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王首道文集》》 · 王首道 · 202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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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创造条件.８月２５日，中共中央发出致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郑重提出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封信虽然对国民党当局多年来采取的“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进行了严正的批评，但明确表示了联合蒋介石抗日的愿望. 这时蒋介石对抵抗日本的侵略渐趋积极，但对“剿共”尚不死心. 联蒋抗日是通过以后事态的发展演变逐步实现的.由于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和全国抗日民主运动的推动，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扣压蒋介石的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经过我党的积极工作，排除了各方面的干扰、破坏，蒋介石承认国并合作、一致抗日的必要，西安事变获得了有利于抗日、有利于人民根本利益的和平解决的结局.毛泽东指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
１９３７年２月１０日，我党向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５项国策和４项保证，作出了积极的、有原则的让步. 这是我党联蒋抗日所采取的重大步骤. 蒋介石在三中全会上也承认要与共产党谈判并停止国共武装冲突.５月初，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向全党提出《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伟大任务. 这次会议为迎接抗战的到来，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作了重要的准备. 在此前后，我党同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１９３７年９月２２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发表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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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法地位. 这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在这一阶段中，毛泽东等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毛泽东在大量信件、讲话和文章中，对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又有重大的发展.第一，毛泽东依据无产阶级革命总战略的要求和时局的变化，适时地提出了为争取人民民主和自由，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历史任务.中日民族矛盾的发展，使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和政治集团间的矛盾变为次要的矛盾.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必须“适当地调整国内国际在现时可能和必须调整的矛盾，使之适合于团结抗日的总任务.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要求和平统一、民主政治、改良生活及与反对日本的外国进行谈判种种方针之所由来.”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１９３７年５月３日）但是，毛泽东认为：“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救亡抗战的必需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 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１９３７年５月３日）这就要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 同时，给人民以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只有这样，才能动员和实现全民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是同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总战略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民主改革中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实现民主改革，这是为争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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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为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打基础做准备的. 而所有这些又都是与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的. 其共同目的，在当前是为了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在将来就是为争取社会主义的胜利准备条件.第二，毛泽东提出了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以及实施这些方针、政策的一系列正确方法.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最广泛的民族性，其中又存在各种阶级差别，随之而来的会存在各种矛盾和斗争.为了解决这些矛盾，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必须在一切为了抗日战争的大前提下，制定出一系列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对此，毛泽东有许多重要的建树. 毛泽东指出：必须实行全国军队总动员，实施新的战略战术和军队的政治工作，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必须实行全民总动员，开放民主爱国运动，释放政治犯，给人民以爱国的自由；改革政治机构，容纳各党派和各界领袖人物共同管理国事，清除汉奸，使政府和人民相结合；实行抗日外交，在主要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争取外援；实行改良人民生活的纲领，提高人民的购买力，繁荣市场，活泼金融等，使之成为巩固政府的基础；实行有利于抗日的国防教育；实行抗日的财政经济政策；造成全国人民、政府、军队团结一致，等等. 毛泽东在１９３７年８月对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阐述，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毛泽东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提出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及方法，随着抗日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充实新的内容.第三，毛泽东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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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必须自始至终坚持和实现自己的政治领导，训练和建设自己的干部队伍.近代中国历史证明：中国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 中国革命只能在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完成. 毛泽东认为，所谓实现政治领导，就是要根据历史发展进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为实现这种口号而提出关于每一发展阶段和每一重大事变中的动员口号.并且，使党的主张、纲领、策略能为广大群众所信服和接受，在实际工作中得到推行和实现. 对此，共产党应该成为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目标的模范；在坚定的政治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关系，并发展这一同盟关系；共产党要在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队伍；全党应对过去在两个政权敌对的情况下的斗争方式、组织方式和工作方式有所转变. 只有这样，我党才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自始至终坚持和实现自己的政治领导.在坚持和实现党的政治领导的过程中，干部的作用是一个决定的因素.诚然，干部问题在任何事业中都是重要的.但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要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吸引最广大的人民大众到抗日的旗帜下，干部问题就具有更大意义. 这就要不断训练和造就大批干部，使他们成为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在困难中不动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民族的革命的英雄.实践证明，正是大批坚强得力的干部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到了全民族的拥护. 毛泽东的这一思想，至今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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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毛泽东为发展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和阐明了必须实行全面抗战路线，亦即人民战争路线的主张.毛泽东认为，兵民是战争胜利之本. 为了实现中国的抗日战争，就要动员和组织起全民族各方面的力量，建立“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和“工农兵学商一切爱国同胞”联合的统一战线.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做全面抗战.因为只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
（毛泽东：《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１２日）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要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并用极大的力量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不放弃任何机会去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 总之，只有实行人民战争路线，才能发挥中国抗战的真正优势，并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
三、毛泽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以后，直至取得抗战胜利的长时期中，党面临的就是实施统一战线的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中国共产党具有高超的斗争艺术，并制定和实施一整套正确的方针原则.这期间，我党中央和毛泽东批判、纠正了党内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领导人民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反投降、反分裂、反倒退的斗争，提出了完整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原则，为克服抗日战争的严重困难局面和争取最后胜利，奠定了政治基础. 在总结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又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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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又斗争经验教训方面，据我的亲身体会，毛泽东在１９３８年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有关讲话和１９４０年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几次报告，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他关于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说明，关于统一战线中３种不同阶级势力的分析，以及关于使国民党主体“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等斗争艺术的论述，至今给人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第一，毛泽东提出了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为对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抗日战争爆发后，抗日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左中右３种不同的政治力量. 左翼进步势力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和无产阶级、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广大群众；中间势力是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右翼顽固派是以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它们中的抗日派仍采取两面政策. 在抗日战争开始后的一段时间里，党内出现了右倾投降主义.他们看不到上述３种政治力量之间的区别，否认统一战线中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客观事实；反对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中存在着左、中、右３种不同集团的正确判断；轻视我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把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军队身上；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反对毛泽东提出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的战略方针；不了解民族革命战争中争取民主、改善民生的深远意义，等等.毛泽东认为，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是我国的主要矛盾，但是，次要矛盾的解决也是解决主要矛盾所不可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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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的条件.在国际国内各种阶级、集团力量交织的条件下，我党必须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种种限制，放手发动群众，进行人民战争. 这就是要坚持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地位. 当然，这种独立性又以不损害统一战线为前提，是合作中的独立.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１９３８年１１月５日）毛泽东指出，在不破裂统一战线的原则下，发展进步势力可以采取“先斩后奏”
、“先奏后斩”
、“斩而不奏”
、“不斩不奏”等等策略. 这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 正是这样，我党坚持了已有的阵地，并以这种阵地为基础，以自己提出的政治口号和模范行动去影响和吸引同盟者，实现对抗战的政治领导.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的思想，是我党统战工作的根本原则，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思想上均具有重大意义.这一原则的实施，使统一战线得到了巨大发展.第二，毛泽东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和各项具体政策，正确实施这类策略原则及政策是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抗战胜利的关键一环.毛泽东指出，只要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中国，无论在任何情况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都是不可一刻抛开的. 针对中国内部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左、中、右３种政治力量的组合，毛泽东提出了“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路线，以及统一战线中又团结又斗争的根本原则. 团结和斗争两者不可偏废，而以斗争为手段，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争取抗战胜利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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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扩大八路军和新四军，广泛创立抗日根据地，在全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发展民众运动，团结知识分子等等.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这些人是必须当作反对帝国主义的同盟者去争取的.而且，要争取他们，就必须要有充分的力量，尊重他们的利益，对顽固派实行坚决的斗争，并能进一步取得胜利. 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削弱、限制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政治影响和行为.对于他们中采取两面政策的抗日派，我们则必须相应地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即“以斗争求团结”
的政策，团结其抗日、联共的方面，并同其妥协投降、反共的方面进行斗争.在孤立顽固派的斗争中，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有理原则，是自卫原则、防御原则，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有利原则，是胜利原则、斗争的局部性原则，即不斗则已，斗则必胜，决不可作无计划、无准备、无把握的斗争. 有节原则，是休战原则、斗争的暂时性原则，即在一个时期内把顽固派的进攻打退之后，在其未实行新的进攻以前，应适可而止，使斗争告一段落.毛泽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综合联合和斗争的两方面政策. 具体表现为：既统一又独立的统一战线原则；战略统一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军事战略方针；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对顽固派斗争时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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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对大资产阶级中亲日派和抗日派区别对待的政策；在政权建设中实行“三三制”的政策；改善工人生活、发动工人抗日积极性的政策；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政策；合理负担（按收入多少规定纳税数量）的政策；坚决镇压汉奸和反共分子的政策；对一切抗日的人们实行同等的人权、财权、选举权的政策；积极发展工农业和商品流通的政策；实行普及和提高人民大众抗日的知识技能和民族自尊心的政策；实行精兵简政的政策，等等.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在抗日战争中，我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和人民群众正确地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从而巩固、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第三，毛泽东根据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精神，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战略思想，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提出，在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它包括：实现联合一切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的政治制度，实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民主政治，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的组织原则，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实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即在土地问题上实行耕者有其田，工商业方面实行节制资本，国民经济由国家经营、私人经营和合作社经营３者组成；实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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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等等. 实现上述原则，就是为了把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社会，以至在将来把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对此，毛泽东又提出了许多具体纲领. 例如，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实现人民的自由和人民的统一，创造人民的军队，实行农村土地改革，实现工业化，实现民族解放和各民族一律平等，等等.毛泽东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思想，是根据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根据“七大”规定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的要求而提出的. 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思想，是我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抗日战争后期新形势下的继续. 它表明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而是我党总的政治战略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国家学说在中国的新发展.
四、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贡献
毛泽东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贯穿于他领导我党的全部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尽管在中国革命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中，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不同，革命的具体对象不同，革命力量的组成不同，但是，毛泽东始终把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各个历史阶段上的纲领、路线、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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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这样，他正确地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特点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其中包括了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理论、方针和政策. 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中具有重要的地位.第一，无产阶级政党必须组成包括全民族人口最大多数的广泛统一战线与必须始终坚持和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毛泽东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 不但如此，这个统一战线还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之所以如此，是由时代条件和中国的国情决定的.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使世界帝国主义战线被冲破一个大缺口，并促进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结合. 在国际上，中国革命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 在国内，由于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壮大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及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动摇性，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已经不是资产阶级而是无产阶级了.辛亥革命以后的中国政治斗争的实践表明，资产阶级已不能担负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并争取革命的胜利. 历史把无产阶级推上了领导中国革命的政治舞台.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无产阶级的人数还不多. 因此，尽管无产阶级“是一个最有觉悟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 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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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１９３９年１２月）
无产阶级要在统一战线中顺应时代的要求，为实现革命的目的，运用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坚持和争取领导权，克服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狭隘性，克服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使革命和战争走上胜利的道路. 实践告诉我们，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关键在于共产党的领导，革命能否胜利，关键也在这一点.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最根本的特点，也是它的优点.第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战略中的基本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农民的土地问题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主要内容. 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只有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把农民吸引到自己方面来，完成民族民主革命. 正是这一点，决定无产阶级同农民的联盟是民主统一战线的首要问题.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使中国社会形成了复杂的阶级结构. 我党成立之初并未认识到这一问题，因此首先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 革命失败的教训使我党认识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就是农民革命，无产阶级领导革命，从根本上说就是领导农民革命. 也就是说，无产阶级对农民革命的领导乃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根本标志. 农民占中国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与工人阶级有着根本上相同的利益，工农在中国革命中的联盟，既是革命的需要，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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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革命发展的必然趋势.因此，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的巩固和发展，取决于工农联盟的巩固和发展.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作为中间力量，既有革命的一面，又有动摇的一面. 他们参加革命的程度，主要取决于工农联盟力量的大小.毛泽东全面阐述了统一战线中两个联盟间的辩证关系：无产阶级与农民的联盟愈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与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也就愈巩固和发展；同时，后一个联盟的不断发展、壮大，又促使前一个联盟更加巩固和壮大. 毛泽东关于统一战线中建立两个联盟及其关系的论述，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战略策略思想的重要发展.第三，在统一战线中处理与非劳动人民联盟关系上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以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为革命对象的. 日本侵略者要灭亡我们中华民族，就必然遭到除了极少数汉奸卖国贼以外的全民族的反抗.无疑，在解决民族矛盾的前提下，又要正确处理阶级矛盾，才能取得抗战的胜利. 中国革命实践表明：没有统一战线，革命是不能成功的；建立了统一战线，如果不善于在统一战线中运用正确的策略原则处理好国内阶级矛盾，革命也是要失败的.毛泽东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批判了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自愿放弃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和主张“一切联合，否认斗争”的右倾投降主义，也批判了王明在土地革命时期主张对资产阶级“一切斗争、否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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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 毛泽东全面阐述了在同资产阶级组成统一战线问题上又联合又斗争的正确策略原则. 毛泽东提出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１９４０年３月１１日）的策略思想，是我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条重要经验. 当然，采用又联合又斗争的原则时，对待中间势力和顽固势力有很大的不同，对顽固势力的斗争还包括反“摩擦”斗争，就是局部的武装斗争.第四，统一战线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一大法宝和革命的基本武器.毛泽东从分析中国国情出发，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科学地分析了我国社会各阶级的状况，并结合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正确区分敌、友、我，制定了一整套统一战线的战略策略，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克敌制胜的法宝和基本武器.毛泽东在全国解放战争时期指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总政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
