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我们相信，上述各方面的措施如能顺利执行，对于全国工商业渡过目前的困难，是能有所帮助的。

此外，有些人提议由政府制订投资条例或公司法，我们认为有此必要，现正在起草中。

关于调整公私经济关系的问题，现在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关于调整税收

从今年三月统一全国财经工作以来，国家财政出现了收支接近平衡的新局面。由于三、四、五这三个月的财政收支接近平衡，财政赤字不大，增发的钞票很少，也就取得了金融物价的稳定。但是，我们的工作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在征收农业税、征收工商业税（注「工商税——即工商业税，是一九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确定的一个税种。政务院同时公布了《工商业税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工商业税包括营业税和所得税两部分。一九五八年九月推行工商统一税后，所得税部分独立为工商所得税，营业税部分并入工商统一税。——第49、65、96、107、178页。」）和发行公债等项工作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偏差，发生了一些毛病。人民对于这些偏差和毛病，已经表示了他们的不满意。我们必须改正这些偏差和毛病，例如征收公粮的工作，在地区上和在负担面上有畸轻畸重的现象，负担面太窄，使得一部分人负担过重。城市税收方面，同样有畸轻畸重的情况，也有逃税漏税的情况。税目太多，有的重复，有的不明确。计税方法和估价不统一，许多手续繁杂。这些偏差，主要应由上面负责，即应由财经主管机关负责，而不应责备税务工作人员。

人民政府的税务人员一般地是尽了职的，他们受命要把应征税额全部征起以保证国家财政的需要，没有他们的努力，是不能完成这个艰巨任务的。这不应该叫他们为“贪功”，而应该说他们是尽职。但是偏差是存在的。由老区派往新区去的干部，人地生疏，一时不甚了解情况，经验又感不足，有些人作风生硬。原在旧政府工作由我们留用下来的人员占了税务人员的大多数，他们中许多人是好的，是尽职的，但有些人则还是沿袭过去的不良作风，同时也发现了少数贪污腐化分子。所有这些不良现象，主要地是由于我们对他们教育不足而来。一经实施充分的教育工作，整顿作风，这些不良现象便可以消除。

根据过去时期的工作，我们已取得了相当丰富的经验，有把握使我们的税收工作做好。为使我们的税收工作完全符合于《共同纲领》关于税收政策的规定，即“国家的税收政策，应以保障革命战争的供给、照顾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及国家建设的需要为原则，简化税制，实行合理负担”，人民政府应该有步骤地采取以下各项措施。

（甲）在农业税方面。

一、只向主要农产品征税，凡有碍发展农业、农村副业和牲畜的杂税，概不征收。

二、为着照顾目前农村经济的情况，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适当地减轻农业税。并按照规定的标准征收，不许提高，也不许降低。

三、农业税应以通常产量为固定标准。对于农民群众由努力耕作而超过通常产量的部分不应加税，借以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四、农村中的交易税（注「交易税——是一九五○年一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确定的一个税种，但没有公布税法。当时各地征收交易税的范围，主要是粮食、棉花、土布、牲畜、药材等。一九五一年国家规定，对土布改征货物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规定，粮食交易税改征货物税；棉花交易税并入商品流通税；牲畜交易税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公布征收办法，全国统一执行；各地单行办法一律取消。一九六二年，为加强集市贸易管理，开征集市交易税。——第96、108页。」），应该规定一个恰当的起征点，只是对于比较大量的货物交易才征税，对于农民很小数量的交易则不应征税。

（乙）在工商税方面

一、继续执行工轻于商和日用必需品轻于奢侈品的征税政策。

二、征收不得超过应征的税率。

三、简化税目。准备减少的税目有二百余种，简化合并的有二百余种（例如各种棉织品统一于棉纱作一次征税，各种毛织品统一于毛纱作一次征税），两项共减去五百余种。

四、减轻盐税，以便利广大的消费者。

五、统一计税方法和估价方法，并按照实际情况作统一的解释。

六、根据各地工商业发展及会计制度的差别状况，工商税分为三种方法依照税率征收。即：（一）工商企业有健全的会计制度可作为征收确据的，采用自报实征、配合查帐的办法征税；（二）不合前项标准的，采用民主评议，但仍须根据税率去征税；（三）小工商业及小城镇，用查帐和民主评议两项办法都有困难的，采用定期定额的征税办法。

七、各大城市设立税务复议委员会，由税务局、工商局、工商业联合会三方面派员组成，复议有关税额及处罚事项。

（丙）在税务工作人员方面

为使税务工作人员具有必需的政策头脑，必需的税收知识和良好的工作作风，全体一致地做到严守政策，与人民合作而不要引起人民不满，不要有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堵塞偷漏，廉洁奉公，人民政府要加强对于税务人员的教育工作，并在今年的夏、秋、冬三季确实收到成效。

以上是我对于经济形势、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这三项问题的意见，是否有当，请予审议。

最近三个月来，中央劳动部召集了一次各省、市的劳动局长会议，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召集了一次各大城市的工商局长会议（注「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指一九五○年五月八日至二十五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全国物价趋于稳定之后出现的若干商品滞销、私营工商业停工歇业日多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会后，开始调整工商业。经过约半年的调整，不仅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了困难，而且使它们得到了发展，并引导它们开始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第86、88、110，149页。」），中央财政部召集了一次各大城市的税务局长会议，详尽地讨论了有关劳资关系、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问题。这三次会议均有私人工商业代表参加。我现在报告的，大都是这些会议的共同意见和结论。

我们国家和人民目前还有许多困难。为了顺利地完成经济和财政方面的任务，我们希望全国军政公教职工，人人负责，厉行节约，节省一切可能节省的开支；妥善地整理军政机构的编制，一切受命调动工作地区的军政公教职工，踊跃赴调，减少国家在人力和资金上的浪费；彻底清理仓库；全力整理国营企业的经营，完成上缴国库的任务。同时，希望全国工商界，遵照税章踊跃纳税，消灭逃漏。希望各地工会、工商业联合会和同业公会及全体职工协助税务人员完成国家征税任务。我们的目的，是要达到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同时又要减少和消灭国家的财政赤字。我们相信，只要政府与人民共同努力，这个目的是可以达到的，我们的国家是有无限前途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经济形势、调整工商业和调整税收诸问题的报告，原载一九五○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抗美援朝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一九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二十七日）

抗美援朝（1）开始后财经工作的方针*

（一九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二十七日）

一

现在放在财经会议面前的有三个问题：第一，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第二，明年度的财政概算。第三，财经工作中的若干具体问题，如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的供销，农产品及土产的收购，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调整，财政制度和财经纪律的建立，以及贸易工作计划的制定，等等。

今天只讲第一个问题，即明年财经工作的方针。这个问题的性质，是属于财经工作中的政治，需要首先弄清楚。现在分下面几点来说明。

明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应该放在什么基础上

现在美帝侵朝战争扩大，估计时局的发展可能有三种不同的情况：（一）邻境战争，国内平安；（二）邻境战争，国内被炸；（三）邻境战争，敌人在我海口登陆，全国卷入战争。我们的对策，暂以第二种局势为基点。虽然炸有先后，有大小，其基本情况是一样的。如果时局只变到第一种情况，则我可应付裕如；如果时局变到第三种情况，则财经对策需要另行讨论。但目前先把基点放在第二种局势上，对将来另制第三种局势的对策，也不矛盾。简单地说，就是把明年的财经工作方针放在抗美援朝战争的基础之上，与今年放在和平的恢复经济的基础上完全不同，表现在财政上就是要增加军费及与军事有关的支出，同时各种收入也必然要减少。这就是应付第二种局势对策的主要点。

财政工作的部署应该分别先后

战争第一，这是无疑问的。一切服从战争，一切为了战争的胜利。没有战争的胜利，其他就无从说起。现在争执之点，在于何者是第二，何者是第三。这种争执，在过去各个时期未曾发生过，也不会发生。我以为第二应该是维持市场，求得金融物价不要大乱；第三才是其他各种带投资性的经济和文化的支出。

为什么要把市场列在第二，而且宁可削减经济和文化的支出以就市场呢？从政治上、经济上来说，我们现在已非过去的时代，既非延安、太行山、阜平时代，也非哈尔滨、张家口时代（注「这里所说的延安、太行山、阜平时代，意指抗日战争时代，哈尔滨、张家口时代，意指解放战争时代。——第113页。」）。延安时代我们绝大部分是在农村中，只占有一部分小城市，财政来源主要是依靠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支出主要是军队及供给制（注「供给制——是革命俄争时期和全国解放初期，对党政工作人员和军队指战员，按照大体平均的原则，直接供给最基本生活资料的一种分配制度。一九五○年以后，大部分供给制改为包干制，即把服装、伙食等一些基本的供给项目折成货币，连同津贴一起，作为生活费，以现全支付。同时，还保留了一部分供给制的项目。到一九五五年，供给制和包干制一律改为工资制。——第113页。」）干部的生活。当时的经济，主要是分散的小农业和小手工业经济，大部分系自给自足，所以市场物价问题对生产和人民生活影响不大。即使城市物价波动，对农村也无大关系。在哈尔滨时代，虽占有大城市了，但当时还谈不上恢复经济，全部财政收入，支持战争还不足，也就无力支持市场，稳定物价。而且，城市工资劳动者数目不多，市场物价不稳，关系并不很大。在经济支出中最多能保证铁路通车，维持交通，还无法做其他的事。现在不同了，我们已占有全国大、中、小城市，全国交通已经恢复，财经已经基本上统一，而且城市经济已有了一些基础。半年来物价稳定，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好的作用。因此，凡是对于市场物价稳定有影响的，我们应该慎重地来考虑。

其次，我们的经济还无巩固的基础，还很脆弱，物资储存也很少。如果敌机来轰炸，可以随时引起物价风潮。我们手中无物资，平抑不了涨风，政治上很不利，而且会影响军事。这个弱点，如果被敌人看到、抓住，就会用此法欺侮我们。物价波动以后，税收便要减少，公营企业（注「这里所说的公营企业，意同国营企业，都是指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一九五二年九月以后，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规定，不再使用“公营企业”这一名词。——第4、67、70、79、86、93、102、113、152页。」）收入也要降低，逼着财政增加发行。发行一千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抵不上一亿斤小米（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分别发行币值不同的货币，加上物价不稳，所以预决算和供给标准，均以小米计算。一九四九年开始改用折实计算（参见本书注23），但一般仍保留了用小米计算的习惯。一九五○年物价稳定以后，逐渐取消小米制，改用人民币计算。——第40、46、53、89、113页。」），结果还要不断追加。去年的物价波动（注「从一九四九年四月到一九五○年二月，全国物价先后发生过四次大的波动。第一次，发生在一九四九年四月间，以同年三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物价上涨一点八倍。第二次，发生在七八月间，以同年六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七月份物价上涨一点八倍。十月十五日到十一月二十五日的全国物价大波动，是第三次，也是最大的一次。以同年九月份平均物价为基期，十一月份物价上涨三点五倍。第四次，发生在一九五○年一二月间，以同年一月上旬平均物价为基期，二月份物价上涨零点九倍。每次物价上涨风，都是从大城市开始，然后波及各地。带头波动的是粮食和纱布。中央财经部门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施，使物价在一定幅度内波动，避免发生恶性的通货膨胀。一九五○年三月以后，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市场物价趋于稳定。参见本书《制止物价猛涨》（第29—31页）和《控制市场物价的几点意见》（第32一33页）两文。——第51、55、77、113页。」），使城市居民受到损失，城乡交流受到阻碍，财政、金融、贸易的周转失去正常，为害很大。今年三月，统一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稳定，工商业得到调整，加以秋后农业丰收，农民购买力提高，到今年九十月，各城市都热闹起来，工商业开始活跃，税收增加，一个钱顶一个钱用，市场物价稳定，工人不需要救济了，工商业家又喊“毛主席万岁”了。这说明，广大人民，大多数的工商业者，愿意市场物价稳定下来。从今年初财经统一（注「参见本书《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一文（第63一68页）。——第99、114、122、130、138、194页。」）到调整工商业（注「参见本书《目前经济形势和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的措施》一文（第99一110页）。——第79、114、138、267、283页。」），由调整到现在的初步好转，证明了在一个统一的国家之内，力争市场物价稳定，非常重要。这是财政问题，也是经济问题。我们所用的方法是求得收支平衡，削减以至消灭赤字，而不是用多发钞票弥补赤字。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市场物价的稳定。

在战争中是否能够保持市场物价平稳呢？我们还没有把握。因为即使财政上求得平衡，金融稳定了，而物资的供应发生问题，运输发生问题，市场物价还要波动。这是生产与需要之间的矛盾，时间迟早之间的矛盾，在战争时期是很容易发生的。但是，财政金融平稳了，市场物价的平稳便有了基础。如果金融与物资都发生问题，物价波动程度将更大，更难以控制。所以我们应该尽力避免物价波动中的金融因素，也就是力求在财政概算上，尽量多收，尽量少用，使其没有赤字。如果赤字削减不了，也只能是因为军事上的紧急需要。除了万不得已的情况，不应该允许有赤字。没有钱可以不办，可以缓办。在财政收支不平衡时，虽然可以向外借款，但数量少而且困难。发行公债，根据上半年经验，也搞不了多少，而且工商业家意见很大。因此，只有靠发行钞票。在战争中大量发钞票是很危险的事，其后果在物价上立刻可见。因此，我们这种对支出用“削罗卜”的办法，对收入用“挤牛奶”的办法，在财政和经济上都会有利。

带投资性的支出列在第三，就是说，要在照顾第一、第二之后，剩有多少钱，便办多少事。总之，以没有赤字为原则。如果为了战争，为了军事，维持不了市场物价稳定怎么办？那也无办法，因为战争是第一。做了第一才可以做第二，做了第一和第二才可以做第三，而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财政上的各项支出，必须分清主次，不能面面俱到。如果面面俱到，便会一事无成。我们要集中力量，把财力使用在主要方面，解决主要问题，这和作战是一样的道理。今年二月财政会议（注「一九五○年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京召开全国财政会议。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财政经济工作的一次重要的会议。会前，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所管各部举行过一系列专业会议，摸清了基本情况，作了充分准备。会议经过详细讨论，决定节约支出，整顿收入，统一管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以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和金融物价稳定。三月三日，政务院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作出了《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随后，出现了全国财政收支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趋于稳定的新局面。——第43、54、70、115页。」）时提出的财政预算，赤字很大，以后决心缩减，困难克服了，也没有饿死人。最近决定冻结国营企业存款，大家决心去做，困难虽多，结果也做到了。现在我们国家的经济还很困难，干了二十多年革命，还要苦一段时间。农民的负担，不但不能减少，还要增加一点。这都是不得已的办法。

在这里还要重复说明一下，什么叫战争第一。过去在地方系统中做党的工作，做政府工作，主要是在做战争后勤工作。党委书记实际上是后勤部长。说高级干部没有战争第一的观点，这不合事实。现在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有些同志可能注意得还不够。战争第一的观点表现在财政上，即是在预算上要尽可能满足战争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从军事系统做后勤工作的同志来说，战争第一，不能采取有多少用多少的“包用”办法。如何用，用多用少，用迟用早，要详加审核，而不是“报销”完事。因此，一方面要做到战争第一，另一方面要做到有计划有步骤地使用，才能满足军事上的要求。

在财政上，经常存在着要多和要少、要早和要迟的矛盾，这是正常的现象。这是局部与全局的矛盾。最后的决定，要求局部必须服从全体。

削减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投资

经济建设的投资，要规定这样一条原则：对直接与战争有关的军工投资，对财政收入直接有帮助的投资，对稳定市场有密切关系的投资，这三者应该予以满足。除此以外，应加以削减和收缩。

来日方长，经济建设推迟一下是可以的，也是不得已的。因为战争不由我们决定，美帝国主义不许我们建设，不是我们自己愿意如此。在任何一个国家的财政方针上，都不可能又战争又建设，不可能两者并列，两头兼顾。有些建设可以发展，应该发展，如军工，那是直接为了战争。等战争结束以后，才能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我们现在可以做各种准备工作，如资源调查、干部训练等等。是否有人不乐意呢？有的，但不能搞“情绪投资”，即以国家投资去照顾某些人的情绪，这是完全违背我们经济建设的目的的。

文教卫生、公用事业以及军政经常费用，也应大大减缩。在建设投资中，对投资数要有一个明确的概念。所谓投资一亿斤小米是表示什么呢？一亿斤小米即是七万两黄金，或五百万块光洋（注「银元——也称银洋、白洋、光洋、大洋等，是一种银币。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流通。抗日战争以后，由于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银元又在市场流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银元由中国人民银行按规定的比价收兑，严禁流通。本书一些地方提到的银元，是借用来说明一定数量的人民币或其他物资的实际价值的。——第6、57、94、116、141、180页。」）。所谓一亿元人民币是表示什么呢？一亿元人民币折合战前五千块光洋，或七十两黄金。过去农民过年，梦想“黄金万两”，也不过是一千四百万斤小米。

