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其次，土八路不大懂得利用地形地物。野战的时候喜欢往开阔地上跑，冲进村镇后又爱站在房沿边上东张西望，被别人一打一个准。

再就是夜战动作不熟练。晚上找不到目标，经常自己打自己。一个夜间穿插下来，营长找不到连，连长找不到排，战士全跑乱了。连通讯员都转迷糊了，见人就问：“看见我们团长在哪儿吗？”有一次骑兵团早晨集中，行李队发现多出来一匹马，原来是那边的土八路在路上打瞌睡，战马跑到骑兵团这边来了都不知道……不要以为八路军都是天生的夜精灵，夜战是最考验部队的组织能力的，不经过磨炼，没有严格的战术纪律，就不会有过硬的夜猫子部队。七八个人走夜路和成百上千号人搞夜间穿插作战，绝对是两码事。

前面这些，大都是由于训练不足所反映出来的缺点，土八路集中整训的机会少，可以理解，多练练就提高了。但有类毛病却难改，打游击的时间长了，无论是老战士还是新战士都带上一种游击习气，即使变成了正规野战军，不下大力气也改不过来。

举典型说：

一是时间观念不强。这一点在部队行军时就能看出来，老八路经常长距离行动，都知道走路就是打仗，不仅卡着时间往前赶，也懂得要节省体力，所以队伍走得既整齐又安静；而土八路往常总是在家门口打转，走哪歇哪，无所谓惯了，行军起来喊号子、唱歌、打快板，热闹非凡。可正规战是要长途行军的，走远了就散架，掉队的、走错地方的特别多。并且，这些土八路报告个时间也经常是“晌午”、“下午”的说个大概，没有几点几分的概念。不过，话说回来了，他们也缺手表。

二是爱瞎咋呼，乱报告情况。一看见汽车就喊鬼子来了，既弄不清敌人的来路，也不侦察其种类和数量，瞎估计，“三百”、“五百”地乱说。有一次，新四路（这是一支受共产党改编的地方武装）和敌军接触，刚一交火，迎面飞过来一炮，就咋呼说“敌人有炮队，是大部队”，立马就撤退，结果战斗伤亡才三人，匆忙过河却淹死二十多个。由于情况来得太突然，牵动得军区机关都准备转移，紧急派骑兵团驰援阻击，才发现那不过是从浚县出来的一个“清乡”分队。所谓“炮队”也只是几个掷弹筒而已，被骑兵们几马刀就砍回家了。

对上级乱咋呼，对友邻却不联络。比如，本来协同作战中二梯队应该主动保持与一梯队的联系，特别是夜间作战更要缩短距离，因为二梯队不是预备队，要把握时机、扩大战果。可经常是，老八路攻坚，好不容易冲上去了，土八路在后面欢呼却不及时跟进，结果遇到敌人反冲锋，大家又都被打回来，白辛苦一场。

再比如，不打招呼就自动转移、放弃阵地。老八路打仗，发现有利地形一定会抢先抢占以防万一，没有命令不会放弃。可土八路游击惯了，不喜欢守窝，哪里热闹就往哪里跑，想冲就冲，想撤就撤，也不打个招呼。1944年双村营战斗中，南面的村子里本来有一个连队协助防守，可他们看见主战场上情形惨烈，觉得自己没事干不合适，就自动转移阵地参战。结果敌人援军趁机跑过去架起几挺机枪，骑兵团的四连毫无准备，顿时被打在沟里动弹不了。

一般，运动战采取横宽队形，阵地战采取纵深队形，必须有秩序、有组织。严格遵守战斗分界线，才能够有利于战场观察判断，实现配合夹击。土八路单独守一个阵地还行，可就是对分界线什么的满不在乎。在滑县焦虎集，鬼子炮弹把柴草打着了，引起好大的烟雾。有人打了几个喷嚏，地方部队就嚷嚷“鬼子放毒气”了，一会儿上风口一会儿下风口地躲，带动着民兵也瞎跑，冲乱了友邻阵地。

还有一次，打伪四十六师师部，骑兵团忙活了一晚上，好不容易进入了预设阵地。敌人的尖兵刚靠近，却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几个游击队的战士，“噼啪”打了几枪就扬长而去，伪军立刻就往据点里缩。骑兵的伏击部队和迂回包抄部队都来不及动作，紧赶狂追才截住了两辆大车，其中一辆满载着雨衣，另一辆运着两台抽水机。况玉纯气急了，派人把大车和物资都给游击队送去，当做给他们的战利品。他们队长被臊得受不了，就找到越界捣乱的冒失鬼，罚这几个小子在操场上站着，穿着雨衣晒太阳。

其实，索庄战斗中，大鹏在小索庄抓的那九十多个俘虏也是越界收获，应该归二十一团的战果才对。当时大鹏不懂这个，人家二十一团看他是个小孩也没计较，反而帮着他送到大索庄这边来了。曾玉良团长知道了情况赶紧又把人和枪都还回去，于是二十一团那边又替大鹏请了个功。这就是老八路的做派，多少讲究点面子，要是换了土八路就不管这些了。

老八路总是自豪地说：“咱是老资格部队嘛，轻易不越界。即使越界也是看你有困难了主动帮助你，那些看见小便宜就往上抢的，都是土八路、新部队，没见过世面。”

说起来，土八路作战的勇敢精神一点也不比老八路差。政治思想工作做得很好，战士觉悟高、立功的愿望迫切，一听到冲锋号令就嗷嗷叫，挺着身子往前跑，比老部队的动作还要快。

有个现象，老八路冲锋时，起先也都是干部们带头上；可跑了一阵，在前面的多半就都是战士了。这是因为干部要观察环境进行指挥，老兵们遇到情况会本能地做躲避保护动作，都会改变冲击速度，而越是新兵越是一根筋地往上冲。新兵不会借助地形掩护，你还不能随便喊他。万一提醒的时机不对，他就站在那里了，反而更容易死。

一支部队能不能打，关键看班、排、连三级干部的水平。地方团队的经验不足，基层干部控制能力弱一些，就只能更多地发挥示范作用。冲锋前，先指定一个目标，跑到位置就算完成任务。冲锋号一响，干部们举着手榴弹跑在最前头，腰都不弯一下，给后面跟着的战士当榜样。这样一来，部队的作风硬朗了，但基层指挥员的伤亡也特别大。

追击的时候，老八路都尽量采取平行追击或捷径超越追击，因为这样既可以实施火力压制，也不容易遭到后卫阻击。可土八路偏喜欢尾随追击，在宽阔的平原上撵着敌人屁股到处赶，遇到阻击不在乎，甚至几个人追到敌人人群中去了也不害怕，勇敢极了。为什么这样？主要原因是尾随追击更容易缴获战利品。一路追一路捡“洋落”，越追兴趣越大。上级虽然多次指出单纯使用尾追战术，动作迟缓，总体上不利于战局，但有些部队就是不愿意改。现在想起来，那些所谓“两头冒尖”的部队，其实也就是沿袭了土八路的习惯。

在山东魏楼黄河大堤打击侯镜如的九十二军，骑兵们打扫战场时捡到一个机枪架子，却总找不到其他部件，正觉得奇怪。万怀臣说：“不用问，肯定是地方部队干的事。”把枪架子送过去，果然，是他们的两个战士发现了一挺高平两用机枪，自己搬不动，又不愿意别人拿走，就把枪拆散，光把枪管子扛上接着追，别的就不要了。结果，导致这把枪的零件始终也找不齐，最后还是没法用。

战场撤退的时候，老八路能熟练使用行进交替掩护或者后卫阻击掩护战术，像骑兵团这样的部队，事先通知好大集合地点和小集合地点，一般都能顺利地撤下来。而地方部队在不利情况下撤退，就不大注意相互掩护，比较容易分散，因此经常需要设置撤退拦阻线。

1943年9月，五分区司令员朱程在山东曹县与“扫荡”的日伪军遭遇。其实，开始的时候敌人兵力并不多，而跟随朱程行动的除了军分区直属机关，还有民一团五个连以及一个骑兵连，如果不慌乱，应该能够撤得下来。可是，朱程司令员率领后卫进行阻击，先撤出来的连队却不懂得交替掩护，一个劲地跑，结果就散了，骑兵连突围后也不作逆袭干扰，人马全部跑乱。朱程被闻讯赶来的日军快速部队堵在王厂村，守着一个土围子苦战八个小时，没能支撑到天黑就牺牲了。

冀鲁豫部队军事素质的真正提高，还要等到1946年大练兵以后，这之前的正规化水平都不高。

别的不说，抗日战争，好多人都弄不清参谋长到底是干什么的。依照大家的观察，平时行军吧，参谋长管着大行李，而军旗是跟大行李队在一起的，这参谋长就像是个掌旗官；打仗的时候，团长、政委都跑到前面去了，指挥部里留一个人，这参谋长又像是个守电话的；晚上，别的领导都休息了，参谋长四下里检查警戒情况，却正像是个放游动哨的。

主力部队好歹还有个参谋长，土八路部队里有许多根本就没有参谋长这个职位。经过1946年大练兵，大家才知道参谋长需要操心的事情也挺多的，这才又有了副参谋长。

人民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就是这么一点点发展起来的。

1944年，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合并，成立了新的冀鲁豫军区，宋任穷担任司令员，黄敬任政委，骑兵团所在的四分区也改称为第九军分区。

新军区成立以后，供给部给骑兵们打造了新马刀，刀身是日本样式；刀鞘是供给部部长傅家选（开国少将）亲自设计的，既合用又美观，战士们高兴极了。

5月份，冀鲁豫各部队开展“整风运动”，批判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思想。团参谋长王玉珂、参谋张玉臣、李华珍、边乔以及三连长、五连长等十多名连以上干部到太行山参加政治培训，骑兵团的各连队分散驻扎在河南滑县的几个村镇里，在团长兼政委况玉纯的带领下搞整风学习。

就在这时候，一股伪军突然窜入九分区的根据地。伪孙殿英新五军暂八师的一个营占据了双村营①，蛮横驱逐居民，把民房改建成据点。九分区张国华政委随即命令二十一团出击，消灭掉这股敌人。

按道理，这只是一场规模不大的攻坚战。当时，日军正集中兵力实施豫中战役，而孙殿英的其他部队还远在浚县和汤阴，只有这么个前锋营孤军深入我根据地腹地。由八路军的一个主力团去打一支立足未稳的伪军营，九分区上上下下都认为这一仗的问题不大。

但是，意外的情况却影响了战局。

进驻双村营的这支部队属于伪二十二团，号称是孙殿英的王牌部队，兵力足，武器好，意志顽固，战斗力较强。伪营长杨芝仑是副军长杨明卿的亲儿子、孙殿英的干儿子，素有“新五军猛将”之称，是“孙大麻子”的宝贝疙瘩。

6月20日白天，一位参加过支前会议的地方干部违反保密纪律，携带会议记录到游击区办事，结果被敌人杀害，随身物品也被搜走。孙殿英在得知我军的作战部署后，立刻命令浚县的暂八师各部驰援双村营。日军的一个炮兵小队也携带两门步兵炮前来增援。

5月20号夜里，刘春雷听见通讯员在外面喊：“紧急集合！团部命令，快到双村营去打阻击！”

当时，二连的驻地在高平集①，距离双村营大约三十公里。大家快马加鞭奔赴战场。刘排长一边跑一边心里犯嘀咕：“伪军夜间长途增援，真是少见，别是二十一团搞错了吧？”

到达离双村营不远的付集，况团长站在路口，通知部队把“马桩”设在这里。政治部主任李庭桂也抓紧时机进行战前动员：“同志们，一连已经上去了，表现得很好。大家要发挥勇猛顽强、不怕牺牲的作风，坚守阵地……”正说着，一连连长廖振美的遗体被抬了下来。

一连和团部驻在一起，因此是最先到达指定位置的。他们顺着道沟摸黑往前走，心里却也不大相信伪军会在夜间搞长途驰援。

道沟里有些积水，挺滑。一位姓康的班长走在最前头，走着走着突然大叫一声坐在了地上。廖连长跑上去问怎么了，回答说是踩到了一只蛤蟆，惹得大伙都笑。副指导员王克说：“要不我陪你走前面吧。”走没多远，康班长又是一声大叫，王克紧跑几步想去扶他，却也跟着惨叫一声。战士们都嚷：“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没有回答。连长廖振美有经验，立刻掏出驳壳枪朝前面猛打，大家这才明白两人是被敌人刺刀给捅了。

夜间遭遇战，双方都不清楚对方的情况。一场混战下来，八路军把敌人打了回去，还缴获了一挺意大利造花眼机枪，可一连也伤亡了三十多人，其中就包括他们的连长。廖振美是接替万怀臣担任一连长的。由于是在黑暗中，没有人看清他牺牲的过程，但可以肯定，他是与敌人肉搏到了最后一刻的。

一连的重伤号陆续抬往绷带所，现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二连留下部分人“守马桩”，其他人立即上前线。就在这时候，一群战马疾驰而来。跑在前头的是九分区的参谋长胡乃超。他弯腰向况团长问了几句话，就打马接着奔往双村营。胡乃超参谋长是二十一团的老团长，他是紧急从昆吾赶过来指挥部队的。

骑兵团的阻击线在双村营的西南三华里，旁边有座大庙。阵地的南面是朱照村，新四路（冀鲁豫的一支游击武装）的一个连在那里协同防守。

二连进入阵地以后，连长张起旺就去一连了解情况，大家看见阵地的后方摆着一排烈士遗体，一连在刚才的肉搏中损失不小。双村营那边枪声响得很紧，战士们一边挖掩体，一边期盼着二十一团赶快把敌人解决掉。

刘春雷检查完排里的工事，就在自己的掩体里架上枪，再把手榴弹和马刀摆在旁边。他是排长，虽然有支驳壳枪，但很少用。一则是因为那把手枪太旧，子弹出膛以后就开始翻滚，最后横着拍在敌人身上，没有多大的杀伤力；二则是子弹也少，手枪子弹本来就难缴获，再加上团里那些连长指导员和参谋干事们一见到小排长就问：“有子弹么，拿几颗来。”“孝敬”完领导，自己就没剩下什么了，所以打起仗来宁愿用步枪。

连长那头传话过来：“第一轮，打五枪！”这么黑的天，至少要放到五十米以内才能开火。在如此短的距离内连开五枪，射击频率是很高的，大家于是知道面对的敌人数量不少。

刘春雷把弹药准备好。子弹都是事先挑选过的，那时候弹药来源复杂，有缴获的也有自己造的，品相各不一样，平时要经常检查。打仗的时候，歪瓜裂枣先打，看上去靠得住的后打，因为前面的卡壳了不要紧，敌人还离得远，要是最后时刻出问题可就麻烦了。

夜里一点钟，敌人上来了。

黑暗里看不见人，只听见正西方向不断有枪打过来。枪声比较凌乱，能判断出是在行进中射击。隔了一阵，七十多米外出现了影影绰绰的人群。刘排长就对左右两边传话：“检查马刀和手榴弹。”

马刀、手榴弹应该放在身边称手的地方。夜间趴在工事里，人一紧张，这些东西就经常会滑落到一旁。即将开战之前提醒一下，一方面能够缓解战士们的紧张情绪，另一方面也可以再熟悉一遍战斗程序。

敌人刚露了点影子就不前进了，接着就用机枪扫过来。老兵们都知道这是火力试探，想引诱防御阵地上还击。刘春雷赶紧吩咐：“别动，别打枪，等信号。”

伪军试探了一会就往前走，能看出大约是三四百人的一个营。他们走几米又趴下猛打一阵枪，看看没动静，以为阵地上没有人，就端着枪以密集队形往上冲。七十米、六十米、五十米……战士们手心都捏出了汗，连长那边的枪响了。

一百多条枪同时射击，伪军顿时像麦子一样倒了一片，接着又是第二排枪……敌人乱了一阵就退了。大刘刚打了四发子弹，听见连长喊：“冲锋，追上去！”大家就跳出掩体冲入敌群，抓了十多个俘虏，缴获了一挺意大利机枪。

往前追了百米左右，在夜色中看见前面有一片麦子地，有人问：“还追不追呀？”连长说：“不追了，回去！”刚往回走，从后面麦田里飞过来一排子弹，把张起旺打死了。

张起旺是二连的老连长，陕西清涧人，是个老红军。他头部受过重伤，所以说话有点结巴，耳朵也有些聋，要大声喊话才能听得见。有时候别人和他谈工作，他笑眯眯直点头，其实什么也没听清，只好去找指导员再说一遍。刘春雷自下连队后就跟着张起旺，和他感情很深。把张连长往回抬的时候，战士们都哭了。指导员张存有（1949年4月牺牲）说：“同志们，不要哭，守住阵地，多消灭敌人，为连长报仇！”

况玉纯团长也到阵地上来鼓舞士气。通过审问俘虏，知道当面的敌人是伪军的两个营，由于连夜急行军掉队了不少，所以人员并不完整。但据说，伪暂八师的其他部队也正在赶过来。况团长告诉大家：分区胡乃超参谋长正指挥部队攻打双村营，只剩最后两个堡垒了。骑兵团的三连和四连也马上就要到达，大家一定要有信心守住阵地，保证二十一团完成攻坚任务……

就在这时，听见双村营那边“轰隆”好大一阵爆炸声响，大家都说：“好啦好啦，又干掉一个大堡垒。”

其实，这个爆炸并不是什么好事。当时，二十一团准备清除敌人工事前的鹿砦障碍，由于现成的炸药包填药量不合适，战士们就拿来四五个炸药包临时分包改装。不巧，遇到敌人冲出来反突击，扔过来一颗手榴弹引爆了炸药，当场把周围的指战员全部炸死，二十一团也不得不暂时停止进攻。

凌晨三点，四连进入了防御阵地。四连的驻地距离双村营最远，所以最后才到达，在此之前赶到的三连被当做预备队；而五连是徒步队，没能赶来。况团长指定四连长李树茂统一指挥阵地上的三个连，并再三交代追击时不要追得太远，能消灭多少算多少，关键是要守住阵地。

四点多钟，天已蒙蒙亮了，伪军又开始进攻。这一次敌人很小心，采用了交替前进的方式，端着枪走几步就跪下观察，让后面的再往前走……机枪不停地掩护射击，还有特级射手朝阵地上打冷枪。不管敌人怎么弄，八路军依然是沉着冷静地等待着。

敌人靠近到五六十米左右，李树茂命令：“打！”机枪、步枪立即开始射击。伪军往后退了一段距离，又在督战队的压迫下返回来，八路军再次以密集的火力压制住了敌人。

刘春雷正在甩手榴弹，指导员张存有跑过来对他喊：“快到一连那边去！”他不知道怎么回事，急忙带着人就走。跑了一截才看见，西南方向又攻上来一个营的伪军，正以密集队形向一连冲击，已经接近了阵地前沿。

团长况玉纯不知什么时候也来到了最前线，挥舞着手枪高喊：“不能退，不能退！共产党员带头冲上去，把敌人打回去！”

二连和一连拼命与敌人搏斗，手榴弹扔光了就跳出战壕拼马刀，马刀插在敌人身上来不及拔出来就用驳壳枪打，手枪子弹打光了又捡起步枪拼刺刀……等到终于把敌人打退了，刘春雷才发现自己嗓子已经哑得说不出话来，回头看见指导员张存有也累得吐了血。

清点人数，阵地上一连和二连加起来只剩下六十三人。李庭桂主任问团长要不要把三连调上来，况玉纯摇了摇头，只是命令后面的连队送一些弹药来。

四连也把敌人打退了，李树茂见了团长还说：“就是你吩咐的不让追远，结果害得我们连没缴获到机枪。”大家都笑了。

战士们立即进行伤亡人员的救护和后送工作，后勤支援没有上来之前，这些工作都要靠自己完成。轻伤员可以不下去，但重伤号是一定要送走的，否则会影响部队情绪。那时候有个口号是“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哭”。不下火线容易做到，受伤不哭就可难了，死罪好忍，活罪难熬，再不怕死的人也害怕当残废，连疼痛带紧张就难免呻吟起来。

这期间，双村营那边的枪声一直很激烈。骑兵们嘴里不说，心里却的确有些着急，觉得二十一团进展得太慢了。不过，通过刚才的战斗，大家也意识到孙殿英的这个王牌二十二团，确实比普通伪军的战斗力要强。

早晨六点多，天已大亮，敌人又开始了新一轮进攻。这次，从西面和西南面同时上来了两个团的兵力，敌人还是老一套，用机枪掩护着，走几步蹲一下地往前拱。八路军依然是不动声色，放近了再打。

就在这时，日军的九二步兵炮响了。这完全出乎八路军的预料，当时大家根本没想到敌人有炮兵，所以没有做防炮的准备，把机枪全都集中在了侧面。鬼子的大炮打得很准，“咔——啌”一声就掀翻了机枪工事，连续“咔啌”几下，我军的火力点就没有了。

败退下去的敌人在炮火的掩护下反攻回来。一连、二连抵挡不住，逐渐后退。伪军一步步追上来，越过了四连的前方，把八路军的防线压成了个“Ｌ”的形状。看见伪军已经冲上了阵地，日军的炮火就转而轰击双村营去了。这时候，四连迅速冲杀出来，把伪军切成了两截。一、二连也立刻实施反冲锋，用仅剩的一挺机枪压制后面的敌人，夹击住前面的敌人进行肉搏战。激战之后，伪军丢下尸体四下逃散了。

日军的炮火持续炮击着双村营。七点过钟，况玉纯团长召集干部们开会，他说：双村营的敌人除小股还在固守以外，大部分已被消灭，但分区胡乃超参谋长也受了重伤。军分区首长已命令攻坚部队撤出战斗，要求阻击部队进行掩护，保证胡参谋长和二十一团安全转移。

团长还说，在攻坚部队顺利撤出前，我们不能让敌人越过阵地，但阻击部队也要分批撤退。他命令一、二连先撤，四连负责阻击。

四连把阵地收缩到大庙附近的道沟里，因为南面的朱照村有新四路的部队，可以进行交叉掩护。四连的干部说：“放心吧，团长，无论用枪打用马刀砍，我们绝不能让敌人通过阵地。”

刘春雷和一、二连的战友撤退到马桩的位置待命，绷带所和重伤号已经转移到后方。八点过钟，四连的阵地上又响起了枪炮声，大家都焦急地等待着二十一团那边的消息。九点钟，李庭桂主任在电台边上喊：“可以了，任务完成了。”大家都很高兴。

可就在这时，四连通讯员马珠捂着受伤的肩膀跑过来，交给团长三个公文包，说：“我们连被敌人包围在道沟里了，李连长受重伤昏迷。马副指导员要我向团长报告情况，四连就是只剩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

况团长急了：“不行！一定要通知他们撤下来，一定要把他们撤下来！”

四连被困在道沟里了。

四连的阵地在一座大庙的西侧，是一段南北走向，不到百米长的道沟。上午八点，敌人展开了新一轮攻击。战士们顽强阻击，给伪军很大杀伤。但敌人也察觉到我军防守兵力不多，所以受到打击之后并不退下去，而是黏在前沿附近打枪，不断地发起进攻。四连经过近一个小时的激战，只剩下不足三十个人，逐渐退到道沟的尽头。

道沟的尽头是大庙前的广场。穿过这个广场向东不远，可以进入另一条道沟。四连的计划是，如果在庙西顶不住了就撤到庙东防守。正准备往下退，突然打来一阵机枪，把道沟口的几个战士打倒，连长李树茂起身观察情况，也被子弹击中头部，立刻昏迷过去。

