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二战全景纪实》》 · 沈永兴、朱贵生 · 2026-07-25
古巴人民捐赠了400万法郎。
乌拉圭工人捐献了一天的工资。
智利人民捐赠了大批粮食和衣物。
为了协调行动，还在巴黎成立了援助西班牙国际委员会。
在战争的头两年，国际委员会仅从17个国家就募集到8亿法郎。
具有正义感的各种不同政治派别的人们都站出来保卫西班牙人民阵线。
这是强大的国际反法西斯战线。(5'1'7'z'手'机'电'子'书)
著名的国际纵队的组成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的最高表现。
根据共产国际的号召，来自全世界54个国家的4万多名反法西斯战士，跋山涉水，奔赴西班牙，组成国际纵队，与西班牙人民并肩战斗。
他们当中很多人是冲破本国政府的阻挠，躲过反动势力的搜捕，冒着种种危险才秘密到达西班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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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西班牙悲歌(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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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们国家不同、语言不同、职业不同、生活习惯不同，但是共同的一点就是对法西斯的仇恨和对西班牙人民的同情。
墨索里尼的宣传机器造谣说，参加国际纵队的都是共产党人。
实际上他们既有共产党人，也有社会党人，既有共和党人，也有天主教徒，还有许多自由主义者和无党派人士。
这些反法西斯战士到达西班牙后，便集中在阿尔巴塞特进行军事训练，并先后编成第11、12、13、14、15等5个国际旅；旅下再设营和连。
经过短期训练后，就迅速奔赴前线。
最先组成的第1l和第12国际旅，在1936年11月参加了著名的马德里保卫战。
这批有觉悟、有经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英勇战士，初次作战就显露锋芒，给了法西斯军队以意想不到的打击。
应该指出的是，意大利共产党人怀着对墨索里尼的刻骨仇恨，在援助西班牙的斗争中发挥了杰出作用。
当时的意共主要领导人，几乎都到了西班牙前线去参加国际纵队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工作。
意共第二号领导人陶里亚蒂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于1937年6月前往西班牙同西共领导人保持联系，并坚持到战争的最后时刻。
另一位意共领导人隆哥担任国际纵队的总监，在保卫西班牙的多次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
就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匪徒残酷屠杀西班牙人民的同时，也有3500多名意大利反法西斯战士奔赴西班牙前线，同西班牙人民携手并肩向法西斯做殊死斗争。
他们当中有700多人为西班牙人民献出了生命。
深受中国人民尊敬的加拿大共产党员、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诺尔曼·白求恩医生，在1936年也曾作为国际纵队的成员为西班牙人民服务。
然后又于1937年来到中国，帮助中国人民进行抗战。
同样，中华民族的儿女也有100多人参加过西班牙国际纵队。
他们分散在各个兵种和部队，与世界各国战友共同打击法西斯匪徒。
其中有个叫谢维进的中国共产党人，还担任了国际纵队的炮兵政委。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苏维埃政府还向国际纵队赠送了一面锦旗，锦旗上的题词是：“中西人民联合起来!
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
马德里是西班牙的首都，佛朗哥发动叛乱之后急于控制这个政治中心，在得到德意的公开支持并取得大量军事装备之后，佛朗哥的部队于1936年8月13日攻占西南重镇巴达霍斯，随后又与莫拉将军领导的北部叛军开始会合。
9月，马德里开始遭到叛军飞机轰炸。
10月，拥有七八千人的德国秃鹰兵团和五万意大利军队先后到达西班牙。
10月1日，佛朗哥自称西班牙武装部队总司令和国家元首。
11月，南北两路叛军和德意法西斯武装对马德里形成合围，一场激烈的马德里保卫战随之展开。
当敌军逼近马德里时，共和国政府总理兼陆军部长、社会党领袖拉尔戈·卡巴列罗等领导人惊慌失措，匆忙逃跑，将共和国首都迁至巴伦西亚。
但西班牙共产党主张坚持斗争，立即发出保卫马德里的号召。