增加财政收入

平衡收支要从各方面想办法。要向地方上打点主意。明年要求地方收入上解一部分，如地方公粮附加（注「地方附加——是地方随正税征收的、不列入国家预算的部分。正税指列入国家预算的税收。国家对地方附加的比例有严格的限制。例如，农业税地方附加，一般不得超过正税的百分之十五，某些获利大的经济作物区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第49、65，71、117、158页。」）及地方企业收入，要缴中央一部分。另外，这次扩大地方武装的开支，也要由各地自行解决。还要向农民求援。我们现在的统一战线有四大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工人现在还穷，文化人现在也不能再紧裤带，民族资产阶级今年上半年买了二十亿斤小米的公债，油水也不大了。农民人数最多，在土改（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60、90、102、117、129、140、144、148、159、275、303页。」）后或减租后，已得了好处，虽然他们的生活水平还低于工人，但只要国家收买其农产品和土产品，他们的购买力便可以提高。而且，东北农民在工农业品价格剪刀差上所受的损失，现在较过去已大为减少。过去一吨粮食只换零点八匹布，以后提高到二匹布，今年初加到二点八匹布，现在调整到二点五匹布。而在关内，以天津为例，一吨粮可以换到六匹布，比关外已经好多了。这说明，向农民求援是可能的。

各级政府及税收机关要加紧收税。地方漏税百分之十五到三十，这个估计不算多。汉口市检查了一下，各月一般漏税在百分之三十。应该想办法堵塞这个漏洞。做好了，也是一笔很大的收入。因此要加强税收机关工作，提高税务人员的质量。

某些民用必需品，如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可以实行统购统销。只要保证资本家的一定利润，按照供销情况实行合理的统购与配售，增加统销税（注「一九五一年四月，为配合对棉纱实行统购统销，开征棉纱统销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规定，取消棉纱统销税，并入商品流通税。——第117—193页」），国家又可以增加一大笔收入。

二

这次会议讨论确定的明年财经工作的方针，中央已经基本上同意。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应该反复考虑这样两个问题：在农民那里多取几十亿斤粮食行不行，农民是否负担得起？国防第一，又要维持市场，使金融不大乱，能否做得到？

关于第一个问题。这次会议所确定的增收措施，如增加公粮附加（注「一九五○年九月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新解放区农业税暂行条例》规定，农业税地方附加不超过正税的百分之十五。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关于一九五一年农业税收工作的指示》规定，将全国各地区的农业税地方附加提高到不超过正税的百分之二十。——第118页。」），征收契税（注「这里所说的征收契税，指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颁发土地房屋所有证（或土地证）时所收的一次土地证费。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二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作出了《关于土地房产所有证收费的决定》。土地证收费标准，一般分为两类，均以细粮（大米、小米、小麦）计算。甲类：水田及场院、宅基，每市亩收五市斤。乙类：旱地，每市亩收二市斤半。凡已领有土地证的土地房产，如有买卖、典当、赠与或交换，则按一九五○年四月三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契税暂行条例》办理领契完税手续。——第118页。」），酌增若干种货物税、进口出口税等等，共有几十亿斤小米。这些大部都落在农民头上，农民会不会不满意？这是必须考虑的。要农民拿得起，我们要做一件工作，就是实行近地交流、全国交流、内外交流，让农民销出农副土产品。只要能够把农副土产品销出去，农民就可以负担起来。比如，一户农民养一只母鸡，一年下二百个蛋，把它销出去，每个二百五十元（城市价五百元），就可以收入五万元，合五十斤小米。从五十斤中拿出十几斤，这是完全可以办得到的。帮助农民销出农副土产品，是国家取得税收的前提。

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不仅是农村问题，而且也是目前活跃中国经济的关键。半年来的财经工作完全证明，城市的繁荣是农村经济转动的结果。农副土产品卖出去了，就增加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减少或消灭城市的失业现象，城市购买力也跟着提高。工商业繁荣，又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减少了财政上的困难，物价更趋稳定。这样，可以进一步促进正当工商业的发展，打击投机，使城乡交流更趋活跃。这是一连串的收获。因此我们说，扩大农副土产品的购销，是中国目前经济中的头等大事。

我们的弱点是资金不足和业务知识不足。过去我们进行这一工作，是依靠国家银行吸收的存款，这一来源到十月份已经达到饱和状态，因此我们不得不在十一月采取暂时缓收、少收农副土产品的办法（这对农民是有损失的），并冻结大小公的存款（各地行动一致，执行得很好）。为了更好地活跃农村经济，我们提议，各地区要加强对贸易部门和合作社的领导，并且发展农村信贷，向农民赊购，用农民的钱来给农民办事。只有这样，农民增加一些负担才会不出问题。在业务知识方面，我们要及时地总结经验，培养干部和提高干部。

关于第二个问题。现在我们不能讲物价绝对不涨，因为物价涨落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有生产的多少，需求的状况，运输的条件，以及时局的、心理的因素等等。但是这些都不能最后决定金融能否稳定，起决定作用的是财政概算的平衡与否。我们今天就是要力争财政概算接近平衡，也就是说力争金融不乱。只要有了这一条，就可以不发或少发票子，物价虽可能因种种原因而发生波动，但可以波而后定，基本上维持市场。

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是纱布。这次会议，大家认为纱布有问题，因而在这方面提的意见、出的主意比较多。对于粮食，大家却认为没有问题，我认为这是必须提醒注意的。我们很多错误，往往是由于疏忽。为了把市场维持得好，必须密切注意粮食的供应。今天城市中的粮、盐、煤的供应，实质上是运输问题。现在运输很紧张，应该更有计划。今年夏天，在运输淡季中没有抓紧，是个教训。运输在军事上经济上都很重要，要建立强有力的指挥机构。

纱布明年勉强够，采取统购的办法把它集中起来，再适当分配，是很需要的。在保证资本家适当利润的条件下也是可能做到的。这件事做得好，对保证纱布供应以及对全国经济的影响将是很大的。

在目前财政收入的情况下，既要充分地满足国防的需要，又要使市场金融不乱，这就要求我们在增收减支方面做更多的努力。从现在到明年一月这四个月，是税收的黄金时节，|奇-_-书^_^网|应该抓紧，并且要努力把百分之三十的偷漏收回来。只有经过上述一系列的努力，市场才可以维持，金融才不致大乱。

在这几天的会议上，大家认为暂时缩减经济和文化的投资是必要的。如果今天不主动削减，到明天金融乱了，势必被动削减。金融波动不仅影响收支，影响存款，而且在政治上会造成损失。被迫削减，不如主动削减。目前中国的财政经济要满足各个方面的需要还不可能。主动地把一些经济文化投资推迟一年半载，将来则可集中力量搞这方面的建设，三、五年后算起总帐来，效果是不会小的。今年的经验证明，物价稳定，金融巩固，是促进工商业繁荣、活跃商品交流的重要条件。明年国家投资虽有减少，而购买力没有降低，工商业是不会萧条的。

*注「本文第一部分是陈云同志在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上的报告；第二部分是他在这次会议结束时的讲话。」

（1）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随即出兵干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侵略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同中朝方面在开城首次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义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从此形成谈谈打打的局面。又经过两年多的较量，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实现了朝鲜停战。至此，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第111、126、142、156、157、194、265、303页。」

加强财政、金融和投资的管理（一九五○年十二月一日）

加强财政、金融和投资的管理*

（一九五○年十二月一日）

一、实行决算制度。自抗战后期以来，由于解放区的军政机关、学校、团体的经费，一部分是依靠军政人员的劳动生产自给的，故按季、按年向财政部门作决算报告的制度，有的久已停顿，有的执行得不经常。目前情况已经改变，军政机关、公立学校、团体的经费，全部或绝大部分已由国家发给。因此，依照《共同纲领》第四十条（注「《共同纲领》第四十条中关于财政部分的内容是：“建立国家预算决算制度，划分中央和地方的财政范围，厉行精简节约，逐步平衡财政收支，积累国家生产资金。”——第121页。」）的规定，特决定：所有军队、政府、公立学校及受国家经费补助的团体，均须每年分四个季度，向中央或各级人民政府的财政部门报会计决算报表，每年三月三十一日作上年度的全年决算报告，再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将上年度总决算案报请中央人民政府核批。国营企业亦须定期作出决算报告。为着实现这一要求，加强各单位的财务工作和财务人员是必要的。决算之后，凡在预算中所余的款项，均须缴回国库。实行决算制度是国家的法令，不得违抗；除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批准者外，不得延迟。实行决算制度后，可能发生浪费预算中的余款的现象，责成各级军政机关、学校、团体的负责人员，切实防止。

二、实行预算审核。各部队、机关、学校、团体在中央人民政府批准的总预算范围以内，向财政部门提出经费的预算或国营企业的投资预算时，必须首先经过各该领款机关的首长切实亲自审核后，才能提出。各相当的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对此有再加审查与核算的责任。各级财政部门审核预算的人员，必须忠实于国家制度，严守财政纪律；各该提出预算机关不得拒绝审核。审核时，财政部门与提出预算机关如有争执而不得解决者，报由上级财政部门会同领款部门的上级机关复核审定之。

三、加强投资的计划性。过去解放区在经济建设的投资方面，由于缺乏经验，有过一些浪费。只凭热情和愿望，在动工以前，缺乏切实的设计和必要的施工计划，因此个别兴建工程，或则中途改变，或则重建，使国家蒙受不少损失。这种现象，必须尽力避免。因此决定：中央人民政府或地方人民政府批准的一切企业投资或文化事业的投资，在请领款项以前，必须审慎设计，作出施工计划、施工图案和财务支拨计划，并须经过各该级人民政府或其财经、文教机关的批准。未经设计，未作施工计划、施工图案和财务支拨计划，或已作而未经批准者，财政部门应拒绝拨款。此项规定之所以必要，不仅为了使国家在现金运用的迟早上，力求合理，更主要的是为了减少国家在经济文化建设中的浪费。

四、加强货币管理。自今年三月实行货币管理（注「参见本书《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一文（第63一68页）。——第99、114、122、130、138、194页。」）以来，由于各部队、机关、团体、国营企业、合作社的一致遵行，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根据已有的经验及工作基础，为了进一步合理使用现金，责成中国人民银行规定进一步的货币管理办法（注「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国人民银行制订了《货币管理实施办法》和《货币收支计划编制办法》，其目的是加强现金管理、实行划拨清算、集中短期信用和监督基本建设投资。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研究了这两个办法，准予公布试行。——第123页。」）。为了便利部队的货币管理，中国人民银行应逐步举办部队的随军银行。部队、机关、团体、国营企业、合作社的现金使用，必须编造收支计划，并经过适当机关的批准。各部队、机关、团体、国营企业、合作社间在本埠、埠际及国际间的一切交易往来，全部通过中国人民银行划拨清算。上述各单位间，不得发生赊欠和借贷，信贷集中于国家银行。各企业基本建设投资之拨款，逐步交由银行实行监督，按计划拨款。使国家银行成为部队、机关、团体、国营企业、合作社的总的帐务会计机关。

上述各项规定，是为了避免浪费，力求国家财力的合理使用。这是国家的财政纪律，必须执行。兹责成各有关财经部门，根据上述原则，制定各项实施办法。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政务院起草的《关于决算制度、预算审核、投资的施工计划和货币管理的决定》，经第六十一次政务会议通过，原载一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人民日报》。」

实行棉纱棉布的统购（一九五○年十二月七日）

实行棉纱棉布的统购*

（一九五○年十二月七日）

（一）自本决定公布之日起，凡公私纱厂自纺的棉纱及自织的棉布，均由国营花纱布（注「花纱布——指棉花、棉纱和棉布。——第13、39、124页。」）公司统购。公私纱厂现存的棉纱、棉布，均须进行登记，由国营花纱布公司承购，停止自行在市场出售。

（二）国营花纱布公司，按前条规定实施统购时，其收购价格，须确切计算厂方的成本，并给以适当利润。

（三）公私纱厂为国营花纱布公司加工代纺、代织的棉纱、棉布，其工缴费（注「工缴费——指企业以原材料或半成品委托其他企业加工产品时所付给的费用，一般包括合理的成本、利润和税金。——第124、161、169、283、322页。」）的规定，亦须适当。

（四）公私纱厂生产的棉纱、棉布，均需符合国营花纱布公司规定的成品标准，不得降低质量。

（五）为使统购价格、工缴费、成品标准等项的规定趋于合理，由当地政府的工商局主持，工商联（注「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奇Qīsuu.сom书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规定，工商业联合会的基本任务是：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指导私营工商业者在国家总的经济计划下，发展生产，改善经营；代表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机关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并与工会协商有关劳资关系等问题，组织工商业者进行学习、改造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工商联的组织，依照行政区域，在全国、省、市（县）分别建立各级工商业联合会。一一第106、124、147、290、304、315、329页。」）、总工会参加，召集国营花纱布公司及公私纱厂共同协商，提出具体方案，经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注「本书中贸易部、中贸部、中央贸易部都是指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当时，贸易部主管国内外贸易。一九五二年八月，贸易部撤销，成立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分管国内外贸易。——第30、33、39、55、66、71、85、90、124、159页。」）批准实施之。

（六）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应根据棉纱和各种棉织品的生产和需要情况，规定棉纱的分配、加工和销售办法。

（七）各地人民政府，对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市场必须负责管理，取缔投机囤积，协助国营花纱布公司作有效的分配、销售。必要时，国营花纱布公司得增设零售店。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起草的《关于统购棉纱的决定》，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公布施行。」

一九五一年财经工作要点（一九五一年四月四日）

一九五一年财经工作要点*

（一九五一年四月四日）

现在，抗美援朝（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随即出兵干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侵略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同中朝方面在开城首次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义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从此形成谈谈打打的局面。又经过两年多的较量，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实现了朝鲜停战。至此，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第111、126、142、156、157、194、265、303页。」）战争还在继续进行。今年国家财政概算的方针是：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其他”里面包括的项目很多，如文教费用、行政开支和经济建设投资，等等。为什么这样确定呢？道理很明白，假如我们不把国防放在第一位，不是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打下去，一切经济建设都靠不住。其次是稳定市场。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与全国人民的生活都有关系。如果美帝国主义一吓唬，票子就贬值，物价就波动，人民政府的声誉就不大好，人们就会怀疑，四万万五千万人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如此容易被欺负，你抗美援朝能行吗？因此，物价稳定不仅有经济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我们是能够稳定市场的，因为我们有后备。我们的财政平衡是靠增产节约，不是靠发票子。今年还有不到九个月，如果战争照现在的情况打下去，打到十二月三十一日，市场稳定没有问题。因为国防支出不可少，市场物价不可乱，所以国家经济建设的投资也就不能像去年七、八月想象的那么多，今年大约只有相当于四万万美元这个数目字。如果没有抗美援朝战争，则这方面的投资可以多得多。现在的投资虽不算多，也不算太少。说不算多，是同将来的大规模建设相比。说不算太少，是同过去相比。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刚一年多，今年的投资超过历史上清朝、北洋军阀（注「北洋军阀——是清末袁世凯在北方几省首先建立起来的封建军阀集团。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一九○一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培植党羽，自成派系。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六年袁死后，这个集团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为争权夺利彼此间进行过多次混战。一九二六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一九二七年直系军阀被国民革命军消灭，一九二八年奉系军阀政府垮台。至此，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结束。——第96、127、307页。」）、蒋介石三个时期任何一年的建设投资。今年投资的重点，集中在水利、铁路和纺织这几个主要部门。总之，国防开支，稳定市场，经济建设，都是重要的，但钱是有限的，钞票又不能滥发，所以钱的使用要妥善安排。如果次序排得不当，主次不分，就会犯错误。

下面，我想向同志们报告一下今年财政经济工作的要点。工作不抓住要点，乱钻，那是不会搞出什么名堂来的。今年财政经济工作的要点，共有以下六项。

第一，城乡交流。

为什么把城乡交流摆在第一位呢？因为我们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破烂的旧中国，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所谓城乡交流，一是将农产品、土产品收上来，一是将城市工业品销下去。城乡交流有利于农民，有利于城市工商业，也有利于国家。这件事情从去年提出后，华北各省以及河南、浙江都开了会，河北各县也都开了会。这是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提出过的，但却是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我们如果不管，怎么能算人民的政府呢？现在，仅猪鬃、桐油、茶叶、鸡蛋、药材等项，平均约占农业收入的百分之十，有的地方占百分之二十，甚至更多。如去年全国产粮以二千四百亿斤计，土产收入即相当于二百四十亿斤粮食。去年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大概是二百二十亿斤，如果帮助农民把土产推销出去，农民的收入就相当于交公粮的数量。土产推销不出去，还要交公粮，老百姓就会有困难。我们要想办法使农民把土产推销出去。

去年在经济战线上，我们是税收、公债、货币回笼、收购四路“进兵”，一下子把通货膨胀制止了。三月物价稳定，五月中旬全国各地工商业者都叫喊货卖不出去。于是我们发了两路“救兵”，一为加工订货，一为收购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收购土产，因为收购土产，就发出了钞票，农民有了钱就可以买东西。到九月全国情况就改观了，霓虹灯都亮了。

