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王首道文集》》 · 王首道 · 202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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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保持饱满的政治热情，增进身心健康. 发挥余热的途径则是多种多样的，根据各地经验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很可以有所作为，那就是兴办第三产业、从事社会公益事业和支援精神文明建设.只要身有一技之长，总可以发挥作用的.总之，现在党中央思想路线对头，路子越走越广，大有我们发挥作用的天地.不过在发挥余热中应该注意：一要量力而行.如果勉为之难，以致影响了自己身体健康，反而不如少做一些，可以细水长流. 二要讲求实效. 倘若只图虚名，自己做一点事还要给别人添麻烦，那就宁可另辟途径再想门路. 三要注意影响. 我们做的事可多可少，但一定要在社会上在群众中造成好的政治效果，使人们通过我们的活动，可以进一步体会到我们这些人不愧是经过党多年教育的老干部、老工人、老战士.另外，我还想谈谈社会如何对待老年人的问题. 由于离休、退休的人员越来越多，所谓老龄问题，已逐渐被人们所重视. 当然，我们可以对老人本身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但是重担子仍然是在中青年人的身上. 因为，关心老龄问题也好，帮助照顾老年人也好，需要谁去做呢？自然是整个社会去做. 但社会的主体仍然是中青年人. 儿童尚需要成年人去照顾，老年人中很多人已是自顾不暇，岂不是重担子仍然在中青年身上吗？因此，我们老年人应该首先懂得这一点，应该尽量支持和体谅中青年人，至少应该尽量少给他们增加麻烦.中青年人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发挥才华，尽到自己的责任，尊老爱少、扶老携幼也是义不容辞的，区别只在于是自觉地去做，还是被迫去做. 应该认识到，人总是要老的，现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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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寿年丰 —５—
中青年人迟早要变成将来的老年人，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一辈新人换故人”
，这乃是宇宙间不可抗拒的规律.扶老携幼的光荣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我们这一代中青年身上，希望大家要勇敢地承担起来. 做好现在老年人的工作，不仅对这一代老年人是一种莫大安慰，而且对于即将进入老年的中年人也可以免去后顾之忧，使他们现在能够更安心地工作，将来能够更从容地退出第一线. 同时还可以影响和教育现在的少年儿童，使他们将来同样能够像他们的父兄那样尊老爱幼，克尽自己的社会职责.我是老年人，也许更能体会老年人的心情. 我以为关于老年人的工作，首先是一个“敬”字. 老年人的有些要求不一定都能满足，但只要我们态度诚恳，尊敬老人，讲话得体，道理讲透，我相信老同志们总是会谅解的. 只有相互间互谅互让，互相关心，才有利于我们社会的安定团结，国家的兴旺发达.今年是１９８５年，将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第七个丰收年，又是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一年，希望同志们在全面改革中开创新的局面，向国民经济翻两番的总目标飞腾.祝同志们春节愉快，人寿年丰.
（原载《老同志之友》杂志１９８５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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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的革命传统
１９８５年３月１８日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有着６０多年光荣历史的无产阶级政党. 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她积累了丰富的革命经验，形成了光荣的革命传统. 其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是毛泽东同志以及邓小平等同志反复强调的“一切从实际出发”
、“实事求是”。可以说，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胜利，也是实事求是的胜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取得的一系列伟大成就，首先也是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精神的结果. 因此，把实事求是原则深入贯彻到我们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去，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同志的光荣职责. 为了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我认为同样需要从贯彻实事求是原则入手，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入领会这一原则的实质，切实见之于实际行动.第一，要讲实事求是，就必须对现实情况进行系统全面的了解. 毛泽东同志曾经生动地把调查研究比作“十月怀胎”
，解决问题是“一朝分娩”。
“调查就是解决问题”。在武装斗争时期，大到战略方针的制定，小到一个具体战役的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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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谁不对敌我双方主客观情况了如指掌，要想在战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到了和平建设时期，有些同志对于及时掌握各方面的实际情况，就不像战争年代那样迫切了.这也可以说是造成我们某些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今天，作为新时期的思想政治工作，同样需要我们迈开双脚到实际工作中去，认真调查研究一番，了解一下经济体制改革究竟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哪些要求？群众的政治思想方面究竟存在哪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只要深入实际，我们就会找到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第二，要真正贯彻实事求是原则，我们的方针政策就必须根据发展变化着的现实情况不断地进行相应的调整乃至必要的改变. 在我党的历史上，这种政策上的调整和战略方针的转变是不乏先例的. 例如，大革命失败后向十年土地革命战争的转变，日本侵略中国以后向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转变，抗日战争胜利后向解放战争的转变等等，都曾是涉及敌友之间的重大变化. 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雄辩地为这些转变做出了历史的结论. 随着党的战略方针的转变，思想政治工作也必然要有相应的转变.王明在党内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破产以后，当时有些同志也曾经对于党内是否需要进行必要的思想斗争表示过怀疑. 毛泽东同志的《反对自由主义》等重要文章，就是针对这类思想倾向而写的. 通过延安整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根据全党的实践提出了“团结——批评——团结”的著名公式和一系列实事求是的原则，终于妥善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近几年来对思想政治工作方面存在的某些疑虑，如做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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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工作无从着手，思想政治工作还需要不需要等等，不应觉得奇怪. 这只说明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正处在历史性的转变当中，思想政治工作需要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形势，需要不断地前进、发展和创新.第三，实事求是，就要一切从实际出发，绝不能从任何固定的模式或某种固定的框框出发. 当然，如果说我们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的同志目前还没有冲破“以阶级斗争为纲”
、“政治工作可以冲击一切”之类的框框，是不符合事实的. 但是，低估这种思想的影响，特别是拘泥于旧的传统和习惯做法，认识不到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的情况也是存在的. 比如，深入研究计划经济与价值规律之间应有的内在联系，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之间的关系，以及在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的条件下加强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侵蚀等等，都是历史上从未提出过的新课题，是没有什么模式可循的，都需要通过实践加以解决.第四，还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党根据中国的具体现实，实事求是地制定的方针政策，无疑是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迫切愿望的. 但是，最理想的政策措施，也不会“天衣无缝”。
这是因为：对于客观现实总有一个认识过程，我们制定的措施，只能是大体上符合客观现实. 各种政策措施本身也要有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 要求一个早上就把各个方面都搞得尽善尽美，绝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思想政治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深刻地理解党的政策的实质，正确地引导群众认清客观事物的主流与支流，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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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引进国外资金和先进技术的同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会乘机渗透进来. 为此，我们就要在抓好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努力抓好精神文明建设. 要求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产生任何副作用，或者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影响不采取坚决措施加以抵制，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总之，实事求是是我们做一切工作，思考一切问题的根本原则.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者要继承和发扬这一优良传统，并通过自己的实践，不断对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加以完善，从而丰富我们思想政治工作的内容.
（原载《学习与研究》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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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朝闻道 终身不渝——怀念张闻天同志
１９８５年３月
每个人的历史都是由其本人用自己的行动写成的. 我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闻天同志一生光辉的历史，也同样是闻天同志用自己毕生的精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所谱写成的. 闻天同志参加了“五四”运动，在我党建立初期，积极地参加了反对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李立三路线的斗争. 勿庸讳言，此后他也曾参与执行过王明的“左”倾路线. 但是，刚从苏联学习归来，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尚缺乏全面了解的闻天同志，一旦投身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很快就发现了“左”倾路线的许多脱离实际之处，在瑞金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时逐步地接受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主张，终于在决定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遵义会议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历史雄辩地证明，闻天同志能够在紧要关头毅然摒弃了王明的“左”倾路线，勇敢地站到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一边，决不是偶然的，是通过他艰苦的革命实践，在深刻总结切身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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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思熟虑主动地做出的决断. 也正因为如此，当他一旦认识了真理，便始终不渝地坚持到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 不管是错综复杂的路线斗争，烽火连天的革命战争考验，还是林彪、“四人帮”
的残酷陷害，都丝毫不能动摇他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崇高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决心. 闻天同志不愧是我们党的优秀党员，不愧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我同闻天同志开始相识是在中央苏区，而且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在革命武装斗争的整个历史时期——在长征的路上，在延安的窑洞里，在东北根据地的建设中，一直有着广泛的接触.１９３３年，闻天同志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 我由于受到王明路线执行者的迫害，被无理撤销湘赣苏区省委书记职务，在任弼时、王震等同志保护和支持下调回到毛主席身边工作.当时，王明等人为了推行其宗派主义路线，极力鼓吹什么只有从莫斯科学习回来的人才有权参与决定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 因此，这些人在大家眼里也就特别显得盛气凌人. 但唯独其中的两位使人感到有着明显的不同，一位是王稼祥同志，一位就是洛甫，即张闻天同志. 当时张闻天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并当选为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 在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中间，他同毛泽东同志的接触是很多的.由于他主持政府工作，而实际被排挤出领导层的毛泽东同志还保留着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因此开始我只以为他们是一般的工作联系. 但我很快就发现，闻天同志与毛主席还是比较谈得来的，而且在不少问题上，闻天同志与博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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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看法有很大不同. 对我印象较深的是以下三件事.一是在１９３３年１１月福建事变的问题上，闻天同志与博古等人的“左”倾关门主义态度有着明显的差别，他主张应同十九路军做某种形式的配合.二是对１９３４年广昌战役的问题，闻天同志表示了对“左”倾机会主义军事战略的极大的怀疑和不满. 在他当时发表的有关文章中或谈话中，都曾正确地把这一战役的失败归结为战略指挥上的失当，抨击了李德、博古“分兵把口”
、“保垒主义”之类的错误主张. 三是学习毛泽东同志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的精神，开始切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工作. 为此，闻天同志曾把我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在江西兴国、瑞金等地进行农村基层政权的调查资料，归纳到他的文章中，写成苏维埃基层政权的调查报告，其中不少方面吸取了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观点.开始长征以后，我担任中央直属纵队政治部主任，直接负责保护和照顾中央首长的工作.这时，闻天同志同毛泽东、王稼祥同志经常一起行军，一起宿营，互相谈心. 他们谈的中心内容是王明路线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 稼祥同志有时非常气愤地指斥李德，闻天同志较多地谈到他同博古的争论，毛泽东同志则经常耐心细致地分析“左”倾路线在军事上的原则错误. 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闻天同志把遵义会议前长征途中的这段经历，称作是“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３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我以为这种看法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因此，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上，在确定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实际领导地位的同时，推举闻天接替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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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同志的书记职务绝不是偶然的. 我们说闻天同志在遵义会议期间的转变是真诚的、自觉的，这不仅是在于他在遵义会议前有着切实的转变过程，而且更在于他在遵义会议以后一直表现了对于毛泽东思想的忠诚.党中央在延安时期，我曾较长时间担任中央秘书处处长，闻天同志则以中央书记身份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中央的许多会议是他具体主持的，许多文件是他参与起草的. 在工作中给人突出的印象是他非常尊重毛泽东同志，重要事件都要事先征求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反复领会其意图. 同时也认真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仔细阅读下边同志的报告，并认真进行实地的调查研究工作. 我深深体会到，闻天同志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决不满足于一般的服从照办，而是力求通过基层的执行情况和自己的亲身实践来真正领会毛泽东思想的实质. 毛泽东同志经常说，闻天同志作风民主，态度谦虚，工作扎实，善于听取别人意见，称赞闻天同志的民主作风好，还曾经开玩笑说洛甫真是位“开明君主”
，而称他的夫人刘英为“娘娘”。
闻天同志胸怀开阔，勤奋好学的精神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 他在延安花了很大的精力主办马列学院，他亲自担任教学，并要许多有实际工作经验的同志讲学. 我记得当时中央机关组织读书小组，我参加了，大家将《资本论》第一卷通读、讨论了一遍. 在通读过程中遇到难懂的问题时，闻天同志都耐心解释. 在组织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时，他亲自参加并和艾思奇、杨超等研究毛主席哲学思想问题，由杨超写了哲学笔记. 我记得我当时读斯大林的《列宁主义基础》，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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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许多问题请教闻天同志，他都为我详细解答. 所以，闻天同志是我亲密的老师和领导者.闻天同志实事求是，勤于调查研究和认真总结实践经验的优良作风，在东北工作期间表现得很突出.日本投降后，我们差不多同时到了东北. 我一直在陈云同志直接领导下做财经工作，闻天同志则只是在初期和后期担负过这方面的领导工作，中间大部分时间是负责合江省委的工作. 但是，根据当时东北根据地建设的实际需要，并考虑到全国解放后经济建设任务必将成为全党的中心工作，因而闻天同志在抓好省委全面工作的同时，特别重视财经工作，亲自做调查研究，总结经验，制定措施，摸索规律.１９４８年９月，他代东北局起草的给中央的报告就是很好的证明. 在这篇《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的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实际存在的５种经济成分及无产阶级国家应采取的政策. 同年１１月６日，中央在给东北局的复文中说：你们发来的提纲很好，我们再加修改后准备分发全国各解放区，并作为各解放区经济建设的方针. 我认为闻天同志起草的这个提纲，对于党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基本方针的制定是起到了重要的准备作用的.全国解放后我到了湖南，闻天同志开始协助周总理领导新中国的外交工作，我们之间就很少接触了. 但我清楚地知道，１９５９年他离开外交部后长期没有工作，后来经他主动要求，中央分配他到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做研究工作. 这期间，他曾经写了不少很有见地的学术论文. 例如，主张搞经济工作不能靠行政命令的办法，要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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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按照客观规律办事，要正确发挥农村集市贸易的作用，要把困难估计得充分一些等等，都是闻天同志一贯实事求是的精神和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的具体体现. １９６４年，那个“左”得出奇的所谓“理论权威”竟把闻天同志正常的学术研究诬蔑为“反党活动”
，这更足以反证闻天同志对于曾经盛行一时的极左的东西是绝不随波逐流的.至于“文化大革命”
中，闻天同志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始终坚持原则，顾全大局，并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的英勇表现，更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关于所谓“六十一人集团”
的假案问题. 由于我当时担任中央秘书处长，因而薄一波、安子文等同志出狱的经过我是完全清楚的. 准许他们出狱是经过党中央领导集体研究后做出的决定. 在“文革”期间，张闻天同志坚决顶住了林彪、“四人帮”和那个“理论家”的巨大压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宁可承认是自己个人做出的决定，由自己承担一切责任，也绝不伤害同志，陷害好人.由此招来的，当然是对闻天同志更加凶残的迫害.闻天同志不愧是我党的优秀党员，他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一切从革命利益出发，坚持原则，服从真理，知过必改，从善如流的品质，他那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实事求是为原则，对待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科学态度，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原载《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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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总结抗日战争的丰富经验
１９８５年９月３日
一、正确估计抗日战争的伟大历史意义
首先，抗日战争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民第一次战胜帝国主义的伟大民族解放战争，这不仅切实地维护了中国的民族独立和领土主权，而且大长了中国人民以及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志气，打破了现代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其次，中国的抗日战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就这一意义上说，一方面应该承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特别是苏联红军战胜德国法西斯和出兵东北的胜利直接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战；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由于中国军民的艰苦抗战，使得日本军国主义在广阔的中国领土上泥足深陷，使日军的大部分兵力落入中国人民汪洋大海似的包围之中，从而有力地牵制了它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同时对于保证世界反法西斯主力——苏联东部边界的安全，也起到了相当重要的配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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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总结抗日战争的丰富经验 —７６５—
再次，抗日战争不仅为保卫中国的民族独立，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同时，它又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发展总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十年土地革命战争中保存下来的革命力量，通过它才得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壮大，而且它又为以后的解放战争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体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的英明远见，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游击队的英勇奋战，以及党建立的抗日根据地民主政府的深得民心，都有力地促进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觉醒. 曙光在望，人民绝不允许抗战胜利后的中国仍然回到抗战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样子，按照党所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榜样，真正建立一个独立、富强、和平、民主的新中国已是众望所归、人心所向. 因此，至少在上述这些方面对抗日战争进行全面正确的估价是十分必要的.
二、全面总结抗日战争的丰富经验
抗日战争的经验是非常丰富的. 不言而喻，抗日战争是一次全民动员的以中国人民的彻底胜利为结局的反抗敌人入侵的战争，因此，对于今后可能发生的一切反侵略战争都永远有着可贵的借鉴作用，自然有认真总结的必要.但是，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却远远不止于此. 通过对这次反侵略战争的组织领导、宣传发动和各种战略战术的具体实施，中国共产党在党的建设、党所领导的军队的建设、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坚持，以及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都积累了极为丰富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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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全面系统地总结这些经验，不仅对于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有着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而且也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和世界范围内争取民族解放和进步事业方面的宝贵财富.当然，还应该着重指出的是，在抗日战争这段历史时期内，也正是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系统地形成和继续发展时期. 抗日战争中所遇到的许多复杂的问题，都是历史上任何反侵略战争以及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战争中都未曾遇到过的. 从党内到党外，从国内到国际，从军事到政治，从经济到文化等一系列的问题，都要求我们党根据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中国的具体现实给予正确的回答和妥善的解决. 因此，总结和研究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经验，十分有利于我们全面理解和把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有利于我们深入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精神实质.