党的领导人多洛列斯·伊巴露丽满怀激情的战斗号召经常响彻马德里的各个角落，激励着人们英勇战斗。
她因此赢得了“热情之花”的雅号。
当时，马德里90％的共产党员都上了前线。
在共产党员的带动下，广大工人和市民也都踊跃参加了保卫马德里的战斗。
保卫马德里的主力军队是由共产党员恩利格·李斯特和埃尔·坎普西诺率领的“第五团”。
他们以身作则，始终战斗在最艰苦的地方。
国际纵队也参加了这场保卫战。
1936年11月8日清晨，身穿草绿色军装的第11国际旅开进了被包围的马德里。
他们没有休息就立即投入战斗，打退了来自西北面和东南面进犯的叛军。
12月，第12国际旅也赶到马德里参战。
国际旅的战士们在一片“为了革命和自由前进”的呐喊声中不断发起反冲锋。
马德里西北部的“大学城”是战斗最激烈的地方。
在这里，国际旅的战士们同叛军展开了白刃战，经过10个昼夜的生死搏斗，挫败了敌军从这里攻入马德里的企图。
但佛朗哥和德意法西斯并未因此善罢甘休。
1937年2月，叛军在马德里以南的哈腊马河发起了一次强大攻势，结果被国际旅的战士们击退。
3月，意大利的摩托部队在佛朗哥的外籍军团策应之下又发起第二次强大攻势。
敌军沿着萨拉哥萨公路奔袭马德里东北50公里处的瓜达拉哈拉，妄图切断马德里与共和国东部地区的交通线。
那时，天公作美，正好下起了鹅毛大雪，意大利侵略军的坦克和装甲车陷在泥泞的道路上，速度大大降低。
而共和国的第5团和包括由意大利籍国际战士组成的加里波第营的国际纵队，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准备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3月18日，第5团和国际纵队紧密配合，向意大利侵略军发起反击。
经过数小时的激战，侵略军尸横遍野，损失惨重，伤亡近万人，被俘数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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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西班牙悲歌(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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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著名的瓜达拉哈拉阻击战。
这一仗沉重打击了墨索里尼的狂妄气焰。
经过这番较量，侵略者和叛军被迫暂时放弃攻占马德里的意图，将主要攻势转向北方。
在马德里保卫战激烈进行期间，迁都巴伦西亚的卡巴列罗政府却苟且偷安，毫无作为，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
1937年5月，卡巴列罗在群众压力下被迫辞职，改由另一名社会党人胡安·涅格林出任共和国总理。
涅格林上台后，采取了一些比较积极的措施，加强了同共产党的合作，使各方面情况有了转机。
1938年4月，涅格林又进一步清洗了政府中的投降主义分子，公布了重申抗战决心的纲领性文件，要求人民团结一致驱逐武装干涉者，保证国家的独立和领土主权。
同时，还采取了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叛乱分子财产、保证工人福利、建立人民军队、实行民族自治等一系列激进的社会改革措施。
这些措施反映了工农大众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共产党的一贯主张，因而共和国政府的权威加强了，共产党的影响也有了很大发展。
到1938年，西班牙共产党已成为拥有30万党员的大政党。
共产党影响的增强和人民阵线的社会改革，使西班牙国内外的反动势力大为震惊，于是他们加快了扼杀西班牙共和国的步伐。
1937年6月，叛军在德意法西斯武装的支援下向巴斯克发动强大攻势。
6月19日，巴斯克首府毕尔巴鄂失守。
10月22日，叛军又攻陷了政府军在北方的最后一个据点阿斯图里亚斯的希洪城，使共和国丢失了最主要的黑色冶金基地。
随后，战局重心开始向东转移。
同年12月，双方在东部重镇特鲁埃尔进行一场拉锯战。
1938年4月，叛军和德、意法西斯武装先后占领东部要地莱里达和维纳罗斯城，不仅打开了通向加泰罗尼亚的门户，而且将共和国控制的领土切为两半，使马德里成为孤岛。
接着，敌军分兵出击，南攻巴伦西亚，北攻巴塞罗那。
共和国开始处于多方受敌的危急局面。
为了遏制叛军的攻势，共和国军决定在埃布罗河地区同敌人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会战。
这一战役从1938年7月持续到11月，达4个月之久。
双方都投入大量兵力。
叛军方面，集中了摩洛哥兵团和外籍军团的雇佣兵l0余万人，还有5万多意大利兵和数千德国兵；共和国方面，投入战斗的是共产党人领导的第5团和国际纵队的大部分人马，共10万来人。
在100多天的激战中，共和国军打死打伤敌人8万多人，击伤击落敌机200多架，但自己的伤亡也非常大。
