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部分

现在可以讲，我们已经用各种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把资本主义工业纳入了国家计划的轨道，消除了生产无政府状态。同样，在国营商业掌握了货源的主要行业，已经把私商纳入了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合作化的轨道，制止了私商的投机倒把。

新的情况，要求现存的资本主义工业的生产关系向着社会主义更进一步的转变。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说。

一方面，我们从今年一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对各行各业的私营工业进行全行业的生产安排。这是正确的，有成效的。但是，在一个行业里面，有某些小的、设备落后的工厂，并不能完全安排好，其原因，或者是分配它的生产任务担负不了，或者是成本太高，品种规格不合需要。上海、天津等沿海的大城市，由于历史的原因，某些行业现在生产能力过剩了，这些行业也还没有安排好。另外，大厂容易安排，小厂不容易安排。因此，在大小之间、地区之间（如沿海与内地），都必须要有进一步的改组，否则是安排不好的。

另一方面，就是那些安排了的、生产正常的私营企业也有问题。如果继续长期停留在现在加工订货的办法上，就不能进一步提高生产。这是因为，加工订货，原料是我们给他，资本家拿加工费，加工费则是按照他的成本计算利润的。假定成本是一百五十元，他的利润是百分之十，便是十五元；如果成本降低到一百元，利润只有十元。这样，资本家就不愿意降低成本，降低成本就降低了他的利润。资本家也不愿节约原料，他节约公家原料，对他并没有好处，用料少了，货色不好，还要退货。资本家还会用增加工资的办法来增加开支，提高成本。总之，资本家在加工订货中是要用各种方法提高成本、增加利润的。这样下去，生产的进一步发展是不可能的。采取加工订货、支付工缴费（注「工缴费——指企业以原材料或半成品委托其他企业加工产品时所付给的费用，一般包括合理的成本、利润和税金。——第124、161、169、283、322页。」）的办法，比之过去是前进了一步，这是因为开始改变了生产无政府状态，制止了资本家牟取暴利。但是，这只是一种过渡的办法，长期停留在这种办法上面，是不适当的。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前进一步。

下面，我就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出六点意见。

第一，要对各行各业的生产进行全国范围的统筹安排。统筹安排就是全面计划。如果只是国营这一部分有计划，私营部分没有计划，那就不能说是有了全面的计划。而且国营这一部分的计划，最后也要被生产无政府、无计划的私营那一部分冲破。历次调整工商业（注「参见本书《目前经济形势和调整工商业、调整税收的措施》一文（第99一110页）。——第79、114、138、267、283页。」），调节公私关系，总是要把我们的生产和经营，让出一部分给私营，来维持它们，这不就是变动了国营的计划吗？所以，不预先安排好，不可能实行全面的计划。在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统筹安排的。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实行统筹安排，不但是有问题的行业需要安排，就是现在正常生产的行业也要安排。现在的情况是，我们很被动，人家有问题找到我们了才去安排，还不是我们主动地去安排。全行业安排，开国初期是搞对国计民生最要紧的几个行业，头一个是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以后是粮食，慢慢地又到其他行业。今后安排的行业势必增多，样样都要安排。

要进行统筹安排，就要看大局，纠正各式各样的本位主义和局部观点。现在我们的本位主义和局部观点表现在哪里呢？一种是只顾发展，不加管理。困难的行业是管的，但是发展的行业管得少。在过去一年中，那些发生困难的行业，统统是经过了一个盲目发展的阶段。经验告诉我们，发展不加管理，就会发生问题。还有一种局部观点，就是只注意到国营工业，没有把私营工业的生产能力列入各个部的计划以内，只计划国营的，没有注意计划私营的。必须看到，私营企业迟早都是国家的，如果早一点管，国家的投资可以少一点，混乱也可以少一些。还有一种本位主义和局部观点，就是只注意本地，不注意别的地区。这在工业中是个内地与沿海的关系问题。沿海城市是历史上工业发展早的地方，现在内地也要发展，要开工厂，但是沿海城市的生产能力有余，内地工厂建立起来之后，沿海城市就会发生困难。当然，工厂统统都摆在上海等沿海城市，原料却在内地，消费也在内地，这也是不行的。我们应该根据原料、生产、销售和运输的情况，进行综合研究，确定哪些工厂应在沿海，哪些工厂应在内地。在手工业中间也有这种情况，就是农村中间发展手工业，常常没有考虑到是不是会使城市里的手工业工人失业。

统筹安排的范围是很广的。国营与私营之间，私营与私营之间，工业与手工业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今天与明天之间，都需要统筹安排。应该看到，要对全国私营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统筹安排生产，否则改造是无法进行的。

第二，各个行业内部，必须有或大或小的改组。我们是在有资本主义工业的情况下进行统筹安排的。资本主义工业，一般说来是分散的，小厂、落后厂占大多数。全国的私营工厂约有十三万户，已实行公私合营的一千九百多个工厂，产值占百分之五十八，其余的十二万多户只占百分之四十二。这十二万多户绝大多数是小的、落后的工厂，它们同国营商业部门没有加工订货的关系，因为做出来的东西不合规格，没有人要。要国营让出生产任务来给它，那就等于把先进工厂的任务让给落后工厂，这在经济上是很不合理的。因此，改组非常必要，不改组就不能安排。现在已经有了很好的典型经验，上海三笔（金笔、钢笔、铅等）公司（注「上海三笔公司——即上海制笔工业公司，是一九五五年三月按行业成立的一个专业公司。下半年，全行业进行改组。一九五六年一月，被批准全行业公私合营。——第285页。」）的经验就是这种典型之一。三笔公司今年要减少生产任务百分之四十左右，按照这个计算，它多余了二千五百个工人，需要转业。但是，后来在整个行业中进行改组，问题就解决了。改组大体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并，小的并到大的里面，大的带小的，几个小的合起来变成为一个大的；一种是淘汰，有的工厂设备很落后就不要了，把工人、实职人员安插到先进的大的工厂里面去。结果一百八十六家变成了九十八家，减少了几乎一半，多余的二千五百个职工都包了下来。这些工厂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可以赚钱，一种是暂时可以保本，将来可以赚钱，一种是略微把职工的工资降低一些，就可以维持生产。三笔公司的这种改组办法，上海、天津和北京的合营工厂有，其他地方的工厂也有，商店也有。大厂对小厂、先进厂对落后厂有一种责任，就是要把小厂这个包袱背起来，或者把它带起来。这是对国家的一种责任。不仅是私营工厂的大厂、先进厂有这种责任，国营工厂也有这种责任。我们解决工业中生产过剩的问题，解决先进厂与落后厂之间的关系问题，决不能够采取资本主义的办法。资本主义的办法是“大鱼吃小鱼”，大企业吃小企业，对失业工人根本不管。我们是以大带小，以先进带落后，即按社会主义的原则来处理这个问题。

第三，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这在目前是合适的，必要的。这并不是哪个人空想出来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现在既然按整个行业来安排生产、实行改组，那末，整个行业的公私合营也就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不实行全行业的合营，就无法安排生产，也无法进行改组。现在，如果还是一个厂一个厂地搞公私合营，十几万个工厂，要搞到哪一年呢？当然，在实行全行业合营时，下面两种方式还是应该允许的。一种是基本上全行业合营，就是这个行业里头大部分合营了，但有一小部分的工厂或商店暂时还不愿意合营，那就可以等一下。另一种是，某个地方只有一个特别大的工厂，它没有什么同行同业，那这个工厂实行合营就是了。

全行业合营比之单个工厂合营，是公私合营的高级形式，不仅合营的速度快，而且质量高。所以说质量高，就是全行业合营打破了厂与厂的界限，这是一个进步。这样做，不仅可以提高生产力，而且便于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列宁说过，托拉斯是资产阶级给我们准备好了的，将来实行社会主义把它没收就是了。（注「参见列宁《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99一302页）。一一第286页。」）实行全行业合营，将来转变到全民所有制也就容易了。当然，全行业合营里面还有公私关系，仍然需要有适当的处理。

原有工厂和店铺的招牌是不是需要改掉？我看最好把它保存下来。如果统统改掉，编成号头，使人搞不清楚，还不如“瑞蚨祥”（注「“瑞蚨祥”指北京瑞蚨祥绸布店。一八七○年前后开业。——第287页。」）、“全聚德”（注「“全聚德”指北京全聚德烤鸭店。一八六四年开业。——第287、296、338页。」）等各种各样的牌子挂着好一点。这样资本家也舒服，牌子是祖宗传下来的，把牌子搞掉，他们是会心痛的。

所有的资方实职人员，应该全部安置。里面有反革命分子怎么办？那是另外一种性质的问题，可以另作处理。都安置起来，就要给他们饭吃。他们过去没有吃艾森豪威尔（注「艾森豪威尔——（一八九○——一九六九），美国共和党人。当时任美国总统。——第194、287页。」）的饭，是吃的中国饭，而且就是吃他那个铺子里面的，还让他吃下去，我们并没有增加别的东西给他。他们的工资怎么办？一般地（不是所有的人）不降低。资方人员现在认为职业是有了，就怕降低工资，将来定息（注「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支付定息。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第287、304、309、323、333页。」）没有了，如果工资也少了，那是左右打耳光，两面夹攻。我们不能这样做，应该“网开一面”。我认为，现在首先要把定息、专业公司这样要紧的问题定下来，至于工资，给他保存一下，影响不大。他们的工资比国营企业的标准高怎么办？可以采取暂时保留工资的办法，也可以想其他办法保证资本家的收入。

不应该让有经营能力的资方实职人员坐“冷板凳”，而要尽可能地使用他们。资本家中间有各种各样的人，大少爷虽不少，精明强干的也相当多。我们现在对精明强干的资本家不大欢喜用，这样不好。我们有的同志怕这些人精明强干，搞不赢他。我看不要怕，公私合营以后，一切都是按照社会主义企业的章程办事，上有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央各部，下有工人群众，中间夹着资本家，怕什么？在工厂管理中，可以实行竞赛，只要我们不犯大错误，不是糊里湖涂，那末，社会主义方法是一定可以战胜资本主义方法的，这有什么可怕呢？我们不但不要怕，而且应该让资本家好好工作。公私合营企业里面的公股代表，要提高本领，不懂就要学习，否则就站不住脚。首先要把生产抓好，特别要抓好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只要生产搞得比资本家好，资本家的嘴巴就被封起来了，工人也信任你了，你说话也就响亮了。

第四，应该推广定息的办法。定息就是把原来分给资本家的利润，改变为按照固定资产价值付给定额利息。现在有两种分配利润的办法：一种叫做“四马分肥”（注「一九五三年国家规定，私营企业所得利润，按国家所得税金、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资方的股息红利等四个方面进行分配，称为“四马分肥”。国家所得税采取累进税率，一般占利润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企业公积金一般占百分之十至三十；职工福利奖金一般占百分之五至十五；股息红利（包括董、监事和经理、厂长的酬劳金）一般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是初级和中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利润分配的办法。一九五六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的股息红利被定息所代替。——第288、304页。」），这种办法同志们都是知道的；另一种是定息的办法，这种办法在工业、邮电等行业中都有实行的例子。全国的公私合营银行，大体都是实行定息的。上海还保存了几家私营银行，还挂原来的牌子，因为它们可以吸收侨汇，有一定的作用。至于其他银行，什么北四行、南四行（注「北四行——指盐业银行、金城银行、大陆银行和中南银行，是旧中国北方的金融资本集团之一。南四行指浙江兴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新华信托储蓄银行，是旧中国南方的金融资本集团之一。一九五二年，北四行、南四行分别同其他行庄合并组成在中国人民银行领导下的公私合营银行。——第288页。」），统统都实行公私合营了，实际上成了人民银行的储蓄处，给国家担负吸收存款的业务。

实行定息有很大好处。实行定息以后，工厂的生产关系有了很大改变，国家对工厂的关系，资本家对工厂的关系，都改变了。定息就是保持私股在一定时期内的定额利润，而企业可以基本上由国家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来经营管理。这样，资本家得到了好处，我们得到了更大的好处。资本家暂时保存了他的资产价值，这个资产的所有权还是他的，但是不能变卖，只能拿到定额利息。工厂企业管理的实际权力转到了国家手里。资方人员参加一部分管理，这是一种什么管理呢？他仅是和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参加工作一样，不能像从前那样以资本家的身份来管理工厂了。由于生产关系的这种变革，国营企业的经营管理方法全部可以采用。因此，上面所讲的在采用加工订货时还不能避免的那些阻碍进步的因素，就可以消除了。

工商界已经有人提出，定息可以先定得高一点，以后慢慢减下来。我看可以采取这个办法。钱就是这么多，可以先多一点，后少一点。大资本家得的利息很多，怎么办呢？我们手里头的法宝很多，比如征收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等。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过去我们都没有收，要收的话可以收得很重，把他们限制住，超过一定限度的为国家所得。这样一些办法，都可以成为政府手里的一种约束资本家收入过多和对他们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手段。对大的资本家现在搞定息，问题不大，因为他们每年所得的钱很多。小的资本家，情况不同，比如他有五百块钱的资金，年息百分之五，一年只有二十五元，一个月两元，意义不大。资本上万元的中等资本家，现在主要是注意工资的多少，要求安排好他们的职务，保持原工资；至于利息，他们知道靠不住，数量也不多，洋财早就发不了了。全国的资本家一共有多少资本？据估计，工业方面有二十五亿元，商业方面有八亿元，共计三十三亿元。定息百分之五，一年就是一亿六千五百万元。用这点钱，便把中国的资本家统统包下来了。

第五，关于组织专业公司问题。组织各行各业的专业公司，很有必要。为什么呢？因为有几十万户的私营工厂，有几百万户的私营商店，还有几百万户摊贩，只有把他们组织起来，才能把他们纳入计划。专业公司是我们组织私营工商业的一个重要方式。管私营企业的，中央有部，地方有局，但是像上海这样大的地方，十几万家工厂，靠一个局怎么管理？必须把他们组织起来，就是把头发丝编成小辫子，这就容易抓了。为了安排全行业的生产和进行行业内部的改组，以及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也需要有专业公司。

专业分工可以粗一点，也可以分细一点。有的是一个行业一个公司，有的是几个行业一个公司，主要看工厂多少，铺子多少。如果在小的地方，还可以只搞一个公司，叫企业公司，把各种行业都摆进去。这种专业公司，可以在合营以前组织，也可以在合营以后组织。专业公司有经济任务，也有政治任务。它主要的任务应该是：管理加工订货，管理生产，指导技术改进，负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专业公司里应该设立政治机构，对职工和资本家进行教育。同资本家进行阶级斗争，在新的条件下要用新的方法。

专业公司是什么性质呢？资本家曾经想把专业公司变成私营工厂组织起来的托拉斯，其目的是大厂并小厂，“大鱼吃小鱼”。我们说的公司是领导公私合营工厂和私营工厂的一个机构，应该是国家的公司，不是资本家的托拉斯。为什么说它是国家的呢？因为，它将来要承担对地方国营工厂、公私合营工厂和私营工厂发放原料、分配任务、收购成品的责任。我对工商联的人讲，公司掌握的原料都是国家的，资金都是国家的，如果说这不是国家的公司，那是不合乎事实的。

公私合营工厂也有特别大的，如天津永利化学工厂，这样的工厂只能归中央管，不必归地方专业公司管。国家应该委托专业公司，来管理私营工厂。因为加工订货要靠国家，零售店的货源也要靠国家，所以私营工厂虽然没有合营，国家也要管。像上海的申新、永安（注「申新、永安——是上海两个私营纺织公司。一九五五年十月实行公私合营。——第291页。」）这样企业的总管理处，一般应该暂时保存，在专业公司底下作为一个分支机构。单独一个厂有总管理处的，应该取消，把人员分到工厂里面去，或者分到专业公司里面来。专业公司都应该设立董事会。董事会开会，反映资方的意见，公方代表也可以参加。还可以安置一些人，有些老弱，当一个董事，可以拿一点钱。同业公会（注「同业公会——是工商业者所建立的地区性的同行业组织。在旧中国，多为同业内大户或封建把头操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改组，成为工商业联合会领导下的专业性组织。——第106、151、291、315页。」）的组织也应该保存，不要一下子取消，取消之后，那些人就没有饭吃了。资方的实职人员（不是挂名不做事情的股东），应该广泛地吸收他们参加各种各样的工作。每个行业的代表人物，都要给他们一定的地位。上海的三笔公司，经理是我们的，副经理一个是吴羹梅，另外一个是汤蒂因，女的，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这种副职将来还可以多设一点。党应该派许多有能力的干部到专业公司里面去工作。在一个时期里，这种公司的重要性并不下于国营企业，因为在那里要跟资本家斗争，既要改造企业，又要改造资本家，使他们从依靠剥削为生变成依靠自己劳动为生。这是很复杂很艰巨的任务。

第六，全面规划，加强领导。首先是要有生产规划，并把私营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设备，列入各行各业的国家计划之内。这件事情，应该以中央有关部门为主，地方为辅。其次，要有社会主义改造的规划。规划应该分行业，分先后缓急，分地区，分进度。这一工作要以地方为主，与中央各有关部门一起合作进行。应该看到，我们在改造中间定出的许多办法，因为是刚刚开始，实行起来会有困难，而且困难还会不少，忽视和轻视这些困难是错误的。应该分期分批，不要一声号令，就立刻全面铺开。

