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毛泽东传》》 · 金冲及 主编 · 2026-07-25
八月十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决策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国共两党关系和统一战线等问题的报告和结论。报告中说：蒋介石对日的基本方针，在战略上没有变，但他准备开国防会议，实行局部的对日作战，战术是变了；战术既大变，将来有可能影响他们战略的动摇。报告说：我们三月提出谈判的五条原则后，他们在五月答复时提出四项办法〔注：（一）欢迎共方武装部队参加对日作战；（二）共方武装参加抗战待遇同中央军；（三）共方有何意见可向即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四）共方可选择一些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理想⒃〕。从这可以看出蒋介石有动摇的可能。他们五届二中全会来信对谈判又提出新的四条〔注：蒋介石在《苏俄在中国》中称这四条是：“（一）尊奉三民主义；（二）服从蒋委员长指挥；（三）取消红军改编为国军；（四）取消苏维埃，改为地方政府。”〕这新四条同五月的四项办法有些变化，现在是着重统一，对红军开赴绥远抗日没有提。“我们愿意和南京谈判，现在还是继续这个方针。”从蒋介石的态度来看：“现在总方针变了，现在是巩固他的统治。从前和我们无往来，现在有些改变了，现在他也来谈统一战线，他可能改成国防政府，但要他统一指挥，使群众对他改变态度，使日本退步。他想利用这一民族运动，不愿站在敌对地位。”我们应当承认南京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力量，为要达到真正的抗日，必须要经过这样中间的过程，我们可以和他谈判。“我们唯一的要求是真正的抗日。”⒄毛泽东还在结论中提出：蒋介石总是说先统一后抗日，我们是要他先给抗日的民主，要看他做到怎样程度，才同他讲统一。“我们又要抗日，又要统一。”“‘抗日必须反蒋’，现在不适合。现在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同时也指出：要注意提高对同盟者的警戒性，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⒅
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和结论，确定以国民党、蒋介石作为今后谈判的主要对手，决定发表公开宣言和秘密文件。这次会议标志着由“抗日反蒋”向“逼蒋抗日”过渡的结束，决定了全党实行“逼蒋抗日”的方针。
会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通报了这次政治局会议决定的战略方针：“认定南京为进行统一战线之必要与主要的对手，应与南京及南京以外之国民党各派，同时的分别的进行谈判”；“继续停战议和请蒋抗日的口号，目前阶段实行他不来攻我不去打……他若来攻，则一面坚决作战，一面申请议和”，“在抗日进军路上，遇到蒋介石部队和其他部队，实行先礼后兵政策”等。⒆
会议决定发表的“公开宣言”，就是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它叙述了中国共产党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的主张，严肃地批评国民党、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和它造成祖国大片河山沦丧的严重后果，同时也肯定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有了若干进步”，但仍不能满足全国人民强烈抗日的要求。在亡国灭族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再一次向国民党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它在最后明确提出“国共的重新合作”的建议：“关键现在是在贵党的手中”；“至于我们方面是早已准备着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全权代表，同贵党的全权代表一道，开始具体实际的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并愿坚决的遵守这个协定。”⒇
会议决定在党内所发的“秘密文件”，就是九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示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指示提出：“在日帝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之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我们目前中心口号依然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21)
九月中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目前政治形势和统一战线问题，又作了三次长篇发言，着重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和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问题。他说：对民族反日统一战线的领导，不是愿意不愿意，而是有力量领导和没有力量领导的问题。西欧国家的资产阶级和中国的资产阶级不同。中国是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力量薄弱，我们在大革命时联合了它。当前经济危机加深，日本压迫，“使民族资产阶级又有转变到革命方面的可能”。我们重新提出和资产阶级联合，有苏区、红军的存在，应当由共产党领导，才能实现抗日的胜利。事实证明，也只有共产党有力量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过，这样的领导还是要争取的，现在正在争。“我们现在要用各种办法，逼蒋抗日。”(22)他还说：加紧对南京政府以外的各党各派的统一战线工作，更能逼蒋走到抗日。会议为适应新的形势，决定改“人民共和国”为“民主共和国”，并作出《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会后，毛泽东草拟了《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在九月二十日前后脱稿。协定草案共八条，其中规定：为实行对日武装抗战，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建立民主共和国，从本协定签字之日起，双方立即停止军事敌对行为。国民党方面承认：停止进攻红军与进犯苏区，划定红军屯驻地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允许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自由，释放政治犯。共产党方面承认：红军不向国民党区域攻击，停止推翻国民党政权的言论与行动，抗日作战时，在不变更共产党人员在红军中的组织与领导的条件下，全国军队包括红军在内实行统一指挥与统一编制。这个协定草案的基本内容，成为后来国共谈判的基础，也是中国共产党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自从中央政治局确定了以南京政府作为主要的谈判对手以来，毛泽东在指导中共中央代表同南京政府进行谈判外，还直接致信南京政府的军政要员宋子文、邵力子、孙科、陈立夫和王均、朱绍良、毛炳文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主张“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他多次写信给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领袖，对他们的爱国行动表示敬佩。他还努力同地方实力派取得联系，分别写信给李宗仁、白崇禧、阎锡山、傅作义、宋哲元和各派政治势力代表冯玉祥、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等，争取他们对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理解与支持。
在这期间，毛泽东进一步加强了对张学良和杨虎城部的工作。九月，他派自己的秘书张文彬到西安同杨虎城谈判，达成了互不侵犯、双方在防区内取消敌对行动、取消经济封锁、建立军事联络等协议。张文彬作为红军代表留在西安，公开身分是十七路军总指挥部政治处主任秘书。十月初，毛泽东等又派叶剑英到西安张学良部作为中共中央的常驻代表，进一步开展对东北军、西北军和整个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
到一九三六年深秋，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关系进一步改善，步调更趋一致。在西北地区，已经初步形成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的新局面。
当然，南京政府政策的转变，走的不是一条笔直的路，中间又有不少波折。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实在太深了。在他看来，所谓“中共问题的解决”就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由他们收编。这自然是办不到的。因此，如果能用武力来强行解决，他仍认为是“上策”，还要再试一试。
当“两广事变”被南京政府以政治收买和军事讨伐的办法解决后，蒋介石认为又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对付红军和共产党了。他一面邀请周恩来在广州或香港会谈，一面调集军队“围剿”红军，胡宗南部就是在这时又调到西北向红军进攻的，想给红军以大的打击后再在谈判桌上讲条件。
处在从内战到抗日的转变关头，毛泽东善于运用灵活的策略，对蒋介石采取的多种手段，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军事上，他致电驻在张学良处的刘鼎，告诉他：“蒋介石向西北进攻，我方已有相当准备，立于防御地位予以打击，促其觉悟。”在政治上，当蒋介石邀周恩来前去会谈时，毛泽东指出：“先停战，后谈判。”蒋介石大举进攻西北的情况，使周恩来无法前去，但中共中央仍派潘汉年到上海去同南京方面谈判。从十月中旬至十一月十九日，他同南京政府代表陈立夫进行了三次会谈。陈立夫根据蒋介石的指令，态度十分强硬，提出在陕北的政权必须取消，红军只留三千，师长以上一律解职出洋等。这样，谈判只能搁浅。到十二月初，当陈立夫得知胡宗南部在山城堡挫败后，又派人到上海找潘汉年，表示国共谈判不能中止。
这时，毛泽东认为逼迫蒋介石停止“剿共”仍是目前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中心关键。十一月十三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对蒋的问题，现在还没有把握。”“然而蒋不一定是始终不变的。根据情况的变迁，有可能逼他走到与我们联合。”(23)十二月一日，他同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十八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24)
可是，蒋介石却视毛泽东等的忠告为软弱可欺，认为，红军的处境已难以为继，又变本加厉地调集三十万军队准备“围剿”红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十二月四日，蒋介石带着这批人和其他军政要员飞抵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施加压力。蒋介石住在临潼华清池附近的临时行辕里，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一）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作战；（二）如不愿“剿共”，就将东北军调往福建，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让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张学良、杨虎城无法接受这两个方案，痛哭流涕地向蒋介石“苦谏”，反又遭到蒋介石的严厉训斥。这就把张、杨逼到了绝境，加上西安各界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推动，终于驱使张、杨下定决心，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
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和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十多名军政要员，通电全国，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事变发生的当天清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及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25)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中共中央接到张学良电报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张国焘等在毛泽东住的窖洞里开会，商量处理西安事变的方针政策。毛泽东、周恩来在同一天复电张学良：“提议立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线，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线。”“红军担任钳制胡（宗南）、曾（万钟）、毛（炳文）、关（麟征）、李仙洲各军。”“恩来拟来兄处协商大计，如何盼复。”(26)
十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因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很突然，情况还不很清楚，有待进一步了解和观察，会上对许多重大问题只是交换意见，需要在进一步弄清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毛泽东先发了言，最后又作了结论。他在发言中提出一个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对这一事变的态度怎样？应该拥护，还是中立，或反对？应该明白确定，是不容犹豫的。”他断言：“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的意义”，“就是在他的自卫的出发点上也是革命的”，“是应该拥护的”。他说：蒋介石最近立场虽是中间的立场，然在“剿共”一点上还是站在日本方面的。这一事变的影响很大，打破以前完全被蒋介石控制的局面，有可能使他部下分化转到西安方面来，同时也要估计到他的嫡系胡宗南、刘峙等进攻潼关，威胁西安。在兰州、汉中这些战略要点，我们应立即部署兵力。他当时的设想是：“我们应以西安为中心的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以西北为抗日前线，影响全国，形成抗日战线的中心。”他着重提出：“我们的政治口号：召集救国大会。其他口号都是附属在这一口号下，这是中心的一环。”(27)与会者还有九个人发了言，其中讲得最激烈的是张国焘。他说：“在西安事件意义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内乱是不是可免？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问题。”“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应该讨论怎样来实现。”(28)
张闻天不同意这个意见，说：“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29)毛泽东在作结论时说：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历史事变的新阶段。在这个阶段，前途摆着许多通路，同时也有很多困难。敌人要争取很多人到他们方面去，我们也要争取很多人到我们方面来。针对张国焘“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的说法，毛泽东强调：“我们不是正面的反蒋，而是具体地指出蒋的个人的错误，”“又要反蒋，又不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30)当天中午，毛泽东、周恩来再次电告张学良：“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31)周恩来等先到延安，十七日乘坐张学良专机抵达西安，协助张学良、杨虎城处理事变。
周恩来在十七日到达西安，立刻同张学良面谈，且于当夜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报告国民党中央军刘峙部已以五个师入潼关、逼渭南。“张拟以杨部控西安，东北军主力集渭水北备战，决战必使红军参加。”他已同张学良商定红军南下延安、庆阳一线接防。电报中还报告说：蒋鼎文已释放，持蒋介石信令停止内战，宋子文明日来西安。“我们商定条件：（一）停止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日。（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32)第二天，周恩来又两次来电报告情况：“南京亲日派目的在造成内战，不在救蒋。宋美龄函蒋：宁抗日勿死敌手。孔祥熙企图调和，宋子文以停战为条件来西安，汪将回国。”(33)这些都为中共中央的决策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情况和建议。
在收到周恩来来电的同时，毛泽东又获悉：日本外相十七日声言，南京若与张、杨妥协，日本将不能坐视；日本关东军发表声明，要求南京“反共防共”。他和张闻天、博古等商定，主张有条件地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十八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表示“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要求国民党：“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并表示：“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否则糜烂横政，民族生存与贵党生命均将为贵党错误的政策而断送干净也。”(34)
十二月十九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这时，西安事变发生后各方面的情况已比较清楚，中共中央已有可能明确地提出自己的方针。毛泽东在会上做了报告和结论。他在报告中说：“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的一切注意力都集中在捉蒋介石问题上，动员一切力量来对付西安，把张杨一切抗日主张都置而不问，更动员所有部队讨伐张杨，这是西安事变发生后所引起的黑暗方面的表现，这是对于抗日不利的。”我们必须指出：“目前问题主要是抗日问题，不是对蒋个人的问题，盲目的拥护蒋个人而不问抗日是完全不对的。”他接着说：在另一方面，西安事变的发生是由于南京政府不立刻对日抗战、尤其是由于蒋介石的“剿匪”政策所造成的。它“能更促进抗日（力量）与亲日（力量）的分化，使抗日战争更为扩大，这是光明的一面”。我们应该“坚定地站在抗日的立场，对于好的方面发扬，对于黑暗方面给以打击”。他明确地提出反对使内战扩大，也就是争取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主张，说：“我们主要是要消弭内战与不使内战延长。”当时，苏联《真理报》两次发表评论，指责西安事变是日本人造成的。毛泽东不同意苏联的这种说法，指出：“日本说苏联造成，苏联说日本造成，双方对于事实的实质都有抹煞。”他坚持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表示：“我们准备根据这样的立场发表通电，国际指示还未到，或者要隔两天再发。”(35)
会议讨论时，政治局内部的意见很一致。博古表示：“我完全赞成毛主席这个解释。”我们应着重指出，目前的问题是抗日不抗日的问题，不是蒋个人的问题，“不采取与南京的对立”。(36)张闻天说：“我们的方针，应确定争取成为全国性的抗日，坚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方针。”“我们应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37)
毛泽东作结论指出：西安事变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是很大的。只有结束内战才能抗日。“现在应估计到这次是可能使内战结束。”“我们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38)
会议通过《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提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同时，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联名向南京、西安当局发出通电，表明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由于政治局内部意见已很一致，这个通电并没有等候共产国际的来电，就在十二月十九日当天发表了。
为了实现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毛泽东在十九日这一天就起草并发出十四份电报。其中，发给在西安的周恩来的电报有十一份，通报了中央的决定并提出具体的工作部署。发给在前线指挥军事的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有两份，命令他们率领野战军急行军直达长武待命，并派八十一师和二十八军开赴延安接受任务，给张杨以实际的援助。还致电在南京的潘汉年：“请向南京接洽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之可能性，及其最低限度条件，避免亡国惨祸。”
共产国际的来电，是在第二天（二十日）收到的。它的内容和中共中央已经作出的决定基本一致。毛泽东立刻在当晚八时把它转发给周恩来。共产国际来电的全文如下：
“既然发动已成事实，当然应当顾及实际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在下列条件基础上，坚决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这一冲突。甲、用吸收几个反日运动的代表即赞成中国统一和独立的分子参加政府的方法来改组政府。乙、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丙、停止消灭红军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丁、与同情中国人民反抗日本进攻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但不要提联合苏联的口号。”(39)
潘汉年那时正住在南京宋子文公馆里。这是因为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宋美龄急于了解中共的态度，经过宋庆龄的介绍，潘汉年从上海到南京住进了宋公馆。他收到十二月十八日的《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立刻把它交给宋子文转送国民党中央。他还以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代表的特殊身分，从旁支持宋美龄等力排众议，主张和平营救蒋介石。当他接到毛泽东十九日的密电后，又把刚刚译出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立刻交给宋子文，并说：宋委员最了解张学良将军，他一定会热情欢迎您去西安的。宋子文认为潘汉年这个话反映了中共的意向，就在经过同亲日派的辩论后获准“以私人资格前往西安”。二十日上午，宋子文由顾问端纳陪同飞抵西安。张学良在见到宋子文时，坦率地告诉他：只要蒋答应张、杨通电中的八项主张，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将一致同意释放蒋介石。随后陪同他一起去见蒋介石。周恩来也明确转告宋子文：中共并未参与此事，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他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第二天，宋子文飞回南京。
毛泽东在二十一日又致电潘汉年，提出同南京政府谈判的五项条件，要他立刻向陈立夫等提出，并且表示：“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先生之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40)
潘汉年立刻向陈立夫等提出，并且从旁促进宋美龄去西安。二十二日，宋美龄接到张学良欢迎她前往西安的电报后，立刻在端纳、宋子文等陪同下飞赴西安。
周恩来在西安极为复杂的环境中，机智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方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双方谈判创造了良好条件。谈判从二十三日上午开始，南京方面出席的有宋子文，后来又加上宋美龄，西安方面出席的有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谈判一开始，张、杨重申他们在通电中提出的八项主张，周恩来也说明中共的六项主张。经过两天谈判，宋美龄和宋子文对谈判的一些问题都作了明确的承诺。
