客观事实却证明了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这些同志的错误，在于忘记了民族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一点。”

“在这种情况之下，指导着国民党政府全部政策的英美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依然是两面性的阶级，它一面和日本对立，一面又和共产党及其所代表的广大人民对立。而它的抗日和反共，又各有其两面性。在抗日方面，既和日本对立，又不积极地作战，不积极地反汪反汉奸，有时还向日本的和平使者勾勾搭搭。在反共方面，既要反共，甚至反到皖南事变和一月十七日的命令那种地步，又不愿意最后破裂，依然是一打一拉的政策。这些事实，也在这次反共高潮中再度地证明了。极端地复杂的中国政治，要求我们的同志深刻地给以注意。”“以打对打，以拉对拉，这就是革命的两面政策。只要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天没有完全叛变，我们的这个政策总是不会改变的。”

“我们在皖南事变前所取‘佳电’的立场，对于事变后我们转入政治的反攻是完全必要的，非此即不能争取中间派。因为如果不经过反复多次的经验，中间派对于我党为什么必须向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坚决的斗争，为什么只能以斗争求团结，放弃斗争则没有任何的团结，就不能了解。”“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能解决中国问题的。”

“向着最坏的一种可能性作准备是完全必要的，但这不是抛弃好的可能性，而正是为着争取好的可能性并使之变为现实性的一个条件。这次我们充分地准备着对付国民党的破裂，就使国民党不敢轻于破裂了。”(67)

这一次反共高潮，从一九四○年十月十九日何应钦、白崇禧的“皓电”为开端，到一九四一年一月的皖南事变和蒋介石一月十七日命令达到最高峰，而三月六日蒋介石的反共演说和参政会的反共决议则是它的退兵时的一战。

它和上次反共高潮不同，是由蒋介石和国民党的中央政府直接出面的，前后历时五个月。这次浪潮的规模要大得多，它所造成的伤痕要深得多，中间险情迭起，并且面对着许多难以预测的未知数。内战代替抗战，似已接近成为事实。处理稍有不当，就会对国家民族的命运造成难以挽回的严重后果。能不能驾驭如此复杂的局势，能不能灵活而果断地处理一个又一个异常棘手的难题，能不能争取到广大中间势力的理解和同情，这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能力来说，对毛泽东来说，都是极其严峻的考验。

这半年，是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非常紧张的一段时间。他思考问题很细，很具体，处理事情很快，抓得很紧。他所起草的关于这个问题文电有三百多件，一般每天都要发出两三件。在一九四○年十二月十四日这一天就发出了十一件，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发出文电最多的一天。

毛泽东在打退这次反共高潮中制订的一系列方针政策以及取得的重要历史经验，是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高峰。正如胡乔木所说：“经过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我们党内更团结了，毛主席的领导威信大大提高了。这半年的斗争，对后来抗战、解放战争初期的胜利都有很大的意义。”(68)

① 毛泽东：《论新阶段》，1938年11月6日。

②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出版，第276页。

③ 《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09、310页。

④ 毛泽东、王稼祥致项英、叶挺的电报，1940年1月29日。

⑤ 毛泽东、王稼祥致朱德、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3月29日。

⑥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0年4月2日。

⑦ 毛泽东、王稼祥致彭德怀等的电报，1940年4月4日。

⑧ 《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10页。

⑨ 毛泽东致项英电，1940年4月3日。

⑩ 毛泽东、王稼祥致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4月15日。

⑾项英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4月16日。

⑿《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210页。

⒀中央书记处致项英、陈毅并告刘少奇、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4月26日。

⒁《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3、755、756页。

⒂《大陆命令第四百三十九号》，《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05页。

⒃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6月26日。

⒄《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9、761页。

⒅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0年7月6日。

⒆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0年7月13日。

⒇庄明理：《南侨报国觅知音》，《情谊与事业——在周恩来心中》，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171页。

(21)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0年8月8日。

(22)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0月3日。

(23)《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1页。

(24)《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281页。

(25)《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70页。

(26)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0月14日。

(27)毛对东致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28)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9日。

(29)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9日。

(30)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31)毛泽东致周恩来并发彭德怀、刘少奇、项英的电报，1940年10月25日。

(32)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3)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4)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5)周恩来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0年11月1日。

(36)周恩来致毛泽东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7)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2日。

(38)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11月3日。

(39)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0年11月3日。

(40)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复何应钦、白崇禧的电报，1940年11月9日。

(4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3页。

(42)毛泽东、朱德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的电报，1940年11月19日。

(43)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I1月24日。

(44)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左权、叶挺、项英的电报，1940年12月19日。

