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毛泽东传》》 · 金冲及 主编 · 2026-07-25
“三三制”的实行，使边区新民主主义的政权建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⒃毛泽东自豪地说：现在全国要办新民主主义，有没有一个样子呢？我讲已经有了，陕甘宁边区就是模范。这也是新中国面向世界的形象。一位外国朋友说：“到中国不到延安看不到新中国。”⒄
陕甘宁边区的建设对其他抗日根据地也产生了巨大的示范作用。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回到延安的彭德怀这样评价：“这个边区给全国，给敌后做了很多事情，把革命的三民主义，也是新民主主义在陕甘宁边区认真实现了，对全国来说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因为这是国民党人几十年讲要实现的三民主义，而实际上没有做。对敌后所有解放区亦有很大的帮助，这里的许多经验介绍给敌后解放区，使他们的民主建设得到更快的、更顺利的进行，对坚持战争准备反攻有好处。”⒅
在指导边区工作中，毛泽东关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干部之间的团结。陕甘宁边区是在刘志丹、谢子长、高岗等创建的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央红军到来后，边区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迅速地扩大发展起来。但大批外来干部的涌入也带来一些矛盾，有一些外来干部看不起本地干部，甚至说“陕北人只能建立苏区，不能当红军”⒆，引起本地干部的不满。这是一个值得严重注意的问题。本地干部同当地的民众有着长期的血肉联系，如果不能团结好本地干部，也就不可能在当地人民中深深地扎下根来。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后，立即予以纠正，做了大量的耐心的协调工作，他把重点放在教育外来干部上，要他们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看待本地干部，主力部队要帮助发展地方武装，加强相互之间的团结。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把原有的边区党委改成中共边区中央局。规定除军事活动须经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外，边区党政各部门工作和军队的日常工作都统一于边区中央局领导下。中央局书记是高岗，副书记是谢觉哉，常委有萧劲光、高自立、张邦英、王世泰、刘景范。中央还决定由这年春天从苏联回国的任弼时代表中共中央负责指导边区工作。毛泽东虽然很忙，但对边区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管得还是很多。不久，中共边区中央局又同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改为中共西北中央局。边区党政军领导的统一与团结的加强是陕甘宁边区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仍得到巩固和发展的重要保障。
正当陕甘宁边区的工作在有条不紊地向前发展时，边区遇到的困难也愈来愈明显，主要反映在财政经济问题上。毛泽东这样写道：“最大的一次困难是在一九四○年和一九四一年，国民党的两次反共磨擦，都在这一时期。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⒇
对这种局面的出现，毛泽东早有思想准备。抗战刚转入相持阶段时，他就意识到：“长期抗战中最困难问题之一，将是财政经济问题，这是全国抗战的困难问题，也是八路军的困难，应该提到认识的高度。”(21)困难一露头，毛泽东就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八日召开的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讲话中说：我们现在钱虽少但还有，饭不好但有小米饭，要想到有一天没有钱、没有饭吃，那该怎么办？无非三种办法，第一饿死；第二解散；第三不饿死也不解散，就得要生产。我们来一个动员，我们几万人下一个决心，自己弄饭吃，自己搞衣服穿，衣、食、住、行统统由自己解决，我看有这种可能。(22)接着，又提出通过生产运动来解决和改善边区军队和人民的穿衣吃饭问题。(23)不过那时边区财政收入还有海外华侨、国内民主人士和抗日团体的捐款，以及国民党发给八路军的军饷的节余部分，取之于民的赋税负担是很少的。
到一九四○年秋，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国民党停发八路军军饷，并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边区的外援全部断绝。与此同时，边区内遭受了严重的旱、病、水、雹、风五大灾害的侵袭，灾情几乎波及每一个县。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地广人稀的地区，只有一百四十万老百姓，土地也比较贫瘠，要保证供给军队和机关学校人员的衣食需要是有困难的。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响亮地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萧劲光回忆：“一天，毛泽东同志把林伯渠、高岗和我找去，对我们说：我们到陕北来是干什么的呢？是干革命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顽固派要困死、饿死我们，怎么办？我看有三个办法：第一是革命革不下去了，那就不革命了，大家解散回家。第二是不愿解散，又无办法，大家等着饿死。第三靠我们自己的两只手，自力更生，发展生产，大家共同克服困难。他的这段话，既风趣，又易懂，像一盏明灯，一下子把我的心照亮了。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回答说：大家都会赞成第三种办法。毛泽东同志听了，笑笑，接着说：现在看来，也只有这个办法。这是我们的唯一出路，是打破封锁、克服困难的最有效最根本的办法。”(24)
一九四一年是克服边区财政经济困难关键的一年。打退第二次反共高潮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用了许多时间来研究和确定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的方针和具体办法。毛泽东认为：就现实状态，即不发生大的突变来说，经济建设一项乃是其他各项的中心，有了吃穿住用，什么都活跃了，都好办了。并把解决财政经济问题看作是“学习治国”。
为了统一对财政经济工作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由林伯渠、朱德、任弼时、李富春、高岗组织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林伯渠为主席(25)。中共中央除每星期召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外，增加了书记处工作会议，由在杨家岭的政治局成员毛泽东、任弼时、王稼祥、王明、张闻天、陈云、凯丰七人组成。在这一段时期内，政治局或书记处的会议几乎每次都要谈到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还请周恩来、董必武将重庆的经济书籍“尽力搜集寄来”(26)。
最初，党内对如何解决财政经济问题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任弼时、朱德以及边区中央局的一些负责人主张采取积极发展的方针。具体办法主要是：整理税收和发展生产，发展生产的资金主要依靠军队组织人民运盐和增发边币。林伯渠、谢觉哉担心这些作法会加重人民负担，因此主张把解决困难的基点放在节约和拖欠党政军的经费上，不赞成增发边币。盐的产运销在政府管理下实行自由贸易。
毛泽东赞成积极发展的方针。他提出要实行新的政策，立即投资生产事业，主要是投资盐的生产。他提出一个怎样对待边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重要政策问题，说：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改变，不要妨碍私利，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过去实行以公营事业吞并私人事业的政策是不对的。对边区发展资本主义不要害怕，过去党内反对发展资本主义的口号，今后改用反对贪污腐化。(27)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下大力气对财政经济工作进行了研究。他在致谢觉哉的信中写道：“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今年之仅仅注意公业投资未能顾及私业投资，是由于等着公营事业救急的特殊情况，由此产生的害则是与民争利（垄断）及解决不了大问题。明年决不能继续这个方针，仅有盐业投资是明年应该继续的，而其他公营的农、工、商业则只当作必要的一部分继续下去。”要把盐作为例外，因为边区北部盛产食盐，盐的收入是边区政对除公粮外的最大收入，盐的外销占边区对外出口的百分之九十。“盐的第一个好处是解决出入口平衡问题。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28)
为什么要实行这些政策？毛泽东这样回答：“首先是根据于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的特点，其次才是根据边区的其他特点（地广，人稀，贫乏，经济落后，文化落后等）。”“边区有了今年经验，明年许多事都好办了。”(29)
为了统一党内的思想，中央政治局委托毛泽东找林伯渠、谢觉哉、任弼时、朱德等谈话，沟通意见，解决分歧。(30)毛泽东采取“先做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31)的办法，做了许多耐心细致的工作。
林伯渠、谢觉哉都是党内德高望重的长者，深受毛泽东的敬重。为了说服这两位老同志，毛泽东多次登门拜访，常常谈至深夜。凡是这两位老同志提出的问题，毛泽东都要请边区中央局去核实情况，做出答复。林伯渠、谢觉哉也非常信任毛泽东。谢觉哉说：“毛泽东同志从不轻臧否人”，所以愿意同他谈心里话，单在一九四一年七、八月间，谢觉哉写给毛泽东的信就达数万言(32)。对林伯渠、谢觉哉的每一封来信，毛泽东都“过细地读了”，并且及时写了回信。他在一封信中说：“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还说：“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求达‘和为贵’之目的”。(33)毛泽东曾恳切地向林伯渠表示，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可以随时找他，说：“我虽不能为你分忧，但人事调整方面可多少帮你的忙”(34)。
无论在谈话或书信中，毛泽东对解决边区财政经济的几个具体问题都坦率地讲了自己的意见，并十分注意听取林、谢二位老同志的意见。他在给谢觉哉的一封信中，恳切地说：自己提出的论点，“如你及林老觉得有错误，即祈毫不客气，一一指正，以归一是”。
关于党内在财政经济问题上产生争论的原因，毛泽东认为主要是由于缺少经验，对没有做过的事，谁也难以说有十足的把握，因此应该加强调查研究，多掌握第一手材料。他说：“凡人（包括共产党员）都只能根据自己的见闻即经验作为谈话、做事、打主意、定计划的出发点或方法论，故注意吸收新的经验甚为重要，未见未闻的，连梦也不作。”(35)他要求负责起草财经纲领的陈正人多听取边区政府银行行长朱理治、财政厅厅长南汉宸、建设厅厅长高自立、八路军总后勤部部长兼政委叶季壮及粮食局、贸易局的意见，因“他们是实际经手人员，从他们收集各方面确实的材料与意见，起草的东西方更准确”。(36)毛泽东还为高克林的《鲁忠才长征记》写了按语。高克林采访城关区副区长鲁忠才等人后所写的这个调查报告，记述了城关区第一次运盐的经过，讲到不少过去不曾遇见过的新情况和新经验。毛泽东号召大家向高克林学习，“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
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同意毛泽东所提方针：“根据革命与战争两个基本特点，边区应从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以解决人民生活与政府财政两方面问题。规定：发展经济应以民营为主，公营为辅，平衡出入口，增加盐的运销，以官督民运为主，自由运盐为辅。”在六次会上，毛泽东还强调，在革命与战争的环境下，部分的强制性负担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37)。
毛泽东这些细心观察并研究了实际工作中积累的新经验后提出的意见，终于基本上统一了几个月来党内对如何解决边区财政经济问题存在的不同认识。
粮食问题，这时是边区经济工作中最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
最初，边区各部门的用粮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征粮，征收的对象主要是地主和富农，中农负担很轻，贫农全无负担；另一个是靠边区政府拨款采购。一九四○年，外援断绝后，边区政府已没有足够的财力购粮，只能全部依靠征粮。一九四○年所征收的公粮，供应到一九四一年三月时，在部分地区已出现断粮现象。不久，各地粮食供应普遍发生恐慌。政府先后买粮一次，借粮两次，才勉强支撑下来。为了保证一九四二年的供给和归还一九四一年的借粮，中共中央与边区政府经过再三研究，决定一九四一年征粮二十万担。这当然是不得已的，但比一九四○年征收的公粮九万担增加了一倍多，是抗战以来边区征粮数字最高的一次。群众深感负担过重，普遍出现不满情绪。
一九四一年六月三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天正下着大雨，会议室突然遭到雷击，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被电击死(38)。事后，一个农民便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保卫部门要把这件事当作反革命事件来追查，被毛泽东制止了。这个农民的话引起了毛泽东的深思：一个农民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它反映我们工作中到底存在什么问题？毛泽东后来谈到这件事时说：“一九四一年边区要老百姓出二十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负担很重，他们哇哇地叫。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那时确实公粮太多。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39)
为了减轻老百姓的负担，毛泽东抓了两件事。一是号召积极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二是实行精兵简政。［请看小说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
党、政、军、民、学参加的大生产运动是从军队开始的。当时，朱德首先提出“屯田军垦”的建议，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一九三九年秋从华北调回陕甘宁边区担负保卫党中央和保卫边区任务的第一二○师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率领下开赴荒无人烟的南泥湾，开荒生产，很快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面旗帜。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南泥湾的面貌发生深刻变化，成为“到处是庄稼，遍地是牛羊”的“陕北江南”。一九四三年九月，毛泽东到南泥湾视察时，看到他们取得的成就，非常兴奋，他说：“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大家自力更生，吃的、穿的、用的都有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定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40)
在军队的带动下，机关和学校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和中央以及地方各部门负责人都带头开荒生产，交公粮。毛泽东在杨家岭窑洞对面的山沟里，开垦了一块长方形的地，种上蔬菜，一有空就去浇水、拔草。通过大生产运动，边区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单单一九四一年和一九四二年两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它不仅支持了艰苦的抗战，而且积累了经济建设的经验，培养了一批干部，这是不能拿数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
在这个时期中，毛泽东还要求边区政府全力支持农民发展生产。他认为农民富裕起来了，才能有力地支持抗战。西北局和边区政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制定优待移民、难民的政策，鼓励他们开荒生产；第二，开展减租减息，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第三，倡导劳动竞赛，表彰劳动模范。这些措施推动了群众性的大生产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涌现出大批劳动英雄。农民获得实际好处后，更加把自己的命运同共产党、八路军紧紧地联在一起。
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毛泽东号召开展变工互助，把农业劳动力组织起来。毛泽东后来总结这样做的好处是：“在农民群众方面，几千年来都是个体经济，一家一户就是一个生产单位，这种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于永远的穷苦[奇/书\/网-整.理'-提=.供]。克服这种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地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毛泽东强调：组织起来，“这是人民群众得到解放的必由之路，由穷苦变富裕的必由之路，也是抗战胜利的必由之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学会组织群众的劳动。”(41)
边区只有很少的一点工业。毛泽东认为，它的数目虽小，意义却非常远大，是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他在给博古的一封信中写道：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工厂与合作社（变工队在内）而不是分散的个体经济，是机器而不是手工，“这是马克思主义区别于民粹主义的地方”。“现在的农村是暂时的根据地，不是也不能是整个中国民主社会的主要基础。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任务。”(42)
精兵简政这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是党外人士、不久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李鼎铭提出来的。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在陕甘宁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李鼎铭等提出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建议“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还提出了五项具体实施办法。这个议案提出后，曾产生争议。有些人担心这会使边区在遭到敌军进攻时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挡。毛泽东看到李鼎铭等的提案后非常重视，他把整个提案抄到自己的本子上，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并在一旁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43)毛泽东后来说：“‘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十二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陕甘宁边区先后进行三次精简，取得很大成效。
中共中央下决心实行精兵简政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当时是这样说的：“敌后的严重的必然趋势就是缩小。敌后变化是突然的，在事变后再干就被动，故要主动和定出办法”，(44)“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45)依据这种分析，毛泽东强调精兵简政是克服困难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为了切实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精神，毛泽东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要求他们下大决心实行彻底的精兵简政，否则“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46)在这期间，为了加强陕甘宁边区的领导，他派原中央西北工作委员会秘书长李维汉到边区政府工作，希望他到任后，团结内部，在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中带个头，自觉承担起试验、推广、完善政策的任务。(47)毛泽东还为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制定出具体原则和办法。他强调：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在这次精兵简政中，必须达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五项目的。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和部署对边区和其他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是毛泽东常爱说的一句成语。到一九四二年底，陕甘宁边区人民经过艰苦奋斗在经济上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在这几年的精心探索中，毛泽东对经济工作也积累起比较丰富的经验。十二月，他为西北局高干会提供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长篇书面报告就是这些经验的总结。
为了写好这篇报告，毛泽东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他请李富春、南汉宸等协助收集整理了有关粮食、税收、贸易、金融、财政、供给等方面的大量材料，并告诉他们：每个材料“要说政策、说工作，是向广大的干部说话，使他们看了懂得政策的方向，懂得工作的作法。在说政策说工作时要批评错误意见，批评工作缺点，使他们有所警惕。每样要有点历史，有点分析，又有一九四三年应如何作法。”(48)
在报告中，毛泽东着重批评了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问题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指出：“他们不知道财政政策的好坏固然足以影响经济，但是决定财政的却是经济。未有经济无基础而可以解决财政困难的，未有经济不发展而可以使财政充裕的。”“忘记发展经济，忘记开辟财源，而企图从收缩必不可少的财政开支去解决财政困难的保守观点，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关于人民负担问题，他批评了那种不顾战争需要、单纯地强调政府应施“仁政”的错误观点，写道：“为了抗日和建国的需要，人民是应该负担的，人民很知道这种必要性。在公家极端困难时，要人民多负担一点，也是必要的，也得到人民的谅解。”同时，他还批评了另一种错误观点，就是“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诛求无已”。他说：“我们一方面取之于民，一方面就要使人民经济有所增长，有所补充”，“使人民有所失同时又有所得，并且使所得大于所失，才能支持长期的抗日战争”。他总结起来说：“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49)
毛泽东特别强调认真做好经济工作在全局中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我们不是处在‘学也，禄在其中’的时代，我们不能饿着肚子去‘正谊明道’，我们必须弄饭吃，我们必须注意经济工作。离开经济工作而谈教育或学习，不过是多余的空话。离开经济工作而谈‘革命’，不过是革财政厅的命，革自己的命，敌人是丝毫也不会被你伤着的。”针对某些人轻视经济工作的态度，毛泽东还指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用之者疾，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因此，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而各级党部、政府、军队、学校的主要负责同志必须同时充分地注意经济工作的领导，要调查研究经济工作的内容，负责制订经济工作的计划，配备经济工作的干部，检查经济工作的成效，再不要将此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仅仅委托于供给部门或总务部门就算完事。”(50)
这篇报告同毛泽东后来起草的《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组织起来》等文章是中共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工作的基本纲领。
兼任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的贺龙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讲了这样一段话：
