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王首道文集》》 · 王首道 · 202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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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力量.１９２８年７月２２日，根据湖南省委指示，湘军独立第５师第１团在彭德怀、膝代远领导下，于平江县城举行起义.黄公略领导的驻嘉义的第３团第３营，贺国中领导的驻岳阳该师随营学校的起义部队，也于２３日赶到平江会合.中国工农红军第５军就是这些部队起义会合后宣布成立的.不久，敌人调集６个团的兵力扑向平江城. 为保存革命力量，红５军在消灭敌人５００多人后，向平江、修水边界转移. 平江起义有力地支援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支援了湘鄂赣边各县的人民起义力量，促进了湘鄂赣根据地的形成.湘鄂赣根据地的领导机构是１９２８年１月开始筹建的.当时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在岳阳建立了湘鄂赣特委，以郭亮为书记，统一领导湘鄂赣边的武装割据，推动两湖暴动.３月，中央决定特委由湖南省委领导，但因叛徒告密，不久郭亮被捕，在长沙英勇就义，特委机关遭到破坏，直到平江起义后才重建.１９２８年８月，彭德怀、滕代远率红５军主力由平江黄金洞出发，到浏阳、万载边境活动，并相机南下与红４军会合.９月初，部队行至万载西北的大桥时，因叛徒投敌告密，遭敌伏击，部队由２００人减至５００多人. 部队折回平江、修水、铜鼓一带休整，加强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同时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区乡苏维埃，逐步开辟湘鄂赣根据地.９月１７日，红５军进驻江西铜鼓县幽居，滕代远召开了红５军和平江、浏阳、修水、铜鼓、武宁等县党的联席会议. 会议决定正式恢复中共湘赣边特委，滕代远、彭德怀、李宗白、邱训民与我为常委，滕代远为书记. 会议还总结了平江起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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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经验教训，决定以修水县台庄为中心，扩大革命根据地.同时从各县抽调一批干部和赤卫队员编入红军. 我是代表浏阳县委来参加联席会议的，会后仍回到浏阳，主持浏阳的工作.１０月，红５军和平江、浏阳等地的赤卫队员统编为３个纵队１０个大队. 第１纵队队长李灿，第二纵队队长黄公略，第３纵队队长贺国中.每个纵队辖３个大队，另军部直辖１个特务大队. 黄公略等率领５个大队在平江、修水、铜鼓、浏阳、万载一带坚持游击战争、巩固和发展根据地.彭德怀、滕代远则率其他５个大队和军部直属队突出重围，再次向井冈山根据地方向进军.１９２９年４月１２日，中共湘鄂赣边特委根据省委指示，在平江召开扩大会议. 这时我已正式调特委工作. 会议着重贯彻了党的“六大”精神，决定边区工作以大围山为中心向四周发展. 会议建立了新的特委，经过选举由我担任书记，并成立了以赖汝樵为主席的湘鄂赣边境暴动委员会，作为边区统一的临时政权组织. 同时，留在边区的红５军５个大队也改编为湘鄂赣边境支队，由黄公略任支队长，是为边区的主力红军.在新的特委成立不久，约在六七月间，湖南、湖北、江西３省反动派调集５个团的兵力，联合平江、浏阳等县的反动武装，对湘鄂赣苏区发动“会剿”。由于边境第一次遇到敌人以这么大的兵力进行围攻，因而损失较大，斗争处于困难时期. 特委精简机构，团结军民，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保卫苏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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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月３日，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会议通过了《湘鄂赣边境目前工作决议案》。决议指出：边境目前的工作是争取群众，扩大红军，发展苏区，完成边境各县的武装割据，准备实行边境的总暴动. 同时，制定了土地革命的新政策，即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以雇农、贫农为核心，团结自耕农、中农和少数富农.这对边境的斗争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直到８月底，彭德怀率领红５军主力回到湘鄂赣后，边境的困难形势才开始有转机.红５军主力在彭德怀率领下在湘赣边区与红４军一起同敌人作战期间，取得了很大成绩，也蒙受了一些挫折，但学得了许多好经验，又吸收了大量新鲜血液，已经成为一支具有良好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的新型军队. 返回湘鄂赣之前，１９２９年７月，他们集结在永新、宁风、莲花边界——湘赣苏区中心区休整了一个月.于８月８日开始北返，１０日抵莲花附近，正值敌张辉瓒第１８师和谭道源第５０师共４个旅开始向红５军进攻.敌人第一线３个旅，一路经永新，一路经莲花，向我红５军休整地区夹击，另１个旅在第二线策应.红５军约１１００人，从敌军间隙中进至莲花县城东约２０公里的潞口砂潜伏，待敌主力进占莲花时，乘敌不意，袭击敌人之后尾.当晚，敌之后尾１个营和辎重部队进至潞口砂宿营，我军已在敌前进路侧预先埋伏，乘敌集合出发时，突然发起进攻，敌军大乱，我军猛烈冲杀，半小时将敌全歼，全部辎重被我缴获. 可惜因为当地群众为了对付敌军上山打埋伏去了，无人搬动，因此，除尽量就地埋藏外，已顾不上打扫战场了. 为了扩大战果，红５军继续北进，攻战宜春、分宜，消灭地主武装，８月１４日又力克万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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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胁樟树（清江）
、南昌.这时，进攻湘赣边之敌乘夜退回吉安，放弃了永新、莲花两城，使湘赣边苏区控制了永新、莲花、宁冈３个完整县.红５军乘胜进到铜鼓地区，返回离开一年多的湘鄂赣边区.８月底，返回的红５军主力在平江黄金洞、桐木桥地区与原在湘鄂赣的黄公略率领的湘鄂赣边境支队会合.９月２日，中共湘鄂赣边特委在平江芦头召开扩大会议，红５军军委代表参加厂会议.会议认真总结了“四一二平江扩大会议”
以来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针对新的形势和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新的策略原则.会议决定苏维埃政权组织由公开转变为半公开形式，尚未公开的地方则注意秘密割据.在土地问题上，提出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纠正过去没收一切土地，共同生产，共同消费的错误做法. 强调党在农村的工作路线是以贫农为基础，联合中农、中立富农、反对地主.会议经过充分酝酿讨论，选举了湘鄂赣边境特委第二届执行委员１１人，候补执行委员３人.随后，召开了第二届执委第一次执行委员会会议，推选我和石夫（杨幼麟）
、袁国平、刘建中、李宗白为常委，分工我为书记. 会议还决定在边境暴动委员会的基础上组织湘鄂赣边境革命委员会.会后，红５军部队与湘鄂赣边境支队合编，仍称红５军，彭德怀任军长，黄公略任副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 取消边境支队建制，将全军３００多人编成５个纵队：第１纵队队长孔荷宠，第２纵队队长李实行，第３纵队队长吴溉之，第４纵队队长郭炳生，第５纵队队长李灿.合编后，除第５纵队奉命赴鄂东南开辟新苏区外，其余各纵队则仍在湘、赣两省边境开展游击战争.９月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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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共中央决定：湘鄂赣边特委管辖平江、浏阳、铜鼓、修水、武宁、万载、宜春、通城、崇阳９县，特委由湖南省委领导.红５军接受江西省委指示，同时与湘鄂赣边特委发生关系.１０月１日红５军攻占平江长寿街. 这是红５军成立以来第６次进攻长寿街了.第一次是１９２８年８月１日平江起义后不久，地方党组织报告说长寿街来了小股敌人，约２０～３０人，请求红５军去解决. 红５军未作侦察，一接火才发现敌人有第２３师朱耀华部１团之众，激战后我军退出战斗. 第二次是１９２８年８月２３日，根据黄金洞党组织报告，长寿街只有敌军１个营，要求红５军立即进攻. 但一经接触，又发现有独立第５师陈光中部１个团，经激战我军损失很大. 这一次，地方党报告只有挨户团数百人，发动进攻后，发现除挨户团外，还有敌军１个团. 在这次战斗中，我军作战异常英勇，虽然损失不小，最后却取得了很大胜利. 战斗结束后我军进驻长寿街.老区人民情深谊重，热烈欢迎红军.红５军第１、２、３、４纵队集中在长寿街进行短期休整，军委乘此战斗空隙召开了会议，总结战斗经验.这次红５军在长寿街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总结了一年多来的成绩，是红５军建设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０日《蒋长卿巡视湘鄂赣边境的报告》记载，红５军军委扩大会是在万载四区召开的，时间是１９２９年１０月１０～２０日）。
会上，大家联系建军一年多来的情况，对工农武装割据思想有了更加深刻的体会. 会议认为，红５军转战湘赣与湘鄂赣边区，一直没有离开这两个边区特委所辖的范围，就是坚持这种思想的体现. 在游击战术上，红５军向红４军学习，在战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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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许多新的创造.会议认为，“红军唯一的良好战术，即是力避硬战，打破恃险死守，以避实就虚，专击小敌为上策”
；“在环境较好的时候，宜迅速集中部队，进占政治经济中心地点；应有经常性的扩大红军的宣传，加紧民众组织，增进革命势力与政治影响；如遇敌人进攻和会剿时，则用有计划的适当的分散，但部队不宜过大，亦不宜过小”
；“敌人如分散追击时，可作盘旋式打圈子”
；“敌人驻扎时，夜间宜派纯粹战斗兵一小部队扰乱他们，使敌人多增疲劳，揣测不定，敌人退走时，便可乘机尾追袭击之”。
“总之，红军在现时的游击战术，务须按照地形、敌情而采取适当的集中与分散，来应付客观环境较为妥善”。
（１９２９年《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
会议批评了根据地中恃险地筑工事死守的“公开割据保守观念”
，从本地区本单位利益出发，不顾军队，不顾全局的“地方主义”
，以及党组织包办苏维埃，忽视人民群众作用等现象. 会议还分析了形势，讨论了部队的发展方向，确定各纵队的共同任务是消灭地主武装，粉碎白军进攻，组织地方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土地革命，并明确了各纵队在统一指挥基础上的活动范围，为迎接新的战斗准备了条件.这次会议的情况，专门向湖南省委写了报告.长寿街会议贯彻中共湖南省委关于帮助湘鄂赣苏区发展的指示，决定以纵队为单位积极向外发展，实现向北开辟鄂东南和鄂南地区，向南争取与湘赣边根据地连接起来的任务.除第４纵队回湘赣边根据地活动，５纵队到鄂东南活动外，第１、２、３纵队都在军部统率下留在平江、浏阳、修水、铜鼓、万载、通山等湘鄂籍边区所属各县开展游击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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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街会议后，红５军在湘鄂赣边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英勇顽强，战果累累，政治影响不断扩大. 湘鄂赣苏区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新的斗争局面.
（原载《红军初创时期游击战争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３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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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成立１０周年 —５８７—
纪念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成立１０周年
１９０年５月２９日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经国务院批准，于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９日成立，至今已经１０年了. 进入５月份以来，全国各级计划生育协会组织广大理事、会员，面向社会，面向群众，深入进行计划生育的宣传教育工作，开展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的服务活动，纪念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成立１０周年.作为协会会长，我代表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向为计划生育事业进行无私奉献的全国计划生育协会的广大理事和会员致以亲切的问候，向关心、支持计划生育工作和计划生育协会的各级党政领导、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计划生育协会是适应我国改革开放的形势和计划生育工作深入发展的需要而建立的.１０年来，在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依靠各级计生委和各行各业的大力支持与帮助，逐步实现了把工作重点放在基层，把组织建到村上，协会组织有了很大发展. 截至１９８９年年底，全国已建各级计划生育协会５０多万个，发展会员近２００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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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基层协会仍在继续发展.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基层协会将基本建立起来，会员总数会有更大的增长.计划主育协会是协助政府实行计划生育的全国性的群众组织. 它坚持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表达和维护育龄群众的具体利益. 各级计划生育协会集合了热心于计划生育事业的各界人士：有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党政领导同志和育龄群众中的积极分子；有工青妇等群众团体和各行各业的代表；还有少数民族和宗教界的著名人士. 他们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精神，密切联系群众，以自己和亲属带头实行计划生育的模范行动，深入、经常的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来提高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自觉性；全心全意帮助群众排忧解难，勤劳致富；依照法规和政策对计划生育工作进行民主参与和监督，维护和保障群众实行计划生育的正当权益. 大量事实说明，凡是协会作用发挥好的地方，就能调动社会务方面的力量参与和支持计划生育工作.因而能有效地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同时进一步密切党群关系，促进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实践证明，这是一条国家投入少、社会效益大的计划生育工作的新路子.与此同时，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积极开展同国际计划生育民间组织的交往与合作，宣传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争取世界上更多的民间组织对我国计划生育情况的了解与支持，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已成为国际计划生育联合会的正式成员，并得到了该会的友好援助，相互间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合作.协会还获得了争取更好世界协会１９８８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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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稳定人口奖”。
１０年来，计划生育协会得到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党委、政府的关怀和重视. 党中央和中央领导同志对计划生育协会的工作做过重要指示，强调计划生育协会是新事物，它的形式和工作都应大力支持，广泛在群众中发展.去年９月，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切接见了出席中国计生协二届四次理事会的全体同志和全国模范单位的代表及个人.今天，江泽民总书记、李鹏总理又专门给纪念会写来贺信.宋平同志、李铁映同志在百忙中挤出时间亲自出席纪念会并做重要指示. 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和工青妇的领导同志多次应邀出席中国计生协召开的有关会议.地方各级党委、政府、人大、政协和顾问委员会的不少领导同志，亲自担任当地计划生育协会的会长或名誉会长. 这些都对计划生育协会的发展和建设，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中指出：“党在长期斗争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是实现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的根本工作路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
计划生育是一项全民的事业，广大人民群众是计划生育的主人. 面对我国严峻的人口形势，我们必须依靠党的领导和依靠群众，通过计划生育协会等群众组织把全国人民充分动员起来，落实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人口指标管理与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相结合，宣传教育与帮助群众排忧解难相结合. 只要我们继续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计划生育工作就会在已经取得的成绩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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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更大的成就.计划生育协会担负着做好计划生育的群众工作的艰巨任务.各级计划生育协会要牢记自己的任务和历史赋予的责任，认真贯彻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坚定不移地接受党委、政府的领导，充分尊重、主动配合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工作，大力加强基层协会尤其是困难地区基层协会的建设，努力提高各项活动的质量. 要教育广大理事和会员，弘扬雷锋精神，更广泛地动员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为稳定社会，发展经济，推进计划生育工作，做出更大的贡献.
