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中国骑兵》》 · 王外马甲 · 2026-07-25
刚走到跟前，听见村子里头“乒乒乓乓”地响枪了，七八个人慌慌张张地从寨子里跑出来，嘴里喊着：“鬼子！村里有日本鬼子！”
军营村里真的有鬼子兵。
这里原本驻守着日军的一个战车小队和一个步兵小队。后来不知道得了什么命令，两个小队的鬼子连同三辆轻型坦克匆忙出动，只留下六个日本兵在村里看守油料。天黑了，我们的斥候前卫没发现敌人；而留守的日军看到八路军人多，也没敢出来；村子里的老百姓大多跑出去避难了，剩下的一些人怕鬼子报复，躲在家里不吱声——就这么着，两边队伍挨在一起，居然弄了个相安无事。
冀南行署的干部经过村庄时想找点吃的，从清晨到黑夜，大家跑了一天粒米未进，确实有些饿了，于是进村就喊老乡，敲门，推门。结果就和鬼子照上面了，当场被打倒几个。
这伙日本鬼子也够凶狠的。开打以后，一不做二不休，派两个人上了房，架起机枪就往河滩上打，其他的日本兵则抢占了三间房子拼死顽抗。
房顶上的日军机枪打得河滩上的机关人员到处跑，而村子里鬼子占据的房子又是彼此斜对着的，正好构成了交叉掩护，一时间怎么也冲不过去。二连长张起旺急得大叫：“上房，上房顶！用手榴弹先把机枪炸了！”
刘金魁和刘春雷拖出一张大床立在屋檐下，踩着床架往房上爬。“川老汉”刚上去就栽了下来，一颗子弹从腮帮子穿到耳朵边。他伸出手，在大刘的胸前挠了几下子就咽了气。刘金魁这人嘴上没把门的，做事有点没心没肺，所以虽然是个老红军却没当上干部。其实，他打仗勇敢，人品好，知道的事情也挺多。
刘金魁牺牲了，刘春雷又接着往上爬。刚上房顶，对面一枪打来，他腿一软就掉了下去。子弹打到大腿根上了，下半身火辣辣地痛，鲜血灌满了两裤腿，战友们赶紧把他拖到安全地带。
据张起旺连长事后说：“大刘叫唤得嗓门都变了调，他可真是被这一枪给吓坏了。”老李医官跑过来，拿大剪子剪开裤子看了看：“小伙子放心，重要的东西都还在。”大刘这才松了一口气。
这时候，四连长“韩猛子”已经悄悄绕到了房子的另一边，他踩着马背跃上房顶，干掉了机枪手。接着，二连也一鼓作气把屋子里的鬼子给消灭了。
(插图)
“四二九铁壁合围”冀南党政军机关突围线路图
086①大营：今河北枣强县大营镇。
刘春雷被子弹打穿了大腿，没伤着骨头和动脉，虽然伤势不很严重，可是不能骑马也不能走路。他只好趴在马鞍上行军，那模样真是狼狈极了。
4月30日，突围出来的人们在瓦窑①召开“庆祝反‘围剿’胜利暨追悼烈士大会”。在这里，大家听说冀南四分区也遭到了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和独立第一混成旅团的围攻，损失很大。四分区司令员杨宏明、政治部主任孙毅民、新四旅副政委陈元龙、十团团长陈子彬、十一团政委桂承志……都牺牲了。新四旅是冀南军区的头号主力，听说他们被打得这么惨，战士们的心里又急又气，当时就有人嚷嚷着：“请首长调大部队来，咱们要报仇！”
冀南的老部队大多是从太行山或者冀中根据地过来的，骑兵团也是如此。因为当初的口号是“背靠太行山，面向大平原”，所以大家都把八路军总部当做自己的靠山。眼下，在平原上吃了亏，战士们自然就指望着太行山里能派人来帮忙。
刘春雷在医院里一边治伤，一边盼望着大部队的到来。可是，等来等去，却等来了一个噩耗——冀中和太行山都遭遇了“五一大‘扫荡’”的惨败。太行山的损失不小，左权参谋长牺牲了；冀中更惨，部队被打散，根据地全丢了，不仅帮不了冀南，反而还需要冀南的部队去援救他们……
听见这消息，两三天没人说话，大伙全蔫了。当时就想，这往后的仗还怎么打啊？对战士们而言，打了败仗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受挫之后发觉自己孤立无援了。
从这以后，冀南区党委、军区、行署机关都换成便衣分散行动，医院解散了，伤病员们也被疏散到各地隐蔽治疗。
伤员疏散转移的时候，刘春雷提出：“我是南宫人，让我回家养伤吧。”地方干部却摇头说：“南宫的关系断了，去不了。”大刘这才知道局势有多么严重——南宫县曾经是冀南根据地的中心地区，可现在竟然已经成了敌占区。
这是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在这以后的近一年时间里，华北的抗战形势跌入了最低谷。
拿冀南根据地来说，1938年以前，虽然大城镇被日本人占领着，但他们没有精力顾及交通线以外的地方，在许多乡村，既见不到国军也遇不到鬼子兵，成了“真空地带”；1939年，日军把军事“清剿”的重点放到了华北，八路军随即在1940年实施“百团大战”，与敌人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到了1941年，虽然日伪军的“扫荡”日益频繁，但抗日军民仍然能与敌人进行抗衡。当时，如果把冀南的地面分成十份的话，那么敌占区占两份，根据地也占两份，其他地方是游击区，白天听鬼子的话，晚上由八路军说了算。
1942年开春的形势还不错，大家都知道美国人也来帮忙打小日本了，上级还传达精神说要准备进行反攻。那时候，儿童团站岗查路条，开口就问“今年是什么年？明年又是什么年”，你要是不懂得回答“今年是准备大反攻的一年，明年消灭小日本”，还真会被当做奸细给抓起来。
可是，“四二九大‘扫荡’”却使得局势急转直下，八路军、游击队以及共产党的基层组织和群众团体都受到了空前严重的破坏。冀南区党员数量从四万人锐减为两万人，大批区、乡、村机构变质成为资敌政权。除极少数地段外，根据地大部分沦为敌占区或游击区，抗日救国活动陷入停顿，《冀南日报》、《救国》、《群众》等抗日宣传物全部停刊。
人们普遍感到悲观失望，“流血拼命抗日，白白辛苦五年”。大家虽然嘴上不说，可心里确实有点发虚，一些意志薄弱者也因此离开了抗日队伍。
骑兵团的伤员被安排在枣南县，这一带也不安全。四周围，碉堡据点星罗棋布，封锁沟墙纵横交错，用“出门过道沟，抬头见炮楼；夜夜听枪声，天天跑敌情”来形容，真是一点也不夸张。白天，日伪侦缉队、便衣队来来去去，见人就查“良民证”；晚上，公路边的电线杆上都挂着马灯，鬼子发现人影就开枪。从5月份到10月份，敌人连续发动多次“清剿”，挨家挨户地搜捕八路军战士和共产党干部，田野上和道沟里经常可以看到遇难烈士的遗体。
刘春雷养伤的地方在小于庄①，这里属于游击区，除了保（乡）甲（村）长，还有伪维持会。保长、甲长是由当地“推举”产生的，伪维持会的人是日伪政权委派的。他们在表面上替鬼子办事，暗地里也时常帮八路军做工作，所以被称为“革命的两面派”。不过，既然是两面派，就难免有摇摆性，形势好一些，他们就靠拢八路军一些；而如果斗争形势过于严峻，他们就倒向了日伪一边。所以，八路军对待他们，要既利用又提防。
伤员是由“基本户”负责照顾的。这些人家并不一定是党员军属，大多是忠厚老实的普通百姓。那时候，真正的党员干部家属有的被抓，有的被杀，家门口被伪维持会挂上了红灯笼，鬼子、汉奸一天来八趟，根本就没办法收留八路军伤员。
刘春雷住在一户姓舒的人家，这家老小都是善良本分、胆小怕事的人，自从八路军伤员进了门，舒家的老人就没有踏踏实实地睡过觉，成天担惊受怕、疑神疑鬼，稍微遇到一点动静就诚惶诚恐、心神不宁。大刘原本住在舒家的厢房，后来看见他们难受的样子，实在过意不去，就搬到村口的破庙里去了。
大刘很理解舒家老小的心情。在当时，鬼子对待收留八路军的人家，不仅要打要杀，还要烧房子。房子是老百姓的祖业，也是生活的基础，对农村人而言，一是怕没有土地，二是怕没了房子。刘春雷实在不愿意因为自己养伤而害得老百姓家破人亡。
在村子里养伤，实际上是瞒不过村民的，只不过大家心照不宣就是了。大刘住在破庙里，时常会有不知名的群众带着鸡蛋、馍馍到庙门口“烧香”，随便作两个揖，留下供品就走。有不懂事的小孩想拿鸡蛋吃，被大人打得哇哇哭。“那是给菩萨留着的，菩萨吃好了以后保佑我们。”大刘知道，人民群众是把八路军伤员当菩萨一样看待的。半夜里，伪保长也到庙里来，放一袋粮食在窗台上，悄悄说一句“招待不周，请多恕罪”，人就不见了。
养伤期间，军区的卫生员隔三差五地来换药。在当时，一个卫生员要负责十多个村子的好几十个伤病员，需要穿越封锁化装“巡诊”，风险很大，可医疗用品却很简单。清洗伤口用食盐水，治疗用碳酸，每次换药都把刘春雷疼出一身汗来。大刘说：“干脆你把药留下，我自己慢慢弄，这样你安全，我也少受罪。”可卫生员却说，“不行不行，这是我的任务。”真是没办法。
6月份，新上任的政治处主任赖达元（1961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也来探望伤员，他要求养伤的同志坚定信念、坚持斗争，并且宣布刘春雷为“政治战士”。
“政治战士”？这可是个新鲜职务。
“四二九”以后，由于环境严酷，条件恶化，有些人对前途失去信心，意志动摇了。在个别地方，出现了基层组织涣散解体、干部战士逃跑的现象，有些休养康复的伤员不肯归队，甚至有人叛变投敌当了汉奸……针对这种情况，八路军加强了政治建设，把连指导员改称为连政委，充实了党支部的力量。这个“政治战士”的岗位是新设的，大致相当于排指导员，任务是鼓励大家“咬紧牙关，渡过黎明前的黑暗”。
赖主任发给“政治战士”一把盒子枪，可刘春雷却不愿意要。因为，他在养伤期间发现，村里的群众虽然诚心诚意地照顾负伤的战士，但却很怕八路军在自己家门口打仗。如果发现伤员的手里有武器，恐怕只会增加老百姓的紧张情绪，对维护军民关系没什么好处。大刘说：“现在这种环境，手枪也起不了多大作用。要不然就给我一颗手榴弹吧，我肯定不当俘虏就是。”
赖主任接受了大刘的建议。临走的时候，他表示要加强对这一带的监护，保证伤员们的安全。赖达元以前是四分区的组织科长，和地下交通站的同志很熟。
第二天，交通员魏二民来了。这是个三十多岁的黑瘦汉子，黑礼帽、黑衣裳，全身的绫罗绸缎。可是，他裤子长了一截，褂子也大了一号，裤腰里掖得鼓鼓囊囊，好好的一套衣服穿在身上就像是偷来的一样，让人见了忍不住笑。刘春雷心说：“八路军里怎么会有这么一路货！”
正捉摸着如何打招呼呢，魏二民先开口了：“兄弟，你以前是当小伙计的吧？”
“是呀，你怎么知道？”
“饭馆的伙计见了我，都和你一个表情。”
这下子，大刘不但说不出话来，还不知道该怎么笑了。
破庙的屋檐下窜出一条野狗，魏二民冲着它喊：“二哥，二哥！”逗得那癞皮狗直摇尾巴。
大刘乐了：“你怎么叫它二哥？”
“嘿！炮楼里的家伙是大哥，这些狗儿当然就是二哥了，”魏二民指着日伪据点的方向说，“干我这一行的，白天听炮楼里的狗叫，晚上听野地里的狗叫。不喊几声大哥、二哥不行呀，哈哈……”
大刘觉得这魏二民真有意思。时间长了，才知道他的古怪打扮其实是个“障眼法”，别人只以为他有好衣服不会穿，却不知他那鼓鼓囊囊的裤腰里时常掩藏着文件、药品之类的“违禁物”。
一天下午，刘春雷正在破庙里睡觉，魏二民跑进来背着他就走，说是日伪军要来抓他了。原来，有个外号叫“文明先生”的家伙，本来长期在青岛做事，前几天回村探亲，不知怎的就知道了八路军伤员的消息。这位“文明先生”是被日本人洗过脑袋的，立刻就去报告了伪维持会。魏二民消息灵通，听说情况后立马就赶过来把大刘转移走。
出村不到两里地，迎面来了一队伪军，老魏赶紧背着大刘躲到道沟里。奇怪的是，那些伪军距离他们只有五十多米，大白天的却像什么也没看见，大摇大摆地就过去了。大刘白紧张了一回，心里直纳闷。魏二民说：“没关系，那些人是自治军一旅的。”
所谓自治军，是一支由土匪、兵痞以及“会道门”武装组成的伪军队伍，总共有四个旅九个团一万多人，全称为“东亚同盟自治军”，军长是王天祥。这路人马成员混杂、心思各异、战斗力有强有弱，军服也是这个旅的和那个旅的不一样。“自治军”里既有铁杆汉奸，也有良心未泯的人，八路军区分对象，开展统战工作，效果还不错。据说，刘志坚主任腿部受伤、宋任穷政委的爱人坐月子，都住在自治军长官的家里（1945年，“自治军”的军长王天祥带着一个团起义投奔八路军，新中国成立后当了河北省体委副主任）。
刘春雷和魏二民遇到的这个“自治军第一旅”就是统战工作比较成功的部队。旅长名叫李成华，曾经是冀南二分区的支队长，1939年整风时从太行山跑回家，脱离了革命队伍。他现在虽然当了伪军，却对鬼子阳奉阴违，私底下帮助八路军，应该算是个“白脸红心”的人物（1943年，李成华在安阳被日军杀害，“文革”后被追认为烈士）。
自治军一旅的人睁只眼闭只眼，到小于庄转了一圈就走了。
魏二民把大刘背到乱坟堆，找了个假坟让他钻进去。
这假坟是给未亡人预先准备的空坟，墓口用土块和砖头堵着，里面其实是空着的，大致上和金庸小说里小龙女的“活死人墓”是一个意思，只不过没那么高档也没那么干净罢了。
空坟里面确实脏，蚂蚁、蝼蛄到处乱爬，稍微一动弹，顶上就掉土。不过，大刘觉得躲在这里还真是挺安全。过了几天，魏二民打算背他回村里去，还告诉他，手枪队头天晚上到了村里，用柴草把那个“文明先生”从地窖里熏出来，拉到村口处决了。刘春雷得知这消息很高兴，但他想了想还是决定继续住在空坟里——不管怎么说，藏在这里心里踏实点。
7月份，鬼子又要来枣南县搞“大清乡”了，交通站着手安排伤员转移。大刘觉得自己的伤好得差不多了，就要求归队。老是躲来躲去的，实在不如回部队打仗痛快。
七个伤愈归队的战士在交通员的带领下踏上了归途。一路上，炮楼林立，公路和封锁沟交织如网，大家只好白天吃饭睡觉，晚上彻夜赶路。
大“扫荡”之后的冀南平原，鬼子炮楼随处可见。这些炮楼小的两三层，大的有四五层高，不用钢筋也不用砖头，全用夯土垒筑，三五天就能建成一座。这样的土楼子当然不结实，一颗炮弹就能够轰垮，可咱们八路军偏偏没有重武器，硬是拿这简易炮楼没办法。
公路也是新修的，比周围的地面高出许多，路旁的电杆上挂着马灯，天一黑就全点亮了，行人一踏上路面就很容易被炮楼发现。公路两侧是路沟，深一丈，宽一丈，人马过不去，把乡村划成了相互不能联系的小块，逼得人们非走公路不可。而公路又在炮楼的视野之内，鬼子再在路口设上关卡，就把交通全部封锁了。
提倡这种歹毒办法的是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铁壁合围”和“蚕食战术”也都是这家伙的发明。
说起冈村宁次，华北军民个个咬牙切齿。抗战胜利后，共产党把冈村宁次列为头号战犯，可蒋介石不但判他无罪，还聘请他担任国民政府的顾问。国共两党为了冈村该不该杀的事情吵得不可开交，原因其实很简单——冈村宁次对付八路军有一套办法。在他担任华北方面军司令期间，华北抗日根据地受到的损失最大。所以共产党恨他，国民党喜欢他。
攻打回隆镇的时候，刘春雷在汉奸程希孟的家里看见过冈村宁次写的一幅中堂——四存。当时在场的八路军谁也弄不明白这两个字是啥意思，只觉得岗村老鬼子还真是挺有学问的①。
冈村这宁次是个“中国通”。从日俄战争到抗日战争，除去在欧洲考察的短暂时间，冈村宁次的军事生涯一直和中国有关。他熟悉中国的文化，也了解中国的政治和军队。
比方说，冈村宁次知道，国共两军相互很少交流军事情报，在战场上的合作也不积极，而八路军只能进行一般性侦察，只知道附近的情况，不清楚远方的动态。于是，他发动“铁壁合围”时就不动用当地兵力，而是从远处调部队来，封锁消息，长途奔袭，夜间集结，黎明攻击，首先“围剿”毫无防备的八路军，再进攻袖手旁观的国民党军，把敌后战场上的两路军队都打得措手不及。
除了“铁壁合围”，冈村也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八路军夜间活动，他也搞夜间袭击；八路军化装行动，他也搞便衣队侦缉；八路军利用“两面政府”开展工作，他也培植汉奸密探，四处侦察，谁家有陌生人说话，谁家夜里烟囱冒烟，都有人悄悄报告。鬼子汉奸们还在抗属和积极分子的家门口挂个红灯笼，整晚上亮着，害得交通员找人联系工作都不敢走正门。
冈村宁次最阴险的一招，就是拉拢人心。咱们提出“三分军事，七分政治”，他就说“七分政治，三分军事”，还把政治摆在前头。在他的指使下，日伪政府大力推行“爱护村”，发放“良民证”。对顺从他们的老百姓，不但不打不骂，还带着粮食去“慰问”，往孩子嘴里塞糖果；对不派联络员、不纳粮交税、不向他们通风报信的村庄，鬼子汉奸就一天几次地去骚扰掠夺，搞得老百姓有家难归，庄稼没法种，日子没法过，最后不得不屈从压力，成了“爱护村”。
渐渐地，敌人耳朵灵了，眼睛尖了，反应快了，一些愚昧的群众甚至觉得日本人和伪军也不坏，八路军的活动就愈来愈困难。冈村宁次称这种做法为“蚕食战术”，就像是蚕吃桑叶一样一点一点地吞噬。经常是，今天这地方还是八路军的基本活动区，明天就成了“两面政权”游击区，白天去不得，只有晚上去；再过上几天，晚上也没法去了，那里已完全沦为敌占区……
“蚕食”的破坏之严重，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伤愈归队的路上，不仅刘春雷觉得触目惊心，就连熟悉情况的交通员也感到十分意外。
晚上行军，交通员对大伙说：“前面村子是我们的老地盘，到那里就有吃有喝，可以好好休息一下。”刚走到村口，突然听到有人敲锣报警，交通员吃了一惊，连忙喊暗号：“大嫂大嫂，我是丫头。”
“丫”字头上是个倒过来的“八”字，和比画八路的手势一样，懂行的人一听就明白。没想到，听见喊话，对面的锣声越敲越急，“八路来了，八路来了”，一个劲地猛叫唤，附近的炮楼也响了枪。原来，这个村子已经变成“爱护村”了。大家赶紧转身就跑，那交通员一边跑一边伤心地大哭。
局势恶化了，不断有人叛变。但是，要想通过敌人的封锁线还非得找当地群众帮忙不可，八路军离开了老百姓的协助，就像离开了水的鱼儿一样没有办法。夜间行军，不知道要越过多少条封锁线。在情况不明的环境下，每次到村里联系工作，都像是一场前途未卜的生死赌博。
有的村民很好，听说八路军要过道沟，就悄悄把人带到相对隐蔽的地段，扒开沟沿，架上梯子，临走时还握握手；有的就差劲一些，关门闭户，不理不睬，漠不关心，不肯帮忙。
有天夜里，大刘他们经过一个村庄，看见场院里点着长明灯，停放着十多具尸体，这显然是日本鬼子造的孽。大伙心想，受害者的家属一定愿意帮助八路军，于是就上前去联系，谁知道刚一开口就被骂了回来：“滚开，滚开！都是你们招惹日本人，害得我们被打被杀……”一帮老少娘们连哭带号，泼闹得八路军委屈万分。原来，就在前两天，也有一群归队的八路军战士经过这里，因为找不到人带路，转悠了一晚上也过不了封锁线。等到天亮，道沟里藏不住人了，看见老百姓去帮鬼子修炮楼，八路军也混在里面跟着走。走到工地跟前，领头的干部掏出短枪就打，其他战士也抄起铁锹锄头扑了上去。敌人没有防备，五个鬼子兵和一个翻译官当场毙命，八路军小伙捡起枪支弹药就跑了。八路军前脚刚走，日军后脚就来报复，烧了房子，杀了十多个无辜百姓。村民们都被吓坏了，因此现在见到刘春雷他们就骂。
面对群众的指责，大刘和战友们并不还嘴。“扛枪打仗，就是为了让老百姓能活下去，做不到这一点，咱们当兵的还有啥话好说！要打要骂都得忍着，有什么委屈只有去找鬼子拼命。”骂到最后，乡亲们的气消了。当天晚上，八路军在群众的帮助下接连越过三道封锁线，到了卫河边上。
夏天，水大浪急，卫河边的船只被鬼子拖走了。大刘的腿伤还没好利索，不能游泳，岸边的群众就找来高粱秆，扎成几个大捆子，让八路军趴在上面，由水性好的老乡推着，把战士们都送过了河。
089①瓦窑：今河北冀县窑镇。
091①小于庄：今河北故城县于庄。
095①“四存”是清代学者颜元的主张，包括存学、存性、存治、存人。其中存治也叫做王道，核心思想为复井田、复封建、兴学校。
接近根据地，道沟少了，炮楼少了，可战场的景象更加凄惨。经过日军“三光”掠夺的乡村，满目断壁残垣，处处见坟幡，户户闻哭声。路边上、墙头上贴着鬼子的布告，说这个司令被砍了头，又说那个司令投降叛变了……搞得战士们心里十分郁闷。
在大“扫荡”期间，太岳、冀中、冀南、鲁西、豫东、豫北的抗日军队损失惨重。其实，受到打击的不只是八路军，与一二九师骑兵团同在冀南的国民党第三十九集团军也被打散。高树勋司令长官带着新八军和六十九军残部逃过黄河，跑到后方去躲了起来。相对而言，逃跑的高树勋还算是好的，更多的国民党军队在冈村宁次的面前选择了投降，从1942年到1943年，
华北的孙良诚、吴化文、庞炳勋、赵云祥、孙玉田、荣子恒、孙殿英、杜
淑……一大堆上将、中将、少将都当了汉奸。从这以后，河北敌后战场上就基本上见不到正规建制的国军部队了。
八路军没地方撤退，更不能投降，只有咬牙坚持和敌人苦斗。可是，眼看着先前生机勃勃的根据地变成了一片废墟，大家的心里都有些没底：这抗战到底还能打多久呀？