过去帝国主义为了收购土产，倾销洋货，在青岛、大连、上海、广州等地建设码头，建发电厂，修仓库，筑铁路，办银行。经过这些城市，利用商业资本，收购土产，推销洋货，这叫“中外交流”。这种交流，反映了中国是一个被剥削的农业国。经过十二年的战争（注「这里所说的十二年战争，指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的四年解放战争。——第9、63、78、95、128、140页。」），中国政治情况起了根本变化，原来的城乡交流关系基本上打乱了。如果不估计到这种情况，单去搞收支平衡，那么老百姓虽然也喊“万岁”，但因与他们的实际关系不大，就会喊得不起劲。中国现在有几万万农民，有几千万手工业者，有几百万产业工人，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实际情况。我们每件工作都要对他们有利益。如果没有廉价的工业品供应农民，并且把他们的土产推销出去，那么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农民就会说：“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都很好，但是鸡蛋卖不出去，桐油跌价，那就不好。”所以城乡交流是一件大事，要动员全党的力量去做。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

推销土产，最重要的是运输。应该恢复从前的运输公司，通过这些公司使所有的零担土产（注「零担土产——指委托铁路、公路货运的在数量上装不足一节或一辆货车的土产。——第128页。」）集中装卸。在目前条件下，运输应该充分利用落后工具。中国汽车太少，而且大部是木炭车，单靠汽车运输是不能完全解决城乡交流需要的。北方大车的总运量超过汽车的总运量，南方木船的总运量超过轮船的总运量，假使不注意这一点，就是没有抓住大头，没有抓住重点。当然这也不是说，不要重视发展轮船、汽车、火车的运输。贵州人民吃盐很困难，省政府费了很大力量，用落后工具组织盐的运输，现在盐价已经跌了，这就是帮老百姓办了一件大事。交通部应该花很大力量来组织落后工具的运输，把城乡物资交流搞好。我们应该随时随地根据客观情况解决问题。现在我国汽车还不能自造，而且也没有那么多的汽油供给。汽车工业的大发展，有待于钢铁、机械、石油工业的发展，这可能是在五至十年以后的事。在最近数年内，仍应重视并组织落后工具的运输。

去年五月有人说：“工业品生产过剩了。”我看，根本说来，中国的工业生产力还很不发达，农民经过土地改革（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60、90、102、117、129、140、144、148、159、275、303页。」），加上城乡交流，购买力必然会大大提高，只是这一点，工业生产也是不相适应的。所以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不是工业品过剩，而是工业品不足。我们要大大提高工业品生产，以适应这种情况。所以推销土产，提高工业生产，使两方面能够平稳的交流，这是一件大事。

十二年的战争，把一切都打乱了。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一年，就做了很多工作，生产恢复很快，物价稳定了，城乡交流适当整顿了，铁路修复了。我们的国家是伟大的，可爱的。如果再有两年平稳的交流，文章就好做了。所以我们把城乡交流放在第一位。

第二，农业增产。

我们在水利方面花了很多钱，这是应该的，因为人民的政府就应该使荒年比从前减少。从前水利没人管，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第二年，在水利方面花的钱折合粮食二十七亿斤，今后水灾应该也一定会比从前减少。前年水灾冲了一亿二千万亩，去年冲了七千万亩，如果再减到五千万亩，就等于增加一百亿斤粮食，约值五亿美元，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修整水利，力争丰收，这是农业工作中的第一个问题。

其次是增加经济作物面积。棉花、烟叶的种植面积要扩大。去年棉花收了一千四百二十万担，今年希望收二千一百万担。果能如此，我们就可以完全自给。中国是一个大国，又是一个农业国，但是奇怪得很，这个农业国过去还进口棉花和粮食。这个情况如果不改变，那就会卖出去的是猪鬃、桐油，买进来的是粮食而不是机器。如果棉花和粮食能够自给，买进来的就会是机器。我们的棉花要自给并争取出口。

粮食丰收以后，有些地方（东北、湖北、湖南、江西）粮食多了，怎么办呢？我想可以适当地把一部分粮食生产转变到经济作物生产上去，同时可以在靠近铁路的三亿农民中提倡积谷，如果每人积十七、八斤，就是五十亿斤，贸易公司再控制五十亿斤，这一百亿斤粮食对于我们国家有极大的政治意义。粮食是战略物资，我们经常控制着一百亿斤粮食，什么杜鲁门（注「杜鲁门——（一八八四——一九七二），美国民主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第130页。」）、李鲁门，统统不怕。假如碰到荒年，全国有几千万人口没有粮食吃，统统需要国家供给，也可渡过。

第三，经济核算。

我们的干部大多数过去长期在农村工作，经济知识很少。去年虽然实行了财政经济的统一（注「参见本书《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一文（第63一68页）。——第99、114、122、130、138、194页。」），稳定了市场，建立了贸易公司，办了合作社，但我们的经济干部，同一个普通资本家比较，还是外行。我们靠的是集体力量，有我们的党，有我们党领导下的一套经济机构，才有作用。如果一对一的和人家比，是比不赢人家的。

去年我们讲财经统一，要收税，要借款、存款。借款、存款、缴税，都要到银行里去，不像过去那样，军队打到那里，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一个税务局长，收、付等等都是这几个人。我们现在银行的干部，过去是背干粮袋的，当勤务员、警卫员。比如管金库的，我们就告诉他：“你就睡在那个钞票上边，不丢掉就行。”现在全国有两千多个县，财经工作很复杂，就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办了。

贸易公司要搞经济核算，我们就告诉他们：“要搞的是经济，不要搞‘政治经济'。”譬如，货物从上海出厂，转到天津、北京再到保定，然后再到石家庄，这个路线不是按经济原则，是按着政治系统，像这样做买卖怎么能不赔账呢？这叫货物旅行。翻毛大衣应摆在天津、上海或北京去卖，但却拿到西安去。再如，天下雪了，发去的货物却是汗衫。私人资本家是不会这样干的。我们是依靠国家机构，按真正的经济原则来讲，统统要赔钱。

在工业方面，一说办工厂，大家非常热心，但事先往往不设计。解放前，我们在太行山区修过铁路，事先没有勘察设计好，从两头修起，修到中间碰上一座大山，过不去，后来又拆掉了。有的地方开煤矿，上边的房子、机器都弄好了，但最后发现煤层很薄，只好停止开采。再如开运河，运河挖好后，放水的时候，中间的一个地方是沙底子，水漏掉了。解放后，天津盖仓库，和打仗一样，一看地形，说这个地方好，就在这里盖房子，一下雨，仓库塌下去了。像这样的冤枉钱不知花了多少。我们是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外行办事总是要吃亏的。偶然浪费少数钱尚可请人民原谅，老是浪费，年年如此，人民是不能原谅的。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

搞基本建设，事前一定要设计。一般的工厂设计工作要一年以上，要看这个地方的地层怎么样，水够不够，水的化学成分对锅炉有什么损害，等等。我们是从乡村出来的，往往不大懂这一套。我们现在还不会，要从头学起。必须学会经济核算，算一算账，力求省一点。要计算成本，出一个成品要多少工，市场上是什么价格，等等，都要计算好。以前我们的经济工作搞的是“供给制”（注「这里所说的“供给制”，指生产不计成本，花钱不讲多少，统统由国家包起来的办法。一一第132页。」），不是经济核算制，现在要改变。过去打仗的时候，不能讲经济核算，现在是开工厂，要反对供给制思想。我们针对着供给制的思想，提出一个经济核算制。有很多同志不习惯这一点，他们说：“你还不信任我吗？你把钱给我，我负责就行了！”他们不懂得，过去我们在农村中搞一个纺纱厂，搞一个兵工厂，那是小规模的，是小手工业的办法。现在是办大工厂，不学会经济核算不行。

毛主席和周总理去年到莫斯科去（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至一九五○年二月，毛泽东主席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一月二十日，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抵达莫斯科，与毛泽东一起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会谈。二月十四日，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和《中苏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第132页。」），订了合同，请苏联的专家来给我们设计一个汽车工厂。专家到了北京，对汽车工厂设在什么地方，争论很多，有的说设在北京，有的说设在石家庄，有的说设在太原，我说是不是可放远一点，设在西安。后来才知道，这些根本不对头。如果这个汽车厂全年的生产量是三千辆汽车，电力就需要二万四千千瓦，西安只有九千千瓦，光修电站就需要几年时间。还需要钢铁，一年要二十几万吨，而石景山钢铁厂生产这么多钢铁，要在五年或者六年以后。木材要二万立方米，在西北砍木头，山都要砍光。还有运输问题，每年的运输量是一百万吨，而西安到潼关铁路的运输量不超过二百万吨，光汽车工厂就够它运的了。讨论结果，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厂只能够设在东北。苏联专家在北京住了两个月，才到东北去勘察。为这个问题一直讨论了三次。同志们，外行的事多了，要下决心学习。不学习，经济建设一窍不通，那就搞不成。

第四，统一管理下的因地制宜。

这是说，集中统一的管理还要保持，但从一年的经验来看，在集中统一的领导下，可以分一点工厂让地方上管一管。集中统一和因地制宜，这两方面要同时兼顾。去年的统一是必要的，不然这个财经仗就不好打。过去赤字很大，靠发票子。三月份来了一个统一，很有效果。我们的方针是巩固财政经济工作的统一管理和统一领导，巩固财政收支的平衡和物价的稳定。现在要分一点权给地方，这样做既无害于全局，又有利于地方。我们在二月开了一个会议（注「指一九五一年二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根据这次会议的讨论，同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了《关于一九五一年度财政收支系统划分的决定》，确定从一九五一年度起，国家财政收支管理划分为中央、大行政区和省（市）三级。——第133页。」），划分了三级财政制度，中央一级，大行政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一级，省一级。省以下的县，到明年可再分一级。他们有他们的税收、支出，重要的税收归中央，比如盐税、关税等。这当然要有相当的预算。如果超额完成了，地方上就把超额的部分，分一部分给中央，地方上也留一部分，这样使地方有一个机动的余地。

工业方面，中央和地方可以分管。将工厂分一部分给地方管，他们的临时费、特别费就不会用来买地毯、沙发，而把钱都用在工业上去了。这个办法好，是一个挤资金的办法。还有一个就是挤干部，工业归他们管了，他们一看工业方面的干部太弱，就会派干部去。再一个就是挤领导的注意力，工业归他们管了，要向他们报告工作，他们看到这里有浪费，那里也不合理，也就注意了。地方工业发展了，反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里头。这样做，大有好处。

在贸易方面也要划分一下。中央可以规定统一的价格，但地方可以按具体情况，在总的价格水平上作适当调整。我到汉口，李先念（注「李先念——（一九○九——一九九二），湖北红安人。当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席、湖北军区司令员、湖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等职。——第134页。」）同志提出湖北山地农民很苦，东西出不来，可在巴东开一个码头，轮船在那里停一下，对那里的人民有很大好处。这是应该做的。铁路运输和轮船运输，地方也可以有一定机动的权力。

在税收方面，有几种税收地方也可以作些调整。只要对全国的经济没有多大危害，税率可以降低一点。小的局部的调整，无害于全国的收入，也无害于全国商品的流通，这样的调整应该有，并把这个权力让给地方。

同志们，我们常常讲，有些经济工作人员眼光比较狭隘，只看到自己的部门，看不到地方党政机关的作用。全国这样大，没有很多地方干部，公粮就收不上来。收税、冻结资金、调干部等等，不仅仅是那个地方的业务部门在做，实际上是县政府、县委、省政府、省委都在管，他们讲一句话，比业务人员讲几百句话力量都大。我们在经济工作中一定要依靠地方。这是全党的工作。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要跌筋斗。总之，要上下同心协力，把经济工作搞好。

第五，经济建设的准备工作。

毛主席讲，三年准备，十年建设。（注「见毛泽东《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原文是：“‘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第134页。」）三年准备是指一九五○、一九五一、一九五二这三年，十年建设在这三年之后进行。经这十年建设以后，中国经济面貌可以发生变化，工业的比重会大大地增加。三年准备所剩不到二十一个月了，时间不长，而我们需要准备的事情多得很。土地改革、剿匪、镇压反革命（注「镇压反革命——指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在全国开展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各地残存着大量的土匪、恶霸、美蒋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反革命分子。他们进醒各种破坏活动，危害人民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了迅速建立和巩固革命秩序，保障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根据中共中央《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和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这次运动沉重打击了反革命残余势力，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第135页。」）、抗美援朝这些工作，都是经济建设的准备。财经部门要计算一下财力，看到一九五三年我们能收入多少，支出多少？还要估计到那时国际情况如何变化，我们国防的情况如何，能不能在军事支出方面减少一点，增加到经济建设上去。这些都不能仅从财经方面来考虑，要从整个世界的形势，中国的形势来考虑。我们要考虑到，两个五年计划要建设什么东西，在国防、工业、农业、水利方面，大概一年投资多少。现在我们的水利只是防灾，水来了把堤修一修。今后搞水利，要既能防止水灾，又可灌溉，又利交通，又能发电。据专家估计，中国的水量还不够用。我们要建设，在这方面也要有充分的准备。在交通方面，也要有计划，要修多少铁路、公路，要计算出每公里要多少钱。工业方面，我们要开发石油，生产化肥，制造发电机，建设发电厂，等等，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好办了。发电机要先造小的，以后再造像小丰满电站（注「小丰满电站——位于松花江上游、吉林市东南。解放战争时期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了整修和改建，一九五七年竣工。当时的发电装机容量为四十八万千瓦。其中，七点二五万千瓦的四台，六点五万千瓦的二台，六万千瓦的一台。——第135页。」）那样大的。还要造飞机、坦克，建设大的汽车厂。每一个工厂都要计算好，要多少钱，每一笔钱怎么用，先办哪个后办哪个，都要报一个账，准备迟了不行。造机器要定货，最快也得十八个月，甚至二、三年，因此事先要有计划。老百姓需要什么东西，也要摸清楚。如果我们只办重工业工厂，不办轻工业工厂，老百姓等着要东西，没有东西供给他们，他们就不满意。我们工业品增加的速度是很小的，过去中国农民没有用多少工业品，将来如果每家买一块玻璃，三亿八千万农民，七千万到八千万家，要七、八千万块玻璃，这个玻璃厂就没有。现在说纸烟生产多了，全国年产二百万箱，农民是抽旱烟，如果都抽纸烟，那就不得了。要估计到，中国的轻工业，有很大的前途，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现在在轻工业中间，国营的比重是很小的，纱锭只占全国钞锭的百分之四十，私人的占百分之六十。现在有些资本家有这样的想法：政府搞重工业，他们搞轻工业，政府搞原料工业，他们搞制造工业，包袱都要你背，他们赚钱。我们当然不能这么办。

要看到，今后几年农民的购买力会大大地提高。现在工业品不够，就要注意发展，并且进行调查，看看老百姓需要什么东西。发展轻工业还要计划一下，国家占多少比重，私人占多少比重。公私两方面要同时发展，国家必须占一个相当的比重。五种经济成分（注「五种经济成分——指当时存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一九五○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讲到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原文是：“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第92、136、148、179、267页。」）同时存在，但是要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要使私人经济跟着走，有一个条件，就是国营经济有相当的力量。你有力量它就跟着你走，你没有力量它就不听你指挥。比如去年我们手里有力量，煤油、粮食、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这些重要的东西都掌握住了，私商就听指挥了。工业也是如此。我们现在不是要把资本家搞掉，他们也可以发展，但我们也要发展，而且我们要有更大的发展，因为他们现在比重很大，我们比重很小。要改变这种情况，我们就要多办工厂，生产许多民用品。

我们还要在文化教育上投资。开一个工厂，就需要工程师、技师、工人、职员；各要多少，应有一定的比例。现在需要很多的熟练工人、职员，更需要技师。一般说一百个工人至少要有一个技师。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多。毕业就是失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全国的大学生才有十万多一点，每年毕业二万多人，可是各方面的需要很多。中学生一年只有四十万毕业的，党政军民机关都要，不够分。干部“赤字”很大。这两年教育经费很少，长此下去很难维持。熟练工人现在也不够用了。开个工厂，一定要有一些熟练工人，所以要进行训练。

要计算我们的财力，同时计算经济、文化、国防的需要，人民生活的需要。现在要组织一个计划委员会（注「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国家计划委员会。——第137页。」），预先把各方面的建设规划一下。要有地质勘察的组织（注「一九五二年八月七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地质部。一九八二年五月，改称地质矿产部。——第137页。」），必须大体上知道金、银、铜、铁、锡在什么地方，现在这方面的准备材料还很少。解放前全国地质系毕业的只有二百多人，可是现在需要很多。中国没有勘察的地方多得很，以前有人说中国这样也没有，那样也没有，这是靠不住的，因为没有加以勘察，将来勘察以后，就能发现许多矿藏。

现在我们没有什么精确的统计，都是靠估计。没有统计的时候，估计也是重要的。我们现在统计工作还没有开始，搞一个表还填不来。苏联专家搞的表太复杂，不能完全照办，必须和我们的现状结合起来。中国是农业国，不可能把每家有几个鸡、几头猪都统计起来。中国开始建设时，计划的线条是粗的，将来由粗到细。