（原载《中国人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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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功名托至公 —９８７—
一代功名托至公——怀念李富春同志
１９０年１０月
李富春同志离开我们已经１５个年头了，如果他还健在的话，今年正好９０岁，长我５岁. 因此，特别引起我对他的怀念.富春同志是我党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我参加革命工作时，他已经是党的重要领导干部. 当时正在进行北伐战争，富春同志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党代表、政治部主任和中共江西省委代理书记. 我们开始接触是１９３１年在中央苏区，他任江西省委书记，我任湘赣苏区省委书记，后调任中共中央组织局秘书长.长征时，他代理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我在中央直属队任政治部主任. 直接工作上的接触，还是在延安时期、东北根据地时期和全国解放后. 在这３个时期，我都曾在富春同志领导下工作过，他崇高的思想品德、刻苦扎实的工作作风和卓越的领导才能，都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富春同志一心为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党分配什么工作就任劳任怨地埋头干好什么工作，而且干一行、爱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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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一行. 在延安时，大家都习惯于把任弼时同志赞为任重道远的“人民的骆驼”
，把富春同志誉为刻苦耐劳的“革命的毛驴”。正是靠这种“毛驴”精神，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富春同志对我军的政治工作、党的组织工作、经济工作等方面都做出了举世公认的卓越贡献. 我在这篇短文中所谈到的，只不过是富春同志光辉一生中的几个侧面.延安时期，富春同志比较长的时间是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也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 我一直负责中央秘书处的工作，因此与富春同志的接触是比较多的. 提到延安时期，就不能不提到富春同志对于我党组织工作的贡献. 他在协同陈云同志主持中央组织部工作期间，把组织部办成了名副其实的“干部之家”
，发挥了团结全党干部的重要作用，从而彻底肃清了在王明“左”倾路线时期形成的组织部门的衙门作风，树立了党在组织人事工作方面的优良传统.富春同志十分关心并不断研究改进党的组织建设工作.１９３９年中央书记处责成中央组织部对党、政、民、学各方面进行一次全面的工作检查. 富春同志亲自深入调查了解组织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切实的改进意见. 他深刻地指出了当时“组织工作的发展赶不上政治发展”的被动局面，主要表现在毫无计划地随便增设机构、增加人员，以致在不少方面出现了机构重叠、任务“笼统而不明确”的“多头领导”
，或者由于“隶属关系不明”而形成无人负责的混乱现象. 他认为，绝不能再继续维持这种“手工业的工作方式”
，必须加强科学管理，有计划地根据工作发展的实际需要，制定计划，确定编制并合理地分配干部，“尽可能做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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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其职，各尽其能“。强调在”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建立正常的工作制度“。提倡”有简易、敏捷、切实、深入等优良传统，有不怕负责、不辞劳萃、服从纪律、埋头苦干的朴实作风“。据此，组织部及时调整和充实了各级组织机构，建立健全了各项规章和干部管理制度，使党的组织建设工作迅速适应了飞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富春同志对于干部教育工作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他十分重视各个时期党的干部队伍中存在着的主要思想倾向，有针对性地及时进行思想教育.例如，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期间，富春同志做了”肃清自由主义作风，建立集体主义革命作风“
的报告. 报告中对于造成当时自由主义作风泛滥的原因，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他认为：一是在革命形势大发展中，大量新党员、新干部涌入革命队伍，同时带进了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影响；二是理论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流毒的影响一直没有彻底肃清，空讲理论、不务实际的作风依然存在；三是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同资产阶级政党进行联合势必增强了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队伍的腐蚀作用.最后，他更尖锐地指出，由于“左”倾路线实行过火的党内斗争的错误被反对以后而走向另一个极端，不少同志片面地以为实行党内无原则的和平团结就是党内生活的正常现象，从而自觉不自觉地放下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 富春同志的这些精辟深刻的分析，不仅符合当时的党内实际，就是对于今天我们整顿党的作风，加强党员的思想教育工作，也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富春同志不仅为做好党的组织工作呕心沥血，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他本人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也堪称是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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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党的组织工作者以及一切党的领导干部的学习典范. 他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体贴入微地关心同志，不仅从政治上关心，而且工作、学习、生活安排，以至青年人的恋爱、婚姻等各方面没有他想不到的. 记得我结婚时，富春同志在当时经济困难的情况下，还关照工作人员为我和纪均安排简单的结婚仪式，邀请一些亲友团聚热闹一番，并亲自前来祝贺. 记得当时我们的聚餐虽然十分简单，最好的菜肴也不过是被大家称做“三不沾”的一种用鸡蛋和面粉做的食品，但是，那种亲密无间的同志感情和以艰苦为荣的革命乐观情绪，使我们一直难以忘记.富春同志从来不考虑什么是份内工作和份外的事情，在他看来，工作时间和非工作时间、本职工作和社会工作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只要革命需要、群众需要，不论什么事他都乐意去做. 这也正是同志们所称道的“革命毛驴精神”的一种体现. 大家知道，富春同志的夫人就是曾长期负责全国妇联工作的蔡畅大姐，妇女工作者或妇女干部有些事去找蔡大姐商量请示时，富春同志也经常放下手头的工作，参加议论，为之出主意想办法，使大家感到十分自然亲切. 富春同志还十分关心革命遗孤，有几个直接收养在自己家里，有些则往来如亲友，李鹏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我就几次在富春同志家里遇见过他.富春同志对于党和国家在经济工作方面的贡献，在他光辉的一生中占据着主要的地位. 早在抗日战争初期，为了打破国民党对我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富春同志就曾奉调主持中央财政经济部的工作. 这时，他在这方面的才干只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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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崭露头角，但已经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普遍称道. 毛泽东同志当时就曾号召中央机关干部都要像富春同志那样学会做经济工作.富春同志开始负责财经工作以后，也像他对待党的组织工作一样，马上专心致志地投入到这一新的领域中来. 他在当时写给弼时同志的一封信中就充分体现了他那种干一行爱一行并力争专一行的一贯的认真精神.他在信中说：“现在我的计划是想真正从理论上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实际上好好研究一下，准备一个新的政策草案.而且这些必要的修养工作，也正是准备迎接七大后，如果中央授命我完全干财经工作的必要步骤”。
１９４４年１月２５日在中央直属机关生产运动总结会上，富春同志所作的以《更向前一步》为题的报告中，就生动地体现了他这种认真进行调查研究. 按照客观经济规律指导经济活动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他在报告中深刻地指出，在生产节约运动中，根据党的群众路线，“就是要在生产与供给上贯彻公私两利的方针，以提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他们认识到多用一分力量不但团体多得收入，个人也多得收入，而生产所得确能保障大家丰衣足食的生活”。
将运输队改为运输合作社的结果，“去年全年，中直运输力平均提高５０％”。
“节约最有成效的是粮食和石炭两项，这是由于在厨房中建立了二八分红、公私两利的节约制度的结果.”当时，根据“公私合作、公私两利”
的八字方针，具体创造了劳力入股分红、节约分红、各单位合作、机关与群众合作、个人生产合作等７种组织形式. 这些具体措施对于开展边区大生产运动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时毛泽东同志就曾评价说：“二八分红”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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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了机关的一大困难.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前夕，富春同志被派往东北，主要是协助陈云同志领导东北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 他先后担任过东北铁路局政委、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西满分局书记、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重要职务.在这期间，我也奉调来东北，开始任东北财政委员会主任，后来任工业部部长.在陈云、富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使我们之间有了进一步的接触，从而对于富春同志那种坚持调查研究、认真思考问题、严格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实事求是精神有了更深刻的体会.现在回忆起来，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富春同志十分重视东北地区不同于其他任何根据地的特殊情况，即东北根据地有着基本完备的现代化大工业体系，农业方面则是开始使用机械耕作肥沃平原的大农业和农民个体经营. 因此，他认为，我们的经济工作一定要抓住这一根本特点，不能小手小脚. 在解决东北根据地经济建设的具体方针措施的问题上，富春同志也一贯坚持按经济规律和现实可能性予以统筹安排.如当时对于是否应该“优先发展重工业”
问题，富春同志就不主张按照某种既定模式办事. 他说：“我们不要抽象争论发展重工业为主或轻工业为主. 处在战争的情况下，我们无力建设巨大规模的重工业基础，但为了发展军事工业的需要，我们首先还是要努力恢复和发展必要的重工业，如煤、铁矿和冶铁炉等. 同时，为了军事的需要，我们还必须发展纺织工业，食品工业等. 总之，要从当前的军需民用出发来决定我们的任务.”
有些同志在认识到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的重要意义以后，又产生了忽视农业生产的倾向.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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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富春同志又强调指出：“农村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的基本部分，农业还要大大发展，农民生活还要大大改善，而且只有农民购买力提高，才便利于工业的发展.”
当时东北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在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正确领导下，在陈云、富春同志具体主持下，实事求是地解决了许多具体的方针和方法问题，迅速恢复和发展了工农业生产，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因此，无论从指导思想方面，还是某些行之有效的措施，对于我们今天的经济改革和四化建设，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新中国成立后，富春同志从东北调到中央工作，历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等要职. 他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工业生产的顺利发展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都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这些，许多同志的回忆文章中也多次提到，我在这篇短文中就不多说了. 值得指出的是，在延安时期、东北根据地时期和全国解放后，富春同志通过主管经济工作，不仅显露出他在这方面的卓越才华，而且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大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了许多规律性的探索. 可惜的是，由于“左”的干扰，小平、陈云、富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通过辛勤实践和苦心摸索取得的宝贵经验，很多没能继续得到应有的尊重和进一步的发挥，从而使我们的工作出现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失误. 今天，我们纪念富春同志，足可告慰的是，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的实事求是的光荣传统、按客观规律办事的优良作风重新得到发扬光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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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又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上来，并胜利前进.“一代功名托至公”
，我认为富春同志品德中最核心的东西就是他一心为公的精神. 这种精神我们应该认真学习，努力继承和发扬.
（原载《纪念李富春》，中国计划出版社１９０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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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人口工作的几点认识和建议 —７９７—
对当前人口工作的几点认识和建议
１９０年１０月２６日
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我从１９８０年５月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成立开始，一直担任会长. 现因年事已高，中央同意我辞去此会长的请求，请宋平同志兼任，我衷心拥护和感谢. 这些年来，我有机会接触了计划生育工作，深感党中央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指导思想和计划生育的方针、政策都是正确的，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下去. 同时，在实际工作中我也深感有些亟需解决的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现我对解决这些问题提出几点建议，希望中央给予更多的重视.
一、关于加强对人口工作的领导问题
我国正处在发展的关键时期，人口形势仍十分严峻. 今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总人数约为１１３３８亿人，大约等于４个苏A联或５个美国的人口，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却与他们相差甚远.９０年代前期我国又处于新的人口出生高峰期的峰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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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年净增约１５００万人以上，等于增加像澳大利亚这样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 在这样的国情下，我们在大力抓好经济工作的同时，如不下大决心把人口工作抓紧再抓紧，势必会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影响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还会在资源、环境、就业等方面造成更大的困难，同时也很难缩短我国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建国４１年来，我党对我国的人口问题，认识在不断深化、工作在逐步加强.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党对人口问题重要性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计划生育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 但从总体上来讲，我认为有的地区有的部门的领导同志对人口问题的认识仍然不够自觉. 有的在口头说重要，但在计划生育实际工作中却舍不得投入必需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同时，不少同志只注意控制人口增长（当然这是很重要的）
，对提高人口素质的问题注意不够.在工作中具体矛盾也较多.例如，有些经济政策与实行计划生育不一致，有的地方扶贫工作与计划生育工作脱节，工作不落实，有关的部门行动不够协调.这些问题的存在妨碍了计划生育工作.必须肯定，全国计划生育战线的同志们工作一直是努力的. 但是，解决人口问题是全党全国全民族的一件大事，是一项社会系统工作，涉及到党、政各部门和社会各个方面. 完成这样一项无比复杂和艰巨的任务，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有关部门团结协作，齐抓共管，才能奏效.我认为，解决我国的人口问题，必须坚持“两种生产一起抓”的观点，用最大的力量，既抓物质生产，又抓人口生产，既抓控制人口数量，又抓提高人口素质. 当前，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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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人口工作的几点认识和建议 —９７—
要提高各级党政领导和全体人民的人均意识，切实把人口生产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由中央统一部署，制定有关部门分工的具体要求，动员全党全社会的力量，为着共同的目标，做出各自的贡献. 我建议中央应当成立人口委员会或人口领导小组，由你们俩位中的一位亲自领导，各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决定方针，协调行动，统筹兼顾，解决问题. 这是一个很紧迫的事情，多年来已有不少地方的领导同志提出过这个意见. 希望中央能早日解决.
二、关于加强计划生育的群众工作问题
我国的计划生育事业是党领导下的一项全民的事业，人民群众是计划生育的主体. 做好计划生育工作，必须在国家政策的指导下，充分相信和依靠广大群众的自觉和自动. 这是指导计划生育工作的根本原则.回顾我国这些年来的计划生育工作，我认为，我们在加强和发挥政府有关部门的力量方面是重视的，但不少地方对依靠群众做好计划生育工作重视不够，这同十三届六中全会决定的要求，是不相符的. 尤其是在广大农村，不形成有利于计划生育工作的舆论环境和坚实的群众基础，计划生育工作的社会效益就不理想. 据我了解，现在全国不少地方仍然采用多年来一直采用的一年搞几次突击的方法，突击来了一阵风，突击过后就放松，经常工作无人做.出现这个局面，不是广大计划生育工作者不努力，主要是一些领导同志在指导计划生育工作中，轻视群众的力量，不抓群众工作的结果.只有使领导干部的积极性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相结合，才能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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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地完成计划生育这个艰巨的任务.十多年来，我曾多次到基层调查计划生育工作，深感人民群众中蕴藏着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积极性. 即使是很贫困的农村，也有一批德高望重的“五老”
（老党员、老干部、老职工、老模范、老长辈）
，育龄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关心计划生育的各界人士，他们有着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愿望和要求.只要把他们组织起来，并为他们创造一个有利于开展工作的组织形式，例如成立计划生育协会，他们就能比较容易地把广大群众团结和组织起来，克服各种困难，做好工作. 群众组织起来后，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群众的事情群众办，许多过去难解决的问题，群众起来自己解决了. 例如，有些地方发挥政府、群众两个积极性，将扶贫工作与计划生育工作相结合，优先帮助实行计划生育的家庭脱贫致富. 有些地方采取个人、村、乡和地方财政各拿一点的办法筹集资金，为独生子女家长和二女结扎户开办养老保险或养老储蓄，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这些地方的计划生育工作，干部轻松，群众满意，人口计划完成得好. 一些基层群众对我说：国家实行计划生育本来是件大好事，但我们不赞成以前那种“刮大风”
、搞“夜袭”的做法. 现在政府把我们组织起来，思想不通大家做，有了困难大家帮，干部和群众一起商量如何过好日子，怎样让子孙后代更幸福，这样做计划生育工作，人们咋会不乐意哩！这些好经验和基层干部、群众的情绪，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 因此，我建议：应当自上而下地认真检查我们在指导计划生育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借以转变干部的思想作风，改进工作方法，真心实意地相信和依靠群众，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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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前人口工作的几点认识和建议 —１０８—
领导、群众相结合，切实把基层工作做好. 这不仅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成功的必由之路，对进一步密切党同群众的联系，促进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也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关于恳请帮助解决计划生育协会几个实际困难的问题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成立十年来，特别是从１９８６年开始，致力于加强基层协会建设，努力做好基层的计划生育工作，在带头、宣传、服务、监督各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实践证明：计划生育协会是协助政府动员广大群众参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是加强基层工作的一支生力军，是我国计划生育事业不可缺少的一支重要力量. 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群众组织，不能一般对待，而应给予特殊的重视.目前，计划生育协会还在发展中. 已建的协会要巩固提高，未建协会的地方要发展组织，协会的骨干需要培训，活动水平需要提高，要不断总结推广新经验. 协会的任务十分繁重，没有少而精的专职工作人员去研究、去组织，是难以完成的. 当前，计划生育协会建设中存在的主要困难是：多数县以上计划生育协会没有专门的编制和经费，有的是临时抽调人员负责，有的是由行政部门代管，不能适应计划生育协会大发展的需要. 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领导. 我征求过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领导的意见，他们一致同意不用国家增编增款，只要中央或国务院有个明确精神，明确肯定计划生育协会的地位和作用，指明应加强协会建设，各地都能自行调剂解决. 因此，我建议：请中央或国务院授权各省、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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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直辖市，为县以上各级计划生育协会调剂解决必要的事业编制和经费，明确各级计划生育协会的办事机构相当于同级计生委的业务部门，要保证协会专职工作人员的质量，允许计划生育协会兴办的为育龄群众和独生子女服务的、公益性的、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企事业. 我认为，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开展群众性的人口福利事业，促进经济的发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等方面来看，下决心解决好这个问题，是很值得的. 以上建议如有不妥，请指正.
注：江泽民同志、李鹏同志收阅王首道同志的报告后，先后于１９０年１１月１０日、１９０年１１月１６日作了重要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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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湘赣苏区 —３０８—
回忆湘赣苏区
１９１年３月
湘赣苏区是我党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开辟和创建的一块红色根据地.１９３１年７月我奉中央之命来到这里参加了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的组建工作，任过两届省委书记.