后来因人力物力消耗得不到及时补充，孤军奋战的共和国军及国际纵队几乎陷于弹尽粮绝境地。
在此关键时刻，英法操纵的不干涉委员会又为虎作伥，于1938年10月决定要求一切外国军队撤出西班牙。
当时，德意法西斯武装至少还有5万人，要想让他们撤出是根本不可能的。
但涅格林政府对英法抱有幻想，竟乖乖地服从了这个决定。
10月28日，国际纵队根据西班牙政府决定全部撤离西班牙。
11月16日，人民阵线被迫放弃埃布罗河战役。
由于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遭受失败，打乱了共和国方面的作战计划，给部队士气也带来了消极影响，致使30万叛军及德、意侵略军在飞机坦克的支援下，长驱直下，进逼加泰罗尼亚。
1939年1月26日，加泰罗尼亚首府巴塞罗那失陷。
2月11日，加泰罗尼亚全境被占领，数十万战败的共和国军民涌进法国境内。
共和国方面的力量进一步减弱。
1939年2月，英法两国相继宣布承认佛朗哥政权，并公然胁迫共和国政府迅速投降。
当时，尽管共和国政府还拥有一支80万人的军队，控制着900万人口的地区，但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夹攻下，处境越来越困难。
被围的马德里严重缺粮，居民每天只能配给3盎斯的面包。
更严重的是，共和国军政机关内部的失败主义情绪像传染病一样日益扩散，敌特的猖狂活动得不到制止。
涅格林虽然尽力挽救失败局面，但为时已晚。
3月3日，共和国的海军基地卡塔黑纳首先爆发了武装叛乱。
这场叛乱虽然很快被共产党领导的军队镇压了下去，但这只是一场“序曲”，更大的叛乱还在后头。
3月5日，在英国情报机关支持下，首都马德里爆发了由共和国中央战区司令卡萨多和马德里城防司令米亚哈以及右翼社会党人贝斯泰罗领导的反革命武装叛乱。
叛乱者组成了“国防委员会”，宣布接管政权。
涅格林被迫逃往法国。
为了配合这场叛乱，佛朗哥的军队全线出击，以牵制在前线作战的共产党作战部队回师援救马德里。
国防委员会控制局势后，一方面到处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和其他爱国者，大批释放被关押的法西斯分子，一面向佛朗哥乞降，要求给予所谓光荣和平。
3月28日，国防委员会的委员打开马德里大门，迎进佛朗哥和德、意侵略军后，便乘坐一艘由英国特地派来的专舰溜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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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西班牙悲歌(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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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马德里这座经历了两年八个月战斗洗礼的英雄城市，终于落入法西斯分子手中。
进步的西班牙共和国遭到扼杀。
佛朗哥的专制独裁统治从此开始确立。
西班牙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两大国际势力在西班牙进行的这场较量，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世界进步力量在这场较量中虽然遭受了挫折，但也打击了德、意法西斯侵略势力，推迟了它们发动世界大战的时间，同时也得到了锻炼，积累了同国际法西斯势力进行斗争的经验。
特别是国际纵队所表现的大公无私、不怕牺牲的崇高国际主义思想，成了鼓舞全世界人民更坚决反对法西斯侵略的巨大精神力量，这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终战胜德意法西斯具有重要意义。
消极方面是促进了德意轴心的形成。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本来都有霸占中欧和巴尔干的野心，彼此之间存有戒心，关系不很融洽。
在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过程中，由于得到希特勒的支持，德、意开始接近。
在共同武装干涉西班牙的过程中，两国密切合作，勾结程度进一步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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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三国“轴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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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原来对希特勒并无好感，那是因为他在威尼斯会见希特勒时留下了恶劣的印象。