要加强教育工作。对党政干部，私营企业的职工，私营企业的资方人员，都要进行教育。要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首先我们各个部门的领导干部，包括部长、副部长、局长这样一些人，思想上要搞通，把它看成一件重要的事情，作为自己工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同时要看到，这不只是几个领导干部的事情，要对各方面同私营企业接触的政府工作人员，进行广泛的教育。从“三反”（注「“三反”指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十月在国家机关、部队和国营企业等单位开展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第158、170、195、200、248、292页。」）、“五反”（注「“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第168、195、201、248、292、303页。」）以后，我们好多国家工作人员怕和资方接触，怕被资本家腐蚀。当然，现在被腐蚀的也有，但主要的是不敢接触。要找出既不怕被资本家腐蚀，又能够依照党的政策办事的干部作为典型，来进行教育。和资本家混在一起，把自己的立场丢掉了，腐化了，是不对的；不和资本家来往，放弃对资本家的改造和教育，也是不对的。要有来往，又不腐化。天津有一个女老板，她看到公方代表开会回来，忙得很，饭也没有吃，给他煮了一碗面，公方代表就拍桌子说：“你腐蚀我吗？”这就不近人情了。所以，应该对公方人员、党政干部进行教育，要懂得怎么做统战工作。对私营企业的工人和职员，也要进行教育。私营企业改变成为公私合营的企业，这种制度上的变更，不可能不涉及职工的利害关系，所以要进行教育。在北京棉布店合营的时候，有一些工人说，到国营来好，我们是愿意当公家人的，但一怕工作强度大，二怕降低工资，三怕讲了话不算数。解放以后，在私营企业里，是工人讲话算数，资本家只能听，但是到国营企业里就不同了，经理、厂长也是工人阶级，而且是企业里的头头，他讲话才算，你讲话不能完全都算。所以工人觉得他们的地位不如在私营企业里了。但是总的说，他们是愿意来的，因为这个饭碗是“铁”的，给国家做工比给资本家做工好。我们改造私营企业靠什么人？派进去的干部是有限的，主要的是要靠私营企业的工人和职员，要改造企业，必须依靠他们，因此要把他们的思想搞通。还要对资本家本人和资本家家属进行教育。工商联座谈会（注「指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和陈毅到会讲了话。这次会议是进一步推动全国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次会议。——第293、324页。」）上反映，好多资本家说：“我们通了，但是老婆不通。”也有人讲：“两个副总理讲了几个钟头，但是回去还不抵老婆一席话。”所以对资本家家属的教育很重要。

要在党内党外广泛地宣传我们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方针、政策。中央各个部的部长、局长，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要自己去抓。在政府各有关部门里，应该设立管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专门机构。现在我们不是人多吗？可分一部分人出来，专门作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各地方党委和中央有关各部，应该在明年一月底作出一个对本地区本部门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轮廓计划，规定先改造哪几个行业，后改造哪几个行业，哪一年改造到多少，哪一年完全改造好。中央准备在明年三月，提出一个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初步规划。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会议上的报告。」

公私合营中应注意的问题（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公私合营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五日）

现在各大、中城市都在搞公私合营，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从北京开始发起全行业合营后，全国各地的私营工商业很快都公私合营了，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但是应该看到，现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工作仅仅是开始，并不是已经结束了。因为实现公私合营，需要清产核资，安排生产，改组企业，安置人员，组织专业公司，等等，而这些工作都还没有做。我们先批准合营，等于把要做的工作放到后边去做。这是需要注意的。

第二，商店中的大店、小店，连夫妻老婆店，统统合营了。以北京为例，私营商业共二万户，雇店员的不到一万户，百分之五十以上是不用店员的。政府对于不雇店员的商店本来是要采取经销、代销的方式，但是高潮一来，他们天天敲锣打鼓，放鞭炮，递申请书，要求公私合营。没有办法，只好批准。他们人数很多，铺子很多，如果一律采取对待资本主义商业那种方式，对营业是不利的。比如我家对门的一个小铺子，只能站两个顾客，但是他卖的东西适合那个地方群众的需要，有文房四宝（注「文房四宝——是对笔、墨、纸、砚四种书房文具的统称。——第295页。」）、牙刷牙膏、针头线脑，直至邮票，样样都有。这种小铺子看居民需要什么就卖什么，对群众很方便。他们卖的方法也跟百货公司不同。百货公司的信封，是成扎卖的，他们一个也卖。百货公司的信纸是成本卖的，他们一张也卖。售货时间也不一样，百货公司是八小时工作制，到点关门，他们是晚上十二点敲门也卖东西。这样的铺子居民很需要，所以能够存在下去。如果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干不干二斤半，做不做二尺五（注「二斤半——指供给制时期每人每天的伙食标准（包括主食和副食）是二斤半小米。二尺五指穿的衣服（上身）是二尺五长。这里借用来说明，平均主义的做法是不行的。一一第295页。」），一律三十块、三十五块发工资，我相信品种就不会那么齐了，半夜十二点钟门也敲不开了。全部改变以后，他们的经营积极性就会大为降低，对消费者造成很大的不便。所以，对这些人要继续采取经销、代销的方式。这种小铺子可以向两方面发展，一部分吸收到国营公司里来，或者变成公私合营的商店；还有一部分，在很长时间里要保留单独经营方式。手工业者、摊贩等，更要长期让他们单独经营。比如雕刻，如果这种人也组成合作社，进货是统一的，销路是统一的，那他的手工艺品就做不好。北京的馄饨担怎么办？上海弄堂里的白糖莲心粥怎么办？对他们应该很宽很宽。他要求加入合作社，也只能是挂个牌子，报个名，登记一下就算了。把他们组织起来，每个人要在一个小组，统一进货，统一经营，统一核算，那就有一种危险，即馄饨皮子就不是那么薄，而是厚了；肉不是鲜的，而是臭的了。所以要长期保留这种单独经营的方式。把他们搞掉了，对人民对国家都是不利的。我们是要改组工商业的，但并不是每个小厂统统需要改组，也不是所有的商店都要调整。如果轻率地并厂并店，就会给经济生活带来很多不便。

第三，私营工商业公私合营以后，原有的生产方法，经营方法，应该在一个时期以内，照旧维持不变，以免把以前好的东西也改掉了。不能保持好的品种、好的质量的情况，在统购包销以后就发生了，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竞争，统统是国家收购的，结果大家愿意生产大路货，不愿意生产数量比较少和质量比较高的东西。公私合营以后，这种情况很可能进一步发展。例如，北京有个“东来顺”（注「“东来顺”指北京东来顺饭庄。一九○三年开业。——第296、338页。」），涮羊肉很有名，现在不好吃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轻易地改变了它的规矩。它原先只用三十五斤到四十二斤的小尾巴羊，这种羊，肉相当嫩。我们现在山羊也给它，老绵羊也给它，冻羊肉也给它，涮羊肉怎么能好吃？羊肉价钱原来一斤是一块二角八，合营以后要它和一般铺子一样，统统减到一块零八，说是为人民服务，为消费者服务。这样它就把那些本来不该拿来做涮羊肉的也拿来用了，于是羊肉就老了。本来一个人一天切三十斤羊肉，切得很薄，合营后要求提高劳动效率，规定每天切五十斤，结果只好切得厚一些。羊肉老了厚了，当然就不如原来的好吃了。又如北京“全聚德”（注「“全聚德”指北京全聚德烤鸭店。一八六四年开业。——第287、296、338页。」）用的鸭子，原来从小喂起，大概要喂一百天左右，饲料主要是绿豆和小米，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给它劳改农场养的老鸭子，烤的鸭子就不好吃了。

上述情况，我们一定要严重注意。不论工业、商业，都要想尽一切办法保持原来好的品种和质量。公私合营后，企业的资方经理或副经理应该有一个人专门负责品种和质量。他专门做这个事情，就是看质量降低了没有，品种减少了没有。发现问题，及时向企业提出来，向专业公司提出来。专业公司不解决，就直接报告中央人民政府。国家今后要颁发奖励优良品种和质量的办法。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第六次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言的一部分。」

公私合营后一些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日）

公私合营后一些问题的解决办法*

（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日）

我要讲的，是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后，与全国工商界有关的一些事情，一共五点。

第一点，大部不变，小部调整。

公私合营以后，要进行企业改组。企业改组并不是都要并厂并店。从今年一月发起全行业公私合营以来，并厂并店的很不少。有些工厂和商店并得对，应该并。但也有很多是并得不对的，其中数量最大的是手工业，因为他们没有什么机器，门面不大，并起来很方便，就并了。例如北京脚踏车很多，解放初十八万辆，现在有四、五十万辆，那时修理脚踏车的也很多，每条马路都有，可以就地修理，很方便。后来认为一家一家干是低级的，合起来才是高级的，统统合并起来，高级化了，结果找半天才能找到修理的地方，老百姓很不方便。又如，城市里的剃头担子，在马路上、在工作场所、在家里给人剃头，对群众很方便。公私合营、合作化以后，有些地方把剃头担子都合到理发铺子去了。本来理发铺子就不多，再把剃头担子并掉，对群众特别是码头工人和郊区农民更不方便。这种合并是不合理的合并，或者叫做盲目的集中，盲目的合并。这样做的原因，一是上面所讲的，认为集中是高级，单干是低级，难以到社会主义。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做管理工作的人，只考虑管理工作的方便，强调合在一起容易管理，而没有考虑应不应该合并，能不能合并。这种错误做法的责任在哪里呢？有人说责任在下级干部，这不对。主要责任是在领导干部，首先我要负责任。有人说，北京的话好听，下面的话不好听；上面好，下面坏；上面的经是好经，就是小和尚念坏了，小和尚的嘴是歪的，歪嘴和尚念不出好经。这种说法是不对的。下面干部有错误，责任也在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向他们讲清楚。国务院没有下过修理脚踏车铺和剃头担不要合起来的命令。

并错了的怎么办呢？要分开来，退回去。今年年初以来得到了一条经验，就是公私合营以后，工厂和商店不能大合并，只能在原有的基础上稍微加以改造，稍微加以合作。也就是说，大部不变，小部调整。这样做比较好。小调整，也不一定都合并。有的增加工人，有的减少工人，或这个工厂与那个工厂并，这个商店与那个商店并。有些店生意不好，可以把人抽出来，调到大店去。大部不变，不等于原封不动。因为：第一，从前是私营工厂、私营商店，现在变为公私合营了。第二，从前零零星星，各管各的，现在由专业公司统一领导，统一管理起来了。大部不变，小部调整，不是短时期的，在十年以至十多年中，这种局面要维持下去。

现在全国还有很多行业没有改组，很多工商业者还在等待。我在这里告诉大家，百分之七、八十的企业不会合并，合并的只是少数，大家可以安心工作，不必等待。

第二点，提高质量，增加品种。

公私合营以后，应不应该比以前办得好一点？我看应该办得好一点。因为合营后职工比私营时积极性更高了。大多数工商业者对公私合营也是积极的。专业公司实行统一管理，也比分散管理更合理，更进一步了。这说明有办好的条件。但也不能太乐观，说一定能办好。现在有些企业已经出现比合营前质量降低、品种减少、管理马虎的情况。这种情况虽然是少数，但如不注意，还会发展。为什么会降低质量、减少品种？一是工厂都愿意生产得多，生产得快，如果产品的样式多，经常换机器、原料，生产的就会少，就会慢。所以，有些工厂总是怕麻烦，只生产大路货，只管自己生产的方便，不顾消费者的需要。二是没有利润的刺激了，东西造好了是这样，造不好也是这样。质量降低、品种减少的情况，从一九五三年统购包销后就开始了。统购包销是为了稳定物价，防止投机倒把，这很必要。但也有一点毛病，就是产品都由政府包下来了，结果大家都不大注意提高质量、增加品种。

现在要请全国工商界的人，全国做经济工作的人注意，合营后一定要把企业办得比合营前更好。这主要是以下三件事：一是提高产品质量，造出来的东西要好，不要造次品坏货。二是在原料、销路有可能的条件下，提高产量。不是样样东西都可以多生产，要不要多生产，要看原料够不够，销路有没有，有原料、有销路的才能多生产。三是商店不要减少商品品种。

用什么方法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我想可以采取下面一些办法：

一、对有些商品，如百货中的一部分，国家不再统购包销。好的，国家要；不好的，就不要。这叫“将”你一“军”。不好的不要，就要跌价，跌价工厂就要亏本。一亏本，工资都发不出，管理人员就要动脑筋，想办法提高质量，增加品种。这要有步骤有计划分批地进行。

二、对商品的设计人员，像工厂的工程师，时装店的设计师，要给予奖金。上海有一家皮鞋店，对设计师设计的皮鞋，每卖出一双就给五分钱奖励。如果每年卖一万双，除工资外，就可以得五百元。这个办法很好，可以起到鼓励的作用。其他商品也都应该建立奖励制度。

三、优质优价。好货好价钱，质量好的价高，不好的价低。现在是好货、坏货价钱差不多，这个办法不好。过去稳定物价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做得过分了些，就是好货不能提价，坏货不能降价，现在应该改变。

四、要设专人负责。这事由工厂、商店的经理或副经理来担任，并且大体上可以由工商界原来负责这一工作的人来担任，因为他们比政府干部懂得多，是内行。

五、要给好的原料。没有好的原料，造不出好东西。如去年纸烟不好，就是因为没有好烟叶。别的东西也一样。

第三点，资方人员的安排。

合营以后，各地对资方人员与工人干部安排的情况不一律。已经改组了的工厂、商店，资方人员原担任经理的，绝大部分现在仍担任经理或副经理，只是提拔了部分工人干部担任领导工作。已经组织了专业公司的，吸收了一部分资方人员担任领导工作。没有正式组织专业公司的，也吸收了一些资方人员参加筹备工作，但没有正式职务。现在小城市大部分改组了，大、中城市大多数没有改组，专业公司一般还没有组织好，因而大部分资方人员还没有安排。

工人干部安排的情况也差不多。政府的政策是要提拔一部分工人干部为企业的领导人。现在因为大部分企业没有改组，因而许多工人干部也还没有安排。完全不安排工人干部，工厂、商店里的工作也不好做。

把资方人员安排在原企业当经理，这是政府的政策。但工人可能会不满意，说从前他当厂长、经理，合营后还是他；资本主义是他，社会主义还是他。你们要有思想准备，听了这些话之后，不能生气。因为过去工人与资方长期是对立的，这种对立情绪不是一下子能改变的。正如两个人打了架，要一下子就坐在一起有说有笑是不可能的。政府可以向工人讲清楚，资本家愿意公私合营，不要他们，他们没有饭吃，这不好。现在资本家与过去有所不同，过去为利润工作，现在为国家工作。他们中有的人有技术，有业务经验，国家也需要他们。工人是讲道理的，是会认识到应该团结资方的。工商业者自己也要改变对工人的态度，改变对工作的态度。

现在资方很多人还放不下心，不知道能不能当经理，当了经理是不是长久。有人认为共产党先甜后辣，他是资本家，今天安排了，以后会不要他。他们考虑，一是安排不安排，二是能不能长久，三是安排得高不高。这些问题，全国工商业者都很关心。

政府的看法是，工商业者的绝大部分是懂技术的，有业务经验的。不懂的也有，但是极少数。他们的技术和业务经验，对人民、对国家、对社会主义建设是很有用的。国家需要这些懂技术懂业务的人。国家对待资本家与对待地主是不同的。地主对发展社会生产有害无益。资本家懂得技术，能管理工厂，组织生产。政府安排资本家并不是对资本家特别好，而是因为这对国家对人民都有好处。工商界不要担心得不到安排。对资本家也要进行改造，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改造成为社会主义企业的干部。

是不是今天安排，将来就踢开了？不是这样的。今天安排，将来也要安排。因为你们在解放后，拥护人民政府，拥护土地改革（注「这里所说的土地改革，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农民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现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一九五○年六月三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同年冬起，在新解放区陆续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一九五二年冬，除台湾省和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的土地改革基本结束，使三亿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包括老解放区农民在内）分得了约七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第60、90、102、117、129、140、144、148、159、275、303页。」），支援抗美援朝（注「一九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内战爆发后，美帝国主义随即出兵干涉，发动侵朝战争，同时派军队侵略我国领土台湾。九月十五日又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派兵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随后越过“三八线”大举北犯，并且轰炸、扫射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和村庄，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为了援助朝鲜人民的抗美救国战争、保卫刚刚诞生的新中国，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发出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组织了以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十月二十五日抵达朝鲜前线，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抗击美国侵略军。十一月四日，中国各民主党派发表联合宣言，坚决支持志愿军的正义行动。全国人民以增产节约、报名参加志愿军、捐献武器等各种方式全力支援朝鲜前线的作战。在中朝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侵略军连遭失败，被迫于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同中朝方面在开城首次举行停战谈判。但是，美帝国主义对谈判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从此形成谈谈打打的局面。又经过两年多的较量，到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实现了朝鲜停战。至此，中国人民的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第111、126、142、156、157、194、265、303页。」），接受“五反”（注「“五反”指一九五二年在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中开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第168、195、201、248、292、303页。」）教育，最近又积极参加全行业公私合营，这些都是好事。共产党是讲道理的。你们好事做得愈多，得到的好处也愈多，结果也愈好。

职务的高低，将根据每个人的技术、经验、能力等情况作适当安排，尽可能安排得合理。但只有这一条还不够，说老实话，还要有第二条，就是工商界自己的工作态度好不好，积极不积极。这一条是更重要的。可能有人安排得不适当，能力高安排得低了，这是因为政府对他还不了解，不熟悉。这种情况在我们共产党内分配干部工作时也有。如果安排低了，只要工作做得好，以后会提高的。反过来，如果安排得高了，工作不积极，成绩不好，群众就会不满意，结果还得降低。因而只要工作态度好，有本领，不怕安排低，低了将来会纠正的。一般说来，对国家对人民贡献的大小与职务的高低应该成正比例，低了应该纠正。没有这一条，就是不公平。

我有责任提醒大家，你们虽有技术和经验，但是现在环境变了，资本主义企业变成了社会主义企业，不能完全用原来那一套经营管理办法来管理企业了。因而工商界现在有一个任务，这就是要学习。现在工商界在民建（注「民建——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简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成立，主要由民族工商业者和一部分与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组成。一九四八年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政协”的号召。一九四九年派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党派之一。——第304、315、329页。」）、工商联（注「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规定，工商业联合会的基本任务是：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指导私营工商业者在国家总的经济计划下，发展生产，改善经营；代表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机关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并与工会协商有关劳资关系等问题，组织工商业者进行学习、改造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工商联的组织，依照行政区域，在全国、省、市（县）分别建立各级工商业联合会。一一第106、124、147、290、304、315、329页。」）领导下学习，家属也参加学习，这很好。将来除了学习政治外，还要学习业务，提高自己的本领，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

第四点，资方人员的工资。

工资问题是工商界都很关心的。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虽然有定息（注「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支付定息。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第287、304、309、323、333页。」），但迟早每个人都要靠工资生活。有些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方人员的工资，比国营企业同一级干部的工资高，他们怕要降下来。又要社会主义改造，又要降低工资，两路夹攻可受不了。请大家不要担心，政府的政策是不降低你们的工资。全国几十万资方从业人员中，可能降低工资的只是极少数，因为这些人的工资很不合理，降低了，生活也不会发生问题，他自己也会同意降低的。在小城市中，有些资方人员与国营企业干部的职务相同，但是工资较低，怎么办？政府的政策是暂时不提高，因为大部分小工厂、小商店的工人、店员的工资也比国营企业职工低，将来职工的工资提高了，资方人员的工资再跟着提高。