要执行这条总路线和总政策，就必须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这样才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 很清楚，毛泽东是把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作为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毛泽东以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说明：“当我们党的政治路线是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着分裂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就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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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而如果是不正确地处理同资产阶级的关系时，我们党的发展、巩固和布尔塞维克化就会要后退一步.“
（《＜共产党人＞发刊词》，１９３９年１０月４日）这是因为，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所面临的敌人，不仅有大资产阶级，而且有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 这样，居于少数的无产阶级就必须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农民、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切中间阶级结成统一战线，并与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实行有机结合，实现党的政治路线，从而使统一战线在整个革命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对统一战线问题的论述，也是对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规律的重要揭示. 抗日战争的胜利及以后全国解放战争的迅速胜利都深刻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战略策略思想在中国革命中的创造性运用，也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独创性发展.毛泽东思想形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中，毛泽东思想在广阔的领域中又得到发展和成熟. 其中，毛泽东关于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也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当然，这一理论还要不断地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 现在，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历史又赋予新时期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和更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以新的任务，即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和祖国统一大业，并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而斗争.我党适时地提出了以实现四化为核心的政治路线. 在科学地分析了我国历史、现状及国际形势后，邓小平代表党中央提出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台湾回归祖国问题的战略构想，即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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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两种制度”。这是从我国实际出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的重大贡献.总之，我们今天学习和研究毛泽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实践，其目的就在于创造性地运用这些理论的方法论原则，以利于指导当前的实践，实现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
（原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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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启蒙第一课
１９８８年２月２０日
１９２５年，１９岁的我从湖南长沙修业中学毕业.毕业以后，我的心情十分苦闷.我顾虑的是：３年的学校生活不仅使我学到了一些文化技术知识，而且开始接触到了革命的风暴. 我自信还是愿意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贡献的有为青年.那么，离开自己已经熟悉的学校环境，今后怎样去继续献身革命呢？另外，离开了学校以后，我又如何在这风雨飘摇的社会上安身立命呢？找个职业吧，又该去做什么呢？
正在我冥思苦想为自己今后前途苦恼的时候，一个大大的喜讯降临了，那就是湖南社会主义共青团接到共产党湖南省委的指示，要在青年学生中挑选３５名优秀团员，派送到毛泽东在广州创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学习. 这是党要专门培养一批在农村开辟革命群众运动的骨干，学习时间半年，毕业后由党组织分配工作. 正式通知中，有我的名字. 我听到消息后，真是不敢相信，接着就是无比的兴奋，深深感到自己今后就是革命的一分子了，自己决心要有一分热发一分光，为中国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的终身. 当时前去入学的同志很多人都感到这是自己新生活的开始，因此不少人愿意改一个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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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名字，我毫不迟疑地决定改名为“王一分”
前去报道.农讲所在我心目中，就是名副其实的“革命摇监”。从此，我便正式踏上了革命征途.１９２６年３月，我们一行３５人秘密从长沙到武汉，转途上海，来到了当时全国革命的中心——广州. 一到广州，我们就为全城的革命热潮所吸引：到处贴着革命的标语，到处是忙碌着的青年男女，有在街上宣传革命道理的，有教唱革命歌曲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是毛泽东亲自主办的. 毛泽东早在１９１７年的青年学生时代，就深入长沙、宁乡等５县农村进行调查.１９２１年初夏，又深入岳阳、华容、安乡、常德、湘阳等县农村调查.１９２２年，他在自己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补习学校，亲自讲授《告中国的农民》一文，具体分析了湖南农村各阶级的状况，指出广大农民必须团结起来，从“土财主”手中夺回土地才有出路.１９２３年４月，毛泽东派遣水口山矿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刘东轩、谢怀德等同志回到他们家乡衡山的岳北一带开展农民运动，于同年９月建立了岳北农工会，会员达４万多人. 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后，从１９２４年７月到１９２５年年底，我党在广州先后举办了第一至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主要是训练广东等地的农民运动骨干.有４０多人经过训练后被派到农村去做农运工作. 毛泽东同志曾指示中共湖南区委选派毛泽民、贺尔康、庞叔侃等５０多人到广州第四、第五届农讲所学习.１９２５年春天，毛泽东同志为了更好地指导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从上海回到湖南韶山，一边养病，一边深入农村调查农村的阶级状况，总结农民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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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验.在他深入细致的宣传发动和组织下，韶山地区２０多个乡建立了秘密的农民协会和公开的群众性革命组织“雪耻会”。到１９２６年６月，农协会已遍及湖南、广东、广西、湖北、河南、山东、陕西、四川、河北等１０多个省，仅广东省就有６１个县成立了农协会，会员达到６０多万人. 湖南省有４４个区建立了农协会.１９２６年１月，毛泽东出席了国民党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根据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建议，通过了农民问题的决议案，设立了农民运动委员会，以毛泽东、林祖涵（即林伯渠）
、肖楚女等９人为委员.为推动全国农村大革命高潮的到来，毛泽东同志主办了第六届广州农讲所，并亲任所长，扩大了招生范围，为全国培养农民运动干部.我们这届农讲所，共招收学员３２７人，来自全国２０个省.其中，大多是农民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和有志于农民运动的进步青年学生.３月各地学员陆续到校，４月举行了入学考试，５月３日正式开学.我们学习的课程共有２５门，主要是农民问题，也包括了中国革命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 毛泽东亲自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三门课程. 特别是其中的第一门课，是我们学习的中心内容.毛泽东同志为反对当时党内以陈独秀、张国焘为代表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在１９２６年３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 在农讲所，他亲自向我们作了专题讲授.毛泽东同志在这篇光辉文献里首先提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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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全面地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相互关系及对革命的态度，正确地解决了关于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任务等一系列的根本问题，高举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旗帜，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路线.我还深深记得，毛泽东同志在讲授这篇文章中的基本观点时，常常采用他亲自调查得来的丰富材料和群众语言，讲得通俗易懂，深入浅出，形象生动，使学员听后，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经久不忘. 例如，他在讲到地主的产生时指出：地主的土地和钱不是天上落下来的，也不是命里注定就有的，是从佃农、雇农身上剥削来的. 他具体分析了中国近代社会地主土地的来源大体上有：前清的官僚和现在的政客、军阀，以其刮地皮所得之金钱购买土地，成为大地主；劣绅、匪首等，用霸占、抢夺等手段取得金钱和土地；族长、会首、教长等利用祠堂、庙宇及各种地方公会以祭祖祭神等方法集资购买土地；城市及乡村商人与其他自由职业者积资购买土地，等等. 毛泽东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 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 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
毛泽东用许多生动的事例，说明中国农民中的中农、贫农和雇农受的剥削最多，受的压迫最厉害. 帝国主义对中国农民剥削的花样很多，而且非常严重：一是倾销商品，近５０多年来（１８７０～１９２５）中国对外贸易年年都是大量入超，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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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我国大量的白银外流，加速了农村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经济的破产；二是帝国主义从中国农村廉价收购农产品的工业原料；三是中国反动政府借的大量外债及其利息，主要是农民负担的；四是战争赔款，如《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的赔款，也是落在农民身上.军阀对中国农民的剥削方式，有田赋、附加税、临时捐、军事特捐、厘金、盐税、正杂税等，直接的、间接的剥削，真是名目繁多，层出不穷.地主也采取多种方式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首先是重租，农民要把租种地主土地所得收入的４０％～７０％交给地主；其次是重息，农民借地主和高利贷的钱、粮年息一般为３６～１０％；再次是重捐，如田亩捐、丁捐、猪牛捐、民团捐……
除去这些经济剥削外，还有各种超经济剥削，如敲诈勒索，贪污舞弊，无偿劳役，强迫送礼，以至公然抢掠……
毛泽东同志通过极有说服力的分析，向我们指出：农民辛辛苦苦终年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农民活不下去了，一定要起来闹革命. 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一支主力军，是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 这就从理论上和实践上解决了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必须依靠农民同盟军这个革命的中心问题.讲到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时，毛泽东同志把阶级压迫形象地比作一座多层的宝塔.他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画出来，指着宝塔说：你们看，最下层是塔基，有工人、农民，还有小资产阶级，人数最多，受压迫和剥削最深，生活最苦；压在他们上面的一层，是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人数不多；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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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层是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人数更少；更高一层是军阀；塔顶是帝国主义.毛泽东同志说：压迫、剥削阶级虽然很凶，但人数很少. 只要大家齐心，团结紧，劳苦大众起来斗争，压在工农身上的几重大山就可推翻. 百姓齐，泰山移，何愁塔之不倒乎！
毛泽东同志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情况之后，作出科学的结论说：“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 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 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因此，只有“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
，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在毛泽东同志的教育下，我们开始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开始懂得观察和解决社会问题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方法. 这对我们是进行长期革命斗争的一门基本功.在农讲所，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农民问题乃国民革命的根本问题，农民不起来参加并拥护国民革命，国民革命不会成功. 农民运动不迅速地发动起来，农民问题不会解决. 农民问题不在现在的革命运动中得到相当的解决，农民就不会拥护这个革命. 但是，对这个关系到无产阶级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当时在党内许多人中没有得到正确解决. 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一味迁就资产阶级，只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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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同资产阶级的合作，而忘记了农民这个最主要的同盟军.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 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者都感到工人阶级力量单薄，但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最广大的同盟军. 毛泽东同志在讲授《中国农民问题》和《农村教育》的课程中，深刻分析了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为了帮助我们加深认识，毛泽东同志就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详细的非常令人信服的分析.他从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来说明农民的作用. 他说，中国人民要反对帝国主义，而反帝不和反封建结合，则帝国主义是反不掉的.要在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得到胜利，就一定要有农民这支主力军参加. 他说，革命是要联合大多数人才能取得成功的，农民约占中国人口的８０％以上，所以一定不能抛开农民这一支大军. 他还着重指出：中国现在的经济主要还是农业，社会上绝大部分的东西，是农民生产出来的. 中国革命如果没有生产的主力军——农民的参加，就不能成功. 他批评了当时党内许多人认为“农民无知识，又不集中”
，怀疑农民的革命力量的错误看法.他举了许多事例来说明：俄罗斯的无产阶级革命，如果没有得到农民之竭力拥护，是不能成功的.１９２５和１９２６年春，广东省的农民帮助革命军队平定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消灭陈炯明……都出了很大的力. 还有我国历史上的广州三元里平英团、太平天国农民军、义和团等. 在这些革命斗争中，虽然农民还没有得到革命政党的正确领导，但已表现出伟大的力量. 如果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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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对农民的领导，则农民力量之大是可以意料的. 在反复阐明上述基本看法之后，毛泽东同志进一步指出：从革命的目的看，帝国主义和军阀不打倒，工人阶级要得到解放是不可能的. 而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推翻封建制度，没有农民参加是不可能的. 总之，假如农民问题不能解决，则工农商学兵的问题都不能解决. 所以，结论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我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同志在讲授《农村教育》这门课程时的一段既通俗又深刻的话. 他在讲了农村存在地主豪绅和劳苦农民两大对抗阶级后，接着说：孔孟之道说什么“士农工商，以士为贵”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但我们在乡下看到的总是“上品人”很少，“下品人”很多.“上品人”只占农村人口的５％，是富人、有钱人，是压迫、剥削阶级.“下品人”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遭受压迫剥削，起来造反，却又屡遭失败. 现在，我们要进行农村教育，就是教育“下品人”
，要发动广大的劳苦农民大众组织起来，进行斗争. 工农商学兵联合一致，推翻列强和反动军阀及其在农村的基础——封建地主阶级，农民问题才能解决，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毛泽东同志的精辟论述和科学分析，使我们对于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和更深刻的理解.毛泽东同志在农讲所始终坚持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思想教育学员.他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向我们指出，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 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里，就会出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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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 他还说，农民占中国人口的大多数，但是，现在他们没有土地，没有教育，没有武装，中国革命还不能成功. 所谓国民革命，就是要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要把广大农民组织起来，建立农民协会，建立农民武装，这样才能使地主阶级向农民减租、减捐、减息，进而推翻封建地主阶级，赶走帝国主义，取得革命的胜利.为加深学员对武装斗争重要性的认识，毛泽东同志引导我们把学习军事知识和当时的阶级斗争实际紧密结合起来，组织我们调查研究“地方政治组织”
、“团防情形”
、“兵祸及其影响”等问题. 为了使学员毕业后回到农村能文能武，成为农民武装的组织和指挥者，能够经受艰苦生活环境的考验，农讲所把军事训练作为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训练时间占全课程的１３。
农讲所设立了一个军事训练部，专门负责军事训B练工作. 全体学员编为１个总队.２个中队、６个区队. 共产党员赵自选同志任军事教官兼总队长. 赵自选同志在黄埔军校毕业后，曾任“铁甲车队”军事教官，协助过广宁等农民自卫军进行政治军事训练. 每天清晨，军号一响，学员们就起床，在５分钟内穿好军装，戴好军帽，打好绑腿，背起汉阳造步枪，精神抖擞，歌声嘹亮，到东校场进行操练.我们还经常到附近的黄花岗、白云山等地进行徒手队列操练，学习射击、刺杀和各种战术动作. 在军事演习打野外时，不论是在沼泽地还是荆棘丛中前进，一听到“卧倒”的命令，就要立即卧倒，要求很严. 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掌握基本动作以后，全体学员就到广州石井的广东兵工总厂进行实弹射击. 记得有一次，骄阳似火，东校场上，杀声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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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讲所的学员们全副武装，龙腾虎跃，正在进行着紧张的军事训练. 这时，毛泽东同志来到了练兵场上，亲自指导学员演练，勉励我们要抓好枪杆子，练好杀敌本领，打倒地主和军阀. 除训练外，学员还要轮流站岗放哨，有时还进行夜间紧急集合.学员外出必须请假销假，过着严格的军事化生活.通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培养了学员吃苦耐劳的精神和英勇顽强的革命意志，使学员成为既能宣传组织群众，又能领导武装斗争的革命干部.在农讲所的整个学习过程中，毛泽东同志教育和引导我们要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革命学风. 在这期间，他除了引导学员坚持社会调查外，还以学员为对象，做了许多关于农民问题的调查研究工作，并在教学中充分运用调查材料，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毛泽东同志将全体学员按不同省、区，组织了湖南、江西、两广等１３个“农民问题研究会”
，由教务部负责指导.学员推举干事、书记若干人，自己主持会务. 研究会提出了租率、田赋、地主经济来源、主佃关系、抗租减租平粜等风潮、地方政治组织、团防、妇女地位等３６个调查项目，引导学员对各省农冲村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会”每星期开会１～２次. 此外，还经常印发一些调查表，要学员把家乡的情况按调查项目如实填写. 每人发几张纸把自己熟悉的民歌和民间成语记录下来.通过这些调查，既获得了极为丰富的带有全国性的宝贵调查材料，又提高了学员研究分析问题的能力. 有一次，研究会提出对宗祠的看法的题目交学员解答. 我们几位湖南学员经过研究讨论，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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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宗祠是土豪劣绅利用家族关系麻痹农民以进行压迫剥削的工具，必须彻底砸烂这个束缚劳动人民精神的枷锁. 我们的解答受到了赞扬. 毛泽东同志对学员的这些调查材料极为重视，亲自做了认真的修改，把一部分编进《农民问题丛刊》正式出版，以指导全国的农民运动. 他在《农民问题丛刊》序言中曾对这些材料作了介绍和评价，指出：各省农村情况调查一部分，乃农民运动讲习所第六届学生３００余人所做，在学生们分别组织的各该省农民问题研究会中提出讨论，又经过相当的审查才付印的. 他们以前多没有农民状况的详细调查，故所述只属大略，然以前连大略都没有，今有了一点，便也觉得可贵. 我们应当拿了这一点大略，在不久时期内，从各地的实际考察中，引出一个详细的具体的全面的调查来.在学习过程中，毛泽东同志还组织我们到广东农村调查实习. 有一批学员曾到粤北韶关农村实习一星期. 我们全体学员在毕业之前，专赴海丰县实习两个星期. 我们从广州乘船到达汕尾登陆，然后连夜行军到海丰. 当地的农会会员给我们提灯送水，敲锣打鼓，舞狮子，表示热烈欢迎. 在这里，彭湃同志给我们介绍了海丰农民运动的情况，我们分头到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进行参观访问，做宣传工作，调查了解农民的要求和思想，学习农民运动的经验，增加了感性知识，增强了从事农民运动的决心和信心. 同时我们在海丰还学到了许多具体的工作方法. 例如：怎样发动农民控诉地主，怎样组织农民自卫武装，怎样安排会场，怎样开办民校，以至贴什么标语，呼什么口号，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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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都很详细地进行了了解询问，并认真做了记录.毛泽东同志还经常组织我们参加各种社会活动，在斗争中学习. 刚开学的时候，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正在广州举行，毛泽东同志就组织我们参加了这次大会，向代表们学习农民运动的经验.６月２３日纪念“沙基惨案”一周年那天，毛泽东同志亲自率领全体学员冒着大雨参加了反帝示威游行. 当我们的队伍从沙面东桥头沿着堤岸向西桥头行进的时候，大家举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
、“坚决收回一切租界”等口号，使盘踞在沙面租界的帝国主义者吓破了胆，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帝国主义者的威风.毛泽东同志对我们的生活也作了深入的了解，给予我们无微不至的关怀，教导我们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才能同广大农民打成一片，才能适应今后艰苦斗争的环境. 他有时在学员饭堂里和学员一起吃饭，了解学员的伙食情况. 开始的时候，伙食办得不好. 毛泽东同志发现事务主任有贪污行为，就坚决把他撤掉，指示学员成立“膳食管理委员会”
，发动群众对伙食实行民主管理，组织学员轮流外出购买东西，使伙食大有改善. 为了照顾南北方学员的不同饮食习惯，学员分为吃面食和吃大米两组，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学员的饮食习惯，还专门设有回民学员用餐的桌席.在农讲所里，还有许多我党的领导人和优秀干部担任我们的教员，如周恩来、萧楚女、彭湃等同志都给我们讲过课，他们既是毛泽东同志办讲习所的得力助手，也是我们学员们敬爱的良师益友.教员中还有恽代英同志讲授《中国史概要》，阮啸仙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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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授《广东农民运动状况》，张秋人同志讲授《各国革命史》，周其坚同志讲授《广宁高要曲江农民运动状况》，安体诚同志讲授《统计学》等等.这些同志的讲课和他们的革命精神，给了我们许多难忘的教益.第六届农讲所于１９２６年９月结业.学员们秘密奔赴全国各地，担任农民运动的特派员，举办地方性农民运动讲习所（或训练班）
，深入农村宣传发动群众，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自卫军，领导农民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革命斗争，把农讲所的革命火种燃向祖国大地.农民运动的兴起，“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 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村面貌焕然一新，出现了亘古以来未有过的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在共产党领导下，全国农民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到１９２７年６月，全国已有１５个省有了农民协会的组织，会员达到９００多万人.农民运动极大地支援了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农民运动充分显示了农民群众的革命性，检阅了农民的伟大力量，在实际斗争中培养和锻炼了大批革命干部. 在全国农民运动的高潮中，我党在全国广大农村中撒播了革命的种子，密切了我党同农民的联系.这些为我们党在大革命失败以后，转到以农村为基础，组织工农革命武装，建立革命根据地，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在投身农村大革命的洪流中，许多同志为了党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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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放事业，不屈不挠，英勇奋战，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湖南籍学员黄益善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他在大革命失败后，参加了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随朱德、陈毅等同志率领的部队上井冈山，参加了建设井冈山和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红军长征时，他服从党的需要，留在江西坚持游击战争，后不幸牺牲. 每当回想起这些和我同学习、同战斗的战友和同志时，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们为革命献身的精神，时刻鞭策着我为党的事业努力工作.说到我个人与农讲所的关系就更有着特殊的意义.首先，我是由青年学生直接调来学习的，因此，参加农讲所也同时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开始. 我来学习时只是个青年团员，当时叫“ＣＹ”
，到农讲所以后，才同其他许多同学一起光荣地加入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因此，这一年也是我参加党的开始.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时我们在火红的党旗下庄严向党宣誓的誓词：“服从纪律，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严守机密，永不叛党.”
１９８６年５月３日，广东省委在广州市召开了纪念毛泽东同志主办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６０周年，我与其他几十位当年的老同志一起参加了纪念活动. 我高兴地说：“这是我参加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广州农讲所学习的６０周年，同时也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６０周年，也是我参加中国共产党的６０周年.”