1934年6月，希特勒到威尼斯会见墨索里尼，希望从意大利法西斯那里找到对欧洲政策的共同点，以便建立起德、意反有色人种、反犹太人的联合阵线。
这次会晤本来约定为非正式的，但希特勒到达威尼斯时发现，墨索里尼邀请了大批外国记者，还组织了仪仗队和不少欢迎的群众。
希特勒身穿雨衣，头戴软帽，脚踏便靴，随随便便，像个普通旅游者。
墨索里尼一身高级礼服，锃亮的皮鞋，堂堂皇皇，一派“领袖”气概。
可是，欢迎的场面却搞得乱乱哄哄。
新闻记者一拥而上，堵住希特勒、墨索里尼的去路。
好不容易拨开记者，又见仪仗队立正时东张西望、行进时步伐不齐；欢迎的人群七零八落地喊着：“领袖，领袖。”
看到这些，希特勒暗自思忖：这个墨索里尼看来有爱虚荣、讲排场的癖好，但组织能力太差。
当天下午，墨索里尼与希特勒举行单独会谈。
他想以主人身份先发表“高见”，不料希特勒抢先发言，滔滔不绝地讲起了他对欧洲局势的看法和他发动欧洲战争的计划。
希特勒说：“我们准备首先突袭法国，打它个措手不及，迅速占领巴黎，让法国人尝尝战败亡国的滋味。
对你们盟国奥地利，我们并非一定要吞并它。
其实，只要陶尔斐斯总理下台，在维也纳成立一个亲纳粹党的政府，那我也就满足了。”
希特勒还说，日耳曼民族是最高贵的民族。
其他民族，包括意大利民族在内，都可能沾染了一些黑人血统，无法与日耳曼民族相比。
希特勒的话越说越快，墨索里尼根本插不上嘴。
又因为没有翻译，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的许多话根本没有听懂。
会晤之后，墨索里尼觉得自尊心受到伤害，对希特勒非常厌恶，说：“希特勒是个小丑，也许还有点疯癫，毫无才智，缺乏生气。
他只不过是一架只有七支曲子的留声机；一旦七支曲子放完了，他又从头开始。”
希特勒很高兴，因为他在谈到奥地利问题时墨索里尼没有反对的任何表示。
他以为墨索里尼已经默认了奥地利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
回国后，希特勒立即着手处理纳粹党内的权力斗争。
他利用希姆莱的党卫军和戈林的秘密警察，血洗了纳粹党干将罗姆控制的冲锋队，杀死了多年为希特勒篡权卖命的冲锋队头子罗姆及以下千余人，在德国、欧洲乃至全世界引起很大震动。
墨索里尼由此看出希特勒确实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
他赶紧告诉外交部，转告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要特别警惕奥地利纳粹党的阴谋活动，采取断然措施予以取缔。
陶尔斐斯刚想认真对付纳粹党，但为时已晚。
希特勒早就在策划对陶尔斐斯的暗杀活动。
7月25日，陶尔斐斯被纳粹歹徒暗杀。
这可气坏了自认为是奥地利保护人的墨索里尼。
他认为这是希特勒对他的公然侮辱，实在忍无可忍。
他破口大骂希特勒“是一个十分可憎的性欲倒错者”。
他再次保证全力支持奥地利抗击德国的进攻，并且在意大利北部边境也采取了具有威胁性的措施。
希特勒没有料到墨索里尼会对其暗杀陶尔斐斯做如此强烈的反应。
但他清楚地认识到，英、法是德国扩大“生存空间”的主要敌手；意大利与英、法在争夺地中海和非洲霸权方面的矛盾是可以利用的。
只要把意大利扩张的欲望引导到地中海和非洲，那么意大利对奥地利以及东欧的兴趣就一定会减退。
因此，希特勒小心翼翼，不攻击墨索里尼。
1935年10月，意大利大规模入侵阿比西尼亚，遭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和国联的制裁。
而希特勒认为这是实现其战略意图的大好时机，遂命令德国宣传机构大力支持意大利，宣扬墨索里尼的英明决策；同时命令国防部尽力满足意大利购买武器的需要。
1936年7月，西班牙发生佛朗哥叛乱。
墨索里尼本来对西班牙人评价很低，认为他们有所谓阿拉伯的血统。
但他一心想把西班牙纳入法西斯轨道，作为对付英国的一张“王牌”，所以他很快做出决定，派兵支持佛朗哥叛乱。
希特勒认为支持佛朗哥可获一箭三雕之利：一是可牵制英、法；二是可防止共产主义“扩张”；三是可拉住意大利作“盟友”。
因此他决定在军事上有限地卷入西班牙内战。
患难知真情。
墨索里尼在入侵阿比西尼亚和支持佛朗哥这两件大事上，受到国际社会普遍谴责和反对，但得到希特勒的热烈支持和赞扬。
因此，他改变了对希特勒的看法，认为与德国结成“轴心”有利于实现其称霸地中海、非洲乃至欧洲的战略目标。
他自信比希特勒高明，不会成为希特勒的小伙伴，而有可能成为德国的“领袖”。