我们需要做的准备工作一大堆，背上压的东西很重，时间又很少，要紧张地工作，才能够适应这个情况。这个准备工作，不仅中央要做，而且各地区也要做。

第六，整顿财经队伍。

目前这个队伍，一部分是老干部，一部分是新发展的，一部分是留用人员。总的说来，工厂较好，机关复杂。在留用人员中，虽然有一些人不好，还是要用，但必须加以整顿。我们的方针，主要是教育，其次才是清洗，两者结合起来。先着重教育，发现了好人，依靠这些好人把队伍整顿一下，把少数坏人清洗出去，这样做比较稳当。在时间上，估计今年还整不完。

财经部门工作很忙，每天有很多公文、电报、会议，但是有一样很少，就是经验少。事情多，经验少，就容易忙乱，就不能很好思考问题，就容易出毛病，结果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政府的事情很多，如果抓不住工作重点，那就如同在大海航行中把握不住方向。去年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只有两个重点，一是统一，二是调整。统一是统一财经管理（注「参见本书《统一财政经济工作》一文（第63一68页）。——第99、114、122、130、138、194页。」），调整是调整工商业（注「参见本书《目前经济形势和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的措施》一文（第99一110页）。——第79、114、138、267、283页。」）。统一财经之后，物价稳定了，但东西卖不出去，后来就调整工商业，才使工商业好转。六月以前是统一，六月以后是调整。只此两事，天下大定。

在经济工作人员中进行政治教育十分重要。经济干部一天到晚是打算盘搞数字，很少看到全局。为克服这个缺点，使他们不犯错误，每星期抽两三个钟头学政治是必要的。

一年来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因此，经济工作干部可能产生骄傲自大的情绪，必须针对这个思想予以教育，向他们指出：成绩是全党努力的结果，没有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把经济工作做好是不可能的。土匪满地，你能收税？美帝国主义打进大门，工商业家能积极纳税？每个财经工作者，必须清楚这点。我们的任务还很重，我们的工作还有缺点，离内行还很远。三年准备还有不到二十一个月，还有很多任务等着，不能疏忽，要时刻小心，谨慎从事。人们常常容易在胜利时因疏忽、骄傲而犯错误。这要向所有财经工作人员讲清楚，不讲清楚就会害了他们。

从大局看来，财经部门的干部配备可以慢点，先把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做好，再来也不迟。不怕外行，内行是外行变来的。因为从程度上、时间上来说，土地改革、剿匪等工作的重要性都不亚于财经工作。但是税务干部要保持，否则稳定市场就不可能。

财经干部的教育工作，要由地方来做，因为百分之九十的干部不在北京。教育内容主要是为人民服务。要批评和克服财经工作人员中存在的个人主义、本位主义以及片面性和单纯技术观点，建立起为人民服务的观点。把财经队伍整顿好了，对党有利。但这并不容易做好，没有全党努力是不行的。希望地方党组织帮助做好这件事。

假使今年我们能够再争取一个农业丰收，工业生产能适应农民的购买力，则城乡交流会比去年还要好，这样人民才会感到政府能够给他们办事，是人民很好的公仆。过去的“公仆”不做好事，欺压人民，拿高薪而且贪污。现在人民政府为解决老百姓的困难而努力，这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人民是公允的，是拥护政府的。政府与人民团结在一起，我们的国家是不可战胜的，前途一定是光明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

发展农业是头等大事*

（一九五一年五月十六日）

中国已经耕种的土地，据旧政府的统计，约为十四亿五千万亩。抗战前粮食的最高年产量，不包括豆类，是二千七百多亿斤。一九四九年粮食总产量下降到二千一百多亿斤，去年回升到二千四百多亿斤。我国的农业生产，总的说来还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东北、华北的老解放区，因为进行了土地改革（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一九四六年五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以后，各老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第140页。」），并鼓励农民组织合作互助，改良农业技术，提倡选种，兴办水利，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有少数地方已经超过了战前的水平，一部分地方已经达到了战前的水平，还有一部分地方也已接近战前的水平。在新解放区一般的都低于战前的水平，这是因为十二年的战争（注「这里所说的十二年战争，指一九三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五年八月的八年抗日战争和一九四五年八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的四年解放战争。——第9、63、78、95、128、140页。」），加上国民党下班的重重盘剥，把水利破坏了，牲口损失了很多。

现在提高农业产量的关键，就是在新解放区完成土地改革（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60、90、102、117、129、140、144、148、159、275、303页。」）。只有进行土地改革，才能大大鼓励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这几年的经验来看，农民分得了土地以后，舍不得穿，舍不得吃，尽一切力量投资到生产里头去。农民有了牲口，有了水车，再加上劳动互助，生产就发展了。这是第一。

第二，防止水旱灾害。要增加农业生产，必须做好这件事。去年全国被水淹了五千万亩到七千万亩地。如果每年只淹这么多，不发生其他灾害的话，一般说还算是丰年。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水灾可能每年都会有，在预算里头每年都要列上一笔救灾经费。现在我们在水利上花的钱并不少，已经花了一亿五千万块光洋（注「银元——也称银洋、白洋、光洋、大洋等，是一种银币。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流通。抗日战争以后，由于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银元又在市场流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银元由中国人民银行按规定的比价收兑，严禁流通。本书一些地方提到的银元，是借用来说明一定数量的人民币或其他物资的实际价值的。——第6、57、94、116、141、180页。」），但还是治标的多，治本的少。对已有的水利设施每年都要修修补补，不修补就挡不住水灾。水在农业里头非常重要，现在我们指挥不了，以后要积极地做治本工作。当然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够做好的，但是一定要做，非做不可，要长期地来做。因为如果每年淹掉五千万亩地，就至少要损失五千万石粮食，这是一个很大的数量。据估算，全国水量平均起来并不多，还缺水，有些地方就经常干旱。从总的看，从长远看，要以蓄为主，蓄泄兼顾。以后我们要重视蓄水，许多地方要修水库、筑塘堰，山区更要注意种树种草、保持水土，对水一定要好好利用。在华北、西北有些地方，还要多打水井，保证在发生旱灾时水量基本上够用。泄水防涝，蓄水防旱，这两件都是大事，在我们进行经济建设时，每一年都要有很大一批钱用在这方面。水利建设是治本的工作，是百年大计，现在正在勘察，正在计划。

为了应付水旱灾害，要注意储备粮食。去年丰收，到处叫粮食便宜。现在北边要雨没有雨，南边不要雨却天天下雨，又叫粮食不够了。我常常想，我们在粮食方面要做一点保险工作。那末，要存多少粮食呢？有一百亿斤粮食在手里就大体可以了。假使遇到一个灾年，有五千万农民颗粒不收，每一个农民每天发给半斤粮食，半年以后新粮就可以下来。每人每月十五斤，六个月就是九十斤，五千万农民就是四十五亿斤。城市里头再算一千五百万人口等着粮食吃，每人每月二十五斤，一年是三百斤，一千五百万人是四十五亿斤。两项合计，一共要九十亿斤。我们手里有一百亿斤粮食，就可以应付局面。当然最好是有二百亿斤，一百亿斤放在农民手里，一百亿斤放在我们手里，这样就可以战胜更大的灾荒。如果帝国主义要打仗的话，我们也不怕，那个时候粮食就是战略物资。储备粮食，最主要的是靠老百姓。年成好的时候，就号召大家多积谷。每个农民积十斤就是四十亿斤，积十五斤就是六十亿斤。

第三，为了发展农业生产，调整农业布局，要在西南和西北修铁路。现在西南的粮食很贱，成都的大米五百块钱一斤都没有人要，可是西南有的老百姓没有裤子穿。这是因为交通不便，农产品运不出来，工业品运不进去，就是进去一点也是背进去的。如果我们把西南、西北铁路修通了，就不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无论从经济来讲，还是从国防来讲，把那个地方的铁路搞起来，是一件大事情。

丰年积谷和修筑铁路这两条解决了，粮食就不会恐慌。等西南铁路通了以后，我们要把各种庄稼分一下类，调整一下，什么地方适于种棉花就种棉花，什么地方适于种粮食就种粮食。要多种一点麦子。现在北京、天津的居民是吃三分之二的面粉，三分之一的玉米面。主要原因是我们的麦子不够。大豆，今后东北要多种一点，南方要少种一点，腾出一点土地来种棉花。现在棉花的播种面积是五千七百万亩，将来要超过八千万亩。橡胶是战略物资，从朝鲜战争（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随即出兵干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侵略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同中朝方面在开城首次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义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从此形成谈谈打打的局面。又经过两年多的较量，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实现了朝鲜停战。至此，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第111、126、142、156、157、194、265、303页。」）以来就不能进口了。海南岛可以种橡胶，但是数量很小。中国别的地方也有宜于种橡胶的，产量虽然不象南洋群岛那样高，但是比没有强。我们是非常需要橡胶的，今后要尽可能多种。在西南铁路还没有修通以前，有很多粮食运不出来，那里农民的生活是不会太好的。当然，在土地改革以后是好一点了，有饭吃了，买布的比过去多了，女孩子有裤子穿了。如果我们把各种作物的耕种面积加以调整，农民的收入就会大大增加。中国是一个农业国，以前还要进口粮食、棉花等农产品。现在虽然比过去好多了，但是，发展农业仍然是头等大事。农业发展不起来，工业也很难发展。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响应国家号召开展售棉储棉运动（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

响应国家号召开展售棉储棉运动*

（一九五一年六月一日）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注「政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一九五四年九月，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改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36、38、42、64、69、99、144、166页。」）今日发出了关于购棉、储棉工作的指示，中共中央亦为此向各级党委发出了号召。这是关系国家经济和军民生活的大事，应该引起全国人民，尤其是产棉区人民的重视。

政务院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号召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使目前有存棉的棉农，在公私两利的条件下，把存棉售予或储存在国家委托的经济机构，以应纺织工业的急迫需要。

人民政府从来就是重视棉花增产和棉农的利益的。在实行土地改革（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60、90、102、117、129、140、144、148、159、275、303页。」）的同时，中央人民政府对棉农采取了种种保护政策，如最低棉价的规定，反对投机商人压价，国家保证以定价收购，棉田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不高于粮田，适时大量供应肥料，预购棉花，等等。正是由于这些措施，使去年棉花增产丰收，今年棉田面积扩大，老解放区的棉农生活显著提高。

我国过去是一个长期依靠大量外棉入口的国家。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一年多以来，虽然实行了各种扶助植棉的措施，去年实现了棉花增产丰收，但是由于人民经济开始好转，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消费增加，棉花增产运动又仅仅是第一年，因此，去年所产的棉花，除去絮棉、手纺，以之供应全国纱厂的全部需要，仍有少许不足。美帝国主义针对我原棉不足的情况，采取封锁政策，不让我国人民以自己的生产品去交换外棉，企图以此困扰我们。但是可以断言，帝国主义的封锁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有完全的自信，像粮食一样，不需多久，将以自己的棉花供给全国的需要。

我们要告诉全国棉农，去年所产的棉花，除去絮棉、手纺以外，如能全部卖给国家，则全国纱厂所需的原料虽然还缺少许，但已相差不远。目前棉农手内是确有不少存棉的，但是近来国家购得的数量则日渐下降，如果棉农的存棉继续不卖或少卖，则纱厂就将减产，其结果将使全国军民的衣着发生困难，稳定物价的政策也可能受到损害。政务院号召全国棉农，将藏而未用的棉花，按照合理的牌价售给国家，或向国家所委托的经济机构作实物或折价存储。这样做，不但对国家有利，对全国人民有利，对棉农也是有利的。

“要发家，种棉花”，这已经成为许多农民的口号。目前种棉花确实可以发家，老解放区的产棉区农民生活的提高，就是事实。但历史上并不是种棉花的都能发家，相反地，像“谷贱伤农”一样，棉花丰收棉农赔本的情况，倒是反动统治时代的普遍现象。仅仅在人民政府时代，因为土地所有制度改革了，保护棉农的政策实施了，才能避免“丰收成灾”，真正做到种棉发家。有了人民的国家，棉农才能发家，这是一条真理。没有革命的胜利，没有人民政府的成立，没有土地改革，棉农绝难发家。所以，“要发家，种棉花”这句话，仅仅说了事情的一面，更重要的一面，则是保国才能发家。产棉区的党组织、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应该向棉农解释这个真理，使他们在发家必须保国的认识下，自愿地将存棉以合理价格卖给国家，并且要在“爱国发家，多种棉花”的口号下，扩大棉田，精耕细作，增加棉花产量。

国家的贸易部门，合作社和人民银行，应该以合理的价格来收购棉花，并以有利于农民的存储办法来吸收棉农的棉花储蓄。国家贸易公司的历史短，工作还有很多缺点，棉农所需的货物还不能充分供应，今后必须以最大的努力来供应棉农的需要，使购棉任务顺利完成。

大部产棉区都经过了土地制度的改革，棉农存棉较多的正是老解放区，这些地区农民的觉悟是很高的。只要地方党组织、人民政府和人民团体一齐努力，购棉的任务是可以完成的。我们相信，全国棉农将以爱国主义的精神，响应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号召，开展售棉竞赛，并以扩大棉田，精耕细作，争取棉花丰收，来回答帝国主义的封锁。

*注「这是陈云同志为《人民日报》写的社论。」

做好工商联工作（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日）

做好工商联（1）工作*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日）

我今天讲四个问题。

一、工商业情况及我党的对策

目前全国工商业进一步好转，这表现在工业产品（包括手工业产品）和商业营业额都在增加。即使在工商业情况较差的地区，商业的总营业额也是增加的。但最好的证明是城市税收逐月增加。第二季度一般是工商业的淡季，但税收已达到十一万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以上，超过了第一季度。估计工商业还会继续好转。在工业中，不仅机器工业品，而且手工业品也会继续增加，只是有早迟之分。杭州三种手工业品（雨伞、扇子、剪刀）就已全部卖完。

工商业好转的程度是不平衡的，而且发展与淘汰同时存在。一般地说，工业较商业好。工业之间也不平衡，有的好转程度大，有的好转程度小，个别也有缩小的。地区之间也不平衡，中南、西南较华北、华东差，因为华北是老解放区，华东则工业比重较大。

工商业中有发展有淘汰，发展程度和淘汰程度又各有不同，这是正常的，反映了中国经济改组的情况，用不着大惊小怪。经济改组是以新的经济轨道代替旧的经济轨道，即由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改变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中国的工业产品本来不够，不论是帝国主义的企业或者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只要改变领导就能照常生产，并且能够发展。商业方面的情况则有不同。土地改革（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60、90、102、117、129、140、144、148、159、275、303页。」）是经济的改革也是政治的改革，一经土地改革，由地主所有制转为农民所有制，整个农村经济发生了变动，其他经济相应地也发生了变动。国营商业代替了洋商、投机商及非必需的中间商。合作社在新区开始组织，也是改变旧轨道。旧轨道上的工业有一部分要转变，因为它们过去是依赖帝国主义的原料的，现在则需转而依靠国内原料。总之，中国经济的情况不可能是一好转就家家好转，而只能是多数好转，少数淘汰，否则就不叫革命，就不是经济改组。

经济改组的时间不会是很短的。好转的部分会继续好转，淘汰的现象也还会继续一阵。但也要看到，在好转的中间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况。五种经济（注「五种经济成分——指当时存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一九五○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讲到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原文是：“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第92、136、148、179、267页。」）成份都会发展，各得其所，这是肯定的。现在合作社还未得其所。有些中间商则不能保持原有之“所”，还要垮一部分，或需要换一个“所”。新的情况是，在好转的行业中出现了暴利思想。私营工业过去对政府的加工订货感恩不尽，现在有一部分人已经把加工订货看作负担，因为加工订货只能给他们以正常利润，不能给他们以暴利。现在这种现象还未泛滥起来，对此不能作过分估计，但应指出，这种趋势是在增加。

根据以上情况，我们的对策，简单讲来有三条：

一是欢迎发展。我们欢迎的，是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的发展。这种发展不但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有利，对将来搞社会主义也有利。害怕这种发展是错误的。

二是指导转业。转业问题中有劳动力的转业及资金的转移。我以为较困难的是劳动力的转业，我们的努力主要应放在这方面。自从去年工商局长会议（注「大城市工商局长会议——指一九五○年五月八日至二十五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以上海、天津、武汉、广州、北京、重庆、西安七大城市为主的工商局长会议。会议讨论和研究了全国物价趋于稳定之后出现的若干商品滞销、私营工商业停工歇业日多的原因以及解决的办法。会后，开始调整工商业。经过约半年的调整，不仅帮助私营工商业克服了困难，而且使它们得到了发展，并引导它们开始走上了国家资本主义的道路。——第86、88、110，149页。」）以来，指导转业还未取得良好效果。这件事不要对外面讲，以免陷于被动。这是做而不讲。一般说，指导和协助转业要以地方为主。今后不论在大中城市或小城市，转业都是可能的，不要悲观失望。在大城市中，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及知识分子的数量是很大的，转业有迟早，但一定会转过来。去年喊知识分子没出路，当时我就说过，知识分子不但不会没有出路，而且会嫌少。今年“七一”我做文章（注「指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陈云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三十周年而作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国家建设》一文（见《新华月报》1951年7月号，第504—506页）。文章说：“随着国家经济的恢复和文化的发展，学生群众中那种‘毕业就是失业’的恐慌，已不复存在。高中以上的毕业学生已经不是多余，而是不足；大学、专科的毕业学生，远远低于经济、文教、行政部门的需要，国家可以保证每个大学毕业生的职业。”——第149页。」），说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现象已经消灭。其实，高中学生也是如此，只是为求稳当而未说出来罢了。现在北京小工的工钱高到三万元一天。没有饭吃的人，即使是搬砖头也会去干的。在小城市中，不要害怕淘汰的速度会很快，因为小城市以手工业为主，在土地改革后，他们的生意会兴旺一阵的。我过去在东北的调查就证明是这样。合作社的发展也不会很快代替私商的地位，因为合作社的力量有限，起初只能多注意收购。在小城市中，私营工商业也不会垮得很快，而且在土地改革后会有一阵好生意做。所以，不论在大中城市或在小城市中，转业都是可能的。