有位好心的老乡劝刘春雷：“小伙子，你也是本乡本土的人，回家算了。日本的势力太大，拼不过就忍了吧！”
“我不回去！鬼子杀了那么多人，这口气我忍不了！”
“眼下这股鬼子太厉害，咱们打得过吗？”
“打得过要打，打不过也要打！”
旁边交通员插话说：“要不，先把枪藏起来，等躲过了这股鬼子再接着干？”
大刘气坏了：“日本鬼子是什么人，老百姓不知道，你当交通员的还能不知道？不打鬼子，鬼子能走吗？再散布这种逃跑言论，就先崩了你！”
交通员晓得“政治战士”的厉害，立即不敢吭声了。其实，大刘虽然嘴上强硬，心里头也难免有些发虚。
穿越四个县，辗转三百多里，刘春雷和战友们终于回到了部队。
“四二九铁壁合围”之后的两个月里，曾玉良团长奉命带骑兵一、二连接应冀中突围部队；况玉纯政委则带着其他人打游击，白天隐蔽在老百姓家里，夜晚去收容战场掉队人员。这期间，冀南又经历了两次大“扫荡”，骑兵团减员严重，许多老战士都牺牲了。
局势严峻的时刻，每回来一个战斗骨干都是让人欣喜的事。团里派大刘担任二连二排的政治战士。这个职位比排长低一点，比班长高一点，所以又被称为“政治班长”或者“大班长”。
从河西街临阵脱逃的王占奎也回到了部队。他是老兵，班上的小兄弟都不愿意揭发他。刘春雷说：“老王，你自己想想，应该咋做才对得起刘金魁和崔连喜？”
“班长，我明白。”王占奎就去政治处坦白自首了。(请看小说网|www.qiyebooks.com)
王占奎进了骑兵团的惩戒队，许得和、李树茂却从军区的惩戒队回来了。由于劳役期间的表现好，再加上军区机关要分散打游击，他俩都获得了减刑释放。回到骑兵团，李树茂当四连的副连长，许得和担任一连的副连长。
这么安排是有原因的，因为四连有个疾恶如仇、刚烈如火的连长韩永正；一连有个文武双全、深孚众望的指导员孔庆忠，能管得住这两位副连长！
孔庆忠是新调来的干部，但骑兵们对他早有耳闻。还在地方游击队的时候，孔庆忠就以“一副眼镜一把枪，一袭长衫一身胆”而闻名遐迩，是个能写、善辩、会打仗的人物。他是大学生，还是孔子的七十几代后裔。孔家辈分排字是“昭宪庆繁祥，令德维垂佑”，他比国民党的财政部长孔祥熙还要高两辈，"奇"书"网-Q'i's'u'u'.'C'o'm"所以有人开玩笑说：蒋介石、宋美龄见了孔庆忠也要喊爷爷。
刘春雷弄不清孔老夫子的家务事，他只知道孔指导员的毛笔字很漂亮，经他手写的标语，不仅教私塾的老先生十分佩服，甚至连日本鬼子也跑去观摩，“哟西哟西”赞叹不已。
1942年下半年，骑兵团的驻地在冀鲁豫三省交界的元城一带①。这期间，冀南军区的干部战士大都换成了便衣，只有陈再道司令员还穿着军装。陈司令觉得军事首长穿便衣会影响士气，所以就军容整齐地带着警卫连到处跑。主力部队中，只有骑兵团还穿着军装。由于兵种的特点，骑兵无法分散行动，整个团都聚集在根据地。
机关团体和步兵化整为零打游击，骡马就成了累赘，各单位都把马匹送到骑兵部队来，搞得骑兵团头一次出现了战马比战士多的情况。虽然这也算是因祸得福，但大家想起来却难免心酸。
元城附近是一分区的根据地，也是冀南军区现存的最大地盘。说它“大”，其实南北宽不过十公里，东西长不足三十公里，骑上快马抽两鞭子就跑出了界，骑兵在这个狭窄地段根本施展不开。当时，冀中军区的骑兵团被打垮了，一一五师骑兵团也退到太行山区改当了步兵。一二九师骑兵团该怎么办？一时众说纷纭。
曾玉良团长坚持认为骑兵不能下马，要主动出击扩大作战范围。可是，去哪里打仗呢？去群众基础不大好的地方打，老百姓埋怨八路军惹麻烦，每次打仗都有群众跑到敌占区去，仗打多了会导致游击区的人口大量流失；在群众基础好的地方打，老百姓很支持，可打完以后部队转移，鬼子就残酷地进行报复，烧光杀光抢光，把群众祸害得很惨。晚上，村干部敲着锣喊：“乡亲们，不要寻死啊，要活下去呀……”八路军听了，比打了败仗还难受。
宣传队、政治工作队每天都去游击区搞教育动员，可咱们的思想工作比不上冈村宁次的治安措施更现实。经常是，辛辛苦苦讲了大半夜，鬼子汉奸一进村，宣传队就得跑，几个时辰的好话等于白说，老百姓还发牢骚：“成天抗战，把鬼子抗到灶头，抗战也该到头了。”下次宣传员再去，人家就不开门了。
地方干部也埋怨部队：“你们不打几场漂亮仗，害得我们没办法开展工作。”
打漂亮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部队化整为零了，最大的单位也不过是一个连，别说打不下坚固的据点，就是在野地里遇到敌人大部队也顶不住。八路军整天游击来游击去，除了骚扰还是骚扰，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没事就去招惹日本，把鬼子招来了就赶紧跑。”到最后鬼子汉奸也肆无忌惮了，一出动就是五百一千的大队人马，走到哪里抢到哪里，根本不怕八路军。
一二九师骑兵团是冀南军区唯一保持建制的主力团队，想要“打漂亮仗”只有指望这支大部队了。而且骑兵战士们也很想打硬仗，憋着劲想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再大的困难也不怕。“打大集镇去！打赢了扬眉吐气，打输了大不了是个死，再也不受这份窝囊气！”
在这种情绪下，两个多月的时间里，骑兵团连续进攻周边的日伪中心城镇。打下金滩镇，守了一天；打下回隆镇，守了一晚上；猛攻临漳县城一昼夜，却又功亏一篑。
进攻临漳县城的主力是新七旅二十团，他们虽然是主力部队，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分散游击，临时集中起来打攻坚战，难免配合生疏、战斗力大打折扣。打着打着，骑兵团就不得不由助攻变成了主攻。临漳城里有日军第一混成旅团的一个中队，这伙鬼子兵十分凶悍，八路军打了一晚上才攻破城防。激烈的巷战从拂晓打到中午，最后还剩一个据点没能攻克。敌人的援兵到了，骑兵团只好撤出战斗。
一连指导员孔庆忠兼党总支书记带着惩戒队收拾东西，遇上了一个卖冰糖葫芦的老头。在战场上，惩戒队的“犯人”不用打冲锋，但是要抬担架、搬梯子、运送攻城器械，这些工具是向老百姓借的，所以要在政工干部的监督下逐一归还。
卖冰糖葫芦的老头看见八路军来还东西，就问：“怎么回事？又要跑了？”
孔指导员说：“老大爷，我们是奉命令撤退的。”
“什么破命令！”老头火了，“舍生取义才是正经命令！”他指着街口工事里的日军尸体，“看看日本小鬼子，个个死在阵地上。那些龟孙能做到，你们为啥就做不到？”
战士们被骂傻了。孔庆忠惨笑着说：“骂得好，今天不死在这里说不过去了。”
惩戒队的三个战士愿意和孔指导员共赴死难。王占奎说：“老人家，明天请记着给我们收尸。”
老头回答：“这事跟我说不着，有人收尸就埋在一块，没人管就拉倒。”
于是，孔庆忠就带领三个战士和一个倔老头，守着磨房打了两个小时，最后，他们被葬在了一起。
对于孔庆忠、王占奎等人的阵亡，有人觉得值得学习，有人却认为是不服从纪律的表现。况玉纯政委说：“好战士要忍得住委屈，受得了磨难，要咬紧牙关坚持住。”
刘春雷心想：咬牙坚持，到啥时候才是个头？自古艰难唯一死，不如和鬼子拼了，敢牺牲就是大丈夫！
八路军接连攻击了几个大集镇，效果不明显。而鬼子却在加紧搞“蚕食”，把炮楼都建到根据地了。
8月底，一股伪军越过卫河，进驻了一分区旁边的孙甘店，加上先前被鬼子占领的南李庄、龙王庙和甘露镇，日伪军在元城以南的据点就连成了线。
在当时，冀中抗日根据地已经丢失，冀南和太行山的主要通道已经中断，如果再让日伪军占领元城一带，冀南军区不仅要丢掉目前最大的根据地（也是一分区唯一的根据地），而且会被敌人将冀南、鲁西和冀鲁豫军区割裂开来，这是八路军绝对不能容忍的。曾玉良团长感觉到事态严重。作为军区唯一的拳头部队，骑兵团必须趁敌人立足未稳，迅速进攻孙甘店。
有消息说，孙甘店的敌人是伪军一个营三百多人，还有鬼子的一个“教育班”，由一个日军少尉见习官指挥。
这个情报是否准确，当时并没有认真核实。因为，一听说这股敌人是“东亚同盟自治军”，曾团长就认为把他们赶出孙甘店没有问题；以往，这帮家伙属于见到八路军就跑的角色，战斗力差得很，所以骑兵们也没把他们太当回事。
这时候，骑兵团的总人数不到四百人，经过连续的奔波作战，战士们都很疲劳。但团领导一声令下，大家还是斗志昂扬地出发了。
刘春雷正发着高烧，由于受伤期间没有休养好，他的身体一直比较弱，动不动就感冒生病，骑在马上直打晃。可他一声没吭，咬牙坚持着。他知道，战友们都看着他这个新上任的政治班长呢！
在军队当班长、当排长，兵头将尾，最忌讳两条毛病：一是娘娘腔，让别人觉得你是“二尾子”；二是打仗之前装病，让伙伴们以为你是胆小鬼。犯了这两条，没有人愿意跟着你冲锋陷阵。所以，在战场跟前，即使真病了也得硬扛着。
骑兵们接近了孙甘店，由于是夜晚，又是在平原的开阔地上，看护战马的力量必须加强，团长派三连和四连“守马桩”，命令一连负责主攻，二连尾随，从南向北进攻村子。这么一来，骑兵团实际投入战斗的兵力就只有两个连。
敌人进驻孙甘店不久，寨墙还没有修好，炮楼也只建了一半。战斗打响，骑兵一连就迅速攻占了南边的两座大房子，二连也顺势向纵深进攻。敌人抵抗了一下就往村子北面跑，八路军于是紧追过去。
那天晚上没月亮，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清，大刘本来就发烧头晕，这下子就更迷糊了。他先是带着几个战士顺着墙根跑，没留神前面蹲着个人，被绊了一跟头。起初还以为是敌人，他揪住就要打，再仔细一瞧：“嘿嘿，指导员！”
指导员张存有埋怨说：“你们瞎跑什么呢，注意敌人有埋伏！”大家趴在墙脚探头张望，果然，前面拐弯处黑糊糊的蹲着一大片人影子。于是开枪打，可打了几枪，敌人一动不动，不还击也不逃跑。大伙奇怪了，分头包抄上去，到跟前一摸才知道，哪里是什么敌人啊，是一些修据点用的石碌子。
大家松了一口气，指导员也乐了，手一挥，接着冲。刘春雷跑在最前面，猛然听见身后的战友喊“小心”，他还没反应过来，就“咕咚”一声掉到井里去了。
这口井挺奇怪的，没有井沿。大刘稀里糊涂栽下去，顿时成了落汤鸡。好不容易被人拉上来，才发现帽子、马刀和步枪都掉到井里了。当时黑灯瞎火的看不清楚，他想：等天亮以后再来捞东西吧。
把刘班长拉上来的战士是“好孩儿”。他本名郝二孩，原先是献县县委的通信员，从冀中突围出来以后被骑兵团收容了。刚参军的时候，“好孩儿”白天笑嘻嘻，晚上做噩梦，半夜醒来大哭大叫，搞得全班战友都睡不着，陪着他掉眼泪。
从井里爬出来，连队都已经冲过去了，刘春雷赶紧向前跑。看见他湿淋淋的狼狈模样，大伙都哈哈笑。二连长张起旺递过来一把“三八”枪，叫他和郝二孩先把俘虏押下去看管起来，并叮嘱道：“找个屋子把衣服弄干，你还正生病呢，别再受凉了。”
这时候，大半个孙甘店已经被八路军占领，敌人被逼到了北边的半截炮楼和几处简易掩体里。凭这样的工事，敌人肯定守不住。刘春雷和郝二孩把十几个伪军带进街边上的一户人家，“好孩儿”坐在桌子上拿枪看着俘虏；大刘脱得赤条条的，躲在门背后拧衣服。
屋子里的事情还没有整清楚，外面的枪声却突然激烈起来。刚开始，大刘还开导郝二孩：“这是敌人想突围，垂死挣扎！”可后来发觉不对劲了，枪声越来越猛烈，并且逐渐蔓延到村子南边去了。两人赶紧跑到院子里从大门缝往外看，发现街上跑来跑去的都是伪军，敌人反击了。
大刘心里说：“打了几年仗，从来没听说过伪军晚上敢搞反冲锋，真是想不到！”
不仅刘春雷想不到，骑兵团的干部战士也都没想到。原来，进驻孙甘店的敌人不是一个营而是一个团，有八百多人。这股敌人的指挥官也不是什么日军见习少尉，而是“东亚同盟自治军”第三旅的参谋长程兴华。这个程兴华原先是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十八团的副团长，曾经也算是个敢拼能打的人物，可惜思想品质不过关，最终堕落为汉奸。程兴华毕竟要比其他伪军更了解八路军的战术，很快就发现我军的兵力不多，立即组织两路反突击。在黑夜里被打慌了神的敌人也重新嚣张起来，疯狂地进行反扑。在经验上先入为主的骑兵团对伪军的这个“非常规举动”准备不足，顿时被冲乱了，双方陷入了混战。
院子里的大刘感觉情况不妙，正琢磨着该怎么办，屋子里的俘虏们突然“咣”地把房门给拴上了。十几个家伙在屋子里面大叫：“弟兄们快来啊，这里有八路！”被关在门外的刘春雷和郝二孩气坏了，掏出手榴弹就想往窗子里扔。可这时候，躲在柴房里的房东跑了出来，一家老小抱住他俩哭喊：“大爷啊，可不能炸我们的房子啊！”两个八路没办法，只好跳院墙跑了。
由于敌人正在修据点，孙甘店里到处都是砖堆土沟，刘春雷借着各种障碍物的掩护七转八转，好不容易带着郝二孩找到了连队。伪军人多地形熟，八路夜战经验丰富，一时谁也奈何不了谁。打到拂晓，附近南李庄和大名县城的日伪援军快要赶到了，曾玉良团长只得下令撤出战斗。
这一仗打得不好。虽然也消灭了百把个伪军，缴获了几十支枪，但搞夜袭的祖宗反被伪军打了夜袭，大家的心里都堵得慌。刘春雷更郁闷，他的宝贝马刀还在那口井里面呢，这可真是吃了大亏。“好刀啊，养伤的时候，部队给我保存得好好的，结果丢了在井里头，可惜了。”
三连和四连“守马桩”，没捞着仗打。四连长“韩猛子”很不甘愿地说：“下回打仗，让四连上前头冲。你们一连只会赶鸭子……”
一连长万怀臣闷头不吭声。这是他从管理参谋调任连长后的第一仗，本想露个脸，却吃了锅夹生饭，气得说不出话来。
孙甘店没能打下来，但由于撤出战场及时，部队损失并不大。回到驻地，骑兵团照例进行讨论总结，大家认为攻击不成功的原因在于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不充分，没有预料到伪军的顽固态度。同时，也有很多人觉得是兵力不够，以骑兵团目前的力量最多只能是“赶鸭子”，要歼灭敌人实在很吃力。
况玉纯政委评价说，夜袭孙甘店应该算是一次胜利的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第二天，陈再道司令和一分区的桂干生司令员（1945年牺牲）也来了。首长们说，骑兵团这次打孙甘店是“摸了个底”，成绩是相当不错的。
经过这么一表扬，战士们重又兴奋起来。
099①元城：今河北大名县卫河以东。
孙甘店战斗后，陈再道司令员召集骑兵团、一分区独立团以及冀鲁豫军区三分区（鲁西分区）基干团的领导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反击日伪军对元城地区的蚕食进攻。
形势是严峻的：大“扫荡”之后，冀南军区东面与山东军区的交通被切断了；西面，与太行根据地的通道也中断了，目前只能和南面的冀鲁豫边区依靠在一起。现在，日伪军又把元城以南的据点连成一线，企图再把冀南、冀鲁豫分割开来，这将直接威胁这两个抗日根据地的生存，是八路军绝对不能容忍的。所以，军区领导决心把盘踞在孙甘店、南李庄、龙王庙和甘露镇的敌人清除出去。
面前的日伪军有五个团、三个守备队近六千人。陈再道司令说：“现在我手里只有三个团两千人，要拔四个据点，你们看，怎么打？”
大家都没吭声。孙甘店、南李庄、龙王庙和甘露镇相隔不远，无论先打哪一个，其他据点包括大名县城的敌人都会出来增援，一旦缠上了就难办，而且，越往后就越难打。
一分区的桂干生司令员首先表态：“先打南李庄。这是敌人最重要的据点，打掉它，有很强的震慑作用。”
军分区司令发了话，大家当然同意。可是，南李庄是个大集镇，有炮楼，有工事，还有暗堡，有守军一个团加一个守备队，防御强度和一个县城差不多。而八路军这边，除了骑兵团的四百多人，一分区独立团是个小团，冀鲁豫三分区基干团也不满员，三个团都没有重武器，让谁担任主攻都够戗。
已经查明的情况是，南李庄守敌一部为“东亚同盟自治军”第二旅的程坤团；庄里还有个日本商社机构，经理是个名叫志磨的毒品贩子，带着二十多个配有武装的日本浪人。可是，那个守备队是个什么性质，却让人弄不清楚。
有人说，守备队是日军的一个中队。理由是这帮家伙是由日军“部队长”松本大佐带来的，而且，南李庄的指挥官是岩乔秀男大尉。守备队的士兵穿日本军服说日本话。每天在军营里支起一口大锅烧热水，大家排队跳到桶里洗澡（那时候，北方老百姓一个月能洗一回澡就算不错了，像他们这么讲究卫生的实属罕见），不是日本兵是什么？
也有人表示反对，因为这个守备队相比其他日军服装破旧，而且没有重机枪和迫击炮。虽然他们会讲日本话，可是搞急了却还是用中国话骂人，好像不是正宗的小鬼子。
桂干生司令员问侦察员：“守备队杀猪的时候剥不剥皮？”
“只煺毛，不剥皮！”
“那就是‘皇协军’，”桂司令员笑着说，“正宗的日本鬼子杀猪和杀羊一样，是要剥皮的。”
原来，这个守备队是一支由朝鲜人、蒙古人和东北人组成的“皇协军”。这样的部队主要担任日军的后勤保障和战区治安任务。他们的装备和日军相似（只是重武器比较少），军装也差不多，受日军军官指挥，操练和作战的口令也都是用日语，所以稍不留神就会把他们当成日本鬼子。
守备队的情况弄明白了，可是南李庄应该由哪支队伍担任主攻，三个团长谁也没把握。
曾玉良团长结合头天打孙甘店的情况，解释骑兵团必须分出一半兵力“守马桩”、攻坚力量不足的困难。正说着，陈再道司令忽然插嘴：“如果把战马都留下，让老乡帮忙喂马，你们全团是不是就都可以上了？”
曾团长和况政委一听这话，知道陈司令是准备拼骑兵团了。俩人腾地站起来，当即表示骑兵团决心改成步兵作战，申请担任主攻任务。
陈再道很高兴，立刻部署：骑兵团主攻南李庄；三分区基干团负责防守孙甘店、龙王庙、大名县城三个方向；一分区独立团则阻击甘露镇的敌人援军。
桂司令员说：“我完全同意陈司令员的决心和部署。骑兵团在什么时间打响，从哪个方向突破，把你们的意见汇报一下。”
曾团长提出，从近期作战的情况来看，敌人也知道夜战是我军的特长，因此他们一到天黑就上寨把守，天亮以后吃饭睡觉，而我们正可以来个出其不意。南李庄的东门外有高粱地，我军可以利用夜色进入埋伏，到拂晓时，趁敌人疲劳麻痹，一举攻入据点。
陈司令高兴地夸奖道：“有勇有谋，方案就这么定了！骑兵团是红军团，现在各连队四分之三的干部是红军，还有红军战士、红军班长，战斗力强。你们必须保证完成任务，攻下南李庄。元城老百姓忘不了你们，根据地的群众忘不了你们！基干团、独立团的任务也很艰巨，要负责打援，要全力保证骑兵团攻坚。”听了领导的指示，团长、政委们都拍胸脯：请首长放心！
领导们开会的事情，战士们并不知道。
四连长在村口指导新兵钉马掌，陈再道司令的警卫排长周开树（1947年牺牲）站在旁边看热闹，他问韩永正：“我到你们连当骑兵，你要不要？”“韩猛子”说：“没问题，只要陈司令同意，我这连长给你当。”没想到，一言成谶，这句玩笑还真兑现了。
晚饭前，刘春雷去后勤处领取津贴储蓄，他的新马刀和原来的刀鞘配不上，想找个皮匠改一改。可后勤处长说账本都封存了，司、政、供、卫机关人员全部要下连队，有什么事过两天再说。大刘这才晓得要打大仗了。
吃饭的时候，团长宣布：上级决定发起“元城战役”，由骑兵团担任攻坚主力；还说这一次是下马作战，要把战马留在马棚里。战士们很兴奋，士气也很高，都说前两天孙甘店没拿下来不够意思，这回肯定是要杀个回马枪。吃完饭，炊事员发大饼子，说这就是明天的伙食，炊事班下一顿不管饭了，也要扛枪打鬼子去。大家都觉得好笑。
回到马棚，地方干部已经等着了，战士们头一次把战马交给老百姓喂养，感觉真有些怪怪的。接着，连级干部把装有文件和笔记本的图囊摘下来，交给政治处保管，各级干部挨着个安排自己牺牲后的代理人……
元城县的县长表示：有什么个人物品，可以交给地方政府保管。他保证把战马喂好，保证每个烈士都能睡上棺材，让大家放心。
刘春雷没有什么东西可上交保管的，就签了个字，表明如果自己牺牲，津贴储蓄和抚恤费归集体公积金。队伍集合前，他把大饼子啃光了。二十多岁的小伙，正是能吃的时候，他说：“谁知道能不能活到天亮，何必再饿一晚上！”
天黑，部队出发，一切都显得紧张而匆忙。
骑兵团徒步行军的本事不行，骑马的时间长了，大家都落下个罗圈腿；再加上战伤多，跛子瘸子也不少，越是老兵越走不快。大刘班上最灵活的是郝二孩，扛着两杆大枪，前前后后地来回跑。刘春雷的腿伤刚好，又正生着病，班里面领取作战物资、分发弹药的工作就都由这位新战士代办了。连长和指导员（当时叫连政委）也来回跑，确定突击组、火力组和梯子组，大刘负责梯子组。
团里的战术安排是这样的：拂晓前，骑兵埋伏在南李庄东面的青纱帐里；天亮的时候，游击队员在庄子里放火；火起之后，骑兵团趁乱攻击。三连担任主攻，二连和四连跟进，一连作为预备队。
可是，事情的开始并不顺利。