墨索里尼下定与德国结成“轴心”的决心之后，立即召见他刚任命不久的外交部长齐亚诺，指示他向希特勒传递意大利欲与德国结成“轴心”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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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三国“轴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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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亚诺是墨索里尼的女婿和狂热崇拜者，1936年6月33岁时出任外长。
他在法西斯党内是一个派系的头子。
这个派系认为，意大利不能成为欧洲的平衡力量；也不能在欧洲两大势力集团之间左右摇摆。
意大利必须与德国结盟。
西方民主政体国家已被犹太人腐蚀，颓废了。
只有意大利人以及德国人、日本人才是大有希望的民族。
意大利人非常聪明。
他们一定能利用德国力量而不被德国所利用。
与德国结盟，意大利会取得欧洲霸主地位。
这些认识与墨索里尼的想法不谋而合。
因此，齐亚诺一接到墨索里尼的指示，就立即于1936年7月下旬让德国律师汉斯·弗兰克非正式地向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试探其对与意大利结盟是否有兴趣。
牛赖特由于当时西班牙局势紧张且对意大利并无好感而表示反对。
9月下旬，齐亚诺又派他的秘书菲利波·安富索前往柏林。
安富索曾任意大利驻慕尼黑副领事，并曾在意大利驻柏林大使馆任职，在德国有很多可以接近希特勒的熟人。
通过意大利国王的女婿黑森亲王菲立普引见，安富索受到希特勒的接待。
希特勒一口答应与意大利结盟。
其实，希特勒早就有与意大利结盟的想法。
1936年3月底，希特勒在汉斯·弗兰克赴罗马讲学之前接见了他，让他给墨索里尼传话，表示团结友好之意；向墨索里尼保证，德国坚定地支持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并愿与他共同斗争，以反对布尔什维克和西方民主国家。
弗兰克是希特勒信得过的人，他曾于20年代在法庭上为希特勒辩护；在希特勒掌权后，他根据纳粹党的观点对德国宪法进行了修改。
4月4日，弗兰克会见墨索里尼时转达了希特勒的意思。
但那时墨索里尼没有下定与德国结成“轴心”的决心，因此对希特勒的表示没有做特别的反应。
但此后德、意两国人员互访频繁起来，高潮是墨索里尼的女婿埃达·齐亚诺6月间访问柏林。
这种特别的个人外交，对德、意两国的亲近大有好处。
希特勒得到意大利欲与德国结盟的明确信息后，于1936年9月派出密使去罗马，邀请墨索里尼访问柏林，以作为希特勒访问威尼斯的回访。
墨索里尼自以为是“世界领袖”，已多年没有出国，而是在意大利境内接见各国的朝拜者。
他不愿贸然出访德国，借口他与希特勒会谈的基础准备工作尚未妥当，因此决定先派齐亚诺出访柏林。
希特勒赞同墨索里尼的意见，指示外交部长牛赖特立即着手准备接待齐亚诺来访。
1936年10月21日，齐亚诺到达柏林。
在21日、22日齐亚诺与牛赖特会谈时，双方就以下问题达成协议：反对英、法倡导的以保证欧洲集体安全为目的的新洛迦诺协定，也反对任何足以限制德国在中欧和东欧自由的其他做法；坚定支持佛朗哥；一致认为布尔什维克主义是一个“祸害”；认为1936年7月德奥两国签订的有关德国尊重奥地利独立和不干涉其内政的协议消除了德、意两国磨擦的重大根源；希望意大利与南斯拉夫关系的改善会有助于东南欧小协约国的瓦解；德国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意大利准备照顾德国在阿比西尼亚的经济利益。
牛赖特还就德国不愿意承认“满洲国”一事做了解释。
说如果承认“满洲国”，就会危及德国在华利益。
他还力劝齐亚诺，在德国与立陶宛关于默麦尔地区主权争议问题上支持德国。
他还说，德国从波兰夺取但泽和波兰走廊的时机尚未成熟，德国人“希望等待有利时机，并尽可能用和平方式解决我们与波兰人的分歧”。
他要求齐亚诺召回意大利驻奥地利大使莫雷尔；因为莫雷尔反对德国对奥地利有任何方式的影响。
齐亚诺对默麦尔问题和但泽及波兰走廊问题没有明确表态，只是说意大利与波兰有良好的关系，并且答应召回莫雷尔。
他还要求德国帮助意大利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齐亚诺还同已操纵经济实权的德国空军总司令戈林讨论了加强德、意经济关系的问题。
与牛赖特、戈林会谈后，齐亚诺被引到希特勒的伯希斯特加登别墅。
希特勒满面春光，在门口迎接齐亚诺，使齐亚诺受宠若惊。
希特勒牵着齐亚诺的手，来到接见大厅的阳台上，远眺奥地利迷人的风光，说：“近在眼前的奥地利，实在与德国密不可分。”
齐亚诺已经领会到希特勒正在觊觎奥地利。
随后，希特勒请齐亚诺进入会见厅落座，开始交谈。
齐亚诺首先称颂希特勒的“英明”，谎称墨索里尼对希特勒“很钦佩”，并把意大利情报部门截获的英国攻击德国的外交文件的副本亲手交给希特勒。
齐亚诺说：“英国正在备战，打算进攻意大利和德国。
不过，幸好意大利的军事力量现已超过英国和法国。
因此对英国没有必要担心。”