谈判结束后，周恩来由宋氏兄妹陪同去见蒋介石。蒋介石当面向他作了表示。那就是周恩来当时向中共中央所报告的：
“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41)
张学良以为蒋介石已经承诺了和谈条件，又怕时间久了在内部会横生枝节，经宋子文请求，就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同意蒋介石离开西安。他事前没有告诉别人，连周恩来也没有通知，下午三点多拉着杨虎城陪同蒋介石夫妇乘车直奔机场。蒋介石临行时对张、杨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42)看重义气而经验不足的张学良，陪送蒋介石回南京后，反而遭到蒋介石的扣留和囚禁，长达半个多世纪。
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对西安事变的意义作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西安事变成为国民党转变的关键。没有西安事变，转变时期也许会延长，因为一定要一种力量逼着他来转变。西安事变的力量使国民党结束了十年的错误政策，这是客观上包含了这一意义。就内战来说，十年的内战，以什么来结束内战？就是西安事变。西安事变结束了内战，也就是抗战的开始。”
他进一步分析西安事变能够造成这个转变实现的原因：“西安事变这样的收获不是偶然的，因为国民党已开始动摇，酝酿了很久。”“他们内部矛盾发展到最高度，所以西安事变便解决了这个矛盾。这是酝酿成熟、时局转变的焦点。西安事变是划时代转变新阶段的开始。”
他也清醒地看到，西安事变虽然取得了这样重大的收获，并不是什么问题都已解决了，中间还会发生障碍，今后的任务还很艰巨。他说：“国共合作虽然说了很久，尚未实现。联俄问题，亦在动摇中。”“西安事变仍是在发展中，我们应该教育落后（分子），更多的争取中间分子。”但他对前途是乐观的，在作结论时说：“关于内战是否结束？我们应该说基本上是结束了。至于前途，不是内战或是抗日的问题，而是抗日迅速与迟缓问题。”(43)当事态正处在发展变动中的时候，毛泽东就作出这样明确的判断是很及时的，也是富有预见性的。
西安事变是在非常特殊的环境中发生的。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说来，它来得很仓促，不可能在事前作准备，中间又经过不少曲折。党必须根据急速变化着的政治局势，迅速作出判断和处置，这实在是很难很难的事情。尽管在有些问题上对情况的了解和认识不能不有个过程，但从大的方面说，党对事变独立作出的各项决策是及时而恰当的，从而实现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目标，为全民族的团结抗战打开了通道。这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在政治上的成熟。
蒋介石在西安时虽然对停止内战、合作抗日作出了重大承诺，但他回到南京后，态度又有变化，时局的发展出现过一些曲折。这也是毛泽东已经预见到的。
一九三七年元旦，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博古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南京内部斗争甚烈，亲日派不甘心下台，有最后挣扎、扣留张学良、进攻西安的危险。并作如下处置：与杨虎城、王以哲等商议团结对敌，秘密通令东北军、西北军紧急动员，防御亲日派进攻，红军准备进至兴平、扶风策应，加紧晋、绥、川、桂、直、鲁的活动，反对内战。同一天，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潘汉年，指出：共产党“赞助国民党一切有利于救亡图存之改革”，愿与陈立夫、宋子文、孙科、冯玉祥各方面“商洽团结一致挽救危局之方法”。(44)
第二天，毛泽东针对南京政府扣留张学良后又向西安进兵、西安内部群情激愤的事实，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进一步提出：“自从释蒋后，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目前我们的方针，仍是要打击右派，争取中派，所不同的，对军事上应有准备，对西安更要积极地帮助与团结。”“现在不仅是西安问题，而是全国问题。”(45)同一天，中革军委主席团致电前敌总指挥彭德怀、任弼时及各军团首长：为策应东北军与十七路军积极作好准备，反对敌人的分化孤立政策，巩固西北抗日联合的胜利，推动时局的发展。
西安事变后几天，原来在延安的东北军就撤向西安一带集中。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由红军接管延安。中共中央机关随即从保安迁往延安。毛泽东也在一月十三日一起来到延安。他们在路上走了四天时间。快进城的时候，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延安，在陕北来说是个大地方，现在群众还不了解我们，我们一定要很好地联系群众，要注意群众纪律，要对群众多做宣传工作。从这时起，他在延安工作和生活了整整十年。
一月二十四日，他在延安出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报告了同国民党谈判的情况。谈到国民党中央军继续由潼关西进时，他说：“对西安事件的分析，第一个阶段是进兵，第二个阶段是趋向和平。所以能趋向和平，就是因红军靠近张杨。现在已一般的趋向和平了。”(46)在讨论中，他再次发言说，对即将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应该有表示，应该有新的问题。比如：说明我们要建立的不是西班牙那样的人民阵线，而是民族阵线；说明西安事变中我们的立场是和平解决，放了蒋介石以后我们军队开去还是为着和平；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国成立，我们就愿意成为统一的区域，苏区是特别的，但也归他管辖。
经过毛泽东、张闻天等的酝酿和起草，二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过了《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电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五项要求是：“（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电文明确表示，如果国民党三中全会将这五项要求定为国策，中国共产党为了达到全国一致抗日的目的，愿意作出如下四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47)
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是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机深重的新形势下在政策上的重大转变。这样做，需要有很大的政治勇气。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时说：“此电发表，各方面看法是不同的：托派必说我们投降，左派怕我们上当。然而在政治上是可以说明的，是可以表示我们真正抗日团结御侮决心的。”(48)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在第二天发出后，得到全国民众的热烈支持，并且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在二月十五日召开的国民党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十多人提出了恢复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虽然仍使用反共的语言，但所提的谈判条件同中国共产党所提的条件在实际上是相近的。这表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当局正在接受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
中国共产党提出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后，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停止了反对国民党的活动，停止了没收地主的土地，准备改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准备在苏区用民选的政府代替苏维埃制度等。南京方面，也作出积极的反应：停止对红军的进攻，取消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而且拨发红军作为国民革命军部队应得的饷金的五分之三，即三十万元。
为了使国民党的政策进一步转变，从二月份起，周恩来等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三地同国民党代表进行谈判。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红军改编后的编制、人数、设不设总指挥部，苏区地位、行政长官人选，两党合作的形式及纲领，共产党公开活动的时间等问题上。当周恩来在杭州直接同蒋介石谈判后返回延安途中，毛泽东曾电告彭雪枫：“与南京谈判，在红军、苏区方面以保证我们的绝对领导为原则，在两党关系方面以保证我党独立性为原则，这些方面绝对不能让步，对方已大致承认。”(49)由于蒋介石还缺乏足够的诚意，谈判中对许多重大问题一时还没有取得结果。
为了推动“联蒋抗日”方针的实现，毛泽东多次写信或致电给蒋介石、阎锡山、杨虎城、孙蔚如、王以哲、宋哲元、李宗仁、白崇禧、刘湘、何香凝等，力陈抗日救国大义。五月，他亲自布置并接待了十年来第一个担负和平使命前来苏区的国民党中央考察团，表示要实现国共合作，打日本，救中国。
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多次接受外国记者的采访，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三月初，他在延安凤凰山住处会见美国进步作家和记者史沫特莱。毛泽东对她说：我们的民族统一战线是抗日的，不是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而只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要求英、美、法等国同情中国的抗日运动，至少保持善意中立。有人说共产党倡导人民阵线，这是不对的。因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是民族战线，包括全民族一切党派及一切阶级，只除汉奸在外，这比起法国或西班牙的人民阵线来广泛得多。没有疑义的，共产党的这种步骤是对国民党一个大的让步，但这种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迫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政策的转变诚然至今还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业已开始了它的转变，三中全会的决议，可以看到这种转变开始的证据。
关于对三民主义的态度问题，毛泽东说：我们老早就是不仅信仰共产主义，而且同时也信仰过三民主义的。不然，我们为什么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能够加入国民党呢？我们党中曾经有若干人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及省党部委员，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现在的任务是必须为真正实现革命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这就是说，对外抗战求得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民主自由，求得建立普选国会制、民主共和国的民权主义，与改善人民生活，求得解除大多数人民痛苦的民生主义。这样的三民主义与我们现时政纲，并无不合，我们正在向国民党要求这些东西。至于我们还信仰共产主义，那是不相冲突的，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曾经同意我们同时信仰共产主义。只要当前革命政纲取得一致，即构成了团结救国的基础，即可泯除一切猜疑，走上共赴国难的轨道。(50)
毛泽东把这次谈话的记录稿又带一份给埃德加·斯诺，附信说，这表示“我们政策的若干新的步骤”，请他广为“宣播”；也把这个记录稿寄一份给上海《大公报》的记者范长江，请他在可能时把它发表。
一个月后，毛泽东又在延安同美国记者韦尔斯谈话。他说：国共谈判仍在进行，最主要的是两党的共同政治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基础。纲领的原则在实现民族、民主及民生的任务。在抗日战争中阶级斗争问题应有适当的解决。我们要在正与国民党进行谈判中的共同政治纲领里提出：给工农以集会、结社、言论的自由，普遍的选举权；对工人必须改良待遇、改善劳动条件；对农民应减租减税，关于土地问题应以立法及其他适当手段解决。民主制度是对日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非它不可。没有广大人民的要求与推动民主运动，则民主政治不会实现。全国各界各党各派应团结起来为争取民主权而斗争。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实际上接受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政策，标志着“联蒋抗日”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毛泽东及时提出新阶段的任务。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一日，在中央政治局听取博古关于西安事变经过的报告后，毛泽东说：“我们过去最大部分的工作是用在西北，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全国工作的布置更为需要。”他说：我们致国民党三中全会通电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为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着抗日。对于土地问题，在大阶段来说是不放松的，但在目前阶段是应停止没收土地的。苏维埃制度过去十年的斗争是对的，现在改变也是对的。“应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解释清楚的责任”。(51)
这时，一个惨痛的损失是西路军在河西走廊的失败。他们自一九三六年十月下旬渡过黄河以西，到一九三七年三月，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孤军奋战四个月，歼敌二万多人，表现了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同南京政府交涉，要他们下令正在河西走廊不断攻击西路军的马步芳部停战让防，又派人去青海同马步芳谈判，要他们停止攻击。由于他们毫无诚意，谈判没有取得结果。三月五日，由刘伯承、张浩率领的援西军出发西进。不久，因西路军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失败，援西军停止西进。
三月二十三日至三十一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任务。毛泽东在发言中讲了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中日矛盾与中国国内矛盾问题。他说：有许多原则有进一步明确的必要。（一）中日矛盾是主要的，国内矛盾降到次要的地位。对国内阶级关系发生变化，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会议决议是估计到了，但对蒋介石的变化没估计到。中日矛盾是基本的主要的，在政治事变中证实了这一估计，国民党三中全会就是一个明证。我们的政策的变化，国民党的政策的变化，主要的根据就是这一主要矛盾。（二）三民主义的革命的方面，与我们现时的政纲不是相冲突的，我们应当拿起这一武器。三民主义在理论上也要改一改。（三）阶级斗争应该以照顾大局为原则，劳资两方面都要如此，采取协商办法，这种改良是革命的。土地革命现在不是主导的地位。（四）国民党的三中全会开始了国民党政策上的转变，从通过的决议看，是从妥协到抗战、从独裁到民主。这一转变，是由于日本的侵略、抗日派的扩大与我们的政治影响。从开始转变到彻底转变还要经过一些时期，还会有很多曲折。
第二，关于过渡阶段问题。他说：第一阶段争取和平已经达到了；从西安事变到抗日开始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是民主问题，“改善人民生活”不是主要口号，“立即抗日”也不是主要口号，主要口号是“准备抗日”。为了抗日要争取民主，是目前的主要任务，是这次政治局会议的主要议事日程。
第三，关于领导权问题。他说：资产阶级从来都是想使无产阶级服从它，做它的尾巴，这是应当着重说明的，并加紧对群众的教育。目前形势对我们更有利，政治攻势都在我们方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平运动、民主运动，都是我们创始的。(52)
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还讨论了张国焘的错误。毛泽东在发言中说：张国焘路线毫无疑义是全部错误的。张国焘的哲学，一言以蔽之是混乱，其中主要的东西是机械论和经验论。他只承认看得到的东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论反原则的。他只看到局部而看不到全体，只知有今天而不知有明天。由于进行科学的分析，所以我们能预见运动的法则，在军事上即是有战略的头脑，这正是张国焘所缺乏的。会合后，中央要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动。他要用枪杆子审查中央的路线，干涉中央的成分和路线，这是完全不对的，根本失去了组织原则。张国焘在分裂红军问题上做出了最大的污点和罪恶。张国焘入党以来，还曾有若干阶段是在党的路线下工作的，但他的机会主义历史问题是必须要指出来的。我们应该用诚恳的态度要求张国焘转变，抛弃他的错误，今后从头干起。(53)三十一日，会议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议》。
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后，为了迎接全民族抗日的新形势，中共中央于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来自苏区、国民党统治区和红军中的党的正式代表二百十八人，列席的有六十四人。这是一次人数众多、代表性广泛、意义重大的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政治报告，并根据会议讨论的结果，作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毛泽东在政治报告和结论中，着重论述了三个问题。
首先，他从分析九一八事变以来民族矛盾和国内矛盾关系的变化状况出发，由此确定党的任务和方针。他说：“由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而产生的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形成了目前形势的新的发展阶段。”他敏锐地指出：“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这就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我们的统一战线是包括资产阶级及一切同意保卫祖国的人们的，是举国一致对外的。”他又冷静地估计到：国内矛盾虽已变为次要和服从的东西，但依然存在，需要适当地调整，这就是还要提出民主政治、改良生活等方针的由来。从一九三五年一二九运动开始的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从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开始的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这些都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在结论中，他批评了那种由于片面地或表面地看问题而形成的否认国民党已开始转变的“左”倾观点，指出这种观点看不见旧阶段的结束和新阶段的开始，因而不敢提出新任务，不敢前进一步。
其次，他提出并阐明目前阶段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三位一体的任务。他说：和平已实现，但并不巩固，也不等于抗战已经实现。为了巩固和平，实现抗战，必须具备一个必要的条件，即争取民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结论不是回到“停止内战”或“争取和平”的旧口号，而是前进一步，提出“争取民主”的新口号，只有这样才能巩固和平，才能实现抗战。他批评那种认为“强调民主是错误，仅仅应该强调抗战”的看法，指出：“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所以，必须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第二，保障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包括释放政治犯、开放党禁等。
再次，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教训，阐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极端重要性。他尖锐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无产阶级怎样通过它的政党实现政治领导呢？毛泽东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政治口号的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第二，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发挥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成为实现政治口号所提出的任务的模范；第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巩固和发展与同盟者的关系；第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最后，他号召全党不断提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尽速造就德才兼备干部，增强党内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和遵义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这次会议和中共中央接着召开的白区代表会议，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作了重要准备。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7日。
②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3月27日。
③ 毛泽东、彭德怀给张闻天的电报，1936年4月9日。
④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11月版，第34、35页。
⑤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1页。
⑥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6年5月28日。
⑦ 毛泽东：《关于西南事变的谈话》，1936年6月8日。
⑧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6月12日。
⑨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0—31页。
⑩ 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1936年7月1日。
⑾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7月27日。
⑿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毛泽东联名写给张学良的信，1936年8月9日。
⒀毛泽东写给杨虎城的信，1936年8月13日。
⒁毛泽东写给杜斌丞的信，1936年8月13日。
⒂《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4、46页。
⒃谌小岑：《西安事变前一年国共两党联合抗日问题的一段接触》，《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
⒄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报告的记录，1936年8月10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结论的记录，1936年8月10日。
⒆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等联名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1936年8月12日。
⒇《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87、89页。
(21)《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87、89页。
(2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15日。
(2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1月13日。