三、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促进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
首先，我们纪念抗日战争，总结其历史经验，是为了指导和促进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应该着重指出，抗日战争开始时期，正是我们国家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时刻.中国共产党的每一项重大决策以及具体的方针策略，无不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切身利益，任何脱离实际的想法和做法，都有可能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 显然，认真吸取这一历史时期的实践经验，体会党在研究制定、贯彻执行并不断完善各项方针政策过程中的来龙去脉，对于我们更好地继承和发扬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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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良传统，以指导当前的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其次，还应该看到，在抗日战争开始时期，面对强大的敌人，中国人民的自卫能力，革命的主观力量还是相当薄弱的. 但是，我们党竭尽全力团结争取一切可以团结争取的力量，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尽力联合国际上一切反法西斯力量，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借鉴于这一伟大历史经验，今天我们要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彻底改变中国的经济落后面貌，就要认真贯彻中央制定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经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加强两个文明建设等一系列方针政策，通过革命理想教育和无产阶级纪律教育，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为振兴中华作出贡献. 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是一定能够实现的.再次，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在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前提下展开的. 认真总结这方面的经验，宣传其重大的历史意义，对于促进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合作，完成祖国的统一大业，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国共两党团结合作共同取得抗战胜利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了我们同国民党的合作是郑重的，是真诚的，是希望并尽力帮助对方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 直到抗战胜利后我党主席毛泽东同志还亲自去重庆谈判，希望促成国共两党的继续合作，共同建设新中国.今天，为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实现祖国统一的大业，我们热切希望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也完全是从当前中国的现实出发，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和爱国一家的原则的. 这一主张已得到海内外１０多亿中华儿女的热烈支持.希望台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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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党当局能够体察民意，顺应历史潮流，以诚相见，重修旧好，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
（原载《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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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改革与党的历史的继承 —１７５—
当前的改革与党的历史的继承
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２０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所进行的改革，是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新的历史使命，是一场历史性的转折. 但是，改革中也自然包含着我们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始终坚持的最本质的东西，包含着党的历史的继承——当然是发展中的继承. 看到这一面，有助于我们用历史的观点加深对改革的整体理解，认清改革是党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从而增强改革的自觉性.
一、当前的改革正是坚持我们党历来的目标：实现共产主义
建国前，我们党的历史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主要表现形式是武装斗争. 这个武装斗争的过程是很长的，经历了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战争四个阶段. 我们党从建党开始走过了２８年的历程，才推翻了“三座大山”
，结束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武装斗争的胜利，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由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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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建国以后，党领导人民经过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我们党从创建时起，就确立了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依然是胸怀着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 这个远大目标，是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的.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这已经是众所周知的真理. 同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仍然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于建国３０多年正反两方面经验的系统总结，就充分证明了我们的任何失误都是背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则的结果，都是削弱或离开了党的正确领导的结果.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且首先从改革农业开始，逐步推行了以家庭承包为主要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从而取得了今天这样好的形势. 在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有利条件下，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开始，我们又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 小平同志把这场改革称之为“第二次革命”
，足见其对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意义. 当前的改革是我们党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全部过程中的一个有历史意义的阶段，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有机组成部分. 为了推动社会主义的发展和进步，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就是领导人民不断进行改革，不断进行生产关系适合生产力性质、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发展的自我调整和完善. 改革不可能一次完结，不能企图毕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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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改革与党的历史的继承 —３７５—
功于一役. 今后，需要做各方面的努力. 努力的事情，总是要归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四个现代化建设上来，逐步发展社会主义，为实现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创造条件.到达共产主义，那还是要经过许多的改革，才能取得成功.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看到当前的改革正是坚持我们党历来的目标：实现共产主义. 因此，我们在改革中十分强调要有理想，要有纪律.
二、当前的改革体现了我们党历来的宗旨：一切为了人民
党的纲领和政策，是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过去搞武装斗争，夺取政权，就是为了使广大人民群众摆脱剥削和压迫，翻身做主人. 因此，一切为了革命战争的彻底胜利，是最大多数人民的最高、最长远的根本利益，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们党的每一个具体行动也都是时时刻刻着眼于人民当前与长远的利益的. 一切为了人民，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宗旨.早在瑞金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一面战争，一面搞建设，要关心人民的生活. 正因为坚持了一切为了人民的宗旨，党才赢得了民心，才克服了困难，才战胜了敌人，才取得了全国的政权.战争时代的一切为了人民的思想，在现在和今后，也都是我们党所要坚持的根本指导思想. 假如我们不是一切为了人民，只是为了个人，那还不是同过去的剥削阶级一样？还不是打倒一个皇帝又出一个新皇帝？
中国经历了多少个朝代，只有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才领导人民在本土上消灭了剥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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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７５—王首道文集
制度，实现了没有阶级剥削的社会主义制度.当我们党在指导方针上出现失误，出现有损于人民利益的问题时，一经发现，总是不遗余力地纠正.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了高指标、瞎指挥、强迫命令、浮夸风和“共产风”
，损害了群众利益. 不久，党中央、毛主席觉察到这些问题后，立即采取措施，加以纠正. 只是由于没有从指导思想上来总结经验教训，影响了纠正“左”倾错误的深度.“文化大革命”时期，那更是犯了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错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过去的教训，决定从根本上纠正“左”倾错误，切切实实地把为了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 当前的改革，正是在为了人民的富裕这个最基本最现实的问题上展开的. 在农村全面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生产迅速发展的好形势下，我们正致力于消除城市经济体制中妨碍生产力发展的种种弊端，挖掘城市经济的巨大潜力，以推动整个国民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整个社会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的富裕程度就提高了.总结多年来平均主义导致共同贫穷的教训，当前的改革，就是克服平均主义，认真贯彻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多劳能够多得，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单位按照党的政策，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这是符合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必由之路，是一项基本国策. 只有一部分“先富起来”
，尔后才能有总体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是我们的最终着眼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农村实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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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的改革与党的历史的继承 —５７５—
策，使大多数农民的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那么，工人、知识分子呢？他们的生活也要改善. 现在，搞以城市为中心的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城市也实行责任制，城市搞得好的地方，工人、知识分子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对中小学教师，党和国家也开始从各方面关心他们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改善. 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生活都改善了，我们国家干部呢？当然也要改善，但是，必须是工人、农民先改善，干部后改善.这也可以称之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或者说是我们党历来倡导的：干部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为什么要坚持这一条？因为这是革命战争时期的宝贵经验，是一切为了人民的具体体现.一切为了人民，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内容. 过去武装斗争时期，人民是求生存、求温饱、求政治上翻身做主人. 我们党领导人民争得了这个权利. 社会主义时期，人民的根本要求是民富国强，依靠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生产的不断发展，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 这是更高层次的要求. 例如，对文化生活的要求，就包括教育的普及和提高、科学技术知识的掌握和运用、业余时间精神生活的健康丰富等等. 当前的改革，就是把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与革命战争时期相比，内容不同了，但宗旨还是一个：一切为了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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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当前的改革也体现了我们党历来的原则：一切从国情出发
当前的改革，总要求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这与我们党的历史上理论联系实际，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道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过去搞武装斗争，夺取政权，所以能够取得成功，正如毛主席所讲的，我们搞的“是中国式的、特殊的、新式的民主主义”。
任何事物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中国革命是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新时代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是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基本原理的指导的.然而，无个性即无共性.“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例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党中央高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后，我们克服“左”倾盲动主义，改变了照抄外国革命以城市为中心的脱离中国实际的做法，从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半封建大国，革命力量有可能在反革命力量薄弱的农村得到恢复和发展的实际出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开始了我党第一次历史性转折.这是“中国式”民主革命的特点. 抗日战争中，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我们党为了抗日救亡，毅然同统治阶级实行联合，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在中外革命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抗日战争中，根据敌强我弱的历史现实和中国土地广大、乡村不依靠城市而自立、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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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本力量是农民等国情，把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和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提到战略高度来看待，这也是“中国式”
的，是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经验中找不到现成模式可套的.建国以后，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逐步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和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 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就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和平赎买的设想应用于中国的实践，走了我们自己的路.当然，在这方面我们也有反面的教训. 例如，人民公社这个制度，就是吃大锅饭，以为这样子可以很快地到达共产主义，实际是一种平均主义的空想.生产关系改变得过快，前进得过远，就大大离开了中国的国情，超出了生产力实际水平. 后来，毛主席作了局部的纠正，把基本核算单位下放到了生产队. 但是，现在看来，原来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仍然是吃大锅饭的办法，还是不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因此，这几年我们从国情出发，创造性地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办法，具体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原则. 今年我们又废除了公社体制，恢复了乡村建制. 这就打破了多年来“左”的僵化模式，把马克思主义农业合作化理论同中国农业实际结合起来，走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农业道路. 我到江苏等地参观，看到经济改革的形势确是喜人.实行责任制后，江苏各地水利工程建设得好，农业旱涝保收，许多地区粮食平均亩产达２００多斤.农业发展了，带来农村产业结构的变化，腾出了更多的人来办工业. 农村每个家庭有农有工，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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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企业和大工业相结合，公路也修得很宽，交通便利，促进了城乡联成一体. 各地还重视了发展第三产业. 去年，江苏就有２７个亿元乡.这就说明，从国情出发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其生机和活力真是估不透.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历史都证明：当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中国式”的时候，党的事业就发展，就前进；反之，违背了“中国式”的时候，党的事业就受挫折，就出现失误.因此，《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按照党历来要求的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按照正确对待外国经验的原则，进一步解放思想，走自己的路，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就是我们这次改革的基本任务.”
坚持一切从国情出发，还包括继承和发扬党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等光荣传统.武装斗争时期，我们是靠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要看到经济建设起步晚、底子薄的国情，同样要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绝不能因为现在是和平环境了，条件好了，生活改善了，就可以不讲艰苦奋斗了. 大量的事实一再证明，无论是科学技术人员取得科研成果，工人群众进行生产改革和技术革新，农村社员广开门路劳动致富，都是日以继夜忘我劳动的结果. 当然我们历来所主张的艰苦奋斗，绝不同于极左思潮影响下那种大哄大嗡，大搞加班加点的形式主义，也不能把人民群众用正当劳动收入不断改善自己生活视为“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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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级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进而实现共产主义的过程中，一定要永远坚持党的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光荣革命传统.
（原载《党史文汇》１９８５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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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
１９８５年１２月２６日
保护消费者利益，指导群众消费的工作很重要. 我们党从建党的第一天起，就是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为人民谋利益的. 如果说，解放以前党为人民谋利益主要是领导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求解放，那么现在主要就是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并使他们应该享受的生活得到切实保障.近年来，我们党贯彻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实行开放的方针，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但同时，也有一些工商企业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唯利是图，不顾质量，随意涨价，甚至进行投机违法活动，严重损害国家和消费者的利益. 对这种现象，各级党委、政府，各主管部门、执法部门，应当认真进行检查监督，并且要充分发挥各级消费者协会的作用，通过社会监督，促进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做到优质服务，进一步改善党与群众的关系. 每个党员、干部都应该明白，我国１０亿人民都是消费者，保护消费者利益，就是保护人民利益，这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一项重大任务.我国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行有计划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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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 —１８５—
会主义商品经济. 为了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必须保持积累同消费的适当比例，这就要求在宏观上加强消费指导.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群众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指导群众科学合理地消费也越来越重要. 消费者协会要经常向群众介绍各种科学消费的知识，提供消费信息，帮助群众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引导群众正确处理个人消费同国家建设的关系. 在指导群众物质方面消费的同时，还要注意指导群众精神方面的消费，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消费者协会要做消费者与生产者、经销者之间的桥梁.要通过各种方法把消费者的意见和要求反映给生产者和经销者. 生产者和经销者要认真地搜集、了解、研究消费者的意见和需求变化，不断提高产品质量，生产出物美价廉的消费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
（原载《中国消费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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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首壮心松柏操——怀念伟大的革命战士林伯渠同志
１９８６年１月
林伯渠同志是辛亥革命的老战士，是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之一. 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英勇战斗了一生. 党和人民对于每个为创建新中国建树了功绩的领导人，都是不会忘记的. 在十年动乱时期，林彪、“四人帮”猖獗肆虐，要打倒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去世多年的林老竟也进行所谓“审查”
，散布诬蔑之词. 但是，这伙丑类的诋毁，不能损害和磨灭一位老革命家在历史上留下的形象. 今天，欣看我们祖国朝气重生，万象更新，我深切怀念林老，依然记得当年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在公祭林老的会上所致的悼词，对林老作出的公正评价：林伯渠同志“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革命战士”
，“是毛主席的最亲密的战友之一”
，“他经历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３个历史阶段. 在每个革命的历史阶段，他都是彻底的革命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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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首壮心松柏操 —３８５—
１９２６年我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时，首次见到林老. 以后，在江西中央苏区，在长征途中，在陕甘宁边区，与林老相处和接触就多了. 随着年岁的增加，他银发苍苍，却充溢着青春浩气，身躯高硕，健步向前，演说谈话声如洪钟，周身有着耗不竭的革命精力. 对我们后辈，他是慈祥恺切的长者，总是和蔼可亲，诲人不倦. 林老写过两句诗：“白首壮心驯大海”
，“秋水襟怀松柏操”。我觉得，这恰可用来表现林老的革命壮志、坦荡胸襟和高贵节操. 时光似水，我们这些当年伴随林老的后辈，如今也已是白首之年了. 但是，林老的革命精神和优秀品德，依然激励我在革命的路上奋发进取，他那模范共产党员的形象，他毕生为人民革命事业奋斗不息的赤诚忠心，对我们全体党员、全国人民依然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
一、路引平沙履迹新
林老革命的一生，和中国进入２０世纪以来风云变幻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他探求革命的真理，走过了曲折的道路. 在那艰苦斗争的岁月里，他常和我们回溯中国革命的历史和自己的斗争经历，得出的结论就是：只有马克思主义，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刻苦学习和追求，使得林老不断进步、彻底革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者跃进成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战士.林老１８６年生于湖南临澧的一个乡村教书先生家庭.他幼年在私塾念书时，恰逢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从而萌发忧国忧民之情. 在青年时代，目睹清朝政府的腐败，外国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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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义者的欺凌，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经济破产和生计困苦，他不断思索怎样去挽救中华民族的危机.１９０５年他在日本留学时，摒弃了他曾推崇过的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维新思想，坚决加入了孙中山创建的中国同盟会，从此成为革命伟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 回国以后，他奔走于湖南、东北各地，进行秘密宣传，联络会党，策动军运，致力于推翻清朝政府. 辛亥革命爆发了，推翻了两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林老何等兴奋，以为推倒了皇帝，凭着共和议会制度这副“救时良药”
，“东亚病夫”就会有了生机. 但是，事实破灭了幻想，袁世凯攫胜利果实复又称帝，继而是北洋军阀走马灯似的连年混战，国计民生每况愈下. 在这战乱之秋，林老依然始终追随孙中山，投身于讨袁和护法运动，只是终究未能挽救民主革命的失败.１９１７年和１９２１年，他跟随孙中山两次在广东建立政权，试图借助南方军阀的武力来重新革命，但是军阀陆荣廷、陈炯明先后叛变，孙中山落难被迫出走.“寒鸦几点迷归依”
，曾任职孙中山大元帅府参议的林伯渠，沉沉心事凭谁诉：多少志士仁人抛却头颅，洒遍热血，换来的却是一系列挫折和失败，反动势力此伏彼起，中国革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１９１８年春，林老行军于湘南的郴衡道中，获悉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非常兴奋，写下“路引平沙履迹新”的欢愉诗句，他从中看到了中国革命“免入歧途”的新希望.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帮助中国的先进分子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林老在避难日本时就已结识的好友李大钊帮助下，阅读了一些有关社会主义的宣传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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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首壮心松柏操 —５８５—
１９２１年１月，他在上海会见陈独秀，探讨俄国的革命经验和中国的革命前途，并且在李大钊、陈独秀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林老和他的堂兄林修梅（孙中山的得力助手）一起如饥似渴地吸收马克思主义真理，开始懂得唯物史观，懂得私有制是阶级社会罪恶之根源，社会主义是中国的出路，共产主义是人类美好的未来，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中国当前的大敌，人民群众才是革命的胜利之本. 林老开始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紧随中国历史的步伐，一起进入了崭新的时期.林老积极支持和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以反帝反封建为共同目标，国共两党结成了革命统一战线，林老作为共产党员，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中，林老热情地投身于“唤起民众”和建立革命武装的工作. 他作为国民党中央的农民部长，大力支持毛泽东同志举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十分重视研究和组织开展农民运动. 当时孙中山看到许多赤脚农民步行来到广州参加农民大会，也十分感动地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
１９２４年年底，林老跟随孙中山北上谈判，孙中山逝世前夕他在身边聆受遗训. 廖仲凯遇刺后，林老被补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３名常委之一，他矢志北伐事业，转入军队工作. 他建议中共中央支持整编北伐第六军，自己亲自任军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锐意整顿，建立各项政治工作制度，从上到下共产党员起着骨干作用，使这支原来蒋介石根本瞧不起的部队战斗力大大增强，于１９２７年３月一举攻克南京，威名大振，当时在上海的蒋介石也为之感到震慑. 第一次大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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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好形势，使林老看到了马克思主义和人民群众的力量，坚定了政治信仰. 但当时我党还处在不成熟的幼年时期，林老说他自己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运用，也还比较肤浅，带有盲目性.蒋介石发动了“四. 一二”事变，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 其惨痛教训是，陈独秀推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革命力量遭受严重损夫. 林老开始认识到，要取得革命胜利，不仅要坚信马克思主义，而且要善于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１９２８年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和吴玉章同志被编在“特别班”
（“老头班”）
，一起刻苦攻读俄文，研究马列主义理论，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教训. 他对年轻同志说，要深入学马列，武装自己，好为中国革命出力. 他身居苏联，心总向着中国革命，觉得只有投身到革命实践中去，才能学好用好马列主义，探求革命胜利的道路.１９３２年秋，他秘密返回笼罩着白色恐怖的上海，次年３月冒着生命危险偷越闽赣边界，虽被敌人的搜山队击伤了手，但终于进入了毛泽东等同志创立的江西中央苏区.当时，我在毛泽东同志领导的中央苏维埃政府做秘书工作，林老任国民经济部长和财政部长.他虽已经鬓须渐白，仍朝气蓬勃，思维敏锐. 他对毛泽东同志十分敬重，认为毛泽东同志善于运用马列主义理论研究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抓住了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这个根本特点，最先倡导农民运动，发动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根据地，指出了正确的革命道路. 林老当时对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看不惯，认为他们挥舞“教条”瞎指挥，并不可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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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同志说：我看这些吃洋面包回来的人，领导革命也不见得真有办法. 他在经济工作中坚决执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政策，对王明路线进行抵制和斗争. 当时，敌人对苏区实行残酷封锁，给苏区经济造成严重困难，如食盐奇缺，被称为“白金”。执行王明路线的人却主张，苏区要消灭一切私营经济，断绝对白区的一切贸易. 林老表示反对，认为这无异乎自缚手足，封锁自己.他坚决按照毛泽东同志所指示的，既办好国营事业、合作社事业，也提倡和奖励私营经济，千方百计开展对白区的贸易，输出钨砂和粮食，输入食盐和布匹，并组织熬制硝盐. 这些从实际出发采取的措施，取得了比较好的成效. 林老在实际工作中不断认识到，毛泽东同志是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典范；实践已经证明了，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挫折和损失.从此，在和党内“左”
、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中，林老一直站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一边.在长征途中，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遵义会议，林老热诚拥护确立毛泽东同志在中央的正确领导，当时他抒写下“坚持遵义无穷力”
、“阳光坦荡已无岐”等诗句，坚信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必定引导革命取得胜利.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前后，他坚定地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反对王明推行右倾机会主义的活动. 他十分用心地钻研毛泽东同志的论著. 当时毛泽东同志撰写了《新民主主义论》等重要著作，发表之前送林老征求意见，林老总是认真研读，写下札记，并组织其他同志一起学习，吃透精神，在工作中努力贯彻执行. 在延安整风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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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期间，林老参加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努力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批判和清算我党历史上的“左”
、右倾机会主义，指出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主观主义，脱离中国革命实际，这种反科学的路线，只能引导革命走向失败. 林老热烈赞颂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同志自己就是这个结合的巨手”。他指出，毛泽东思想“代表着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
，它是“我们一切工作的指针”。在党的七大，林老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以自己探求真理的亲身经历，以遵义会议以来革命事业的胜利发展的事实，雄辩地阐明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中国化”
，是“中国人民走向解放和进步的旗帜”
，指出全党同志应当“高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积极地向前进步，向前进步”。
林老切身地体会到：中国人民经过了多少艰难曲折，才获得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才在共产党领导下，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光明道路，我们应当珍惜和坚持这一来之不易的革命成果. 在党的八大，林老在发言中，总结了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进程，指出社会主义是中国历史之必然，驳斥了外国资产阶级政客企图使中国人民相信资产阶级制度比社会主义制度好的谰言. 他又指出，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启示了一个真理：在未有认识马列主义之前，或则有了马列主义而不与中国革命实际结合，中国的革命都不能免于失败；只有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才能“无往而不胜”。林老还认为，这“在社会主义革命中，同样是重要的”
，搞主观主义，“同样可以使得我们在社会主义革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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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到严重的挫折“。
现在，当我们又经历了一些历史的曲折时，重新回味林老的以上论述，觉得他讲得颇为深刻.