希特勒明确地说，德国的扩张着眼于中欧、东欧和波罗的海；地中海全归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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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三国“轴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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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提出，德、意两国在对南斯拉夫政策上应互相协调；应联合敦促匈牙利把它要修改边界的要求集中于针对捷克斯洛伐克，因为这有助于匈牙利与南斯拉夫结盟。
最后，希特勒讲了一句经过再三斟酌的奉承话，说：“墨索里尼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政治家。
根本没有人能和他相比。”
齐亚诺从柏林返回后，满怀信心地认为“可以任意支配德国人了”。
他得到的印象是：希特勒是一个轻率浮躁、无足轻重、易于摆布的人物，毫无墨索里尼那样的才能，完全可以利用他来为意大利的利益服务。
墨索里尼对齐亚诺完成的使命非常高兴。
他公开宣布：罗马——柏林轴心已牢固建立起来了；今后欧洲就会围着这个“轴心”转了。
就在1936年10月23日齐亚诺与牛赖特在柏林威廉街74号德国外交部签订秘密协定的当天，在该部对面威廉街64号的“里宾特洛甫办事处”里，当时任德国驻英国大使的冯·里宾特洛甫与日本驻德国大使小路公共草签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希特勒1933年上台后，一直执行着互相矛盾的远东政策、特别是对华政策：一方面对日本侵华表示同情，认为日本国小人多，拓展“生存空间”是理所当然的；另一方面对蒋介石政权保持友好关系。
1933年夏天，希特勒派在20年代德国陆军重建中起过关键作用的冯·赛克特到中国，会见了蒋介石和宋美龄，提出了一份关于改组国民党陆军的详细备忘录。
随后，冯·赛克特又到广州，与在广州经商的德国人汉斯·克莱恩及德国国防部的普罗伊少校共同策划了在广州建造兵工厂等事宜。
当时的广州由军阀控制。
德国外交部怕在广州建兵工厂引起蒋介石的不满，通过外交途径向蒋介石进行试探。
蒋介石说，广州不久便会被收复；不介意德国的举动。
德国对蒋介石的答复很高兴，决定下大力帮助改组国民党陆军。
蒋介石要求德国派冯·赛克特接替韦策尔担任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团长，以帮助改组和训练国民党陆军。
德国鉴于冯·赛克特在国际上有较高的声望，担心他出任德国军事顾问团团长会引起日本的不快而影响对日关系，因此决定派法肯豪森接替韦策尔，并让冯·赛克特陪同他一起赴中国履职。
1934年3月，冯·赛克特再次到中国。
但这次他的使命是扩大德国武器向中国的出口和从中国进口军工原料，特别是钨、锡。
冯·赛克特这次分别与广州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用中国的原料换取德国军工项目、铁路项目的协议。
此后，以中国原料换取德国军火的交易红红火火开展起来。
克莱恩的公司以及德国国防部专门成立的对华贸易公司——哈普罗公司，对推动德中贸易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德国在发展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和经贸关系的同时，对日本在中国东北三省建立的伪满洲国的大豆很感兴趣，希望从伪满洲国购进尽可能多的大豆。
希特勒决定让德国商人费迪南·海耶来办这件事。
海耶于1933年8月到伪满洲国，购买大豆的事办得很顺利，9月末返回德国。
1934年2月，海耶又抵达伪满洲国，与伪满洲国当局谈判进一步扩大双边贸易问题。
海耶声称，德国将承认伪满洲国；他将出任德国驻伪满洲国公使。
伪满洲国把海耶的谈话公之于众，引起国民党政权对德国的严正抗议。
德国只好公开表示无意承认伪满洲国。
但德国与伪满洲国的大豆生意仍在继续发展。
为了加强这种贸易关系而尽量减少国民党政权的异议，德国于1936年初派了由基普部长率领的“研究委员会代表团”到日本、泰国、中国国民党统治区和伪满洲国。
实际上，这个官方代表团的主要目的是与伪满洲国当局达成大豆贸易协议，也就是用与伪满洲国当局进行官方谈判来满足日本方面的要求。
这样做，等于德国在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而又避免了对这个日本建立的傀儡政权的法律上承认。
1936年4月30日，该代表团与伪满洲国当局正式签署了贸易协定。
日本对此表示很满意。
由于德国执行互相矛盾的对华和对日政策，所以它采取的对华亲善行动总是受到日本的反对；而它采取的对日友好步骤又要受到国民党政府的指责。
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希特勒起用了两个“业余的外交活动爱好者”：赫尔曼·克里贝尔和埃德蒙特·富尔霍策，在东京和南京之间进行秘密调停。