子弹是从南面的朱照村打来的。朱照村本来有新四路的一个连，那是新编的地方部队，缺乏战术协同观念，竟然没有通知骑兵团就转移了阵地。敌人乘机迂回到朱照村，在一座小楼上架起几挺机枪，用侧射火力居高临下地封锁住南北道沟。四连毫无准备，顿时被打得趴在沟里难以动弹。

班长李元海想把受重伤的李连长送下去，才到大庙广场边上就中弹身亡。战士白冒又赶紧跑过去把连长抱回来。刚回到道沟，他没来得及放下伤员也被机枪打倒，牺牲了。副指导员马书龙说：“同志们，退路已经断了，现在我们只有一条道，就是横下决心、死守阵地、寸步不退。”战士们都喊：“和敌人拼了！”

马书龙把连干部的公文包交给通讯员马珠，嘱咐说：“向团长报告这里的情况。四连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守住阵地。”阵地上集中了全部火力压制住小楼上敌人的火力点。通讯员马珠趁机往外冲，他肩部受伤，突了出来。

况玉纯团长立刻派三连进攻朱照村，要求他们拼死攻击架设机枪的小楼，无论如何也要给阵地上争取五分钟时间，他自己则带着警卫和通讯员进道沟去接应四连。刘春雷和几个战斗骨干也赶紧跟在后面。大家都清楚，如果担任后卫的四连今天真的覆没在阵地上，给骑兵团士气和声誉的打击将会是致命的。

到了大庙的东面，听见四连正在对面道沟里激战，况团长命令警卫员张致新通知四连抓紧时间往下撤，还特别强调一定要把李树茂带下来。这位小警卫员，因为发型怪异得了个“小钢盔”的外号，非常聪明灵活。他趁着战友们开枪吸引敌人火力的当口，一溜烟就跑到西面道沟里去了。

三连在朱照村那边打响了，小楼上伪军的机枪立刻熄了火。刘春雷他们迅速向四连靠拢，一顿手榴弹把接近阵地的敌人打退，再交替掩护着往回撤。这时候，四连阵地上只剩下十四个人了。

李树茂被抬了下来，大刘看见他头部右侧流着血，在耳边喊了几声。他睁开眼睛，嘴唇动了动却说不出话来。团长赶紧派人往下送，还派卫生员专门跟着李连长：“要保住他的命，他是四连的老人。”

听见这话，刘春雷不由得心里一缩。他想起四连是在漳河店伏击战之后成立的新连队。算起来，四连初创时期的干部，到现在真的只剩下李树茂一个人了。

四连撤下来之后，大刘先通过，马书龙和“小钢盔”张致新跑在后面。马副指导员刚跳进道沟，身边的“小钢盔”却被一颗子弹打中后脑，一头栽到沟里，当场就牺牲了。

团长正在前面等着，见面问：“背的是谁？”刘春雷说：“小张牺牲了。”况玉纯立刻就要背他，大家抢着不让。况团长说：“他跟我两年了，让我最后送他一次吧。”于是况团长一直把张致新背了下去。

骑兵团回到高平集，这里已成了骑兵团和二十一团的伤兵站。

场院上躺着二三百位伤号，担架队还在不停地往里送。轻伤员还好办，救治以后就可以分散转移到群众家里；而重伤员却不行，老百姓不敢收，必须由卫生队照顾。没有病床，伤员就成片地躺在露天场地上，鲜血染红了身体下面铺着的麦秸，染红了土地。有的战士不声不响就牺牲了。

乡亲们烧水，洗绷带，抬伤员，儿童团的小孩也忙着抱麦秸，运柴草，到处是鲜血和眼泪，气氛十分悲伤。这时候又听说，二十一团的老团长、军分区参谋长胡乃超也因伤势过重，牺牲了。

二十一团损失很大，骑兵团也被打惨了。虽然战士们很不服气，但实事求是地说，这一仗，八路军的两个主力团确实是败在了孙殿英的伪军手上。

174①双村营：在今河南滑县城关镇东南。

175①高平集：今河南滑县高平镇。

双村营战斗后，骑兵团开到黄河西岸休整。团部特务连被撤销，人员补充到一连和三连，二连和四连的损失太大，一时间无法补充。

6月中旬，团领导宣布将骑兵二连和四连合并。二连没有了，新的四连就成了红马连，也成为了红军连。周开树担任四连连长，刘春雷也到四连当二排排长。

一天，营地里来了一彪人马，大刘认得领头的是十分区骑兵连的连长李明德，就问李连长来这里干什么。他回答说：“来参加骑兵团呀，欢迎不欢迎？”当然欢迎，大伙顿时高兴极了。

这以后的一些天里，到骑兵团来报到的人络绎不绝，有成编制来的，也有零散来的；有骑马来的，也有步行来的。很快，团里就有了上千号人马。骑兵团以往一直是五个连的小团，这一次终于成为了货真价实的主力大团，人员一千五，战马上千匹！

扩编后的团队包括：

团部：特务连（第七连，原骑兵团徒步五连，现在上马了）；

第一营：一连（原红一连，黑马连），二连（原十一分区骑兵连），三连（原红三连，白马连）；

第二营：四连（原红二连、四连，红马连），五连（原九分区骑兵连），六连（原十分区骑兵连）；

第三营（步兵营）：八连，九连（原军区直属队一连、二连）。

改编后的骑兵团，由况玉纯任团长，李庭桂任政委，万怀臣任副团长。刘春雷所在的二营，营长为吕兆清（原三连连长），教导员为王凤翔（原五连指导员），副营长是李树茂。

骑兵团兵员增多，战马增多，武器装备也增多了。新编进的部队中装备最整齐的要数十一分区骑兵连，一色的蒙古马，一色的新马鞍，一色的八一式步枪。这种枪是咱们的军械所自己造的，比日本马枪长点，又比普通步枪短点，刺刀还可以折叠，无论乘马射击或是下马步战都挺合适，这让大家都羡慕得不行。不过，后来又发现这枪有个毛病：开始的时候射击精度还可以，可把它那个折叠刺刀打开合上一番，再打枪就没谱了。

新来的人员都没有马刀，于是就赶紧通知供给部，指定要做成日本军刀的样式。没想到这回军工厂弄糊涂了，他们找了把普通尉官军刀当样板，结果做出来的比马刀短了一截（日军骑兵军刀全长一百零二厘米；普通军刀九十三厘米）。于是，骑兵团就出现了一个特殊现象，挎长马刀的是三个老红军连，其他连队则挎短军刀，这无形中给老连队的战士们增添了不少荣誉感和使命感。

部队扩编后，需要通过实战进行磨合，领导们正琢磨着找谁练手呢，有人就自己送上门来了。

6月底的一天，骑兵团在长垣县灰池村召开全团干部大会，总结整编工作。下午，因为天热，就改在村外的一片柳树林里集中。会议刚开到一半，两个侦察员从南面疾驰而来，报告说邵鸿基的部队正在南岳集大、小金寨一带抢粮。况玉纯问有多少人，回答说有四五百。

况团长李政委商议之后，决定停止开会，准备打仗。大家听说要打仗，喜得一蹦老高，都上马回驻地去带各自的部队。南岳集在灰池村西南二三十里，况玉纯叫住二连的连长，说你们连队在南边，先过去把顽军抓住，不要让敌人跑了。二连长全福盛答应着，连忙跟着一营长黄斌去做准备。他俩都是刚从十一分区来的，当然想让二连打个开门红。

到大、小金寨来的顽军是邵鸿基部何冠三的六支队。这个何冠三是西北军出身，以前在高树勋那里当团长，后来带着几十个人投奔邵鸿基，被委任为六支队长。原先，邵鸿基部队的兵权在赵子安手上。索庄战斗中，骑兵团痛歼了赵支队，搞得赵子安十分郁闷。这何冠三就假意安慰赵子安，陪他抽大烟，派卫兵把赵支队长打死在炕上，夺了他的赵支队。

何冠三曾经袭击过长垣县日军警备队，也算得上是条好汉。可他受邵鸿基的影响，坚决反共，号称要“打走日本人，赶走共产党，成为华北领袖人物”，所以，八路军逮着机会也要教训他一下，让这小子别太狂了。

刘春雷赶回驻地带队伍上战场，可到了金寨，却看见战斗已经结束了，各连队正在四处抓俘虏。

原来，二连最先赶到小金寨的北边，本来也是想等后续部队到达再动手的。可是有个战士的下马动作不熟练，枪管子戳到了马脑袋上，那战马顿时惊了，嘶叫着朝前面乱跑。八路军眼看情况不对，立刻展开进攻。邵鸿基的队伍是见识过骑兵团的厉害的，看见战马就望风而逃，从小金寨一直跑到大金寨。这时候，骑兵三连也赶到了，举着马刀一路砍过去，敌人哪里跑得过战马，很快就投降了。

四连没捞着仗打，很不甘愿，就分开来抓俘虏。刘春雷在树林边遇到一个老乡，说是邵鸿基和何冠三往东跑了，他急忙向连长汇报。周开树一听就乐坏了，命令二排赶紧去追：“不顾疲劳一定追上，把他们歼灭掉。”

刘春雷带领全排催马加鞭猛追了一个小时，不见敌人的影子。几个班长都说：“连长他们没有跟上来，会不会是情况有变呀？再说，我们追了这么长时间，人累马乏的，天也快黑了，干脆算了吧。”刘排长也有些犹豫，但又一想：任务没完成，到时候挨骂的肯定是自己这个当排长的，可不能轻易就算了。于是商量了一番，决定再追一阵，到天黑才回去。

又狂奔了二十多分钟，前面有人向骑兵开枪。这下子大家可高兴了，都说：“天老爷，总算是追上了！”于是迎着枪声冲上去，战马奔腾，枪击、刀砍，不到十分钟就解决了战斗，毙敌十人，俘虏三十二人。这些顽军一路逃跑，累得都站不住了，实在没有什么战斗力了。

八路军挨个辨认邵鸿基和何冠三，没找到。发现一个人背了个大包，里面装着换洗衣服、钢笔、毛笔、书籍、本子，还有一把银色的左轮手枪和邵鸿基的私章。刘春雷看这家伙年纪轻轻的不像是邵老头子，就问他是什么人。他说是邵鸿基的勤务兵，刚才邵司令和何支队长命令他们在这里顶住，自己却骑马跑远了。这时候天色已晚，骑兵们也就只好就此收兵。

收兵回营，可是却迷路了。这一片是黄河的河道。1938年蒋介石命令扒开花园口以后，黄河改了道，这里就成了一片河滩荒地，到处是黄沙堆、芦苇丛、柳树茬子，四周见不到人烟，天黑了以后分不清方向，怎么走也走不出去。叫俘虏带路，他们也跑糊涂了，同样找不到路，这可把八路军急坏了。

人和马又累又饿，俘虏也捣乱，躺在地上喊走不动，拽也拽不起来。刘排长急了，说：“起不来，那就地处理。”这么一讲不打紧，俘虏们立刻一骨碌爬起来求饶，说：“能走，能走，这就走。”

缴获的长枪，把枪栓卸了以后交俘虏扛着，可一两百颗手榴弹实在太重，就分几批引爆销毁掉。接着摸黑往前走，走着走着发现远处有火光。大家高兴极了，立刻向有光亮的地方前进。

晚上九点多钟，走到火堆跟前终于看见连长了。接着四连、二连和特务连的人都出来，把刘春雷他们“包围”了。周开树说：“先前听到炮响，认为你们遇上了大股敌人，可是又没听见枪声，不知道怎么增援，实在担心得很。”

刘春雷说：“我们迷路了。那炮声是我们销毁带不了的手榴弹。……”

回来的路上，刘春雷把邵鸿基的银色左轮手枪拿出来炫耀。那把枪实在太漂亮了，通体锃亮，枪把子镶银，还画着一只白头老鹰。大伙都说：“好啊大刘，你这一趟不白跑，算是捡着了。”

第二天，大刘拿着左轮手枪去团部，况团长一看见这玩意儿就眼睛放光，立刻夺了过去，大刘请求多玩两天再上缴都不答应。况玉纯说：“这么高级的宝贝是你能玩的吗？这把枪连我都不敢用，估计到军区也留不住，要送到中央首长那里去。”

不过，况团长给了刘春雷一把崭新的九四式手枪。这手枪也不错，日本货，顶上膛能装七颗子弹，指哪打哪，骑兵使用起来很方便，比大刘原先的二把盒子强多了。

大、小金寨战斗，邵鸿基又送给八路军二十挺机枪、三十架马车，外带许多武器弹药，解决了骑兵团扩编后的燃眉之急。大家都表扬这老小子的表现真不错。

1944年7月，团部下达命令，要求各连上报留守人员和病号名单。大家立刻知道又要进行长途机动作战了，虽然不清楚要去哪里，各连队都已着手进行出发准备。等了好几天，上级发了防暑药又发防病药，军医也把战马检查了一遍又一遍，可就是没有动身的消息，大家都觉得奇怪。

7月18日下午，刘春雷出去遛马的时候遇见区政府的文书，听说军区的几个主力团已经向东边开拔了，他立刻回驻地把用不着的东西全都送到留守处去。连里的战友弄不明白，大刘就解释其中的玄机：“步兵先走一两天，说明战场肯定很远。大热天长途行军，带那么多累赘干什么。”听的人都觉得有道理，于是就跟着照办。

把东西送到营部，李树茂说：“咦？我正要去通知各连轻装呢，你们的动作倒快。”大家哈哈一笑：“都是老兵了，谁能不懂这个？”

果然，第二天一早，团长就宣布：根据朱总司令的命令打击顽军，要求各部队保持行军军容和速度，路上如遇敌情，不可恋战，要勇往直前地冲过去。李庭桂政委也讲话：天气炎热，长途行军，要保证人马健康。穿越封锁线，通过游击区时，要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部队出发，穿过长垣、东明、定陶、成武、单县、丰县，一路向沛县方向前进。三个红军连交替担任团队的前锋。每经过一个地方，老百姓都走出来看热闹：“哇！好多红马。呀！好多白马。啊，好漂亮……”骑兵们于是十分得意。

行进途中，骑兵团追上了步兵部队，骑兵在步兵面前总是装成一副轻轻松松、满不在乎的样子。就算是屁股磨得生痛、腰背累得抽筋，也得端着肩膀，斜着脑袋，装出十分逍遥自在的表情。人家步兵其实也不爱答理骑兵。本来嘛，大热的天，正火急火燎地赶路，身边偏又来了这么些尘土飞扬，装模作样的家伙，谁能不心烦呀！

也有爱说话的会打个招呼：“喂，骑马的，你们行军一定挺凉快吧。”骑兵们就谦虚地回答：“哪里哪里？还是比不上你们走路实在啊！”

又走了两天，骑兵团由后卫变成了前卫，于是就展开战斗队型，四连也和敌人零星交火，迅速突破了封锁线。可打仗的时候，刘春雷却不在作战队列里，他被罚到炊事班去了。

事情是这样的：

八路军夜晚住宿在老百姓家里，第二天部队开拔时，团政治处要派人逐户进行调查，如果群众反映有违反纪律的情况，部队必须把责任人叫回来赔偿并道歉。一天上午，宣传干事追到队列里，说四连二排昨天住宿时把房东家的锄头弄断了，要赶紧派人回去赔。

刘春雷问是谁干的，大家都摇头，说我们挑水、扫地、睡大觉用不着使用锄头，那老乡肯定是在讹人呢。刘排长也就不理睬这事了。

团部总支书记张存有在村里等了好久也不见二排的人回来，只好自己掏钱赔了锄头，气呼呼地追赶队伍。

部队仍在行进，路边有个小孩，张着嘴瞪着眼看骑兵，傻呵呵地看呆了。大刘觉得挺好玩，掏出颗玉米粒顺手丢过去，没想到正巧扔进他嘴里。那孩子一惊慌就吸进了气管，差点没憋死。孩子家长围着八路军又哭又闹，恰好被赶回来的张存有看见，总支书记气不打一处来，当即就罚刘排长去了炊事班。

据说，步兵的人被罚去炊事班，干的活是背大铁锅。骑兵不用背锅，刘春雷要干的活是担水磨面。到井里担水和推碾子磨面都是最重的家务活。过去北方人说“缸里没面打婆娘，瓮里没水骂汉子”，表明这活确实没人爱干。

村里的水井是公用的，要排着队一桶一桶地提。有的地方干旱，一口井老深老深，半天摇不上一桶来，等得不耐烦了先去趟茅房，蹲够了出来一看：咦？那家伙还在那里摇辘轳呢！

磨面也是这样，全村就一个石碾子，白天老百姓要用，部队只能晚上磨面。战马是不能干这活的，全要靠人工，转得头晕眼花还磨不出一斗面。你想，全连那么多人，一天得喝多少水、吃多少面，真是累死人。刘春雷打小就没干过这种活，才干了一天就琢磨着要换个工作，上灶做饭去。

那时候，河南老百姓的家里是“一天两冒烟”，可部队不同，一日三餐。早饭喝“糊涂”。这“糊涂”也叫“俩头”，因为端着饭碗低头一看，清汤寡水，能照见人脑袋。午饭吃“疙瘩”，晚饭喝面汤啃窝头，一般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一个星期吃一顿“高头饭”，也就是小米干饭加上点菜浇头，如果能再配上碗蒸菜，有盐有醋有猪油，大伙简直就高兴坏了。像电影里演的炊事员担着肉包子喊开饭，八路军那时没见过。

不过行军打仗的时候，伙食确实好一点。好在哪里呢？早上加几个菜馍，晚上面汤改面条，中午没变化。不过窝头做得比平时多，可以管饱，有时还有菜窝头，于是不饿的人也揣两个，留着慢慢吃。

刘春雷毕竟是在正规饭馆学过的，懂得配菜，试着做了一顿，战士们反应不错。于是免去了其他苦力活，专做菜馍菜窝头。这菜窝头之类的东西，就是在面粉、高粱、玉米面里头加上些红薯、萝卜、南瓜、葫芦、豆角之类，使它变得很大，吃起来有味；看上去也挺好，其实不顶饿。

做菜馍必须有菜，刘大厨子拎着两个大筐出门了，正琢磨着先上哪家去访一访，迎面跑来几个小孩。于是就问：“小孩，你们家有新鲜菜吗？”

“有啊，要多少？”

“把这两个筐装满。”

小孩各自跑回家了，大刘就坐在旁边等。不一会儿，娃娃们来了，搬个南瓜放进去，看看不够又去抱葫芦，再瞧瞧还是不满又去拿别的，一直到把两个大筐填得严严实实才住手。

刘春雷问：“多少钱？”

“不知道。”

刘厨子也不知道，只好去问炊事班长。班长看了看，说给一块大洋吧，孩子们拿了钱高高兴兴地跑了。为什么要给大洋呢？因为这里是游击区，给边币等于是欺负小孩，人家没法用嘛。

第二天一早，小孩们又哭哭啼啼跑来了，说是钱不见了。原来一块大洋没法分，他们就把它埋到河边滩地里，还做了记号。没想到，晚饭后骑兵去刷马，把那一片踩得乱七八糟，于是钱就找不到了。刘春雷陪他们到河滩去转了一圈，还真是难找。眼看部队就要开拔了，只好偷偷摸出一块大洋，说：“在这里了，拿去吧。”

其实那是他自己的补助费。在当时，伤员归队后可以享受一段时间的营养伙食，如果不吃小灶，就可以换成钱。

小孩欣喜地接过大洋，看一眼，嘴又撅起来：“不是这个，我们那个比这个大。”原来这光洋有大小之分，袁大头、孙小头，虽然价值一样，但外表个头不同。

“都是一样的，没关系。”

“不一样，就要大的那种。”接着孩子就哭起来。

哎呀，没办法。只好回去找遍全连，好不容易才换了个大个头的。

白天行军过单县的时候，刘春雷知道这里的羊肉好，就和副连长王元力（1945年牺牲）商量，两人凑钱买了几斤。晚上大家都歇着了，刘大厨子就支起锅开始炖肉，王元力搬个板凳坐在边上眼巴巴地等着。过了没多久，也不知道连长周开树是真查夜还是鼻子好，反正就摸到厨房里来了。他进来就说“好香”，要掀锅盖。两人赶紧拦住他说：“连长别掀别掀，再等半小时，现在掀了就不灵了。”周开树说：“好嘛，我过半小时再来。”不一会儿，听见连部通信员快马加鞭出村去了，王元力直喊“完蛋完蛋”，大刘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半小时过后，连长来了、指导员来了，住在邻村的营长、教导员、副营长……都来了，统统自带碗筷。进来他们就揭开锅盖猛整，连说“好吃、好吃”。刘春雷这个正主忙活了半天却没捞到两筷子。

大家都说：“大刘啊，你这手艺不当炊事员真是太可惜了。”

“那好啊，我就留在炊事班算了。”

“想逃避打仗？没门！赶紧再弄两顿好吃的，等到了集结地，马上就回二排打冲锋去！”

7月28日，骑兵团到达沛县，8月1日，其他各部队也都到达了集结地点。刘春雷一看，嗬！冀鲁豫军区的好多主力部队都来了，七团、八团、九团、十团、十九团和骑兵团，加上十一分区的部队，这回是要在湖西打大仗了。

这些部队中，七团、十团和骑兵团都是红军团。十团资格最老，前身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就是王佐、袁文才的那支部队；而那个老七团就更不得了，是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队伍，井冈山红四军第二十八团，后来的红一军团二师五团，林彪当过他们团长，陈毅当过党代表！

这么多部队聚集在一起，把原本是游击区的湖西整得比根据地还热闹，周围的敌人都慌了，不知道谁会先挨揍。八路军战士们也都急不可耐。

8月的夜晚，闷热得很，所以每到一个地方宿营，各单位都抢着去占村里的戏台，抢不到宽敞凉快地方的人就在老百姓的院子里打地铺。

湖西是游击区，情况复杂，部队进村就放双岗，还放游动哨，对陌生人一般是许进不许出。刘排长半夜查哨回来，看见房东还没睡，在门口探头探脑的，问有什么事他也不说，就起了点疑心，悄悄告诉哨兵注意点。

第二天是8月4日，天刚亮战士们就起来做马厩勤务，打扫卫生，清理马蹄，给马喂料。早上时候战马除了喂草料，还需补充些豆料和食盐，另外还要饮马。马匹比人类需要更多的饮水，水分不足是会引发马匹腹痛的。

把马匹都喂饱之后，战士们才能够吃早饭。这一天，团里又通知部队要整理军容，大家就知道要有上级领导来检阅了，于是赶紧擦皮具、磨刀、擦枪，用碎石块把马镫和马衔铁磨亮，再换上干净衣服。

刘春雷正忙着，那房东捧着床毯子过来，说是要送给他搭马鞍子用。刘排长哪里敢要，没想到房东就哭起来了：“老总，你行行好，把我的牲口留下吧……”把大刘弄得莫名其妙，赶紧去调查情况。

原来，这房东家有匹骡子。头天晚上部队给军马喂料时，为避免骡子和马打架，就把它牵到外面去了。由于是晚上，战士们没有及时向老乡做解释，结果就闹出误会来了。刘春雷连忙把骡子拉回来，登门赔礼道歉。