二、站稳立场，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林老作为彻底的革命派，具有刚正不阿的革命气节，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 他在大是大非面前，泾渭分明，大义凛然，有着高度的政治原则性；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他临难不苟，坚决地站在革命的方面，表现了对人民解放事业的无限忠诚；在艰难险绝的斗争环境里，他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命运、共呼吸，不计个人安危，不怕任何困难，勇往直前，对革命胜利具有无限信心，充满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这方面，就我所见所闻，林老有着不少动人的事迹.早在１９１５年第一次讨袁战争失败以后，林老被通缉，逃亡日本. 当时国民党土崩瓦解，孙中山在日本决定重组中华革命党，重新革命. 但是，当时妥协投降的原京津同盟会成员如汪精卫之流，却离开孙中山而去了，就是反袁的国民党南洋派如黄兴等人，对孙中山重新建党也表示反对，另行组织“欧事研究会”
，也不免带上了妥协色彩. 林老虽然和黄兴是同乡好友，但他认定孙中山的革命举措是正确的. 当时只有他和廖仲凯等少数人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宣誓效忠于孙中山. 所以，即便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林老追随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也是难能可贵的.１９２７年４～５月，正是蒋介石背叛革命的严峻关头，林老坚决参加了讨蒋行动. 他受武汉革命政府委派，去说服一位他比较熟悉、曾共事过的国民党将领起来反蒋. 但是，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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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领当时对蒋介石的面目认识不清，反而劝告林老：你在国民党内也是元老啦，何必跟了共产党走呢，还是和我共事吧，只要登报声明脱离共产党，就可以得到保护，仍然可以做官.林老当即明确回答：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两条路，你走你的路，我也继续走我坚信是正确的路，坚决走到底，绝不后悔，但望将来你还有和我们合作的可能（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这位将领举行了和平起义）。事后，林老被蒋介石反动政府列为“要犯”通缉，林老毅然参加了周恩来、叶挺、贺龙等同志领导的“八一”南昌起义.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危乱时刻，林老不惜抛弃以往的名誉地位，态度鲜明地作出政治抉择，把自己的命运和党紧紧结合在一起. 毛泽东同志曾非常称赞林老这种真正共产党人的高贵革命气节.林老年届５０时，经历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他和我都编在二纵队（代号鸿章纵队）。
他担任没收委员会主任和总供给部长，和普通红军战士一样徒步行军，雄姿焕发，阔步向前，从不气馁. 黄镇同志为他画过一帧题为“夜行军中的老英雄”的素描：遇溪流隘口，他高举一盏小马灯，手柱竹棍在前探路，引导大家安全通过. 在爬雪山、过草地的艰险时刻，他总是鼓励战友们：“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每到宿营地，别人休息了，他还要组织一些同志去所驻的地方摸情况、打土豪，给劳苦群众分配没收来的财物，为部队搜集、分配粮草用品，宣传发动群众参军，任务尤其繁重. 他做得井井有条，发挥了他长于鼓动和理财的卓越才能. 我曾有幸见到他在长征中所写的一本日记，某月某日收到粮食、棉花、粗布、毛皮等等若干，给每支队伍分配数量，尚缺多少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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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首壮心松柏操 —１９５—
如何搜集补给，都记得一清二楚.这何止是一本个人日记，而是一册革命的账本，每个数字都闪耀着林老对革命事业的忠诚. 在艰苦的行军战斗中，他细密筹计，千方百计保障供给，对于长征的胜利完成，是有贡献的.１９３５年１２月我们到达陕北瓦窑堡时，朔风呼号，大雪纷飞，林老身着单裤步行，遍身皆白，像个雪人，白胡子也看不清了. 他精神抖擞地走进一间空屋，笑着说了一句：“财政部就设在这里”
，立即亲自动手点票子给各单位发钱. 当时我想：这位革命老人艰苦奋斗，万里不殆的精神，多么令人敬佩啊.林老坚决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对于任何分裂党、叛变党的行为，深恶痛绝，毫不含糊地进行斗争. 长征到达川西毛儿盖地区以后，张国焘阴谋分裂党中央和红军，妄图谋害毛泽东等同志，并且把他所控制的部队强行拉往西南方向的绝境. 在这危急关头，林老立即命令所率队伍轻装前进，坚决跟随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北上抗日. 当时他写诗痛斥张国焘闹分裂是“野蛇射人事可嗟”
，“谁予便利敢分家！”
１９３８年４月，张国焘借祭黄帝陵之机，又从陕甘宁边区叛逃，经过西安，住在西京招待所. 他打电话约当时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的林老晤谈，林老经请示党中央，会见了张国焘，仁至义尽地进行说服教育.张国焘却阴险地煽动说：“现在中央的路线错了，你跟我走吧.”林老凛然厉色表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坚决服从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绝不会擅离革命岗位！”他申斥了张国焘的潜逃行为，并且立即将所了解的情况报告了党中央和当时在武汉的周恩来同志.１９４７年３月，胡宗南反动军队大举侵犯陕北. 在这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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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５—王首道文集
严重时刻，任职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的林老，在延安万人动员大会上，激动地发表演说：边区是民主的发祥地，中共中央所在地，我们要尽一切力量保卫边区，保卫延安，保卫毛主席！
大家团结起来，建立民兵游击队，配合正规军作战，把胡宗南打出去，粉碎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毛主席作出了暂时撤离延安的英明战略决策后，林老十分乐观地鼓励同志们说：撤离正是为了保卫，进攻延安就是蒋介石失败的开始，我们有信心一定要打回延安来，而且要打到西安、南京去. 当时林老已经年逾６０了，他不肯撤退到河东去，坚决留在边区，和边区军民共患难，跟随毛主席转战陕北. 在严酷的战争环境里，他始终领导边区各厅、处的工作，千方百计支援前方作战. 每一次大战役以后，他总和习仲勋、贾拓夫等同志一起赶到前线，和彭德怀等同志共同总结经验，部署工作. 为了供给战争，他和同志们一起动手运粮食、割马草，渡过了非常艰苦的岁月. 一年以后，延安果然光复了. 林老向记者发表谈话说：当初敌人占领延安的那股乌云，没有湮没共产党人的伟大气慨，边区军民克服困难，战胜敌人，渡过灾荒，创造了解放大西北的光明局面，今后，一定会更快地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最后送到坟墓里去. 在这位革命老人身上，对于人民解放事业必胜的信念，就像烈火一样燃烧出旺盛的革命热情，他的革命斗志从不衰减.
三、创造新的文明
林老经常对我们说：作为革命者，老老实实把工作做好，有始有终把工作做好，这就是革命. 林老多年担任陕甘宁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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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首壮心松柏操 —３９５—
区政府主席，他忠心耿耿、兢兢业业地做好党所交给的这一重要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把一腔热血灌浇在边区的大地里，滴印在边区人民的心中.陕甘宁边区是党中央所在地，举世瞩目，中央的许多政策要在这里试验，然后向其他根据地推广. 林老深知领导好边区建设，意义重大.边区虽然只有５０万平方公里土地，１５０万人口，然而政治、经济、司法、文教、卫生等等都要抓，也是千头万绪. 在党中央、毛主席直接指导下，林老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废寝忘食、殚精竭力地工作，和边区军民一起，把这块昔日的穷乡僻壤，建设成为政治民主、经济改善、文化发展的地区，在全国堪为进步的榜样.他曾满怀深情地著文描述边区的喜人景象：这里，新人物、新事物每天都在生长、斗争、发展着，创造着全中国最新最美的现实.林老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努力把边区政权建设成为民主政治的楷模. 我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时，也去旁听边区召开的参议会，林老总是认真负责地做政府工作报告，向边区人民全面汇报工作，总结成绩，指明缺点，虚心听取意见，并且亲自研究处理各位代表的提案，凡属有益于人民的建议，他督促有关单位办好. 他按照中央指示，切实抓好从边区、县到区、乡普遍实行“三三制”政权的工作，他本人和党外人士李鼎铭等先生团结合作得更好.毛泽东同志曾说：“三三制”
搞得最好的是陕北.林老等同志领导边区政府坚决响应中央“精兵简政”
的号召，要求各级政府机构的工作，努力做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 对于贪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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渎职、营私舞弊等一切违反人民利益的行为，他绝对不容忍，严肃查明处理. 他规定，凡是县长调动工作，都必须将文件处理和财政开支等情况造册交割清楚，然后才能离任. 在林老倡导下，边区政府形成一股好风气，这就是发扬民主，克己奉公. 中外进步的记者和参观团来到陕甘宁边区，都称赞边区政府是一个廉洁的抗日民主政府，它与国民党统治机构的腐败形成鲜明的对照.毛泽东同志指示边区政府要着重领导好生产. 边区地广人稀，一向生产落后，人民生活贫苦.虽然处在战时环境，但林老十分重视抓好边区的经济建设，强调这是“我们工作的中心之中心”。
１９４２年，毛泽东同志在边区高干会上发表了关于经济问题和财政的重要讲话. 会后林老立即组织大家认真学习，指出要克服保守的单纯财政观点，必须首先有效地发展经济，才能解决财政的困难.林老主持边区政府工作时，尤其重视发展农业生产，推行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如减租、农贷、移民、变工合作、改造二流子、奖励劳动英雄和生产模范等等，充分发挥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边区军民热烈响应毛泽东同志关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开展了热气腾腾的大生产运动.林老虽然年事已高，政务忙碌，但仍以身作则，带头订出生产节约计划，保证全年变工种粮２石交公，并做到衣被自给. 干部和群众闻讯后，生产节约热情更为高涨.３年间，边区军民垦荒达２００万亩以上，植棉从３９００余亩扩展至３１５００余亩. 林老还积极组织兴办工厂，亲自帮助勘定厂址，物色技术人员，纺织、农具、皮革、造纸等工厂陆续办起来了. 国际救济总署的人来边区考察，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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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首壮心松柏操 —５９５—
分惊讶地说：边区的产品很不错呀，我们给了国民党那么多的钱，他们却什么都干不出来！到抗战胜利前夕，边区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人民收入大大增加，公家取之于民的部分大大减少，粮食和日用品等基本自给，农业上做到“耕三余一”
，甚至“耕二余一”
，财政平衡，物价稳定，一派丰衣足食的景象. 这不仅打破了当地敌人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而且有着战略意义.１９４７年胡宗南反动军队大举进犯边区，边区军民打了一年多的仗，粮食供给就没有发生严重困难. 边区经济建设的成就，首先归功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也凝结着林老的心血.林老常说：我们共产党人，对人民的疾苦决不可漠不关心，创建新的精神文明，是我们的职责. 旧社会留给边区人民的是文化十分落后，迷信愚昧严重，文盲人口曾占边区人口的９０％.林老一到边区，就很重视发展教育事业.他说：现在抗战，财政确有困难，但要舍得办学校，这方面不要卡得太紧，目光要放长远，要着眼于为新中国的未来培养人才.他对教育经费的调拨、学校干部的调配，总是尽力给予支持.１９３６年以前，边区只有１２０所小学，近２００名学生，至１９４０年发展至１３４１所小学，４１４５８名学生. 一些中等学校及延安大学等也举办起来了，还兴办了大批识字组、夜校和半日学校. 边区原来卫生水平很低，疾病和死亡威胁着群众，一些地区婴孩死亡率竟达６０％，２００多个巫神到处招摇撞骗.林老领导边区政府，大力培养中西医生，发动他们到民间服务，改造巫神，改变群众中的不卫生习惯，乃至建厕所、立猪圈、挖水井、灭虱子、新法接生等等，只要是有利于解救人民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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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的事，林老都亲自抓，努力改善边区人民的健康水平.林老和边区人民心连心，他的生命和着边区人民的脉搏一起跳动，边区人民也十分敬爱林老. 记得有一次边区民主选举参议员，群众在投票时议论说，白胡子老头林主席，一心一意为咱老百姓办事，经验多，领导能力强，一定得选上.结果，林老在民主选举中得票最多. 全国解放前夕，林老奉命离开边区赴西柏坡，边区召开欢送大会，许多干部、群众泪眼莹莹，对和他们同甘苦、共呼吸多年的林老，十分恋恋不舍.