部队借暗夜到达了预设埋伏地点，发现东门外的青纱帐没有预想的那么大，藏不下全团人马，只好改变计划：三连和四连留在青纱帐里，一连绕到西门外埋伏，二连退到一里外的坟堆里。埋伏的过程中，又有战士踩到了毒蛇窝，还没开仗就损失了两个人。
梯子组的刘春雷发现自己没有梯子。骑兵团的梯子是由地方政府协助准备的，可负责这事的地方干部想当然地以为攻坚部队一定是步兵，于是就把梯子都送到三分区基干团去；而基干团是外来部队，和地方干部不熟，所以也没多问就收下了。结果，骑兵团等了一晚上也没有梯子，梯子组只好靠自己想办法。
拂晓，预定的攻击时间到了，南李庄据点里的火却没点起来。头天傍晚，五个游击队员就混进了南李庄，躲在关系户的家里。到了后半夜，游击队员在屋子里堆柴草，准备放火。关系户老乡大吃一惊，急忙阻拦。游击队就把他们家人都捆了起来。房东老头哭着说：“你们都是好汉啊！你们要军粮，我从嘴里省下来给你们送去；你们要打仗，我把儿子送到你们队伍里当兵，可你们为啥还要烧我的房子呀？”游击队员听到这话，下不去手了，于是松绑放人，火也没点成。
骑兵团等到天亮也没见动静，不敢再等了，怕再拖下去会暴露了埋伏，只好动手开打。
南李庄的四周由土寨墙环绕，有东西两个寨门，一条公路横穿全寨。路两侧的高房子改了据点，屋脚处掏了枪眼，成为暗堡。这些工事大都是石友三的部队建的，后来又经高树勋的队伍修了一道。说起来，国民党的部队在敌后也打仗，可他们搞得很“正规”，建碉堡修工事，把军火和粮草都存在仓库里。结果鬼子一来，他们就跑，现成的东西都便宜了敌人，实在是够笨的。
战斗一开始，骑兵团的攻击达到了突袭的效果。那段时间，为了便于夜间活动，防止狗叫声泄密，游击队开展了“打狗运动”，把十里八乡的看家狗全都打死了，因此，我军的行动完全没有被敌人察觉。三连来到寨门前，敌人的哨兵探出脑袋问：“干什么的？”八路军拿枪一比画，哨兵立刻就当了俘虏。
三连冲进东门，寨门边驻着伪军一个连，有的在睡觉，有的在生火做饭，还没怎么反应过来就被消灭了。四连也随即按计划向纵深发展。
二连的出发地是乱坟岗，比前面的部队要多跑一里地。当刘春雷冲进南李庄的时候，战斗已经打得很激烈了。东门营房里的伪军虽然被消灭了，可附近民房里还散驻着一些日伪军，曾团长和况政委正带着两个警卫班逐户清剿。二连长张起旺请首长后退。曾团长说：“不必了，这里的事情警卫班就能对付，二连赶紧去路南增援四连。”
当时的情况是：一连在西门外佯攻，吸引住“皇协军”守备队；其他三个连则从东门冲进了庄子。南李庄被一条公路分成了路南、路北两个部分，北边人多，南面人少。三连在路北以攻为守，压迫住敌人主力；二连配合四连集中攻击路南，首先消灭驻在这里的伪军。
路南的人家明显比路北穷一些，房屋也比较矮小破烂。伪军分散居住在民房里，八路军挨家挨户搜索攻击，边打边喊话。常常是八路在外面喊，老百姓在屋里劝，伪军想明白了就把枪丢出来，举着手跟在房东后面当了俘虏。有个大院里驻着三十多号伪军，他们打开大门，想穿过公路跑到路北去。八路军早准备了四挺机枪等着，一阵猛扫，上了路面的全部被撂倒，剩下的跪在路边不敢动了。
打了两个小时，二、四连顺着公路接近了西门；一连这时候在西门外也整得很热闹，“皇协军”守备队害怕被夹击，就放弃了西门据点，跑到路北的高房大院里去了。一连冲进来与大部队会合，共同解决了路南的敌人。
十点钟左右的样子，军区的作战参谋来通报：“陈司令员和桂司令员已到了寨门外。”曾团长和况政委吓了一跳，连忙跑出去迎接。
“报告，我团已攻入寨内，歼敌一部，将敌包围，正在组织进攻。刚才寨门里还有残敌未肃清，请司令员暂不要进寨……”
陈司令显得很不高兴，打断曾玉良的话说：“既然把敌人包围了，就想法赶快消灭他！我的安全用不着你操心，我们当军人的，有什么好贪生怕死的！”说完，陈再道和桂干生骑上马，去视察基干团的阻击打援情况了。
曾玉良和况玉纯连忙回来传达司令员的命令：“想法赶快消灭敌人！”
眼下，敌人已被压制在路北的区域里，曾团长决定由他率三连从东门向西攻，况政委带四连从西门向东攻，王永元参谋长指挥二连从路南向北攻。赖达元主任和一连控制住两个主要的街巷口，既防止敌人反扑，也担任总攻的预备队。
命令传达到各连：“中午之前拿下南李庄。”
团领导直接下到连队，战士们都很兴奋。从拂晓到现在，战斗进展得很顺利，大家都觉得再打几次冲锋，按时完成任务应该没问题。这时谁也没想到，现在实际上已经没有指挥部了，如果战况发生意外变化，作战组织将会出现问题。
南李庄的路北，是敌团部和主力所在。这一带高门大户比较多，敌人在房顶上建胸墙，垒掩体，在屋角掏射击孔，形成了一个个碉堡，易守难攻。如果采取逐个攻击的战术，在短时间内难以解决战斗，迫于任务要求，八路军开始实施三面强攻。
骑兵团每个连都配备了四挺轻机枪，有一定火力优势。二连和四连把机枪架在路南的房顶上，用正面火力压制住敌人，以排为单位迅速冲进了路北。刚靠近大院，敌人就实施火力反击，有不少战士被打倒。紧急时刻，干部们高喊着：“不要后退！冲进去打近战！”他们带头跑在了前面。
况政委在冲锋时被暗堡火力击中腿部和腹部，负了重伤。刘春雷看见两个战士把他抬下来。政委浑身是血，仍然努力地撑起身体向周围的战士们说：“同志们赶快消灭敌人！敌人已经动摇了。是共产党员，是好战士，就要勇敢冲锋！”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八路军冲进了路北，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二连开始的时候是以排为单位攻击，后来变成以班为单位，再后来就乱了。
实际上，骑兵并不擅长巷战。各级干部都带头向前冲，战士们也不停地跑，缺乏总体协调。几个回合下来，有的人冲到了前头，有的被堵在了后面，周围到处在开火，一时也弄不清哪座房子里是战友、哪间屋子里有敌人。有时候刚占领一个院子，从其他地方败退下来的敌人又稀里糊涂地跑进来，于是又接着开打；还有几次，大家掏洞推墙，打枪喊话，搞了半天，才发觉对方是自己的战友。
三面围攻，以乱对乱。八路军对地形环境不熟悉，各自为战；而敌人几经压迫，逐渐聚拢，从初期被袭击的混乱中恢复了指挥，我军就越来越攻不动。
打着打着，时间已临近中午，干部们都急了，一个劲地催促着、吼叫着，战士们就更加不得要领。
大刘跑到一个大院的外面，听见院子里有人“乒乒乓乓”地朝外打枪。他没敢从大门口冲，带着几个战士绕到侧面，把院墙推倒了。守院子的敌人都跑进屋子躲起来，八路军就扔手榴弹。
小李医生李丹阳是老李医官的儿子，这次后勤部门下基层参战，分在刘春雷的班上。只见他紧跑几步扔了颗手榴弹，可也奇怪，那玩意儿在门槛里滴溜溜滚了好久，等伪军们都闪开了，才“嘭”的一声在地上震了个小坑，就像是放了个炮仗一样。大刘急了，赶紧又扔了一颗。敌人这回大意了，没躲远。随着“砰”的一声，屋里有人惨叫起来，八路军立刻就冲了进去。
消灭了屋里的敌人，李丹阳却不肯走了。这屋子似乎是鬼子的医务室，里面的箱子柜子全都堆满了瓶瓶罐罐，穷八路的小李医生突然见到这么些宝贝，怎么能迈得动步子？他生怕别人糟蹋了好东西，非要留下守着不可。刘春雷也只好由着他了。
说起来，见到医药就稀罕得走不动路并不算什么，更稀奇的是还有人把铁锅当宝贝。南李庄的伪军有几个大伙房，里边的大铁锅着实不少。军需员老贾看见铁锅就搬，并且一、二、三四编上号，生怕少了一个。王永元参谋长拿他没办法，只好派战士跟着帮忙。原来，造手榴弹需要用生铁。那时候，部队必须上缴一定重量的废铁，才能领取足够份额的手榴弹，后勤部门收集采买废铁不容易，经常为这事发愁。平时打仗，战士们哪里会想得到这个，而这次刚巧是军需员上战场，内行识货，顿时就“发财”了。
不过，还有更“发财”的。医务室后面有个跨院，院子里有几个穿便衣、用短枪的鬼子负隅顽抗，八路军没费多大事就把他们消灭了。进到屋里，看见两个鬼子自杀了，地上有个火盆，仔细一瞧，满屋子都是钞票！刘春雷还是头一次见到那么多钱，头皮都麻了。
抗战时期，华北的各路政权都发行钞票，混着用。日伪票和国民党的法币是五块十块的大票；八路军的钞票是一元钱的辅币，只能在乡下用。骑兵团的战士每个月能有两元钱的津贴，可是这房子里的钱，事后统计居然有六万多块！敢情这里就是那个日本商社的办公室啊！
刘班长赶紧派人去向领导报告。
过了一会儿，副连长宋玉山来了，进门就发脾气：“你们几个不是梯子组的吗？怎么不上房顶，在屋子里躲着？”刘春雷刚解释说没有梯子，副连长就火了：“没有梯子不会想办法啊！你们这么怕死！……”接下来就是一通臭骂，意思是说梯子组拖了集体的后腿。
宋副连长骂人，刘春雷不敢还嘴。
宋玉山这个人素来口无遮拦。他是陕西米脂人，和李树茂同乡，打临漳县城的时候是刘春雷他们排的排长。当时，看见新七旅二十团攻不动了，这个小排长居然敢当面骂二十团的政委李汉英（1943年牺牲）“吃小米的，喝稀饭拉不出硬屎”。李政委急了，说：“有本事你去攻！”结果，宋玉山还真的就揣着四颗手榴弹冲上去了。打完这一仗，军区首长夸奖说“我军有个勇炸碉堡的宋同志”，宋排长也就成了宋副连长。不过，为了这说话不过脑子的毛病，宋玉山也没少吃亏。1943年，他转到地方单位，新中国成立后在河北大名县政府工作。
刘春雷空欢喜一场，还挨了顿骂，心里窝火极了。
出了院门，外面到处在打枪，搞不清周围的情况。他贴着墙根走了一截，发现北面的路口很危险。敌人在对面的房顶用“神枪手”实施火力封锁，突击组的好些人都倒在了那里。大刘他们刚在墙角露个头，一个战士的肩膀就中了一枪，这才知道对方的枪法厉害，赶紧又退了回来。一时间，大家都傻眼了，既冲不过去，又没有梯子，怎么能够消灭敌人啊？
就在这时，感觉身后有人在砸墙，战士们都纳闷：这堵墙的背后是刚才已经占领的日本商社办公室啊，里面砸墙干什么？不一会儿，“哗啦”一声破了个大洞，外面的人赶紧喊：“别打枪，我们是二连的。”宋副连长满脸迷糊地钻出来：“咦？我还以为隔壁也是房子呢……”
愣了一会儿神，宋玉山又开骂了：“胆小鬼，停在这里算什么！没时间了，快跟我冲！”大刘知道前面凶险，一把拉住领导。还没来得及解释，后面的李丹阳却已经径自冲了上去。
小李医生刚跑到路口就牺牲了。中第一枪的时候，他身体一晃，借惯性又冲了几步；第二枪大概打在了膝盖上，人跪下了，步枪撑着地，好长时间没有倒。敌人为了炫耀枪法，就一枪接一枪地打，一直把他身体打断，把插在地上的步枪打倒。
李丹阳是独生子，性格上有些傲气。他本来是准备看守药品的，结果被宋副连长骂了几句，自尊心受不了，于是冲动之下就不管不顾了。战斗结束后，战友们发现小李身上中了三十五弹，躯体都被打烂了。他的父亲老李医官也因此在精神上受到了很大刺激，最后被曾玉良团长礼送回乡了。
小李阵亡后，宋玉山也觉得硬冲不是办法。他想了想，命令：“先上我们这边的房顶。”可是，房顶上砌了胸墙，太高了，梯子组没有梯子确实很难办。大家一直转到后墙根，才发现这里有个缺口没有砌胸墙。大刘对身边的战士说：“你们推一把，我上房顶！”
骑兵没怎么练过搭人梯，几个人费了好大劲也没把他弄上去。这时候，刘春雷听见上面有人说话，他觉得声音还挺熟的，就把枪往上一递，喊着：“快点，拉我一把！”房顶的人倒也爽快，伸手就把他拽了上去。
跃上房顶才发觉不对，是敌人！一时间，大家都愣住了。刘春雷两手空空，可他反应挺快，一把抱住拉他上去的家伙当盾牌挡在前面，嘴里大声喊：“都不许动！都不许动！”对面的七八个伪军蒙了，不知道该怎么办。紧接着，宋副连长也跃上来，他挥着短枪喊“缴枪不杀”，还咋呼着“一排、二排全部跟上来”。随着上房顶的战士越来越多，伪军们一慌张，就把枪丢下了。
房顶上横放着一架长梯子，这下总算是有工具了，梯子组的人好高兴。可就在这时，一阵猛烈的弹雨扫射过来，足足有五挺机枪的火力，把战士们压在胸墙底下不能动弹。砖墙被打得直颤。可更让大伙委屈的是，这些子弹明明是从南面的八路军阵地上打过来的！
原来，从路南房顶上的机枪阵地上看路北这边，最高大显眼的宅院就是日本商社（刘春雷他们自己在房子里面，倒没觉得它的特殊）。巷战打乱了以后，机枪手们也不知道该往哪里射击掩护。这下子，突然发现“重点目标”上面人影晃动，立刻来劲了！五六挺机枪全都打了过来。
刘春雷他们趴在地上叫苦不迭。旁边，缴枪投降了的伪军们也同样趴着，却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大伙这才明白，难怪八路军把下面房屋占领了，房顶上的守兵却什么也不知道，敢情他们先前一直是这么趴着的啊！隔了一会儿，宋副连长想了个办法，他拔出马刀在胸墙上晃，其他人也赶紧举着刀挥舞。机枪阵地那边看见了十多把亮闪闪的战刀，这才停了火。
宋玉山的耳朵被子弹崩起的砖块打破了。他捂着伤口直骂：“把刚才开枪的那些人叫到这里来！照着打我的样子，打路口对面的敌人。”
中午，机枪阵地正在向前移动，南李庄的西边突然枪声大作，跟着又传来了隆隆的炮声。刘春雷他们知道，骑兵团没有炮，伪军也没有炮，有炮的是日本兵！
“是不是大名城的鬼子来了？”“是不是我们被包围了？”大家有些紧张。宋玉山副连长铁青着脸说：“怕什么，鬼子来了就消灭鬼子！准备战斗，不许胡说八道！”
战场局势恶化了。
上午九点的时候，龙王庙的伪军向南李庄增援，被三分区基干团堵住了。但是，随着孙甘店和大名县城的日伪军陆续出动，基干团不足千人的部队要阻击三个方向的敌人，实在力不从心。十点多钟，孙甘店的敌军的攻击很凶猛，基干团眼看挡不住，桂干生司令员赶紧回来调部队增援。
赖达元主任正带着一连充当预备队，接到命令立刻就出发，临走时派了个通讯员向曾玉良团长通报情况。可是，这个通讯员跑出去没多远就在巷战中牺牲了，于是，骑兵团各部都不知道一连已经离开了南李庄，都不知道没有预备队也没有人封锁路口了。
将近十二点，一分区独立团的防线被敌人突破，部队也被冲散，独立团政委袁振（后来担任过山西、安徽的省委书记）带着几十个人跑回南李庄。而与此同时，甘露镇和大名县城的日伪军也尾追了过来。基干团抵挡不住，被迫退至距离南李庄仅一公里的第二道防线。
南李庄的敌人听到了增援的枪炮声，顿时亢奋起来。路南的民房里关着一百多伪军俘虏，而看守他们的只有五个民兵（就是先前准备放火的那几位游击队员）。听见外边枪炮声近了，俘虏中的军官就哄骗士兵，说八路军撤退时一定会杀俘虏。于是，俘虏们发一声喊，撞开门逃了出来。这伙家伙跑到西门，正好遇到了陈再道司令。
陈再道司令是从防御阵地回到南李庄的，他想催促骑兵团尽快解决战斗，刚到走西门就碰见了脱逃的伪军俘虏。周开树连忙指挥警卫排开火拦截。可就在这时，路北碉堡里又突然冲出一百多“皇协军”，西门附近顿时一片大乱。就在这危急时刻，四连长“韩猛子”杀到了。
先前，到四连督战的况政委受重伤，四连在巷战中也打乱了。但由于他们的位置靠西边，所以较早地知道敌人援军的情况，“韩猛子”立刻把分散的部队尽量收拢。“皇协军”冲出来的时候，四连的人并不着急，他们以为有一连控制住了街巷口，正好可以利用敌人的反突击消灭其有生力量。可是，等敌人冲到了路口，四连这才发现一连不晓得到哪里去了，韩永正急忙带人杀出来。而这时候，只能进行肉搏了。
陈再道司令站在西门口。当时，前后都是枪炮声，四周还有许多哗变奔逃的俘虏，可司令员却不为所动，只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肉搏场面。
仔细看了四五分钟，司令员旁若无人地向东门走去。肉搏战，关键在前几分钟，而最能体现部队精神和素质的也就在于这短暂的关键时刻。陈再道看到了他需要了解的东西，他放心了。
在骑兵团，四连的马刀功夫是最强的。可是，四连面前的这伙“皇协军”也十分凶悍，领头的军官全是伪满新京（长春）陆军军官学校的士官生（据说，韩国前总统朴正熙也是他们的同学），另外还有个四十来岁的朝鲜人独臂教官。他们刚到华北战场不久，还没受到过八路军的打击，所以十分亡命。
关键时刻敢不敢刺刀见红？肉搏场上最能体现部队的战斗精神。四连用自己的行动回答了一切——不知道一连上哪儿去了，近在咫尺的二连没有来帮忙，南边是逃窜的俘虏，西边是敌人的援军和打到跟前的炮弹，面前是拼命突围的敌人，身后是必须保护的军区首长……疲惫的战士，以一敌二地肉搏，六十多把马刀对一百三十多把刺刀，死战不退。
八路军的一级战斗英雄韩永正在这场肉搏战中牺牲了。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呼喊：“连长牺牲了，为连长报仇啊！”战士们就没有从“韩猛子”的身旁后退一步，连长阵亡，指导员重伤，两个排长阵亡，一个排长负伤……副连长李树茂四处受伤，在昏迷之前用尽最后的力气刀劈了独臂教官。“皇协军”的十四名军官全部被砍死，敌人最终丢下五十多具尸体逃回了碉堡，而四连能够坚持战斗的战士也只剩下了三十一人。
四连击退了反突击的“皇协军”，一连也在西门外堵住了突破防线的日军。
一连接到增援命令后，先是击溃了孙甘店的伪军。他们和这伙敌人是死对头。前天夜间突袭没打好，现在野外阻击，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场恶仗下来，终于将程兴华的人马赶回了孙甘店。
返回南李庄的路上，战士们遇到支援前线的担架队。一问才知道，日军正在攻击基干团的防御阵地，有两处防线已经被突破了。一连长万怀臣心想：基干团是冀鲁豫三分区的部队，是来帮冀南军区作战的，不能让他们被敌人冲垮。如果基干团损失太大，那可是丢了八路军两个军区的脸。一咬牙，一连没有进南李庄，而是直扑突破口的日军。
一连的参战稳住了防线，但也因此承受了很大的损失。一连副连长许得和阵亡，两个排长和三个班长牺牲。至此，许得和、李树茂这两位刚从惩戒队回来的副连长一死一伤，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挽回了自己的荣誉。
在东门，桂干生司令员找到曾团长，告诉他说：陈再道司令发话了，一小时内拿不下南李庄，就不麻烦骑兵团了，他自己带警卫排上去打。曾玉良一听这话吓坏了，赶紧说：“桂司令员，请你去拦着陈司令。”说完，自己提着枪就往上冲，一边跑一边喊：“吹冲锋号！吹冲锋号！”
总攻开始了。
总攻开始了。
刘春雷还在那个房顶上，只是，二连的人这时候还弄不清战场的形势。按以往情况，仗打成现在这个样子是有可能要撤退的，所以王永元参谋长一边命令战士们牵制住正面的敌人，一边组织收容伤员、集中俘虏，还派了人去找团长……
就在这时，冲锋号响了。干部们立刻跳了起来，放开嗓门叫：“进攻，进攻，快进攻！”机枪在参谋长的指挥下一起开火，压住了对面敌人的阻击火力。大刘从房顶上跳下来，扛着梯子朝北面路口跑。既然冲锋号响了，前面即使是刀山火海也得迎着上啊！
总攻开始了。说是总攻，其实也是三个连队各打各的。
四连的损失太大，只剩下一个排长指挥着三十个战士。不过，他们对面的“皇协军”守备队在刚才的肉搏中吃了大亏，骨干和顽固分子死的死、伤的伤，其他人已失去了斗志，听见八路军的冲锋号就丢弃阵地乱跑。四连随即占领了守备队的队部。
三连在曾玉良团长的指挥下，一路掏墙打洞从东门打过来，清剿比较彻底。他们最后的攻击目标是炮楼。这个炮楼是日本人新修的，旁边挨着两座大房子，一边是仓库，一边是伪治安军团部。
总攻开始的时候，二连的队伍是分散的，军号一响，大家都从各处房子里跑出来，看见我们的机枪都“哗哗”地朝路口北边的那座大房子打，就明白那是攻击目标了，部队也就迅速集中。不过，这么一来，分散隐藏在其他房屋里的一些伪军却也就趁机逃跑，途中还杀害了我们的几个伤员和担架队员。
在机枪的掩护下，刘春雷带领梯子组冲过了路口，把唯一的梯子搭在了房沿上。突击组的战士立刻往上冲，可是，刚上去就被打下来，接连死伤了三个人。敌人在胸墙后面躲着，我们的人翻墙的时候，他们就开枪。
于是梯子给换个地方，把梯子搭得斜一点，首端不从胸墙上露头，让敌人一时看不见。这时，三个突击组长都已经伤亡了，谁带头冲？二排长辛明旺说：“我先上！”一排长苏昌太说：“行，我第二！”两人就上了梯子。其他的战士只好说：“排长，你们小心点！”
二连的排长苏昌太、辛明旺和四连排长郝船喜是同乡，也是把兄弟。为了烧香磕头拜把子的事，他们在太行山整军的时候还挨了批评。然而，这一天，1942年8月31日，在抗日的战场上，三个西北汉子终于实现了他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誓言。
辛明旺在梯子顶上甩了颗手榴弹，人就跃进了胸墙，苏昌太和突击组的几个战士也上去了。郝二孩本来是梯子组的，可他手脚麻利，抢在其他人前面跃上梯子过了墙。这时候，房顶上胸墙后面枪声响成了一片。大刘听见动静，心说：“坏了！房顶上有机枪……”就在这时，上面扔下来四五个手榴弹，大家见势不好，翻身滚开，可还是有几个战士被炸倒，并且，梯子也被炸断了……接着，不断地有手榴弹扔下来。八路军东躲西躲，不能再上去增援。这时候，郝二孩突然从房顶上翻出来，反手钩着胸墙就想往下跳。指导员张存有赶紧喊：“别跳别跳，再坚持一会儿……”郝二孩一听，立刻转身又翻进了墙里。