一、湘赣临时省委的组建经过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央认为赣西南特委在工作上、组织上、作风上存在的问题较多，必须加以改组，加之当时的湖南省委已被敌人破坏，为了加强党对湘赣边界斗争的领导，使之有较大的发展，决定成立湘赣省并建立中共湘赣省委，指定我任省委书记，甘泗淇任宣传部长. 我们从上海出发前夕，周恩来在一个旅馆里找我们谈了话，叫我们先去苏区中央局，听取苏区中央局对成立湘赣省委的指示，最后还交给我们一个中央关于决定成立湘赣省委的文件.我和甘泗淇一路经过福建厦门、广东大埔等地，于１９３１年６月抵达中央苏区. 在赣南的良口遇到了从湘鄂赣苏区来的张启龙，一问才知道，他是代表湖南省委办事处来向毛泽东汇报和请示工作的，当时他还不知道已成立了苏区中央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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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来是湘东特委书记，对湘东南的情况比较熟悉，同时湘鄂赣苏区的干部也较多，我便提出要他同去湘赣省，他欣然同意. 我们便一同到了苏区中央局. 中央本来已决定张启龙和李宗白去湘鄂赣苏区组建中共湘鄂赣省委，中央局在听了我要求增派张启龙到湘赣工作的意见后，报经中央同意了我这一要求，并决定加派林瑞笙、袁德生一同去湘赣苏区组建湘赣临时省委. 当时同去的还有谭牛山，他是协助林瑞笙搞肃反工作的，去的时候带了许多关于解决江西“富田事变”
遗留问题的肃反材料.湘赣省地跨湘赣两省，与中央苏区以赣江为界，与湘鄂赣苏区以袁水和株萍铁路为界. 湘赣苏区在湖南的部分是原由湘东南特委管辖区域（包括江西的莲花县）
，在江西的部分是原由赣西南特委的西路、北路分委管辖的区域.我们一行５人于１９３１年７月中旬到达永新，随即召开了湘东南特委和西路、北路分委联席会议. 湘东南特委那个班子的人差不多都来了，西路分委主要负责同志朱昌偕、左娜、马铭、龙贻奎、刘天干也到了. 会议传达了中央指示，有战争问题（反对和平观念）
、土地问题（发动群众彻底解决分配土地问题）和成立省苏维埃问题.其中，解决“富田事变”遗留问题的任务是秘密的，在这次会上未传达，公开讲的是开展肃反斗争及动员群众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等问题. 会上宣布了中央关于成立临时湘赣省委的决定，我任临时湘赣省委书记，林瑞笙任组织部长兼省保卫处长，甘泗淇任宣传部长，易心平任少共省委书记，袁德生、张启龙到省苏维埃政府做领导工作. 临时省委成立以后，还暂时保留了原湘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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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特委和西路分委，准备待省委进行一段工作后，再撤销这两个机构.这时湘赣省管辖的范围有：江西的永新、宁冈、莲花、吉安、安福大部，泰和、万安、遂川一部；湖南的茶陵、酃县、攸县、醴陵的大部；原北路分委的分宜、新余、峡江、吉水一部及萍乡之东南乡，即大安里、南坑、宗里、芦溪、宜凤等地.当时我们省委的主要任务：一是领导苏区人民进行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并发展苏区经济. 二是发展党、团、工会、共青团、妇联、少先队组织，建立各级苏维埃政权.三是扩大红军，支援红军，支援前线，消灭来犯之敌. 四是建立地方武装，保卫苏维埃政权.五是纯结党和政府内部组织，积极开展肃反斗争.开始工作以后，我们全体工作人员非常艰苦，而且作风也很踏实，经常打赤脚、穿草鞋下乡调查了解情况，很快得到根据地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二、湘赣省党和苏维埃第一、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以及改组省委
湘赣临时省委成立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于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８日在莲花县花塘村召开了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 这次会议共有近１７０人参加，由我主持会议. 会上总结了临时省委成立两个多月来的工作，大家认为临时省委的路线基本是正确的. 大会通过了政治、组织、苏维埃、肃反等问题决议案，并确定了目前党的各项工作任务，主要是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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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和发展苏维埃组织，扩大红军和地方武装，重新平分一切土地，以及加紧经济文化教育的建设，彻底肃清反革命分子等.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共湘赣省委，由我、袁德生、林瑞笙、甘泗淇、张启龙５位同志组成省委常委，我任书记，甘泗淇任宣传部长，林瑞笙任组织部长. 为贯彻这次代表大会的精神，加强苏维埃工作，会议结束后又在莲花县花塘村召开了湘赣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省苏维埃政府，袁德生任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启龙、彭德怀任副主席. 会上还选出了出席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袁德生为代表团团长，王震任代表团书记.两个代表大会结束后，按照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的布置，各县都召开了党和苏维埃代表会议.第一次党代会后，省委重点抓了党的建设问题，发展组织，培训干部，取得了显著成绩. 到１９３２年上半年，中共湘赣省委第一次执委扩大会议时，全省党员发展到近万名；新建了几个区苏维埃和几十个乡苏维埃；开办了一期党校，培训了１００多名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各种群众团体都大有发展；苏维埃区域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大了２００多平方公里.１９３２年夏，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省委对所属组织进行了调整，将南路、湘南两特委改为河西、湘南两道委，北路特委改为分宜中心县委. 还设有一个白区区委（长湘区委）
，永新、莲花、茶陵、吉安、萍乡、安福、宁冈、攸县、酃县、遂川１０个县委.为了总结一年来的工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根据地，１９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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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１月６日在永新县城召开了中共湘赣省第二次代表大会，有２０６名正式代表出席了大会，还有１０２名列席代表，这时全省已有党员近３万人.我主持会议，蔡会文作政治报告.蔡会文是由中央军委派到湘赣省来的，当时他的职务是湘赣省军区总指挥兼红八军政治委员.会上我传达了苏区中央局给湘赣省委的指示和有关决议. 中央局对湘赣省一年来的工作做了总结并给予肯定，同时也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这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党的建设、红军和地方武装工作，职工运动，扩大红军和苏维埃工作等７个决议案.提出要加强湘东南工作，扩大赣西南方面的苏区和游击区域，集中力量向北发展，争取与中央苏区连成一片.会上选举产生了新的省委，我、甘泗淇、张子意、刘其凡、王炳生、袁德生和肖五仔７人为常委，刘士杰和李端娥为候补常委，我任书记，甘泗淇任宣传部长，张子意任组织部长.这次代表大会是在１０月２９日蔡会文等同志带来苏区中央局给湘赣省委指示信及各种新的决议文件的背景下召开的，主要情况：一是对照中央局指示信及中央《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第四次‘围剿’与我们的任务》的决议，大会开展了思想斗争，在所谓“集中火力反右倾的精神充分表现出来”的口号下讨论了各种政治问题，并做出了有关的决议.二是在极力强调成份的气氛下，代表中工人代表近半数，２０６名代表中有工人９９人，贫农９４人，中农６人，知识分子８人，长湘区等白区代表１１人. 他们大多数在发言中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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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斗争精神”强于以前.三是突破了以往在会议上只做决议很少付诸行动的做法.在讨论扩大红军问题时，有２０多名代表当场报名带头参加红军，其余代表也保证每人发展３个新战士，妇女代表表示送郎当红军.这种精神立即传达了下去.在大会开会期间，永新一区一位区苏维埃政府主席１０多天内扩大红军４０余人.四是与湘鄂赣定了为期一年的革命竞赛条约，提高了党内的竞赛积极性.五是这次大会的主要精神是“集中火力反对右倾”。
中心口号是：“实行战争的总动员，彻底粉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四次‘围剿’，争取大规模革命战争的完全胜利，实行江西和其邻近省区革命首先胜利”。这实际上就是王明“左”倾路线提出的所谓“争取一省或数省先胜利”的口号. 但坚决保卫苏区的战斗精神还是主要的.在第二次党代会召开以前，大约是在８月初，湘赣省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永新县召开，到会代表有２００多人.会上是我作政治形势报告，张启龙作查田运动报告. 会议讨论通过了《土地法执行条例》等几个决议案，并选举产生了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袁德生任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启龙、谭余保任副主席.第二次党代表和苏维埃代表会以后，为粉碎敌人对苏区的第四次“围剿”
开展了工作.党代会第一次执委会期间，由湘鄂赣无线电转来中央政府关于战争的紧急动员令，会上决定省委只留下２名常委和２名干事主持日常工作并兼办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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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湘赣苏区 —９０８—
校，其他所有常委、秘书、干事全部深入基层检查督促党代会决议的贯彻执行和开展各项工作，并配合省级机关巡视员组织了５个巡视团分赴各县巡视工作.１９３３年２月，中央作出了改组中共湘赣省委的决定. 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之所以会形成这个决议是因为：一方面，王明的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后，加速中央六届五中全会路线在根据地内的推行，通过“反右倾”
、“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等手段，排挤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领导；另一方面，中央轻信了刘士杰关于湘赣革命根据地情况的片面汇报. 刘士杰这个人虽是工人出身，但品质很坏，名义上是去中央汇报，实际上是向中央告了省委的状. 因为我们省委在当时虽然执行了一些“左”倾错误政策，但我们在很多地方还是比较注意群众利益的. 因此，中央认为中共湘赣省委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动摇”的错误，于是在２月１１日作出了《关于湘赣省委的决议》。
《决议》指出：“为了要保证中央和中央局的路线坚决执行，现有省委必须改组. 中央决定撤销王首道同志省委书记的工作”
，“以刘士杰同志为省委书记，陈洪时任组织部长，张子意任宣传部长，以陈洪时、李瑞娥、张子意、邵德武及省工团党书记８人为常委”。
当时刘士杰没有到职，中央命陈洪时代理省委书记，并赴湘赣省执行改组中共湘赣省委的决议.１９３３年４月，陈洪时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后，于４月下旬召开了中共湘赣省委扩大会议. 会上，陈洪时传达了中央局《关于湘赣省委的决议》，接着当众宣布对解除了职务的我和张启龙要进行“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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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１８—王首道文集
１９３３年４月，我和张启龙被撤销了职务以后，新上任的刘士杰、陈洪时等人把“左”倾错误推向高潮，进一步造成干部和群众思想混乱，给工作带来了更大的损失.６月初，任弼时、方维夏等相继被中央派到湘赣苏区工作. 中央指定任弼时任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治委员，阻止了“左”倾错误路线在湘赣地区的恶性发展. 但是，由于当时党中央更加强了错误路线的贯彻，特别是在六届五中全会以后，中央继续加强反湘赣党组织内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
，因此，湘赣省委在路线上“左”的错误，没有也不可能得到彻底纠正.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在永新县城召开的中共湘赣省第三次代表大会上选出任弼时、刘士杰、陈洪时、谭余保等人组成新的省委，任弼时任书记，刘士杰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甘泗淇任宣传部长. 这次代表大会对第二届省委的工作作出了不正确的评价，并且重新批判了我、蔡会文和张启龙所谓的右倾机会主义.
三、湘赣苏区的武装斗争
湘赣临时省委成立时，正值敌人对我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三次“围剿”。为了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
，我们对湘赣武装进行了整编，将湘东南独立师改为湘赣红军独立一师，将西路地区的独立团改为独立七团，统归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领导. 当时，虽然六届四中全会的路线已开始在湘赣根据地推行，但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是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 而我们湘赣又是中央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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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湘赣苏区 —１８—
的重要战略侧翼，因此，湘赣红军同中央红军一样都是遵循毛泽东的战略方针和战术原则同敌人作战的.１９３１年年底，敌人集中了１０个正规师，连同地主武装共８万余人“围剿”湘赣根据地. 大敌当前，我们省委除在整个根据地实行战争总动员外，还组织了临时前敌委员会，以林瑞笙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统一指挥根据地的红军和地方武装的行动. 同时将独立第七团和由湘南游击队改编的红色警卫团组成独立第三师，由冯建元任师长.年底，敌周至柔第十四师一个营协同永新保安队进犯里田，企图摧毁湘赣省委、省苏维埃政府机关. 我红军独立三师奉命从莲花赶回永新，与河西教导队埋伏在里田以西傅家陇一带，等敌人进入伏击圈后，全歼了这股敌人，待周至柔率领十四师主力赶到时，战斗早已结束，我们省委也安全转移到黄岗. 以后还在莲花的九都、浯塘，永新的钱市街等地都消灭了不少敌人，而且每次战斗，我们红军都是主动出击，步步紧逼敌人，致使敌人无法在湘赣根据地立脚.在正规红军主动出击的同时，各县地方武装也配合主力红军积极活动，帮助红军构筑工事、流动警戒、骚扰敌军、消灭地方反动民团，并取得了不少胜利. 从第一次党代会到１９３１年年底的两个多月中，全省地方武装缴获的敌枪在２０支以上.湘赣红军在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第二次“围剿”
后，独立一师和各县地方武装都大有发展. 为了进一步加强湘赣红军，加速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及更有效地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的“围剿”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１９３２年年初，在永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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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８—王首道文集
立了湘赣省军区，张启龙任总指挥，甘泗淇任政治委员. 同时在军区之下，设立了４个军分区指挥部，分别指挥所属各县的地方武装.配合中央苏区粉碎第三次“围剿”并打退敌人对湘赣苏区的进攻以后，到１９３２年４月，进入湘赣苏区的白军除陈光中部尚盘踞茶陵外，其他地方已全部收复. 因此，我们的对敌斗争策略是，动员群众武装对敌取四面包围的形势，实行黑夜摸哨，四处打土炮，放冷枪等打法，使敌人不明情况只好固守工事不敢还枪，有时闹得敌人整夜不能安眠. 这实际上仍然是毛主席说的“敌驻我扰”。
当时湘赣红军主力独立一师、三师都集中兵力，找机会打击敌人的弱点，时常袭击敌人.独立一师在萍乡苏区的新店里，缴获敌危宿中部步枪４４５支，机枪２挺，将敌全歼. 部队还时常在交通要道口伏击敌人运粮、运物资给养的交通队，不断缴获敌人的枪支、油粮、服装，还缴过１门迫击炮. 有时，派出小部队晚上偷袭敌人的营地，也时常得手.群众则在敌人驻地附近实行坚壁清野，构筑工事，破坏交通. 但这些斗争也经常有失利的时候，当时分析失利的主要原因：一是有些地方的负责同志总是希望部队快些打，没有将情报弄准确就向部队反映，部队领导也往往不加分析，轻信了这些报告，吃了些小亏.二是有些地方的同志有依赖部队的心理，正规部队不在时，就盲目把赤卫队、少先队不适当地长期集中起来，以致给养无法解决，群众武装又缺乏集中作战的训练，一遇敌情，反而把我们的人员打散了，发挥不了群众武装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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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湘赣苏区 —３１８—
三是有些地方工作不够深入，动员工作做得不够，致使骚扰敌人的行动只是敷衍了事，离敌人很远打几枪就跑回来了，根本收不到实际效果.四是有些地方坚壁清野工作不够认真，粮食没有很好埋藏，有的被敌人发现挖走，有的在敌人放火烧山时被烧掉.五是不少同志怕做白军的工作，这自然同肃反扩大化造成的心理影响有关，但未能认真动员群众去瓦解白军也是一个原因，倒是不少妇女自发地去动员白军拖枪反正. 即便这样，在１９３２年一个春季里连同白军自动投诚的在内，也获得步枪千余支. 另外，我们还组织力量对俘虏进行教育. 对于被释放的俘虏，发动群众给他们送猪肉、草鞋、花生慰劳他们，给他们演戏，鼓励他们到白军后再拖枪回来. 在这方面的效果倒是不错的.针对以上的问题，我们都做了适当的工作，加强了思想动员，进行了深入的发动.湘赣省军区成立后，独立一师、三师在攸县的官田和茶陵芙江又打了两次胜仗，８月间打垮攸县官田敌军一个团，紧接着在茶陵高陇打跨陈光中部一个旅，两次共缴机枪４挺，迫击炮５门，步枪４００余条，给了湖南敌军以很大打击. 此后又深入泰遂间作白区工作.军区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将独立一、三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当时没有设立军的领导机关，而以独立第一师师长李天柱和政治委员王震分别代理军长和政委. 同时加强了军队的建设工作，调集了大批干部充实机关和部队的领导力量，并将河西教导队扩大为红军学校第四分校，还建立了一个兵工厂.又以茶陵地方武装为主，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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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８—王首道文集
建了一个新的独立师，由谭家述任师长，曾毅之为政治委员.八军组成后，即奉中央军委命令开往北路，策应红军进攻南昌、抚州. 八军于１０月初进攻分宜县城，与敌人一个团和一个旅硬战一昼夜，结果因敌人凭工事死守，增援部队赶到，以致未按计划攻下县城，只缴得敌人１０多条枪，我方损失３００多人，死伤连排干部３０多名，王震政委挂花，只得返回新余苏区休整. 这时又有敌五十二师一一旅由安福前来向八军进攻，又打了一天，毙敌３００多人，总算把敌人打退了，但没有缴到敌人１支枪. 这次战斗失利，实质上是王明路线强调红军打正规战，强攻敌人巩固设防的城镇所造成的恶果.红八军在北路活动约有半个多月，在回防途中捉到敌十八师一个叫张超的团长，了解到他这个团驻在新余，当即动员他写了一封信招该团开来苏区投诚. 但由于我军安排不周密，致使该团开到苏区边界时我游击队向他们开枪发生误会，该团又开回去了，接着就被敌十八师改编了. 这时八军由于战斗减员，加以战争失利的影响，有些士兵开小差请长假，新兵补充又暂时有困难，致全军实有兵员不足２００人，只相当于以前一个师的兵力，有１００来支枪无人背.１９３２年１０月以后，敌人又调集了近５０万兵力，准备对中央苏区实行重点进攻，同时对湘赣根据地也加紧“围剿”
，致使湘赣敌情更加严重. 进攻苏区的白军也开始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 首先是盘踞苏区的陈光中部４个团，师部驻茶陵，并占据了高陇、潞水、腰陂、严塘、湖口、坑口等重要市镇.敌人在这些地方构筑４、５层工事，并经常出来骚扰，整个茶陵苏区只在高陇还有一部分. 但附近群众还能积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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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湘赣苏区 —５１８—
展与敌人的斗争，经常采取各种办法打击敌人，骚扰敌人后方，围剿敌人义勇队，捕捉回乡收租收债的豪绅地主，收效显著，群众反水的也很少. 豪绅地主不敢回乡，村里的红军公田，群众照旧将收获的谷子送到苏维埃政府. 几个月后茶陵苏区又恢复并扩大了. 攸县有敌王东原部一个旅驻扎. 自８月初红八军一师在官田打垮敌人一个团后，不久即有两个团的敌军向攸县苏区进攻，后来一个团驻峦山周家屋一带，一个团住柏树下. 萍乡城有敌陶广部一个团，芦溪驻有敌人一个团，宜丰驻敌十八师一个营，均筑有炮台. 但北路敌人比较薄弱，分宜、新余各县城只有一个营的兵力驻守，因而北路我军有新的发展，儒廷坊建立了７个新的苏维埃乡，逃跑的群众大部分又回来了. 安福驻有敌五十二师一个整师，１０月初并有一个旅进驻金田、洲湖一带，筑有炮台. 吉安、泰和之敌原系陈诚之一、十四、四十三师等，红军进攻抚州时，十一、十四师即调往南昌去了，１０月初又开回吉安，布置在沿赣江一带，后又调往乐安. 进攻遂川大汾一带的粤军均已退却，上崇是余汉谋部驻扎. 王东原部仍驻汝城、桂东，经常向上崇苏区边缘地区骚扰. 酃县城有陈光中部一个团. 总之，敌人各部均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政策，并骗迫群众组织守望队，修筑汽车路，扬言要以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
的两手来对付苏区和红军.这一时期，我们主要采取游击战术，侧击敌人的辎重交通队，深入白区围歼地主武装，骚扰敌人后方，断绝敌人粮道.为加强领导，更有力地打击敌人的进攻，蔡会文、肖克奉中央军委之命来到湘赣.１１月，八军在吉安的天河进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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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正式成立红八军领导机构，由蔡会文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兼红八军政委，肖克任军长. 将新独立师编入红八军，使八军拥有３个师，５００余人.将原独立一师改编为二十二师，由谭家述任师长，王震任政委；新独立师改编为二十三师，由杨茂任师长，谢国喻任政委；独立三师改编为二十四师，由戈勇任师长，胡楚父任政委. 同时，还抽调茶陵、萍乡、莲花等县的独立营各一部共６００余人，组成新的独立一师，由候梯云同志任师长，陈韶同志任政治委员. 这时，整个湘赣苏区的武装除各县游击队外，有１个军，２个独立师，５个独立团和７个独立营，总共１３００余人，枪４００余支，为彻底粉敌人的第四次“围剿”奠定了基础.在整个第四次反“围剿”中，湘赣红军取得较大战果的战斗有多次，其中最著名的有九度冲和棠市战斗. 九度冲战斗我们击溃了陈光中部六十三师大部和十九师、十五师各一部，缴获甚多.棠市战斗消灭了敌李觉第十九师的一个团，俘虏敌团长以下近千人. 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持续时间比较长，前后达一年之久. 我们不仅配合了中央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同时也促进了湘赣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红六军团是１９３３年６月在永新组成的.那时我已被撤了省委领导职务，分配在北路一带巡视工作，记得军团共辖有３个师，即十六师、十七师和十八师.十六师是湘鄂赣的红十六军改编的，师长高永生，政治委员温绵惠；十七师就是原来的红八军，师长肖克，政治委员蔡会文；十八师是原湘鄂赣的十八军，来湘赣后编成的五十二团，师长严图阁，政治委员徐洪. 军团新成立时没有设置军团领导机关，也没有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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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宣布军团番号，只公布了师的建制，由第十七师的首长统一指挥.扩大红军的工作也做得比较好，各地方武装都有了新的补充，茶陵方面成立了一个新的独立师. 永新中心县委所属各区都有区委书记或区苏维埃主席或委员带头参军，有的区领导干部动员和带动７０～８０人一起参加红军.七区送郎、送哥、送弟弟参军的有８０余起. 莲花县县一级干部有２０多人自动报名参军，并带动５人、１０人乃至一个排共同参加红军.同时动员离队回家的红军士兵归队，莲花县的棠市乡有４０名逃兵都动员回队了. 为了解决武器不足的问题，省成立了兵工厂，可以修理坏枪，还可以用废弹壳制造子弹. 大多数县也成立了兵工厂，可以制造梭标、鸟枪等.