一进屋看见房东一家人的模样，不禁乐了。大热的天，他们把所有的好衣服都套在身上，塞得臃臃肿肿的，这是怕当兵的抢东西呢。刘排长知道他们对八路军不了解，于是就给他们讲了一番人民军队的规矩。

吃完早饭打扫场院挑罢水，骑兵就出发了。刚出村，那房东兜着些鸡蛋追上来，死活硬要送给子弟兵。战士们不肯要，房东说：“这是送给你们喂马的，让军马更有力气，使劲打耿聋子、刘黑七那些土匪龟孙！”

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杨勇（开国上将）在一个坡地上检阅部队，骑兵团以小步姿态列队行进。这时候，不知道从哪里跑来一匹半大儿马，枣红色、白耳朵，看见大群马队高兴坏了，欢叫一声扬起尾巴傻乎乎地钻进队列，前头闻闻后头拱拱。骑兵们吓唬它一下，这不懂规矩的家伙还以为是逗它玩呢，跑来跳去东磨西蹭地更来劲了，结果把骑兵步伐和队列全都弄乱套了。

战士们尴尬极了，杨勇司令却笑着说：“这小马儿有觉悟，它是想参加八路军骑兵团呢！”大家哈哈大笑，这才算是解了围。

杨勇做了简短的动员讲话，他说，国民党顽军多次进犯我抗日根据地，威胁冀鲁豫、山东和南方根据地的咽喉地带，八路军必须坚决反击，把敌人赶出去。这次军事行动是根据朱总司令的命令实施的，叫做“湖西反击战役”。杨勇还告诉战士们，新四军也在津浦路一带西进作战，他号召大家要开展杀敌竞赛，勇立新功。

阅兵动员之后，部队开赴沛县魏楼。在这里，八路军已经把顽军张开岳三十六纵队的主力围住了。

魏楼据点有坚固的寨墙和两道外壕，设置有鹿砦、木桩和地雷，深沟壁垒，易守难攻。为此，八路军采用了新战术——坑道作业。

从距离据点两百米开外的地方挖掘坑道，挖到据点跟前就用黄色炸药把寨墙炸开，再从坑道内运动兵力展开攻击。在适当的位置上，八路军还修建了轻重机枪阵地，集中优势火力压制敌人，掩护步兵攻击。用这样的办法进行围寨攻击，能够使敌人的坚固工事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作用，造成守军心理上的恐惧，逼着其他顽军前来救援，我军则可以达到围点打援，一举歼灭的目的。

路过阵地外围时，骑兵们看见步兵战友正在进行土工作业，实在是辛苦。

由于坑道太长、氧气太少，人在里面待不了多久就憋坏了，只得在腰上拴一根绳子，干上一阵就七手八脚拖出来休息。坑道口的边上铺着几张席子，叫做什么“还魂席”。从坑道里出来的人都晕晕乎乎的，在那席子上躺一会儿，“还魂”之后又爬进坑道接着挖，真够可怜的。

刘春雷观摩之后感慨万千：看起来，还是咱们当骑兵的好啊！

几条坑道已经弯弯曲曲地延伸到了据点边缘，十团负责主攻，九团佯攻，他们正准备把三口装满炸药的棺材往前面送。敌人守军要想突围，外面还有八路军几个团在等着，无奈之下只得死守，拼命呼叫援军。

挺进军司令冯子固果然从沛县、丰县、砀山、铜山邀集了各路人马前来救援。敌三十四纵队和保安旅拼命冲击十九团的阻击阵地，其前卫已进至魏楼据点不足两华里，与担任佯攻的八路军九团发生了接触。这时，七团、八团趁机迂回敌后进行包抄，指挥部随即命令骑兵团向程楼方向运动，打击从铜山县方向过来的耿聋子部队。

骑兵立即开始行动，四连是团队的前卫，而刘春雷带着四个战士又作为连队的前哨，实施突前搜索。

那天刚开始行军，刘春雷就发现战马的前掌快要掉了，走起路来拖拖拉拉的很不得劲。他担心一旦发生情况自己跟不上别人，就决定单独走在前头，让其他战士呈扇形尾随。

前哨小组通过一片洼地，刘春雷打马从斜坡冲上去，这时候他感觉自己左脚甩空了，就本能地弯腰去找马镫。等他重新踩进马镫里，战马已经跑上了坡顶。大刘挺起身来，愣住了：呀！迎面过来了五六个骑兵。这是敌人的一个乘骑侦察分队。

几个国民党兵看见坡底下突然冲上来一个人，也愣了一下，犹豫着不知是该围上来还是该逃跑。刘春雷立刻知道自己不能转身，因为，这时如果往回退，一定会被敌人追着打，最好的办法就是迅速接近敌人进行缠斗。于是他大喊一声，拔出战刀，策马跃入敌群。

短距离遭遇的紧急时刻，正宗骑兵和骑马步兵的战斗经验差别立分高下。

敌人侦察兵没有马刀，慌忙间去摘取挂在马鞍上的枪，可大刘已经冲到跟前了，一刀砍过去，领头的军官一缩脖子，马刀正砸在他钢盔上，这家伙吓得怪叫一声，拨马就跑。其余的几个国民党兵拎着长枪近距离没法招架，也跟着逃跑，八路军骑兵拍马就追。

敌人埋头猛跑，刘春雷和他们马头接马尾，却总是差一步。他急了，就用马刀去刺前面的马屁股。扎一下，敌人的马跳一下，弄了几次，搞得那匹马的屁股血肉横飞，终于使劲一蹦把马背上的人给颠了下来。那家伙被摔得七荤八素，脑子倒还清醒，看见刘春雷兜马回来，立刻把两只手举得高高的。

被这匹马挡了一下，就再也追不上前面的人。正好，这时后面的战士也赶到了。于是大家站成一排，左手挽住缰绳，右手单臂举枪射击，姿势帅呆了。可是一排枪过去，敌人照样跑，一个也没打着。得，还是下马来打吧，接着再打两排枪，敌人终于全部摔倒了，国民党侦察兵一个也没跑掉。

审问俘虏，得知当面之敌为耿继勋（耿聋子）部的关玉平支队和穆伯仁支队。况玉纯团长立刻命令部队转向大蔡家方向，决心在敌人行进过程中将其歼灭。

中午，二营按照指令到达了大蔡家和程楼之间一片树林。休息了好一阵，敌人来了。大家站起来张望。远处的大路上，两千多号顽军正踏着尘土赶过来。战士们一边忙着给战马系紧肚带，一边急切地等待着命令。

不一会儿，副营长李树茂跑来了，喊着：“四连跟我来，三路纵队。”

“好咧！四连先上，四连先上。”

刘春雷招呼着排里的战士，自己也兴奋地跳上马去。

四连以排纵队出了树林，大家一边走，一边从马镫上站起来张望。骑兵们早就听说过丰县虎关玉平的大名，听说他打仗的时候让人抬着一口棺材跟在后头；还听说他有个卫队是赤膊上阵的，胸前画着个老虎头，手里拎着把鬼头刀……

“哪里有棺材呀？”

“没看见打赤膊的人呀！”

“这是不是关玉平支队哟？别是穆伯仁支队吧……”

骑兵们正议论着，看见指挥旗摆了几下，向南面一指，于是队形就向南运动，转个直角，就由排纵队变成了排散兵线。战马左右间隔五米，前后间隔十米。这时候，敌人也看见骑兵了，虽然还在行军，队伍已经有些混乱，有的人甚至跑了起来。而骑兵队列正好斜对着他们的行进方向。

副营长李树茂亲自担任四连的指挥长，他从队列前面跑过，战刀出鞘指向攻击方向，意思是说准备进攻。刘春雷回头看看，这时候五连和六连才刚走出树林呢。他赶紧对排里的战士说：“打起精神来，李营长今天要拼命了。”

没等五连和六连集结，指挥旗就由垂直变成四十五度角，进攻开始了。

开始的时候，骑兵散兵线的队形呈马蹄状，两侧是突前的轻机枪。六挺机枪不断地打长点射，目的是不让敌人集中起来。骑兵们在距敌一百五十米处超越火力组，这时候指挥旗放平，战马由小跑变为大跑。

对骑兵而言，距敌一百米左右是最危险的区域，必须迅速冲过去。冲刺的时候，有人喊“杀”，有人念数字，其实大家满耳朵都是风，什么也听不见。刘春雷的习惯是跟自己的战马说话：“伙计，跑快点！”“没关系，打不着我们的。……”

等冲到跟前就是骑兵的天下了，这时候应该用小跑步伐进行战术格斗。只不过，提速冲刺容易，从大跑改回小跑就难得多了，因为战马这时已经跑起了性子，要想再控制住它，就得看人和马的熟悉程度和训练水平了。有的人继续狂奔，一溜烟就冲出战场，有的甚至被绊倒或者和别人撞在一起。

敌人的行进队列已经乱了，刘春雷追上一个扛“三八大盖”的。那家伙知道跑不掉，转身就用刺刀对上了。一交手，大刘就知道对方是个老兵，有经验，因为这家伙总是有意识地闪到战马的左边。

骑兵右手持刀，一般习惯把对手放到右边砍杀，因为如果敌人在左边，就要扭着身体、隔着马头去砍，不仅劈刺角度差，战刀还容易脱手。当然，这事要放在以前的“韩猛子”身上，换只手就解决了，他是左撇子，双手都能来。可刘春雷没有这本事，一着急，就把枪掏出来了。那国民党兵一看见这把崭新的南部九四式手枪，立刻不玩了，把“三八大盖”一丢，举起手来，嘴里还嘟嘟囔囔的不服气，把大刘逗得直想笑。

四连这么一冲，顽军分成了几段，有的朝大蔡家跑，有的跑往程楼方向。这时候，一营从大蔡家村子里冲了出来，二营的五连、六连也压了上去，雪亮的战刀把敌人围住了。

骑兵团扩编以后，各连队挥舞战刀的方式不大相同，远远一看就知道是哪个连的。有的连队是按照骑兵操典的样式，把马刀高举过头，一排排亮晃晃的像刀林一样，特别好看。而三个红军连却是跟曾玉良团长学的新疆方式，马刀出鞘后斜摆在身体侧下方，这样不仅可以用刀的平面拍马臀，省了用马鞭，而且骑姿也比较低，能够伏在马鞍上，冲得快，着弹面少。骑兵操典的样式适合在马上格斗，施展推、挡、劈杀动作比较顺手，从道理上讲比较正规，但事实上当时骑兵作战的对手很少是敌方骑兵，对付步兵，使用上撩横抹和刺杀动作比劈砍更方便。当然，无论什么样的动作，最熟练的就是最好的，所以骑兵团也没有刻意要求统一标准。

骑兵们在大蔡家附近围住了大股顽军，这时候，四连只要右旋半圈就能加入战团。于是大家都看指挥旗，只见旗子向右划了一圈，再刷地指向左方——左旋追击！

“好嘛！老连长这回是想捉大鱼了。”战士们想起出发时杨勇司令员号召开展杀敌竞赛的事，明白李树茂是想让四连立新功夺锦旗呢，顿时兴奋极了。

四连向左兜了个圈，再次以散兵线队形杀向奔逃的顽军。敌人彻底乱了，公路上、原野上，跑得到处都是，跑不动了就把枪一丢，抱着脑袋坐在地上喘气。有个小子被骑兵追急了，“噌噌噌”爬到树上去。刘春雷喊他下来，他还讲条件：“我下去，你不能拿刀砍我！”

“行，保证不砍你！”

于是就下来了，看一看，枪啊，手榴弹啊，什么武器都没有，早丢光了。

“你是干啥的？”

“吹号的。”

“你们当官的呢？”

“不知道，都跑了呗。”

“骑马跑的吗？”

“没骑马，我们长官不骑马。”

好消息！当官的徒步跑，一定能追得上。

于是赶紧追。追了一截，看见前面有一个军官，背上背着个大包，身后一把手枪晃来晃去的挺显眼，听见刘春雷喊站住，头也不回地猛跑。大刘策马从左边抄上去，本来是想砍一刀的，可不清楚他那包里装着什么，怕硌了马刀，就顺手在他脑袋下撩了一下，再兜马从正面劈。

这动作是连贯的，平时练了不知道多少次，转过身来时战刀已经举在空中。那军官半跪在地上，一只手撑地一只手遮着头，脖子上猛向外喷血，一张小脸煞白。大刘定睛一看：哎呀，女的！

赶紧收刀，由于动作过猛，把马鞍都带动了。

真是个女军官。刘春雷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一时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这女的挺年轻，看见骑兵不再砍她，还讨好地笑了一下，但大刘知道她肯定活不成了，战马的力量加上骑兵的刀法，她脖子上的伤一定很重。

果然，战斗结束后经过这里，发现这女军官就死在路边，军帽盖在她脸上。大刘没有下马去看，只觉得自己右手不大舒服，有点后悔刚才那一刀下手太重了。

敌人跑进程楼，四连也跟着追进村子，刘排长本来准备带人搜查房屋的，听见李树茂在街上喊：“不要在村子里停留，追出去，咬住敌人就是胜利！”于是立刻打马冲了出去。

村子西北面有一片坟地，一伙顽军躲在那里阻击骑兵，副连长王元力正指挥着机枪和他们对打，刘春雷见状也下马步战。打了一会儿，大刘看见一队骑兵冒着弹雨，斜刺里硬冲上去了，领头的正是副营长李树茂和连长周开树。

王元力说：“坏了坏了，要挨骂了！”赶紧爬起来往上冲。刘春雷也回头喊：“把马带上来！”

负责照看战马的是四连文书孙志林，他自己骑着马，两边还带着王元力和刘春雷的战马。大刘他们刚跑到跟前，旁边飞来一枪，孙志林摔下马来当场牺牲了。他的马一惊，跑开了，带着其他两匹马也跟着瞎跑。王元力手快，一把抓住马尾巴，翻身上去就冲锋。刘春雷没办法，只好徒步前进。

战斗很快结束了，抓了四十多个俘虏。李树茂却还在不依不饶地批评王元力：“敌人已经乱了，一冲锋就会垮，你和他们对打什么，难道要让敌人聚集起来吗？”又问刘春雷：“叫你们二排不停顿、追出去，怎么反倒趴在地上了？你这个排长是怎么当的？”

刘春雷被训得张口结舌，这时候，有战士把战马找回来了，他急忙上马出发。没想到，先前孙志林把马肚带松了几个扣，大刘没注意，一踩马镫，马鞍子就垮到了马肚皮上，害得他栽了一个踉跄。周围的人都乐了，连长周开树也笑着说：“大刘今天有点犯迷糊，像个新兵蛋子。”

他们哪里知道，刘春雷是为了那女兵的事，到现在还没回过神来呢。

连队调整一下继续追击，追到张双楼，又赶上两百多顽军，一阵砍杀，敌人四散逃跑了。这回刘春雷不敢停留，一直冲下去。出了村南口，看见二十多个人跟着一个又高又大的胖子，正边打边退。副指导员马书龙说：“他们要进道沟了，快开枪打！”旁边的七班长和八班长都端着机枪，立刻开火，其他人也用步枪打，那大胖子应声倒下了。

骑兵追到跟前下马查看，大胖子手握盒子炮，肩挎黑皮包，背部中了三弹，已经死了。问俘虏：“他是谁？”答：“一二○支队队长关玉平。”

战士们取了他的手枪和皮包，这才发现他穿着一身士兵的军装。马书龙问：“他为什么穿士兵的军装？又怎么没看见抬棺材？”

“关队长平时就只穿士兵服。棺材是仪仗队。这次是长途急行军，没带仪仗……”卫兵问：“长官，我们能先把他埋了吗？”

“埋吧，好歹他也打过鬼子，曾经是条好汉。”

打死了关玉平，四连又接着追，直追到沛县，追上了一二○支队的军需处，抓了军需处处长，问他们：“前面还有多少人？”“我们是后尾，撤退时在最前头，前面没有人了。”于是，骑兵们拨马转回来。

走着走着，突然发现一伙顽军围着高马村打枪，看样子是村子里有我们的部队。骑兵立刻冲上去，敌人没敢抵抗就缴枪了。这时候，从村里出来几十个沛铜游击大队的战士，嚷嚷着说战利品应该是他们的。

原来，这些游击队员本来是准备实施伏击任务的，看见敌人垮了，就不再打埋伏，跳出来跟着追。可没想到，溃败的顽军越逃越聚拢，越跑人越多，回头一看，跟在后面的就只有这么几个土八路啊！于是转身就把游击队包围，差点把他们给杀了。

李树茂和四连长也觉得人家沛铜大队不容易，就让他们把俘虏和枪支弹药都带走了。对骑兵来说，抓俘虏并不难。往回走的沿途，不断可以遇到三五个或者十来个溃兵，只要喊一声“缴枪不杀”，他们就乖乖投降了。

部队到张双楼集结，清查人数和马匹、登记缴获的武器弹药。盘点下来，四连光顾追击了，只缴获了四挺机枪，可一连却缴了十六挺，大家都很不服气。周开树说：“不要紧，我们打死了关玉平，这可没的比。”

大家这才想起了关支队长的皮包，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有份作战计划。从计划上分析，顽军有两千多人，而且沛县狼穆伯仁也应该在这支队伍里。就在这时候，有人跑来说：“沛铜大队从高马村的俘虏里找到了顽军支队队长穆伯仁！”这下子，可把四连的战士们搞郁闷了。

这么大的一个战果，稀里糊涂地送给了游击队。

这一仗打得痛快，半天时间就消灭了耿聋子的主力。一连冲得猛，四连追得凶，都立功受到了表彰。

四连的人员伤亡不大，但由于奔跑时间过长，战马的损失不小。王元力骑垮了两匹马，刘春雷也骑垮了一匹。通常情况下，战马跑累了，就要慢慢牵着遛，让马把身上的汗收回来；但如果战马累过了头，怎么遛也恢复不了，脚打软，跳不起来，这是伤着了，以后就不再适合作战。

1944年的时候，骑兵团条件已经比较好了，后勤处有备用马，基本上能够保证干部的换乘，用刘排长话说，“这就是当官的好处”。

魏楼战斗之后，又经过陈楼、孟寨、常庙、大屯等多次战斗，八路军连连取得胜利。骑兵团拥有上千匹战马，行进的时候十多华里尘土飞扬、首尾不见，敌人见了，军心混乱、士气低落。他们说：这次遇到的是老八路，攻城用的是掘子军（坑道作业部队），冲锋用的是铁甲兵；还说骑兵的红马会咬人，黑马会踢人，弄得神乎其神。

10月中旬的一天，骑兵团在沛县休整，刘春雷拉着副营长李树茂、供给处老舒处长去集市上看马。这是一匹三岁儿马，灰白色，比大洋马矮、比蒙古马高，身段矫健，漂亮极了。可是，军需员却不主张买。他说这匹马是西洋马和蒙古三河马的混种，血统太复杂，将来也许很好，也许很差，有可能得点小毛病就死掉了，买这匹马就跟赌博似的，太玄。

军需不想买，刘春雷就守着马儿舍不得离开。李树茂牵着马走了几圈，觉得步子、身段都不错，也喜欢上了。大家都盯着舒处长看。

老舒犹豫了半天，说：“要不，这马……你们自己训练……”大刘高兴得跳了起来。

当时通货膨胀、钞票各式各样，因此做买卖的时候老百姓不要钱，只要粮食。这匹马要换三千斤小麦。老舒心疼得不行，当战士的却不在乎。李树茂抱来一床毯子搭马背，再三提醒这马驹现在不能上鞍子，不能跑伤了，还说他要来帮着吊马、压马。刘春雷多了个心眼，他怕营长“见财起意”，就没敢麻烦别人，一直把这匹马带在身边自己训练，还给它起了自己老战友的名字——公鸡。

半年以后，这匹新“公鸡”就成了刘春雷戎马生涯中素质最好的一匹战马。

就在刘春雷忙着给新“公鸡”剪鬃毛、打烙印的时候，部队接到紧急通知：骑兵团编入南下支队，在十一分区司令员王秉璋（开国中将）的指挥下，跨越陇海线作战。

南下支队由冀鲁豫七团、十团和骑兵团组成，这三个红军团都是军区的宝贝疙瘩，现在一家伙全用上了。根据命令，南下支队火速从砀山、黄口之间越过陇海路，沿途不许恋战。“突破作战时，一梯队不准救护伤员，行军途中不准等待掉队人员。任何人不得以救助为名擅自脱离队列，否则按临阵脱逃处置！”

此令一出，全团惊悸。这是最紧急状况下的行军纪律，大家都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人人都在想：南边的新四军遇到大麻烦了！

老兵们都听说过“皖南事变”，所以当时都以为又发生了类似事件，大家焦急得不得了，准备豁出命去救援。战士们纷纷表态，即便累死也不拖部队的后腿。有的人还向战友们打招呼：我受伤了不要你们管，赶紧去接应新四军，千万别给咱们红军团丢脸。

其实，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44年9月，新四军四师师长彭雪枫在八里庄战斗中牺牲了，但这消息当时严格保密，并没有被透露。

10月，国民党以三个师、六个纵队的兵力对新四军四师实施南北合击，四师参谋长张震（开国中将，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担心自己抵挡不住，就向正在湖西地区的冀鲁豫军区杨勇、苏振华求援，电报落款使用了已故师长的名字——彭雪枫。

杨勇和苏振华都是彭雪枫的老部下。彭师长当红三军团五师师长的时候，杨副司令员是五师十四团政治处主任，苏副政委是五师十三团政委。所以，两人接到这个求援电报，当然不敢怠慢，立刻派出精锐主力火速驰援。

骑兵团不顾疲劳日夜兼程，一路不断突破顽军的拦阻。

行军越紧张，就越需要把战马调理好。部队停下，人不吃饭也要先给马匹筹粮筹料。战士们的眼睛熬得布满了血丝，困得经常从马背上掉下来。刘春雷他们这些当干部的还必须时刻留神观察，发现前面的哪匹马停住了，就去捅一下，弄醒睡着的战士。徒步大队的人拽着马鞍绳跟着走，也是边走边睡。夜里赶路，大刘听见旁边的一位班长哼哼唧唧、嘟嘟哝哝，接着又嘿嘿嘿地笑，正想问他乐什么，却见他一头撞了上来，原来是睡着了说梦话呢。

敌人察觉八路军冀鲁豫部队快速南下，顿时乱了手脚，新四军四师随即进行反攻。骑兵团开赴永城时，一路上看见顽军丢弃的辎重和伤兵，知道仗已经打完了。四师副师长韦国清、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前来欢迎南下支队，先是宣布：下一步的任务是歼灭涡阳、蒙城的敌人，可过了两天又说不打了。

原来，顽军方面提出要停火谈判，新四军就根据毛主席“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同意谈判。于是战役宣告胜利结束。

冀鲁豫的三个主力团万分紧张地跑到淮北，没打什么正经仗，每天只是看演出，开大会，参观交流。新四军四师倒是挺忙的，打土顽，搞土改，建立人民政权……却一点儿也用不着八路军帮忙。

新四军和国军谈判，八路军的南下支队实际上充当了谈判的威慑力量。想想看，七团是当年的“红军三虎”之一，十团是井冈山的老红军，骑兵团是从陕北杀到冀鲁豫的铁骑兵。有这样的老牌部队兼模范主力守在谈判桌前，是够顽军们胆战一阵的。