在资方人员中，有几种情况：一种是定息后收入比过去“四马分肥”（注「一九五三年国家规定，私营企业所得利润，按国家所得税金、企业公积金、职工福利奖金、资方的股息红利等四个方面进行分配，称为“四马分肥”。国家所得税采取累进税率，一般占利润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左右；企业公积金一般占百分之十至三十；职工福利奖金一般占百分之五至十五；股息红利（包括董、监事和经理、厂长的酬劳金）一般占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这是初级和中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利润分配的办法。一九五六年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资方的股息红利被定息所代替。——第288、304页。」）时的利润多了。在这里边有一部分人，原来生意很不好，收入很少，自己家里吃饭都很勉强，合营后定息了，不管亏本不亏本，企业开支都由政府负担，收入比合营前有保证了。第二种是合营前与合营后收入大体相同。这些人一般是原来企业的利润不多，合营后的工资收入差不多。第三种是合营后比合营前的收入减少了。这并不是现在的工资低，而是过去的利润比现在的定息高。同时，过去在工厂、商店中可以“长支”（注「这里所说的“长支”，指资方人员在公私合营前可以随时在本企业预支，到年终结算。——第305页。」），现在按照国营企业的规则办事不能“长支”了。这种人中，有一部分虽然收入减少了，但家里人少，生活不成问题；有一部分家庭人口很多，生活有困难。后一种人，大多数是经营小厂小店的，政府对他们是要给以帮助的。办法就是，资方家属原来在企业中参加辅助劳动的，现在企业要尽量录用，用不了的由专业公司想办法，组织厂外加工或做一些临时工作。如果还不能解决，政府应与工商联、专业公司一起共同商量，找出办法，专门进行救济，解决困难，不能让小孩子没有饭吃。我对你们的生活问题比较乐观，认为是可以解决的。开支大的主要原因是人口多，而人口多又主要是小孩子多。小孩子是年年长大的，等到你们的孩子长大了，不管男孩、女孩都可能找到职业，都有出路，都有事做，那时家庭负担就减轻了。

说到工商界的困难，我附带谈一个问题，就是在今年一、二月敲锣打鼓全行业公私合营中，有些工商业者和家属，把家里的黄金、美钞、人民币、宝石戒指、金刚钻、房产都拿出来增加资金，这是好事，是进步的表现。因为定息了，增资就等于是捐献。但是，如果提倡得不适当，就会发生偏差，好事会变成坏事。当时我们对这种捐献活动，没有让报纸宣传，有些工商业者不满意，认为做了好事不表扬。但这是表扬不得的，如在报上宣传了，就会形成一种空气，一种压力，发生强迫命令的现象，使不能或者不愿意增资的人也增资了。这种现象，一定要加以避免和纠正。全行业公私合营，政府不是想要你们增资，这次开会也不是想要你们增资。你们增资一两千万，数目就不小了，但是对政府的帮助并不大，反而给你们自己造成困难。大家愿意捐献，心是好的，但是政府希望你们最好不要捐献。已经捐献而造成困难的，要赶快退回去。没有东西捐献的，不要认为不光彩。政府不是希望你们再拿钱出来，而是希望你们与政府同心协力，做好工作，办好企业，建设社会主义。过去有些工商界人士，愿意放弃定息，我希望你们不要提倡。因为有的人有条件放弃，有的人家里人多需要定息，不能放弃。一般说，小户中愿意放弃定息的多些，大户中愿意捐献的多些，但大户小户都不要这样做。

第五点，夫妻店公私合营以后，为什么要采取经销、代销的办法？

夫妻店就是不用店员、学徒，而由家里的男、女、老、少照顾的商店。夫妻店分两种：一种是可以合并的，如北京卖打字机、计算机、照像机的，店很少，与老百姓的关系不大，可以把十几家合并为三、四家。合并后，可以给定息，发工资。另一种是不能合并的，只能经销、代销，拿手续费。这些店分散在居民区，分布相当均匀，主要的行业是小杂货，油盐酱醋，与老百姓的关系很密切。对这些店铺，不能搞定息和发工资。他们每天卖多少钱你不知道，又不能每户派一个公方干部去，无法定息。可不可以合并呢？也不能。合并了，有一些店就要关门，对老百姓很不方便，群众不会赞成。夫妻店经营的商品品种很多，生活日用品应有尽有，适合老百姓日常生活的需要，你什么时候用东西，用多少，就近就可以买到。如果大家什么东西都到王府井（注「王府井——是北京王府井大街的简称。这里是北京最繁华的商业区。——第306页。」）去买，那就不得了。最近北京有个居民区的老百姓，还要求政府允许开新的夫妻店。

夫妻店不能发固定工资。如果按月发工资，那末，半夜敲门买东西，他就不会开门了，一定会说：“睡觉了，明天来吧。”因为反正他按月拿工资，他省心了，但对老百姓就不方便了。不仅夫妻店不能发固定工资，摊贩也不能发固定工资。如北京卖蔬菜的，过去推车到胡同去叫卖，现在组成了联营小组，发固定工资，他就不到胡同里去叫卖了，老百姓很不满意。这说明，对他们只能采取经销、代销的方式。

从夫妻店本身来说，搞经销、代销也有好处，因为丈夫出去了，妻子可以做生意，妻子出去了，老人、小孩也可以做生意。如果发工资，怎么个发法？全家人都发，国家负担不了，每个店只给一个人发，他就不够开支。

夫妻店担心进不了社会主义，我看到了社会主义社会，长时期内还需要夫妻店。因为老百姓还要买小杂货、油盐酱醋，还要吃大饼、油条、馄饨、汤团。夫妻店因为门面不好，资金少，货物少，不够开支，是有困难的。政府要帮助他们解决，多给他们货，特别困难的可以多给些手续费。

最后，我还要讲几句。我国一百多年以来，受帝国主义的欺侮，上海、天津等大城市都有租界。帝国主义不但是欺侮中国的劳动人民，而且压制中国的工商业，欺侮中国的工商业者。清朝，北洋军阀（注「北洋军阀——是清末袁世凯在北方几省首先建立起来的封建军阀集团。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一九○一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培植党羽，自成派系。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六年袁死后，这个集团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为争权夺利彼此间进行过多次混战。一九二六年皖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一九二七年直系军阀被国民革命军消灭，一九二八年奉系军阀政府垮台。至此，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结束。——第96、127、307页。」），以至蒋介石统治的二十二年，他们都没有进行什么建设，钱都到帝国主义、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腰包里去了。现在我们正在进行几千年来所没有的大规模的建设。一九五五年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九十三亿元，相当于私营工商业全部资本三十三亿元的将近三倍。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钱？就是因为工人、农民辛勤劳动，工商界也积极支援国家的建设。我们国家的财富，不是哪一个人的，是全国人民的，并且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把它集中使用在建设上。这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我们的国家很大，有六亿人，应该把它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兴旺的国家。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有大家富裕的可能。在从前的剥削制度下，多数人贫穷，少数人发财，国家是没有出路的。我们过去受帝国主义欺侮，难道再让我们的子孙受帝国主义的欺侮吗？再不能了。在这个基本点上，劳动人民和工商界的利益是一致的。我们要有志气，要同心协力，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注「第一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简称。这一计划，从一九五一年开始准备，经过五次编制，到一九五五年七月经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是一个成功的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到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计划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到一九五六年底，也胜利实现，许多指标超额完成，这就为国家工业化打下了初步基础，同时人民生活也得到了很大改善。——第235、256、269、277、308页。」）、第二个五年计划，以至第五个五年计划、第十个五年计划，到本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盛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到那时，我们也不能骄傲，不能作帝国主义，去欺侮别人。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全国工商业者家属和女工商业者代表会议上的讲话，原载一九五六年三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八日）

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的发言*

（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八日）

今年一月，全国各地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达到了高潮。到目前为止，除了少数边疆地区以外，全部资本主义工商业都实行了公私合营；手工业一般地也都实现了各种不同程度的合作化；私营运输业或则实行了公私合营，或则实现了合作化。小商店和摊贩的改造有下列的几种不同形式：有百分之十五左右的小商店参加了定息（注「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支付定息。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第287、304、309、323、333页。」）形式的公私合营；有百分之二十五左右联合起几户或者几十户组成了统一经营、共负盈亏的合作商店；有百分之六十左右已经或者正在替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代购代销，或者在代销以外自己经营一部分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没有经营的货物。

工商业、手工业、运输业由资本主义的或者个体的生产经营制度，转变为公私合营，转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这是一种带根本性质的改变。过去六年来人民政府和全国人民作了重大的努力，为这样的改变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企业的私有制向社会主义所有制的改变，这在世界上早已出现过，但是采用这样一种和平方法使全国工商界如此兴高采烈地来接受这种改变，则是史无前例的。应该说，我们国家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获得了伟大的胜利。这是社会主义的胜利。这是我们国家和全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幸福生活的胜利。全国人民应该像庆祝全国农业合作化一样，热烈地庆祝这个胜利。

但是能否说，私营工商业、手工业、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了呢？能否说改造中已经不存在问题了呢？能否说改造中没有缺点和错误呢？不能。一次批准公私合营和合作化，并不是改造已经完成。在这个改造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要求我们逐个地加以解决。为了使我们能够从容地分期分批地解决这些问题，今年二月八日，国务院作了决定（注「指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第310、318页。」），要所有私营企业和手工业在批准公私合营和合作化以后，一律照旧经营，半年不动。应该承认，这样一种广泛、迅速而缺乏经验的改变，工作中不可能没有缺点和错误。应该说，缺点和错误是不少的，国务院的决定使我们有可能尽量地减少并且迅速地加以纠正。

现在我要讲下面五个问题。

一、关于一部分小商店、摊贩、挑贩的生活困难和业务安排的问题。

小商贩是商业中的独立劳动者，在全国约有近三百万户，从业人员近四百万人。前面说过，其中一部分参加了公私合营商店和合作商店；一部分替国营商业和供销合作社代购代销或部分自销。前者的营业额比之单独经营的时候是大大地增加了，他们的营业没有困难；现在有困难的是后者的一部分，他们的户数占整个小商贩的百分之二十五左右，少数地方有占百分之五十的。这些小商贩的困难来自两方面：一方面因为公私合营商店和合作商店的营业额的扩大，不仅包括了本年度比上一年度社会零售额增加了的部分和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让出的部分，而且包括了那些从代购代销的小商贩营业额中挤出来的部分。另一方面是因为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在这次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对小商贩的营业没有很好的照顾，缺乏全面安排，而且在小商贩的营业额开始下降的时候，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及时加以解决。

在没有参加公私合营商店和合作商店的小商贩中，有很多人提出了四个要求：一是提供货源，二是借贷资金，三是简化税制，四是进入社会主义。我们认为这些要求都是合理的，是应该逐步加以解决的。

现在政府准备采取一种办法，来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和业务安排的问题。这个办法就是在自愿的原则下，分期分批、分行分业地把他们组成分散经营、各负盈亏的合作小组。同时由各地商业部门在现有的国营商店、供销合作社和公私合营商店中指定一个商店，作为合作小组的批发店。这种批发店的任务，一是给合作小组供应商品，寻找货源；二是替合作小组向银行借款，解决资金困难；三是汇集合作小组每个成员应缴的税款，代向税局缴纳。这种税款今后应该由税局实行严格的、一年不变的、定期定额的收税办法。这种批发店的开支，全部由国营商业或供销合作社支付，不由小商贩负担。商业部和供销合作社应该负起责任，按照各地小商贩不同的收入情况，区别小商贩中以商业为主要收入或以商业为辅助收入的不同情况，采取各种办法，使各地的各类小商贩都能获得必需的收入。同时，要把安排小商贩，作为安排全部商业工作的重要部分。

有人问：为什么政府不把全部小商贩都组成公私合营商店，或组成合作商店？大家知道，小商店、摊贩、挑贩中的广大部分是散布在居民区中间的，这些分散在居民区中的小商贩是我国商业中今后长期需要的一种经营服务形式。如果把它们统统收缩起来，合并组成集中的公私合营商店和合作商店，那就不便于居民的消费。如果仍让他们分散经营，而由国家给以固定工资，那就不能保持他们经营的积极性。同时，还有一部分小商贩，他们现在的收入高于公私合营商店和合作商店的从业人员的收入，当他们不愿意参加的时候，也不能勉强地把他们合并到公私合营商店和合作商店中来。因此，安排这些小商贩的正确原则是，既要照顾居民消费的方便，又要保持小商贩经营的积极性，使他们获得适当的收入。我们认为政府现在准备采取的办法，就是当前实现这个原则的最好办法，同时，也是今后相当时期内实现小商贩的社会主义要求的合理办法。采取这种办法，可以使广大的分散的小商贩，经过批发店领导合作小组的形式，同社会主义经济密切联系起来，并且使小商贩从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领取计件工资性质的、代购代销的手续费。这样，就能够使这些小商贩逐步地成为社会主义商业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关于适当解决小业主方面所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工厂、商店、运输企业有大的，也有小的。大的资本主义企业在生产和业务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这是很明显的，但是，雇佣少量职工的小企业的数量，远远多于大的企业。目前，不仅大企业实行了公私合营，而且小企业也实行了公私合营。这就是说，大量的小业主参加了公私合营。小业主的地位，在解放以前是极不稳定的，在资本主义的“大鱼吃小鱼”的竞争中，小企业时刻遭受着破产的威胁，小业主随时存在着失业的危险。那时小业主中有为数不小的一部分人，不但没有可靠的利润收入，而且常常得不到正常的工资。解放以后，小企业的业务得到了政府的安排，“大鱼吃小鱼”的威胁早已不存在。公私合营以后，他们可以得到定息的收入，而且只要好好地工作，他们再也没有失业的威胁了。正因为这样，全国的小业主热烈地欢迎公私合营。但是，小业主的定息收入不多，工资也不算高，因此，政府业务部门对于那些与小业主生活密切有关的问题，应该给以妥善的解决。

房屋是小业主生活资料中的主要部分。在国务院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对公私合营企业财产清理估价问题的规定（注「指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私营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时候对财产清理估价几项主要问题的规定。》。——第313页」）中，曾经指出：凡属家店不分或者家厂不分的小企业的房屋处置问题，应该按照业主的意见办理。现在应该再具体规定，凡属家店、家厂相连的企业，除了原有的铺面、厂房、栈房作为合营资财以外，其他的房屋都应该作为生活资料归业主所有。凡属处理房屋方面有不妥当的地方，必须切实改正。此外，许多小业主的家属，原来参加企业辅助劳动的，公私合营后应该照旧吸收他们参加辅助劳动，或作其他的适当安排。

三、关于公私合营企业的定息问题和公私关系问题。

在国务院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关于公私合营企业实行定息办法（注「指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第314页。」）中，曾经规定息率由一厘到六厘，即年息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六，并且指出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以至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中，可以采取不同的息率。五个月来，许多方面的意见都认为在规定息率的时候，需要简单一些和放宽一些。我们认为这种意见是正确的、可行的。在息率方面，我们认为可以不分工商、不分大小、不分盈余户亏损户、不分地区、不分行业，统一规定为年息五厘，即年息百分之五。个别需要提高息率的企业，仍然可以超过五厘。过去早已公私合营，但是采取按比例办法分配利润的企业，同新合营的企业一样定息五厘。过去早已公私合营，并且已经采取定息办法的企业，如果超过五厘，照旧支付，不予降低；如果不到五厘，提高到五厘。各地公私合营企业和政府的业务部门，应该积极准备，力求在本年七、八月间发给利息一次。

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以后，在大量的公私合营企业中，公私双方的代表共事得好或者不好的问题，是关联到企业生产经营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关联到能否发挥资方人员在生产中的作用和能否有效地把资方人员改造成为劳动者的重要问题。

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目前应该从下列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应该看到中国私营工商业者对企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是有经验的，他们对于我国工商业的管理工作是有用处的。对于他们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应该进行分析，凡属不合理的部分，应该逐步加以改变；凡属合理的部分，不但在公私合营企业中应该继续发挥它的作用，而且在国营企业中也应该充分加以运用。我们应该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手工业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中一切有用的东西，看成是民族遗产，把它保留下来。吸收这些有用的民族遗产是我们的责任，采取否定一切的粗暴态度是错误的。

其次，大量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在今年一月才转为公私合营，大量的资方人员和公股代表在企业内部都还缺少双方共事的经验。为了使双方共事得好，各地的党政机关应该领导业务部门经常总结这一方面的经验，而且根据这些经验的总结，逐步地定出公私双方共事的制度和办法。上级业务部门规定的业务上的方针、政策和办法，应该使企业中公私双方有关的管理人员，都能熟悉。各地应该召集公股代表和私股代表分别举行会议，收集意见，进行教育，解决他们在处理公私关系中所遇到的困难。有时还应该召集公私代表在一起举行会议，商量问题。中央和省市两级政府工商业务部门的主管人员应该定期地同当地工商联（注「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规定，工商业联合会的基本任务是：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指导私营工商业者在国家总的经济计划下，发展生产，改善经营；代表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机关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并与工会协商有关劳资关系等问题，组织工商业者进行学习、改造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工商联的组织，依照行政区域，在全国、省、市（县）分别建立各级工商业联合会。一一第106、124、147、290、304、315、329页。」）、同业公会（注「同业公会——是工商业者所建立的地区性的同行业组织。在旧中国，多为同业内大户或封建把头操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经过改组，成为工商业联合会领导下的专业性组织。——第106、151、291、315页。」）和民建会（注「民建——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简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成立，主要由民族工商业者和一部分与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组成。一九四八年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政协”的号召。一九四九年派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党派之一。——第304、315、329页。」）的人员举行座谈会，就公私关系中的有关问题交换意见。

再次，公私合营企业中公私关系的改进，还必须向职工群众进行教育，说明团结资方人员，发挥他们的长处，把他们改造成为劳动者，是有利于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的。同时，也必须使资方人员采取积极态度同公股代表进行合作，同职工群众加强团结。如果职工群众对资方人员过去的行为有不满的地方，资方人员就应该在适当场合主动地恰当地进行自我批评，公股代表也应该协助资方人员在职工中进行解释，使全体职工与公私管理人员团结一致进行生产和经营。应该看到，这种团结要经过一定的过程，这是一个对职工群众、公股代表和资方人员的教育过程，也是把资方人员改造成为劳动者的过程。我们相信，经过各个方面的努力，公私合营企业中的团结，一定可以实现。