(24)毛泽东、朱德等给蒋介石的信，1936年12月1日。
(25)张学良给毛泽东、周恩来的电报，1936年12月12日。
(26)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电，1936年12月12日。
(2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28)张国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29)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30)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3日。
(31)毛泽东、周恩来致张学良的电报，1936年12月13日。
(32)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7日。
(33)周恩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1936年12月18日。
(34)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中央电，1936年12月18日。
(3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6)博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7)张闻天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结论记录，1936年12月19日。
(39)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36年12月20日。
(40)毛泽东给潘汉年的电报，1936年12月21日。
(4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3页。
(42)《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73页。
(4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报告和结论的记录，1936年12月27日。
(44)毛泽东、周恩来给潘汉年的电报，1937年1月1日。
(4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月2日。
(46)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1月24日。
(4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57、158页。
(48)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2月9日。
(49)毛泽东致彭雪枫电，1937年4月1日。
(50)毛泽东会见美国作家、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1937年3月1日。
(51)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2月11日。
(52)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23日。
(53)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3月30日。
十八、总结历史经验
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特别是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和一九三七年上半年，毛泽东有一段时间能够比较集中地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和理论概括。
毛泽东在对待理论工作上有一个突出的特点，就是强调理论对于实践的依赖关系：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在他看来，有了正确的理论，才能使人们对事物的认识不停留在初级的感性阶段，而能通观客观过程的全体，认清事物的本质和它的内部规律性，用来自觉地指导行动；而这种正确的理论，一点也不能离开实践，只能从实践中来，再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和继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一段富有传奇性的艰险而曲折的道路。它在实践中取得过巨大的成功，也经历过一九二七年和一九三四年两次惨痛的失败；积累了许多超越前人的经验，也有过“左”的和右的沉重教训，其中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四年统治，更把党几乎引向毁灭的边缘。具有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但它是在红军长征途中举行的，只能对当时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作了变动，其他问题还来不及解决。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一次政治局会议谈到博古时说：“遵义会议纠正了他的错误，然而没有指出宗派主义、冒险主义，这个问题是路线上的错误。”①可见，他对党内存在的种种问题，正在从根本路线上进行通盘的审视。
这时，中国的政治局势也正处在重大的历史转折时刻，开始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面对着错综复杂、变化多端的国内外各种矛盾，客观形势的发展，迫切要求党内有统一的认识，对形势作出科学的分析，制订出正确的路线和策略。然而，党内的思想并不统一。关门主义（也就是宗派主义）、冒险主义以及作为它们共同思想基础的教条主义，仍然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策略的制订和执行。这些问题如果不能从思想理论的高度上加以解决，中国革命就不能前进一步。
陕北的相对稳定的局势，国内翻译出版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文章已能传送到这里，也都便于毛泽东有可能从理论上全面地回顾和思考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先后写下《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等重要著作，分别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思想路线上总结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教训，剖析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及时地回答了党所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并把这些现实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来分析，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发展作出创造性的贡献，奠定了党的思想理论基础。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是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结束后给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所作的报告。
在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以后，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的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国际关系和国内阶级关系都产生重大变化。“左”倾教条主义者在长时间内无视这种重大变化。毛泽东在报告里，一开始便从千头万绪的现实生活中，十分鲜明地指明了当前主要矛盾之所在。他说：“目前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全国人民的生存已受到严重的威胁。
毛泽东接着指出：“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他指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都是要求抗日的，而且是中国革命的最坚决的力量；小资产阶级也是要反抗的。现在他们眼看就要当亡国奴了，除了反抗，再没有出路；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他们具有两面性：既不喜欢帝国主义，又害怕革命的彻底性，但在今天殖民地化威胁的新环境下，他们是有变化的可能性的。即使是国民党营垒中，在民族危机到了严重关头的时候，在日本炸弹的威力圈及于全中国的时候，在斗争改变常态而突然以汹涌的阵势向前推进的时候，也是要发生破裂的。
基于对现实状况的分析，毛泽东得出结论：“目前是大变动的前夜。”“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
为了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强调指出，必须在党内反对两种错误倾向：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这个问题的提出，同样是以事实为依据的。他说：
“时局的特点，是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特点。这是事实，这是一方面的事实。现在我们又说，帝国主义还是一个严重的力量，革命力量的不平衡状态是一个严重的缺点，要打倒敌人必须准备作持久战，这是现时革命形势的又一个特点。这也是事实，这是又一方面的事实。这两种特点，这两种事实，都一齐跑来教训我们，要求我们适应情况，改变策略，改变我们调动队伍进行战斗的方式。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勇敢地抛弃关门主义，采取广泛的统一战线，防止冒险主义。不到决战的时机，没有决战的力量，不能冒冒失失地去进行决战。”
在这篇讲话中，他着重谈了反对关门主义的问题。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把统一战线和关门主义这两种不同的正相反的策略，作了强烈的对比：“一个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一个则依靠单兵独马，去同强大的敌人打硬仗。”究竟哪一种策略的道理是对的呢？他依然用事实来作回答：
“革命的道路，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活动的道路一样，总是曲折的，不是笔直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阵线可能变动，也同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可能变动一样。日本帝国主义决定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时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两个基本事实就是党的新策略即广泛的统一战线的出发点。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进攻的需要。只有这样的力量，才能把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打垮，这是有目共见的真理。因此，只有统一战线的策略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策略。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彩。”“关门主义的所谓‘纯粹’和‘笔直’，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向之掌嘴，而日本帝国主义则向之嘉奖的东西。我们一定不要关门主义，我们要的是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死命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②
毛泽东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报告，对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作了完整的分析和论述，系统地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为全党进入抗日战争作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他的论述，处处以正在发生巨大变动的客观事实为出发点，以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阶级关系的具体特点为出发点，反对那种不顾事实的、凝固而僵化的教条主义思想，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同中国革命的实践纯熟地结合起来，说明他的思想正在进一步走向成熟。
在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后，毛泽东又把注意力集中到党的军事路线上来。他说：“过去的革命战争证明，我们不但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③这就必须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经验，从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在经过长时间准备后，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他在陕北的红军大学作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略问题》的报告。
这个报告，也是党内在军事问题上一场大争论的结果。这场大争论，在长征前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已经激烈地进行着。瓦窑堡会议后，李德又不同意会议通过的东进的军事战略方针。他在一九三六年一月，向中共中央提出书面意见，根据敌我力量悬殊的状况，主张“巩固与发展苏区创造新根据地”，武断地认为“我们转入进攻是过早的”，“政治准备不充足”，结果就会“退却和逃跑”，以反对会议决定的“以发展求巩固”的方针。并且说“战争未发生以前，在我们这方面的应当避免能够引起苏日冲突的行动。”④生怕把苏联牵进到军事冲突中去。这种离开“发展”来谈“巩固”的主张，其实又是在重复他导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失败的那种单纯防御战略。从当时陕北的实际情况来看，更是不适宜的。毛泽东立刻指出，它是在革命进攻下的保守的单纯防御战略。这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开会时，讨论了李德的《意见书》，许多人在发言中批评李德的错误主张，并且作出决议：“战略决定由毛主席写。”⑤这件事，也促使他下决心系统地总结十年内战时期在军事斗争上的经验教训，来写这本书。
毛泽东对这件工作做了十分认真的准备。他通过各种渠道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到一批军事方面的书籍。他反复地精读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著作，认真研究德国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日本人写的关于外线作战的书籍等，还研读了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他后来多次讲到：在遵义会议时，有人说我打仗是照《孙子兵法》打的，其实我当时并没有看过这本书，倒是到了陕北后才读了这本书。他还组织一些富有实际经验的干部一起，联系中国革命实际来研究和讨论这些军事理论问题。
通过学习、讨论和研究，把中国革命战争中积累起来的丰富经验上升为理论。这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由来。
毛泽东在这部著作中指出：战争是有规律的。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而且还取决于双方的主观指导能力。因此，任何指导战争的人不能不研究和不能不解决这个问题。
他十分强调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必须懂得一般和特殊的辩证关系：“我们现在是从事战争，我们的战争是革命战争，我们的革命战争是在中国这个半殖民地的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的。因此，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他指出：战争情况的不同，决定着不同的战争指导规律，有时间、地域和性质的差别，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不能呆板地互相移用。
他又十分强调在研究战争规律时必须懂得全局和局部的辩证关系。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规律的东西。“战争的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于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如果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有了重要的缺点或错误，那个战争是一定要失败的。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自然，全局性的东西不能脱离局部而独立，全局是由它的一切局部构成的。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如果丢了这个去忙一些次要的问题，那就难免要吃亏了。
那末，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是什么呢？毛泽东指出：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的大国，而又经过了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第二、敌人的强大；第三、红军的弱小；第四、有共产党的领导和土地革命。第一个特点和第四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可能发展和可能战胜其敌人，第二个特点和第三个特点，规定了中国红军的不可能很快发展和不可能很快战胜其敌人，即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而且如果弄得不好的话，还可能失败。正是从这些特点，产生了我们的战略战术。
接着，毛泽东回顾了十年内战中以“围剿”和反“围剿”为主要形式的战争的历史经验，并且就九个问题作了说明：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反“围剿”的准备；战略退却；战略反攻；反攻开始问题；集中兵力问题；运动战；速决战；歼灭战。
在“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中，他写道：“积极防御，又叫攻势防御，又叫决战防御。消极防御，又叫专守防御，又叫单纯防御。消极防御实际上是假防御，只有积极防御才是真防御，才是为了反攻和进攻的防御。据我所知，任何一本有价值的军事书，任何一个比较聪明的军事家，而且无论古今中外，无论战略战术，没有不反对消极防御的。只有最愚蠢的人，或者最狂妄的人，才捧了消极防御当法宝。然而世上偏有这样的人，做出这样的事。”
在“战略退却”中，他写道：“战略退却，是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顾到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为了保存军力，待机破敌，而采取的一个有计划的战略步骤。可是，军事冒险主义者则坚决反对此种步骤，他们的主张是所谓‘御敌于国门之外’。”“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辟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
在“集中兵力问题”中，他写道：“集中兵力看来容易，实行颇难。人人皆知以多胜少是最好的办法，然而很多人不能做，相反地每每分散兵力，原因就在于指导者缺乏战略头脑，为复杂的环境所迷惑，因而被环境所支配，失掉自主能力，采取了应付主义。”“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如果不能恢复到这种地位，下文就是失败。”“主动地位不是空想的，而是具体的，物质的。这里最重要的，是保存并集结最大而有活力的军队。”他还着重地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在“运动战”中，他写道：“‘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就是今天我们的运动战的通俗的解释。”“一切的‘走’都是为着‘打’。我们的一切战略战役方针都是建立在‘打’的一个基本点上。然而在我们面前有几种不好打的情形：第一是当面的敌人多了不好打；第二是当面敌人虽不多，但它和邻近敌人十分密接，也有时不好打；第三，一般说来，凡不孤立而占有十分巩固阵地之敌都不好打；第四，是打而不能解决战斗时，不好再继续打。以上这些时候，我们都是准备走的。这样的走是许可的，是必须的。因为我们承认必须的走，是在首先承认必须打的条件之下。红军的运动战的基本特点，就在这里。”
在“歼灭战”中，他写道：“‘拼消耗’的主张，对于中国红军来说是不适时宜的。‘比宝’不是龙王向龙王比，而是乞丐向龙王比，未免滑稽。对于几乎一切都取给于敌方的红军，基本的方针是歼灭战。”“击溃战，对于雄厚之敌不是基本上决定胜负的东西。歼灭战，则对任何敌人都立即起了重大的影响。对于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对于敌，击溃其十个师不如歼灭其一个师。”“歼灭战和集中优势兵力、采取包围迂回战术，同一意义。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人民赞助、良好阵地、好打之敌、出其不意等条件，都是达到歼灭目的所不可缺少的。”
怎样才能学会正确地指导战争？毛泽东有一句名言：“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
这里，毛泽东特别强调主观和客观的一致。在指导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极其重要的：“学习战争全局的指导规律，是要用心去想一想才行的。因为这种全局性的东西，眼睛看不见，只能用心思去想一想才能懂得，不用心思去想，就不会懂得。”但他所说的“用心思去想”有一个前提，就是要和客观的实在情况相符合。他写道：“为什么主观上会犯错误呢？就是因为战争或战斗的部署和指挥不适合当时当地的情况，主观的指导和客观的实在情况不相符合，不对头，或者叫做没有解决主观和客观之间的矛盾。”“这里的关键，就在于把主观和客观二者之间好好地符合起来。”
毛泽东详细地描述了一个军事家正确地指导战争时的整个认识过程：
“指挥员的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指挥员使用一切可能的和必要的侦察手段，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然后将自己方面的情况加上去，研究双方的对比和相互的关系，因而构成判断，定下决心，作出计划，——这是军事家在作出每一个战略、战役或战斗的计划之前的一个整个的认识情况的过程。”
“认识情况的过程，不但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前，而且存在于军事计划建立之后。当执行某一计划时，从开始执行起，到战局终结止，这是又一个认识情况的过程，即实行的过程。此时，第一个过程中的东西是否符合于实况，需要重新加以检查。如果计划和情况不符合，或者不完全符合，就必须依照新的认识，构成新的判断，定下新的决心，把已定计划加以改变，使之适合于新的情况。部分地改变的事差不多每一作战都是有的，全部地改变的事也是间或有的。鲁莽家不知改变，或不愿改变，只是一味盲干，结果又非碰壁不可。”
毛泽东在这里叙述的认识过程，实际上已超越军事科学的范围，而具有一般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意义。它同以后《实践论》中的论述，只有一步之隔了。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形成的重要标志。它以对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为深厚根基，以实践为主要源泉，充满着实事求是的创造精神，具有鲜明的中国气派和特色。中国革命战争长时期内是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进行的。陈毅在中共七大的发言中曾作过这样的评论：中国革命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以小敌大”、“以弱敌强”。他说：“拿起落后的武器，和具有新式武器的敌人作战。我们是弱者，就不能斗力，斗力打不赢人家，我们就讲究斗智。因此我们战略思想最发达，我们的脑袋最发达，靠脑袋吃饭。”“以弱胜强，以小胜大，战略战术特别发展。这种军事思想为什么又和毛泽东的名字联系起来呢？就是他能根据这些特点，总结经验，现了毛泽东同志的天才。”⑥
政治路线也好，军事路线也好，都离不开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毛泽东清楚地看到：“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⑦