事后，张存有说他当时的想法是让“好孩儿”吊在胸墙外，扔手榴弹掩护大家再次进攻，没想到这孩子性子急，没等话说完就翻回去了。
没过多久，郝二孩的遗体被敌人从房顶上丢了下来，同时被丢下来的还有一排长苏昌太。八路军战士的眼睛都气红了，可一时又没有办法。
梯子被炸断了，梯子组又搬来了桌子，可是把桌子椅子垒起来，离胸墙还差了一大截，只好拿桌子、棉被挡着。人躲在桌子下面掏墙洞，可这墙脚是石头筑的，根本掏不动！刘春雷他们是骑兵，只有手榴弹，没有炸药包，这一时半会儿的到哪里去找爆破材料！
情急之时，指挥机枪掩护的王永元也跑过来了。他随身带了几根长棍子，选定几个点，把捆着四颗手榴弹的棍子举得高高的，凑在胸墙跟前引爆。几次三番，终于把墙炸开了，八路军的机枪立刻从缺口打进去，消灭了房顶上的敌人。
刘春雷上了房顶，才发现这里有台阶通向后面的营房和院子。敌人从台阶下冲上来，企图趁我们立足未稳进行反扑，可八路军哪里肯再被打下去！房顶空间不大，双方肉搏起来。混战中，刘春雷和一个大个子扭在一起，那家伙力气太大了，拽着他猛甩，把他的马刀都摔丢了。大刘的头磕在马刀上，耳朵割去了半个，眼看就要快不行了。可就在这时候，大个子却突然痛得满地直打滚，原来，这家伙自己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了……大刘真是够侥幸的。
房顶上满是血迹和死尸，二连终于把敌人打了下去。
控制了制高点，一切都好办。机枪、步枪、手榴弹，围着营房和院子打，敌人无法还击也无路可逃，很快就被消灭了。大家随即配合三连进攻炮楼。
三连已经占领了炮楼旁边的军需仓库，当时库房里有许多被服和木头箱子，曾团长就命令把这些东西堆在炮楼跟前烧，并且不停地往另一侧的伪团部院子里扔手榴弹。在火焰、烟雾中，八路军战士高声喊着“赶快投降！不然我们要炸炮楼了”——其实，骑兵团哪里有炸药！
炮楼里除了伪军，还躲着一些军官家属以及南李庄的豪绅富户。看到各处的伪军都已被消灭，再听说八路军要炸炮楼，里面的人顿时惊慌哭号起来。有人喊道：“如果投降了，你们真的不杀我们吗？”
“我是八路军团长曾玉良，我保证八路军不杀俘虏！你们的援军已经被我们打退了，即便是他们以后能来，你们也早被我们炸死了。所以，奉劝你们赶快投降，留条活路。”喊话过后没多久，炮楼里的人缴枪了，团部大院里的伪军也跟着投降。西门外救援的敌人听见南李庄里面的枪声停了，害怕我军集中力量反攻，连忙撤退。
攻克南李庄之后，骑兵团当天就撤离了战场，而日伪军则是到第二天早晨才进到庄内的。他们动用了五辆卡车拉死尸，并且从此放弃了这个据点。
南李庄战斗终于结束。守敌一个团和一个守备队被全歼，日本商社机构被摧毁。同时，八路军也重创了前来救援的各路敌军，致使孙甘店、甘露镇的敌人不敢在原地继续驻防，连夜撤走。几天后，我军又相继进攻金滩镇、龙王庙和刘马寨。这时，周边的日伪军已无力增援，八路军以近一个月的苦战收复了元城县的全部乡镇，粉碎了敌人的蚕食。而这个阶段的作战，也被称为陈再道司令指挥的“元城战役”。
在南李庄战斗中，八路军击毙了日本军事顾问、“皇协军”守备队长岩乔秀男大尉、经济顾问志磨，还俘虏了伪团长程坤。不过，准确地讲，这个伪团长应该算是被伪军自己俘虏的。当时，伪军士兵想投降，可这家伙不同意，于是部下们就把长官捆起来交给了八路军。
这个伪团长挺有意思。开始的时候，他一句话也不说，骑兵们也懒得理他。到吃晚饭的时候，他突然说“我要吃东西”，然后抓着大饼猛啃，吃完了就骂，满嘴的匪话。先是骂增援的部队怎么打不过来，骂手下的军官不得力，骂身边的士兵背叛他……骑兵们也都将就听着。
到后来，这家伙居然开骂八路军，说八路破坏治安，意思是如果大家不抗战，世界就太平了；还说要用日本人的办法才能解决中国的混乱。这下子，战士们怒了，都骂他是汉奸卖国贼。可他把嘴巴一咧：“说卖国，要看是卖给谁。蒋介石卖给美国佬，你们卖给俄国老毛子，我卖给日本，好歹还算是个亚洲人。”八路军说不过他，上去就要开揍。伪团长却把眼睛一闭，说：“我是军人，战斗失败了是可耻的，我要自杀！……”战士们于是不再理他。没想到，到了晚上，这家伙还真的上吊死了。
元城战役，八路军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决地反击了日伪军的蚕食，粉碎了其割裂冀南、冀鲁豫根据地的企图，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也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信心。无论在军事和政治上，它都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在这次战役中，一二九师骑兵团牺牲连级干部四人、排级干部九人，红军底子的班长几乎全部阵亡，再加上况玉纯政委等负伤人员，骑兵团伤亡过半。用刘春雷的话说是“一仗下来，就再也听不到有人吼秦腔了”。刘春雷班上的九个人之中，阵亡两人，重伤两人（其中因伤致残不能归队一人），轻伤一人。至于大刘自己的耳朵掉了一块肉，尚不能算受伤。
南李庄战斗结束后，下连队参加作战的十六名炊事人员只回来两个，部队连晚饭都没法做。全团头天夜里出动四百人，完好回来的不到两百人，当天的战斗总结会根本开不下去，战士们伤心地拿脑袋撞墙。第二天转营地的时候，一个人要牵几匹马，老百姓们更是哭声一片。
连续的未休整的作战，连续的重大伤亡，使战士的精神承受能力达到了极限，特别是韩永正、孔庆忠的牺牲，给战士们的刺激很大。这两位干部的素质好、战功大、威望高，是有名的猛将和福将。大家感觉到，连他俩都幸免不了，眼下这个坎可能真的难以过去了。于是，有的战士就嘀咕：“看来这辈子是回不了家乡了，干脆和鬼子拼了！”产生了盲目拼命的思想。而出生在本地的战士，则开始想家了……
在这个时候，骑兵团迫切需要休整。的确，骑兵们太疲劳了，从反“扫荡”开始，部队一直在打仗。特别是元城战役这段时间，从打回隆镇、临漳县城，到打孙甘店、南李庄、金滩镇、龙王庙和刘马寨，牺牲了那么多战友，连追悼会也没有来得及开。连续的作战和重大的伤亡，让大家一时缓不过劲来，如果不及时地进行身体和心理上的调整，很有可能使得指战员的情绪失控，甚至导致部队的崩溃。
1942年11月，骑兵团转入休整。
这期间，骑兵团召开了阵亡烈士追悼会，并且进行了战功评比。开始的时候，大家边评边哭，结果选出来的功臣全是烈士。后来领导觉得这样对部队情绪不利，就规定烈士另外记功，战士们只评选活着的人。这样，四连副连长李树茂等人记大功；而刘春雷因为带头打下了日本人的办公室，也得了一个功劳。
地方群众也有受奖的，其中就有汪朝臣、汪朝服两位老汉。在南李庄战斗中，汪家四兄弟汪朝忠、汪朝臣、汪朝学、汪朝服，最大的六十二，最小的五十一，都参加了担架队。本来抬担架是六个人或八个人一组，轮班上去，可这四个老汉不服输，偏要四个人一组。战斗中，他们不等局势平稳就冲上去救人，老二汪朝臣直接跑到战场中去，一边喊着“不要管我”，一边往下面背受伤战士。一个小时内，送上去三筐手榴弹，运下来十三名伤号。由于劳累过度，他第二天病死了。老四汪朝服，在抬运伤员的途中遇到奔逃出来的伪军，敌人进行报复，他就用身体护住八路军，结果被刺刀捅死。汪朝忠也受了伤。战斗结束后，骑兵团派人为汪氏兄弟抬棺下葬，其家人也被评为烈属。
刘春雷虽然在总结会上被评了功，但最终却没有得到嘉奖，原因是部队发现他犯错误了。
在刘马寨战斗中，大刘在打扫战场时捡到了一件皮衣服，这衣服是大衣还是披风当时也没看清楚。他没有上交，而是立刻就把它割成了好些块。当骑兵的嘛，坐在马鞍上裤裆特别容易破，于是就把这块皮子缝在裤子上了。班上其他几个战士也有样学样，都缝上了，因此被别人称为“高级屁股”，大刘还挺得意的。
接下来部队到张鲁集休整。和回民支队联欢的时候，那边的一位班长送给刘春雷一个护身符，上面有些莫名其妙的符号，人家解释说是“动刀动枪，生死由天，怨命不怨人，屈死冤鬼别来找我……”大刘虽然不相信这个，但考虑到别人也是一番好意，礼尚往来，也就送了对方一块皮子，还告诉了他这东西的来历和好处。
没想到第二天，正好传达上级《关于严肃战场纪律的命令》。总共四条，第二条说“在敌人已被消灭或大部消灭时，应首先追击逃去之敌，然后组织少数兵力担任战场扫除队，其余部队迅速集结。不得乱抢胜利品和私物，丧失战斗意志……”，第三条又说“一切战利品，如……衣物，均应成为强化人民军队的资源……不得私自隐瞒或任意毁坏，以至转送变卖”。好家伙，四条中间，刘春雷就犯了两条。
回民支队的那个班长在学习讨论的时候把皮子拿出来说事，他们部队给上级写了个材料，刘春雷同志立刻就成了典型。一通批评下来，功过抵消，嘉奖的事情也就泡了汤。
其实还不止这些事，骑兵团连续作战，一方面有所缴获，另一方面严重减员，因此就显得装备比人员多。一个连只剩下四五个班，每个班都有轻机枪，机枪手在前面走，后面还有匹战马驮弹药；像刘春雷这样的“大班长”，也是马刀、三八枪、盒子炮，全身披挂。这难免让苦哈哈的回民支队看了眼红。
回民支队原本是冀中的部队，在大“扫荡”中损失惨重，装备丢失得差不多了。当时他们正准备加入冀鲁豫军区，马本斋（1944年病逝）也调任冀鲁豫三分区的司令员。张鲁集这里是回民区，又恰巧聚集着许多干部开大会，马司令一叫苦，领导们一商量，就决定从骑兵团抽调短枪、机枪和战马，支援回民支队。
王永元参谋长和赖达元主任不服气：“你冀中军区的队伍到冀鲁豫军区去，凭什么叫我冀南军区的部队出枪出马？”两人跑去找马本斋拍桌子，结果就被撤了职。桂干生司令员心肠软，找机会把赖主任调到自己的新九旅二十六团，可是对王参谋长就没办法了。这个王永元，1939年骑兵团太行整军也多少是因为他，这回只好再让他去太行山学习。王永元于1957年去世，最后的职务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一军一八一师五四一团的中校团长。
元城战役后，许多从延安回来的领导都在冀南停留休息。于是，骑兵们每天听首长们做形势报告，从中知道了许多毛主席的指示。
上级也组织大家学习《论持久战》，这是毛主席在1938年就发表的文章，可好多战士以前都没听说过。直到这个时候，刘春雷和战友们才从理论上真正认识到抗日战争是一个长期消耗的过程，认识到“相持阶段”的残酷性，认识到党中央提出“主力兵团地方化、地方武装群众化”的重要性。
在严酷的相持阶段，面对困难的局面，面对群众情绪的反复，怎么办？照毛主席的话去做。
从这时候起，根据地党、政、军合而为一，实施了“精兵简政、统一领导”。原先到游击区开展工作，党委派宣传队，行署派工作队，军区派手枪队，各干各的，现在统一组成武工队，效率大为提高；原先和鬼子打游击，民兵听行署的，部队听军区的，情报站听党委的，现在都统一协调起来了，力量更加强大。
先前，为迅速扩大局面，过快地发展了武装力量，导致过度使用民力，伤害了群众的利益。现在，共产党就从走“群众路线”入手，树立军民鱼水关系，通过开展“减租减息”、“合理负担”运动，减轻根据地人民的经济压力。而与此同时，日伪政权却加大了对占领区的掠夺，中国军民的持久抗战和太平洋战场的压力，使得日本鬼子不得不撕去“亲善”的虚假面具，露出了“以战养战”的本质。在共产党八路军的抗日决心面前，冈村宁次的欺骗伎俩破产了。
在抗日战争最危险、最黑暗的日子里，党的指示就像一盏指路的明灯，照亮了根据地军民前进的方向。在当时，毛泽东不愧是中国抗日战场上最为睿智的领袖。
“毛主席真是神人啊！”和许多八路军战士一样，刘春雷对毛泽东的崇拜，是从这个时候建立起来的。
从这以后，“咬牙坚持”、“长期抗战”、“拥政爱民”、“为人民服务”，成了共产党人使用最多的字眼。
《论持久战》告诉大家一个道理：别怕日本的枪炮狠，他们的国家小资源少，只要咱们坚持住，小鬼子磨不过咱们；别看鬼子现在凶，他们的人少底气不足，咱们和他拼消耗，最后还是日本受不了。战争虽然艰苦，可是不要慌，一要靠斗志旺盛，二要靠军民团结，坚持住这两条，和鬼子打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就是咱们的！
“咱们困难，鬼子也困难，豁出命和他们耗上了，看谁熬得过谁！”通过学习毛泽东的理论，战士们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不急躁也不慌张。大家看到，许多部队已经化整为零，换上便衣到各地去恢复县大队和区中队；地方组织提出“区不离区，乡不离乡”的口号，干部们都坚持在乡村发动群众，女干部也深入群众中间“认干娘”、“走亲戚”，重新建立农会、妇救会……军队和政府都在尽最大的努力为恢复局面创造条件。大家明确了胜利的方向，心里又充满了希望。
思想上的困惑解决了，可骑兵团的战斗减员仍然是个大问题。
骑兵的训练周期长，不是随便招人就能补充得上的。冀鲁豫这地方，有乘骑基础的青壮年比较少，连会赶马车的人都不多，就更别提能骑马打仗的了。为了这事，上级领导在骑兵团休整期间作了一些调整。
1942年11月，新七旅的骑兵连被合并到骑兵团，同时到任的还有政治处主任李庭桂（后任贵州省副省长）和参谋长王玉珂（1947年5月在安阳战役中牺牲）。
李庭桂主任原先是新七旅二十团的副政委，是河北人，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和“反帝大同盟”，有才气，喜欢写诗，高兴起来一会儿写一首，一会儿又写一首。
李主任一到部队就组织大合唱比赛，还搞运动会，跳高、跳远、拔河、赛跑，每次都邀请领导参加。赛场上，首长们讲话发奖，战士们玩得不亦乐乎，附近的老百姓也都来看热闹。一群群的小孩子在队伍里面跑来跑去，欢声笑语，真是军民一家亲。李庭桂还创办了《铁骑报》，这份不定期的八开两版小报专门宣传骑兵团的好人好事，还开展各项评比活动。首长们看到铁骑英姿，知道了战士们的蓬勃朝气，格外满意和高兴。
新七旅的骑兵战士编为骑兵团第五连，他们虽然打仗的技术比较一般，但搞文娱活动的水平绝对顶呱呱，个个能歌善舞。五连的支部书记马书龙是业余剧社的主角，马派老生远近闻名，一曲《王佐断臂》，不仅唱得台上的陆文龙投奔了大宋、唱得台下的伪军俘虏改邪归正，还把扮演陆夫人的女医生吴艺唱成了马夫人。用现在的话来说：他的“粉丝”真不少。
五连的秧歌队扮相英俊、动作洒脱，能踩着高跷在桌子板凳间跳上跳下。供给处的老舒处长也是从新七旅来的，快五十岁的人了还身段婀娜，翩翩起舞，把围观的群众都乐得不行。
以前，骑兵团的战士很少唱歌，因为骑马列队行军，一张嘴就吃灰。如今在五连的影响下，大家都唱起了《我们的铁骑兵》。
这首歌又名《骑兵进行曲》，是李劫夫在河北慰问演出时为八路军骑兵创作的，经夏风填词之后，在抗日战场流传很广，后来还在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演奏过：
快快跨上战马，举起了战刀，
带着复仇的心，勇猛冲向前。
翻过高山越过平原挺进最前线，
侦察警戒步步留神驰骋敌后方。
粉碎日寇进攻，保卫边区，
机动灵活勇敢无敌，我们是铁骑兵。
冀中军区的骑兵战士也并入了骑兵团。冀中骑兵团的技术很好也很勇敢，可惜在大“扫荡”中损失过大，只有七十多人冲出了包围圈。到冀南以后，团长马仁兴调任二十七团团长（1947年6月在四平攻坚战中牺牲），其他人则编入一二九师骑兵团的特务连。
训练参谋边乔（1947年牺牲）也是这时候来到骑兵团的。边乔是东北讲武堂骑兵科的毕业生，东北军出身。他为人沉默寡言，对待军事训练和战马调养却十分严格，战士们既怕他又十分敬重他。
刘春雷第一次认识边乔是在刷洗战马的时候。当时马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不乐意在水边待，老往旁边跳。一个战士急了，拿马鞭子好一顿抽打。边参谋正巧看见，他一下子冲过来抢过马鞭，煞白着脸训斥道：“你凭什么打马，它只是调皮！不爱护马的人凭什么当骑兵？它在枪弹面前陪你玩命，现在却要打它！你真不是个人啊！”他这副气势汹汹的样子，把战士们全吓傻了。
那时候，边乔还不是党员。党员在团部开会，他就出去搬个小桌子小凳子，找块毛巾铺上，把外国怀表的零件拆开，左看右看，东摸西擦，再一件件装上。别人问他：“你老摆弄这玩意干啥？”他说：“这里面有文章。怀表的零件虽然多，却安装精密，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作用，还照样能成为一个运动整体。”大伙也就明白他的意思，笑一笑，不提动员他入党的事了。
政治处组织的文娱活动，边乔只是看看，很少参加。李庭桂主任找他谈了几次话，他才搞了一套马术体操，还分文的和武的两种，训练出来好看极了，弄得以后军区和地方上开大会，都来请骑兵团去表演马术。可表演时，边乔自己却又不去了，叫五连指导员王凤翔去指挥，反正五连的人都喜欢参加演出。可王指导员又客气，每回都要声明：“这是我们团训练参谋边乔发明的体操……”
领导高兴地问：“边乔同志呢？”
王指导员便说：“生病了，没来……”
元城战役之后，冀鲁豫三省的交界地区相对比较平静，许多部队和机关都到这一带来休整。闲暇的时候，大家就打篮球。这好像是延安那边传过来的活动，干部战士都爱玩，骑兵团也转着和不同的对手打比赛。
其实，团里面以前见过篮球的没几个，但政治处李庭桂主任搞过学生运动，有体育基础。边乔参谋在东北军中参加过篮球队，技术不错，这就使得骑兵团球队具备了相当的水平，见了谁都不怵。不过，曾玉良团长似乎对这玩意儿不感兴趣。开始的时候，政治处把球赛赢了这个赢了那个的战绩都登在《铁骑报》上，曾团长看了不以为然：“破消息，有什么用处？浪费纸！”宣传干事以后就不写这个了。
篮球比赛的场地很简单。找老百姓借两架梯子竖起来，在顶上用柳条编成“米”字格当篮板，再用柳条圈个篮筐绑上，哨子一吹就可以开动了。不过这种“梯子球架”不容易进球，一场比赛能扔进五六个球就算是大胜利了，搞得篮球赛的比分和足球赛的差不多。
球场大小不一，凹凸不平，边线也不清楚，有时候拍着球跑出去好远大家还在抢。最有趣的是和二十一团比赛，他们输急了，把梯子扛起来就走，害得骑兵团找不到投篮的地方，只好哈哈一笑，握手言和。球赛没有赢，大家也挺高兴。李庭桂主任说：“这是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可是，乐了没多久就乐观不起来了。
1942年，华北遭遇了大旱灾。八个多月没下雨，土地龟裂，水渠干涸，冀南近九百万亩耕地未能播种，春苗枯死，夏季绝收，到了秋天仍然是荒芜一片，全区一半以上的村庄成为无苗区。
刚开始，大家还没有感觉到事情有多可怕。冀南这里的自然条件不错，是传统的农业富庶区。俗话说“金南宫，银枣强，叫花子不肯吃高粱”，连讨饭的乞丐都要吃馍馍的地方，饿肚子的情况很少见。
在冀南，八路军不设粮食仓库，公粮就存放在老百姓的家里。如果有“公家人”来到村里，乡亲们就赶紧把麦子磨成面，提供吃喝；干部则如数付给粮票，用粮票就充抵公粮。
军粮是只计数量不分种类的，可老百姓一则爱护八路军，二则也爱面子，如果有馒头，绝不会拿窝头招待子弟兵。八路军吃干的，老乡们自己喝稀的，还要出门去炫耀：“我家今天吃白面馍馍，每个足有海碗大，里面埋着大红枣……”
开始休整的时候，骑兵的定量是每人每天一斤十四两，没过几天就降为一斤半（当时是用一斤等于十六两的老秤）；月初的时候，伤病员的“休养餐”是每天两个鸡蛋，月底就变成了一碗面条。尽管标准降低了，老百姓还是把最好的东西拿出来慰劳八路军。有一天，病号刘春雷和一个伤员到老乡家吃“营养派饭”。进门的时候，人家婆媳正在闹矛盾，原因是家里的一只母鸡好些天没下蛋了，婆婆怀疑是媳妇把鸡蛋偷拿去换了东西。吵着吵着，看见伤员同志进来了，老婆婆转身就把这只母鸡炖成了汤，把两个八路军战士感动得直掉泪。
开始的时候是粗粮、细粮各一半，接着是粗八细二，到后来连高粱面也吃不上了。进入12月份以后，军队和老百姓的生活用粮都成了问题，部队走到哪里，地方干部都是搓着双手，满头大汗一脸焦急想不出办法。刘春雷他们这才意识到：大饥荒到来了。
这场饥荒，一半是天灾一半是人祸。天灾自不必说，1941年的洪涝，1942年的干旱，1943年的蝗虫……自然灾害接二连三，使老百姓断了收成。可是，往年间也有闹旱涝灾害的时候，日子却从来没有这么惨过。这一次，是日本鬼子的“三光”掠夺加剧了灾难的严重程度。