四、苏维埃的几项工作
省委和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各级苏维埃政府先后都建立起来了，并召开了各级代表大会. 但开始时工作进行得并不顺利.因为当时苏维埃负责人的能力一般都较弱，一切大小事情都还是由党委包办，甚至有的苏维埃简直成了党委的办事处，天天忙于打条子接待来往人员的事情.同时，各部负责人大多还兼有别的职务，无法专心于自己的工作. 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经常只有一两个人在家，其他人都下到基层巡视工作去了，有些问题不好研究解决. 省委、省苏维埃政府发现这些问题后，召开了省苏执委扩大会议，专门对全省苏维埃的工作作了详细的部署，加强各级苏维埃的领导力量，工作才开始好转，并进行了大量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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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重新分配了土地A湘赣革命根据地虽然经过１９２８年和１９３０年两次分田，但由于强大敌人的不断进攻，地主阶级的捣乱破坏，群众思想上的顾虑，以及我们的经验不足，根据地的土地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因此，在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和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我们作出了深入土地革命，重新彻底分配土地的决议，以进一步解决根据地的土地问题.当时，重新分配土地的领导机关是各级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土地委员会，雇农工会、贫农团予以协助. 实际方法是首先发动群众，划分阶级，斗争恶霸地主，然后以乡或村为单位分配土地. 那时，永新、莲花、吉安和茶陵大部分地区第一批重新分了土地.到１９３２年夏天，边沿地区和南路、北路、萍乡、攸县等地也都分了. 由于各地条件不同，平均每人分得的土地也不等，少的有半石田，多的有两石多，大多数地区都有一石田左右. 同时还留有红军公田和苏维埃公田. 红军及其家属都分好田，贫苦的老弱孤寡也分了一份较好的田地.但是，这次重新分配土地，由于贯彻执行了第三次“左”倾路线的错误土地政策，对地主不给生活出路，甚至还“驱逐豪绅地主反革命家属”出境. 对富农打击也过重，同时还侵犯了中农利益，因而扩大了打击面，树立了过多的敌人.到了１９３２年秋的查田运动中，“左”的错误进一步发展，搞什么“查三代”
、“查五代”
，结果把一些贫农雇农查成了中农，把一些中农查成了富农，甚至把一些本来属于基本群众和同盟军的也当成了阶级敌人. 记得有一个贫农，查成份查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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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湘赣苏区 —９１８—
家７代，结果错划为地主.由于“左”的政策在某些方面混淆了敌我界限，以致有些地方突出了农民内部的矛盾. 有些中农不满意自己分到的田，在查田中要求收回自己原来的田，或者要求重新分配，而大多数贫农、雇农不愿意交出自己分到的好田，因而反对重新分配，结果形成了中农与贫农、雇农的矛盾. 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只得将分给富农的一些好田收回来补给中农. 如果大多数贫苦农民同意重新分配时，也准许重新分配，以便尽量团结中农，但结果又加重了对富农的打击，总难得圆满解决.２经济建设工作A湘赣省一开始只有一个经济财政部，当时所谓经济工作只是简单地保管金钱，缺乏发展经济工作的安排和计划.１９３１年年底，在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直接领导下，各级苏维埃政府都成立了人民财政委员会. 次年春，县以上的苏维埃政府先后增设了国民经济部，统一财政，对以前苏区的经济进行整顿，并对经济混乱的单位给予严肃处理，同时制定和实行了各项发展经济的政策.①税收. 过去苏区的收入单纯靠打土豪，后来苏区内的土豪已经打完，由于赤白对立，到白区去打土豪也很困难，因此我们省委和省苏认为要解决苏区的经济来源和困难，在发展其他经济的同时，必须在苏区内征税. 为此，省苏维埃政府根据中央的精神，制定了《累进税征收条例》，进行上地累进税和商业累进税的税收工作，并组成征税委员会. 对于苏区生产的棉花、豆子、烟、大米等农产品，以家庭为单位，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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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超过百元以外的剩余部分，均要按条例征收累进税. 土地税的负担主要是落在富农和富裕中农身上，红军家属则尽可能地免征. 商业累进税也开始征收.②自办银行和造币厂.苏维埃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湘赣苏区的经济困难，１９３２年１月通过自筹和入股的办法，成立了湘赣省工农银行.开始时，银行有资金２万元，通过号召群众储蓄入股，并规定各级苏维埃政府和各革命团体的公款都要存入工农银行，后来发展到７、８万元的资金. 同时，创办了湘赣省造币厂，制造银洋、铜板和纸币. 据资料记载，仅银元就造了４万元.③发展商业.湘赣苏区地处两省边界，商业很不发达；大小城镇又普遍遭到敌人的抢劫和破坏；同时，由于敌人的经济和军事封锁，白区商人又不敢进入苏区做生意，这就是给苏区的商业和经济的繁荣带来困难. 省苏维埃建立后，这就给苏区的商业和经济的繁荣带来困难. 省苏维埃建立后，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商业的发展工作：一是鼓励白区商人进入苏区做生意，从而得到白区的中药和其他苏区急需的商品；二是自办各种合作社，活跃苏区的商品流通. 到省第二次党代会后，苏区内的消费合作社等商业机构普遍建立，对苏区经济的发展和商品流通起了重要作用.④发行公债，节约开支. 随着形势的变化，战争需要的经费越来越大，单靠税收已不能满足了. 为此，省苏维埃政府曾发行了几次革命战争短期公债. 记得有一次发行８万元短期公债，群众购买非常踊跃.永新城内各机关开展竞赛，许多人卖衣物来买公债，有的人买５０～６０元，永新县工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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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十几元，有些挑水、打草鞋的人也买好几元，莲花城内的一个贫民就买了２０元.发动工作还未普及全省，任务就完成了大半. 同时，为了支援前线，机关实行包餐，不发服装费和每月的５角钱零用钱，紧缩办公费，裁减冗员，从各个方面节约开支.总之，随着各级组织机构的建立，湘赣苏区的工业、农业生产以及邮电、交通、商业、财贸、文教、卫生等各项事业都得到了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的革命政权的巩固和发展.
五、群众组织的建立和党的白区工作
湘赣省委和省苏维埃建立后，对原有的群众组织进行了改造和整顿. 建立了原先没有的反帝大同盟等组织；相继制定了赤色工会、雇农工会、互济会、反帝大同盟、贫农团、妇女代表会的暂行组织法. 各基层组织也都按照组织法建立或进行了改造，并先后召开了各组织的省的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省一级的组织.省委很重视白区工作. 为了发展白区党的组织.１９３２年将当时的株州特区委改为长湘区委，负责开展长沙、湘潭和株洲、醴陵等地党组织的工作，发展了１００多名党员. 省委还将湘南特委改为湘南道委，决定以耒阳为中心，向茶、安、酃苏区发展；以水口山、香花镇产业区作为开展群众工作的中心；发展北石村赤色工会与农会组织，将发动游击战争与群众的日常斗争联系起来. 白区党组织在敌人驻扎地周围散发宣传品，开展对白军士兵的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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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湘赣苏区的肃反
湘赣苏区开始肃反时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后来苏区中央局逼得很紧，我们又看到打了胜仗，苏区扩大，群众拥护，因此越搞越“左”。中间虽然有过纠正，但都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当时，“左”
倾路线的错误表现在肃反问题上是很突出的.以“左”倾路线为代表的党中央对革命内部隐蔽的阶级敌人作了过分的估计，制定了过“左”的肃反政策，并错误地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大批领导干部当作所谓“ＡＢ团反革命分子”列入肃反对象的名单，责成我们临时省委审理. 那时我们临时省委刚刚成立，对本地区的情况没有做认真的调查研究，对当地干部也没有做认真的估计，盲目地接受了党中央的错误指示，按照党中央的规定设立了脱离党委集体领导、脱离群众监督的肃反机关——省保卫局. 在案情审理上又采取逼、供、信的错误作法，致使肃反工作发展到乱捕乱杀，犯了简单化、扩大化的严重错误，将不少的优秀干部当作肃反对象进行了错误处理. 其间虽也怀疑或提出过纠正意见，但始终没有根本解决问题.当时，湘赣省建立了政治保卫处，各县肃反委员会也都单独建立起来，开展了所谓“向ＡＢ团改组派的坚决斗争”。永新、莲花、吉安、攸县、宁冈、安福各县都召开了公审大会，把少数群众的反水和个别士兵的投降，也完全看成是“ＡＢ团”
在捣乱.有些县的肃反工作委员会委员，甚至主任也被认定为“ＡＢ团”分子.当时肃反的主要方法是运用所谓“自首政策”
，“从‘ＡＢ团’分子中拿住其弱点使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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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辩脱而直供出来“。
把思想问题当成政治问题，把一般错误当成反革命问题，以致出现党员恐慌，群众逃跑的严重局面. 到了１９３２年２、３月间，王震从中央苏区开全苏大会回来，传达了中央关于反对肃反中扩大化、简单化的意见，才稳了一下. 但是并没有根本解决问题. 因为中央对反对肃反扩大化的意见并不明确，只是说要走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其实，所谓阶级路线就是看出身、论成份，不看斗争经历；所谓群众路线也就是形式主义，就是拿到群众中去公布一下，让群众举手表决. 由于并未解决“左”的问题，因而到１９３２年下半年又大搞起来了.１９３２年１２月１９日湘赣省委给中央的工作报告中，完全是在检讨肃反工作中所谓的“严重的右倾消极”了.１９３３年４月间，中央派了大员来湘赣搞肃反. 这位大员原是江西省委的保卫局长，这次被派到湘赣省任保卫局长，来的时候中央苏区保卫局又给了他一批肃反材料. 虽然在这之前，湘赣地区的肃反工作已经搞了很久，也杀了不少人，但一些重大的案件，我们认为有疑问的，尚未处理. 新来的保卫局长认为我们是右倾，对“ＡＢ团”
动摇妥协等，将袁德生、胡波、李梦弼、刘其凡、于兆龙、陈韶、朱映华、曾毅之、陈竞进、刘秉常等较重要的干部处死了. 当然，处理像袁德生这样重要的干部，是由“左”倾中央决定的. 记得逮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袁德生还是秘密进行的. 那天假说请袁德生到保卫局吃饭，结果就这样逮捕了. 逮捕后，对外说是袁德生调中央工作去了，暂时由谭余保代理省苏主席. 审讯袁德生的材料有十几条，都是从中央苏区带来的，每天要用电报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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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汇报审讯情况. 得不到袁的口供，但又不敢确定他是不是反革命，因为中央来的材料铁案如山. 要突围了，该怎么处理他，请示中央后，很快回了电报，并指明电报要保卫局长亲译. 原来电文说要将袁德生就地处决. 这次和袁德生一起遇害的还有黄之静.肃反中，我们省委在执行中央路线时也曾持过怀疑态度.记得中央大员没来之前，中央局也曾打电报来指令逮捕袁德生，但我们认为袁德生系工人出身，并且参加领导过安源工人的罢工斗争，是毛泽东早年培养的老党员，因此我们没有执行这个指令. 对刘其凡、李天柱的“ＡＢ团”问题，我们也是有怀疑的，所以这些人我们当时都没抓，但这也是暂时地抵制而已. 因为那时中央局在这个问题上压得很厉害，拒不执行就是引火烧身；况且肃反机关自成体系，不受党委的领导；最主要的是当时党中央犯有极“左”
路线的肃反错误.这不是那一个苏区的问题，当时党中央派去各苏区的领导干部，传达贯彻苏联格别乌（即保卫局）的肃反经验，加上当时斗争环境的险恶，在全国各苏区都发生了各种反革命派问题.首先在福建闽西苏区发生社会民主党问题，在中央苏区（江西）
发生“ＡＢ团”
问题，在鄂豫皖和湘鄂赣苏区发生改组派、第三党等问题，最后在陕甘宁苏区发生反革命右派问题. 革命的实践证明，实际上许多所谓反革命派大都是极左路线下的保卫局少数人用逼、供、信方法制造出来的. 所以肃反工作的路线错误，不是那一个苏区，那一个人的问题. 只有经过长期的实践，许多负责人觉悟起来，才能逐渐改正. 我个人是受过“左”倾路线处分的，在长征途中我看到许多被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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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为“ＡＢ团”
等反革命的人，艰苦跋涉，仍然跟着党闹革命.特别是我的战友张启龙，他被怀疑为反革命，被保卫局监视着，历尽艰辛，仍然跟着红军干革命. 当我和王震、张启龙等长征胜利后在延安相见，互相叙谈湘赣苏区历史时，我们都为刘士杰、陈洪时先后叛变致死，而我们仍然健在，朝气勃勃高兴. 历史公正的考验，是真假革命的最好证明.１９３３年年底，中共湘赣省第三次党代会后，我便离开了湘赣革命根据地，到中央苏区去了.总之，我认为当时阶级斗争是剧烈的，暗藏的反革命也确实是有的，问题是当时在党的极左路线领导下，造成了各个苏区肃反工作扩大化、简单化，这是完全错误的. 好在我们党根据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纠正了极左路线的错误，使各个苏区在错误肃反路线下的受害者逐渐得以昭雪平反.
（原载中国共产党历史资料丛书《湘赣革命根据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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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伟大实践
１９１年６月２０日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７０周年的光辉日子里，我作为一名有６５年党龄的老党员，感到由衷的高兴.７０年来，我们的党领导全国人民前赴后继，艰苦奋斗，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现在，全国各族人民正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在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目标的斗争中，人口问题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 因此，我想借此机会，从理论与实践结合上，谈谈我对中国共产党在解决中国人口问题上的重要指导思想和伟大实践的认识.
一、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的发展与实践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存在着两种生产，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 两种生产都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前提，并共同存在于社会生产的统一体中，互为条件，相互依存，相互制约.马克思、恩格斯都有过“两种生产”的论述.毛泽东同志在５０年代的一次讲话中曾批评当时只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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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伟大实践 —７２８—
的生产、忽视抓人口生产的倾向，他说：“对于工厂的生产，生产布匹、生产桌椅板凳、生产钢铁有计划，对于人类自己，就是没有计划，就是无政府主义……”。
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物质资料生产是有计划的，人口生产也是有计划的，逐步做到人口的增长同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它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和人口发展的特征，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两种生产”的理论是正确解决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它同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经济和一些国家在人口问题上实行的“家庭计划”有本质的区别.正如恩格斯１００多年前预言的那样：“如果说共产主义社会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不得不像已经对物的生产进行调节那样，同时也对人的生产进行调整，那么正是那个社会，而且只有那个社会，才能毫无困难地作到这点.”
“两种生产”的理论在我国的实践中，不仅有了新发展，更取得了成功. 党中央在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两种生产一起抓”
的观点，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既抓工农业等物质生产，又抓控制人口生产的工作；要像抓经济工作那样抓人口问题，要有强烈的人口意识和人均观念；不仅要把物质资料生产纳入国家计划，同时也要把人口发展纳入国家计划，这是保证人口发展同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根本措施. 我国的人口发展从１９７３年开始列入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计划，１８年来特别是近１０年的实践证明，尽管有的年份人口增长超过了预定计划，但总的来看多数年份基本上是在计划轨道上运行，２０年来已少生了２亿多人. 这就大大减轻了人口对生产力的压迫，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使恩格斯的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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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在有１１亿人口的中国变成了现实.“两种生产”
，包括数量与质量两个方面. 在我国，对物质资料的生产，要求不断扩大产品数量，大力提高产品质量，以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对人口的再生产，要求严格控制人口数量的增长，努力提高人口质量，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所以，党中央确定的人口政策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这是把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的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作出的正确决策. 我认为，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想做到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协调发展，必须坚持“两种生产”一起抓.
二、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党的伟大创举
在我国，对人口问题的认识，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复杂曲折过程，有过失误，但终于取得了成功. 在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对人口问题有过许多论述.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同志在１９５３年８月最早提出了避孕节育的主张；刘少奇同志１９５４年１２月在我国第一次节制生育座谈会指出：“党是赞成节育的……”
；周恩来同志也多次在党的会议上对节制生育问题作过重要论述. 但是，关于计划生育这个新观点，是毛泽东同志１９５７年提出的，他指出：“我们国家这么多人口，要提倡少生一点，要有计划生育.”“人类要控制自己，做到有计划地增长.”
“计划生育，也来个十年规划……计划生育要公开作教育……
将来要做到完全有计划的生育.“
毛泽东同志这些论述，为在中国开展计划生育确立了明确的指导方针. 与此同时，以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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寅初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也提出了控制我国人口增长的主张.但是，实践党中央的主张和学术界的这些意见，却几经反复，直到７０年代开始，才有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８０年代，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又有了一个新的飞跃，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党中央把实行计划生育写进党的代表大会和许多中央、国务院的重要文件，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并从１９８０年９月党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开始多次发出指示、信件.党中央明确指出：“在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中，人口问题始终是极为重要的问题. 实行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为此，党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既合国情、又合民意的计划生育方针、政策，这个政策是史无前列的. 总的要求是，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 它既有对城市对汉族的要求，又有对农村对少数民族的要求；既有对人口数量的要求，又有对人口质量的要求；既有对生育胎次的要求，又有对晚婚晚育的要求.政策既全面，又配套，坚持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实行区别对待，分类指导，因地因人制宜，不搞“一刀切”
，充分体现了我国的基本国情，代表了广大群众的意愿. 我国实行计划生育的根本目的，归根结底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使人口增长同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同资源利用、环境保护相协调，也就是为了使我们的国家更快地发达富强起来，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使广大群众早日过上富裕的日子. 党中央在考虑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充分考虑了人民群众个人的具体利益，把国家利益同个人利益、长期利益同眼前利益、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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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３８—王首道文集
体利益同局部利益有机地结合统一起来了，所以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 这确是一次伟大的创举，也是一次大胆的实践.历史的经验证明，党中央对计划生育制定的方针、政策和采取的宣传教育、科学技术、药具服务、组织网络建设、经济物资保证等一系列措施，都是正确的，行之有效的. 虽然我们是在经济文化还不太发达的情况下实行计划生育的，但仍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社会效益，既有效地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又密切了党群关系，极大地支援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三、群众路线是计划生育成功之本
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根本的工作方法. 坚持群众路线，就能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保证党的各项工作任务的顺利完成. 计划生育是一项广泛的群众工作，它关系到国家的富强，民族的繁荣，家庭的幸福，同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 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不仅政策性强，任务重，而且难度大，矛盾多，群众的觉悟程度又有很大差异，特别是广大农民受旧的传统观念影响还较深，在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还较大，这就大大增加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 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下，要想使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真正做到取信于民，并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就必须在计划生育的实际工作中，坚持党的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努力做好群众工作. 只有充分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相信群众和组织群众，才能使计划生育扎根于群众之中，奠定坚实的群众基础；才能使计划生育政策、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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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和避孕节育措施真正落到实处；才能使计划生育工作做到以宣传教育为主、避孕为主、经常工作为主的“三为主”
方针的落实；才能从根本上减少工作难度，缓解矛盾，摆脱工作的被动局面.毛泽东同志指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
不认识这一点，就把握不好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群众观点，广大群众中蕴藏着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巨大积极性，在计划生育工作的历史实践中，充分证实了马克思主义论断的正确. 我们工作中有许多好经验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许多困难也是靠群众自己解决的，许许多多先进人物的事迹，既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和方向，又体现了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显示了强大的威力. 十几年来，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绩，没有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是不可能的.计划生育协会的出现，为我国的基层计划生育工作增添了一支群众性的生力军. 计划生育协会是广大育龄群众的组织，它在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更好地表达和维护育龄群众的具体利益. 现在，全国计划生育协会的组织已发展到７０多万个，会员达到３５００多万个，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众队伍. 计划生育协会的广大会员通过“带头、宣传、服务、监督”
，联系团结更多的亿万群众，实行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真正把计划生育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 十多年来的实践证明，我国的计划生育协会，是协助政府动员广大群众参与计划生育工作的一种很好的组织形式，对于促进计划生育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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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已逐步成为党和政府联系育龄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这个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事物，吸引着亿万群众，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和疑聚力. 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确实蕴藏着实行计划生育工作的巨大积极性. 我相信，只要我们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动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把群众的积极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必然能够创造出更多更好的办法，也必然能够克服我们工作中的任何困难，顺利地完成计划生育工作任务.