（原载《党史文汇》１９８８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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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王首道文集
在湘西剿匪的日子里
１９８８年６月１７日
湘西匪患，历史久远. 据传，早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湘西就有了成股为患的土匪. 后来，各地官、绅、匪三位一体，割据称雄，打家劫舍，奸淫掳掠，弄得湘西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岁无宁日. 民国后期，特别是国民党败逃台湾之际，他们在湘西大肆收编土匪武装，给各路匪首加官晋爵，妄图凭借土匪势力在西南建立一道反共反人民的“人防长城”。
这时候，土匪和国民党反动势力狼狈为奸，残害百姓，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为了平定湘西匪患，解放湘西人民，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打垮国民党军队，即将解放全国大陆之际，便在湘西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剿匪斗争.１９４９年９月，四野十三兵团主力三十八、三十九军在兵团司令程子华和政委莫文骅的率领下，突破白崇禧的“湘粤联合防线”
，配合衡宝战役挺进湘西，解放了湘西沅陵、辰溪、怀化、芷江等１２座县城，消灭了大量国民党正规军，击溃了宋希濂在湘西收买的土匪武装暂一军和暂二军，为消灭湘西土匪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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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西剿匪的日子里 —１０７—
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二野大军入川作战途中曾指示：湘西所处的战略地位很重要，对我们解放大西南关系重大，国民党在这里虽然只有一个正规军，但土匪势力盘根错节，活动狂獗，是湖南的“盲肠”。为了打开进军西南的通路，必须消灭湘西土匪武装，彻底割掉这根“盲肠”。
１９４９年９月下旬，中央军委又给四十七军下达了经营湘西的命令. 这些指示和命令给四十七军全体指战员以巨大的欣慰和鼓舞，给灾难深重的湘西各族人民带来了无限的光明和希望.解放湘西，必须首先消灭大庸之敌. 当时，国民党一二二军两个师盘踞在大庸县和大庸至桑植的公路沿线. 根据敌我态势，四十七军党委以一三九师、一四一师及一四○师的四一八团，分三路奔袭大庸，活捉敌军长张绍勋和二一七师师长谢叔周.攻克大庸后，一三九师和一四一师奉命入川作战，军直、一四○师、军炮团、教导队进驻沅陵，担负保护交通、征粮支前和配合二野消灭国民党西南主力部队的任务. 经中共湖南省委研究决定，在沅陵成立了中共湘西区党委、湘西行署和湘西军区，具体领导包括剿匪在内的各项工作.混乱的湘西局面一度平静下来.但是，有相当数量的土匪并没有真正放下武器，归顺人民，而是装成妥协，以退为进，保存实力，待机再起. 当我入川大军全部过境之后，他们见我后方兵力空虚，又重新集结，与湘西人民为敌.１９４９年年底，野战大军相继解放了重庆、成都，基本消灭了国民党在西南的主力部队.翌年１月，一三九师和一四一师东返湘西，参加剿匪. 一三九师负责沅陵地区，一四○师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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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７—王首道文集
会同地区，一四一师负责永顺地区.同时成立了沅陵、会同、永顺３个军分区，组建了独立团和县大队，壮大了剿匪的力量.中共湖南省委于１９５０年１月召开党代会，通过了关于“三大任务”
的决议. 决议指出：剿匪是当前工作的中心环节.湖南省军区根据中南军区的指示和湖南全党工作的总方针，制定了剿匪计划.从１月中旬至３月底，各部队先后组织了对辰溪长田湾、龙山八面山、麻阳地区、古丈李家洞和泸溪兴隆场的５次较大的军事合围，沉重打击了土匪的气焰，解放了湘西广大地区，初步打开了湘西的局面.１９５０年４月上旬，湖南军区召开剿匪工作会议. 根据中南军区高干会议精神，认真总结了春季进剿的经验教训，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确定暂时放弃湘西边缘区，相对地集中兵力对中心区进行重点进剿.在这次重点进剿中，人民解放军和地方群众一道，开辟了东西２００华里、南北４００华里的广大作战区域，控制了几乎所有的山地、河流和村庄，做到了无山不上，无村不入，无林不进，无洞不搜，使逃匿散匪惶惶不可终日.８月以来，在区党委的领导下，中心区又普遍进行了减租斗争，整顿和健全了农民协会，进一步发展了民兵组织，发动群众开展了清匪挤枪运动.对流窜土匪则继续展开政治攻势，反复宣传我党剿匪政策，并揭露匪特谣言，打击他们的破坏活动. 与此同时，各县普遍成立了剿匪指挥部，统一指挥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公安、民兵４种武装，对顽匪开展驻剿、搜剿和追剿.到１２月底止，中心区股匪基本荡平.正当我集中兵力进剿中心区的时候，边缘区土匪获得了喘息的机会.６月份以来，他们经过调整矛盾，统一组织，由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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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西剿匪的日子里 —３０７—
散转集中，聚小股为大股，再度作乱为患. 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发动侵朝战争后，他们更是得意洋洋，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狂妄叫嚣要配合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
，“一胜湘西，二胜湖南，三胜全国”
，并勾结地主、恶霸等反动势力，在其盘踞的区域内抓丁派款，横征暴敛，对边缘区人民实行法西斯统治.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军队、地方武装、民兵和广大群众从１９５０年１０月中旬开始，在湘、鄂、川、黔、桂５省边缘长达８００余里的战线上开展了规模浩大的会剿. 这次会剿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１０个团的兵力，采取分块进剿、分进合击、重重包围的战术，围剿龙山地区和绥（宁）
靖（县）
地区的股匪；第二阶段集中７个团的兵力就地清剿散匪，以４个团的兵力和地方武装协同邻省部队会剿最后几股残匪.四十七军胜利完成剿匪任务后，１９５１年２月奉命撤离湘西，渡江北上，参加抗美援朝. 这时，湘西区党委、湘西行署和湘西军区继续领导和发动群众建立各级政权，开展减租反霸，进行土地改革，发展工农业生产，同时组织各分区的独立团、县大队、民兵以及广大群众继续清剿隐匿、逃窜各地的散匪.到１９５２年下半年，湘西土匪基本根绝，湘西各族人民过上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共歼匪１０万余人. 这场伟大的斗争根除了自清朝以来历代统治者无法平定的匪患，打破了“湘西土匪永远剿灭不了”
的神话，粉碎了国民党企图利用土匪势力在湘西建立“反共游击基地”
的如意算盘，使３５０多万湘西各族人民从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翻身解放，从而彻底改变了湘西的历史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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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７—王首道文集
湘西剿匪的辉煌胜利，是我国军事斗争史上的一个奇迹.它凝聚着我们党、军队和人民的信念、智慧和力量，是党、政、军、民共同谱写的一曲凯歌.这场斗争虽然过去３０多年了，但它展现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和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永远值得我们回忆和深思.邓小平同志说：为什么我们过去能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奋斗出来，历尽千辛万苦获得革命胜利呢？
就是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信念，有共产主义信念. 解放初期，国家百废待兴，百业待举. 我们之所以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取得剿匪斗争的伟大胜利，就因为我们有刚刚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政权，有久经考验的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革命纪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斗争，有忠实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各级政府、干部、民兵和群众的热忱支持和积极配合.据统计，在湘西剿匪中先后有千余名解放军指战员、地方干部和民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借此机会，我谨向在剿匪斗争中牺牲的先烈们和活着的英雄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和崇高的敬意，并向参与和支持这场伟大斗争的党、政、军各级干部和指战员以及英雄的湘西各族人民表示诚挚的谢意和亲切的问候.中共怀化地委党史办编辑了一本剿匪回忆录，作者都是当时剿匪斗争的直接参加者、组织者和指挥者.他们的回忆真实地再现了当年惊心动魄的剿匪情景，是给广大群众特别是年轻的一代进行理想教育、纪律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生动教材，对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将起到重要的作用.（原载《剿匪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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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５０７—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１９８８年８月１９日
历史和现实告诉人们，科学地阐明我国社会现在所处的发展阶段，是我们党在现代化建设中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也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包含着我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发展程度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我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任何否定、背离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考虑一切问题，从事一切工作，制定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都必须从这个基本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 超越了这一点，就脱离了中国最基本的国情，我们的行动就会碰壁.
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是我国人民历史经验的总结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不是人们主观臆想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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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而是我国人民在实践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得出的结论.１我国社会的历史前提A１９４９年革命胜利，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只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走社会主义道路. 这是因为：①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封建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 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各帝国主义蜂起闯入中国，烧杀抢掠，千方百计地控制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 他们的目的是把中国变成他们的政治附庸，变成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这就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经济社会. 帝国主义侵略者和封建势力都有各自的特殊利益，但是在对待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方面他们又有着共同的利益，因而他们又联合起来. 这样，就出现一种态势——外国侵略者和中国封建统治者相互勾结，摧残或阻碍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历史告诉人们，近百余年来，中国有多少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企想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都在内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了.历史事实表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走不通的.②资产阶级的软弱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也不可能领导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中国资产阶级由于“先天不足”
，又与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阶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必然是动摇的、不坚定的.近现代中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资产阶级都发生过这种情况，就是后来的国民党政权，也是靠帝国主义支持才得以生存的.事实上，国民党统治时期，也正是我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益加深的时期，它也不能使中国资本主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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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从新民主主义进入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制度已经产生，人类社会已经开始了社会主义的新纪元；二是因为在中国已经产生了代表大工业生产的工人阶级，他们与农民阶级是天然的盟友，工人阶级的发展方向只能是社会主义；三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告诉人们，这一革命只能由工人阶级实践，也已证明只有工人阶级才有能力来领导.中国的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以铁的规律出现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它告诉人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２我国社会的现实A我国现在之所以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我国的现实情况决定的.①在１９５６年，我们确确实实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近年来，在经济制度方面，在坚持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在总体上实行了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这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国营经济和福利制度是根本不同的. 在政治制度方面，人民民主专政实行的是绝大多数人的民主，对极少数人的专政. 这是社会主义根本区别于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之一. 尽管我们的政府机构以及一些干部在工作中还有缺点、错误，但是，这些都没有改变我们的政权、法制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我们政府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人民的利益服务的这样一个最重要的事实. 在精神文明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的全体成员有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理想、共同目标、共同道德标准，人与人之间形成了平等友爱的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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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新型关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起指导作用，这些都是资本主义不可能有的. 总之，不能抹煞我国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事实. 诚然，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犯过错误，出现过曲折，并且现在还在探索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但是，这得不出我国不是社会主义的结论.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 建设社会主义缺乏经验，走了弯路，犯了错误，也并不能得出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优越性的结论. 一切否认我国是社会主义社会的观点都是非常错误的.②我国１９５６年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究竟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处在什么发展阶段呢？
经过２０年的曲折发展，特别是总结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我们认识到，我国现在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 这不是什么人故意想把我国的发展水平说得很低，而恰恰是中国现今之国情，如同前边我们总结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各种伟大的成就是任何人抹煞不了一样. 我们国家当今的情况是：１０亿人口，８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一部分现代化工业与大量落后于现代水平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工业同时存在；一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同广大不发达地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存在；少量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科学技术同普遍的科技水平不高、文盲半文盲还占人口近２５％的状况同时存在.就以生产工具而言，先进的生产工具和落后的生产工具之间相差几个世纪：有第三次技术革命产生的空间技术、生物工程、电子计算机、原子能等尖端技术；大量的是第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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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革命时期的普通机床、铁路、采掘机械等；部分是第一次技术革命时期的陈旧的蒸汽机等；更有甚者，还有像古老的手工工具刀耕火种之类. 这种不平衡性，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领域都是有表现的. 这样的生产力水平，必然是商品经济不发达. 在广大农村，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还占优势，农产品的商品率很低，这样就必然摆脱不了多数人搞饭吃的局面.劳动手段落后，既是生产力落后的表现，又是造成生产力水平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现代化劳动手段少，生产技术水平低，限制着农作物生产水平提高的速度和农业劳动力向工业和商业等的转移速度. 这种状况当然又制约着城市大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和产品更新、行企更新的进程.因此，整个社会生产率，尤其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极为低下. 劳动生产率低，每个劳动者平均提供给社会的财富就少，所提供的剩余产品就少，国家必然是不富裕的.据统计表明，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着如下的事实：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按１９８０年价格和汇率计算，１９８６年为４３８美元，在世界各国的位次在１００名之后. 人均工农业产品产量也比较低，如１９８５年人均纲产量４５公斤，等于世界人均产量１５０公斤的３０％；人均原油产量１２０公斤，为世界人均产量５５２公斤的２１７４％；人均发电量３９５度，为世界A人均１９００度的２０７１％；人均煤产量７５２公斤，相当于世界A人均产量８９６公斤的８３９３％；人均粮食产量３２９公斤，相当A于世界人均产量３８２公斤的８６％. 在人均农业增加值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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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为１３４美元，尚不及收入中等偏下的发展中国家１７２美元的平均水平. 在资源与人口方面，当前世界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三大问题，即人口膨胀、资源破坏、环境恶化，我国都是相当严重地存在着.综上所述，我国社会主义处于初级阶段的根本原因，就是生产力水平低下.与这种落后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我国的生产关系方面，必然是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必需的生产社会化程度低，并呈现出多层次的经济成分；必然是商品经济和国内市场很不发达，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很大比重；必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成熟、不完善.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条件下，必须努力发展其他经济成分作为其补充. 这是我国生产力水平不高，生产社会化呈现多层次性决定的.可以肯定地说，各种经济成分还会得到长足的发展.在农村，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所有制关系也将会存在相当长的时期，即使出现适度规模经营以后也是如此. 在坚持按劳分配原则的前提下，也必然会存在其他分配形式作为补充，诸如个体劳动收入、私营经济非劳动收入、合作经济和股份经济入股分红、企业家承包租赁企业的承包经营收入和风险收入、劳动者业余时间兼职劳动报酬以及存款利息等等，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 实践告诉我们，各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以及与多种经济成分和多种经济管理方式相适应的多种分配形式等等，并不会改变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只是使它具有初级形态的特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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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层建筑方面，首先从政治领域来考察.１９４９年，我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经过５０年代前半期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造，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确立，这一政治制度得到日益巩固和发展. 但是，由于“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
（《邓小平文选》第２９２页）
，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渗透于人们的政治思想观念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成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严重障碍. 由于建国后的近３０年间，“左”的思想的长期干扰，我们没能实实在在地建设民主政治，在社会关系的处理上，人治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政治制度还很不完善.邓小平同志指出：“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说，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
（《邓小平文选》第２８７页）还由于我们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中缺乏经验，制度的运行机制不能完善起来，致使党政合一，形成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党和国家机构缺乏活力，工作效率低，广大基层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集中到一点，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其次从精神文明方面来考察.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虽然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是就其总体方面来说发展程度还是不高的. 在思想建设方面，固然社会主义思想占统治地位，但是，我国原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种基地遗留的封建主义思想残余和资产阶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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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仍在毒害着人们，在人们中间起着有害的作用.而且，当前社会上存在的多种经济成分和经济方式以及它们的发展，也必然要反映到意识形态上来，反映到人们的头脑中来. 这样，不同思想的交锋，不同价值观念和人生选择的争论，是会长期存在的. 诚然，在我国社会上像雷锋、焦裕禄、张华等一样的先进人物大有人在，他们的思想和行为所体现的是我们社会主义道德的发展方向. 但是，这毕竟是少数，相当的大多数还达不到这样高的思想境界. 在文化建设方面，我国民族科学文化水平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据１９８２年人口普查资料，在总人口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只占０６％，高中文化程度的占A６６％，初中文化程度的占１７７％，小学文化程度的占A３５４％，１２岁以上的文盲和半文盲（不识字或识字不足１５０A个者）
占人口的２３５％.全国只有１３的县普及初等教育.我A B国人口知识结构的层次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与此相应，我国文化设施建设也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逐步改变其落后面貌.综上所述，由于生产力落后这个根本原因，虽然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在其发展程度和规模上，不能不受现有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它必然只能与这种生产力水平相适应. 每当我们忽略这一前提而一味改变生产关系时，无不受到挫折.我国上层建筑的发展也是如此.这都表明，由于历史的积淀而形成的现在的我国国情，绝不是朝夕可以改变的. 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就是这个道理. 这么说，改变这种落后的状态必然要经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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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长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始终，我们就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消极的提法. 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巨大的成就，这是我们取得现代化建设胜利的物质基础，我们必须树立必胜的信心. 同时，又要清醒地看到我们当前面临的困难和矛盾，树立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决心.因此可以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积极的提法. 这也就是我国现阶段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已经告诉并必将还要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二、正确认识和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应该搞清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在我国土地上生长出来的理论之果. 马克思主义指出，任何国家，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取得政权以后，都会经历一个过渡时期，都会经历一个起始阶段. 但是，我们这里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是以上述历史前提和现实情况为依据的.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并不是简单地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推导出来的一般结论，而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当今实际结合的产物. 这只是说明，我们这里阐述的并不是一般地泛指任何国家进入社会主义都会经历的起始阶段，而是特指我国社会生产力落后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必然要经历的特定的历史阶段.第二，邓小平同志最近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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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
（《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一九八七年二月七日》第２３页）据此，有的人就认为我们搞的不是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只是将来的事情.这种论调是５０年代初“社会主义在中国搞早了”的别说，是错误的. 我们说，邓小平同志说的“不够格”
，只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还不发达、不成熟、不完善，也就是说还没有实现在通常情况下由资本主义所实现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不是在这种基础上来建设社会主义的，而是先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然后再来搞现代化建设. 这就是我们的特点. 我们思考问题必须从这个特点出发.第三，基于这个特点，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上，就必须从方法论上掌握两条原则：一是坚持社会主义. 不承认我们今天是社会主义，强调“补资本主义的课”
，就会犯右倾错误，这是观察和处理革命发展阶段问题上的机械论. 二是坚持初级阶段论. 不承认我们今天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认为可以超越这个阶段达到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就会犯“左”倾错误，这是观察和处理革命发展阶段上的空想论. 实践告诉人们，如果不从认识论的根源上认识问题，我们就会在方法论上犯错误，从而导致实践的失误.这种苦头我们吃过不少，应深刻记取教训.第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较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尚未确定的过渡时期，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发展阶段. 改革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实行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 据此，有人认为我国已经倒退到过渡时期. 这是一种误解. 两者有着重要的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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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别：其一，过渡时期“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解决. 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经济是在没收官僚买办资本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公有经济虽是领导成分，但在数量上并不占绝对优势地位.１９５２年，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工业在全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例分别为４１５％和３３％，资本主义经济还占相当大的比重，农业和手A工业的个体经济占绝对优势，这种经济关系决定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到１９５６年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占总农户的９６３％；参加手工业合作社的人数占总数的A９２％；私营工业的９９％和私营商业人数的８５％实行了公私合营. 这标志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经到来，剥削阶级作为一个完整的阶级已不复存在，社会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因而其主要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其二，过渡时期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社会主义公有制不占主体地位，社会主义经济与非社会主义经济的矛盾是对抗性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经济成分并存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其他非社会主义经济只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要的有益的补充，两者的矛盾，从其性质上看，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不是对抗性的阶级之间的矛盾.其三，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此在整个社会必须抓阶级斗争；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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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并且为此不断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环节和部分.