克里贝尔曾是侵华的八国联军中的一名德国军官，后来参加纳粹党，成了希特勒的一员干将，一直与希特勒保持着联系；1934年出任德国驻上海领事。
富尔霍策曾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6年移民美国，参与了德裔美国人的政治活动，与德国纳粹党有联系，1933年起担任设在中国的德国通讯社远东总分社社长。
1935年10月中旬，富尔霍策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会晤。
汪精卫代表他本人和蒋介石提出：请希特勒协助安排中、日两国妥协，以便中、日、德三国在经济问题上和反共斗争中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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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三国“轴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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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贝尔当时在柏林。
富尔霍策赶紧乘飞机到德国，与克里贝尔一起去会见希特勒。
希特勒找来里宾特洛甫，让他把这个信息转告给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武官大岛浩。
大岛浩经请示日本军部，正式答复德国：日本对与中国达成协议感兴趣。
希特勒指示克里贝尔、富尔霍策立即返回中国办理调停事宜。
但他们尚在返回中国途中，中日关系因为日本疯狂侵略华北而严重恶化；汪精卫也遇刺受伤。
因此，德国“调停”中日关系的活动胎死腹中。
希特勒一向狂妄自大，但他对日本军国主义是很崇拜的。
他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大胆地抢占一个大国——中国的大片领土，很有气魄。
1935年的一天，希特勒把玩着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武官大岛浩送给他的一柄指挥刀，感叹地对他的亲随者说：“日本民族好强尚武，是个优秀民族，跟我们日耳曼民族很相仿。”
从此他产生了一个想法：与日本结盟。
但他知道，德国外交部是坚持“远东政策以中国为重点”的原则的，因此把与日本结盟的事交给外交部去办不会有什么结果。
于是他决定让他的外交政策顾问里宾特洛甫来办这件事。
里宾特洛甫出身于军人家庭，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战后经商，1932年5月加入纳粹党，并当上了党卫军上校，结识了希特勒，为希特勒上台出过不少力。
1933年他成了希特勒的外交政策顾问，1934年被希特勒任命为德国裁军事务特别代表。
他趁机网罗爪牙，组成“里宾特洛甫办事处”，替希特勒处理棘手的外交事务。
1935年6月，里宾特洛甫找来爪牙威廉·哈克，商量怎样落实希特勒关于与日本结盟的指示。
哈克曾在日本的南满铁路公司干过事，后来做军火生意时又与日本驻德国武官大岛浩结识。
哈克建议通过大岛浩而不要通过日本驻德国大使与日方联系。
因为他知道，日本军方与外交部在对德国及欧洲政策上有矛盾；日本外交部怕得罪苏、英、法。
里宾特洛甫同意哈克的意见。
哈克找到大岛浩，说德国有意与日本结盟。
但他没有说这是希特勒的思想。
大岛浩对希特勒很崇拜，积极拥护纳粹党重整军备的政策。
因此他建议日本军部积极考虑德国的提议。
日本军部看到大岛浩的报告，认为此议值得怀疑：这么大的事情，德国怎么会让无名小卒来联系呢?因此军部迟迟不予回答。
里宾特洛甫等了几个月，不见大岛浩答复，遂于1935年10月首次会晤大岛浩，询问日本军部对以下问题有什么看法：如果德日两国有一国卷入对苏战争，另一国应采取什么态度?大岛浩一听就知道还是那个德日结盟的建议，便再次向日本军部报告。
日本军部见是希特勒亲信传达的意图，认为可信，便向大岛浩下达训令：日本不反对德国的建议，但需要更详细地加以研究。
因此，拟向柏林派一特别代表，于1935年12月与德国方面会谈。
里宾特洛甫得到日本的答复后，立即指示他的办事处的远东问题专家赫尔曼·冯·劳默起草与日本缔结的协定的草案。
草案送到希特勒那里，希特勒于1935年11月25日批示同意。
12月，日本特使、大岛浩及日本驻德国大使小路公共与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等进行密谈。
双方一致同意：为了避免与苏联公开破裂，将矛头针对苏联的协定，在字面上改为反共产国际的协定，并以允许英国、波兰等国加入协定作掩护，来蒙骗德、日国内的反对派及国际社会。
谈判妥当，双方正准备草签协议，不料出现了挫折。
原来是苏联驻日本的大间谍理查德·佐尔格准确地掌握了德日秘密会谈的情报，并向苏联谍报机关做了汇报。
苏联决定公开德、日的阴谋活动情况。