四、关于公私合营企业中的职工和私方人员的工资福利问题。

公私合营企业的许多职工写信给有关机关，说他们企业中的工资待遇高低差别太大，说他们的工资比国营企业的工资低，要求政府加以调整。根据现在的初步材料看来，有些公私合营企业职工的工资比同类的国营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高，也有些合营企业特别是小工厂和商店，比同类的国营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低。大家知道，私营企业之间原来的工资标准是极不一致的，各种待遇也很不相同，要把公私合营企业中过去遗留下来的极不一致的工资待遇，立即统一起来，或者把公私合营企业的工资待遇，立即同国营企业的工资标准统一起来，都是不可能的。全国解放将近七年，国营企业的工资标准也还没有完全统一。我们应该看到，公私合营企业工资标准的逐步调整，需要有几年的时间。至于目前因为企业合并而产生的、同一企业中相同工作的职工所得工资待遇相差过大的问题，这是应该在可能范围内加以调整的。调整的方针应该是，公私合营企业职工的工资同当地同类国营企业职工的工资相比，高了的不降低，低了的根据生产情况和企业的可能，分期地、逐步地增加。中央和地方的有关部门，应该在今年的下半年提出一个方案，经过批准后，予以实行。

许多私营企业的生产安全设备和卫生设备原来是很差的，在合营以后应该逐步加以改进。

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社员的工资收入，不应该低于他们入社以前的劳动收入，而应该在努力生产、改善经营的基础上，做到比合作化以前的劳动收入有所增加。如果有些手工业生产合作社、运输合作社因为提取公积金过多，而使社员收入比加入合作社以前的劳动所得减少了的话，就应该减少公积金来增加社员的工资。合作商店如果因为提取公积金过多，而使工作人员的工资过低了的话，同样应该减少公积金，把工资增加到适当的程度。

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方人员的工资，也将根据对职工工资的处理原则来加以调整。

公私合营企业私方人员的疾病医疗，应该加以帮助。企业核定资产在两千元以下的私方人员，本人的疾病医疗和病假期内的工资支付办法，都应该按照本企业职工的待遇同样办理。同时，企业核定资产虽然超过了两千元而有困难的私方人员，本人的疾病医疗和病假期内的工资支付办法，也可以参照本企业职工的待遇办理。

许多工商界人士提议，由有关方面共同协作，筹集一批款项，以便在工商业者发生困难的时候进行救济。我们赞成这个提议。希望全国工商联草拟办法，提出方案，政府方面可以给予协助。

五、关于企业改组方面的问题。

政府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计划，本来是准备用两年时间，在全国各地按行按业、分期分批地来进行的。今年一月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高潮到来以后，政府改变了原定计划，在全国各地一次批准了私营工商业、手工业、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适应当时的要求，这种改变是必要的。但是这样迅速的改变，使许多业务部门和许多地区来不及积累全行业公私合营的经验，因此就在敲锣打鼓的那些日子，许多地方有不少的工厂、手工作坊、商店纷纷合并，有些不应该合并的合并了，有些可以合并的也合并得太大了。总之，是并得过多，统一计算盈亏的单位太大。国务院二月八日的决定（注「指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国务院关于目前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事项的决定》。——第310、318页。」）停止了这种盲目合并的趋势。

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人为地把工商业原来的供销关系和协作关系割裂了。工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不能由一个部门管理，而只能由各个业务部门分工管理。这种分工管理是必要的，合理的，问题是发生在分工管理的部门之间，缺少工作上的密切配合。同时，有些企业应该隶属哪一个部门管理，也还划分得不适当。因此，工商业原来的供销关系和协作关系出现了割裂的现象。例如，在同一个行业中，过去对于大小企业的生产是一起安排的，它们在业务上是有密切联系的；现在因为四人以上的企业归工业部门改造，三人以下的企业归手工业部门改造，而工业和手工业两个管理部门对他们生产业务的安排，步调常常不一致，因此，他们之间原有的关系被分割了。再如，原来商业中的服装鞋帽店是有固定加工的手工作坊的，在社会主义改造中，服装鞋帽商店归商业部门改造，承制服装鞋帽的手工作坊归手工业部门改造，而不少承制服装鞋帽的手工作坊，又在这次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中被合并了，这样就使商店和手工作坊之间原有的加工关系中断了。像这样不合理的割裂现象还很多，其中以手工业和各个方面的矛盾为最多。为了改正这种人为的割裂，政府的有关部门正在采取措施，加以调整。

我们认为，企业改组工作不能性急，必须经过充分准备。国务院关于合营企业经营管理制度半年不动的决定，制止了当时的某些混乱，使业务部门有时间来研究和摸索企业改组方面的经验和办法。但是，这不是说半年期满以后，各行各业就都能够进行改组。所有工业、手工业、商业、运输业的企业改组，都不应该受时间的限制，都必须经过充分准备，对各行各业分批分期地逐步改造，并且要结合生产安排，在有利于生产的条件下进行。目前各地和各业务部门的任务是，对于没有改组的企业，准备改组方案；对于合并错了的企业，则应该有准备地逐步进行调整。

改组公私合营企业和安排私方人员，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这就是，职工和私方人员对原来私营企业和私方人员的情况要比公股代表熟悉得多，由他们提出的企业改组和人事安排的方案，一般是适当的。因此，一切公私合营企业中的业务改组和私方人事的安排，可以由相应的工商联、同业公会和私方人员先提意见。已经改组了的企业，如果过去没有征求过私方人员的意见，而私方人员又认为业务改组和人员安排方面有不妥当的地方，应该向私方人员重行征求意见，凡是处置不当的，就应该加以改变。同样的，业务改组和人事安排也必须征求职工和技术人员的意见。我们应该吸收各方面的意见，以便把企业改组和人事安排的工作做好。

大家知道，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一件复杂的巨大的工作，过去五个月我们的工作已经获得很大的成绩，但是今后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工作要做得更好。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必须达到这样的目的：公私合营的企业必须比资本主义的企业办得好，合作社必须比个人经营的企业办得好。对于各种各样的个体经济，都应该按照自愿原则用合作化的形式帮助他们逐步地组织起来。我们对民族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愿望和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我们要认真地帮助他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公私合营企业、合作企业的职工和从业人员的劳动收入，不应该比社会主义改造以前降低，而应该在努力生产、改善经营的基础上逐步有所增加。要达到上面所说的目的，需要公私合营企业和合作企业中的全体职工、工程技术人员、公私双方人员共同努力。

*注「本文原载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九日《人民日报》，题为《关于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克服统购包销中的弊病（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

克服统购包销中的弊病*

（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

在这次会议上，有些代表对商业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提出了批评。我们认为，商业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是确实存在的，应该加以纠正。现在我就这些缺点、错误产生的历史条件以及我们曾经设想的改正办法，讲一点意见。

大家知道，我们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既不采取没收，也不采取让它泛滥、任意剥削人民的政策，而是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执行国家这个政策的主要业务部门是商业部门。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对多数工业品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对主要农产品实行统购统销。几年以来，实行上述政策的结果基本上是良好的。由于政府实行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保证了工业原料和工业产品的合理分配，因此，使大小工厂一般都能正常开工和获利，避免了资本主义“大鱼吃小鱼”的竞争，制止了投机活动，保证了市场物价的稳定。

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不仅有利用它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而且也有限制它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就是说，应该让资本主义工商业得到适当的利润，但是不应该让它们得的过多。我国大部分日用消费品是私营工厂生产的，解放以来，就许多方面说，它们是处在极为有利的条件之下。大家知道，国产的日用消费品是受到国家海关的税收政策和对外贸易管制的保护的。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以后，一般他说，私营工厂的生产是上升的。应该看到，我国人民经过了无数牺牲取得革命胜利以后，在人民政权给了私营工业极为有利的条件之下，如果让私营工商业者不适当地得到过多的利润，不但会影响私营工厂工人的生产积极性，而且对全国人民来说，也是不公道的。因此，商业部门把某些商品中没有让资方拿走的那部分利润，上缴国库，用来发展国家的建设事业，这是完全合理的。即使如此，也有不少合营工厂和私营工厂的工缴费（注「工缴费——指企业以原材料或半成品委托其他企业加工产品时所付给的费用，一般包括合理的成本、利润和税金。——第124、161、169、283、322页。」）收入是不低的。据一九五四年底对上海二百四十一户公私合营企业的统计，有盈余的一百七十五户，亏本的三十三户，尚未完成清产核资因而还难于区别盈亏的三十三户。在盈余户中，平均计算，每户盈余额占资本额的百分之二十。在盈余额占资本额百分之二十以上的户数中，超过百分之百的十八户，超过百分之五十到一百的三十八户，超过百分之三十到五十的三十四户。这可能是由于当时公私合营企业分配到的加工订货任务较多，但是，也可以看出，不少企业在加工订货中所得工缴费收入确实是不低的。

我们还必须看到，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在执行中有很多毛病。从工缴费方面来说，虽然国营商业部门不断地调整工缴费用和收购价格，使之逐步走向合理，但仍有不少商品没有给私营工厂以应得的利润。既要给私营工厂以利润，又要把它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以内，算这个帐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原料、管理费用、其他开支、全年生产的均衡程度等等，都可以有不同的计算方法，都可能发生偏差。不少商品没有给私营工厂以应得的利润，就是由于计算偏严而产生的。从加工的计划性方面来说，由于国营商业的批发系统分工不细，管理商品种类太多，经验不够，加上国营商业过去采取自上而下分配商品的制度，所以加工数量时多时少，原料供应不当，某些商品品种减少，花色不合销路等等毛病，确实普遍存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产生的另一个结果，就是许多工厂由于已经包销，它们就不像自销时那样关心商品的质量。因为加工费是按成本加成的方法来核算的，因此许多工厂不热心于降低成本。六年多的经验告诉我们，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对保证生产、稳定市场，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起了巨大的作用，因此它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是，也应该看到，这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特殊的管理生产的方法，这只能是一种过渡的暂时的办法。在定息（注「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支付定息。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第287、304、309、323、333页。」）形式的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应该考虑采取新的更加完善的办法。对此，政府正在研究。但是改变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是一件大事，为了避免生产的混乱，在没有定出妥善办法以前，对原有办法是不应该轻易加以改变的。

为了解决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中产生的问题，政府正在研究下列一些办法。

第一，把由商业部门用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管理公私合营企业的办法，改变为由工业部门组织专业公司来管理这些企业的生产和购销。这个原则，我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全国工商联执委会座谈会（注「指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一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国务院副总理陈云和陈毅到会讲了话。这次会议是进一步推动全国工商业者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次会议。——第293、324页。」）上已经说过。工业专业公司接替商业部门管理合营企业的生产和购销任务以后，商业部门与国营和公私合营工厂之间的加工订货关系，将采取下列三种形式：一是继续统购包销。人民需要的大宗商品，如布匹、油脂、食糖、纸张、纸烟、火柴等等，这些商品种类虽少，但数量很大，占全部商品产值的大部分，花色品种又比较简单，所以应该也可以采取统购包销办法。二是商业部门按照质量好坏和市场需要情况，对工厂产品进行选购。如毛巾、袜子、香皂、牙膏、搪瓷、陶瓷、玻璃器皿和其他日用百货等零星商品，这些商品在全国商品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并不大，但是品种十分复杂，共有三万多种，花色也经常变化。所谓货不对路，这里积压，那里脱销。绝大部分是这类商品，三是商业部门选购剩下的商品，工厂可以委托商业部门代销或者自销。商业部门代销时，应该用竞争性的较低的手续费来承担代销工作。不论包销或选购，商业部门只应得到一般的商业利润。工厂从加工订货改变为买进原料、销售成品以后，应该得到较多的工业利润。这种办法是工业生产的正常办法，无疑对发展工业是有利的。同时，实行选购的结果，可以使工厂注意产品质量，关心消费者的需要，减少生产的盲目性。但是，应该注意到，合营企业中的几个工人、十几个工人的小工厂占合营工厂数量的绝大部分，组织这些小工厂进行生产和销售并不容易。因此，刚成立不久的工业专业公司，必须做好准备，才能实行上述办法。

第二，国营商业、供销合作社内部的上下之间、地区之间的业务往来，必须是自下而上的选购关系，而不是自上而下的派货关系。国营批发站除了对一部分各地所争要的好货和某些求过于供的商品，需要按计划分配以外，其他商品都由各地的国营商店、供销合作社、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私商自下而上地自由选购。这样做的结果，可能除了某些下级商店选购不妥，不合人民需要，因而造成积压以外，一般的可以避免货物调拨不对路的现象。因为下级商店在选购以后，可以选择最经济的运输方法，也就可以不受行政地区的限制而避免迂回运输。因为实行了自由选购，好坏商品搭配的办法也就不存在了。

第三，由于降低了商业部门的批发利润，增加了工厂的利润，因此，现在商业部门批发机构的一部分上缴利润指标，应该移交给工业部门的各个工厂来承担。

第四，银行应该改变现金管理和放款、结算中那些繁杂机械的办法，采用我国银行中原有的那些灵活的支付办法。一切国营企业和大的合营企业，必须继续实行现金存入国家银行的规定。

第五，商业部门虽然对工厂实行了选购，但是多数商品仍然是由商业部门买进的。为了防止商业部门在实行选购以后，可能发生不积极进货来供应市场的情况，因此，必须规定，国营商业部门和供销合作社仍然担负着保证城乡供应和稳定市场物价的责任。

第六，除国家统一调拨的原料以外，一切原来由采购部（注「采购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采购部。一九五五年七月成立，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撤销。——第325、331页」）和供销社供应的原料，仍然由它们统一采购和供应。但是，无论农产原料、工厂生产的原料或者进口原料，在数量上都应该根据国家计划委员会规定的计划统一分配。质量方面，除若干供不应求的品种必须按国家计划分配外，其他品种都应该按质论价，由用货部门选购，不准搭配。

第七，国境以内，任何地方都不得采取互相封锁的办法。不得阻止外地商品进入本地，不得阻止当地商业机构向外地采购。应该允许全国任何地方的商品进入别的地方销售。

第八，选购的办法，带有督促落后工厂改进生产的作用，这是必要的。但是又应该规定，暂时不在计划以外增加先进工厂的产量，以便目前在生产上还落后的工厂，在一定时期内，有机会改进生产，降低成本，提高质量。首先是落后工厂有向先进工厂看齐的责任，同时，先进工厂也有帮助落后工厂改进的责任。因此，不论是沿海或内地，工厂增加生产和增加设备，都应该在计划的平衡范围以内进行，而不应盲目从事。

实行这些办法（注「这里所说的选购办法，在当时由于可供的商品较少，还只是个设想，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在商品供应比较充裕，消费者有较多的选择余地时，对一部分商品实行选购就有了可能。——第326、334页。」）是工业生产、商业经营和工商关系上的一种大转变。实行以前，如果没有准备，将会产生很大的混乱，因此，必须对某些商品先行试验，即令试行有了良好结果，其他商品也只能有准备地分期分批地实行。

有人问：实行选购以后，内地的某些落后的工厂是否会被上海、天津等地先进的工厂挤垮？我们认为，只要把上海、天津等地先进工厂的产量限制在国家计划指标以内，那就给了内地落后的工厂以改进生产来推销商品的机会。这样做，并不违背发展和扶持内地工业的方针，而是督促内地落后工厂的进步，这正是为了发展内地工业。当然那些不肯努力改进生产，一扶再扶也扶不起来的落后工厂，就应该淘汰、改组。这种淘汰、改组，对国家和人民是有利的。

有人问：实行选购和工厂自销以后，市场物价是否会波动？我以为，工作做好了是不会的。大家知道，全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已经实行了公私合营，小商贩大部分实行了各种程度的合作化，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在市场上占了绝对的领导地位。商业与工业之间，从加工订货改为选购，商业内部从自上而下的派货改为自下而上的选购，这仅仅是社会主义企业内部产销关系的一种改变。一切有关国计民生的商品，像粮食、布匹等等，仍然由国家计划分配。在我们这里没有通货膨胀。所有这些，都说明我们是在巩固的社会主义基础上实行一定程度的自由推销和自由选购，也就是在计划经济许可范围内的自由市场。因此，我认为，实行选购商品的价格，一般会在国家批准的幅度内摆动，不会造成全国物价的波动。

有人问：实行选购以后，落后工厂的产品为了竞争，它们将不顾一切地跌价，这样，国家的企业利润收入是否会减少？回答是这样：如果不采取具体办法，国家的企业利润收入是可能减少的。为了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可采取如下办法：商业部门开列出由商业利润转给工业部门的帐单，列举各个工厂各种商品转移利润的大概数字；财政部设计出一种简单易行的税收办法，把商业部门转给工业部门的利润中的一部分，用适当的税收形式预先在工厂中征收。同时，工厂产品的涨价和跌价，要经过一定的批准手续。这样，暂时减少了的商业利润，绝大部分可以从工业利润和税收中缴回国库。

有人问：如果实行了上述办法，合营企业中公私关系将变坏一些还是更好一些？我们认为，将会更好一些。无论是工业方面或者是商业方面，原来私营企业中许多良好的经营方法，都将更加被重视。私方人员原有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知识中的有用部分，将更快地获得发挥作用的机会。

所有上述意见，都只是一种设想。这种设想还必须在政府内部和工商界内部展开讨论。我们应该努力找到一种尽可能完善的办法。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关于商业工作与工商关系问题的发言，原载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收入本书时有删节。」

要使用资方人员（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要使用资方人员*

（一九五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关于社会主义改造中公方和私方的关系问题，最近党中央和国务院有以下几项决定：中央、省市两级政府业务部门和工会，同工商联（注「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是各类工商业者联合组成的人民团体。一九五二年八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公布的《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规定，工商业联合会的基本任务是：领导工商业者遵守《共同纲领》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指导私营工商业者在国家总的经济计划下，发展生产，改善经营；代表私营工商业者的合法利益，向人民政府或有关机关反映意见，提出建议，并与工会协商有关劳资关系等问思，组织工商业者进行学习、改造思想和参加各种爱国运动。工商联的组织，依照行政区域，在全国、省、市（县）分别建立各级工商业联合会。一一第106、124、147、290、304、315、329页。」）、民建会（注「民建——是中国民主建国会的简称。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成立，主要由民族工商业者和一部分与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组成。一九四八年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政协”的号召。一九四九年派代表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党派之一。——第304、315、329页。」）定期召开座谈会；中央和地方的各专业公司在各级业务部门的领导下，组织业务改进委员会，吸收资方人员参加；吸收一批资方人员到业务部门担任领导工作；召开公股代表和私股代表的专业会议。

为什么我们要使用资方人员，吸收资方人员参加业务部门的工作呢？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一个是把资本家拉进来“唱对台戏“，一个是可以利用资本家的长处。