不过，对八路军而言，南下会师变成了“南下旅游”，长途奔波一场却没捞到仗打，这让大家多少有些不自在。本来嘛，部队开的是打仗的买卖，放着涡阳、蒙城都不让打，整天看戏喊口号的算是怎么一回事！交流经验的时候，领导们讲得很起劲，底下的人却觉得挺无聊。当时，新四军还没有使用过坑道作业，所以每次开会都要求介绍这个新战术。次数多了老八路就有些不耐烦，说：“光说不练有啥意思，还不如下个命令，看我们把涡阳城打下来就明白了。”

有些人还埋怨新四军小题大做，把老八路喊来喊去的。有一次，冀鲁豫十团的一个营和新四军某部一起看戏，不知怎的就吵了起来。十团这个营长也是个二愣子，跳起来喊一声：“十团的起立，上刺刀！”硬是把别人赶了出去，害得骑兵团以后参加联欢会都不许带马刀了。

其实，骑兵团和兄弟部队的团结友谊搞得还不错。开会的时候，那边喊一声“欢迎坚持华北抗战的八路军”，这边就回一声“向善于斗争的新四军学习”；那边喊一声“向八路军老大哥部队致敬”，这边就答一句“向英雄的

新四军致敬”。大家手拉手、肩并肩，参观访问、交流经验、听报告、看演

出……忙得不亦乐乎。

11月中旬，南下支队返回沛县、丰县。

临走之前，当地财政干部拖了几麻袋钞票来，不仅发战斗津贴，还按照当地公务出差的标准发放补助，每人每天一角钱。这可是冀鲁豫以往从没享受过的待遇，刘春雷领到了三块六。[奇·书·网-整.理'提.供]当时，涡河一带的工业品紧缺，农产品却很便宜，五角钱可以买一斤牛肉，十个鸡蛋才一角钱，于是大家吃了牛肉又吃鸡蛋，开心极了。

战士们吃得高兴，干部们却有点发愁。主力部队都是有年度任务的，比如骑兵团，1944年有一项指标是缴获重武器一百件。现在眼看要到年底了，还差十多件没完成，本来以为南下作战能“捞一把”，没想到又弄成了“旅游”，这可怎么办才好？

回湖西的路上，支队一直想找机会打一仗，可是各路敌人都躲得远远的，八路军遇不到对手，只好两手空空地回到了沛县。

不过，刘春雷倒是有点收获。部队经过永城的时候，找了个大户人家住下。大刘大概是住在了别人的书房里，满架子的各类典籍他看不懂，翻来翻去，突然就翻到一本有许多插图的书。这本书是讲怎么做西洋体操的，字不多，可画了不少示意图，男的肌肉强壮，女的曲线妙曼，十分好看。那时候，成天打仗的农村小伙子没见过这个，立刻就被吸引住了。大家抢来抢去地看图画，结果就把书扯破了。怎么办？当排长的掏钱赔偿呗！于是，刘春雷也就有了自己的第一本书。

可惜的是，这个体操课本没过多久就被五马分尸，大家一人一页地瓜分了；大刘最后一个体操动作也没学会，真是浪费了教材。

回到沛县，湖西这边的战役也结束了，南下支队的使命完成，宣布解散。

九团团长匡斌（开国少将）神秘兮兮地来找况玉纯，约他去单县打仗。原来，国民党山东挺进军二十九纵队（时锡久部）进驻了单县东北的插花楼。匡斌的意思是想要骑兵团先快速过去把敌人监视起来，九团再随后赶到，两家一起把时锡久消灭掉。

匡团长约骑兵团当帮手，一方面是因为骑兵动作快，能追逃也能打援；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骑兵不擅长攻坚，真正打据点还要靠他们九团，他的算盘打得倒挺精。反正有仗打就是好事，况团长立刻答应了。不过，匡斌敢不打个招呼就把部队拉出去打顽伪军；况玉纯可不敢，于是就请示了上级领导。

骑兵团急行军九十华里，赶到单县插花楼西南五里的大朱庄村，敌人派到村里催粮款的人员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被八路军俘虏了。时锡久的小老婆跑到村里来玩，也被骑兵抓了起来。

几个步兵团也相继赶来。最先到达的是七团和八分区独立团，八分区司令员曾思玉（开国中将）指挥他们迅速把插花楼据点包围起来。等九团匆匆赶到时就只剩下看戏的份了，把匡斌气得哇哇叫。那时候，打游击是个零打碎敲的苦差事，攻城拔寨的油水要大得多，九团好不容易订下的菜，却让七团先上了桌，难怪匡团长要发脾气。

插花楼这里，时锡久的千把号人多是些土匪流氓，装备和战斗力不怎么样，据点工事也很一般，八路军的主力团一个冲锋就能拿下来。多余的部队留在这里也没什么意思，匡斌团长就决定带部队回巨南（巨野）去。

“怎么？你们骑兵团还准备在这里等分红啊？”当时，冀鲁豫军区的团干部之间有个民主协议，叫做“战场缴获奖励分红”，差不多就是见者有份的意思，主要用意是照顾小编制团队和地方部队。

况玉纯笑着劝匡斌别急着走，按他的看法，时锡久被围之后，单县的日伪军就会出来帮忙，到时候打援一样能发财。

“二十九纵队可是国民党顽军，如果单县的敌人不出来支援呢？”匡斌有点不信。

“再等等吧，如果敌人出来支援，就一定会有日本鬼子参加。”

匡团长听说日本兵要来，就去组织部队准备打阻击。

骑兵团也一门心思地想打援。李树茂告诉大家：“单县的伪军警备大队总共五百多人，没多大意思，关键是日军守备队有炮有机枪，咱们一定要把大家伙搞过来。”战士们摩拳擦掌，兴奋得不得了。

在插花楼阵地，七团和独立团按部就班挖坑道。

刘春雷跑去看热闹，发现他们有的在挖坑，有的在休息。几个神枪手闲得无聊，对据点里喊：“喂！你们有胆量就冒个头出来啊！”顽军们倒也有趣，不敢露头却伸手在墙头上摆了一块砖，这边立刻开枪，把那砖头打成几截。于是，外边的八路鼓掌，里面的顽军也喊好，接着又摆上一块砖……八路军在阵地上唱：“晴天呀晴天，蓝个莹莹的天……”顽军也在据点里吼：“我站在城头观山景，耳听见楼下乱纷纷……”大家就好像是在做游戏一样。

看样子，插花楼这里也在等着单县的日伪军。

等来等去，11月24日，终于把日伪军等来了。

单县的日军宇贺中尉、森方小队长带领鬼子守备队和伪山东警备总队第一大队前来增援，在常老家村附近遇到了八路军九团的阻击。

骑兵们关心的是日本兵来了没有。李树茂拿起望远镜一看，高兴地喊：“来了来了，带了两门步兵炮！”接着就听见团长下命令：“出发！出发！”

刚从大朱庄出来，就听见插花楼那边“咚咚”的炮响。那是七团的人知道鬼子出动，连实施坑道爆破都等不及了，直接用迫击炮平射轰击寨门，想赶紧解决掉时锡久，再回过头来打日伪军。骑兵们心说：想得美，哪有那么好的事！鬼子的这两门炮我们预定了，任谁也抢不走！

插花楼那边开打了，时锡久的人马抵抗了一阵才发觉不对：“不好了！真的是老七团打上来了。”其实，从包围插花楼开始，战士们就一直在喊：“我们是八路军八分区七团，赶快投降。”可时锡久的二十九纵队根本不相信。

顽军不上当的理由倒也很充分。首先，老七团的名声太大，以往随便哪个土八路都喜欢借这块招牌吓唬人，游击队动不动就喊“我们是老七团”如何如何的，次数多了敌人也就无所谓了；其次，时锡久也知道八路军七团、十团、骑兵团都南下打仗去了，他可没想到南边的顽军那么不经事，七团这么快就能回来打他。

更重要的是，插花楼的顽军没有看见“老七团的行头”。

七团有个炮兵连，这个炮兵连有一门九二步兵炮。这门炮是1941年缴获的，直到1944年，冀鲁豫军区装备有大炮的八路军步兵团只有七团这一家，威风得很。每次打攻坚战，炮兵连都把大炮摆在显眼的地方吓唬人，所以见到九二步兵炮就等于遇见了老七团。

不过，虽然有炮，却缺少弹药，军区兵工厂一个月也造不了几发炮弹，七团的大炮也是摆样子的时候多，开火的机会少。这次南下，七团干脆把大炮零件拆散埋在土里了。没了行头，也就难怪时锡久的手下不认账。

八路军在外面挖坑道，二十九纵队不急不慌的，还以为对手是独立团的土八路。等仗打起来，冲锋号一响，那队形、那战术、那火力、那气［请看小说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

势……霸气十足啊！顽军这才发现不对头，赶紧往回缩，直喊：“完蛋，真的遇到老七团了。”

七团猛攻插花楼，骑兵团就从大朱庄出发，向敌侧后方迂回包抄。大朱庄的老百姓挺有意思，也许是距离敌人较远，他们不害怕。也许是没见过骑兵打仗，觉得稀奇，反正男女老少都端着板凳椅子上房顶瞧热闹，嘻嘻哈哈、开开心心的，像是看大戏一样。

远处，敌人正在进攻九团阵地。伪军在前面拱，日军炮兵小队在后面助威，炮兵和伪军之间是日军步兵小队，伪军有四五百人，日本兵有六十多人。骑兵团的计划是迂回到日军背后，先解决掉炮兵，再冲击步兵。

炮兵是骑兵的克星。虽然步枪、机枪火力也会给骑兵造成很大杀伤，但在冲锋的时候，只要不打到要害，战马即使多处挂彩也能保持进攻姿态，这倒不是战马的觉悟高，而是因为受伤的马匹不离群，会主动跟着大队跑。但遇到炮火就不行了，炮弹一爆炸，马就惊慌得乱奔乱跳，骑兵能不被甩下来就算不错，根本顾不上进攻队形。

可炮兵也怕骑兵。炮兵移动速度慢，如果没有步兵的有效保护，很容易受到骑兵的冲击。所以骑兵进攻时，应该避开炮兵阵地的正面，从侧后方发起攻击。

骑兵团绕弧线迂回，大队战马踏起漫天尘土，被日军发现了，他们立刻实施干扰，接连几发炮弹打了过来。说起来，这日军的训练水平是很高的，枪打得准，炮也打得准。

况团长命令一、三、四连作为第一拨实施进攻，三个红军连就以纵队阵型运动接敌。刚跑了没多远，又看见旗语指示：改向西南方向的贾庄快速前进！

原来，日军看见骑兵迎击上来了，就迅速向贾庄靠拢。贾庄是个有寨墙的村子，控制着通往单县的道路，如果让鬼子的步兵和炮兵占据那里可就麻烦了。于是，双方开始比赛速度，鬼子步兵拼命跑也比不上骑兵的马快，八路军的三个连冲进贾庄时，敌人离村子还有半里地呢！

骑兵进了村，鬼子却占据了村外的一片坟地，“噼噼啪啪”地打枪。李树茂立刻命令：“冲出村去，到敌人阵地拼马刀，消灭鬼子的时候到了。”三连防守住村子，一连和四连跃马杀向坟地。

马踏敌阵，一连的机枪手石双友来不及换梭子，就用机枪猛砸。不料被鬼子抓住机枪，一把拽了下来，两个人就在地上滚来滚去。刘春雷赶到跟前，骑在马上不好下手，只得跳下来帮忙。大刘先拿手枪抵着鬼子扣扳机，卡壳了，气得石双友又哭又骂，他只好再用马刀在鬼子的腰上戳一下。鬼子瘫了，石双友也晕了过去，不知道是被累晕的还是被气晕的。

那鬼子挺倔犟，八路军卫生员给他包扎，他把绷带扯开；炊事员问他要不要“米西米西”，他咧嘴笑笑，摇头，当天晚上就死了。后来才知道，这家伙是日军的小队长森方。

一连缴获了两门步兵炮，连长匡永盛赶紧指派了六匹马拉走，生怕有谁抢了他们的战果。有了这两门炮，骑兵团的缴获任务可以算是超额完成了。其他骑兵连队也都冲了上来，剩下的三十多个鬼子撤到了朱老家村。朱老家是个只有十一户人家的小村庄，老百姓早跑光了，鬼子钻进民房里躲着。骑兵把村子包围起来，刘春雷用马刀在土墙上掏洞，准备先弄个窟窿再丢手榴弹进去。就在这时候，听见有人喊“鬼子放毒气了”，一群人被熏得满脸眼泪鼻涕，纷纷往外跑。

其实，这毒气是八路军自己放的。特务连的一个小伙，南下作战时捡到个花花绿绿的罐子，弄不清是什么玩意儿，就当做宝贝藏起来。他发现这罐子底部可以打开，还露出一截导火索，就觉得一定是个炸弹（还好他没以为是罐头），现在看见鬼子躲在房子里，小伙子就决定用炸弹把门炸开。他把罐子点着了丢在门槛上，瞧了半天，炸弹不响，却“突突”地冒绿烟。过了一会儿，它把房子里的鬼子熏晕了，也把围攻的八路熏得到处跑。

好不容易毒气散去，正准备再进攻，九团的团长匡斌来了。匡团长一到，就命令骑兵们撤下去休息，把最后消灭鬼子的任务交给九团。说话间，九团三营端着刺刀“忽啦啦”就把朱老家村围上了。

骑兵们很不甘愿，可人家匡团长的官大脾气也大，李树茂也不敢惹他。大家只好重新上马，去找伪军出这口恶气。（九团三营后来用逐房逐院攻击的办法，歼灭三十多个鬼子，捉了六个活的。三营九连还有个战士一人拼死了三个鬼子兵，被评为“拼刺英雄”。）

战场上，到处可以看见跑来跑去抓俘虏的骑兵，各连各排都跑乱套了。刘春雷听见马书龙说：“我们往南边追，把那些跑得快的捉回来。”大家都同意：“好啊，好啊！”

追出去三四里，看见有零零散散的伪军了，骑兵们一边喊“缴枪不杀”，一边收容俘虏。这时，二营教导员王凤翔也来了，他提议：“再接着追，绝不让敌人跑回单县城去！”

于是又追，一直追到离单县县城只有两公里地，已经可以看见北城墙了，终于追上了最后的十几个人。这些家伙也确实跑不动了，趴在地上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骑兵们都觉得好笑。

有个伪军军官，也许是觉得辛辛苦苦跑了那么远，眼看要跑到家了却被抓回去，实在气不过，再加上刘春雷他们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伤了他的自尊心。这家伙本来都已经交出手枪了，却又突然发疯似的冲上来抢夺骑兵挂在马鞍上的马刀，把大家吓了一跳。幸亏教导员王凤翔抢先一步，抽刀把他砍倒了。

询问俘虏，这才知道他就是伪山东省警备队第一大队的大队长吴振海。王凤翔的这一刀挺厉害，直接把吴大队长的肩膀砍断，结果没走多远他就因流血过多而死掉了。

回去的路上，刘春雷发现路边有一口十二印的大铁锅，大概是伪军们逃跑时丢下的，他立即捡了起来。其他人都弄不清这大铁锅有什么用，可大刘自有主意。当时，骑兵团的炊事员都是用家常的普通铁锅炒菜，每次做饭都要借用好几户老百姓家的灶台和炊具，不仅麻烦，而且动作慢。刘春雷是当过厨子的，会炒大锅菜，知道这口大锅对部队开饭有好处。

打下了插花楼，消灭了日伪军，领导们都很开心，于是就轮流会餐。刘春雷的这口大铁锅和他炒大锅菜的技术立刻就派上了用场，其他连队的人到四连来会餐，觉得四连上菜又好又快，实在佩服，纷纷把刘大厨子连人带锅请去传授经验。于是大刘就从这个连吃到那个连，又从这个团吃到那个团。

缴获九二步兵炮的几个战士只吃了连、营、团三顿庆功宴，可刘春雷却吃了十几顿，搞得几个功臣直犯妒忌，嘀咕说：“嗨，咱们的两门炮还抵不过他的一口锅。”

1944年11月底，骑兵团奉命归建。

这一次作战出去了小半年，如今要回根据地了，大家都很高兴。当初开拔的时候谁也没想到会离开这么久。回去的路上，连长有点担心放在留守处的一窝小鸡会不会已经成了鸡骨头，指导员却挺乐观地计算回去以后每天能捡几个鸡蛋。

二排长刘春雷很久以后都还记得，在行军途中一个景色优美的傍晚，他们一帮年轻人——连长周开树（1948年牺牲）、指导员蔡修仁（1945年牺牲）、副连长王元力（1945年牺牲）、一排长高奎先（1945年牺牲）、三排长赵玉亭（1945年牺牲）……从鸡肉的烹饪手法谈到办婚宴酒席，最后再讨论到成家过日子，个个兴高采烈。当时，这伙人中只有周开树有对象，大家一边听连长“介绍经验”，一边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走着走着，快到吃饭时间了，远处的村庄升起了炊烟。王元力说：“你们发现没有，在河北吃饭，端着大碗到处跑；这次到南边去，他们坐在门口吃，把好菜堆在碗口上；而咱们河南这里，家家吃饭关着门，吃好吃孬全看不见。”大家都说：“没错没错。”“有趣有趣。”

正说着，队伍进了村。忽然看见道路两旁蹲满了吃饭的村民，面前又是碗又是碟的，一伙八路都愣了——这才出去几个月，怎么当地人吃饭就改规矩了？

原来，各村都成立了村委会，开展减租减息和“讲理运动”。以前，冬天打场垫土、通渠修路都是白干活没报酬的，现在经过协商决定：穷人出力干活，富裕人家管饭，还规定要有四碗（炖菜）四碟（炒菜）。为防止地主耍赖，干活的人都在路边吃饭，由干部们来回检查：“张家的，怎么只有碗没有碟啊？”“老李家的！你家的碗这么小，太抠门了吧！”众目睽睽之下，地主富农也顾及面子，赶紧回去补足补齐，于是碗越来越大，碟子也越来越多……这情形，让路过的骑兵们看得直乐。

1944年底，冀鲁豫边区的面积比1943年扩大了一倍，军区腹地的清丰、内黄、濮阳、范县、观城等十个完整县（包括县城）都已被八路军控制。长垣县和滑县虽然属于敌、我、匪、顽争夺的地带，但这里是传统的豫北粮仓，农业基础好，粮食产量高，老百姓生活能得到保障，供养人马上千的骑兵部队也不成问题。

到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日本鬼子快完蛋了，虽然不能确定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但很多人已经开始考虑今后的生活。一些政治觉悟高的同志还明白“革命的道路还很长，任务仍然很艰巨”，可更多的人则认为打完仗就可以回家了，于是，找对象就成了很现实的事情。

当时，冀鲁豫八路军找对象结婚虽然也要经过组织批准，但似乎并没有二五八团之类的明确规定。

以前，打游击环境艰苦，年轻女子一般也不愿意嫁给当兵的，特别是像土八路这样又穷又玩命的干法，的确很难成为结婚的对象。但现在不同了，冀鲁豫各地都建立了共产党的政权，八路军的干部战士待人和气，做事勤快，不抽大烟不赌博，没有坏习惯，怎么看怎么惹人喜欢。特别是骑兵团的年轻老八路们，功劳大、名声响，背短枪、挎长刀，来去一阵风，浑身上下透着精干和帅气，更是好女婿的不二人选。

年轻人做事喜欢一窝蜂，找对象也是这样。骑兵团以往的集体生活比较单纯，很少有机会考虑个人问题，而在这个阶段突然出现了找对象的风气，其中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进入局部反攻之后，根据地面积和军队规模不断扩大，地方人员大量补充进正规部队，有家室的干部增多，家属探亲慰问现象增多，部队的协同活动中有女性参与的情况也逐渐增多，这都给指战员们带来了心理上的刺激。特别是这次骑兵团南下，不仅仗打得轻松，还长了见识。新四军的婚恋状况比老八路开放一些，女兵也比较多，这更给了大家很大鼓励。

另一方面，豫北乡村经过1942年、1943年天灾人祸的磨难，1944年终于风调雨顺、五谷丰收，再加上共产党实施的减租减息、合理负担措施，更使得群众的生活大为改善。于是，前两年民间里被耽误的婚嫁事宜纷纷又被提上了日程。在当时当地，最好的小伙子都在军队里，最好的军队是八路军，而老八路中最威风的莫过于挎刀跃马的骑兵团了，小姑娘大闺女都眼热热地瞧着白马连、红马连，自然也就给刘春雷们的成家计划创造了条件。

那段时间，骑兵团干部找对象的人不少，只是有的承认有的不承认，其实承不承认没关系，别人也看得出来。骑兵们平时经常要夹着草料，半跪在地上铡马草，所以军服的胳膊肘和膝盖部位总是很容易磨破。以前都是男子汉自己粗针大线缝几下了事；现在，如果发现谁身上的补丁突然变得美观起来，此人的婚姻大事多半就有谱了。

刘春雷排长也有了对象。

四连二排的驻地在长垣县赵村，马厩设在村口的玉皇庙，当时庙里面还住着个年轻妇女和她的孩子。这女子是本村人，出嫁好些年都没有生养，后来不知怎的就跟别人私奔了。1944年冬天，她突然抱着个私生子回到家乡，婆家气恼地把媳妇赶出家门，娘家碍于脸面也不肯接纳女儿，结果，她只好在这破庙里安身。出了这种事，连妇救会都没法调解，八路军就更不好插手了。好在这女子时常帮骑兵照料战马，刘排长也就因此接济她一点粮食。

落难女子称孩子的亲爹为“先生”，可她自己也弄不清那位先生到底是干什么的。

这女子对大刘的印象不错，她有个妹妹时常到庙里来探望姐姐，姐妹俩就为了八路军排长而嘀嘀咕咕。终于有一天，姐姐跑来替妹妹做媒，刘排长考虑了一会儿，就答应了。

妹妹的模样很俊俏。但刘春雷之所以答应这门婚事，主要还是因为她干净清爽，能吃苦、很勤快。老刘家是开豆腐店的，干豆腐买卖，总是夜里推磨白天赶集，还得抽空选豆子，没个休息的时候，不爱干净、不勤快、不能吃苦是不行的。刘排长当时的人生理想是战争结束之后回家继续卖豆腐。通过观察，他认为这位妹妹具备当豆腐店老板娘的潜质，于是决定和她携手共同发展家传的食品加工事业。

婚事定下了之后，刘排长的马鞍子有了新布垫，军服上的补丁也美观起来，战友们很高兴，女方家里也很满意。老丈人原本为大女儿的事情感觉挺丢脸的，现在来了个八路帅小伙儿当小女儿的未婚夫，不仅面子回来了，还能够享受军属待遇，有一亩半耕地可以免纳公粮。

那段时间，一排长高奎先也经常找刘春雷商量成家计划。

高奎先是河北安平人，1942年反“扫荡”时从马上摔下来，落下了个外伤性癫痫的病根。南下作战前，他的癫痫病又犯了，部队考虑到他的身体难以适应长途驰援的要求，就把他留在湖西休养。高排长住在个村干部家里，骑兵团南下“旅游”一个多月，他就利用这段时间和房东家闺女沟通交流起来。等骑兵团班师凯旋，他也随即归队，跨上战马就走。谁知道，部队刚到长垣不久，人家大姑娘就追到驻地来了，声称非要参军不可。骑兵团这时候还没有女兵，自然不能同意她的要求。于是大姑娘就揪住高奎先不放，说是高排长先前答应过她的。