四、光明磊落，为人师表
在和林老相处中，我觉得他立身行事，律己甚严，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努力发扬我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 徐特立同志称赞林老是“党员之模范，足以型后辈”。
林老在党内年资很老，但他从不自视特殊，总是严格遵守党的纪律和要求. 早在第一次大革命中，他参加国民党中央党部的领导时，已经是很有声望的“名流”了，但他作为一名普通共产党员，积极参加所在支部的组织生活，对于年轻的省委书记陈延年同志和支部书记徐彬如同志，都十分尊重，他们所布置的任务，他总是不折不扣地努力去完成. 当时他每月工资３００余元，很大部分都交了党费，个人生活却很俭约艰苦. 在艰苦的革命斗争中，林老总是不计个人和家庭利益，坚决服从党的安排.１９３２年他从苏联潜返上海，当时妻、女都在同一城市，但因工作需要，他临家门而不入.在从中央苏区出发长征时，他爱人范乐春同志正值分娩后不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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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决定她留在根据地坚持斗争，林老表示坚决服从，并且语重心长地对爱人说：“我们都是党的儿女，革命的需要高一切；你要目光远大，看到我们的前途，坚信我们是会胜利的.”
后来，范乐春同志不负林老所望，和邓子恢、张鼎丞等同志坚持在闽西根据地艰苦地进行武装斗争，直至不幸病逝.毛泽东同志称赞林老是一位正派人. 林老经常教育干部要有正派作风.他说：正派作风就是群众观点、群众路线，就是实事求是，求得真实情况和它的规律，因为马列主义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在陕甘宁边区，他总是努力深入群众，调查实际，掌握具体情况. 我常见到他在早晚散步时，用一口流利的陕北话和老乡攀谈，群众中的一些思想情况和生产、生活问题，往往就摸到手了. 有时他从重庆、西安一返回延安，就柱个棍，挨着窑洞一个个走，到各厅、处了解情况，发现了问题，就循循善诱，及时指导. 他不辞辛劳，经常率领同志跋山涉水，深入基层调查情况，检查工作，向群众汲取新鲜营养.１９４３年春他下农村１０天，对春耕情绪、开荒计划、基层干部工作作风等问题了解得十分真切，并且在群众中获得了解决存在问题的办法. 例如，当时一些地方变工搞不起来，林老发现安塞县卫家塔大变工队有效地组织了劳动力，变工开荒取得很好的成果，用事实向群众宣传了变工的好处.林老立即在亲自撰写的文章中宣传、推广这个先进经验. 他热情歌颂劳动群众：“为什么我们不应向你们学习呢，你们大地的儿子，人类的智慧、血汗，不都是埋藏在劳动中吗？”并且说他这次下农村，“觉得实际的内容太丰富了，需要虚心去学习的地方还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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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老常说：满招损，谦受益. 他谦虚谨慎，勇于举起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严于解剖自己. 他认为，必须养成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才能冲刷党内难免存在的坏东西，整顿好队伍，浩浩荡荡向着光明的道路前进.在整风运动中，我听到林老开豁坦达地说：我们共产党员不是掩饰自己错误的小人，而是胸襟宽大的君子，态度光明磊落，欢迎党内外一切批评，而且心里很快乐，像古话所说的，知道者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他还说过，批评帮助同志，就像下药助人治病，“药入不出汗，厥疾不疗”
，所以态度要严肃恳切，才能扶助有毛病的同志，“在那‘天人交战’的关头，有走向正确方向的勇敢精神”。这些精隽的语言，多么启人心智. 他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 在工作中他一旦发现了自己的缺点错误，总是主动作自我批评，加以纠正.１９４２年他到甘泉、鄜县两地检查工作，曾批评了鄜县的群众工作做得差.１９４０年胡宗南反动军队侵犯边区被击败后，严酷的战争考验证明鄜县的群众工作做得是好的. 虽然事隔６年了，林老却专门对鄜县的县长郑重地说：“实践证明过去我对你们批评错了，请你一定向县里全体干部说清楚这个情况，表示我的道歉.”
这位县长很感动地说：“不必了，我们的工作也确有缺点.”林老又认真地说：“这不是你我个人的问题，对工作、对我自己，必须有实事求是的严肃态度.”
林老善于团结全体同志，十分关怀爱护干部. 他工于诗词，在延水之畔发起组织“怀安诗社”
，借此和党内外一些老同志、老知识分子团聚一起，磨砺革命情操.他和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诸老之间，有着非常深厚的革命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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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首壮心松柏操 —９５—
对中青年干部，他没有长辈架子，也能打成一片. 有时他到我的窑洞来下围棋，落子爽利如其性格，他指敲棋枰，不知不觉就和我谈起心来了. 有时他教大家引亢高歌革命歌曲：“广州暴动苏维埃，中国革命新纪元……”火热的战斗激情，把他和年轻战友们熔合在一起. 他是边区一府之长，却平易近人，谁有事去找他，他总是拨冗相见，谆谆教诲，从不厌倦. 工作中发生了错误，他主动承担责任. 因此，大家都愿意对他讲心里话，觉得他就像是自己家中慈爱的老人.
五、光辉的一生
林老从一位老同盟会员，变成为坚强的共产党员，从大元帅府的参议，变成为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他的一生走过了不平凡的不断进步的路. 他认为，他是抱着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热忱，向着真理，走上了实现祖国繁荣昌盛的历史必由之路，这条路，是继承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合乎历史逻辑的进步之路. 他总是热心盼望和帮助一切爱国的党外人士，一起来走这条进步之路.林老多年襄赞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对他的先师十分崇敬. 孙中山不愧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他在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完成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从旧三民主义到革命的新三民主义的转变. 林老直接参与了这个转变，对孙中山的进步起了积极的影响.在李大钊和林老的介绍下，孙中山１９２１年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１９２２年和苏俄政府代表越飞先后进行了两次重要会晤，后来发表了著名的《孙中山越飞宣言》。
林老积极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他推荐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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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６—王首道文集
同志等优秀的年轻共产党人，一起参加筹备、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会上，通过同国民党内右派分子的辩论和斗争，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此，毛泽东、李大钊和林老等共产党人起了重要的作用. 林老以后不止一次谈到，当时正因为有了共产党人的努力，国共两党之间才有了合作的党、合作的政府、合作的军队，民主革命事业才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 林老很敬佩孙中山在其临终遗嘱里所说的，“积四十年之经验”
得到的和我党相同的一个结论：深知欲达到胜利，“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林老亲身感受、深切体会到：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就在于他在４０年漫长而曲折的革命斗争中，在国际国内空前深刻的历史转变过程中，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
，站在时代潮流的前面，和历史共同前进，从而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他毕生追求实现“天下为公”
，为国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林老继承了这种革命精神. 林老常常吟诵孙中山先生的题词：“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他认为这振聋发聩的精言至理，值得我中华民族全体同胞深刻体会.林老长期为建立和发展我党的统一战线做过许多工作，是很有成绩的. 在他看来，统一战线在不同时期虽有不同内容，但归根结底是要团结一切民主爱国力量，抗击外侮，战胜内敌，共同建设祖国.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他在两党之间起了很好的桥梁和促进作用. 在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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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首壮心松柏操 —１０６—
常奔波于延安和重庆、西安之间，协助周总理，克服种种困难，为团结抗日、民主建国作了不懈的努力. 对于一切不利于团结抗日和民主进步的行为，他坚持原则，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当时他担任国民参政会的参议员，１９４４年他在国民参政会上代表中共首次提出中国应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表达了我党谋求国家民主进步的正义主张，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良好愿望，博得了广大进步爱国人士的赞扬. 历史总是前进的. 林老总是热诚帮助党外人士，包括国民党内他旧日相熟的老同事跟上历史的进步. 在解放战争后期，林老作为中共代表参加国共和谈，他同国民党政府的代表交谈，耐心做工作，争取他们站到人民的方面来. 一些老同事、老朋友，虽然经历了各自不同的曲折道路，然而始分终合，又和林老站到一起来了.对此，林老非常兴奋和欣喜.１９４９年，当他赶赴东北迎接张澜、李济深等先生从香港北上参加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之时，当他随同毛主席在北京车站欢迎和平起义的原北伐六军的老同事程潜将军之时，当他参加开国大典在天安门城楼和民主人士们一起瞻望徐徐升起的五星红旗之时，他激动的心情难以言状.全国解放以后，他在政府工作中和党外民主人士进行了很好的合作，也很怀念一些老朋友，盼望他们能为祖国的统一和强盛作出贡献. 每逢孙中山先生诞辰，他都去北京碧云寺或中山堂参加纪念仪式，执礼甚恭. 届时，他常和老同志、老朋友们一起缅怀孙中山先生，同时也交谈云散在台湾或异域的旧日诸友的情况.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１１日，林老赴碧云寺纪念孙中山先生９２诞辰，与何香凝、李济深诸老谈及国民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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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６—王首道文集
老于右任先生不久之前在台湾回溯前尘，感慨万千，赋诗怀念大陆和旧友之事，林老深表同情，只是觉得于老诗曰“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
，未免过于感伤了. 白首壮心的林老当即依于诗原韵，挥笔亲书一绝：“不怕扫墓人白头，中山陵树绿悠悠，当年黄埔分明在，风雨同舟忆旧游.”林老的诗，表达了他希冀在台湾的旧友们，能深明大义，和祖国人民一起团聚在已是绿荫繁枝的中山陵树之下的殷切期望.林老曾写过两句警辟隽永的诗：“一滴终须归大海，几人到此悟平生.”是啊，尚在天涯海角另一方的中华民族的同胞，不论走过怎样曲折的路，叶落须归根，涓流终入海，都应当为我们伟大祖国的统一、繁荣和富强作出应有的贡献. 美丽的宝岛台湾，终究要回到祖国怀抱里来. 我想，这正是林老的一个崇高而美好的遗愿.
（原载《怀念林伯渠同志》，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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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好自己的晚年历史 —３０６—
写好自己的晚年历史
１９８６年１月８日
《新的起点》一书已由长征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由中央党校高中级干部研究班校友联谊会的几十位老同志合作写成（包括部队部分离休干部的典型事迹）。书名是根据胡耀邦同志所讲的“离休对老干部来说，不是革命生涯的结束，而是开始了一个‘参加革命的新阶段’”的精神而定的. 我作为联谊会的名誉会长，由衷地祝贺这本书的出版. 因为这里面记述了这些离休老同志在新的起点上的新生活. 书中的许多作者，是在革命征途中经历千难万险，为党的事业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幸存者，他们离休之后仍然自觉地发挥余热，利用适合自己情况的方式，参加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 有的到基层调查研究，有的写革命回忆录，有的著书立说，有的协助街道做居民工作，有的为少年儿童作义务辅导员，有的种花种草美化公共环境，有的言传身教、教育好子女及其亲属，有的锻炼身体保证健康长寿……他们这种扎扎实实、点点滴滴地为人民做好事，为祖国谋利益的思想行动，体现了他们珍惜光荣革命历史的高尚情操，我非常赞成.根据党的干部制度的改革，近几年来已有大批到了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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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０６—王首道文集
年龄的老同志，自觉地退出了领导工作岗位，让年富力强的干部接替自己的工作. 从中央和国务院机关及其所属部门来看，到１９８４年１２月底，退出工作岗位的老同志已有２０万人，即将退出的尚有１９万人.老干部退下来，怎样写好自己的晚年历史，这是摆在参加革命几十年的老战士面前的新课题.《新的起点》的作者们，尽管他们写的都是离休以后所做的一些普普通通的事情，但从这些平凡的事迹中，生动具体地反映出我党我军的许多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有些事迹是相当感人的. 希望已经退出和即将退出工作岗位的老同志，都来读一读这本书，从中得到一些借鉴和启迪.这本书出版的消息见报之后，全国许多地区和中央、国务院机关的一些老同志纷纷写信或亲到长征出版社订购，有些单位的老干部局（处）还把这本书当作新年和春节的礼品赠给离退休的同志，我很赞成这个做法.生老病死，这是人生的必然规律.共产主义的千秋大业，要靠若干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我们年事高了，办事力不从心了，就应当高高兴兴地把手中的接力棒交给年富力强的同志. 但是，人退下来了，思想不能退，眼界不能窄，风格不能低，对自己的要求不能放松. 陈云同志曾讲过，共产党员永远不能退休.老同志革命几十年养成一种很好的品德，就是处处做模范. 年纪大了，作战的模范当不成了，繁重工作的模范也当不成了，但是思想品德的模范，遵守纪律的模范，团结的模范，教育后代的模范还能够当，而且应该当.干一辈子革命，当一辈子模范，这是老同志的高风亮节的所在，也是写好晚年历史的一项很重要的内容. 这本书里，记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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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好自己的晚年历史 —５０６—
他们的这些事迹.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形势、经济形势都非常好. 在工作岗位上的同志应当加倍努力，英勇奋斗，发展这个来之不易的大好形势. 退下来的老同志，也应当发挥余热，为社会主义祖国的美好前程作出应有的贡献.新老同志团结一致，密切协作，都来珍惜这一大好形势，发展这一大好形势，这样，本世纪末翻两番的宏伟目标，就一定能够更快更好地实现.
（原载《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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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６—王首道文集
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主要依据
１９８６年４月１２日
最近两年，我先后在江苏、广东等沿海地区看了一些乡镇企业，对那里的大好形势印象颇深. 今春又到湖南常德地区看了看，虽说该地区由于基础差，起步晚，在总的发展水平上还不及苏粤一带，但也有其自己的特色. 衡阳、浏阳等地的情况也差不多. 我深深感到，我国的乡镇企业确实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途.
一、三种主要途径
如果说长江三角洲地区发展乡镇企业主要是靠了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的技术辐射，珠江三角洲地区是占有侨乡之利，主要是通过“三来一补”
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设备，那么，湖南常德地区没有这些有利条件. 但是，他们靠充分发挥自己的资源优势，也取得了显著成就. 两年来全地区乡镇企业的总产值翻了一番多，从１９８３年的５２３亿元，跃增到１９８５年A的１２３８亿元. 上述三种发展乡镇企业的主要途径，可以说A基本上概括了我国各类地区在发展乡镇企业方面的不同特点.而就广大内陆省份来讲，常德的经验则更具有普遍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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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主要依据 —７０６—
当然，不同地区也还有各自不同的特有的优势. 如衡阳地近广东，正当湘粤桂三省交通要冲，客货云集，购销两旺，浏阳有历史悠久、名闻中外的花炮制造工艺等，若善于利用，都将是发展乡镇企业的有利条件.资源也是一种优势，它和技术、资金一样也是办企业的一项重要条件，同样是可以利用的. 当然，兴办企业光靠有资源是不够的，但善于发扬资源之长就可以补技术资金之短.澧县澧阳乡要办啤酒厂，并无技术条件，但是他们发现自己有丰富的大麦和优良的水源，虽然远到辽宁聘请技师，过江到湖北沙市去加工大麦芽，建成啤酒厂后仍有利可图. 投产３个月就获纯利１３万元；产品被评为全省第二，行销３０个县市，由于供不应求，已开始进行扩建.常德地区盛产柑桔，而且亟待开拓销路. 石门县夏家巷镇看准了这一优势，大胆提出了兴办果汁厂的设想. 结果群众拥护，领导支持，省里还批准他们从国外引进设备，于是集资贷款很快把厂子办起来了. 不仅工厂本身每年可获纯利１００万元，而且附近广大柑农通过加工增值也可增加收益２５０万元. 许多地方通过协作经营、技术转让、招聘人才、联络信息等各种途径，从经济发达地区和省内外大中城市引进先进技术，争取投资借款，聘请技术人才，主要指靠的，就是这里有足以引起人们经营信心的丰富的自然资源、农副产品资源、劳动力资源和市场资源. 如临澧县各乡镇凭着资源优势同外地搞经济协作，到目前为止已同许多高等院校、科研单位、大中型企业搞各种形式的联营项目４６项.其中，从广东引进了甜啤酒生产线和蜜饯生产技术；从外地聘请了１９０多名技术顾问，招聘来３７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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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０６—王首道文集
工程师和技术员；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长沙、武汉等地建立了１１个联络窗口，沟通信息、交流技术、推销产品.这样，使全县乡镇企业总产值从１９８０年的２６００多万元跃增到１９８５年的１１亿多元. A二、特有的生命力
乡镇企业，自然也包括村办企业，它生根于农村，成长于荒野，具有特殊的生命力.第一，乡镇企业直接为本乡本村造福，看得见，摸得着，便于监督，易于掌握，因而很容易调动群众集资、出力、献策的积极性.第二，乡镇企业涉及的范围小，层次少，关系单纯，在征地、搬迁、人员安排、利润分配以及处理工农关系等方面省去许多麻烦，因而筹办迅速，经营方便.第三，乡镇企业规模小，产品单一，动转灵活，摸准信息即可迅速上马，一旦市场有变化也可以很快转产，即使迫不得已而必须关停并转时，造成的损失也小，善后也容易安排.而且一乡一镇并非只办一个企业，“东方不亮西方亮”
，仍可以丰补歉.第四，乡镇企业由乡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在利润使用、工资奖金发放、人员安排、经营方式等各方面都不受条条框框限制，如能掌握得当，较容易发挥领导和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把企业搞活.第五，乡镇企业就地取材，就近招工，职工来则为工，去则归农，可去可留，可工可农，工厂规模完全可以根据供、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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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主要依据 —９０６—
情况随时扩大或缩小.特别是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如榨糖厂、果汁厂等一年只干两三个月，这对于一般国营大厂来说很可能难予处置，而乡镇小厂则可应付自如.第六，乡镇企业不仅为本乡本镇直接创造了财富，扩展了就业门路，而且它的经营活动往往又可以间接地为本乡镇的农副业带来意外的好处. 如农副产品加工企业就为农副产品扩大了销路，稳定了价格，各种生产企业又为集体和个体的运输、装卸、修理、运销等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机会，因而更容易取得群众的支持.上述乡镇企业的优越性如能认识透彻，善于利用，就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石门县新关镇水泥厂原为地区的一个公司经营，由于远离领导、管理不便等原因，办厂３年亏损３年. 新关镇领导看准了这个厂办不好的症结所在及其未能发掘出来的潜力，度量了由镇经营的有利因素，就果断地用１６万元买了过来（只厂房部分）
，结果一年就获纯利８１５万A元. 所属各村也在镇的支持鼓励下，根据本村的条件和特点办起了许多小厂矿，从而使全镇企业总产值５年翻了３番.