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哪里有“唱对台戏”的，哪里有“反对派”，那里的工作就搞得好，否则，工作就搞不好。他说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两个万岁”，就是这个意思。有民主人士监督我们，对工作有好处。如果革命胜利以后，长时期没有“反对派”，只有一派人讲话，听不到不同的意见，那末，工作就会出毛病。现在，从中央到地方，业务部门的普遍缺点是，开专业会议时大体上只找本系统的干部，这只能反映本系统干部的意见，不能反映多方面的意见，所以作出来的决定往往带有片面性。各业务部门应该注意四个方面的意见，即地方党委、业务系统的干部、广大群众以及资本家的意见。现在大多数的业务部门反映意见，跳不出本系统的圈子。这样的例子是不少的。例如，今年粮食供应的情况比去年和前年缓和，粮食部门和地方党委都说没有问题，但人民代表反映有些地方熟食供应紧张，城市职工和学生的口粮也有不够吃的，这说明并不是完全没有问题。江西省省长说，好多事情很怪，为保护农民养猪的利益，我们定出了生猪和猪肉的合理比价，但是业务人员先降价收购生猪，然后涨价卖肉。地方上不反映这些问题，我们就不知道。业务部门的话不能不听，但不能全听。我们不能只听一个方面的话，要听各个方面的话，这样消息灵通，了解的情况就比较全面了。

在最近召开的工商联座谈会（注「指一九五六年七月六日至九日国务院第四办公室、第五办公室和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有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中国民主建国会和政府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会上，工商界代表就公私关系、人事安排、工资待遇、定股定息以及小商小贩的安排等有关私营工商业改造方面的问题，反映了很多情况，并提出了不少的批评和建议。政府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对一些重要的意见作了答复。最后，国务院副总理陈云着重对搞好公私关系问题讲了话。——第330页。」）上，资本家所讲的好多问题，有的部长、局长、经理根本不知道。资本家在座谈会上的谈话，大体是不会造谣的。资本家往往可以迅速地直接地找到我们工作中的错误所在，因为我们好多工作同他们是有利害关系的。他们会“将军”。他们“将军”，我们就得答复。我们要经常准备听“坏话”，但事实上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精神准备。不信，你们可以开座谈会试一试，当资本家说到你们的缺点、错误时，你们可能会紧张，会不好受的。要同资本家共事，就要准备经常听反对的话。只听顺耳的话，是不能做好工作的。

我们是做官，这是干革命呢？不要官做久了，做大了，忘了干革命。许多事情我们没有做过，不可能都做得对，一点错误不犯是不能设想的。现在，供销合作社系统有一百四十万人，商业部系统有八十多万人，银行系统有二十多万人，农产品采购部（注「采购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采购部。一九五五年七月成立，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撤销。——第325、331页。」）系统有十几万人，外贸部系统有几万人，共二百好几十万人。这样多的人，怎么能够对政策都掌握得很正确，不犯一点错误呢？如果谁说自己没有错误，那他一定会跌筋斗的。如果听到别人指出自己的错误，脸就红了，那怎么能够做领导工作呢？只要有错，就应该允许别人讲，不论谁讲都有好处。发现错误的一个重要方法，就是找各方面的人来开会。要把资本家请来当“反对派”，专门同我们“抬杠”；越“抬杠”，工作就可能做得越好。

听说有的同志对组织业务改进委员会和召开座谈会都赞成，但主张把资本家都送到中央来，地方不要。这样的“赞成”，实际上是反对。他们不懂得利用资本家的好处。这些敲锣打鼓的“反对派”，世界上是少有的，为什么我们不要呢？

我们所以要吸收资方人员参加业务工作，还因为他们在业务上很有用处。业务部门的同志，有些人认为资本家有本领，应该吸收他们参加工作，但是多数人还有怀疑。如有人说，我们在没有资本家参加而且遭到他们反抗的情况下，已经干了七年，搞出了一套，现在是否有此必要？有人公开这样讲，有人心里这样想。正确认识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要估计一下七年来商业工作的长处和短处，另方面也要估计一下资本家的长处和短处。

过去七年来商业工作是有长处的。如果说没有长处，这不合乎事实，大家当然不服气。长处有以下三个方面。

我们的商业是有计划的。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有五年计划，也有年度计划。商业是计划经济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商业不可能有全社会的计划。

我们商业工作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资本主义商业的目的则是为个人赚钱。我们不是看哪种商品销得快，就提高那种商品的价格。我们做的许多事，私商不会去做。四川的粮食赔钱运到上海去，私商不会干。我们的商业也是要赚钱的，但赚钱也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我们国家的和集体的商业工作，得到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如粮食统购统销，一九五三年十月十日开会，十一月准备，十二月就实行，当时全党动员，全国有一千万人参加这件工作。单靠粮食部门的人，连只做技术性的工作也不够。发油票、布票也要靠居民委员会和派出所。商业任务的完成，要靠全国党政军民的支持，成绩不能都记在商业部门的帐上。

但是，过去七年来商业工作的缺点、错误是很多的，有些还是很严重的。

过去对私营工商业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商业工作上的许多措施和办法，都是根据这一政策而定的。比如在批发工作上，我们的第一条办法是抓货源，靠加工订货、统购包销，把资本家的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这两头切断。其次是实行自上而下的派货，只准各地零售单位在当地进货，不准到上海等地进货。再一个法宝叫做各级市场管理，大、中、小城市和集镇都各有一套办法，而且管理得很严格。比如在价格上，规定资本家收购不能高于牌价，销售不能低于牌价。这些办法都是根据对私营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而来的。这个政策执行得很好，很有成绩。没有这个政策、这套办法，就不会有今年一月的敲锣打鼓庆祝公私合营的事。但是，现在我们回头来看，这套办法是不是带来一些消极因素呢？应该说是有的。就商业工作来说，有以下四点：

一、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以后，产品质量普遍下降。道理很简单，因为产品质量好也发不了财，不好你也统购包销，所以就不注意质量了。

二、工业品的品种规格减少。有许多东西减少得很多，只剩下几种大路货。人家说，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大路货，许多有特色的东西都没有了。现在大胖子买不到袜子，小孩子买不到皮鞋。难道说社会主义就应该是大路货吗？当然不应该是这样。

三、货不对路。

四、市场卡得太死，没有活动的余地。过去延安的新市场（注「延安新市场——指抗日战争时期设在延安南门外的贸易市场。——第333页」），锅、碗、马鞍等什么东西也有卖的。现在专行专业，不许跨行跨业，搞得太死。

有的同志说，资本主义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大范围不合理，但小范围合理；我们现在是大范围合理，小范围不合理。这句话，我觉得有点道理。

现在我们面前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实行公私合营以后，所有制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工业方面，资方只得定息（注「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即不论企业盈亏，统一由国家每年按照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发给资本家固定的利息（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支付定息。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支付。——第287、304、309、323、333页。」），利润统由专业公司上缴国库。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受专业公司领导，实际上是受国营商业领导。小商贩组织的合作商店也同自营的时候不同了，现在他们拿工资，只按供销合作社的规定分红，剩下的钱都变成了公积金，只能用来发展合作事业。合作小组的小商贩和准备组织起来的小商贩也和过去不同了，这些人离开我们过不了日子。

情况既然改变了，我们的商业政策就要根据新的情况加以改变。比如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要改变，许多商品要采取选购的办法（注「这里所说的选购办法，在当时由于可供的商品较少，还只是个设想，实际上并没有做到。在商品供应比较充裕，消费者有较多的选择余地时，对一部分商品实行选购就有了可能。——第326、334页。」），也可以由工业部门自销或委托商业部门代销。在利润分配上，工业利润归工业，商业只得应得的部分。又如批发，过去是自上而下地派货，现在商品按计划下拨，不管下面需要不需要，不分好货坏货都包销，实际也是派货。上级批发机构对小商店派货，基层商店对消费者派货，有派腊肉的，也有派双铧犁的。现在要把派货制度改变为自下而上的选购制度。要把批发机构分细。百货公司的经营机构应该分细一点，地区划大一点，人员可以从原有的私商中去找。外贸部也应如此。订购阿司匹林、仪器、外国杂志，都叫外贸部办不行。要恢复专行专业，可以找原有的对外贸易商来干，一行一业只要两三个人。粮食部、农产品采购部、供销合作总社也是如此，要把小杂粮像红豆、绿豆等，以及中药材和小土产的经营分细，单位分小，但应该是在专业公司统一领导下的分工管理。

对批发商的处理，一九五四年采取了打乱分配的办法。现在看来，如果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对批发商原封不动地加以使用，那就比打乱分配好得多。好在这些批发商还没有死，现在可以把他们再找回来。

过去旧商人中，有一种头戴瓜皮帽、手拿水烟袋的，他们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比如什么货缺，应该什么时候进什么货。我们县商店的经理一天忙得要死，晚上还要算帐到十二点，要货时，再开夜车临时凑。看来，我们的县商店，也应该有踱方步专门考虑“战略性问题”的人。

市场管理办法应该放宽。现在从大城市到小集镇大部分都管得太死，放宽后，害处不大，好处很多。但这并不是说完全不要市场管理，不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领导，而是说要改变过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那一套办法。

所以能实行以上这些办法，是因为社会主义成分在工商业方面都占了绝对优势。私营工商业原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可以说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了。

今后重要物资如粮食、布匹，还要统购，实行计划分配。有些供不应求的热销货，也要实行计划分配。其余的可以自由选购。实行这种方法是否会出毛病呢？毛病可能会有一些，因为这是一件新的事情，以前没有实行过。既要实行计划经济，管好市场，反对投机倒把，又不要把市场搞死。不走这条路，我们又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路。我看要试一下子，摸索一个时期，也许可能从中找出一条好的出路来。

总之，对我们的商业工作应该作这样的估计：七年来很有一些长处，但也有必须改正的错误。这些错误是商业工作上的致命伤，如果不改，就不像做生意的样子。

可不可以从资本家那里找到一些有用的经验，来改进我们的商业工作呢？当然可以。应该说，在资本家的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经验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好的。我们要把这部分好的东西当作民族遗产保留下来。

商业资本家在业务方面是否有长处，有本领呢？肯定是有的。他们的长处是：

一、有鉴别商品好坏的能力，并且知道如何使用。例如，食品公司请了许多老的猪经纪，他们一摸就知道猪有多重，大体不差。

二、熟悉商品的产地和销路。

三、能迅速适应市场的需要。市场需要什么，很快就能供应上。上海头天有人排队买东西，第二天就出现租凳子和卖水的。我们的商业工作人员不会去这样做。顾客问什么东西有没有？回答说没有。再问什么时候有，回答是不知道。

四、会运输保管。比如私商运猪死亡率很低，他们知道何时喂水，有的还能给猪治病。现在食品公司也出了几个会养猪的“状元”，但是不如私商多。到内蒙古买马，我们的死亡率是百分之四，他们是百分之一点五。仓库保管东西，我们往往乱摆一气，他们则知道怎样摆好。

五、管理费用能够精打细算。

对于资本家这些长处，能不能否认呢？不能否认。应该说，他们是有许多长处的。

吸收资本家到业务部门工作，肯定会带来一些消极因素。他们会把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例如打击别人、抬高自己那一套带进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会把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带进来。任何一个商人只要有机会，都会投机倒把，能捞一把就捞一把。在不能投机时，也能规规矩矩老实做生意。他们有两重性。吸收他们参加业务部门工作，这两方面都会表现出来。此外，他们还会贪污盗窃。我们国家工作人员还有贪污的，资方人员一定会有。当然，实行公私合营以后，他们要像以前那样大干是不大可能了。

资本家中间是不是也有没本领的人？肯定有。资本家中有大少爷，靠戴瓜皮帽、拿水烟袋的人吃饭，但这种人是少数。资本家也有政治情况复杂又没有本领的，这些人总要给饭吃。如果不安排，就要靠社会救济。我们还要吸收有劳动能力的资本家的家属。有人说这些人不好安排，安排扫地、烧饭也可以嘛。

现在资本家的态度很明显，他们已经看到接受和平改造比反抗好，所以敲锣打鼓放鞭炮，喊毛主席万岁，怕我们不要。当然也有反抗的，或者表面上拥护而内心不满的。但是总的说来，他们是要走和平改造这一条道路的。

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过去不听使唤的资本家，现在容易使用了。资本家究竟是财富还是包袱呢？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同志认为把工厂、商店拿过来，不一定把人接过来；一部分同志认为资本家是一笔财富，应该加以利用。资本家有本领，应该说是财富。在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中，民族资产阶级是文化程度高，知识分子多的一个阶级。如果解放后资产阶级的工程师都不干了，我们就会经过一个相当时期的混乱。我们对资产阶级采取和平改造的政策，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对我们有用处，对发展生产有好处，这种办法比一律打倒好。

我们过去搞手工业，靠两只手，现在是机器生产，技术很重要，没有技术就不能生产。过去苏联出美元和洋房请美国专家。现在我们不需要出美元、洋房，资本家还敲锣打鼓来向我们要求工作，给他们工作就很高兴，我们为什么不用他们？不用他们就是傻瓜，这不能说是懂政治。这笔财富究竟有多大呢？我看至少不低于他们生产资料那一笔财富。吸收资本家参加工作是财富大，包袱小，好处多，坏处少。

小商小贩是不是包袱？有一些是包袱，但这是政府必须背的包袱。小商小贩要安排，要根据不同情况使每人每月的收入在十元左右，二十元左右，三十元左右，四十元左右。这对社会安定很有好处。在长时期内，大部分小商小贩在中国社会里是不可少的。如果没有小商小贩，市场一定会很死，居民就会感到不方便。照我看来，小商小贩也是一笔财富。卖馄饨、卖酸梅汤的小商小贩，如果都取消了，只有“全聚德”（注「“全聚德”指北京全聚德烤鸭店。一八六四年开业。——第287、296、338页。」）、“东来顺”（注「“东来顺”指北京东来顺饭庄。一九○三年开业。——第296、338页。」），老百姓就要反对我们。在胡同里和火车站有卖饮食的，冬天是热的，夏天是凉的，乡下还有送货上门和收购破铜烂铁的，少了这些小商小贩，老百姓也会不满意。

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时，对小商小贩，不给定息，不发固定工资，他们说共产党嫌贫爱富。我们说不是这个意思。如果给定息，发固定工资，就会妨碍他们经营的积极性，居民也要感到不方便。有这样一个例子，在商业部一位副部长住的那条街上，菜贩原来都是定时来叫卖的，后来把他们组织起来，每月发四十元工资，他就不叫卖了。因为不管叫不叫，他每月都是拿四十元。这样，那条街上的居民买菜就感到不方便了。

小商小贩是不可少的。要根据不同情况使他们得到不同的收入，来维持生活。在这方面，供销合作社的同志要负责。不这样做，我们在政治上将是被动的。小商小贩是独立劳动者，全国大约有近三百万户。如果对资本家安排了，对小商小贩不安排，我们在政治上就要犯错误。这些人是否会兴风作浪呢？他们的营业额小，是搞不了鬼的。过去有的地方挤小商小贩，现在要保护，不保护，他们就没有饭吃。我们只有两条路：一条是包下来，发工资或发救济费；一条是允许他们继续经营，保证他们有一定的收入。供销合作社和商业厅的同志要注意解决这个问题，不解决不会太平，他们会来要饭吃的。国营商业的营业额少一点没有什么关系，算来算去还不是财政上的一笔帐。包下来发工资，发救济费，或者给他们一点营业额，让他们独立经营，哪一种办法好呢？看来还是后一种办法好。这条搞不好，每年在人代会上我们都要做检讨。

有人会问，使用资本家是否会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是否会丧失立场，是否有被开除党籍的危险？你保险不保险呢？险我是不能保的，因为我不敢保证每一个同志和资本家相处都不犯错误。但是，公私合营，资本家进了我们的门，使用资本家已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除非你不做商业工作，去当小学教员，否则就必须和资本家共事。对资本家不加使用，就不可能把他们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现在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吸收资本家参加业务工作，这是完全正确的，大家不必怕犯右倾机会主义和失掉立场的错误。

和资本家离得远远的，采取“隔离”办法来避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行不行？不行。资产阶级思想是客观存在，即使所有制改变了，还会长期存在。同资本家相处，当然要提高警惕，因为资产阶级思想是随时可以影响我们的，但不必害怕，害怕是没有用处的。

我说要使用资方人员，这并不是说只要资方人员，不要工人、店员了。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是使用资本家的问题。职工是我们的依靠力量，当然应该提拔。他们当中有很多熟练人员，其中不少是可以培养成为领导干部的。

最后，我还要谈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商业工作的若干主要方面总结经验。现在是商业工作的转变关头，要改变过去的旧办法，建立一套新办法。没有一套新的办法，就不能适应新环境的需要。要找出一套新办法，就要研究过去的办法。开始时可能总结得不完整，但不要紧，可以慢慢完整起来。我们已经做了七年商业工作，有了许多经验，过去的长处和毛病，都显露出来了，现在进行总结是有条件的。

总结的办法，主要是根据我们七年来的经验，同时参考旧商人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

总结的题目很多，我这里只略举一些重要的：价格政策，市场管理，商业计划，财务管理，劳动工资，政治工作。批发、零售、采购、保管运输也都要分别总结。要注意研究社会主义商业和资本主义商业的区别。各行各业如百货、五金器材、纱布（注「纱布指棉纱和棉布。——第2、12、30、33、54、85、95、105、111、117、125、136、145、168、193、207、227、284、340页」）等都要总结。中央部门要总结，各地也要总结。总结出来，不象样也不要紧。三个臭皮匠，可以顶一个诸葛亮。把各地和中央部门总结的经验集中到一起，加以分析、综合、提高，就可以用来改进我们的工作。

根据过去的经验，找出新的办法，我看这项工作比日常的业务工作更重要。这些问题应该看成是指挥我们商业方面三百万队伍的“步兵操典”和“战斗条令”。中央和各省市的领导人员不总结经验，就带不好这三百万人的队伍。这项工作“脱销”了，政策就“脱销”了，这比任何商品脱销都严重，都坏。总结经验说难也不难，只要下定决心，留出时间就可以做。我们教育干部主要靠这些材料。当然，人民大学的教材还是需要的。有的同志可能怕写错。写错了，重新总结，更正过来，印象更深刻。不这样做，就应付不了新的局面。我们做财政、金融、贸易工作的，往往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因此常常受到批评。总结经验就可以把过去做对了的和做错了的加以分析，使我们头脑清醒，把工作提高一步。不总结没有交代，做了若干年的工作老是糊里糊涂，死了也不好见马克思，后代的人也要责怪我们。这方面是我们的弱点，需要补救。

