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二，对于游民、流氓、兵痞、把头、还乡团（注「还乡团——是地主反动武装。解放战争时期，有些解放区的地主、恶霸逃到国民党统治区，国民党把他们组织成为“还乡队”、“还乡团”等反动武装，随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他们抢掠烧杀，无恶不作。——第189页。」）及反革命分子，应根据中央公安部的计划办理。在未有妥善办法以前，以不集中为宜。至于这些人到垦殖区进行劳动改造，亦应视地方能力来决定，不可贸然举办。

第三，为了减少新的失业人口，我们同意尽可能维持目前上海的工业生产，但生产数量又必须兼顾全国，否则就会形成此处就业彼处失业的现象。店员方面，在调整了商业以后，情况当可缓和。你们提议，国营贸易机关适当采取特约代销办法，将有利无害而难于维持的小商店加以组织，这是不妥当的。这样做会背上大包袱。工业方面，原则上同意你们的意见。在中央各部的计划范围内，加工订货，尽量予以照顾；上海所需要的原料，适当予以维持。总之，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失业问题与经济工作有密切的关系，但在目前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即不能用经济建设去迁就解决失业问题。当然，你们所提“请各业务部门在掌握国营经济发展计划时，能同时考虑可能发生的失业问题，并预作布置”，是必须注意的。

第四，因为上海是各地人口涌进的大城市，根据过去的经验，这边送走了一批，那边又流进了一批，问题是不会那样容易解决的。你们要研究出一个妥善办法，以控制人口之大量流入。目前，至少可建议地方党委，批评某些地方同志盲目鼓励和介绍农民进城求职，并应适当劝阻农民入城。

第五，为了刺激上海职工以及失业人口之内移，政府今后对于某些地区必需发展的企业，拟适当提高工资；而在上海方面，今后在工资问题上，则不应同样地随便提高。

第六，作为治标的救济工作，是应该进行的，但对开办训练班则应慎重考虑，既开之则准备留用，否则不要开。在现行救济标准之上，规定一个临时救济办法是可以的，请你们根据实际情况，研究解决。现在上海尚有救济金约五百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大体可以解决问题。不足之数，可以把劳动就业金调用一部分。明年的失业救济金可以继续征收。劳动就业工作队四千人是太多了，应大大紧缩。为了工作需要，可设一小的机构，编制人员，应包括在市级编制内。

以上意见妥否，请研究。有何意见，望随时见告。

*注「这是陈云同志起草的，以他和薄一波同志的名义复中共上海市委负责同志的信。」

粮食要统筹统支（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粮食要统筹统支*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关于粮食的管理和供应，我主张维持原办法，但要克服工作中的缺点，略增地方机动性。如果把由中央统筹统支改为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则各大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各省为了各自保证自己方面的需要，余粮者必然希望更少调出，缺粮者必然要求更多调入，其结果很可能发生下述两种情况：

（一）上缴粮不能达到中央要求的数量，使我们处于被动地位。

（二）地区之间的调剂，因一方要得多，另一方供得少，而不能达成协议，仍然要求中央作决定，甚至形成地域之间互相封锁（此种情况一九四八年在北满注「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佳木斯、北安等地区。北满的人到沈阳接收，指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由沈阳特别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陈云率领四千名干部，从北满根据地首府哈尔滨出发，进行接收沈阳等城市的工作。——第26、191页。」，一九四九年在赣浙之间都发生过），市场发生混乱，后果可能更坏些。

如果本次财经会议（注「指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八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执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第191、205页。」）或中央主张采取中央和地方分级管理的办法，我提议，为慎重起见，必须先对下述两点作出决定：（一）各大区、各省上缴中央粮食数量（连同品种）的具体方案（我现在还说不出中央究竟掌握多少为好）；（二）各大区之间调剂的数量、品种的协议草案。在此两点未确定前，以暂缓实行新办法为稳妥。

*注「这是陈云同志复周恩来同志的电报。」

对财经工作的几点意见（一九五三年八月六日）

对财经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九五三年八月六日）

关于物价政策。现在若干种东西的价格偏高，这是由许多原因造成的。有些是主动提高的，如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一九五○年提了一点价，一九五一年因为收统销税（注「一九五一年四月，为配合对棉纱实行统购统销，开征棉纱统销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规定，取消棉纱统销税，并入商品流通税。——第117—193页」）又提了一点价。有些是因为供不应求，如食糖，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我们掌握的很少，压不住市场，价格就上涨了。有些是因为国营企业生产效率低、成本高造成的。这类东西只要提高生产效率，降低成本以后，价格就可以降下来。我同意一些同志的意见，对降低物价要采取谨慎态度。降下来容易，提上去麻烦。降了再提，就会有人提意见。要分别对待，该降而可降者就降，暂时难降者不要降。纱布对农民关系最大，据东北调查，纱布占农民购买力百分之三十。降低纱布价格，得益的人多，可以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今年春曾提出，如有可能，纱布价可以降一点。但要考虑两个问题，即今年的库存和对税收的影响。早先估计到年底可存五十五万件纱，现在计算只有三十八九万件，布也少了，只能有二千五百万匹。如库存不够，降价只能明年再议。纱布统销税，现为一万八千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如果减少一半，即九千亿元，布价才可降百分之二三。

在物价问题上，决不能草率从事。在我国有私商存在的条件下，简单的降低物价，并不能达到有利人民的目的。有时物价下降，消费者并不能受益，因为中间商可以乘机囤积，等我们卖完了，他们再提价，赚大钱。在几种经济同时并存的情况下，降低物价的步骤必须稳妥。

去年九月以来，我对降低物价是犹豫的，主要是担心利润会下降，因为我们屁股后面拖着军事费用。军费不能短少，打仗的事情不能单由我们做主。去年艾森豪威尔（注「艾森豪威尔——（一八九○——一九六九），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第194、287页。」）上台，叫嚣要进行两翼登陆。这样，我们就得首先保证军事上的供应。预算中相当大的比重，是军事费用。直到朝鲜停战签字前，七月二十几日还在打仗，我们还不能摆脱军事费用对财政预算的影响。（周恩来同志插话：今后国防建设费的比例仍会很大。）现在，朝鲜战争停下来，我安下心来了。过去三年心总是放不下，因为任何问题都没有打仗这个问题大。一九五○年三月全国统一财经工作（注「参见本书《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一文（第63一68页）。——第99、114、122、130、138、194页。」），稳定市场，六月爆发朝鲜战争，十月志愿军出国。当时很紧张，前面要抗美援朝（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随即出兵干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侵略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同中朝方面在开城首次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义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从此形成谈谈打打的局面。又经过两年多的较量，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实现了朝鲜停战。至此，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第111、126、142、156、157、194、265、303页。」），后面要稳定市场，两头重担，哪一头发生问题都不行。既要能抗，又要能稳，这是高于一切的。以后毛泽东同志提出边抗、边稳、边建的任务，又加了一个“建”的担子。我脑筋里考虑的问题，重点常在这里。

至于缩小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这是我们的目标，共产党的政权必须这样做，不能忘记。革命就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但是由于我们工业品少，也不要以为很快可以做到。这个问题我有责任说清楚，因为还要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

附带讲一下降低利息问题。去年六月降低利息（注「一九五二年六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指示全国各分行，在本月份内将现行存、放款利率分别降低百分之二十至五十。同时，停办保本保值存款和折实存款。这次降低存、放款利率，是为了适应市场物价出现全面稳定的新情况，也是为了降低工商业成本，开展农村信用，进一步发展生产，活跃市场，迎接新的建设高潮。——第195页。」），也只能降到那样的程度。早降了不行，降多了也不行。去年以前，物价在上涨，加之那时存在着很多私人银行，利息还不可能降低。“三反”（注「“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第158、170、195、200、248、292页。」）、“五反”（注「“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第168、195、201、248、292、303页。」）后，私人银行和钱庄实行公私合营，把一万八千名私营行庄的职工包了下来，这才有可能降低利息。当时同志们提出分两步降，我也同意。实际只降了一次，没有降第二次，这是一个疏忽。应该再降，究竟降多少，还要专门研究。

其次，关于今后国家财力的使用。地方财政有困难，过不去的，要照顾，该解决的必须解决。把财力集中于工业建设，这是大家一致的想法，地方是不会要得很多的。财力只能集中使用于建设的主要方面，放在能使我国经济起重大变化的方面，这是总的趋势。财权可以迟放的，放下去作用不大的，就要缓放。

再次，关于编制预算的权力。预算是体现国家政策的，不是单纯收支计算和管理问题。党要管预算，国家预算应集中在中央，地方预算应由省、市委主持。这样，党可以更好地掌握财经方面的政策。

过去编制预算的办法，是财经机关（中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和财政部）拿出方案，邀请政法、文教各部委负责人参加，提点意见，加以修修补补。那时政法、文教各部门的发言权不多，他们的需要很容易被忽视。这是那时不得已的办法，今后要改变。当然，财经部门拿出一个初稿，仍然是需要的，可以供大家讨论。

最后，再讲一下恢复与壮大国营商业阵地的问题。恢复与壮大国营商业阵地，这是应该做的，但不要盲目排挤私商。请地方党委加以掌握，不要单交商业部门去做。现在有些我们该占领的阵地没有占领，有点右倾的毛病。但是，要注意，不要来一个“左比右好”，犯“左”倾的毛病。

对零售商与批发商要有区别。对待零售商，在去年中关于央调整商业的指示（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指示提出，在国营经济和合作社巩固了主要阵地的前提之下，应容许私人资本经营零售业务和贩运业务。并且，规定了相应的措施。主要是：一、调整批零差价、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日用品批零差价一般扩大到百分之十至十八。二、划分公私间的经营范围。国营商业在大城市的零售店，要加以缩减；县镇的国营商店要适当地收缩零售业务，多做批发；城市国营商店和合作社要减少次要商品的经营；农村供销合作社所要收购的，应是粮食、主要经济作物和若干种主要出口物资，其他的次要土产，应让给私商经营。对于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的收购，也保留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给私商经营。在零售方面，全国公私商业的比重，仍按一九五二年六月中央财政会议所规定的百分之二十五和七十五的比例。到一九五四年七月，由于情况的变化，上述措施停止采用。参见本书《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一文（第246—254页）。——第196、249页。」）中已交代明白。对待批发商，我们的做法也应有区别。我阵地未失者，如盐、煤炭、白布等，自不发生恢复阵地的问题。有些行业的批发商现在不应削弱，比如他们经营土产，挤掉了对我不利。只有那些我本来不应收缩而被私商占了的阵地，才可以去挤。但在挤时，要区别什么行业，数量多少，并且要有步骤地前进。准备周到，才不致扶得东来西又倒。特别是有些地区，工业比重小，基本建设投资少，商业比重大，更要特别注意。总之，国家的力量是强大的，挤私商并不困难，一定要采取谨慎的态度。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全国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上发言的一部分。」

克服财经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四日）

克服财经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四日）

今年上半年，全国的经济情况是稳定的，上升的。现在看，除农业生产遭受灾害难以完成计划外，其他方面的情况都是好的。我们的整个经济工作是有成绩的。财政工作和商业工作，从主要方面来看，也是有成绩的。

现在，我着重讲讲财经工作方面的缺点和错误。

先说税收工作。

上半年税收工作的成绩，表现在：第一，税收完成了全年计划的百分之四十三。根据几年来的经验，税收常常是“前四后六”，就是前半年收四成，后半年收六成。今年上半年完成百分之四十三，是比较好的。第二，按政策定任务，政策与任务一致，这一点做得也比较好。第三，税务工作人员的工作态度和作风比以前有了进步。但是，半年来的税务工作也有过重大错误，这就是修正税制（注「本书中的修正税制、新税制都是指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第197、199、209页。」）的错误。

我们解放以后，到去年为止，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的比重逐渐增加。这样一来，就相对地减少了买卖关系，税收也随之减少，需要想办法来补救。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修正税制是有理由的。但是采取什么办法应该考虑。按照修正税制，就是不按加工订货、代购代销纳税，而是按买卖关系纳一道营业税，说这样办就“公私一律”（注「参见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社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社论说：“修正了的税制继续保持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原则。”“依照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通告，对于加工、调拨、代购、代销或包销课税规定的修订，毫无疑问，这将是主要地增加了国营商业及合作社的税收负担。同时，通告中又规定，今后取消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免纳所得税及对合作社减征营业税百分之二十的优待。这样便使得国营商业、合作社与私商完全处在同等待遇之下。”——第198页。」）了。所谓“公私一律”，实际上是给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加一道税。由此推论下去，又提出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大批发商不纳税，这样就变更了纳税环节。因此，修正税制的错误，归纳起来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公私一律”，一个是变更了纳税环节。

公私可以不可以一律？不可以。“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因为国营商业和私营商业是不同性质的。首先，国营商业的全部利润要上缴，私营商业只向国家缴所得税。另外，私营商业和国营商业对国家担负的责任不同。私营商业就是做买卖，赚钱，当然它也供应市场的需要。国营商业不仅是为了做买卖，赚钱，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持生产，稳定市场。国营商业为了维持工厂的生产，不管是旺季或是淡季，都要加工订货。农产品下来了，也要收购，不管是过半年后才能推销，或是过一年才能从外国换回东西来，不然，农产品就会滞销。为了稳定市场，就必须有相当数量的积存物资。如果没有这个积存，私商的投机活动就打不下去。有积存，商业部门就要担负很重的银行利息。不但如此，有时还要做赔本买卖。比如，用轮船、军舰把粮食从四川运到武汉、上海出卖，就要赔很多钱，因为运费很高。可不可以在武汉、上海市场上标上几个字：“此米来自四川，运费很高，要加多少运费，所以价钱贵”？（笑声）不能加价出卖，只能赔本出卖。这从国家角度来看，是完全必要的。如果人民政府不采取这样的办法，那就要犯很大的错误。私商会不会采取这样的办法呢？决不会。所以说，私商和国营商业的性质是不相同的。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差不多，它们担负着同样的任务。对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提出“公私一律”，看起来好像是很公平合理，实际上是不公平的，因此，“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错误的。

变更纳税环节的毛病在什么地方？毛病在于批发营业税移到工厂缴纳，给批发商免了税，这样他就可以打击国营商业。为什么？因为他的进价和国营商业的进价一样，但是在卖价上他可以低于国营商业，现在他不怕营业额多，营业额越多，资金周转得越快，赚钱就越多。这样私营商业就会得到很大的发展，对国营商业打击很大。同时，也打击内地工业。如重庆、西安这些地区的工业，本来是纳两道税，即货物税（注「货物税——是一九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确定的一个税种，政务院同时公布了《货物税暂行条例》。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中，对货物税作了修订。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国务院颁发了《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将当时工商税收中的四个主要税种：货物税、商品流通税、营业税、印花税合并简化为工商统一税。——第49、65、178、199页。」）和出厂营业税，很多商品是直接到工厂去买，并不需要纳批发营业税，现在加了一道批发营业税，这就给内地工业造成很大困难，并会刺激上海、天津这些沿海城市工业的盲目发展。上半年发生的“大鱼吃小鱼”的现象，就是这样来的，这是不合乎国家政策的。

我们是以工人阶级、国营经济为领导的国家。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上面所说的修正税制的错误是带原则性的错误。已经错了怎么办？据我看来，现在新税制（注「本书中的修正税制、新税制都是指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第197、199、209页。」）已经实行，如果没有重新安排好，就立刻改回去，又要乱一阵，所以不能轻易改变。究竟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很好地研究。我们对于免税的批发商，已经恢复了一道税，把它限制了一下。

总之，变动税制必须谨慎从事，因为它牵涉到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

再说商业工作。

几年来，国营商业组织了城乡交流、内外交流，促进了工业和农业的恢复和发展，稳定了全国的市场，在恢复经济中起了重大作用。但在今年第一季度，国营商业的营业额缩小了，这是不好的。营业额缩小的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对于今年市场的需要量估计不足，对物资积压估计太高，误认为仓库的东西太多，说“肚子太大”，提出“泻肚子”的口号，并且减少了加工订货。这样，市场上很快就出现了脱销现象。这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错误。

另外一个错误，就是在收购产品中，对国营工厂的产品收得少了一点，对私营工厂的产品收得多了一点。这也是因为对销路估计不足，所以要求国营工厂不要生产那么多。但国营工厂还是生产，因为工人在那里做工，产量不能减少。国营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要商业部门收购，商业部门不收购，国营工厂说“你不收购，我自己卖”，但商业部门也不准许它卖，因此国营工厂对商业部门很不满意。对国营工厂采取这样的态度，也是带原则性的错误。

再说财政预算。

一九五三年的预算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也有缺点和错误。今年预算中列了结余三十万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这里边有不可靠的成分。现在我们把它分析一下。结余是由五部分组成的：一是去年转到今年来的，就是去年十二月二十日以后收进来的钱（税收、上缴利润等），只能用在今年。二是预付部分，就是今年的预算中有些钱已经在上年付出。三是跨年度工程结余。四是大机关和地方过去收入节余的一部分，机关生产剩下来的一部分，税收剩下来的一部分等。这些在去年“三反”（注「“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第158、170、195、200、248、292页。」）、“五反”（注「“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第168、195、201、248、292、303页。」）以后统统都缴到了中央，数目不小，但这些钱以后不会再有了。第五才是真正的结余。比如我们盖一座大礼堂，预算是一千万元，结果只用了九百万元就盖好了，那一百万元就是结余。