这位姑娘名叫贺娟子，是个很能干的女孩，就是太泼辣了一点。高奎先这么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物，愣是被她收拾得没了脾气。于是战友们纷纷替老高出主意：“看起来这女子挺拥护八路军的，干脆你代表部队收编她得了。”高奎先也是穷急无路，只好施展甜言蜜语；而贺娟子或许觉得既然当不了军人，当个军属也还可以将就。这么一来，两人就好上了。

谈婚论嫁的时候，大家并不觉得组织上有可能会不支持。高奎先和刘春雷都是1938年入伍的老八路，几年来从河北、山东转战河南，算得上是开辟根据地的功臣了。这批抗战之初就进入主力部队、历经艰苦环境锻炼出来的战斗骨干，到1944年底已留存不多，上级领导平时对他们也很关心，一般情况下都会尽可能地提供方便。

可是没想到，1945年1月，分区一个批示传下来，除了同意红军出身的四连连长周开树的婚事，其他的十多对鸳鸯都被亮了红灯。

刘排长、高排长们有点发蒙，但他们毕竟是久经考验的八路军战士，虽然感觉莫名其妙，还是坚决执行指示。连长周开树觉得自己被弄得挺例外，心里一烦也不乐意结婚了。

可是，女人们就没这个觉悟了。刘春雷的那一位，以为是姐姐的坏名声影响了自己的婚姻，委屈得整天躲在屋子里哭；高排长的贺娟子更不得了，直接跑到团部去吵架，搞得团长和政委也狼狈不堪。小伙子们只好赶紧安慰大姑娘：“凡事总要一步步来，这次没同意就再等等，下次一定能批准。”周连长的未婚妻也十分坐蜡，面对气呼呼的未婚夫，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

哭……

1944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针对部队中对战争形势过于乐观而产生的松懈情绪甚至希望解甲归田的思潮，上级明确指出：我军在反攻夺取交通要道及最后驱逐日军出中国的同时，应准备应付国内可能的突然事变。除继续对敌作战、加强地下工作外，要加紧训练现有军队，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

10月底，中央军委再次发出关于《加强全军练兵与部队大整训的决定》，要求全面整训主力部队、游击队和民兵。冀鲁豫军区随即颁发整训令，命令“各部队基层骨干要确立继续战斗的信念，增强内部团结，奠定军事整训的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可能干扰军心的因素都会被排除，基层干部结婚的事情自然也就变得很难获准了。(请看小说网|www.qiyebooks.com)

可在当时，刘春雷排长并不清楚这里面的道理，他只是知道上级命令狠抓军训，要准备打大城市、打大仗；只是知道自己必须在部队继续战斗下去，未获最后胜利之前不能回家卖豆腐。对于上级不同意他的成家计划，他只知道自己有满肚子的委屈。

他的那个妹妹哭哭啼啼地问：共产党不是号召妇女解放、婚姻自主吗，那为什么八路军首长要管别人成家的事？为什么先前能够结婚而现在就不允许了？为什么民兵班长可以结婚而八路军排长却不行？为什么娶妻生子的人可以参军而单身老八路反而不能结婚了？……

刘排长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才好。

正在伤脑筋的时候，骑兵团奉命赴滑县作战，刘春雷终于能够借打仗的机会摆脱目前的烦恼，顿时觉得松了一口气。

1945年1月20日，四连二排离开了长垣县赵村，刘春雷也从此离开了那位曾经与他订立过婚约的姑娘。

骑兵宿营比较分散，所以一般不会像步兵一样的先集合再出发，通常是开拔令下达之后，各部队在行进中陆续加入队列。

清晨上路，战马很兴奋，战士们也很活跃。全团逐渐汇合在一起，上千匹战马排成长龙，人马欢腾，惹得乡村里的老百姓们驻足观看。

行军队列连绵十多里地，如果听见后面喊“辛苦了”，那意思就是需要超越前队，于是前面的连队一边让道一边回答“加油干啊”。有时候听到喊“敬礼”，那是领导的战马过来了，当排长的要赶紧把手搁到帽檐上。如果嘻嘻哈哈的吵闹声突然停止，取而代之的是“保持队列，注意纪律”，则肯定是遇到了戴红袖箍的政治处值勤组……

这次赴滑县作战，一排的行军位置应该在二排的前面。可走了二三十里地，刘春雷才看到高奎先垂头丧气地带队赶上来。原来，早晨临出发时，贺娟子突然堵住马厩，拽住高排长的战马死活不让走。组织股长李选贤带值勤组去检查住宿纪律，发现一排还没动身就发了脾气。未曾想，李股长刚训斥高奎先几句，就被扑上来的贺娟子抓了个满脸花。政治处的领导在战士们面前很有权威，可对付贺娟子却一点办法也没有。正当大家束手无策的时候，副连长王元力赶过来解决了问题。

王元力在1939年的王小楼伏击战中脸部受了伤，从此面目狰狞，一般人都挺害怕他的模样，泼辣的贺娟子也不例外。老王虚张声势吼叫一通，唬得贺大姑娘惊慌失措，四连一排这才得以“突围”，赶上大部队。

骑兵们向滑县方向挺进，刚进入卫南（这是抗战期间共产党在滑县与长垣交界地带设立的一个县），突然传来消息说卫南县大队正在与敌激战，上级命令火速增援。当时，分区方面把情况说得很严重，搞得骑兵团也紧张起来，连忙派了四个斥候分队出去摸情况。斥候骑兵来回跑了几趟都没发现敌人大部队，况团长还不相信，赶到焦虎集战场一看——可不是吗，哪有什么大批敌人？不过只是两三百个土匪，正撅着屁股和县大队对打呢。

这伙土匪是“李小孩”的人马。“李小孩”本名李荣卿，因为头大个子小，看上去像是个小孩，所以得了这个绰号。李土匪平时守着自己的地盘，日军来了打日军，共军来了打共军，是个遇鬼杀鬼见佛灭佛的角色。有时候土匪性格发作，他就派人到外面抢粮食，结果这一次正巧遇上卫南县大队，两边就干了起来。

李土匪的手下都是些兵痞流氓，单兵技术比较高，卫南县大队虽然有四五百人，却是第一次打正规战。民兵们越打心里越没底，赶紧向八路军求援，还把情况说得挺严重。

就这么些个土匪，还不够骑兵团塞牙缝的，二营、三营没动手，一营没费多大力气就把他们消灭了。骑兵们不觉得这一仗有多大意思。县大队却兴高采烈，他们自己夺了三十多条枪，还想索要老八路缴获的三挺机枪和百来支步枪。况玉纯表示要先请示军分区才能决定，民兵立刻说：“好的好的，我们一起去何庄。”

“我们骑马你们步行，能赶上吗？”

“没问题，刚才在冰天雪地里趴了半天，现在跑跑路，正好可以暖和暖和。”

何庄离焦虎集战场三十多里地，卫南县大队跟着骑兵一路狂奔而去（这支游击武装就这么跟着主力部队向前跑，最后发展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军一七八师五三二团，自己也成了响当当的主力）。

刘春雷这时还弄不清等一会儿要和谁打仗，县大队的人边跑边说：“到何庄还能打谁？王泰恭呗！这个坏东西，我们早就盼着收拾他了。”

王泰恭是国民党滑县县长，还是所谓“冀鲁豫边区军政联合指挥部指挥官”，他的独立一支队下属三个团和一个训练大队（团），大本营就在何庄。

骑兵团急匆匆赶到何庄附近，却看见好些步兵坐在路边啃干粮。步兵见到骑兵就笑：“四条腿的现在才来啊，回去吧，这里没什么事了。”

一问才知道他们是新四路，又问：“你们怎么在这里吃上了？仗是不是打完了啊？”

“打没打完都一样，人家十六团包圆了。”原来，最先到达的十六团趁敌人防备松懈，已经收拾掉王泰恭的骑兵队和迫击炮连，把寨门堵上并包围了整个村子。新四路来晚了一步，只好蹲在路边休息啃干粮。

新四路没事干，骑兵团就更不知道干什么好了。十六团团长杜海林（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对着况玉纯直打哈哈，一副十分得意的样子。

况玉纯和李庭桂去找领导请示任务，分区张国华政委听说卫南县大队也跟着跑来了，十分高兴，就吩咐把缴获“李小孩”的那些枪都给了他们，并命令县大队归骑兵团指挥，任务是围点打援，消灭王泰恭部训练大队。

晚上，骑兵们埋伏在冯付集到何庄之间的路上，准备打伏击。

冯付集周围驻扎着王泰恭部第三团和训练大队，其中训练大队的队长王三祝是王泰恭的儿子。本来，骑兵们估计小王队长不会丢下他爹不管，一定会来救援。谁知道等到凌晨两点也没看见援军出来，战士们都急了。侦察员回来报告说，训练大队住在冯付集里面；而那个第三团则稀稀拉拉分散在周围的几个村子，从夜里十一点到现在，没见他们有什么动静。

敌人不出动，八路军就直接攻坚了。二连和四连打冯付集的王三祝训练队，其他连队则对付周边分散居住的三团。

凌晨四点左右，战斗打响了，四连没费什么力气就突破了寨墙。可进村以后却遇到了难题，冯付集里面只有两个小碉堡和一个矮炮楼，其他的建筑全是民房，训练队的人穿的是便装，他们丢掉武器到处乱跑，还真的分辨不出是兵还是民。再加上这里是王泰恭经营多年的老巢，群众不仅不对八路军讲实话，还帮着掩护顽军官兵，搞得八路军不知道谁是匪军谁是百姓。

有人出了个主意：“训练队的人都是些财主少爷，咱们看见脸蛋白净、身材肥胖的就抓起来，肯定没错。”刘排长觉得这个办法挺好，一路搜查过去，搞到天快亮才逮了十多个。大刘正带着一帮人忙活的时候，况玉纯团长突然从后面跑过来，劈头就是一顿臭骂。

原来，况团长看见部队打进去一段时间了，就带着警卫员进村来看情况，没想到正好和漏网的顽军碰了头，对方看见穿军装的就开枪，况团长的警卫员当场牺牲。幸亏况玉纯有经验，没有往回跑而是翻过院墙向前冲，这才遇到了正在分析脸蛋身材，凭相貌抓人的刘排长。

挨了一顿骂，刘春雷慌了，赶紧回头重新搜索。这回无论胖瘦，看见年轻的通通先关起来再说。

天亮以后，刘春雷和指导员一起清点战果。听见战士们讲四连一排长不见了，接着又有人报告说井里面有具八路军尸体。大家心里“咯噔”一下，捞起来一看，果然是高奎先。高排长的身上没有伤，显然是淹死的，但那口井并不深，当时也没人听见他呼救，所以估计是夜里癫痫病发作，失足跌落下去了。

经过一夜的战斗，王泰恭和他的副司令、参谋长都被击毙，王部顽军也被全歼。这一仗打得挺容易，但大家却不大高兴得起来。

部队返回长垣，在离驻地三十多里外的路口，四连的战士们忽然发现了贺娟子的身影。谁也没想到她会跑出这么远来找人，大家心里都有些发慌。

贺娟子张望了一阵，没有找到高奎先，就径直拦住了王元力的马头。王副连长吭吭哧哧了好半天，最后只得老实承认：“死了，埋在滑县了。”

这一次，泼辣的贺娟子没哭没闹，她只是盯着王元力，一字一顿地说：“你害死了他，就是你！”

这之后，贺娟子就回家乡去了。王元力十分郁闷，见人就唠叨：“怎么能说是我害了老高呢？这妮子讲话没道理嘛。”

战友们劝慰王连长：“她那是急糊涂了，胡说的，你别往心里去。”

多年以后有人分析道：女人的心思是很敏感的。贺娟子曾经照顾过生病的高奎先，或许她已经察觉到未婚夫有可能犯病，所以才会在部队出发前努力阻止他上路。可惜，王连长、刘排长甚至高排长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刘春雷回答说：即使意识到了，又能怎么样呢？

1945年1月，何庄战斗后的骑兵四连二排没有回到原驻地，这以后，刘春雷再也没有去过长垣县的赵村。

1945年初，冀鲁豫根据地形势一派大好，局部反攻连连告捷，政权建设成效显著，部队整编有条不紊。《一九四五年的任务》已经传达下来，毛泽东主席明确指示：把一切防守薄弱、在我现有条件下能够攻克的沦陷区，全部化为解放区，迫使敌人于极端狭窄的城市与交通要道之中，被我包围得紧紧的。等到各方条件成熟了，就将敌人完全驱逐出去。

眼看要过农历新年了，上级给骑兵团的每个战士都发了新军装、新棉袄，还配发了统一的床单和棉被。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好事，大家高兴极了。但紧接着，军区就派人来“指导内务”，还要求战士们起床后把被子叠得有棱有角，刘春雷他们觉得很奇怪：这本来是日本军队里的规矩，怎么咱们八路军也要学着做？教员说：“部队要扩大、要向正规化发展，所以这些制度都必须实行起来。”大家只好照办。不过，棉被叠整齐以后，确实好看多了。

叠完被子，部队就开始大规模整训。

整训分为两部分。其中政治整训也叫做“第三阶段整风”，当时的口号是“不仅要从组织上入党，还要在思想上入党”。整风的办法是由组织部门甄别个别人的“历史问题”，其他战士则每天听课、讨论、学习。

教员上课的时候，反复讲解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界限、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区别，还讲中国革命以工人、农民为主体、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只是这些大道理，一般战士不太搞得懂，也不怎么感兴趣。

以前总是提倡全民族抗战，宣传打走了日本鬼子就能有好日子过，可现在却又突然强调革命性和领导权的意义，大家一时间就有些转不过弯来。华北的老百姓原本就对蒋介石就没有多大印象，并且这时候冀鲁豫附近的国民党军队都跑光了，当地人自然也就不大相信国民党会再来捣乱。红军干部意志坚定，每次开会都要痛骂国民党、白匪军。其他人听了半天，虽然同意反动派十分浑蛋，但对蒋委员长还是恨不起来。

周开树急了：“蒋介石会让你过舒服日子？别想好事了，这仗早晚还要打。告诉你们，要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军队，我坚决赞成；但如果听龟儿子蒋介石的调遣，砍掉脑袋也不干，老子上山打游击去！”

排长、班长们赶紧安慰他：“连长，老蒋是南方人，北边的事他管不了。”

“连长，等打完仗，把你家里人接到北方来，到我们冀南享受共产主义！”

大家嬉笑吵闹一番，十分开心，都觉得那个从没见过的蒋总裁和自己没多大关系，为他生气实在是划不来。

上政治课多少有点儿稀里糊涂，军事练兵却效果显著。

那段时间，部队的规模迅速扩大，各种基干团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地方民兵和游击队大批地加入正规军。根据军区的整训命令，各部队掀起了大练兵的高潮。

骑兵团主要练习分队机动。也就是在迂回、包围和追击运动中，前出到有利方向，向敌翼侧和后方实施攻击。

骑兵以往的机动方式多属于小规模突击，强调坚决、迅速和出敌不意，冲击的时候也主要凭借马刀。现在练习大纵深机动，则需要和友邻分队在时间、地点、目的上进行多层次的战术协同，还要实施正面射击、侧射、交叉射击、拦阻射击等火力配合，这就要求骑兵必须更加精通武器，提高观察战场、发现目标、控制局面的能力。通过几个月的大练兵，骑兵团的战斗骨干都能做到在快速行进中双手脱缰、熟练使用轻重武器，射击精度也大为提高。

骑兵训练的时候到处跑，顺便也可以瞧瞧别人怎么练。

新编成的部队主要练习队列、射击和拼刺，老资格团队则练习进攻、防御、协同。如果远远看见一群人平端着锄头，大头朝前纹丝不动，好像是在修理农具的模样，那肯定是基干团在锻炼瞄准臂力；若是看见一伙人扛着梯子跑来跑去，又滚又爬地递炸药包，这准是十六团在练攻城爆破。

骑兵们自己很少挖掩体，所以也就最喜欢看别人刨坑。

上午出门的时候，瞧见步兵一声令下就地卧倒，把枪放在右侧够得着的位置上，然后翻转身子向左边刨，一边挖还一边观察情况。把土堆在自己的前面和两侧，用野草伪装起来，这就成了一个卧射掩体……这时候，骑兵喊一声：“喂，你们先忙着，我们出去逛逛。”就上马走远了，步兵们则继续挖土。下午回来的时候，那些掩体已经深到能跪射、立射，甚至连成了战壕，当然，那些刨坑的人也都变成了泥猴。

骑兵得意扬扬，步兵很不服气。于是，搞协同练习的时候就有步兵嚷：“神气什么呀，我家的大骡子比你们的瘦马壮实多了。”

“骡子再壮也不能打仗。”

“那你们的牲口也不能炸碉堡攻寨墙啊！”

“那倒也是，还是你们步兵实在。”骑兵竖起大拇指表示佩服。

骑兵们很少和步兵斗嘴。不仅因为团里面管得严，不许与兄弟部队争吵，还因为谁也保不准自己哪一天也会下马当步兵，所以没必要太张狂。

1945年春节刚过，骑兵团况玉纯团长就上调九分区，担任主管作战的副司令员，四连长周开树去了步兵团当营长，而刘春雷也被抽调到军区交通处去支援工作。

随着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军队和政府的机构增加了很多，再加上正值冀鲁豫政治整风和边区筹备群英大会，于是大量机关文书、宣传材料、公私信件都被积压在邮局。原来的交通站已不能满足需要了，军区就成立了军邮队，分为走路的、骑马的和蹬自行车的几个分队。

乘骑军邮队经常要长途奔波，通过敌伪顽匪混杂的地区。刘春雷的工作是辅导军邮员们合理使用马匹，学会观察判断敌情，及时摆脱危险。如果去比较复杂的地方执行任务，他就亲自带队。

军邮队设在河南濮阳，这里是冀鲁豫根据地的腹地，可以说是大后方了。刘春雷自参军以来，大部分时间都驻扎在前线，很少和后勤机关打交道，也很少有机会过这么安宁的日子。他每天按时上班，讲解要领、做几个示范动作，然后就吃饭、聊天、睡觉，不用上岗查哨也不担心敌情，心情轻松，人很快就胖了许多。

大后方的环境和游击区确实不一样，这里的群众觉悟高，还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虽然条件依然比较艰苦，但每个人都神采飞扬、兴高采烈、干劲十足，处处是笑脸，处处可以听见歌声。一辆大车陷在路上了，立刻就有许多人跑过来帮忙；认识或不认识的人们都互相热情地打招呼；如果前方传来了反攻作战胜利的消息，庆祝的人群即刻间就涌上街道，集会、游行、唱歌、呼喊口号，欢乐的情绪洋溢四方。

在后方，参加革命工作的女同志比较多，男女之间的交往也少了许多封建拘束。根据地办喜事，没有花轿也不放鞭炮，只是在新房门前贴一副对联，上联是“妇女解放要自由”，下联是“手拉着手找对头”，横批是“婚姻自主”，真是新鲜有趣。

乘骑军邮队的驻地在濮阳城外，这附近有医院的休养所、被服厂，还有个兵工车间。军服厂的女工大多是军属，身穿黑蓝色制服，上班唱着歌儿缝军装，下班依然唱着歌纳军鞋；兵工车间里造硫酸的锅炉日夜不停地冒烟，女军工们穿着杏黄色的工作服，据说拿炸药当染料用，结果就能弄成那种颜色；休养所里的女卫生员也不少，不过好像每天都在忙着洗衣服。只有乘骑军邮队里全是大老爷们，年龄大小不一，穿着也是五花八门、各式各样。

有一天，刘春雷和军邮交通员魏二民在河边清洗装邮件的包裹皮。魏二民是老交通员，1942年反“扫荡”的时候救过大刘的命。可惜他搞地下工作的时间长了，染上了个抽大烟的坏毛病，所以给人的印象总是不大好。

这时候，有两个女孩也在濮水边上洗衣服。冬天的河面冷飕飕的，可她们嘻嘻哈哈好像并不在意。听见一个南方口音的说：“你们兵工厂的人真勇敢，成天守着炸弹也不怕，换了我可不行。”

另一个回答：“你才是勇敢呢，我到医院里去看见那么多血，还有断胳膊断腿的，都快吓死了。”

小姑娘唧唧喳喳，弄得大刘和老魏也笑了起来。于是魏二民逗她们：“你们说，这位骑兵排长够勇敢吗？”

“八路军骑兵是英雄，当然勇敢啦。”

“那我这个老头子呢？”

“你……也勇敢。”两女孩看见魏二民嬉皮笑脸的样子，回答得不很干脆了。虽然刘排长介绍说老魏是老革命交通员，可小护士和小军工瞧着老革命的满脸坏笑，总有点半信半疑。

听说他们是军邮队的，小军工高兴了：“你们能替我捎封信吗？”

“你有立功奖状吗？有表扬通知也可以。”

“还没有呢……”

“赶紧努力吧，有喜报的话军邮队就能帮你带信了。”

“我有奖状！”旁边的小护士充满了期盼。

“你家在哪里？”

“贵州遵义。”

“哎呀，那可难办了，军邮只能到各个根据地，去贵州可不行。”

“再等等吧，再打几个胜仗，说不定就能往你家捎信了。”

虽然最终没有能够寄信，但大家仍然十分高兴，因为这时候，每个人都对即将到来的胜利充满了希望。

“那是最复杂的时期，那是最单纯的时期；那是最苦的年代，那是最好的年代。”——许多年以后，年老的刘排长和吴军工员回忆起往事，依然感慨万千。

1945年3月，冀鲁豫边区群英大会在濮阳城隆重召开，骑兵团第四连被推举为英雄团体，李树茂作为代表参加了大会。群英会选出战斗英雄、民兵英雄、工作模范、劳动模范及学习模范二百五十八名，八位一级战斗英雄中又有三人被授予“特级战斗英雄”的称号，"奇"书"网-Q'i's'u'u'.'C'o'm"李树茂名列第一。

《冀鲁豫革命史》中这样记录：著名战斗英雄李树茂，陕西延安人，1921年出生，十四岁参加红军，一人缴获轻、重机枪四十九挺，掷弹简六个，步枪五百余支，毙伤敌伪顽军七百多名……

群英大会后，获得表彰的英雄们披红挂彩绕街游行，围观欢呼的群众堵得水泄不通。李树茂骑着高头大马走在英雄行列的最前面，肩上扛着骑兵团荣获的三面奖旗——中共平原分局授予的战旗上写着“哥萨克骑兵”，冀鲁豫军区授予的旗帜是“艺高胆大”，冀鲁豫行署授予的是“胜利冠军”锦旗。

刘春雷也得到了“战斗模范”的表彰。由于他当时就在濮阳，所以直接就领取了奖品——一只大铁皮杯子。这东西可以用来喝水也可以盛饭，但它的重大意义还在于，帮助大刘养成了刷牙的好习惯。

其实，刘春雷学刷牙还和另一个人有关。

群英大会后不久，有一批宣传材料要送到淇县去，由于目的地靠近交通干线，情况比较复杂，刘排长就决定亲自带队。出发的时候，边区文联有个创作员（那时候不叫作家）也要去采访，就跟着军邮队一道走。

这位文化人二十多岁，笔名叫豆子，真名不知道是什么。他瘦瘦的一个人，很客气，使用一枝小棒槌一般粗的自来水笔。当时的创作员享受团级干部待遇，配备马匹和勤务员。豆子的随从是个瘦瘦小小的孩子，像棵豆芽菜一样，和豆子配搭起来倒挺合适的。