“四二九大‘扫荡’”之后，日军占领了冀南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土地，鬼子在根据地大肆烧杀抢夺，仅元城附近的四个区就有二十六个村庄被烧毁，被抢走粮食一万四千多石、牲口两千多头，直接造成大批群众破产；在敌占区，日伪机构强行征收“户口税”、“牲畜税”、“田赋费”、“电杆费”、“护路费”、“门牌捐”、“居住证捐”……仅1942年4月至8月，每亩耕地平均对敌负担就达二百五十元以上，四个月的捐税超过了老百姓全年的收入；为加强对根据地的封锁，日伪军还强迫群众挖壕沟、建炮楼，全区一半以上劳动力被征调劳役，使得群众失去了进行灾后补救的机会。
另外，由于日军强迫冀南各区多种棉花少种麦子，而抗日政府却没有能够及时察觉敌人的经济意图。结果，收获下来的棉花被低价收走，日军再封锁粮食供应、提高粮价，根据地的老百姓就只好吃棉籽了。
战争的破坏和敌人的掠夺，使根据地民众的社会积蓄消耗殆尽，因而在自然灾害面前完全失去了抗衡能力。冀中和冀南曾经是太行山根据地的粮仓，现在，冀中根据地丢失，冀南不仅不能向太行山供粮，反而需要其他根据地的支援。从各游击区调拨过来的粮食也是杯水车薪，八路军不能眼看着老百姓挨饿，于是就不断降低军粮标准，从一斤半降到一斤，再从一斤降到八
两……
窝头没有了，只能喝稀粥，野菜和树皮也放进锅里煮，有人编了个顺口溜：“一顿二三两，颜色四五样，加水六七碗，八九十日粮。”真是十分形象。
每天喝两碗稀粥，走几步就消化光了。当时，无论步兵还是骑兵都取消了操练，大家闲躺着不动，保持体力，争取让肚子里的一点汤汤水水多保存一会儿。也有人听说延安在搞大生产运动，可大伙都觉得不可思议——当兵吃粮，天经地义，别说新八路，就连老红军也没见过要部队去种地的。
刘春雷问张起旺：“连长，当初你们没吃食的时候怎么办？”
“简单，打地主呗！”
这倒是个好主意。可这办法现在也不行啊，放眼四周，个个饿得眼发蓝，打地主？地主家也没余粮呀！
人饿久了就发傻。出太阳的时候，士兵和老百姓都在场院里坐着，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木木呆呆的。有的人随口闲侃胡说八道，有的人闭目养神胡思乱想。况玉纯政委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得给大家找点事情做，而且还不能耗费体力。政治处的李庭桂主任就想了个主意：学文化！
把战士们按文化水平高低分成好几个班，学问大的念报纸，学问低的认生字。
人数最多的是文化班，这实际上就是个扫盲班。负责上课的老师是刘春雷班上的新战士——人称“半截秀才”的李大鹏，他还有个外号叫“皮皮”。
大鹏其实并不大，当时才十七岁。他是个烈士遗孤，父亲是顺直军委早期的干部，搞地下兵运时被晋军陈长捷部杀害了。母亲改嫁后，年幼的大鹏就跟着舅舅和舅妈生活。元城战役后，舅舅老舒调到骑兵团当供给处处长，大鹏也跑来参加骑兵。
李大鹏从小就跟着长辈闹革命，颠沛流离，见多识广，特别能说会道，高兴的时候说“笑得不亦乐乎”，辛苦时说“累得呜呼哀哉”，活像个“半截秀才”。有一次聊天，他向大伙比画：地球怎么围着太阳转，太阳又是怎么转，月亮又怎么转，还说星星也都在打转转……在场的人都不相信，心说：天上星星那么多，要是都转圈岂不是乱套了，万一碰到一起掉下来怎么办？于是大家起哄不认账，把“半截秀才”气哭了，直到边乔参谋跑过来主持公道才算作罢。
“半截秀才”的文化水平也确实是半截。别看他说话挺“文”的，念报纸也能够从头到尾不停顿，可让他写字就完蛋了，很简单的一个字，握着笔半天写不对，他自己说这叫做“提笔忘字”。大家却很怀疑：“不对吧，你念报纸的时候，小嘴皮吧嗒吧嗒挺利索，那些字兴许是瞎蒙着读出来的。”因此，他又得了外号，叫“皮皮”，意思是说就只有嘴皮子厉害。
不管“皮皮”的嘴皮子如何，给“文化班”扫盲的资格是够的。开课第一天，他教的是“大小人，上中下，天下工人是一家”。二连三班长刘长生一听就不同意：“不对不对，我听说人家私塾先生上课，讲的是‘人之初，性本善’。”
“也行也行，那样正规些。”大鹏老师倒是好说话，马上就改学《三字经》。
可是，“半截秀才”就是半截秀才，才念到“苟不教，性乃迁”就忘了下一句，停在那里“苟不教……苟不教……”地嘟囔了半天。刘长生又不耐烦了：“狗都被武工队打死了，哪里还会叫？”
大家哄堂大笑。“皮皮”跑来找大刘说：“班长，你去教课吧，这个老师我可当不了。”
于是只好换成刘春雷当老师，李庭桂主任临时编了课本，第一课是“老大爷、老大娘、大哥、大嫂、小弟弟、小妹妹，我们是人民的八路军”。
认生字难倒了不少人，可战士都很认真。上课时借老乡的门板当黑板，下课后把门板还了，大伙就到人家门口蹲着，歪着脑袋看字迹，还拿木棍在地上学着画。房东老大娘乐了，说：“八路军给咱家派了好些个歪脖子门神。”刘长生一边刷马一边用手指头在马身上写字，写到一半忘记了，于是他的手就这么举着，冲着马屁股直发呆。大家看见了都笑，说这小子魔怔了。
被说成是“魔怔”的还有一连一排长胡彦明。胡排长文武双全，还很爱学习，一张报纸到了他手上，翻来覆去看上一天都舍不得放下。元城战役中，他捡到一本北平陆军大学的小册子，叫什么《航空判读》，高兴得不得了，一有空就抱着书看。
其他人看不懂内容，只认得封面上画着的飞机。大家就琢磨这飞行员是从哪里钻到飞机肚子里面去的，问胡彦明，他也不知道。
“那么，你这书里头讲的是啥？”
“是说怎么在飞机上看地形的。”
大伙都笑：“扯淡吧，连飞机的门都找不到，还看地形呢，简直魔怔！”
胡彦明也不反驳，自己又接着看书。
1942年12月，刘春雷被抽调到军区参加军事培训。当时，各部队的操练停了，可战斗骨干的素质提高却不能放松，军区因此抽调了部分战士进行轮训。
培训学校的学员来自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分成好几个队，根据队长的姓氏编代号，队长姓张叫“张庄”，队长姓王就叫“王庄”。刘春雷他们的“庄主”是被刘邓首长称为“三军楷模”的郭好礼（1943年牺牲）。
学校里除了射击、刺杀、爆破和工兵作业训练，也学习理论知识。上课时席地而坐，两个人合用一本书，用子弹壳改装的“钢笔”记笔记。政治课学的是《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共产党》，还有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敌工课，就是教大家说几句日本话；上统战课的时候，请来一个日本人作报告。这人是在山东莘县被刘金魁活捉的日军机枪弹药手秋山良照。刘春雷心想：要是“川老汉”还活着该多好，他的俘虏成了“反战同盟”的书记，他又有牛皮可以吹了……
大刘最喜欢的课程是游击战术和军事教练，看地图、认地形、排兵布阵，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很实用。
有一次搞战术演练，轮到刘春雷当组长。两边各十几个人，比赛看谁先占领一个小村子。大刘心想这还不简单，带着大家数完“一、二、三”就开跑，结果气喘吁吁还是慢了一步。他不服气，说对方的距离比他们的短，不公平。结果教员骂他是“猪脑子”，说：“你们地势高，他们地势低。如果你不急着往村里跑，先在那边坡上架几杆枪，他们还敢跟你比赛跑吗？在战场上哪里有什么公平可讲！”刘春雷顿时觉得这战术里面还真有名堂，兴趣更浓了。
还有一次练习攻城爆破，学员轮流当排长。对面坡坎上站着几个教员当裁判，他们说谁死了谁就算是死了。
有个“排长”设计的是两人组，连续派出了三个爆破组都没有成功，又接着派出第四组。刚冲到一半，裁决教员（现在叫“总导演”）郭好礼的旗子一挥：“把排长撤了，他不及格。”这排长想不通，说：“前面的人派了六组不成功都没事，我才派四组……”教员讲评道：第一，你连续派四组突击，走的都是相同路线，没有总结经验，不动脑子就不能及格；第二，你派出的前三组战士都已经牺牲了，到第四组你还想不到要自己上，不能身先士卒，你就不配当排长！
从此，刘春雷明白了八路军的指挥员应该怎么做。
学习结束时，陈再道司令来讲话。他说：战术理论是死的，人是活的，要多动脑子总结经验，要打得巧才能打得好；武器是死的，人是活的，我们有什么武器就打什么样的仗。机枪、大炮是武器，土枪、长矛也是武器，甚至毛笔、标语也是武器，要发挥我们的长处，牵着敌人的鼻子走。
轮训毕业后再去锻炼，实际上就是参加武装工作队。
武工队是实施“精兵简政”、“一元化领导”和“机关工作军事化”的具体措施。在当时，除一部分民兵参加县区武装打游击外，大批民兵在“不丢失一支枪”的原则下回到乡里开展生产自救。而八路军则抽调骨干力量和区干部一起深入敌后，给群众撑腰。
1943年初，冀南共有武工队二十一支，队员四百多人。
武工队里除了刘春雷这样的八路军，还有区干部，一个组七八个人，三个组合成一队就有二三十人。培训班学员组成的武工队是生力军，一般都被派往环境最艰苦的地区，有时候还被冠以这个“支队”那个“部队”的名称，虚张声势。大刘他们要去的是枣南、南宫、隆平、平乡一带。在这些地方，敌人的据点、岗楼、公路和壕沟已经形成了网络，不仅我军大部队进不去，甚至连地下工作人员也撤出来了。
到敌人的腹地去战斗，什么凶险的情况都可能出现（仅仅一个月后，刘春雷的教官郭好礼队长就在敌后牺牲了）。临出发前，每个八路军战士都向党组织发下了誓约：我宣誓，在任何情况下，不怕危险，不怕困难，坚持工作，坚持战斗，有死在自己岗位上的决心，绝不动摇；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服从民族的利益，一切听从组织的决定……
跟随武工队一起行动的地方干部是不用宣誓的，可是，一位中年妇女也站起来举起了拳头。她不识字，对着党旗激动地说：“我也赌咒发誓，情愿牺牲也不投降。我保证努力工作，不泄露秘密，反正死也不屈服，说什么也不中。上有青天下有黄泉，说话不算，天打五雷轰！”
这位女同志是冯大姐，是个刚强果断、办事有条理的妇女干部。她多次和武工队在敌后活动，无论环境多么危险、条件多么艰难，从不示弱，甚至从来不会显得疲倦，大家都很佩服她。
冯大姐的丈夫很早就帮八路军跑交通。有一年鬼子“清乡”，正值河里涨大水，敌人把渡船封锁了。她十四岁的儿子知道父亲水性不好，就抱了一串葫芦泅到对岸去接人。结果这一去就没回来。几天后，在河边见到父子俩搂在一起的尸体，身上除了枪眼，还捆着那串葫芦……
冯大姐原本是家庭妇女，这以后就参加了抗日活动，先是在村里工作，凭着自己出众的能力，逐渐到区里、县里，后来成为地方工委的委员。在敌后的日子里，冯大姐白天黑夜都揣着一颗手榴弹，随时准备牺牲，那种刚强的精神真是让人敬佩。可是，这么一个能力出众的女干部，在抗战胜利后却突然辞职不干了，原因是她仅存的女儿嫁给了一个商铺伙计，她要去和自己的孩子生活在一起。当时，许多领导都做了工作，拦不住。
解放后，冯大姐的很多同事都在河南省担任领导，可她住在开封的女婿家里，乐呵呵地当家庭妇女带着外孙，没提任何要求。她舍弃荣耀选择了天伦之乐，非常满足。
或许，历经战争的女人最能明白什么才是自己最大的愿望。身处战火中的女性，以各自的方法追求着自己的安宁。
除了冯大姐，武工队里还有两个编外的女成员，她们是队长张文亭的家眷。
张文亭（1945年牺牲）是冀南、豫北一带很有名的游击队长。他早年当过土匪，参加抗日队伍之后，勇敢顽强，机智多谋，打鬼子真是没得说。可就是有个毛病改不了，爱拈花惹草，每到外面转一圈，总要结识个把相好的。这当然也有好处，由他带队打游击，走到哪里都有个“办事处”接待，十分方便，可细想起来，似乎又对八路军的名声大大的不利。
上级教育了多少次也不管用，张家的女人只好亲自出马，实施贴身紧逼监视。在武工队的这两位老婆，一高一矮，不晓得谁大谁小，也不知是第几房姨太太。反正这两女人很有意思，对鬼子汉奸浑不在意，只为漂亮大姑娘担心。在敌后活动，她们不带枪也不带刀，每天收拾得整齐利索，时刻准备和别人家的小媳妇开战。那张队长也是奇怪，不怕枪林弹雨也不怕领导批评，却很惧内，任凭两个小老婆叽叽呱呱，平时的威风一点也看不见。
刘春雷他们当然不敢招惹这两位“监督员”，私下里给她俩起外号，个子高的叫“磨子机枪”（重机枪），个子矮的叫“二机关枪”（冲锋枪），都是火力凶猛的武器。
武工队活动的区域是相对固定的，队里安排有本乡本土的人，所以出任务时不必事先通知谁，也不用找人带路，说声“出发”就摸着上路了。白天住下研究工作和休息，夜晚行动，路上没人咳嗽说话，连喘气都得憋着点，经过敌人据点旁边才不会被发现。
武工队每次出动的任务不同。有时候是摸情报，就是到了目的地附近的村庄，找个地势比较安全的人家悄悄地进屋，先对房东进行教育，从对方的利害说起，使他容易接受，然后再询问当地情况，拿小本子记上。驻一村，只有一户人家知道，多走一些地方，再把情报对照起来，就可以画一个图表，标明敌人的据点、兵力、兵种以及群众基础和我们活动的条件，甚至还可以了解到敌人内部的一些情况，做到知己知彼。
更多的时候，武工队有宣传的任务。要教育群众克服和平幻想，坚信抗战一定能胜利；号召群众团结起来，监视坏分子，保卫自己的利益；在经济上，还要鼓励大家坚壁清野，反资敌。“如果资敌，就是把敌人养肥了，使他们更凶狠地来杀害自己。”
搞宣传采取的是“空讲话”的办法，很有效。武工队夜里摸进村子，四下警戒，宣传员选个高地方站好，拿个梆子敲几下，“老乡们，大家坐起来听消息……”，然后就开始讲。乡亲们不点灯不起床，趴在炕头上就能听得见。宣传员讲话简短、明白，说清楚一个问题，武工队就迅速离开。一晚上走几个村，第二天就传得神乎其神；若是再遇到赶集，那更是到处都知道了。
队里也有能写信的文化人，了解到谁在帮鬼子汉奸办事，就写一封信投到他家门上，严肃警告他不许死心塌地替敌人效劳，并且还要求他在多少多少天内，找到多少多少户人家担保，证明他没办坏事，然后再把联保信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收信人吓坏了，第二天赶紧四处讨好发誓，求人担保，因此对乡亲们也就不敢太欺压。有的保长、甲长吓得把收来的公粮还给农民（这叫做“倒粮”），有的人赶紧辞职不干了，说“八路没走干净，再干下去就没命了”。
武工队的工作方式是以宣传教育和军事打击相结合，在号召群众团结起来、反抗日伪政权欺压的同时，也对伪军开展“良心大检查”运动，要求伪官兵“身在曹营心在汉，内外一心哄日本”。在游击区，连小孩子都知道“不信鬼子话，不念鬼子书，不上鬼子当，不帮鬼子干事，不对鬼子说实话”；伪军也知道八路军手里有个小本本，谁干了坏事就点黑豆，办了好事就记红点，“善恶簿上记得清，按照国法判罪行；生死本上写得明，多做好事保性命”。
但是，日本人也在加强攻心战，推行奴化教育。针对灾区的贫困环境，敌人一方面加紧了经济封锁，一方面又以物质利诱的方式蛊惑民众。鬼子的赏赐使一些汉奸瞬间暴富起来，这对部分民族意识薄弱的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在南宫县，刘春雷的熟人“小罗成”就由一个混混痞子变成了铁杆汉奸。他投靠了日本人，死心塌地与八路军作对，帮着鬼子搞“剔抉”、“宣抚”，还强迫抗属“检举”、“自首”，罪行累累。对这种“坏中坏”，武工队当然要坚决镇压、杀一儆百。大刘是队里的战斗骨干，杀汉奸除恶霸，责无旁贷。
“小罗成”也知道武工队要除掉他，整天东躲西藏。一天夜里，大刘他们打听到“小罗成”在一个小寡妇家睡觉，立即赶过去，翻院墙踹开门，把他给堵上了。一进屋，刘春雷就愣住了，这小寡妇是他的堂姐刘彩霞！彩霞堂姐原先是个多么爱面子的漂亮人啊！大刘参军时的衣服和挎包还是她送的呢！两年不见，她怎么居然和“小罗成”这混混痞子搅在了一起？
一开始，彩霞堂姐哭闹着不让拉走汉奸，还说“这是孩子他爹”，可她抬头看见堂弟，立刻就不吭声了。“小罗成”也认出了刘春雷，知道自己活不成了。这小子就泼口大闹：“老子到世间走了一圈，吃喝玩乐，享尽风流，不亏了！过二十年，老子还要再来一趟！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武工队把汉奸拉到村口，一刀捅了。其他人还在讨论如何处理小寡妇，刘春雷铁青着脸说：“放人！”
队长张文亭虽然不是本地人，但社会经验丰富，看见大刘气得浑身发抖，马上就把刘彩霞放了。张家的两个“机关枪”素来主张严惩犯错误的漂亮女人，这一回也难得地没有吭声。
第二天，张文亭把武工队带到刘春雷的家门口，让他回去看看。家门关着，屋里也是黑的。大刘翻墙进去，听见有人说话，知道是他父亲的声音，于是叫开了门。老人家激动得不行：“听人讲，你前几个月被打死在枣强县的一个道沟里，头朝南脚朝北，瞧得清清楚楚，我和你伯父还去找着收尸……”老母亲也哭着说：“你叫门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咱们的孩子死得冤，阴魂回家了呢。”
张文亭在旁边问了几句，才知道是保长家儿子造的谣，立刻派人把那家伙抓来。一见面，张队长就把盒子枪拍在桌子上：“我是张老抬，知道吗？”
张文亭从十二岁起就“吃票饭”，冀南豫北有谁不知道这个匪号？保长儿子一看见他阴森森的脸和黑洞洞的枪口，立刻就瘫软了。
刘家老人心肠好，帮忙说人情。张队长这才把枪收起来，警告说：“今天先记上一笔，今后，咱们老人家再受到一丁点儿委屈，都算是你的错，连本带利，坚决枪毙！”
聊家常的时候，刘春雷讲到堂姐的事十分气愤。两位老人家却说：“她的事，我们也知道……孩子啊，你也别太怪她了，她那是饿的。……”
都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可是，战乱中的苦难，女人们又何尝躲避得了！在那个年月里，无依无靠的寡妇实在太多了，苦难中的人们又怎能苛求所有不幸的妇人都成为烈女呢？
有段时间，武工队在枣南县活动。半年前，大刘在这里养过伤。
这里的群众很好，虽然在敌人的严厉控制下，老百姓自己也缺吃少穿，但总要千方百计地帮助八路军。经常是几户人家凑上十多斤粮食和三五个鸡蛋，偷偷找到武工队，一定要他们带回根据地去。“休息好，养壮身体，早点打回来啊！”有一次，夜间宣传离开村子，一个老头追了好远赶上来，递给刘春雷一个小包后转身就走。刘春雷打开一看，里边是三个半窝窝头，这分明是人家明天的口粮啊……
当地有汉奸米先恩、米先盛两兄弟。他们无恶不作。临过春节，有户人家娶亲，米氏兄弟去喝喜酒，看见新娘子漂亮，就借口枪被偷了，把新人拖到了炮楼里。新媳妇第二天回来以后就疯了，新郎家也要死要活地过不下去。群众都很气愤，寄希望于武工队撑腰，可是又觉得“八路军只能在晚上活动，大白天的保不住人……”
八路军气炸了，立刻请求除掉米氏兄弟（大“扫荡”之后，因为有些战士急于报仇雪恨，出现了不分轻重乱杀人的现象，所以当时规定，除奸对象要由当地干部决定）。经当地政府批准之后，武工队就着手准备行动。
米家兄弟天黑以后都住在炮楼里，武工队还真不好下手。刘春雷不管不顾了，决心在白天开干。一天上午，他带着游击小组的两个民兵到米先恩、米先盛经常出现的地方去找人。大刘心想：反正我的伤是在这里养好的，上次大难不死，这回为了群众，把命丢在这里就是了。
中午，在一处干涸的河床边遇上了米先恩和一帮人，民兵指认清楚，刘春雷走过去就开枪。第一枪打在腰上，汉奸歪倒在地，接着再补一枪，那家伙就完蛋了。米先恩有一个带枪的跟班，可自始至终，跟班被吓傻了，没敢动。大刘缴了他的枪，宣布：“八路军武工队奉命除掉米先恩，谁再敢当汉奸，和他一样的下场！”然后扬长而去。
米先恩死了以后，米先盛小心多了，轻易不出门，即使出来了也带上一大帮伪军护驾，让人很难下手。有一天赶集，群众报告说米先盛在集上喝酒，估计伪军纪律差，散集时各走各的，米先盛有可能落单，武工队就决定动手。
观察地形以后，张队长安排刘春雷带四把短枪躲在路边的断墙后面，另外四杆长枪埋伏在百米外的院子里，预防敌人冲过去了再阻击。他带着几个人到集市上转悠，跟在敌人后面出来。
散集的时候，米先盛来了，慢腾腾地赶着一辆马车。他坐在车辕上，车上堆了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还坐着四个伪军。恼火的是，马车前后还有十几个老百姓一起跟着走，有的还把手里的东西搭在车帮子上，图省劲。这要是打起来，群众难免会受连累。
远远跟着的“二机关枪”很聪明，看见情况不对，就在后面喊：“喂！今天你们村里的几个半大孩子被疯狗咬了，有这事吗？”你说，哪家屋里没有个“半大孩子”呀！一听这话，老百姓全都不走了，呼啦围起来问个东长西短。张文亭他们借机把散集的群众和预设战场隔开了。