毛泽东“真正实际解决了边区当前最重大的问题（假若没有饭吃，一切工作都无从说起），他比我们负责领导财经工作的任何同志，更懂得边区情况（因为他有正确的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是马列主义经济学在边区的具体运用，是活的马列主义经济学（不是能读《资本论》不懂边币的经济学），他不是夸夸其谈的提出一般的方针与任务，而是对于每个问题都经过周密的调查研究，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教训，实事求是的确定今后能做应做的事，并详细指出如何实现的办法（开荒、移民、水利、纺织合作社、运盐、调剂劳动力均有极生动模范的例子），他解决了摸索几年的众说纷纭的许多财经问题上的原则问题，实际问题。他明确地指出了边区经济与财政的大道，提高了全体人民的信心。他真正能使我们克服困难，渡过难关去争取抗战胜利。他不仅解决了边区的经济问题财政问题，并且给各个抗日根据地和全国都提供了解决问题辉煌的模范的例子。”(51)
贺龙的这段讲话，恰当地说出了毛泽东领导边区建设、战胜严重经济困难的重大历史贡献，也描述出了他在工作中那种严格尊重客观实际、耐心倾听各种不同意见、在实践中细心观察、对复杂情况从多方面进行分析、经过慎重研究后果断地作出判断、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的优良工作作风。
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1年7月6日。
②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的发言记录，1939年1月。
③ 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党代会上的讲话，1939年11月14日。
④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出版，第485、486页。
⑤ 林伯渠：《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工作报告》，《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113页。
⑥ 《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10页。
⑦ 《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76页。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85页。
⑨ 《解放日报》，1941年5月8日。
⑩ 刘景范：《回顾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143页。
⑾《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08、809页。
⑿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1年11月10日。
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242、379页。
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523页。
⒂《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242、379页。
⒃《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18页。
⒄《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564页。
⒅彭德怀：《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二次大会上的讲话》，《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资料选辑）》，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1985年1月编印，第438页。
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49页。
⒇《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92页。
(21)毛泽东为《八路军军政杂志》创刊撰写的发刊词，1939年1月2日。
(22)毛泽东在后方军事系统干部会上的讲话记录，1938年12月8日。
(23)毛泽东在延安党政军生产动员大会上的讲话记录，1939年2月2日。
(24)《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98、299页。
(25)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6月8日；8月27日。
(26)毛泽东致周恩来、董必武的电报，1941年3月。
(2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3月5日。
(2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6、177，186、187页。
(29)《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6、177，186、187页。
(30)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8月6日。
(31)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6日。
(32)《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36页。
(33)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5日。
(34)《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0页。
(35)毛泽东致谢觉哉的信，1941年8月22日。
(3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84页。
(37)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41年8月13日。
(38)《谢觉哉日记》（上），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版，第314页。
(39)《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143、144页。
(40)王恩茂：《南河湾精神永远激励我们奋勇前进》，《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回忆录卷，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209页。
(41)《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31页。
(42)《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38、239页。
(43)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502页。
(4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7月29日。
(4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82页。
(46)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7月29月。
(47)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99页。
(48)《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09页。
(49)《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91—894页。
(50)《毛泽东著作选读》（下），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565、566页。
(51)贺龙：《整财问题报告大纲》，《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文献卷（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307—308页。
二十六、整风运动（上）
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毛泽东在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的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发动了一场长达三年的整风运动。
为什么在抗日战争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要以这样大的力量和这样长的时间来进行这场整风运动呢？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是有着深远的考虑的。
中国共产党在它成立以来的二十多年历史中，经历过巨大的胜利和严重的失败，出现过“左”的和右的机会主义错误，其中给党带来危害最大的是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遵义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分别纠正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左”倾错误和抗日战争初期的右倾错误，但由于没有来得及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路线的高度对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这些分歧，从根本上说，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具体情况办事，还是主观主义地凭“想当然”或照着某些“本本”办事。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就谈不上党内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去同心同德地夺取胜利。还有一个原因是，中国共产党这时已发展成拥有八十万党员的大党，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抗战以后入党的新党员。毛泽东认为，这些干部，“如不提高一步，就不能掌握将来的新局面”。①
全党范围的整风是从一九四二年春天开始的，而它的最初酝酿在六届六中全会后就开始了。为什么要经过这样长时间的酝酿和准备呢？因为整风的重要目的是要树立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克服形形色色的主观主义的东西。这种思想问题的解决，决不能靠强制的手段，必须使人真正从思想上想通，并且从实际生活中大量成功和失败的事实中得到证明，才能切实奏效。何况王明有着共产国际作为后台，而共产国际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内有着很高的威信，要消除教条主义的影响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些都需要时间。所以，毛泽东后来解释说：“非经过各种步骤，使大家觉悟成熟不可。”②
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曾明确提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③他所说的“一些严重的错误”，其实就是指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错误。
六中全会后，王明口头上也说：“党要团结在毛泽东领导之下”，实际上依然坚持过去的错误。一九四○年三月，王明把他在一九三一年所写、集中反映他的“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且在三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④这是一个挑战性的行动。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便更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
本来，六中全会前，中共中央已曾考虑在准备召开的七大上讨论中国党的历史问题，但共产国际没有同意。王稼祥在六中全会上传达国际的意见时说：国际认为，中共七大要着重于实际问题，主要着重于抗战中的许多实际问题，不应花很久时间在争论过去十年内战中的问题。关于总结十年经验，国际认为要特别慎重。⑤以后，由于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党的高级干部难以集中，七大一直未能如期召开，有关党的历史问题的讨论也一直拖了下来。
王明的小册子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后，毛泽东就从一九四○年下半年开始，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他对编辑这部历史文献集十分认真，花了不少工夫。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读到许多他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没有看到过的材料，使他对问题有了一个系统的了解和认识，更深刻地感受到教条主义对中国革命的严重危害。十二月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第一次比较集中地谈到党的历史上的右倾和“左”倾错误，特别是十年内战后期打倒一切的“左”倾错误及其给中国革命造成的严重损失。
毛泽东指出：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在苏维埃时期，最初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后期，又是打倒一切。“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所以苏维埃后期的损失，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他说：而遵义会议提到这个时期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关于抗日战争以来的错误倾向，毛泽东认为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国共合作建立后有一个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他总结说：关于过去的经验教训，同意以后专门研究，但研究的大纲要谈一下。他指出：过去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便产生了对革命的急躁性。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半殖民地国家的党，党员比较幼稚，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不足。他强调指出，大革命末期的右的错误和苏维埃后期的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和实际联系起来。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对于犯了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⑥
会上，王明、博古、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相继发言，有人不同意说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这样，毛泽东在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中，说到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时，没有用路线错误的提法。
不久，皖南事变发生。毛泽东痛心地指出：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是，“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没有了解经过十年反共的蒋介石”。⑦为了引起全党重视，毛泽东要求把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提到党性的高度来认识。
为了改变党内理论脱离实际的状况，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一九四一年三月，毛泽东决定出版主要由他在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三年期间所作农村调查汇集成的《农村调查》一书。毛泽东为这本书写了序和跋。他申明：“出版这个参考材料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他指出：“现在我们很多同志，还保存着一种粗枝大叶、不求甚解的作风，甚至全然不了解下情，却在那里担负指导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现象。对于中国各个社会阶级的实际情况，没有真正具体的了解，真正好的领导是不会有的。”他又指出：“实际工作者须随时去了解变化着的情况，这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也不能依靠别人预备的。所以，一切实际工作者必须向下作调查。对于只懂得理论不懂得实际情况的人，这种调查工作尤为必要，否则他们就不能将理论和实际相联系。‘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句后，虽然曾经被人讥为‘狭隘经验论’的，我却至今不悔；不但不悔，我仍然坚持没有调查是不可能有发言权的”⑧。这些话的针对性是再明显也没有了。
第二件更重要的事是：五月十九日，他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在报告中说，研究理论有两种互相对立的态度：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就是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着解决中国革命的理论问题和策略问题而去从它找立场，找观点，找方法。另一种态度是主观主义的态度，就是抽象地无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许多做研究工作的人对于研究今天的中国和昨天的中国一概没有兴趣，许多做实际工作的人往往单凭热情，把感想当政策。他们都凭主观，忽视客观实际事物的存在，夸夸其谈，自以为是。毛泽东说：“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在报告中突出地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说明只有这种态度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要求对周围环境作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要求不单懂得外国还要懂得中国，不单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要求有目的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他对实事求是作了精辟的阐述：
“‘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而要这样做，就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而凭客观存在的事实，详细地占有材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下，从这些材料中引出正确的结论。这种结论，不是甲乙丙丁的现象罗列，也不是夸夸其谈的滥调文章，而是科学的结论。这种态度，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这是一个共产党员起码应该具备的态度。”
然而，毛泽东这篇观点鲜明措词尖锐的重要讲话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在报上报道，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使毛泽东进一步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决定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至十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这是党在准备整风时期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会前，中共中央作了充分准备，成立了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调查研究局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共中央还成立了思想方法学习小组，也由毛泽东任组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先后发出王稼祥起草的《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中央还把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历史文献集《六大以来》发给大家，要大家认真阅读，结合实际进行比较和分析，看看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
这一系列措施，特别是对《六大以来》的阅读和研究，对开好九月会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胡乔木回忆说：“当时没有人提出过四中全会后的中央存在着一条‘左’倾路线。现在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就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编辑《六大以来》就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⑨毛泽东在一九四三年把采取这些措施后引起的变化说得很明白：“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毫无影响。六月后编了党书（指《六大以来》。——引者）。党书一出许多同志解除武装，故可能开九月会议。”⑩
九月会议时断时续开了一个多月，集中讨论了五次。会议重点是检讨党在十年内战后期的领导路线问题。毛泽东在第一天的会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他一开始就说：党内有这样的历史传统：不切实际，按心里想的去办，这就是主观主义。他指出：“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他们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他说：“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他又说：六中全会打击了主观主义，但仍没有引起一般的注意。主观主义已不占统治的地位，但还相当地存在着。毛泽东分析主观主义的来源主要是党内“左”的传统，苏联的德波林等的影响，以及中国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他提出：克服主观主义要从政治局同志做起，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强调“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⑾。
会上，有二十八人次发了言，谈了在中央内部开展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斗争有着极大的意义。许多人以自我批评精神认真检讨了自己历史上所犯的错误。
张闻天在发言中指出：“毛主席的报告，对党的路线的彻底转变有极大的意义。过去我们对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帐，现在必须偿还。”他还说：“对中央苏区的工作，同意毛主席的估计，当时路线是错误的。政治方面是‘左’倾机会主义，策略是盲动的。军事方面是冒险主义（打大的中心城市、单纯防御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不相信老干部，否定过去一切经验，推翻旧的领导，以意气相投者结合，这必然会发展到乱打击干部。思想上是主观主义与教条主义，不研究历史与具体现实情况。”⑿
博古诚恳地作了自我批评。他说：“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我是主要负责的一人。当时我们完全没有实际经验，在苏联学的是德波林主义的哲学教条，又搬运了一些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教条和西欧党的经验到中国来。过去许多党的决议是照抄国际的。”⒀他表示：现在我有勇气公开研究自己过去的错误，希望在大家帮助下逐渐克服。
王稼祥总结了主观主义产生的根源，他说：除中国的社会原因外，“就是经验不够，学了一些理论而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易做教条主义者，从莫斯科共产国际回来没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人，更易做教条主义者；实际工作经验多的人，不易做教条主义者，而容易成为狭隘经验主义者”。⒁
这次九月会议，特别是毛泽东在第一天所作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为以后全面开展的延安整风运动确定了基调，并且在党的领导层内取得了大体一致的认识。
只有王明在会上丝毫不作自我批评。他发了两次言，虽然表示同意毛泽东的发言，承认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五年的错误是路线错误，但却完全推卸责任，说自己对博古、张闻天在中央苏区的政策和作法是不同意的，强调博古是苏维埃运动后期错误最主要的负责者。