毛泽东到陕北后，就努力阅读他所能收集到的各种哲学书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到保安去访问他后，记述道：“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功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⑧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调原驻延安的东北军增援东线，延安由红军接管。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从保安迁到延安。到延安后，他又挤出不少时间，不分昼夜，发奋攻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书籍。现在保存下来的毛泽东在这个时期读过并作过批注的哲学书籍就有：西洛可夫、爱森堡等所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册）等。他在前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约一万二千字，在后一本书上所写的批注有二千六百多字。批注的内容大约有四类：原著内容的提要；对原著内容的评论；结合中国实际情况所发的议论；对原著中一些理论观点的发挥。郭化若回忆道：“有一次我在毛主席办公室内，看到桌面上放着一本《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我翻开一看，开头和其他空白处都有墨笔小字的旁批，内容全是中国革命中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这使我初步理解到毛主席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分析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并把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提高到理论水平上来，充实和发展马列主义。他这些旁批，后来就逐步发展成为他的光辉著作《实践论》。”⑨
一九三七年七、八月，毛泽东应红军大学（后来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的请求，向学员讲授唯物论和辩证法。总政治部把他讲课的记录稿整理出来，经他同意，打印了若干份。以后，毛泽东把其中的两节，经过整理，成为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是他对中国革命经验所作的一次更深刻、更系统的哲学总结，是他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成果，也是对曾经长期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看轻实践的教条主义这些主观主义思想的有力批判。
毛泽东在《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写道：“不从具体的现实出发，而从空虚的理论命题出发，李立三主义和后来的军事冒险主义与军事保守主义都犯过此错误，不但不是辩证法，而且不是唯物论。”⑩《实践论》就是以认识与实践的正确关系为核心，全面而系统地阐述和发挥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基本原则。
毛泽东从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这一唯物主义的根本原理出发，强调了认识对实践的依赖关系。他指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社会实践是推动人们的认识由低级向高级、由浅入深、由片面到更多方面的动力，也是认识真理性的标准和认识的目的。因此，“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
那末，人的认识究竟怎样从实践发生，而又服务于实践呢？毛泽东说：人的认识过程有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人在实践过程中，开始只是看到过程中各个事物的现象方面，看到各个事物的片面，看到各个事物之间的外部联系。”这是认识的感性阶段。“社会实践的继续，使人们在实践中引起感觉和印象的东西反复了多次，于是在人们的脑子里生起了一个认识过程中的突变（即飞跃），产生了概念。概念这种东西已经不是事物的现象，不是事物的各个片面，不是它们的外部联系，而是抓着了事物的本质，事物的全体，事物的内部联系了。概念同感觉，不但是数量上的差别，而且有了性质上差别。循此继进，使用判断和推理的方法，就可产生出合乎论理的结论来。”这是认识的理性阶段。前者只解决现象问题，后者才解决本质问题。“理性认识依赖于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有待于发展到理性认识。”“认识开始于经验——这就是认识论的唯物论。”“认识的感性阶段有待于发展到理性阶段——这就是认识论的辩证法”。⑾
毛泽东指出：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都是违背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的。教条主义者否认认识开始于实践，否认感性认识的必要性。他们总是从书本出发，忽视对实际情况的具体分析，生吞活剥地引证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中的个别词句去指导革命。经验主义局限于一时一地的片面的感性认识，沾沾自喜于一得之功和一孔之见，而忽视理论的指导作用。他们在认识论的全体上都是错误的。
《实践论》提出：由感性认识进到理性认识，并不意味着认识过程的完结，它只说到问题的一半，而且是非十分重要的那一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懂得了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因而能够解释世界，而在于拿了这种对于客观世界规律性的认识去能动地改造世界。”这又是从理性的认识到革命的实践的一个飞跃。理论之是否正确，是否符合客观世界的规律性，并不能由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要应用理论于实践，看它是否能够达到预想的结果，在实践中检验其真理性，纠正其不完全性和错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如果人们从社会实践中得到感性认识，再由感性认识推移到理性认识，造成某种思想、理论、计划或方案，用来指导实践，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那末，对于这一具体过程的认识运动算是完成了。但是，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践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者承认，在绝对的总的宇宙发展过程中，各个具体过程的发展都是相对的，因而在绝对真理的长河中，人们对于在各个一定发展阶段上的具体过程的认识只具有相对的真理性。无数相对的真理之总和，就是绝对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地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
毛泽东在《实践论》结束时这样写道：
“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⑿
毛泽东在读《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批注中写道：“辩证法的本质即对立的统一法则。”⒀他的另一篇重要哲学著作《矛盾论》就是着重阐明了事物的对立统一的法则是唯物辩证法的最根本的法则。
《矛盾论》一开始就论述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宇宙观的根本对立。在人类的认识史中，人们不仅以其对物质与意识何者为第一性的不同回答被划分为唯物论和唯心论两大阵营，而且还以其对世界发展的不同回答被划分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大阵营。形而上学宇宙观把世界上一切事物看成是永远彼此孤立和永远不变化的；如果有变化也只是数量上的增减和场所的变更，其原因不在事物的内部而在事物的外部，即由于外力的推动。和形而上学相反，唯物辩证法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他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做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的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互相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他得出结论：“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
《矛盾论》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述，是从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开始的。他指出：矛盾的普遍性或绝对性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矛盾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二是每一事物的发展过程中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没有什么事物不包含矛盾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
文章着重论述了矛盾的特殊性。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矛盾的特殊性，构成一事物区别于他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研究矛盾的特殊性，必须对具体的事物作具体的分析。不同质的矛盾，只能用不同质的方法才能解决。从人类认识运动的秩序来看，总是由认识个别的和特殊的事物逐步地扩大到认识一般的事物，人们总是首先认识了许多不同事物的特殊的本质，然后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地进行概括工作，认识诸种事物的共同的本质。当着人们已经认识了这种共同的本质以后，就以这种共同的认识为指导，继续地向着尚未研究过的或者尚未深入研究过的各种具体的事物进行研究。教条主义者不懂得必须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拒绝对于具体事物做艰苦的研究工作，不用脑筋具体分析事物，不了解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因此，他们在领导中国革命中，不分析和研究中国国情，把共产国际的决议和苏联的经验生搬硬套于中国革命。他们把一般真理看成是凭空出现的东西，把它变成为人们所不能够捉摸的纯粹抽象的公式。结果，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还分析了主要的矛盾和主要的矛盾方面。
他指出：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定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它对事物起主导的、决定的作用，其他矛盾则处于次要的和服从的地位。当然，这种地位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过程阶段的推移，主要矛盾可能降为次要的，次要矛盾也有可能上升为主要的。“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他又指出：矛盾着的两个方面，其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即在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地位也不是固定的。由于事物发展过程中矛盾的双方斗争力量的增减，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可以互相转化。如果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随着起着变化。
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说明在领导革命时一定要坚持从实际出发的原则，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实际情况变了，主要矛盾和主要矛盾方面就会随之变化，共产党人的政策和策略也必须随之改变。
《矛盾论》还进而论述了关于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的问题。毛泽东指出：对立面的同一性有两重意义：“第一、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第二、矛盾着的双方，依据一定的条件，各向着相反的方面转化。这些就是所谓同一性。”他又指出：所谓矛盾的斗争性，就是说处于统一体中的矛盾双方自始至终进行着互相排斥、互相斗争，并且促进这一事物向他一事物转化。对抗是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而不是矛盾斗争的一切形式。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互相转化。
《实践论》和《矛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两篇论文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上，论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重要性，为日后系统地提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两篇论文又从思想方法论的高度指出党内发生“左”倾和右倾错误的原由，为延安整风，特别是对教条主义的批判作了重要准备。
①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6年9月16日。
②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143、151、152、153、154、155、18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42、143、151、152、153、154、155、186页。
④ 李德：《关于红军渡过黄河后的行动方针问题的意见书》，1936年1月27日。
⑤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36年3月26日。
⑥ 陈毅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记录，1945年5月1日。
⑦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311、312页。
⑧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67、68页。
⑨ 郭化若：《学习与回顾》，军事科学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01页。
⑩ 《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9页。
⑾《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84、285、290、291页。
⑿《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82—297页。
⒀《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年3月版，第6页。
十九、全民族抗战的爆发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深夜，在北平的南大门卢沟桥附近，日本侵略军突然向驻守在这里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中国军队被迫奋起还击。卢沟桥反抗日本侵略军的枪声，标志着中国人民期待已久的全民族抗战终于开始。
第二天，消息传到延安。
那时候，整个局势会怎样发展，还不十分明朗。这以前，日本在华北已曾多次制造过地方性的武装挑衅事件。卢沟桥所发生的，究竟是一次地方事件，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发动全面军事进攻的开始？许多人一时还不能看得那么清楚。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却立刻作出判断：中华民族已处在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必须立刻旗帜鲜明地喊出这个口号。
七月八日，也就是卢沟桥事变刚刚发生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率先向全国发出通电，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①
这是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的基本政治口号。这个口号，成了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及时地提出这种具体目标，是谈不上政治领导的。
国民党政府在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鉴于自身的统治已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也在进行抵抗侵略的准备。但他们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的幻想，仍希望把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他们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了，在国共合作的谈判中不断横生枝节，使谈判迟迟不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当时在延安担任军委参谋长的萧劲光回忆道：“国家的危亡迫在眉睫，而我党与国民党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具体问题的谈判却迟迟没有结果。我们在延安的同志都如坐针毡，焦虑万分。”②
面对这种复杂的局势，毛泽东始终保持着沉着冷静的态度，进行总揽全局的考虑和部署。七月十四日，他在内部发出指示，提出当前工作的总方针。这个总方针包括两个方面：“此时各方任务，在一面促成蒋氏建立全国抗战之最后决心（此点恐尚有问题）；一面自己真正地准备一切抗日救亡步骤；并同南京一道去做。”“盖此时是全国存亡关头，又是蒋及国民党彻底转变政策之关头，故我们及各方做法，必须适合于上述之总方针。”③
毛泽东深知，要促成蒋介石下定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单靠共产党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推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共同努力在全国造成一种声势。毛泽东指定南汉宸，以毛泽东及红军代表的名义同华北当局及各界领袖协商团结抗日的具体办法。他自己在七月十四日至二十日间四次写信或致电给阎锡山，要求“密切合作，共挽危局”。他又指定张云逸奔走两广当局之间，“求得他们赞助坚决抗战与国共合作的方针，求得他们开展爱国运动，积极救亡”。④他还和张闻天一起致电叶剑英：“请答复救国会及各方：他们要求各事，我们都同意，并且正在做。请他们努力在外面与政府党部及各界领袖协商，迅速组成对付大事变的统一战线。惟有全国团结，才能战胜日本。”⑤
在推动蒋介石下定抗日决心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自身积极地进行抗日参战的一切准备，并表明愿同南京一道去做。七月十三日，在延安召开共产党员和机关工作人员的紧急会议，毛泽东到会动员，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与抗日的革命者，应该沉着地完成一切必须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日前线”。十四日，毛泽东等致电叶剑英，要他转告蒋介石：“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十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⑥十八日，延安召开市民大会，毛泽东到会讲演。据当时报纸记载：“演词激昂，听众均磨拳擦掌，热血沸腾，愿赴抗日战场，与日寇决一死战。”⑦
空前的民族危机和共产党的积极主张，一扫国内的沉闷政治空气。要求武装抵抗日本侵略的热情空前高涨，到处沸腾起来了。“各地的大资产阶级，国民党的各地党部，国民革命军的将领及各地方的军政长官，也表示了他们的积极，提出了抗战的要求。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到处要求行动的统一，并且到处组织了这类统一救亡的组织，这使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前进了一大步。”⑧
七月十七日，卢沟桥事变后的第十天，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⑨这对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大的进步。
蒋介石谈话发表后，毛泽东很快就表示欢迎，他说：“这个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⑩同时，他也清醒地看到蒋介石在对内政策上没有提出任何改进措施，特别是没有宣布全国人民的总动员，没有改革旧的政治机构，没有提出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对中国共产党仍不允许公开活动。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局势越复杂，对毛泽东说来，仿佛倒越能显示出他善于在千头万绪中迅速抓住要领的本事。蒋介石庐山讲话后不到一个星期，毛泽东在七月二十三日发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旗帜鲜明地提出对付日本的进攻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针、两套不同的办法和两个不同的前途。一种是坚决抗战的方针，一种是妥协退让的方针。在坚决抗战的方针下又必须有一整套的办法，才能达到目的。这就是：（一）全国军队的总动员；（二）全国人民的总动员，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三）改革政治机构，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四）抗日的外交；（五）宣布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并立即开始实行；（六）国防教育；（七）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八）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另一套是同它相反的办法。毛泽东指出：实行前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中国自由解放的前途”。实行后一种方针和办法“就一定得一个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中国人民都做牛马奴隶的前途”。他表示：共产党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反对一切游移、动摇、妥协、退让，实行坚决的抗战”。
文章又指出，为了这样做，“中心关键在国共两党的亲密合作”，“团结要是真正的团结，尔诈我虞是不行的”。他强调：“国人应从大道理上好生想一想，才好把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安顿在恰当的位置。在今天，谁要是在团结两个字上不生长些诚意，他即使不被人唾骂，也当清夜扪心，有点儿羞愧。”⑾这几句话正是对国民党的批评。但是这种批评，正如英国记者贝特兰所说：“是很坦白的，而且非常诚恳的。显然他注重的并不是指摘‘缺点’，而是坚持他认为更好的政策，他的正面主张是很充足的。”⑿
在推动国民党进行全国性抗战的同时，红军参战的实际准备工作也在加紧进行。七月十四日，毛泽东、朱德已向彭德怀、任弼时等红军将领下达“十天准备完毕，待命抗日”的命令。同时要红军各路将领到云阳集中，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并对红军参战、部队编制等做了周密的部署。聂荣臻回忆道：“到七月中旬，尽管同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还没有结果，我们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开始酝酿部队的改编工作，着手进行开赴前线的准备了。”⒀
随着华北局势日趋严重，蒋介石仍不肯下达红军改编的命令，但几番催促红军迅速出动。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等，决定：“红军八月十五日改编好，二十日出动抗日。”但红军“三个师以上必须设总指挥部，朱正彭副，并设政治部，任弼时为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不要康泽），以便指挥作战”⒁。