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强大理论武器
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它也必然是继续发展的，绝不会僵化和凝固. 恩格斯用唯物辩证法研究社会发展问题时得出结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作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７卷，第４４３页）就是说，社会主义刚刚建立，必须清楚地认识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此基础上探索适合其发展状况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具体形式，因此，改革不可避免. 这可以说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最一般理论指导思想，但还应进一步研究我们当前改革的理论.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具体国情来看，改革的根据是：第一，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或作了教条的理解，或作了空想的理解，或附加了许多非社会主义的成分. 这样，就在社会主义实践中，或者追求当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的理想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模式；或者自己离开了此时此地的条件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具体结论加以理想化，然后去追求；或者在这种追求中，把社会主义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条件下才能实现的东西，如取消商品和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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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拿到生产力还很不发达的现阶段来实行. 这几种情况我们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第二，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在建设社会主义中创造了不可否认的丰富经验，但也发生过许多失误，如以高度集中统一的指令性计划管理办法来管理经济. 我们非但没有认识到它的弊端，反而将其当作社会主义的典范搬到我国来，致使我国也实行了一套僵化的经济体制，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 这是我们的教训之一.第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战争是我们与敌人斗争的经常的主要的形式. 这样，高度集中统一的一元化领导方法在党的各种生活的实行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经济生活中实行供给制也是行之有效的. 这一切转到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中来的时候，就发生了问题. 因为，我们工作的对象不是阶级敌人而是人民. 因而，改变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应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我们并没有这样做. 革命时期主要是解放生产力，现在主要是在解放了的生产力的基础上调动和发展生产力，所以实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就是必然的，而我们多年来恰恰在这个方面未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分配机制，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第四，由于我国社会的历史条件，封建主义的残余和小生产者的思想，在社会上流传太深太广了，这是一种强大的社会阻力，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同时资产阶级的影响也无时不在侵袭着人们的头脑.所有这一切，在我国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中都有顽强的表现，它们的存在及由此产生的弊端，严重地阻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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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问题的存在，我们认为既是初级阶段产生的原因，也是初级阶级造成的结果. 说它是原因，是因为由于历史的现实的种种原因，我们民族的各方面素质的发展受到约束，影响到我们民族的认识和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能力，建国以来发生的各种失误也就很难避免.说它是结果，是因为初级阶段，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体制中存在弊端也是很难避免的.两者互为因果. 因此，实行改革是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唯一途径. 实践证明，实行改革也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进的强大动力.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实践交相映晖，共同发展. 没有这理论，改革是盲目的，没有当前的改革实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也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而也不可能产生.
四、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与基本路线
１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任务A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从来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 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只有适应生产力的状况，才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产生，社会主义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的推进，以至共产主义的实现，都离不开生产力的发展.”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第５９～６０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第１版）早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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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９８０页）这些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观点，由于充实了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验、教训，变得更加生动、丰富而深刻.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同志突出地强调发展生产力的问题.他深刻地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
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 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要逐步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５２页）他还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 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辑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１０４页）这是总结我国多年来的经验教训所得出的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结论，也是检验当前改革搞的是合格的社会主义还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的重要依据.多年来，我们在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对生产力这个标准不重视，往往离开社会生产力抽象地讲社会主义原则，认为不断改变生产关系就是搞社会主义，认为搞平均主义就是搞社会主义，甚至认为普遍贫穷就是社会主义，等等. 致使我国社会本来就落后的生产力，即使在建立了社会主义这样好的社会制度以后，也没能发展到本来应该发展到的水平，反而拉大了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人民生活也没达到应该改善到的程度. 至今，许多“左”的东西之所以存在，有些同志对改革中出现的新事物缺乏热情，似乎是与这个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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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有重要关系的.近年来，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之所以谓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主要的是基于生产力落后的这个基本原因.因此，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一切工作的中心，作为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这样，就使我们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从根本方面来说，获得了转机. 应该认识到，只要我们坚持把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任务，并努力实现它，我们就一定能够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完成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任务，完成由农业人口占多数的手工劳动为基础的农业国逐步变为非农产业人口占多数的现代化的工业国的任务，完成由自然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变为高度发展的商品经济的任务，完成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体制的任务，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此，必须找好动力，利用并创造好的国际国内条件，在经济基础方面，在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努力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开辟道路. 这些既是实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的条件，也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任务的本身.社会主义是在改革中前进的. 如果说这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还是一个我们未能认识的理论问题，那么在当前已成为实践问题了. 长期形成的僵化的体制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因之不断遭到非议. 改革的实践证明，改革就是一种强大的动力，推动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从而也推动着生产力的发展. 我们祖国展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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勃勃生机，正是以改革作为原动力而出现的. 这是我们始终不渝要坚持下去的.社会主义是在对内对外开放中前进的. 一般地说，一个社会经济越发达，它便越开放，这是用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哲学道理可以说明的，而越开放，社会经济竞争、交流越使经济繁荣，两者互为条件，相辅相成. 在国际经济关系越来越密切的今天，一个国家要求得生存和发展，不实行开放政策是不可能的. 我国已打破了闭关锁国封闭观念的羁绊，更多地进入了世界经济的范围，大大推动了我国人民的视界和经济的发展. 这一历史的新进程已是不可移易的了，我们只会在这一基础上继续前进.可以预见，改革带来的开放的春风，只会把我国社会主义带到更加明媚灿烂的地方. 那时，社会主义无可置疑地胜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在前进中发展、壮大，它必须实现生产社会化、现代化，这是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基本条件之一. 然而，生产社会化和现代化的基本的前提条件，又是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 要达到这一步，还必须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在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前提下实行多种分配方式，在共同富裕的目标下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关系改革中需要实现的重要的任务.社会主义的前进还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需要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我国具体历史、现实的情况表明，人民民主专政不能削弱，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的就是使党和国家的职能更富有成效地实现，从而保证社会主义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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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这是在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中需要实现的任务.社会主义的发展，归根结底，要造就一代新人. 这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具体表现.我们要按照“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要求，提高整个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从而使我国人民以巨大的热情和创造精神献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２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A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１１月第１版）
基本路线的完整表述，丰富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内容，这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必然结论.我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而不是脱胎于资本主义. 这样，我们就不能照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书本上的东西，也不能照搬脱胎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东西，只有研究认识自己的国情，来确定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 我国各方面的落后，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矛盾，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落后决定的；这些问题的解决，归根到底是要靠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既是历史的结论，也是逻辑的结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上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有了这个中心，就要有保障的手段，这就是要走社会主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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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要有共产党的领导，要有人民民主专政来保障. 如果不是这样，也就没有社会主义. 同时，由于我们过去形成了僵化的经济体制和权力过分集中的政治体制，影响和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这就要改革，要坚持改革和开放的总方针和总政策，否则社会主义就要落后，世界上就没有我们应有的地位. 有了一个中心和两个基本点，就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结论是不证自明的.３有步骤分阶段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A搞现代化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我国最根本的国情. 必须依据这一国情规划我们的行动纲领，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实现现代化建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长期以来，我们在对待我国的发展阶段问题上有不少失误，因而对我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不足，一次次过高地提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到头来目标没有实现，还使我国经济遭到巨大损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战略着重点的转移，才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开始正确地认识我国国情.国情认识正确了，就可以提出明确的目标，同时规划出合理的战略步骤.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改变了过去曾提出的在本世纪内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把本世纪的奋斗目标调整为实现小康水平，即广大人民实现普遍丰衣足食和安居乐业. 十三大更是明确规划了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步骤大体分三步走：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１９８０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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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已基本完成. 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 第三步，到下个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然后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这样，我国的发展，就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指导下，找到了新的起点，从而为实现我们国家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的任务奠定了科学的基点. 十三大报告关于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战略步骤的论述，为我们稳妥、持续前进提供了理论的保证. 同时，也极大地激励着我国人民为实现这一宏伟壮丽而又十分艰巨的事业而努力奋斗. 这是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上的具体体现.４不断实践，继续前进A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８４５页）我们今天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无疑是比过去任何时候深刻得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就是认识深化的标志. 正如当年马克思的时代需要写出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论著，揭示出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列宁的时代需要撰写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论著，揭示出垄断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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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写出以《新民主主义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论著，揭示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 我们处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应当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论，揭示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用以指导我们的改革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现在可以说，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论已经确立，这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但是，我们必须继续前进. 应该看到，在我们面前，还有许许多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不可能产生成熟的理论. 人们的认识，只能不断地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深化. 我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两者关系也是一样. 因此，我们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用以不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两者互相促进，相辅相成.
（原载《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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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７—王首道文集
发扬革命传统 争取更大光荣
１９８８年１０月１日
浏阳地处湘赣边界，是一个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历史上，这里就曾是烽火四起、义旗高扬的农民暴动多发地区.进入近代以来，又先后爆发了“征义堂”起义、萍浏醴起义等较大的农民武装斗争，并且涌现了谭嗣同、唐才常、焦达峰、陈作新等一批杰出的爱国志士.“五四”运动后，随着新文化、新思想的广泛传播，特别是１９２５年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这里正式建立以后，这里的人民革命斗争更是蓬勃发展、如火如茶.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每一个历史阶段，都留下了浏阳人民英勇奋斗创立的光辉业绩.大革命时期，这里是全国农民运动最为活跃的地区之一.全县农协会员达３０余万人，居湖南全省之冠.农运的各项工作都开展得有声有色，以至附近各县称到浏阳为“留洋”。还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时期，中共浏阳县委（当时称地方执行委员会）十分重视军事工作，建立并且领导了一支拥有７００余人的工农义勇队，并在“马日事变”后，以这支武装为主力，组织农军举行了震动全国的“扑城讨许”斗争，不仅有力地打击了许克祥等反动派的嚣张气焰，而且为我党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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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革命传统 争取更大光荣 —７２７—
的武装斗争准备和锻炼了一支重要力量.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里爆发了著名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来又成为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区域，是苏维埃运动和土地革命开始最早、发展最好、坚持最久的地区之一.在长达１０年的时间内，浏阳人民积极参加和配合了秋收起义、平江起义、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创立、红三军团打长沙、文家市大捷、红一方面军成立和第二次打长沙、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历次反“围剿”以及３年游击战争等重大的革命斗争，并向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六军团、红十六军等主力和地方红军输送了数以万计的干部战士，为人民军队的创立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在这一阶段中，毛泽东、朱德、彭德怀、膝代远、黄公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多次亲临此地指导工作. 湖南省苏维埃政府也曾在这里驻留办公，中共湘鄂赣特委曾在这里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在此成立了中共湘鄂赣省委.抗日战争中，浏阳党组织又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与县内各种进步力量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多次给入侵的日寇以沉痛的打击.全国解放战争开始后，浏阳人民在各级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了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并做了大量的策反迎解放工作，为新中国的建立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在几十年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浏阳人民历尽艰辛，经受了多方面的考验.斗争中涌现了一大批英雄儿女.其中，有２万余人在革命征途上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和生命，一部分幸存者至今仍肩负着党和国家的重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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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２７—王首道文集