上述第一、二两部分是每年发生的，去年结余一部分用到今年，今年也要结余一部分留到明年，有进也有出，实际上是收一笔付一笔。而今年的预算中只有收一笔，没有付一笔，所以收入中就有虚假成分。这种情况是在解放以后年年有的。为什么前几年都过去了，而今年显得这样严重呢？这是因为，过去几年没有经验，计算得不够精确，税收、上缴利润常常都是超过原来的估计。现在计算比较精确了，因而额外收入减少了，而且预料不到的支出比过去增加了。因此，就产生了预备费不够用的问题。到六月底计算，大概有二十一万亿元赤字。

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之间的问题是，对地方财政统得太多太死。一九五二年我曾向中央人民政府作过一个报告（注「指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九日政务院副总理陈云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财政经济问题》的报告。报告中说：“明年要把四级财政体制全部建立起来。一九五○年只有中央一级，去年大行政区建立了地方财政，省级财政还没有完全建立好。今年下半年要把省级财政完全建立好，并且要准备明年把县级财政也建立起来。”——第201页。」），提出统一地方财政，这是对的。但是现在统得太多了，甚至把小学生的学费（有的学费还不是人民币，是几斤小米，几个鸡蛋）也统上来了。还有一个就是统得太死了。财政部的钱，是按教育系统、工业系统等“条条”发下去的。发下去之后，如果在“块块”（即大行政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省、县等）中发生了这个部门的钱用不了，另外部门的钱不够用时，“块块”不能调剂，把“块块”的权力限得太死了。“专款专用”是对的，不能用盖工厂的钱去盖大礼堂，但应在一定范围内给地方以灵活调剂的权力。中国这么大，地方情况那么复杂，不可能统得太死，也不应该统得太死。解决的办法，今后准备把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划分一下。但是在划分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后，要严格防止随意摊派的现象。

上边说到了税务方面、商业方面和财政方面的一些缺点和错误。所有这些，中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及其主管各部都有责任。我是中财委的主任，在这些问题上首先应该负责。

财政上有赤字，怎么办呢？首先要抓增产节约。增产是为了增加收入，节约是为了减少开支。不论工业、农业和商业，不论公营和私营，也不论政府、军队和团体，也不论中央和地方，都应该尽一切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我认为，只要大家共同努力，财政赤字是完全可以弥补的，今年可以平安地渡过去。当然，增产节约不仅是今年下半年的事情，今后年年要做，而且要用很大力量去做。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上报告的一部分。」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

实行粮食统购统销*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

现在，全国粮食问题很严重，如果不采取适当的办法加以解决，还要更加严重。这从以下情况可以看得很清楚。

第一，收进的少，销售的多。七、八、九三个月共收进了九十八亿斤，超过原定计划七亿斤；销售了一百二十四亿斤，超过原定计划十九亿斤。收增加了，销增加得更多。分析其原因，就是现在农民不把粮食卖给商人，商人也就无粮可卖，全部由我们来卖，所以我们卖出的就多了。换句话说，就是农民卖出的少了，我们卖出的多了。这种情况既不同于一九五一年，也不同于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一年六月份以前粮食紧，从七月份开始就收进的多，销出的少。一九五二年十月以前是卖出的多，到十一月以后情况就发生了变化，总的还是收多卖少。今年十一月以后会不会出现收多卖少的情况呢？我看可能性很小。

第二，不少地方已开始发生混乱。全国的大、中城市大体上是平静的，但是，在受灾地区和粮食脱销地区，小城市和集镇已开始发生混乱现象。粮贩子大肆活动，特别是粮食少的地方，粮贩子的活动更厉害。从事这种活动的，有的是农民，有的是集镇上的小贩，数量达几十万人。有些原来不做粮食生意的，也收买囤积粮食。只要粮价一波动，搞粮食投机的人一个晚上就可以增加几十万；如果波动两三个月，粮贩子就可以增加几百万。这种情况反过来又助长了农民不肯卖粮的情绪。地区之间互相封锁，也造成了粮食的抢购和抬价。

第三，东北的灾情很重。今年东北的水灾比一九五一年大，减少了收成，将完不成收购任务。东北今年原计划产粮四百四十亿斤，收购一百亿斤。近据东北局估计，产量最多只有三百七十亿斤，只能收购七十六亿斤。东北上调中央的粮食数，原计划是四十二亿斤，现只能上调二十六亿斤，减少了十六亿斤。中央掌握的粮食一共是九十六亿斤，减少十六亿斤是个不小的数目。

第四，北京、天津的面粉不够供应。北京、天津需要面粉十六亿斤，现在实际掌握到的只有十亿斤。这两个城市是以麦子为主粮的，所以一定要想办法解决。是不是可以从全国调来麦子救急呢？我不仅不反对，而且很欢迎，但我看是救不胜救。一来数目字很大，二来会流到外地去很多。现在只能实行定量配售。北京、天津实行定量配售，会不会影响上海、汉口以及再远一点的广州呢？我看会影响。你这里配售，上海的商人就会打主意，想办法买进面粉和麦子。如果我们在那里不实行定量配售，必然会便宜了商人。实行面粉定量配售，对在自由市场上收购秋粮是不是有影响呢？我看有影响。所以全国必须采取不同程度的同样性质的措施。

第五，粮食混乱现象如不采取措施加以制止，今年全国的收购计划将完不成，销售计划将大大突破。今年八月，财经会议（注「指一九五三年六月至八月中共中央召开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这次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贯彻执行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提出了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第191、205页。」）决定收购粮食三百四十亿斤。现在的情况是，东北将减少二十四亿斤，其他地方也有完不成的。粮食市场愈紧张，愈是收不进。现在已经收购了九十八亿斤到一百亿斤。十月到十二月要收购一百六十亿斤，明年一月到六月要收购八十亿斤，才能完成计划。照现在的情况估计，到明年二、三月以后，粮食情况一定会紧张，三月以后能收到多少粮食，很值得怀疑，我看会有很大的数量收不上来。销售数量原计划是四百八十亿斤，比去年的四百六十多亿斤（私商在外）稍多一些。这个计划一定会被突破，估计要达到五百五十亿斤以上，可能到六百亿斤。

收购和销售两项比较，差额是多少呢？如果今年度销到了五百六十七亿斤，就比原计划多销了八十七亿斤；如果收购比原计划减少三十亿斤，差额就是一百一十七亿斤。即使收购计划全部完成了，八十七亿斤的差额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八十七亿斤粮食的差额，用什么办法解决呢？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的收入只有减，难得加。那末，减少支出的办法行不行？减少支出的途径我都一个一个地想过了，都不行。

市场上的粮食销售量能不能减少？不能。城市和集镇人口的吃粮必须按数供应，农村灾民和缺粮户的口粮也必须供给。

出口粮能不能减少？这个主意不能打。在三十二亿斤的出口粮中，有二十亿斤是大豆，这主要是用来跟苏联等国换机器的，五亿四千万斤是跟锡兰换橡胶的，还有一些是向其他国家的出口。所有这些出口，都是必要的。

军队和机关人员的口粮能不能减少？除了他们在市场上买的以外，公家还发给三十三亿斤，这是不能少的。

能不能减少储备粮，少增加库存粮呢？也不能。本粮食年度（注「粮食年度——指在流通领域中计算粮食的购、销、调、存所使用的全国统一的年度。当时规定的粮食年度，是从本年七月一日起到下年六月底止。后来改为从本年四月一日起到下年三月底止。——第206、277页。」）的储备粮为二十三亿斤，增加库存粮为五十四亿斤，共七十七亿斤。即使把这两项全部用来弥补八十七亿斤差额，也还差十亿斤。就是说，要从老库里面再挖掉十亿斤。这样，本粮食年度库存就由一百九十四亿斤减为一百八十四亿斤。如果这样做的话，明年的情况比今年还要紧张，波动的面比今年还要大。因为如果库存减到了一百八十四亿斤，其中根本不能动的是一百七十九亿斤，剩下来的只有五亿斤。结果，就是吃净卖光，扫地出门，再来接收新粮，这是十分危险的。一百七十九亿斤库存，看起来数字是不小的，但是分析一下，这仅是旧的吃光、新的接上的最低库存数字。各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由六月底吃到新粮上市，一般要有三个月的粮食。东北的新粮最早要到十月底才能上市，华北是十月上半月，西北是十月底，华东是九月底，中南是八月底，西南是九月底。这几个月的吃粮，最低限度需要一百一十八亿斤。另外，仓库里面还有二十一亿斤麦子，是准备全年的供应，不能动。还有死角粮（注「死角粮——指存放地点偏僻，根本运不出来的粮食；或者能够运出，但估计运出后按发粮地成本计算，亏损百分之百以上的粮食。一九五三年一月二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粮食部规定，凡属死角粮，均可由“库存商品”科目转到“呆滞商品”科目。——第206页。」）和难运粮二十亿斤，以及加工生产和运输的周转粮二十亿斤。这四项一共是一百七十九亿斤。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一百七十九亿斤的库存是不多的，是不能动的。过去估计粮食混乱总是四、五月或五、六月，现在看来将会提早。估计过了阴历年，粮食就要发生混乱，而且混乱的范围要扩大。到那时，我们在收购方面就会进一步减少，销售方面就会进一步增加，如果库存很少，问题就大了。过去是乱子一来，我们就收缩小城市、中等城市的供应，守住上海、武汉、广州、北京、天津、西安和东北的工矿区这些核心阵地。现在看，如果全部都收缩，核心阵地肯定要受到影响。

粮食混乱的后果是什么呢？过去我们说物资充足，物价稳定，一个是指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一个是指粮食。纱布和粮食相比较，粮食更重要。粮食波动就要影响物价。一九五○年和一九五一年，纱布提价四分之一，对市场物价有影响，但是不大。如果粮价上涨四分之一，那对劳动者的影响就大了。他们的收入，用在吃的方面的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用在穿的方面的只不过占百分之十左右。而吃的东西，如蔬菜、猪肉和鸡蛋等，价格统统是跟着粮价走的。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这样一来，就会造成人心恐慌，人民政府成立以后老百姓叫好的物价稳定这一条，就有丢掉的危险。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粮食的情况是严重的，必须采取坚决的措施，加以解决。

在粮食问题上，有四种关系要处理好。这就是：国家跟农民的关系；国家跟消费者的关系；国家跟商人的关系；中央跟地方、地方跟地方的关系。这四种关系中，难处理的是头两种，而最难的又是第一种。处理好了第一种关系，天下事就好办了。只要收到粮食，分配是容易的。

根据现在的情况，处理这些关系所要采取的基本办法是：在农村实行征购，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严格管制私商，以及调整内部关系。下面分别讲一讲。

第一，在农村实行征购。

“征购”这个名称是骇人的，究竟叫什么可以考虑，但性质是这么一个性质。为什么提出征购呢？基本理由是，我们的需要量一天一天地增加，但是粮食来源不足，需要与来源之间有矛盾。前几年，我们搞城乡交流，收购土产，农民增加了收入，生活改善了，没有粮食的要多买一点粮食，有粮食的要多吃一点，少卖一点。结果我们越是需要粮食，他们越不卖。有的同志提出，去掉商人，我们可以多买一点粮食。我看去掉商人并不等于农民的粮食一定可以多卖给国家。鉴于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必须采取征购的办法。如果继续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我看中央人民政府就要天天做“叫化子”，天天过“年三十”。这个办法是不是太激烈了一些？可不可以采取自由购买的办法把粮食买齐呢？如果能够买到的话，那当然是求之不得。我这个人不属于“激烈派”，总是希望抵抗少一点。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现在的问题是要确实把粮食买到，如果办法不可行，落空了，我可以肯定地讲，粮食市场一定要混乱。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不实行征购，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我想过很多，从“改良主义”想起，最后还是想到了这个彻底的办法。现在把我想过的所有的办法都提出来，请同志们考虑。

又征又配。农村征购，城市配给，硬性办法。实行这种办法，我有点担心，因为跟每一个人都有关系，问题太大。如果在这件事上出了毛病，比新税制（注「本书中的修正税制、新税制都是指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第197、199、209页。」）的后果要严重得多。新税制只是我们跟资产阶级的关系，而这是我们跟广大农民的关系。

只配不征。就是只在城市配给，农村不征购。在农村工作的同志一听到“征”字就害怕，说是不是可以慢一点征；至于城市配给，他是赞成的。实行这个办法，那只是关了一道门，就是说，我们在城市里面只准一个人买多少，不准囤积，也不准拿到乡下去。但是农民也有眼睛，也有耳朵，看到城市在配给，他就会不卖粮食。所以，只在城市配给，不在乡村中征购，我们就会买不到粮食。

只征不配。在城市工作的同志欢迎这种办法，他们说，农村征购是要的，城市配给可以慢一些。日本帝国主义在它侵占的地方搞过配给，国民党也搞得天翻地覆，现在人们一听到配给就头痛。我说，如果只在农村征购，在城市里面不配给，结果一定会边征边漏。你在农村中征购，换给他钞票，他拿到钞票以后，转一个身就可以再跑到城市的粮食公司里去买，结果，你征购到的粮食便会统统漏掉。所以，只征不配不行。

原封不动。所谓原封不动，就是照现在这样做下去，自由卖出，自由买进。结果必乱无疑。有的同志说，就准备乱它一年，看一看再说。但是，如果在乱了一年以后再来征购，那就要比今年就开始征购困难得多。

“临渴掘井”。就是说，先自由购买，到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再来抓大头，到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十五至百分之二十的主要产粮区去征购。要这样做，必须考虑到两点：一是自由购买能不能完成收购计划？如果完不成，那就要多加小心。二是到明年二、三月或三、四月间粮食已经不够的时候，再搞征购，是否比现在就征购好一些？我说，那时候临渴掘井，还不如现在搞好。

动员认购。东北在一九五一年实行过认购，就是上面有一个控制数字，交到省，省到县，县到区，区到支部，支部开一个会，号召大家认购，认购不足就不散会。这个办法，可以称为强迫而不命令。不达目的不散会，还不是强迫？征购是要下命令的。我说，强迫而没有命令，还不如有命令而不强迫好。不强迫就要对农民做说服工作。

合同预购。就是订预购合同，按合同购粮。这个办法也好，但是今年来不及了。有人说，棉花订了预购合同，就买到了。我看，棉花之所以买到，主要原因是去年收获了两千多万担。如果棉花收成不好，订了预购合同，他也不会卖。现在粮食产量恰好不是多，而是不足。我们并不完全放弃预购，预购还是一个办法，但是有一个数量的问题。

各行其是。就是说，这个地方可以实行这个办法，那个地方可以实行那个办法。只要不妨害旁的地方而且能够完成任务，这种做法也可以试一试，但是要考虑到互相之间的影响。

上面这些办法，看来只能实行第一种，又征又配，就是农村征购，城市配给。其他的办法都不可行。如果大家都同意这样做的话，就要认真考虑一下会有什么毛病，会出什么乱子。全国有二十六万个乡，一百万个自然村。如果十个自然村中有一个出毛病，那就是十万个自然村。逼死人或者打扁担以至暴动的事，都可能发生。农民的粮食不能自由支配了，虽然我们出钱，但他们不能待价而沽，很可能会影响生产情绪。为了不影响他们的生产情绪，不仅要给他们钞票，还要供应他们物资。但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因为农民要的东西百分之三十是日用工业品，百分之七十是牲口、农具这些东西，而我们一下子搞不到这样多的东西。毛病还可以举出好多，因为我们没有经验，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定会有。

但是，回过头来想一想，如果不这样做又怎么办？只有把外汇都用于进口粮食。那么办，就没有钱买机器设备，我们就不要建设了，工业也不要搞了。

现在只有两种选择，一个是实行征购，一个是不实行征购。如果不实行，粮食会出乱子，市场会混乱；如果实行，农村里会出小乱子，甚至出大乱子。我们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跟农民结成了紧密的关系，如果我们大家下决心，努一把力，把工作搞好，也许农村的乱子会出得小一点。而且，这是一个长远的大计，只要我们的农业生产没有很大提高，这一条路总是要走的。

下面我讲一下征购的时间、数量和办法。

开始时，对于今年实行征购，我还有点犹豫，因为公粮马上就要开征，怕来不及了。后来小平（注「小平——即邓小平，一九○四年生，四川广安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第211页。」）同志想了一个办法，把征收公粮的时间推迟一点，征购和征收公粮一起搞，免得搞两起麻烦。中央经过讨论，同意小平同志的意见，决定征收公粮推迟到十一月。