由于红军即将开赴前线，一个新的问题提到中国共产党的面前：红军在抗日前线应该怎样作战？这时周恩来、博古已赴云阳出席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召开的红军高级干部会议。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他们，对会议提出明确的指导意见，其中最重要的是把发展游击战争提到突出的地位。这是一个有着远大战略眼光的创见。电报说：“（甲）在整个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因此不能在战役战术上受束缚，只有如此才能发挥红军特长，给日寇以相当打击。（乙）依上述原则，在开始阶段，红军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适宜，兵力过大，不能发挥游击战，而易受敌人的集中打击，其余兵力依战争发展，逐渐使用之。”⒂
同一天，毛泽东和张闻天又致电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针对蒋介石已经表露出来的准备将红军分割使用、同日军硬拼消耗、逐步给以削弱以至消灭的企图，提醒他们：“红军抗日出动的路线、出动的兵力、作战的方法都不应请求蒋介石决定颁发，这些都只能待适当的时机，由我们提出与之商定方不吃亏。”⒃这些意见，对红军改编后保持独立性和党对这支军队的领导有重要意义。
七月三十日，北平、天津相继陷落。“平津的失守是‘九一八’后中华民族的最大损失，这使中国失去华北与中国西北部的最重要的屏障”⒄。接着，日军沿平汉、平绥、津浦三条铁路作扇形推进，向华北地区展开大规模进攻。在日军的进逼下，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到南京共商国防问题⒅。中共中央决定由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前往。八月四日，毛泽东和张闻天又电请朱、周、叶到南京后代表中共提出对整个国防问题的建议，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这个方针是中肯的，是切中当时国民党军队战略上的弊端的。意见中还说：“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与独立自主的指挥权。”“担任游击战之部队依地形条件及战况之发展适当使用其兵力，为适应游击战性质原则上应分开使用而不是集中使用”。意见最后强调：“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⒆
五日，毛泽东收到红军总部从云阳发来的《关于全国对日抗战及红军参战问题的意见》和《关于红军主力出去抗战的意见》，主张：我们对参战不迟疑，但要求独立自主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发挥红军运动战、游击战、持久战的优点；不拒绝红军主力出动，但要求足够的补充与使用兵力的自由；不反对开赴察、绥，但要求给便于作战的察、绥、晋三角地区与便于补充联络的后方。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回电中强调：红军担负的作战任务应该是“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分，消灭敌人一部”；要求指定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而不是三角地区，作为协助友军作战的地区；“我们事实上只宜作侧面战，不宜作正面战，故不宜于以独当一面的语意提出”；同时，要求本着“按情况使用兵力的原则，在此原则下，承认开拔主力”⒇。显然，毛泽东对红军作战方针及兵力使用等问题采取慎重的态度。
他所以一再强调这些问题，除考虑到对日作战的长期性和红军自身的特点外，还由于看到蒋介石对待国共关系问题上已表现出许多不正常的现象：一面要红军全部出动，一方面却在陕甘一带部署了十个师兵力。不久前在南方游击队改编时又出现闽粤边部队被国民党军队诱骗缴枪的事件，毛泽东认为这是“极严重教训，红军各部都应引为深戒”(21)。他还认为：“平津失陷后蒋之困难更加，但抗战决心与合作诚意增加至何种程度待尔后证明，此时宜缓不宜急，缓则有效，急则无功。”(22)
由于红军出兵在即，对有些问题的认识又未必完全一致，毛泽东认为有必要对平津失守后的形势和党的任务进行一次全盘的讨论，统一思想。他提出：“在红军开动时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同时讨论作战问题，地点在洛川。”(23)
当时中央政治局成员一时来不及集中，因此，八月九日，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先开了一次会。
这是卢沟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上，由张闻天作报告。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分析了国内的政治形势，他十分明确地断言：“应估计大战已经到来，新的阶段在七月七日晚上即已开始。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对国民党的状况，他采取有分析的态度，说道：“国民党转变已大进一步，离彻底转变还远”。“蒋介石的抗战决心是日本逼起来的，应战主义是危险的。但这还要很多的工作才能转变，应战主义实际是节节退却”。谈到红军的下一步行动时，毛泽东说：“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在反倾向问题上，毛泽东同意张闻天报告中所指出的：“一是急躁病，二是适应国民党的适合主义”。提出要“保持组织的独立性、批评的自由”。(24)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在八月五日和张闻天一起发出的电报中说的是红军应当实行“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而在仅仅四天后的这次会议上他却谈到“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可见，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是他在红军出动前夜这个关键时刻反复思考的关键问题。
这次会上，毛泽东还对七月二十三日文章中的抗日八项办法提出补充，初步形成“十大纲领”。四天后，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女记者海伦·斯诺时，将这个文件交给她。海伦后来回忆：“毛泽东拍案而起，他满面通红，两眼闪光地说：如果有南京政府的合作，这十大纲领就能实现，我们就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否则，中国就要灭亡！他愤怒地重复着后一句话。”(25)
这次会议为十多天后召开的洛川会议做了准备。
红军各部已陆续准备就绪，随时准备开赴前线。但是，在南京的谈判却并不顺利，国民党方面在各种问题上诸多留难。直到八月十三日淞沪抗战爆发，谈判才出现转机。
日本军队的大举进攻上海，使抗日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它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使蒋介石感到不得不进行全国性的抵抗，否则自身的统治也难以保持，于是，在国共谈判中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愿望。周恩来后来回忆：“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以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指蒋介石）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26)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周恩来等同国民党经过反复谈判，终于达成协议：朱德、彭德怀为八路军正、副总指挥；主力红军充任战略游击队，执行侧面战、协助友军、扰乱与钳制日军大部并消灭一部的作战任务。
这时，在外地的政治局委员已陆续赶回陕北。中共中央认为在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的条件已经成熟。由于会议要讨论军事问题，吸收了前方主要将领参加，实际上成为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
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从延安出发前往洛川。会址设在洛川城郊冯家村的一所小学里，这是一个比较偏僻而安全的地方，又正处在延安同前方将领所在的云阳的中间。毛泽东住在村中一座破庙里。萧劲光回忆说：“党中央就在这样一个条件简陋的小村里，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洛川会议。”(27)
洛川会议是在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召开的。会议的议程是：（一）政治任务问题；（二）军事问题；（三）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做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的报告，并作了多次发言。
他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指出：现在已经开始政府的抗战，而且得到人民的拥护，但人民还没有大规模地参加，这就成为现在的弱点与今后的任务——使成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我们的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持久战的结果是中国胜利。”(28)
关于红军的基本任务，他提出了五条：“（一）创造根据地；（二）钳制与消灭敌人；（三）配合友军作战（战略支援任务）；（四）保存与扩大红军；（五）争取民族革命战争领导权。”并且说明：前四条是要实现的，后一条是要争取的。他着重谈了红军的战略方针，那就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与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于山地）”。这种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略下的“相对的独立自主”。游击战争的作战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29)
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明确地提出红军在抗日战争现阶段的战略方针以游击战争为主。这是一个重大的战略转变。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略，从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前期，经历过两次战略转变：第一次是国内游击战争向国内正规战争的转变，这个转变曾遇到很大的困难；第二次是国内正规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的转变。毛泽东一年多后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谈到后一次战略转变时说：这个转变是处于两个不同的战争过程之间，是在敌人、友军、战场都有变化的特殊情况下进行的一个极其严重的转变。“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30)这一转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坚持、发展和胜利，对中国共产党的前途，关系非常之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刚刚开始、红军还没有开赴前线的时候，在仔细考察并分析了主客观实际情况后，便明确地及时地提出要实行这个战略转变，充分表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关于国共关系，他指出现在统一战线正在成熟中，但国民党还在限制和破坏我们，我们是继续有原则地让步，即保持党和红军的独立性，要有自由，而采取不决裂的方针。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教训，“独立性是组织的、政治的独立问题两方面”(31)。
在会上，毛泽东还提出，主力部队开赴前线后，要留下一支部队巩固陕甘宁根据地，使它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大本营。这支部队称为留守兵团，以后在保卫陕甘宁根据地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会议在民主的气氛中进行讨论。来自不同岗位的与会者对毛泽东提出的党对红军的领导、坚持独立自主的指挥原则、开展山地游击战及红军担负的任务等问题，取得了一致意见。对游击战和运动战的关系，会上有些不同意见，但由于红军急于出发，没有展开充分的讨论。出席这次会议的萧劲光回忆道：
“洛川会议上在讨论军事指导方针中尽管意见不同，但出发点都是一个，就是如何在出征以后更有利地打击敌人，更有利于我军的发展壮大。当然，它也说明同志们在当时对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性、对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问题在认识上有差异。在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中，逐步证明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是正确的，是高瞻远瞩的。”(32)
为了适应战争形势的需要，会议决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员增加为十一人，书记是毛泽东，副书记是朱德、周恩来。
会议还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毛泽东为中央宣传部门起草的宣传鼓动提纲《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毛泽东认为这次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他在发言中作了说明：“两个政策，两个前途——单纯政府的抗战政策与我们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政策。争取坚持抗战，争取胜利的前途，避免大分裂、大叛变。”“目前极需要把国共两党区别清楚。十大纲领的提出，就是与国民党单纯抗战的区别。”(33)这些，同他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方法和前途》中的看法是相连贯的。以后一个月中的种种事实，使他对问题看得更清楚了，意见也更完备了。
洛川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又在八月二十七日组织了一次座谈会，座谈会所讨论的，是毛泽东正在思考中的更深层次的问题。讨论的题目中，第一个就是：在统一战线中，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还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毛泽东在座谈会上先作了说明。他说：“两个阶级的企图，各在自己阶级立场上出发。”“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组织程度比资产阶级高，所以统一战线由无产阶级提出。”他把这一次国共合作同第一次作了比较，认为那时孙中山、廖仲恺所代表的国民党左派要勇敢些，现在的国民党当局更胆小些，更小气些，而且是自觉地来限制我们。他们正在统一战线的长期过程中，有计划地吸引共产党，从各方面影响你，以几千条线索来套我们。我们有些人容易上当，要有自觉，要使农民与小资产阶级随着我党走。国民党内也有些人动摇于国共两党之间，共产党吸引国民党的条件是存在着的。“两党互相吸引的问题，要在斗争中来解决。”(34)他在座谈会结束时着重强调，统一战线建立以后，主要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在各方面表现出来的就是投降主义倾向，要注意对党内加强教育。
为什么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就尖锐地提出这个问题？这是当时已经出现的大量事实在他头脑中引起的反应。两个月后，毛泽东回顾这一时期的情况：
“一方面，中国资产阶级的妥协性，国民党实力上的优势，国民党三中全会的宣言和决议对于共产党的污蔑和侮辱以及所谓‘停止阶级斗争’的叫嚣，国民党关于‘共产党投降’的衷心愿望和广泛宣传，蒋介石关于统制共产党的企图，国民党对于红军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对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限制和削弱的政策，国民党七月庐山训练班提出的‘在抗日战争中削弱共产党力量五分之二’的阴谋计划，国民党对共产党干部所施行的升官发财酒色逸乐的引诱，某些小资产阶级急进分子在政治上的投降举动（以章乃器为代表），等等情况。”
“另一方面，共产党内理论水平的不平衡，许多党员的缺乏北伐战争时期两党合作的经验，党内小资产阶级成分的大量存在，一部分党员对过去艰苦斗争的生活不愿意继续的情绪，统一战线中迁就国民党的无原则倾向的存在，八路军中的新军阀主义倾向的发生，共产党参加国民党政权问题的发生，抗日民主根据地中的迁就倾向的发生，等等情况。”(35)
由于存在着这两方面的严重的情况，他认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民族的和阶级的投降主义。否则，中国共产党和它所领导的军队就可能被国民党吸引过去，被溶化或消灭掉，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胜利前途也会被葬送掉。
由于大敌当前，放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面前的最紧迫的现实课题，还是红军迅速完成改编，开赴抗日战争前线，打击日本侵略者。
八月二十二日，洛川会议的前一天，蒋介石正式发表朱德、彭德怀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二十五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和副主席的名义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九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副主任，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参谋长。第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命令指出各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必须加强党的领导，保持和发扬十年斗争的光荣传统，坚决执行党中央与军委会的命令，为党的路线及政策而斗争。
为了在组织上确保中国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前方军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九人组成。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军委又决定，成立军委总政治部，毛泽东代理主任。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由洛川回到延安。
这时，红军主力师已改编完毕，从九月二日起，陆续从山西开赴华北前线。
同日本军队作战，对八路军来说，是一次新的严峻考验。红军虽然已有十年内战的经验，但从来没有同具有现代军事装备的帝国主义国家军队交过手。八路军的作战方针虽已在洛川会议上确定下来，但还需要在实战中充实、检验和完善。八路军出动到华北作战的情况如何，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而且关系到抗日战争能否取得胜利。因此，洛川会议结束后的两个多月里，毛泽东几乎以全部精力指导八路军在华北的作战。
取道山西开赴抗日前线，是毛泽东在八月中旬已经确定下来的。为什么先开入山西？毛泽东有几方面的考虑：第一，山西是八路军开赴前线最便捷的地方，又是居高临下地俯瞰河北平原的地方，可以有力地牵制华北日军的行进。凭借山西宽阔、险峻而复杂的地形，不仅有利于阻滞日军机械化部队的前进，而且有利于八路军开展山地游击战，消灭敌人。正如任弼时所说：“山西方面地形交通限制了敌人的长处，恰又补足我们的短处，便利于我们的防守，持久斗争与打击敌人。”(36)第二，山西是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的统治地区。他同日本侵略者和蒋介石之间既有联系，又有错综复杂的矛盾。日本侵略军攻陷平津后向山西大举进攻，严重威胁了他在山西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的军队开入山西，又使他深恐自己的地盘将落入他人之手。因此，他作出一些开明的姿态，想拉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做他的暂时同盟者。早在一九三六年底，中共党员薄一波等经北方局同意同阎锡山建立了联系。七七事变后，阎锡山又答应毛泽东向他提出的建立公开的八路军驻晋办事处的要求，并且同意八路军经山西开赴前线。第三，当时国民党企图将八路军“分割”使用，规定八路军以两个师由渭南上车经风陵渡、同蒲路到代县附近下车，开往蔚县一带集中。另外一个师沿陇海铁路转平汉铁路到河北徐水下车，开往冀东玉田、遵化一带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敏锐地察觉：这样做，是“分路出动，使不集中，强使听命”(37)，“包含着极大阴谋，决不能认为有利，坚决不能同意”。(38)因此，他提出“红军为安全计，为荫蔽计，为满足晋绥渴望计，决走韩城渡河，在侯马上车到大同集中，再转至怀来，蔚县，决不走平汉路”，(39)把八路军三个师都放在山西，以便于统一领导，相互策应，避免因力量分散而遭遇不测。
为了落实八路军进入山西作战的事宜，九月初，毛泽东派周恩来和彭德怀一起到太原同阎锡山当面商谈，可见他对这次行动的极度重视。
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八路军开入山西后的作战区域问题。这就像下棋一样，开始时的布局是否恰当，对以后局势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毛泽东和张闻天在八月初曾考虑八路军出师后集中部署在以恒山山脉为中心的冀察晋绥四省交界地区。但当八路军开赴出西时，华北局势已发生变化。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强大的钳形攻势：在北路，沿平绥铁路西进，在攻占张家口后折而南下，已于九月十三日占领晋北重镇大同；在东路，沿正太铁路向西推进；准备两路会合，夺取太原。如果仍按原有设想行动，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就可能使八路军的全部主力陷于日军的钳形包围圈内，这当然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看清山西战局可能发生的这种重大变化，及时改变原定部署，要求将八路军的三个师分别部署在晋东北、晋西北、晋南，再图发展。他在九月十六日致电正率领八路军总部准备东渡黄河的朱德、任弼时提出：“拟以百十五师位于晋东北，以五台为活动重心，暂时在灵丘、涞源，不利时逐渐南移，改以太行山脉为活动区。以百二十师位于晋西北，以管涔山脉及吕梁山脉之北部为活动地区。以百二十九师位于晋南以太岳山脉为活动地区。”(40)这几个地区，后来成为八路军在山西敌后坚持抗战的主要支撑点。
第二天，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等，对改变部署的原因作了进一步的说明：“此时如依原计划执行，将全部处于敌之战略大迂回中，即使第二步撤向太行山脉，亦在其大迂回中（设想敌占太原之情况下），将完全陷入被动地位。”(41)两天后他又提醒：“敌于太原，志在必得，此时部署应远看一步。”(42)
在八路军出师后不到半个月内，毛泽东根据局势的发展，及时调整了八路军作战区域的部署，这对八路军实行战略展开，合理布局，创建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产生了极为深远的意义。
八路军开赴前线后，毛泽东关心的另一个焦点是：部队在实战中能不能坚定不移地执行洛川会议确定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
实行这样重大的战略转变，是很不容易的。这不仅因为红军在十年内战后期已习惯于正规军和运动战，一时不容易改变过来；还因为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人十分兴奋，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急于想打一些大仗。聂荣臻回忆道：“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他（引者注：指毛泽东）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43)毛泽东还担心：“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44)
对关键性问题，毛泽东历来是紧抓不放的。在九月中下旬，他接连五次致电前方，提醒他们要以最大决心实现这个战略转变。九月二十一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他强调：“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45)