建设继续奋斗.鉴于上述情况，浏阳这片用烈士们的鲜血染红的土地，无论在党史还是在军史上都应有它一定的地位.它的斗争经验，是应当予以认真总结的. 这对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推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为了总结这段历史，浏阳县委曾于１９５９年组织人员进行资料的征集工作，并写出了初稿，后因“左”倾路线的干扰，这一工作被迫停止.１９８４年以后，县委又组织人员广泛征集史料，重新进行整理编写，终于完成了这一任务. 这是浏阳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我们这些老同志的久有心愿，是在浏阳县委领导下，广大党史工作者、出版工作者以及档案等有关部门有关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不久前，浏阳县委将这本史稿寄给了我.我是浏阳人，但在浏阳工作的时间不长，了解的情况也不多，仅翻阅了自己所经历的一些片段. 总的印象是，这本仅２０万字的史稿，资料丰富、翔实，系统而择要地记述和总结了这个地区近百年来的斗争历程和经验教训. 笔墨简练，文字流畅，用生动的文笔，勾画了一组英雄群像，是一本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由于年深月久，文献散失，知情者日少，故有些重要史料尚未列入，以致史稿某些章节内容不够充实.这些问题，有待将来再版时加以解决.浏阳县委的同志一再嘱咐我在该书出版前说点话，我就说这些吧.（原载《浏阳人民革命斗争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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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术优德 尽职尽责 —９２７—
优术优德 尽职尽责——悼念眼科专家毛文书教授
１９８８年１１月２０日
著名眼科专家、我国第一个眼科中心——中山眼科中心的主持人毛文书教授于今年９月１日不幸与世长辞了. 噩耗传来，我们全家都为之悲痛.她那高超的医术，高尚的医德，尽职尽责的革命精神，以及平易近人、热情和蔼的朴素作风，立时再现在我的眼前.毛文书教授同我全家有着愉快的交往. 我在广东工作期间，她就为我治过眼疾，还为我的妻子易纪均同志进行过眼睛良性小瘤的切除手术，直到前年冬季我去广东时，她还到宾馆去看望我，并为我检查了眼睛，给予了精心的治疗. 毛教授精通眼科医疗技术，曾为中央许多领导同志治疗眼疾，如邓颖超大姐、帅孟奇大姐和叶剑英、聂荣臻、周建人等.“文革”
中有人说她是走上层路线的，其实这是病者的要求，也是中央领导同志给她的任务.正如每一个熟悉毛教授的人都共同感到的那样，她不仅医术高超，而且她那一切为患者着想的高尚医德也堪称表率.她从年轻时候起直到７８岁高龄，一直是每天工作十几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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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７—王首道文集
时，而且对待病人无论职务高低，也不分老少妇孺，都一视同仁，唯求把病查明治好. 但作为一位著名的专家来说，这些还不足以说明她的全部，为了估价她对祖国人民做出的贡献，还必须从她毕生所从事的眼科医疗和科研事业说起.为了发展和提高我国的眼科医疗事业，为了给广大人民群众解除眼睛的病痛，毛文书教授同她的丈夫、已故著名眼科专家陈耀真教授携手并进，他们的足迹留在我国许多繁华的城市和偏远的乡村.４０年代，他们夫妻俩到达四川藏区为藏族同胞治病，７０年代又到海南岛为黎族苗族同胞服务，近几年他们还曾准备到西藏去，只是由于年老多病未能成行.为了建立眼科医院，他们夫妻共同奋斗了几十年. １９８３年在他们与有关同事、学友的共同努力下，在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领导的支持下，我国第一个眼科中心——中山眼科中心终于成立了. 这是个从事眼科教学、医疗、科研和防盲事业的新型综合体.陈耀真教授担任名誉主任，毛教授直到逝世前一直主持中心工作.这个中心设有青光眼、白内障、眼肿瘤等１４个专科门诊，有病床２１０张，年门诊量达１８万人次.它在国内外都享有一定声誉，是我国最早开展眼科显微手术玻璃体切割术的单位之一，角膜移植术和青光眼的诊治也有较高水平.在视网膜微循环、视觉电生理等的科研方面也已进入国际先进行列.中心的医疗专家担任的各级科学基金资助课题３５项，其中有１９项国家级课题，有１１项获得国家、省和医科大学的科研成果奖.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毛教授身体力行，精心培养了良好的院风医德，不断培养出德才兼优的好医生.他们随时注意选拔优秀的中青年干部，在手术中以老带新，大胆让年轻医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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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术优德 尽职尽责 —１３７—
实践中锻炼成长，同时给以精心的指导，严格的要求，从而使整个中心的医疗始终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现任中山眼科医院院长的李绍珍教授就是毛教授１９５９年带出的研究生.后来李院长又带出了新的研究生，并把毛教授的好作风传了下去，使许多人才不断脱颖而出，建立起了人才梯队.该中心每周有３个上午做手术，每月中型手术近５０人次，但１０余年来从未出过事故.毛教授夫妇都曾到国外留学，以后同国外同行也时有往来，这对于了解信息、引进先进技术都有很大帮助.毛文书教授夫妇以他们自己毕生的精力为祖国的眼科事业做出了伟大的贡献，为祖国的医务工作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为祖国医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坚信，将有千万双被治愈的眼睛向他们展现感激的泪花，并有千万双灵巧的手继承他们的事业，不断地把光明献给不幸的眼疾患者.现在我谨以心香一瓣，试写成散文诗一首，献给两位逝世的光明使者——毛文书和陈耀真：不必用鲜花、美酒向你俩祭奠，——自有千千万万双眼疾患者声声呼唤我们光明的使者，含着感激的泪花向你们涌来……
你们开展的眼科显微手术，是科学和幻想结合的梦境；你们开拓的眼球体切割术的成功，使世代追求的神话成为现实.你们是医学眼科中另一种“人类的取火者”
，给一切失盲者，带来真正的光明，一个真正的世界. 只有知道在黑暗世界中生活痛苦的人，只有知道光明才是幸福泉源的人，才会为你俩圣洁的灵魂深深地悼念！光明使者永存.（原载《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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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７—王首道文集
从严治党与廉政建设——为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而作
１９８９年４月５日[奇+书+网]
这次回湖南，适逢中共湖南省委批准成立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闻讯不禁欣然振奋.我自从２０岁时在广州第六届农讲所亲聆毛泽东同志教诲之后，在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里曾长期在毛泽东同志的指导下工作，对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历史地位和作用，确是有亲身体会的. 现在有一种看法，说毛泽东思想只对革命战争年代有效，而不适用于搞商品经济.这是一种误解，观点片面. 尽管毛泽东思想作为一种科学体系本身需要发展，原有的一些结论可能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再合乎实际，但是毛泽东思想那些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光辉的原理、原则、立场、观点、方法，对于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仍是改革开放事业勃勃生机的原因所在. 仅就当前三令五申的廉政建设而言，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关于执政党建设的一系列论述和治党从严的原则，如能切实贯彻始终，必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大大促进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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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治党与廉政建设 —３７—
的廉政建设.早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就告诫全党务必保持谦虚谨慎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特别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经得起由战争到和平、从农村进城市的转变的考验.４０年过去了，我认为在大改革、大开放的潮流中，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尚未建成的情况下，执政党的几千万党员所面临的考验，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峻，更加复杂. 众所周知，改革开放１０年以来，有许多共产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经不起新的考验，跌了跤子，受到党纪、政纪、国法的惩处，也为社会公众舆论所不齿. 这不仅仅是他们个人蜕化变质、违法乱纪的严重事情，更大的祸害是，这种人和事的层出不穷，损害了改革和建设的健康发展，败坏了党风党纪，损害了党的形象，滋长了党政机关的腐败现象，同时也助长了社会上的沉渣泛起，歪风流行. 这说明执政党的从严治党，已成为当务之急. 毛泽东同志过去曾强调，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这句老话至今仍显得十分精到. 执政党要为政清廉，一靠党员，二靠制度，而这两者的前提都是从严治党. 在这里，我举一个延安时的例子. 抗战初期，八路军的一位指挥员回延安见毛主席，递上一张“国民革命军少将×××”头衔的名片. 毛主席当即询问他前方情况，而有些问题他答不出来. 主席就批评他说：你这个“少将”还不如“芝麻酱”和“豆腐酱”。及时而严厉的批评给这位指挥员敲了警钟，帮助他扫除了以受国民党委任当官为荣耀的思想灰尘. 我们今天是当共产党的官了，但高官荣禄的思想仍十分有害. 有些党员干部名义为“公仆”
，实际上是当官做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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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７—王首道文集
自我感觉是老百姓的“衣食父母”
，爱颐指气使，摆官架子耍官威风，甚至有不少人做“官商”
、“官倒”和贪官，以权谋私，以利换钱，窃取民脂民膏养肥了自己、家人和亲朋戚友.对这种党员干部，不论官尊几品，也不管后台几多，都必须绳之以法.但是，我认为又不能仅仅依靠或等待绳之以法，而更应当在此之前就拿起党内思想斗争的武器，开展真正的党内批评，一来防患于未然，二来能及早解决问题，减少其危害，以消除人民群众的不满和愤慨情绪.批评和自我批评，本来是毛泽东同志创立的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作风，但是近年来讲得很不够，叫作表扬容易批评难，严肃的对上级的批评更难，使得一次次兴师动众的端正党风、整顿作风、清除腐败现象的工作难以让人民看到实效. 这一次廉政建设，人民期望很高，国内外亦很瞩目，能否贯彻落实十三届三中全会的正确方针，关系极其重大. 我认为，本着治党从严原则，重新拿起批评的武器，敢于大胆地揭露批评党内的不正之风问题，也是加强党内民主生活、实现为政清廉的重要一环.在今年３月的七届二次人大、政协会议上，有许多代表、委员提出中央领导人要带头过苦日子的诤言卓见，是很尖锐的，很正确的. 从严治党，为政清廉，必须从中央首先做到，从领导干部首先做到. 以身作则，才能令行禁止. 在过去的革命岁月中，我们党和军队的领导人可为艰苦奋斗的表率.在艰难困苦的抗战中，毛泽东等领袖人物带头开荒种地，对于大生产运动的开展是起了推动作用的.５０年代初，毛主席批准杀了党员高级干部刘青山、张子善，全党肃然，风气为之一正. 当然，现在情况与以前大不一样了，反腐败斗争和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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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严治党与廉政建设 —５３７—
政建设也不能再靠一次“三反五反”
或杀两个人来解决了.但是，并不能因此就可以不反、不杀了，就可以不抓党的高级干部的问题了. 只有首先对党员领导干部从严要求，敢于自上而下地清除腐败现象，惩处堕落分子，实行为政清廉，才可能对全体党员从严要求，普遍而有效地推进廉政建设，从而改变目前县里看省里，省里看中央的消级延宕局面. 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是他在艰苦奋斗方面是做得很好的，在严格要求自己和家人，反对特殊化方面也是值得钦佩的，他的长子毛岸英同志就牺牲在抗美援朝战场. 作为党和国家的领袖，这是难能可贵的. 他这方面做得好，对全党和全国的影响是久远的.５０年代及以后一段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比较正，与党中央当时的所言所为是分不开的. 雷锋精神就是那个时代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的必然产物. 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这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带来的.我们的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不能因此而丢弃艰苦奋斗的精神实质，忘记全国还有为数不少的人民群众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更不能先天下之乐而乐，利用各种权利和手段为个人谋取私利. 中国有句古语叫作“成由勤俭败由奢”
，是至理名言. 历史的教训和现实的问题都时刻在提醒我们：骄兵必败.因此，廉政建设必须从严治党. 要知道，共产党的宗旨首先在于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而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是为严明的党纪所绝对不允许的. 关于这一方面，我们可以从毛泽东思想中汲取大量的丰富的精神营养. 我希望，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成立以后，除了按照５年科研规划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之外，也要注重切合实际，针对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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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７—王首道文集
从毛泽东思想宝库中发掘于改革开放事业有直接指导作用的理论精华，服务于现代化建设. 特别是关于从严治党与廉政建设的问题，是毛泽东思想研究和改革开放实践中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 我只提出个引子，建议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对此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为我们党的廉政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本文是在湖南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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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南 征 —７３７—
忆 南 征
１９８９年８月
抗日战争后期，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派遣八路军第１２０师３５９旅主力南征，到湖南、广东、江西去创建抗日根据地. 这是一个重大战略部署.南征，是一次艰难的战斗历程.３５９旅主力于１９４４年１１月从延安出发，挺进华南，１９４５年９月北返中原，１９４６年９月重返延安，历时近两年. 全体指战员以无比惊人的毅力和顽强的革命意志，战胜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围追堵截，冲破山岳河流险阻，克服严寒酷暑和饥饿伤病等许多困难，行程１万余公里，被毛泽东同志誉为“第二个长征.”
一、战略决策
１９４４年，抗日战争发展到接近战略反攻阶段. 日本侵略者在太平洋战线逐渐失利，在中国大陆已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为了打通补给东南亚各地日军的大陆交通线，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 国民党军在这次战役中，遭到抗战以来的又一次大溃败，损兵数十万，丢掉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大片国土和１００多座城市，使６００万同胞陷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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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７—王首道文集
日军铁蹄之下. 与此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对日军发动了局部反攻，歼灭了大量敌人，收复了大片国土，已经拥有１９个解放区，９００多万人口，５０多万军队，２０多万民兵，成为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为此，１９４４年秋，党中央制定了一个重大决策：派遣八路军３５９旅主力和抽调一些干部挺进华南，深入敌后，宣传发动群众，建立湘鄂赣抗日根据地，并以此为依托，继续向南发展，打通南北通路，北与鄂豫皖边区李先念率领的新四军第５师、南与广东曾生率领的东江抗日纵队连成一片，力求开辟湘粤赣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那时，３５９旅正驻在延安东南４５公里的南泥湾，屯垦练兵，开展大生产运动，保卫陕甘宁边区，随时准备打仗. 王震任旅长兼政委.７月的一天，毛泽东同志把王震找去，交代任务.毛泽东同志首先询问了部队的生产和军政训练的情况，然后从国内外形势谈起，阐述了党中央的战略部署. 他说：当前不论国际形势还是国内形势，都对中国革命空前有利，德日法西斯的灭亡已成定局. 国共力量对比正在发生很大变化. 中国要胜利，中国人民要解放，都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目前，我们就是准备如何迎接胜利.毛泽东同志停了一下继续说：大家都希望战争快些结束.两年前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那篇文章里也说过，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胜利，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希特勒只有死路一条可走了.日本法西斯也将一天天更加困难.但是，战争还要打下去，战区还可能扩大. 美国的强大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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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南 征 —９３７—
可能在菲律宾登陆，切断日本通向南洋的海上交通线，日本军队就只有打通大陆交通线. 现在粤汉路日军南北对进，已快会合，并有打通湘桂的企图，下一步还可能进攻贵州、四川、云南，把蒋委员长从峨嵋山上赶下来. 这样，战争可能还要打两三年.一旦美国逼近日本本土，在中国沿海登陆，日军就可能从印度支那、暹罗（今泰国）
、缅甸后撤，从华南收缩兵力，退守上海、山东和辽宁. 那时，中国的抗日战争将转入战略反攻阶级，蒋介石也会下山，内战危险也将十分严重.我们要抓紧这一有利时机，到日本军队后而去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解放自己，推翻敌伪的残酷统治，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民主政权.毛泽东同志接着说：在当前形势下，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巩固华北、华中，发展华南，就是要向河南、湖南、广东、广西、浙江发展. 作为中央的部署之一，是由你们３５９旅组成南下支队，并护送干部挺进华南，会合东江纵队开辟湘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把华中和华南联系起来. 这样，在日本军队退到山东等沿海地区时，你们就可以配合全国各战场的强大反攻，收复失地. 在抗战胜利后，如果蒋介石依靠外国势力把内战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我们也能进退有据，牵制其南方一线，配合各解放区的自卫战争，打败蒋介石，建设新中国.接着，毛泽东同志对组织南下支队作了具体指示.他说，３５９旅要全部南下，再加上一批地方干部，包括从广东、广西来延安学习的干部，分成两个梯队.你带领第一梯队先走，等你们与东江纵队会合了，第二梯队再继续南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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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４７—王首道文集
这次谈话以后，毛泽东和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即考虑这支部队的组成问题.当时，我有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经常受到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的亲切教诲.８月间，我获悉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拟派遣一支部队挺进华南，深入敌后，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便向党中央请求参加这次军事活动，终于获得批准.９月１日，党中央在杨家岭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讨论了南下支队的组建和集训干部等问题.１０月３１日，党中央又召开了一次书记处会议，参加南征的主要领导同志也列席了会议. 这次会议最后确定了南征的区域和组织机构，组成“国民革命军第１８集团军独立第１游击支队”
（简称“南下支队”）
，由王震、王首道、贺炳炎、廖汉生、王恩茂、文建武、张成台、刘型８位同志组成军政委员会，以王首道为书记，支队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王首道，副司令员郭鹏，副政治委员王恩茂，参谋长朱早观，副参谋长苏鳌、邹毕兆，政治部主任刘型，副主任李立. 以３５９旅７１７团两个营组成第１大队，大队长陈外欧，政委李铨；７１８团３个营组成第２大队，大队长陈宗尧，政委罗章；７１９团１个营组成第３大队，大队长张仲瀚，政委曾涤；特务团之教导营及旅直参谋训练队组成第４大队，大队长徐国贤，政委廖明.中央调赴新四军５师工作随军南下的干部组成第５、第６大队，由贺炳炎、廖汉生率领第５大队，文建武、张成台率领第６大队. 全支队共约５００人.除南下支队外，３５９旅还留下一部约５００人，由副旅长苏进、参谋长刘转连、政治部主任李信领导，继续担负保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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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南 征 —１４７—
边区和从事生产建设的任务，准备作为南征第二梯队，待机南下.为了完成党中央交给的光荣任务，部队出发前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营以上干部集中在中央党校举办了一期训练班，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和敌后工作的经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聂荣臻等同志都亲自给我们讲课. 毛泽东同志在１０月２５日的重要讲话中反复指出：我们的前途是光明的，但也有很多困难.这一回你们是去长征的，一直到湖南、广东，要准备饿饭，没有房子住，生病受伤没有人抬担架，要有克服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的精神准备. 他最后说，我讲的许多话有一个原则，就是为中国人民服务.我们整个党和军队都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了人民的利益，我们准备牺牲一切，包括生命. 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我们应该这样做.这期训练班，为我们南征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与此同时，连以下干部学习了《军队政治工作》等文件，对部队开展了深入的思想动员，使每个干部战士都明确这次进军的目的和意义.党中央从各方面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南征的同志. 在物资方面，为部队补充了武器、弹药、服装、粮食和经费.中央组织部还派专职干部，负责把部队家属组织起来，成立“家属学校”
，上午学习文化和时事政治，下午纺纱织布，参加劳动生产.１０月中旬，部队开始从南泥湾、金盆湾一线向延安城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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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７—王首道文集
集结待命.