征购的数量是多少呢？现在这个单子上开的是三百四十亿斤。我声明一下，单子上也开列了各大区的分配数字，是很粗的，只供大家讨论。

征购按照什么标准呢？最好的办法是依照公粮的标准。比如，公粮一，征购零点二、零点四、零点五，或者公粮一，征购一，或者公粮一，征购二。按照这样的标准比较方便。在有死角粮的地方，供应不上市场的地方，可以不征购。因为那些地方原来的粮食都用不上，还堆在那里，又何必搞征购呢？除了那些地方以外，其他能够供应市场的地方，都要采取征购的办法。

征购要采取公道的价格。什么是公道的价格？并不是统统跟着黑市走，而是既对农民合适，也对我们有利。中农和富裕农民，所以常常不肯把粮食卖出来，就是为了等季节差价。毛泽东同志要我们想一想，是否可以想一个办法，使他们得一点季节差价。我想，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即农民把粮食卖给我们，把卖粮食的钱存到银行里，等四个月或五个月以后再拿钱，我们除还本以外，要多付一点利息。

物资供应和货币筹码（注「筹码——指手头可以调度的资金数量。——第7、59、212页。」）调度的问题。在这次收购中间不可能把需要的物资全部都准备好，而且许多物资也不是我们所有的。但是我算了一下，由于购粮而增加货币，市场也不会发生大问题。从今年十月到明年二月底，我们原定计划收购二百亿斤，与二百亿斤粮食相交换的物资，可以正常供应。现在的问题是，从明年二月以后到六月底收购的四十亿斤，这次又增加的一百亿斤，共一百四十亿斤粮食，需要增发十二万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的货币。增加这么多的货币，市场可不可以过得去呢？估计可能还过得去。理由有五：

甲、农民卖出粮食以后，其他土产会卖得少一点。农民不会把粮食卖掉换成钞票后，又把花生、绿豆、芝麻等赶快都卖掉换成钞票。他们要等一等。这一等，大概三万亿元总会省下的。

乙、明年预算中列了六万亿元的公债，城市四万亿元，农村两万亿元。在农村发两万亿元公债，加上上面省下的三万亿元，就是五万亿元。

丙、用优厚的利息吸收农民存款，估计可能吸收三万亿元。利息高一点不要紧。就算百分之十的利率，我们也才出三千亿元。三千亿元买个市场不波动，那也是很合算的。这个办法，只适用于卖了粮食不拿钱的存款，不适用于别的存款。

丁、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已经准备了四万亿元的货。这些东西很可能有的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但是总还是准备了一点。

戊、冬天正是还农贷或者借农贷的时候，多还一点，少借一点，或者迟借一点，这里也可以有万把亿元。

总起来看，增加十二万亿元货币，在市面上不算太多。要求全国对农村市场给予援助，起码不要冲击农村市场，这样农村的钞票就能够有一部分吸收到城市里边来。

开展征购工作依靠谁？必须依靠区乡干部和党、团员。现在我们许多农村干部都上升为新中农了，如果这一部分同志能够被说服，由他们带头的话，是很有作用的。同时，要解决缺粮户的困难。如果缺粮户的粮食问题不加以解决，会动摇人心，对我们的征购很不利。在征购时，要通过人民代表会，大家民主讨论。高级干部也要深入农村，一方面帮助基层工作，一方面总结经验，指导全面。

征购是一项很艰巨、很麻烦的工作，这比对付资本家难得多。做好这件事，要采取很多经济措施，同时要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动员。这是一项很大的经济工作，也是一项很大的政治工作。过去我们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加上时间急迫，工作中出一点毛病是不可避免的。不仅第一年要出，第二年第三年也可能出。我看这件事情，不是一次可以做得好的，要两三年才能做出一个道理来。征收公粮我们已经做了好多年了，还常常出毛病。征购现在才搞，怎么能不出一点毛病呢？

搞好征购工作的可能性，并不是没有。两年来，农民实际拿出来的粮食，每年都在六百亿斤以上，我们现在要征购的是三百四十亿斤，从数量上说，完全有可能实现。另外，只要我们的价格定得公道，完成征购任务也是有可能的。一个数量，一个价格，这是两个决定的因素。况且，农民每年拿出的六百多亿斤粮食中，有四分之一左右要回到农村，主要是经济作物区和灾区。实际上这部分粮食起了调剂的作用。

第二，在城市实行定量配给。

“配给”这个名词有点不太好听，一说起它就想到日伪统治时代的情况。现在改了一个名字，叫作“计划供应”，是粮食部长章乃器先生想出来的。我们的配给不同于日伪时代的配给，那时是油、盐、酱、醋都配给，现在配给的只是粮食。那时的配给量是填不饱肚子的，我们现在的配给量可以吃饱。种类不同，数量不同，至于性质那更是完全相反的。

配给要迅速地在全国实行。集镇上的配给并不像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这样困难。那里需要配给的人口有限，一个镇子只有两三千人，有几家铺子，你叫他管一管就是了。天津、北京预备十一月一日就实行配给。配给证来不及发的话，可以先用户口证。其他地方是不是同时实行，请同志们考虑。有些地方，像上海这样的城市，情况很复杂，准备工作要较长的时间，那只能迟一点。

配给的等级是不是要分得很细？我看开始可以粗一点。昨天中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讨论北京面粉配售时，我说过，不论大口、小口，重劳动、轻劳动，统统来一个每人每月十斤或者八斤就可以了，其余的可以买杂粮。等级不一定分得很细，可以先粗后细。

实行配给以后，黑市的出现是免不掉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的人不够吃，有的人吃不完；南方人要吃大米，北方人要吃面粉。这样就会出现买卖。我们要允许有一个地点作为交易场所，在我们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进行交易。这并不可怕，比起因为我们在市场上没有东西，投机商人在那里搞黑市，要好得多。最大的好处是人心定了，也可以防止粮食向外流，制止城市有人囤积粮食。

第三，严格管制私商。

粮食基本上由国家经营，私商只能做代理店。现在可以搞粮食投机的，在大城市里，第一是私营粮食加工厂，第二是粮食店，第三是私营食品加工厂，第四是跨行跨业的兼营粮商，第五是粮贩子。最难对付的是粮贩子。他们是流动的，只有一条扁担，人数又多，只要一个地方粮食市场一波动，一下就可以出动多少万人。这些人搞的是转手买卖，他们的资金不多，但是动摇人心。粮贩子的可恶就在这里。对付粮食贩子的办法：一个是堵住他们粮食的去路，使他们卖不出去；另一个是群众发动起来之后，斗上几个。要禁止粮商跨行跨业。囤积粮食者要严惩。粮食加工厂，只准加工，不准做粮食买卖。非主粮也由国家经营，步骤可以缓一点。粮食零售店，特别是大城市的零售店，第一个步骤是要使它变成我们的代理店，叫他们给我们代售。他们会不会把粮食压起来待价而沽呢？现在是配售，买粮的人要按时向他们买，所以他们不能压起来。会不会在粮食的质量上搞鬼呢？会搞鬼的，但是我们也有办法对付。让商人搞代理店，还可以使城市中不致有许多人失业。

第四，调整内部关系。

粮食由中央和地方分管之后确有好处，就是各地都积极了，采取负责态度了。这样我们就能多买到粮食，少卖出粮食。是不是发生了缺点呢？也有。分管以后，各地为了保住自己地区的粮食，阻止粮食向别的地方流，结果提高了价钱。现在大区对省之间的调动，中央对地方之间的调动，比从前更困难了。大区与大区之间、省与省之间的交换也碰到了困难，协议常常不能成立，互相封锁，甚至发生冲突。这些都是在讨论分管的时候就预料到的（注「参见本书《粮食要统筹统支》一文（第191一192页）。——第216页。」），也是有所准备的。另一个缺点是，中央没有定出一个全国的粮价来，分管以后，全国统一的粮价也很难定，所以各地在定价上很可能只照顾局部，有的地方为了阻止粮食出去，把粮价提得太高。搞征购，牌价按什么规定呢？如果全国统统按高的标准定，而销价又不能提，国家至少要赔十万亿元，数目很大。现在有的地方已经提高了，需要降下来，等征购时再降就被动了。调整粮食价格是一项很大的工作，但一定要调整，如果不调整，国家要赔很多的钱，这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粮食分管以后，还可能发生在品种上使用不合理的现象。有些细粮多的地方多吃细粮，少吃粗粮；而有些需要细粮的地方则缺乏细粮。此外，在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播种面积的安排上，也可能发生不合理的现象。我们说过各地的粮食要基本上自给，但有些地方只顾自给，不顾国家的需要。有的地方扩大了棉田，而他那里棉花的单产很低，并不适宜于扩大。比如东北明年计划扩大棉田一百万亩，其实那个地方并不适宜于种棉花，那里种杂粮很好，产量很高，可以供给其他地方。总起来说，现在既要改变过去统一管理时地方上没有积极性不负责任的毛病，也要改变分管以后所发生的毛病。怎样来确定中央的统一筹划，又怎样来确定地方的分级负责，这次会议应该在方针上有所讨论和决定。

我上面讲的四个问题，重点是征购。粮食不充足，是我国较长时期内的一个基本状况，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征购的措施是不可避免的，越是拖得久，混乱的局面必然越严重，我们也就越是被动。

总起来说，我们要在农村中采取征购粮食的办法，在城镇中采取配售粮食的办法，名称可以叫做“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简称“统购统销”。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全国粮食会议上的讲话。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确定在十一月底以前完成各级的动员和准备，十二月初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同年十一月十九日，政务院第一百九十四次政务会议通过，并于十一月二十三日发布《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规定了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具体办法。」

食油产销情况及处理办法（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食油产销情况及处理办法*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三日）

目前食油供应的情况是紧张的，特别是上海、广州、唐山等城市。食油供应紧张，不是一时的现象，而是较长时期带根本性的困难问题。国民经济恢复（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年的努力，迅速恢复了被长期战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这一时期，称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到一九五二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七点五。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五，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十八点五。钢、煤、电力、原油、水泥、粮食、棉花、棉纱等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均已超过历史的最高水平。这为一九五三年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第218、246页。」）以后，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都超过了抗战前的水平，而油料作物的产量仍大大低于战前，食油产量只达战前百分之七十六，而内销、外销增长速度却很快，内销每年增加约十万吨，外销每年增加约在八万吨以上。这是目前食油供应紧张的根本原因。

中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研究了全国食油产销的情况，并提出了解决今后食油不足的措施。

第一，食油生产。战前一九三五年产量为二百二十二万吨（油料折油），一九五二年只达到一百六十九万吨，减少五十三万吨。油料作物的产量，菜籽、芝麻约当战前最高年产量的一半，花生约当战前最高年产量的四分之三。油料作物总面积并未减少，而单位面积产量降低很多。其原因，主要是农民只注意增产粮食，未重视油料。这与我们在经营政策和价格政策上的错误有关。一九五二年误认为“油多”，收购太少，价格也偏低，农民自然无心增产。今年受灾害影响，减产更多，其中突出的是花生。山东、河北等花生的集中产区，皆告减产。估计今年食油的总产量，比去年减少十万八千吨。

第二，食油内销。内销数量是逐年增大的，国营公司在城市的销量，一九五一年为二十万吨，一九五二年为二十九万吨，一九五三年为三十九万吨。合作社在农村的销量也不断增加。合作社为了大量掌握油饼，在产地就近榨油，因此农村供油量便增加了。农村销油增加，使城市的食油供应更加紧张。另一方面，可供内销的数量却又逐渐减少，一九五二年为一百零二万吨，一九五三年为九十七万吨，预计一九五四年只有八十九万五千吨。一九五三年可供的内销量不足，还可用库存弥补，而一九五四年度因收购减少，销售增加，库存不足，食油供应紧张状况将更为严重。

第三，食油出口。战前一九三六年出口总量为二十六万八千吨，一九五二年为二十九万吨，已超过战前。一九五三年出口又增长至三十三万七千吨，约占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一点三，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量。出口增加的原因，一方面是苏联等国家要得多，很难减少；一方面是我们需要以此增加外汇，换进基建物资（一吨食油可换四吨钢材）。一九五三年出口增加八万吨，与误认为一九五二年食油积压有关，是带有盲目性的。

第四，公私比重。三年来，在国内市场和外销中，公私比重起了很大的变化。在国内市场上，收购方面，国营和合作社一九五一年占百分之四十四，一九五二年增长至百分之六十四，一九五三年又增长至百分之七十四。供应方面，国营和合作社增长的比重，大体与收购相似。出口油脂，国营一九五一年占百分之七十五，一九五二年增长至百分之七十七，一九五三年又增长至百分之八十七。社会主义成分已经逐渐增加。一九五三年下半年，由于停止胡麻（注「这里所说的胡麻，即油用亚麻。油用亚麻在我国西北、内蒙古一带为主要油料作物。——第220页。」）籽、芥菜籽等出口，私营出口商更加削弱。国内市场，由于华东等地区的食油紧张，加强了对私商的管理，国营及合作社的阵地扩大，私营比重也更形缩小。

解决今后食油困难的根本办法，是增加生产。为此，应积极提高各种油料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并扩大菜籽的播种面积，充分利用未耕沙地多种花生。对不影响粮食产量的油料，如茶油籽、葵花籽、大麻籽等，应尽可能增加生产。对此，农业部将提出具体办法，各地应加强对增产油料作物的领导。商业部需酌量提高油料的收购价格。

应该指出，油料的增产是不能立刻见效的。为了缓和一九五四年食油供应的紧张状况，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第一，实行计划收购，即统购。油料作物的统购，要与粮食统购一同进行，不另定时间，也不另立名目。全国在一九五三年度（一九五三年十月到一九五四年九月），共统购花生仁八十七万二千吨，芝麻三十一万一千吨，菜籽四十三万一千吨，胡麻籽九万二千吨，芥菜籽一万二千吨，茶油籽二万六千吨，共折油六十八万五千吨。再加上由粮食部统购的大豆可榨油十五万吨，合作社收购的棉籽可榨油十五万吨，合计共可收购到食油九十八万五千吨。

计划收购的办法是，在花生、芝麻的集中产区，由各大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根据中央所规定的油料收购数字，分配给省、专区或县，与统购粮食的工作同时进行。油料集中产区，由于商品率高，统购的比率（即统购数量占产量的比例）可以高于一般地区，花生可占百分之七十左右，芝麻可占百分之六十五左右。在花生、芝麻的一般产区，则由各大区根据各地油料作物的产量，分配给各省一定数目，算在粮食收购数字内，随粮收购，即在统购粮食时，一律允许农民缴纳油料作物，并规定合理的油粮比价，使农民乐于缴纳油料作物以代替粮食。各种油料的收购价格，由中央商业部另行规定。

第二，加强对油商的管理。在实行统购油料的地区，不准私商收购油料。统购任务完成后，农民的剩余油料是否可以向当地私人油坊出卖，或只准卖给国营公司和合作社，待研究后另行决定。在未实行统购油料的地区，则仍准私商购销油料。

第三，实行计划供应，即统销。一九五四年，在大、中、小城市必须实行食油计划供应。由于农村中缺油户比缺粮户更多，对农村人口的定量标准不易确定，定少了农民不满意，定多了无法供应。因此，对食油计划供应的范围及办法，尚待进一步研究。食油计划供应的时间，可以略迟于粮食计划供应。

第四，扩大食油的来源。一是扩大推销煤油八万吨，以此换出一部分燃灯植物油，来供应市场。二是以动物油来代替工业上用的一部分植物油。三是尽可能提高出油率。从原来供应土榨的油料中，抽出一部分供给机榨。四是试行榨谷糠油、骨油等。

第五，为了缓和食油市场的紧张程度，一九五四年食油出口，比原定控制数字减少十万吨。

第六，目前国营和合作社的油脂业务机构是不统一的，为了适应统购并准备担负统销的任务，必须加强商业部的油脂公司，以此为中心来组织国营和合作社的油脂业务机构。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的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同意这个报告，并作出了在全国实行计划收购油料的决定。」

改善副食品的产销状况（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改善副食品的产销状况*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副食品为城市及工矿区广大居民每日生活所必需，较主食消费比重还大。由于生产非常分散，供应十分集中，季节之间、城乡之间的调剂都比较困难，因此，如果放松了对副食品的经营和对市场的管理，便会发生供求失调，价格波动，直接影响居民生活。

几种主要副食品中，除食油已另作报告外，中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对猪肉、蛋品、水产、蔬菜、干菜、水果的产销问题也进行了专题讨论。这些副食品的供应，不但在“五一”、中秋、国庆、春节等节日，各大城市和工矿区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紧张局面，而且猪肉、蔬菜在个别城市常常供不应求。加强副食品的经营，已成为国营商业急不可缓的任务。

各种副食品的产销情况如下：

一、猪肉。一九五三年毛猪年末存栏头数将达九千万头，商品量为五千万头，其中，供应城镇消费、军需及出口的为二千五百万头（城镇居民消费二千二百五十万头，军需五十万头，出口二百万头），供应农村约二千五百万头。农民消费，连同自宰自食的约二千六百万头，共达五千一百万头。城镇每人每年消费约二十斤，农村约十一斤，城镇居民消费与农民相比，约为二比一。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经营六百四十万头，占商品量的百分之十三左右，比重还小。从猪肉商品量与城市消费量对比来看，只要对城市、工矿区供应工作组织得好，可以做到不发生脱销和不出现黑市。从猪肉商品量与出口对比来看，出口仍有潜力。在一吨肉可换五吨钢材的条件下，争取更多一些猪肉出口，对支援国家经济建设有重大意义。