鉴于这种状况，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一起多次找王明交谈，希望他能够转变态度认识错误。在十月七日的谈话中，王明不但避而不谈自己的问题，反而攻击中共中央自抗战以来的方针是太“左”了。他指责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是只要民族资产阶级，不要大资产阶级，这是不好的。认为目前应当以国民党为主，我党跟从之。建议中共中央发表声明不实行新民主主义，同蒋介石设法妥协。最后表示决心同中央争论到底，到共产国际去打官司。第二天，王明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更系统地阐述他的观点。王明的观点受到会上许多人的批评。毛泽东严肃地指出：王明在武汉时期有许多错误，我们等待他许久，最近我和他谈过几次，但还没有谈通。他认为我们过去的方针是错误的，太“左”了。恰好相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太右了，对大资产阶级让步太多了，只是让步是弄不好的。
因为王明在争论中提出了对目前时局的严重的原则性问题，毛泽东提议停止讨论苏维埃后期的错误问题，集中讨论抗战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他希望王明把他的意见在政治局会议上加以说明。但王明却突然称病不肯出席政治局会议，使会议未能举行。以后，他就长期称病，拒绝参加中央的整风会议。
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宣布，因为王明生病，政治局会议停止讨论。关于王明在武汉时期工作中的错误，依照十月八日书记处工作会议提出的“在武汉时期政治上组织上都有原则的错误，但不是路线的错误”作为定论。⒂
关于苏维埃运动后期的错误，毛泽东起草了一份书面结论草案，题目是《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结论草案》。草案概括地说明：“这条路线的性质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而在形态的完备上，在时间的长久上，在结果的严重上，则超过了陈独秀、李立三两次的错误路线。”草案分析：这条路线在思想方面犯了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的错误；在政治方面，对形势的估计，对策略任务的提出与实施，对中国革命许多根本问题都犯了过“左”的错误；在军事方面，犯了从攻打大城市中的军事冒险主义转到第五次反“围剿”中的军事保守主义（同时也包含着拼命主义），最后在长征中转到完全的逃跑主义的错误；组织方面犯了宗派主义错误。草案还指出，一九三五年一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实际上克服了当作路线的‘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当时最主要的问题——错误的军事路线、错误的领导方式和错误的干部政策，实际上完成了由一个路线到另一个路线的转变，即是说克服了错误路线，恢复了正确路线。”⒃这个结论草案的许多重要内容后来被吸收到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为了进一步弄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十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组织一个研究党的历史的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任弼时、康生、彭真组成，以毛泽东为首。
大概就在起草这份结论草案以前，毛泽东还写了题为《关于一九三一年九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期间中央路线的批判》的长篇文章，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以及策略方面逐篇地系统地批判了王明“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九篇有代表性的重要文献，指出它们的主观主义、冒险主义、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的特征。毛泽东当时只把这篇文章给刘少奇、任弼时看过，一直没有发表。关于没有发表的原因，一九六五年五月毛泽东曾这样写道：“这篇文章是在延安写的，曾经送给刘少奇、任弼时两同志看过，没有发表。送出去后也就忘记了。一九六四年有人从档案馆里找出这篇文章的原稿，送给我看，方才记起确有这回事。在延安之所以没有发表，甚至没有在中央委员内部传阅，只给两位政治局委员看了一下，就再不提起了，大概是因为这篇文章写得太尖锐了，不利于团结犯错误的同志们吧。”⒄因此，当时这篇文章不但在社会上，并且在党内也没有直接发生影响。但通过写作这篇长文，使毛泽东对那个时期中央的路线错误的认识大大深化了。
同一九四○年底政治局讨论党的历史的那次会议相比，一九四一年的九月会议大大跨进了一步，因为它使党的领导层对必须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大体上取得了共识。毛泽东曾这样评价：“九月会议是关键，否则我是不敢到党校去报告整风的，我的《农村调查》等书也不能出版”，“整风也整不成”。⒅
九月会议后，毛泽东集中力量领导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他认为“犯思想病最顽固”的是高级干部，“将多数高级及中级干部的思想打通，又能保存党与军的骨干，那我们就算是胜利了。”⒆根据九月会议的决定，成立了中央研究组（又称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延安及各地方也成立高级学习组，归中央学习组管理指导。毛泽东规定中央学习组的任务是：“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他还提出，“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但要注意“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⒇
对如何研究党的历史，第二年三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作了讲话。他说：“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现在来考虑我们过去所走的路和经验，要有系统地去考虑。路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虽然在走每一步的时候也曾考虑过昨天是怎样走的，明天应该怎样走，但是整个党的历史却没有哪个人去考虑过。”他提倡在研究中要用“古今中外法”，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他说：“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泽东强调：“研究中国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不研究中国的特点，而去搬外国的东西，就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把马、恩、列、斯的方法用到中国来，在中国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他还指出：“研究党史上的错误，不应该只是恨几个人，如果只恨几个人，那就是把历史看成是少数人创造的”。(21)
在毛泽东精心部署下，从一九四一年冬季开始，全国各地高级干部的整风学习普遍开展起来，为全党范围开展整风运动准备了条件。
经过几个月的学习，高级干部的思想发生了深刻变化，达到了基本一致的认识。这样，在全党普遍整风的条件就成熟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六日，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起草的《宣传要点》在叙述了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在党内的种种表现后写道：“凡此主观主义与宗派主义的思想与行动，如不来一个彻底的认真的深刻的斗争，便不能加以克服，便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而要进行斗争，加以克服，非有一个全党的动员是不会有多大效力的”。(22)
整风学习在党的各级干部和党员中普遍进行，是从一九四二年二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的报告和在中央宣传部干部会议上作《反对党八股》的报告后开始的。在报告中，毛泽东全面论述了整风的任务、内容、办法和意义。
他明确地指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就是我们的任务。”他说：党内的主观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教条主义，一种是经验主义，“现在在我们党内还是教条主义更为危险”。这两种主观主义，都是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怎样互相联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有的放矢’。”“马克思列宁主义之箭，必须用了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这个问题不讲明白，我们党的理论水平永远不会提高，中国革命也永远不会胜利。”关于宗派主义，毛泽东认为是主观主义在组织关系上的一种表现。他要求正确处理党内的各种相互关系，以达到队伍整齐、步调一致的目的；同时也要消灭党外关系上的宗派主义，“其理由就是：单是团结全党同志还不能战胜敌人，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他着重地说：“对于一切愿意同我们合作以及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我们只有同他们合作的义务，绝无排斥他们的权利。”关于党八股，毛泽东认为它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如果不把党八股除去，那末，生动活泼的革命精神就不能启发，拿不正确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恶习就不能肃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他说：“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三种东西，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都不是无产阶级所需要的”。“这些东西在我们党内，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
关于整风的意义，毛泽东强调：“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党外有这种不良风气的人，只要他们是善良的，就会跟我们学，改正他们的错误，这样就会影响全民族。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步调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
关于整风的方针和方法，毛泽东提出八个大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作为整风的宗旨。具体讲就是：“对以前的错误一定要揭发，不讲情面，要以科学的态度来分析批判过去的坏东西，以便使后来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但是我们揭发错误、批判缺点的目的，好像医生治病一样，完全是为了救人，而不是为了把人整死”(23)。“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八个字成为党内对待犯错误的同志采取的正确方针。它的方法是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作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毛泽东说：“这个工作决不是痛快一时，乱打一顿，所能奏效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和政治上的毛病，决不能采用鲁莽的态度”。他强调要好好地说理，说这个工作“做起来必须得当，就是说，要好好地说理。如果说理说得好，说得恰当，那是会有效力的”。
党内的普遍整风从延安开始，有一万多名干部参加。
当时，毛泽东的两篇报告发表后，在延安“好像巨石击水，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开始从新的角度，新的高度来审视问题。但是，也有一些人，主要是抗战爆发后来到延安的知识分子和新党员还没有能够理解毛泽东发动这场运动的深刻意图和真正意义。“不少人受到自己经验的局限，误以为整风就是整领导。整什么领导呢？就是整那些直接面对他们的领导。那些高层领导中有什么东西要整，他们当时是看不清楚的。”(24)这样，就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当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转移到一大堆枝枝节节的具体问题上去。这种倾向不扭转，就会改变整风运动的方向。那个时候，许多单位办起墙报。在墙报上一些人以讥讽谩骂的方式批评延安存在的某些具体现象，吸引了许多读者。一天晚上，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用马灯和火把照明看墙报，认为这样发展下去，整风学习是不能达到预定目的的。他说：“思想斗争有了目标了。”(25)
五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上谈到：整顿三风“就是一个无产阶级的思想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26)。他说：这样大批的新党员没有这次思想的改造，将来党是搞不好的。毛泽东提出，全党干部和党员普遍整风的内容，一是学习中央规定的二十二个文件，一是结合学习检查自己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在他的推动下，普遍整风在延安很快开展起来。
在整风过程中，延安文艺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很多，很突出。这些文艺界人士大多是在抗战爆发后从上海等大城市来到延安的，他们满怀救国热情，但对同工农兵结合的思想准备却很不足。正如周扬所回忆的那样：“他们没感觉到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觉得工农兵头脑简单，所以老是想着要发表东西，要在重庆在全国发表，要和文艺界来往，还是要过那种生活。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这怎么成呢？你以为这个问题简单吗？可不简单啊。结合，你怎么结合的了啊，这些人都三四十岁了，有自己的一套，而且有些作家的架子还蛮大的。”(27)在文艺界内部，相互之间也存在一些长期积累下来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的现象，包括还存在宗派主义的问题。因此，在普遍整风的初期，毛泽东特别重视解决文艺界的问题。
为了深入了解实际情况，毛泽东接触了许多文艺界的朋友。他花很多时间同萧军、欧阳山、草明、艾青、舒群、刘白羽、何其芳、丁玲、罗烽等交换意见，并请他们帮助收集文艺界提出的各种意见。毛泽东深入细致的作风和真诚坦率的态度，得到了许多文艺界人士的尊重与信赖。当时，性情孤傲的萧军因为工作中的矛盾想离开延安。临行前，他到毛泽东那里辞行，毛泽东问他究竟是什么原因要离开？萧军回忆说：“我看他那么诚恳，那么热情，就把我遇到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毫无保留地同他谈了。他听了一方面安慰我，承认延安是有某些缺点的，另方面也希望我及时反映，帮助改正。”(28)毛泽东还写信给萧军，坦率地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又关切地提醒他：“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29)女作家丁玲发表《三八节有感》后，毛泽东诚恳地对她说：“内部批评，一定要估计人家的长处，肯定优点，再谈缺点，人家就比较容易接受了。”丁玲深受启发，她后来说：“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一直记在心上。”(30)
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研究，毛泽东弄清了情况，决定召开一次文艺座谈会来解决存在的种种问题。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至二十三日，延安文艺座谈会在中央大礼堂召开。参加会议的有在延安的文艺工作者、中央及各部门负责人共一百多人。这次会议，对后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定和文艺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在五月二日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首先发表讲话，被称为座谈会的“引言”。他开宗明义地说：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要和大家交换意见，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借以打倒我们民族的敌人，完成民族解放的任务”。他强调：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我们首先要依靠拿枪的军队，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他说：为了实现文艺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这个目的，有些什么问题应该解决呢？那就是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
他说：文艺工作者应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对于共产党员来说，也就是要站在党的立场，站在党性和党的政策的立场。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这就发生一个了解他们、熟悉他们的问题。“许多同志爱说‘大众化’，但是什么叫大众化呢？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毛泽东以自己作例子，详细讲述了像他这样一个学生出身的人参加革命后在思想感情上逐步发生变化的经验。然后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他强调文艺工作者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社会，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文艺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毛泽东最后表示，今天我就只提出这几个问题，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毛泽东这个“引言”给人一种全新的感受，并且觉得十分亲切和容易接受。何其芳后来说：“我那时当然不能说已经理解《引言》提出的那些问题的深刻意义。但听了以后，也感到那是一些很新鲜、很重要、平时自己没有想到，一听就终身难忘的问题。”(31)
座谈会在二十多天里开了三次大会，讨论得十分热烈。在充满民主的气氛中，有几十位党内外的文艺工作者讲了话。每次开会，毛泽东都坐在主席台的桌子旁，一面仔细听大家发言，一面认真做笔记。参加这次会议的欧阳山说：“大家都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不管对的、错的都可以无拘无束地讲出来。讲完之后，也没有向任何人追究责任，真正做到文艺方面的事情由文艺界来讨论解决，不带一点强迫的性质，发扬了艺术民主，使大家非常心情舒畅。”(32)
在二十三日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做结论。面对着文艺界存在的错综复杂的种种问题，他不是就事论事地纠缠在这些具体问题上，而是高屋建瓴地从问题的根本下手。他一开始就说：“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呢？我以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我的结论，就以这两个问题为中心，同时也讲到一些与此有关的其他问题。”这就从千头万绪中一下子抓住了要领。萧军评论道：“毛泽东看问题深刻，文艺界那么多问题，他一抓就抓住了。”(33)
毛泽东在讲话中尖锐地指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过去有些同志间的争论、分歧、对立和不团结，并不是在这个根本的原则的问题上，而是在一些比较次要的甚至是无原则的问题上。而对于这个原则问题，争论的双方倒是没有什么分歧，倒是几乎一致的，都有某种程度的轻视工农兵、脱离群众的倾向。”“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许多问题也就不易解决。”
“同志们很多是从上海亭子间来的；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此，我们必须和新的群众相结合，不能有任何迟疑。”
在如何为工农兵服务的问题上，毛泽东着重谈了普及和提高的关系，他认为：我们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的提高；我们的普及，是在提高指导下的普及。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这就需要解决向工农兵学习的问题，和新的时代相结合的问题，毛泽东深刻地指出：“鲁迅的两句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应该成为我们的座右铭。”他号召：“一切共产党员，一切革命家，一切革命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学鲁迅的榜样，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关于文艺批评，毛泽东说：我们要求的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毛泽东对讨论中暴露出的许多思想问题，就其中比较重要的进行了分析。他最后说，延安文艺界还严重地存在着作风不正的东西，还有很多的唯心论、教条主义、空想、空谈、轻视实践、脱离群众等缺点，“需要有一个切实的严肃的整风运动”，“展开一个无产阶级对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斗争”。他相信经过整风，大家“一定能够创造出许多为人民大众所热烈欢迎的优秀的作品，一定能够把革命根据地的文艺运动和全中国的文艺运动推进到一个光辉的新阶段”。(34)
为了更好地帮助广大文艺工作者真正能转变立场，毛泽东强调对党内干部要进行关于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他说：“我们的政策是要小心地好好引导他们自觉地而不是勉强地和工农打成一片。少数人不能打成一片，要容忍他，这是思想问题，不能勉强，不能用粗暴的态度。”他还说：要使在军事、政府、党务、经济、教育等各方面工作的同志，“对文化人、对知识分子采取欢迎的态度，要懂得他们的重要性，没有这一部分人就不能成事”。(35)
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许多人感到思想上豁然开朗，在眼前展现出一个新的天地。会后，延安广大文艺工作者一扫过去那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不良风气，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斗争实践中创造出一大批深受工农兵欢迎的文艺作品，比如，戏剧方面有鲁艺的新歌剧《白毛女》、王大化和李波合演的《兄妹开荒》、马可的《夫妻识字》，中央党校京剧队的《逼上梁山》，延安平剧院的《三打祝家庄》；小说、诗歌方面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李季的《王贵和李香香》等。在那样短的时间内就能涌现出这样一大批优秀作品，是很不容易的。
看到文艺界的进步，毛泽东十分高兴。对八路军一二○师政治部战斗剧社演出的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一组短剧《晋察冀的乡村》等，和丁玲、欧阳山写的介绍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模范人物的《田保霖》、《活在新社会里》两文，毛泽东都专门写信给予肯定和鼓励。他在看了平剧《逼上梁山》的当晚，写了一封信给该剧的编导杨绍萱和齐燕铭。信中写道：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36)
在延安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带动下，革命根据地及中国的文艺运动走向一个崭新的阶段。
在这个时期，毛泽东也很关注中央研究院反对王实味的斗争。
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后，他在《解放日报》和《矢与的》墙报上发表《野百合花》等文章，对他不满的现象提出批评。延安不是没有缺点，对缺点是可以而且应当批评的。但是，王实味从极端民主化、绝对平均主义的观点出发，使用了夸大事实、冷嘲热讽的语言，还说艺术家的任务是“揭露一切肮脏和黑暗”。当时，“《矢与的》墙报本来贴在中央研究院大院门口的一间大平房里，外单位有不少人跑来看。后来贴在布上，挂到延安南门外热闹的新市场，看的人更多，像赶庙会一样。”(37)毛泽东到中央研究院去看过墙报，认为王实味是“不讲成绩，抹煞成绩，只暴露黑暗”(38)。他说：“我们的工作中确实有许多缺点应加以改正，但如果要求绝对平均，不但现在，将来也是办不到的”。“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我们应该拒绝。”“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39)