豆子这人很热情，见面就问：“多大年纪了？做过什么负责工作？打过哪些仗？”还说：“你身强力壮能驰骋杀敌我好佩服呀。”他抽空又给刘排长画了一张素描，并且在底下写了些字。大刘夸他画得好、写得好，豆子说：“我本来就是学画画的。不过，那些字不是我说的，是鲁迅先生说的。”

刘春雷早就知道有白求恩学校和鲁迅学校，而且从油印小报上看，老白是大鼻子，老鲁是大胡子，所以以为他俩都是外国人。于是豆子赶紧解释白求恩和鲁迅、加拿大和上海、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这才算是给刘排长扫了盲。豆子还说，自己和鲁迅先生一样都是搞创作的，这顿时让八路军排长对创作员平添了许多敬意。

路上，刘排长和创作员住在一起。有天早晨洗漱的时候，豆子突然问：“你怎么不刷牙呢？”没等大刘回答，他就跑出去找了根红柳棍，再从马尾巴上剪了一缕毛缠在上面，得意地挥舞着这把创意牙刷，把大铁杯子塞到大刘手里。从此以后，刘春雷就开始用那个奖品杯子刷牙了。

从没打过仗的人上前线经常会有两种表现，一种特别害怕，一种特别不怕，豆子创作员就属于胆大的那一类。

军邮队进入游击区之后，刘春雷决定白天休息晚上赶路。夜里行军，豆子骑在马上吸烟，刘排长连忙劝他灭掉。

“为什么不让抽？”

“四周一片漆黑，火光容易把敌人招来。”

“噢……”于是把烟头掐灭了。

走了一截回头看，他又点上了。“怎么回事？”

“哎呀，不好意思，习惯了……”

真拿他没办法。

夜里过道沟，其他人都忙着搭跳板，只有他环顾四周，指着这边问是什么地方，指着那边问有没有敌人。正想催他走，他却跳进了沟里，用手量量有多深，用步子测测有多宽。刘春雷急坏了：“同志，很危险呢，还是快走吧。”

“好的，马上就好了。”

“这道沟的情况我都清楚，等一会儿告诉你，保险不会有错的。”

创作员却不急不慌地回答：“我想具体了解封锁沟是怎样的，自己了解的比较好一些。你说对吧？”

“……”

好容易到了目的地，军邮队忙着交递、受理邮件，创作员则四处去调查访问。临要返回濮阳的时候，豆子突然提出要和游击队一起去搞飞行爆破。

当时，敌人虽然已经很少进行大规模“扫荡”，但还是经常派小部队、便衣队进行突击袭扰。为反击敌人，民兵游击队就出击到敌占区，把地雷埋到日伪据点附近。这种远距离、主动出击的地雷战就称为“飞行爆破”。执行这项任务很危险，需要丰富的游击作战经验，刘春雷劝阻过豆子，结果当然是没有效果。

创作员兴奋地跟着游击小组出发，没过几个时辰就被抬了回来，他牺牲了。

游击组的计划是在夜间埋设地雷，所以到达距离敌人不远的卫河边就停下来休息。冬天水位浅，袒露的河床上有些贝壳和石子，豆子和勤务员就跑到河岸边去捡东西，谁知道对岸的民房里住着鬼子的便衣队。敌人看见这个穿军装、带“马弁”的干部就立刻开枪，当场把两人都撂倒了。民兵拼死才把尸体抢回来。

烈士的遗体在当地掩埋了，刘春雷把遗物带回濮阳，其中包括他尚未完成的稿件。豆子为刘排长画的那幅素描在挺进大别山的路上丢失了，但写在上面的文字，刘春雷始终都记得：

“生命不怕死，在死的面前笑着、跳着，跨过了灭亡的人们向前进。”

大后方比较安全，可刘春雷在濮阳却并不安心。

这两三个月，前方部队一鼓作气，在郭小砦战斗和南乐战役中歼灭了汉奸孙步月和杨法贤。捷报传来，大刘觉得战友们流血打仗而自己却在后方送信，有些不合适。再加上这时候各基干团经常跑到后方机关来要干部，有的想调他去当队长，有的想请他去当参谋，刘春雷不大愿意当步兵，就想着赶紧回到骑兵团去。

跑去找交通处长刘鸣九，道：“军邮队训练得差不多了，让我回部队吧。”

“军邮队的水平确实提高了，可是，你还有个任务，帮助魏二民把抽大烟的毛病改掉。”

“你自己怎么不管？”

“我忙嘛。你和他熟悉，这事就交给你了。”

说刘春雷和老魏熟，其实刘鸣九和魏二民更熟。刘鸣九是抗战前的老地下党。他给直鲁豫特委组织部部长王从吾当警卫员的时候，魏二民就是特委的交通员，两人打交道的时间很长。不过也许就因为彼此太了解，刘处长反而拿魏交通员没办法。

刘处长没办法，刘排长就更没办法了。想当初，刘春雷在敌后养伤的时候被汉奸告密，是魏二民最先得到消息，赶在敌人搜查前把他背到空坟里隐蔽起来的，老魏是救命恩人，大刘怎么可能对他下得了狠手？再说了，人家魏二民是地下交通出身，刘排长把烟具藏起来，地下党转眼就发现了；反过来，地下党藏东西，当骑兵的就死活也找不到。

说实话，即便是把烟具都扔了也没用。魏二民的工具都是些代用品，油灯做烟灯，棉线做捻儿，蛋壳做灯罩，再削根筷子当烟扦，借着茶壶嘴就抽上了……这样的玩意儿随时都能弄来一整套，想要釜底抽薪就得把大烟膏给没收了。魏二民的烟膏是从哪里弄来的？平时又放在什么地方？刘春雷十分奇怪。搜查了许多次也没有效果。有次被问急了，老魏嘿嘿笑着解下棉衣，原来垫肩上有个假补丁，烟土就藏在里面呢。于是，晚上趁他睡觉的时候实施“突然袭击”，夺过破棉袄翻了个遍。谁知道，烟膏又不知跑哪儿去了。魏二民满脸奸笑，再逼问就打死也不招了。

禁烟不见成效，刘春雷就晚上守着他睡觉、白天陪他散步，想帮他把烟瘾缓过去。魏二民这人见多识广，会测字算命、说书唱戏、抓中药治牲口、分辨真假古董，还会讲各地的方言，跟他一起散步聊天倒还是很有意思的。

有一天正闲逛着，前面看见一群被服厂的军嫂。魏二民就开始跌跌撞撞地装扮瞎子，女工们以为他是休养所里的残废军人，连忙丢下手里的针线活搀扶着他。老魏一本正经装得像模像样，大刘只好傻笑着不言语。走到休养所门口遇到了周所长。周所长说：“老魏你又在搞什么鬼？”魏二民的眼睛立刻就睁开了，一把拽着所长跑进了医院，只剩下个刘排长在后面受妇女们的批评。

那时候，八路军医院里自己也制造一些卫生用品，比如“新华”香皂、“新华”牙粉什么的，但产量不大，能得到的机会也很少。魏二民一次就给大刘捎回来两大包，果然面子不小。不过刘排长看他的精气神就知道肯定又在什么地方吸够了大烟，未免就有点生气。魏二民也不辩解，只说自己要出去一趟。交通任务的规矩是本人不讲别人不问，当天晚上他就走了。

过了些天，老魏驾着辆横车子（一种独轮车）回来了，卸下来几罐手术麻醉用的哥罗仿，医院的同志十分高兴。魏二民却累得满脸发黑，进到屋里一句话不说就开始抽大烟。刘春雷这回没有阻拦他，这么多特别物资，起码要到济宁或者开封之类的日据中心地区才能弄到，不是一般人有办法的。冒这么大风险办了这么大的事，怎么好意思不让他吸烟呢！

禁烟行动一再受挫，刘春雷就有些灰心了，可魏二民却无所谓，依然一起散步，得意的时候还唱唱酸曲。大刘是在城里的饭馆里干过的，什么曲子没听过，只不过自从黎城整军以后在骑兵队里就没敢再唱这个了。现在换了个宽松环境，一高兴起来也就犯了糊涂，于是跟着瞎哼哼。

光天化日之下，两个八路在大马路上开唱《李才能倒驴》，惹得一大群人看热闹：

祖上本是买卖人，别人夸我有才能，

有才能我果然能，四面通来八面精，

倒骡卖马贩驴子，坑蒙拐骗都能行，

三教九流有来往，八店十行样样成，

蒙古包里卖骆驼；喇嘛庙里贩羊群，

烟台卖过黄花鱼，济南贩过落花生，

杭州闺房卖绒花，耍着戏班上天津，

云贵药材高丽参，如今又把金丹崩。

嗨——说我能来我就能……

大买卖，干不成；小买卖，日弄人，

担韭菜，卖小葱，贩瓜子，卖花生，

剪毛煽蛋开脚店，杂货铺里满腾腾。

说我能来我就是能。

…………

再往下的曲词越来越那个，刘排长就不好意思再唱了，只剩下魏二民一个人还仰着脖子肆无忌惮地干号。周围的男男女女听得正起劲，耳边突然传来一声怒吼：“什么乱七八糟东西！是哪个单位的？！”

大家扭头一看，妈呀，是后勤部的政委傅家选（开国少将）！顿时吓得四散逃跑。傅家选是冀鲁豫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委，谁晓得他会到休养所来看病，正巧遇上了这一幕。

第二天开党员会，魏二民首先站起来把自己的“罪行”交代一遍，然后把头一低说：“我犯错误了，请各位批评吧。”看样子，他出现这类状况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刘春雷也站起来承认错误，可他是八路军排长，刚获得“战斗模范”荣誉不久，大家还不大好意思指责他，于是就把教育的主要方向放在了魏二民身上。

过了两天，刘春雷又去找交通处处长要求回部队。刘鸣九考虑了之后终于答应了。

战争年代，聚散是经常的事情。离开军邮队的时候，刘春雷只对老魏说了句：“我回去了，你以后最好把烟戒了吧。”魏二民笑笑没做声。

刘春雷知道，魏二民的大哥曾经是直鲁豫早期的地下党员，二民就是由他大哥带上革命道路的。后来，他大哥叛变投敌，魏二民就亲手把哥哥打死了——那时候，警卫员和交通员有责任处决叛徒和意志不坚定者，包括自己的首长和亲人。大义灭亲之后，魏二民就再也没有回过家，长期在外搞地下交通。为开展工作，他当过青帮弟子，参加过“红枪会”，入过“相士班”（算命的），从此落下浑身的伤病，并染上了吸大烟的恶习。

魏二民的工作很出色，可毒瘾总是戒不掉。50年代初他被开除了公职，跑到芜湖去找当时担任军代表的一个战友，居然还是想要鸦片。那个军代表把他赶走了，刘春雷知道以后很生气，说：“一点大烟土就会杀你的头了？大不了撤职，我给他！”后来没多久，魏二民就自杀了。

回到骑兵团，刘春雷就急着去看自己的新战马“公鸡”。这两个月，副连长王元力一直在帮他训练从湖西买来的这匹混血儿马。王元力这人办别的事有些马虎，可调理战马绝对是一把好手。他那张满是伤疤的脸，人见了有些害怕，可马匹见了却觉得十分亲热。不过，混血马的品质很不稳定，能不能练出来谁也说不准，所以大刘对这事始终挺担心的。

见到大刘，王连长笑着说：“回来了？再不回来，这匹马就不还给你了。”

把“公鸡”从马厩里带出来，慢步、常步、小步、小跑、大跑、跨越、卧倒、负重全都试了一遍，从力量、敏捷、反应到指令服从，真是无可挑剔！王元力得意地说：“怎么样？了不起吧。”也不知道是夸战马还是夸自己。

“了不起，真了不起！”刘排长抓住缰绳不敢撒手，生怕这位副连长兼训马师起了贪念，把战马要过去。

这时候，老连长周开树调走了，四连的工作由副营长李树茂代管着，等于是还没有连长。以前八路军提拔干部的办法挺简单，谁能打仗、谁立功多就是谁；1945年整风以后有了些变化，开始注重政治背景、历史情况、思想表现，还要看看文化水平什么的。

骑兵团总体比较单纯，红军团的底子，政治方面基本上不存在问题，大家的表现也都不错，这么一来，学历就显得很重要。刘春雷早年进过两年正规学堂，虽然只是小学生，大小也算个文化人，于是很多战友都认为他是主要候补人选，吓得大刘赶紧声明：“我那点文化只够开豆腐店写水牌的，别把我扯进去。”

领导也找他谈话，问他到特务连当指导员有什么意见，大刘急了：“当指导员我可不行！”

“为什么？”

“我刚在军邮队犯了错误……”接着就把自己和魏二民唱酸曲的事情坦白了，最后还说，“我哪也不去，我就留在四连！”

政委李庭桂火了：“到哪里干也由不得你，滚蛋！”

刘春雷是真的怕当指导员，因为指导员经常要写战斗日志、鉴定评语什么的，而他那时候写文章超过二十个字就觉得脑袋痛。

在大后方干了几个月，刘排长养成了讲卫生的习惯。

早晨起来，骑兵们十分忙碌，给战马铡草配料、喂食饮水、刷毛整鞍、检查马嚼口马蹄子……事情很多。弄完这些工作，大刘就开始刷牙修面，还用“新华”香皂洗个脸。每当他讲卫生的时候，总有一帮子人围在旁边看稀奇：

“排长，大清早的，拿根小棍捅得满嘴冒泡，恶不恶心呀？”

“大刘，别愣装城里人了，脸上弄得再香，一看还是个卖豆腐的……”

刘排长被大家奚落得有些丧气，幸好有李庭桂政委帮他说话。李政委是搞过学生运动的，对刷牙洗脸挺支持：“讲卫生没错啊，学着当城里人也不错，将来大反攻还要打下开封、济南，我们到大城市去。”

政委表态了，大家只好同意。于是就当城里人的前景展开讨论，最终一致认为，进城的事情总的来说比较好，美中不足的是部队遛马不方便。

五一节期间，根据地军民举行了庆祝活动，反攻的胜利鼓舞着人们。老百姓担着蔬菜，赶着猪羊，到部队驻地慰问八路军。当时骑兵团驻得很分散，一营在滑县杨庄一带，二营五连在高陵县帮助群众搞生产，①而四连则驻扎在南乐县的芦里村。虽然离敌人据点不远，但只要警戒组织得当，部队照样可以休整。

5月9日上午，刘春雷在村里看老乡们宰羊，王元力通知他一起去团部开会，大刘不乐意：“宰羊好玩呢，你们连长开会，我不去。”李树茂张口就骂：“放屁！少啰唆。”没办法，只好跟着走了。

骑兵团在大屯村召开作战会议。刘春雷到了团部，看见各位营长、连长、参谋，还有几位县大队的干部挤满了一屋子，他这个当排长的赶紧在犄角旮旯里躲着。

万怀臣副团长首先宣读了军分区的作战命令：“5月10日发起滑县姜庄战斗。决定由十六团围歼姜庄据点之敌，高陵县大队、卫河县大队配属骑兵团，在前后赵户村一线阻击敌援军。”签署命令的是九分区政委张国华和副司令员赵东寰。

姜庄位于滑县北部，那里是反共自卫军贾席珍和王树林部的据点，大约驻守着一千多人。当时，汤阴、淇县、浚县和滑县县城都有日伪军，如果姜庄不能迅速拿下，浚县、滑县方向的敌人就会出动增援。为此，军分区指示在前赵户村和后赵户村设置打援防御线，阻击这两路可能到来的援军。

宣布完命令，李庭桂政委拿出个小本子，说了些“守如磐石，攻如猛虎”的话，就让大家根据以往的经验教训讨论发言。

况团长到九分区以后，团里的军政工作由李庭桂负责，李政委实际上也就是团长了。骑兵团的几任军事主官领导风格各不一样。早先的曾玉良团长打仗之前很少开会商量，他拿着根马鞭，指着人派任务，一点含糊也不能有；后来况玉纯当团长，时常开会讨论一下，不过人家发言的时候他半听不听的，等讨论结束后把手一摊：“大家讲得很好，现在听我的……”该怎么办还是怎么办，好像别人先前都是胡说八道一样。

李庭桂政委是抗战以后才进部队的，作战经验确实不如前几任团长，但他组织作战会议很认真，不仅每一个人的发言都认真听、认真记，接下来还要和大家反复讨论，比照过去的战斗情况总结经验教训，搞得特别仔细。这样一来，所有开会的人都在动脑筋想办法，使得每一次会议都变成了一堂实用的战术研讨课。虽然讨论时间经常拖得很长，但一旦形成决定之后，大家都非常清楚任务的要求，对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也都有所准备。

提到打援阻击，骑兵团的干部们自然就想起了惨烈的双村营战斗，侦察参谋边乔突然说：“这一次，孙殿英部二十二团很有可能会出来，我们可以报去年的仇了。”

“打它！打二十二团！”一听这话，骑兵们全都激动得跳了起来。

1944年5月，就是这个伪二十二团死守双村营，八路军和他们打了十多个小时，指挥作战的军分区胡乃超参谋长牺牲，冀鲁豫二十一团损失过半，骑兵团的四个连长阵亡两个、重伤一个，到最后也没能把据点拿下来。这以后，二十二团就一直叫嚣他们一个团能打八路军两个主力团。事隔一年，终于有机会再度交手，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暂八师二十二团，号称孙殿英的精锐之师，素有“能攻善守，训练有素”的名声。“孙大麻子”的部队多是从民团扩编的，唯独这个团全部由加入“庙会道”（孙殿英任道长的迷信组织）多年的老兵组成。保定军校毕业的团长王鸿勋是孙道长的亲传徒弟，三个营长也都是孙殿英的义子。该团配备迫击炮四门、轻重机枪五十挺、其他枪械一千余支，是孙军长的宝贝疙瘩。

据边乔参谋分析：孙殿英的军部远在新乡，伪二十二团驻守在滑县县城，归副军长杨明卿指挥。如果是老奸巨猾的孙麻子，在目前八路军大反攻的局势下，绝不会冒着损失精锐的风险来帮助地方伪顽，但杨副军长讲义气、头脑比较简单，他有可能把最能打的部队派出来救援贾席珍。

骑兵团的一连和四连都争着要上滑县方向的防御阵地。双村营战斗中，一连牺牲了连长廖振美；而四连更惨——四连是原二连和四连合并的，那一仗，二连长张起旺阵亡，四连长李树茂重伤。由于人员损失严重，竟使得这两个连不得不并成了一个连！

现在，一连是一营的拳头，四连是二营的尖刀，这两个红军连抢任务实际上也就成了两个营之争。李庭桂政委让两位营长谈谈想法，一营长黄斌和二营长吕兆清就各自表示怎么防御、怎么反击……参谋长刘子明听了一阵就打断他们：“一个营的力量不够。”

刘参谋长以前当过特委教导队队长和濮阳公安局局长，对伪军的内部情况很熟悉，他解释说：如果把二十二团拖在阵地上打，孙殿英为保护自己的精锐嫡系，就一定会把周围各县的日伪军全调来参战。骑兵团如果用一个营的兵力进行阵地反击，既打不垮敌人也赶不走敌人，到时候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最后弄不好就难以收拾了。

副团长万怀臣一拍桌子：“不分兵防守！全团上去对攻，一拳头把他们打趴下！”这个主意实在太大胆，整个团都上马攻击二十二团，如果兜不住，让敌人冲进姜庄怎么办？再就是，万一浚县方向的援军来了怎么办？大伙一时间都愣住了。

高陵、卫河两个县大队的领导站起来表态：“你们进攻，我们守！打垮孙殿英，保证拼到最后一人一枪也不放敌人过阵地。”大家对地方部队干部很感激。不过，狠话可以说，能不能做到却不大放心，要知道，增援的敌人除了伪军，还可能有日军呢！

边乔参谋也赞同万副团长的意见，他提议说：分区预设的防御阵地在前后赵户村，这里离姜庄包围圈太近，如果在这里打对攻，确实有被敌人突破进姜庄的危险。但如果我们把战场往滑县县城方向前移，既可以把伪二十二团隔远一些，也可以提早向敌人发起攻击。全团攥成一个拳头，先集中力量重创滑县方向的敌人，再利用骑兵机动能力强的优势，回过身来反击浚县方向的援军。

阵地前移，不在前后赵户村设伏，那就是要改变上级的作战指令了。大家都看着政委。李庭桂拿钢笔敲敲笔记本，笑着说：“继续谈，如果办法可行，我去跟分区领导解释。”

提前攻击二十二团，意味着战场将更靠近滑县县城，如果县城里的敌人派出后续部队怎么办？如果进攻战打成了僵持状况怎么办？针对可能出现的情况，大家各抒己见，热烈讨论。万副团长提醒干部们：“这一仗的关键是头一拳不能出差错，一定要猛要狠要快，要把敌人的士气打下去。敌二十二团和其他伪顽不同，不仅人数比我们多，作战经验也很丰富，大家一定不能掉以轻心。”

刘子明参谋长说：“从以往情况来看，二十二团的前锋多半是杨芝仑一营，前锋对前锋，这头一拳是个硬碰硬。”

骑兵团由谁当前锋？一营和二营又争上了，最后李庭桂政委表态：“二营作前卫，李树茂带四连担任先锋，”他接着又说，“团部跟随前卫营行动，冲不上去的话，当心我用马鞭子抽你们。”

“政委放心吧！保证能冲上去。”

228①这个高陵县是抗战时期在豫北设立的临时县，不是现在的陕西高陵。

散会后，刘春雷回到驻地，看见周开树正在和战士们嬉笑谈话。咦？老连长怎么回来了。原来，基干团的周营长前两天刚结婚，上级给他放婚假，可这小子不好好地在家陪老婆，却跑回骑兵团来和他的战马亲热。

见到他，战友们很高兴，他以前骑的那匹军马也兴奋得不得了。

四连紧急集合，周开树听说要打二十二团，还要当先锋连队，激动得一蹦老高，说什么也非要参加不可。李树茂不答应，他就去找营长吕兆清，说：“老部队在前方打仗，却叫我在后方守老婆，这样做明显不符合共产党员的身份嘛。”吕营长吃闹不过，只好答应他随四连行动。

5月9日黄昏，骑兵团二营按照作战命令的要求进入姜庄以东的前赵户村，等待团领导向军分区汇报请示的结果。夜里，李政委回来了，他对战士们说：“孙殿英是个大汉奸，是人民的冤家对头。我们和他较量过，他不服输，这次我们要狠狠教训他。同志们！有决心没有？”

官兵齐呼：“有！”

“去年双村营战斗，我们分区胡乃超参谋长和我团廖振美、张起旺等同志英勇牺牲了。这个血债我们还没有讨还，这个仇我们还没有报。同志们，这个仇要不要报？”

官兵齐呼：“要报！”

李庭桂政委把写着“哥萨克骑兵”的战旗交给李树茂，作为先锋引导旗，又向大家说：“群英大会上，军区首长还授予我团‘胜利冠军’、‘艺高胆大’奖旗，各营连、各班排要比一比，看看到底是谁艺高胆大，谁是胜利冠军。大家说，好不好？”

官兵齐呼：“好！”