当前猪肉供应发生问题，原因有五。第一，毛猪生产非常分散，长途赶运易死易伤。第二，收购面窄。中国食品出口公司经营毛猪，在华东一个大区的收购量，即占全国收购总量百分之六十九，而华东又集中在苏北、胶东两地。其他地区虽由土产公司和合作社收购一部分，但离交通线较远的地方，收购就很少。第三，多头收购，不能统一计划盈亏。国营土产公司、食品出口公司、合作社以至私商，都集中在交通沿线和集中产区收购，未能统一采购，以致交通不便地区及山区经营赔累，就不去收购。初步估计，全国毛猪重要产区河北、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河南、江西、湖南等省，今年仍有三百五十万头毛猪不能进入市场。第四，冷藏加工厂少，且集中在几个城市，旺季因不易大量保存，不能尽量收购，因而要调剂季节之间和地区之间供应上的不平衡，也就很困难。第五，猪疫蔓延，对生产和经营威胁极大，历年因患猪肺疫、猪瘟疫而死亡的占总头数的百分之十。山东、江苏、浙江、湖南、江西的猪丹毒（注「猪丹毒——俗称“打火虫”，是猪的一种急性败血性传染病。——第224页。」），河北的囊包虫（注「囊包虫——是猪的一种寄生虫。——第225页。」），也很严重。一九五三年猪肉产销情况是，从全年生产和销售的数字看可以平衡，但季节调剂和地区调剂则有问题。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是：建立统一收购机构，扩大收购面；增加冷藏设备，加大储存量；加强防疫治疗，保护生产；随着消费增加，按比例扩大生产。

二、蛋品。一九五三年全国鲜蛋产量估计可能达一百四十四亿枚（以一亿农户，平均一户养母鸡二只，每只年产鲜蛋七十枚左右计），其中农民自用量八十亿枚，商品量为六十四亿枚（出口十亿枚，军需三亿枚，城镇居民消费五十一亿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经营的占商品量的三分之一。全国鲜蛋重点产区为河北、绥远（注「绥远——是旧省名。一九五四年撤销建制，所辖地区划归内蒙古自治区。——第225页。」）、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山东、江苏、浙江、安徽等省，其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百分之六十。鲜蛋生产极端零散，集中和长途运输损耗很大。鲜蛋又是季节性产品，盛产时期为每年三月至七月初，约占全年产量的百分之七十，保存不易，供应上很不平衡。冰蛋、干蛋厂的设备多集中在少数大、中城市，而城市需用蛋类的食品业皆用鲜蛋，尚不习惯用冰蛋、干蛋粉来制点心，这就增加了季节调剂的困难。鲜蛋上市旺盛季节，农民争相求售，到淡季，城市又普遍感到供应不足。蛋品除供内销，出口量还可增加。抗战前一九三○年曾出口三十一亿枚，一九五三年只出口十亿枚，两万枚蛋可换五吨钢材，应争取更多的蛋品出口。解决鲜蛋产销中存在问题的办法是：增加冰蛋、干蛋粉在产蛋旺季的加工和保存；改变城市人民食用鲜蛋习惯，扩大冰蛋、干蛋粉对食品业的供应，以补淡季鲜蛋供应的不足。

三、水产。一九五二年水产品供过于求。一九五三年全国商品量估计为三十五亿斤（其中海产二十四亿斤，河产十一亿斤），全年产销情况是供求适应。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经营比重很小，不及商品量的百分之二十。由于生产季节性强，冷藏的运输和仓库设备少，在水产大量上市的旺季，因不能大量冷藏难以作长途运销，又不能大量腌制，因此常常腐烂落价。北方各城市平均每人每年食鱼仅四斤，南方城市每人每年消费量则三倍或五倍于此数。我国有丰富的水产资源，估计年产量可达八十亿斤至一百六十亿斤，如能在产区增加冷藏设备，增大腌制量，扩大水产推销，对减少猪肉的供应，挤出猪肉出口，对渔民，对消费者，都是有利的。

四、蔬菜。当前蔬菜的经营，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在城市约占百分之二十，大城市供应平时还没有问题，节日稍感紧张。新的工矿区和驻军集中的地方，则多有供不应求的情势。随着城市人口增加，城市附近建筑面积不断扩大，占用菜地很多，新扩建工程又很少预留菜地，致使蔬菜种植面积不断缩小，加之菜园又非一年施肥即可种好，种菜需一定的技术，因此蔬菜供应量减少，而需要量却日益增大，供需不敷的情势日益暴露。解决蔬菜产销问题的办法是：第一，组织生产。由于蔬菜只能就地生产就地供应，国营商业不能大量经营，必须在当地党委和政府领导下，组织郊区蔬菜生产合作社，保证必需的供应。第二，按人口比例保持必需数量的菜园。一般估计城市人口每人每年平均需蔬菜二百五十斤，菜园的产量每亩平均约七、八千斤，则每三十人应有一亩菜园。第三，城市消费合作社组织菜栈，扩大供应，增加窖藏。第四，国营商业可经营一定量的若干种蔬菜，如白菜、萝卜、洋葱、大蒜，做远距离的调运，调剂节日的需要。

五、干菜。粉丝、榨菜、木耳、金针、香菇等，一九五三年产量共约三亿多斤，商品率高，现在国营商业、合作社经营达一半多。小杂粮及豆类加工制造之豆腐、豆芽、豆酱等，国营商业皆未经营。干菜适于储藏，且可行销全国，随着城市需要的日渐扩大，可以补副食品的不足，国营商业、合作社应扩大经营。

六、水果。一九五三年全国各种水果产量，根据商业部召开的全国土产会议的估计，约为五十九亿斤。国营商业、合作社仅经营适宜于长途运销及出口的苹果、桔子、香蕉等，在集中产区国营采购达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他如梨、柿等一般水果多为当地私商小贩经营，市场供应尚能适应。今后内销和出口需要增加，国营商业、合作社应适当增大经营比重，以保证水果的供应。

改善副食品的产销状况，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一、提高认识。过去国营商业部门将经营重点放在粮食、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重要百货等主要生活必需品上，对副食品没有去管，这在当时是不得已的，主观力量也只能如此。今后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营商业除继续重视粮、布、主要百货外，对城市副食品的经营要有计划地管起来。城市、工矿区居民副食品的消费比重较主食为大，副食品的供应，关系广大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因此，国营商业必须把副食品列为经营重点之一，与合作社密切结合起来，逐步增大副食品的批发、零售及经营品种，达到足以保证城市及工矿区的供应。同时，保证必要的出口，换取工业设备，借以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二、成立专业机构。中央商业部应成立全国食品公司，负责统筹副食品的收购、市场供应和出口。

三、扩大收购面，增建冷藏设备。由于副食品大都为鲜货，生产季节性强，目前冷藏库、车的设备太少，不能及时大量收储，不能长途调运，影响收购、内销和出口，妨碍调剂供应。商业部应即根据今后几年收购供应情况，提出逐年增建冷藏库、车设备的计划。

四、保证大中城市、工矿区的供应。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应逐步保证九十九个大中城市及工矿区（中央直辖市十四（注「指北京、天津、上海、沈阳、旅大、鞍山、抚顺、本溪、长春、哈尔滨、西安、武汉、广州和重庆。——第228页。」），工矿区十一（注「指山东淄博工矿区、河南焦作工矿区、河北峰峰矿区、绥远石拐沟矿区、松江双鸭山矿区、甘肃玉门油矿区等。——第228页。」），省会二十六（注「一九五三年，全国设有三十个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和西藏地方。其中，除台湾省外，松江、陕西、湖北、广东的省会哈尔滨、西安、武汉、广州为中央直辖市；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和绥远省人民政府共驻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所以这里讲二十六个省会。一一第228页。」），其他中等城市四十八）共四千万居民副食品的供应。初步估算，一九五四年九十九个大中城市、工矿区副食品需要总值为十七万二千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每人每年副食品支出平均四十三万元），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应经营八万四千亿元，占百分之四十八。但不应平均使用力量，我们首先要加强大城市和工矿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的经营比重，肉类供应比重应达百分之六十，蔬菜应达百分之二十至四十；在中等城市及西南、西北地区比重可小于此数，东北地区则应大于此数。

五、加强领导，分工负责。责成商业部负责对全国副食品的经营领导。同时，要在各地党委、财委领导下，拟定国营商业、合作社和私商的经营比重，分别拟定购销计划，达到城乡、内外的统筹兼顾。在经营上，国营商业部门和合作社应作如下分工：肉类、蛋品、水果的批发和出口，由国营商业经营；蔬菜应由城市消费合作社建立必需的菜栈，与郊区蔬菜生产合作社订立购销合同；水产目前仍由国营和合作社经营，食品公司成立后，逐渐由食品公司担负经营的主要责任；干菜的批发由国营商业、合作社共同经营；小杂粮由粮食部负责供给粮源，城市供应由商业部负责。

六、增加生产。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及出口量的扩大，今后必须增加副食品的生产。在不影响粮食增产的前提下，应适当增加畜产品、蔬菜、水果等的生产，并应加强对猪疫的防治。农业部应作专门的研究和布置。

*注「这是陈云同志主持起草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目前副食品的产销情况及今后措施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一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

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

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

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导人员。我党是经过几次分裂的。张国焘（注「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第230页。」）等人都搞过分裂活动，使革命事业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取得了胜利。现在四中全会（注「四中全会——指一九五四年二月六日至十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的委托向全会作了报告，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在全会上作了发言。会议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在全国财经会议和组织工作会议期间及其前后进行的反党分裂活动，一致通过了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第230页。」）重新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号召增强党的团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张国焘这样的野心人物是可能出现的。妨碍党的团结，不幸发生党的分裂这样一种危险。如果我们不严格地防止它，那并不是不可能的。当然，讲起这样的事情是不愉快的，但是我们要面对现实。过去有许多同志设想，像张国焘这类野心人物，可能不再在我们党内出现。理由是什么呢？有这样几条：第一条，党已有三十多年的历史，革命已经胜利，干部都经过锻炼，都希望我们党里不出张国焘这类野心人物。第二条，只要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就可以不出现张国焘这类人物。第三条，说我们有毛主席在，大概可以不出，把希望寄托在“毛主席万岁”上。

现在看来，这三条都有很大的作用，但是只有这三条，我看还不足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再出张国焘这类的人物。我们党是处在有阶级的社会里头，现在阶级没有消灭，就是阶级消灭以后，阶级意识还要长期存在。这种社会情况、阶级意识还会反映到党内来。我们党内的情况是，在不少的高级干部中间，个人主义的成分是或多或少地存在着的，只要气候适宜，只要条件具备，小个人主义可以变为大个人主义。原来想，革命已经胜利，似乎可以不出张国焘之类人物了。现在看来，恰恰相反，革命胜利了的国家，更容易出。现在比起秘密工作和在山沟里打游击的时代，更容易出野心人物。大家是为革命来的，还是为做官来的呢？回答这个问题也容易。起初是干革命来的，以后是革命加做官，既革命，又做官。后来官越做越大，味道也越来越大，（笑声）有人就只想做官，不想革命了，把革命忘光了。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所以，希望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这种好心肠，我看是会落空的。把希望寄托在这一点上，是很危险的。

这次会上，被批评的同志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改正，一是不改。现在他们开始检讨自己，哪怕检讨不彻底，我们也是应该欢迎的。瞿秋白（注「瞿秋白——（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江苏常州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党的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紧要关头，同李维汉主持召开“八七会议”。会后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犯过“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九月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纠正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在一九三一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受到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子的打击，被排斥于党的中央领导机关之外。一九三五年二月，在从江西往福建转移途中被国民党逮捕，六月十八日在福建长汀就义。“文化大革命”中被诬为“叛徒”。一九八○年十月，中共中央为瞿秋白恢复名誉。——第231页。」）同志讲过，水牛转弯不大容易。这是常有的。我希望他们能彻底改正。但是我现在要说，就是这些同志改正了，以后是不是还会出？过去出张国焘，以后是不是还有李国焘、王国焘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绝不能说没有。说没有，就要犯错误。宁可说，可能出现。至于乱子是否闹得像张国焘那样大，可以分裂党、分裂军队，那要由条件来决定。出是可能的，但是乱子闹得大不大，要看当时的具体条件。我们不要高枕无忧，认为党内不会出怪事。

加强党内马列主义教育，这是很好的，但我看只靠教育也不能保证党内不出李国焘、王国焘。马列主义的教育，当然有很大的作用，我们是相信这个主义才来干革命的，我们必须加强党内的马列主义教育，这是肯定的、无疑问的。但是，我看不能因为有马列主义教育，以后就不出问题了。张国焘不是老党员吗？他比一般干部受的马列主义教育还少吗？但是他叛变了。这证明什么呢？证明只靠马列主义的教育，还不能保证我们党内不出野心人物。

至于说有毛主席在，我们党内就可以不出野心人物，我看也是靠不住的。毛主席当然是伟大的领袖，是我们党团结的核心，但是，这是否可以保证我们党内不出李国焘、王国焘呢？也靠不住。我看，只能出得少一些，出得慢一些。有些露了头以后，因为毛主席在，容易解决，解决得快一些，但并不能保证不出。“毛主席万岁”这是一个政治口号，但是毛主席在生理上是不能万岁的。我在这里，在四中全会上，说毛主席生命不能万岁，这似乎不太好，但我们是唯物主义者，毛主席实际上是不能万岁的。

那末，我们翻来覆去地想一想，可靠的是什么呢？我们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危险，就没有什么办法防止了吗？我看可靠的、永久的办法，可传到我们子孙后代的，就是提高高级领导人的革命觉悟和革命嗅觉。我们这些高级领导人，行年有四十几岁的，有五十几岁的，有六十几岁的，也有七十几岁的，将来一批一批地都要死去，同时一批一批地补上来。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方法使乱子不闹大。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大不大，关键是什么呢？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就是省（市）委书记以上的干部及军队中的负责干部。如果这几百个人有高度的革命觉悟，有高度的革命嗅觉，那末，出了李国焘、王国焘也容易把他揭露。如果这几百个人觉悟不高，嗅觉不灵，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是可能闹不团结的，甚至可能闹到党的分裂。出大乱子出在什么地方呢？就在这几百个人里面，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

高级干部要提高革命警惕，提高革命嗅觉，千万不要“伤风”。我看这是我们党的团结的可靠保证。再加上一条，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靠别的，我看都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

在胜利的环境中高级干部不要头脑发昏。我们想一想，一九四五年七大（注「七大——即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了《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了《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第233页。」）到现在，跌了大筋斗的几个主要的领导同志，哪一个同志不是因为骄傲，背上背了一个大包袱，上面写着两个字，叫做“正确”。背了“正确”的包袱，就会跌筋斗。这一件事很值得我们注意。我并不是说犯错误好，而是说没有犯过错误的同志，很顺利的同志，应该十分警惕。同时犯过错误的同志，如果一个时期正确了，不小心，骄傲了，同样可以再跌筋斗。同志们，人家对你鼓掌的时候，那可要很小心。一个人在人家鼓掌时，他可以有两种态度，一是小心谨慎，一是昏头昏脑。昏头昏脑就很可能是跌筋斗的候补者。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发言的一部分。」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一九五四年六月三十日）

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几点说明*

（一九五四年六月三十日）

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到一九五七年底，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235、256、269、277、308页。」），从一九五一年到现在，共编制了五次。前三次都是由中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编的，第四次是由国家计委编的。这一次又由我接手，从今年三月开始工作直到现在。

这个计划，有比较准确的部分，即国营经济部分。也有很不准确的部分，如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都只能做间接计划（注「间接计划——是有别于指令性计划的一种计划管理方法。这种方法，不是国家直接向企业单位下达计划指标，而是通过颁布有关的政策法令，利用经济杠杆，使其适应国家计划的要求。——第235页。」），而这些部分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又占很大比重。我们编制计划的经验很少，资料也不足，所以计划带有控制数字的性质，需要边做边改。

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执行了一年半。现在我作几点说明。

对五年计划执行结果的估计

工业生产方面。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下同）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五点五（注「这是当时的计划数字，后来调整为百分之十四点七，执行结果达到百分之十八。——第235页。」），估计是可以完成的，并且可能超过。但有些主要产品，如钢材、棉纱等则很难超过。有些产品，不一定能达到计划指标的要求。五年内，工业生产的增长，主要靠原有的工厂及自己设计的工厂。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的一百四十一个项目（注「这是当时的计划数字，后来增加到一百五十六个项目。——第236页。」），在五年内投入生产的很少，只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到六。一百四十一项主要是在第二个五年投入生产，有些要到第三个五年才能起作用。包括一百四十一项在内，全部新建工业厂矿，五年内能投入生产的，在整个工业生产总值中只占百分之二十五，约百分之七十五的产值要靠解放前的老厂。