四、计划生育的展望
计划生育是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只有我国的社会主义才能作到国家有统一的人口计划，家庭按照计划生育子女，繁衍后代. 周恩来同志把计划生育称作是共产主义的，是有道理的. 所以，这条道路应当长期坚持下去.２０世纪的最后１０年，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非常关键的时期. 在这个时期，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确保完成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以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二步战略目标. 这个战略目标能否实现，直接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为此，严格控制人口增长，努力提高人口素质，就成为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 但是，当前我国的人口形势十分严峻，已经引起全党、全社会的高度关注. 今年４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计划生育工作座谈会，江泽民、李鹏同志作了重要讲话，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的人口形势，精辟地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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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计划生育的指导思想、方针政策和各项措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５月１２日，党中央、国务院又做出了《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
中央强调计划生育工作，必须统一认识，加强领导，要全党动手，全民动员，增强人口意识和人均观念，要求各级党政第一把手必须亲自抓，要把计划生育好坏做为考核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领导干部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并且提出要像抓经济那样抓计划生育，坚决贯彻落实现行政策，依法管理计划生育，各部门齐抓共管，下最大决心把我国的人口增长控制住. 中央的决策，极大地鼓舞了全党和全国人民，对于做好９０年代的计划生育工作增强了信心和决心.我认为，做好９０年代的计划生育工作，我们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许多有利条件. 最基本的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群众路线.我们有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有各级党委、政府的重视，有各有关部门的密切分工合作，有全国各族人民的参与和支持，有党、团员和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尽管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大，但计划生育工作的形势是大好的. 只要我们沿着这条路子走下去，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切实把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和要求落实到基层，把工作抓得很紧很紧，一刻也不放松，那么，我相信，我们的人口计划一定能够胜利完成！人口目标也一定能够胜利达到.从党的７０年的历史经验看，我可以豪迈地说，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我们前进. 我想再经过几十年，到下个世纪中叶，我国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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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现代化建设第三个战略目标实现的时候，我国的人口就能够做到适度的发展速度，极大地提高人口素质，保持合理的人口结构. 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自豪地说，中国的人口增长同社会经济的发展真正做到了相协调，计划生育这一伟大创举，在中国大地上彻底成功了. 让我们满怀信心地肩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而努力奋斗.
（原载《中国人口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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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５３８—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１９１年６月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７０周年.在纪念日前夕，我们探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是很有必要的.近几年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工作中也存在某些失误. 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政局急剧动荡，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某些曲折. 这使我们有些同志产生某些疑虑. 正确解答人们的疑虑，澄清思想混乱，对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很有意义的.
一、社会主义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中的最后选择
有人讲，如果１９４９年中国不走社会主义道路，而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中国如今早就富强起来啦. 我是中国革命战争年代的亲历者和幸存者，究竟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我认为这不是坐而论道的问题，而是实践问题. 这又不是个孤立的现实，而是由历史发展而来的现实. 就是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反映了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亿万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做出的唯一正确选择. 究其原因：１近代军事上反侵略战争的连续失败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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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近代历史，是一部充满着民族屈辱和人民英勇斗争的历史.１８４０年，英国用鸦片和炮舰轰开中国大门，继之签订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割地赔款；１８５６年以后英法联军又扩大侵略战争；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将战火烧到北京，并焚毁了被誉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１８３年法国为侵占越南又挑起中法战争；１８９４年中日甲午战争，致使中国海军全军覆灭；１９００年英、法、美、俄、德、奥、日、意八国联军侵略中国；１９１５年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
；……在那些年代，帝国主义可以用任何借口来欺侮中国，大大小小的各次反侵略战争，中国各族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牺牲. 由于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最终都失败了. 随之而来的是签订不平等条约，或割地、或赔款……，据统计，１８４１年、１８６０年、１８９５年、１９０１年４次战争赔款，共计白银７００多万两，等于清政府约１０年的财政收入. 再如《辛丑和约》规定，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列强赔款连同利息共达９８２００多万两白银.这个数目得３９年才能还清. 帝国主义在军事上打败中国的同时，加紧政治、经济文化的侵略，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在中国直接开办工厂，掠夺和剥削中国廉价原料和劳动力. 百余年来，帝国主义入侵给中国各族人民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把中国社会推向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２近代思想理论上各种学说的连续失败A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近８０年中，无数志士仁人英勇斗争，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真理. 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建国方案可供选择.林则徐、龚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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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源等是近代中国第一批救国教民的探索者. 林则徐嘱魏源撰成《海国图志》。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这些地主阶级的改良派是要挽救封建制度的衰败，但都没有成功. 早期资产阶级的改良派，面对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企图振兴商务，富强中国. 王韬的“商为国本”论、薛福成的“商握四民之纲”论、郑观应的“商战固本”论、陈炽的“富国”论、马建忠的“导民生财”
、“藏富于民”的思想，都不失为一种可贵的探索. 无奈，也都败下阵来. 经济的道路走不通，能否在政治方略上图新篇？严复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介绍到中国来的启蒙思想家. 他认为学习西方政治制度即可强盛中国. 主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以实现其政治理想. 康有为、梁启超以“天赋人权”
冲击“君权神授”的皇权思想，向往建立“三权分立”的资本主义政体，还提出了《大同书》的理想. 但是，戊戌六君子的鲜血最终宣告了资产阶级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提出了“救中国——增加富力——开发实业——走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的主张，３０年代他们又提出了中间路线，即走第三条道路.１９４６年１月，国民党主持的旧政协会上，民盟提出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中国共产党从当时的条件出发，求同存异，做出了必要的让步.大会通过了关于政府组织、和平建国纲领等５项决议案，民主党派甚是高兴. 罗隆基向美国特使讲：“共产党的让步多，蒋介石的苦恼大，民盟的前途好.”
１９４７年１０月，当蒋介石国民党宣布民盟为非法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理想也就彻底破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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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农民革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的失败A爆发于１９世纪５０年代的太平天国革命，坚持斗争１４年之久，其势纵横１８个省，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太平天国反对封建统治，洪秀全提出《天朝田亩制度》，以土地为核心，主张建立农民劳动群众的太平一统的理想王国. 后其族弟洪仁王干在《资政新篇》中又提出采用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来发展中国，到头来都失败了. 历史证明，农民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他们不能取代封建主义，引导中国走向富强.１９世纪末，孙中山抱着救国救民宗旨，组建了资产阶级政党，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革命纲领. 为实现资产阶级共和国理想，资产阶级革命派进行了可歌可泣的斗争.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命成功，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中华民国，结束了中国２００多年的封建帝制.但事实上，“民国”只是虚名. 连孙中山也沉痛地说：“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人民困苦，日甚一日.”
就这一点而言，中国人民并未因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获独立和富强，因而辛亥革命又是失败了.是否中国近现代史上就不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性呢？不是的.１９２７年的北伐战争就是一次绝好的机会，只是因为蒋介石叛变革命而遭流产. 另一次是１９４５年抗日战争胜利后.１９４０年７月至１９４３年，本来英、美等国声明或与中国签约，废除对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赞成、承认中国独立.１９４５年８月，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谈判共同建立新国家.为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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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共产党作出很大让步，军队由１２０万人缩编到２０个师，解放区一些军队实行复员，长江以南让出８个解放区，承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重申三民主义等. 但蒋介石仍坚持走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１９４６年７月全面内战爆发，中国最后选择资本主义的机会化为乌有.“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十月革命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下，社会主义最终为中国人民所选择.这不是某个人、某个党主观杜撰的结果，而是因为百余年来选择的所有建国方案，包括资本主义道路都不能解救中国的贫穷和落后.
二、如何认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也有人说中国社会主义搞糟了，如果从现在起搞资本主义，通过公平竞争、优胜劣汰，中国就可以富强起来. 这是无稽之谈，人们不要听信这种说法.我国４０余年来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废墟上，逐步地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举世公认，我国政治稳定、经济稳定、社会稳定. 仅以经济发展为例：到１９０年年底，国民生产总值１７４００亿元（人民币）
、国民收入１４３００亿元、社会总产值３７１８亿元、工业总产值２３８５１亿元、农业总产值７３８２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４４５１亿元、全民单位固定资产投资额２９２７亿元、进出口总额１１５４（其中出口６２０６、进口５３３５）亿美元、城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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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１３８７元、农民人均纯收入６３０元、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７０３４亿元. 这些与１９４９年比，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后的１９０年与１９８０年相比，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情况如下：国民生产总值１３６倍、国A民收入１３１倍、社会总产值１７６倍、工业总产值２３倍、农A A A业总产值８４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３８９倍、全民单A A位固定资产投资额２９２倍、进出口总额２０３倍、城镇居民A人均生活费收入６８１％、农民人均纯收入１２４倍、城乡居民A储蓄存款余额１６６倍. A就是用横向对比的方法看，在最近１０年里，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与其他国家相比也不逊色. 我国综合国力（即包含人口、资源、经济、教育、科技、国防、外交、国际影响力，以及社会发展潜力等因素在内的估算一个国家实力的指标）
，１９８０年占世界第９位，１９０年占第６位.按国际通行的工业行业分类看，我国除核电工业正在建立中外，其余５００多个行业均已建立. 农业增加值居世界第１位、工业制造业的增加值居世界第８位（其中最重要的基础工业产品的产量，在世界上占的位次是：钢第４位、煤和水泥第１位、原油第５位、发电量第４位等）
、进出口额均居世界第１４位、中小学在校学生数（１９８９年）均居世界第１位、大学生在校数居世界第５位等等.介绍这方面情况的文章不少，这里我不赘言.但可以说明我国社会主义４０多年来的巨大成就，而不能说我国的社会主义搞糟了.问题发生在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比较大，但即使这样，我们还是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近几年，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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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的人，抓住我们工作中的某些问题，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据此否定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领导，进而主张搞“私有化”
、“多党制”
，走资本主义道路. 这是完全错误的. 我们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１要全面地看问题A必须坚持唯物论，也要坚持辩证法，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进行比较，必须运用全面、准确、有代表性的材料.“社会生活现象极其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的材料来证实任何一个论点.”
（《列宁全集》第２７卷第３２６页）这一点很容易陷入历史唯心主义. 有人说社会主义这几十年是失败的. 为什么说这种说法不对？因为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我们在工作中确有错处和失误，但这不是我们的全部历史，而是历史的局部. 我们在政治、经济、国防、社会生活等方面毕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 有人说资本主义的高福利证明了资本主义的优越性. 也不能这样说. 我不是说资本主义高福利不好，而是要说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人民创造的成果，而且更大量的劳动成果白白被资本家阶级剥削走了. 这种剥削制度是为现代社会所不可取的. 再一方面要看到并不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都是高福利. 评价一种社会制度的好坏，必须看这个社会的生产关系对社会生产力是否有推动作用及其推动力量的大小. 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并必将随着改革开放愈益发挥其自身的优越性，而不是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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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要辩证地看问题A任何事物都包含着既相互对立、又相互统一的两个方面.我们的社会主义也是如此.说社会主义好，绝不是说一切、时时都已完美无缺，是说社会主义的根本政治制度好，而其某些具体制度还有弊端. 正是如此，我们还要进行改革，使其自我完善. 说资本主义不好，也不是绝对的. 如它还有许多好的管理经验，较高的科学技术等. 而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却是落后于社会主义制度的. 关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有一点应该指出，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工业化，难道一点错误都不能犯？这是公正的吗？是辩证法吗？这不是文过饰非、讳疾忌医，而是实事求是. 然而正是这些错误和失误，使我们党更加成熟起来，经过改革开放，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更充分地发挥出来.３要发展地看问题A资本主义失败和社会主义胜利是一个问题的两方面，而产生这个结果是要经历一个过程的. 资本主义的发展已有３００多年的历史. 当资本主义制度最终确立时，也曾经历过１００多年的反复曲折的斗争. 这在当时也必然有人说资本主义是不会战胜封建主义的.但历史证明是资本主义胜利了.而社会主义在当今的发展中出现某些曲折难道不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吗？社会主义在人类历史上的出现，其原因就在于资本主义已显示出灭亡的趋势，否则社会主义为什么会作为它的对立物而产生呢？事实上，社会主义必然会通过不断的曲折甚至反复而最终达到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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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同志有一句名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给我们开辟了一条到达理想境界的道路，而理想境界的实现还要靠我们的辛勤劳动. 有些青年人以为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就应当什么都好了，就可以不费气力享受现成的幸福生活了，这是一种不实际的想法.”
（《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５卷，第３８６页）这不正是指导我们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美好前途和如何实现这一美好前途的警句吗？
三、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将成功
在回顾党的历史时，有的年轻同志说，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壮丽的、成功的，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就不成功了. 事实上，我们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虽然壮丽、成功，但绝不是一帆风顺的. 小的困难和曲折不记，就是关系到党的命运的斗争难道少吗？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江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反手屠杀共产党，不是葬送了第一次大革命吗？
３０年代初期王明“左”倾错误不是险些葬送中国革命吗？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不就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而造成的吗？民主革命的壮丽和成功是与民主革命的艰巨和巨大牺牲等价的. 问题的症结在于，作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不能把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看成是一件简单的事. 民主革命已经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也许或必然要付出更大的牺牲. 这一点可能有许多人，其中包括我过去也是认识不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是人类最崇高的理想.其美妙、崇高的程度是与其实现的代价相适应的. 社会主义、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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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学说，从空想阶段，即英国莫尔撰写《乌托邦》算起，至今已有４００多年.中间经过多少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努力创造、前赴后继、英勇牺牲，直到马克思主义诞生前夕的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最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为此做出了非凡的努力. 但是，历史表明他们失败了. 不是他们的理想不美好，而是由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不成熟，又缺乏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实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伟大转变.１８４８年《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 对此，列宁评价：“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而鲜明的语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观，即把社会生活领域也包括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作为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的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和共产主义新社会创造者无产阶级肩负的世界历史性的革命使命的理论.”
（《列宁全集》第２６卷，第５０页）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指引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全世界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渐地发展起来.众所周知，为此付出了不可估量的代价. 但又有谁能在社会发展和进步中怨付出牺牲而诅咒历史呢？这不正是人类历史本身吗？
在当代，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都在建设社会主义中面临着艰巨的斗争，有些社会主义者还面临着某些挫折. 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这又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从来就在挑战、斗争中逐步取得胜利的吗？何况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正是世界上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漫长过渡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里，曲折和反复无疑是难以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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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指出，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就在于它不受任何个人、团体、政党的左右，而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对于这一点，人们是无能为力的. 马克思主义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能科学地认识它、运用它，促使其早日实现. 十月革命的历史不就是这样创造的吗？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不也是这么创造的吗？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既要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不怕挫折，不怕牺牲，又要科学地运用社会发展规律而付出最小的代价.我们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憎恨帝国主义，不是落后意识，也不是排外心理，而是他们侵略、掠夺我们所致. 这是千真万确的历史唯物主义. 我们说共产主义必然实现，共产主义永远是我们的旗帜，不是感情用事，也不是从无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中演绎出来的，而是历史发展规律在理论上的科学反映. 其理由，主要有以下３点：１资本主义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条件没变A有人认为当代的科技革命为资本主义国家注入了新的活力，经济发展，工人福利增加，就解决了劳资的矛盾. 其实不然. 科技的发展、工人福利的增加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规律没有直接的关系.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就愈益加深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 而资本主义是无力解决这一矛盾的. 正是这个缘故，资本主义灭亡是个早晚的问题.２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动力是永恒的真理A人民群众是资本主义的埋葬者和社会主义的创造者. 有人说这是马克思时代提出的原理，而今西方发达国家已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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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寒交迫的奴隶，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制度“一体化”已成为资本主义栋梁. 事实上并不如此.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生活状况虽有所改变，但资本的利润增长率远远超过工人的工资增长率，严重的社会不平等使无产阶级相对贫困化.比如社会财富的占有情况，以美国为例，５％的最富裕家庭，占全部社会财富的４０％以上，而处于社会下层５０％的家庭，只占有全部社会财富的３％. 西方广大工人阶级依然是劳动力的出卖者，剩余价值的创造者，资本剥削的雇佣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广大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此起彼伏，始终未断. 这些都说明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力量和主力军.３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是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A证实践证明，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不能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同样，发展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也不能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 否则，人民群众的斗争就始终处于自发的阶段，即使取得某些胜利，也是暂时的，最终还要失败. 这里不是说无产阶级政党不会犯错误，只是因为它无任何私利可图，因而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诚心诚意改正错误. 失败和挫折教育了各国的共产党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本国的实际结合起来，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就可以克服各种困难，领导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取得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事业，毕竟是亿万人的事业. 它既然要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就可以对亿万人有最大的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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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任务的彻底实现，就必须最广泛地动员一切劳动群众参加，只要在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下，坚持不懈地斗争，就会取得胜利.但是，革命任务远未完成，大大发展生产力、消灭一切剥削制度、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这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革命. 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应该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共产主义的旗帜，在自己的岗位上，为发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原载《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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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走向建设
１９２年５月
我是１９４６年７月到达哈尔滨的，之后，一直在东北解放区从事财政经济工作.开头，我任东北局财政办事处主任，负责财政经济的初创工作；不久，调任新成立的东北行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任（后来，该委员会改组为工业部，我继任部长）
，主要是负责管理东北地区的工矿企业.