随后，中央研究院召开了多次大会，开展对王实味的批判。开始时，还是把王实味作为思想问题来批评的。但在当时担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插手下，很快就把思想问题升级为政治问题，以后更把他说成“托派”，成为敌我矛盾，还牵连到别人，定为“反党五人集团”。这样，对王实味的斗争出现严重的偏差，并且对不久后开始的审干运动和抢救运动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一九四三年四月，康生下令逮捕王实味。在关押期间，用“逼供信”的办法继续审讯。以后，作出王实味是“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错误结论。一九四七年，胡宗南军队进攻延安，中央机关撤离，在从延安转移到山西兴县时，经康生负责的中央社会部批准，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这是一起冤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对王实味的被处决提出了批评。(40)
尽管普遍整风中也出现一些问题，但总的说来，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党内思想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一九四二年六月十三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讲到：“二十二个文件的学习在延安大见功效，大批青年干部（老干部亦然）及文化人如无此种学习，极庞杂的思想不能统一。”(41)
为了把整风学习进一步引向深入，中共中央成立总学委，以毛泽东负总责，具体工作由康生管。六月八日，中宣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此后，以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从延安推向各地，在全党范围内陆续普遍开展起来。
在全党普遍的整风学习运动中，毛泽东在给聂荣臻的电报中强调指出：“此次整风是全党的，包括各部门各级干部在内”，而“主要与首先的对象是高中两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只要把他们教育好了，下级干部的进步就快了”。“我说这点，是想引起你注意抓紧党、政、军、民、学各方面高级干部的学习领导，克服在他们中存在着的三风不正的残余。我们在延安亦是特别抓紧高级组的学习，着重阅读与自我反省”。(42)
八月三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将在延安的四十三名高级干部（八月八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又增为四十八人）编成九个小组，由中央同志直接领导，联系本部门的工作，学习和研究《联共党史》结束语六条和斯大林《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编在第一组。毛泽东还提出：“要从讨论那些细小微末的具体问题，转入到集中火力检讨党内存在着的根本思想倾向，主要是自由主义和对党闹独立性问题。”(43)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各地也先后召开高级干部座谈会，联系本地区的实际进行学习和检查。
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一月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是在毛泽东直接指导下进行的。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用两天时间，结合中国共产党的情况逐条讲解斯大林的《论布尔什维克化十二条》。毛泽东的讲话对边区党清算历史上的路线是非，纠正一些干部闹独立性的倾向，增强党的团结有重要意义。在闭幕会上，毛泽东总结道：“我们虽然是从历史中走过来的，但要从观念形态上恰当的反映历史是不容易的。经过这样多的磨折，这样多年，这次高干会才把历史搞清楚。”(44)
接着，中共中央为了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对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
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六届六中全会前的政治局会议上，已经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意见：“在领导机关中要在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陈云等提议由毛泽东担任总书记，后来根据毛泽东本人的意见，没有把这个问题拿到六中全会上去讨论，但张闻天已主动地把工作逐渐向毛泽东转移。王明留在延安工作后，张闻天把政治局会议的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开，他虽然仍主持会议，一切重大问题实际上都已由毛泽东作出决断。一九三九年七、八月的政治局会议后，张闻天主要是做宣传教育方面的工作。他这样说：“我自己及中央秘书处在一九四○年五月间也搬了过来，实际上把我的全部工作交出来了。”(45)中共中央的工作其实已在毛泽东主持下进行。
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中共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减的决定》。决定规定：在两次中央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领导整个党的工作的责任，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政治局推定毛泽东为主席，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毛泽东为主席。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权。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毛泽东作为主席而具有“最后决定权”的是“书记处会议所讨论的问题”，而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一切重大问题必须由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有的研究工作者以为，这个《决定》给予了毛泽东在整个党的工作中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最后决定权”，这是由于过分粗心或以讹传讹而产生的误解。
在中央政治局及书记处之下，设立宣传委员会和组织委员会，这两个委员会是政治局和书记处的助理机关，毛泽东任宣传委员会书记，刘少奇任组织委员会书记。为了统一各地区的领导工作，在延安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进行了分工：华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王稼祥负责；华中党政军民工作统归刘少奇负责；陕甘宁、晋西北党政军民工作统归任弼时负责；大后方工作统归陈云负责；敌占区工作统归杨尚昆负责。中央党校校长由毛泽东兼任。四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又决定，为指导工作便利，驻重庆办事处工作由毛泽东直接管理；驻西安办事处工作由任弼时管理。
这是一次重要的人事调整，经过一年多的整风学习，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也进一步得到巩固。
① 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2年。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34页。
④ 陈绍禹：《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40年3月第3版，第3页。
⑤ 王稼祥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9月14日。
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0年12月4日。
⑦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1年1月15日。
⑧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91页。
⑨ 胡乔木谈话记录，1991年3月20日，《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版，第48页。
⑩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41年9月10日。
⑿张闻天：《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要补课》，《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314页。
⒀《党的文献》，1994年第1期。
⒁王稼祥：《政治局要以思想领导为中心》，《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26页。
⒂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记录，1941年10月13日。
⒃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历史问题的结论草案，1941年10月。
⒄毛泽东：《驳第三次“左”倾路线》的批语，1965年5月。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⒆毛泽东致彭德怀的电报，1943年1月25日。
⒇《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400—408页。
(21)《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75、400—408页。
(22)《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90—391页。
(23)《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30—845页。
(24)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25)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483页。
(26)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发言记录，1942年5月28日。
(27)周扬：《与赵浩生谈历史功过》，《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36页。
(28)萧军：《难忘的延安》，《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3页。
(29)毛泽东致萧军的信，《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74页。
(30)丁玲：《延安文艺座谈会前前后后》，《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62页。
(31)何其芳：《记延安文艺座谈会》，《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77页。
(32)欧阳山：《我的文学生活》，《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68页。
(33)萧军：《难忘的延安岁月》，《延安文艺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第114页。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859—877页。
(35)《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430、432页。
(36)《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22页。
(37)温济泽：《征鸿片羽集》，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760页。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10月19日。
(39)毛泽东在延安各部门负责人和作家座谈会上的谈话记录，1942年3月31日。
(40)中组部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1980年7月9日。
(41)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2年6月13日。
(42)毛泽东致聂荣臻的电报，1942年7月4日。
(43)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2年8月3日。
(44)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月。
(45)张闻天：《反省笔记》，1943年12月16日。
二十七、整风运动（下）
各地整风运动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中共中央认为在高级干部整风学习的同时，普遍整风要继续开展下去。一九四三年四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明确规定继续开展普遍的整风运动的任务主要是两项：一是纠正干部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二是肃清党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
为了实现前一项任务，毛泽东强调：“自由主义是目前党内斗争中的主要不良倾向，在整风中必须克服此种倾向，才能达到彻底整风之目的”。因为：“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党的思想斗争，实行此种斗争的武器就是自我批评。有自由主义偏向的人则不愿拿起这个武器，尤其是许多中级与高级干部害怕自我批评，这种现象必须在此次整风中着重地纠正过来。”①为了搞好整风运动，毛泽东提出注意领导方法的极端重要性。他指出，一九四二年的整风，凡是取得成绩的，都是采用了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领导骨干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方法。“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②
后一项任务，也就是审查干部的工作，是在王实味问题等发生后提出来的。毛泽东认为：“整风是思想上的清党，审干是组织上的清党。”中共中央决定由中央总学委负责领导这项工作，日常事务由康生主持。为了加强对审干工作的领导，中央还成立了反内奸斗争委员会，由刘少奇任主任，康生、彭真、高岗为副主任。
在当时十分复杂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在各种敌对势力千方百计对中国共产党和根据地进行渗透和破坏的情况下，对干部队伍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是完全必要的，通过这项工作可以清除特务，纯洁革命队伍。鉴于以往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向有关负责工作人员强调：“我们过去在肃反中有很沉痛的教训。我们这次无论如何不要搞逼供信，要调查研究，要重证据。”③七月二日，毛泽东写信给康生，要求把他阐述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的一段话刊载在《防奸经验》第六期上。毛泽东写的这段话是：“防奸工作的两条路线。正确路线是：‘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错误路线是：‘逼，供，信。’我们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但是，在实际工作中，由于过分严重地估计了敌情，由于抗日根据地处于同外界隔绝的状况，对干部的历史状况的调查研究十分困难，在这方面所花的力气不多，出现了严重的偏差，一个时期搞得“特务如麻”。七月十五日，康生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危言耸听的《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后，更出现相当普遍地大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使整风运动中的审干工作变成了抢救失足者运动，单在延安地区十几天内就骇人听闻地揪出所谓特务分子一千四百多人④，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使审干工作大大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中央党校副校长彭真和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李克农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听完后说：我看是扩大化了。我们要很快纠正这一种错误做法。我们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这些同志的问题是会搞清楚的，现在可不能随便作结论。我们如果给哪一个同志作错了结论，那就会害人一辈子。现在作错了我们要给人家平反，给受害的同志道歉。要彻底纠正这种“左”倾扩大化的错误。⑤他后来总结审干工作的教训时指出，发生错误的原因主要是两条：一条是缺乏调查研究；一条是没有区别对待。
在康生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以后一个月，八月十五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以中央文件正式公布毛泽东提出的“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审干工作九条方针。⑥这九条方针的正式下达起了重要的作用。参加过延安整风的邓力群回忆说：“我们这些负责审查干部工作的，搞了逼供信，被审查的不愿也不能交待政治问题，双方的关系很紧张。正是这个时候，中央下达了毛主席的《九条方针》，它解放了被审查者，也唤醒了审查者，使我们从自己的亲身经验中，认识了主观主义的极大危险性。”⑦十月，毛泽东在绥德反奸大会材料上的批语中，又提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此次反特务斗争中必须坚持的政策”。
这年年底，延安审查干部的工作转入甄别阶段。一九四四年一月，毛泽东在书记处会议上总结时，指出一种已经出现的严重倾向：过去延安重视知识分子，不重视工农分子；“抢救运动”以来，又走到完全不相信知识分子。现在应估计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好的。⑧他要求对搞错的同志“均应平反，取消特务帽子，而按其情况作出适当结论”。⑨“在反特务斗争中要注意保护知识分子”。
为了防止延安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在其他地区再发生，毛泽东还要求各地做到：灵活地运用坦白运动，不要机械地搬用延安各机关的经验；要正确地估计敌人的力量，不要把一切从敌占区及国统区来的学生、知识分子、军人、文化人、技术工作人员等都看成是特务分子，不可将一切敌后或大后方的党组织或“左”倾革命团体，都看成是红旗政策的特务组织；要教育干部注重调查研究，不要轻信口供，要在干部和群众中深刻地广泛地进行反对逼供信的教育，要懂得逼供信的绝大害处；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的原则。⑩这些意见对各地审干运动健康发展有重要指导意义。
对延安审干工作中出现的偏差，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并不断总结教训。他多次向受到错误伤害的同志“脱帽鞠躬”，“赔礼道歉”。一九四四年五月，他在中央党校讲话时说：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说到这里，他向大家行礼赔不是。同年十月，他再次在中央党校讲话，说：去年“抢救运动”，搞了十几天，我们马上就使它停止了。“抢救运动”的基本错误是缺乏调查研究和缺乏分别对待这两点。一九四五年二月，他又一次在中央党校讲话，说：在审干中，“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因为发号施令是我。别的地方搞错了谁负责？也是我，发号施令的也是我。”“我是党校的校长，党校也搞错了，如果在座有这样的同志，我赔一个不是，因为搞错了。”⑾毛泽东的自我批评，化解了许多人心中的怨愤，重新实现了同志之间不存芥蒂的团结。
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但在审查干部工作中却出现了由于主观主义而造成的大量冤假错案，这是不应该发生的错误。但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现并纠正了这个错误，它在延安整风中只是一个支流。
当整风运动按照毛泽东的部署向前发展的时候，传来了共产国际解散的消息。这件事也有利于正确解决中共党内高层领导的问题。
中国共产党自从在党的二大决定加入共产国际后，作为它的一个支部，不仅思想上受到共产国际很大影响，组织上也得受到它的一定约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也做过不少错误的决定。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各种政治上以至组织上的重大问题时，常常不能不考虑到共产国际的态度这个因素，尽管在后期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的干预已经越来越少了。
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日，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通报关于共产国际主席团将于二十二日宣布解散共产国际一事。当翻译师哲将国际来电送给他时，毛泽东兴奋地说：“他们做得对，我就主张不要这个机构”。⑿二十一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来电。会议决定：先由毛泽东复电季米特洛夫，表示赞成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待共产国际公开宣布主席团的这一提议后，中共中央再作正式决定。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收到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后，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当天晚上，中央书记处召开延安干部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他首先充分肯定了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特别是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上，有巨大功劳。接着指出，但是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需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了。他强调：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减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⒀共产国际的解散，更便利了中国党能够独立自主地按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去处理中国革命问题。
共产国际的解散，也打破了国共两党之间保持了两年的相对平静状态。国民党顽固派错误地估计了形势，趁机发动新的反共高潮。他们一面以共产国际解散为借口，制造舆论，要求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另一面调集二十多个师的兵力，准备向边区发动突然袭击，形势十分严峻。
毛泽东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得到准确的情报后，立即做出紧急部署：“以宣传对付他们的反共宣传，以军事对付他们的军事进攻。”⒁他从晋西北调兵力保卫边区；在延安召开三万余人的群众大会，紧急动员全边区人民积极做好武装自卫反击的准备，由大会发出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同时，他又指示重庆、西安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把蒋介石、胡宗南准备进攻边区的消息向外界广为传布，并亲自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质问国民党》，呼吁爱国的国民党人行动起来，“制止这个内战危机”。
由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采取正确的斗争方针并作出周密的部署，揭穿了国民党的密谋，取得国内各界的同情，英美等国也对蒋施加了压力，蒋介石不得不改变计划。这场来势汹汹的反共浪潮还没有完全掀起就被打退了。事后，毛泽东致电八路军西安办事处负责人周子健，表扬他们提供的准确情报“帮助中央甚大”。⒂
接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乘势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一场巨大的宣传攻势，批判蒋介石在这年三月出版的著作《中国之命运》，反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的势力，以消除中国的内战危机。为了反驳蒋介石“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宣传，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共产党抗击的全部伪军概况》的材料，说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在中国共产党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九月六日至十三日，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一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不得不表示，中共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应用政治方法解决”。⒃毛泽东给这个时期的斗争以高度评价，他说：“过去宣传总是不痛不痒，唯独此次打到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⒄