工业基本建设方面。五年内新建改建的六百一十五个（可能还要多些）限额以上的项目（注「这是当时的计划数字，后来增加到六百九十四个项目。限额以上的项目，指在基本建设项目中，不论新建、改建或恢复，全部投资等于或大于国家规定限额的建设单位。这类建设单位的设计任务书由中央审批。小于限额的，称为限额以下的项目，其设计任务书由地方审批。这是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管理和掌握基本建设项目的方法。当时，国家规定：钢铁工业和汽车、拖拉机、船舶、机车车辆等制造工业的投资限额为一千万元，有色金属、化学和水泥等工业的投资限额为六百万元，煤炭、石油和纺织等工业的投资限额为五百万元，橡胶、造纸、制糖、卷烟和医药等工业的投资限额为四百万元，等等。限额以上的项目，一般为国家重点建设的项目。——第236页。」）中，有些项目（包括一百四十一项）可能要推迟。其主要原因为：我国技术力量弱，提供的资料不准确，又常改变，翻译资料也需要耗费时间，加上我国与苏联在交接中有许多不便，苏方提供的许多成套设备可能不及时，常常会发生停工现象。同时，如鞍钢和长春汽车厂等大项目的建设，现在是以全国力量来支持的。一百四十一项的建设全面铺开之后，全国支持的力量也会更加分散。基本建设的大规模铺开，还在一九五六和一九五七年，真正紧张的时期还在后头。将来必然会遇到更多困难，特别是下级干部和基层干部会严重不足。干部在基本建设方面取得经验，也需要有一定的时间。此外，对六百一十五个建设项目，内部工作布置必须按现定时间争取完成，但要准备有些可能完不成。因此在公开宣布时应讲清楚，哪些项目会推迟。

农业生产方面。五年内农业总产值每年要求递增百分之五（注「这是当时的计划数字，后来调整为百分之四点三，执行结果达到百分之四点五。——第236页。」），一九五七年较一九五二年要提高百分之二十八。这主要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靠开荒增产的不多。应该估计到，谷物增产是缓慢的。苏联从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五○年这三十八年中，单位面积产量仅提高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要完成农业计划是很吃力的，主要靠合作化。

铁路运输方面。这无疑是紧张的。如果有些工业产品的生产超过了计划，则铁路有些区段的运输就承担不了。因此，在年度计划内，应准备对铁路增加新的投资，解决某些区段扩建改建的要求。

社会主义改造方面。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计划，可以完成，也可能超过。

总的来说，计划中最薄弱的部分是农业生产，能否按计划完成，很难说。工业生产计划可以完成，基本建设可能差一点，铁路运输很紧张，社会主义改造的进度可以按期实现。

按比例发展问题

一、农业与工业的比例。

农业生产同工业建设和人民生活的需要相比，即使完成计划，也是很紧张的。粮食生产如按计划完成，五年内能增加的库存，也只有二百五十五亿斤。如加上一九五三年六月底的库存一百九十五亿斤，到一九五七年底库存粮总共也只有四百五十亿斤。这还是包括周转粮在内的。今年五月份一个月就卖了八十亿斤，按此计算，如果遇到灾荒，库存粮只能应付五、六个月。

食油五年内增加不了多少。如果每人每年的供应增加一斤，全国就要六亿斤，需要增加二千万亩的油料作物，这是很难办到的。

棉花平均亩产必须达到三十八斤，才能完成计划所规定的任务。现在全国平均亩产仅三十斤，要提高到三十八斤是不容易的。华北地区提高到三十八斤虽然不很困难，但棉田如再扩大，就会减少高粱、玉米和谷子的种植面积，使燃料和饲料发生很大困难。如果棉花的生产不能按计划完成，则棉花供应就会发生更大问题。

农业增产有三个办法：开荒，修水利，合作化。这些办法都要采用，但见效最快的，在目前，还是合作化。

以开荒来说。新开垦五亿亩土地，可以收粮食八百亿到一千亿斤。但这甚至在十年内都难以做到，因为没有机器。要开垦五亿亩地约需二十五万台拖拉机，据说要有一千多万吨原油来炼柴油，但我们要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才可以有十万台拖拉机，原油的开采也快不了。大规模开荒只能在地广人稀的地方，没有机器是不行的。要是开垦新疆的荒地，还要修铁路（约四千公里），修水利（每亩约一百万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这些在目前都是没有力量来做的。那末，是否可以比计划再多开垦五千万亩荒地呢？我看也有困难。因为，一要增加二十五万亿元的投资来搞国营农场，二要进口三万台拖拉机，三要组织相当大量的技术力量进行勘察设计。此外，还要修筑公路、铁路，建筑房屋，组织七十万劳动力移民，而花费了这样大的力量以后，每年所能增产的粮食也只有八十到一百亿斤。因此，五年内，开荒和建设机耕农场，实际上只能起积累经验和培养干部的作用。

比修水利来说，大型水利工程首先在北方。要是把淮河以北的水都蓄起来，可以灌溉两亿亩地，即可以增加二百多亿斤粮食。这个工程是很大的，没有十年完成不了。而所增的粮食，就全国来看，数量并不多。

搞合作化，根据以往的经验，平均产量可以提高百分之十五到三十。增产百分之三十，就有一千亿斤粮食。并且只有在农业合作化以后，各种增产措施才更容易见效。所以合作化是花钱少、收效快的增产办法。国家在财力上应该给予更多的支持。

农业投资是否太少，能否增加？五年内对农业（包括林业和水利）投资为四十九万亿元，占经济建设支出的百分之九点五（注「这是当时的计划数字，后来调整为三十二亿六千万元，占五年内经济建设支出的百分之七点六。实际完成的投资为四十一亿九千万元，由于国家投资总额增加，所以仍占百分之七点六。——第239页。」）。这里应指出，五年内直接或间接的对农业的投资还有下列各项：地方农业水利投资五万亿元，军垦费用五万亿元，农村救济费十五万亿元，治理黄河可能将有五万亿元，银行长期农贷十万亿元，以上共计四十万亿元。如果把这些费用加上原计划中对农业的投资，就决不止仅占经济建设总支出的百分之九点五，而是在百分之十五以上，并不算低。对农业，可以准备几个后备计划，争取在年度中增加投资。

二、轻重工业之间的比例。

五年计划规定，轻工业投资与重工业投资的比例为一比七点三，即百分之十二比百分之八十八（注「这是当时的计划数字，后来调整为百分之十一点二比百分之八十八点八，执行结果是百分之十五比百分之八十五。——第239页。」）。但目前轻工业的增产，主要还不是增加投资的问题，而是原料问题。轻工业的原料，一方面来自农业，如棉花、油料、甜菜、甘蔗等；一方面来自重工业，如薄钢板、铝、化学产品等。在这些原料还不能大量增产以前，增加轻工业的投资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因为原料供不上，工厂开了也是白开。轻工业现在还有很大后备力量，生产设备利用率很低，只要稍加调整，就可以增产很多。

不仅就生产能力来说，轻工业有很大的潜力，而且就资金来说，也有很大后备力量。因为除去国家预算拨款外，可以投资于轻工业的，还有公私合营及私营企业的公积金，有地方工业的投资，还有社会游资（注「游资——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游离出来的一种短期借贷资本。游资如果用于投机买卖，会对社会再生产起破坏作用。——第55、85、240页。」）可吸收。如果迫切感到轻工业产品需要时，建立工厂也较容易，短时间内就可以搞起来。一个五万锭的纱厂，只要一年半的时间就可以建成。

因此，轻重工业之间的投资，以维持现有的比例为好。

三、重工业各部门之间的比例。

按照五年计划，国防工业是很突出的。为了实现发展国防工业的计划，很多民用工业就必须跟上，而且跟得很吃力。有些民用工业，实际上也是为了配合国防工业而建立的，比如有些特殊钢厂、化工厂等。这种情况的存在，是由于外国是在已经发展了的工业水平上搞国防工业，而我国工业落后，基础太差，但又必须迅速地发展国防工业。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采取目前的办法。迅速发展国防工业，用力赶一赶，对提高我国工业技术水平是有好处的。

石油工业的发展赶不上需要。石油的供应，不仅第一个五年计划，就是第二个五年计划也是不够的。现在主要是寻找石油资源的问题。只要发现了新的丰富的资源，就必须大力开发。

总之，重工业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防工业突出，石油工业落后，煤、电紧张。这种状况，目前还无法改变。

四、工业发展与铁路运输之间的比例。

今后铁路运输是紧张的。铁路方面的投资也还不够。在制订铁路修建计划过程中，原设想的新干线越来越短，而用在旧线上的投资则越来越增加。一九五二年拟议五年内新建干线一万公里，以后改为六千公里，现在只有三千公里。原因是新设的厂矿多在旧线附近，旧线运输负担将随着工业的发展而日益加重。同时，对修筑铁路的估价也过低，原定每公里为三十九亿元，现实际已达六十二亿元，不得不减少铁路修筑的里程。

目前铁路的修建，应首先保证一百四十一项建设和扩大旧线运输量的需要，同时要为修新线做好准备。为了保证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运输任务的完成，必要时将在年度计划内增加投资。铁道部应在所拟定的计划投资外，准备十万亿元以上的工作量，什么时候有钱就什么时候搞。

五、技术力量的需要和供应是不平衡的。

初步计算，五年内工业和交通运输两项需增加技术人员三十九万五千人，但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仅为二十八万六千人，相差近十一万人。技术力量不足，当然会影响到建设的进度，并会使产量提不高，质量不好。这个问题在十年内很难完全解决。我们决不能等培养好了技术干部以后，再从事建设。而且就目前来说，技术力量不足的状况，也不是依靠增加投资就可以改变的。还有教授不足，在校学生不足等问题。补救的办法，是靠工厂多办技术学校和训练班，培养技工。总之，干部培养不及，是第一个五年中难以解决的问题。

如上所说，五年计划各部门的比例，是有缺点的。但目前只能按照已拟定的方案来做。

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但各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一个国家，应根据自己当时的经济状况，来规定计划中应有的比例。究竟几比几才是对的，很难说。唯一的办法只有看是否平衡。合比例就是平衡的；平衡了，大体上也会是合比例的。

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展了，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这样就不能不显得很吃力，很紧张。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目前我们的计划是紧张的，但可以过得去，不至于破裂。

财政收支方案

五年内财政收入可否再增加？我看会有某些增加，企业利润和税收可能超收一些，但大量增加的可能性不大。如果税收再增加四、五十万亿元，将会使物价大涨，实际工资降低，所以是办不到的。

军政费用能不能再减？今后三年，政费难减，因为不能大量裁员。要减军费，也只有减人员，降低现代化程度。我以为，五年计划草案不能这样制定。

工业投资可否减少？既然一百四十一项定了，不能推迟，工业上的钱也是少不了的。除属于一百四十一项的以外，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注「第一机械工业部和第二机械工业部——于一九五二年八月成立。一九五八年二月，第一机械工业部、第二机械工业部和电机制造工业部合并为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九八二年五月，第一机械工业部与农业机械部、国家仪器仪表工业总局、国家机械设备成套总局合并为机械工业部。——第242页。」）其他方面的投资，是很少的。化学工业、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的情况，也是如此。关于工业投资，过去曾经研究过三个方案一个是二百六十五万亿元，按照这个方案，一百四十一个项目要推迟很多。另一个是三百二十八万亿元，这样就要求财政收入再增加几十万亿元，如前面所说，这很难做到。因此，较适当的是现在的二百九十二万亿元的方案。（注「这是当时的计划数字，后来调整为二百四十八亿五千万元，执行结果是二百五十亿三千万元。——第243页。」）。

预备费能不能再减少？现列的预备费是不能再少的。今后三年只有三十八万亿元，只占总支出的百分之四，是很少的。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某些临时的支出一定会有。而且根据过去经验，工业的项目及其造价往往比原计划增加。这些都要求财政上有一定的后备力量。

财政收入超过的部分，不能列入预算。如列到预算里面，而且马上分掉，则会使财政毫无周转余地。所以，宁可在年度计划中，再对某些项目的支出作必要的增加。但这种增加，也必须是有多少钱办多少事。

在财政上必须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冒进，即将财政收入全部分出去，搞到中途预算破裂。一种是保守，即有钱不用，妨碍建设。为了在财政上避免这两种错误，就必须一方面保有一定数目的预备费，另一方面又准备在年度计划中增加可能增加的投资。

今后三年保有三十八万亿元的预备费，大体可以不致犯冒进的错误。农业、铁路方面准备好后备计划，在年度计划中准备增加新的投资，就不致犯保守的错误。

按照计划，五年内现金收支是平衡的。将来要出毛病的话，可能出在商业各部，关键在于商业各部的贷款是否已打足。

对苏外汇的支付是很紧张的。为了偿还欠款，为了进口成套设备及其他物资，五年内将对苏支付外汇一百三十六亿卢布。我们必须力求不借外债。为了保持外汇的收支平衡，应压缩不必要的进口。

保持购买力与商品供应之间的平衡

一九五七年生活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总额，可达四百六十万亿元（注「这是当时的计划数字，后来调整为四百九十八亿元左右，执行结果达到五百二十一亿五千万元。一九五七年社会商品购买力为四百八十八亿二千万元。——第244页。」），那时社会购买力将增至五百万亿元，供应与需要之间差四十万亿元，占供应总额的百分之八。这种差额，城市与乡村都有，但多少在城市，多少在乡村，现在还划不清楚。差额发生的原因有二：一是投资于重工业的基本建设吸收了大量的资金，但不可能很快生产出东西，将来生产出来的，大部分也不是消费品。二是为了保证供应，不得不实行农产品计划收购，这样农民就保有很多货币，而不能保存很多实物。

在短期内要完全消灭商品供应与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是不可能的。但这种差额不能过大，过大了就可能发生市场上的抢购现象，或农民不出卖农产品。应该说，四十万亿元这个差额是不算小的。解决这个差额的办法：一是农业、工业和手工业的增产，这是最根本的；二是努力在农村中推销工业品；三是增加农产品出口，进口轻工业原料，如毛条、人造丝、橡胶等，经过加工向农村推销，这对回笼货币的作用很大；四是发行公债和提倡储蓄；五是适当调整工农业产品的价格，如烟、酒、糖等消费品可以涨点价，而某些农产品可以降点价。我们的原则是，人民虽多出一些钱但不影响基本生活，并要使生活水平微微上升。采用这些措施，虽不能完全解决四十万亿元的差额，但一定可以解决很大一部分。只有这样，才可以保持市场的平稳。

解决商品供应量与社会购买力之间的差额，应该采取各式各样的、适合各地具体情况的不同的办法，并且分开在几年内解决，不要挤在一年里面来搞。我看，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降低工业品价格，提高工资，这三条应该说都是好事，都应该做，但是，都不能做得太早，要极其慎重，要量力而行。

最后，再讲几点意见。

第一，现在所拟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各种数字的小变动是一定会有的，但大体轮廓已定，不能再变。

第二，今后还须继续搞好各年度的财政收支平衡，避免出现抛物线。同时，要搞好电、煤、木材等若干种主要产品的供需平衡。

第三，由于间接计划部分很大，因此这个计划应经过地方党委在更大范围内加以讨论。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

*注「这是陈云同志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情况向中共中央汇报提纲的一部分。」

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三日）

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

（一九五四年七月十三日）

一、从一九五三年全国开始大规模经济建设以来，我国市场上发生了许多新的情况，其中主要的一点是许多商品供不应求，第一是吃的，第二是穿的，第三是用的。这是由于国家以大量资金投入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增加了就业人物，增加了工资总额。同时，农业增产，农产品收购价格提高。这就使全国人民的购买力，在恢复时期（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三年的努力，迅速恢复了被长期战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这一时期，称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到一九五二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四九年增长百分之七十七点五。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一百四十五，农业总产值增长百分之四十八点五。钢、煤、电力、原油、水泥、粮食、棉花、棉纱等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均已超过历史的最高水平。这为一九五三年开始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打下了基础。——第218、246页。」）已经普遍提高的基础上，更加迅速地增长起来，因而社会购买力增长速度超过了消费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速度。这种趋势将是长期的。在一定时期内，社会购买力与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差额还会继续扩大。我国目前还存在着大量的小生产者和私商，市场情况非常复杂，我们对于由许多商品供不应求所造成的市场紧张状况和市场上存在着的不稳定的可能性，必须引起充分的注意。市场的稳定是进行经济建设的必要前提。因此，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市场的稳定，以保证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是商业工作的重要任务。

二、解决商品供应不足的困难，根本办法是积极增加生产。由于目前增产的速度特别是农业增产的速度有着一定的限制，因此必须从商业的收购与供应两个方面，采取适当的措施，反对私商的囤积和投机，并防止小生产者的惜售和消费者的抢购。一九五三年夏季以后，国营商业扩大了工业品的加工订货和包销的范围，十月和十一月又先后决定实行了粮食和油料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并加强了对其他主要农产品和农业副产品的收购工作。实行这些措施，就使国家基本上直接掌握了工业品和农产品的货源，同时也扭转了粮食、油料的销售量大大超过收购量的紧张局面，继续保持了粮食和油料市场的稳定。经过计划收购来掌握货源，经过计划供应来控制销量，这是在许多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下，继续保持市场稳定的两个必不可少的步骤。因此，在今后一个时期内，国家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商品品种，将不是减少，而是逐渐增加。对此，全党应有明确的认识，并做好充分的准备。特别是，在今后加强农产品计划收购工作的同时，对于计划供应品种的增加，范围的扩大，方法的改进，尤其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必须了解，在工农业产品的主要货源已由国家直接掌握以后，如果对某些供应不足的主要商品在市场上的销量，不采取计划供应的方法加以适当的控制，并依据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各方面的需要，认真地进行合理的分配，那末，继续保持市场稳定的目的仍是不能达到的。