一、东北地区的经济概况
东北根据地有它自己的特点，对此，李富春同志有过生动的描述. 他说，在陕北，生产是自然经济、原始农业和手工业，运输靠毛驴，打仗主要是小米加步枪的游击战. 东北有了大工业，农业用火犁，运输靠铁路，战争是小米加大炮的运动战. 因此，完全照搬陕北等老区的工作方法，显然是行不通的. 为了便于工作，我们一开始就通过实地考察，并参考敌伪留下的资料，对东北的经济特点做了概括的了解和分析.东北的工业相当发达，不仅关内的许多根据地无法与之相比，就全国来讲也是重要的工业基地. 据资料记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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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一八”事变的前一年，东北煤的年产量不过１００万吨，１９４４年，由于敌伪的开发，增至２６５３万吨；发电量，１９４１年为３５２０万度，１９４４年增至４４８１万度；生铁，１９４１年的产量为１３８９吨；钢，１９４１年的产量为５７６万吨；工作母机的生A产开始于１９３９年，到１９４５年年产能力达１３００台.虽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影响，东北的钢、铁、酸、碱、纺织工业等都从１９４０年前后的最高点开始缩减，但是，敌伪强行工业化的结果，确实把东北造成高度发展的工业地带.以１９４３年的产量计算，在全国，东北的煤占４９５％，发电能力占A７８２％，生铁占８７７％，钢材占９３％，水泥占６６％.据推算，A东北工矿业产值在东北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１９３１年为２９４％，到１９４３年上升为５９％，发展速度也是较快的. A东北人民为东北经济的发展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日本帝国主义者是靠掠夺性的税收制度来积累资金、靠残酷的“劳工”制度来获取廉价劳动力的. 人民担负着数不清的苛捐杂税. 日伪还通过所谓“粮谷出荷”和“粮谷配给”向广大群众进行直接掠夺. 劳工政策的血腥残酷程度在世界上更是罕见的.大批劳工在超体力的繁重劳动和残酷的折磨中死去.在各个劳工比较集中的煤矿和建筑工地附近，都有埋葬中国人民尸骨的“万人坑”。
东北工业的发展史就是东北人民的一部血泪史.抗战胜利后，在国民党掠夺胜利果实过程中，东北工业遭到了普遍的破坏. 据有关资料的不完全统计，仅机器就损失４０２６９件，发电能力损失１５３７万千瓦，共折合美金A３５２８１６万元. 其中，有毁于战火者，有苏军拆走者，有国民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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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搬走或损失原因不详的. 另据美、日的一些统计，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原有工业遭受的损失不是３亿多美元，而是８～１０亿美元.上述情况，就是我们当时考虑东北财经问题的基本出发点.
二、财经工作的初创
我军进入东北之初，政府的主要工作，一是动员群众参军，二是为部队提供给养. 但东北是新的解放区，没什么家底可言. 工矿企业遭受的破坏尚未恢复；人民生活贫困，尚未发动起来. 因此，东北局认为，应把清理没收敌伪资财作为解决当时困难的主要途径. 这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渡过暂时的困难，也有利于打击敌伪残余势力. 为此，各省市都成立了敌伪资财清理委员会，负责此项工作. 清理的主要对象是敌伪储存或散失的武器、弹药、粮食、布匹、运输工具等.这些物资数量相当可观，确实帮助我们解决了燃眉之急.我军先头部队进入东北时，在苏军的同意下，打开了日本关东军几个很大的仓库，接收了许多武器和装备.但不久，苏军担心美国的指责，便不准我们再拿了. 因此，当时我们的各部队之间，确实存在着苦乐不均的情况.我军进入东北不久，国民党军即开始进攻. 当时，铁路线为苏联红军掌握. 我军撤出沈阳时，转移接收的物资器材遇到了很大困难.１９４６年３月间，集中仅有的一些汽车和征用民间大车，共抢运出５０多车皮的各种机器、材料、器材、服装、布匹、弹药等；但仍有大批物资因缺乏交通工具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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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出. 这一教训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不久，各部门均成立了汽车队和大车队，东北局也接收部分铁路，并争取与苏军共管了一部分. 此后，我军撤出长春、安东、通化时，总共抢运出约合５００车皮的各类物资.这批物资在完成支前任务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四平保卫战时，运往前线的各种弹药２０列车（约４００余车皮）
，其中光子弹即达８４００余万发，还有粮食６００万公斤，构筑工事用的木材、铁轨等３０车皮.其中，绝大部分是接收的敌伪物资.但是，由于生产尚未恢复，财政和物资供给上的困难局面尚未有好转. 各方面为了应付这种局面，乱派税收，滥发纸币的现象相当普遍. 仅纸币一项就有许多种，除东北银行发行的东北券外，一些地区还发行自己的货币，苏联红军则发行有红军券.造成物价上涨，物资匮乏，市场相当混乱.为了整顿财政经济工作，１９４６年１０月，东北局决定成立财政经济委员会，由我和吕正操、叶季壮、李六如、栗又文、徐林、钟赤兵７人为委员，我任主任，吕正操、叶季壮、李六如为副主任，是为党政军民统一的财经行政机关，对外仍称财办处. 自此，东北地区的财经工作进入初创阶段.东北局分工原是由陈云同志和李富春同志负责抓财经工作的. 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陈云和李富春同志分别担负起南满和西满分局的全面工作，财政经济工作便暂由我们财经委员会具体来抓.为了打开局面，经东北局批准，东北第一届财经会议于１９４７年１月１５日召开.会上，我作了“目前财经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报告”
，李六如作了“关于财政问题的报告”
，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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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８—王首道文集
操、叶季壮也作了有关问题的报告. 彭真同志到会并作了“关于工业建设问题”的重要讲话.会议结束的那一天，根据东北局的指示精神和财经委员会定的原则，我在报告中主要讲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１财经工作的总方针A东北土地肥沃，工业发达，交通十分便利. 但这些都受到了战争的严重破坏，该恢复的尚未很好恢复，可开发的尚未开发. 东北人民经过日伪１４年的剥削压榨，极度贫困，有些地方十七八岁的姑娘还没裤子穿，人民担负能力很弱. 因此，我们财经工作的总方针是：“抓紧贸易，发展生产，后方节约，支援前线”。
“要经过对外贸易以解决军需民用中的紧缺物资，并以贸易积累的资金和换来的物资为本钱，建立财政基础，银行发行工作也应该是投资生产，促进经济发展.过去几年由于战争的关系，所谓财政只是‘抓一把’，以后又靠发票子，今后就不能再这样做了，要搞好贸易，要发展生产.”
当时，许多单位为了应付眼前的经济困难，盲目地办了很多企业，而且大部分是商业，不利于整个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因此，我在报告中提出：“我们要发展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公营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经济. 现在我们的公营经济是否太多了呢？现在各省所办的公营经济是为了解决财政困难，是必要的. 但如果是在城市里做商业的垄断，那是不对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整个说来，私人经济仍应占一定比重，如何发动和组织人民生产，发挥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还是主要的、基本的，发展合作经济是最重要的任务.”
２财政本身实行统一的问题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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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当时的具体情况，实行财政统一是十分必要的.“统一，不是上级对下级的并吞，而是由不统一到统一，由紊乱到有计划. 大统小不统，上统下不统. 银行、铁路、矿山、对外贸易要统一管理. 有些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如小规模的工厂企业、副业、农业，就必须分散经营. 统一是为了整体的利益，便于调剂.如南满缺粮就要设法给他们调剂粮食；辽西地区负担重，又是边缘区，就应给以一定的支援. 统一也是为了更好地支援前线，保证战争的彻底胜利. 当然，下边还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不能单靠上边调剂.要注意调剂，但不是搞绝对平均，也不可能绝对平均.”
关于统一的具体措施，会议决定，实行统筹分管，财政任务分担. 由东北根据地政府统筹的有粮食，这要占全部经费的２５％；被服，占５０％. 此外，还有大的经济贷款，野战兵团归我们负责供给. 各省份、各大单位要做到自给. 条件好的省份，要做到伙食费自给，办公杂支自给. 地方建设要由各省自行筹划；以地方税收、省营企业和部分省营贸易的收入做为经费来源. 地方财政的自给要区别各省的不同情况分别做到.３关于金融贸易方面的统一问题A为了保证物价的相对稳定，必须实行对外贸易的统一管理和对内贸易的自由，同时，国家要控制粮食和重要物资.金融问题，首先要稳定东北券，限制地方券并不准再发，原地方券要用东北券和实物回收. 下一步再出新版东北券，以清理假冒问题.当时，我们面对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 敌伪物资已经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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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货币发行已达饱和. 且商业不活跃，工业未恢复，人民生活贫困，群众负担已不能再增，而军费开支则占财政总支出的８０％以上. 为此，我们在大力抓好恢复生产和厉行节约的同时，着手建立自己的家务. 首先是清理和集中各单位的资金，用以举办经济事业，增加财政来源. 记得我初进哈尔滨时，就针对当时物价飞涨和财源枯竭的严重局面采取了许多应急措施. 如为掌握市场动态，我们管财经的同志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研究有关的简报，以便了解情况，采取对策.为了筹集资金，开始搞商业，如当时开办的松花江银行进行了贸易活动，一个月的利润就高达１０～２０万元.通过各种途径开源节流，增加收入，为恢复生产和开展对外贸易准备了必要的资金.为了保证工作的顺利开展，这一时期，在东北局和东北行政委员会的领导下，我们抓了以下几项工作：一是建立健全工作机构. 东北行政委员会成立后，财经工作仍由东北局财政委员会统一领导.１９４７年４月，东北行政委员会财经办事处成立后，政府开始出面管理财经工作. 同年９月，行政委员会开始设置一系列的财经办事机构，正式任命叶季壮为东北行政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宋乃德为东北税务局局长，李十中为副局长；史敏为东北粮食总局副局长；张瑞、陈明升为东北邮电管理总局副局长；王兴让为东北贸易总局局长，易季湘为第二局长，张化东为副局长；曹菊如为东北银行总经理，王企之为副经理；王首道为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陈郁为副主任委员兼工矿处处长，邵式平为副主任委员兼计划处处长.１９４８年７月，各委员会又改组为部，如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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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改组为工业部，部长王首道，副部长陈郁、邵式平，后又增吕东. 与此同时，各省也都建立了相应的机构. 二是整顿并逐步建立健全各项财经制度. 我们强调：“发展生产，厉行节约，保证供给，初步改善人民生活，从长期打算建设东北民主根据地.”
为争取在地方财政自给的基础上实现全区财政的统一和物资统筹调剂，我们坚持对外贸易、金融、银行和大的公营企业、矿山要由政府统一管理.税收也要统一，但当时只能做到关税统一；产业税先以省为单位求得统一. 财经会议决定先做到一物一税，即只上一次税，禁止复税，以保证商品顺利流通. 粮食也要统筹. 如哈尔滨、牡丹江市和南满缺粮，我们要给以调剂. 禁止奸商囤积居奇，允许小商人自由贸易，对出口进行统一管理. 如出口粮食，以大豆为主，占５０％以上；小麦、大米等细粮也可以少许出口，但高粱、小米则不准出口，以保证必须的军食民用.财委决定，在经费、特别费上要紧缩开支，各机关厉行节约，并要实行精简.此外，对企业也在大统一小分散的原则下逐步做到分级管理. 关系到整个经济命脉的企业如铁路、矿山、电厂由东北行政委员会统一管理；有些公营企业则由省管理. 对某些民营企业，如“老巴夺”
、“双合盛”等大企业，要限制其垄断行为. 对一般中小企业则扶助其自由发展. 农村手工业要大加提倡.实践证明，由于执行了这些正确的政策，东北解放区的经济才得以迅速地恢复和发展，从而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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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开展外贸和恢复生产
单靠没收敌伪物资和发行货币，只能应付一时的急需；根本出路还是要恢复和发展生产，建立自己的经济基础. 在当时情况下，恢复与发展生产首要的一环是开展对外贸易. 外贸的主要对象是苏联，这项工作只能由东北财经委员会统一来抓.当时，东北地区的商品生产已较普遍，不仅城市离不开正常的商品交换，就连农村也不是原来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了. 如果农产品不能交换出去，农村就要胀死、堵死，农业生产和农民的正常生活就难以维持. 国民党占据主要交通干线和大城市后，解放区被分割. 我们手中的工矿企业由于缺少资金和必要的器材，尚未恢复正常生产.许多重要物资，如布匹、食盐、火柴、药品、汽油和各种机器零件都十分缺乏. 农民手中的农产品销不出去，需要的东西换不进来. 一袋大米，只能换一盒火柴. 有些地方眼看成熟了的大豆烂在地里不去收割，因为大豆比烧柴还贱，有人竟用大豆做燃料.为此，有的地方政府把收购农民手中的粮食当作“救济问题”向上级提出. 富春同志曾经讲过一个生动的故事，说一个被迫向我们投降的国民党特务认为，如果我们民主政府搞不来盐，搞不来布，要想打破农民对国民党的幻想是不可能的. 可见实行对外贸易换取必需品是多么重要. 其实这也反映了经济工作中的一项基本原则：在现代化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任何闭关自守、自给自足的设想都是行不通的.要想动员农民生产大批商品粮来保证几十万军队和职工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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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向他们提供必要的工业品是行不通的.外贸的经济、政治效益是显著的. 我们通过出口多余的粮食和肉类，换回了紧缺的食盐、布匹、燃油和机器零件等，不仅保证了军需，也普遍改善了群众的生活. 许多农民拍手叫好，说这是经济上的解放，称颂“共产党真有办法”。通过外贸我们还增加了财政收入，积累了支援工农业生产的资金.开展对外贸易，还有利于我们同国民党的斗争. 解放区同蒋管区，政治上虽处于水火不融的境地，但经济上却不能完全摆脱相互之间的影响. 因此，必须重视对蒋管区的经济斗争，开展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的贸易工作，就是一个重要方面. 其中一项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我们拿出一部分进口的布匹和食盐换购蒋管区农民手中的粮食，有效地限制了余粮流入敌占大城市，加强了对敌人的经济封锁.在整个经济工作中，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始终是最带根本性的工作.东北解放区初期的生产安排，仍是实行农业第一的方针.土地改革后，农民分得土地，生产情绪高. 我们当时的口号是“生产发财，四季发财，贫者变富，富者更富”。这样的口号在当时是很有号召力的. 它及时打消了某些农民，特别是富裕中农怕富的顾虑，有利于广大农民群众放心大胆地去发展生产. 东北地区寒冷，冬闲很长，所以要提倡“四季发财”。
这一口号有利于鼓励农民在农闲时从事某些工副业和商业性活动.工业生产的恢复要比农业复杂. 就我们财经委来说，农业生产主要在于制定正确的政策，提出正确的号召，具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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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实际上都落在了省以下各级党委和政府的肩上. 而工业生产则需要我们财经委直接做许多细致的工作.恢复发展工业生产，我们最初是直觉地从战争供给的需要出发来抓起的. 最早是抓运输工具，各单位建立自己的汽车队.很快就是大家抓军事上急需的被服生产和军火生产.有一个时期，各工厂、矿山几乎都建起了自己的军火车间，最多是手榴弹生产和枪械修理.开展对外贸易后需要火车运输，机车要用煤，生活也要用煤，于是大家抓煤矿的恢复和发展.外贸需要黄金做资本，又抓金矿. 电力也是生产、生活急需的，自然又必须抓电力生产. 我们逐步认识到，所有的工矿企业都必须有节奏地恢复和发展.为了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当时主要采取了三个方面的政策措施：一是发动工人群众. 我们开展了反对汉奸走狗和封建把头的斗争，并具体解决工人生产生活上的各种困难，使工人群众在政治上翻了身，生活上有了初步保证，因而政治觉悟提高，生产积极性得到了发挥. 当时，每年能供给一般工人４００斤粮食，以便会欣然接受任务，很好工作. 广大干部对于东北现代化产业工人的高度政治觉悟和主人翁责任感是深为感动的. 二是做好技术人员的工作. 当时，由于技术人员很缺，我们在北满还接收了２００名日本专家. 为了解除他们的顾虑，我们许多同志都曾登门到户耐心地向这些技术人员及其家属做工作，解决他们工作上、生活上的各种困难.由于认识不足，也曾经发生过一些偏差. 例如，在民主改革中，有的企业把一些没有多大恶迹、在工人中尚有一定影响的把头乃至一般职员也斗了一下，以致影响到许多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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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 我们很快纠正了这方面的问题. 随着工作的进展，越来越感到技术力量的不足，技术人员的作用也越来越引起各级领导的重视. 在我们接管沈阳等大城市的工作中，基本上是原封保留了旧有的工业管理机构，认真接收和利用了几乎所有的各种技术人员. 三是正确对待私营工商业. 土改期间，政府就明确规定了保护工商业的政策；在私人企业中，尽力解决好劳资关系. 凡有利于发展国民经济和解决人民需要的，就给以各种帮助，促其发展. 如北安大火磨，年加工量可达５万吨小麦，政府就保证其原料供给，帮助其维持正常生产. 这样做，我们也获益非小，光是税收就可以解决龙江省财政开支的１３。
B东北局关于１９４７年财政经济工作方针与任务的指示中明确指出：“为了逐渐增加对军民工业品之供给，除努力恢复或开办一切可能与必须恢复开办之公营企业，发展家庭副业外，必须采取有效办法，奖励与扶持私人工厂作坊及手工业生产. 这一支很大的生产力量，目前尚在半停滞状态中，政府、贸易机关、公营企业应从各方面扶植并帮助其恢复和发展. 在工运中必须坚持一面改善或适当保证工人最低限度的生活，一面又使资本家有利可图的政策，必须在提高工人阶级觉悟与团结的基础上注意调节劳资关系，绝不应以对付封建地主的办法去对待民族资本家.”到１９４８年的上半年统计证明，东北各地私人资本一般占到３０％以上，比解放前有不少增加. 而哈尔滨和安东两市，私人资本则占到８３％，公营仅占１６％，合作社占０４９％. A经过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东北的工业生产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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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恢复并有一定的发展.首先是军火工业，到１９４７年３月，已先后建立起各种军事工厂３０处，能生产手榴弹、子弹、炮弹和六○炮、雷管、火药等. 到１９４６年８～９月间，遭到严重破坏的工矿、电厂也开始在佳木斯、鸡西、图们、哈尔滨等安全地带恢复生产.如１９４６年，鹤岗、鸡西、蛟河、通化、赛马等矿的煤产量只有７４万吨，１９４７年增加到２３５万吨.其他如纸、橡胶和纺织品的产量，也都有大幅度的增长.