三、势在必办的主要依据
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发展乡镇企业已是振兴农村经济以至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无可代替的一项重要措施. 这也就是乡镇企业前途广阔、势在必办的重要依据.第一，光从企业本身的经济效果看，乡镇企业的初步发展就已充分证明了，它是农民脱贫致富的一条重要途径. 它能提供的是每个农民都看得见的实际利益. 乡镇企业在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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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６—王首道文集
地区已经是农村经济的一项重要支柱，非办好不可！
第二，办好乡镇企业已是农业进一步发展和农村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客观要求.通过办乡镇企业，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用群众的话来说，还可以勉强叫做“化废为宝”
，但是，日益增加的大量农副产品如果不通过兴办乡镇企业进行加工增值扩展销路，就可能有使它变废的危险. 同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力需要通过办乡镇企业安排出路，农业现代化需要乡镇企业给以资金支援，这都说明了乡镇企业势在必办. 而乡镇企业的进一步发展必然会更好地促进农业的结构改革和专业化、社会化、商品化的进程.第三，发展乡镇企业不仅可以带动各类专业户以及户办企业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巩固发展集体经济在农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有利于促进个体经济向合作经营的方向发展，更有利于保证农民群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发展快的地区，乡镇企业的产值已经占到本地区工农业总产值的５０％乃至７０％以上，这无疑是巩固农村集体经济，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可靠保证.第四，发展乡镇企业也是进一步开展农村各项工作所必需的. 不少区乡干部反映，目前农村工作有三难：“上交提留难，兴办建设难，计划生育难”。乡镇企业发展后，不仅可以利用企业的一部分盈余支援乡镇建设，举办公益事业，逐步减免一般农户的上交提留，而且可以逐步提高农民的经济水平、文化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同时逐步改善妇女的就业条件，相应提高其社会地位，这对于破除“养儿防老”
、“多子多福”
、“重男轻女”等旧的社会意识，扫除推行计划生育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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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的主要依据 —１６—
作中的各种思想障碍，无疑是一项釜底抽薪的根本措施. 可见，乡镇企业的发展，不仅有利于物质文明建设，而且将有利于农村精神文明的建设.第五，乡镇企业还是社会主义国营大企业的必要的助手和补充. 乡镇企业的发展促进了农村购买力的提高，增强企业本身对于机器设备和配套零部件的要求，为国营大企业开拓了市场.乡镇企业在增加社会财富，丰富社会产品的同时，也在不少方面补充了大企业的不足，某些大企业不便生产的小商品或一些地区性的小范围内特殊需要的商品就可以由乡镇企业生产. 另外，乡镇企业在经营管理方面的许多经验也可为国营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还能够充实财税增生基础，有利于国家开拓税源，积累建设资金.第六，发展乡镇企业有利于缩小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以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消灭三大差别，一直是我们共产党人的伟大理想，但究竟通过怎样的途径来逐步达到这种境界，还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 但通过发展乡镇企业，确实开始出现了农村办工业，农民当工人，乡镇搞现代化建设，以及不少知识分子深入农村，农民普遍重视文化技术学习等可喜局面，这至少是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一种有效途径.第七，发展乡镇企业也可以说是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环节.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党的既定方针，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当然，要具体列出具有中国特色应包括哪些内容，这还正在逐步实践并有待进一步探索.但是，中国是一个具有１０亿人口的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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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６—王首道文集
１０亿人口赖以维生的可耕种土地又有很大一部分分散在广阔的丘陵、山区和水网地带，从当前世界科学技术水平来看，并不都适合用大机械化农场的方式进行集中经营，这些是中国不同于任何国家的最明显的特点. 仅仅根据这些，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就绝不能设想可以像一般的经济发达的中小国家那样，或者像处在大平原上的某些资本主义大国那样，人口大多集中在现代化大中城市，农业靠少数大机械化农场. 而通过发展乡镇企业，我国的广大农村就可以就地实现以乡镇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农民就可以就地转化为工人、亦工亦农的劳动者和现代化农业的生产者.总之，如何充分估价和怎样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已是需要我们尽速总结经验并认真加以研究探讨的、关系到我国四化大业的重要课题.
（原载《常德通讯》１９８６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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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满怀希望 —３１６—
我满怀希望
１９８６年５月１６日
我对诗歌是外行，不但不会写诗，也很难说有什么欣赏水平. 但我喜欢诗，既喜欢古诗，更喜欢新诗，也喜欢柯蓝等同志提倡的散文诗. 古人说：诗以言志. 我想这应该是对的. 那么，我们的诗要言什么志呢？自然是要表达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志. 从这一意义上讲，我们大家就都有了共同的语言. 为了把我们的共同事业搞好，我想在诗歌创作方面也同样需要提倡一些共同的东西.第一，我觉得为了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诗人们应该深入生活，深入群众，特别是要深入到改革开放的生活激流中去. 我今年８０岁了，还是喜欢下来走一走，看一看，见见新鲜事物，心里就觉得充实，心情也愉快.可惜我不会作诗，不然也像大家一样，有许多作品要发表的. 如果每天坐在屋里冥思苦想，很可能我心目中的广东，还是像１０多年前我当省委书记时的老样子，岂不是差得太远了吗？
即使我会作诗，写出的作品也只能是空洞无物，甚至无病呻吟.第二，不仅要深入生活，深入实际，而且要从中提炼出精华来. 我们常讲文学艺术要走在时代的前边，要反映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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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要围绕当代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用开拓创新精神创作代表新时代的新作品. 要用通俗美好的文字，去写新的改革家，写正在进行中的新长征，歌颂开拓创新的能手……这就要求诗人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和科学知识，要有高尚的思想情操. 当然，我们说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绝不是要写标语口号式的作品，其实，那也绝不是诗. 追求某种低级趣味，反映资产阶级颓废思想，也是为我们所不取的.第三，要坚持双百方针，这已经是老话了，但也是新精神. 最近王蒙同志的一次谈话，我觉得很好. 既然要百家争鸣，就应该允许批评，也必然要有批评以及反批评，否则，还算得上什么争鸣呢？但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那种一棍子打死的批评，是坚决要不得的.“批评”这两个字的含义本来是指同志式的互相切磋探讨，争论帮助，但是在极左思想的干扰下，特别是“文革”期间，不仅是把“批评”
，连“学习”
、“革命”
等许多美好的言词都糟蹋得不成样子了.我完全同意王蒙同志的意见，今天我们不仅要肃清“左”的流毒，同时也要消除“左”的余悸. 要相信党，即使有个把人仍然拿出“左”
的腔调来吓人，也不要害怕嘛！
今非昔比，时代不同了，“左”的一套已经根本吃不开了.上边的几句门外话，就算是班门弄斧吧！但我的心情是热诚的，我满怀激情希望我们的诗歌创作无比繁荣.
（原载《华夏诗报》总第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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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正态度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５１６—
端正态度 做好思想政治工作
１９８６年６月
最近，党中央要求各级党组织都要进一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这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体制改革，对于我们党在新的发展时期有效地进行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无疑都是十分重要的.认真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是我们党的一个优良传统. 在每一个重要历史时期，特别是在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我们党都反复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并针对当时形势发展的新特点，对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内容提出进一步的要求.例如，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转入土地革命战争以后不久，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革命暂时处于低潮的种种特点，就曾强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
》、《井冈山的斗争》等毛泽东同志的文章，既是指导中国革命的纲领性文献，同时也是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文献. 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同志深入分析了中国革命高潮必将到来的客观可能性，指出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悲观情绪是毫无根据的，从而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将土地革命推向高潮.在与王明“左”
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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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线进行斗争，并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根据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大批有志青年涌入革命队伍的特点，以及从国共对峙转变为国共合作抗日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党又重新强调了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的特殊意义. 在这一时期，毛泽东同志陆续发表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反对自由主义》、《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论持久战》、《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等一系列重要文章，都针对当时干部、群众中存在的突出的思想认识问题和党内存在的作风问题，进行了深刻的论述，对于统一全党和广大群众的思想认识，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同志还深刻地指出了认真做好思想工作、政治工作的迫切性.以后开展的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实质上就是向广大党员、干部进行的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加强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一种有效的形式. 全国解放以后，中央根据我党已成为执政党的地位变化，又采取了一系列加强党员、干部和群众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措施，更是大家都熟知的历史事实. 正是在这样不断地总结、提高并逐步积累经验的基础上，我党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才得以不断发扬光大. 因此，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后，特别是在前不久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党中央重新强调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既是完全必要的、及时的，也是很容易理解的.然而，有的同志却因此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一直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只是到了现在才开始提出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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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看法是不全面的. 大家知道，正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才从根本上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重新恢复了党对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以《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代表的，包括党中央的一系列重要文件、决议，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许多重要讲话在内，都是当前我国现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它们既是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指导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文献，也是向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本原理教育的重要文献. 正是这样，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逐步实现了两项伟大的历史性任务：一是拨乱反正，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二是全面改革，其中包括破除了多年来实际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实行了党的干部的新老交替.毫无疑问，如果没有必要的和充分的思想政治工作，要顺利完成这样涉及千百万人的重大任务是根本无法想象的.那么，是不是说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就一点问题也没有了呢？当然也不是. 近几年来，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有些地区、部门和单位确有做得不够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某些阶段或某些环节上，工作做得不够经常，不够细致，不够深入. 有的单位虽然做了一些，但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少数单位甚至处于无人过问的状态. 特别是对于在实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并进一步全面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条件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我们有些同志缺乏思想准备，因而缺乏必要的、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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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主要还是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没有完全得以摆脱. 一方面是由于“左”的影响由来已久，不容易一下子清除干净.另一方面是有些同志虽然受过“左”的伤害，在当时能够给予抵制，但是并未真正认清“左”的错误实质，因而把一些本来是正确的东西有时也当做“左”的东西加以排斥. 他们不懂得包括极左在内的一切错误的东西，都往往以“正确”
的面目同群众见面，如果不认真从思想上提高认识，是很难真正划清是非界限的. 正是由于这两重原因，不少同志对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及其应该采取的正确而有效的方法，还缺乏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因此，对于以下几方面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我以为很有进一步强调的必要.首先应该认识到，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不断地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武装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使之不懈地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 在这里，我们交给群众的自然都是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客观真理，不允许有任何的主观随意性. 譬如，我们党实际上一贯坚持的、经过小平同志高度概括出来的“四项基本原则”
，就是近百年来中国革命实践所反复证明了的颠扑不破的真理. 反复地对群众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无疑是我们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最重要的内容. 如果说，由于缺乏切身的感受，年轻一代无从体会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后和新中国成立前后的鲜明对比，因而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极端重要性缺乏深切的认识，那么，对于“文化大革命”
，许多同志都是亲身经历、记忆犹新的，只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总结“文化大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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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经验教训，对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极端重要性就能够深切体会了. 造成”史无前例“浩劫的原因正是：所谓”踢开党委闹革命“
，摒弃了党的领导；断章取义地摘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片言只语，以至加以歪曲，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颠倒敌我关系，“砸烂公检法”
，严重地削弱了人民民主专政；强调所谓“以阶级斗争为纲”
，乱揪乱斗，破坏了生产，阻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正常发挥，等等.可见，我们在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时候，特别是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教育的时候，一定要有针对性，密切联系群众的思想实际，用群众切身经历过的事实，避免空洞的说教. 这样的教育才能真正落到实处，收到实效. 反之，如果还用过去“左”的一套做法，照搬照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已经不适合现在条件的个别论断以及片言只语，而不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方法，联系群众的思想实际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是很难收到实效的. 这样的思想政治工作，就很容易被人看成是“口号”
、“公式”
、“说教”之类的东西，是无法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好的. 为什么有的人一听到要抓好思想政治工作就总是和“左”
的东西划等号呢？
我认为，这与我们有些同志没有掌握群众的思想实际和正确的工作方法是很有关系的.其次应该认识到，我们在政治上、思想上要求群众做到的事情，是完全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最长远的利益的，因此是完全会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的.这同“左”
的一套也有着根本的不同. 有的同志以为“文化大革命”中有许多做法是不得人心的就错误地认为，群众已经对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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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厌倦”了；另外有的同志则是无端地埋怨群众“落后”
，尤其是认为青年人“都很难教育”
，等等. 其实，这些看法都有很大的片面性. 究其思想根源，都在于没有真正摆脱“左”的一套的影响. 应该说，只是“左”的一套根本脱离了群众，而绝不是群众“厌烦”了政治. 前些时候小平同志提出的加强“四有”
（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教育深得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就是很好的证明. 把青年一代培养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有用之才，不仅是社会的需要，也是完全符合青年本身及其长辈们的愿望的. 我们党的实践一再证明，绝不是什么群众“落后”
，而是需要我们不断地在实践中认真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并不懈地探索将这一真理宣传、灌输给人民群众的科学方法.再次应该认识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确实有个方法问题.这个方法问题是同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的目的、要求和本质的内容紧密相联系的. 在“文化大革命”中以及党的历史上，一切推行错误路线的人为什么采取扣帽子、打棍子、抓辫子整人的方法进行工作呢？是不是他们就不懂得使用其他好一点的办法、像样一点的办法呢？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推行的那一套是违背真理的，是脱离亿万人民实践的，是不得人心的.因此，他们只能采取强制的办法，压服的办法，不讲理的办法进行工作. 而我们党历来的传统，则一贯是主张采取平等的态度，耐心说服的方法，启发教育的形式进行工作的. 其根据就是前边已经提到过的，我们有符合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真理，我们有理可讲. 在这里还需要指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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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认为，现在政治工作干部不像原来那样，有那么大的权力了，因而思想政治工作不好做了. 这些同志的出发点很可能是好的，但是他们的思想深处仍然是以为凭着那种“左”
的政治压力就可以解决问题，就可以做好工作. 他们还不甚理解，中国共产党所以能从无到有，由小到大，终于吸引了千千万万的革命者自愿投入到革命的行列里来，共同成就了解放中国人民的伟大事业，唯一凭靠的就是手中的真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我们不是靠吓人吃饭，我们是靠真理吃饭.一些同志常说的“身教重于言教”
，同样也不单是个方法问题. 我们共产党是人民利益的集中代表，因此，凡是我们要求人民群众做到的事，首先应当要求自己必须带头做到.在这一点上，我们同历史上任何其他阶级及其政党都有着本质的不同. 他们要求自己臣民百姓必须做到的，并不一定是自己想要做到的，而且其中有些恰恰是他们本身绝对不愿做的事. 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
、“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就说明了这个意思. 如果你讲的是真理，可是自己却不愿照着去做，这怎么能服人！我们绝不能像“文化大革命”
中某些派头头的所谓“讲用报告”
那样夸夸其谈，他们完全是为了讲给别人听，自己却反其道而行之.如何把道理讲得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使人容易听懂，喜欢接受，这也可以说是个方法问题. 这就要求自己首先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真正弄懂，要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理解透彻，要有自己亲身实践的感受，还要摸透群众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 要想做到这些，不下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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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是不行的. 听说有些同志，包括某些做政治工作的同志也不那么认真研读马、列的著作了，这是很不好的. 我们自然不同意“左”的那种寻章摘句、断章取义地搞所谓“活学活用”
，坚决反对用“语录棍子”打人，但是，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我们的根本. 有的同志将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与学习党的基本方针、政策完全等同，以为只要学习党的基本方针、政策就可以了，不必再读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了，这种认识无疑是片面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基本方针和基本政策，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党的许多重要文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当然要作为重点来学，而且一定要学好，但还不能完全代替我们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原著. 只有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著，并且结合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进行学习，我们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党中央是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面临的问题的，是如何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并结合我国的实际，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这样，我们对于党中央所制定的方针、政策才能称得上深刻理解，才能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总之，为了进一步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我以为有必要认真研究解决一些可能存在的思想阻力. 这些阻力是否单是来自“左”
的影响和这种影响的反馈，即如上边谈到的那些，是否还有别的什么？
当然还可以进一步探讨.上面说的意见，只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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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应该指出的是，在我们当前进行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和方法应该进行怎样相应的改革，怎样在继承党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发展，同样是很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课题.对此，我希望广大政治工作干部和有关的专家学者都来探讨和研究，以促进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蓬勃发展.