三、实行上述措施后，我国市场关系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国营商业已在批发环节上逐渐排挤私营批发商，到一九五三年底，国营批发比重已经达到百分之七十左右。私营零售商的主要部分，已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从私营批发商或从生产者方面进货，而必须依靠从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方面进货，来维持它们的营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已不仅要为公营商业（注「这里所说的公营商业，是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的统称。——第248页。」）系统进行组织货源和组织供应的工作，而且必须对私营零售商担负起同样的责任。因此，我国旧的自由市场的活动范围已经大大缩小，国营商业对整个市场的统一管理和对私营商业的领导和监督，已经日益加强和巩固。这种市场关系的变化和改组，为国家对私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极为重要的前提，使整个商业工作更进一步地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这是非常有利的。但这种市场关系的变化和改组，也必不可免地使商业中的公私关系日趋紧张，使私商的经营发生困难。目前大城市中有十余万从业人员的私营批发商，因为得不到货源而没有买卖可做。集镇的私商，因为主要农产品和农业副产品由国家扩大收购，营业额已经日益缩小。在城市中，由于粮食和食油的计划供应，减少了私商的销货量，还由于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扩大了经营范围，再加上不适当地过多地扩大了零售额，私营零售比重迅速下降，私营零售商已经惶惶不安。在城乡交流方面，由于农村宣传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注「一九五二年九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讲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向全国人民进行关于总路线的宣传，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经毛泽东修改过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一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个提纲形成了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准确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第248、267页。」），私商难于下乡，合作社对一般土产一时又无法全部经营，因此某些次要农产品和农业副产品也存在着阻塞现象。所有这一切，都是目前私商困难的具体表现。中国私营商业的从业人员数量很大（座商和摊贩共有七、八百万人），对他们盲目地加以排挤，一律不给安排，不给生活出路，势必增加失业人口，造成社会混乱。这是必须防止和纠正的。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对于“三反”（注「“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第158、170、195、200、248、292页。」）、“五反”（注「“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第168、195、201、248、292、303页。」）以后市场交易暂时呆滞所造成的私商困难，中央曾采取调整商业的办法给予解决。中央《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整商业的指示》。指示提出，在国营经济和合作社巩固了主要阵地的前提之下，应容许私人资本经营零售业务和贩运业务。并且，规定了相应的措施。主要是：一、调整批零差价、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日用品批零差价一般扩大到百分之十至十八。二、划分公私间的经营范围。国营商业在大城市的零售店，要加以缩减；县镇的国营商店要适当地收缩零售业务，多做批发；城市国营商店和合作社要减少次要商品的经营；农村供销合作社所要收购的，应是粮食、主要经济作物和若干种主要出口物资，其他的次要土产，应让给私商经营。对于粮食和主要经济作物的收购，也保留百分之二十至三十给私商经营。在零售方面，全国公私商业的比重，仍按一九五二年六月中央财政会议所规定的百分之二十五和七十五的比例。到一九五四年七月，由于情况的变化，上述措施停止采用。参见本书《加强市场管理和改造私营商业》一文（第246—254页）。——第196、249页。」）规定：放宽当时过紧的批零差价，减少公营商业的零售点和零售品种，使私营零售商能够维持营业；放宽地区差价，让出公营商业经营的某些商品品种，使私营批发商能够继续贩运。这些办法，在当时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是，目前市场上许多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已经出现，为了稳定市场，国家再不能把已经掌握的工业和农业产品的主要货源让给私营批发商；目前批零差价的幅度，除某些商品尚需调整外，大部分是适当的；同时由于今后一个长时期内，计划供应的商品种类还要增加，公营商业的零售点和零售品种亦无法减少；所以，一九五二年为调整商业所采取的那些办法已经不能适合目前的情况，不能再度采用。目前正确的方针，必须是充分利用市场关系变化和改组的有利条件，对私营商业积极地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采取一面前进、一面安排和前进一行、安排一行的办法，把现存的私营小批发商和私营零售商逐步改造成为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商业。

必须指出，对私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它将受到私商各种各样的抵抗。在整个改造过程中，我们和他们之间的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将是很复杂很尖锐的。现在，批发环节上逐步排挤私营批发商的任务，虽然基本上已经得到了解决，但对他们的人员的安排和资金的处理，仍需进行妥当和切实的工作，才能巩固已得的胜利。今后，更为复杂更为困难的问题，是改造私营零售商，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数量很大，而且是因为他们和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还有着广泛的联系。要把他们逐步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不经过适当的斗争是不行的。即使在把他们改造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零售商以后，在如何继续改造他们的经营管理，如何合理划分供应网，如何防止他们掺杂掺假，反对他们制造黑市，以及如何严格监督他们遵守代销和经销的各种规章制度等等方面，都是不可避免地要进行经常的斗争的。我们将来还要把私营零售商从业人员的大部分逐步改造成为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职员，所以对他们必须系统地进行教育训练和思想改造的工作。

四、根据上述情况，对私营商业的改造和安排，特做如下具体规定：

第一，对私营批发商。以零售为主而兼营批发的，一般的转为零售商。专营的批发商或以批发为主而兼营零售的，其中凡能继续经营者，让其继续经营；凡为国营商业所需要者，可以为国营商业代理批发业务；凡能转业者，辅导其转业；经过上述办法仍无法安置者，其职工连同资方代理人可经过训练，由国营商业录用。其职工已由国营商业录用的私营批发商，原有资金应受工商行政机关指导，使用于有益事业。资方实职从业人员，除能自找职业或年老而可维持生活者外，要求参加工作者，只要没有政治问题，经过训练后，可由国营企业陆续吸收，分别安置于没有机密性的商业、粮食、银行和合作社等门市营业单位，以便进行改造。

第二，对城乡私营零售商。除一部分必须和可能转业的以外，一般的应逐步地把他们改造成为合作商店或国家资本主义的零售商。国营商业应该采取分配货源、搭配热门货、调整批零差价、逐步统一公私售价等办法，保持私营零售商一定的营业额，使他们能够维持生活。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对某些商品的经营比重，在零售方面，可以作适当的退让，但必须保持足以稳定市场的营业额，防止不适当的过多的退让。国营商业在批销商品时，应该对当地同一行业的全体座商和摊贩同时安排，但不要过多地给摊贩批销商品，以免挤掉了座商。对全部摊贩的改造，是一项更加复杂的工作，只能在处理了座商之后，才能作全盘处理。各地除经营粮食和食油的私营零售商已经采取代销形式和经销形式，改造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零售商外，今年下半年各大、中城市中，应再选择一个或两个行业，同样采取代销形式和经销形式，把私营零售商改造成为国家资本主义的零售商。应把这些改造私营零售商的办法，向社会宣布，以安定各业私营零售商的经营情绪。在县城和集镇上改造私营零售商的工作，可以首先选择适当行业，进行试点，取得经验，逐步推广。

根据目前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在城乡经营范围上的不同情况，两者对私营零售商的改造和安排应做如下分工：大、中城市私营零售商的改造，由国营商业负责；集镇私营零售商的改造，由合作社负责；一般小县城私营零售商的改造，哪些由国营商业负责，哪些由合作社商业负责，或者由双方共同负责，应由省委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定。合作社商业在安排私商中如遇困难时，国营商业应大力给以帮助。

第三，对私营进出口商。基本上应按照对私营批发商的处理原则进行处理。同时，国营对外贸易机关应尽量采取联营、经销、代进、代出等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对私营进出口商实行社会主义改造，使他们能在国营对外贸易机关的领导和管制之下，发挥其对资本主义国家进出口贸易的应有的积极作用。

第四，为了畅通城乡交流，活跃初级市场，各地应根据情况采取如下的具体措施：（一）广泛建立国家领导的没有私营粮商参加的粮食交易市场。（二）举行初级市场的物资交流会。（三）组织货郎担子为合作社代购代销。（四）为解除互相封锁，取消某些乡、镇人民政府所规定的不适当的市场管理办法。（五）对一般小土产，可以组织公私联购，或由合作社统一收购后按比例批给私商。

第五，为着缓和私营零售商营业额下降的趋势，在一九五四年旺季到来以前，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零售营业额，一般地应停止在目前的水平。个别地区和个别行业的公营零售额，则可以有进有退，但在前进时，对该地区该行业的私商仍须根据上述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分工的原则，分别加以安排。

五、为着适应目前市场情况的变化和切实执行改造私营商业的政策，全国市场的领导必须统一，全国商业工作的步调必须一致。为此：

第一，中央商业部应该成为全国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的统一领导机关，负责制定商业各部门和各地区商品流转的主要计划，掌握公私经营比重，确定商品价格方案。

第二，城乡市场根据国营商业及合作社商业分工负责的原则，划分经营范围。即大、中城市和工矿区的市场归国营商业负责；集镇和农村的市场归合作社商业负责；一般县城及大的集镇，由各省委根据不同条件，划归国营商业或合作社商业单独负责，或由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双方共同负责。中央商业部和供销合作总社应根据上述原则，另行议定分工方案，逐步实现。各地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产品，仍由合作社经营。为了加强县一级对市场的领导，各县都需建立财委机构，并使这一机构和省级国营商业部门保持密切联系，以编制商品购销计划，掌握国营商业、合作商业和私营商业的经营比重，统一安排私商。

第三，城乡市场必须互相支援。副食品供应不足时，应压缩中、小城市和集镇的副食品的消费，优先供应大城市及工矿区；城乡都需要的工业品，应尽先供应农村，以利农产品的采购。

第四，关于商品内销和出口的关系，除粮食、油料等物资特殊规定限量出口外，其他物资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内市场的销售应服从出口的需要。有些商品如肉类，应压缩国内市场的销售，保证出口；有些商品如水果、茶叶和各种小土产，应尽先出口，多余的供国内市场销售。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必要的出口，以换回国家建设所必需的工业设备。

六、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商业工作的领导，加强各地国营商业及合作社商业的机构和干部。各级党委应向党员干部讲清楚许多商品供不应求的情况和原因；讲清楚盲目提高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会更加扩大社会购买力与商品供应量之间的差额，因而将更加助长商品供不应求的趋势；讲清楚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是稳定市场、保证建设所必需的办法；讲清楚若干物资首先供应大城市、工矿区和出口的必要性；讲清楚对私商不能只挤不管，而必须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进行改造的道理。

各级党委接到此指示后，应即进行研究，规定执行的步骤。

*注「这是陈云同志中共中央起草的指示。」

关于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关于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

（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三日）

我完全同意周恩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

现在我就目前人民经济生活中大家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家对于粮食和其他一些最重要的日用消费品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问题，发表一些意见。

从一九五三年以来，我国市场上出现了若干种日用消费品供不应求的现象。一九五三年上半年，在小麦遭受冻灾的地区，粮食的供求状况很紧张，下半年，食油、肉类在许多地方也供不应求，不少城镇中都要排队购买。适应当时的需要，中央人民政府在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对粮食实行了计划收购（即统购）和计划供应（即统销）；然后对食用植物油也实行了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从一九五四年九月十五日起，又对棉花实行计划收购，对棉布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粮食、油料、棉花、棉布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无疑是一种重大的措施，它关系到全国人民生活中最重要的吃饭和穿衣的问题，也关系到我国城乡经济生活的许多方面。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对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来说，是很必要的。只有采用这种办法，才能保证我国人民生活日益增长的需要，才能制止投机活动，保证市场物价的稳定，才能使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到一九五六年底，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235、256、269、277、308页。」）得以顺利地进行。

粮食、油料、肉类、布匹供不应求的原因是什么？是不是这些物品的生产量减少了？不是的。正相反，解放以来，粮食、油料、肉类、棉花、布匹的生产量都是上升的，而且粮食、肉类、棉花、布匹都超过了抗日战争以前的最高年产量。抗战前五年的粮食平均年产量是二千八百亿斤，其中一九三六年产量是三千亿斤，可是一九五三年的粮食产量达到了三千三百亿斤。抗战前一九三六年是产棉量最高的一年，那一年的产量是一千六百多万担，可是一九五三年棉花产量已经达到二千三百五十万担；一九三三年是棉纱产量最高的一年，产量是二百四十四万件，一九五三年是四百零九万件。一九三六年全国养猪六千三百万头，一九五三年就达到九千三百万头。只有油料作物是例外，虽然解放以来是增产的，但是还没有达到抗战前的最高水平。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粮食、棉花、肉类、布匹都已经大大超过了我国历史上的最高水平。就拿油料来说，一九五二年的产量高于一九五0年和一九五一年，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二年食油供应情况是平稳的。但恰恰是在一九五二年的产量比前两年提高以后，反而不够供应一九五三年的需要。这就可以看出供不应求，不是因为这些物品的产量减低，而是在产量增加以后发生的现象。

那末，供不应求的原因，是否因为出口多了？是否出口数量超过了抗战前？五年来，我们是有一定数量的粮食、油料、肉类和其他农产品出口的。我们认为这是完全必要的。我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一百多年来受尽了帝国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我们的重要任务，就是要改变我们国家经济的落后状态。这就是说，我们必须进口大量的机器装备，来建立我国的工业基础，以便在若干年以后，把我国改造成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为了进口机器装备，我们必须用出口物资去交换。我国现在还是一个农业国家，能够出口的主要物品是农产品。如果在国内消费方面，不能节省出农产品去出口，那末，我们就不可能进口机器装备来进行工业建设。因此，全国人民应该自觉地节省凡属可以节省的消费品，以便供应出口。为了保证人民的需要，国家对于粮食、油料、肉类只准许一定数量的出口，对于其他农产品，那是应该尽可能首先供应出口，出口有余，再来供应国内需要。减少消费，当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情，但是我们必须在两者中间选择一个：或者是暂时减少可以减少的消费，以便完成国家工业化，由此来建立我国能够进一步地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基础，使我们有可能在将来迅速地增加各种消费品的产量；或者是尽其所有在国内消费掉，因而不能建设工业，使我国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全国人民自然应该选择前者，不应该选择后者。我们以为，不但是现在，而且是今后十多年内，只能采取节省国内消费、首先供应出口的办法。只有工业基础建立以后，工业装备的进口可以减少的时候，这种情况才能有所改变。

我们虽然出口了一定数量的粮食、油料，但是现在比抗战前出口的数量或是超过不多，或是还有减少。粮食方面，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三年的四年中，平均每年出口三十一亿斤。九一八事变（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进攻沈阳。随后，向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面进犯驻守沈阳和东北其他地方的中国军队（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这次事件被称为九一八事变。——第180、258页。」）以后，东北地区每年出口多少粮食没有确实材料，因此就难有抗战前的完整的全国出口数字。根据海关的统计，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0年的四年中，那时既有大米、小麦进口，也有大豆、杂粮出口，如果拿扣除进口的净出口来计算，那末平均每年净出口是二十三亿斤。解放以后的出口量，比那一时期每年多了八亿斤，从全国粮食产量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大的数目。油料的出口，抗战前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0年四年中，平均每年为二十四万六千吨，解放以后四年中，平均每年为二十三万六千吨，还减少一万吨。猪肉出口比抗战前略有增加，但是猪肉出口数量只占解放以来增产数量的百分之六，占全国猪的产量的百分之二多一点。解放以来，粮食、油料、肉类，每年都有大体相等数量的出口，一九五0年到一九五二年市场供求情况是平稳的，到一九五三年才发生供不应求的现象。因此，这些物品供不应求的原因，不能说是由于出口所造成的。

若干消费品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人民购买力增长的速度日益超过这些消费品生产增长的速度。这些消费品的产量增加了，但是人民购买力增加得更快。农民购买力提高的事实是很明显的，他们分得了地主的土地，几年的丰收，加上国家对于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比起解放初期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因此农民的生活是改善了。过去吃得稀、吃得少的农民，现在吃得干、吃得多了；过去为了交租还债、被迫出卖口粮的农民，现在不但不卖口粮，而且无需急于出卖余粮了。城市工矿区和农村经济作物区的粮食需要量增加得很快，但是农民不急于出卖他们的余粮，这是一九五三年发生粮食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城市人民购买力提高的事实也是明显的。几年来物价是稳定的，工资收入比起解放初期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最重要的是从一九五三年起，国家开始了规模巨大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全国就业人数又大为增加。这样，就大大增加了社会工资总量和城市人民的收入。正是由于城乡人民的收入增加了，才使产量增加了的粮食、油料、肉类、布匹发生了供不应求的现象。所以我们认为，有些人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说，抗战以前国民党统治时期，对于上述几种消费品没有采取配给办法，现在反而采取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了，看来，现在不如过去了。事实正相反，上述几种消费品，比抗战前产量增加了，但是人民的购买力比生产增加得更快。国民党统治时期产量比现在低，当时不用配给，原因不是别的，就是因为那时只有军阀、官僚、地主、资本家有钱，几万万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远远不如现在。那时是少数人能够吃饱、穿暖，现在是几万万翻身了的劳动人民都有饭吃、都有衣穿。只要全国每一个人一年多穿一件衣服，一年就要多消费三千万到四千万匹布；多吃一斤肉，一年就要多消费六百万到七百万头猪；几万万人的消费水平提高，就会使增产了的消费品发生供不应求。这种情况难道可以说“现在不如过去”吗？正相反，这恰恰是证明了绝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比过去好了。