四、解放区的工业
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和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党对工业生产的要求更高，要逐步向着有计划地恢复经济、发展生产的方向前进. 为此，党和政府领导工业建设的机构也相对独立出来，成立了经济委员会，不久又正式改组为工业部. 为了深入了解有关工业生产的情况与问题，１９４８年春天，我和刘向三、陈增白同志曾到吉林、通化、临江、西安做了一些调查研究，事后向陈云、富春同志写了书面报告. 这个报告主要谈了三个问题：一是提出建立吉林工业区和发展电解铜生产的问题. 吉林发展化学工业的条件是很好的.“八. 一五”以前，日伪在此设有比较大的电化、液化、造纸、水泥等工厂. 其中，电化工厂从它的装备和附属设施来看，大约可年产５０～１００吨人造橡胶，并可合成酒精、醋酸、丙酮各几千吨，合成树脂、醋酸纤维、人造羊毛各几百吨，还可制造其他少数有机化学产品. 造纸厂有５台长网机，如全部安装起来，每天最少可出纸５０吨.水泥工厂规模很大，但电器设备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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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当严重，只是原料积存的相当多. 这些工厂是日伪在东北初创的化学工业基地，应很好地保存，有计划地恢复利用.吉林地区有低廉充足的电力，小丰满水电站如全部恢复最高可发电６０万千瓦；另有丰富的原料，如舒兰的煤，明城子的石灰石，敦化的木材；还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人力资源. 故吉林是发展化学工业的理想地区.根据这种情况，我们决定，立即恢复造纸厂，有步骤地恢复焦炭、碳化钙、氨化石灰、煤焦油等的制造，并计划将天宝山的电解铜工厂搬到吉林. 在吉林及其附近地区每年可产矿石７８０吨，电解后可得６７０吨精铜，占当时需要量的６０％多. 为解决铜的全部需要量，我们还做出了恢复辽南的熊岳城华铜沟铜矿和庄河的芙蓉山铜矿计划，另外同吉林化学工业有关的是四平的石灰液化工厂，生产恢复后，就可以部分解决东北液体燃料的供给问题.二是通化矿区和生产钢铁的问题. 通化矿区的铁矿储量约９００多万吨，其中可开采的富矿，仅大栗子一处即达２８０万吨，内含锰矿５０万吨. 煤的储藏量约２５４亿吨，其中可A供炼焦的约７００万吨.这些矿区，有贯通全区的铁路运输线、输电线、变电站等设备，并在铁厂子矿区设有炼铁厂，二道江设有发电厂和电器炼钢厂，构成了通化钢铁生产基地的轮廓. 通化地区煤铁储藏量丰富，品质也好，是建设钢铁生产的良好基地. 日伪曾根据该地区的矿藏条件推断，每年可产５０万吨焦炭. 我们可以利用敌人丢下的基础，发展自己的钢铁生产.三是保护矿山、工厂的问题. 对此，党中央曾适时来电提起我们的注意，东北局和总部也经常发布有关指示，并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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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部队打开城市即撤离城市的决定，加以各地党和政府都已开始注意这一问题，因此，已取得了相当成绩. 例如，吉林、四平、阜新收复时，工厂设备就得到了有效保护. 前方部队首长对此也开始注意并进行教育. 如六纵政委赖传珠将该纵队从鞍山带出的机器、图表等集中装箱送到东北财经委员会，做得很好. 但由于各方认识还不够深入，破坏情形还是相当严重的. 不仅拿走零配件，而且还直接拆毁机器、电缆. 用拆下的钢、铁、铝做制造炮弹的原料，做生活用的铝锅、铝壶，甚至卖钱补助单位的开支. 不仅部队机关拆，工厂企业拆，老百姓也来拆，给工厂、矿山造成的损失有时是毁灭性的.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我们的同志多是从乡下来的农民，缺乏对现代化生产的认识. 他们以为拆毁机器做原料就是正常利用. 当然，有的军工生产单位也是为了战争需要不得已而为之. 对此，我们没有苛责，只是强调今后绝不能这样干了. 同时，我们也对军工生产的原材料供应问题想方设法予以解决.这次调查，对我们了解情况、解决工作中面临的各种问题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经过一段切实的努力，东北工业的恢复和发展取得了看得见的成绩.１９４８年秋后收复南满工业区以前，我解放区的工业以北满为主，其生产情况大致如下：煤，当时是解放区最大的重工业. 北满煤矿曾经日伪和国民党的破坏，１９４６年年底，在鹤岗、鸡西、蛟河３矿中，只鹤岗尚能正常生产.１９４８年，包括新收复的南满各矿，产量达５４６万吨. 一般说来，北满老区各矿的生产已恢复到“八。一五”以前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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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走向建设 —３６８—
电，国民党占据小丰满水电站后即切断了对北满的电力供应. 我们及时修复了哈尔滨火力发电和境泊湖水力发电.１９４７年秋重建了通化发电厂.１９４７年总发电量达到１７５２２万度.１９４８年收复小丰满后，发电总量达到４１４０８万度.金矿，１９４７年总产量４万两，１９４８年达５万两. 管理方法是产品全归个人，政府以实物定价收买. 八面通、驼腰子矿区通电后，实行部分机器开采.１９４８年各矿职工总数达到２万人.机械，像样的只有瓦房店滚珠工厂. 开头由我第四纵队接收做军工配件，后几经转手，１９４８年１１月由工业部接管.该厂当时是我国唯一的滚珠轴承工厂，但收复后一直生产军工产品，未进行滚珠生产.水泥，１９４８年恢复了哈尔滨水泥厂，年产达１８５４１吨.造纸，１９４６年，在安东开工的两个造纸厂生产钞纸、烟纸、有光纸等，供给部队及各解放区.１９４８年春，营口、吉林等地纸厂收复后，产量倍增.１９４７年产纸２１０１吨，１９４８年产纸４０５３吨.橡胶，主要有安东橡胶厂及鹤岗胶鞋厂，对供给军鞋起了不小的作用. 据不完全统计，１９４６年产胶鞋８万双，１９４７年产５５万双，１９４８年为２０２万双.纺织，解放区的纺织业开始于１９４５年年底之安东瓦房店纺织厂.１９４６年１０月，敌占安东、辽南，瓦房店之锭转运北满.１９４７年安东、辽南收复，又续运１８００锭到北满.１９４８年春营口、辽阳收复后，又将该地纺织机移至安东、瓦房店.纺织工业是东北解放区当时的工业重点. 棉纱产量，１９４７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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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到１８１８件，１９４８年为３６７９７件.林木，１９４７年确定林业国有省营，并成立林业局.１９４８年林木产量达１４５万立方米.总之，东北解放区虽处于战争的困难条件下，且工矿中心和交通枢纽均在敌人手中，但其工业确是稳步发展的，对支援战争起了很大作用. 当然，问题和困难也有，主要是缺资金，缺原材料，缺技术人员.另外，还有些同志怕工厂、矿山辛苦经营起来后被上边统了去. 这些问题随着形势的好转和政策的落实，也都逐步得到了解决. 通过几年的实践，我深切地体会到，加强工业的科学管理、实行经济核算制度、制定精密的生产计划十分重要. 我们不仅要做无产阶级的政治家，而且要做无产阶级的企业家.
五、从战争走向建设
东北解放战争形势发展非常快. １９４８年９月１２日辽沈战役开始，１１月２日我军即进入沈阳，宣告了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全部覆灭. 在这期间，我们经济战线的中心任务，除了支援前线外，几乎每天都忙着接管新的城市. 我们进入东北后３年来.可以说，没有一天不与接收工业城市打交道的.我们有向日伪接收的经验，也有向国民党接收的经验，还有向苏军接收的经验.通过以往一系列接收工作，我们对城市、对工业、对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是有所体会的. 其中，收获最大的是接收沈阳.在当时，沈阳是全国少有的大工业城市.通过接收沈阳并逐步使其恢复生产的过程，我们深深体会到现代化大工业对组织管理工作要求的某些显著特点. 在现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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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战争走向建设 —５６８—
业的管理中，知识和知识分子的作用十分重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知识和知识分子就不会有现代化工业.又如，现代化工业生产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协调运行过程，一时一刻都不能离开管理机构及其职能. 因此，我们在接收过程中对旧的机构和人员只能逐步以新代旧，而不能采取马上一脚踢开的做法. 旧人员能用则用，不能用者也要以大致称职的人员去换. 否则，工厂就会停止运转，从而影响生产. 这些经验，对全国解放后进行工业建设也不无启示.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３日，东北局作出了“关于东北解放后的形势与任务决议”
，并经中共中央批准，在东北党内正式下达.“决议”强调指出：“在东北解放区内部，以人民战争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以强力剥夺封建地主富农以及敌伪官僚资本的财产的任务，已经或即将完成，现在已经开始了新的时代，即在新的条件、新的基础上进行经济建设的新时代.”同时，“东北必须支援全国解放战争，争取全国革命彻底胜利，并使巩固新东北、建设新东北与争取全国胜利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为了完成这双重任务，“其中心任务是，为发展东北经济，建设东北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东北全党今后必须把经济建设的任务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要以动员１２００干部下乡搞土改的劲头来配备加强经济建设的干部，特别是工业建设与合作社建设的干部，来动员千百万人民劳动大军进入生产的热潮中，为增加东北的物资财富与军事供应品，而进行积极的斗争”。
“决议”
在新形势下及时地把东北解放区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由农村转向城市，由战争走向建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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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王首道文集
始了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新时期，这是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变.东北解放区的工业，是先后从日伪和国民党手中接管的，破坏严重. 东北全境解放后开工水平尚不及伪满最高水平的４０％. 但是，具有现代化大工业基础的东北地区，由于贯彻了中央和东北局有关经济工作的正确指导方针，不仅对东北以至全国的解放战争进行了有力的物资支援，而且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其管理现代化大工业生产的经验，更为尔后展开的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准备、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
（原载《辽沈决战》，人民出版社１９２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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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攻打长沙中的英明决策（节选） —７６８—
毛主席在攻打长沙中的英明决策（节选）
１９３年５月１日
１９２６年深秋，我从广州学习回来，即被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共产党湖南区党委派到祁阳县担任农运特派员. 那时农民运动已在中国大地迅猛兴起，“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 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 地主的体面威风，扫地以尽. 地主权力既倒，农会便成了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办到了人们所谓‘一切权力归农会’”。
祁阳县的农民运动在党的祁阳特别支部书记雷晋乾等青年共产主义者的领导下，搞得如火如荼，农民扬眉吐气，革命力量发展很快. 不久，由我接任特支书记，在当时有利的革命形势推动之下，祁阳的农民运动继续前进.哪知，晴天一声霹雳，中国大地顿时黑云翻滚，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 一二”
政变后，长沙反动军官许克祥又于５月２０日发动了“马日事变”
，大肆捕杀革命群众和共产党人，一时枪声阵阵，黑云滚滚，共产党人与革命的工人、农民、士兵血流成河，白色恐怖笼罩大江南北、五岭内外.军阀与封建地主得逞了，大革命失败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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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党组织的命令潜回家乡浏阳开展秘密武装斗争.在南昌起义之后，我党正式开展了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的斗争. 毛泽东同志在湘鄂边界发动了著名的秋收起义.１９２９年秋，我任中共湘鄂赣特委书记，我们党在湘鄂赣交界处建立了有平江、浏阳、岳阳、修水、宜春、通州等１２个县在内的一大块根据地，革命形势很好. 哪知１９３０年李立三的“左”
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全党占居了统治地位. 他们盲目尊崇第三国际夸大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时期”
理论，夸大国内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地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当时的中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提出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附近省区的首先胜利，进而夺取全国政权，幻想“会师武汉”
，“饮马长江”
，将党、团、工会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领导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 １９３０年７月，红三军团前委与湘鄂赣特委召开紧急联席会议，遵照中央的命令决定红三军团与地方武装配合攻打长沙. 当时湖南军阀何键以大部分兵力追击张发奎、李宗仁部队，长沙城防空虚.７月２５日开始攻打，２７日下午占领长沙，歼敌４００多人.这是我党武装力量继南昌、广州之后攻占的又一省城.我党立即出版了《红军日报》，发表了《告群众书》。
２９日下午１０万工农举行盛大庆祝大会，３０日宣告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李立三为主席.李立三未能到职，由我以“王一分”
的名字任省苏维埃代理主席. 省苏维埃政府宣布了政纲，出版了《苏维埃日报》。
８月５日国民党军队在帝国主义军舰的掩护下反扑长沙，形势迅速逆转，决定立即撤出长沙.虽然占领长沙仅仅１０天，但我们解救了关押在国民党监牢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３７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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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在攻打长沙中的英明决策（节选） —９６８—
人，缴获步枪４００多支，机枪４０多挺，迫击炮２０多门，弹药数百担，筹款３０多万银元，扩大红军４００多名.在我们攻打和占领长沙期间，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从赣西来到湖南，配合红三军团与湘鄂赣地方武装的行动.在他们进入湖南不久，我们已撤出了长沙，两军在浏阳会师，遵照中央指示，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共第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中国工农革命军事委员会. 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前委书记、总政委和军委会主席，辖一、三两个军团共３万多人. 中央命令一方面军再次攻打长沙.这时，广大革命干部和群众正处在第一次攻占长沙的喜悦之中，很少有人认真考虑到第二次攻打长沙是否真的可行.毛泽东同志却能高瞻远瞩，审时度势，认为当时的长沙已不是第一次攻打时的长沙，敌人已重兵设防，我军在兵力上已不占优势，正面攻城必将带来重大损失. 主张继续向湘赣边区发展，开辟革命根据地，相机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 他耐心地做有关同志的工作.但是，由于那时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统治着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被否定了. ８月２４日红一方面军包围了长沙城，并展开了攻城作战，结果久攻不克，损失惨重.９月１２日不得不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撤了长沙之围，避免了遭受更大的损失. 这次战役，是对广大指战员的一次深刻教训.长沙撤围后，“立三路线”
虽遭到批判，但“左”
倾冒险主义并未真正克服，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又使比“立三路线”
更加“左”
倾的王明路线在中央占了绝对统治地位.（原载《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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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７８—王首道文集
光辉灿烂的１５年
１９３年１２月２２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已经整整１５年了，这是当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１５年，是新中国发生巨大变化的１５年.改革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温暖了千家万户，到处高奏着改革的凯歌，各族人民过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幸福生活.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国策，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９０年代中国各族人民谱写壮丽事业新篇章的主旋律.中国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第二次革命. 如果说，中国的第一次革命是由伟大领袖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导演的已经胜利降下帷幕的有声有色、威武雄壮、宏伟壮阔的活剧，那么，中国的第二次革命则是由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导演的又一幕有声有色、威武雄壮、宏伟壮阔的活剧，已经和正在获得令世人惊叹的成功！两次革命，使占世界人口１５的中国的政治、经B济生活发生了两次翻天覆地的变化. 有一幅对联“翻身不忘毛泽东，致富感谢邓小平”
，真实、恰当地道出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声.改革开放的１５年，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上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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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辉灿烂的１５年 —１７８—
最快、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幅度最大、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的时期.在这１５年里，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毅然决然地排除了各种“左”的、右的干扰，医治了“十年内乱”
造成的严重创伤，妥善地处理了各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建立、巩固和发展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社会治安有了明显的好转. 这就为我们一心一意搞改革、搞建设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在这１５年里，我国的国民经济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突飞猛进的发展. 国民生产总值大幅度增长，１９１年为１９８５４亿元，是１９７８年的３倍；工业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１２８％，A超过了１９７８年以前年增长率１１４％的水平；每年开发的新A产品项目约３００项以上，有６０％为国内领先水平，相当一部分已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代替进口率为４４％，创汇率为１０％. 农业生产总值增长率为６２％，大大超过了１９７８年以A前年增长率２７％的速度；在农业生产总值中，非农产业已上A升到将近６０％，超过了农业产值的比重.１９２年对外贸易额比１９７８年增长了４倍，平均年增长率为１７４％，超过了１９７８A年以前年均增长率１０９％的速度，进出口总额相当于国民生A产总值的２５％以上. 我国进出口总额在国际上的名次，已由１９７８年的第３２位上升到１９２年的第１６位. 这１５年来，我们创造了一些经济高速发展区，如珠江三角洲，国民生产总值基本上是每４年翻一翻；长江三角洲的苏州、无锡、常州３市的工业总产值已接近北京或天津.我们制订的从８０年代初到９０年代末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第一个翻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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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８—王首道文集
已提前在１９８７年实现，第二个翻番也可望提前实现. 目前，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已经摆脱了贫穷落后的局面，解决了温饱问题，现在正向全国范围的小康水平迈进. 城乡人民的收入比１９７８年以前有了较大的增长. 农民人均收入增长率为１１８％，比１９７８年增长了２１倍；城市居民平均收入增长率A A为６５％，比１９７８年增长了８７５％. A A这１５年里，全国的科技、教育、体育、文化、卫生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这１５年里，我国的国防建设得到了加强，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革命化、现代化的道路上阔步前进.这１５年里，由于我国综合国力的增强，我国的国际地位、国际威望也有了很大的提高，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我国已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科学、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关系. 我国已为世界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和社会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一切都说明了改革开放的巨大力量，改革开放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国的原动力和生命线. 只有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改革开放，中国才有光明、远大的前程.这１５年，我们在改革开放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的改革经历由农村到城市，由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的发展过程.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得到了发展和巩固，全国已有９８％的农户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变了原来“政社合一”
，“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复了乡村两级政权组织，普遍建立了村民委员会制度；结束了农副产品的统购、派购办法，实行了定购合同制度；为农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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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多种经济成份、多种经营方式和多层次的社会服务体系得到建立和发展；农村的产业结构得到了调整；在一些城市郊区，在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基础上，出现了适度规模经营，使农业、非农产业得到迅猛发展.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乡镇工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等的产值迅速地大幅度地增长，数以千万计的乡镇企业，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力量. 以上这些发展无疑加速了整个农村工业化、机械化、现代化的进程. 在广大城乡的经济成份上，已由单一的公有制向以公有制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并存的方向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中外合资、合作经营的企业和外商独资企业等不同所有制的企业有了较大的发展，各类企业的股份制式点、股份制改造工作取得进展，出现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新局面. 广大企业正向着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方向迅速发展. 企业由原来行政机构的附属物，向拥有法人资格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方向转变，行政管理部门，逐步将生产计划权、产品购销权、产品定价权、资金使用的支配权、工资奖金分配权、劳动人事权、横向联合权等下放给企业. 在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全面推行了厂长（经理）负责制和多种形式的承包责任制；小型国有企业推行集体经营、租赁经营和个体经营的办法. 在工资制度上逐步打破“大锅饭”
，新招收的职工实行了合同制，企业和职工可以双向选择；在不突破国家规定工资总额的前提下，企业可以自行确定内部的工资、奖金分配形式. 通过流通体制和价格体制的改革，使商品经济赖以生存的市场体系逐步形成和完善；国家计划调控的商品种类和范围渐趋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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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缩小，金融市场、技术市场、劳务市场、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信息市场正在形成和发展. 国家宏观经济管理，开始从直接调控为主向间接调控为主过渡. 城市经济体制综合改革正在全国范围内推行. 政治体制改革，在前几年试点的基础上，也逐步推开. 最近，党中央、国务院采取重大步骤，对作为我国人事制度改革重要内容之一的工资制度进行改革，对于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需要、符合机关和事业单位特点的工资制度，理顺工资关系、克服平均主义，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具有重要意义.邓小平同志１９２年年初视察南方重要谈话的发表，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以后，全国的改革开放步伐加快，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各项工作都取得了新的成绩.回顾１５年走过的道路，我们在工作中也发生过失误和偏差，现在仍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问题，人民群众还有不少意见和不满意的地方.党和国家根据在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决定加强经济工作中的宏观调控；重点在党政机关、司法部门、行政执法部门、经济管理部门开展反腐败斗争；并采取深化改革的一系列措施，以推动经济建设既快又好地发展，就是吸收了人民群众的意见而做出的重要决策.但是，总起来说，全党全国人民公认的事实是，这１５年是真正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１５年，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１５年，开创了历史的新局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党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中国共产党制定和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胜利，根本原因是在１５年的伟大实践中“坚持把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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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和发展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迈向２１世纪的行动纲领》，新华出版社１９２年１０月第一版第９页）
中国在１５年的改革中，积累了十分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是党和国家的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深入研究、总结这些经验，是改革、开放深入发展的需要.１５年来，我们所进行的伟大的改革实践的经验集中到一点，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持用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我们所进行的伟大的改革实践，这是我们的改革事业能够经受风险考验，顺利达到目标的最可靠的保证.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１５周年，也就是中国改革开放１５周年之际，中国建材工业出版社编辑出版《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大典》这部大型工具书，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喜事. 这部书的出版、发行，将对我国９０年代深入进行的改革开放事业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这是全体编著者和出版者对这场改革开放、这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做出的有益的贡献.回顾过去，业绩辉煌；展望未来，任重道远.我确信，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一定会获得新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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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２１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一定会进一步取得更大的成绩，推动中国进入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达到；伟大的中华民族，一定能对人类进步、世界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让我们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周围，努力奋进吧！
（原载《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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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洁奉公的楷模秉公执法的典范——纪念谢觉哉同志诞辰１１０周年
１９４年７月１０日
谢觉哉同志在中央苏区时期，与徐特立、董必武、林伯渠和中共一大代表何叔衡被尊称为“苏区五老”。红军长征，何叔衡留在苏区，后被敌人杀害. 长征到达陕北，在延安时期，谢觉哉又与徐、董、林和吴玉章被全党全边区誉为“延安五老”。
“五老”之一的谢老，是我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 他在革命战争年代，从事党政、统战、司法和新闻工作，为党和人民立下了不朽功勋.建国后，对党的建设、人民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健全、社会福利事业和统战工作，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他是我党早期杰出的新战士，是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他晚年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为统战工作献出自己的一份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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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避艰险 忠于革命
一个革命老人，就是一部历史. 在历史的长河中，谢老遇顽石，经险滩，不屈不挠，忠于革命，忠于人民.早在本世纪的初期，学生时代的谢老即喊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 当他担任云山学校的教员和训导主任时，又教导学生“什么是辛亥革命的宗旨？”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他积极组织师生参加反帝反封建斗争，并在学校公开贴出了“严惩卖国贼”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幅标语. １９２０年，谢老离开学校，到长沙主编革命刊物《湖南通俗报》。在报馆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作为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的毛泽东也出席了会议，并和谢老亲切交谈了办报的方针.１９２１年１月，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谢老加入了新民学会，１９２５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６年，当湖南农民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他担任了国民党（国共合作时期）湖南特别法庭委员，运用合法的身份，打击土豪劣绅的不法行为，保护劳动人民的利益.１９２７年５月，长沙“马日事变”
发生.在白色恐怖笼罩下，有人劝谢老退出共产党，谢老严词拒绝，并在一幅悼唁挽联中表达了他的坚毅信念：“性命等于小埃尘，剩下皮囊归昊土.”