半夜里，骑兵团拔队前移，开进到徐营村附近。徐营位于姜庄和滑县县城之间，团部的指挥所设在村里，四连则借着黑夜在一片高粱地后面隐蔽下来。

5月10日拂晓前，姜庄方向枪声大作，十六团的攻击开始了。刘春雷他们一边听动静，一边猜测着战斗进展的情况。枪炮声紧一阵慢一阵的，到天亮时逐渐沉寂下来。有经验的老兵感觉得到：这枪炮停得太快了，估计是攻击行动没有奏效。果然，八点多钟的时候，军分区传来通知：十六团拂晓进攻没有成功，但现在已经把敌人包围起来，准备今天晚上再进行攻击。分区命令骑兵团坚决打击敌人的援军，保证十六团的胜利。

上午十点左右，李树茂从团指挥所赶到四连，通知大家：“侦察员报告，敌二十二团出来了，没有发现有后续部队。徐营这里是敌人的必经之地，等他们接近以后，我们先锋连就立刻发起攻击！”

四连文书夏武杰扛着“哥萨克骑兵”大旗，激动得满脸通红，不停地叮嘱交代：“同志们要注意看旗啊，同志们跟着光荣的旗帜冲锋呀！”好像大伙都是新兵似的。不过也难怪，以前都是用三角旗作引导，第一次追随这面充满了荣耀的战旗前进，战士们都十分兴奋。

过了一会儿，有人喊：“敌人来了！”

刘春雷抬头望去，一长溜敌人正从滑县县城方向开过来。前面是步兵，中间是驮炮驮弹药的骡马，后面又是步兵，有一千多人。可走着走着，敌人突然一拐弯，没有继续接近骑兵团的阵地，而是转向徐营西北，朝着秦辛庄方向去了。

这一下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有人嘀咕：“什么必经之地，敌人这不是掉头了么？”“哎呀，是不是我们被发现了？”“怎么办啊，现在打不打？”……

敌人离秦辛庄越来越近，他们现在还在野外，但如果大队人马进了村，骑兵攻坚难度势必会增大，万一打成僵持就麻烦了，李副营长和四连的干部们都非常着急。就在这时，冲锋号响了，万副团长从徐营指挥所里冲了出来，不停地用旗语指示——向西北方进攻！

“四连冲锋！抢占秦辛庄！”

李树茂大喊一声，第一个跃马冲了出去，紧随着他的是那面“哥萨克骑兵”战旗。二营四连冲在最前面，五连在侧后方，六连出击时被沙沟挡了一下落在后面，和团部、特务连一起紧随追赶。这时候，一营、三营的人马也从两翼杀了出来。

骑兵“三箭齐发”，对敌人的“一字长蛇阵”展开了攻击。宽阔的平原上，鲜红的战旗一马当先，后面是成千匹战马踏起的漫天尘土和上千把战刀的阵阵寒光。马蹄声、喊杀声伴随着枪声，气势磅礴，咄咄逼人，一股复仇的铁流从青纱帐里、从徐营村里冲出来，杀向增援行军中的敌人队列。

换了其他伪军，突袭之下多半就涣散了，可这个二十二团果然不一样。面对骑兵团的突然冲击，他们的队伍没有乱，军号、哨子不停地响，走在前面的先头部队丢下背包辎重不顾一切地向秦辛庄跑；后面的人在军官指挥下排成横队向骑兵开火，机枪手匆忙架起武器进行拦阻射击，迫击炮也从驮马上卸下来开打……

敌人的火力使骑兵的进攻受到了迟滞，不断有人被打落马下。这时候，敌人的前锋已经差不多跑进秦辛庄了，可骑兵四连距离那里起码还有五百米。有的战士犹豫了，带住缰绳向敌人的方向打枪，不知道是不是还应该继续前进。刘春雷也在看引导旗的指示……

李树茂的战马被打瘸了，他换了匹坐骑又冲到了前头：“冲啊！不能停留，把敌人赶到野地里去！”

“哥萨克骑兵”战旗再度挥舞起来，四连冲了上去，五连跟着冲上来，但其他的连队却被敌人火力阻隔在了后面。这时候，前卫骑兵已顾不上后面的本队，大家只想着赶紧冲到秦辛庄去，赶紧接近敌人，冲到跟前拼马刀，把村子里的敌人赶出去！

大刘的新战马“公鸡”脚步轻捷跑得飞快。刘春雷打马狂奔，看见二排四班副和几个战士摔下马了，看见李树茂的战马又被打倒了。还看见举着战旗冲锋的夏武杰，他的坐骑受了伤，鬃毛上淌着血，却还在继续奔跑……不一会儿，刘春雷和他的“公鸡”就冲到了队伍的最前面。他看见一伙敌人正聚集在秦辛庄南街口，用两三挺机枪和十几支冲锋枪疯狂地向快速逼近的骑兵扫射。

这个时候，只有勇猛冲锋、快速接敌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一百米、八十米、五十米，距离只有二三十米了，刘排长举起战刀……可就在这时，他好像被什么力量推了一把，战马从身子底下跑了出去，他摔到地上；接着又被什么东西撞了一下，整个人都腾空飞了起来……

这情形被团领导们看见了。团部、特务连和六连都被敌人的拦阻火力隔断在了后面，参谋长组织火力还击、压制敌人，政委和副团长都焦急地观察着前锋部队的情况。眼看着一匹灰色的战马冲在四连（红马连）的最前面，李政委觉得很奇怪：“那是谁啊？”万副团长仔细瞄了瞄：“二排长大刘。”

那匹灰马就是“公鸡”，当初挑选它的时候，本来是准备留给李树茂的，因为他是营长，什么马都能骑。可李营长的工作忙，就由刘排长负责调养，养来养去，人和马就有了感情；再加上“公鸡”又是一匹素质出众的好马，所以调养成功以后刘春雷也没告诉李树茂。他心想反正也骑不了多久，多骑一次是一次。一起训练战马的王元力比较缺乏原则性，大刘说“先瞒着，别吱声”，他也就没吭声，结果就出现了“百红之中一点灰”的战斗景象。

这是“公鸡”第一次上战场，团领导虽然弄不清红马连的阵容里怎么窜出来一匹杂色马，却对它的速度和勇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战马逼近秦辛庄，敌人终于乱了，四连撕开一个缺口杀了进去。领导们眼看着刘春雷中弹落马，又看见他被后面的马匹撞得飞起来，倒地之后一动不动，大家心想：“大刘完了……”

刘春雷知道自己躺在地上，也看见许多战马从身边冲过去，但他又觉得浑身软绵绵、轻悠悠的，仿佛要随着马蹄踏起的尘土飘起来一样。他想：“我这是死了吗？”记得有人说过，如果听得见喊自己名字就没死，如果听不见就是死了，于是试着喊一声，张了张嘴，没听见声音。

“没听见……可是，我喊出来了没有？我到底死了没有……”

还没想明白，刘排长就昏过去，什么也不知道了。

“大刘，大刘，你醒了吗？你哪里痛哪里不舒服？刚才有好多人来看你，你一直在睡觉，现在医生都走了你却醒过来，真是稀奇……”

不知道过了多久，刘春雷听见有人在旁边说话，可是他眼睛睁不开，舌头也好像被什么东西捆住了一样，只能用鼻子发出点呻吟声。

“喂喂，大刘，我俩这是在军区三所，是在濮阳的医疗所里，你哪里不舒服可以喊医生，我帮你喊，没关系的……”那人继续说着。

“喂喂，你怎么光哼哼不说话呀，你是不是不能说话呀？你能听得见吗？你说啊……”

可怜的大刘只能再哼哼两声。

“哦，你看不见也说不出话来了。那我告诉你吧，你受伤了，知道不？你胸口中了一枪流了很多血，你那件棉袄可能要换新的了，上面全都是血，肯定没法穿了。你头上也受伤了，你现在脑袋就像个南瓜一样。喂，喂喂，大刘，你头上受伤脑袋不会坏吧，你现在脑筋还清醒吗？”

“喂喂，大刘，我是夏武杰，连部的文书小夏你还记得吗？记得就哼两声。”

于是大刘哼两声。

“那还好，你还记得我表示你脑袋还好用，还没影响到脑筋，你说是不是？”

刘春雷连忙多哼几声，表示十分赞同他的判断。

“大刘，我跟在你后面我看见你受伤的，看见你手一挥就摔下来，后来你又打了几个滚又被马撞到了。你要是不打滚就好了，就不会被撞到。”

大刘这回没哼哼，心里想：又不是我自己愿意打滚的。

“大刘你真厉害啊，你跑最前面领先我们起码三十多米，李营长说要不是你带头冲那么快，敌人不会乱，那么我们四连的伤亡还要大……告诉你，这一仗打得可痛快了，分区表扬了我们，军区还要表彰我们团呢！李政委说，你猛打猛攻开了个好头……喂喂，你又要睡觉了？”

“大刘你没牺牲真好，当时我们以为你牺牲了，李营长还喊为刘排长报仇呢；政委一开始说大刘可惜了，后来知道你还活着，他也好高兴……喂，喂喂，大刘，知道你受伤以后是谁指挥二排的吗？告诉你是我呀，是周连长叫我接替指挥的，他说……喂喂，你睡着了啊……”

大刘又睡着了。

在秦辛庄，四连动作迅猛，没等敌先头部队做好防御准备，骑兵们就从南街口冲了进去。伪二十二团疯狂极了，他们的突击队人手一把鬼头大刀，在“打将”杨芝仑的带领下迎着八路军的战马反扑，双方在大街上对砍起来。

不一会儿，骑兵五连也赶到了，由于街道狭窄，马匹施展不开，骑兵们就下马徒步参战。五连三排长李恩波集中了五挺轻机枪，堵住街口一通狂扫，把正向秦辛庄靠拢的敌后续部队挡在了村外。五连长司家荣高喊着“拔刀跟我冲”，率领战士们杀入战团。

大街上的二十二团前锋部队顿时抵挡不住了，有的跟着杨芝仑退进民房，有的四散各自为战。

分散抵抗的敌人也十分顽强，他们遇到骑兵人多时就丢下武器抱住头，过一会儿趁八路军混战时不注意，又捡起刀枪继续反抗。接连有几个战士受到伤害，李树茂急了：“都是些死硬分子，全给我砍了！”于是，秦辛庄里一个俘虏也没有留下。

伪营长杨芝仑带着几个部下跑进一所民宅，房东赶紧把正屋的房门顶上了。伪军来不及找掩体，就在院子里倚靠柴房、牲口棚继续顽抗。李树茂命令四连二排上房顶攻击，可二排的刘春雷排长这时候正躺在村口人事不省，周开树就让文书夏武杰接替指挥。

文书、通讯员平时经常跟领导们在一起，对如何进行战斗动员如何组织突破见多识广，因此临时指挥突击行动往往比一般的班长、排长更有办法。周开树本人是警卫员出身，自然也懂得这个道理。

夏文书果然聪明能干，不带马刀不拿长枪，拎着一口袋小号手榴弹就上了房。1945年，冀鲁豫的军工生产已粗具规模，兵工厂的同志们也经常琢磨点技术革新，比如手榴弹，除了正规型号的以外，还造大号、小号的。其中这小号的是一种手雷，圆头、无柄，揣在衣兜里也看不出来，民兵值勤放哨，便衣侦察行动，干部出门壮胆……携带比较方便。骑兵们也喜欢这种手雷，觉得甩起来比普通手榴弹更灵便。夏武杰拿的就是这种小家伙。

小夏带人上房顶甩手雷，炸得院子里满地开花，柴房崩塌了，牲口棚也起了火。敌人没地方躲，就发一声喊往外冲。有个端机枪的家伙咋呼得挺凶，夏武杰举起驳壳枪就朝他打了一梭子。事后查明，击毙的正是二十二团一营营长杨芝仑。

杨芝仑是伪新五军副军长杨明卿的二儿子，素以勇猛好战闻名，有新五军“打将”之称。1941年，新五军和日本人在辉县作战（那时候他们还没当汉奸），杨芝仑杀得兴起，不听团长的命令，从十八盘阵地一直追到县城，结果被日军一个回马枪打得损失惨重。他亲爹杨副军长为严肃军纪，下令把儿子拖出去责打四十军棍。干爹孙殿英听说此事，亲自跑到前线指挥部为义子求情。孙军长说：猛将犯错，情有可原，要打军棍就连孙老殿一起打。这搞得杨副军长无可奈何。

杨芝仑最后被训斥几句了事，从此打仗更加玩命。不过这一回撞到骑兵团的手上，他算是玩到头了。

杨芝仑和先锋队被堵在秦辛庄，隔在外面的二十二团其余人马就拼了命地往里冲。骑兵五连李恩波排长把机枪打得像刮风一样，好不容易堵住了街口。可这帮家伙真是凶悍，愣是打通了几间民房，狂喊着：“杨营长在哪？弟兄们来了。”他掏洞破墙，又从街上窜了出来。幸亏李树茂早有提防，迅速指挥火力把突破口封锁住。敌人顽强地冲击了几次，尸体堆得像小山一般，最终也没能冲过来。

这场战斗结束以后，军分区领导专门考察了秦辛庄战场。看见一个突破口，临街的外墙掏出个一人多高的洞，墙根下的血浆积了有半尺深；破洞外侧四周弹痕并不多，但里面的内墙却被打成了筛子，弹头摞弹头，密密麻麻。这说明当时机枪实施交叉射击的时候，子弹全是从洞口灌进去的，在如此火力下，敌人有多大能耐也冲出不来。

大家惊叹骑兵团射手的水平，张国华政委也评价说：“这样的射击精度，说明大练兵是有效果的。”

孙殿英二十二团一营终于被骑兵团二营打趴下了。六连、特务连和团部也从秦辛庄北面进了村子，敌人争夺村庄无望，掉头撤退。

李庭桂政委一进村。就把李树茂喊来训话：“杀俘虏是怎么回事？你是怎么执行政策的？”也不知道是谁这么快就打了小报告。二营长吕兆清也是刚进村，刚开始莫名其妙，等弄明白怎么回事，就叫周开树代理指挥四连，留下李副营长挨骂。

这时候，三营已经按计划向滑县县城方向机动。这个迂回的目的，一是截断敌人退路，二是防止县城敌后续部队的接应。可是，等团领导们爬上房顶拿望远镜一看，发现伪二十二团并没有向滑县退，而是转个弯朝浚县方向去了！这样一来，三营的机动就失去了意义。

一营看见伪军开始撤退，三个骑兵连就排成“品”字突击队型展开进攻。在一般情况下，骑兵冲击败退中的步兵并不困难，可这一次却怪了：骑兵一冲锋，二十二团就摆出个大方阵，用密集火力还击，逼得一营向左右两侧闪开；骑兵让开路，二十二团就接着跑。搞了两三次都是这样。一营冲不进去，又不能放弃，只得在前后绕着放枪，伪军则埋头赶路。

敌人受挫之后不回老窝，反而舍近求远向浚县撤退，是不是浚县日伪增援已经出动了？团领导十分紧张。

就在这时候，高陵县大队跑来了，民兵们在阵地上守着没事干，又知道骑兵这边正打得欢，就跑了十几里路过来帮忙。李政委和万副团长一看见他们就急了：你们县大队这时候离开阵地，要是浚县援军来了怎么办？要是滑县和浚县的敌人会合了怎么办？要是姜庄敌人趁机往外突围怎么办？

可这时说什么也没用了，县大队的人马已经四下分开，抓俘虏的抓俘虏，救伤员的救伤员，忙得不亦乐乎。即使叫他们回阵地去，一时半会儿也收拢不了。

既然如此，只好由高陵县大队接管徐营和秦辛庄，骑兵三营立即折回姜庄阵地，防守赵户村一线。二营的两个连再度投入战斗，配合一营追击敌二十二团，留下一营一连和二营六连当预备队。

一连没当上先锋，本来就不甘愿，现在又听说要他们撤下来当预备队，战士们顿时气得哇哇叫。

其实，团领导也是没办法。现在战斗才刚刚过半，骑兵团必须保留两个完整的连队以防万一。否则，如果出现意外情况让敌人冲破了包围圈，打援再多也是有罪无功。

二营四连和五连在营长吕兆清的带领下杀向奔逃中的二十二团。这时候的敌人约莫还有八百多人，虽然丢盔卸甲却并没有溃散。骑兵试图截断他们，分成两个突击集团进行冲杀。伪军又立即结成密集方阵进行抵挡。

二十二团的重武器和辎重已经在逃跑途中丢弃了，一旦组成方阵，他们就靠在一起采用卧姿、跪姿、立姿齐射。骑兵三连是第一集团的先锋，连续冲击了几次都没有成功。排长程中桂负伤以后被马拖着跑，几个战士拼死上前才抢救下来；副班长靳士敬想用手雷炸开缺口，带领几个战士强行冲上去投手榴弹，结果马中枪、人中弹，英勇牺牲，连武器都被抢走了。

二营的攻击集团受到的火力威胁要小一些，但即使能接近方阵也没有用，面对密密麻麻、亮晃晃的刺刀，战马根本就不肯往前跑，四连也只好丢几颗手雷就闪到侧面去。看样子，孙殿英的这个二十二团接受过步兵打骑兵的专门训练，难办！

打了不一会儿，骑兵团的几个连长都喊：“这么打不行，这么打不行！”的确，冲击了几次，各连的战马都损失过半，再冲下去的话，骑兵恐怕就要改步兵了。

于是骑兵停止冲杀，伪二十二团呼啸一声，丢下伤兵拔腿就走。

再往前走就进了沙区，这时候刚好起了大风，狂风卷起黄沙铺天盖地，弄得徒步逃跑的步兵狼狈不堪。身体壮的在前头顶风猛走，体弱有伤的在后面一瘸一拐地跟着，加上八路军骑兵在他们前后左右不停地开枪“护送”，掉队的伪军就越来越多。

周开树带领四连绕着敌人转，他说：“照这样打，再走上十几里地，只要不和浚县敌人碰头，起码能把二十二团搞掉一半。”

李政委早就把骑兵团特务连派到前面警戒敌情了，斥候兵回来报告说：“浚县出来一个日军小队和四百多伪军，遇见骑兵袭扰，小鬼子打了两炮、伪军一枪没放就退回县城了。”听到这消息，大家乐疯了：“二十二团落单了！干掉它，干掉它！”

万副团长赶上来向营连长们布置新战术，团部参谋边乔在风沙中使劲喊：“各连机枪手，过来集中！”

骑兵们停止绕圈骚扰，在二十二团的侧后方集结跟进。

边乔指着敌人正在翻越的一个沙丘下令：“实施拦阻射击！”十多挺轻机枪“哗哗”地扫过去。伪军前边的大部队没受影响，加快步伐继续逃命，但沙丘后面的一百多“尾巴”被火力网挡住了。万怀臣副团长手一挥，一营和二营四个连的骑兵一起冲向落后的敌人，面对人数、气势占绝对优势的骑兵，这尾巴上的百把号伪军知道再搞什么阵型也没有用，很快就举手投降了。

把这些俘虏看管起来，再重复刚才的动作——每次都让前边的先走，把后面的“尾巴”收拾掉，步兵跑得再快也甩不掉骑兵。这尾巴多斩几次就差不多要杀到“脑袋”上了。

还剩两三百人的时候，伪二十二团终于撑不住了，“哗啦”一下彻底崩溃。当官的当兵的都开始乱跑，骑兵随即以班排为单位分散追击。三连追得最远，把跑在前面的几十个人也歼灭了。

二营长吕兆清不停地喊：“抓俘虏，要活的！”他听说三连砍死了个当官的，赶紧去询问，得知那不过是个副营长，连说，“还好，还好。咱们接着找。”

四连战士彭文通拖着个尸体向连长表功。周开树听说这死军官就是孙老殿的另一个干儿子、二十二团二营长李兴川，顿时暴跳如雷：“谁让你把他杀了的？”

“他不肯缴枪，我就砍了两刀……”

“他顽固，你也不能弄死他啊？为什么不抓活的？”搞得彭文通莫名其妙，心说：周连长这是犯了什么毛病！

不一会儿，五连那边欢叫起来：“抓住敌人团长了。”二营长这才松了一口气，赶紧派人押送到团部去。

从上午十点开打，到下午两点多钟，号称“精锐之师”的孙殿英二十二团就被冀鲁豫军区骑兵团全歼，从团长到勤务兵无一落网。

二营通讯员向团领导报告：“首长，我们送俘虏来了。”然后照着营长的吩咐说：“俘虏是敌人的团长。他放下了武器，我们就优待他了。”

李庭桂政委很高兴：“好，好，你们执行政策好，要表扬你们，要给你们记功。”接着又对伪二十二团团长讲：“你看，我们的战士多好，不打不骂优待俘虏，你不要怕。”

倒霉的王鸿勋只好回答：“这个我知道，我不怕。我只是没想到败得这么快……”

团部门外，五连长司家荣缠着团政治部主任周家鼎（后任国防大学纪委书记，1988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问他：“政委表扬我们二营执行政策好，你听见了吧。”

“听见了，怎么样？”

“那么，秦辛庄的那件事应该不要紧了吧？我们李副营长也应该没事了吧。”

周家鼎只是笑，不说话。

骑兵团全歼伪二十二团，俘虏团长以下七百人，缴获迫击炮两门（有一门是坏的）、轻重机枪四十一挺以及其他大批军械物资。有意思的是，骑兵们追击逃敌的时候，民兵担架队也捡到了一门迫击炮。那时候民兵缴获是有奖励的，他们把战利品上缴，从军区领回一万元冀南币，高兴得不得了，说是一枪没放就能有丰收，真是打心眼里喜欢八路军骑兵。

精锐嫡系全军覆灭，孙殿英伤心得抱头痛哭。孙老殿先后经营过三个骨干团，头一个是四十一军时期的，1933年长城抗战，在赤峰打光了，事后被何应钦取消了番号；第二个是新五军时期的，1942年初太行山抗战时在林县被日军包围，部队没了，带队的师长刘月亭也被俘虏（后来叛变投敌）；而第三个，就是“和平建国军”时期的这个伪二十二团。

孙殿英曾经多次提醒杨明卿：二十二团是用来保命的，不能轻易派出去。可杨副军长觉得他和贾席珍关系实在够“铁”，不下大力气帮忙不好意思，于是就瞒着军长调动部队，结果，朋友没救成还把儿子搭上了。据说，杨芝仑下葬的时候，老孙跑到灵堂哭干儿子：“芝仑啊，这事要怪你爹呀，是他不听我的话呀……”把杨明卿臊得想自杀。

伪团长王鸿勋被俘以后，得知攻击他的八路军只有一个骑兵团，十分惊讶，连说：“贵军指挥灵巧，士气高昂，骑兵英勇神速，兄弟实在佩服！”

据他交代，二十二团行进途中，首先是前卫营感觉到了异常。当时正是农忙时节，杨芝仑却发现徐营、小营附近悄无声息，一片沉寂。再看西北方向，地里有农人劳作，村口有鸡鹅觅食，于是决定先行占领秦辛庄，待稳固阵地之后再派部队搜索前进。没想到八路军反应很快，立刻展开进攻，使他们的计划没能得逞。

先头部队被赶出秦辛庄之后，王鸿勋判断，骑兵单独作战不可能有如此胆量和战斗力，自己面对的肯定是九分区的几个主力团，于是下令撤退。他考虑到滑县方面留守兵力不多，在八路军的追击下，进攻部队可能会跟着撤退部队突破防御，打进县城。为保护副军部的安全，就决定舍近求远，向浚县方向的日伪军靠拢。直到这时候，王团长仍然对自己的战斗力很有信心，也对日军的救援抱有希望。他觉得跑上几十里路应该没问题，结果才走了大约十八里地，就被八路军骑兵消灭干净了。