三是加强领导。加强领导就是加强国营经济和国家计划的领导。同志们注意，我过去只说国营经济的领导，现在第一次说到国家计划的领导。今后国家计划很可能是公私斗争中我们手里的一个重要武器。将来生产、价格、加工、订货都要根据国家计划办事。这是《共同纲领》（注「《共同纲领》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确定了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当时我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基本政策。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制订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基础。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它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的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第92、100、150、173页。」）中已经规定了的。分别来说，在工业方面，我们要增加日用必需品工业中国营的比重，现在国营工业的比重还太小，不足以保证领导。要适当扩大国家资本主义的成分，即适当扩大加工订货的范围。在贸易方面，国营贸易要继续在生活必需品并有步骤地在其他若干必需品上，保持足以稳定批发及零售价格的力量，即除了经营粮、布、油、盐、煤之外，还要增加一些东西。

合作社，我也把它和国营经济列在一起来说，因为它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合作社必须发展，但发展的速度要符合于全国及各地经济发展和经济改组的进度。

总之，我们在工业和贸易方面，在经济成分上要掌握恰当的比重。这种比重，要足以保证国营经济领导，又能团结其他经济成分。至于具体的数目字，还要摸索一些时间才可能找出来。因为在相当长时期内，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及私人经济互有发展的情况是必然存在的，今后经济发展的道路是很宽阔的。既然大家互有发展，就不至于“短兵相接”，当然，矛盾和斗争是不可免的。

二、工商联问题

现在的工商联已不同于旧中国的商会（注「旧中国的商会——是商人为维护其营业利益而组织的社会团体。创始于清末，一般由同业公会会员或商员会员组成，常被大商业资本家和地方士绅操纵，有的还有反动武装——商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旧商会被解散，另组工商业联合会。——第150页。」）。从工商联的组成成分来看，虽然私营企业占户数的绝大多数，但国营企业也参加了。从前的总商会是在旧政权领导之下，现在的工商联是在人民政府领导之下。工商联虽然是私营企业利益的主要代表组织，但它又必须服从《共同纲领》。就工商联的工作来说，主要是协助人民政府和指导工商业者，这也与过去商会不同。

关于工商联的组织问题，讲以下几点：

第一，摊贩和手工业作坊是否加入工商联？原则上应该加入。因为在中小城市中基本上没有工厂，大商店也很少，如果不要摊贩和手工业作坊加入，工商联的会员便没有多少。在大城市中，开始时侧重于一些大公司、大工厂是对的，要求大、中、小等量齐观是不可能的。因此，摊贩和手工业作坊加入工商联，可以稍为慢一点。这只是步骤的问题，不是说不要他们加入。实际上，把他们组织到工商联中，是有利无害的。“管”总比“散”好。让摊贩自己组织起来比由公安局管理好。全市统一组织又比分区组织好。以区为单位组织在开始时是必要的，但在适当时候要建立全市的摊贩联合会，并加入工商联。这样既有利于做摊贩的工作，也不妨碍做大户的工作。

第二，合作社是否加入工商联？一般说，加入是有利无害的。全国合作总社（注「全国合作总社——指一九五○年七月成立的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合作社迅速大量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劳动群众自愿联合组成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当时组织的县、市以下的基层社，主要有农村供销合作社、城市消费合作社以及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渔业生产合作社和运输合作社等。县、市和县、市以上建立联合社和合作总社。——第151页。」）的意见是先试一试，因为合作社本身还未组织好，还没有巩固，怕进去后吃亏。他们建议先以省联社及县联社为单位，在一两个地区试验一下。我认为这个办法是好的，是稳当的。

第三，现在工商联的会员有三种：同业公会（注「同业公会——是工商业者所建立的地区性的同行业组织。在旧中国，多为同业内大户或封建把头操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改组，成为工商业联合会领导下的专业性组织。——第106、151、291、315页。」）团体会员，企业单位会员，特邀人士。这三种都是可以的。同业公会这种组织不是会员入会的必须形式，在小城市甚至一部分中等城市中，常常是先加入工商联，然后按行业划分小组，这种小组并不等于大城市的同业公会。但在大、中城市中，一般不要采取打乱原有的同业公会而完全采取以企业为单位入会的做法。有些同业公会的经费和人员很多，工商联不能调动，这是不合理的。但是，不要一下子打乱同业公会，而宁可采用其他的办法来合理使用经费和人员。等到工商联的工作做得久些，做得好些，并提高了威信，经费和人员的合理使用，是可以逐步做到的。即使如此，办法也应该稳妥，这叫摸着石头过河。搞急了是要出毛病的。毛毛草草而发生错误和稳稳当当而慢一点相比较，我们宁可采取后者。尤其是处理全国经济问题，更须注意这点。慢两、三个月天不会塌，怕什么。某些地方已经改为以工商户为单位参加工商联的，也不必再改过来，可以再看看。对现在还未加入工商联的私营工商户怎么办？应该承认组织进来比不组织进来有利。但工商联不宜于在章程上作统统加入的规定。工商联应依靠自己的工作来争取他们加入，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办法协助工商联吸收这些会员。

第四，工商联组织实行三级制，即全国工商联、省工商联和县工商联。大行政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及专署不设工商联，必要时可以召集各省各县工商联的联席会议或工商界代表会议。大城市工商联的区办事处可以继续试办，以取得经验。

关于工商联的领导成分。私营企业方面，要照顾到工商、大小、帮派、政治态度四点，但重要的是必须有充分的代表性。所谓有代表性，就是要适合于当地的经济情况和人事情况。我们特别注意“工”是应该的，但不要勉强，勉强就不可能符合经济情况和人事情况。公营企业（注「这里所说的公营企业，意同国营企业，都是指各级政府经营的企业。一九五二年九月以后，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规定，不再使用“公营企业”这一名词。——第4、67、70、79、86、93、102、113、152页。」）方面，要有必需的名额，但又要防止过多，各地同志应很好掌握分寸。

关于工商联本身的工作。工商联在各个方面，尤其是税务工作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这对于国家、对于他们自己都是有益的，应该继续这样做下去。有一些地方的工商联对于指导私营企业方面的工作做得不够，或担负了过多的不适当的差事，这是不好的，应该逐渐地加以改变。但这并不等于不要做协助政府的工作。指导私营企业和协助政府两方面不能偏废。工商联工作总的方向，是在《共同纲领》之下协助政府和指导工商业者。具体说，就是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协助政府推行法令和政策，同时为会员服务，指导经营，教育工商业者。据会议中各地同志反映，工商联在教育私营工商业者方面起的作用很大，这是应该加以肯定的。

三、党对工商联的领导

首先是要统一党的政策领导。目前对工商联的领导是不统一的。在财经各部门之间（如工商局、税务局、劳动局等）工作步骤不统一，工商联党组与财委之间也不统一，这种现象是不好的。在大、中城市要成立工商工作委员会。这是党内的工作机构，在市委的领导下，统一党对工商工作（包括工商联工作）的政策思想。其成员，应包括统战部、财委党组、工商联党组及总工会等有关人员。

加强工商业联合会党组的工作。党组成员是在工商业联合会中工作的主要党员干部，加上公营企业代表中的党员。工商联党组受市委的领导，在一般情况下，市委可委托工商工作委员会来指导。

加强公营企业代表的工作。现在的情况是，少数公营代表做了工作，多数公营代表未对工商联给予应有的重视。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三：认识错误，工作困难，缺乏指导。我们要物色一些在工商联兼职的公营企业代表，他们除了担任本身业务工作之外，能划出一部分时间从事工商联的工作。这种代表不能多，只能是参加工商联的公营代表中的一部分。这在大、中城市应该有，一部分小城市也应该有。参加工商联的公营企业代表要兼业务，若业务不熟悉，搞工商联的工作也是困难的。资本家是实际主义者，只要看见公营企业代表能解决问题，他们就会赞成的。

公营企业代表参加工商联的目的有三。一是实现国营的领导。二是既要贯彻国营企业的经营方针，又能团结其他各种经济成份。国营企业的经营方针的实现不是在真空管中，而是要与其他各种经济在一起，经过“磨擦”（注「“磨擦”是抗日战争时期流行的一个名词，意指国民党内顽固分子的各种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反对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反动行为。这里是借用旧称，意指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合作社经济与国营经济在利害关系上的矛盾。——第92、154页。」）、斗争、调整才能实现。三是熟悉情况，学习业务。制订国家经济建设计划，不管私营企业不行。国家计划必需包括私营经济，至少要包括主要的私营经济在内。我们有些同志怕麻烦，但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私营工商业者打交道是不可避免的，这个麻烦是国营企业代表人员躲不了的。这是很重要的工作。过去很多公营代表参加工商联工作，确有不少困难，因此，对他们的批评应该审慎。中央委托各地党委召集一次公营代表会议（以城市为单位），研究他们如何参加工商联工作，规定一些具体办法，解决他们的困难。

同业公会职员的工作是很重要的。这些人熟悉行业的内情，争取、团结他们，对于我们熟悉各行各业大有好处。

党在工商界的工作，过去先注意上层是对的，今后仍不要放松，但是应该加强中、下层的工作。

四、成立全国工商联

成立全国工商联，多数资本家有这种要求。上海的大资本家对此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已经有了较多的发言权。中等城市（如长沙、南昌等）的资本家要求成立全国工商联，因为他们要求更多的发言权。小城市的工商业家现在还没有这样高的要求，只是希望成立省工商联，以便有些问题能提到省来解决。从国家来说，可以通过工商联做很多工作，如调查各行业的情况，调配资金和劳动力以及对各行业的调整，这对国家实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有好处。在这方面与会同志的看法是一致的，我也同意。讨论中也曾设想了成立全国工商联可能产生的弊害。比如，私营工商业者借以进行有组织的叫喊，这很麻烦。我看这比无组织的叫喊好。叫得对的，我们可以接受；叫得不对的，我们可加批驳。不要害怕叫喊。去年如果没有叫喊，就不会召开工商局长会议及税务会议（注「这里所说的税务会议，指一九五○年五月二十九日至六月十七日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税务会议。这次会议，根据财政经济的新形势和调整公私关系的精神，决定对现行的税种、税目、税率以及征收方法作适当的调整。——第155页。」）。这两个会议的召开，对扭转当时的财经形势起了很大作用。有的同志怕成立全国工商联之后把问题都提到中央，使地方难于管理，这是可能的。但我们并没有宣布取消地方政府对工商业的行政管理权力。上级机关也应注意，不要轻易批评下级，也不要随便答应私营工商业者的要求。好事要让下级出面去做，上级不要包揽代替，这样下级便不致感到困难。

在全国工商联成立之前，要开一个全国的工商界代表会议（注「这里所说的全国工商界代表会议，后来称为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代表会议，于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日至三十日在北京召开。到会的有全国各省、市、内蒙古、西藏的工商界代表四百一十三人。其中，国营企业和合作社的代表七十六人，私营工商业代表三百一十九人，特邀代表十八人。会议产生了以陈叔通为主任委员的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至十一月十二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的组织。——第156页。」）。代表的产生，大家认为应照顾到以下各个方面，即：地区，工商，大小，特殊（华侨、少数民族及特敫人士等），政治态度（包括左、中、右），公私。代表人数，会上作了一个估计。全国以四十个省计（注「这里所说的全国以四十个省计，是约数，当时实际上为三十九个省、区和地方。即：河北、山西、平原、察哈尔、绥远、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辽东、辽西、吉林、松江、黑龙江、热河、山东、浙江、福建、台湾、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西康等二十九个省，苏北、苏南、皖北、皖南、川东、川西、川南、川北等八个行署区，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和西藏地方。——第156页。」），每一省代表平均六人，计二百四十人；全国二十个左右大中城市，每一城市平均十人（上海应不止此数），计二百余人。加上其他方面，总共有五百人左右。其中，国营企业代表可占百分之十五，计七八十人。除此之外的代表中，右的可占十之二、三，中间及进步的可占十之七八。这些现在都不作最后决定，仅提出供各地参考。中央决定后，会有正式通知。时间、筹备、领导人选诸问题，也由中央决定。在中财委（注「一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党组与中央统战部的联席会议上，有的同志提出，全国代表会议今年暂不忙于召开，先促进大中城市的工商联工作，建立省的工商联，摸索一下，明年再筹开。此点由中央考虑决定。

全国工商界代表会议准备讨论及解决的问题有下列各点：（一）研究和准备适当解决私营工商业要求解决的问题，如加工订货、价格、税务及劳资关系等。（二）政府与国家计划对私营工商业的要求。如果朝鲜战争（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随即出兵干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侵略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同中朝方面在开城首次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义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从此形成谈谈打打的局面。又经过两年多的较量，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实现了朝鲜停战。至此，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第111、126、142、156、157、194、265、303页。」）问题能够解决，时局平定，我们就要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三）选举领导机构。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统战部讨论工商联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总结。」

（1）注「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规定，工商业联合会的基本任务是：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指导私营工商业者在国家总的经济计划下，发展生产，改善经营；代表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机关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并与工会协商有关劳资关系等问题，组织工商业者进行学习、改造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工商联的组织，依照行政区域，在全国、省、市（县）分别建立各级工商业联合会。一一第106、124、147、290、304、315、329页。」

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五日）

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的方针和任务*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五日）

一、对去年工作的估计和今年财经工作的方针

去年的财经工作，支持了抗美援朝（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随即出兵干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侵略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同中朝方面在开城首次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义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从此形成谈谈打打的局面。又经过两年多的较量，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实现了朝鲜停战。至此，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第111、126、142、156、157、194、265、303页。」），稳定了国内市场，这是成绩。缺点是，在财经系统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由于对财政支出管理不严，工业、贸易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基本建设和经营管理中浪费很严重。

一九五二年，朝鲜战争可能结束，但应准备拖延。财政概算方案，应该放在和谈可能拖延并能继续应付战争这个基点上。

财经工作的重点，应在不放松收入的条件下，转向管理支出；在不放松财政、金融和市场管理的条件下，转向工业、农业、交通等方面。财经干部比较熟悉的本领已经不够用了，不熟悉的工作，如工业建设、经济计划等等，放在面前，必须迅速努力学习。

二、财政工作

（一）城市各项税收，必成数六十三万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期成数七十万亿元。国营企业收入，必成数三十五万亿元，期成数四十万亿元。农业税二百六十四亿斤，实行依率计征（注「依率计征即按照法律规定的税率征税。——第138页。」）。其他收入按概算草案进行。

（二）建立完整的省一级财政，重点试办县级财政。省级的一切收入，包括税收超额留成，地方粮和地方税（注「地方税——是地方留用税收的统称。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五○年四月一日发布的《关于统一管理一九五○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中，将税收划分为中央税收和地方留用税收。各地征收的国家公粮、关税、盐税、货物税和工商业税，均归中央人民政府所有，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指拨。其他税收，如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统由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根据各大行政区、各中央直辖省（市）人民政府之全年财政预算，划归地方留用；各大行政区所属省（市）人民政府应留用部分，则由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财政部根据各省（市）人民政府之全年财政预算予以划分。决定还提出，中央人民政府给各大行政区、省（市）规定的国家公粮及税收任务，必须遵照中央人民政府所规定的政策和税种、税则、税率努力征收；超过部分，公粮按八成留归地方，二成上解中央；税收按七成留归地方，三成上解中央。——第49、58、65、71、158页。」）及附加（注「地方附加——是地方随正税征收的、不列入国家预算的部分。正税指列入国家预算的税收。国家对地方附加的比例有严格的限制。例如，农业税地方附加，一般不得超过正税的百分之十五，某些获利大的经济作物区不得超过百分之三十。——第49、65，71、117、158页。」），地方企业收入，机关生产收入，地方结余款项，以及省级的一切开支，均须列入省的年度概算和决算。不能有预决算以外的收支，不能有帐外的帐。

（三）在“三反”（注「“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第158、170、195、200、248、292页。」）运动后，各级机关的生产，应该统一于同级的国家企业公司，像国营企业和地方国营企业一样，其收支受同级财政部门的统一支配，并列入同级的财政预决算内，具体办法另定。