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党内系统地进行了关于国民党统治的本质及如何对待国民党的政策教育，用抗战以来直到眼前的种种具体事实来加以说明。一些原来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党员，通过这场斗争和党内的政策教育，提高了觉悟。在这些事实面前，经过对照比较，人们对王明所鼓吹并推行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就看得更清楚了。
在这个时期中，王稼祥、刘少奇先后提出“毛泽东思想，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运动实际经验相结合的结果”⒅，“应该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来武装自己”⒆的重要论断，并被党内广大干部所接受。
在这种有利形势下，系统地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统一全党思想的历史条件已经成熟。整风运动按照原定计划转入最后一个阶段——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时期。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结合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事实指出：国民党的政策是两面政策，抗日和反共，我们对国民党的斗争是以斗争求团结。中央的路线是正确的，王明只要团结不要斗争的路线是错误的。针对王明在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以来一直坚持错误，到处宣传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所以毛泽东提议，继续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抗日时期党的路线问题。⒇
一九四三年九月七日至十月六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一九四一年九月会议的继续和发展。
从九月七日至九日会议连续开了三天，王明称病没有参加。这三天中，博古、林伯渠、叶剑英、朱德等发了言。他们对抗战以来王明的路线错误开展了严肃的批评，博古又进一步作了自我批评。他说：武汉时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毛泽东为首的党的正确路线——布尔什维克路线；一条是王明在武汉时期的错误路线——孟什维克的新陈独秀主义。这条路线，只看见国民党抗战的一面，忘记了它反动的一面，只看见并夸大它变化的方面，忘记了它不变的方面；对八路军，不敢大胆深入敌后，不敢大胆扩充，华中、华南失去许多机会；对根据地，不建立政权，一切要合国民党的法；对国民党不敢批评；对抗战，强调运动战，忽视游击战，对持久战基本观点是不同意的。(21)针对王明把错误的责任都推给博古，毛泽东在会上插话说：内战时期的错误路线，第一个是王明，第二个是博古。王明是这个路线理论的创造者与支持者，博古等是执行者与发挥者。(22)
在九月十三日的会议上，康生提出：要用历史的方法来检讨王明的投降主义错误，这就是不能孤立地看他抗战时期的问题，而要联系十年内战时期王明主义的来源。他说：过去我们说，“左”的路线应从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日决议起，现在看来要重新考虑，因为王明是在四中全会之前就有一个从中国革命根本问题起的比立三“左”的机会主义纲领——《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一九四○年，他不经中央同意，又将这本书印发到延安及各抗日根据地。康生要求在武汉工作过的同志应当对这些情况多多揭发。康生提出的王明的小册子这个问题，受到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在会议的最后一天说：“九月的会是有收获的，以前许多同志未注意的问题引起了注意，如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现在康生、少奇、恩来等议论，四中全会是错误的，此事大家可以研究。”(23)
在九月十三日的会上，毛泽东也发了言，他指出：从四中全会后，党内有两个宗派，一个是教条主义的宗派，一个是经验主义的宗派。“教条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第一个形态，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的第二个形态。反掉这两个具体东西，党才能够真正的统一。”他说：“教条主义宗派，其思想是主观主义，政治上是投降主义，组织上是宗派主义。”他着重强调：“两种宗派主义，教条主义是主要的”，“所以破坏整个宗派主义，首先应从破坏教条宗派开始。”(24)他的这个发言，对党的历史上许多问题作了深刻的分析，提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是主观主义在党内的两种具体形态是正确的，但其中有一些过激的话，他自己不久作了纠正。如两个宗派的问题，在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上，肯定了毛泽东的提议：“在党的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教条宗派和经验宗派，但自遵义会议以来，经过各种变化，作为政治纲领与组织形态的这两个宗派，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这时，彭德怀等前方负责人不久可以回到延安。九月三十日和十月六日，中央书记处先后举行两次会议决定，中央的会议暂停，等他们到来再开为好，先进行高级干部的学习。总学委仍以毛泽东为主席，刘少奇、康生为副主席，胡乔木为秘书。
十月六日，毛泽东在这次延续一个月的政治局会议的最后一次会上作了关于学习党的路线的发言。他充分肯定了这次会议取得的成绩，并且说：整风学习的目的是打碎两个宗派，教条宗派是头，经验宗派是脚。“这些宗派并无组织系统，但有思想方法、政治路线为纲领。打的方法即是改造思想，以马列为武器，批判自己，批判别人。”教条宗派是经验宗派的灵魂，故克服前者，后者再加马列，事情就差不多了。要发展自觉性，也要适当地将军，内力外力合作，才会有成效。对时局问题，他说：今年国民党搞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我们的方针是后发制人，不为戎首”。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国民参政会骂了我们八个字：“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又拉了一下：“政治解决”。我们“从今天起，对国民党的揭露在《解放日报》一律停止，但阶级教育、反特务斗争继续进行”。(25)
毛泽东讲话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相继发言。刘少奇着重谈党内斗争传统问题。他强调，首先要有自我批评的空气，特别是中央负责同志应该有这种精神准备，随时接受干部和群众的监督与批评；其次，批评只准明枪，不许暗箭，彼此挑拨也是不对的；第三，发言一律称同志，不称首长，以利争论的展开，党内历史有许多不清楚的，要组织几个报告，要留下些文件给后代。(26)从井冈山时期起就和毛泽东患难与共的朱德说，毛泽东是一个“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的人。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把握胜利。我们这次学习，就要每人学一套本事，主要学好毛泽东办事的本事。(27)周恩来系统回顾了党的历史，分析了党成立以来几次出现路线错误的国际原因和社会根源。他说，在这几次错误中，王明的教条更完备，还有“国际”的帽子，又有米夫做后台，这样才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28)
作小结时，毛泽东又谈了两点意见：第一，团结问题。他说：我们是要团结的，但办法是要大家觉悟起来，犯路线错误的、犯个别错误的同志觉悟起来，弄清路线的是非，才能真正团结。真正要团结就要展开批评，掩盖分歧的人就是不要团结。第二，党内斗争的方法。他说：这次要避免党的历史上的错误斗争方法。“过去党内斗争没有解决思想问题”，“现在的斗争还是继续整风的精神，惩前毖后，治病救人”。(29)
批判王明的范围逐渐扩大。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作报告，指出：我们党已经有二十二年三次革命的经验，不能再容许王明路线占领导地位了。他把抗战初期王明错误的特点概括为四条：一、以速胜论反对持久战；二、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反对独立自主；三、军事上反对游击战，主张运动战；四、组织上闹独立性，不服从中央。
这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从杨家岭迁往枣园，毛泽东的住所也迁到枣国。
枣园，位于延安城的西北面，原是陕北地方实力派高双成的庄园。毛泽东的住处在一座小院中，院内种了许多花草、树木，夏秋时节，花繁叶茂，香气袭人。院子东南角有个八角形的小凉亭。毛泽东工作之余，常到这里读书，看报。每逢过年过节，毛泽东常去看望枣园的乡亲们，并且为老人们祝寿。他称自己是“枣园的居民”。
从十一月十三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继续举行会议，集中批判王明在十年内战期间和抗战初期的错误。十三日，毛泽东在会上发言，系统地回顾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斗争的历史，着重批判了王明、博古等：“他们顶着国际和马列招牌，欺骗全党，全党要从这个骗局中解放出来。如果没有很好的步骤和方法是很危险的。”遵义会议“只集中弄清军事路线，因为中央在长征中，军事领导是中心问题。当时军事领导的解决差不多等于政治路线的解决。组织上不久也取消了博古的中央书记而以洛甫代之，因为当时只有如此才能团结我们内部。”他又讲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时，王明回国，进攻中央路线，“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他强调：一定要学会使用分析的方法，分析具体问题。“综合是分析的结果，分析是综合的手段。统一的东西必须经过分析，发现问题，暴露问题，分析问题，才能有正确的结论。”他说：“教条宗派分化出来的人是应当欢迎的。遵义会议不是稼祥、洛甫分化出来是开不成的。他们二人不管过去怎样，但是做了对党有利的事。”他又说：“所有经验宗派的人，与教条宗派是有区别的，大多数是被欺骗的，不觉悟的。他们常常被教条宗派利用‘共产国际’、‘马恩列斯’的外衣和威逼利诱所蒙蔽，所迷惑。”他在结束发言时说：“我们的目的是揭发路线错误，又要保护同志，不要离开这个方向。”(30)
许多中央领导人在会上也回顾了党内斗争的历史，总结历史经验，并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但王明始终没有到会，会后，李富春代表中共中央向他传达会议精神，并希望他认真考虑，作出检查。十二月一日，王明的妻子孟庆树代笔为王明写了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表示一九四一年九月底十月初时同毛泽东讲的关于国共关系和中央抗战路线问题的那些意见都是错误的，“现在我再一次地向中央声明，我完全放弃我自己的那些意见”，“我愿意做一个毛主席的小学生，重新学起，改造自己的思想意识，纠正自己的教条宗派主义错误，克服自己的弱点”。(31)这些，其实都是假话。
十二月下旬，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向一些中央局和中央分局发出的关于研究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错误的指示，要求他们很慎重地组织这一研究，每一中央分局在所属地区组织一百到二百人左右的高级干部学习和研究两条路线的有关文件。毛泽东强调：“此种研究的性质是整风的深入与高级阶段，其目的是使干部提高认识与增进统一团结，并为将来讨论七大决议作思想准备。”
经过九月以来的紧张学习和对错误路线的深入批判，高级干部中对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已能看清。但是，又出现一些新的偏向。有些过去受过错误打击的干部对那些犯了“左”倾错误的干部也进行过火斗争，使有些人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揪上台去交待问题，有的甚至被轰出会场，一度造成十分紧张的气氛。对党史中的一些重要问题还存在严重争议，主要是：王明、博古等属于党内问题还是党外问题？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怎样处理思想要弄清和结论要宽大的关系？对六大如何估价？党内的宗派是否还存在？对这些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历史经验告诉他，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还会重复过去犯过的错误，党内也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团结与统一。
一九四四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就上述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讨论。取得了一致意见。三月五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谈了书记处会议讨论后的意见，明确地指出：一、党内党外问题。在去年党的路线学习中，有部分同志怀疑王明、博古同志是党外问题，现在确定是党内错误问题。二、合法与非法问题。过去有的同志认为临时中央和五中全会是非法的。现在查到临时中央有共产国际来电批准过，五中全会也经过国际批准，所以是合法的，但选举手续不完备。四中全会是合法的，但政治路线的内容是不好的。三、思想弄清与结论宽大问题。自整风以来，我们的方针就是“治病救人”。我们要强调产生错误的社会原因，不要强调个人责任。因此，组织结论可作宽大些。现在要宣传解释这个方针，使同志们了解实行这个方针的必要。思想要弄清，结论要宽大，对党才有利。对抗战时期的问题也许不在七大上作结论，七大只做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的结论。四、不要反对一切。对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这一段历史，也不要否定一切。当时我和博古一起工作，有共同点，都要打蒋介石，分歧点就是如何打蒋介石，就是策略上的分歧。如果把过去一切都否定，就是一种偏向。五、对六大的估计。六大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党内宗派问题。经过遵义会议和六中全会，党内没有宗派了，现在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山头主义。(32)
毛泽东这些意见得到政治局会议的赞同和批准。四月十二日和五月二日，毛泽东先后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干会和中央党校作学习和时局问题的报告，进一步阐述了经政治局通过的这些意见。他在四月十二日的报告中说：
“这次处理历史问题，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借以达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对于人的处理问题取慎重态度，既不含糊敷衍，又不损害同志，这是我们的党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我们许多同志缺乏分析的头脑，对于复杂事物，不愿作反复深入的分析研究，而爱作绝对肯定或绝对否定的简单结论。我们报纸上分析文章的缺乏，党内分析习惯的还没有完全养成，都表示这个毛病的存在。今后应该改善这种状况。”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全党的团结和巩固起了重要作用。当年参加会议的邓力群回忆：“一批人解脱了，许多人心服了，大家心里的石头都落了地。”(33)
在这个时期中，重庆《新华日报》全文发表了郭沫若的史学论文《甲申三百年祭》。这篇文章总结了明朝李自成所领导的农民起义从胜利走向失败的历史教训。毛泽东非常赞赏这篇文章，认为它的内容对已经取得很大胜利的中国共产党有着特殊的意义。他指示《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把它当作整风学习的重要文件。他在《学习和时局》的报告中谈到：“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同志对于这几次骄傲，几次错误，都要引为鉴戒。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34)十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他还说：“我虽然兢兢业业，生怕出岔子，但说不定岔子从什么地方跑来；你看到了什么错误缺点，希望随时示知”(35)。
在全党团结、统一的气氛下，中共中央认为起草历史决议问题的时机成熟了。五月十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召开党的七大的问题。会议决定组织几个准备报告的委员会：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成员包括任弼时、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几天后又增加了博古），由任弼时负责召集；军事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朱德负责召集；组织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刘少奇负责召集；统一战线工作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会议还决定，七大召开前在五月二十日左右开始召开六届七中全会，通过关于七大的准备问题。
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是从五月二十一日开始的，本来只准备开两个月，由于时局的发展变化，会议延长到一九四五年四月二日才结束，断断续续开了十一个月。
五月二十一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他指出全会的任务是：一、准备七大；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日常工作。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讲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的主要问题。指出：这两个时期我们的方针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关于发展自己，事实说明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中国的抗战决不能有今天。关于团结友军，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但遇到反共磨擦则要同它斗争。在反磨擦中，我们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磨擦斗争归于缓和，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目标上去。今年军事仍以精练为主，明年准备发展，并占领一批小城市，在获得美国配合时，准备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在全会期间，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由七中全会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会议同意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点意见，并形成决议。会议通过七大的议程、各报告负责人和四个报告（政治报告除外）准备委员会名单。
起草“历史决议”是七中全会期间中共中央为准备七大所作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对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是全党智慧的结晶。最早的“决议”草案稿是任弼时在一九四四年五月写成的，题目是《检讨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议（草案）》。它是以一九四一年秋天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为基础的，主体部分的内容基本相同，同时又反映了一九四三年九月会议以来的新认识，如对四中全会的评价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作用等。稿子写成后分送政治局委员征求意见，并由政治局秘书胡乔木作了比较大的修改。任弼时又在胡乔木的修改稿上作过三次修改，其中把王明路线的错误概括成七点提纲式的意见，题目也改为“关于四中全会到遵义会议期间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的决定（草案）”。接着，又由胡乔木写了一个稿子。中央指定张闻天对历史决议稿做了认真的修改和补充。
毛泽东一直十分关心这个决议的起草。一九四五年春天，他在张闻天修改后的稿子上开始进行修改。他前后作了七次修改。毛泽东后来曾特别讲到这一点：“我们现在学会了谨慎这一条。搞了一个历史决议案，三番五次，多少对眼睛看，单是中央委员会几十对眼睛看还不行，七看八看看不出许多问题来，而经过大家一看，一研究，就搞出许多问题来了。”(36)
在第一次修改中，毛泽东将题目确定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且增写了新的内容，如“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与中国人民的解放而奋斗”(37)，就是这次写上的。在第二次修改中，毛泽东强调了六大的正确方面；批评四中全会在过分地打击犯立三路线错误的同志、错误地打击所谓犯调和路线错误的同志后，还错误地打击了当时所谓“右派”中的绝大多数同志，并对受打击的被诬为“右派”的何孟雄、林育南、李求实等作了肯定的评价；还指出遵义会议纠正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错误，确立中央的新的领导，这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38)在这份稿子上，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弼时同志：请邀周、朱、洛、刘（如在此时）看一下，是否这样改，然后印若干份，编号发给40多个同志，再集他们座谈一次，就可定议，再交七中全会通过。”(39)以后，毛泽东在三月二十六日的稿上作了些文字增删，在四月七日和八日又先后修改三次。这以后再修改了一次。在四月七日的修改稿上，毛泽东在起始部分加写了一大段话：
“中国共产党自从它在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在一九二一年至现在（一九四五年）的二十五年奋斗中，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与抗日战争三个时期。在这三个时期中，全党同志和广大中国人民在一起向着中国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进行了英勇的革命斗争，取得伟大的成绩与丰富的经验。同时，在这三个时期中，全党同志与党内一切机会主义思想与行为不断地作了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使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一天天更加巩固起来。到了今天，有了一百二十万党员，我党领导了近一万万人民，九十万军队的中国解放区，形成了一条同国内一切错误路线相对立的正确路线。由于执行了这条正确路线，并批判了一切错误路线，党才在三个时期取得了伟大成绩，造成了今天这样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的党，形成了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伟大的领导者。”(40)
这一大段话，经毛泽东再作修改后，成为后来通过的历史决议的第一部分。
在“决议”起草过程中，党的高级干部进行了多次讨论，提出许多重要的修改意见，其中，很多意见被吸收到决议中去。
讨论并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本来是七大的重要议事日程。三月二十五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决定将这个决议改在七中全会上讨论通过。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重大改动呢？三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作了说明：总结经验可以说是算帐。不采用大会这个形式来算帐，才能使大会集中注意力于当前问题。他说：历史上的错误是一个社会现象，因为那时党在政治上不成熟，犯错误的同志是因为不自觉。现在大家都觉悟了，主要思想都一致了，如果使用大会这个武器，势必要扯两三个星期，转移了中心目标，结果仍不能超过现在的草案。毛泽东要求参加七中全会的同志说服七大的代表们，把过去党的历史问题委托七中全会解决比较好，以便自己集中力量来解决抗战建国的任务。他还讲到：草案中没有说“左”倾路线造成白区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的问题，没有说犯错误者的品质问题，也没有说四中、五中全会的非法问题，也没有说教条宗派、经验宗派问题。这些不说，我看至多是缺点；说得过分，说得不对，却会造成错误。对《决议》草案中没有就抗战时期党的路线问题作结论，毛泽东也作了说明：七大的方针是只解决已经成熟的历史问题，没有成熟的问题都不必急于作结论。(41)毛泽东准备的政治报告和刘少奇准备的修改党章报告也在这天的会议上通过。