让我再重复一句：总结经验，提高工作。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商业、农产品采购厅局长和供销合作社主任会议上的讲话。」

第三卷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日）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新问题*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日）

我同意毛泽东同志的开幕词，同意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邓小平同志的报告，同意修改了的党的章程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第1、31、37、52页。」）

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已经取得了伟大的决定性的胜利。无论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都已经改造成为社会主义经济。但是，大量的原来的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如此迅速地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当然会带给我们一些新的问题和新的任务。我现在想就这些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主要是资本主义工商业，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以后所发生的问题，包括由此而来的在国营企业中所产生的一些问题，发表一点意见。

我们党和政府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注「早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通过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等形式，开始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明确提出逐步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在企业中占有相当股权，公私双方共同经营企业，公方代表居于领导地位，企业利润资方所得大体占四分之一，其他大部分归国家和工人。这样就使企业具有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一九五五年十一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确定把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推进到全行业公私合营阶段。一九五五年底至一九五六年初，全园范围内的全行业公私合营形成迅猛发展的浪潮。到一九五六年底，基本完成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1、324页。」）工作，已经进行了七年，要完成这个工作，还需要几年时间，而且还要进行许多工作。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以后，我们需要进行的工作有下列三个方面：一、对资本家方面的工作；二、对职工方面的工作；三、解决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所引起的工商业管理的一些新问题。

对于资本家方面，我们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如：规定定息（注「定息是我国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对民族资本家的生产资料进行赎买的一种形式。一九五六年二月八日和七月二十八日，国务院先后发布了《关于在公私合营企业中推行定息办法的规定》和《关于对私营工商业、手工业、私营运输业社会主义改造中若干问题的指示》。在这两个文件中，对定息作了如下规定：企业在公私合营时期，不论盈亏，由国家按照企业合营时清产核资确定的私股股额，并依据统一规定的息率（一般是年息百分之五），按季付给私股股东以股息。这种定息办法，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实行，原定七年，后又延长三年，到一九六六年九月停止实行。——第2、35、144页。」）的数额，对企业实行清产核资，陆续安排资方人员，逐步改进企业内部公私共事的关系等等。

对于职工方面的工作，我们提拔了一批优秀的职工担任公私合营企业的公方代表，同时，我们正在拟制工资方案，使公私合营企业职工的工资与当地相同国营企业职工的工资标准相比较，高的不降，低的逐步提高。但是应该说，半年多来，我们在公私合营企业职工中进行的工作是不充分的，这是一个疏忽。公私合营企业的职工是热烈拥护企业实行公私合营的，他们普遍开展了劳动竞赛。但是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够，也有一部分职工还有这样的疑问：“在公私合营以后，职工的职权为什么反而降低了呢？”“过去的资本家，今天在企业中为什么仍然有职有权呢？”职工的这些疑问，说明了我们在职工群众中工作做得不够和工作有缺点。资本主义企业实行公私合营，是企业所有制的一种根本改变，是资本主义所有制基本上转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一种改变。这种改变，使公私合营企业中各个方面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九五二年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五反”斗争以后，在资本主义企业中普遍实行了工人监督生产，工会在企业管理方面有很高的权力。这种工人监督生产的办法，在公私合营以前是完全必要的，对于企业的生产和改造是有利的。把资本主义企业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以后，工人阶级的任务，就应该由监督生产进一步地实行由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直接管理生产。当然，国家在管理这些企业的时候，必须依靠职工群众，必须从职工群众中选拔有经验的优秀分子参加领导工作和其他的管理工作，必须健全和坚决执行企业内部各种民主管理的制度。由工人监督生产转变到由工人和国家机关所派的公方代表一起去管理生产，对于工人阶级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权力来说，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不是后退，而是前进。资方人员今天在公私合营企业中的有职有权，同公私合营以前在私营企业中的有职有权相比较，也有了根本的差别。公私合营以前，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家的有职有权，指的是企业的财产所有权、经营管理权、人事调配权等权力。公私合营以后，企业所有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因为没有完全废除私人的财产所有权，资本家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得到一定的利息，除此而外，经营管理权和人事调配权，都已经不属于资本家，而属于国家的专业公司。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方人员的有职有权，它的内容，已经不是公私合营以前的那种权力，而是国家给予他们的一种普通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职权，这不是资本家的职权，而是公务人员的职权。我国的工商业资本家是否具有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呢？应该说，不象地主阶级和官僚资本家一样，我国民族资本家中的绝大多数人，具有不同程度的近代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的知识。他们的生产技术和有用的经营管理知识，是我们所需要的。工人阶级自己的有高度文化的工程技术管理人员，今后一定会成长起来，而且现在已经开始在成长。但是就目前情况来说，民族资产阶级包括它的知识分子是我国文化比较高的一个阶级。应该向全体职工说明：不使用这批愿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民族资本家，对于工人阶级的事业是不利的，让他们为社会主义企业的生产经营服务，给予他们像全国人民一样的政治权利，是符合于工人阶级利益的。为了使职工认识资本主义企业在公私合营以后的各个方面的变化，我们应该对职工群众进行一次广泛的解释，同时，应该继续提拔一批条件适当的职工到企业的领导职位上来。企业的领导人员应该注意管理工作的民主化，注意职工的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的必要的和可能的改善。只要把这些工作做好，那末，一部分职工的怀疑是会消除的。

现在，说一说工商业管理方面一些新的有原则意义的问题。

首先，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以后，国家经济部门在过去几年中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已经成为不必要了。这些措施在当时是必要的，收到了成效的。但是，这些措施不但在今天已经基本上不再需要，而且它们在当时也不是没有缺点的，目前如果继续采取这些措施，就必然会妨碍国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这是指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一）国营商业对资本主义工业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的办法。这在过去是必要的，在今后对于重要的轻工业产品也仍然是要统购包销的。但是，无区别地采取这种办法，就使一部分工厂不像原来自销的时候那样关心产品的质量，因此，妨碍了一部分工业品的质量的提高。（二）在实行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办法的情况下，国营批发公司的上下之间，也不能不大部分实行自上而下的派货。向工厂订货的工作集中于少数批发公司，基层商店不能根据消费者的需要，直接从工厂进货。因此，商业部门向工厂订货的品种规格减少了。国营批发公司发到各地的商品的品种和数量，就难免发生一些不合当地需要的情况，因而发生一些这里积压、那里脱销的现象。（三）市场管理办法限制了私商的采购和贩运。这些办法使农产品、农业副产品实际上成为由当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采购，而没有另外采购单位的竞争。因此，当着供销合作社和国营商业对于某些农产品、农业副产品没有注意收购或者收价偏低的时候，这些农产品和农业副产品就会减产。

其次，在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由于形势发展太快，具体的组织指导工作不容易完全跟上，也产生了一些暂时的、局部的错误。这些错误是：（一）手工业在合作化的过程中，过多地实行了合并和统一计算盈亏，而这是不利于手工业的经营的。因此，比自营时候，一部分手工业产品发生了质量下降、品种减少的现象；一部分服务性的手工业在合并经营的条件下，对于居民和手工业者自己都发生了许多不便。（二）资本主义工商业在改造高潮中，也发生了一些盲目合并的现象，产生了同手工业盲目合并类似的问题。（三）农业在合作化的过程中，对于应该由社员家庭经营的副业注意不够，再加上其他方面的影响，一部分农业副产品的生产有些下降。这些错误，现在有些已经纠正了，有些还需要继续纠正。

为了改变过去为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所采取的办法，并有效地纠正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由于缺乏经验而发生的一些错误，我们现在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第一个措施，我们应该改变工商企业之间的购销关系。应该把商业部门对工厂所实行的加工订货办法，改为由工厂购进原料、销售商品的办法。商业部门对工厂产品的采购，采取下列两种办法：（一）对有关国计民生和规格简单的产品，如棉纱、棉布、煤炭、食糖等等，继续实行统购包销，以便保证供应，稳定市场。（二）对品种繁多的日用百货，逐步停止统购包销而改用选购办法，这就是在新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上，大体恢复一九五三年冬季以前的办法。凡属选购的商品，商业部门有权优先选购；没有选购和选剩的商品，可以由工厂自销或者委托商业部门代销。商业部门供应工厂原料的时候，不能采取好坏搭配的办法。除某些供不应求的原料可由国家分配以外，其他原料由工厂自由选购。上级商业批发公司不准向下面派货，下级商店可以向全国任何批发机构自由选购，也可以向工厂直接选购。工业商业之间和商业的上下层机构之间采取这种选购办法的目的，是为了使工厂关心产品的销路而提高质量、增加品种，为了使商店适应顾客的需要而不减少商品的花色品种。这种选购办法，同样适合于许多手工业产品。

第二个措施，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产品和商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纠正从片面观点出发的盲目的集中生产、集中经营的现象。

合营工厂中有一部分是应该合并和集中生产的，但是就全国来说，大部分必须按照原来的状况或加以必要的调整后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绝大多数合营工厂是制造日用消费品的工厂，人民对日用消费品的需要是多样的，经常变化的。如果把许多小工厂合并成为大工厂，就它们适应市场需要来说，不会有小工厂分散生产的时候那样灵活。以染色布为例，在小的机器染厂里，一个品种可以只染五六十匹布，因此随时可以改变花色品种，适应人民需要。但是大型机器染厂改变生产程序的工程大，每个品种至少要染三百到五百匹布。如果我国的小工厂统统并成大工厂，那就不能适应人民消费方面的多种多样和经常变化的需要。应该看到，解放以前，我国消费品的花色品种不比现在少，而制造这些消费品的工厂，绝大部分是小工厂。有些同志认为，把小工厂合并成为大工厂，产量就会提高，因此，他们一心一意地合并工厂。我们需要一定数量的大工厂，因为许多最重要的工业产品是必须大规模生产的。然而，许多生产日用消费品的工厂，并厂以后产量之所以提高，主要是因为商品品种规格减少、产品单纯了。这种“合理化”不能适应人民消费的需要，因此，我们不应该鼓励这种错误的合并。

手工业的制造性行业中，有一部分是可以适当合并的，但是绝大部分服务行业和许多制造行业不应该合并。为了克服由于盲目合并、盲目实行统一计算盈亏而来的产品单纯化、服务质量下降的缺点，必须把许多大合作社改变为小合作社，由全社统一计算盈亏改变为各合作小组或各户自负盈亏。这种改变不但适合于绝大部分服务行业，而且适合于许多制造行业。手工业一般地带有分散性、地方性，因此，在供销业务上，必须以基层社自购自销为主。中央和省市手工业领导机关和多数行业的联合社，只能作方针政策的指导，不应该自己经营进销业务。

商业方面合并得过多的，也必须适当分散。小商小贩在合作小组内的各自经营的办法，应该长期保存。若干国营批发公司，例如百货公司、文化用品公司等等，应该把所属的各行各业中许多已经改行了的原有私营批发商业人员召集回来。在国营批发公司内部，成立分行分业的批发店，使百货公司、文化用品公司等等国营批发公司现在分工太粗、业务不精的现象，得以逐步克服。为了适应工厂、商店、文教单位、其他机关对于品种繁多的进口商品的需要，对外贸易部对于原系私商现已公私合营了的进口商行，应该按照他们过去经营和可能经营的业务，组织分行分业的进口商店。同时召集一部分原在外籍商人洋行中经营各色各样进口商品的专业人员，来参加这些进口商店的工作。必须改变目前几个国营进口公司统揽全部进口商品，分工不细，业务不精，不能适应社会需要的现象。

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粮食、经济作物和一部分副业生产是必须由合作社集体经营的，但是许多副业生产，应该由社员分散经营。不加区别地一切归社经营的现象必须改变。许多副业只有放开手让社员分散经营，才能增产各种各样的产品，适应市场的需要，增加社员的收入。在每个社员平均占地比较多的地方，只要无碍于合作社的主要农产品的生产，应该考虑让社员多有一些自留地，以便他们种植饲料和其他作物来养猪和增加副业产品。

目前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组工作正在开始，工商业和农业的集体经营和分散经营正在安排。我们必须及时地纠正只注意集中生产、集中经营，而忽视分散生产、分散经营的错误做法。否则，在生产方面、流通方面和为消费者服务方面已经出现的一些毛病，就会继续发展。

第三个措施，我们必须取消市场管理中那些原来为了限制资本主义工商业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办法。国家为了掌握粮食、经济作物和各种农产品，为了制止资本主义的投机活动，过去限制私商在初级市场上的收购，这种限制是必要的。今后，对于粮食、经济作物、重要的农副产品，仍然需要由国家统购或者委托供销合作社统一收购。但是对于一部分农副产品，例如小土产，现在由当地供销合作社独家统一收购的，应该改变为允许各地国营商店、合作商店、合作小组和供销合作社自由收购，自由贩运，禁止互相封锁。这样，就可以使那些小土产避免由于当地供销合作社不注意收购或者收价偏低而减产，可以使货畅其流。如果大家争购而供不应求，则应该在当地党政领导之下，按照各个单位需要的缓急来分配货源。如果因为一时供过于求而各个收购单位企图压价，供销合作社应该以正常价格照常收购，使农民不受压价的损失。为了适应自由收购和自由贩运的需要，工商管理办法中今天已经不适用的部分，都必须加以改变。银行汇款支付办法中，那种“买醋的钱不准买酱油”、汇到甲地的款不准在乙地使用的机械限制的办法，必须改变。税务、运输、邮务部门过去为了制止投机活动而规定的在税收方面和运输货物、邮寄商品方面的限制办法，应该根据新的情况加以改变，来活跃商品的交流。

第四个措施，必须使我们的价格政策有利于生产。一九五○年三月以来，政府对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是略有提高的，工农业产品在市场上的出卖价格是大体上稳定的。这样的物价政策是正确的，它对我国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起了有益的促进作用。我们对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是恰当的，但是有一部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偏低，妨碍了生产，应该加以调整。由加工订货改为工厂购进原料、销售产品以后，工业品中收价低了的部分，也将得到调整。目前在我国物价政策上存在着一种不利于生产的现象，就是在出售价格方面，把稳定物价简单地看成是必须“统一物价”，或者“冻结物价”。因此不同品质的产品差价很小，优质得不到优价。这种价格政策，不能鼓励产品质量的提高，只能助长产品质量的下降。我国市场管理中的议价办法，曾经起过制止私商抬价的作用。一九五○年三月以前，我国经过十二年通货膨胀（注「指从抗日战争爆发到一九四九年五月的十二年间，国民党统治区的纸币发行量增加了一千四百多亿倍，物价上涨了八万五千多亿倍。新中国成立前后，由于革命迅速发展的需要和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的不统一，人民政府不得不依靠发行钞票来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加上投机资本的猖獗，物价仍然有过几次大幅度上涨。但是，中央人民政府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制止物价猛涨。一九五○年三月三日政务院作出《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以后，全国财政收支很快接近平衡，金融物价迅速趋于稳定，国民党政权留下的恶性通货膨胀的后遗症被彻底消除。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经济战线上的一个伟大胜利。——第10页。」），因此全国人民害怕物价波动，要求物价稳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不适当的价格政策，必然不利于生产。因此我们对于下列三种情况，不要因为物价在一定范围内暂时上涨而有所恐惧。这三种情况就是：（一）由于按质论价，品质优良、成本较高的产品的价格，要适当地提高。应该看到，商品的质量下降是最大的涨价。例如，本来应该使用一年的电灯泡，如果因为质量下降而只能使用三个月，实际上它的价格就涨了三倍。在某些消费品质量下降的情况下，提倡优质优价，实际上是降低物价。（二）消费品中的新产品，因为初制的时候成本高，只要消费者愿意购买，应该允许它在初销时期有一定程度的提价，等到成批生产而成本降低以后适当降价。在现在某些消费品品种规格减少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这种政策，就不能鼓励消费品新品种的增加。（三）对于一部分小土产放松市场管理而改为自由收购、自由贩运以后，以实行的初期，收价也会抬高，因而就不能不在城市中相应提高销价。应该看到，如果不采取自由收购、自由贩运政策，而继续让当地供销合作社或国营商业独家收购，那末，许多小土产会减产。如果城市所需要的小土产供不应求，政府又不可能配售，那末，需要小土产的，就会在市场上抬价收购。现在若干种中药材的价格猛涨，不正说明这种情况吗？应该看到，由于自由采购、自由贩运，一部分小土产在城市销售价格方面的上涨，是一种暂时的现象，而且上涨的程度，我们仍然是可以约束的。这种价格上涨将促进小土产增产，等到供求平衡以后，它的价格就会回落到正常水平。我们应该采取自由采购、自由贩运，而不要害怕价格方面一时的一定程度的上涨。我们必须避免那种因为减产而来的暴涨。销售价格必须服从收购价格，只有大量增产，才能保持整个市场价格的稳定。

人们会担心采取上述价格政策和对日用百货选购以后，物价是否还能保持稳定？我们认为可以保持稳定。人民生活必需的粮食、布匹等等，我们仍然统购统销。允许自由采购、自由贩运的小土产的全部产值不过四十亿元，采取选购办法的日用百货不过四十亿元，手工业品的选购和自销部分也不过四十亿元，所有这一百二十亿元左右的商品，只占今年全国商品零售总额四百六十亿元的四分之一略多一点，几乎四分之三的重要商品都由国家收购和销售。而且，四十亿元小土产和四十亿元准备选购的日用百货，在一九五四年以前绝大部分就是由私商经营的。至于四十亿元手工业产品，直到今年春季手工业合作化以前，历来是由手工业者自由销售的。一九五四年前，我们既然能够稳定物价，难道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全部实行了公私合营，手工业和小商贩绝大部分实行了合作化，社会主义经济力量大大加强以后，反而不能稳定物价？我们以为绝不会是这样。我们完全可以保持物价的稳定。

第五个措施，对某些产品的国家计划管理的方法，应该有适当的变更。我们的国家计划，无论长期计划或者年度计划，对于日用百货、手工业品、小土产，都只是把个别品种列入国家计划。此外，都不规定产品品种计划，这种办法是恰当的。但是国家计划对这些产品规定了每年的产值，对日用百货的生产部门，规定了降低成本率，提高劳动生产率，上缴利润额。所有这些规定的根据并不是确切的，绝大多数是估算的。国家计划既然规定了这些指标，并且层层下达，工厂的产品又是由商业部门包销的，因此，工厂的生产就往往只顾完成产值和利润，而对于商品是否合乎市场的需要，却注意不够。我们应该把国家计划中对这些产品的各项指标只作为一种参考指标，让生产这些日用百货的工厂，可以按照市场情况，自定指标，进行生产，而不受国家参考指标的束缚，并且根据年终的实绩来缴纳应缴的利润。只要企业生产发展了，又严格遵守国家规定的财政制度，那末，按年终实绩来缴纳利润，并不会造成国家的损失。