马车到了跟前，刘春雷扬手扔了颗手榴弹。巧的是，这手榴弹正好就落在米先盛怀里；可又不巧的是，这手榴弹没有响。米先盛反应快腿脚也快，跳下马车就往路边的地里跑，大刘不管别人，闷头就追，边追边开枪。打了两枪没打上，米先盛吓慌了，在庄稼地里摔了一跟头，爬起来再接着跑。大刘就离他近了，追到跟前，正想打枪，米先盛突然止步朝旁边侧身一滚。两人一错身，米先盛躺在地上，枪口就指着刘春雷。大刘心想：“完了……”
但是，枪没响。刚才米先盛摔跤的时候，手枪枪管插到土里，堵上了。事到如今，他也只有哀号一声，被刘春雷一枪给毙了。可这时候，大刘也是一身冷汗，说不清楚是因为跑步累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反正腿肚子有点哆嗦……
马车上的伪军也知道武工队是冲着米先盛来的，他们用不着陪着玩命。所以除了一开始就被打死的一个，其余三人都抱着脑袋蹲在路边，缴枪投降了。
武工队连续地在大白天活动，震动了日伪军。他们认为这次八路军的游击力量一定比较强，于是出动了搜索队。在一无所获之后，敌人要求每个村子晚上都要派“值更组”守夜，发现八路军就点篝火报信，哪里放走了武工队就处罚哪个村。
本来，武工队八九个人，队伍精干，要撤走很容易。但如果这么一走了之，有几个“重点治安村”的群众就难免会受牵连，必须想个办法。于是，那天半夜里，周边的村口都有了动静。先是“噼噼啪啪”地敲东西，再就是“值更组”的大呼小叫，接着，报信的篝火都点燃了……夜里，炮楼里的敌人看见周围十几个村都点了火，吓蒙了，不敢出来，只好朝着大马路上乱放枪了事。
第二天，各村都来诉委屈，“昨天八路从我们村口过，老总们怎么不出来支援啊……”
这次除奸活动，武工队里跟着个宣传干部，他以前没参加过战斗，初上战场很兴奋，回去后就写了篇文章发表在军区报纸上，题目叫做《战斗的喜悦》，很是把刘春雷吹捧了一番。
大刘当时并不知道这事，回到部队才看了文章。他心里虽然得意，却也难免有点犯嘀咕：战斗就是战斗，还喜悦？要不是运气好，当场就给报销了，喜悦个啥呢？
1943年开春，刘春雷从武工队回到了骑兵团，上级任命他担任骑兵二连二排长。曾玉良团长问：“你认为怎样才能当好排长？”大刘回答：“一是打仗多动脑子，二是带头打冲锋。”团长很高兴：“出去学习了一次，效果不错嘛！”
在团部，遇到伤愈归队的李树茂。闲聊的时候问他这是第几次受伤了，李连长说：“快二十次，习惯了。”曾团长就说，受过二十次伤的人，功德圆满，以后子弹都会绕着走。
回到二连，刘春雷先去看自己的战马。可是找来找去没找到，问谁谁也不说，他不由得有些冒火，嗓门也大了起来。指导员张存有赶紧把他拉到一边，叮嘱他不要闹情绪，还说军区保卫部的干事正在搞审查呢！
保卫部的人下连队，通常是来处理违法、叛逃和破坏事件的，骑兵团是红军团队，觉悟高、素质好，以往很少“麻烦”他们。所以大刘听说是“保卫部”就吓了一跳：“指导员，出啥事了？”
演义小说中经常描述“粮草断绝，军心大乱”的故事，其实，八路军若是缺了粮食，事情也难办。
1942年冬天，根据地军民是在饥饿中度过的，人们以糠菜为食，两斤红枣可以换一亩地，十来斤粮食可以换一栋房子，卖儿卖女的现象屡有发生。到了1943年，粮食更加紧张，除松树和柏树以外的树叶子几乎全被吃光，人们只好在野地里挖草根，掏地鼠洞。每天日出之后，饥饿的人群在墙角倚靠而坐，有些人就在昏睡中悄然死去。
1943年初，冀南的日伪军不怎么折腾了，这些把老百姓抢劫一空的坏蛋自己也失去了物资补给的基础。日本兵的米饭改成了高粱面，小鬼子急了，看见谁有猪肉白面就当做“经济犯”抓起来，是不是汉奸都不管了。伪军士兵每个月的定量降为四十斤杂合面，他们也开始饿肚子，也开始为粮食发愁。
粮食，粮食。一时间，粮食成为了各路人马、各级部门最棘手的问题，冀南党委公开强调，“粮食问题是目前一切工作的重点”，“粮食问题是抗敌斗争的关键”。彭德怀副总司令甚至说：“今天，谁有了粮食，谁就会取得胜利。”
八路军没有粮食。由于缺乏营养，各部队都流行起夜盲症，白天眼睛还好好的，一到黄昏就什么也看不见了。八路军要靠打夜战才能生存，这种疾病对部队战斗力的破坏几乎是致命的。上级领导焦急万分。有人说，用羊肝炖汤能把夜盲症治好，可是，连窝窝头都没有，到哪里去找羊肝？
部队缺粮，步兵难，骑兵更困难。人饿肚子还可以勉强顶着，战马没东西吃，做什么思想工作也没用，塌背、拐腿、患软骨病，病倒了一大批。战士们成天守在马跟前，眼睁睁地看着它们蔫下去。
好容易开春了，粮食虽然没有，但杨树、榆树长出了嫩叶，地里也长出了新草，骑兵们就牵马出去放牧，自己也挖野菜充饥。这时候，老百姓也把新嫩的树叶当成了主要的食粮，各种无毒的野菜、地果都拿来当饭吃。
几天以后，军区政治部下达命令：部队单位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树叶和野菜，要留给群众。战士们服从了命令，但心里却难过极了。“当兵打仗，到了要和群众抢野菜树叶吃的地步……”于是，当天就有人开了小差。
逃跑最严重的是一连的胡彦明排。有一天出去找食物，走了十几二十里地，旷野里满是挖取野菜的男女老幼，硬是没找到符合上级规定的采摘场地。胡彦明缺乏经验，就把人员分散了，结果，白天出去二十六个，晚上回来十三个，正好跑掉一半。胡排长急得满嘴是泡，找了两天也没把人找回来。要说，骑兵开小差的确是不好找，一是因为单独行动时像通讯员，不容易引起怀疑；二是骑上马跑得快，你上哪里追去！
骑兵团正在开会教育防止开小差，上面突然又来了命令，说是杨得志司令员恢复组建冀鲁豫支队，要从骑兵团抽调七十匹马。一开始，军区来的干部也太随意了一点，直接下连队去号马，看见合意的就系上布带子准备拉走。战士们顿时不干了，有的人拎着马刀坐在马槽里，谁拉他的战马就和谁拼命。四连更是炸了营，韩永正烈士的战马“猛子”也被做了记号，连李树茂都不愿意了，差点和人家打起来。
团领导一边稳住大家的情绪，一边去和上级商议，最后决定，马匹由骑兵团自己选送，军区不插手。于是，骑兵团编成四个连和一个徒步队，刘春雷的战马也就是这时候被调走了。
大刘回部队的头两天，二连出了事。本来，骑兵喂马时，各匹马的缰绳拴的长短应该要一致，因为缰绳拴得长，马的活动范围大，抢吃的食料就多；反之，拴得短的就吃亏了。晚上喂料的时候，有个战士偷偷把自己战马的缰绳放长，被别人发现了。这要在平常，最多也就是拌嘴吵架的事，可这段时间人们的火气太大，结果竟发展到动刀杀人——军区保卫部的干事就是为调查这个事故而来的。
刘春雷这个排长新上任，首要任务就是防止叛逃。晚上，各班长睡觉都把铺位安在门口，房门用绳子拴着，另一头系在自己手上。连长、排长一天要查几次人数，出任务时更是紧张得眼都不眨一下。有个战士偷偷对大刘说：“你让我走吧，我不带枪，不骑马，保证不去当汉奸。回家吃几顿饱饭就回来接着打鬼子。”刘春雷回答：“你讲的这些我都相信，可是如果你敢逃跑，我一样开枪打你……”
就在这紧张的气氛中，又传来了一个让人沮丧的消息：一二○师的骑兵团在大青山解散了，一二九师骑兵团也要下马改成步兵！
这个消息是确切的，因为有领导认为骑兵的消耗太大了，养不起。
的确，养骑兵困难。算一笔账就知道：当时，八路军士兵的口粮已经降到每天六两杂粮；而由于没有草料补充，战马的豆料降到每天三斤（四十八两）就不能再减了。这样一来，一匹马的消耗是一个战士的八倍。解散一个骑兵团，可以供应四五个步兵团（步兵团的人多一些）。
还有个消息说，骑兵解散后，大部分战马都将被宰杀。这更让部队的军心大乱。团领导没办法向下面做工作，只好去找上级提意见，说明“骑兵团从红军时期保留到现在不容易；再说，把马匹都杀了也没有多少肉，解决不了大问题”。战士们也提出：“如果嫌骑兵消耗大，我们宁愿到敌占区去活动。到那里战马可以吃草，我们也能和鬼子拼一下。”
七七八八的意见反映上去，上级领导也犹豫了，正式文件就拖着没有传达下来。
开春了，战士们还穿着去年“五一”反“扫荡”时的军装，冻得直打哆嗦。一天，军区拿出一笔资金，叫骑兵团自己想办法换装。这事情倒是出乎骑兵们的意料之外。
刘春雷参加了军装制作组，在供给处老舒处长的带领下满世界收购布匹，可是转了好些天也没有多少收获，真是愁死人！
根据地的布匹棉花早就送到太行山上去了。当时，冀西和晋南山区不产棉，那些地方连纺车都没有，太行山部队的军服原先是由冀中根据地提供的，“五一大‘扫荡’”之后就要靠冀南军区来完成。冀南根据地的面积只剩下原来的十分之一，物资本来就有限，再加上穿越封锁线运送布匹，十趟中能成功一两趟就不错了。等到把八路军总部的任务完成，自己的布匹棉花也差不多掏空了。
在成安县，听说漳河店有个叫“老严”的布贩子，三教九流都很熟，别人弄不来的东西他都有办法。漳河店是敌占区，老严是个什么背景也不清楚，可大刘他们这时已经是病急乱投医了，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刻就去找他。
漳河店，刘春雷刚参军的时候在这里打过伏击。到了老严家，八路军一亮明身份，他全家人都很紧张。老舒处长说：“老乡别慌，我们一不要东西，二不抓人，是来找老严帮助买棉布的。”对方听了，这才放下心来。
彼此一聊，才知道还是熟人。原来这个老严就是大“扫荡”时参与守备王行杖村的那个伪军中队长，当时他被惨烈的战斗吓坏了，连夜脱了军装跑回老家继续贩布。当他知道刘春雷就是英勇作战的八路军骑兵战士时，他对曾经的对手很是敬佩[奇·书·网-整.理'提.供]，一再表示要把事情做好。
老严说：“你们要我买棉布，不知给什么票子？若是银元、老头票就能买到，若是别的钱恐怕不中。”舒处长知道他是去敌占区采购，当即表示钱不成问题，但他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办完事。
老严又问：“每尺布咱们出多少钱？”老舒处长回答：“随行就市，公平交易。你看着办就行了。”老严很高兴：“八路军这么相信我，兄弟我跑路子，一定不让你们吃亏。十五天后各位到我家来取货，那是绝不会失望的。”
过了半个月，老严真的把布匹弄到了漳河店。在他家结账的时候，舒处长又问老严一天给多少佣金，老严说：“我自己就免了。这位老夏，带了十个人，每人算两块，一天二十吧。”
老舒说：“你们很辛苦，一天二十五块。”
那位老夏顿时就和八路军亲热起来了：“早听说八路军公平和气，还真是这样。要是给别的军队买东西，不给钱还要挨骂呢。”
刘春雷、胡彦明就和老夏闲聊天：“你们这是从哪里弄来的棉布呀？”
“从河南辉县。”
据老夏说，日本人在新乡有个会社，既推销他们的工业品，也收购当地的土特产。辉县有一个经营点，很多交易都在那里进行。闲聊中，老夏吹嘘这趟帮八路军贩布买卖合算，原因是日本人要集中资金去抢购粮食，棉布反倒比平时便宜多了。
“那里有粮食吗？”
“当然，鬼子仓库正收着哪……”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胡彦明立刻去找老舒处长。
“老舒处长，有粮食！”
“哪里有？！”
“河南辉县。”
“哦，那里是敌占区。粮食太贵了，我们没有那么多钱。”
“没有钱，咱们还不能抢吗！”
对于到辉县去抢粮食的事，老舒处长和刘春雷都觉得挺玄的。可胡彦明却很上心，回到根据地，他就急着去团部汇报这个情况。况政委说辉县离这里太远，先请示军区吧。
过了两天，陈司令的警卫排长周开树带来了军区首长的命令，说是决定由冀鲁豫军区去打辉县仓库，冀南这边派一个骑兵连配合。周排长传达完命令以后就不走了，留在骑兵团担任四连的副连长。
原来，为减轻根据地的粮食负担，冀南军区的司、政、供、卫机构实行了大规模的精简，卫生部只留下十多个人组成巡回医疗队，供应部则全部撤往太行山，在“四二九‘扫荡’”中曾经和骑兵并肩突围的军区特务团也撤销了。陈再道司令员还解散了自己的警卫部队，把周开树等人派遣到了骑兵团。
周开树外号“周二虎”，在冀南也算是个有名的人物，他十四岁参加红军，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1945年从骑兵团调到二十旅五十八团任营长，1948年在淮海战役中牺牲了。
曾玉良团长带着一连去河南辉县“抢粮”，大家都满怀希望地等待收获。可过了几天，一连回来了，人马没少，却只带回来三袋粮食，垂头丧气的。
原来，辉县那边是敌占区，我们的政权在当地已无法活动。这次，冀鲁豫军区派了四个步兵连出击，骑兵连的任务是掩护。过铁路线的时候，部队被敌人发现了，立刻引来了日军机动部队，步兵部队连忙跳到路西去，骑兵连则按计划在路东骚扰掩护。可是，由于路西是太行山方向，敌人似乎认定了过铁路的是太岳军区的部队，所以不受骑兵的吸引，始终咬着往西面追。骑兵一连只好又绕到路西去接应，除了发现一些被丢弃的大车，没有联系上步兵部队。再往西走就是山地了，那里对骑兵的运动不利。曾团长觉得在摸不清情况的条件下不能盲动，就带着队伍回来了。
回来的路上遇见一个乡公所，骑兵一连顺手就把那里端了，没想到还找到了几袋粮食。胡彦明美滋滋地告诉大刘，那乡公所可能是正在等着招待什么人，准备了三大桌酒席摆在屋里，有鸡有肉，还没有动筷子，结果都便宜了八路军。大刘问：“都有些什么菜？”胡彦明想了半天才说：“不知道，还没看清楚就全进肚子了。”……不过，这已经够羡慕死其他人了——跑了三百里，混了顿好伙食，值得啊！
新军服发下来了。衣服是老百姓帮着染布、缝制的，还絮了层棉花。只是式样不大统一，有的像中山装，有的像道袍，纽扣是布袢袢，看上去有些怪怪的。不管怎样，毕竟是棉袄，穿起来暖和多了。
有一天，冀鲁豫军区四分区的张国华政委（开国中将）到骑兵团来转了一圈，东看西看，笑嘻嘻的。骑兵们也得到消息：骑兵团不解散了，但是要到河南去，加入冀鲁豫四分区。听说能保住部队、保住战马，大家都松了一口气，同时也对未来的战斗环境充满了兴奋和好奇。
原来，上次骑兵一连配合四分区到河南辉县抢粮，虽然没成功，但给冀鲁豫军区领导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张国华政委就坚决反对将骑兵团解散，他认为：其他根据地都有山地作为战略依托，只有冀南和冀鲁豫完全是平原，在这样的地形开展游击作战，保留骑兵作为机动兵力是十分必要的。张政委还表示，他有办法解决骑兵的供给，如果别人觉得难办，四分区要。
1943年的2月至7月，冀南军区的大批主力部队陆续调到其他根据地。骑兵团和二十一团到冀鲁豫军区，陆军中学和第十团到太行军区，二十团到太岳军区，七七一团到陕北。这些部队都是开辟冀南根据地的功臣，是根据地的骨肉子弟。
军区领导给离开根据地的战友们配发了新军装，补充了缺额人员，让他们军容严整、精神抖擞地踏上新征程。而那些留下来坚持游击的部队，每个团只保留三到七个连，区中队只留二十人，县大队也只有五十人……
这是极度困难的形势下的无奈之举。抗日战争期间，冀南根据地在八路军各敌后战场中承受的损失是最大的，全区牺牲旅（地委、专署）以上干部二十七名、团（县）级干部一百二十八名，仅刘春雷的老家南宫县就牺牲了五位县长和县委书记。在惨重的伤亡面前，八路军没有退却。但是，当大饥荒威胁到群众的生存的时候，人民的军队却必须尽量减少民众的负担。机关精简了，后勤精简了，干部精简了，行政人员精简了……最后，除留下基本力量坚守阵地，战斗部队也实施了大分流。
离开驻地时，部队给每个战士分发了两斤玉米，可骑兵们只抓了一把放在兜里，其余的都留下了。根据地的老百姓在路旁含泪相送，一位老人家高举双手哭喊着：“为官不与民争利，贤达呀！军队不和民争食，义士啊！”如果说，通过几年的敌后战争，群众知道了八路军是坚决抗日的队伍；那么，大饥荒中的同舟共济，更使老百姓真正认识到：共产党是爱民的政党，八路军是人民的子弟兵。患难见真情，从这以后，华北民众和共产党人的心彻底紧贴在一起了。
刘春雷是冀南的子弟。当初参军，他只是想着要保卫家园、保护亲人，现在，当他离开故乡的时候，已经是一名成熟的共产党员、一位久经沙场的八路军干部了。他知道，在党领导下的每一个阵营、在八路军抗日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是自己英勇献身的战场。
他想起前不久告别父母时的情形。当武工队离开刘家的时候，刘春雷已不能像十九岁那样洒脱地说出跩文的“戏词”，只能哽咽地请二老多多保重。刘家老太太照例是哭得说不出话来，刘老先生却说：“去吧，孩子。虽说忠孝不能双全，可我知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打鬼子就是最大的孝。该保重的应该是你，打仗的时候处处小心点。孩子呀，不要死在老人的前头。”
“不要死在老人的前头”，这曾经是多么平常的一件事，而如今，却又是多么难以办到的一件事。
离开冀南的时候，刘春雷忽然想到：当年在南宫县一起参加骑兵团的三十五位战友，现在连他在内，只剩下八个人了。
告别冀南，骑兵们来到豫北。冀鲁豫根据地和冀南相隔不远，两个军区多次并肩作战，所以骑兵团对这里并不陌生，杨得志司令员也是大家的老熟人。
不过，冀南的部队属于一二九师序列，而冀鲁豫军区属一一五师序列，虽然大家都是八路军，但是在一些习惯上还是有所不同。［请看小说网·电子书下载乐园—wＷw.QiＳuu.cＯm］
比如，冀南的部队番号是以“新”字打头的，叫做“新四旅”、“新七旅”；而一一五师这里是以“教”字开头，称为“教一旅”、“教三旅”……骑兵团到了冀鲁豫也不好再叫“一二九师骑兵团”，只能改为“冀鲁豫军区骑兵团”或者“四分区骑兵团”。
不过，当地老百姓弄不清这里面的名堂，看见黑马、红马、白马，一队队地开过来，就“白马团”、“黑马团”、“红马团”地乱喊。骑兵们也胡乱答应着，反正喊来喊去都是这支队伍。在当时，华北的八路军只剩下这么一个骑兵团了。
四分区的司令员是赵承金（开国少将），政委是张国华（开国中将），还有个戴眼镜的副司令员朱程（1943年牺牲）。这是个刚建立没几个月的新单位，活动区域主要在河南的北部，分区总部设在昆吾县（1949年被撤销，并入濮阳县）。
豫北这一带，敌我力量犬牙交错，周边的敌对势力除了日伪军，还有“会道门”武装和国民党顽固派。二十一团和骑兵团到来之前，四分区的部队是由河北民军改编的抗日武装，力量小，战斗力不强，老是受别人的欺负，只能在日伪顽军的包围中搞一些“小打小闹”。有一次，部队偷袭东明县的临濮集，击毙了十几个伪军官，分区领导就高兴得不得了；可骑兵们都觉得这动作太小，是武工队的把戏，没多大意思。
三月的一天，部队接到命令：二十一团和骑兵团到滨河地区侦察敌伪作战意图。战士们觉得很奇怪，滨河县是共产党在滑县和长垣县的交界地带设立的一个临时县，地盘很小，派两个主力团去那里侦察什么情况？
“半截秀才”李大鹏这时候是团部的通讯员，他向刘春雷透露了一个情况：
头一天，曾团长和况政委去四分区开会，在张国华政委那里遇到几个正在哭鼻子的地方干部。他们是长垣县抗日政府的工作人员，刚刚被国民党专员邵鸿基给赶了出来。除了两位女同志，其他的人都挨了板子，屁股都被打肿了。张国华政委还兼任着地委书记，地方上的事情也归他管，看见这个情况十分气愤。曾团长当时也提出要惩治邵鸿基。
如此说来，这次侦察活动的目的，也许是要找机会教训一下邵鸿基。
邵鸿基是骑兵团的老熟人了，他原本是国民党的南宫专员，是刘春雷家乡的父母官，在冀南的时候就配合石友三搞摩擦，经常和抗日民主政权作对。1939年，冀南军民反击石友三，邵鸿基也被打得一败涂地，从此被赶出了自己的辖区，只好扛着河北专员的牌子到河南来继续反共。现如今，他的身份是“冀察战区挺进第二纵队司令”，自称是“反共专家”，还吹嘘说“共产党的那一套我都懂，都有办法对付”，专门和八路军的主张唱反调。
于是，骑兵团就开往滨河地区“搞侦察”，二十一团也心照不宣地同时开拔。
刚到长垣县，就听说邵鸿基的部队出来了，主力赵子安支队进驻大索庄，另一个支队将在小索庄宿营，总共有一千四百多人。这个情报不仅很准确，得来也十分容易。因为邵鸿基根本不知道八路军四分区新来了两个主力团，所以事先派人到村里拉条幅、搭戏台、预备饭菜，大张旗鼓，兴师动众，毫无防备。
邵鸿基摆在面前了，打不打？大家有点伤脑筋。
人家邵司令虽然很浑蛋，但毕竟不是汉奸，而且大小还是个国民政府的专员。先前，军分区领导派部队到滨河县来，明说的只是“侦察敌伪意图”。这“教训邵鸿基”的意思是大家自己猜测的，万一没猜对可怎么办？
骑兵团和二十一团刚到新地方，该打的仗不打，显得胆小怕事；可要是打了不该打的仗，一见面就给上级领导捅个娄子，那也不好交差呀！