四月二十日，任弼时主持召开扩大的七中全会。这是历时将近一年的七中全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会议讨论并通过了朱德准备的军事工作报告和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由于会前毛泽东、任弼时等做了大量细致的准备工作，所以会议进行得很顺利。博古等在发言中真诚地表示拥护这个决议，并向那些曾经受过错误路线迫害的同志道歉。任弼时在发言中坦率地谈到他对毛泽东的认识过程，特别提到：“皖南事变后毛对政策的掌握，直至整风中的思想领导，使我产生了佩服和信赖”(42)。王明请任弼时阅转毛泽东和七中全会的声明书中，对历史决议和它对第三次“左”倾路线所犯严重错误的分析和估计表示“完全同意和拥护”。(43)
毛泽东心情舒畅地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他说：《决议》不但是领导机关内部的，而且是全党性质的，与全国人民有关系的，对全党和全国人民负责任的。哪些政策或哪些部分在群众斗争中证明是适合的，哪些是不对的，如果讲得合乎事实，在观念形态上再现了二十四年的历史，就对于今后的斗争有益。党是政治团体，不是家族或职业团体，都是来自五湖四海，因为政见相同而结合起来的。政见不同就要有争论，争论时分清界限是必要的，但今后要少戴帽子为好。凡是过去政治上犯过错误的同志，现在都改正了，都要如《决议》所说的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决议》把许多好事都挂在我的帐上，我的错误缺点没有挂上，不是我没有而是没有挂，为了党的利益没有写上。这是大家要认识清楚的，首先是我。孔夫子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我即使到七十岁，相信一定也会踰矩的。(44)
这次会议一致决定：原则上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个别意见委托给七大以后的中央去采纳修改。这个决议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九日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获得一致通过。
《决议》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对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期间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作出正式结论。经历了几年的整风，使党内的思想取得了一致，使提倡“实事求是”、反对主观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全党在毛泽东的旗帜下空前团结起来。它的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① 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草案第三号（关于克服自由主义），1943年4月13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00、901—902页。
③ 毛泽东和绥德专署专员袁任远谈话记录，1943年7月。
④ 康生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8月2日。
⑤ 王保成：《跟随领袖二十年》，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69页。
⑥ 中共中央《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11月版，第329页。
⑦ 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⑧ 毛泽东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4年1月10日、11日。
⑨ 中共中央书记处致邓小平、饶漱石、林枫、程子华的电报，1944年1月24日。
⑩ 毛泽东、康生致邓小平、滕代远的电报，1944年2月26日。
⑾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讲话记录，1945年2月15日。
⑿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228页。
⒀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5月26日。
⒁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7月7日。
⒂毛泽东致周子健的电报，1943年7月13日。
⒃蒋介石对《关于中国共产党破坏抗战危害国家案件总报告决议案》的指示，《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第841页。
⒄毛泽东在中共驻重庆办事处关于《质问国民党》一文发表后的反映材料上的批注，1943年8月22日。
⒅《王稼祥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9月版，第350页。
⒆《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00页。
⒇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8月30日。
(21)博古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9月7日。
(22)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43年9月7日。
(23)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24)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9月13日。
(25)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26)刘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27)朱德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28)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0月6日。
(29)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43年10月6日。
(30)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3年11月13日。
(31)王明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信，1943年12月1日。
(32)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3月5日。
(33)邓力群：《回忆延安整风》，《党的文献》1992年第2期。
(34)《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47、948页。
(35)《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241页。
(36)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5年4月21日。
(37)毛泽东对历史决议（草案）的第一次修改稿，1945年3月手稿。
(38)毛泽东对历史决议（草案）的第二次修改稿，1945年3月24日手稿。
(39)毛泽东对历史决议（草案）的第二次修改稿，1945年3月24日手稿。
(40)毛泽东对历史决议（草案）的第四次修改稿，1945年4月7日手稿。
(41)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3月31日。
(42)任弼时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4月20日。
(43)王明向毛泽东及中共六届七中全会提交的《声明书》，1945年4月20日。
(44)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4月20日。
二十八、联合政府的主张
到了一九四四年，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军民已经逐渐从最困难的处境中走出来。这年春天，根据地有了明显的扩大，居住的人口增长到八千万人，军队发展到四十七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七万人，已经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谁也无法忽视的力量。
当时放在中国人民面前最重要的任务，是要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必须很好地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这是一项复杂而艰难的工作，毛泽东为它付出了很多的精力。
还在一九四三年秋天，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刚刚被打退，维护国内和平、促进国共团结的任务就被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那时，蒋介石又作了这样的表示：要用政治方法解决中共问题，并许诺在抗战结束一年内实行宪政。对蒋介石的允诺，毛泽东清楚地看出他其实是“欺骗”①。但只要还有一点可能，毛泽东仍要抓住这种机会来推动国共关系向好的方面转变。十月五日，毛泽东在为延安《解放日报》写的社论《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中提出：“在蒋先生和国民党愿意的条件之下，我们愿意随时恢复两党的谈判。”②
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也有利于促使国共两党谈判的恢复。尽管盟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和欧洲、北非战场上都取得重大胜利，但中国战场上毕竟仍集结着数量庞大的日本陆军。美国政府为了避免一旦在中国大陆作战时会造成美国士兵的大量伤亡，希望中国所有军队都能用于对日联合作战，而不希望看到中国在这时出现内战。苏联和英国也不希望中国发生内战。这种国际压力也迫使蒋介石对国内问题进一步采取缓和态度。
一九四四年初，国民党驻延安的联络参谋郭仲容向毛泽东转达蒋介石希望中共派代表到重庆谈判的信息。听到这个消息后，毛泽东的判断是：“观察今年大势，国共有协调之必要与可能，而协调之时机，当在下半年或明年上半年。但今年上半年我们应做些工作。”③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停止公开批评国民党，积极参加宪政运动，争取和广大民主人士一起推动蒋介石转变政策。
二月十七日，毛泽东会见郭仲容，告诉他中共中央决定派林伯渠赴重庆谈判，行期在三月十二日以后。对即将进行的这次谈判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四月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进行了讨论。周恩来发言说：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宣布我们破坏抗战等所谓十项罪状。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④毛泽东接着说：这次总的态度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现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和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觉得我们在威胁他们。毛泽东还提出：对中间派主要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情。对英美主要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⑤
四月二十九日，肩负重任的林伯渠同王若飞、伍云甫一起离开延安，五月二日到达西安。林伯渠在西安同国民党中央派来的代表张治中、王世杰进行了初步会谈。五月十七日林伯渠同张治中、王世杰同机到达重庆。同以往的情况一样，国民党方面对谈判毫无准备，拿不出任何方案来。他们一再要求中共方面先拿出具体意见来。五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明日由电台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提出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拍发给他，要他以公函形式将这个意见书交给王世杰和张治中，以此作为谈判的具体内容。
这份意见书是毛泽东起草的。意见书首先说明：“为克服目前困难局面，击退日寇进攻，并认真准备反攻，中共方面认为唯有实行民主与增强团结一途。为此目的，中共希望政府方面解决若干急切的问题。这些问题，有关于全国政治方面者，有关于两党悬案方面者”。
关于全国政治的有三条：（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
关于两党悬案的有十七条，主要内容是：允许中共军队编为十六个军四十七个师，每师一万人，目前至少给予五个军十六个师的番号；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的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中共军队防地在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和新四军，公平分配同盟国的援华物资；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的军事封锁和经济封锁；停止进攻华中新四军和广东游击队；释放各地被捕人员，等等。⑥
对这些合情合理的要求，国民党谈判代表拒绝接受，并且不肯把中国共产党的意见书转交给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对意见书作了修改，将原来的二十条意见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提出。五月三十一日，毛泽东致电林伯渠，告知中央所作的上述修改，并说：“如彼方再不接受与解决，则曲在彼方，我方委屈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但是，对经过修改后的意见书，国民党方面仍不肯接受。
六月五日，王世杰、张治中突然拿出一份《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给林伯渠。其中规定：“第十八集团军及其各地之一切部队，合共编为四军十师，其番号以命令定之”，陕甘宁边区划定为“陕北行政区，其行政机关称为陕北行政公署”。而对敌后根据地的政权问题、中共的合法地位以及人民的权利等只字不提。王世杰、张治中还声称：只能按照这个提示案来谈。这个蛮横无理的《提示案》，不但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意见书相距甚远，而且同客观存在着的现实状况相去太远。
刚刚开始了一个多月的谈判，于是又陷入僵局。
这时，中国正面战场的局势出现新的严重危机。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节节失利和本土开始遭受大规模轰炸的情况下，开始实行所谓“一号作战”计划。计划的重点是：“占领并确保湘桂、粤汉及平汉铁路南部沿线的要地”⑦，以实现贯通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运输线；同时，要摧毁设立在广西和湖南的盟军空军基地。四月中旬，日军沿平汉路向河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接着，又从湖北沿粤汉路南下湖南，再沿湘桂路折向广西，前锋直达贵州独山。在日军进攻面前，国民党战场上出现了骇人听闻的大溃退。短短八个月内，相继丢失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国土，六千多万中国同胞沦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作为大后方政治中心的重庆陷入一片惊慌之中。在战时，人们最关心的焦点莫过于军事。如果其他问题还可以勉强忍受的话，那末在这方面出现不应有的严重挫折就使人普遍感到难以忍受了。谁都看得出来，这场大溃退其实是国民党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严重问题的集中大暴露。民怨空前沸腾，舆论空前激昂，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冲破皖南事变以后相当长时间内的比较沉寂的状态，以前所未有的巨大规模蓬勃兴起。人们对国民党政府已丧失信任，要求实行根本性的变革。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抗战不力，也引起英美等国驻华官员和舆论的强烈关注与不满。
过去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严密封锁，大后方许多人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这一年初，在国内外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当局第一次允许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前往延安等地采访。六月九日，也就是盟军在法国诺曼底登陆、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的第三天，参观团一行二十一人到达延安，成员中有美联社、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记者斯坦因，《纽约时报》、《时代杂志》记者爱泼斯坦，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记者福尔曼，路透社记者武道，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中国通讯记者夏南汉神父，苏联塔斯社记者普多岑科，此外，还有国民党统治区各大报的一些记者以及国民党官员。
中外记者来到延安，毛泽东很兴奋，觉得总算是打开了局面。他立刻经过延安交际处安排了同记者会见的时间。
六月十二日，毛泽东会见记者参观团。记者团的成员大多是第一次来到延安，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新鲜，在同毛泽东的谈话时提出的问题特别多。毛泽东一一耐心地作了解答。关于国共谈判，毛泽东说：现在还在谈判之中，我们希望谈判有进步，并能获得结果。关于开辟第二战场，毛泽东说：第二战场开辟的影响会是很广泛的，直接影响欧洲，没有它就不能打倒希特勒，将来亦会影响到太平洋与中国。但他又指出：中国的问题还要靠中国人自己努力，单有国外情况的好转，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关于中共的主张，毛泽东指出，中共希望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他说，全世界都在抗战中，欧洲已进入决战阶段，远东决战也快要到来了，但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须的民主制度。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够胜利。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正的统一。国内如此，新的国际联盟亦将是如此。只有民主的统一，才能打倒法西斯，才能建设新中国与新世界。⑧当时在交际处工作的金城回忆：“中外记者都想不到毛泽东能这样快地接见他们，并且详尽地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回到交际处，大家都感到十分兴奋。”⑨
毛泽东给记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泼斯坦在当时的笔记中这样写道：
“我个人感觉，在延安，毛是可以接近的，并且是很简朴的。他会在遍地黄土的大街上散步，跟老百姓交谈，他不带警卫。当和包括我们在内一群人拍照时，他不站在中间，也没有人引他站在中间，他站在任何地方，有时在边上，有时站在别人身后。”
“毛在延安给我们留下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的从容不迫和安然自得。他领导的中国共产党正面临十多个抗日根据地频繁的战事和多方面的大量行政组织工作。在和国民党多方面的关系中，他是主要决策人，他既要躲开对手的攻击以避免发生内战，又要推动对手更有力地去打击日军。他已在制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从事于理论写作和解党内争论的问题。
“我们这些外国记者都来自重庆，我们不由得注意到毛和重庆的蒋介石在举止方面的强烈反差。蒋介石刻板，拘谨，神经质，语言单调，似乎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之中。蒋经常没有必要地过问过多的繁琐事务，事后批评他的指挥官做的大小每一件事。……毛则相反，他极擅长于委任他人负责某件事，以便他有充分的时间去考虑、分析一个更大的远景；他也擅长于树立榜样，总结经验。由于交通的阻断和困难，内部通讯联络不可能对很远的抗日根据地在军事和政治上给以具体的指示，这就要求每个人了解并遵循总体的方针路线，把一致性和主动性灵活地结合起来，由他们自己判断，决定自己的行动。”⑩
朱德、叶剑英等也分别会见了中外记者，向他们详细介绍了中国抗日根据地的真相和它在抗战中的重要地位。一份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叶剑英向中外记者团的讲演《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通过中外记者的报道，广泛传布到大后方和许多国家，引起强烈的反响。国内外舆论开始重新评价中共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
延安交际处还组织中外记者们参观边区的机关、学校、生产部门。这些原来对解放区情况毫无了解的记者们，看到了和重庆完全不同的情况，留下深刻的印象。七月十二日，参观团除五位外国记者留下继续参观访问外，其余离开延安回重庆。毛泽东在七月十四日和十八日又先后会见了斯坦因和武道，同他们就广泛的问题交换意见，同斯坦因的会见长达十二个小时。记者们回到重庆或回国后，写了许多反映中国解放区真实情况的书籍和文章。福尔曼的《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斯坦因的《红色中国的挑战》，以及爱泼斯坦等发表的评论，都受到广泛的注意。记者团中过去一向对共产主义思想抱敌视态度的夏南汉神父“亦认为边区是好的”⑾。七月一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无疑地，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人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⑿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也愈来愈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美国驻华官员约翰·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多次建议美国政府派人到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考察。这些提议最初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重视。随着国民党战场的严重失利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美国政府开始考虑同中共军队合作的问题。一九四四年二、三月间，罗斯福通知蒋介石，为了搜集日本在华北、东北的情报和研究将来在中国大陆作战的各种可能，准备向延安派出一个军事考察团。蒋介石一直以种种附加条件来进行阻挠和拖延。到六月间，豫湘桂大溃退已经开始，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又到中国来直接向蒋介石提出这个要求，蒋介石才勉强同意。
对美军观察组要来延安的事情，毛泽东非常重视。他认为，争取同美国政府合作，对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有很大的意义。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致电在重庆的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⒀第二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问题。会议决定：对美方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会议还决定，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不久，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指出：“我们不应把他们（指外国记者和美军人员。——引者注）的访问和观察当作普通行为，而应把这看作是我们在国际间统一战线的开展，是我们外交工作的开始。”⒁
七月二十二日，美军观察组第一批成员在组长包瑞德上校率领下乘美国军用飞机到达延安，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迎接。
美军观察组到延安来，要详细了解日军的战斗序列、日本空军的战斗序列、伪军的战斗序列，但最主要的是要了解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力量、位置、作战部署、装备状况、训练状况、战斗力，还有共产党在日军内部和日本占领区中的情报工作能力。