九月二十五日，他又致电周恩来和北方局负责人刘少奇、杨尚昆，明确提出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一切工作应环绕于游击战争。他指出：“华北正规战如失败，我们不负责任。但游击战争如失败，我们需负严重的责任。”(46)
为了坚持敌后的游击战争，毛泽东又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必须建立起巩固的抗日根据地。如果游击战争只是单纯的军事行动，而同当地群众的经济政治要求相脱离，不能取得他们的全力支持；那末，要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并且在战争中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是不可能做到的。不久，毛泽东在总结华北游击战争和根据地的关系时指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是什么呢？它是游击战争赖以执行自己的战略任务，达到保存和发展自己、消灭和驱逐敌人之目的的战略基地。没有这种战略基地，一切战略任务的执行和战争目的的实现就失掉了依托。无后方作战，本来是敌后游击战争的特点，因为它是同国家的总后方脱离的。然而，没有根据地，游击战争是不能够长期地生存和发展的，这种根据地也就是游击战争的后方。”(47)
毛泽东的反复阐明和耐心说服，使许多干部加深了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高度和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重要性的认识。聂荣臻在回忆录中写道：“受命之际，读到毛泽东同志的这些电报，感到很重要，很亲切，特别是对深入敌后，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坚持长期抗战的思想，更为明确了。同时也觉得，他的这些电报，对洛川会议所确定的战略方针是坚定不移的，唯恐在行动中由于思想不统一而出现偏差。”(48)
毛泽东在战略方针的重大决策一旦作出后，确实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因某些一时或局部的因素而轻易改变这种决心。同时，他又密切注意研究变化着的情况，不断总结经验，使作出的决策得到丰富和完善，使它更符合实际情况。九月二十五日，八路军一一五师利用有利的时间和地形条件，集中兵力发动平型关战斗，取得了中国军队自抗战以来的首次大捷。战斗前，毛泽东已同意前方提出的想以一旅集中、相机给敌以打击、暂时不分散的意见(49)。战斗胜利的喜讯传到延安后，毛泽东十分高兴，立即致电前方，庆贺这一胜利。根据平型关战斗的经验，毛泽东又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八路军作战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群众的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50)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现在八路军采用的战法，我们名之为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和运动战。”(51)以后，他在《论持久战》中，总结十个月来华北抗战的经验，把八路军作战的战略原则确定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52)这个提法，同洛川会议的规定是前后一贯的，而在具体表述上又更加完备了。
十月初，华北局势进一步恶化。日军占领保定，河北正面战场的抗战基本结束。在侧翼遭受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国民党军队放弃雁门关至平型关的内长城防线，退守太原的北方门户忻口。
为了协助友军作战，毛泽东仔细研究华北战局后，在十月六日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要他们转告山西军事当局：敌人占领石家庄后，将向西面进攻，因此龙泉关、娘子关两点应集结重兵坚守，以便主力在太原以北取得胜利；在正面忻口地区的守备和出击中，出击是主要的。并提出：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主力将担任从东、西两方破坏忻口地区日军的侧后纵深地区；一二九师主力或全部将使用于正太铁路，发动群众，配合娘子关守军作战。(53)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各主力师在忻口战役期间有力地配合了友军的行动。第一二○师一度收复雁门关，伏击日军辎重部队，截断了从大同经雁门关到忻口的交通。第一一五师主力夺回平型关，并收复涞源、定县等七座县城，切断了日军从张家口经平型关到忻口的交通线。忻口前线日军只能主要靠空运来维持给养。第一二九师陈锡联团又在十月十九日乘黑夜突然袭击阳明堡日军机场，焚毁日机二十余架。日军的机械化部队的行动，依赖后方供给的程度很大。八路军各部队的行动，使日军的后方补给线陷于半停顿状态，对正面防守忻口的友军是有力的配合和援助。
在忻口战役期间，右翼晋军有十个团拨归朱德、彭德怀统一指挥。毛泽东就如何对待这部分友军，在十月四日致电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叮嘱道：“我们对于国民党交给我们指挥之部队，应采取爱护协助态度，不使他们担任最危险的任务，不使他们给养物资缺乏。对作战应使主要打几个小胜仗，对动员民众应详告以政策、方法，对他们多取商量，表示殷勤爱护之意，力戒轻视、忽视、讥笑、漠不关心及把他们置于危险地位等错误态度。”(54)毛泽东要求他们对全军指战员进行教育，彻底执行这一方针。在东线，当娘子关告急时，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也救出了被日军包围的友军曾万钟部一千多人。
忻口战役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作战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将南下的日军主力挡住了二十一天。这次战役，也是抗战初期国共两党领导的军队密切配合作战最为成功的一次。由于国共双方在这次战役中诚意合作，取得了较好的战果。
十月中旬，日军主力占领石家庄后沿正太铁路西进，包抄忻口的后方。二十八日，娘子关失守。三十一日，阎锡山下令放弃忻口。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场的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正确的领导，在于能有预见。毛泽东自己在中共七大的结论中生动地说过：“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55)抗战爆发以来的短短几个月时间内，毛泽东显示了他对未来事态的发展总能比别人先见一着，对各种错综复杂的新问题都能及时提出明确而切合实际的对策，这就表现出他卓越的领导才能。
① 《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解放》第1卷第10期，解放周刊出版社1937年版。［请看小说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② 《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0页。
③ 毛泽东致张云逸的电报，1937年7月14日。
④ 毛泽东致张云逸的电报，1937年7月15日。
⑤ 洛甫、毛泽东致叶剑英的电报，1937年7月9日。
⑥ 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贺龙、林彪、刘伯承、徐向前致叶剑英电，1937年7月14日。
⑦ 《新中华报》，1937年7月19日。
⑧ 《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52页。
⑨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台湾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编印，第1064页。
⑩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44页。
⑾《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46、348页。
⑿詹姆斯·贝特兰：《华北前线》，新华出版社1986年7月版，第111页。
⒀《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38页。
⒁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937年7月28日。
⒂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博古、林伯渠电，1937年8月1日。
⒃洛甫、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转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1日。
⒄《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150页。
⒅毛泽东致周恩来电，1937年8月1日。
⒆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电，1937年8月4日。
⒇洛甫、毛泽东致朱德、周恩来、博古、林彪、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5日。
(21)毛泽东致叶剑英、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4日。
(22)毛泽东、洛甫致周恩来、博古并告叶剑英电，1937年8月1日。
(23)洛甫、毛泽东致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8日。
(2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9日。
(25)《一个美国女记者在中国的冒险（续）》，《瞻望》，1985年第48期。
(26)《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12月版，第195—196页。
(27)《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2页。
(28)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4日。
(29)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1937年8月22日。
(3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51页。
(31)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报告记录，1937年8月22日。
(32)《萧劲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204页。
(33)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4日。
(3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座谈会上的发言记录，1937年8月27日。
(35)《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92页。
(36)《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37页。
(37)洛甫、毛泽东致博古、林伯渠、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8月18日。
(38)洛甫、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电，1937年8月18日。
(39)毛泽东致张冲转朱德、周恩来电，1937年8月17日。
(40)毛泽东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9月16日。
(41)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林彪、聂荣臻、贺龙、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电，1937年9月17日。
(42)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19日。
(43)《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59页。
(44)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45)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46)毛泽东致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1937年9月25日。
(4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18页。
(48)《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60页。
(49)毛泽东致彭德怀电，1937年9月21日。
(50)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电，1937年9月29日。
(5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78—379、500页。
(5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378—379、500页。
(53)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电，1937年10月6日。
(54)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电报，1937年10月4日。
(55)《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4月版，第200、201页。
二十、指导敌后抗战和《论持久战》
太原失守后，华北战局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游击战争开始处于主导地位。
毛泽东敏锐地看清战局的这种变化，立刻对八路军下一步战略行动相应地作出新的部署。
十一月八日，太原失守的当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和八路军总部朱德、彭德怀等，以明确的语言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应照每师扩大三个团之方针，不靠国民党发饷，而自己筹集供给之。”①
这时，山西的国民党军队正在全线溃退，许多地方的旧政权陷于瘫痪或自行消失，备受日本侵略蹂躏的沦陷区人民迫切要求能有人领导他们奋起抵抗，保卫家园。在这样一片混乱的日子中，毛泽东接连发出指示，为八路军在山西的行动规定了新的方针：“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②
这个方针的基本精神是：八路军在新的形势下，应该消除依赖国民党军队的思想，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敌后广大乡村普遍建立起抗日游击根据地。徐向前回忆道：“那时，有些同志对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方针，不甚了了，总想集中兵力打仗，不愿分兵发动群众。毛主席的这一部署十分及时，对我军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发展壮大自己，有重要指导意义。”③
对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抗日根据地的艰巨性，毛泽东有着充分的估计。他清醒地看到，日本侵略军决不会允许八路军在其后方搞得它日夜不得安宁，它“不久即将移主力向着内地各县之要点进攻”④。这种进攻将是极端残酷的，因此必须抢在日军行动前做好充分准备。
在这些准备中，最重要的是，要把八路军各部在山西敌后展开的基本格局，在原有基础上稍加调整，进一步作好通盘的部署。他电令第一一五师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聂荣臻率领留在晋东北，继续以五台山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该师主力则从晋东北开赴晋西南地区，创建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师以管涔山脉为中心开创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沿正太铁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开辟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毛泽东这个部署很有战略眼光。这四个区域的地理条件十分优越。第一个区域——晋东北，地处恒山、五台山、燕山山脉的连接地带，可以直接威胁日军占领的平绥、同蒲、正太、平汉四条铁路和北平、天津等大城市。第二个区域——晋西北，位于同蒲铁路大同至太原段以西、长城以南、汾（阳）离（石）公路以北、黄河以东，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东面屏障和它同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相联系的枢纽。第三个区域——晋东南，东起平汉铁路、西至同蒲铁路、北起正太铁路、南至黄河，直接威胁着日军继续向华北进攻所依赖的主要交通线，对坚持华北抗战有着重要的战略支撑作用，也是日后向冀鲁豫平原发展的前进基地。第四个区域——晋西南，也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这四个区域相互呼应，对日军已占领的华北主要交通线和中心城市形成包围或侧面威胁之势。
毛泽东的这个布局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这四个区域不是侷处一隅，而是几乎遍及日本侵略军控制下的山西全省。这就很有象征意义。一九三八年二月，毛泽东会见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王公达时说：“从这些区域看来，中国失去的不过是几条铁路及若干城市而已，其他并没有失掉。这一实例给全国以具体的证明：只要到处采用这种办法，敌人是无法灭亡中国的。这是将来举行反攻、收复失地的有力基础之一。”⑤
毛泽东对前方作战的指导，主要是提出大的方针，对具体作战部署不直接干预。他给八路军总部和各师负责人的电报说：“军委指导只提出大的方针，由朱、彭根据此方针及当前情况作具体部署。军委有时提出具体作战意见，但是建议性质，是否切合情况，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情形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⑥这种做法，在抗战初期情况变动快速而通讯又不便的条件，尤其是十分必要的。
根据毛泽东这个战略部署，八路军各部争取时间，迅速分别开赴指定地区。临行前，毛泽东又叮嘱各路指挥员，“要像下围棋‘做眼’一样，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⑦不久，他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这个‘做眼’的问题上，表示了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之战略作用的重大性。这个问题，提在抗日战争面前，就是一方面在全国军事当局，又一方面在各地的游击战争领导者，均须把在敌后发展游击战争和在一切可能地方建立根据地的任务，放在自己的议事日程上，把它作为战略任务执行起来。”⑧
正当八路军各部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实行战略展开时，日本侵略军果然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对立足未稳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采取军事行动了。
在攻入太原前，日军已感觉到它的后方由于八路军的袭击活动而带来的种种困难，但为了实现攻占太原的军事计划，一时还分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对付后方。因此，一到占领太原以后，立即就抽出大量兵力来对后方进行“清剿”，为他们的继续南进扫除后顾之忧。这使八路军深入敌后的行动从一开始就面对严峻的考验。
十一月下旬，日军首先出动二万兵力配合骑兵、大炮和坦克、飞机分八路向刚刚创建的晋察冀根据地发动大规模的围攻。这是检验八路军能不能在敌后站住脚跟的第一场严重较量。它的成败，对八路军在敌后其他地区创建抗日根据地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毛泽东对它给予极大的重视。聂荣臻回忆道：“我们留在晋察冀以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一直关心着我们，注视着我们。因为，这是我们党在敌后创立的第一个抗日根据地”。⑨
毛泽东在这些日子里，常常通宵达旦地研究情况，细心地思考着反围攻的对策。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这场反围攻战斗打响前，他致电朱德、任弼时，针对八路军占领区域的民众和新组织的游击队缺乏斗争经验，提出要进行三方面的准备工作：一、加强新部队的政治教育和党的工作；二、加强新部队必要的军事和游击战争的训练；三、加强动员地方民众的工作。⑩战斗打响后，毛泽东密切关注着战局的发展，在关键时刻及时指明：对进攻晋察冀边区的敌军，“避免正面抵抗，袭击敌之后尾部队”；“在敌之远近后方活动，使敌进一步仍在我包围中”；“在确有胜利条件下，集结适当力量给敌以部分的歼灭和有力打击”。⑾同时，他要求第一二○师和第一二九师分别在同蒲路、正太路积极活动，给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以有力的配合；要八路军总部将日军的行动通知阎锡山和蒋介石，争取友军的援助；还通过进步报纸舆论扩大宣传，使全国军民相信，八路军在敌人后方建立的根据地完全能够迟滞日军的前进。
由于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整套方针和办法得到贯彻执行，晋察冀的反围攻斗争取得胜利。聂荣臻回忆道：“这次反敌围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打死打伤日伪军共一千多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军用品。敌人除占领了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几座县城外，别无所获，不得不于十二月下旬全线撤退。”⑿
日本侵略军自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围攻晋察冀根据地失利后，他们又先后发动对晋西北地区和晋东南地区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毛泽东继续指导这些地区的反围攻斗争。
他以晋察冀反围攻胜利的经验为依据，但又不是简单地照搬晋察冀地区的做法，而是按照这些地区的实际情况，分别提出不同的斗争方针。在晋西北地区，毛泽东根据日军五路围攻八路军的力量都不强的特点，要八路军同晋军协力，实行“各个击破”⒀。在晋东南地区则要求八路军以次要兵力钳制日军数路，集中主要兵力对付日军一路。由于采取这些正确的方针，八路军第一二○师和第一二九师也先后取得反围攻的胜利。
太原失守后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在毛泽东及时而正确的指导下，八路军各部在敌后反围攻斗争中，不仅消灭了大量日军，而且在战斗中积极开展山地游击战争，建立起抗日根据地，逐步实现了在山西战略展开的预定目标，相继站住了脚跟，为开创整个华北敌后抗战新局面奠定了可靠的基础。
在南方，日军占领北平、天津后，又集中兵力约二十八万人，实行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加紧对上海、南京地区发动更加猛烈的进攻。国民党当局在这个地区，指挥军队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前线官兵表现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作战精神，在敌军的猛烈炮火下作出了巨大牺牲。日军原以为这次战役很快就可结束，梦想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没有料到在上海地区战争就持续了三个月。但是，以这种硬打硬拼式的单纯防御，来对付优势装备的敌军，在战略上是不利的。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日军攻陷上海。一个月后，十二月十三日，又占领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这使整个中国战场上的局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接着，日军把作战中心北移到津浦铁路一线，企图攻下徐州，打通南北交通线，同华北方面南下的日军会合。他们的打算是：在华北和华中这两支大军会合后，便可以在两个战略方向上作出选择，或者进攻西北，或者南下武汉夺取华中。
毛泽东密切注视着国内整个战局的发展，既对八路军的抗日行动及时作出部署，又对正面战场的作战经常提出积极的建议。当他对日军的战略意图作出准确判断后，一方面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一个全国战略部署的完整方案，作为建议；另一方面，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内研究新形势下八路军应该采取的战略方针。