(45)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12月23日。

(46)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彭雪枫、张云逸的电报，1940年12月23日。

(47)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0年12月30日。

(48)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致中原局、东南局、北方局、山东分局、南方局、南委、八路军、新四军各首长电，1940年12月31日。

(49)《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00页。

(50)刘少奇致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电报，1940年1月9日。

(51)刘少奇致中共中央的电报，1941年1月9日。

(52)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刘少奇、陈毅的电报，1941年1月11日。

(53)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41年1月14日。

(54)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彭德怀、左权、刘少奇、陈毅、周恩来、叶剑英等的电报，1940年1月14日。

(5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1月15日。

(56)毛泽东致周恩来、彭德怀、刘少奇的电报，1941年1月20日。

(5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75—776页。

(58)毛泽东在《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情报》上加写的批语，1941年2月7日。

(59)毛泽东在《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情报》上加写的批语，1941年2月7日。

(60)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7日。

(61)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7日。

(62)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2月14日。

(63)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3月2日。

(64)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第六次会议上的演讲，1941年3月6日。

(65)毛泽东给周恩来的通报，1941年3月12日。

(6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78—779页。

(6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1—784页。

(68)胡乔木谈话记录，1990年9月6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28、29页。

二十五、建设边区，战胜困难

一九四一年下半年是国际形势出现重大转折的时期。苏德战争、太平洋战争是在靠近下半年或在下半年发生的。从此，中国不再是单独对日作战，而是和其他同盟国一起对日作战了。国际关系中的诸种因素，也对中国内部产生更大的影响。

苏德战争在六月二十二日爆发。这场战争的突然爆发是出人意外的。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迅速作出了反应。战争爆发的第二天，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决定，提出要建立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七月上旬，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强调指出：“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①，作为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准则。

同年十二月八日，日本突然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立即对日宣战。美国同德、意之间也相互宣战。国民党政府在中日战争已进行了四年多以后，这时才正式对日本宣战，同时对德、意宣战。这样，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形成了，中国国内的国共关系也得到进一步的缓和。

尽管如此，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面对的局势依然十分严峻。从一九四○年开始，在日本侵略军的残酷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严密封锁下，敌后抗日根据地和陕甘宁边区已出现严重的经济困难，到一九四一年进入极端困难时期。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各抗日根据地的总后方。比起其他根据地来，这里所处的是比较和平的环境，推行各种政策可以比较从容。因此，毛泽东用了很多的精力来研究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他这样做所考虑的，远不只是陕甘宁边区这一个局部的问题，而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各根据地内应该实行怎样的政策。他说：“边区的作用就是做一个榜样给大家看”②，边区人民的任务是“提高自己，帮助别人”③。

毛泽东对边区的工作一向十分看重。他认为这是关系到中国共产党能否团结人民、坚持抗战的根本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离开当地人民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坚持抗战也好，建设根据地也好，都是谈不上的。

一九三八年四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一个抗战建国纲领，标榜“三民主义暨总理遗教为一般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绳”，并且提出“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之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④但国民党自己从来没有认真这样做过，甚至背道而驰。只有毛泽东领导陕甘宁边区却认认真真地做起来，并且超过了那个纲领的要求。林伯渠回忆道：“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建国纲领，一经传达到我们这里时，我们马上就召集各种会议，最后召集了群众大会，进行了一个热烈的讨论。不仅通过了决议拥护这个纲领，而且事实上，这个纲领，在我们边区的条件之下，是已经实现了的。”⑤

一九三九年初，陕甘宁边区召开第一届参议会。它是人民普选产生的。参议会经过民主选举，选出高岗为议长、张邦英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高自立为副主席。会议还制定出“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毛泽东在这次会上提出边区的建设方向是要成为“抗战的堡垒”和“民主的模范”。他还提出一九三九年边区的施政方针是：大大发展国防经济，发展农业、手工业，改良人民生活；发展国防教育，办初级的高级的学校，开展识字运动，使边区人民大大提高文化水准；大大推进国防的民众运动，加强军事训练。这是毛泽东对边区建设的初步设想。毛泽东指导下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开辟了根据地民主政治的新局面，朱德评价说：“在中国，由议会选举政府，决定施政方针，边区是第一个”。它实际上成为后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