他决然化装奔赴汉口，和徐特立一道主编《大江报》。
１９２８年３月，谢觉哉经过千辛万苦来到上海. 党中央决定他任中央机关报《红旗》的主编. 他和当时的中央出版部负责人毛泽民患难相逢，共同研究《红旗》的出版发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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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１年，根据形势的需要，调他到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担任《工农日报》的主编. 在这里，他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进行了顽强的斗争.１９３３年４月，谢老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任毛泽东的秘书. 不久又担任中央政府秘书长、内务部长. 他协助毛泽东制订了一些重要的法令、条例.１９３４年１０月，谢老与董老、徐老一道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一路上，他老当益壮，以苦为乐，经常讲些历史故事，鼓舞大家奋勇前进. 红军到达陕北后，谢老担任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内务部长兼秘书长，后又任司法部长兼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 这期间，他为革命政权下的人民司法制度创建了雏形，成为我国革命司法制度的奠基人之一.１９３７年７月芦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展开. 在此危难之时，中央决定派谢老到艰险的兰州任党中央驻兰州办事处代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他忠实地执行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方针，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同时，他还通过各种途径，营救出大批西路军流散人员，其中不少人都是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为革命取得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二、廉洁奉公 实事求是
谢觉哉的一生，时时处处与民谋利，不谋私利，不图虚名，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实事求是，数十年如一日，甘做人民的公仆. 他是廉洁奉公的典范，是实事求是的典范.１９３９年２月，谢老调任中央党校副校长. 为了解决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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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足的困难，他发动大家开荒种地，养猪养鸡，以改善生活，增强学员体质，并创办了中山合作社，自己动手盖食堂，建造礼堂，带头发扬“延安精神”。在大礼堂落成时，毛泽东亲自题写了“实事求是”的大幅匾额. 这是“实事求是”一词的最早出现. 从此，“实事求是”这句名言，成为我党的思想路线和优良传统，他是谢老一生的指导思想和行动准则. 陕甘宁边区成立后，谢老担任边区中央局副书记，兼任边区政府秘书长，主持参议会工作. 他在任职期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经常针对当时存在的各种实际问题，在党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上发表文章，反对种种不实事求是、不廉洁奉公的作风和行为.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谢老以他素有的宽阔胸怀和高尚情操，为不少蒙冤的同志据理直言，顶风力争. 他以当时“兰州八办”党中央代表的身份，为所谓的“红旗党”冒险申辩，终使真相大白，许多人得到平反.谢老精于政务，勤于政务. 他在土窑洞、油灯下日理政务，夜写文章、日记，终于积劳成疾. 毛泽东给谢老的许多信件中，有一次恳切地写道：“死者已矣，生者务宜注意. 关于你及林老的工作及生活，亟宜调节，务不过劳.”但他还是日夜为边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疾苦呕心沥血.正如延安的老同志为谢老祝寿时的赠诗所说：“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岿然议席称前辈，万口腾传载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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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为中央分忧，下为民众解愁”
新中国成立后，谢觉哉被任命为政务院委员、内务部部长. 作为首任国家内务部部长，到任的头等大事，就是发动群众，战胜灾荒. 国民党政府统治国家几十年，唯一留下来的就是贫穷和饥饿. 加上水灾连年，波及全国１６个省区. 要巩固刚刚建立的人民政权，要稳定社会民心，救灾和社会救济就成为各级政府和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 谢老专为这件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制定出一系列具体政策和措施.１９５０年４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救济事业代表大会，谢老作了《我们能够战胜灾荒》的报告，号召各级干部必须认识到救灾和社会救济的重大意义，并要作长期的斗争. 他几下山东、河南等重灾省区，访贫问苦，在山东黄河入海处的灾民家，与灾民同吃棉花籽饭. 他还到河南大堤决口处去看修复工程. 他每到一处，都强调要将救济粮款直接发放到灾民手中，不许饿死人.谢老还经常深入到敬老院、福利院、盲聋哑残疾人学校和工厂，了解他们的生活，学习和生产情况，及时解决存在的困难. 他还保持直接和残疾人通信的方式，以便随时和他们交心. 对于烈军属、革命残疾军人、复员转业军人的生活和工作安置，谢老也特别重视，经常亲自给他们复信，并接见他们的来访.谢老还非常重视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工作. 他曾制定出领导干部亲自接待来访和亲自答复来信的工作制度. 他身体力行，按时到接待室和来访人员亲切谈话，提出解决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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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他反对层层批转，而要求派专人带上来信和来访人员，直接到基层，当场解决问题. 他强调指出：对于人民群众的来信来访，应该做到“既要解决个人问题，又要看到整个问题”
，“这是党和政府联系人民、了解民情的重要渠道和最好方法，是上为中央分忧、下为群众解愁的长远方针.”
四、“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创议”
谢觉哉为我国的政权建设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建立与健全费尽了心血.早在１９３７年，陕甘宁边区由工农民主制度改为抗日各阶级民主制度后，边区成立了参议会，谢老任副参议长，主持参议会工作. 这时的《参议会组织条例》中规定：“边区各级参议会为代表边区之各级民意机关”。到１９４１年第二届参议会上，谢老将这一条改写为：“边区各级参议，会为代表边区各级人民代表机关”。
这一表述的变化表明，参议会已不仅是边区全体人民的民意代表机关，并指明它是人民管理自己政府的最高权力机关. 后来，他在二届二次参议会《发言提纲》中，提出将“参议会”正式改为“人民代表会议”的意见，并全面论述了自己对民主选举、人民代表会议制度和民主政府的认识.他指出：“运用民主到人民大众的各个生活部分里去，不只说人民选举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而是说人民自己有权管理自己的生活和创造自己的生活.”
毛泽东看到这个《发言提纲》后，在写给谢老的信中说：“此件很好”
，“关于参议会改人民代表会议，我想对内对外都是有好影响的.”并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报告里，明确提出“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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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政府“
，“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
，“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
后来，中央决定召开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因形势发展很快，未能召开）
，谢觉哉受中央委托起草了发给各解放区参议会、政府的通电，正式使用了“人民代表大会”这一名称，使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我国根本制度开始付诸实施.因此，薄一波在一篇文章中认为，这件事是谢老“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创议”。
解收后，谢老在担任内务部部长的１０年里，十分重视新中国的政权建设. 他认为政权建设的中心，是建立与健全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 他在第一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不知流了多少血才取得政权，所以应该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来爱护政权. 而爱护的方法就是“把政权拿在自己手里来行使它.行使它的具体关键，就是人民选举各级国家政权的最高权力机关即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为了开好人民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会议，谢老提出了许多具体的重要做法：一定要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充分发扬民主. 开会前，一定要有充分准备；开会时，要使代表能畅所欲言.人民代表对政府的工作报告进行审查，提出的批评、意见和建议要加以系统整理，变成集中的意见，作出简明的决议. 谢老在第二次全国民政会议上所作的报告中又指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各级人民政府必须充分发挥其职能，使之形成巩固的制度，以领导与保障国家的各项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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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民的好法官
谢觉哉既是革命司法制度的重要奠基人，也是秉公执法的好法官.谢老在青年时代即常常见义勇为，帮助穷人打官司. 参加革命后，他研读了大量法律书籍和中外古今案例，并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运用到立法和司法的实际中，他从而成为我国的第一代革命司法领导人. 他在最早的中央苏区时期，即参加制定了中国人民的第一部《选举法》和《土地法》、《劳动法》、《婚姻条例》、《税收条例》以及《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犯条例》等，这对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起了重要作用，同时为我国初期的立法工作作出了贡献. 在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长、内务部代理部长和最高法院主席，又为我国的革命司法工作和审判工作创造了实践经验. 树立了执法的意识.谢老在担任中央西北办事处司法部长兼边区高等法院院长期间，着手创立革命司法制度，要求创立一套适合边区形势和风土民情的法律、法规和单行的司法条例，以及新的审判形式. 谢老将他的司法观点写信给毛泽东，有时还亲自和毛泽东交谈. 毛泽东很赞成谢老的观点. 他经常主持召开司法委员会会议，及时研究和改进司法工作状况. 他还创办了中国革命司法史上第一个司法讲习班和第一个司法研究会，以培养革命司法人才. 他要求司法人员要有渊博的学识，要有才干，办案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要“案案公正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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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要“敢于碰硬”
，反对逼供信，反对贪脏枉法，强调要“建立正规的法制，克服政治上的游击现象”。要认真纠正错办的案子，并坚持亲自审理重大案件.他要求“司法的人，要懂情理. 要懂得不尽情之理和不合理之情，然后断案就会合法，得到人民的拥护”。
１９４５年１１月，根据中央决定，在边区政府成立了宪法研究会，谢老为负责人. 他首先组织批判国民党政府起草的“五五宪草”
，同时着手进行新民主主义宪法的起草工作. 他在革命的《宪法草案大纲》中，对于未来的国体、政体以及人民的民主权利和选举制度，都作出了明确的规定.１９４６年６月，中央书记处批准，在宪法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央法律问题研究委员会，由谢老担任主任委员. 他代表中央法研会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们发誓努力自己的立法工作以迎接你所指挥的伟大的中国解放的胜利.”
他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法律观点，坚定鲜明地指出：“中国要有自己的立法原则，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他认为，“合情合理，即是好法”。在谢老历来主张的这些立法原则下，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２８日，中国革命史上第一个法律研究会完成了中国第一部全新的革命的宪法草案，即《陕甘宁边区宪法草案》。同时还起草了民法、刑法和土地法等.这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是个开天辟地的大贡献.１９４７年３月７日，根据中央决定，法委会撤离延安，转移到山西临县后甘泉村. 在这里，他们冒着敌机轰炸，为迎接全国解放，起草着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草案和其他几个法律草案. 他要求“新的法律，不止内容要冲破旧的范围，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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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也不容为旧的形式所拘束，要使广大人民能了解“。
当年１０月２２日，谢老带着这些草案，西渡黄河，重返陕北，向党中央汇报.在佳县白云山上的中央临时住地，谢老和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讨论了宪法和几个法律草案.从而为新中国的成立作了充分的立法准备.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央转移到河北西柏坡. 在这里，中央对法委会的工作又作了进一步的安排. 刘少奇和谢老具体谈了立法意见. 谢老便集中精力起草《县市村民主政权组织纲要》、《县市村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条例》和《危害解放区治罪暂行条例》。刘少奇看到这些条例后，给谢老写信说，这几个条例很及时很实际，要求尽快起草其他法典.１９４８年８月，华北人民政府成立，谢老担任政府委员、司法部部长. 他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办司法训练班，为新中国培养第一批司法干部. 他坚持亲自写讲课提纲，并每天讲课３个小时.新中国成立后，谢老在担任内务部部长期间，继续参加第一部宪法的起草修改工作，并主持起草了《选举法》和几个组织法.１９５９年３月，谢觉哉当选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他到任后，首先提出切实改变办案质量不高的问题. 他强调要恢复法院的正常审判制度，把案子办得“更准确、更细致、更踏实，做到不纵、不宽、不漏、不错”。他并提出了几条改进全国法院工作的具体措施：一是要普遍建立与健全人民法庭的组织和调处委员会的组织. 二是要各高级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对最近几年办理的案件，进行清理检查，对于判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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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案子，必须坚决纠正. 三是要大兴讲理之风，要以判案不讲理为可耻. 四是训练法院干部. 五是要最高人民法院坚持执行宪法和法院组织法所赋予的任务. 六是要各级人民法院的院长、副院长亲自抓案子. 谢老为了实现这些要求，不仅亲自办案，典型示范，而且深入到全国各地法院，查大案要案，亲自查看案卷，从而纠正了不少冤假错案，使法院这一专政工具更有力地打击了犯罪分子，也更好地保护了人民的正当权益.谢老一生廉洁奉公，秉公执法，是人民的好公仆，也是人民的好法官.
注：与宋任穷、习仲劾、伍修权、马文瑞合作.原载《人民日报》１９４年７月１０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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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不忘 后世之师——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
１９５年３月８日
今年８月，是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纪念.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回顾中华民族抗战的艰难历程，再现波澜壮阔、迂回曲折、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缅怀中华民族的抗战英烈，发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教育子孙后代以英烈为榜样，献身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祖国的和平统一大业，是我们的历史责任.抗日战争是１００多年来中华民族反对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 它打破了近代中国在抵御外国武装侵略作战中屡败的历史，雪洗了自１９世纪３０年代中期以来的民族耻辱，成为近代中华民族由衰败到振兴的转折点，为中国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奠定了基础.严酷的抗日战争，锻炼和培养了千百万的民族英雄. 在他们中间，有在抗日战争的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奋勇杀敌、壮烈牺牲的人民军队的指战员和国民党军队的广大爱国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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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事不忘 后世之师 —９８—
兵，以及回国参战的海外华侨；有在敌人高官厚禄的引诱或屠刀面前，大义凛然，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有在白色恐怖下机智勇敢，忘我战斗，英勇献身的地下工作者；有战斗在特殊战线上，为坚持国共合作抗日而走完了短暂壮丽人生征途的优秀共产党人；有坚持真理，坚持团结抗日，不畏强暴的爱国民主进步人士……还有千千万万至今查不出姓名的无名英雄. 英烈的事迹，光照千古，辉映环宇.他们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了救国救民，前仆后继，顽强战斗，以身殉国，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视死如归的浩然正气. 他们虽然已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精神不死，浩气长存，他们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们和我们的后代，将永远弘扬先烈的正气，踏着英雄的血迹，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