总之，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我们应该采取正确的方针指导企业的生产和经营。就是说，我们必须使消费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工农业产量扩大，服务行业服务周到，而决不是相反。采取上述五项措施的目的，就是要把我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改造成为这样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

对一部分商品采取选购和自销，让许多小工厂单独生产，把许多手工业合作社划小，分组或按户分散经营，把许多副业产品归农业合作社社员个人经营，放宽小土产的市场管理，不怕有些商品的价格在一定范围内暂时上涨，改变对某些部门计划管理的方法，所有这些，是否将使我国的市场退回到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呢？绝不会这样。采取上述措施的结果，在我国出现的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市场，而是适合于我国情况和人民需要的社会主义的市场。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的情况将是这样：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至于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的，但是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的。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

采取上述措施，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目前国家市场上存在着的若干问题。但是同时应该看到，这些措施也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加以研究解决。在这一方面，我们还缺少必要的经验。因此，我们所说的这些措施，必须慎重从事，稳步前进，经过试验，逐步推行。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原载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题为《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高潮以后的新问题》。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八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陈云同志被选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解决猪肉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办法（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解决猪肉和其他副食品供应紧张的办法*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

从一九五四年六月以后，全国猪的生产是下降的趋势，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停止。全国养猪的数目（只计大数），一九五○年是六千万头，一九五一年是七千万头，一九五二年是八千万头，一九五三年是九千万头，一九五四年六月是一亿头，每年增加一千万头。在这以后就下降了，一九五五年六月降到九千万头，一九五六年六月又降到八千万头。同时，每头猪的平均重量也下降了，解放初期是一百五十七斤，现在是一百四十一斤。今年七月一日，国务院发了一个关于发展养猪的指示，其中规定要“私有、私养、公助”。这个指示发出以后，养猪有所增加。但是根据各方面的估计，明年计划要增加到一亿一千万头，恐怕达不到。明年猪的生产会增加一些，但增加多少，现在还很难说。

由于猪的生产减少，大中城市猪肉供应量下降，小城市和农村集镇经常没有肉卖。另一方面，由于就业的人数增加，城乡人民购买力不断提高，对猪肉的需求也日益增多。猪肉供应不足，已经是人民普遍不满意的一个问题。广东、上海发了肉票，北京是每人一次只准买五角钱的。现在是半夜就去排队，排到天亮。如果以后排队也买不到肉，问题就大了。

猪肉出口的任务也要减少。今年要出口十六万吨猪肉，再加上出口毛猪，合起来差不多是十八万吨的样子。今年出口比去年减少五万吨，明年要求比今年再减少十万吨。每吨是二十五头，十万吨就是二百五十万头。如果能够减少二百五十万头猪的出口，再增加一些猪的生产，明年猪肉供应紧张的状况会稍微缓和一点。

猪的减产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粮食统购统销的影响。农民手里的粮食少了，饲料就紧张。粮食的统购统销是从一九五三年冬季开始的，一九五四年六月猪还继续增加，这是因为猪是一九五三年养的，那时农民手里还有余粮。一九五四年下半年，闹灾荒的地区猪就减少了；而在丰收地区，由于国家多买了七十亿斤粮食，粮食紧张，所以猪的生产也减少了。一九五五年粮食丰收，猪的生产应该增加，但是下半年正是农业合作化（注「农业合作化是土地改革后，通过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等形式，逐步把农业的个体经济改造成为集体经济的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完成了土地改革的农村中，即出现了实行劳动协作的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一九五三年中共中央先后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并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提出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使土地入股、统一经营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广大农村得到普遍发展。一九五五年七月，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同年十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随即出现了农业合作化运动迅猛发展的浪潮。一九五六年底，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第15、324页。」）高潮，许多农业生产合作社对养猪没有定下章程，所以虽然是丰收，猪的生产还是下降的。从上面这些情况看来，粮食和养猪的关系是很大的。农民使用粮食是这样排队的：一是人吃，二是大牲口吃，三才是猪吃。粮食少的时候，只能先顾人，顾大牲口，喂猪就顾不上了。今后，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不能放弃，粮食供应紧张的情况一时还不能改变，我们要在这种情况下，研究猪的增产问题。

第二，猪的收购价格低了。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就不能养猪？我们不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粮食紧张不是养猪减少的唯一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猪的收购价格低了。在粮食统购统销以后，粮食一紧，饲料就紧，就涨价，养猪的成本高了，收购价格就显得低了。在交通不便的地区，收购价格原来就过低。它是按照大城市的收购价格，再减地区差价定的，离大城市和铁路沿线越远，收购价格越低。同时，猪的收购分等过多，验收时常常压级压价（注「自一九五四年国营商业部门经营生猪以后，为了做到收购生猪时计价简便、合理，曾制定了收购生猪的办法。当时各地主要采用“毛斤定等，毛斤计价”，即根据收购时的毛重定等级，重量越大，等级越高，单价也高。这种办法虽然简便，但不能体现优质优价，同时容易助长农民交售饱食大肚猪的现象。后来，不少地区改为“出肉率定等，毛斤计价”，即按照活猪每百斤毛重出带骨肉多少定等级，出肉多的等级高，单价也高。但是，这种出肉率的确定，全凭眼看手摸，又出现了收购人员压级压价的现象。为了纠正这种现象，有关部门作出了简化收购规格和规定验级公差的决定。——第15、324页。」），农民吃亏。现在除了已提价的地区外，许多地方的收购价格，不能刺激猪的生产。在粮食紧张的情况之下，要使农民想各种办法多搞一点饲料，多节省一点粮食来养猪，就要在价格上有适当的刺激，使他们有利可图。

第三，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民养猪不是为了肥田，而是为了获利。农民土地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养了猪，只能把猪粪卖给合作社，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动。如果没有适当的利益来刺激，他们便不会养猪。过去我们没有注意解决这个问题，使农民养猪没有利，或者得利很少。

今年七月国务院发了指示以后，养猪有所增加，但是如果不解决饲料和价格问题，这个增加是不稳定的，还不是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面的。

用什么办法增加猪的生产呢？除了必须坚持私养为主、公养为辅的方针以外，还必须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负责安排社员养猪的饲料。

现在养猪的人要自己解决饲料问题办不到了，因为土地归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猪的饲料，包括精饲料和青饲料。养猪一般的都要经过三个阶段。生下来的小猪吃流质；到二、三、四、五、六这五个月是撑架子的时候，叫“克郎”猪，是以青饲料为主，加一点精饲料；到七、八、九、十这四个月是催肥的时候，要增加精饲料，折成原粮是一百二十斤的样子。吃流质，撑架子，催肥，这样三个阶段，一共十个月，可以长到一百四五十斤的样子，超过一百六十斤就不大长了。

养猪需要糠、麸皮、豆渣、粉渣、豆饼这些东西。现在全国养猪不到一亿头，按照第二个五年计划（注「第二个五年计划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简称。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这个计划的建议。后来由于经济指导工作上发生严重失误，这个计划建议没有付诸实施。——第17、37、56、78、107页。」）的要求，要发展到两亿五千万头，糠、麸皮、豆渣是不够的，必须另找别的精饲料。能够代替糠、麸皮的精饲料，有薯类、胡萝卜、土豆等。现在全国粮食加工大概可得一百五十亿斤到一百八十亿斤细糠，能喂猪三千万头到四千万头；粉渣、豆渣、豆饼，能喂猪三千万头。如果要发展到一亿一千万头，那就还得想别的办法。

我以为，大量养猪的最大困难，可能不是精饲料，而是青饲料。养一头猪，把吃的糠、麸皮、豆渣一起算进去，大概相当于二百斤粮食。猪粪肥田，可以增产一百斤粮食。吃肉多的人会省一点粮食，按二八计算，大概可以省二十斤。那末，养一头猪只需要八十斤粮食，一亿头猪就是八十亿斤粮食。在现在的粮食生产情况下，还是可以负担的。而青饲料并不是全国所有的地方都能大量增产的。南方天气比较暖和，青饲料比较多，长得快，产量大。东北地区和内地山区，地广人稀，青饲料也比较多。据商业部门的同志估计，每头猪大概需要二千斤青饲料，把全国各种能算作青饲料的东西都计算在内，只能养猪一亿一千万头到一亿二千万头。要增加到两亿头，必须有计划地种植青饲料。农业生产合作社要负责安排各种饲料的生产，合理地安排播种面积，并且要有青饲料的播种计划和精饲料的播种计划，还要有适合于种植的高产量的青饲料和精饲料的品种。在必要和可能的条件下，农业生产合作社要给养猪的农民多留一点自留地，让农民自己种饲料。如果不解决饲料问题，发展猪的生产是不可靠的。

第二，有计划地恢复农村的粉坊、豆腐坊、榨油坊和小集镇的碾米厂。

开作坊是解决饲料的很合理的办法。人吃豆腐，猪吃豆渣；人吃粉条，猪吃粉渣。恢复作坊，可以使人和猪“各取所需”。还要对农民多供应带壳粮，让他们自己碾米，以便充分地利用谷糠做饲料。

农村恢复了作坊，势必挤大城市的加工工厂。两个方面的利害比较一下：农村小作坊榨油，出油率低；大城市机器榨油，出油率高。农村榨油，大城市停工待料，或者开工时间减少；在乡下榨，豆饼和糠麸价钱便宜，而且都留在农村。利害相权，恐怕还是打主意把作坊搬到乡下去为好。但是，乡村恢复的作坊，应该是粉坊、豆腐坊、油坊。酒坊看起来不应该恢复，酒糟少，作为猪饲料的数量有限。另外，酒坊过多的分散以后，财政部的专卖税利（注「专卖税利指国家专卖事业部门按照国家法令经营专卖商品向财政部门上缴的税金和利润。一九五一年五月五日，财政部颁发了《专卖事业暂行条例草案》和《各级专卖事业公司组织规程》。到一九五二年，除少数地区外，在全国范围内首先对酒类实行了专卖。制造和运销酒类，由国家专卖事业部门统一经营。专卖可以使国家对某些特定商品实行集中管理，以便有计划地发展生产，提高质量，调节消费，增加财政收入。——第18页。」）收入就要减少，这是不利的。糠、麸皮还是给猪吃，不要用来做酒。

大城市的油厂应该适当维持，榨一部分出口的油和供应城市的油。为了保证大米出口的规格，除了十几亿斤到二十几亿斤的米集中在几个大城市碾以外，大城市吃的米还可以由小城市、中等城市碾米厂供应。就是说，大城市里的碾米厂也可以分散一点。糠麸不应该远地运送，应该就地供应附近农民喂猪。

大中城市的机关、部队、工厂剩下来的饭菜是很多的，有许多没有利用。应该经过市政府同郊区农民挂上钩，把剩菜剩饭加以利用，或者给农民喂猪，或者同农民合伙喂猪。

第三，适当地提高猪的收购价格。

要保证农民养一头猪能得到二百斤到二百五十斤原粮的利益，相当于粮食产量低的地方的一亩地左右的收入。有这样数目的收入，可能刺激农民养猪。今年上半年，有的地方提了猪的收购价格，有的地方还没有提，有的提得多，有的提得少。这次提价，各地应该有所不同。已经提了的要少提，提得高了的不再提，还没有提的要多提。总之，要使农民养一头猪都能够得到相当于二百斤到二百五十斤原粮的利益。那末，价格怎样计算呢？养一头猪，精饲料（包括豆饼、米糠、豆渣）需要十五元，青饲料两千斤，大概也值十五元。照一般情况，小猪价钱和猪粪价钱应该相等。但是，现在小猪的价钱贵了，猪粪的价钱比较便宜，所以卖出猪粪再买进小猪要多贴二元。饲料要用柴烧，再加上二元。还有病死的，常常要占猪的头数的百分之十左右，平均计算，每一头猪赔上二元。以上共计，本钱三十六元。再加上相当于二百斤到二百五十斤原粮的收入，大概要十五元左右。这样，总共是五十一元。现在我们的收购价格，去年平均是四十三元，相差八元。各地究竟提价多少，要根据本地区不同情况，提出具体的意见。照这个价钱计算，我估计农民是愿意养猪的。因为柴是可以拣的，饲料也可以搞到一点，就是多花一点劳动力，可以得二十元或者再多一点。

在交通不便的地区，如山里边、偏远的地方，食品公司要准备补贴一部分运费。

提了收购价，食品公司就要贴钱，商业部的利润就要减少，财政部就要给以补贴，每年约三亿八千万元。这个问题怎样解决呢？现在我们是按猪肉的卖价收百分之十三的屠宰税，是否可以减到百分之五。这样，商业部门可以少向地方缴纳二亿四千万元的税款。另外，是否可以把小城市的肉价从每斤五角，提到五角五分，每年销二千万头猪，可以多收入一亿元。商业部门经营猪的利润，今年是四千万元，也把它贴在里面。这三笔，合起来是三亿八千万元。这里最重要的是两条措施：一条是税收从百分之十三降到百分之五，另一条是在小城市把猪肉的价钱每斤提五分。提高销价以后，把最大的好处给了养猪的农民，至于说吃肉的人每斤多花了五分钱，这数目不大。请同志们考虑，这样做行不行。减少了屠宰税，是减了地方税收（注「地方税收是划归地方留用税收的统称。按照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一九五○年四月一日发布的《关于统一管理一九五○年度财政收支的决定》，地方留用税收包括存款利息所得税、印花税、交易税、屠宰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车船使用牌照税等。其中，有些税种后来被简化合并，或者停征。地方税收由国家统一立法，规定征税原则，具体的减免和征收范围、征收办法等，均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各地实际情况来确定。——第20页。」），但我看这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地方这一项收入减少了，还可以用别的办法去补。总之，如果现在不提价，猪的生产还要下降，将来非提价不可。

要禁止压级压价。收购农产品的评级，商业部门要同农民、同农业生产合作社民主评议。有些地方采取了这样的办法，收到了好的效果，这是群众路线。收猪的人是不可能把每头猪杀了才决定斤重的，只能估算。现在会估的人，差不多都是过去的猪贩子。这些人很有经验，毛病是压级压秤，猪重一百四十斤，他总是估一百三十八斤，使农民吃亏。我们对这些人要用两种办法：一是要规定公差，进差多少，出差多少（注「这里所说的公差，指收购生猪时每头估计的出肉量与屠宰后实际的出肉量之间的差额。进差，也称上差，指估得多，实际少。出差，也称下差，指估得少，实际多。一九五七年二月，有关部门规定，上差最多不超过二市斤，下差最多不超过一点五市斤。——第20页。」），在公差限度内不算错误，超过限度就算错误；二是要进行教育，靠群众监督，规定奖惩办法。

农民每卖一头猪，应该至少留给他们十斤到十五斤猪肉。他养了猪，没有肉吃，那是不公平的。我们要给他肉票，全年可以用。

第四，农业生产合作社必须在各方面帮助养猪社员。

要正确处理农业生产合作社与社员在养猪方面的关系问题。老母猪归谁养，公猪归谁养，小猪归谁养？是归社养好，还是归农民养好？根据各地经验，可以归社养，也可以让那些有经验的社员养，由农业生产合作社规定。

农民把猪粪卖给农业生产合作社，农业生产合作社把饲料分给农民，价格都必须合理。除此以外，农业生产合作社要给农民留出相当时间，让他们养猪。喂猪不一定要用全劳动力，妇女、老人、小孩都可以。总之，要给一点时间。

第五，县级或县级以下应该成立生猪生产指导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里面，应该主要是农业机构的人，加上食品公司、粮食局以及供销合作社的有关人员。

第六，防治猪病。

据农业部讲，现在对猪病用打针办法已可防治。各地农业部门防治猪病的单位，应该和当地食品公司结合起来，经过典型试验，稳步推行。绝不应该全面开花，急躁冒进。

现在，除了猪肉以外，其他副食品的供应也很紧张。为了缓和这种紧张状况，应该采取以下一些办法。

第一，减少猪肉和油脂的出口。明年出口猪肉减少十万吨，油脂减少七万吨。我们主动地减，比和外国先订合同，出不了那样多，而被动地减，要好一点。减少猪肉和油脂的出口计划虽然这样定了，但是各地应该调出的数量，还是要如数调出。

第二，增加鸡、鸭、鹅、兔子、鱼这些不用粮食或者少用粮食的家禽和鱼类的养殖。我对养鸡的希望很大，鸡吃的粮食比喂猪的粮食要少一点。大量养鸡是可能的。中国农民多，假定一万万家每家多养两只鸡，每只鸡一斤半重，就可以增加三亿斤鸡肉，等于三百七十五万头猪。这几年鸡的数量是因为猪肉少而增加了，应该使其进一步发展。

第三，调整副食品的季节供应。水产旺季打捞得多，不能及时销出，就烂掉了。鸡蛋旺季来临，推销不了也要坏掉。在季节供应上要调整一下。冷藏仓库，有复杂的，也有简单的。多建点仓库这是可以做到的。比如说，有十万吨鸡蛋，在旺季收下来，摆到仓库里面去保存，到了冬季，鸡蛋供应就可能好些。北京三百多万人口，一天供应鸡蛋五十吨。全国大中城市有三千几百万人口，加十倍，一天就要五百吨。此外，水果、鱼等也要搞一点冷藏仓库，以便起很重要的调剂作用。一定要看到，副食品供应紧张，将是一个比较长期的问题。

第四，各大城市、工矿区的蔬菜供应要加以改进。根据过去几年来的经验，解决蔬菜问题的办法，可提出如下几点：（一）每一个城市都要按照人口的需要，维持相当的蔬菜播种面积。象北京这样的气候，每亩地的产量可以供给三十个人的样子。广东可以供给更多的人，哈尔滨供给的人就少了。要根据各地气候的不同来定。总之，各地蔬菜要做到自给，中央只做个别品种的调整。只要按人口比例规定蔬菜播种面积，蔬菜的价格大体上就能够稳定。（二）不要包收农民的蔬菜，让农民和城市里的菜贩子直接交易，去掉副食品供应机构在农民和机关、团体中间做买卖这个环节。因为搞了中间环节以后，手续费加多了，菜也烂了，好坏也不分了。现在各地正在改变。改变以后，大体上情况是好的。（三）菜贩合作化以后，合作的单位要小。单位小了，比如几个人，各负盈亏，经营的积极性就会提高。如果他们愿意分散经营，就让他们分散经营。