（原载《学习与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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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视领导艺术的研究和探讨
１９８６年７月
如何提高领导艺术，是加强党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领导的一个重要问题，我们应该重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和探讨.
一、领导艺术问题的社会主义特性
领导艺术问题，我认为，只有我们无产阶级政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才最有必要、也最有条件研究. 这是由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性质决定的. 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与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有根本的不同，它是绝大多数人统治极少数人的社会. 我们队伍中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只能是一种基本利益一致的同志式的完全平等的关系，也就是我党所历来强调的民主集中制的关系. 我们的领导干部实行领导和推动工作是靠根本相同的政治理想和由共同理想产生的自觉纪律，因而主要是采取教育启发、带头示范、批评帮助的方法，这就要求不断提高领导艺术和完善工作方法.我们党历来是十分重视领导艺术的. 党的三大作风，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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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重视领导艺术的研究和探讨 —５２６—
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批评与自我批评，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的最基本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 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注重调查研究，遇事同群众商量，虚心听取群众的意见和批评，对领导负责和对群众负责的一致性，以及向下级交代任务的同时必须交代完成任务的方法，既要坚持原则性，又要注意灵活性，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等，都是我们在领导艺术方面行之有效的具体经验.只是后来由于“左”的影响，这个问题渐渐不被人们重视了，甚至讲究领导艺术也有被指责为“右倾”的危险. 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当然更不会有人敢于公开发表有关领导艺术之类的议论了. 正是由于这种“左”的干扰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我们党虽然有着十分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优良传统，但是讲到系统地总结研究和理论上的深入探讨，反而是相当落后的.为了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不仅要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对于历史上的有关遗产和当代国外有关的科学研究成果，也完全应该像对待人类其他文化成果一样，大胆地进行批判继承和择优吸取. 古代某些帝王的虚怀纳谏，现代某些资本家的善于经营，都可能对我们有一定的借鉴和启迪作用. 但是，这种学习借鉴，绝不能忘掉我们最根本的东西即社会主义的基本性质.最近，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保证四化的实现，一靠理想，二靠纪律. 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研究和探讨领导艺术问题的最基本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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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导艺术问题的中心是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
我们的领导干部在实行领导和推动工作的过程中，是有许多工作要做的. 我认为，中心环节还是如何善于发现和使用人才. 这是因为，如果对于一个人的特有才干尚未能予以发现并给以发挥作用的机会，那么，即令其积极性已经调动起来，又怎么能谈得上对工作和事业做出切实的贡献呢？可以说，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四化建设，人才问题是中心，是关键. 不抓住和解决发现人才、使用人才的问题，就谈不到领导. 因此，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必须首先认真学点有关人才学的基本知识.其实，人才问题也不是现在才提出来的新课题. 古今中外，无论是军事家的调兵遣将，还是政治家的治国安邦，都离不开如何善于用人这个关键问题. 就我国来说，所谓“朝无冗员，野无遗贤”
，自古以来就是励精图治的首要条件. 中国革命的历史更充分说明了人才的重要. 由于我党集中了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无论是忧国忧民的热血青年，还是立志改革的仁人志士，许多人都在我党的引导下走上革命的道路，为革命浴血奋斗，因此才完成了解放祖国的大业.那么，为什么人才问题在今天又突出地重新提到了我们面前呢？根本原因是由于“左”的干扰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坏，使我党的工作重心一直未能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轨道上来，因此，如何集中有用人才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自然也就无法提到日程上来.重视人才问题，不仅在于你是否重视人才的选拔，更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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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你实际用怎样的标准来选拔人才.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如果自己思想深处还存有某种“左”的影响或者缺乏必要的科学知识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以为单纯“听话”
就是政治好，纯粹的“老好人”就是群众威信高，能够“捞钱”就是有才干，只要有文凭就是有学问，没文凭就必定没学问，或者对人才一味地求全责备，吹毛求疵，甚至自觉不自觉地沿用“左”
的那一套，查三代，讲出身，讲资历，论辈份，并以此作为选拔干部、评定人才的基本方法，所有这些，都不可能真正达到选贤任能的目的. 因此，我们的领导干部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领导艺术，发挥自己的领导才干，以吸引一切英才学子、志士能人来共同完成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
三、在发挥领导作用问题上宏观与微观方面的不同要求
多年来，由于“左”的思想影响，一般人往往认为只要不折不扣地传达了上级领导的要求，甚至只要原原本本地照念了红头文件就是发挥了领导作用. 其实，这样做是很不够的，还必须充分发挥下级领导和广大群众的积极主动作用和创造精神，以便他们能够根据本地区、本单位的具体实际和不断变化着的情况来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完成中央和上级部署的既定任务. 这就是说，从宏观上讲，必须不折不扣地实现中央的号召和上级的指示，不如此，党和人民的任何伟大理想，无产阶级国家的任何宏伟计划都是无由实现的；从微观上说，又必须同时允许各级领导以至广大群众都有自主地充分发挥自己主动作用的一切机会，不如此，就不能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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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动千百万群众的积极性，就不能真正把党的号召和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为此，从政治思想方面就必须把党的号召真正变成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自觉行动，从政策措施方面就必须给予大家因地制宜的充分自主权. 怎样能把这看来相反，实则相成的两方面有机地、巧妙地结合起来，这就是我们所讲的领导艺术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我们的不少领导同志由于不理解这种相反相成的道理，当党号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他们往往从担心党的任务不能完成，国家的计划不好实现出发，该放的不敢放，该松的不敢松，该改的不敢改，唯恐出什么乱子. 而当广大群众要求改革的实际行动突破他们的框框以后，又不断出现该管的不敢管的放任自流现象，甚至对党的纪律也要“松绑”
，对国家的指令性计划也要打折扣. 他们不理解或者不甚理解我们所说的宏观和微观的这种辩证统一关系，因而也就不能切实提高自己的领导艺术水平.当然，在改革经济体制过程中，哪些该改，哪些不该改，该改的要怎样改，不该改的又要怎样适应新的情况等等，都是需要我们认真探索的. 但从领导艺术方面讲，各级领导，尤其是高级干部，还要学会运用现代化手段，诸如电子计算机等，加强对人才的管理和使用，建立人才库，从宏观上进行控制，这样才可为从微观上管理和使用人才奠定科学的基础. 同时，在努力实现国家计划，认真贯彻上级指示的过程中，绝不能挫伤群众的积极性；而在发挥广大群众积极主动作用的同时又必须善于把群众当前的利益和长远的利益，个人的利益和国家、集体的利益有机地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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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正确把握领导工作中的质与量的关系
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领导干部的水平自然也有高下之分. 指挥千军万马和带领一个班，掌握整个省和管理个把乡真可以说有天壤之别. 这种差别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一种质的不同. 但是，每个人的精力没有这样大的差别. 即或是精力过人的杰出天才，每天能坚持工作两个８小时也就很难得了. 因此，从根本上说只能是量的不同. 我们绝不能要求一位将军像一名班排长那样了解自己指挥下的每一个战士.因为就一个人的精力来讲，他充其量也只能熟悉自己直接领导下的几十个甚或只是十几个将校. 这个道理讲起来好像再简单不过了，但实际上多年来我们在许多方面之所以表现为工作效率不高，就是由于没有真正弄懂这点道理. 比如一个稍具规模的工厂，往往在书记和厂长的统一领导下，要设十几名副职，还有包括职能科室、党团组织、工会组织、临时机构等在内的几十个厂级部门和由厂直接领导的车间及某些附属设施，但是全厂上下事无巨细，还是都要书记挂帅，厂长点头，结果是大家忙得团团转. 工厂的经营效果怎样？经济效益如何？还是无从把握. 原因何在呢？除去管理体制和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具体问题外，从领导艺术方面来讲，就是由于没有真正弄懂一个领导干部尽管有较高的水平，但精力是有限的，因此只能促使他们尽可能发挥自己的领导才干，绝不能用许多具体事务加重他们的负担.作为领导者自己来说，则应善于掌握全局并注意发挥下一级领导的积极主动作用.如果不分轻重缓急都要事必躬亲，就像人们所常说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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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６—王首道文集
“手工业的方式”
，则只能事倍功半，不会真正做好工作. 为此，我们无论在考核领导人员的领导水平方面，还是在选拔人才、使用干部方面，都应该着眼于他们有无提挈全军、总制全局的才干，而绝不能苛求他们有什么非凡的精力或超人的本领. 据说，有些专家认为，任何一级领导人，他所直接领导的部门，也可以说他所直接领导的人员，只能是十几个，至多二十几个，再多了就会出现顾此失彼、力不从心的现象.也有的专家认为，就一个地区或者一个部门来讲，需要做的工作，完成的任务，达到的指标是多方面的，但要求这个地区或这个部门的主要领导者必须负责的，只能是其中最重要的，最带全局性的关键的几项，绝不能一揽子都加在这个主要领导者身上. 只有如此，才能使这些领导同志有充分的时间和精力认真考虑全局性的、方向性的根本大计，以更好地不断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开拓前进. 我认为这些主张很有道理.要做好领导工作，还必须做好服务工作. 服务，就是要为下级提供和创造工作的条件，帮助下级解决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 此外，还必须注意掌握信息. 信息不灵，不了解情况，是根本谈不上领导的.总之，有关领导艺术方面的问题是大有文章可作的，我这几点议论只不过是提几个简单的题目，希望各行各业的同志们都来关心这方面的问题，以切实提高我们的领导艺术水平，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
（原载《学习与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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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突围的伟大意义 —１３６—
中原突围的伟大意义
１９８６年８月
今年是中原突围４０周年.对于这一重大的历史事件，我认为要从当时全国斗争的形势出发，从战略上去认识.１９４６年４月，国民党在中原军区周围部署了３０多万军队，企图一举围歼我军.根据党中央的命令，中原部队于６月２６日举行了突围. 突围是分三路走的：一路由李先念带领到了陕南；一路由王震带领回到了延安；一路由王树声带领到了鄂西北. 此外，皮定钧带一部分人掩护主力突围后，向东到了苏皖解放区.这次突围战斗是十分艰苦的，我们付出了一定的代价，部队也受到一些损失. 但从全局来看，从战略上来看，突围的意义是重大的. 它粉碎了国民党围歼我军的阴谋，证明我人民解放军是不可战胜的；同时，吸引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支援了其他战场我军的斗争. 由于中原解放军牵制了国民党的３０多万军队，使它不能将大量军队调往华北、东北，这就为我们在东北的发展争取了时间. 这个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我们党在华北、东北的发展，对３年自卫战争的胜利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才有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反攻，有了辽沈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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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６—王首道文集
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的伟大胜利. 而这些胜利，与中原解放军的战略坚持和胜利突围是分不开的.评价中原突围，应从整体上去看，要认识它的战略意义.中原突围是全国解放战争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不能孤立地去看. 全国的解放战争就是这样，有胜有败，有得有失，我们在这里遭受一些损失，而在那里却取得了胜利. 中原突围也是如此，中原部队吃点苦头，遭到一些损失，但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在华北和东北却得到了大发展，后来取得了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 可以这样看，没有中原部队在中原吸引大量敌人，我军不可能迅速地在华北、东北和全国取得胜利. 因此，我们应当肯定中原解放军在中原地区坚持斗争和胜利突围的战略意义.
（原载《河南党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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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做出积极的贡献 —３６—
为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做出积极的贡献
１９８６年８月
《民主与法制》杂志社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举办的１９８６年法制知识竞赛已经胜利结束了，我有幸参加了他们的发奖仪式，并听取了杂志社负责同志的汇报，对他们在普及法律知识、调动广大群众关心国家法制建设积极性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甚感欣慰. 当然，这对于《民主与法制》说来，不过是他们参与的一项社会活动，但是仅从这一方面，也可看出刊物的良好的社会效果. 如果就刊物本身来看，几年来，他们在宣传法律知识，反映群众呼声，交流司法工作经验，探讨法律建设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等许多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作为本刊顾问，我虽然为刊物做不了多少工作，即使想发挥一些作用，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但我还是满怀热情地支持他们，渴望他们在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民主与法制，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说来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已越来越得到各级领导和各方面人士以及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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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６—王首道文集
大群众的承认. 最近胡耀邦同志在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讲话中，更明确地指出：“我们还决心继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使其制度化、法律化，发扬人民群众的主人翁精神，确保他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各方面生活中的民主权利和有效监督. 这样就能使我们的一整套正确方针政策，得以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持续稳定地贯彻实施.”