李庭桂政委说：“王鸿勋很狡猾，从战斗情况上看，这股敌人也是有战斗力的。但他们是伪军部队，注定经不起人民铁骑的巧打穷追。”

其实，王鸿勋并不聪明。他没有想到，在1945年5月的抗战局势下，日军大势已去，只图自保；伪军人心涣散，各谋出路，谁也不会为救助这支私家嫡系部队而拼命。反过来，八路军经过局部反攻战役的磨炼和大规模正规化整训，部队精神面貌、政治素质和军事技能都有了极大提高，正是枕戈待旦、士气高昂的时候。此消彼长，杨明卿、王鸿勋却还用老眼光判断战场形势，焉有不败之理？

骑兵团把俘虏送到军分区。当时，冀鲁豫军区正在做孙殿英的统战工作。经过研究，八路军释放了伪团长王鸿勋和其他一些被俘军官，还把杨芝仑、李兴川的尸体也用棺材装好送了回去。孙殿英对王团长依然重用，可他的那支宝贝看家部队却已经不复存在了。

骑兵团的战绩得到了中共平原分局、行署和军区的表彰。地委、专署、军分区也组织各种活动慰劳骑兵团，人民群众杀猪宰羊迎接凯旋的战士。在地方政府和民兵的帮助下，受伤的军马也得到了较好的救治和补充。

更重要的是，姜庄之战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士气。几天后，孙殿英派人向八路军“道歉”，不但从豫北撤走部队，撤销了设在滑县的副军部，还把他那“不懂事的兄弟”杨副军长也免了职。这么一来，豫北残留的各路伪顽失去了主心骨，有的放弃据点，龟缩到县城里；有的赶紧派人向抗日政府联络示好，有的干脆就把帽子一丢，请求八路军收编……余下的日伪军收缩到县城一隅。从此，共产党八路军在滑县的各乡镇畅通无阻。

刘春雷的右胸部中弹，流了很多血。他头部的伤势看起来很吓人，其实主要是因为撞击造成的淤血肿胀，多敷几次药就好了。那敷料也不知是用什么东西做的，金黄色、黏糊糊，涂得满脑袋都是，难怪夏武杰说他的头像南瓜。

刘排长能睁开眼的时候，看见夏武杰躺在他旁边的床上。这小伙子在冲锋时把腿摔断了，虽然左脚打着绷带夹板吊得老高，精神却是十分好，张牙舞爪、咿里哇啦地说个不停，姜庄打援战斗的情况全是听他讲的。

大刘一开始还弄不懂他的话怎么那么多，可过上几天自己也明白了：外边是春天里来百花香，自己却躺在床上不能动，不找人闲聊天又能干什么？

伤员住院的这个军区三所，实际上就是军邮队旁边的那个休养所，刘春雷等于是离开半个月又回来了。当初在军邮队的时候，他很少到休养所来，因此也不认识什么人。有一天刘春雷躺在病床上和小夏找不到话说了，就想起魏二民，托人把他叫来。

魏二民果然水平高。他一进屋，这病房就成了个小俱乐部，嘻嘻哈哈地，弄得隔壁的病友和路过的护士都来看。有个小护士也站在门边咯咯地笑，大刘觉得她有些面熟，想起就是在濮水边洗衣服的那位，却又记不得她姓什么了，于是就搭讪着问：“同志，你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蔡志兰。”小蔡护士显然没认出大刘。

“她叫‘菜篮子’！”夏武杰得意地揭发。

“你们愿意，叫我‘菜篮子’也行。”小护士倒是挺开朗。

魏二民这时也认出小护士了：“哦，你是贵州遵义的！”

“你怎么知道？”

“你忘了？前两年我见过你的。想想看？在什么地方……”魏二民正准备拿出他那一套江湖骗术继续忽悠，却见小蔡脸色突变，眼眶红红地跑了出去。这到底是说错什么话了？大家一时间有些莫名其妙。

赶紧把休养所的周所长请来询问，才知道蔡志兰原本是个爱国学生，年纪很小就离家参加抗战，前几年在国民党军队干过，进过集中营，吃了不少苦，所以提到以前的事情难免会难过。

“不过，没关系，”周所长说：“小蔡同志哭起来快，笑起来也快，过一阵就好了。”

还真是这样，几个人还在商量如何赔礼道歉，小蔡护士又跑了回来，指着老魏和大刘咯咯直笑：“骗人的，我想起来了，你们是军邮队！”

这以后蔡志兰就经常到大刘的病房里来，有时还把家里情况和自己的经历讲给大刘听。她依然还是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病房里也因为有了这女孩的情绪，变得生动起来。

刘排长和夏文书很长时间都弄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都住大病房，而他俩却住在这比较安静的小房间里。小蔡说：“这是给高级干部和立功伤员的休养房啊！”

“我们立功了？谁说的？”

“咯咯咯，自己立了大功都不知道，真傻！”

小护士觉得和两个傻瓜在一起聊天也挺开心的。

躺了半个月，刘春雷能够起床走动了，可邻床夏武杰的脚却依然吊得老高，动弹不得。眼看着先前要死不活的大刘如今四处转悠，始终精神气儿十足的小夏简直嫉妒死了，发誓说下次打仗宁愿伤脑袋也不愿意伤脚趾头。

能走动就能看见更多有趣的事情。休养所里有伤号也有病号，休养员也来自各个单位，有的军事干部在游击战中把生活规律搞颠倒了，白天睡大觉，夜晚来精神，天一黑就点起油灯到处邀人下棋、打扑克。可是玩不了一会儿就要到院子周围转悠一圈，回来以后还嘀咕：“边上没岗哨，心里不踏实。”

医院规定，所有的休养员都不许带武器，这是防止有谁情绪激动或者生病以后脑筋糊涂，擦枪动刀的，发生伤害事故。可偏偏就有个病号不习惯，他在敌后作战时间长了，非要摸着枪才能睡着觉，折腾了好几天都改不过来，最后没办法，只得弄了把榔头垫在枕头底下。他握着那铁疙瘩立刻就打呼噜了。

6月中旬，骑兵团政治处周家鼎主任带队到军区学习，顺便到三所探望伤员。

周主任通知大刘：因为一营长黄斌和一连长匡永盛调到军区工作（后来他俩去了东北），组织上决定由四连二排刘春雷排长调任骑兵团一营一连连长，一连（黑马连）是个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连队，希望他能带领红一连把革命荣誉发扬光大。

当连长不当指导员，这挺符合大刘的心思。他心里高兴就想着要归队。周主任见他身体恢复得还不错，也同意回头派通信员来接。骑兵部队流动性大，如果没有人接应的话，找到驻地很不容易。

说到通信员，周主任还讲了个有趣的事。

姜庄战斗后，团里给“公鸡”也记了功。因为刘春雷不在，李树茂就把战马骑上了。前些天团里宣布了一营一连长的任职命令，一连的通信员小吴立刻跑到二营去拉马。这小吴是刚从公安大队分来的新兵蛋子，年纪不大，胆量可不小。他直接找到李树茂说：“把我们连长的马还给我。”

李树茂愣了好半天才明白是怎么回事，笑着说：“这可是匹灰马，你们一连的战马应该是黑色的吧。”

“黑不黑的我不管，反正这是我们连长骑着立大功的马。”

新任一营营长张存有（1949年牺牲）正好从旁边经过，于是就被拉来当仲裁。张营长评判道：“说是灰马不错，说是浅黑也可以。”

“你这指导员真够滑头的，”李副营长哈哈一笑，把“公鸡”还给了小吴通讯员。

张存有是大刘在二连当战士时的老指导员，偏袒部下当然是情有可原，可实际上，李树茂自己也乐意把“公鸡”送给刘春雷。

李副营长不愁没有战马，打二十二团缴获了敌人团长的坐骑。那也是匹好马，从钢印上看曾经是日本军马，灰色底子带着白色斑点。听说它原来的名字叫“军长”（因为孙殿英军长是个大麻子），挺响亮的，李树茂也就决定沿用老称呼。于是，这以后骑兵团的宣传队有了个新段子：“李树茂，装备好，营长骑着‘军长’跑。”

过了两天，通信员到休养所接连长来了。这是个十七八岁的小伙，背着驳壳枪，挎着大马刀，全身上下公文包、挎包、水杯、手榴弹挂得琳琅满目，一看就知道是个新兵。骑兵的马刀比较长，真要挎在腰上就会拖到地上去，非得用手提着才行，所以一般老兵都是把这些东西搭在马鞍上的。只有刚上马的新兵爱显摆，才会全部披挂起来。

小伙子的名字挺文雅，叫吴立然，可做派却像个老行伍。见面熟，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好似个受党教育多年的大干部。一二三四、甲乙丙丁，开口就是一大通，弄得刘连长直纳闷：这小家伙到底是什么来路？

通信员把上级的命令传达完毕，携带的文书交代清楚，然后就表决心谈计划抒发革命理想，最后问：“首长还有什么指示？”

没指示。大刘心说，能讲的都被你讲完了，我这个连首长还有啥好指示的！

“要是现在没任务，我想回家看看我娘，可以吗？”

“可以的，反正今天走不成了，明早回来就行。”

吴立然一溜烟走了，夏武杰拍着巴掌大笑：“这小孩真是个人物！不当政委可惜了。”

过了不久，小吴又陪着母亲来到休养所。和老人家一交谈才知道，吴立然的父亲是参加过京汉铁路大罢工的老党员，很早就牺牲了，留下孤儿寡母在郑州艰难度日。1940年，听说豫北来了共产党，母亲就带着子女一路跋涉来到根据地。三个孩子先是由组织上安排在学校读书，后来都参加了革命。现在，老人家自己在被服厂，大女儿在兵工厂，老二就是吴立然，还有个小女儿在行署电台工作。

到这时候，刘连长才明白为什么小吴说话显得挺有水平，敢情真的是受党教育多年啊！

吴家的住所离休养所不远，老人一定要请连长到家里坐坐，百般推托不掉，只好答应晚上过去聚一下。

根据地实行供给制，大家的津贴都十分微薄，请客吃饭是件很奢侈的事情，刘春雷不希望别人破费。当时他比较“富裕”，一是津贴发下来了；二是这段时间没在连队吃饭，节余了些伙食尾子；再加上部队给伤员的营养补贴，这些钱刚由通信员带来，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于是大刘找到了魏二民，托他采办了一只鸡，又买了些面粉小米什么的，估计时间差不多就出发了。

到了吴家，门开着，灶上摆着千层大饼、窝瓜菜馍，却一个人影也没见，莫名其妙等了好一阵，吴家人才满头大汗地回来。

原来，吴立然的妹妹下班回到家，对哥哥牵回来的战马产生了兴趣。小姑娘闹着要学骑马，当哥的教了几招觉得效果还不错，就放她自己出去遛遛。骑马沿着河岸走，春风得意马蹄疾。眼看前面有棵垂杨柳，小姑娘一哈腰低下头，意思是别让树枝刮破了脸。谁知道，这“公鸡”是受过严格训练的，骑手一拱背，它还以为是要加速，立刻撒开蹄子狂奔起来。小女孩哪吃得住这个劲头？三两下就被甩在了河滩上，爬起来一看，人没事，可是马儿却不知跑到哪里去了，只好哭哭啼啼回家报信。

家里人一听全急了，小吴通信员跳着脚嚷：“那是我们连长立过大功的战马！”于是大家顾不上做饭，都跑出去找马。好在根据地帮忙的人多，找了快两个小时，总算把“公鸡”带了回来。

惹事的罪魁祸首是个十五六岁、眉清目秀的小丫头，犯了错误似乎倒也满不在乎。她拉着八路军连长看了看，又去观察魏二民，忽然指着他说：“我认识你，你是那个卖柿子的！”这个结论真是出乎大家的预料。

原来，魏二民每次到山区出任务，回来总要捎带贩运点山货（要不然，他的大烟钱从哪里来）。他怕在军区遇到熟人，总是跑到行署附近摆摊，赚那些爱吃零食的小姑娘们的私房钱。

刘春雷得知内情之后哭笑不得：“魏二民，你就不能少丢人现眼一点呀。”老魏却是乐呵呵的：“买卖人童叟无欺，这位是老主顾了，鄙号下回准保奉送一打上等的柿饼。”

回过头又见到吴立然的姐姐，大刘和老魏都乐了：“这不是濮水河边那位勇敢的小军工吗？”熟人见面，小吴军工也很开心，赶紧跑到休养所，把小蔡护士也拽到家里来了。

这下子大家全没了拘束，吃饭聊天气氛十分愉快。魏二民对大刘说：“想想看，三年前你受伤的时候，我背着你东躲西藏，听见枪声就得钻进坟包里，最多只能有几个蚂蚁长虫陪着你养伤。现在可好，小病房住着，小护士伺候着，小通信员带着，鸡汤鱼肉滋润着，形势真是大变化，形势越来越好啊！”

大家都说是呀，眼看快要胜利了，苦日子就要到头了。

吃完饭，小吴军工和小蔡护士帮着大娘做针线活。那时候被服厂的任务重，锁袖口、钉纽扣之类的工作都要带回家接着干。大家围坐着听老魏讲江湖典故，听通信员和他妹妹谈论国际国内形势。

小吴妹妹是行署电台员。她的电台工作其实就是听收音机，先把广播里的内容记录下来，然后再刻上蜡纸印成小报。魏二民逗趣说：“这工作舒坦呀，每天守着戏匣子听大戏！”“小电台”把嘴一撇：“我们才不听戏呢，我们收听中央精神和重要社论。”

到底是收听重要社论的，不仅讲话的时候高级名词一串一串，还能大段大段地背诵党中央的指示。当然，也有卡壳的时候，实在想不起来了，就把小脸一板宣布：“后面的内容保密！”

大伙全乐了：“收音机里都广播了，保的哪门子密？”

高兴了一晚上，第二天回前线。

吴家的人都来送两位骑兵，小蔡护士也来了。当时大家都觉得小护士对八路军连长有点儿那个意思，小电台员还直对大刘做鬼脸。可是，谁也没能想到，五年以后，正是这个满脸稚气的淘气小姑娘自己，最终成为了刘春雷的妻子。

姻缘这东西呀，真是让人捉摸不透！

这次回家，吴立然收获不小，翻翻挎包里的东西：吃的、穿的、笔记本、书籍……什么都有，全是姐姐给他准备的。物品之丰富，搞得当连长的在旁边看了也十分羡慕：有个姐姐真不错呀！

“不过，要那么多鞋子没用，咱们骑兵不费鞋，还不如多做条裤子。”

“可是我姐只会做鞋，妹妹只会缝鞋垫，没办法。”

“你妈是军服厂的劳模，她肯定能够做得好啊。”

“正因为她在军服厂工作，反而就不能为我做军服了嘛！”

刘连长想一想，也是，不能假公济私。那时候根据地的人都挺自觉的。

1945年五六月份，冀鲁豫军区实施了东平战役，相继收复山东东平、东阿两座县城，消灭了附近地区的日伪军和顽军孙秉贤部。这次战役以八分区和十一分区部队为主力，其他分区提供支援，九分区骑兵团也被“借”去担任警戒、打援任务，在鲁西南一带活动。

刘春雷和通信员赶到山东东明县，半道上遇到了二营的人马，战友们告诉他，战役已经结束了，部队正陆续归返原建制。王元力这时候已经是四连连长了，他得意地拿出一把蒙古刀。这小刀是在刚结束的巨野战斗中缴获的，大约有半尺长，牛角刀柄，刀鞘上镶了个银质的马头，十分漂亮。指导员蔡修仁说：这是四连集体送给大刘的纪念品，刘排长在四连期间负伤两次、立功三次，配得上这把锋利的钢刀！

走到东明县官寨附近，看见路边上坐着俘虏兵，远处还有骑兵分队在搜索警戒，一连指导员张凤翔和战士们正在清理被战马踩踏过的庄稼。见到新连长，大家都很高兴，告诉他说：刚才“搂草打兔子”，在行军途中消灭了一个伪军警备大队。

原来，东明县有个伪警备大队。队长姓封，外号叫“三截棍”。他早年在济南当过镖师，江湖上人称“一对骡子一对枪，一对夫人一对娃”，意思是说这家伙腰间一把盒子枪，手中一杆红缨枪。本人是骡子脾气，坐骑也是匹大青骡子。家里有两老婆，还有俩双胞胎儿子。

“三截棍”带部队如同开镖局一样。手下三百多号人来自三教九流，从二三十岁到五六十岁的都有，拖家带口，各有副业。当兵的每天早晨出操练武，跟着长官“混——哈！唬——哈”地比画一番，然后就牵着孩子回家。轮上值勤的时候，士兵在城门站岗，他老婆就在边上摆摊，一人握枪一人拿秤，当差做买卖两不耽误。这样的汉奸队伍，除了祸害百姓就没有其他本事了。

到了1945年，“三截棍”觉得再替鬼子办事靠不住了，就联系上国民党山东二区专员孙秉贤。于是，孙专员（兼二区保安司令）送给他十把德国造快慢机，还委了个国军的番号。东平战役开打以后，东明县的日军都出动去和八路军打仗，城里就只剩下一家日本买卖人，“三截棍”一看时机不错，就把这倒霉的小鬼子抓来杀掉，然后扯掉伪军旧徽章，换上“山东第二行政区警备团”的新胸标，宣称是起义了。

不过，虽然起义当了国军，这小子干的却还是老本行——不上战场打仗，专门下乡抢粮。谁知道运气太差，正忙着翻箱倒柜的时候，偏巧遇上了路过的八路军骑兵。

巨野战斗打垮孙秉贤主力之后，骑兵团奉命归建。一营当天的宿营地是东明县吴屯村一带，部队经过官寨附近，有群众报告说伪军正在抢粮食。营长张存有、教导员张剑东随即命令部队暂停行军，先把这帮家伙消灭了再说。

一连主攻，二连、三连迂回两翼，骑兵策马冲杀过去的时候，“三截棍”的部下指着自己胸口的新标牌大叫：“别打，别打！是友军。”

骑兵们一开始也被闹蒙了，搞不懂这“第二行政区警备团”是什么意思，等弄明白原来是孙秉贤的部下，又挥起马刀继续砍：“打的就是你这个友军！”

警备队被撵得东逃西窜，跑进一片果林，又躲在里面喊：“别打了，别打了，双方休战，你们赶路，我们回家。”

“先缴枪投降，再放你们走。”

听说要缴枪，林子里就有人骂开了：“破骑兵！别太得意了，刚才是没认真打，小心把老子惹毛了，你们一匹马也剩不下。”

这一下子先把骑兵们惹火了，集中火力朝着树林里一阵射击。里面又猛喊起来：“八路别打了，真的别打了！我们打不过，愿意缴枪。”

“知道打不过八路军，为什么刚才不投降？”

“刚才骂人的是我们队长，现在被你们打死了。”

这一仗，从变换行军队列到结束战斗不过半个小时，三百多人的伪警备队就被骑兵一营消灭干净。“俘虏”中还有个三岁的小男孩，赤条条一丝不挂的，手里抓着把枣子，浑身又是汗又是土，好像个泥猴子一样。原来，这孩子的娘死得早，当爹的站岗值勤"奇"书"网-Q'i's'u'u'.'C'o'm"、行军打仗还得把他带上，是个随军娃娃。

张教导员训了几句话，留下当官的送地方政府甄别，其他的喽啰兵都放了。骑兵没有伤亡，缴获了一百多条枪和十多挂大车，当然还有“三截棍”的那匹大骡子。

当天夜间，一连驻扎在吴屯村，刘连长正式上任。虽然是到新连队任职，但大家都是骑兵团的老人了，彼此并不陌生。晚上，指导员张凤翔抱来几把刚缴获的盒子枪，刘春雷选了把八成新的快慢机。要在以前，德国造二十响手枪必须先上缴军分区，再由上级统一分配；如今缴获增多，政策也就放宽了。

按当时的习惯，连长和指导员可以有一支备用枪。这枪平时是由通信员背着的。有时候，判断一个连队的战绩如何，看通信员的装备就能知道一半。

红军出身的干部喜欢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叫做“小鬼”，到刘春雷他们这一拨已经不这么称呼了，但干部和通信员的关系依然十分亲密。身边有个能干的通信员，当连长的能省不少心。吴立然是个爱整洁、有条理的小伙子，平时总挎着两支匣枪、两个公文包，外带挎包、急救包、水壶、饭盒子，身上鼓鼓囊囊，满是东西，从文件、地图、铅笔、记录本，到香皂、牙粉、香烟、茶叶，应有尽有，把连长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开始的时候，两人住在一起并不习惯。通信员是学生出身，有读书写字的爱好，可当连长的却拿起笔就头晕。所以，别人都是领导熬夜办公，随从陪着犯困；只有他俩是倒过来，通信员看书写笔记弄到半夜三更，当连长的守在边上打瞌睡。不过，刘春雷从来没有反对过吴立然的学习，虽然自己不喜欢看书，但他知道爱学习是件好事，很希望小通信员今后能有大出息。

刘春雷当排长的时候只要带头打仗就行，当连长以后，需要管的事情就多了。

安排警戒放哨，组织行军作战，这些工作对大刘来说都好办，比较头痛的是后勤管理。骑兵连一百多号人、一百三十匹马，无论走到哪个村都是惊天动地的，“号房子”首先就是个大问题。群众觉悟不同，经济条件不等，有的很热情有的需要做思想工作；谁家房子大、谁家女眷多，事先也要调查清楚；还要考虑马厩设在哪里、伙房设在谁家、连部在什么地方办公……稍有差池，不仅影响连队宿营，还会破坏军民团结。

这些事，吴立然办得挺好。行军时派他打前站，连队到达目的地，早就有干部在路口迎接了。一大群小孩也在村口挥着手喊：“一排一班的叔叔到我家来。”“二排一班在哪里？我给你们带路……”有的人家没安排住宿，那家的孩子就羡慕死别人了，哭着喊着非要拽几个战士回去不可。

连长、指导员和通信员住的地方也就是连部，一般屋里能有张大方桌，屋前有个比较宽敞的院子。干部们安顿下来就要准备吃饭。当时，骑兵的粮草主要依靠就地征集，每个连一天大概需要八百斤粗粮、两千斤草（包括烧饭用的柴草），筹集粮草的工作就在连部办理。

把大方桌在院子里一摆，儿童团员们就纷纷跑来向吴立然报告：“俺爹说拿一百斤干草。”“俺娘说交五十斤玉米。”“我家有二十斤面粉。”……小吴根据各家的情况开具收条，再由连长盖上章。这些物资就算是八路军借用的了，凭这个收条可以向地方政府领款或者抵偿公粮。

小吴通信员把条子交给儿童团员，然后一本正经地敬个军礼：“同志，谢谢你！一定要小心保管好八路军的收条。”小孩们顿时激动万分，赶忙立正敬礼，捂住口袋撅着屁股跑回家去了。

原本麻烦的事，让通信员轻轻松松地解决了。连长到各家去感谢群众，发现妇女儿童们对小吴都挺拥护的。这也难怪，吴立然从抗敌中学毕业后就在公安大队工作，公安队的任务是教育群众、肃奸锄恶、维护治安，他是个小八路，一直负责联系妇救会和儿童团，当然对如何发动女人、孩子很有经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