从今年七月开始，全国各地农业生产合作社因为要搞副业，要搞推销，很多地方对农村集镇上的市场，不像过去管得那么死了，开放了一点自由市场。

农村小土产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好处有三条：（一）从前因为市场管得太死，农民已经停止生产的东西，现在恢复了生产；过去生产少的，现在增加了生产。（二）城乡的物资交流活跃了。从前是当地的买卖当地人做，现在是城市里的人可以到乡下去做买卖，乡下人也可以到城市里来做买卖，城乡的交易活跃了，城乡的物资供应充足了。过去怕开放自由市场以后，东西都给乡下人吃掉了，大城市里的人吃不到东西。事实不然。开放自由市场以后，第一个占便宜的还是大城市。拿河北省的梨来说，开放了自由市场，农民并不卖给通县、保定，而是打主意卖给上海、北京这些大地方，一卖就是大生意。（三）开放了小土产自由市场，“将”了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的“军”。过去的买卖是按照我们的行政区划的路线走的，现在不行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直接派人到上海去，中间环节没有了。上海、天津卖东西，不要经过河北省，不要经过保定再下乡，哪里便当，就在哪里卖，完全是按照经济路线。这就暴露了我们又官又商的人做买卖，做不赢小商人；暴露了我们的环节多，有些人没有事情干。现在有不少土产，乡下的收购价比我们的高，但在城市的卖价比我们还低。道理很简单，他们的环节少，走直径，所以赚钱多。而且，农民欢迎，城市里的人欢迎，商人也欢迎。这不仅暴露了按行政路线经商的弊病，也反映了我们过去那一套机构需要改变，不改变不行了。

在开放自由市场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是：（一）哪些东西可以进入自由市场未划清楚。哪一种开放，哪一种不开放，没有具体化。有的地方开放无边，把统购的东西也开放了。这一开，我们要收的东西就收不到了，有完不成统一收购计划的危险。（二）自由市场开放以后，你也买，我也买，势必提高价格。有些东西涨价以后，由于东西多了，价钱又平稳下来，这是合适的。有些东西的生产时间需要一年或几年，因此可能还要涨一年或几年才能落下来，比如茶叶、桐油等。有些东西的价钱涨得有点过分，已经超过刺激生产的必要限度，这是不适当的。（三）农业生产合作社做生意，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应该做，也需要明确规定。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第一，把我们现在的农业产品分为三种。一种是法定统购的物资，如粮食、棉花、油料等。第二种是没有法定但实际上要统购的，就是说，委托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统一收购的，如茶叶、蚕丝、烟叶等。第三种是小土产，自由成交的一些东西。现在看起来，要把第二种委托收购的东西，一部分移到第一种里边去，一部分下降到自由市场，把第二种缩小，扩大第一种和第三种。为什么要扩大第一种呢？一个理由是，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农民就问，这个东西政府统购不统购？如果没有规定统购，他们要自己卖，不卖给我们了。法律上不加规定，他就不卖给你。这样，我们的工业原料、出口物资就有收不到的危险。我们禁止商人向农民收购，这容易，而要禁止农民出卖给别人，就比较困难。在当地也许还可以禁止，如果他们卖到外地，便难以禁止了。另一个理由是，过去的收购，实际上等于统购，可以把它移到第一种。当然，统购的品种可以分成几类。有些东西除了自留部分以外，都要卖给我们，比如粮食、棉花等。有些东西，我们只统购百分之七八十，其余的可以自由出卖，比如烟叶等。有些东西，可以不定任务，比如收废铁、废胶，不能说你一定要卖给我多少，只能说不准别人收，只能由国家收。不列入第一类的东西，尽可能列入第三类。但是，某些省还应该有一些第二类的东西。它那个省有一些特殊重要的东西，比如四川的某一种药材，在全国并不列在第二类，在本省可以列在第二类，掌握一定的收购比例。鸡、鸭、鹅、蛋这些东西，都可以列在第三类，让农民自由出卖，这个政策很有好处。第三类商品在自由市场开放也应该由少而多，一步一步地开放。要经过典型试验，逐步推广。现在有许多东西，如果讲需要的话，出口也需要，职工也需要，农民也需要，大城市也需要，小城市也需要，所以国家只好拿来作统一分配，不然有可能供应了次要的部分，而挤掉了重要的部分。

第二，价格政策要作一些调整。统购产品任务完成以后，允许自己卖，卖的价钱，可以等于我们的销价，也可以略高于我们的销价。对第三类的小土产，一般的不加干涉，只有个别品种的价格超过了限度，可由当地有关机关出来限价。

第三，对农民贸易要作一些新的规定。（一）凡是农民自产的东西，应该让农民买卖，可以在当地卖，也可以远销。现在农民是很想远销的，但是只要过一个时期，我们把批发机构搞好了，把运销路线调整合理了，那末，农民也不一定愿意自己远销。如果我们的手续费不高的话，他们自己远销并不一定多赚钱，弄不好还可能赔钱，自然就不再远销了。过去就有生产和贩运的分工，这种分工是有道理的。（二）不应该提倡农业生产合作社做贩运生意。不是他们自己生产的东西，专门去做贩运生意，我们不提倡。（三）农业生产合作社兼营手工业，原料来得容易，但可能挤了城市里和集镇上的手工业。应该规定，凡是农业生产合作社兼营的手工业，和市镇上的专营手工业有冲突的时候，应该照顾专营手工业，不然他们没有饭吃。

第四，改变对市场的领导办法。为了适合现在的情况，我们过去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那一套办法，要加以改变。现在要搞过傤行（注「过傤行也称转运行，是一种为客商办理货物水陆转运业务的商行。有些转运行，还附设货栈，代客储存货物。——第26页。」）、交易所，帮助农民和小商贩之间的交易和贩运。自由市场开放以后，并不是一点管理也不要了，还需要有管理。要组织集镇上的市场管理委员会。当然不是像从前管得那么死。不该管的完全不管，该管的还是要管。管理委员会要吸收各个经济部门的人，特别是要吸收农业生产合作社有关的人，因为只有商业机关，没有管理农业生产的单位参加，是搞不好的。

*注「这是陈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言的一部分。」

做好商业工作（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做好商业工作*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九日）

在这几天的会议上，同志们提出了很多问题，集中起来，主要有这么三个：一个是感到商业工作不好办，要东西的向你要，该给你东西的却不给，两个夹攻，好象磨盘里的麦子。另一个是商业的组织工作混乱，同各方面的关系不够协调。再一个是对几年来的工作如何估计的问题。我现在就这几个问题讲一点意见。

先说商品供应紧张的问题。

商品供应紧张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全国财政贸易和经济建设情况的反映。今年的商品供应比过去六年紧张一点。今后是否会年年如此？不能那样。如果年年如此，那问题就大了，就不仅是商业工作的问题，也不只是当年经济工作的问题，就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的建设方针是否妥当。今年所以出现商品供应紧张状况，主要是由于实际工作中的缺点。

求得预算表面上的平衡并不困难，少打上一些开支就可以“摆平”。例如今年农贷二十五亿元，没有打入预算，想靠后备款解决，这样好像就平衡了。过去说现金收支没有不平衡的，货币流通量多了，可以靠多卖东西或者增加储蓄把它收回来。其实不尽如此。今年是靠挖商品的库存勉强搞平的。现在的货币流通量比去年同期增加了十亿元，买不到东西，成了人民的储藏手段。因此，简单地从商业一个方面来找供应紧张的原因是不行的，还要从全国的经济情况特别是财政情况来找原因，只有这样才能说明问题。

八届二中全会（注「八届二中全会指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会上，刘少奇作了关于目前时局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的控制数字的报告，陈云作了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猪肉和食油）问题的报告。最后，毛泽东作了总结性的讲话。——第28页。」）对于今年的经济情况作了这样的估计：生产发展，就业增加，群众高兴。这是一。第二，建设投资大部分恰当，只有一部分不恰当或者用多了。总的约多用了二三十亿元，其中基本建设多用了十五亿元左右，学校、文化、农林水利都多用了一点。农贷应该有，但未列入预算，而且多了一点，二十五亿元农贷中约有十五亿元是必要的。把五亿农民组织起来而且不发生混乱，贷点款是值得的。但是，农贷要列入预算，预算不平衡就得减其他的开支。职工工资已经三年没有增加了，今年也应该增加。这样下来，社会购买力就提高了，商品供不应求。不仅如此，生产物资也供应紧张。例如，钢铁已经吃空了过去四五年的积蓄还不够。

经济建设，一九五三年是小冒（注「一九五三年小冒指这一年财政方面的预算盘子打得过大，入不敷出，到六月底，大概有二十一亿元赤字。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及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并且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以纠正。通过增加生产，厉行节约，到这一年底，不仅财政收支都比上年有较多的增长，而且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第28页。」），今年又是小冒，比一九五三年冒的还大一点，暴露的问题也就更明显一些。只要我们很好地吸取今年上半年的教训，今后不再冒，商品供应就不会再这样紧张了。

同志们或许会说，人为什么这样笨？其实这也难说。在商业部里，年初也吹风说煤多了，甚至说布多了。做实际工作不犯错误是很难的，搞过肃反和土改的人都知道这个道理。文章上写既要反对“左”倾又要反对右倾，这是容易的，但做起来就很不容易。今年在全国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经济建设上冒了一点，这是难免的，今后也难以保证不重犯，社会经济生活是复杂的，多变的，不会象看电影那样简单。半年来冒了一下，使我们取得了经验，也有好处。

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必须平衡。看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这种平衡大体上是个比较紧张的平衡。建设也宽裕，民生也宽裕，我看比较困难。我们的耕地只有这么些，但人口多，吃的、穿的都靠它。如果不搞建设，失业半失业照旧，社会购买力很低，商品供应当然一时可以不紧张，但不搞建设更不行。搞建设，增加就业，一部分农村人口转入城市，就要多吃、多穿、多用，社会购买力就要提高，商品供应就会紧张。但是，绝不能紧张到使平衡破裂，而应是紧张的平衡。所谓紧张的平衡，就是常常有些东西不够。例如猪肉，就可能常常不够。又如棉布，再增加三千万担棉花，每人也不过四丈多，还是紧张的。这一条应该有精神准备。有一些东西多了，是暂时的现象。如前几年说纸多了，今年一年就用光了。五金交电物资也有类似的情况。商业部门不要单从加快商品周转和多提供上缴利润出发，轻易喊什么东西多了。不能片面强调流通速度，因为我们不是胡同口的小贩，也不是永安公司（注「这里所说的永安公司，是上海的一家大型百货商场。一九五六年一月实行公私合营。现为上海市第十百货商店。——第29页。」），而且和解放初期也不同了。现在我们担负着调节生产和需要、组织供需平衡的责任。因此，既要考虑周转快，又要考虑社会的必要储备。

看清楚商品供应紧张的原因很重要。这样就不会只在内部吵架，而不从整个财经工作上找原因。只在内部吵架，打破头也解决不了问题。

现在谈改进商业工作的问题。

第一，过去七年商业方面的一套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是适应对私人资本主义利用、限制、改造那种情况的。现在三大改造（注「三大改造指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第30页。」）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商业工作也要随着改变。

第二，过去商业工作那一套，固然有利于同私人资本主义作斗争，但是也有许多不利于人民的地方。我们国营商业做生意是“独此一家”，很有点“独霸的味道”。山西省委书记说，一个老太婆织了一点布，赶集去卖，干部说她违法，把她吓得丢下布就逃跑了。这当然不是商业部长、副部长下的命令，但要考虑到商业系统有二百五十万职工，许多人政策水平不高，成分复杂。领导机关要求既要完成任务又要照顾群众利益，说是容易的，要做到就不那么容易。特别是农产品采购方面，我们工作上的毛病更多，农民有一肚子气。我们挖农民的多，例如粮食仓库有不少“溢余”粮食，就同我们一些粮食收购单位搞大秤进、小秤出那一套有关。国营商业是“亦官亦商”，老百姓难以对付我们。总之，脱离人民群众的事情很多，报上登出来的就不少。

第三，集权太多，分权太少。这是历史形成的。解放以后，为了迅速恢复经济，实行财经统一，要求集中。同私人资本主义作斗争也要求集中。但是，商业系统这一条线，不过是一条做衣服的线，并不象水泥柱子那样牢靠。在商业工作方面，重要的事情必须靠各级党政来抓。县委能有个副书记管商业工作，县委会能够时常讨论商业工作，我看就“天下大定”了。山西太谷县试点，把四个公司划给县管，利润百分之四十上缴，百分之五十归地方，百分之十归企业。这样一来，县委大力抓商业工作，销不出去的商品销出去了，收不起来的东西收起来了。一年下来，全县增加收入十万元，而原来一年才只有一万二千元的机动费。即使一县一年十万元，全国两千个县才两亿元；如果一县五万元，全国才一亿元。县里有权有利，商业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现在，担子全压在我们身上，下面有问题我们看不见，也不能解决，有什么好处？统一财经工作，实行计划经济，都要求集中。但是，集中不能过分，必须考虑到我国人多、地大、各地情况不一样这个事实。我们常说，政策要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具体化，谁来“化”？主要是县委。

第四，调整商业系统内部领导和群众之间的关系。部长、局长、经理只能抓大的方面，具体执行还是靠二百五十万职工。只有依靠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才能把事情办好。如果认为他们什么都不懂，只能听指挥，像算盘珠子那样，拨一拨动一动，商业工作就肯定做不好。党的八大（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分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了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建议的报告，邓小平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朱德、陈云、董必武等作了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一九六二）的建议》，并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八大制定了正确的路线，为新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指明了方向。——第1、31、37、52页。」）开会时有一位同志提出，工人代表大会可以撤销厂长、经理。我看这个意见有道理。监察工作固然重要，但光靠监察工作不行，必须让群众都能讲话，都有积极性。发挥民主可以采取职工代表会、店员代表会等形式，许多大事都要经过代表大会讨论，他们可以向上提出建议，撤销厂长和经理。我们党是一直坚持群众路线的，在各项工作中都应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力量。南斯拉夫一九四八年与苏联断了关系以后，没有办法，让工人自己管工厂，起了相当的作用。在抗战初期，何应钦（注「何应钦（一八九○——一九八七），贵州兴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等职。——第31页。」）不给我们发钱，毛主席向大家提两条，一是解散，一是搞生产。结果想出了办法，开展大生产运动（注「大生产运动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当时，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扫荡”和国民党军的包围封锁，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遇到了很大困难。陕甘宁边区早在一九三八年就号召部队和机关开展生产运动，并号召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随后各抗日根据地也先后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经过这一运动，不仅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而且积累了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第32页。」），大家都吃饱穿暖了。可见，只要依靠群众总是有办法的。在不放弃国家计划和集中统一的情况下，搞工人委员会有什么不好？商业系统只要把二百五十万人组织起来，每个人都有责任感，就不怕“天下大乱”。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所谓单纯业务观点，就是不依靠广大群众和当地党委。商业系统过去的群众工作是做得非常之差的。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个重要问题，要经常拿到部务会议上讨论。

以上说明，商业部门存在着同人民群众和地方党政的关系问题，还存在着本系统内领导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所谓政策，无非是正确处理各方面的关系。我想，按照上面的办法把我们的工作改进一下，照理说是有希望做好商业工作的。

最后，说一说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

我看七年来的商业工作有成绩，也有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在促进生产、稳定市场方面，在改造私人资本主义方面，都有成绩。至于缺点错误，有些是由于客观原因造成的，如为了对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就要有现在这样一套组织机构。当然，其中也有一些是主观努力不够造成的，如猪的收购，本地销的和出口的一样分四个等级，这就使收购人员多了一个压级压价的机会（注「自一九五四年国营商业部门经营生猪以后，为了做到收购生猪时计价简便、合理，曾制定了收购生猪的办法。当时各地主要采用“毛斤定等，毛斤计价”，即根据收购时的毛重定等级，重量越大，等级越高，单价也高。这种办法虽然简便，但不能体现优质优价，同时容易助长农民交售饱食大肚猪的现象。后来，不少地区改为“出肉率定等，毛斤计价”，即按照活猪每百斤毛重出带骨肉多少定等级，出肉多的等级高，单价也高。但是，这种出肉率的确定，全凭眼看手摸，又出现了收购人员压级压价的现象。为了纠正这种现象，有关部门作出了简化收购规格和规定验级公差的决定。——第15、324页。」）。对私人资本主义改造中的缺点，有些也是工作没有做好造成的。我看，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要有几条界限：第一条，肯定成绩是主要的。第二条，缺点错误中有一部分是客观原因造成的，有一部分是工作没有做好造成的。第三条，缺点错误上下都有责任，但主要应由中央一级的商业部门负责。许多政策和办法，都是上面定的，领导机关应负主要责任。当然，我也有责任。现在，下面的同志有一肚子气，到了这里要出一出，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应该把这一点说清楚。

还要说一下对挨骂的看法。有人说，商业工作天天挨骂。我看，挨骂有不好的一面，但也有好的一面。一有错就有人骂，容易改正。如果人家天天喊万岁，一出错就是大错。商业工作有不少唱对台戏的，这可以促使我们改进。失败乃成功之母。有了错误，加以改正，就可以不断进步。如果五年没有人说有错误，一直往上爬，到第六年再从五层楼上跌下来，那就坏了。例如，建设武汉长江大桥，如果有毛病不指出来，一味地高呼万岁，一下垮了就不得了。宝成铁路修通了，只是高呼万岁，现在老塌方。

有了成绩也不要老讲，一年讲几次就够了。有成绩是明摆着的，用不着天天讲。对于缺点错误倒是应该经常注意的。商业工作，有六万万人天天看着，他们提出批评，暴露我们工作中的毛病，有什么不好？我们一不是当资本家，二不是为当官，而是干革命的。天天挨骂，可以改进工作，对革命事业大有好处。过去我们搞商业，是为了打倒反动派，取得革命胜利，建立人民政权。现在搞好商业，稳定人民经济生活，有利于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是商人，但不是普通的商人，而是从事商业工作的革命家。我们应该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要上屋顶，不要老呆在地下室。

商业工作天天同人民群众打交道，管吃、穿、用，管油、盐、柴、米。不要看不起这些，这是人民的大事。我们共产党必须天天关心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人是要吃饭的，不能天天靠吃马列主义过活，一天不吃饭，肚子就饿得哇哇叫。长江大桥是大，建设很有必要，但商业关乎六万万人的日常生活，不能说是小事情，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