二十一团的常仲连团长（1964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跑来和曾玉良商量这件事。当时，骑兵团有个小电台，可曾团长又觉得不能发电报请示，因为，首长没有明说的事情就是不方便说，硬要问个水落石出，岂不是让上级“坐蜡”吗！
况玉纯政委想了半天：“还是打吧。反正是打，不打则已，要打就把他打痛！”
于是曾玉良团长下达命令：“顽军邵鸿基侵犯我根据地，到大、小索庄抢粮食，反动气焰十分嚣张，我们要坚决消灭他！”其他人听了直乐，三四月份，青黄不接的，抢的哪门子粮食？
大家心里明白，这大索庄和小索庄都有“会道门”组织，邵司令此番大概是想去收编门派、扩大武装。“反共专家”邵鸿基一直以来就很惹人讨厌，现在要教训他，战士们都挺乐意的。
这一仗打得很轻松。
按照计划，骑兵团收拾大索庄的赵支队，二十一团打小索庄。等战斗打响后再去通知地方政府，免得人家担责任。
二十一团的侦察队化装成买柴草的，想偷袭搞掉小索庄的岗哨。没想到邵鸿基的兵大多是当地人，不像日本鬼子那么好蒙，八路军刚靠近村子就被顽军识破了。双方一交火，二十一团只好提前发起总攻。
大索庄这边，骑兵团还没准备好呢。
小索庄那边的枪声一响，大索庄里的敌人就乱哄哄地跑出来看情况，恰好遇见了正在移动的骑兵二连。二连立刻开火，机枪、步枪一阵猛打，把敌人撂倒了一片，剩下的赶紧往回跑，八路军顺势就跟进了村子。
早就在北边准备好了的三连和徒步大队看见这情况，心说：不对啊！我们才是主攻部队，怎么能让二连先进村了呢？于是马上吹号，也冲进了大索庄。
八路军进村快，可人家“冀察战区挺进第二纵队”的赵子安支队真不愧是主力，动作更快。一见八路从北面攻进来了，不用长官吩咐，立即就从南面跑出了村，这下子可把二连、三连和徒步大队都搞了个措手不及。
本来，为了吸取南李庄巷战的教训，骑兵团针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突发情况，事先准备了几套战斗方案。可现在，战士们下马、分组、抢占要点，正准备布置火力打攻坚战，突然发现敌人全都跑不见了，什么方案也用不上……蒙了好一阵，骑兵们才跑回去把刚刚归拢的战马又分开，气急败坏地直骂赵支队不给面子。
四连没得到主攻任务，在黄河大堤上坐着，一肚子怒气。听见村里响枪了，也只能够伸着脖子瞧热闹，没想到，大索庄里忽啦啦跑出来好多人，乱七八糟地就在自己眼皮子底下瞎跑。李树茂愣了一会儿，赶紧下令：“上马，杀啊！”大伙高兴坏了，连忙列队，从大堤上冲杀下来。一时间，战马奔腾，军刀闪亮，真是痛快极了。
不过，跑出来的敌人实在太多，四连来回冲杀也忙不过来。在平地上乱跑了一阵的赵支队也醒悟了些，急忙向东面大堤上冲，想抢占制高点。眼看敌人就要上大堤了，堤上突然又出现了一支队伍——那是况政委带领的一连！
敌人一下子就被压下来了。这时，二连和三连也会合赶到，把赵支队压到了一块洼地里，惊慌失措的顽军就在这里投降了。
刘春雷没有参加大索庄的战斗，当时，他正在外面扭秧歌呢。
滨河县是新开辟的根据地，这里的老百姓对八路军不大了解，好多人一见到部队就跑到荒野里去，即使没有跑走的，也是躲躲闪闪，搞得我们的工作很不好开展。要发动群众，就要先从消除顾虑、活跃气氛、加深了解做起，因此，八路军派出秧歌队，跟着宣传干事走村串户去演出。
秧歌队分男女两组。那时候骑兵团没有女兵，女角都由男的扮演，刘春雷面貌秀气，就装扮成了大姑娘。每次到了村口，就敲锣打鼓开始演出。男的挥舞霸王鞭，用一根竹竿系上两串铜钱，挥舞起来“哗啦啦”直响；“女的”就端着荷花灯扭来扭去。手舞足蹈一阵，大家开唱：
新年到，隆里咯隆！新年到，咯里咯隆！
男女老少大家好，嗨，大家好！什么好？身体好；什么好？团结好，团结好来打败日寇立功劳。
隆里咯隆，咯里咯隆！
新年到，隆里咯隆！新年到，咯里咯隆！
人人拥护抗日军，嗨，抗日军！什么军？新四军；什么军？八路军，八路军来打败日寇立功劳。
隆里咯隆，咯里咯隆！
…………
部队扭秧歌的时候，地方干部也跟着，县政府、妇救会和“青抗先”都借机发动群众。老百姓觉得八路军亲切可爱，也就消除了戒备心理，高高兴兴地从这个村尾随到那个村，不仅开心地看，有的也跟着唱跟着学。大刘脸上的胭脂口红被汗水洗掉了，还会有小媳妇嘻嘻哈哈地抢着帮他抹上。
骑兵团打大索庄，事先没有通知地方政府，秧歌队的人也就不知道。
那天早上，大伙化好妆刚开始表演，骑兵团派人来向县长报告情况，说是大、小索庄战斗已经打响。演员们一听这消息，哪里还顾得上唱歌跳舞，连妆也不卸，骑上马就跑。
跑到小索庄附近，发现几十个逃出来的顽军，骑兵立刻组队冲击。有个家伙刚把机枪架到沙丘上，就被大刘冲上去一刀砍了。其他的人吓得举手抱头不敢动弹。紧接着，又接连冲出来几伙敌人，八路军就摆成阻击线射击。打了一会儿，对面的敌军官从枪声中听出了名堂，说“没办法，遇到老部队了”，于是缴枪投降。
秧歌队押着七八十个俘虏赶到大索庄，战友们看见他们的模样都哈哈大笑。
俘虏兵们也觉得奇怪，这花里胡哨的队伍是些什么人物？涂脂抹粉，穿红着绿的，还很能打仗。
打扫战场的时候传来一个新闻，通信员李大鹏一个人抓了九十多个俘虏！这让所有的人都大吃一惊。
李大鹏就是“半截秀才”皮皮。他曾经是刘春雷手底下的兵，因为有个掉马的毛病，被调到团部当通信员去了。
说起来，李大鹏骑马的技术原本不错，上马下马一溜烟，乘骑冲刺、越障的动作也很利索，可就是一听见枪响就从马背上掉下来。在骑兵看来，战场掉马是胆小惊慌的表现，可皮皮不承认，说自己是兴奋。
“兴奋是啥玩意儿？是害怕吗？”
“不害怕，兴奋是高兴！”
“高兴？你高兴了从马背上下来干啥？”
“……呜呜，哇哇哇……”
刚开始的时候，皮皮分在四连，后来四连不要他了，又调到二连刘春雷这个排。结果枪一响，他还是从马上掉下来。刘排长就跑去找领导：“你们把大鹏弄走吧，免得以后出了什么事，我对不起老舒处长。”团长没办法，只好把皮皮弄到团部当通讯员。
大索庄战斗打响以后，曾玉良团长派通信员去二十一团通报情况，说：“我们这边的敌人出村子比预想的要快，有可能会逃往小索庄方向，请他们有所准备。”皮皮接到指示，打马就走。
骑马赶到小索庄，二十一团也四处追击敌人去了。没找到团领导，皮皮就信马由缰在野地里乱转。
离河堤不远有一片瓜地，稀稀疏疏地长着些枣树，还有几处被水冲毁后废弃的房子，皮皮路过这里的时候听见里面有声音。要是换了别的战士遇到这种情况，起码要先侦察一番再作打算，可皮皮却不管这些，直接策马就过去了。到了跟前一看：呀！好多敌人……
好个小皮皮，关键时刻一点也不含糊，嘴皮子照样利索，大声宣布：“我们八路军，开来了十个团，现在已经把你们包围了。不投降没好处，投降才是聪明人！我们八路军是宽大俘虏的，现在我给你们讲政策……”
那些顽军倒也爽快，赶紧表态：“小长官，我们明白，我们投降……”
“急什么？不要吵闹，先听我把政策讲清楚！”
邵鸿基的兵只好老老实实坐着，听皮皮“长官”作报告。
“……都听清楚了吗？”
“清楚了。我们把枪交到哪里？”
皮皮这才想起来，枪还在敌人手里攥着呢，连忙指了块空地作为缴枪地点。几个老兵油子带着大家把枪摆放整齐，指挥俘虏们排队坐好，还抽空告诉八路军的小长官：“缴上来的枪要把枪栓拆下来放在旁边，这样才算合规矩。”
有个糊涂俘虏手脚慌张，从裤腰里掉出一卷钞票，吓得站在旁边不敢捡。老兵拾起来帮他塞回去，还说：“共产党军队是最讲仁义的，只要缴了枪就行，私人钱物是不受侵犯的……”
皮皮觉得这几个家伙真不错，挺佩服地问：“你们怎么知道这么多？”
“以前，我们几个在路南被李先念的队伍抓过，这些政策都明白……”
噢，难怪，是老俘虏兵了，经验丰富。
缴枪完毕，俘虏们按规矩坐好，大伙就闲聊天。
“长官年纪不大，俨然已是骑马挎刀（通讯员使的是盒子枪），真是少年英雄，前途无量。”
“我不是什么长官，我在团部工作。”
“在团部，哦，那是副官，一样的，也是长官。”
“你们缴来的怎么都是枪，有没有炮啊？”
“我们没有炮……”
“哎呀，要是有炮就好了，缴获了炮我就能登报了。”
按当时的规定，缴获轻武器和五发子弹获表扬，缴获重武器记功，缴获火炮可以登报表彰。皮皮很想风光一下。
“真是的，装备不好，实在不成样子。我们支队没有炮，就连赵支队也没有……”俘虏们很替皮皮惋惜，好像他没能得到登报表彰，应该怪邵鸿基司令配合得不够。
正聊着，从外面跑过来一个小兵，“登登登”地窜进俘虏群，找了个空位置就坐下了。
这怎么行！不懂规矩，不打个招呼就想当俘虏？没门！
“出来出来，谁让你进去的？你的枪呢？”
“我是马弁，没有枪，只有根军棍……”
“那军棍呢？”
“丢在那边房子里了，我去拿来。”
小马弁“登登登”地又跑走了。
过了一阵他又回来了，问：“八路，那边还有人，也想投降，你这里还要人不？”
“要，你去叫过来吧。”
好家伙！一下子过来好几十号人，办完缴枪事宜再一数人头，总共九十八名俘虏！
小马弁坐在皮皮旁边，看见他老是摸头，就问：“八路，你老摸头干什么？”
“昨天睡觉把脖子给崴了。”
“来，我帮你捏捏。”
于是小八路就让小俘虏兵掐他脖子。别说，捏得还挺舒服。
“小马弁，你多大了？”
“我十七，你呢？”
“哈哈，咱俩一般大。你是怎么当兵的？”
“我本来是学剃头的伙计。有天来了个长官叫我去兵营里剃头，进去了以后就不许走了，就这么当了兵……”
“你来咱们八路军干吧。”
“行啊，你帮我说说，到哪里都是吃饭。”
两人聊着，旁边还有人插嘴。这些俘虏中有的是逃跑途中被打回来的，受了伤。哼哼唧唧地直叫唤：“长官哎，我挂彩了，怎么办啊？”
“别急，等一会儿我们部队有医生给你治。”
“长官哎，我口渴，有水喝吗？”
“呸！我今天从早晨到现在都没喝水呢，你还是忍着吧！”
“……”
这时候，外面突然响起了枪声。有俘虏说：“是不是赵支队过来了？”皮皮赶紧喊：“都别乱，逃跑了对你们没好处！”
小马弁脱下自己的衣服给皮皮披上，说：“八路，穿上我们的衣服，别叫人发现了你。”自己跑出去看情况，回来报告：“是你们的队伍追着我们的人跑。”又叮嘱说：“八路，你可要指挥好，不要让你们的人把咱们给打了。”
皮皮赶紧骑上马跑出去喊叫：“喂喂！我是骑兵团的，这里面都是我们团的俘虏。”
皮皮把俘虏押送回大索庄，曾玉良团长问：“你把情况送到了？”
“我没找到二十一团的指挥部。”
“没找到人？那你都干什么去了？”
“报告团长，我带回来一个连！”
回头一指，九十多个俘虏正排着队过来，有的扛枪，有的拎枪栓，走得整整齐齐……曾团长的嘴都合不上了。
从那以后，再也没有人喊“皮皮”这个外号，大家都亲热地称呼这个小战士为——大鹏。
战斗结束后，县政府的人员才赶到大索庄，骑兵团把缴获的枪支都移交给了县大队。地方干部很激动，说：“我们没赶上打仗，却得了这么多战利品，真不好意思。”况政委解释说：“敌人想要扼杀新生的人民政权，八路军就应该消灭他们，用敌人的武器来武装抗日政府！”
战士们也说：“邵鸿基的部队太窝囊，这些武器给他们拿着也是浪费，不如趁早交给县大队，对抗日民主更有帮助。”
话虽这么说，但干部们心里真有点犯嘀咕。这次打邵鸿基，事先没有请示上级，凭的是团长、政委的主观理解，既不知道该不该打，也没想到会打得这么大……唉，这也怪邵鸿基太没用，本来只是想教训一下，谁知道一不留神就变成歼灭战了。
大索庄战斗刚结束，骑兵团就给军区领导发电报报告了情况，大致是说：敌顽邵鸿基部进犯我索庄地区，骑兵团和二十一团配合地方政府予以还击，俘虏若干，击毙若干，缴获若干……我团受伤一人，阵亡一人。
这次战斗，骑兵团只牺牲了一个人，而这个人却正是一连的排长胡彦明。当时，一连到达战场后，立刻展开冲锋。敌支队长赵子安发觉大势已去，就保护着邵鸿基突围。胡彦明看见两个人骑着马拼命向南逃跑，知道一定是当官的，就孤身去追。没想到赵子安枪法很好，"奇"书"网-Q'i's'u'u'.'C'o'm"回头打了一枪，胡彦明当场就牺牲了。
得知这个消息，刘春雷非常难过。胡彦明是他的师兄、同乡，是立过大功的抗日功臣，大刘是在他的影响下参加八路军的。前段时间，胡彦明的排里有人开小差，影响了集体形象，他这个当排长的就一直惦记着挽回荣誉，结果这次抓俘虏心切，反而遭遇了不幸。
在胡彦明的遗物中发现了那本《航空判读》，大家都伤心地说：“可惜了，多好的一位干部，要是不死，说不定真能坐着飞机看地形呢！”
大索庄战斗之后，冀鲁豫军区通知骑兵团的政委去谈话，大家心想：坏了，这下子要挨批评了。
先到了四分区驻地昆吾县，军分区政委张国华请况玉纯吃早饭。况政委问：“军区领导找我谈什么事呀？”张政委不肯说：“你去了就知道了嘛。”搞得况玉纯心里七上八下。
当时，冀鲁豫军区总部在河南范县。到了那里，好家伙，司令员杨得志、党委书记黄敬、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开国中将）和参谋长阎揆要（开国中将）都在会议室里等着。大家望着况玉纯，只是笑。
司令员和书记推让了好一阵，黄敬书记才板下脸来问骑兵团政委：“中央对顽斗争的新方针，你们接到了没有？”
“没有啊，我们是刚从冀南军区过来的，没有接到文件。”况玉纯也不是傻子，知道什么可以承认、什么不该承认。
“这次去滨河县，四分区给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要我们到滨河一带加强侦察，我的理解是伺机打击敌人。”
“你们骑兵团有没有电台？为什么不向军分区请示？”
“有电台。但当时我们想打邵鸿基一个立足未稳，来不及请示了。”
“你们团领导当时是什么意见？”
“曾团长事先问过我的，我的回答是：不打则已，要打就消灭他。可是，我们真的来不及打电报向四分区请示了……”
黄敬书记笑了起来：“中央有个新精神，在对顽斗争中要加强团结。不过你们没收到文件，也怪不得你们。当然，你们的电台还是要经常使用才行，最好先请示再打仗。”
况玉纯汇报完情况，这一关总算是过了。几位军事首长也轻松起来，一致夸奖这一仗打得漂亮。
大家闲聊的时候，黄敬书记就翻看骑兵团带去的宣传材料，突然笑了起来：“知道吗？这篇文章是在把你们比做曹操呢。”
这让大家吃了一惊。原来，大索庄住着一个老学究。战斗结束后，地方干部希望当地老百姓写个文字材料，群众就推举了他。于是这老先生写了篇骈体文，咿咿呀呀的，满是“仁义之兵，吊民伐罪”之类的好话，大家觉得水平挺高，就送上来了。
黄敬说：“这文章是借用了官渡之战中‘河上老人箪食壶浆’的故事，地点差不多，意思也不坏。只是，我们八路军不是什么真命天子，也不会相信殷馗那样的神仙道士……”
大伙听得目瞪口呆。黄敬书记是浙江绍兴人，是共产党里有名的大才子，要不是他把关，这篇文章登到报纸上可就出洋相了。
这里一波未平，那里一波又起。
阎揆要参谋长以前在西北军的时候也带过骑兵，于是就和骑兵团的干部大讲骑兵战术。正说得高兴，作战参谋边乔反驳他说：“你的打法不对，骑兵应该回旋于内外线，主动寻找利害转变点；现在要求骑兵沿中心轴线向外推，只能是短促出击，效果不好。”
阎揆要参谋长是黄埔一期的，边乔参谋是东北讲武堂九期的，两个军校生辩论了一会就吵了起来，西北军和东北军互不买账。吵着吵着，边参谋昏了头，突然冒出一句：“现在的根据地就像鸡拉屎一样，东一摊西一摊，中看不中用……”
这句话可就惹祸了。
先前争论骑兵战术，首长就已经不耐烦了，现在居然敢批评到根据地建设上来。杨得志司令立刻就拍了桌子：“撤职！处分！”这边乔也真犟，敬了个军礼就出了会议室。
大家都觉得奇怪，边乔平时闷头闷脑的不爱吱声，怎么一开口就点这么大的炮仗！况政委说，还好是遇到了黄敬书记和杨得志司令员，这要是放在早些年的红四方面军，有那句话都够枪毙几回了。要知道，冀鲁豫的根据地建设是刚受到党中央表扬的呀！
不管怎么样，边乔的职务是没有了。当时，作战参谋是营级干部，边乔被一撸到底，去通信队背电台，摇发电机。
其实，边乔的火气这么大，多半是因为不愿意让骑兵团去开荒种地。职业军人出身的他，对八路军的“大生产运动”不理解，有抵触情绪。
在冀鲁豫军区的这次会议上，党委书记黄敬向骑兵团传达了一个新任务：到沙区去帮老百姓种地。原来，由于旱灾，许多老百姓都丢下土地逃荒去了，为了不耽误春耕，军区要派部队去参加生产救灾，帮群众补种庄稼。
黄敬书记告诉况玉纯：“执行任务之前要做好战士的思想工作，犁地是要伤战马的。我在冀中工作时有体会，伤了马战士们可想不通了，是要哭鼻子的，难办啊！”
况玉纯政委当即表示：“豁上一个连的马也要完成生产任务。”
其他人都没接嘴。黄敬书记见状也挺明白，笑笑说：“任务要完成，也要做好思想工作。”
思想工作是在加强党的组织生活和政治教育基础上进行的，主要是反对单纯依赖上级的错误思想，同时号召全体同志爱护病号、爱护身体、爱护马匹，加强生活管理，克服认为参加生产是“额外负担”的情绪。
至于犁地伤害战马，那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只有想办法把损失降到最低点。
骑兵团的代耕地在内黄县的沙区。所谓“沙区”，就是黄河改道后的故道。这里早已没有了滔滔河水，四周只剩下些大大小小的沙丘。听领导说沙区原来是群众基础很好的根据地，并且盛产花生和大枣，可战士们一路上只觉得人烟稀少，看不到有什么粮食作物。
部队出发前，准备了几大车粮食。马匹和战士的食物一样，全是黑豆。
黑豆这东西，虽说是杂粮，可比不了小米，也不如山药蛋和荞麦面，唯一的好处是个“懒庄稼”，种下去就不用管，收获起来一大堆，兵荒马乱的年月里种它挺合适。
黑豆一般是用来喂牲口的，在平常，即使最穷的人家也不会拿它当正经粮食。刘春雷当兵以前是开豆腐坊的，见到的豆子多了，可说什么也不会想到要吃黑豆。这玩意儿炒着吃，又苦又涩，难以下咽；下锅一煮，出来的是黑红色的稀汤，气味难闻，本来饿得很，可一闻到那味道就猛反胃，简直吞不下去。
去沙区的路上，刘春雷担任收容后卫，远离大部队慢腾腾地走着。这时候，路边岔道上过来两个生意人，边走边开心地说着话。年纪大的那人带着顶礼帽；年轻的那位的头上包着白毛巾，穿着小褂。两人干净整洁，见人就热情地打招呼。这让大刘想起了自己在石家庄饭馆里当伙计时的情景。“如果不打仗，现在自己也在跑买卖了吧，也许成家了吧。……”一时间，他对战争前的安宁岁月充满了温馨的回忆，眼泪差点掉下来。
到沙区去的路越走越荒凉，部队的情绪也越来越低落。以往行军是为了打仗，大家对周围的景致并不在意；而这次是去搞生产，战士们对地理条件就比较关心。走着走着，四边全是荒地了，看不见路人。大风刮起，沙砾打在脸上一阵阵生痛，连眼睛都睁不开，大家于是愈加烦躁起来。
领导们也觉得气氛不对，一个劲地鼓动打气，可效果并不大。
到最后，大家都是阴沉着脸赶路。
经过几天的行军，部队到达了沙区中心的井店集①，发现这里也是冷冷清清毫无生气。以往，八路军到老根据地，路口总有男女老少迎接，热情地张罗着安排住宿。可这次，等了好久才出来一个人，病歪歪的，有气无力。曾团长和况政委一面和他交谈，一面安排干部们分组探访百姓。
进了村，发现四处房屋破败，大门半掩，十室九空，院子里停着尸体没人管。即使有活人的屋里，也只剩下个把老人，灶里的火早熄灭了，人饿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有间房子里，床上躺着饿死的母亲，怀里还抱着死去的婴儿……
幸存的百姓看见八路军来了，就像见到了大救星，泪流满面，不停地作揖，好久都哭不出声音来。
打了几年仗，骑兵们早就习惯了生与死的场面，可是，村里的惨状还是让久经沙场的战士们禁不住捂住了眼睛。回到村口，很多人都哭了。
原来，就在去年，日军独立第一混成旅团在汉奸孙步月的配合下对沙区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为制造“无人区”，敌人施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无论男女老幼，只要遇上，无一幸免。仅在南张堡等十五个村子，就有一千八百七十二人被害。杨固村有七口水井，其中六口填满了被害的群众，很多人家因此绝户。
汉奸孙步月是豫北一带的大地主，挂过“千顷牌”。他不仅帮着鬼子杀戮抢劫，还把沙区的枣树都砍了，把木料拉走修据点，其他的就放火烧掉，以此断绝群众的生活来源，逼迫人们搬走。汉奸的手段和鬼子一样的毒辣疯狂，灾区的许多老百姓一听见孙步月的名字就发抖。
自然灾害和敌人的抢劫使得当地粮食断绝，大屠杀又使得许多村落成为了废墟。大批群众被迫外出逃荒，留下的老人和孩子身体虚弱，大多冻饿而死。昔日繁华的乡村，如今到处是残垣断壁，土地荒芜，人烟稀少。如果不及时把春耕春播搞好，沙区也许就真的就要变成了“无人区”了。