这就充分地说明了，民主与法制不仅是当前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两个文明建设所绝对必须的，而且是保证我们当前实施的一整套正确的方针政策，保证我们卓有成效的经济体制的改革工作，保证我们深得人心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够持续稳定地向前发展的一项重要条件. 为此，我确实感到我们的《民主与法制》作为一个为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服务的刊物，所担负的职责同样是十分光荣而重大的.为了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我以为以下几点仍然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注意和加以认真探讨的.第一，继续宣传好党在民主与法制方面的方针指示、政策措施，仍然是刊物的首要任务. 应该认识到，目前我国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方面所以有如此的大好形势，是同我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通过拨乱反正，正本清源，恢复和发展党的各项优良传统，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密切相关的，是同三中全会以来党所施行的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密切相关的，一句话，是党的正确领导的结果. 因此，进一步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方面的一切工作都离不开党的领导，离不开正确地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而在这方面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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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扬民主和健全法制做出积极的贡献 —５３６—
存在和需要解决的一切问题，可以说也都直接或间接地与背离党的正确领导，违反党有关的方针政策相联系着的.可见，无论从那一方面说，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都是我们的首要任务.其实，这也正是党的一切报纸刊物都不可忽视的一项中心任务，《民主与法制》所不同的，只是在宣传的侧重点上有所区别而已.第二，党的报纸刊物，还是党联系广大群众的重要桥梁和纽带.因此，如何宣传和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大家都来关心民主和法制问题，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作出积级的贡献，同样是我们刊物的一项重要任务.这自然要包括普及法律知识，反映群众呼声，研究和解答群众所提出的有关的各类疑难问题等各方面的工作. 但是，就目前来说，我以为在关心维护人民群众依照国家法律享有的正当权益的同时，还应该注意调动群众关心国家法制建设的积极性，努力履行自己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公民应尽的法律义务.比如，自觉地向违法行为进行力所能及的斗争，如实地向司法机关提供有关犯罪行为的真实情况等等.在这方面虽然近年来都有所进步，但较之５０年代广大群众主动配合主管机关向破坏公共利益的不法行为进行积极斗争的政治热情来，还有相当的差距.这自然是有着深远的历史原因的.由于多年来“左”
的干扰，特别是“文化大革命”
１０年中广大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任意遭到侵犯，应有的法律秩序几乎被破坏殆尽，因此，在拨乱反正以后，加强法制建设的工作中，人们首先关心的是如何维护公民的正当权益，这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十分自然的.但是，如果不同时认真调动人民群众自觉地加强对违法行为作斗争的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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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性，要想真正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利也是相当困难的.我们的有些案件之所以不能及时侦破和结案，是同了解情况的群众不能积极主动配合、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证据是有着密切关系的. 应该看到，党的任何工作自然也包括法制建设工作，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积极行动，是无法想象的.第三，如上所述，党的任何工作，任何政策法令的实施，都是要通过人们的积极行动来实现的，那么，表彰鼓励执法不阿，遵纪守法的先进人物，批评鞭挞有法不依，执法不公的不良行为，以调动广大干部和群众执法、守法、维护法律秩序的积极性，就是十分必要的. 当然，无论在表彰还是在批评中都应该认真调查核实，力求做到公正恰当，这是不待说的. 在这里我想着重谈一谈的是近年来人们经常提到的，关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问题.应该承认，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我们是有过一个曲折过程的.前些年在“左”
的影响下，曾经有一段时间把这个口号不适当地看成是所谓资产阶级的东西，这当然是片面的. 但是，也不能简单地认为，坚持这一原则专门是针对领导干部的，它是指在人民制定的法律面前，在它的实施上，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任何公民都不允许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当然，领导干部应当尤其重视这一点，做守法执法的模范表率. 据我的理解，这条原则还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含义：对于任何触犯法律的行为，都只能是依照有关的法律规定和司法程序予以追究，而绝不允许侵犯违法者依法受到保护的必要的权利，如辩护权、上诉权等等. 那种认为这一原则只应适用于没有犯过法的人，甚至对刑满释放、劳教解除的人员，不问其实际表现如何，都一律横加歧视的态度，也同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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悖于“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的原则. 而对于这一原则的任何片面的理解都将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表扬与批评工作的质量.第四，应该如实地承认，我们的法制建设尚在进行之中，虽然从基本内容、总的方向上讲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具体细节上难免有不尽完善之处. 因此，如何集思广益，听取各方面专家、学者及至广大群众的意见，仍然是我们的一项重要任务.既然要欢迎大家提意见、讲看法，就难免其中可能有不尽恰当之处，甚至初看起来颇有见地的意见，经过认真研究探讨之后，也很可能最后证明是错误的.在这里，过分地求全责备，等于是不让人家讲话. 但是，也不能借口允许讲话，在自己发表了意见之后，不管对错都不准别人批评，一批评反驳就以为是压制了民主，妨碍了自己的言论自由.最近胡耀邦同志在英国回答记者关于所谓的人权问题时，曾经引用了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一句名言：自由是做法律所允许的一切事情的权利. 我以为，这是很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以上我讲的这些，很可能是“隔靴搔痒”
，不当之处是难免的，姑且叫它是“门外法谈”
吧！鲁迅先生曾经用过“门外文谈”
这一题目，那纯粹是出于谦虚，我则确实是在门外谈“法”。
应该如实地承认，无论是干部还是群众，大家过去都未曾认真地学过法.现在党和政府正在大力普及法律知识，补上这一课非常必要.我真诚地希望一切法律报刊，都来为此做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民主与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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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我党重视经济工作的光荣传统
１９８６年９月５日
近几年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这说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党采取的对外开放、对内搞活等一系列政策指施是符合我国当前实际的，是富有远见的. 同时，这也是对我党历来的光荣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因此，回顾一下党的历史，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党的现行政策的理解，鼓舞必胜信心. 上海有声读物公司邀请我向青年朋友们讲几句话，借此机会，我想谈谈有关东北根据地建设方面的一些情况和经验，供大家参考.在解放全中国的伟大斗争中，东北地区是首先获得全境解放的一个重要地区，并很快成为整个解放战争的战略总后方，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战争. 东北地区所以能起到这样重要的作用，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东北的工业发达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优越条件. 当时，在我党的各个根据地中，只有东北具有比较完备的现代化大工业基础. 在东北根据地建设过程中，我一直在陈云、李富春同志直接领导下从事经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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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后担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和工业部长. 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我们的积极努力，在恢复和发展东北工业生产方面，是有不少经验值得谈一谈的.尽管东北的现代化工业有相当的基础，但是由于日本军国主义多年的掠夺性经营和战争的直接破坏，当我们进入东北时，整个工业几乎完全瘫痪，设备残缺，人员流散，看不到一点生气.特别是煤矿停产，工厂停电，更是影响全局，给各方面都造成了严重困难. 为了尽快恢复生产，我们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是发动工人群众，二是团结争取技术人员. 为了发动工人，我们开展了反对汉奸走狗和封建把头的斗争，不准他们继续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并且具体帮助工人解决生活上的各种困难. 通过这些工作，使工人群众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上有了初步保障，很快提高了觉悟，发挥了生产积极性. 困难的是如何做好技术人员的工作. 大家都知道，那时候革命队伍内技术人员是很缺的，社会上也不多，我们从陕北、山东等根据地去的同志也缺乏管理现代工业的经验. 为此，我们不仅大力争取中国的技术人员，还在北满接收了２００名日本专家. 解除这些日本人的顾虑，动员他们出来为我们工作更不容易. 我们许多同志都曾经登门到户同这些专家交朋友，做他们家属的工作，打通他们的思想，解决他们的各种困难. 当时处于战争环境，根据地的条件是很差的，可我们仍然尽量保证专家有较高的生活水平.比如，我们有个负责修铁路的工程队，请了几位日本专家，领导上特别规定，专家们每餐要有几个菜.这在城镇还比较好办，一到野外就很难买到像样的蔬菜，真难坏了伙食管理员. 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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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日本人很喜欢吃水饺，才算把问题解决了. 有了饺子做主食，菜就可以简单些. 现在看到我们自己培养了这么多专家，还有这么多大学里的在校学生，想起那时的困难来真是高兴极了. 反正搞现代化建设非有专家不可，自己的不够就得千方百计请别人帮助. 所以，党和国家十分关心自己的专家的成长，也非常重视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在团结争取技术人员工作中，我们也有过失误.例如，有的企业在民主改革中把一些没有多大恶迹的高级职员也整了一下，这就挫伤了许多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工作十分被动. 我们很快纠正了这方面的缺点，局面就很快好转了. 后来，我们在接收沈阳等大工业城市时，又进一步规定原有企业管理机构保持不动，技术专家和管理人员照常供职，因而接收秩序良好. 我们进城后，凭着一本旧的电话本就可以立刻同许多单位联系，了解情况，听取意见，指导工作.如沈阳，在我们进城的次日电厂就恢复发电，其他企业在接收过程中也没有受到重大损失.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正确对待私人工商业. 这实际上也是正确对待人才的问题. 在私营企业中有不少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正确对待私营工商业就可以充分发挥这些人才对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 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期间，政府就明确规定了保护工商业政策，后来又进一步帮助私营工商业解决好劳资关系，并为他们的供产销各方面提供指导和协助. 如北安的大火磨厂较多，年加工量为５万吨小麦，还有很多造酒的烧锅，政府都尽量保证其原料供应.这些企业不仅向社会提供了产品和服务，活跃了市场，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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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了政府的税务收入.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开展对外贸易也是十分必要的.根据当时的情况，即使我们手中的工矿企业全部恢复生产，许多重要物资也无法全部由自己解决. 布匹、食盐、火柴、某些药品、汽油和许多种机器零件都十分缺乏. 一麻袋大米只能换到一盒火柴. 用“再生布”做的军服一碰就破，造的军鞋用手一掰鞋底就断，我曾经在视察被服厂时亲手试验过.穿这样的鞋子怎么能打仗呢？
李富春同志曾经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一个被抓住的国民党特务认为，如果我们搞不来盐，搞不到布，农民总会对国民党抱有幻想. 可见实行对外贸易换取军民必需品是多么重要. 这其实也反映了经济工作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现代化商品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任何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想法都是行不通的.根据当时的情况，基本上只能同苏联进行贸易. 通过外贸换回的紧缺物资，不仅保证了军事和工业生产的需要，而且普遍改善了农民生活，许多群众拍手叫好，说这是“经济上的解放”。
通过多方努力，东北根据地的工业生产迅速发展，有力地支援了东北战场，后来又继续支援了全国的解放战争.１９４９年进关作战的８０万主力部队、１５万民工的物资供应全部由东北负担，同时还上交中央大量物资，其中木材就有１５０万立方米，钢铁有２０万吨.总之，东北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如尊重知识，重视人才，搞活流通，开辟内外贸易等基本经验，是我党历来重视知识分子、重视经济工作的光荣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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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实事求是原则的具体体现. 这些优良传统，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又重新恢复并大大发展了. 有些青年不太熟悉党的历史，对前些年流行的“左”
的东西反而比较熟悉，因此就对党的现行政策理解不深，甚至有某些误解. 这就需要我们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广大青年尽可能地了解我们党的全部历史和基本经验，以便进一步认识党是如何继承和发扬自己的优良传统的，党又是怎样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来制定符合我国实际的具体政策的.
（此文为上海音像公司音像制品即盒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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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长征中的几件大事（节选） —３４６—
红军长征中的几件大事（节选）
——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５０周年
１９８６序１０月１０日
今年１０月２２日，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５０周年.长征是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上极其光辉的一篇史诗，是非凡的战斗历程.５０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突破了蒋介石军队的围追堵截，历尽千难万险，跋涉万水千山，纵横１０余省，长征二万五千里，实现了战略大转移.长征是我们以至子孙后代永远值得纪念的.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在此我仅述几件自己在其间亲身经历的事，以示纪念.
一、关于遵义会议的思想准备
长征开始时，我在中共中央组织局任秘书长工作. 中央机关，其中包括党中央、中央政府、供给部、卫生部、红大、军委二局等组成军委第二纵队（代号为“红章”纵队）后，我被任命为纵队政治部主任，主要工作是负责保卫和照顾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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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央首长. 当时随我们纵队行动的有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 他们一起行军，一起宿营，担架上和篝火旁的朝夕相处，不断的相互谈心，彼此越来越了解了. 记得他们当时谈话的中心内容是批评王明路线在军事上的严重错误. 张闻天同志较多地谈到他同博古的争论.他认为广昌战斗的失败，主要责任在于博古，红军伤亡那么大，步步为营的战术是不明智的. 这样下去，红军就不可能取得胜利. 王稼祥同志本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 他非常喜欢看书. 早年，他父亲想让他接管家业，他不干，执意去上学.后来参加了学生运动，并于１９２５年前往莫斯科学习.王稼祥同志是一个诚恳、率直的人，对待错误的东西，总是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意见. 此时，他非常气愤地指斥李德，对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给予积极明确的支持.毛泽东同志则总是耐心细致地分析“左”
倾路线在军事上的原则错误，使人听后心悦诚服.那时候，我虽然对总的形势还缺乏系统的认识，但对于毛泽东同志被实际上解除了军事指挥权，对于在第五次反“围剿”
中“左”
倾路线领导人的措置失当，有说不出的烦恼.其实，这也是当时大多数红军指战员的共同的心事.因此，我听了３位领导同志的谈话以后心情十分振奋. 后来，张闻天同志把遵义会议前长征途中的这段经历，称作是“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反对李德、博古领导的‘中央队’三人集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打下了物质基础”。
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毛泽东同志同张闻天、王稼祥同志的谈话，正是为遵义会议的召开作了很好的思想准备.遵义会议后不久，我们知道了会议开得非常成功. 王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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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同志在会议上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他说，博古和李德必须让位，由毛泽东同志来指挥红军. 所以，毛泽东同志在后来回忆时还经常说，王稼祥同志在遵义会议上投了重要的一票，是为会议的胜利立了一功. 周恩来同志发言认为毛泽东同志对博古和李德的批评是非常正确的. 张闻天、朱德同志等也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张闻天同志一直担任党的总书记职务. 他与毛泽东同志的合作是很成功的. 他非常尊重毛泽东同志，许多重要事情的确定，都要事先征求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同时也认真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为此，毛泽东同志曾风趣地向我们说：洛甫同志真是“开明君主”。我们听了后也曾同张闻天同志的夫人刘英大姐开玩笑，戏称她为“娘娘”。
应该说，张闻天、王稼祥同志的转变是有其内在的思想基础的. 他们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对李德、博古的错误指导早就有看法，而且在有关的会议上进行过争论. 同时，同毛泽东同志给予的真诚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会议召开前，他们进行推心置腹的交谈，充分地摆事实、讲道理，这对于保证会议的圆满成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革命大本营要放在西北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的错误，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１９３４年１０月，中央红军撤出根据地. 究竟去何处，五人知晓. 按照张闻天１９３４年９月２９日为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写的社论中说的：“我们不得不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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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弃一些苏区和城市……我们必须冲破封锁线，转移苏区，保存军队主力的有生力量.“
但新的中心根据地应放在哪里？
谁也猜不透.遵义会议后，中央曾指示我和李井泉同志带领一部分干部和一个独立营的兵力，在现四川中南部冕宁地区开辟一块根据地.冕宁这一带居住的是彝族人.他们还处在奴隶社会，有自己的宗教（信奉黄教）
，迷信魔法和鬼神. 他们也有自己的语言，但文字不完善. 由于历代汉族统治者，特别是国民党反动军队对他们的迫害，他们惧怕汉人，又仇视汉人. 这种心理不是短时间可以消除的. 举行各种仪式、念咒、宣誓和歃血，构成彝族的社会生活. 因此，他们不欢迎我们留在那里. 红军主力北上后，当地彝族头人就千方百计想法赶走我们，甚至企图缴我们的枪. 对此，中央经研究决定放弃原计划打算，要我们撤离冕宁随罗炳辉、何长工同志领导的红九军团北上. 这一方面说明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不合适，另一方面又说明红军北上才是出路. 在这里有一件事我要说明，即我和李井泉同志随红九军团北上长征过程中，中央发给九军团的电报报头一般是称“罗、何、首道、井泉”。
据此，有些文章和资料就认为我是“中央派驻九军团的代表”
，这是不恰当的.当时，朱德、周恩来同志在指挥我们撤出冕宁时，给我们的电报也说明了红军不宜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的理由.电报指出：“依据我们今日经过夷民地域经验此间山地一时难容外籍红军小游击队独立活动完全依托夷民又易与汉民造成对立”。电报同时表明了中央的精神还是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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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５年６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 随即举行会议，毛泽东同志提议红军继续北上，明确指出应向东往甘肃和宁夏方向移动. 党中央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同志的意见和党中央确定的方针，把革命大本营放在有工作基础的陕甘宁地区是十分英明的. 但张国焘出于个人野心，怀着分裂党和红军的不可告人的动机，擅自带领左路军南退，为了欺骗广大指战员，扬言要到川康边地区建立根据地. 中央负责同志曾耐心地说明，到人烟稀少、物资贫乏、语言不通、毫无工作基础的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想法和做法，实践已经证明是不可取的.可是，张国焘仍一意孤行，使红军遭受了损失.１９３５年９月，中央红军突破腊子口天险进入甘肃境内，随后开进了哈达铺. 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同志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确切知道陕北有刘志丹同志领导的红军，有苏维埃政权，并且徐海东同志领导的红二十五军也在那里. 这时中央才明确解决了有关红军去向的重大问题. 为了争取四方面军随中央北上，彭德怀等同志也曾致电张国焘等，说明北上的方针是正确的，电文还说：“请你们立即继续北进大举消灭敌人争取千百万群众创造陕甘宁区实现中央战略方针”。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它说明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主张北上，并最终确定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全党全军衷心地拥护毛泽东同志的领导.
三、红军主力先后会师会宁
１９３６年２月我被调任红十五军团政治部主任.该军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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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于１９３５年９月先期到达陕北后，与陕北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合编组成的.１９３６年５月，中央决定以红一军团、十五军团和第八十一师组成西路野战军，彭德怀同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分左右两路军西征，打击西北马鸿达、马鸿宾等国民党军队，创造条件，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同年５月１９日，红十五军团在徐海东司令员、程子华政委率领下，从延川王家坪出发，经安塞、靖边，进驻长城脚下的宁条梁. 此后，十五军团又分两路西进，七十八师攻克定边，七十三、七十五师攻克豫旺县城. 后来又攻下同心城和韦州.７月底到８月底，十五军团集中到豫旺地区休整.这时我也来到豫旺县城.９月初，我随军团总部留在那里，而部队开始向兰新公路挺进.１０月２日，在徐海东司令员的指挥下，部队从西门和北门大举强攻进入会宁城. 随后，一方面军的其他部队在陈赓同志的率领下也进入会宁.会宁，是甘肃省内一座典雅的老城，四周环绕着城墙，东南西北各方有一座漂亮的城门，人口约２００人. 会师那天，城里红旗招展，标语遍布城内各角落. 当四方面军在徐向前总指挥的指挥下入城时，群情热烈，口号声、欢呼声响彻天空，军民沉浸在一片胜利的喜悦中.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留下一部分部队迎接朱德等同志率领的红军部队的到来.１０月９日朱德同志等同总部到达会宁.２２日，贺龙和肖克率领二方面军也与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一、二、四方面军的伟大长征胜利结束.５０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已是历史了. 但是，通过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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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体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孜孜追求，对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无比忠诚的崇高精神，以及在长征中处理各种错综复杂的实际问题的惊人智慧和力量，永远是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的宝贵传统. 毛泽东同志在总结长征的历史经验时说：“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 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 中国共产党，它的领导机关，它的干部，它的党员，是不怕任何艰难困苦的. 谁怀疑我们领导革命战争的能力，谁就会陷进机会主义泥坑里去.”
毛泽东同志是针对当时革命战争年代的现实问题讲这番话的.今天，我们正在进行以四化建设为中心的新长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我们深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
（原载《文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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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５６—王首道文集
怀念叶剑英元帅
１９８７年２月３日
叶剑英元帅离开我们已３个多月了. 我又永远地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望着他留赠的照片，我的思绪不禁回到了１９７７年那金色的秋天.那是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后第二年的１１月份，叶帅和小平同志同去广东视察工作，我和韦国清、许世友去接他们.此时此刻，见到我们的老首长，内心的喜悦可想而知.傍晚，我们在军区设宴招待叶帅和小平同志. 席间，大家热烈地畅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来全国的形势，对党和国家的美好未来寄予希望，充满信心. 当时，我们把迫切盼望小平同志早些出来工作的意愿向叶帅作了反映.叶帅对我们说：“不是有人还坚持继续批邓吗？”一下子把大家逗笑了. 然后，叶帅语重心长地说：“从党和国家的未来发展看，无论如何也要请小平同志出来工作，这不是某个人的意愿，早就是全党、全国人心所向.”