二、誓师南征
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日，南下支队誓师出征.上午，全支队人马集合在延安东关飞机场上，举行誓师阅兵仪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检阅了部队. 毛泽东、朱德、任弼时、叶剑英、贺龙等领导同志还先后讲了话，勉励部队要以最大的毅力去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英勇作战，狠狠打击敌人，解放中华民族. 最后，王震带领全体南征指战员向党中央庄严宣誓：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是为了解放千百万华南的人民而南征.我们要严格遵守革命纪律，爱护人民，保护人民，紧密团结，克服困难，英勇作战，用我们的血和肉，献给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１１月１０日，南下支队告别延安，开始了南征.部队行军３天，经过延川县境到达清涧.休息３天后，进驻陕甘宁边区重镇绥德，在这里召开了连以上干部会议，再次向大家阐明了南征的意义，强调整肃部队作风，布置了东渡黄河的准备工作.１１月２０日，部队从绥德启程东进，于次日到达黄河西岸的螅蜊峪一带，用两天时间从这里渡过黄河，然后通过山西省离（石）临（县）公路，进入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吕梁山区.为了查明敌情，部队在刘家会停留了７天，受到了当地党政军民的慰劳和支援.１１月３０日拂晓，部队从刘家会出发，行程近４０公里，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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忆 南 征 —３４７—
天在张家塔宿营. 第二天午夜继续前进，通过离（石）岚（县）公路. 从前天起，天空就不停地飘着雪花，这时越下越大，由于山势陡斜，人和牲口不断在雪地上摔倒，有几匹马甚至滚下山沟摔死了.部队雪夜行军３２公里，天亮时到达离石县的鸦儿崖.怎样通过同蒲路，是一大难题. 日本侵略军在铁路沿线及附近地区派重兵把守，还有装甲车日夜巡逻. 流经铁路西侧的汾河，西边是５０多公里宽的平原.敌人利用汾河这一天然地形条件，在各重要渡口和桥梁两侧都筑有碉堡和岗楼，作为确保同蒲路的天然屏障.越过这道封锁线，才能取道南下.同时，阎锡山在孝义兑九峪一线构筑了工事，防我甚严. 经请示中央军委，我们决定绕开阎锡山防区，设法从日军控制的汾阳、平遥地区越过同蒲路，对可能出现的种种困难作了充分的估计和相应的准备. 敌有重兵把守，我们部队的行动必须高度机动和隐蔽.地形极为复杂，部队必须尽量轻装.供给部的骡马由２７头减至５头，全支队的骡马减少一半.王震把从延安带来的被子和毛毯都精减了，王恩茂也精减了１条毛毯，战士们把随身携带的许多物品送给了当地群众.１２月４日拂晓，部队从鸦儿崖出发，眼前漫山是雪，寒风凛冽，不能停下休息.７日下午，部队分成左右两个纵队向东南疾进，进入平川后天已近黑.整个部队处于临战状态，随时准备同敌人厮杀.走着走着，眼前出现一片白花花的冰滩.这是敌人为了割断延安与太岳、太行等根据地的陆路联络，扒开汾河的西大堤，放水淹没了这里的万顷良田，使这里的群众无家可归，无田可种. 部队走到冰滩上，到处是人和牲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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摔倒的声音. 部队越过冰滩，跨过汾河便桥，快步走一个多小时，便看到了同蒲路. 大家更紧张起来，有的揭开了手榴弹盖，有的打开了枪支的保险机，准备同敌人搏斗. 当陈宗尧率领的右路纵队冲上铁路时，从平遥方向突然开来１辆敌人巡逻的铁甲车，接着向我猛烈开炮. 这时，王震跃上铁路，指挥前卫部队反击敌人. 一时间，手榴弹在敌人的铁甲车四周爆炸，步枪和机枪一齐射向敌人. 敌人的铁甲车很快逃走了. 我们的部队顺利通过了同蒲路. 在这样的条件下，跨汾河，过同蒲，一夜行军９０公里，在步兵史上是罕见的.越过同蒲路不久，部队向南直插，进入了太岳山区的绵上县、沁水县，准备从毛田渡南渡黄河. 经过派出大量干部和侦察分队反复侦察，发现毛田渡上游几里的地方，黄河结了冰，形成一道冰桥.１２月２７日，部队越过冰桥，到了黄河南岸，进入河南境内. 当天，我们即向党中央、毛主席报告南渡黄河的喜讯.不久就收到毛主席祝贺我们“５０天行军，安全渡过黄河”的回电.１２月２９日，我们拟从千秋镇附近过陇海路，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张荫梧所部的阻击. 我们耐心向他们说明，我们是八路军，是到敌后去抗日的，希望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 但这些坚决反共、反人民的顽军，蛮横无理，继续向我军射击，打死打伤我先头连１０余人.我军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奋起自卫反击，俘敌１３０余人，占领千秋镇. 第二天，我们在千秋镇附近的石河、峪口一带通过了陇海路.下午，又徒涉洛河. 这时洛河两岸结着薄冰，河中央飘浮着大大小小的冰块，指战员们脱掉棉裤、棉袜蹚水过河，顿时冰得直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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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颤，但是，全支队硬是徒涉了过去.１２月３１日，部队进至宜阳县西南的东、西赵堡，在这里度过了１９４４年岁末和１９４５年岁初. 当地群众一贫如洗，部队在附近搞不到粮食，以致元旦这天几乎连两顿干饭也难保证，早、晚餐大部分连队是小米粥加红薯. 艰苦的物质生活并没有影响指战员们的情绪.部队到达河南境内，已进入日、伪、顽军纵深区，敌情一天比一天严重.１月３日部队徒涉伊河，４日越过汝河. 每到一地，都遭到伪军的袭击和骚扰，这不仅影响部队的行军速度，而且多走了许多不必要走的路，使人疲惫不堪.１月６日，当我军进入鲁山县的黄沟时，早已得知我军南下的日军，已在许昌、漯河一带增兵集结. 他们利用其占据的铁路、公路，严密布防，层层堵截，妄图将我军消灭在这个地区. 当部队从鲁山县城东、西两侧向南运动时，被一辆敌人的汽车发现，敌人随即从鲁山城赶来向我们开火. 我前卫部队迅速占领有利地形，将敌人击溃. 当我后卫部队通过时，鲁山的日军又重新组织兵力，并调动７～８辆坦克和装甲车，以更猛烈的炮火向我反扑过来. 第３大队张仲瀚大队长即令１营２连组织一个加强排的兵力，占领有利地形坚决抵抗，并亲自到这个排的阵地去指挥战斗，掩护其他部队通过公路. 这个排英勇作战，战士杨正春用手榴弹炸毁敌人３辆坦克后，光荣牺牲. 全排在排长严正祥带领指挥下，打退敌人一次又一次的冲锋，紧紧箝制着敌人的坦克和装甲车，完成了掩护任务，严排长以下１８名同志英勇牺牲.过了鲁山，南下支队就驰骋在辽阔的黄、淮大平原上.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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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鲁山县东南的王庄时，新四军第５师来电和我们取得了联系.１月８日，部队踏着雪地，行军４０公里，抵杨庄宿营，次日又走了２５公里，到达叶县西南的罗冲. 此时，日、伪军和顽军又企图对我夹击. 于是，部队又顶着７级左右的狂风在午夜出发了. 积雪过膝，寒风刺骨，每前进一步都要费很大气力. 经过连续７个小时的雪地艰苦行军，于次日拂晓脱离了危险地带. 此后，又经过几天雪地行军，通过日、伪、顽军接合部，进入确山县所属的仪封镇.１月１６日早晨，部队从仪封南下.第２大队刚走出鸭口，只见前面瓦岗寨浓烟滚滚，火光冲天，从寨子里传出一片喝斥声和凄厉的哭喊声.原来是一股日军正在这里烧杀掳掠.陈宗尧大队长亲自率领３营出击，迅速展开队伍，占领了山地一处有利地形，朝山下敌人猛烈开火，打得日军人仰马翻.战斗从开始到结束不到１个小时，歼灭日军数十人，缴机枪１挺、步枪３０余支，还有几大车无线电器材和军用物资. 当地群众对我军无比敬佩，团团围住我指战员们，说：“你们真是解救老百姓的天兵神将啊！”
日军在瓦岗地区遭我痛击后，企图伺机报复，在平汉路沿线集中了７个大队约１３００余人，加上各据点伪军２００多人，分兵３路合击我军：一路由新安店、李新店西进；一路由明港北上；一路由确山、邢店、竹沟南下.１９日上午，支队司令部向各大队发出命令，决定于当天下午４时，按原定计划，全支队分两路纵队同时出发，通过平汉路. 下午１时许，第１大队的２连、５连同时报告，发现日伪军共１００余人，从新安店、李新店方向径向我主阵地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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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我２连、５连指战员已全部进入阵地，准备迎击敌人. 陈大队长和李政委当即赶到主阵地详细了解敌情，检查工事，下令该大队１、２营除２连和５连外，其余各连立即占领二线和纵深阵地.将近２时，５００多名日军展开战斗队形开始接近我主阵地，后面还有近千名伪军尾随跟进. 由于我指战员利用积雪布置了天然伪装，使整个筑有工事的山头看上去一片雪白，日伪军直到距我数十米远时仍未发现我主阵地配置情况.这时我指挥员一声令下，２、５连的步枪、机枪和配给他们的４挺重机枪一齐开火，投弹能手们将手榴弹雨点似地投进敌军第一线战斗队形，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狼狈溃退，我阵地前留下了数十具敌人尸体. 日军遭到这一突然打击后并不甘心，随后在猛烈的炮火掩护下，重新组织了第二次、第三次进攻，但均被我打了回去. 接着，日军又命令处于第二线的伪军向我进攻，连续冲锋４次，每次都是还没有进到其想到达的地段，就被我军打得抱头鼠窜. 战斗持续４个小时，日伪军始终未能前进一步. 随后，在１大队的掩护下，主力顺利通过了平汉路.
三、中原会师
部队通过平汉路到胡庄的当天，我豫南游击兵团司令部领导的路东指挥部，立即派人与我们取得了联系.第二天，我军在向徒沟以北地区移动时，捉到国民党顽军１名通信人员，在他身上搜出１封信，信上诬我人民抗日武装为“奸匪”
，声称他们正全力“准备攻奸”。我军当即站在自卫的立场上，配合边区军民连克陡沟、老店及其附近７个村落，两天中俘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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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４００人，胜利地保卫了我豫南游击根据地.１月２３日，部队徒涉淮河，２５日徒涉浉河，接着向豫鄂边境进发. 当部队翻过鸡公山东麓，接近鄂北礼山县（今大悟县）浬城时，新四军第５师派来迎接我们的队伍也即将到达. 突然，侦察员跑来报告：“前面发现日伪军１个中队１０余人，企图阻止我军和新四军会合.”
指战员们听到这个消息，都认为机不可失，坚持要求消灭这股敌人. 王震当即下令：“一定要把敌人全歼在豫鄂边区的大门口！”我们事先与新四军第５师取得了联系，分别沿浬域左右两侧运动过去，迅速把敌人包围起来. 战斗打响后，我两军战友一齐向日伪军冲杀，很快就把这股敌人全部歼灭. 在胜利的欢呼声中，我们和新四军战友会合在一起.新四军的战友们夸奖我们：“八路军老大哥真行，一上来就打了个歼灭战！”我们的战士说：“今天是双喜临门：两军会合，又打了胜仗，你们立了头一功！”
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１月２７日，部队到达礼山县的下家河. 全支队集合在一片沙滩上，由我和王震向部队讲话.王震强调指出：现在，我们就要同兄弟部队新四军第５师会合了.５师的战友们在李先念、郑位三同志的领导下，同豫鄂皖湘赣边区人民一起，在敌后收复了广大的国土，创造了中原解放区. 他们已成为一支不可战胜的人民抗日武装，我们要向他们好好学习. 我接着向部队宣布了有关注意事项，要求部队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模范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要注意向新四军第５师的战友们学习，搞好团结，并肩战斗.新四军第５师是一支英雄的抗日部队. 早在抗日战争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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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不久，党中央就派李先念同志到鄂中、鄂东一带，与当地抗日游击队取得联系，组成了新四军鄂豫边挺进纵队，在这一地区发动了广泛的抗日游击战争，鼓舞了中原地区广大军民抗战胜利的信心.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这支部队很快发展到１万多人，鄂豫解放区也得到迅速发展.皖南事变后，鄂豫边挺进纵队和鄂豫边区的人民武装改编为新四军第５师，由李先念任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 从此，他们更积极地活动在豫鄂皖湘赣边区，在中原大地上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１９４４年豫湘桂战役以后，他们毅然同时分兵北上与南下，先后收复国土１２５万平方公里，解放同胞１５０万人，巩固和扩A大了抗日解放区. 现在的豫鄂皖湘赣边区，已成为一个面积７５万平方公里、人口９２０万的大解放区.然而，即使在这样A的情况下，由于日伪顽军的重兵包围，５师的战友们面临的困难仍然不少.我们部队一到５师驻地，就受到５师战友和鄂豫边区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大力支持.１月２９日，八路军南下支队和新四军第５师举行了会师大会.李先念同志首先致词说：“八路军老大哥在北方打了许多胜仗，英勇善战，经验丰富，我们５师总想学，但是在见到你们之前总也学不像. 这一次同志们来了，我们要好好地学，加倍提高我们的战斗力.”他最后说：“党中央、毛主席派遣八路军南下，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鄂豫边区是个突出地带，我们在日伪军和反动顽固势力的包围夹击之下，战斗非常频繁，很希望老大哥来助一臂之力，今天你们来了，我们就不是一支孤军了. 你们的到来，把华北、华中连成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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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我们的人民抗日武装，就从遥远的东北向南摆开，一直摆到华南，摆到海南岛.“接着，王震讲话. 他先风趣地说道：”同志们！
昨天我留着一脸大胡子，好像个老大哥的样子.今天我把胡子一剃，实际上只算得上个小弟弟.“
场上发出一阵笑声. 王震接着说：“党中央、毛主席委托我们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 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并致以崇高的敬礼！我们这次南下和新四军５师会合，决心在李先念同志的领导下，成为５师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就加入５师了！我们决心狠狠地打击敌人，保卫鄂豫边区，把胜利的旗帜插到敌后去！”
当时. 我正患感冒，在大家的要求下，盛情难却，便哑着嗓子说：“在延安时毛主席说过，新四军５师战斗在日为顽军的心腹地带，创造了丰富的经验，要我们虚心地向你们学习. 今天我们亲自来看了，果然名不虚传，值得我们好好学习. 我们衷心感谢５师战友和边区人民对我们的热烈欢迎和盛情接待. 我们用什么来感谢你们呢？最好的礼物就是胜利地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交给我们的任务，这就是高举抗日的旗帜，实行抗日的政策，以抗日的实际行动，缩小敌占区，扩大解放区，继续创造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
大会在一片吹呼声中胜利结束.中原会师为我们继续南征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全体指战员增强了信心和勇气，也极大地鼓舞了豫鄂皖湘赣边区以及敌后的广大军民. 对于这次会师的意义，当时我党在重庆出版的《新华日报》曾指出：“八路军南下支队和新四军第５师的胜利会师.使５省边区有了通往陕甘宁边区的直达交通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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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华北、华中的人民武装连接了起来. 这一会师，扩大了华中解放区，缩小了华中沦陷区；这一会师，打击了敌人，减杀了日军在正面战场的气焰！
现在，５省边区不再是在日伪顽军夹击包围的形势之中了.“
随后，南下支队向边区和５师移交了随军南下的干部，取消了两个干部大队的建制. 全支队在大悟山地区休整了１７天，对南下以来各方面的工作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并研究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准备踏上新的征程.在中原休整期间，我们南下支队军政委员会成员参加了鄂豫边区党委会议，学习和讨论了中央的指示，研究了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经过充分讨论，确定中原地区今后的工作方针是：以发展为主，着重恢复与扩大鄂南根据地，同时兼顾现有解放区的巩固工作. 会后，边区党委和新四军第５师领导号召全体军民节衣缩食，以最大努力支援大军南下，为解放江南人民做出贡献.
四、转战鄂南
２月１４日，南下支队告别５师战友和边区人民，向鄂南挺进.前进方向最大的障碍就是跨越长江天险.５师为了保证我们胜利渡江，决定派１４旅旅长、第４军分区司令员张体学率领４０团和４１团配合我们挺进鄂南，建立敌后根据地.当时，武汉三镇以东的大江两岸，大小城镇都被日伪军占领.在江北岸大别山一带，有国民党桂系６５军和鄂东挺进第１６纵队守备. 在这些地区，日伪军和国民党军互相穿插，犬牙交错. 我军南下渡江，不可避免地要同时穿过日伪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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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军占领区.国民党顽军获悉我军南下，如同芒刺在背，立即和日伪军暗地勾结，调集３个师的兵力，严密封锁这一带渡口，妄图把我们消灭在长江北岸.我们决定，利用日伪和顽军之间的矛盾，出敌不意，在敌防守最严的路线，从蕲春的田家镇渡江到新阳地区，并把整个部队分为３批前进. 我主力进入国民党军占领区后，沿途不断遭到顽军的堵击尾追. 在渡江过程中，又遭到日军的飞机轰炸和快艇巡查. 但一个个的困难都被克服了.２月２４日拂晓，我南下支队全部踏上长江南岸，进入了鄂南.鄂南地区东、北、西三面濒临长江，南部与湘赣两省相邻，整个地区包括武昌、嘉鱼、咸宁、蒲圻、通山、通城、阳新、大冶、鄂城和黄石等１１个县市. 这一地区在军事上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特别是在南部大幕山地区，有着发展游击战争的天然条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是重要根据地之一.我们和５师战友一致认为，在这里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既能巩固中原，威胁武汉，牵制敌人的正面进攻，又可继续向南发展，成为对日反攻作战的前哨阵地. 因此，我们决定以此为出发点，打开南北通道，把中原地区和华南地区的抗日力量连在一起.可是，当我们南渡长江到达鄂南后，看到这片交通发达、资源丰富的地区，已被万恶的日本侵略者糟蹋得不成样子，到处一片荒凉景象.日伪军不仅占领了１１个县市，而且在粤汉铁路和几条公路沿线构筑了大量碉堡工事，建立了许多据点.广大山区和偏僻乡村，大多数被汉奸、土匪和国民党顽固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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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力所盘据，鄂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为了鼓舞当地人民群众的抗战热情，我军决定给日军一次沉重打击.２月２５日，正当部队通过阳新和大冶之间的公路时，突然有３辆汽车疾驰而来，上面载着数十名日军. 王震命令第１、３大队留少量部队与敌人战斗，主力继续翻山，从魏家湾绕道至陈家湾. 日军当即被我军击毙５名，击伤若干，拖着尸体狼狈溃逃.为了防止敌人报复，部队第二天提前从陈家湾出发. 走到程风寺，果然得到２大队后卫报告，３辆满载日军的汽车开到白沙铺附近，下车后即窜入我军驻地. 我第２大队派出一部分部队阻击敌人，其余仍按原计划翻过大同山，进抵大田畈、团陵湾一带.这天中午，我第１大队来到大田畈，准备进村宿营，并作了防止敌报复的战斗部署，把主阵地选择在大田畈地区的制高点上，由５连防守.进入阵地不久，５连即派４班长曾世勇率本班４名战士，向阳新和三溪口方向侦察敌情. 他们刚走出几里，就发现敌人正从三溪口方向直奔大田畈而来：前面是５００名日军，后面紧跟着７００多名伪军. 最后还有一队日军的炮兵. 这时，侦察班回来报告情况已来不及了，便用鸣枪报警的办法，边向敌人射击边往后撤. 前哨战就这样打响了.骄横的日军，有恃无恐地直向大田畈猛扑过来. 他们根本不管对方有多个人，只顾胡乱打枪放炮.一时间，步枪、轻重机枪和大炮一齐开火，各种爆炸声响成一片. 我４班侦察员在曾世勇指挥下，机智勇敢地且打且走，诱使敌人如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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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展开战斗队形投入战斗.我第１大队２营听到从前面传来的激烈枪声，营长立即跑到５连占领的主阵地了解敌情，指挥战斗. 