（四）加强财政监察工作。请求各地抽调大批县级以上干部，建立中央、大区（注「大区——指当时在全国划分的华北、东北、西北、华东、中南、西南六大行政区。各大区设有中共中央的代表机关中央局。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除华北外，其他五个大区都设有大区一级行政机构，东北称人民政府，西北、华东、中南、西南称军政委员会。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各大区行政机构一律改为行政委员会，作为中央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不再是一级地方政府。华北也成立行政委员会。一九五四年四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大区一级党政机构。——第6、16、25、30、32、39、43、48、58、63、133、152、158、191、201、206、221页。」）和省的财政监察机构，重点考核财力的使用是否适当和有效。中央各行政部门事业费中之使用于各地的，均统一由中财政部按期转拨各大区（由大区转省、市）财政机关统一掌管发放。大区及省、市财政机关负有审查、核发及监督责任。

（五）开始建立部队随军银行，实行货币管理。

（六）重点试办独立会计制度（注「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关于一九五一年国营工业生产建设的决定》提出：“实行独立会计制度，由中国人民银行集中国营企业的一切信贷，允许各企业有权独立与国家银行发生往来，逐渐发挥银行对企业财务活动的监督作用。责成各企业的领导人，对所管企业的盈亏负完全责任。”——第159页。」）。

三、物资调拨

决定下列十二种物资的调拨与平衡计划，由中央掌管，即：生铁、钢锭、钢材、木材、煤炭、水泥、杂铜、电解铜、钨、锑、锡、新闻纸。

四、粮食调拨和征购

（一）因为经济作物面积扩大，农民在土改（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60、90、102、117、129、140、144、148、159、275、303页。」）后生活改善而多吃，粮食情况一般是紧的。但是，现在预计去年增产可达一百五十亿斤以上，国家手内掌握并能运用于市场的粮食，今年比之去年可增加七十亿斤以上，因此只需小心管理粮食，不要有恐慌心理。除同意东北购粮七十一亿斤（愈多愈好）外，各地均应按照中贸部（注「本书中贸易部、中贸部、中央贸易部都是指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当时，贸易部主管国内外贸易。一九五二年八月，贸易部撤销，成立商业部和对外贸易部，分管国内外贸易。——第30、33、39、55、66、71、85、90、124、159页。」）购粮计划，努力完成，力求超过，并按照中财委（注「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计划，予以调拨。一切应调出粮食的地区必须如数调出，一切要粮的地区不应多要。必须把应付市场的机动调拨之权，归于中财委。只要统一调度而又谨慎从事，则全国主要地区的粮食市场，是可以稳定的。

（二）经济作物（棉、麻、烟、蔗、大豆等）的播种面积，统应稳定于一九五一年的水平。粮食播种面积只能增加，不能减少。为了防止农民盲目扩大经济作物的播种面积，由中财部、中央贸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后，公布经济作物的公粮负担额及经济作物与粮食的适当比价（注「参见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二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布的《关于一九五二年棉粮比价及棉田的公粮负担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对棉田的公粮负担作了如下规定：“凡过去棉田的公粮负担占棉田应产量的平均比例在百分之十一（例如每亩棉田应产皮棉三十斤，负担三点三斤）以上的地区，其负担办法照旧不变；过去棉田的公粮负担占棉田应产量的平均比例不及百分之十一的地区，应把当地棉田的公粮负担的平均比例提高到百分之十一。”——第159页。」）。目前经济作物的公粮负担额很低，例如棉田所纳公粮只等于收获额的百分之六，拟提高到百分之十至十五。其目的是既防止经济作物面积的盲目扩大，又不缩小现有的播种面积。

（三）由于今后若干年内我国粮食将不是宽裕的，而且城市人口将逐年增加，政府还须有粮食储备（备荒及必需的对外贸易），因此征购粮食是必要的。只要使人民充分了解征购意义，又能做到价格公平合理，并只购农民余粮中的一部分，则征购是可能的。目前先做准备工作，在一九五二年夏收时，采取合作社动员收购和地方政府下令征购的方式，重点试办，以观成效。如试验成功，即于一九五二年秋后扩大征购面，逐渐在全国实行。

五、工作问题

（一）准备于一九五二年内，按各地生活水平、劳动生产率等状况，对工资作必要的调整。照顾到历史情况，暂时不强调工资上的产业顺序（如某业是第一等工资，某业是第二等工资等）。同一产业的工资，除铁道外，也不强调一致，而以同一地区的各业工资水平为调整的标准。对于某些工人不愿去而又必须鼓励工人去的地区，在中央批准之后，则可用地区津贴的办法，鼓励工人去做工。调整的时间，须在民主改革（注「这里所说的民主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工矿、码头等企业中，消灭封建势力和废除压迫工人的包工制、工头制、抄身制等的民主革命性质的社会改革。——第160页。」）和增产节约运动（注「这里所说的增产节约运动，指一九五二年上半年全国工矿交通企业开展的一次爱国增产节约竞赛运动。——第160页。」）开展以后。各地调整方案，须由中财委批准。有些企业如果具备了一定条件（如有定额制度等），而调整又是较普遍地增加工资者，则可以推行八级工资制（注「八级工资制——是全国解放以后国营工矿企业实行的工人工资等级制度。这个制度规定，工人的工资分为八级。——第160页。」）。

（二）基本建设中已暴露了很大的浪费。经验证明，仅凭希望和热情而无必要准备，没有自己的得力干部和工程技术人员去办，是必然要失败的。各地对于基本建设工作，必须切实执行中财委的规定。各地财委要负责对过去本区的基本建设工作，在本年二月份内作出总结，报中财委。

（三）增产节约运动，也是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的运动。今年六月底，各部门要在增产节约运动的基础上，定出所属企业主要项目的定额，报告中财委。一则以此增加业务人员的知识，二则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

（四）中央各部直属的国营厂矿，其生产计划，企业利润，折旧和投资的支配，原料和产品的调拨，重要管理制度和重大技术措施的规定，以及主要领导干部和技术干部的调整，应归中央统一掌握。其政治领导和行政工作，统归各大区管理。

（五）全国正在进行的清理资财和核定资金的工作应加紧进行，并应互相交流经验。

六、公私关系

（一）对私厂实行加工订货，产品议价，以及对若干种产品的统购，是当前必须实行的政策。这种政策，可以用来反对资本家牟取暴利，限制资本主义经济中不利于国计民生的因素，必须坚持。统购项目应随国家需要而增加，如机制纸张、色布、轮胎，均应由中贸部规定办法，于今年内逐步统购。同时要保证私厂的合理利润，工缴费（注「工缴费——指企业以原材料或半成品委托其他企业加工产品时所付给的费用，一般包括合理的成本、利润和税金。——第124、161、169、283、322页。」）及利润低了的，应该适当提高。对私营工业的合理经营的部分，要继续加以保护，限制的只是那些违法暴利的部分。对私营工业和私营商业的税收政策仍应有所不同，以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业。

（二）合作社必须有计划地发展。国营零售店及其零售品种，应该随稳定市场的需要而扩大。粮食经营中，国营比重应该增加。我们对私人商业的政策，在主要商品的经营中，在批发市场上，国营贸易必须继续扩大和加强领导地位；在零售市场上，则必须保持稳定的力量。淘汰若干不宜于存在的中间商，是不可避免的，这有利于人民经济的全局。同时，我们在零售市场上保持了稳定力量之后，应该给私商以较多的零售地盘。

（三）在私商联营方面，要纠正那种由政府强制组织联营的错误做法。过去联营曾起过一定作用者，现在亦不需发展。至于私商自动组织者，则应加以密切注视，如其垄断市场，则以经济斗争和行政管理两种办法对付之。由中贸部在各地“三反”高潮过后，召集一次工商行政管理会议，讨论和传达这一政策。

（四）因中间商淘汰而需要转业的职工，应加协助。由国营企业、合作社、工商行政机关、劳动部门共商转业办法。目前应进行下述三种人的登记：国营企业和合作社需要新招雇的人数和类别，社会上需要转业的人数和类别，解放前失业但尚未登记者。我们对失业人员，不论其失业时间是属于解放前或解放后，均应采取负责统筹的政策。但在介绍其职业时，应会同公安机关考核，区别出一般失业人员与被管制分子。

七、一九五二年财经工作中需要特别注意的问题

（一）厉行“三反”，增产节约。

（二）健全地方和军队的财政制度，严格财政纪律。

（三）拟定建设计划，准备干部，迎接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到来。

（四）努力购粮，统筹调运。

此外，中财委与各大区及各部的关系，继续遵守下述三点：互通情报，协商大事，交流经验。各大区财委及中央财经各部，须每季给中央写一扼要的综合报告，首长要亲自动手，不准秘书代办。专业会议的专题报告，照常进行。

*注「这是陈云同志起草的，以他和薄一波、李富春同志的名义向中共中央的报告。」

审查一个工厂初步设计议定书的报告（一九五二年二月四日）

审查一个工厂初步设计(1)议定书的报告*

（一九五二年二月四日）

一、哈尔滨铝合金加工厂（注「哈尔滨铝合金加工厂——即今东北轻合金加工厂。——第164页。」）是一九五一年一月委托苏联设计的，年产铝合金一万吨。其中，铝板七千吨，各种型材一千三百吨，铝棒一千一百吨，铝管三百吨，铝线三百吨。产品主要供应航空工业，其次是一般工业。该厂与淄博铝氧厂（注「淄博铝氧厂——即今山东铝厂。——第164页。」）、抚顺制铝厂（注「抚顺制铝厂——即今抚顺铝厂。——第164页。」）组成了我国第一个制铝工业系统。淄博铝氧厂（日本占领时办的，解放战争时遭受了大破坏）将以氧化铝二万多吨供给抚顺制铝厂电解，连同抚顺厂自产的氧化铝近一万吨，共可生产电解铝一万五千吨。其中，一万吨交哈尔滨铝合金厂加工，五千吨用于生产高压电线。上述三个工厂必须同时恢复与修建，才能生产铝合金产品。目前，哈尔滨、抚顺两厂均已作出初步设计，而淄博铝氧厂，去年经外交系统电请苏联设计，隔八个月后苏方才答复须由贸易系统出面联系，因此恢复该厂的设计尚未进行，必须迅速补上。

二、哈尔滨铝合金加工厂的主要车间及主要设备如下：

（甲）铸型车间。以各种金属与电解铝融在一起，冶炼成各种不同性能的铝合金，一部分供压延车间用，另一部分供制管车间用。主要设备有，容积七吨的电炉和混合炉各四座，十五吨煤气炉一座，扁形铸锭半连续铸造机二座，圆形铸锭半连续铸造机二座。

（乙）压延车间。压制各种性能的铝板七千吨，最大宽度为一米半。主要设备有，大小压延机四组，均热炉十六座，退火炉二十四座，加热炉二座，热处理炉一座。

（丙）制管车间。制成不同性能铝合金的各种规格的管子三百吨，线材三百吨，圆棒、六角棒一千一百吨，其他型材一千三百吨，合计三千吨。主要设备有，三千五百吨水压机一座，二千吨水压机二座，一千二百吨水压机二座，六百吨水压机一座，制管机三座，链式伸压机三座，大小拔线机三座，热处理炉一座。

三、工厂人员、用电、用水、厂址面积的设计如下：

（甲）全部人员二千二百五十八人，计工人一千七百六十八人，技术人员二百三十人，职员一百四十五人，服务人员六十一人，守卫、消防队员五十四人。实物劳动生产率，每一工人平均每年五点七吨。

（乙）全年耗电量为六千万度，每吨铝材用电六千度。

（丙）生产用水全年三十二万三千一百吨。

（丁）工厂面积三十三点六公顷，合五百零四市亩。建筑物面积九公顷，合一百三十五市亩，为全厂面积的百分之二十六点八。

四、为了慎重研究其产品质量、规格能否完全符合我国航空工业的需要，我们征询了航空工业专家的意见，他们认为是符合的。

五、这一工厂所需的全部投资及外汇数量，据粗略估计，约需人民币三千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

六、中财委（注「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党组讨论了这个工厂的初步设计议定书之后认为，我们建设新型工厂没有经验，而过去的基本建设中已有很大浪费，因此对于每个工厂的建设计划及初步设计，应该认真地慎重地研究审核，这是一种极为重要的学习。今后，各级工业交通等部门凡是建设新厂，都必须切实审查设计，决不可草率从事。中财委党组决定：全国各地凡属举办价值五十亿元人民币以上的新工厂，均须呈报党中央。一切较大和大型工厂的初步设计议定书，均须经过中财委党组审核，分别呈请政务院（注「政务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四九年十月成立。一九五四年九月，根据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改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36、38、42、64、69、99、144、166页。」）党组和党中央核准。各有关部门对于设计的审核工作应该力避拖延，又必须切实认真。

*注「一九五二年，陈云同志为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党组起草了几份关于审查工厂初步设计议定书向党中央的报告，这是其中的一篇。」

(1)「初步设计——是根据批准的计划任务书对拟建工程进行设计的第一阶段。我国大中型建设项目，一般采用两阶段设计，即初步设计和施工图设计。重大项目或特殊项目，采用三阶段设计，即初步设计、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初步设计的主要内容人是编制拟建工程的方案图、说明书和概算。——第164页。」

市场情况与公私关系（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

市场情况与公私关系*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一日）

关于市场情况，我有这样几点估计：

一、市场还没有完全活跃起来。在二三月间市场是停滞的，这种停滞现象现在已经有所改进，但是大的改进还需要一个时期，不能希望太快。资本家方面按其对于社会的影响来说，现在是三动七不动，小动大不动。有人说，现在大的资本家不是也动了吗？我说那是口动心不动，或者说是皮动肉不动。公家怎么样呢？公家是七动三不动。什么没有动呢？下层没有动，县以下的合作社、贸易公司还没有动，只做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最多的是百分之五十的买卖，其他还在忙于打“老虎”（注「“老虎”是“三反”、“五反”运动中对犯有严重贪污行为的干部和犯有严重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盗窃经济情报行为的资本家的称呼。揭发和查清他们的问题，叫做“打老虎”。——第167页。」），清理积案等工作。这个时期的市场所以能维持，大部是依靠“人工呼吸”的方法。城市里的加工订货，乡村里的收购，都是靠国家的力量。从三月到五月，这种情况有变化。但是照现在看起来，要完全变好还要有一个时期。我们的铁路装车计划应该是每天一万三千个车皮，但今年实际装车数，最低时降到了七千车皮，四月恢复到八、九千，五月恢复到一万二千，现在才恢复到一万三千。我们的百货公司，今年计划每天的贸易额应该是三千亿元（注「这里指当时流通的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起发行新的人民币，代替原来流通的人民币。新币一元等于旧市一万元。——第1、29、32、38、51、54、84、94、113、147、158、166、168、190、193、200、212、228、238、260、269页。」）人民币，但是最低时是七百亿元，五月下旬到现在是二千六百亿元。

二、中间市场脱节。其表现是国家贸易公司的货物堆积如山。上海、天津、青岛、广州，每个城市都是如此。到处都叫装不下，共计有一千万吨，只有二百五十万吨入了仓库，七百五十万吨还在露天。去年仓库也是这样多，为什么叫得不那么厉害，是不是今年的生产品特别多呢？不是。今年生产的东西也不特别多。虽然多收了一点棉花，囤积了一点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但是数目不大，总的说来和去年差不多。原因是去年两个仓库装东西，而今年却只有一个仓库装东西，只装了公家的仓库，没有装私人的仓库。资本家在等着“五反”（注「“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第168、195、201、248、292、303页。」），根本不进东西。

在城市，物价有倒挂的现象，五月上旬国家贸易公司的牌价比市价高。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就把高出的部分降低了一半。在乡村中，则是市价高于牌价，工业品、土产品都是如此。市价比牌价高，证明农民的购买力提高了，城市里面的工业品下乡就会有销路。

工业品从大城市到乡村不是直接下去的，而是从大城市到中等城市，从中等城市到小城市，从小城市再到初级市场。现在有些中等城市，比如蚌埠、徐州、南通、扬州、许昌、潍县等，因为“五反”，搞得不通气了。曾山（注「曾山——（一八九九——一九七二），江西吉安人。当时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第168页。」）同志从上海来北京开会，到蚌埠看了一下，那里在解放初期市场很活跃，现在是冷冷清清。原因是一百零五家最大的铺子还躺在那里没有动。没有动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公私关系不协调，一个是“五反”没有定案。公私关系的问题，我们早就看出来了，今年二月二十二日发出了通知，要国营贸易公司赶快加工订货，使市场不致停顿。如果能够定出新的加工订货工缴费（注「工缴费——指企业以原材料或半成品委托其他企业加工产品时所付给的费用，一般包括合理的成本、利润和税金。——第124、161、169、283、322页。」）的标准，当然更好，不能定出就按照老标准执行，将来多退少补。中财委（注「九四九年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财政经济部（简称中财部）与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合并为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简称中财委。在此基础上，于同年十月二十一日正式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仍简称中财委，统一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一九五四年撤销。——第4、13、25、30、32、35、41、42、46、54、64、79、99、156、159、166、169、195、202、215、218、223、235页。」）的这个命令各地都执行了，上海还规定了具体办法。现在资本家在公私关系上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但是还没有完全解决问题。主要原因是他们对“五反”心里不服，有一个疙瘩。不过，我们现在不从这方面提，还是从税收、加工订货这方面来解决，雷公打豆腐，照软的来。