增加生产是解决供不应求问题的根本办法，但是产量是不能立刻大量增加的。就现在条件来说，解决消费品供应问题的办法有两种：一种是听任这些消费品被囤积居奇，抢购涨价，那末，得到好处的将是投机商人，吃亏的是广大的消费者。另一种办法是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这种办法既保证商品所有者得到了合理的出卖价格，也保证消费者用正常的价格买到一定数量的消费品。因此，无论对于商品出卖者或广大消费者都是有利无害的，仅仅对于投机者不利，因为他们无法投机倒把了。我们采取后一种办法是完全正确的。

国家对于农民自用以外的剩余粮食、棉花、油料实行计划收购，是否不利于农民？我们认为，这对于全体农民是有利的。如果不是由国家计划收购而听任私商、富农操纵农产品市场，那就是走解放以前的老路。那时能够等待高价、囤积居奇的只是商人和富农，广大的农民是得不到丝毫好处的。正相反，在私商、富农操纵的市场上，农民只能是出卖时被压价，买进时出高价。国家实行计划收购以后，农民就再不吃这种亏了。国家规定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牌价，是充分照顾了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的，是完全公道的。过去一年，国家在粮食收入和卖出之间，用于运费、杂费的赔贴，就有两万多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世界上到哪里去找补贴农民和消费者的粮食商人？当然，以国库补贴粮食的赔损，只是一时的现象；但是，仅仅这件事，就可以证明国家充分照顾了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同时，国家卖出粮食的总数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卖给缺粮的农民的。向国家买粮的农民，有一亿人口以上，他们或者因为种了经济作物，或者因为土地少粮食不够吃，或者因为受了灾，都在不同程度上需要国家供应粮食。因此无论从哪一方面说，农产品的计划收购，对于农民都是有利无害的。

面粉、棉布、食油采取定量分配的办法，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的。定量分配，当然是对于消费的一种限制，但是我们目前采用的定量分配，还不是一种全面的严格的定量分配，实际上只是某类物品中，一部分品种实行定量分配。例如北方的面粉是定量分配的，分配量也不多，但是其他粮种并未定量分配。（注「这是当时的情况。后来，市镇居民的口粮，全部实行定量分配。参见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的《市镇粮食定量供应暂行办法》。——第261页。」）。棉布是定量分配的（注「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四日，国务院根据近几年纺织品货源日益充裕的情况，决定从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一日起全国临时免收布票，一九八四年不发布票。——第261页。」），但是供应的数量足够保证每个人必要的衣着。购买力高的人，还可以自由购买丝织品、毛织品、麻织品，因为这些织物并未实行定量分配。食油是定量分配的，对某些城市和乡村人口的定量也很低，但是肉类和动物油并未定量分配（注「这是当时的情况。后来，在全国经济发生严重困难，或者有些地方的肉类和动物油的供应不能满足需要的时候，就采取定量分配的办法。——第261页。」）。所以，这样的定量分配，并未全面限制人民的消费。定量分配比之自由购买，对消费者来说当然是一件不舒服的事，但是如果听任商人囤积居奇，抢购涨价，那末，大多数人民不但会更加不舒服，而且许多人可能没有粮食吃，没有衣服穿。

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政策，将来是否会有改变？我们认为计划收购这个政策，今后要继续实行下去，是不会变更的。因为一方面，由国家掌握各种货源是保证国家进行有计划建设所必需；另一方面，保证我国农民走向富裕生活的道路，不是发展农村的资本主义，而是经过合作化走向社会主义。取消计划收购，等于放纵私商和富农去操纵农产品市场，农村的资本主义就会发展。计划收购是一种使全体农民不受人剥削、都能得到利益的社会主义的步骤。

计划供应只能是一种暂时的措施，只要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增加了、消费品的生产增加到可以充分供应市场需要的程度，定量分配的办法就应该取消。但是应该看到，取消粮食、油料、布匹计划供应的日子，并不会很快到来，因为粮食、油料是农产品，布匹的原料也是农产品，而农产品增产的速度是比较缓慢的。因此，我们便不能希望粮食、油料、布匹的计划供应，会很快取消。相反地，为了适应供求情况，今后几年内还有扩大计划供应范围的可能。我们应该看到，计划供应并不是供应数量的减少，它是消费水平提高中的节制，就是说，我们的消费水平在目前不能无限制的提高，只能是逐步的提高。应该看到，对生活水平提高的节制，并不表示国家经济状况的后退，正是显示出国家经济状况的前进，这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正常状态。

粮食、油料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已经实行了半年多。在过去这段时间内，事实说明了全国人民是赞助政府的。农民热烈响应国家计划收购的号召，粮食、油料都超额完成了国家的收购计划。城乡粮食计划供应的情况是平稳的，人民同政府是合作的，国家在粮食方面也超额供应了城乡人民。全国的市场物价是平稳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政府在这一方面的工作没有错误和缺点，工作中错误和缺点是很多的。例如，粮食计划收购的数量，对某些农户有偏多偏少的现象；对供应农民的粮食分配，并不完全恰当；许多集镇尚未建立起国家领导的、没有私营粮商参加的粮食市场。由于国家没有掌握足够的食油，因此对农村食油供应就很少；许多地方的油坊尚未恢复榨油。所有这些错误和缺点，都要在我们今后的工作中加以改正。

目前一个严重问题是某些农村食油供应量太少。有人问，如何解决？可否减少城市中的供应量来增加到农村去？关于食油问题在农民中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有一部分人食油是有余的，有一部分人食油能够自给，有一部分人食油不够自给或者根本没有。农村中本来可以自行调剂，互通有无的，因为食油供应紧张，这种调剂也减少了，这就更增加了农村供应的困难。城市中食油分配的定量是不高的。以北京为例，每人每月平均不过十两（注「这是当时市制中的重量单位，，一斤为十六两。——第263页。」），许多城镇还比北京少。从城市中减少供应量来供应农村，并不能解决农村的缺油问题。因为城市供应数量中能够减少的很有限，假定每个人每个月再减少一两，分到农村去，每个农民分得的还不到二钱。油料是从农村来的，解决农村食油不足的唯一办法，是增加油料的产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政府已经规定办法，要求过去大量种植油料作物的农户，必须照旧种植，而且要以更多的油料卖给国家，保证国家和城市人民的需要；要求过去未能种油料作物的农户，家家户户在地边上、荒地上广种油料作物，到明年油料收获以后，保证家家都能达到食油自给，并且希望以后能够逐步做到拿出一定数量的油料卖给国家。我们相信，只要政府规定出适当的办法，全国农民是能够同政府合作的，食油供不应求的情况是可以逐渐缓和的。

为了保障供应，为了巩固市场物价的稳定，在实行粮食、油料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同时，国营商业对全国私营工厂的产品更进一步扩大了加工订货和统购包销的范围，这些措施是必要的，符合于全体人民的利益的。但是，实行这些措施以后，在我国原有的商业关系中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这就是：国家对于某一种物品实行计划收购或者统购包销以后，这一行业的私营批发商就减少了货源，或者没有买卖可做。国家实行粮食、食油、棉布的计划供应以后，这些行业的私营零售商，就变成替国营商业执行代销、经销业务的零售商。目前国家对他们的政策是这样：对于私营批发商，能够继续经营的让他们继续经营；国营商业需要他们代理批发业务的，委托他们代理批发；能够转业的让他们转业；除此以外，无法经营的批发商从业人员，连同资方实职人员在内，如果他们没有别的谋生之路，自己又愿意，经过训练，可以由有关的国营公司和合作社依照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工薪待遇，吸收录用。对于私营零售商，只要他们诚实地遵守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规定，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将尽可能地委托他们代销、经销，他们也可以得到合理的营业收入。但是，凡属不遵守代销、经销的规定，犯有盗窃舞弊行为的人，国家将给以应得的处罚。

我对于计划收购、计划供应的意见就是这样，是否妥当，希望各位代表指教。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原载一九五四年九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在这次会议上，陈云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解决私营工业生产中的困难（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解决私营工业生产中的困难*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现在私营工业生产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有若干种行业（不是全部行业）设备有余，工人有余，任务不足，原料不足。这些行业是：机械制造，医药和医疗器材，针织，成衣，食品（面粉、榨油、罐头），制革，文具和印刷，木材加工（特别是东北）。在这些行业中，存在着国营与私营的矛盾，上海、天津与其他地区的矛盾，先进与落后的矛盾。现在，公私都有困难，但国营的困难比较少一些，私营的困难比较多一些。各地的私营工业都有困难，但上海、天津最困难。

在上述行业中，有些行业如面粉和榨油，解放后就困难，但正因为这些行业一直未增加新设备或者增加很少，现在反而不觉得很困难。有些行业如电机、制药、针织、文具等，是经过新的发展之后造成的困难。这类行业的盲目发展，不仅私营有，而且国营和地方国营也有。

造成盲目发展的原因，一是抗美援朝大量的（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随即出兵干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侵略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同中朝方面在开城首次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义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从此形成谈谈打打的局面。又经过两年多的较量，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实现了朝鲜停战。至此，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第111、126、142、156、157、194、265、303页。」）加工订货刺激了生产，二是由于扩大基本建设而增加加工订货，产生了很大的刺激作用，三是国营商业部门的加工订货有很大的盲目性。去年上半年“泻肚子”，下半年就到处加工订货，什么都要，百货公司订货甚至不管商品的品种、规格，只讲金额，盲目性很大。我们国家大，一不小心就会盲目发展。比如现在要发勋章、奖章，如果大家都去生产这种东西，就会出问题，因为勋章、奖章总不能天天发。

过去本来困难的行业现在不困难了，有过黄金时代的行业反而困难了。这就给了我们一个教训。以后看见某些行业有较大发展的时候，不要太高兴，要加强管理，否则，发展就会过头，生产就会过剩。并不是什么发展都是好的，不加计划、不加管理就会不好。不仅私营工业如此，国营工业亦是如此。尽管国营工业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如不进行计划，也必然是盲目的。国营工业不是孤立的，我国还有合作社工业、公私合营工业、私营工业。如果只有国营工业有计划，而不将其他工业计划进去，那末，计划也是空的。只顾国营工业不行，只顾工业也不行。经济是多方面的，有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还有商业、财政、金融等等，如只顾工业，不顾其他，也会出毛病。

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对私营工业没有一个专门的业务管理机关，中央各部只管国营还管不了。地方有工商局，这是行政管理机关，只管歇业开业，不管成品和原料，因此对私营工业生产也就管不起来。现在原料、成品都由我们控制了，没有专门业务机关领导是不行的，因此我们在今年九月成立了地方工业部（注「地方工业部——于一九五四年九月成立，一九五六年五月撤销。——第266页。」）来管私营工业。现在来讨论私营工业生产安排问题，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条件。条件是什么呢？就是将原料掌握起来，将成品管起来。去冬实行粮食统购，把主要农产品管起来，今春又把工业产品掌握起来，所以条件就具备了。

应该采取什么方针来调整私营工业生产呢？就是要根据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注「1一九五二年九月以后，毛泽东曾多次讲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问题。为了更好地向全国人民进行关于总路线的宣传，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经毛泽东修改过的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这个提纲形成了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准确表述，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第248、267页。」），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半社会主义工业，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业，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在保证社会主义成分不断稳步增长的条件下，对国营、合作社营、公私合营、私营工业实行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方针，进行合理安排。要反对资本主义的盲目性，克服资本主义自发势力。要把上述四种工业都纳入国家计划轨道。

资本主义经济要对抗国营经济的领导，要搞“五毒”（注「“五毒”指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的五种违法行为。——第172、267页。」），我们一定要坚持反对，这是肯定的。但必须知道，我国是五种经济成分（注「五种经济成分——指当时存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一九五○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讲到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原文是：“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第92、136、148、179、267页。」）并存的国家，对各种经济成分要统筹安排。只管国营不管其他，是会出毛病的。一九五○年，为了财政经济稳定，只顾货币回笼，于是税收、公债等几路一起抓，对资本主义经济攻了一下，后来不得不来一次调整工商业（注「参见本书《目前经济形势和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的措施》一文（第99一110页）。——第79、114、138、267、283页。」）。那时我们舒服了，人家就不舒服。我们只管国营是很简单的，既管国营又管私营是很麻烦的，但我们不能怕麻烦。如果不管就会更麻烦。现在怕麻烦，将来就会有大麻烦。现在解决好，还是将来解决好？当然是现在解决好。对各种经济成分要有所不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但限制和改造私营工商业的步子常常走得快了一些，走得过快就要调整一下。为什么我们对私营工业又要大体上一视同仁呢？这是因为，所有私营工业迟早都要变成国家的，不能丢掉它。同时，私营工业的工人与国营工业的工人一样，都是中国的工人，不能另眼看待。

下面，我讲一讲解决工业生产中矛盾的办法。

一、公私之间的矛盾。国营能让出一部分原料和生产任务给私营的，就让出一部分。棉花歉收，纺织业要减班减点，国营与私营大体上要一样。机器，私营能做的不多，做出的也无销路，国营要让出一部分不致积压的产品给私营来维持他们的生产。不能认为，让出一部分就是将私营生产放在第一位了。让出一部分是为了维持私营生产，国营生产还是第一位。国营让出任务后，要减少上缴利润，但如果不让出，就要付出救济费，这对国家财政来说是一样的。我们宁可减少上缴利润，少出救济费，因为往往是出了救济费还要挨骂。这种做法，可能会使社会主义工业比重的增长速度在这一两年内慢一些，但我们不能只看这一两年。如果我们安排了私营生产，使私营工业比重下降较慢，能够维持下去，工人满意，他们就会督促资本家和我们搞合营。这就可以造成更便利、更快、更大量的搞公私合营的条件，使私营工业逐步顺利地转到社会主义方面来。

二、先进与落后之间的矛盾。有些地方有本位主义，产品不如上海、天津，但要当地国营商业卖当地货。自由竞争固然不好，也不应该，但这种本位主义的做法，是排斥进步、帮助落后的，是不对的。应该是奖励先进，照顾落后，淘汰有害（如坏药）。

三、地区之间的矛盾。解决的办法是，维持上海、天津，照顾各地。由于不少地方工业盲目发展，使得上海、天津两地私营工业特别困难。上海、天津必须维持，产量不能降下来。为什么呢？因为上海、天津是老工业基地，日用工业品大部产于这两个城市。五年计划中新建的工厂在内地，内地的市场可以靠新的来维持。上海、天津没有新建的工厂，旧的搞垮了，就不能维持。上海、天津不仅是日用工业品的主要产地，而且是城乡交流、内外交流的枢纽，那里有许多批发商和进出口商。现在由于商品流转环节变化，批发商和进出口商减少，使上海、天津的服务性行业发生了很大的困难。维持上海、天津，对全国是有利的。

根据上述方针，应该采取下列的具体措施：

第一，通过逐行逐业分配原料、分配生产任务、计算设备能力、安排生产计划等办法，来进行逐行逐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此，要尽可能摸清楚资本主义工业的情况，加以研究和讨论。当然这不是一下子能够弄清楚的，需要逐年来摸，每年摸一些，几年后就可以全部摸完了。如果现在不摸清楚，以后改造的时候是要出毛病的。

第二，要利用原有工业设备，控制新建和扩建，控制国家基本建设的投资。现在有许多轻工业的设备利用率很低，但又在新建和扩建。从局部来看，可能有些地区轻工业不足，但从全国来看是多余的。因此，不能只看一地，必须看全国。现在已经多了，再去新建，这就是浪费国家的财力。如纺织工业部计划在第一个五年（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到一九五六年底，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235、256、269、277、308页。」）内增加二百七十五万纱锭，但从现在情况看来，纺织原料不足，旧有设备又未充分利用，因此，要考虑降低基本建设计划指标。又如第一个五年内地方工业投资是十四万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已投入七万亿元），现在还要求增加十多万亿元，如果把这些钱都投下去，恐怕会发生像大堤顶不住洪水的情况。现在对地方工业的投资要加以控制，适当减少。对于用地方企业盈余和地方财政拨款来投资的，也要加以控制。如果投下去可能乱，那就宁可不投，停两年再看。对于私营工业的扩展也要加以控制。私营工业发展受到控制后，私营批发商转业到哪一行好呢？这是很难说的。过去说可以转为制造工业，现在制造工业也多了。对批发商转业，不能随便讲，要看准后才讲。还有合作社工业的新建和扩建，也要加以控制。