为了摸清敌人的具体战斗部署，并使据守主阵地的５连能争取更多的时间巩固阵地，即命令２排推进到主阵地前３００米的无名高地上，继续同敌人打前哨战斗.５连２排接到命令后，迅速在无名高地上摆开队形，用步枪和轻机枪杀伤敌人，迫使敌人较早地展开了进攻的战斗队形.曾世勇率领的４名侦察贝在同敌人周旋近１个小时后，也退到了无名高地上. 敌人怪声吼叫着，不断向我无名高地冲锋. 我２排连续打退敌人３次冲锋，坚守了两个小时，最后从容不迫地撤回主阵地.下午５时，日伪军占领无名高地，重新调整了战斗部署.约摸过了半个小时，又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开始向我主阵地发起猛烈攻击.２营长令５连１排配合从无名高地上撤回的２排，在主阵地前山脚下早已挖好的阵地上阻击敌人.３排作为预备队，继续在主阵地上加强工事，并以火力支援前沿.日军仗着武器优良，分成两路，气势汹汹地扑向我主阵地.于是，我１大队２营全部投入了战斗. 日军先后向我主阵地冲锋１０次，都被我一一击退. 敌人的一具具尸体，横躺竖卧在我军阵地前面.天黑了，敌人的炮火继续猛烈地轰击着，到处弥漫着浓黑的硝烟. 我指战员们英勇地坚守着阵地，顽强地同敌人对峙着. 敌人眼看着攻不下我主阵地，马上又调一部伪军来增援. 日伪军潮水般地不断向我主阵地发起冲锋. 我１大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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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投入战斗，同敌人展开激烈的阵地争夺战.午夜时分，王震得到我前沿战报后，决心痛歼这股来犯之敌. 他一面派第２大队１、３连驰援第１大队，一面亲自给第１大队写信，命令他们坚决消灭敌人.第１大队２连连长朱新阳接到王震的命令后，立即带领全连战士冲向敌人. 日伪军喘息方定，原本打算重新组织力量向我军发起进攻，不料突然受到我军勇猛冲击，顿时乱了阵脚，瞬间就被我军追过几个山头. 最后，一部分敌人被压缩在一条小山坳里. 一时杀声震天，刀光闪闪，一把把刺刀刺进敌人的胸膛. 朱新阳拚弯了刺刀，只听他大叫一声：“同志们，杀呀！”随即冲进敌群，从敌人手中夺下一把战刀，英勇地截住敌人的退路. 他握着那把战刀，上下挥舞，左右劈刺，一连砍倒８个敌人，他身上也被敌人刺伤７处，最后，一粒子弹向他飞来，从后面穿腹而过.当他用手去捂伤口时，肠子已从肚子里滚出. 他咬了咬牙，左手按住伤口，右手高举战刀，继续指挥战斗. 与此同时，从驻地赶来增援的第２大队１、３连和１大队的全体指战员，也向敌人发起猛烈冲锋，打得敌人伤亡惨重，仓皇溃逃. 一部分日军退到东山上，龟缩在４座碉堡里负隅顽抗. 我军一鼓作气，先后用辣椒稻草烟呛，用煤油桶装炸药爆破，用干柴枯草围烧，用挖地沟爆破碉堡等办法，解决了４个碉堡的全部敌人. 这一仗，我军共歼日伪军４００多名，缴获大炮７门，轻重机枪２０余挺，以及其他大批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 在３０多小时的激烈战斗中，我军先后伤亡干部战士３０名.２连连长朱新阳由于伤势太重，终于为党和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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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田畈战斗，是我军渡江后打的第一场大仗.这一仗，打出了我军的军威，有力地打击了日军在鄂南的力量，极大地鼓舞了鄂南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大田畈战斗以后，我军按照预定计划，继续向大幕山地区挺进.３月２～６日，我支队和张体学所部协同作战，给盘据在大幕山区的国民党地方顽固势力和日伪军以致命打击，为建立鄂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下一步我军即将进入湖南.为此，我们派杨宗胜、吴光远带领一支小部队，先到湘阴地区开展敌后工作. 初春时节，鄂南地区阴雨连绵，一再延宕了部队的行军作战计划. 根据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精神，支队军政委员会在江西修水县的水口坳开会，具体讨论了全军的行动部署和入湘政策.决定一概不打同我联络之国民党军，相机公开宣传，扩大影响，团结一切好人，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为了有利于具体动员组织湖南群众的抗日活动，报请党中央、毛主席批准，取消了“国民革命军第１８集团军独立第１游击支队”的番号，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
，下属各大队全部改为支队，组织领导一概不变.３月２３日，部队由水口坳出发，从江西进入湖北，又从湖北进入湖南，１天之中走了３省地界.当天晚上到达幕阜山西南的沙铺里.这里离平江不过２５公里.日伪军慑于我军威势和兵力不足，已于２０多天前同时撤走.国民党军进驻三眼桥一线，尚未进入县城，城内只有少数国民党警察武装.３月２６日，我军顺利地占领了平江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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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队进入湘北重镇平江县城时，只见这个昔日的富庶之县，由于日军的掳掠破坏，已变得满目凄凉，毫无生气，几乎没有一个不闩门的住户，没有一家不歇业的店. 当晚，部队大部在街头露宿.第二天早晨，部队指战员分头到大街小巷刷写标语，公开张贴了《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司令部布告》，以此向广大人民群众阐明我军的性质和宗旨，宣传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以便团结一切爱国志士仁人，孤立一小撮反共顽固势力，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布告全文如下：去岁湖南沦陷 日寇肆意横行皆因抵抗不力 政府抛弃人民本军奉命援湘 消灭万恶敌人实行统一战线 团结一切好人工农商学各界 军队地方士绅不分阶级党派 皆愿相见以诚一致联合对敌 展开民族斗争独裁贻误国事 专制违反民心唯有迅速改革 方能耳目一新实行三民主义 恢复中山精神建立联合政府 制止一党横行取缔贪官污史 扶持好人正绅厉行减租减息 改善社会民生取消苛捐杂税 买卖务求公平反对强迫兵役 欢迎志愿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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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人权财权 维持社会安宁严惩汉奸特务 悔过可以宽容中国有共产党 华北有八路军满布大江南北 则有新四大军广东广西一带 抗日起义纷纷德寇正在瓦解 日寇亦将土崩苏联英美中法 保障战后和平世界进步很快 中国岂能后人愿我三湘子弟 一致义愤填胸起来保乡卫国 充当抗日英雄倘有汉奸国贼 敢于阻挠军容自当痛击不贷 勿谓三令五申特此剀切布告 仰各一体遵循司 令 王 震政治委员 王首道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三月人们看了这张经过毛主席亲自修改的布告以后，都兴奋地奔走相告：“当年的老红军又回来了！”这张布告，博得了城乡各界人士的高度赞扬和热烈拥护，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爱国热情和革命觉悟.３月２８日，我们在景福坪体育场召开了全县民众大会.附近乡村的贫苦农民听说红军回来了，都扶老携幼赶来参加大会. 王震操着浓重的浏阳乡音对乡亲们讲了话. 他从抗日战争的有利形势讲起，形象地介绍了八路军、新四军痛歼日军的英雄事迹. 然后说：我们这次回到湖南，就是为了来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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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鬼子的. 过去斗争事实说明，我们湖南人民是从来不信邪的，是富有革命斗争精神的. 我们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就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武装起来. 我们今天这个大会，就是要选举自己的县长、城关镇长和县政府的委员.王震讲完后，我讲了建立抗日民主政府的意义.接着，由王震向群众推荐平江县政府委员的候选人名单，随后全体一致举手通过，骤然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口号声，经久不息.进入平江的当天，我们向党中央和毛主席致电报喜，并报告了我们下一步的行动计划.３月３１日，我们收到了毛主席的回电，电文说：你们占领平江及人民欢迎你们之电报，今收到，甚为欣慰！同意你们在湘北工作一个时期，建立联系南北之中间根据地（包括崇阳、通城、平江、浏阳、岳阳、湘阴、长沙、湘潭）
，然后再南进. 但要注意策略，勿主动进攻顽军，待其来攻然后打击之，站在自卫立场上.我军入湘不久，蒋介石就严令国民党第９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副司令长官王陵基率部在平、浏地区夹击我军. 他们集中了４个正规军、两个游击纵队和地方保安团队约６万兵力，妄图乘我立足未稳而一举歼灭.４月初，顽军开始向我军大举进犯.我们在冷静分析了敌我态势之后决定：从各支队抽出一批副职干部，迅速组织一个武装工作部，由３支队政委曾涤领导，深入到平江西北、岳阳东南的广大地区，广泛发动各阶层群众，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第４、５、６支队分别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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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江、三眼桥和安定桥. 王震率主力１、２、３支队北进，集中兵力首先歼灭顽军独立第４纵队王剪波部，粉碎顽军围歼我军的阴谋.４月４～６日，在清水岭至芭蕉坳一线消灭王剪波第９、第１０支队各一部，俘百余人，缴枪百余支. 我军乘胜追击，两天后，又在车廖家、杨戚家山一带歼其大部. 残敌溃不成军，落荒逃遁.４月９日，在南江桥击退顽军第７２军的进攻，为我军建立敌后根据地的工作争取了一段时间.为了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和军事上的统一指挥，更好地开展湘鄂赣边的对敌斗争，４月１３日，我们在汪坪召开了一次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建立湘鄂赣边党、政、军统一的领导机构. 经报请中央批准，于４月底正式成立了湘鄂赣边区党委会、湘鄂赣边军区和湘鄂赣边区行政公署，王震为军区司令员，我为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张体学为副司令员，王恩茂为副政治委员，聂洪钓为行政公署主任，全面领导平江、浏阳、湘阴、岳阳、临湘、通城、通山、嘉鱼、蒲圻、崇阳、大冶、鄂城、阳新、咸宁等地的斗争. 但是，国民党顽军仍在疯狂地执行其“进剿”我军的罪恶计划，平江已陷入顽军第９９军和第７２军的重兵包围之下. 为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枪口对内的可耻罪行，我军在向广大人民群众说明事态发展的真相以后，于４月１５日忍痛撤离了平江城，并将主力迅速分散到岳阳、临湘、平江、通城和崇阳之间广大地区内，深入发动群众，建立各级抗日人民政府和抗日人民武装. 在很短的时间里，以上各县都组织起县大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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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人民武装.我们除将南渡长江后历次战斗中缴获的１０多支步枪和一部分轻重机枪分给他们外，又从部队抽调了一批营、连职干部去参加领导、指挥和训练工作.顽军第７２和第９９军在合击平江扑空后，获悉我军在岳阳、临湘地区活动，又举兵北犯. 我军给顽军以重大杀伤后，暂时向鄂南地区转移.部队重返鄂南后，为了打乱顽军的“围剿”计划，减轻鄂南根据地的压力，湘鄂赣边区党委和部队军政委员会共同决定：由王震、王恩茂率领第１、２支队楔入赣北之修水、武宁地区，直捣王陵基后方，迫使其主力东调，以解我后顾之忧.我率军区直属机关和第３、４、５、６支队留守鄂南，与张体学所部一起，广泛开展群众工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鄂南抗日根据地. 在灯条曹家，召开了一次边区党委会，决定将鄂南划分为４个分区. 边区党委随即转到咸宁、崇阳和蒲圻地区工作. 这一带的革命力量已被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军破坏殆尽，我军进驻后的当务之急是建立党组织. 经过研究，我们立即派出一批干部，积极发展党员，通过他们发动群众，逐步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 在靠近日伪军和顽军占领区的边缘地带，通过公开和秘密相结合的方式，大力推进抗日斗争. 在开展群众工作的过程中，抓紧一切机会，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宣传，团结一切爱国人士和开明士绅，不断壮大抗日力量. 经过这一系列工作，我们很快在这一地区站稳了脚跟，得到广泛的同情和拥护.与此同时，由杨宗胜、关光远同志率领的一支小部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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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阴地区工作后，排除当地顽军的干扰，很快成立了湘阴县抗日民主政府. 随后，他们进一步发动群众，争取一部分当地顽军归正，不断壮大抗日武装，以桃花山为中心，建立起湘东抗日根据地和湘东军分区，由杨宗胜任司令员，吴光远任政治委员，胡政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这支部队纵横驰骋在湘阴、汨罗、岳阳、平江、浏阳之间的广大地区内，迅速发展到３００多人，扩编为３个大队.我军在湘鄂赣边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转战，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宣传、发动群众，建立了这块坑日根据地，壮大了地方抗日武装力量，给日、伪、顽军以应有的打击.当时，《晋察冀日报》曾作了这样的报道：“我军先后和敌伪军大小战斗１３０余次，毙俘敌伪３００余名，收复大小城镇乡村２７０多个，取得了辉煌的战绩.”
五、挺进华南
６月下旬，我主力部队从湘北的湘阴地区第二次返回鄂南.２５日晚，在通山县山口铺附近，主力部队和鄂南留守部队会合在一起. 两天后，又移驻咸宁县的董家祠堂和郭家祠堂.为了总结经验，统一认识，正确制定部队的行动计划，我们决定在此休整一段时间.这时，江南地区进入盛夏季节，天气一天比一天炎热起来.自从来到湘鄂赣边以后，我军同国民党顽军反复周旋，一直处于胶着状态，这使指战员们感到焦躁不安. 大家都思虑着同一个问题：“下一步怎么办？”
在这关键时刻，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在不到１０天中，接连给我们发来了３份电报.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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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定我们“数月来在湘鄂边区行动是有成绩的”
，同时指出：“由于”王陵基集中对我，我主力回旋余地小，已处被动.“
中央还提出两个行动方针，征求我们的意见：“一、仍在现地坚持；二、向南发展. 如果取第二项方针，又有：（１）王震先率精锐南进，首道率余部在现地；（２）你们两人率主力（大多数）
南进，留小部分配合张体学创造湘鄂边区.“
中央意见，希望我们率主力大部分，以３个月左右时间，一直进到湘粤边区，与广东部队直接配合，发展南方局面. 同时告诉我们：为了执行以上任务，扩大华南解放区，中央军委决定将３５９旅留在延安的部队，组成八路军游击第２支队，以刘转连为司令，张启龙为政委；将延安警备第１旅之一部，组成八路军游击第３支队，以文年生为司令，雷经天为政委. 第２、３支队共计６００人，作为第２梯队南下，其时已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北，预计年底前即可到达湘粤之间的五岭地区同我们会合. 以后由于日本投降，局势发生变化，第２梯队只进到河南就奉中央命令北返了.党中央及时发来的几次重要电报，宛如一阵阵沁人心脾的清风，驱散了我们心里的焦虑，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和力量.为了贯彻党中央有关南进的指示精神，７月４日，我们在咸宁县的胡家街召开了一次边区党委高级干部会议，着重讨论了今后边区的工作和部队的军事行动. 会议决定：杨宗胜、吴光远所部继续以桃花山为中心，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张仲瀚、左齐率领第３支队，协同张体学所部继续巩固鄂南，发展湘北；王震和我率领主力继续向华南挺进.在此期间，我们还组织全体指战员在学习党的七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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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认真地、实事求是地总结了前一阶段部队行军、作战以及各方面工作的成绩和缺点，经验和教训，从而使大家提高了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增强了战胜困难的信心.７月７日，我主力从咸宁县的茶地铺地区出发，连续行军１０天，到达平江的两开堂和金岗坪. 这１０天，气温一直在３８℃以上，烈日当空，炎热难当，行军途中，每天都有不少同志掉队，病员逐日增多，中暑晕倒甚至牺牲生命的事不断发生.７月２１日，部队从福临铺出发，在栗桥和青山市之间通过了长沙与岳阳之间的公路，到达吴家段. 杨宗胜、吴光远为了迎接主力，早已将湘东军分区的指挥部移到这里. 第二天，我们在此召开了军事会议，具体部署长沙、湘潭、岳阳、平江、浏阳等地的工作，决定留熊晃率第５支队４连在长沙、浏阳地区活动，部队主力准备迅速穿越粤汉铁路和西渡湘江.７月２４日晚到２５日拂晓，部队在长沙以北的铜官、下洞子一线西渡湘江.又经两日行军，于２７日进抵宁乡所属之新田湾. 在这里收到毛主席２２日发来的一份电报，指示我们：“你们唯一任务是争取目前一刻千金的时间，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并与广东我军连成一片，准备于内战时牵制南方一翼.完成这个任务将遇到极大困难，但只要内外团结，政策正确，是能够完成任务的. 不要希望在浏（阳）
、醴（陵）
、衡（阳）
、宝（庆）一带建立根据地，那时将使我军处于不利地位. 应该一直往南，建立五岭根据地. 利用湘、粤、桂、赣四省交界之矛盾，日寇失败后我亦可以立足.此外，和东江纵队会合，使他们获得援助，保存并发展这个多年创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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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南方力量，避免可能的失败，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也要你们去完成. 看问题要眼光放远一点，不要被一时现象所迷惑.“毛主席最后告诫我们，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对一切可能出现的困难要有精神准备，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走向光明的前途.为了执行毛主席关于”在粤北、湘南创立五岭根据地“
的指示，我们在新田湾只停留一天又继续出发了. 部队穿过湘潭和宝庆之间的公路，徒涉涟水，到达湘潭附近的石潭、上桥一线. 途中遇大雨，眼前白茫茫的，分不清东南西北，路滑，加倍小心也难免摔跤. 走到宿营地，指战员们全都摔成了泥人. 第二天又下了一天大雨，部队走了７～８公里，比平日几乎多费２～３倍的时间.８月１日，为纪念人民军队诞生１８周年，我们把部队集合在一个山坡上，由王震给大家讲话，动员部队以克服困难、英勇杀敌的实际行动，来纪念我军的生日. 当晚部队到达盐埠的黄家湾. 湖南省工委书记周里和张春林同志亲自来和我们接上了关系. 我们一起召开了一次联席会议，遵照党中央的决定，成立湖南省委，由我任书记，周里、张春林、刘亚球、谷子元等同志参加省委工作. 会上，省工委的同志向我们介绍了湘潭地区的情况，说这里杂牌队伍很多，并愿意靠拢我军. 考虑到这个地区处于敌后，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真正抗日的武装又寥寥可数，我们决定把徐国贤、廖明等领导的第４支队留在这一地区，以便宣传组织群众，团结争取当地自卫武装，广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为了实行统一领导和指挥，经过和省委同志共同研究，决定由周里任第４支队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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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廖明改任副政委.８月５日，我们又第二次胜利地渡过湘江.８月１１日，部队沿粤汉路南下，正走到衡山附近的南湾一带时，收到中央８月１１日发来的一份电报：“苏军参战，日本投降，内战迫近. 你们的任务仍是迅速到达湘粤边，与广东部队会合，坚决创造根据地，准备对付内战.”