在向国民党当局提出的建议中，毛泽东总结正面战场上军事失利的教训，主张应采取“攻势防御”的方针，把内线防御和外线进攻结合起来。他指出：“如果近百万军队均退至黄河以南、平汉以西之内线，而陇海、平汉尽为敌占，则将形成极大困难。故总的方针，在敌深入进攻条件下，必须部署足够力量于外线，方能配合内线主力作战，增加敌人困难，减少自己困难，造成有利于持久战之军事政治形势。”⒁建议中，毛泽东还对国民党军队的部署提出具体意见。但是，蒋介石同以往多次的情况一样，没有采纳毛泽东提出的这些建议。
对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毛泽东认为，在武汉、广州等大城市可能失守的情况下，为了有力地打击日本侵略军，应该在敌后更广泛地发展游击战争，建立起更多能够独立作战的抗日根据地，形成“长期抗战的重要战略支点”。他曾设想，以山西区、鄂豫皖区、苏浙皖赣边区、陕甘区、鄂豫陕边区、湘鄂赣边区等六处为主要战略支点，而以苏鲁边区、冀南区、热冀边区、大青山脉区辅助之。“三个主力师位置大体上应预拟一个位于鄂豫皖区，一个位于鄂豫陕区，一个位于陕甘区，即两个在内线一个在外线。”⒂以后，由于战局的变化，他的具体设想有了改变。但他的基本思路不仅继续得到坚持，并且变得更明晰了。
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阐述他关于迅速展开兵力、建立多处能独立作战的根据地的基本设想。他说：日军的战略企图如果实现，“将造成中国割断为许多块”，根据苏区时期的经验，要形成许多独立的作战区域来坚持长期的抗战。他特别举出已在一月份建立的晋察冀根据地作为例证，说明：“聂荣臻是典型的区域”⒃。
对八路军的具体行动，毛泽东认为应该依战争形势的发展分两步走：目前阶段，“在不被敌根本隔断条件下，我军均应在敌后配合友军坚决作战，有效地消灭与削弱敌人，发动广泛抗日运动，如此方能钳制与阻碍敌向潼关、西安与陕北之进攻。只要无被隔断危险，决不应过早渡过河来，更不应不顾蒋令不顾友军渡过河来。为了保障将来转移便利，必须巩固吕梁山脉之转移枢纽，并布置太岳山王屋山（朱瑞处）工作。”毛泽东考虑问题，总是把立足点放在对局势发展作出最严重的估计上面，这样才能做到有备而无患。因此，他提出，在将来阶段，“即敌大举进攻潼关、西安、武胜关、武汉及陕北时，在取得蒋、阎、卫同意后，八路军主力及其他国军主力，应渡过河西、河南，为保卫西北保卫武汉而战，而留适当兵力位于山西各区，继续坚持游击战。”毛泽东指出：以上“是政治局战略决定之基本精神”⒄。
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再次研究八路军在华北的工作。毛泽东在会上根据坚持长期作战的要求，又提出在各区域建立新的游击兵团的主张。他说：“八路军主力移动后的部署，现在就要准备，应在各区域建立游击兵团。”⒅为了加强党对华北工作的领导，毛泽东建议原在北方局的刘少奇留在中央以指导华北工作。⒆二十四日，毛泽东和刘少奇致电八路军各部，提出组织游击兵团的具体任务。电报指出：为了在八路军主力转移至其他地区后，我党仍能在统一战线中有力的坚持与领导华北抗战，必须立即组织以八路军名义出现的游击兵团。⒇具体部署是：在晋西北，除宋时轮支队外，再组织四个支队；在晋西南组织三个支队；在晋东南组织七个支队；在平汉路以东组织若干支队。各支队至少有一千人左右，以八路军有战斗经验的主力一二个连作基础，由地方游击队及新兵编成。这种以八路军主力连队为骨干、吸收大批新战士以组成若干新支队的做法，是适应全民族抗日战争开始后有可能在敌后迅速打开新局面的实际情况而提出的新的主张。它使八路军的队伍能迅速壮大，而又能保持相当的战斗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一九三八年春，日军采取南北对进的方针夹击徐州，尽力打通津浦铁路。为了执行这一计划，华北日军主力被抽调南下，造成河北、出东等平原地区兵力空虚，为已经在山区站稳了脚跟的八路军向华北敌后更广阔的地域发展带来了机会。徐州地区正面战场在李宗仁指挥下进行的英勇抗击，对华北敌后战场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支持作用。
毛泽东十分善于抓住机遇。他立刻调整部署，作出从华北山地进入到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
从山地来到平原，各方面的条件都发生重大变化，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许多人一时难以适应这种变化，对能不能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还抱有怀疑。徐向前回忆道：“大家脑子里有问号。因为从红军时代起，我们就是靠山起家、靠山吃饭的。在平原地区搞游击战争，干部缺乏经验，信心不足。”(21)
对这个问题，毛泽东在一九二八年春作出这个新的重大决策前早有考虑。他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时，就说明这个方针包含着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并在发展山地游击战的同时，密切注意八路军在前线探索开展平原游击战的实践经验。
促使毛泽东较早考虑这个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他意识到日军的深入进攻将带来游击战争的广泛发展，特别是备受日本侵略军屠杀和蹂躏的沦陷区（包括平原地区）同胞迫切期待着能领导他们保卫家园的抗日军队的到来，八路军走出山区伸向平原是必然趋势；二是他看到山区地形条件虽对发展游击战争有利，但资源、人力毕竟有限，平原地形条件虽不如山区，但地域广阔、人口稠密、资源丰富、交通发达，只要依靠当地民众的支持是完全可以得到发展的，这对扩大抗日力量有极大好处。
但这种设想必须经过实践的检验，决不能在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情况下轻率地在战略行动上作出重大决策。这种实践经验，是一九三七年和一九三八年之交在冀中、冀东、山东等地区陆续取得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旬，晋察冀边区反围攻斗争正在进行时，毛泽东从聂荣臻来电中得知冀中平原日军兵力空虚(22)。他立刻同彭德怀致电朱德、任弼时，提出由第一二九师和聂荣臻部各派一个支队到平汉铁路以东的平原地区游击。由于当时在这方面还缺乏经验，电报中十分慎重地说明这只是试探性的游击作战，任务是：一、侦察情况；二、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发动民众与组织游击队；三、破坏伪组织；四、收集武器，扩大自身。电报要求“两支队出去须十分谨慎、周密、灵活，根据情况灵活地决定自己行动”(23)。这个指示很快传达下去。为了统一部队的认识，聂荣臻等组织受命部队集中讨论这次行动的意义。那时，共产党员吕正操已在十月间率领驻在冀中的原东北军五十三军一个团，提出“北上抗日，到敌后打游击”的口号，脱离原建制，改编为人民自卫军。他们经过整训后，同冀中地区党组织领导下的抗日武装相结合，开辟了平原地区的第一块敌后抗日根据地——冀中根据地。他们在冀中站住了脚跟，而且建立了区党委、军区和行政主任公署。冀中地区的实践为其他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经验。
冀东平原也是毛泽东较早注意到的。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就建议“红军可以一部于敌后的冀东，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24)。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中共中央召开常委会议讨论冀东工作，毛泽东进一步阐述了冀东工作的重要性，建议派杨成武去发展新的游击区域。(25)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八路军总部，强调：“雾灵山为中心之区域有扩大发展前途，但是独立作战区域，派去部队须较精干，且不宜过少，军政党领导人员需有独立应付新环境之能力，出发前需作充分准备。”(26)
这年四月，中共山东省委书记黎玉到延安。中央听取黎玉关于山东工作的报告。黎玉报告后，毛泽东立刻作出“那边游击战争大可发展”的结论。中共中央要求山东省委进一步公开地大胆地发展抗日武装斗争。并决定由罗炳辉去负军事总责。(27)
正是有了在冀中等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的初步尝试中取得的成功经验，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华北日军主力南下进攻徐州、华北兵力空虚的形势下，有可能果断地作出向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大量发展游击战争的重大决策。
一九三八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张闻天、刘少奇向八路军总部发出具有战略意义的指示：“党与八路军部队在河北、山东平原地区，应坚决采取尽量广大发展游击战争的方针，尽量发动最广大的群众走上公开的武装抗日斗争。”指示根据已有的经验和当前实际情况，具体地规定：
“应即在河北、山东平原划分若干游击分区，并在各区成立游击司令部，有计划地有系统地去普遍发展游击战争，并广泛地组织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在收复的地区应即建立政府，设法多少恢复当地的抗日秩序，这些政府由上级或司令部委任，或由民众团体推选，都跟随一个游击队行动，发布简单的布告与法令，组织民众抗日斗争，镇压汉奸，保护民众利益，帮助部队筹措给养等。”(28)
第二天，在山西前方的八路军总部根据这个指示精神，立刻电令第一二九师主力和第一一五师三四四旅一部迅速从太行山区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展开。不久，又令宋时轮、邓华两支队组成八路军第四纵队挺进冀东、热南、察东北创造抗日根据地。这样，抗日游击战争在华北平原上逐步发展起来。
考虑到日军占领徐州后将会进一步夺取武汉的形势，毛泽东还对组建不久、开始活跃在长江南北的新四军的工作作出部署。
新四军是由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八省十五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成的，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为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以项英为书记，陈毅为副书记。一九三七年十月下旬，叶挺到延安。十一月，项英也到了延安。毛泽东同他们具体商讨了新四军的组建工作。十二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不久，又移驻皖南岩寺。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毛泽东致电项英、陈毅，指出新四军应“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但在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新四军基础”。(29)
同八路军相比，新四军的活动区域大多是平原，丘陵地带和河湖港汊，部队又是由原来分散在十多处的人数不多的游击队经过集中和改编而成的，进入这些地区的时间比较晚，敌后的政治情况又很复杂，发展起来困难更多。因此在一些干部中存在畏难情绪。毛泽东深知这一点，当华北的平原游击战争取得成功经验后，立刻把它推广到新四军中。五月四日，毛泽东致电项英，指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的情况许可之下，这是不能忽视的。”
毛泽东对新四军的具体行动方向提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30)根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新四军各支队经过整训陆续开赴华中敌后。粟裕率领的新四军先遣支队已在四月下旬向苏南敌后挺进。六、七月间，陈毅、张鼎丞随即率领有着较强战斗力的新四军第一、二支队先后进入苏南。六月十七日，先遣支队在镇江西南的韦岗取得第一次伏击战的胜利，给了饱受日军蹂躏的江南沦陷区人民很大的兴奋。到这年年底，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已初步建立起来。新四军威名远扬，在大江南北燃起了敌后游击战争的熊熊烈火。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对战局下一步究竟会怎样发展，党内出现不同的认识。有的人一度估计日军在打通津浦铁路后将把主力转向华北，肃清后方，游击战争将面对空前严重的困难，不宜广泛发展。这是一个重要时刻。如果领导人对局势作出不正确的判断，就会丧失时机，对八路军、新四军敌后抗日战争的发展带来难以弥补的损失。
毛泽东审时度势，冷静地指出：日军主力转向华北“这一步骤的到来将在稍后”(31)。目前日军进攻的目标是武汉、广州。他由此得出结论：“华北游击战争还是广泛开展的有利时机”。为了钳制日军向大西北的进攻，他提出应加重注意山东、热河及绥远大青山脉，并同意朱德、彭德怀提出的派李井泉率骑兵或步兵开创大青山根据地的意见。同时，为准备应付今后华北局势可能到来的变化，毛泽东要求冀中、冀热察等抗日根据地要注意巩固现有武装，做坚持长期游击战争的准备。
六月中旬，武汉会战开始。针对国民党当局采取的单纯防御的作战部署和淞沪会战时中国军队损失过大的教训，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致电长江局各负责人，向他们提醒：“保卫武汉重在发动民众，军事则重在袭击敌人之侧后，迟滞敌进，争取时间，务须避免不利的决战。至事实上不可守时，不惜断然放弃之。”电报中指出：如果中国军队在武汉会战中再损失过大，将会增加各将领对蒋介石的不满，投降派会起而乘之。电报抱着善意地写道：“在抗战过程中，巩固蒋之地位，坚持抗战，坚决打击投降派，应是我们的总方针。而军队力量之保存，是执行此方针之基础。请加注意为盼。”(32)
当日军向武汉大举进攻时，骄横不可一世，而后方空虚又疏于戒备。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这年十一月下旬，八路军各部主力向河北、山东的平原地区大规模进军：第一二九师主力进入冀南，第一二○师主力进入冀中，第一一五师师部率第三四三旅进入冀鲁豫地区和山东，开辟新的根据地。这也是对正面战场上友军作战的配合和支援。到这年年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获得蓬勃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在同日军一千六百多次交战中共歼敌五万四千多人。八路军发展到十五万六千多人，新四军发展到二万五千人，一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创建起来了。
到徐州失守时，抗日战争已进行了整整十个月，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已相继沦陷，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天天在渴望战争的早日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对这些问题，许多人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仍在到处流传。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营垒内就一直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战开始后，又出现“再战必亡”的论调。身任国民党副总裁的亲日派汪精卫是他们中突出的代表。这种悲观情绪也影响到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毛泽东家乡的一个青年学生从湖南乡下写信给他，诉说心中的苦闷：“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单独一个人作宣传工作，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谈话。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讨厌极了。”
速胜论的观点也有相当市场。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幻想依靠外援来迅速取胜。淞沪会战时有人提出：只要打三个月，国际局势一定会发生变化，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一战取胜后，《大公报》又鼓吹徐州战役是“准决战”。这种盲目乐观的轻敌思想也出现在共产党内，一些人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两百万正规军上，急于打大仗，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精神准备。
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十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33)。
毛泽东“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34)。一九三六年七月，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已提出坚持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抗战初期，当中国军队连连失利时，他始终认为：“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35)到一九三八年五月，毛泽东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从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他又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讲演。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最重要的军事论著，回答了困扰人们思想的种种问题，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毛泽东总结道：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他得出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36)
毛泽东指出：这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毛泽东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毛泽东强调“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
为了实现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毛泽东还提出一套具体的战略方针。这就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毛泽东特别强调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它作了更全面、详尽的论述。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还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他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坚持抗战的信念。《论持久战》的发表，使他博得愈来愈多人的钦佩与尊重。一位外国记者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37)
《论持久战》这部著作，处处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唯物主义，在观察事物的方法论意义上有着普遍的价值。它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和近一年来的战争进程；始终着眼于战争的全局，对敌我双方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的发展变化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能科学地预见未来的前途。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程思远回忆道：“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38)
《论持久战》还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这是由周恩来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找人翻译的。爱泼斯坦等参加了翻译工作(39)。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在海外，这本小册子同样得到高度评价。
抗战开始后还不到一年，毛泽东就能写出这样能正确地指导战争实践的著作，一方面得益于他在长期革命战争中逐步认识和掌握了战争的规律，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也由于他从不放松读书和理论研究，注意把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从实际经验中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毛泽东不久后说过：“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远很多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40)
一九三七年，面对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大举进攻，毛泽东曾写信告诉他的表兄文运昌：“我们的工作是很紧张的”(41)。每天，他总得先读一大堆来自各方面的情报，对工作作出部署。然后，在昏暗的油灯下开始读书或写作。毛泽东习惯在夜间工作，他常对来访者说：“我白天睡觉，晚上是我精力最充沛的时候。”(42)
在这段时期内，毛泽东着重研究军事问题。同时，也读了大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他深知，许多错误的观点，无论是“亡国论”还是“速胜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
艾思奇的哲学著作当时是毛泽东喜欢读的书。一九三七年九月，毛泽东读了他的《哲学与生活》一书，写下约三千字的辑录。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七日起，毛泽东用两个月时间读完李达的《社会学大纲》(43)，这部书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作了大量批注，其中有对原文内容的复述或提要，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新见解。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一书重点探讨了辩证法和形式逻辑的关系。毛泽东“感到颇为新鲜”。收到书后，他“只用了三天就把它读完了”(44)
在军事著作方面，对中国古代战争素有研究的毛泽东这时又认真地研读了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他在延安组织了《战争论》研究小组，参加这个小组学习的莫文骅后来回忆道：
“采取的方式是每周讨论一次，晚上七八点钟开始，讨论到深夜十一二点种。”“《战争论》的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拿破仑用兵重要的一条也是集中兵力。我们以少胜多也是在战术上集中比敌人多五倍到十倍的兵力。当然，这里也有个政治问题。我们是正义战争，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援。凡是非正义战争就不得不分兵把口。’”(45)
毛泽东一直十分重视读报，把它作为了解国内外形势的重要途径。当年帮助他工作过的史敬棠回忆说：“送到毛泽东处的报纸、杂志，毛泽东阅后将重要内容加圈，示意大家要用战略眼光结合国内外形势来看报纸。选择内容应当有助于分析社会各阶级的动态和观察社会经济、政治向何处发展的材料。这使我得到很重要的启示，终身受益不浅。”(46)
通过刻苦学习和深入研究，毛泽东的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得以升华为理论概括，回答了当时许多人无法回答的问题。这是他付出了超乎常人的艰辛劳动所换来的。
① 毛泽东致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林彪、聂荣臻、贺龙、萧克、关向应、刘伯承、徐向前、张浩电，1937年11月8日。
② 毛泽东致八路军总部及周恩来、刘少奇、杨尚昆电，1937年11月13日。
③ 徐向前：《历史的回顺》（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589页。
④ 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转胡服、杨尚昆、彭真电，1937年11月9日。
⑤ 毛泽东：《与合众社记者的谈话》，1938年2月。
⑥ 毛泽东致朱、彭、陈、罗、贺、萧、关、刘、徐、邓、聂电，1938年3月8日。
⑦ 薄一波：《崇敬和怀念》，《红旗》，1981年第13期。
⑧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27页。
⑨ 《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436页。
⑩ 毛泽东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1月27日。
⑾毛泽东、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2月5日。