一九四○年，随着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在有了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后，毛泽东就把陕甘宁边区做为一个“试验区”。他在这年三月初的边区党政联席会议上明确地提出：“边区的方向，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方向。”他以很大的力量，指导边区政府将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基本原则，根据边区的环境和条件，加以具体化。边区中央局副书记、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和政府党团书记谢觉哉在日记中写道：“毛主席粗枝大叶的新民主主义论，在边区就要把它细针密缕起来。”“这不是一件易事，要求中央更加注意边区，要求在边区工作的同志更加努力”。⑥为此，毛泽东对边区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调查研究，并在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指导下，进一步考虑边区的各项施政方针。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布了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这个纲领的大部分重要内容是毛泽东审阅初稿时重新改写的。它共有二十一条，明确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的团结、抗战、进步的总方针，而且对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法律、知识分子等方面规定出具体政策，为边区人民勾画出一个美好的建设蓝图。

这个《纲领》中，值得重视的是在政权建设方面规定贯彻“三三制”原则。它写道：“本党愿与各党各派及一切群众团体进行选举联盟，并在候选名单中确定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以便各党各派及无党无派人士均能参加边区民意机关之活动与边区行政之管理。在共产党员被选为某一行政机关之主管人员时，应保证该机关之职员有三分之二为党外人士充任。共产党员应与这些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不得一意孤行，把持包办。”⑦

“三三制”的原则，毛泽东在一九四○年就已经提出，中共中央专门发了党内指示，但是这样地以“法”的形式将它确定下来，还是第一次。关于什么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毛泽东在同时期的另一篇文章中更明确地写道：“判断一个地方的社会性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地是以那里的政权是否有人民大众的代表参加以及是否有共产党的领导为原则。因此，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便是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主要标志。”⑧

对各项政策的规定，毛泽东都考虑得很仔细，很慎重。他对《纲领》进行修改时，关于改进司法制度、厉行廉洁政治、减租减息和部分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合理的税收制度、推行消灭文盲政策等条款，都是他重新起草的。关于厉行廉洁政治这一条，也是引人注目的。它强调“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员有犯法者从重治罪”，同时提出“实行俸以养廉原则”。

五月八日，《解放日报》发表的社论评论道：“这个纲领所确定的团结抗战的总方针以及各方面的正确政策，都是我党对边区人民及全国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团体以及友党友军坚决实行的郑重诺言。这样的施政纲领，正是全边区人民和全国人民所深切盼望的，这是真正保护一切抗日人民利益的纲领，是保护和调节各抗日阶层各抗日党派利益的纲领。近年来，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政权颁布过不少正确的、内容丰富的施政纲领，但均不如此次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向选民所提出的施政纲领完善。”⑨

“三三制”原则提出后，许多干部思想不通，担心“会削弱共产党的领导”，担心会失去“流血牺牲闹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的政权”⑩。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做一些说服工作。十一月六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开幕，通过施政纲领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毛泽东在开幕式上有针对性地阐述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的原则和意义。他说：“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各项政策，都是为着团结一切抗日的人民，顾及一切抗日的阶级，而特别是顾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的。共产党提出的使各界人民都有说话机会、都有事做、都有饭吃的政策，是真正的革命三民主义的政策”。“这样的政策我们叫做新民主主义的政策。这是真正适合现在中国国情的政策”。

为什么要实行这样的政策？毛泽东继续说：“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任何政党的政策如果不顾到这些阶级的利益，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不得其所，如果这些阶级的人们没有说话的权利，要想把国事弄好是不可能的。”他强调：“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因此，共产党员只有对党外人士实行民主合作的义务，而无排斥别人、垄断一切的权利。”⑾

为改变第一届边区会议选出的边区政府负责人全部是中共党员的状况，毛泽东提议：“这次参议会选举边区政府正副主席时，两个副主席中要有一个是由非党的进步人士充当。”⑿根据这个原则，第二届边区参议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选出高岗为参议会议长，绥德县的开明绅士安文钦为副议长，林伯渠为边区政府主席，米脂县的开明绅士李鼎铭为副主席。选出的边区政府委员十八人中，中共党员人数有七人，超过了“三三制”的规定，德高望重的老共产党员徐特立马上申请退出，按得票多少的次序，改由一名非党人士递补。

毛泽东的真诚态度，深深感动了许多中间人士。会议的第二天，李鼎铭对人讲：“昨天毛先生讲的几句话，真教我五体投地。他说我们的施政纲领与三三制，下面工作的人，还做得不够，他们仍旧掌一种闭门主义，不肯信任别人，把持包办，一意孤行。我想毛先生是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他竟然把下面情形说得这样清楚，说得这样透彻，真是绝顶聪明。”⒀他后来还对人说：“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⒁一位七十九岁的老人李丹生议员在大会闭幕时代表全体议员发言，称赞中共“诚所感人”，并希望“说到做到，以信义昭示天下，则天下都是你们的”。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