三、国营贸易的比重增加了。这种增加是被迫的，又是必要的。为什么是被迫的呢？因为一搞“五反”，资本家不做买卖了，如果不增加国营贸易的比重，加工订货也不搞，农村土产没有人收购，工厂的产品没有人买，整个社会经济就要停顿，农民就要骂娘，工人就要失业。昨天收到一个电报，皖南王稼祥（注「王稼祥——（一九○六——一九七四），安徽泾县人。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副部长，——第169页。」）同志家乡的农民把合作社打掉了，原因是合作社收茶叶的价钱低。实际上今年的价钱并不比去年低，而且还高一点。如果天津这些地方出产的热水瓶、皮带等东西国家不收购，工人也会这样干。所以国家只有加紧收购，这样，国营贸易的比重就增加了。私人一做买卖，这种情况就会改变。这几天就有变化，北京百货公司的生意比以前就减少了。国营贸易的比重究竟占多少为好，我们是有计划有尺度的。去年国营贸易的比重是百分之十九多一点，今年是百分之二十四到二十五。我们要掌握住这个尺度，不要提高，也不要降低。

四、在我们的五种人员（税务局的税务员、银行的放款员、企业的采购员、贸易公司的验货员、海关的验估员）中，有一种“宁左勿右”的情绪。他们以前不认真，出了“老虎”，现在认真了，验货的规格特别严，标准特别高，“次货”高到百分之六、七十，甚至百分之八十。上海有的地方在验乒乓球时，还要用显微镜一个一个地照。这样做是不是合理呢？不合理。一般来说，废品不能高到百分之十，一到百分之十，工厂就要关门。那末，可以不可以臭骂他们一顿呢？不能。他们现在都不肯干了，都怕当“老虎”，上街是几个人一起去，跟资本家谈话也得几个人，一个人不敢讲，电话一个人也不敢接。什么原因呢？因为那些倒下去的人跟资本家有勾结，他们也怕，甚至不愿意搞这一行了，要求调动工作。再者，我们现在还不可能很详细地定出一个新的验货标准来，所以没有理由骂他们。应该这样向他们讲：当“老虎”是不对的，跟资本家划清界限是对的，但你们在改正错误的时候做得太过分了一点。这是下层的情况。

上层的情况怎样呢？上层机关中很多人打“老虎”去了，留下来的人刚刚“下楼”（注「“下楼”指“三反”运动中犯有一些错误的干部，经过坦白交代和检讨，弄清了问题，得到了群众的谅解，恢复了工作。有的干部虽然恢复了工作，但还没有完全得到群众的谅解，人们便称他们是“穿着短裤子勉强‘下搂’”的。——第170页。」），并且有许多人是穿着短裤子勉强“下楼”的，所以叫做仓卒应战。“三反”（注「“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第158、170、195、200、248、292页。」）、“五反”的面很大，尤其是一搞“五反”，大工厂也不向中小工厂订货了，中小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主要是由国家贸易公司来买。那些次要的零零碎碎的产品，以及农村的土产，如枣子、核桃、药材等，就难免照顾不到。虽然是仓卒应战，我看维持得还好，这证明国家经济力量比以前强了。如果在一九五○年搞“五反”（当然这是不可设想的），国家经济就没有力量来维持市场。又要应付“五反”，又要维持生产，又要在农村里面收购猪肉、鸡蛋等东西，国家经济没有现在这样大的力量，是不行的。

市场可以繁荣，这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要繁荣到很正常的程度，还需要经过一个时间。根据什么说市场可以繁荣呢？这就是社会供销关系没有变。去年是供不应求，生产出来的东西可以统统卖掉。现在购买力是不是减退了呢？没有减退，还有增加。生产是不是增加很多呢？有增加，但并不很多。今年购买力会增加，这可以从下面三个方面来看：（一）农业的收成好。现在麦子已经收了，收成比去年增加，秋季丰收也是有希望的。这样，农民的购买力就会提高。（二）国家预算比去年大。这一条很重要。国家预算的支出，除了一部分向外国订货，大部分都用在国内。预算大，支出的钱会回到市场上去，变成购买力。（三）工业品城乡价格差额很大。因为现在一些私商都忙于参加“五反”，把城市的工业品运到农村去的人少了，而农民又很需要工业品。只要有人把东西弄到农村去，农民就会买的。

把上面几点综合起来看，虽然相当大数量的资本家在观望，国营贸易机构维持市场很吃力，但是市场是可以繁荣的，而且将是比较健全的繁荣。当然，要达到这样的繁荣，还要经过一段时间。

下面谈谈公私关系中出现的问题和我们的对策。

“五反”之后要退赃补税。退赃补税要合适。一开始全国退补的数字达到三十几万亿元。很多人讲：“这回共产党可发财了，出了这么个主意，搞到这么多钱。”其实，现在一个钱还没有搞到，ｗωｗ奇Qisuu書com网并且第一季度还少收了五万亿元的税。在这方面没搞到钱，可是在另一方面搞到了很多钱。四月底止，财政部库存十万亿元。因为都在打“老虎”，基本建设不敢用钱，经费也不敢开支了，应该支出的钱都没有支出。这件事是开国以来没有过的。另外，节约也见了效果。现在我们算资本家的“五毒”（注「“五毒”指资本家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的五种违法行为。——第172、267页。」）帐，是不是算多了一点，是否有点象在农村曾经有过的那种苛刻算法：一只老母鸡下了很多蛋，蛋又孵了鸡，鸡里面又有多少公鸡多少母鸡，母鸡又下了多少蛋，蛋又孵了多少鸡......我看是有的。蚌埠有一百五十家工商户，资本只有一万五千亿元，要退补的就达三万亿元。浙江省有几个工厂，“五毒”帐超过了加工订货的全部收入。算的太多了，恐怕站不住脚，也会把真正的“五毒”放过去。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把它核减下来，核减到恰当的程度。这样，对打“老虎”的同志可能讲不通，他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你一核，核少了，他们可能不愿意。可是如果不核下来，我们就站不住脚。同时，还要成立一个接受申诉的机关，如果资本家认为算的太多了，可以申诉。对资本家要加以照顾，缴退补款的时间可以拖长一点。要先活后收，先税后补。第一先要活，能活就能收，如果先收，就活不了。第二先收税后补退。税收最要紧，神圣不可侵犯。财政部没有钱，什么事也干不了。先税后补，就是说你不能大补就小补，小补还不行那就暂时不补，明年再补，但税一定要收。退补大概能收到四万亿元，税收要收到七十万亿元。只有先把小的放松一下，把大的收起来，等市场活了以后，那四万亿元也就可能收起来了。如果先补后收，很可能因小失大。

加工订货的工缴费问题。去年我代表财经委员会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报告（注「见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五日政务院到总理陈云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的报告》报告中说：“若干种加上订货，按照目前情况，工缴费低了的，应该在照顾工业的合理利润，照顾消费者和销售者的可能性，又照顾稳定市场的原则下，适时地合理地予以提高。某些加工订货，原材料、工缴费规定过高者，也应该按其适当程度加以减低。”一一第172页。」）的时候讲到，加工费定低了的要提高，定高了的要降下来。这个话现在还有效。有的资本家说：“要我们得合法利润，但究竟什么叫合法利润，总弄不清。”我们准备这样答复：工缴费的合法利润可以百分之十，可以百分之二十，也可以百分之三十。我们不把它讲成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三十。如果那样讲，下面就容易简单化，不定百分之十，也不定百分之三十，当中一折，普遍定百分之二十。但有些东西不能到百分之二十，有些东西可能要超过百分之二十。我们要按照生产成本、市场价格和社会需要来定。

工缴费的利润是不是适用于一般工业利润呢？我看也可以适用。如果有人问，工业利润比百分之三十再高一点行不行？我的意见，只要不违反国家规定，订的价格适应社会购买力，也可以不受百分之三十的限制。一切东西都不能超过百分之三十，多一点也不行，这是办不到的。有些东西是市场很缺少的，人们也愿意要，只有这么一家生产，它的利润超过了百分之三十就不允许成交，那是不行的。

商业利润怎样呢？第一，必须遵守国家的贸易政策，遵守《共同纲领》（注「《共同纲领》即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共同纲领》确定了我国的国家制度和当时我国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基本政策。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各族各界人民的代表共同制订的建国纲领，是全国人民在一定时期内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统一行动的政治基础。一九五四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颁布以前，它起了临时宪法的作用。《共同纲领》第二十六条的内容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建设的根本方针，是以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政策，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之目的。国家应在经营范围、原料供给、销售市场、劳动条件、技术设备、财政政策、金融政策等方面，调剂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第92、100、150、173页。」）的规定。第二，商业利润不应该高于工业利润。这只是指一般情况说的，个别的超过了百分之三十，也限制不了。比如某些土特产，农民卖不出去，商人收买的时候价格很低，卖的时候价格很高，利润超过了百分之三十，你说他是非法还是合法呢？应该承认他是合法的。所以，只能一般地说商业利润不应该超过工业利润，个别的超过也可以，但是不允许投机倒把。

加工订货的规格问题。所有的东西都要定出统一的规格来，是有困难的。因为各地出产不同，要由各城市自己去管，规定本地加工订货的规格。六、七两个月，全国各地应在当地工商局的领导下，与资本家协议，规定加工订货的规格。这样，验货员就可以按照规定的标准收货。

加工订货的定金要多少呢？资本家要百分之七十，这办不到，最多只能是百分之三十。这已经很高了，真正要做生意，百分之三十也可以做了。定金不能一次全给资本家，全给了他，他就跟你耍赖皮。过去我们吃过亏。

中小厂的加工订货问题。中小厂的单位比较多，全部兜来还办不到。有一些落后的中小厂是要倒台的。如北京有的袜子用手指一捅一个洞，国家贸易公司买了十七万双，结果卖不出去，浪费了原料。

名牌货的问题。如414毛巾（注「414毛巾是上海萃众毛巾厂生产的一种印有钟牌414商标的毛巾。——第174页。」），固本肥皂（注「固本肥皂——是解放前上海五洲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肥皂厂生产的一种印有固本牌商标的肥皂。一九六○年五洲肥皂厂转产，由上海制皂厂继续生产固本牌肥皂。——第174页。」），这些名牌货我们要提倡，不要名牌货不好。买货的人，都希望买名牌货。“五一”减价的时候，北京王府井百货公司买东西的人挤得很，广播器总喊“不要挤，不要挤”，结果还挤坏了二十多块玻璃。旁边私人商店里的货和百货公司的货是一样的，而且价钱还便宜，但是人很少。老百姓相信百货公司，他说到百货公司买东西上不了当，吃不了亏。我也亲身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早先在上海的时候，世界书局（注「世界书局——一九一七年创办于上海，曾是中国三大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作为官僚资本企业被接管，官僚资本部分被国家没收，其印刷厂改为中华印刷厂。——第174页。」）、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几家共同组织了一个书店，我是被派去的一个。有一个人要买小孩用的书包，问多少钱，我说一块钱。他说，有一块钱还不如到商务印书馆去买哩。实际上是一样的东西，只是用了另一个牌子，但是他就认为商务印书馆的好。老百姓要名牌货，这个要求是合理的，取消名牌货不好。现在主要的问题是都不讲信用，尤其是纸烟，第一回出厂的很好，第二回、第三回就不知道什么样子了。这很不好。对名牌货不应该打击，应该鼓励。当然只照顾名牌货，不照顾非名牌货也不行。过去上海曾经把几家小毛巾厂合起来，出货都用414牌，你的质量不高，用人家的名义，把人家的名声搞坏了，人家是不愿意的。

出口贸易的问题。现在的情况是出口赔，进口赚，所以私人出口生意很难做。他出不了口，就卖给国家，国家贸易公司给他利润。国家贸易公司赔了钱，就靠进口赚。应该照顾私商。还有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及国内与农民的关系，而且这两方面的关系是主要的，与私商的关系是次要的。如果我们的国内价格跟着国际上的价格跑，就会在农民中发生盲目发展土产的问题。你说少生产一点，他是不会听的，因为他是看卖得出钱还是卖不出钱，卖出钱的就多生产。现在我们的农业生产还是分散的。例如，我们说棉田不要再增加了，粮食少了就会发生危险，结果还是增加了几百万亩。那怎样办呢？就要在价格上想办法。今年收购棉花的时候，价钱不应提高。我们对农民现在还是拿价格政策来指挥他。如果国际市场价格跌了我们也跌，也会发生问题，我们的贸易公司和合作社就会被打垮。我们在农村里收购，不能采取资本主义的办法。要农民从这种生产转到那种生产，必须给一个过渡时间。这样就不能跟着国际市场的价格走。国际市场上有几样东西，比如猪鬃，如果价格低了，我们就不卖，反正你要靠中国，五月不卖等六月，六月不卖等七月，我们有钱，也不急着卖。出口东西，如果他跌你也跌，完全跟着国际市场价格走，那就不好办了，外国资本家就会多占便宜，农民就会不满意，国家也受损失。

这样，私商的生意是不是就难做了呢？是难做的。比如去年杂粮很少，北京和天津就让老百姓少吃杂粮，多吃面粉。面粉卖五万多元一袋，比吃杂粮还便宜，就没有人吃杂粮了。贸易公司赔了多少呢？五千万斤粮食。如果我们不这样做，让商人去搞，那市场上会混乱，买杂粮就会站队。越买不到就越要买，那就会天下大乱。天下乱好，还是不乱好？当然是不乱好。不采取这样的办法，就不能保持价格的稳定。秋季粮食市场价格很低，收购进来，到来年四、五、六月份提高价格卖出去，就会赚一笔钱，但是我们不能采取这样的办法。牌价要一年四季差不多，基本上不变。这就发生一个问题，收进来时要付出一笔钱，这钱是哪里来的呢？从银行借的，借钱就要付利息。贸易公司要付利息。又要花保管费。私商在这种情况下就不容易做买卖。对他们可以不可以迁就呢？不可以，如果迁就了就会天下大乱。总之，与农民的关系及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是主要的，与私商的关系是从属的。能够两全时就两面都照顾，不能两全时就照顾主要的方面。

公私贸易的比重及转业问题。去年国营贸易的比重是百分之十九到二十，今年的比重是百分之二十四到二十五，我们要保持这个比例。私人方面要有加有减，有的行业要发展，不合社会需要的行业要倒台，要转业。这是个老问题，去年也讨论过。一九五○年提出转业方向问题时，我们答不出来，现在敢答了。我说方向多得很，钢铁、器材、汽油等方面都可以转，保你赚钱发财。这一点他们也看得很清楚。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职工转业问题。这个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还会拖一个时期。中国的失业问题我看还没有完全解决。是不是可以想一个干脆的办法，一下子解决这个问题呢？不可以。我们算了一下，百货公司一个人一天做的生意，能顶私人铺子五个人一天做的生意，就是说，如果私人铺子的店员有十个人失业，我们只能吸收两个人。只要我们在北京开一个茶叶公司，很多茶叶铺子就要倒闭。又比如夫妻两个开一个铺子，有事开门，没有事关门，如果把他们都吸收过来，又让他们干什么呢？这个问题不容易解决，我们现在还不能把他们全部包下来。

银行利息问题。银行利息要采取降低的政策，以利于工商业的发展。现在银行是月利三分，年利百分之三十六。这样高的利息是无法经营工商业的，资本家与其向银行借款经营工业，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里生利。银行的利息要降低到什么程度呢？降低到接近战前的正常水平，或者稍高一点。比如降低到月利一分，或者一分多一点，年利百分之十到十五。降低银行的利息，对于工商业的发展是有好处的，因为银行利息降低了，资本家就愿意向银行借款来经营工商业。对于国营企业的经济核算也有好处，因为资本家自己能够向银行借钱经营工商业，国营企业就不必要向他们投资了。全国公私合营的银行有职工约一万二千人，私营银行有职工七千多人，共计一万九千多人。过去私人银行是靠存款利息和借款利息的差额吃饭的。银行职员的工资很高，等于我们的一个市长、部长或者局长的收入。现在利息一降低，银行收入少了，很大一部分私人银行就必然要倒闭，很大一部分职工要失业。在这些失业的职工中，我们只能招考一部分，招考来的也只能按照我们的标准待遇。我们现在是低薪制，从私人银行里招考来的人员就不能是高薪。

银行的利息以前为什么不降下来？第一个原因是当时物价稳定还不久，如把利息降下来，就会减少银行的存款，商人就会从银行里提钱到市场上抢购东西。现在这种危险已不存在了。第二个原因是怕私人银行倒得太快，增加失业人数。现在即使私人银行的七千多职工都失业，问题也不太大，何况一部分私人银行要继续维持，我们还能招七百来人，他们不会都失业。