第三，私营工业的生产，要提倡提高技术、淘汰落后。对落后的先要促使其提高，如果提高不了，将来就要淘汰。这是一般的原则，个别情况可以例外。如有的地方手纺数量很多，挤掉他们，会使很多人失业。河北等地今年有了水灾，国家就需要用棉花去维持当地农民的手纺，借以维持他们的生活。不如此，国家就得拿出救济费。

第四，根据需要和可能，用各种形式来安排私营工业的生产。既要有临时的办法，又要有长远的办法。全国现有私营工业十三万四千户，其中较大的就有一万七千户，如不组织起来很难管理。可采取母子联合、逐步合并的办法。中央工业部门必须把如何利用资本主义工业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在搞五年计划时将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潜力充分估计进去，把它纳入国家计划。其中也难免要淘汰一部分，原封不动是不可能的。

第五，减少盲目加工订货。今后加工订货，必须经过国营商业部门或者省、市管理加工订货的机关。

第六，对手工业合作社生产的发展，要加以管理和控制。手工业合作社是一定要发展的，但要防止产量超过需要，并注意原料是否有保证。要防止新的手工业基地排挤老的基地，组织起来的工人排挤未组织起来的工人。这种情况在工业和商业中都发生过，比如在商业中曾发生过批购户排挤非批购户（注「批购户——指用现款从国营商业成批进货，然后按规定的牌价或核定的价格零售，获取批零差价的私营零售商。经营这种批销业务的私营零售商，同时也允许向自由市场采购同类商品，自行销售。这是我国对资本主义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所采取的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非批购户指不是从国营商业成批进货的私营零售商。——第270页。」）的情况。手工业合作化宁可慢一点，使天下不乱。如果搞得太快了，就会出毛病。

第七，要扩大私营工业的出口品种，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

第八，要加强国家对私营工业的业务领导。中央现在仅仅有一个地方工业部来管私营工业，这是不够的。因为私营工业行业多，有轻工业，有重工业，而且规模小、户数多，都交中央各部来管也不行，有些部管国营还忙不过来。也有些部是可以管的，如燃料工业部（注「燃料工业部——于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一九五五年七月撤销。——第271页。」）对私营煤窑、电灯公司是管得了的。除地方工业部外，要成立一些新的领导机构，原则上按行业和产品来管理，不以经济性质来分。这种办法，现在还不能在所有工业部门实行，要有一个过渡，先将公私合营企业分别交各有关工业部门来管，零零星星的私营工厂准备另成立一个新部来管理。现在中央考虑成立一个第三机械工业部（注「这里所说的第三机械工业部，于一九五五年四月成立，一九五六年五月撤销。——第271页。」），编制要短小精悍。在地方上也要按照“一条鞭”（注「这里所说的“一条鞭”，是指国营工商业部门分行业对私营工业的供产销实行统一管理。这是当时国家管理私营工业的一种办法。一一第271页。」）的办法，分业管起来。所有中央和地方机构的任务是，研究计划平衡，管生产，管改造，不管厂。

第九，要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只顾国营，不管私营的倾向；另一种是私营工业自己不想办法，坐待国家给办法的倾向。

经过一个时期的调整，现在的困难局面是可以改变的。我们现在是在发展中，问题是在某些方面发展有些过分。我们把马缰勒一下，只要控制住了，情况就会好转。过去卷烟、火柴等行业都有过困难，经过安排就解决了。我相信现在一些行业存在的困难也是可以解决的。况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投资，三分之二还在后三年，绝大部分是在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那时机械工业的生产能力就会感到不足。从整个来看，我们国家的工业设备是不够的，当然，也要注意防止盲目发展。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国务院召开的关于私营工商业问题座谈会上的讲话。」

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

（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一九五四年九月，全国城乡的粮食销量开始了不正常的上升，当时没有加以注意。到了今年三、四月份，在原属华东、中南、华北地区若干省份的部分农村中，出现了许多农民要求供应粮食的现象。结果，国家销售的粮食超过月度计划很多，而且往往超销越多的地方，叫喊缺粮的越多。与此同时，在农民叫喊缺粮地区的城镇中，粮食销量也不断上升，不少地方发生了排队争购切面和其他食品的现象。为了迅速纠正粮食销量的这种不正常情况，国务院和中共中央在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八日发出了《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全国各省市立即派出了几十万干部到农村、到城市整顿统销工作，再一次宣传粮食统购统销的意义，号召人民起来协助政府做好这一工作。对于要求供应粮食的户进行评议，把不应该供应、可以少供应的数字削减下来，可以迟供应的就推迟，同时保证缺粮户必要的供应。经过这样整顿以后，销量迅速恢复正常，“缺粮”的喊声也有了显著的减少。全国销粮，三月份九十三亿斤，四月份九十六亿斤，五月份降到八十四亿斤，六月份又降到六十四亿斤。历来五月份是粮食销量最多的月份，但是今年却比三、四月份减少。显而易见，在叫喊缺粮的人中间，确有一部分人是真正缺粮的，但有很大一部分人并不缺粮。

我们全面地分析了粮食的生产和统购统销的情况，认为今年春季一些地方粮食供应紧张，固然同去年粮食统购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即多购了几十亿斤粮食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农民还不习惯于粮食统购统销办法。农民是个体小生产者，千百年来他们的习惯是除交租、交税以外，形式上是自由处理余粮的。实行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以后，农民虽然把粮食卖给了国家，但因为他们是私有者，有些农民又想买回去，并且还想买得更多。今年三、四月份粮食供应紧张地区的城镇上，只看事情表面的人，以为排队争购切面和其他食品的农民都是缺粮的。但大量事实证明，排队的人当中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极少数是缺粮的；一部分是家有余粮的，他们去排队的目的是装做缺粮，怕再向他们购粮；大多数是这样一类农民，即他们的粮食是够用的，但想多保存一些，多有一些后备，所以也去排队购买切面和其他食品；也有的是已经评定为缺粮户，并且已经规定了开始供应的日期，但是他们却想在得到供应以前，先买到一些切面和其他食品。应该指出，不少地方粮食供应一度紧张，是由于地主、富农分子和某些反革命分子，利用农民小私有者的心理和我们某些工作上的缺点，从中造谣煽动而造成的。但农民是拥护政府的，又因大多数口头叫喊缺粮的农民并不真正缺粮，在我们把道理向他们讲清楚，同时把统购统销工作加以整顿以后，不但销售数量降到了正常的水平，而且缺粮的喊声也很少了，这样，人心就安定下来了。

有人提出：可否停止粮食的统购统销，或者政府减少统购粮食的数字，只管城市供应，不要去供应农村，让农民中的余粮户和缺粮户自行调剂。

我们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必须坚持，停止统购统销的主张是错误的。大家知道，解放以后的头三年并没有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一九五三年十一月开始实行统购统销，是为了解决全国粮食供需之间的矛盾。那个时候，一方面，城市、工矿区和农村技术作物区的粮食需要量都在扩大；另一方面，国家收购不到必需的粮食。我国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开始大规模的工业建设的。小农经济是分散的半自给的经济，生产水平不高，商品率很低。土地改革（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60、90、102、117、129、140、144、148、159、275、303页。」）以后，粮食产量是增加了，但是农民的粮食消费也增加了，而且也不急于出卖余粮了，因此，商品率反而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粮食商人和别的行业的商人就囤积粮食，存有余粮的富裕农民等待高价，不卖粮食。很显然，政府为了掌握必需数量的粮食来保证供应，使私商和富裕农民不能够操纵粮食市场，就必须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我们认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不但有利于粮食消费者，同时，因为收购价格是合理的，对于全体出卖粮食的农民也是有利无损的，因此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过去我们是这样做的，今后仍然需要这样做。

我们认为，政府只管城市的粮食供应，不去供应农村，让农民中的缺粮户和余粮户自行调剂，这样一个办法，目前在我国普遍实行是有害的。黑龙江和内蒙的一部分地区，大体上是实行这个办法，因为那里每个农民平均约有十二亩耕地，家家有余粮，又没有大量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户需要供应粮食。但是，我国绝大部分农村的情况并不是这样。全国有一亿几千万的农村人口每年或多或少要买一些粮食，这就是：三、四千万种植经济作物的农民，四千万左右遭受不同程度的各种灾害的农民，五千万人口的缺粮户。除此以外，还有渔民、牧民、盐民、林民和船民约一千二百万人左右。所有这些人，都需要粮食供应。在粮食够吃够用的农民中，也有很大的一部分，他们有一定数量的周转粮食需要进行卖买，例如，卖出麦子，买进杂粮，或者先卖出一部分口粮作为某项开支，有了钱再买回口粮，等等。全国卖买周转粮的农户没有统计，各地情况也不同，但估计可能不低于农业人口的百分之二十，即一亿人口。这样，农村中需要买进粮食和卖买周转粮的农业人口就有二亿以上。如果对这二亿多人口的粮食供应和周转粮的卖买，政府不去管，听任私商、富裕农民去操纵，那末，使广大农民倾家荡产的资本主义就必然在农村中泛滥起来，国家关于各种作物面积按比例播种的计划就必然要被破坏。随之而来的，首先是集镇和小城市的粮价，接着就是中等城市和大城市的粮价发生波动，全国物价也就不能稳定。我们不应该采取这种办法，道理是很清楚的。

要根本改善我国的粮食状况，当然必须增加粮食的产量。我们在粮食战线上的任务，就是一方面要搞好生产，一方面要搞好供应。发展生产才能够保证供应。同时，合理地解决供应问题，又能反过来促进生产。我们必须懂得这两个方面的相互关系。我们发展农业，大量增产粮食，主要是靠农业的合作化。就是说，应该积极而稳步地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把一亿一千万农户组织到生产合作社里来。到那个时候，我们的粮食产量就会大大增加起来，向农业生产合作社进行统购统销的工作，也要容易得多，合理得多。那个时候，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可以用整个合作社的力量来保证每个农民的正常的粮食需要，农民就会感觉到有不可比拟的雄厚力量作为自己的粮食后备。但是应该看到，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把全国农民都组织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去。到现在，还只有六十五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的农户约一千七百万左右。按照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到一九五六年底，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235、256、269、277、308页。」），到一九五七年，合作化的农户也还只占总农户数的三分之一左右。我们面对着这样为数众多的个体农户，在粮食的统购方面和统销方面，是遇到了困难的。困难不单来自我们对于统购统销缺少经验，主要的是对这样众多的农户，要估实产量，分清余缺及其数量，很不容易。但是我们必须做好这项工作。我们认为，政府必须坚持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同时逐步地改进工作，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来和农民成立协定，以便进一步地巩固和加强工农联盟。

关于定产、定购、定销的政策和办法（注「参见一九五五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发布的《农村粮食统购统销暂行办法》。——第277页。」），就是我们和农民成立协定的基础。

“三定”的办法主要是如下几条：

第一，规定一九五五年七月到一九五六年六月这个粮食年度（注「粮食年度——指在流通领域中计算粮食的购、销、调、存所使用的全国统一的年度。当时规定的粮食年度，是从本年七月一日起到下年六月底止。后来改为从本年四月一日起到下年三月底止。——第206、277页。」），连征带购粮食的数字是八百六十五亿斤，这个总数三年不变。

第二，要求各地方政府对于粮食产量必须估得确实，定产不准超过实际产量；按照各地现有的消费水平规定留粮标准，留粮必须留够；不购买农民的全部余粮，使农民在国家统购以后，还能保有一定数量的余粮，力求消灭购“过头粮”的现象。

第三，把农村的余粮户、自给户、缺粮户划分清楚。允许自给户、缺粮户将卖出的周转粮，照数买回去。这些周转粮，以后将从统购统销的总数内扣除，不列入统购统销的数字以内。对于自给户和缺粮户收公粮代金（注「公粮代金——指对于缺少粮食和粮食只能自给的纳税人，可以缴纳货币的一种征税办法。——第278页。」）的办法，今年先在每个省的几个县试行，在湖北全省试行。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划清余粮户、自给户和真正缺粮户的界限，减少一些人为的缺粮户，使每个乡村能够弄清楚真正缺粮户的确实数字。由于生产的发展，缺粮户是要逐渐减少的，自给户也可能变成为余粮户。每个乡村都应在一定时间内注意这种变化。

第四，改善购粮证和粮票的管理制度，消灭舞弊行为。改善粮食的储运工作，减少损耗。

第五，在城市中采取必要的严格措施，切实整顿粮食的统销工作，反对浪费，压缩一切不应销的粮食。同时，必须保证城市居民必需的粮食消费。

“三定”的办法获得了广大农民群众的拥护。有了“三定”，他们心中有底，就能够更好地筹划自己的生产和安排自己的生活。有的农民说“三定是四定”，意思就是，有了定产、定购、定销这三项办法，心也就定下来了。显然，“三定”的办法促进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增加了今年粮食增产的可能性，而且将要大大地改善我们的统购统销工作。

几年以来，我们曾经努力把工业品供应给农民。做好工业品的供应，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有很大的意义。我们必须注意把工业品的供应和“三定”的办法更好地结合起来。五年计划已经规定，国家发展工业生产的计划，将尽可能地照顾到农民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需要。

除做好“三定”以外，国家在统购统销的工作中，还必须加强对粮食市场的领导。

今年春天有些地方的农民叫喊缺粮的时候，曾经出现了一些错误的议论，他们认为粮食工作搞得很不好，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也搞得不好，等等。我们批驳了这种看法，认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我们在粮食工作、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工作和农村的其他工作方面，缺点和错误是有的，但是应该说基本上是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各省市的人民代表，大多数都到过农村和城市作了实地的考察，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村的情况并不像有些人所议论的那样不好。我们粮食工作中有缺点和错误，例如对有些缺粮户没有及时足够的供应，有些地区因为留的饲料少了一些，猪和大牲口有一些减少。在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中也有缺点和错误，例如在若干地方因为没有注意掌握自愿互利的原则，有一小部分的社没有搞好。这些缺点和错误，有的已经纠正，有的正在纠正中。现在农民的生产情绪很高，到处在积肥买肥，庄稼种得很好，麦子已经丰收（只有山东、陕西两省因旱略有减产），秋庄稼一般也长得很健壮，大量农民要求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这说明，全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高的，农民不满意的只是一时一事，而且是少数。那些发表错误议论的人不看到工作的成绩方面、主要方面、总的方面，只看到某些工作的错误方面、次要方面、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只看到树木，不看到森林。在这些人中间，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有些人是站在他们原来的地主、富农阶级的立场上来观察问题的，只愿意讲坏的方面的材料，不愿意讲好的方面的材料。特别是有些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对农民和人民政府存在着报复心理，故意捏造材料，散布谬论。在那些叫喊中间，也混有一些反革命分子的叫声，他们是反对人民、反对人民政府的，政府的一切工作缺点，他们都想利用来进行反革命的阴谋活动。绝大多数人则是另外的情况，他们有的是共产党人，有的是其他党派的民主人士，有的是劳动者，有的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有的是其他阶层的人士，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希望政府把事情办好。他们的错误在于，听了叫喊，没有分析。就是说，没有把错误的、不好的事情和正确的、好的事情加以比较和分析，对于错误的事情也没有对它的范围和程度加以比较和分析。我们对于善意的人们，听取他们的意见，接受他们的正确的批评，指出他们错误的看法，说明情况，弄清问题，以便共同努力改进工作。我们对于地主、富农阶级分子的叫器，给予驳斥。我们对于反革命分子的阴谋活动，则必须号召全国人民提高警惕，加以揭露和制止。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粮食统购统销问题的发言，原载一九五五年七月二十二日《人民日报》，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新形势和新任务*

（一九五五年十一月十六日）

今天，我讲一讲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问题。

几年来，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有很大进展的。

在工业方面，实行加工订货的，在大型企业（使用机器的工业是十六个工人以上，手工业是三十一个工人以上）中已占了百分之九十三，较大的厂差不多都实行加工订货了。到一九五五年六月底止，已经实行公私合营的工厂有一千九百多个，其产值相当于资本主义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五十八。

在商业方面，社会主义成分和国家资本主义成分也大大增加了。在三十二个大、中城市中，国营商业和合作社营商业在商品零售总额中的比重，已达百分之五十二左右，国家资本主义形式的经销、代销的比重，已达百分之二十二左右，纯粹私营的商业只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就是说，四分之三是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的。纯粹私营的只有四分之一。在农村集镇中，国营和合作社商业已占零售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一，经销、代销占百分之十，农民贸易占百分之十一，纯粹私营的只占百分之十八，较城市的比重更小。批发商业的比重，国营和合作社营已占了百分之九十一，私营只占百分之九。

现在，全国不少地方出现了许多全行业合营的新情况，整个行业，几十家、几百家工厂一起实行公私合营。上海市有八个行业实行全行业合营，就是：棉纺业、毛纺业、麻纺业、面粉业、碾米业、造纸业、卷烟业、搪瓷业。北京市的面粉厂、机电厂和棉布店也都实行了全行业合营。天津市有一部分粮食代销店直接转变为国营粮食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