当时，小平同志关心地向我们问了广东的工农业生产、人民生活，以及我们自己的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情况，我们都一一向他作了汇报. 随后，小平同志把他从北京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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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叶剑英元帅 —１５６—
的果脯分给我们品尝，大家都感到格外甜美. 同时，我们感到，我们伟大祖国在“十年动乱”之后，就要进入一个伟大的新时期了.我和叶帅是在１９３２年认识的.当时红军在中央苏区正进行反“围剿”。由于战争繁忙，叶帅没有时间和我们多谈，但是，他敏捷的才思，渊博的军事知识，雍容尔雅的风度，都给我们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长征开始以后，他担任军委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１９３５年６月，红二、四方面军在川西北懋功地区胜利会师后，两支队伍总共有１０多万人，组成了左、右路军，叶帅任右路军参谋长. 这本应是红军走向胜利的又一新时期. 但是，由于那时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在红军前进方向这一根本战略方针上与党中央发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严重地危及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为了统一战略思想，中央在两河口召开政治局会议，作出了《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军委根据这一方针，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 但张国焘再次耍弄两面派阴谋，会上他并不反对，会后却在部队中散布不信任中央的言论，阻止红军继续北上，致使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９月上旬，张国焘又要危害党中央，叶帅知道后，急速赶到中央驻地，将有关情况报告毛泽东同志，使毛泽东同志和中央红军得以及时摆脱危境.叶帅对党和红军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在１９４６年１月至１９４７年２月期间，为了建立和平、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制止内战爆发，由中国共产党、国民党和美国３方面组成军调处执行部，叶帅任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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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６—王首道文集
党驻北平的代表. 我党驻沈阳的代表初为饶漱石，后由我担任组长. 这期间，我曾得到叶帅许多帮助和支持. 记得有一次我来到北平，向叶帅汇报和请示工作时，叶帅把当时的战争形势、未来的发展趋势，以及我们的任务，都入情入理地对我作了具体的分析和指导，甚至有些很具体的谈判艺术，也一一教给了我们，对我们后来的工作起了很大作用.全国解放后，因为工作关系，我虽和叶帅接触不多，但他对我的帮助和指导还是很多的.６０年代，我在中南局工作，后来又在广东省委工作. 叶帅是广东梅县人，他对广东特别是对哺育过他的家乡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 他经常回家乡探望父老乡亲. 对于他的母校也非常惦念，曾多次写信、题词勉励母校师生努力工作学习，为社会主义建设多做贡献. 他每次回乡，我有机会看到他时，都能恭聆他的谆谆教诲. 他说：人老了，对家乡就更有一种眷恋之情. 家乡人民在革命中吃过许多苦，对革命作出过很大贡献，现他们生活还不富裕，我们要好好干，把国家建设好，使他们的生活能得到改善，这样才对得起他们. 记得１９７１年初他来广东视察时，见到家乡的山都光秃秃的，很是伤心. 我和陈郁去看他时，他对我说，以前山下满是树木，现在怎么都剃光了，这对不起后代呀！
我感到很内疚，是自己的工作没做好. 他指示我们，要在山下多栽些果木，造林绿化，这才能保持好水土啊！我向他表示，一定把这些工作抓好. 后来，他再回广东视察时，一再叮嘱要做好这项工作.叶帅非常惦念台湾的同窗故旧，非常希望他们能早日回到祖国大陆和家人团聚. 他在港澳的朋友也很多，每当他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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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叶剑英元帅 —３５６—
广东时，那里的许多朋友都来看望他. 他总是耐心地向他们宣传我们党的方针政策，希望他们能给台湾的亲朋故旧做工作，为实现祖国统一大业作出贡献. 我深信叶帅的这一未了的夙愿，将来定会实现.叶剑英元帅永远活在我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中！
（原载《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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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６—王首道文集
为发展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而努力
１９８７年３月１３日
尊敬的笹川良一先生尊敬的各位日本朋友：今晚，我们出席笹川先生的答谢宴会，感到十分高兴.请允许我代表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并代表王震名誉会长和在座的中国朋友，对笹川先生的盛情款待表示衷心的感谢.笹川先生这次在北京逗留的时间虽然很短暂，但访问是非常成功的，先生出席了中国友好长城马拉松接力赛，与我有关方面进一步探讨了今后的合作问题，更加密切了友好关系. 特别是今天下午我国总理在中南海会见了笹川先生，高度赞扬了先生为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所做的努力和贡献. 我们坚信，在我们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友好事业一定会不断发展，两国人民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最后，请允许我借主人的酒杯，为笹川先生的身体健康，为各位日本朋友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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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中日友好和世界和平而努力 —５６—
为笹川先生的访华成功，为中日友好事业不断发展干杯！
（人民政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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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１９８７年７月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实践论》、《矛盾论》发表５０周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发表３０周年. 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重温毛泽东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重要思想，在新的历史时期发扬光大我们党长期形成的这一优良传统，则是最好的纪念.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在延安时期，他进一步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从理论上进行了深入的概括，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和认识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一时期，他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 他指出，搞中国革命，必须有实事求是的态度.“‘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毛泽东同志告诫大家，搞革命、做工作都须“不凭主观想象，不凭一时的热情，不凭死的书本”
，而要从实际出发，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从中引出规律性的东西，作为我们的向导. 只有这样，革命才能取得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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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７５６—
利，工作才会做好. 今天，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时刻记住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教导.我国是一个经历了２００多年封建社会和１００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文化极为落后，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而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 基本国情是：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在总体上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生产社会化程度低，劳动生产率也很底，等等. 尽管我们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左”的思想的影响和干扰，我们没能取得本来应该取得的更伟大的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实现了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提出并实行了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总政策. 这是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继承和发扬.改革的８年多来，我们坚持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路线. 这条路线，正确地指导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各方面的工作，使改革、开放、搞活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这个时期确是建国以来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改革的历程，是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历程，也是丰富和发展实事求是思想的历程.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１９７８年年底，我们在农村开始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恢复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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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村政权制度，把自主权交给农民，使农民的主人翁责任感大大增强.１９８５年，我国又开始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展农村商品经济，取消统购派购，实行国家计划合同订购，允许农民自由出售农副产品. 这样，我们就基本上把农民同集体、农民同国家的关系理顺了，从而极大的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有人问，改革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这是由中国国情决定的.我国有８亿人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我国农业落后，就直接影响工业、商业、交通、运输、能源等的发展. 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农业是根本，不要忘掉.”实践证明，把改革的战略重点首先放在农村，从农村着手，把农村搞活，解放农业生产力，是完全正确的. 这是运用实事求是思想指导改革的范例.在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从１９８４年１０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又适时地把改革的重点转到了城市. 对此，邓小平同志及时告诫大家，要看到“城市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复杂，而且有风险”
，“工业有工业的特点，农业有农业的特点，具体经验不能搬用，但基本原则是搞责任制，这点是肯定的”。
这就从方法论的原则上，指明了在城市改革中坚持实事求是的重要意义.城市改革，我们首先在理论上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即确认社会主义经济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这是科学地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结晶，是我们实事求是地研究社会主义得出的科学论断. 在这一理论指导下，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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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所有制结构和经营方式作了相应的变化，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实现了适当分离，形成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共同发展的局面；分配方面形成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形式，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鼓励一部分人通过劳动先富起来，以带动大家共同富裕；计划体制形成了具有自觉运用价值规律，采取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特色；等等. 可以相信，只要坚定不移地深入改革，不断探索、总结，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不久就会确立并逐步完善起来.不仅如此，在将要召开的党的十三大上，我们党还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方案，以进一步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所有这些，都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的继承和发扬.当然，改革是史无前例的，也不会一帆风顺. 但是，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两个基本点，我们就会无往而不胜，即使出现某些暂时的局部的失误，也容易纠正.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除了要认清我国的国情外，还必须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 只有澄清对社会主义认识上的各种附加成分，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从而才能干好社会主义. 这是非常重要的.对这类问题，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类似的经验的. 早在２０年代，我们搞武装斗争，有些同志就曾认为，只有像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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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样，通过城市起义来夺取政权，才是“十月革命的道路”。
但是，我国革命的胜利恰恰是通过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取得的. 应该说，在我国必须经过中心城市起义才能取得革命胜利的观点，就是对我国人民革命认识上的附加的东西. 因为，采取什么样的斗争方式并不是决定革命性质的必要条件. 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在对待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方面，就没有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办法，把民族资产阶级的财产统统加以没收，而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采取了赎买的政策，从而成功地实现了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实践证明，这是完全符合中国国情的. 它并没有因为我们实行的具体办法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同而改变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由于“左”
的思想干扰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的认识有偏颇，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上也附加了许多非社会主义的东西.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甚至把反对任何富裕也当成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 其实，这不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恰恰是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现在，人们对这些东西是认识清楚了. 但是，改革中出现的某些新问题还需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和研究，以进一步丰富对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说到这里，我认为社会上有一种现象值得注意，即有的同志对改革、开放、搞活以来出现的新事物和社会进步，在道理上认识是清楚的，但在思想感情上又不愿意接受，甚至把它看成是一种倒退.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例子.全国解放以后，我们改供给制为薪金制，这本来是一种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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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些同志却认为这样做会产生“雇佣观念”
，因而在思想感情上接受不了. 其实，这就不是从历史发展规律看问题，而是以主观好恶为标准了.这样的事情也还有不少.我认为，对待当前改革中建立的新体制，树立的新观念，产生的新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都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唯一的标准，就是看它们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还是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如果是前者，就要坚决支持；反之，就要反对.在这里，必须抛弃任何思想感情上的主观随意性.还有一点应该提及，继承和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搞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必须正确认识现实. 这里也包括正确认识历史. 因为历史也是当时的现实，今天的现实是从历史上的现实发展而来的. 一段时间里，有些人一听说革命传统就表示厌烦，认为都是陈旧的东西了. 这当然不对. 我们党的光荣革命传统，英雄烈士的高尚情操和远大理想，无产阶级的艰苦奋斗精神，永远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 坚持这些革命传统，我认为正是坚持实事求是的一种表现.邓小平同志在我们党和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新时期以后，及时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以及一系列英明的战略决策，这是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在今天的发扬光大.他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际有机地结合起来，值得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和革命同志学习. 当然，对于党的历史上的许多具体经验，也应具体分析. 其中，有些不仅当时是正确的，就是在今天也具有现实意义，这就要加以继承；有些在当时正确，但今天由于具体条件变了，就不能机械地搬用. 这样做，我认为才是坚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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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改革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举世关注.现在，我们已取得了许多伟大的成就，但前进的征途上还有很多困难. 我们相信，只要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就一定能取得更伟大的胜利. 瞻望未来，我们对前景充满信心.
（原载《学习与研究》１９８７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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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３６—
毛泽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１９８７年１２月
抗日战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略策略思想. 我仅就毛泽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谈谈自己的切身体会.
一、毛泽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确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毛泽东思想政治战略和策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它是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海外侨胞广泛参加而结成的政治联盟. 毛泽东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全党的确立起了重要的作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确立，经历了曲折的过程.１９３１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 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３省，并进一步分割华北.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灭亡全中国的侵略战争，使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国际上英美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亦日趋激烈. 中国共产党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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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地改变了自己的策略路线，提出了“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的主张.１９３３年１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宣言》，号召全国一切抗日武装联合起来，“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但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基本上仍然停留在下层统一战线的范围.１９３４年４月，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经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李杜等大批爱国民主人士签名，以“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名义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这一纲领要求立即实现全体海陆空军和全体人民总动员，成立由工农兵学商代表选出的全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收复一切失地，把日本帝国主义从中国赶出去. 这个纲领已明显超出了下层统一战线的局限，含有了上层统一战线的重要意向. 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和红军被迫实行战略转移——长征，上述纲领的思想未能实现.１９３５年１月，中共中央在长征路上召开了遵义会议. 会议结束了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 遵义会议主要是反对战争中的机会主义，把战争问题放在第一位，这是战争环境所决定的. 遵义会议上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改变，对以后克服政治路线上的错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１９３５年６～７月，国民党政府与日军签订《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使中国冀察两省主权大部丧失，华北局势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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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恶，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 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团体团结御敌，抗日救国. 与此同时，在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势力逐步勾结，严重危害着世界和平民主事业.１９３５年７月下旬至８月中旬，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七次代表大会. 大会鉴于法西斯对世界人民的严重威胁，制定了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的人民战线的新策略. 为实现上述新策略，大会号召各国共产党反对关门主义. 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大会的精神和国内政治形势，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的产生，是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确立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宣言》不再把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地方实力派的代表人物当作反革命内部的不同派别来看待，而是肯定了国民党十九路军的淞沪抗战、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和福建人民政府接受红军提议联合抗战的举动，赞扬了杜重远、蔡廷锴、蒋光鼐等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的抗战主张和行动，认为他们的抗战行动都表现了我们民族救亡图存的伟大精神.《宣言》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均应停止内战，建立广泛的全民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共同组织统一的国防政府，建立抗日联军，并提出十项抗日救国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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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５年１０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中共中央根据时局的新发展，于１１月１３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同月２８日，毛泽东、朱德分别代表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军事委员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重申苏维埃政府和红军愿与一切抗日反蒋政治派别、武装部队、社会团体和个人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并且愿意同他们组织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中旬至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批评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顺应中国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并于１２月２５日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这次会议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在遵义会议之后，在政治路线方面的重要转变，同时也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思想在全党的确立.瓦窑堡会议后，１２月２７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 我参加了这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为我们党即将开创一个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新局面而兴奋不已. 毛泽东的报告，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线的理论、路线、政策和策略.第一，分析了当时形势的基本特点，阐明了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的严峻形势，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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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各阶级都动起来了，深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的中国工人、农民都是要求反抗的，小资产阶级也是要求反抗的. 毛泽东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个复杂的问题，但“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
虽然他们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加入了反革命营垒，但在一定的条件下，势必会转到革命方面来. 事实表明，民族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买力阶级是不同的. 民族资产阶级除去右翼，大多数一方面反对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害怕革命，因而他们有动摇的痼疾.但是，事实不会对他们没有教育，和买办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做朋友，得到的只不过是破产或半破产的境遇. 毛泽东断言，在当时的时局下，民族资产阶级虽总的特点是动摇，但确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 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论断，是建立在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的. 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以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政治上发生的变化也说明，看不见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重性而拒绝同他们结成同盟是错误的.毛泽东认为，摒弃民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是不可想象的.第二，严肃地批评了党内在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左”的和右的错误倾向.为了实现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任务，就要在党内反对关门主义的错误倾向.关门主义者认为：革命的力量应该纯粹又纯粹；民族资产阶级全部都是永世反对革命的；知识分子只有３天的革命热情，招收他们是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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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毛泽东指出：“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
毛泽东特别强调：“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
当斗争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这一营垒已经并必将继续发生变化. 敌人内部的争斗、缺口、矛盾，对于革命的人民是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为此，毛泽东阐明了把“工农共和国”口号改变为“人民共和国”
口号的原因.因为人民共和国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包括广泛的阶级和阶层. 人民共和国政府以工农为主体，并积极容纳其他一切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势力的阶级和人们.第三，阐明了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争取领导权的任务.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共产党应该以自己彻底的正确的反日反汉奸卖国贼的言论与行动去争得自己在反日战线中的领导权.”毛泽东在报告中阐述了共产党争取领导权的可能性、必要性和重要性. 他指出：“现时革命方面的特点是有了经过锻炼的共产党，又有了经过锻炼的红军. 这是一件极关重要的事.”
１９２７年革命的失败，主观方面的原因就是由于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路线，不努力扩大自己的队伍，而只依仗暂时的同盟者国民党. 那时革命统一战线没有中心支柱，没有坚强的革命的武装部队，四面八方造起反来，共产党只得孤军作战，无力抵制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的各个击破的策略. 现在事情起了变化，坚强的共产党和强大的红军都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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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而且有了红军的根据地. 这就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了坚强的台柱子，从而使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破坏政策不能得逞. 共产党人现在已经成熟起来，能够善处自己，又能够善处同盟者. 这就使共产党能够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毛泽东正是以“日本帝国主义要变全中国为它的殖民地，和中国革命的现实力量还有严重的弱点”这样两个基本事实出发，全面阐述了党的新策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奠定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理论基础.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在全党建立起来.
二、毛泽东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瓦窑堡会议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为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经历了从“抗日反蒋”到“通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发展过程.１９３５年的“八一宣言”
和１２月瓦窑堡政治局会议决议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但没有把蒋介石集团包括在内. 这时的口号是“抗日反蒋”。这是因为，蒋介石集团不仅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再妥协退让，而且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全力进行“剿共”战争.１９３６年２月，红军东征抗日后，各方面的形势发生很大变化.５月５日，红军全部回师河西，向国民党当局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 这实际上是开始放弃“反蒋”口号，而采取逼迫蒋介石抗日的方针. 逼蒋抗日就是要为联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