⑿《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79页。
⒀毛泽东致第120师电，1938年3月6日。
⒁毛泽东、任弼时致八路军总部及各师、北方局、长江局的电报，1938年2月23日。
⒂毛泽东致八路军第115师、129师、120师和长江局的电报，1938年2月21日。
⒃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8年2月28日。
⒄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电，1938年3月9日。
⒅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言记录，1938年3月23日。
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记录，1938年3月23日。
⒇毛泽东、刘少奇致朱德、彭德怀、朱瑞、刘伯承、徐向前、邓小平、贺龙等并各省委、程子华、杨尚昆电，1938年3月24日。
(21)徐向前：《历史的回顾》（下），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版，第606页。
(22)《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94页。
(23)毛泽东、彭德怀致朱德、任弼时电，1937年12月16日。
(24)《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98页。
(25)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发言记录，1938年2月8日。
(26)毛泽东致八路军总部、长江局并告北方局的电报，1938年2月9日。
(27)毛泽东致周恩来、叶剑英的电报，1938年4月5日。
(28)《对平原游击战指示》，《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07页。
(29)毛泽东致项英、陈毅的电报，1938年2月15日。
(30)《对新四军进行游击战争的指示》，《六大以来》（下），人民出版社1981年2月版，第308页。
(31)毛泽东致朱德、彭德怀及八路军各师首长的电报，1938年6月27日。
(32)毛泽东、洛甫、陈云、康生、王稼祥、刘少奇致王明、周恩来、博古、凯丰、叶剑英的电报，1938年8月6日。
(3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40页。
(34)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常委会上的讲话记录，1938年5月10日。
(35)毛泽东：《目前抗战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手稿，1937年10月。
(36)《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442、443、447页。
(37)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记录，1939年8月4日。
(38)程思远：《我的回忆》，华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版，第131页。
(39)访问爱泼斯坦记录，1985年5月7日。
(40)毛泽东在第十八集团军延安总兵站检查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记录稿，1939年1月28日。
(41)《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12月版，第115页。
(42)米契尔·布赖克福特：《卡尔逊与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19页。
(43)毛泽东读书日记，1938年。
(44)毛泽东读书日记，1938年。
(45)莫文骅：《终生难忘的怀念》，《中共党史资料》第41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4月版，第17页。
(46)访问史敬棠谈话记录，1991年2月2日。
二十一、从十二月会议到六中全会
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怎样对待同国民党的关系是一个极其重要而又异常复杂的问题。
以蒋介石为首的中国国民党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握有统治权的政党。它有几百万军队和得到国际承认的外交地位。没有它的参加，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就难以形成。抗战开始后，它从对日妥协退让转为武装抵抗，从长期的“剿共”转为同共产党合作，对民众运动也有一定程度的开放。这些都是重大的转变。抗战初期，他在淞沪、忻口、徐州、武汉等会战中也有相当积极的表现。看不到这些，在抗战中不重视国共的合作，造成双方关系的破裂，那就会犯“左”的错误。
可是，事情还有另外的一个方面。蒋介石对共产党的疑忌太深。即使在双方关系较好的抗战初期，他仍然十分害怕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发展，千方百计加以限制，总想找机会加以“溶化”和消灭。对民众运动的兴起也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心理，不愿和不敢放手发动民众，只想用政府和正规军的力量去抵抗日军的进攻，这是抗战初期正面战场局势迅速恶化的原因之一。国共两党关于“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的争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要是看不到事情的这一方面，忘却以往的历史教训，以为国民党已经转变得一切都好了，过分看重以至依赖国民党，束缚自己的手脚，丧失独立自主和必要的戒备，那就会上大当，就会犯右的错误。
对应该怎样处理这种复杂的关系，毛泽东在抗战中期所写的《农村调查》的跋中作了很好的概括：“现在的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重性的政策。”“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也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如同一九二七年的陈独秀主义那样），而是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社会阶层，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但对他们中间存在着的投降敌人和反共反人民的动摇性反动性方面，又应按其不同程度，同他们作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
这里，不容易的是怎样根据变动着的情况，灵活地处理联合和斗争的关系，怎样恰当地掌握好两者关系中的“度”。没有高度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斗争经验，是很难把它处理好的。
一九三七年二十二日，也就是日本向上海发动进攻后四十天，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周恩来在七月庐山谈判时向蒋介石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指出了团结救国的必要。这是一件大事，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对《宣言》的发表和蒋介石的谈话，毛泽东立刻毫不含糊地给予高度评价。他指出：“我们宣言及蒋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①“这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②同时，他也敏锐地察觉蒋介石谈话中表现出的“自大主义”，表示“未免遗憾”③。他指出，现在成立的统一战线，还不是一个充实的坚固的统一战线。表现在蒋介石方面的是：在抗日问题上的始终不肯接受中共反复提出的发动民众的全民抗战的政治主张；在两党关系上，既想借重共产党的力量，又不肯平等相待，对确定两党合作形式与制定共同纲领采取消极态度。毛泽东认为，这种状况不改变，统一战线可能流于形式，不能真正担负起领导中国争取抗战胜利的责任。
《宣言》发表一周后，毛泽东为《解放》周刊撰写《国共两党统一战线成立后中国革命的迫切任务》（编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题目改为《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毛泽东在文中指出：“中国的革命，自从一九二四年开始，就由国共两党的情况起着决定的作用。”他说：从西安事变以来，“起了变化的东西是有的，并且是很大的，这就是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是，广大的民众还没有被发动，国民党的统制政策依然没有改变，从而暴露出严重的危机。“抗日需要一个充实的统一战线，这就要把全国人民都动员起来加入到统一战线中去。抗日需要一个坚固的统一战线，这就需要一个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什么呢？这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共产党在八月二十五日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这个十大纲领，符合于马克思主义，也符合于真正革命的三民主义。这是现阶段中国革命即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的初步的纲领，只有实行了它，才能挽救中国。”他还提出：“然而要实行三民主义和十大纲领，需要实行的工具，这就提出了改造政府和改造军队的问题。”④
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会见英国记者詹姆斯·贝特兰。他在答问中，充分肯定中国抗战的成绩是有的，而且是伟大的；同时也指出几个月抗战中暴露的弱点：“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⑤
他还针对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等散布“中国在打了败仗之后再也无力抗日”的民族悲观主义论调，提出“克服投降主义”问题。
这时中国共产党内，在对待国共关系的问题上，一种错误观点正在滋长发展。这种“右的观点，就是不主张区别”⑥。他们只看到国共两党一致的地方，而看不到两党在“全面抗战”（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和“片面抗战”（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抗战）等根本问题上的原则分歧而放弃了自己的责任。毛泽东指出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倾向。他说：“如果共产党员忘记了这个原则性，他们就不能正确地指导抗日战争，他们就将无力克服国民党的片面性，就把共产主义者降低到无原则的地位，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他们就是对于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和保卫祖国的任务犯了罪过。”⑦
毛泽东十分警惕这种危险的倾向，并在实际工作中同这种错误倾向进行了明确的斗争和必要的预防。在中央常委会讨论中共是否参加政府的问题时，毛泽东指出：“只是聘请个人参加而不宣布执行抗日纲领，我们不参加”⑧。根据毛泽东等的意见，中共中央作出决定：“只有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府转变为全民的统一战线的政府的时候”，中共才能参加⑨。毛泽东还对陇东等地出现的对国民党无原则退让⑩，对全国各界联合会常务委员章乃器在上海提出的“少号召，多建议”的主张，提出批评，纠正各根据地和救亡工作中出现的迁就倾向。对山西的统一战线工作，毛泽东多次指示，要求不能参加任何倒阎的阴谋活动，但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⑾。“‘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我们的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还是能够干下去这样一个基点上⑿。
十一月十二日，上海陷落的当天，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全面阐述了对统一战线和国共关系的看法。
他在报告一开始就提出“目前形势是处在片面抗战到全面抗战的过渡期中”。接着说：“我们赞助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的抗战，即使是片面的抗战。因为它比不抵抗主义进一步，因为它是带着革命性的，因为它也是在为着保卫祖国而战。”但是，“不要人民群众参加的单纯政府的片面抗战，是一定要失败的。因为它不是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因为它不是群众战争。”毛泽东强调指出：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这是共产党的抗战主张和现时国民党的抗战主张的原则分歧”。
他在这个报告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在党内在全国均须反对投降主义。”他先提出了“在党内，反对阶级对阶级的投降主义”的任务。他是这样分析的：“关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路线，在卢沟桥事变以前，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即关门主义。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抗日的缘故。”“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党内的主要危险倾向，已经不是‘左’倾关门主义，而转变到右倾机会主义，即投降主义方面了。这主要是因为国民党已经抗日了的缘故。”
毛泽东在报告中，把洛川会议等酝酿过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根本性问题，以更加明确具体的语言提了出来：“在统一战线中，是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呢，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是国民党吸引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吸引国民党？在当前的具体的政治任务中，这个问题即是说：把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所主张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全面抗战呢，还是把共产党降低到国民党的地主资产阶级专政和片面抗战？”他明确地得出结论：“必须尖锐地提出谁领导谁的问题，必须坚决地反对投降主义。”
接着，他又提出：“在全国反对民族对民族的投降主义。”他说：“这个倾向在现时是发生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右翼集团中。”那就是指国民党内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集团。毛泽东提醒大家：“一般地说来，他们之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是为期不远的。”“我们的任务是坚决地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并且在这个斗争中，扩大和巩固左翼集团，争取中间集团的进步和转变。”⒀
向党的活动分子所作的这个报告在党内引起很大的震动，并收到了成效。这个报告后十多天，王明从苏联回国了。
王明自一九三一年赴莫斯科后一直留在共产国际工作。他在一九三五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候补书记。这一次，他是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国的。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受到共产国际的关注。当时，苏联正面对着纳粹德国来自西面的严重威胁，十分担心日本从东面向它发起进攻，使它陷于两面作战的困难境地，十分希望中国的抗日战争尽可能多地拖住日本的军事力量，减轻它在东面的危机。中国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曾多次召开会议，讨论中国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会议认为，中国问题的关键是建立国共统一战线，应该积极给予帮助和支持。但是，他们对中国的实际情况过于隔膜，过高地估计了执政的国民党的力量，主要期望由它所领导的政府和军队来抗击日本侵略军，因此，生怕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的关系紧张起来，会使国民党退出抗日战争。这种完全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断，却成了当时共产国际对中国问题关心的焦点所在。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曾经着重提出：由于共产党力量弱小，因此在国共统一战线中不要提谁占优势，谁领导谁的问题。应当运用法国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的经验，遵循“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原则，努力从政治上影响国民党，做到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共同发展，不要过分强调独立自主。⒁他还指出，为帮助中共实行政策和策略上的转变，必须有“熟悉国际形势的新生力量去帮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⒂这样，共产国际就选中了王明。
王明回国前，斯大林会见他，谈话中要求中国共产党全力以赴地坚定国民党蒋介石长期抗战的决心。
十一月二十九日，王明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候补委员康生到达延安。同机回来的还有中共驻新疆代表陈云。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共中央负责人冒着纷飞的大雪，到延安机场迎接。这是毛泽东和王明的第一次会面。
王明回国后只隔了十来天，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通常被称为十二月会议。王明在会议的第一天就作了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它有一个书面的报告大纲，在会上另有一个口头报告。
在口头报告中，他谈了“目前的中心问题是如何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如何巩固统一战线，即是如何巩固国共合作问题”，接着便危言耸听地说：“我们党虽然没有人破坏国共合作，但有同志对统一战线不了解，是要破坏统一战线的。”“蒋介石是中国人民有组织的力量。如果不联合蒋介石，客观上等于帮助日本。”
他进一步说：“在统一战线中两党谁是主要的力量？在全国政权与军事力量上要承认国民党是领导的优势的力量。我们不能提出要国民党提高到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也不能投降国民党，两党谁也不能投降谁。现在不能空喊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问题，这是将来看力量的问题，没有力量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是不行的。空喊领导，只有吓走同盟军。”这些指责，显然是针对毛泽东而发的。
他又说：“过去提出国民党是片面抗战，是使他们害怕。要提出政府抗战很好，要动员广大人民来帮助，不要提得这样尖锐，使人害怕。”这些指责，自然也是针对毛泽东的。
他在报告中还提出许许多多其他批评，例如：“没有统一的国防军与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帝的，游击战争不能战胜日本”；“我们对政权问题，不要提出改造政权机构，而是要统一的国防政府”；“要改造旧军队，这是不策略的口号”；“我们的斗争方式也要注意，如章乃器说多建议，少号召，在一定的程度上是有意义的”，等等。这些还都是对毛泽东的指责。
王明强调：“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我们不怕统一纪律、统一作战计划、统一经济，不过注意不要受到无谓的牺牲。红军的改编不仅名义改变，而且内容也改变了。”“要使人家一到特区，便感觉特区是中华民国的组成部分。”⒃
由于王明说是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那时共产国际在中国共产党内有很高的威望，对与会者自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国民党的军队在上海地区进行了三个月的抵抗。会议期间，正好是日本侵略军包围和攻陷南京的时候，正面战场的战局处于危急阶段。许多人对洛川会议以来的统一战线工作做了“自我批评”。
毛泽东在会上的处境十分困难，他在会议第三天的发言中，表示同意王明所说的“抗战发动后对国民党的转变估计不足”。他说：统一战线工作“总的方针要适合团结御侮”，“目前应该是和为贵”，“使国共合作，大家有利”。“我们对国民党的态度要光明磊落，大公无私，委曲求全，仁至义尽。”对不同意王明的一些意见，毛泽东作了基本的辩白和正面的阐述。他强调：“国民党与共产党谁吸引谁这个问题是有的，不是说要将国民党吸引到共产党，而是要国民党接受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如果没有共产党的独立性，便会使共产党低到国民党方面去。”他说：“八路军与游击队应当使成为全国军队的一部分，但是要政治上的区别，要在政治工作上、官兵团结上、纪律上、战场上起模范作用。”“共产党在八路军出动后，政治影响更扩大。在全国群众中组织力量虽不够，但不能看数量少，在群众中力量是大起来的。”他又说：“章乃器说少号召多建议，我们是要批评的。这是只适宜国民党现时状况。我们要在政治上有号召。”⒄这些，其实都是对王明指责的回答。
在会议的第四天，毛泽东又专门就战略问题发了言。他说：“抗日战争总的战略方针是持久战。”“在持久战中领土与军队什么最重要？军队较重要。军队失败，领土不能保。应向国民党提出保存军队是基本的，过去红军便是采用这个原则。”“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有利条件下打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军一部。”“洛川会议战略方针是对的。”⒅
毛泽东后来在中共七大上谈到过十二月会议的情况。他说：“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的领导路线是正确的，但中间也遭过波折。抗战初期，十二月会议就是一次波折。十二月会议的情形，如果继续下去，那将怎么样呢？有人（引者注：就是指王明）说他奉共产国际命令回国，国内搞得不好，需要有一个新的方针。所谓新的方针，主要是在两个问题上，就是统一战线问题和战争问题。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是要独立自主还是不要或减弱独立自主；在战争问题上，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还是运动战。”⒆他在延安整风时的政治局会议上还讲过：“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作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⒇“而我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21)
尽管王明的错误主张影响了不少与会者，对工作带来一些干扰，但从全局来看，它在党内并没有取得统治地位。因为经过十多年成功和失败锻炼的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步成熟起来。王明提出的那些不符合中国国情的错误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因为行不通而遭到抵制。参加十二月会议的彭德怀回忆道：“我认真听了毛主席和王明的讲话，相同点是抗日，不同点是如何抗法。王明讲话是以国际口吻出现的，其基本精神是抗日高于一切，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对无产阶级在抗日民族战争中如何争取领导权的问题，他是忽视的。”“假如真的按照王明路线办事，那就保障不了共产党对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一切事情都得听从国民党反动集团所谓合法政府的命令；就不可能有敌后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的存在；同时也区别不开谁是统一战线中的领导阶级，谁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谁是消极抗日的右派，谁是动摇于两者之间的中间派。这些原则问题，在王明路线中是混淆不清的。”“王明所说的内容，没有解决具体问题。”(22)所以，有些人虽在会上作了口头的“自我批评”，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真正去贯彻王明那一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