税收问题。这个问题，我们历来跟资本家有争论。货物税（注「货物税——是一九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确定的一个税种，政务院同时公布了《货物税暂行条例》。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中，对货物税作了修订。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国务院颁发了《工商统一税条例（草案）》，将当时工商税收中的四个主要税种：货物税、商品流通税、营业税、印花税合并简化为工商统一税。——第49、65、178、199页。」）（从前叫出厂税，也叫统税）争论不大。工商税（注「工商税——即工商业税，是一九五○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确定的一个税种。政务院同时公布了《工商业税暂行条例》。条例规定，工商业税包括营业税和所得税两部分。一九五八年九月推行工商统一税后，所得税部分独立为工商所得税，营业税部分并入工商统一税。——第49、65、96、107、178页。」）中的营业税是按照营业额的百分比来计算的，现在一般占营业额的百分之一到三，自从有了统一的发票制度以后，按照发票算帐，争论也不大。争论最大的是所得税。所谓争论，在税法上的争论也不大，主要是在技术上即计算方法上的争论。有争论应该用复议的办法解决。现在税务局有一个专门的复议委员会，有什么不公平的地方可以到那里去复议。我们的原则是：不应该收的钱一个不要，应该收的钱一个不少。你们要按照这条原则去处理。

要防止漏洞。只要一不小心，开一个漏洞，潮水就可以往里头钻，资本家就可以利用这个缺口来向我们进攻。比如滞纳金（所谓滞纳金，就是不按期缴纳税款者，按日计算，一天罚应纳税额的百分之三）就不能取消，取消了就会天下大乱。我们有一条规定，就是不管有没有争论，要先付钱，不付钱就要罚滞纳金，不能因为有争论就可以缓纳。如果说有争论就可以缓纳，他天天可以和我们争论，我们就会收不到税。在这一点上不能有任何让步。

印花税是不是要取消呢？印花税，过去叫凭证税，实际上是一种小营业税。一九五○年，上海资本家的代表曾建议取消印花税，当时我们说国家现在还处在困难时期，还应该继续维持。印花税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推算营业税，即有防止漏税的作用。资本家也最怕这一条。所以现在我们还不取消。

私营工厂的工人工资，也要有一个规定，一般不能超过国营工厂工人的工资。如果不作这样的规定，资本家就会在结帐时把赚来的钱都算成“工资”，他就可以少纳税或者不纳税。

资本主义经济在今天还是五种经济成（注「五种经济成分——指当时存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和私人资本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一九五○年六月六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所作的《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讲到五种经济成分统筹兼顾，原文是：“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逐步地消灭经济中的盲目性和无政府状态，合理地调整现有工商业，切实而妥善地改善公私关系和劳资关系，使各种社会经济成分，在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领导之下，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第92、136、148、179、267页。」）分之一。只要资本主义经济存在，资本家就会在各种政策上跟我们有争执。税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税收问题上发生一些小的争执，甚至大的争执是不可避免的。对于这一点，我们要有充分的准备。

税收是国家的主要收入，现在占国家全部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五十（财政收入其余的百分之五十，来自国营企业的占百分之三十，公粮（注「公粮——即农业税。由于农业税以征收粮食为主，故称公粮。公粮按夏秋两季征收，全年统一结算。在革命战争时期，公粮是人民政权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公粮仍然是人民政府财政收入的一项重要来源。由于这个原因，本书一些地方谈到财政收入时，往往把公粮、税收并列提出。这时所说的税收，指关税、盐税、工商税等，不包括农业税。——第7、18、30、40、48、53、63、70、76、85、90、96、99、113、127、144、179、205页。」）占百分之十五，其他占百分之五）。假如税收发生了问题，整个国家的财政就要发生动摇。因为征收的方法不同，税收还有畸轻畸重的现象。现在征税的方法有三种：一种是查帐，一种是民主评议，一种是定级定额。私商要求用查帐的方法征收，能不能都用这种方法征收呢？不能。比方上海，用查帐方法征收的有两千户，其税额占全部税收的百分之六十；用定级定额方法征收的有几十万户。如果都用查帐的方法征收，那就要把他们的帐簿都拿来查，需要多少人呀！那可做不好。对于这件事情，我特地征求了各省、市委书记的意见。我说，三种方法，不管你们用哪一种，只要能收到钱就行了。他们说，查帐征收的户数无论如何不能增加，铺子不大，每家铺子都有它的帐目，那里头的名堂可多啦！你怎么给他算呢？搞不赢他们。所以，查帐的面不能扩大，还是来一个民主评议，就是你自己讲，大家评，评了以后，如果不同意，还可以复议。当然，这中间可能发生畸轻畸重的现象，应该注意。两边吵架的事情还会发生，而且经常会有。我们有一点做得不合理，资本家就到处叫，到处传，一直传遍全中国。可是，偷税漏税他们不讲。我们的办法再好，他们还是要偷税漏税的，只要资产阶级存在，完全没有偷漏是不可能的。

有同志问：他们这样闹呀，叫呀，我们怎么办？回答是：听他们的正确意见，纠正我们工作中的缺点。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根本的估计，这就是我们收的税大体上是恰当的。比如汉口，去年收的所得税近两千亿元的样子。所得税等于所得额的百分之二十五，亦即所得税的四倍就是他们的所得额。这样计算，汉口资本家的所得额是八千亿元。天津的资本家去年一年赚了多少钱？我们估计是两万亿元的样子。我们收了多少税呢？只收了三千亿元。如果按照所得税是所得额的百分之二十五来计算，天津资本家的所得额即是一万二千亿元。天津资本家是不是仅仅赚了这么多呢？我看不止。假设有人问：国家的税收是不是很重？这个问题一九五○年也有人问过，我说，不轻。我们说重也不好，说轻也不好，应该说不轻。世界上的事情就怪在这里，我们所有的税率都是接收孔祥熙（注「孔祥熙——（一八八○——一九六七），山西太谷人。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中国银行总裁等职。这里所说的我们所有的税率都是接收孔祥熙的，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税率，是参照以前国民党政府的税率制定的。——第180页。」）的，而且还精简了一点，但是我们还比他们收的多。现在我们一年的税收，大约合二十三亿元光洋（注「银元——也称银洋、白洋、光洋、大洋等，是一种银币。一九三五年，国民党政府推行法币政策，禁止银元流通。抗日战争以后，由于国民党统治区通货恶性膨胀，银元又在市场流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银元由中国人民银行按规定的比价收兑，严禁流通。本书一些地方提到的银元，是借用来说明一定数量的人民币或其他物资的实际价值的。——第6、57、94、116、141、180页。」）。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注「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进攻沈阳。随后，向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面进犯。驻守沈阳和东北其他地方的中国军队（东北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了东北三省。这次事件被称为九一八事变。——180、258。」）以前，包括东北在内，也不过收八亿到九亿元光洋。税率是他们的，我们还加以“精兵简政”，他们比我们收的少。所以上海的资本家说：“国民党复杂简单，共产党简单复杂。”国民党税务条例多得很，形式上复杂，看起来不好办，事实上很简单，只要贿赂一下就行了。共产党办银行的也好，办工业的也好，搞税收的也好，都是从山沟里来的，土头土脑，看起来很简单，但是他们很认真，搞什么事情就开会讨论，一开会就“复杂”了。

现在的情况，一个是资本家观望，再一个是部分工人有“左”倾情绪。他们想，搞“五反”，打“老虎”，这一下子可快到社会主义了，现在搞到半途又停下来，所以不满意。这就需要我们做解释工作。对于失业工人，我们都要给以救济，不要使他们闹架。救济也花不了多少钱，市场恢复以后他们就会找到职业。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全国统战工作汇报会议上的讲话。」

建设一支强大的地质工作队伍（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四日）

建设一支强大的地质工作队伍*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四日）

一九五三年我国将开始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为了适应这个新的形势，明年的地质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进步。

从前，地质工作是做多少算多少，国家没有整体计划。现在不同了，地质工作要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目前更应根据钢铁工业、有色金属工业和燃料工业等建设的需要，在一定时间以内，探明一定的储量。地质事业在国家经济建设中已成了一项最重要的事业了。

明年地质工作的工作量，比今年要增加十倍至二十三倍。其中，钻探增加十倍，坑探增加二十倍，槽探增加二十三倍，普查面积增加十倍。后几年的任务还要逐年增多。为了完成这些任务，绝大部分地质人员明年都要参加探矿、普查及其他野外地质工作。过去虽然也有很多人参加了野外地质工作，但留在室内工作的还不少。明年必须进一步改变这一情况。

为了完成地质工作的巨大任务，还要用有效的办法训练新的地质人才。东北、北京及其他地方，已招收了几千名学生，经过一、二年或三、四年的学习，就可参加地质工作。这样大的地质工作队伍，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一定要用先进的教学方法来训练他们。我们对他们寄以极大的希望，希望他们毕业后马上参加国家的建设。这项训练，是地质部的重大任务，也是中国地质界的重大任务。

大批地质人员到野外工作，大批训练地质人才，这标志着我们国家开始了大的转变——由经济的破坏和停滞状态转变到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由落后转向先进。

当然，摆在地质工作者面前的困难是很多的。这些困难在其他部门也同样存在，最主要的就是任务大，力量小。否认这个困难是错误的。我们必须正视这个困难，积极解决这个困难。

对待这个困难有两种方针。

一种方针是按照现有的力量规定地质工作的任务。我们应不应该采取这一方针呢？不应该。因为采取这一方针就要推迟地质工作的进度，推迟黑色金属、有色金属、燃料等工业的建设进度，因而也就推迟我国工业化的进度。中国几百年来受人欺侮，从根本上说，是由于经济落后。现在全国解放了，人民民主政权建立了，如果还不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则中国革命的胜利是没有保障的。因此，决定地质工作的方针，就不应该只考虑地质部门目前的困难，而应该首先考虑国家的需要，也就是首先考虑如何加速国家经济建设的问题。

另一种方针，就是按照国家的需要，力争完成国家的计划。力量不够，就研究增加力量的办法。我们共同讨论的结果，是采取这一个方针。采取这个方针是有困难的，但是，为了满足国家建设的需要，我们不能不这样做。

怎样增加力量呢？力量的来源有三：

一、增加新的人力和工具。增加人力的主要办法，是办学校和训练班。我们需要大学生和高中学生，但大学生和高中学生不够分配。因此也可以考虑招收初中学生，训练一年二年，使他们能参加简易的工作。同时，要采取专业人员带徒弟的办法，大量培养干部。这样的做法是必需的。只有这样，才能迅速壮大地质工作的力量。

二、合理地使用人才。现在地质工作人员很少也很分散，更要合理使用。如何才能做到合理使用呢？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要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按国家的需要合理分配。从明年起，全国各地财政系统的一切收入统统要缴中央财政部，地方的较大的工厂要统一交中央管理。地质工作人员也应该由中央统一调动。每一个做地质工作的同志，都应该有这种服从国家需要、听从调动的思想准备。各地的地质部门，也应该准备在工作需要时，整个机关都要搬家。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统一行动，发挥力量。

新老人员要合理组织。现在的野外工作队，有的全是老的人员，有的全是新的人员，这种现象应该加以改变。要把老的工作人员分散开来，让他们多带徒弟，这样才能扩大地质工作的力量。带新学生是麻烦事，但为了适应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就不能怕麻烦。

室内工作和室外工作的同志也要有合理的调配。要把力量使用到关键的地方，不能让那些地方人力不足。

地质部门中的老干部也要合理地使用，并且使他们和技术人员分工合作。技术人员主要的应该担任业务工作，老干部则应多做行政工作。这才能使大家都发挥应有的作用。如果地质工作人员，忙于行政事务，这是人力的浪费。当然，行政工作也不简单，需要办的事情很多。把这项工作委托给老干部去做，他们有经验，是可以做好的。老干部是不是也可以学地质业务呢？应该学，只要自己长期地努力学习，是可以学会的。

三、提高原有地质工作人员的本领。这一条有极重大的意义，我要多说几句。应该说，过去两三年来，地质工作人员是做了工作的，也有一定的成绩，这是必须肯定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几十年来，地质工作人员也做了工作，这些工作对祖国也是有益的，这也是必须肯定的。但是应该知道，我们已经做的工作，赶不上今天的需要，和国家所提出的要求相比，还相差很远。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地质工作人员还太少，一是我们以前所做的是研究工作比较多，实际勘探工作少，不全面。必须承认，地质工作人员的数目不多，本领不够。这责任不在于地质工作人员，中国并不是不能造就出有本领的地质工作人员，而是因为过去没有良好的环境。现在，地质工作者的责任很大。地质界的同志们，应该自觉地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认识到自己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努力提高本领，以适应国家建设的需要。

怎么才能提高现有地质工作人员的本领呢？这就是必须下决心努力学习。学习的方法有三种：

第一，经常总结经验教训。要从成功的经验中学习，特别要从失败的经验中学习。这是使我们减少错误的好办法。个人做事不可能不犯错误。有一种人，犯了错误只是觉得不好意思；另一种人，却把失败当作成功之母，从失败中吸取经验教训。后一种态度，显然是正确的。地质部每年可以召开两、三次这样的会议，总结经验教训。在每一工地上，每一工作岗位上，也应该这样做。要从错误中学习，就必须克服掩盖错误的倾向。这种倾向在技术界是存在的，在共产党员中也有这样的人。这种行为是不好的，对工作对自己都没有好处。如果想掩盖错误，越怕丢脸就越会丢脸。相反，如果承认错误，承认本领不行，则将来就很可能不丢脸。我们的本领不高，毫不奇怪，是符合于中国的历史情况的。我们能认识这一点，然后从这一点上前进，就会得到进步。

第二，向左右、上下学习，也就是向同行学习，向上级和下级学习，特别是向下级学习。我们应该形成一种开会讨论、随时商量的风气。提出方案，不怕别人指责，因为只有互相讨论，才能使方案更加合理，使工作前进一步。现在，这种互相讨论的空气是很稀薄的，而向下级学习的空气更稀薄。这种现象应该有所改变。

第三，向苏联经验学习。有人说，我们自己也有很高的文化，在历史上有占显著地位的科学发明。这当然不能否认。但是这些成就，如同锁在仓库里的东西一样，不会因为向外国学习就丢掉的。现在我们应该首先学习我们所没有的东西。

要学习，就要丢掉包袱。我们要面向现实，采取老老实实的态度。考虑问题不能从个人出发，而要从国家建设的任务出发。我们有充分的信心，只要好好学习，地质界将来一定能产生出杰出的人才。

要抓紧一切机会，帮助技术人员提高。过去，行政领导人员的工作是有缺点的。一方面，是对技术人员的工作的重要性估计不足，没有很好地支持和鼓励他们积极工作，没有利用一切可能帮助他们学习和提高；另一方面，是对技术人员的某些缺点、错误不加批评，结果对事对人都不好。今后应该改正这些缺点。

我们面临的经济建设任务是十分巨大的，在工作中一定会犯一些错误。在建设过程中还会碰到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不能麻痹大意。但反革命的破坏和我们工作中的错误必须加以区别，也是可以区别的。这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我们可以根据一个人的历史、工作经历、平常的工作态度等作出判断。

工作中的错误大致可分两种：一是由于粗心大意草率从事所造成的。避免这种错误的办法，就是小心谨慎。另外一种，就是在创造发明的过程中所发生的错误。对于犯有这样错误的人，应该帮助他们从错误中得到经验教训，鼓励他们继续前进，不使他们灰心丧气。

我们承认明年的工作是有困难的。我们要提高本领，增加力量，向左右、上下学习，从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中学习。只要如此，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你们的责任很重大。我希望同志们努力来完成祖国交给你们的伟大任务！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全国地质工作计划会议上的讲话。原载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九日《人民日报》。」

解决上海失业问题的办法（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五日）

解决上海失业问题的办法*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五日）

关于上海失业问题的来信收悉。向我们反映新的情况，提出新的问题，我们感到很好。

上海的失业问题，的确相当严重。三年以来，上海市委在华东局领导之下，在介绍就业和资遣难民回乡的工作方面，是有显著成绩的。

上海的失业问题之所以严重，是有历史原因的。在长期战争期间，上海处于比较安定的地位，生活比较容易混，因而各地去的人多，流亡地主及反革命分子等也不断向上海涌进。过去依靠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赚钱的一些奢侈行业，在解放后被淘汰。在经济改组过程中，亦有一些行业要遭受淘汰。因此，上海严重的失业问题，在短期内是很难避免的。从总的趋势看来，在国家经济建设尚未大规模展开以前，要彻底解决上海的失业问题，不是容易的事情。

对于上海失业问题的处理，在研究了你们的报告以后，我们对情况还不能说完全了解，现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供参考。

第一，我们已经通知有关各方面，根据他们计划中对人员的需要，定出一个可能的切实的数字，向上海招纳一些年富力强的青年职工，进行训练。你们所建议的训练建筑工人的数字（从四万扩大到十万），是太大了，建筑工业部门需要不了这么多。分批吸收或特约公私企业分散安置养成工（注「养成工——指旧中国纱厂或某些丝厂招收的主要是女性的童工。入厂时须有铺保和人保。入厂后一般有三至六个月的养成期，在此期间没有工资；期满后须在厂工作三四年，所得工资一般只有正式工的半数。养成工劳动繁重，食宿粗劣，遭受残酷的压迫和剥削。——第189页。」）或兴工代赈，经过筹划，可以配合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