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多次会见观察组。使毛泽东最有兴趣的是同出生和长期工作在中国、并且对中共抱着友好态度的谢伟思交谈。在八月二十三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对谢伟思说：国共关系的状况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我们共产党深知内战的惨痛经验。对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长年累月的破坏和混乱，中国的统一、它对远东的稳定作用以及它的经济发展，统统会推迟下去。中国防止内战的希望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外国的影响。在这些外国中，尤其重要的是美国，国民党在今天的处境下必须看美国的脸色行事。我们现在只是要求美国政策要努力引导国民党改革自己。⒂在另一次谈话中，毛泽东向谢伟思提出：美国是否有可能在延安建立一个领事馆。毛泽东说他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考虑到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军观察组会立刻撤离延安，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发动进攻和打内战最危险的时机。⒃这些谈话给谢伟思留下很深的印象。
观察组组长戴维·包瑞德上校在延安期间听过毛泽东的讲演。包瑞德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总是神态自如。当他清楚地、有效地提出他们的观点时，他并不咆哮如雷，也没有看天空、敲桌子等不自然的表情。因为我在场，他可能有意回避责骂委员长和国民党。他引用的辛辣幽默的民间谚语，不时引起听众一阵阵大笑。如果有过一个演讲家通过手势吸引他的听众，那么就正是毛泽东。”⒄
美军观察组在延安住了近两年时间，听取了中共领导人和军队负责人的情况介绍，并且多次进行实地考察。他们亲眼看到：共产党的军队生活清苦，工作热心，与“重庆迥然是另一个世界”。观察组写回国内的报告，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的情况，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
从九月起，国共谈判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的大溃退，他们在政治上的独裁专制、腐败无能，在经济上的横征暴敛、物价飞涨就激起全国上下更强烈的愤慨。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改组政府，已成为大后方人们普遍的愿望。
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适时地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响亮的新的政治口号，那就是成立“联合政府”。
当时，正处在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三次会议召开的前夕。中共中央认为，目前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的时机已经成熟。在董必武八月十七日向周恩来的请示报告上，毛泽东批示：“应与张（澜）、左（舜生）商各党派联合政府。请周考虑拟复。”随即又在周恩来八月十八日起草的复董必武、林伯渠的电报上批注：“应先召集党派及团体代表会，改组政府，方有召集民选国大之可能；否则是即使召集，也是假的。”⒅九月一日，毛泽东主持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讨论关于提议成立联合政府等问题，他说：“联合政府，三条政纲，可在答复张、王时提出。”⒆四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的电报中指出：“目前我党向国民党及国内外提出改组政府主张时机已经成熟，其方案为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各党、各派、各军、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代表，开国是会议，改组中央政府，废除一党统治。”电报强调：“这一主张，应成为今后中国人民中的政治斗争目标”。⒇
九月五日，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开幕。这次会议是在战局严重恶化、国人群情激昂的时刻召开的，会上发言之热烈，批评之直率，是以往历次参政会上不曾见到过的。这次会议还有一项重要议程：国共关系问题。以前，国民党当局一直只许国共谈判在内部进行，不肯公开宣布。这次在国内外普遍要求了解国共谈判真相的巨大压力下，把它列入参政会议程，自然引起了人们的强烈关注。十五日，林伯渠、张治中在大会上分别作了国共谈判经过的报告，会场座无虚席。林伯渠在报告中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召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21)这个口号一提出来，立刻在广大民众中产生巨大反响，各界纷纷集会，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形成强大的政治压力。
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认为国共谈判的中心也应该转到这个问题上来。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的复王世杰、张治中的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
“鉴于目前抗战形势之危急，而国内一般情况远未走上适合抗战需要之轨道”，“以致军心动摇，民心离异，以致不能停止敌人的进攻，不能配合盟国的反攻。造成这些严重危机的最根本原因，就是由于在一党独裁制度下完全没有民主。”
“现在唯一挽救时局的办法，就是要求国民政府与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的局面，由现在的国民政府立即召集全国各抗日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民众团体的代表，开紧急国是会议，成立各党派联合政府，并由这个政府宣布并实行关于彻底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新政策。只有这样的新政府，但决不是请客式的、不变更一党专政实质的、不改变政策的所谓新政府，才能一新天下之耳目，才能实行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才能保障人民有充分民主自由的权利，才能发出积极抗战的军令与民主主义的政令，才能取得人民的信任，而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增强抗战力量，停止敌人的进攻与实行我们的反攻，也才能实行真正由人民选举的国民大会与实现民主选举的政府。有了这样的新政府，国家统一也就可能实现了。”“此计不决，则两党谈判即使可能解决若干枝节问题，至于关系国家民族的重大问题，必不能获得彻底解决的。”(22)
十月十三日，林伯渠将这封信送给王世杰、张治中。始终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积极反响。伴随这场斗争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民众中的威望大大提高。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在全国面前暴露了中国有两个平等的东西，不是一大一小。”“现在解决中国问题，必须估计到我们。”(23)
在国际上，美国政府对中国国内政局特别关心。当时，在太平洋战场上美军用跳岛战术进行的反攻已取得巨大成功，准备攻占菲律宾，向日本本土逼近。随着战争接近胜利，美国政府已越来越多地在考虑战后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中国和整个亚太地区。他们希望，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并作出一些改革，在中国建立起一个能有效地适应美国统治阶级利益的政府。同时，当时担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的美国将军史迪威同蒋介石之间日益发展的矛盾也需要处理。
在这种情况下，九月六日，罗斯福派美国前陆军部部长赫尔利少将作为总统特使来到中国。赫尔利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提到他来中国的目的是：一、防止国民政府崩溃；二、支持蒋介石任共和国总统和军队统帅；三、协调委员长与美军指挥官的关系；四、促进中国战争物资的生产和防止经济崩溃；五、为打败日本统一所有中国军队。(24)可以看出，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已放在支持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上。
十月间，赫尔利在重庆同中共代表董必武和林伯渠多次交谈，向他们表示自己受罗斯福总统派遣到中国来，是为了帮助中国团结，决不对党派有所偏袒。尽管在事实上，他并不是这样做的。赫尔利还表示：在必要时愿意访问延安。
对赫尔利要来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非常重视。十一月六日，在赫尔利到达延安的前一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研究这件事。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如下分析：蒋介石要赫尔利来调停，可得救命之益。蒋想给些小东西而对我们加以限制，至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多少可以拿一点。对国民党问题，赫尔利看得相当乐观。他说：赫尔利来，我们要开个欢迎会，由周恩来出面介绍，再搞点音乐晚会。(25)会议决定，对谈判应采取积极态度，基本问题是要改组政府，对国民党仍要批评。
第二天，一架从重庆来的飞机在延安机场着陆。身着军装，胸前佩带着各色勋章的赫尔利出现在舷梯上。周恩来立刻把毛泽东请过来。和赫尔利同机到达的还有中共谈判代表林伯渠。
八日上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举行第一次会谈。美方参加会谈的还有包瑞德及译员和秘书。这一次主要是听赫尔利谈。他首先说明：我受罗斯福总统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我这次来，还得到蒋委员长的同意和批准。赫尔利悦：“我的任务，是企图帮助中国一切军事力量的统一，来与美国合作，击败日本。”他还谈到来延安之前曾与蒋介石交谈，蒋表示愿意与共产党达成谅解，承认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并愿意承认中国其他一切政党的合法地位，还考虑吸收共产党人参加军事会议，共产党军队将获得和其他军队一样的平等待遇。(26)
接着，赫尔利宣读了一份他所起草的《为着协定的基础》，内容是：
“一、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共同工作，来统一在中国的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二、中国共产党军队，将遵守与执行中央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三、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将拥护为了在中国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孙中山的原则。双方将遵行为了提倡进步与政府民主程序的发展的政策。四、在中国，将只有一个国民政府和一个军队，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与一切士兵，当被中央政府改组时，将依照他们在全国军队中的职位，得到一样的薪俸与津贴，共产党军队的一切组成部分，将在军器与装备的分配中得到平等待遇。五、中国政府承认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地位，并将承认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的合法地位。中国一切政党，将获得合法地位。”(27)
赫尔利读完后，一直耐心地听着的毛泽东提了一个问题：赫少将刚才所说的基础究竟是什么人的意见？赫尔利没有完全明白毛泽东的意思，回答说：这些观点是他本人的意见，中国政府方面是同意的。包瑞德告诉赫尔利，毛泽东想知道这些意见是他的意见还是蒋介石的意见。赫尔利说：原来是我的意见，后来蒋介石做了若干修改。(28)对这个细节，包瑞德回忆道：“毛泽东查询这些条款体现了谁的思想，我当时觉得他有些唐突。然而后来，当我阅读这些条款时便觉得，毛泽东提的问题是公正的，因为某些语言听上去的确不像委员长自己惯常的表述方式。”(29)
当天下午，举行第二次会谈，主要是毛泽东发言。欢迎赫尔利到延安来。
他说：中国的事情很难办，这一点在中国多年和来延安已有一些时候的包少校知道得很清楚，还有许多美国朋友也都知道。中国有丰富的人力物力，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团结。
他指出：中国大多数人民，包括我们共产党人在内，首先希望国民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的国民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他告诉赫尔利，蒋介石却总是想拖，拖到抗战结束一年以内，才来办这件事。如果这样下去，只有把危机拖长和扩大，国民党政府有崩溃之危险。
毛泽东强调：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危机来源，在于国民党的错误政策与腐败机构，而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关于改组军队问题，中国人民的公意是，哪个军队腐败，就应该改组哪个，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最后，毛泽东表示，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先生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但是要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30)
在会上，毛泽东就赫尔利的五点建议提出具体的修改和增补意见。这些意见关系到许多重大的原则性问题（只要把经过修改的协定草案和赫尔利提出的五点建议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得很清楚）；而又合情合理，分寸适当，易于为对方接受。赫尔利对毛泽东的修改意见很满意，他说：“从今天的谈话中，我感觉到毛主席的热忱和智慧。”(31)
九日下午，毛泽东与赫尔利进行第三次会谈。中共方面提出经过修改的协定草案。赫尔利看后表示这个方案是对的，他将尽一切力量促使蒋介石接受。会议着重商讨了国共之间进行协商的具体步骤。毛泽东提出：赫尔利将军回去后，可以把我们所同意的要点征求蒋介石先生的同意。如他同意，那就非常好。赫尔利说，如果毛主席愿意见蒋先生，我们将以美国国格担保毛泽东及其随员的安全。毛泽东说，我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这一好机会，我不会让它错过。如果事前取得一致，我见蒋先生的时候，就可以没有多大争论。就是说，在双方见面以前，实际问题早已解决，这样的步骤比较恰当。
赫尔利问毛泽东是否可以在协定草案上签字，毛泽东说可以。赫尔利说，那我也要在上面签字，题目可以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基本协定”。毛泽东说，今天把文件准备好，明天签字。不知蒋先生愿意签字否？包瑞德在一旁补充说：这五项要点，蒋如拒绝签字，责任就在蒋身上。(32)
当天晚上，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向全会报告同赫尔利会谈情况。毛泽东说：经过三次会谈修改后的五项协定，把蒋介石要破坏解放区的企图扫光了，破坏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党派和人民得到利益。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这个协定，就是他最大的进步。(33)全会一致同意批准这个协定，并且授权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在这个协议上签字。
这个经过讨论修改的协定草案全文是：
“一、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应共同工作，统一中国一切军事力量，以便迅速击败日本与重建中国。
二、现在的国民政府应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政治人物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并颁布及实行用以改革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新民主政策。同时，军事委员会应改组为由所有抗日军队代表所组成的联合军事委员会。
三、联合国民政府应拥护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建立民有民享民治之政府的原则。联合国民政府应实行用以促进进步与民主的政策，并确立正义、思想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向政府请求平反冤抑的权利、人身自由与居住自由。联合国民政府亦应实行用以有效实现下列两项权利：即免除威胁的自由和免除贫困的自由之各项政策。
四、所有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所承认，由联合国得来物资应被公平分配。
五、中国联合国民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所有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34)
十一月十日上午，毛泽东同赫尔利进行最后一次会谈。毛泽东说：“我们决定派周恩来和你同去。因为估计对于许多细节，蒋先生会有意见。周同志在那里，可以和赫尔利将军一道帮助谈判。”(35)赫尔利也说：“毛主席，你当然理解，虽然我认为这些条款是合情合理的，但我不敢保证委员长会接受它。”(36)随后，毛泽东和赫尔利在一式两份的文本上签字，赫尔利是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和见证人的身份签字的，文本上留下了给蒋介石签字的空白处。赫尔利建议毛泽东给罗斯福写一封信，当天毛泽东将写好的信请赫尔利转交罗斯福。信中说：“这一协定的精神和方向，是我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八年来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追求的目的之所在。”(37)当天下午，赫尔利离开延安飞往重庆，周恩来、包瑞德同行。
事情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赫尔利回到重庆后，蒋介石断然拒绝接受这个协定草案。接着，他却提出一个“反建议”，内容是：一、国民政府允将中共军队加以改编，承认中共为合法政党；二、中共应将其一切军队移交国民政府军委会统辖，国民政府指派中共将领以委员资格参加军委会；三、国民政府之目标为实现三民主义之国家。(38)这时，赫尔利虽然口头上继续表示原来的“协定”草案的内容是公平合理的，实际上却完全转到蒋介石一边。十一月十七日，赫尔利被美国政府任命为驻华大使。包瑞德回忆：“在我看来，从这天以后，他同共产党人谈判时就日益倾向于袒护国民政府了。”(39)
蒋介石的这个“反建议”，完全是站在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立场上的。它由赫尔利于十一月二十一日转交周恩来。周恩来看完后，立刻一针见血地问赫尔利：“蒋介石对联合政府态度如何？”赫尔利说：“啊，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同日，周恩来将同赫尔利会见的情况电告毛泽东，毛泽东在来电上批了：“党治不动，请几个客，限制我军”。由于赫尔利背弃了他在延安签过字的协定，谈判难以继续进行下去。十二月七日，周恩来、董必武回到延安。包瑞德同机回来。
当天，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听取周恩来报告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会议认为，国民党所提的三条反建议明显地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因此无法求得双方提案的基本共同点。第二天，毛泽东和周恩来会见包瑞德，拒绝蒋介石的“反建议”，并且严肃批评赫尔利背信弃义的行为。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席位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赫尔利说我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毛泽东以十分强硬的态度说：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这种援助要由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40)
十二日，毛泽东和周恩来复电在重庆的王若飞：“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41)并要王若飞将这些意思转包瑞德或戴维斯。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一时已无法再同国民党讨论如何建立联合政府的问题了。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复信赫尔利，对他七日来信中提出的在延安召开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的提议，加以婉拒，指出“恐此项会议得不到何种结果”。请他向国民党政府转达中共下述提议：“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这种预备会议应该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同盟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和往返自由。”并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同意这一提议，周恩来可以再到重庆磋商。
显然，中国共产党仍没有关闭谈判的大门。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复赫尔利二十日来电（来电说他相信国民党政府准备作出重要让步，建议再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告诉他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代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谈判。二十四日，周恩来飞抵重庆。行前，毛泽东叮嘱他继续谈判的方针是：一、争取建立联合政府，和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三方面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等。
在重庆的谈判中，赫尔利和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在政务委员会以外的两个补充办法：（一）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军派一名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共产党派一人为副总司令。周恩来立即加以拒绝。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复电周恩来：“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因为蒋介石在元旦广播中宣称一旦军事形势稳定、最后胜利更有把握时，就要召开国民大会，颁布宪法，毛泽东在电报中还指出：“如果谈到国民大会问题时，应表示：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的国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即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况没有联合政府。并望以此征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42)在二月五日的电报中，毛泽东又再次强调：“如无真民主，我们是万难加入政府的。”(43)
二月十三日，周恩来在赫尔利陪同下会见蒋介石。蒋介石根本拒绝接受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组织联合政府是推翻政府，党派会议是分赃会议。”(44)这时，正站在蒋介石身边的赫尔利是怎么想的呢？他在一份报告中写道：“我不同意，或不支持任何在我看来会削弱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地位的原则和方法。”(45)
这样，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最后一次谈判，自然只能不欢而散。二月十六日，周恩来返回延安。
赫尔利的扶蒋反共政策，进一步助长了蒋介石的气焰。他不顾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于三月一日在重庆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公然宣称：不能结束党治，也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他宣布将在十一月十二日单方面召集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
对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毛泽东迅即作了严厉的抨击。三月十三日和四月一日，他两次会见谢伟思，尖锐地指出：蒋介石现在正在走的道路是直接导向内战和国民党终将自杀的道路。他请谢伟思转告美国政府：一旦中国发生内战，希望美国对国共双方采取不插手政策。(46)
然而，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不仅完全违背中国人民的意愿，而且不肯回头。四月二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公开宣布美国不同中共合作，攻击中共和它领导的军队阻碍了中国的统一，声称美国的军事援助只能给国民党政府。