日军的罪行是最有力的反面教材，惨不忍睹的现状胜过了千百次思想教育。骑兵团战士们的拳头捏紧了，满腔的激愤化成了无穷的力量，也化成了战天斗地的实际行动。所有的人，原先软弱的想法消失了，埋怨的情绪消失了，动摇的思想消失了。大家都明白，如果不坚强地战斗下去，就会当亡国奴，就会有沙区百姓一样的悲剧再重演。
《铁骑报》连续发出了动员号召，曾玉良团长说的是“洒尽全身血，还有硬骨头，拼死和日寇干到底”，况玉纯政委提出“变沙区为绿色原野”。政治处把标语写在了墙上——打仗勇敢杀日寇，生产勤劳救群众！
部队分散到了各代耕点。“无人区”赤地一片，满目凄凉，战士们先要清除杂草和灰土，还要清理床边屋角无人掩埋的尸骨残骸。尸体大多腐败了，有的尸骸已经风化剥落了，认不出模样来。工作没多久就有人病倒了，一检查才发现是霍乱。上级赶紧设置疫情观察哨，还送来了大批烧酒到处喷洒。
骑兵们打扫卫生、掩埋尸首、分发粮食、修理房屋，帮助老百姓重建家园。把军粮支援给群众以后，战士们自己就挖野菜、吃树皮。由于先前敌人把死尸塞到井里，上面压上磨盘，使得生活用水遭到污染，所以吃水饮马也都要另建设施……这么忙碌了十多天，才开始耕种。
团里规定，每人每天耕种一亩地，但干部和党员都纷纷给自己加任务。政治处也开展了“看谁耕地多，看谁贡献大”的竞赛活动。刘春雷原先在家里时并没有种过地，团里像他这样的战士也不少，可大家都咬紧牙关、勒紧腰带拼命干活。每天，各班留一人挖野菜、准备饭食，其他的人则牵马下地，早出晚归抢种粮食。
为了保护战马，人和马一起拉犁；那些有战伤的干部战士，自动结成小组互相鼓励。每个人手上都打起了大血泡，每天都有同志因饥饿劳累晕倒在地里，但谁都没有怨言，依然你追我赶地进行生产。三连指导员赵有金（1943年牺牲）每天能耕两亩地，被评为模范；团长曾玉良天黑了还在地里忙活，被称为“铁汉”，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
经过八路军的大生产运动，沙区的耕地补种上了粮食。外出逃荒的群众也陆续回来了。看见黄沙一片的荒地又蒙上了绿色，老百姓抱着八路军战士激动得直哭。地方政权组织也重新恢复起来，沙区的村庄又重新呈现出了生机。
在沙区，刘春雷第一次听到了《黄河大合唱》。
当时，边区行署的干部也到灾区参加生产劳动。傍晚收工的时候，宣传队的十多个男女排队站在村口，没带锣鼓乐器也没穿戏服，大家都不知道他们准备要干什么。反正周围已经聚集着许多围观的战士和群众，大刘也就挤在人群里看热闹。
队列里，一个戴眼镜的青年走出来，用浑厚响亮的嗓音向大家发问：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
听见这深情的吟诵，喧闹的人群立刻安静下来，刘春雷只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子被揪紧了。
咳哟！
咳哟！咳哟……冲上前！
咳哟，冲上前！
咳哟，冲上前！
乌云哪，遮满天！波涛哪，高如山！
冷风哪，扑上脸！浪花哪，打进船！
咳哟！咳哟……
伙伴哪，睁开眼！舵手哪，把住腕！
当心哪，别偷懒！拼命哪，莫胆寒！
不怕那千丈波涛高如山，
行船好比上火线，团结一心冲上前！
咳哟！咳哟……
紧张激情的混声交错响起，在场所有人的面孔都涨得通红，无论是干部战士还是老百姓，全都被高亢的战斗呐喊震撼得泪流满面。
整整四五天，骑兵们的耳边都萦绕着这激昂的曲调，从此，刘春雷就坚定地认为：《黄河大合唱》是全世界写得最好的歌曲。(请看小说网|www.qiyebooks.com)
八路军的大生产活动是在敌人的层层包围中进行的。1943年，日伪在华北地区建立了密集的封锁线，仅在冀鲁豫边区就有据点一千零九十八个、封锁沟七百公里，把广大的乡村分割成无数的小块。
与八路军相对峙的，除了日伪军，还有国民党顽固派、地方封建势力以及见谁打谁的土匪。敌我势力犬牙交错，一些地方名义上有共产党的政府，实际我们只掌握了方圆几公里的地盘，被戏称为“一枪打穿根据地”。这些地方没有防御纵深，主力部队待不住，地方干部办事要化装，运送物资要武装护卫，骑兵团就经常充当保镖队、救援队，在敌后来回穿插。
1943年，骑兵多次担任护送任务，从没有出过事。
年底的一天，二连奉命护送一位干部过平汉路。以往，这种任务骑兵们干得多了，最多也就是出动一个排，这次却显得格外慎重，不仅全连出动，而且还由作战参谋李华珍带队。到了集合地点一看，整个护送队有穿便衣的，有穿军装的，加起来起码有一个营，把刘春雷他们吓了一跳，心说这一定是个不得了的大干部。跑去问李华珍，他还保密不肯说，直到任务完成回来才悄悄告诉二连长张起旺：那是新四军的陈毅军长，要到延安去开会。
当时，根据地实施精兵简政，机关规模缩小，有些部队的团部都被撤销了。干部们也进行了分流，有的转移去后方大根据地，学习政权建设、军队建设的知识，为将来的反攻做准备，所以被称为“反攻干部”；有的就留在敌后游击区坚持斗争，就叫“咬牙干部”。
骑兵团既要护送“反攻干部”安全过路，也要协助“咬牙干部”坚持斗争。
9月里的一天，五分区朱程司令员在山东曹县遭到日军合围，正在执行任务的骑兵二连得知情况，紧急前去救援。
刘春雷他们赶到曹县附近，五分区的部队已经被打散了，一路上不时能遇到蓬头垢面、满身血迹的伤员。骑兵们设置撤退拦阻线，收容了不少民军第一团的失散人员。据他们说，当天上午，民一团团长桑玉山、副政委何楚雄牺牲了，朱程司令员和鲁西南专署专员袁复荣、五分区政治部主任（兼民一团政委）魏明伦等人都被鬼子的快速部队包围，情况不明。
所谓“快速部队”就是日军骑兵第四旅团，他们专门在大“扫荡”中追击八路军的指挥机关。这时候天色已晚，骑兵二连转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打听到五分区机关的下落。第二天，遇到五分区骑兵连的指导员，他亲眼看到朱程和警卫员被打死在王厂村，袁复荣专员和魏明伦政委也同时牺牲了。
朱程是华北民军的抗日领袖，他先前是四分区的副司令员，刚调到五分区不久。朱程的日语水平很好，作战时常听见他向日本人喊话，四分区缴获了日军的文件也送去给他看。他的牺牲对冀鲁豫抗日战场的震动很大。刘春雷他们也感到非常懊悔。骑兵们觉得，如果当时的行动再快一点、情报再准确一点，没准就可以把五分区和鲁西南专署的领导救出来了。
朱程和袁复荣牺牲以后，曹县青集镇一带改名叫复程县。七分区政委赵基梅（1947年牺牲）接任五分区司令员，主力部队也加大了对五分区的支援。
158①井店集：今河南省内黄县井店镇。
在敌后战场上，八路军咬牙坚持着，国民党军队却坚持不下去了。
19４３年５月，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在河南的陵川地区叛变投敌。他们当了伪军，番号不变，只不过把“国民革命军”的招牌换成了“和平建国军”，下辖第四十军、二十七军和新五军。
从1941年到1943年，国民党大批高级将领对抗战前途丧失信心，纷纷叛国投敌，这也是汪伪“和平军”高速扩张的时期。如果说1941年以前八路军面对的敌人是日军多伪军少，1941年、1942年间是鬼子汉奸各占一半，那么，1942年以后的伪军数量就急剧增加，远远超过了日本鬼子。从那以后，日军越打越少，伪军却越打越多，到了1944年，冀鲁豫根据地当面的敌人，伪军居然是日军的十二倍！
国军变成了伪军，唯一不变的宗旨是“反共”。抗战期间，汪伪“和平军”加上“华北绥靖总署”的治安军，总数超过了一百万。这些伪军基本上不与国民党军队作战，几乎把全部的力量都用于对付八路军和新四军，他们和国民党顽固派沆瀣一气，给根据地军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把挑衅的矛头指向了共产党。6月，胡宗南部向陕甘宁根据地进攻，掀起了新一轮反共高潮。这使得国共两党的关系再度恶化起来。6月底，国民党第二十八集团军在李仙洲的指挥下，经冀鲁豫边区的单县、曹县，向八路军山东根据地方向攻击前进。与此同时，已投靠日伪的庞炳勋伪第二十四集团军也向冀鲁豫根据地开来，军区立刻下达作战命令：“坚决阻击。截住庞炳勋，顶住李仙洲。”
骑兵团首先打击的是伪四十军三十九师，这是庞炳勋看家的老底子。
在战前的动员会上，领导再三强调，庞炳勋是历次反共摩擦的急先锋，现在又当了汉奸，是个双料大坏蛋。战士们群情激愤，个个都想杀敌立功。
7月2日，骑兵团奔袭东明县沙窝村，攻击三十九师特务营。
一大早，沙窝的敌人正在村口列队，准备出发，完全没有想到骑兵会突然打过来，惊慌之下，纷纷往村里撤。于是，冲在最前面的骑兵四连追着敌人就杀进了村里，其他人在曾团长的带领下也趁乱跟了进去。
当时村里面混乱极了，骑兵们抡着马刀砍，把膀子都甩木了。伪军们有的往屋里钻，有的就顺着道路跑。刘春雷听见连长在不断地提醒：“一路杀过去，不要往胡同里追。”胡同里的空间太小，战马转不开，骑兵容易吃亏。
从东口杀到西口，正准备再杀回去，发现敌人开始往街上丢手榴弹。团长喊着：“开枪压住房顶，大家出村去！”大家就退了出来，把村子围住了。
出来了才发现村子里面着火了。7月份，正是干燥的时候，不一会儿就火势冲天，还引起了爆炸。骑兵们守在村子外面，敌人几次冲出来都被打了回去。八路军战士不停地向伪军们喊话：“快缴枪！投降了就让你们出来。”“快点投降，我们帮着救火啊！”“都是中国人，别害了老百姓呀！”……这么喊了好一阵，敌人投降了。
在沙窝村，刘春雷再次负伤。不过，这次不是被枪弹打的。
伪军投降后，八路军就冲进村里，分派一些人收缴武器，大部分战士都去救火。大刘正在一户人家的厢房里忙着泼水，旁边的牲口棚子烧起来了。有个稀里糊涂的“二百五”就想用手榴弹把火炸灭。“轰隆”一声，牲口棚没动静，厢房却被震垮了，把救火的人全埋在里面。刘春雷的肩膀和手脚都受了伤，被抬了出来。
伤员们在村外的空地上等担架。大刘看见身边躺着一位，熏得黑糊糊的，认不出是谁，就问：“你是哪位啊？”那位回答说：“二连二排长。”
咦？不对呀！刘春雷心说，二连二排长应该是我自己呀，到底是他被烧糊涂了还是我糊涂了？
仔细一想，明白了，呵呵地笑了起来——敢情这位是三十九师特务营的二连二排长。当时，三十九师虽然当了伪军，穿的还是原来西北军的军服，被火一熏，看上去就和八路军的打扮差不多。
那个“二排长”也是在救火时受的伤，被大刘笑毛了，不高兴地说：“有啥好笑的？要不是为了救火，你们也打不进村子。”并且还说他当初打台儿庄战役，守阵地三天三夜不睡觉……刘春雷反问道：“你这么能打，怎么还当了汉奸？”那家伙就不吭声了。
没多久，担架队来了，把伤员们往后方抬。过道沟的时候，担架突然垮了，一家伙把刘春雷从坡顶甩到沟底。脑袋摔破了，轻伤变成了重伤。卫生员赶紧跑过来抢救，后勤队队长也气得直骂。
原来，这两个担架员为了图轻便，找了根细木棒子当抬杠，可搬运的战利品又太多太重，走路一晃悠，担架杠子就断了。
那时候，八路军打仗清理战场，除了武器弹药和文件资料必须由部队收缴以外，也允许战勤民夫拾捡衣物、粮秣之类的战利品，算是物质鼓励。
地方不同，担架员的性格也不大一样。河北人爱面子，一般先把战利品集中起来，搞个评比，戴上大红花再把东西领回去，弄得挺复杂的；山东老乡胆子大，部队在前边打，他们就在后面剥衣服翻口袋，搞急了还和八路军一起往上冲；河南的老百姓会过日子，看到什么东西都有用，什么东西都想扛，家具、农具、锅碗瓢盆，连门板都敢拆了搬回家。
当然，凡事也不绝对，哪个地方都有爱贪小便宜的人。南李庄战斗后，李树茂受伤昏迷躺在担架上，怀表和自来水笔都被人摘走，这就有些过分了。不过也总有手脚笨的老实人，转悠了半天，什么玩意儿也没捡到，怪可怜的，八路军也就酌情分给他们一点，安慰情绪。
比如大索庄战斗，部队伤亡小，担架队没事干，就漫山遍野去捡东西。有个姓傅的老头啥也没找到，很不情愿，骑兵团就把自己的战利品摆出来让他挑。傅老头选了个洗脸盆子，满意极了。没想到过几天，这老头背着两百斤电线到部队来还人情，原来他和家里人跑到几十里外去砍了鬼子的电线杆子，真够不要命的。
部队上报的缴获清单中，被服、布匹、粮油和生活用品的数量一般都不如实写，因为不是所有的战斗都能有战利品的，需要留出余额以备战勤。手榴弹和子弹也要留出一部分支援民兵，打仗的时候，这些东西可都是硬通货。说到底，咱们八路军总不好意思让民兵同志白帮忙吧。
沙窝战斗后，骑兵团兵分两路，一部分在况玉纯政委的带领下配合四分区部队打焦虎集，歼灭了伪二十七军杜淑的独一旅；另一部分由曾玉良团长率领，参加“鲁西南反顽战役”。
这些战斗，刘春雷因伤没有参加。在医院，他先是听说冀鲁豫军区七团团长和十一团政委先后阵亡。接着，竟又传来噩耗：骑兵团的团长曾玉良也牺牲了。
8月中旬，鲁西南战役已接近尾声。曾玉良团长得到个情报：恶霸汉奸孙步月给鬼子送慰劳品，正住在曹县的后张楼据点。曾团长恨透了这个残害沙区百姓的大坏蛋，立刻向上级要求攻打后张楼，除掉孙步月。
上级决定从骑兵团抽两个连，再调派五分区游击支队（王道平支队）一起去打后张楼。游击支队有四百人左右，熟悉地形，两股力量合起来打下一个据点应该没问题。于是曾玉良亲自带领一、三连出动了。
骑兵按时间到达指定地点，等了好久也不见游击支队到来。这时候侦察员报告说后张楼据点里有人马出来了。大家不知道那里面会不会有孙步月，都很着急。曾团长远远地观察，觉得后张楼据点是建在坡地上的几座高房大院，如果趁敌不备实施骑兵突袭，应该可以拿下。于是决定乘马直接冲进后张楼，一举夺取据点。
命令下达，一、三连立即出击。骑兵们冲到跟前才发现，地埂上长满了十多厘米高的红柳茬子，像刀子一样插在地上，乘马根本无法接近。两个连挤在一条狭窄的道路上，人马都有伤亡，只好由一连“守马桩”，三连下马徒步攻击。
敌人关上了寨门，据点在五六米高的坡上，那土坡就像墙一样陡。三连的战士挖脚窝搭人梯往上爬，伤亡不小。曾团长说：“一定要打进去，占住一个角，游击支队到来就有办法了。”一连看见情况紧急，主动派出一个排支援，打了一个多小时，部队冲进了据点。
三连冲进据点占住两个角，就再也攻不动了。孙步月的卫队是他收买的一群亡命徒，特别凶悍，守住院子作困兽之斗。双方子弹飞来飞去，手榴弹也扔过来扔过去。我军的手榴弹是土造的，而伪军用的好像也不是正规产品，丢在地上有时候响有时候不响。
打了一阵，先是三连长吕兆清受伤了，曾团长就顶到了第一线，和三连指导员赵有金在一起。
赵有金身材高大，力气足，投弹技术也好，能把手榴弹准确地甩到敌人的院落中。渐渐地，敌人也发觉这情况了，就找了几个人和他对投。对方有颗手榴弹落在地上，赵指导员捡起来准备扔回去，可动作慢了点，还在他手上就炸了，赵有金当场牺牲。接着，敌人又投来几颗手榴弹，曾玉良团长腹部中弹，很快就不行了。
一连长万怀臣、指导员张生义跑步去见团长。曾玉良听说游击支队还没有消息，就说：“来不及了，敌人增援快要到了。”随即命令部队立刻撤退，还对张生义说：“这次仗打得不好，部队的情绪会受到影响，要做好思想工作。”
一个小时后，红军干部、久经沙场的八路军战将、年仅二十九岁的骑兵团团长曾玉良牺牲了。
由于当时部队正受到日军尾随追击，战士们只好把团长就地掩埋了。直到1944年，骑兵团才派部队穿越封锁线，才把曾玉良的遗体从山东曹县移柩到河南滑县的万古集烈士陵园。
1943年9月，骑兵团召开追悼大会，悼念曾玉良、赵有金等烈士，军区、政府机关、地方群众代表都来了。在会上，况玉纯政委哭得念不成悼词，在场的人也无不落泪。
四分区赵承金司令员随后宣布，况玉纯政委兼任骑兵团团长，原一连长万怀臣升任副团长。
过了不久，刘春雷送一批纸张到滑县去。当时，四分区的《先锋报》报社在滑县，各种宣传材料也在这里印刷，所以缴获了油墨纸张都往这里送。地方干部很热情，把刘春雷安排在县委招待所。这儿是个财主大院，有汽油发电机，还有电灯，亮堂堂的，把大刘兴奋得睡不着觉。
这家财主可不简单，两个少爷聂真、聂元昂都是共产党的大干部。当然，他俩还有个妹妹叫聂元梓，后来的名气好像更大一些。
晚上，四地委宣传部部长赵紫阳也来了，他询问了后张楼战斗的情况，并立刻起草文章声讨孙步月，说大汉奸又欠下了抗日军民的一笔血债，我们一定要报仇。
的确，孙步月的罪行使沙区人民愤恨不已。不过，客观地讲，后张楼一仗也确实打得不好，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目标，反而损失了团长。上级指出其中的教训在于：一、战前对敌情地形侦察不够，打了“无准备之仗”，导致进攻路线选择不适当，使部队在接敌运动中为障碍地所阻绝；二、战斗中的指挥位置选择不当。
指挥员“不遵守指挥位置原则”是八路军部队的老毛病了，批评了多少回也不管用。从这以后，军区明确规定，营一级单位实施战场外追击要有命令，团级单位作战要设指挥所。还规定了指挥所里要有观察哨、参谋室、通讯站。
刘春雷他们这些基层干部也集中起来学习旗语。原来光看见日本鬼子打手旗，现在咱们骑兵团也会了。
八路军的作战经验是在战斗中逐渐丰富起来的，主力部队如此，地方团队也是如此。比如沙窝战斗中没有按时到达指定位置的游击支队，后来编为八路军五分区十四团，1945年在收复菏泽的战斗中立下大功，可在1943年，他们还是名副其实的“土八路”。
土八路也是八路军。之所以说是八路军，是因为他们受八路军领导，有部队番号，可以穿军装、征收军粮；而说是“土”的，则是因为他们尚没有进入正规的战区部队序列。按当时国民政府的规定，地方政权守土有责，可以颁发纵队、支队、独立团之类的番号，算做是地方部队，但只能在当地活动，出那个地盘就不认账了。
土八路是地方部队，老八路当然就是野战主力。其实，大家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队伍，也不指望蒋介石政府授衔、发饷，番号是什么倒也无所谓。可是，打仗的时候，这老的和土的有什么不同呢？
要说差别，首先是部队的作战任务有所不同。野战部队的任务是集中优势兵力主动歼敌。因此，老八路就避免和日军进行无谓的接触，经常采取大范围机动，适时跳到外线寻找有利战机；而地方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依靠根据地与敌周旋，这就使得他们必须经常处于内线与敌人保持接触。所以，土八路的作战与民兵的联系更为紧密，如果不能有效地袭扰敌交通线，内线作战就会极为疲劳和被动，时常有被合击的危险。
在战术原则上，老八路强调集中力量作战，而土八路则经常需要分散突围和游击，因此他们的大行李很少，也几乎没有重武器。在战争中，日军总希望捕捉到八路军主力部队进行决战，而每当这时候，地方部队就缠住他们进行袭扰。敌人若是搜索还击土八路，老八路就机动走了；若不还击，又被敲打得挺难受。小鬼子有劲使不上，对土八路真是十分头痛，不胜烦恼。
其实，土八路和老八路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抗日战争过程中，八路军就多次精简野战部队，充实地方武装。比如大青山、冀东等地，由于环境恶劣，难以实施外线作战，就干脆完全取消了野战部队，大家都当土八路去了。
在游击战争中，土八路的作用一点也不亚于老八路。骑兵团和地方武装配合，最经常的是破袭作战，比方说，破铁路——老八路守在交通要道上警戒和打援；土八路就负责把附近的车站或者据点围困住，虽然一般都攻克不了，但只要围着打枪，吓唬住敌人不让出来就行了；民兵拆铁轨，其他的老百姓就去扛东西。正太路是小铁轨，好办，七八个人就能抬走一根；而平汉路是大铁轨，十几个人也难以搬动，只好烧掉。那铁路的设计倒也科学合理，下面的枕木架起来点燃刚好能够把上头的铁轨烧红，民兵们拿大铁锤砸几下就敲弯了，一点儿也不费事。如果敌人援军来了，老百姓就撤退，八路军死多少人也得顶住，坚决不能让群众吃亏。这不仅是军事任务，也是政治任务。
1943年下半年以后，日军的“扫荡”越来越少也越来越无力，根据地建设发展很快，八路军的作战样式也随之有所改变，以前的破袭骚扰转为了拔点攻坚战，地方部队也就经常参加大规模作战。土八路和老八路一起打正规战，差距立刻就显现出来了。
首先是土八路的枪法不准，远射是浪费弹药，只能抵近射击。一般打上三枪左右，敌人就差不多到面前了，所以又叫“三枪八路”（电影里的董存瑞打阻击，能把子弹全放完，说明他执行的是老八路的标准）。1944年，骑兵团配合十一分区在湖西作战，看见一个鬼子兵抱着个电话机跑过直属团的阵地。土八路那边四十多杆枪“噼噼啪啪”响了好一阵，人家居然安然无恙地回到据点里去了，把十一分区司令员王秉璋气得脸发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