“日本投降了，我们胜利了！”这激动人心的消息，顿时使我全体指战员欣喜若狂. 同时，内战的阴云顿时压在人们心头.同一天，我们又收到从延安发来的朱德总司令发布的第１号命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接受日伪军无条件投降缴出的武器、弹药和一切军用物资. 由于时局变化，迫使我们必须赶在暴风雨之前，迅速插入湘粤边境. 于是我们又迈开坚定的步伐，向南进发了.我军迅速挺进华南，早被国民党视为心腹之患. 蒋介石电令７、９两个战区的司令长官余汉谋和薛岳组成联军，妄图从三面包抄夹击，将我军消灭在湘粤边境.８月１２日，部队到达安仁县境时，即遭顽军４４军的袭击，使我们不断改变行军路线，忍着炎热和饥饿，进入湖南境内的八面山中.国民党顽固派又立即调动其第４军、暂２军和４４军等部共８个团的兵力，重重包围，步步进逼，企图一举将我歼灭在八面山中. 我们面临的形势的确相当严重. 敌人占领了所有的山障、险要的通道，然后派兵前堵后追. 部队进山后，随身携带的粮食早已吃光，山里又渺无人迹，指战员们饿得走不动路，只得采些菌子和野果充饥. 副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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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鳌看见战士们脚都抬不起来，只得忍痛把自己的马杀掉，分给每人一小块马肉. 为了突破重围出山，我们在一个老人带领下，不得不走那根本无路的路，遇到陡坡，大家就手脚一齐着地爬上去，碰到深沟，大家就双手紧抱两腿滚下去. 天黑了，队伍走进一片森林，有些战士实在走不动了，渐渐掉在后面. 但在坚强的政治工作保证下，我们部队的士气没有受影响，终于取得了八面山突围的胜利，进到湖南汝城县境淇江陇.８月２１日拂晓，部队又从淇江陇出发，于次日到达崇义县的文英圩.１０年前，为了北上抗日，我们跟随党中央、毛主席从中央苏区出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迈开双脚经过这里走到陕北.１０年后，同样为了抗日救国，我们又从延安迈开双脚走到这里. 如果在地图上把我们过去长征和这次南下走过的道路画出来，在广阔的国土上恰是一个四万多华里的大圈.２４日，国民党顽军又从几个方向追了上来. 我们随即出发，途经梧桐港、聂都圩，最后走到沙村. 一夜大雨，把尾追之敌阻隔在１５公里以外，大家少有地睡了一夜好觉.次日拂晓出发，开始进入大庾山区，并于８月２６日来到湘粤赣边境五岭山区. 为了摆脱尾追的顽军，尽快地和我东江纵队会合，指战员们以极大的毅力，忍受着饥饿和疲惫，英勇地朝广东方向疾进. 部队越过五岭山帽子峰. 进入粤北南雄县境的北乡后，即向党中央报告了情况，并设法尽快和我东江纵队会合.８月２７日，我军越过五岭进入南雄所属的上矽，又遇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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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部之追兵和余汉谋的一个军，切断了我们与东江纵队会师的道路，对我军形成了又一次重兵包围，妄图在这里歼灭我们.处于国民党顽军前堵后追的紧急情况下，我们从未被敌人封锁的一条山道上山，很快进入了茂密的山林. 指战员在黑暗中摸索前进. 突然山风四起，雷电在山林上空咆哮，暴雨霎时像天河决口似的倾泻下来. 大家在暴风雨中，浑身透湿.部队在这不辨方向的漆黑夜里走了一夜，才走了１２公里多路. 天色微明时，我们又走了１０余公里，停在半山处的小山村休息. 这个名叫沙坑的小山村，只有几户人家，无法容纳这样多的部队，路边、门前、屋檐下、柴堆上，到处都睡着饥饿疲惫的战士.是继续南进呢？还是掉头北返？眼前的严重情况，迫使我们必须作一抉择.
六、北返中原
在沙坑，我们立即召开军政委员会. 王震在会上首先告诉大家昨天从电台收到毛主席由周副主席、王若飞同志陪同去重庆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消息，并说明这是为了挫败国民党反动派污蔑共产党不要和平、不要团结的谎言，坚持维护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争取国内和平，防止新的内战爆发，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接着，会议分析了当前的敌情和时局的根本变化.大家一致认为，党中央确定３５９旅南征的最主要目的是到江南去创建抗日根据地. 这一重大的战略部署，是基于对抗日战争形势的客观估量和斗争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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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而制定的. 按照党中央当时的估计，抗日战争在发展到我方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尚需持续一段时间. 在这个阶段中，亟需将战略内线逐渐地变为战略外线，直至将日本侵略军赶出全中国. 但是，由于国际反法西斯阵营的力量迅速增强和法西斯阵营急遽崩溃，战争的实际进程大大缩短了，中国人民抗战的胜利比预期加快了. 日本投降后，整个时局发生根本变化，过去尚可为我利用的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之间的矛盾不复存在，国民党反动派可以毫无顾忌地集中优势兵力全力对我，内战迫在眉睫. 在这种情况下，要按原计划在国民党反动武装力量占绝对优势的湘粤赣边创建根据地，其困难绝不是南下支队这支数千人的小部队所能克服的. 当我部进入粤北的南雄县境时，东江纵队也根据中央的指示，进入了南雄、始兴地区. 但是，他们的情况也和我们一样困难，每天都在行军打仗，根本无法提供我们迫切需要的粮食、被服、药品，以及休整部队和安置伤病员等方面的条件.部队在上矽休息时，国民党顽军已集中５个军的兵力正向我们包围，仅南雄至始兴公路两侧地区内，敌人就集中配置了４个师的兵力，其中有的已和我军靠得很近. 我侦察队从一个信差身上搜出一封密信说：“从南雄至始兴一线，国军已周密布置就绪，待王震部来，即全歼之.”
对于面临的严重情况和各种困难，我们是有思想准备的.１９４４年７月毛泽东同志与我和王震谈话时，就分析指出了南征前途的两种可能性，要我们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他说：第一种可能，就是整个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包括我们抗日战争还要持续３年. 这样你们就可以在华南利用日伪和蒋顽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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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二种可能，就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迅速胜利，日本很快投降，整个局面就会发生重大变化. 蒋介石决不允许你们这把刀子插在他的咽喉，他会首先集中力量吃掉你们. 这样，你们孤军深入，没有根据地，斗争将十分残酷，你们的处境将极其困难，甚至可能全军覆没，包括你们本人在内.你们要准备迎接这场严重斗争，发扬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力争光明的前途.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们还能回到鄂豫边李先念同志那里，那也是一个很大的胜利.当时，王震听到这里，立即回答说：“有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坚决完成任务.”
事实上，近一年来，我们南下支队的全体指战员，已经克服了无数的各种各样的困难.如今，整个局面已出现毛主席预料的第二种情况，我们既不可能与东江纵队会合，国民党反动派又要集中力量吃掉我们，我们已处于顽军的前堵后追的紧急情况之下. 如何摆脱这一不利态势？经过军政委员会认真分析讨论，最后一致决定北返中原，与新四军５师会合. 于是，立即起草了向中央的请示报告.电报在分析敌我情势之后说：“我们对会合广东力量的中央指示，是抱极高热情和决心去执行的，但是一切客观情况对我极不利.故我们集中意见，一致建议北上，靠拢李先念，预计２０天行程可达湘鄂边.”
８月２９日，我们接到中央军委的复电：你们目前处境异常艰难，在日寇投降，时局变化的情况下，你们确已难于完成原有任务. 同意你们即由现地自己选择路线，北上与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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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拢.为了争取国内和平与民主，我们满怀着无限深情，惜别了广东人民，昂首阔步地踏上了北上的征程.我军挥师北返，打乱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如意算盘，他们立刻大叫大嚷：“不可放虎归山！”继续尾追堵截.在湘赣粤边，我们在崇山峻岭中向北疾进，冲破了国民党顽军的封锁，又回到聂都圩通往文英圩的公路上，并在上犹地区墩头与８月初留在湘潭地区开辟工作、随后跟进的第４支队和直属侦察队会合. 随即我们又在赣南粉碎国民党顽军的第二道封锁线，翻过上洞山，到达七岭. 在七岭的右边就是指战员们日夜思念的井冈山.国民党顽固派害怕我们又在井冈山建立根据地，连日来不断向井冈山增加兵力. 因此，我们只得绕道西行. 干部战士见到右边耸立着雄伟的井冈山，个个充满了仰慕之情. 井冈山这个中国革命的摇篮，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在中国土地上最早创建的红色根据地之一.１９３４年红军长征以后，井冈山人民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和洗劫，他们把仇恨深深地埋藏在心里. 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第９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率部钻进了井冈山，人民群众在反动统治的高压之下，境遇更加悲惨不幸. 当我们部队到达七岭时，“红军打回来了”
的消息，闪电般在老区传开了. 部队宿营以后，住在附近的乡亲们给我们端茶送水，还连夜打出一双双草鞋，送到我们手上.部队在左安圩出发后，３天中打了两仗，增加了不少重伤员. 井冈山地区的乡亲们立即组织担架队，帮助我们把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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抬到井冈山中心遂川地区. 这些重伤员，在井冈山父老乡亲的关怀爱护下，有计划地分散安置在离公路和集镇较远的偏僻山村，隐蔽在群众中养伤，这样就大大减轻了部队的负担，也使伤员们有了治疗休息的场所.９月６日，我们从上七岭出发，行程３５公里，进抵湘州、车坳一带宿营. 由于近日天不作美，经常刮风下雨，指战员们被雨淋湿了，但无换洗衣服，道路泥泞难走，许多同志赤脚走路，脚被磨破，伤口经泥水一泡，大多溃烂，患疟疾的病员也日益增多，而医治伤病员的药品已缺乏到极点. 尽管如此艰苦，广大指战员仍咬紧牙关，以惊人的毅力，克服重重困难，冲破敌人层层堵截，奋勇前进.国民党顽军眼看其层层堵截均未得逞，便准备在拿山地区以重兵设防，修筑工事，设置路障，切断交通，企图在此阻击我军. 我们为争取时间打破顽军阻击，动员部队昼夜兼程，迅速前进，比顽军抢先赶到拿山一带，又赶在顽军之前，迅速通过了莲花之界化陇，随即又顺利通过萍乡至宜春之间的铁路，进入湘东北.９月１５日，我们进至湘北浏阳通往江西铜鼓大道上的达浒，冲破顽军９９军的封锁，翻越九岭，走了５０多公里.１６日渡过汨罗江，１８日到达三墩.顽军９２师又尾追而来.前进方向之梅仙、南江桥都有顽军把守.于是我们改道走山路，到茅田宿营.此时侦察队报告：湖北通城地区有顽军７２军１５师等重兵拦阻.经研究决定，部队于２０日拂晓前突破通城至桃林的公路封锁线，西越粤汉铁路，绕道至鄂南根据地的咸宁、鄂城间之大和岭和大吉堂地区，与郭鹏副司令员率领的第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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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队会合，作北渡长江的准备.部队进入鄂南后，顽军７２军已沿九江到武汉一线严密封锁了长江全部渡口.顽军９９军又在尾追逼近，妄图最后把我消灭在鄂南地区.２３日，我主力在大吉堂与第３支队和４０团会合，果断地取道梁子湖小路，到达殷家店和樊湖之间的渡口，向长江边进发，穿过梁子湖. 接着，于９月２６日乘大帆船渡过长江，回到了民主、自由的鄂豫皖边区，与新四军５师会合. 中央军委于９月２９日发来电报：首道、王震同志并转全体指战员：申感电悉，知道你们已安全北渡长江与５师主力会合，甚亟欣慰.这次长途行军，又是一次重大的考验，证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能够克服任何困难的. 对你们艰苦行军特表慰问之意，并望你们在适当地点集中休整补充，治好伤病人员，以便在鄂豫皖中央局和军区司令部领导之下，执行新的战斗任务.江北的１０月，天气开始转凉，我军指战员这时都还穿着一身破烂的单衣、单裤，换洗的衣服和被子，早已在几次轻装中送给了当地群众. 部队渡过长江以后，越往北走，就越感到冷风侵人肌肤. 李先念等５师领导同志早已估计到南下支队亟需补充被服，他们一听到我们北渡长江到达黄岗的消息，立即命令５师所有部队一律停发棉衣，把他们自己做好的新棉衣和被子，首先发给我们. 而他们自己仍然穿着单衣，在料峭寒风中守卫着边区. 我们穿上新棉衣，盖上新棉被，全身充满了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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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温暖，革命的情谊使我们深受感动.
中央军委我们北渡长江不久，边区军民在我们沿途经过的地方都张贴了红红绿绿的欢迎标语：“热烈欢迎南下支队抗日胜利归来！”
“辛苦了！南下抗日的同志们！”
“南下抗日支队与新四军５师胜利会师万岁！”
边区地方政府还特别在我们沿途经过的地方组织了供应，村边、路口都设立了茶水站和担架运输站. 一队队群众扛着欢迎的大旗，挥舞着彩色的纸旗，高呼着欢迎的口号，吹奏唢呐，敲打锣鼓，鸣放鞭炮，喜气洋洋地欢迎我们.５师兄弟部队和边区政府、群众团体纷纷派出队伍来慰问我们，带来了一封封慰问信，丰盛的慰问品，吃穿用一应俱全，我们每个人的口袋里都塞满了各种各样的东西. 战士们说：我们回到５师鄂豫皖边区，就像回到了自己家里一样温暖. 每一个指战员都在心里暗暗地下定决心：一定要为保卫边区、保卫人民斗争取得的胜利果实，制止美蒋反动派的内战阴谋，争取全国和平、民主的实现而英勇奋斗，要用更辉煌的战果来回答５师战友和鄂豫皖边区８００万人民对我们真挚的革命情谊.１０月中旬，部队在黄陂县所属的孙家畈进行了恢复“３５９旅”
原名的整编工作，正式撤销了“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
的番号.同时与新四军５师以及豫西支队，共同组成中原军区.３５９旅加入了中原军区野战军第２纵队序列，负责保卫军区的西部和北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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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抗日战争的回忆文章，到此似应结束了. 但是，作为３５９旅南征北返的全过程，还得再交代一笔.我中原军区刚一成立，即遭到国民党顽固派军队２０多个师的进攻，最后增加到１０个正规军和１０多个保安团，共３６万余人，将我中原军区主力６万余人围困于以宣化店为中心的狭小范围内，妄图一举歼灭. 为此，我３５９旅被编为右路纵队，由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领，从中原胜利突围后，单独转战在陕南秦岭山区. 后经中央批准，突破胡宗南重兵的围堵追击，胜利地返回陕甘宁边区，于１９４６年９月２７日返回延安.王震提前一天回延安汇报.毛主席听说王震来到枣园，立即走到窑洞门口迎接.毛主席紧紧握着王震的手，深情地说：“王震同志，你辛苦了. 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
第三天，党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盛大的欢迎３５９旅南征同志大会，毛主席、朱总司令先后讲话，给南征同志以极大鼓舞. 下午，党中央以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名义发出请柬，在王家坪礼堂宴请了南征的团以上干部. 毛主席亲临祝酒，勉励全旅同志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再接再厉，坚决还击敌人新的进攻.在历时近两年的时间里，我们部队在日伪顽军的封锁、围堵与合击中，抢渡黄河、汾河、洛河、淮河、长江、湘江等巨流，越过吕梁、中条、伏牛、大别、罗霄、九岭诸山脉，跨过同蒲、陇海、平汉、粤汉４条铁路，转战于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７省，浴血苦战１００余次，在这样复杂、紧张、艰险的斗争中，部队经受了严酷的锻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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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王首道文集
考验.３５９旅的南征，在波澜壮阔的抗日战争的舞台上，虽然只是一个片断和插曲，但它确实是一幕威武雄壮、可歌可泣的活剧，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壮举，无论在政治上或军事上都直接起了重要的作用.第一，直接支援了中原的新四军，沟通了八路军、新四军两大抗日主力之间的联系，同时声援了华南抗日游击队，壮大了我党我军的声势.第二，建立了湘鄂赣边区根据地，鼓舞了这个地区和南征沿途所经地区广大群众的抗战热情，增加了抗战胜利的信心.第三，取得了对日伪军和顽军作战的一系列胜利，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和国民党顽固派破坏团结抗战的企图.第四，向大江南北的广大群众宣传了我党我军的革命主张，扩大了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八路军３５９旅的南征将永远载入抗日战争的史册.
注：此文与王震同志合写. 原载《八路军. 回忆史资料》，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１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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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五军返回湘鄂赣和长寿街会议 —７—
红五军返回湘鄂赣和长寿街会议
１９０年２月
湘鄂赣是地处湘、鄂、赣３省交界地区的一块革命根据地，主要包括平江、浏阳、岳阳、临湘、铜鼓、修水、武宁、万载、宜春、通城、崇阳等，最多时达到１２个县. 湘鄂赣根据地是在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后开拓建立起来的.“八一”南昌起义后不久，中共湖南省委就与平江、浏阳等地党组织恢复了关系，以后又相继建立了浏阳、平江、岳阳等县县委.１９２７年８月３０日，湖南省委召开常委会议，确定集中力量在平江、浏阳、醴陵和安源发动起义，并派夏明翰、李六如赴平江负责筹措.１９２７年９月９日秋收起义爆发，我党掌握的武装统一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１军第１师，下辖３个团. 在秋收起义之后，第２团在安源发动起义，曾攻克浏阳，因麻痹轻敌，陷敌重围，致全团星散. 毛泽东率第３团从铜鼓出发，占领浏阳东门市，后又通知各团到浏阳文家市会合.９月１９日，秋收起义部队１、３团和２团余部会师文家市，由毛泽东率领沿罗霄山脉向南转移，决定到敌人力量薄弱的农村去，保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