美国政府奉行的错误政策带来了什么后果呢？正如毛泽东所评论的：“进一步破坏中国人民的团结，安放下中国大规模内战的地雷，从而也破坏美国人民及其他同盟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和战后和平共处的共同利益。”(47)
但是，“联合政府”的主张一经提出，它已深入人心，谁也无法把它重新抹掉。越来越多的人再也不相信国民党一党专政下的政府还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光明的前途。大后方的民主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中国共产党事实上已处在同国民党对等的地位，并且被人们看作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这不仅影响抗战最后阶段的国内政治形势，而且延伸到战后，在相当程度上埋下了日后国民党政府失败的重要种子。
① 毛泽东致董必武的电报，1943年9月26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926页。
③ 毛泽东致董必武的电报，1944年2月4日。
④ 周恩来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4月15日。
⑤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4月15日。
⑥ 毛泽东致林伯渠的电报，1944年5月16日。
⑦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河南会战》上册，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译，第20页。
⑧ 《解放日报》，1944年6月13日。
⑨ 金城：《延安交际处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208页。
⑩ 伊·爱泼斯坦：《突破封锁访延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7、28页。
⑾毛泽东在《中情通报》上加写的三段批语，1944年8月15日。
⑿《解放日报》，1944年8月15日。
⒀毛泽东致林伯渠、董必武的电报，1944年6月28日。
⒁中共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1944年8月18日。
⒂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242、243、249—260页。
⒃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242、243、249—260页。
⒄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60页。
⒅毛泽东在董必武向周恩来请示报告上的批示，1944年8月。
⒆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9月1日。
⒇周恩来致林伯渠、王若飞的电报，1944年9月4日。
(21)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上关于国共谈判的报告》，《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3月版，第589页。
(22)毛泽东为林伯渠起草的致王世杰、张治中的信，1944年9月27日手稿。
(23)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9月22日。
(24)赫尔利致美国国务卿的电报，1944年12月24日，《党史通讯》，1984年7月。
(25)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44年11月6日。
(26)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8日。
(27)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28)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29)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76页。
(30)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31)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谈判记录，1944年11月8日。
(32)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与赫尔利会谈记录，1944年11月9日。
(33)毛泽东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的发方记录，1944年11月9日。
(34)毛泽东同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10日。
(35)毛泽东同赫尔利谈话记录，1944年11月10日。
(36)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82页。
(37)毛泽东致罗斯福的信，1944年11月10日。
(38)国民政府代表王世杰提交的三条反建议文件，1944年11月21日。
(39)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88页。
(40)D·包瑞德：《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版，第96页。
(41)毛泽东、周恩来致王若飞的电报，1944年12月12日。
(42)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5年1月28日。
(43)毛泽东致周恩来的电报，1945年2月5日。
(44)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的讲话记录，1945年2月18日。
(45)赫尔利致国务卿的报告，1945年2月18日，《党史通讯》，1984年第8期。
(46)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4月版，第329、339页。
(47)《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版，第1111页。
二十九、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尽管时局仍旧笼罩着一片乌云，但谁都看得出来：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到来已经为期不远了。毛泽东一直坚信：“决定中国事情的，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①他在指导同国民党谈判的同时，密切注视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具体指导各敌后根据地和解放区军民准备夺取抗战最后胜利。
这种准备是从一九四四年春天开始的。
这一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提出：我们要准备担负不论在何种情况下把日寇打出中国去的重大责任，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必要准备：一是在继续抗战中使我党我军和我们的根据地更加发展和更加巩固；二是准备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武装起义，并且学习管理工商业。毛泽东说：“没有这种准备，我们也就不能把日寇赶出去，也就不能解放全中国。”②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向哪里发展？毛泽东早就确定了一项十分明确的原则：只能向日本侵略军占领下的敌后地区发展，也就是从侵略者手中光复失去的国土，而不能向国民党统治区域去发展。一九四四年，日军实行“一号作战”的计划，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河南、湖南、广西等大片国土沦丧，当地民众迫切期待有人领导他们起来反抗侵略者。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当机立断，确定开辟河南、发展苏浙皖、进军湘鄂西。用毛泽东的话来概括，就是“蒋介石丢到哪里，我们就到那里。”③
人们可以从比较中得到一个突出的印象：一边是正面战场出现震动中外的豫湘桂大溃退，一边是敌后战场进入大规模的反攻作战，一个是后退，一个是前进，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四月二十二日，日军沿平汉铁路向河南中西部发动进攻的第五天，毛泽东立刻命令八路军袭击它的后背，“乘机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展豫西工作基地。”④八路军冀鲁豫军区派一部兵力南下豫东；太岳军区派两个团过黄河挺进豫西；新四军第五师组织七个连沿平汉铁路北上河南；新四军第四师派部西进豫皖苏地区。各部队相互配合，经过短短半年多的时间，迅速打开局面，收复了原被日军侵占的大片土地，将华北、华中两大解放区连结在一起。
对苏浙皖地区的发展，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是为了配合将来美军的登陆作战，准备夺取杭州、上海、苏州、南京一带的大城市。八月三日，毛泽东、刘少奇、陈毅向华中局发出指示，要求他们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使上海、杭州两城及沪杭路完全处在“我们游击战争紧紧包围之中”⑤。十二月，在粟裕指挥下，新四军南下部队分两路渡江，开始了发展东南的任务。为了加强这个地区的工作，毛泽东、刘少奇要求新四军军部考虑建立苏浙军区，以粟裕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苏南和浙东的军事活动。一九四五年一月，苏浙军区成立。
派八路军一部南下进军湘粤赣，是毛泽东这时的一项大胆战略决策。这是日军沿粤汉铁路南下时夺占的土地。毛泽东的考虑是：太平洋战争后期，如果日军向山东等沿海地区退却集结，这支部队便可以转入反攻，收复更多失地。战后，万一蒋介石发动内战，它也能牵制南方一翼，掩护各解放区自卫作战。⑥这个行动的特点是远离根据地，完全独立地作战，因此，中共中央对这一行动格外慎重，经过了多次讨论，反复研究。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最后商定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决定派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主力南下，在湖南湘水和资水之间以衡山为中心建立根据地。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等八人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南征部队命名为八路军第一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王震为司令员，王首道为政治委员。
毛泽东十分关心这支部队的南下行动。他在中央党校大礼堂向准备去前线的干部作报告说：国民党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中国人民要解放，中国要得救，只有共产党才有办法。全国老百姓都仰望着我们。所以，“我们要尽量发展自己，要百分之百地发展自己的力量”。“就现在的环境看，还需要大大的发展，广东、湖南、河南都可以大发展。”⑦他在这次讲话中以柳树和松树来生动地譬喻共产党员的机动性和原则性，他说：共产党员好像柳树一样，到处插下去就可以活，长起来。但柳树也有缺点，容易顺风倒，所以还要学松树，挺而有劲。柳树有机动性，松树有原则性，柳树可亲，松树可靠，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可亲、要可靠。
毛泽东约见王震时还对他说：“战争越扩大，革命越发展，战争越持久，革命越深入。我们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到日本军队的后面去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解放自己，推翻敌伪的残酷统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⑧
十一月一日，即将出发的南下支队在延安东关机场举行誓师大会。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出席了大会。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毛泽东开始讲话。他说：你们这次到南方去，到敌人的后方去插旗帜，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是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你们将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前途是光明的。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⑨王首道回忆说：“毛主席的讲话，为我们南征从指导方针、政策、策略和工作方法等方面指明了方向，武装了思想。”⑩
后来，由于战争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日本的投降比人们的预料到来得更快，南下支队进军湘粤赣的计划没有全部实现。但是，他们在近一年的时间中，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等省，到处撒下革命的火种，对发展这些地方的革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做好城市工作，是中共六大决议中就提出来了的。但是，十年内战中，没有条件去实现它。一九四四年春天，毛泽东重新提出这项任务，并且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这是客观形势所决定的。那时，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有很大的发展，日本侵略者所占领的大城市和交通要道都处在这些抗日根据地的包围之中，而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却远在中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黄河以北几乎没有国民党精锐部队的踪迹。因此，预计当抗日战争进入大反攻阶段，八路军和新四军完全有可能首先进入这些大城市。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军民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结果，也是一种历史的机遇。毛泽东认为，在这样有利的形势下，再不提出这个任务，“我们在抗战中将犯大错误”⑾。
六月五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讨论并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这份指示明确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指示》要求各级领导：“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来执行，“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著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⑿会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以彭真为主任。会议还建议中共七大的议程中增加城市工作这一项。九月一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又决定：中央及各中央局、分局、区党委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及城市工作部，中央城市工作部以彭真为部长、刘晓为副部长，来进行这方面工作的准备。
为了战胜日本侵略者，在经济工作和文化工作方面都需要积极地做好准备。
为什么需要做好经济工作？毛泽东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的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⒀毛泽东号召所有的共产党员都要学习经济工作。他又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还是处在个体经济和被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农村环境中，这就要采用“军民两方同时发动大规模生产运动这一种办法”⒁。
在农村，怎样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个很大的问题。农民是分散的个体生产者，使用着落后的生产工具，在抗日战争的条件下大部分土地又还为地主所有，农民仍受着封建的地租剥削。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毛泽东提出：必须“采取减租减息和组织劳动互助这样两个方针”。⒂减租可以提高农民的生产兴趣，劳动互助可以提高农业劳动的生产率。毛泽东要求基层干部用极大的精力帮助农村群众开展生产运动。他说，这样做，几年之内农村就会有丰富的粮食和日用品，不但可以坚持战斗，可以对付荒年，而且可以贮藏大批粮食和日用品，以为将来之用。
民众要进行生产，部队能不能从事生产呢？有人认为部队从事生产就不能作战和训练了；机关从事生产就不能工作了。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毛泽东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以大量事实说明：不但在敌后解放区中那些比较巩固的根据地内的民众可以生产，军队也可以生产。他提倡各地学习晋察冀游击队的生产经验，为大反攻积极准备物质基础。毛泽东在社论中强调：“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⒃
对文化工作，毛泽东提出的口号是：“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⒄这时，在一百五十万人口的陕甘宁边区内，还有一百多万名文盲，迷信思想仍严重地影响着广大群众。毛泽东认为：“这些都是群众脑子里的敌人。我们反对群众脑子里的敌人，常常比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还要困难些。”⒅他号召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他要求广大干部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应该坚持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
到一九四四年底，国际形势变化得很快。毛泽东估计：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就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上提出解放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为迎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努力。毛泽东鼓舞人心地指出：“一九四五年应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更大发展的一年。全国人民都希望我们解放区能够救中国，我们也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我希望我们解放区的全体军民一齐努力，不论是共产党人与非共产党人，都要团结一致，为加强解放区抗日工作而奋斗，为组织沦陷区人民而奋斗，为援助大后方人民而奋斗，为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奋斗。”⒆
一九四五年一开春，国内形势就出现可喜的发展势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继续展开局部反攻，华北和华中各大城市都处在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包围之中。八路军、新四军发展到九十一万人，民兵有二百二十万人，十九块抗日根据地的人口已经接近一亿。
世界反法西斯战场的形势也令人振奋。在欧洲战场上，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苏联红军攻克柏林，德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也乘胜不断向日本本土进逼。中国人民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日子已指日可待了。
这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时刻。
就在这个历史时刻，人们期待已久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在同一个时刻，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也在重庆拉开帷幕。两个大会，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代表着两个完全不同的中国之命运。
为了开好七大，中国共产党做了长期而充分的准备。四月二十一日，在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说明大会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他满怀深情地对大家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二十四年中，“尝尽了艰难困苦，轰轰烈烈，英勇奋斗”。“从古以来，中国没有一个集团，像共产党一样，不惜牺牲一切，牺牲多少人，干这样的大事”。他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指出：“大会的眼睛要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然就要影响大会的成功。大会的眼睛要看着四万万人，以组织我们的队伍。”“我们现在还没有胜利，力量还小，前面还有困难。”“所以我们必须谨慎谦虚，不要骄傲急躁，要戒骄戒躁。”“事情总是不完全的，这就给我们一个任务，向比较完全前进，向相对真理前进，但是永远也达不到绝对完全，达不到绝对真理。所以，我们要无穷尽无止境地努力。”最后，他向全党发出号召：“我们要继续抓紧马克思主义的武器，要有自我批评的精神，全党团结如兄弟姐妹一样，为全国胜利而奋斗，不达胜利誓不休！”⒇
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七大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隆重开幕。
这座风格别具的礼堂是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为迎接七大而自己动手修建的。主席台正中悬挂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两边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画像。主席台上方的红色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这十二个醒目的大字同会场后面的题词“同心同德”，烘托出会议的主题。大厅两侧的墙边插放着二十四面红旗，象征中国共产党二十四年的奋斗历程。插放红旗的V字型木座是革命胜利的标志。当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和二百零八名候补代表带着一百二十万党员的重托走入会场后，庄严肃穆的礼堂充满了团结喜悦的气氛。雄壮的国际歌声响起，任弼时宣布大会开始。
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毛泽东致开幕词，言简意赅，吸引住了全场的代表。他说：
“我们这次大会是关系全中国四亿五千万人民命运的一次大会。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的（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引者注）；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指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引者注）出来。我们这个大会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全中国人民解放出来。这个大会是一个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大会，是一个团结全中国人民、团结全世界人民、争取最后胜利的大会。”
“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21)
面对这样的两条道路和两种命运，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和方针是什么呢？毛泽东坚定不移地回答：“我们应当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前途和光明的命运，反对另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我们的任务不是别的，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为着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建设一个独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统一的、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第二天，毛泽东向中共七大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这份报告是在广泛听取代表意见的基础上，三月三十一日在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上讨论通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