1935年12月，苏联向世界新闻界发表德、日秘密会谈的“确切消息”，引起国际舆论大哗，纷纷要求德、日外交部予以证实。
德国外交部长牛赖特早已听到里宾特洛甫背着他与日本方面秘密联系的传闻。
日本特使来到柏林后的活动，使牛赖特确信苏联的揭露是事实。
但他作为外交部长不得不加以否认。
同时，他紧急会见希特勒，说明他坚决反对德国同日本结盟，因为这不但得罪苏联，还会引起英、法的高度警惕，使德国四处受敌。
希特勒表示要考虑考虑。
德国陆军参谋总长贝克也对与日本结盟有异议，向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陈述了自己的意见。
勃洛姆堡也有些犹豫。
日本外务省对与德国结盟是持反对意见的，曾竭力阻挠军部向柏林派特使，因为当时他们正与苏联谈判修改渔业协定的问题。
1936年日苏渔业协定行将期满。
从1935年初开始，日本与苏联就缔结新的渔区所捕的鱼须予拍买的条款，改成“将日本租借的苏联渔区无条件交给日本使用12年”。
苏联当然不能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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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三国“轴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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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从佐尔格的谍报得知日本与德国正秘密讨论结盟事宜，就更不同意与日本续签渔业协定了。
但日本外务省不了解底细，一直在努力与苏联达成协议。
同时，他们也担心与德国结盟会引起英、法猜忌，因而得罪英、法，所以坚决不同意日本军部的意见。
日本军部对缔结日德条约的热情不减。
1936年2月26日，日本一批主张维护天皇威望的“皇道派”军官发动叛乱，准备用谋杀大批政府高级官员来直接掌握日本内政外交大权。
叛乱被平息了，但新组成的广田弘毅内阁依然对军部势力胆战心惊。
3月12日，苏联与蒙古签订了互助条约。
这又刺激了日本军部与德国结盟的积极性，因为它们认为苏、蒙条约旨在制止日本在亚洲的扩张，而德国是可以对苏联起牵制作用的。
与此同时，法国批准了法苏条约。
希特勒感到这是对德国的威胁，因此决定再次与日本商谈结盟事宜。
里宾特洛甫派哈克前往东京，与日本军部讨论重开谈判问题。
他本人与大岛浩也保持着联系。
1936年7月下旬，希特勒亲自出面找里宾特洛甫和大岛浩谈与日本结盟的事。
希特勒说：“德日结盟对我们两国都大有好处。
不过我知道，日本国内有相当多的人担心德日结盟会得罪苏联，以致干扰了日苏两国捕鱼权的谈判。
其实，我们也担心，如果我们在结盟条约中承担在外交上承认满洲国的义务，那我们会得罪中国，以致断绝了德中经济关系。
而发展对华经济关系，对我们实现军备计划是很必要的。
你们研究一下，怎样在不影响日苏渔业谈判和德中经济的限度内，拟定一个合适的德日协定文本。”
日本军部也同意希特勒的意见。
据此，里宾特洛甫与大岛浩和日本驻德国大使小路公共又正式重开会谈。
经过多次磋商，双方确定：拟定一个可以公开的反共产国际协定，声明这项协定为期5年，对所有希望参加的国家开放。
他们认为，这样的协定不明确指明是对着苏联的，苏联反对的话也不会十分有力；英、法等反共国家抓不住反对的把柄；蒋介石推行反共政策，也不会有什么异议。
同时，他们商定了一项秘密协定。
这项协定规定：德日两国保证，在苏联突然进攻或威胁要进攻德日任何一方时，另一方不采取任何可能以任何方式帮助苏联的行动；一方不经另一方同意不得与苏联签订不符合反共产国际协定的任何政治性协定。
但日方表示，其义务范围不包括在捕鱼权和边界问题上可能与苏联达成的协议；德方则表示，德国与苏联过去签订的拉巴洛友好条约与反共产国际协定是并行不悖的。
1936年10月23日，德日草签了反共产国际协定。
这个消息一公布，又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
各国都知道，德、日两国的共产党早已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它们还有什么必要再签订协议呢。
德、日之间一定有秘密协定。
但德、日两国都矢口否认。
苏联对德、日秘密会谈的全过程了如指掌。
因此反共产国际协定一发表，苏联就正式宣布停止同日本谈判捕鱼权问题。
英、法怀疑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背后有什么阴谋。
英、法深深感到：如果它们在西方卷入纠纷的话，那么它们在东方将会受到威胁。
蒋介石对德、日签订协定先是感到惊慌，后经德国驻华大使和军事顾问的多次解释，焦急的心情才平静下来。
日本的一些垄断财团及某些皇室人物对日本与德国签订协定也不赞成，因为他们怕因此过于得罪西方国家。
但日本军部势力十分强大，他们的意见压倒一切。
德、日当权者见世界各国对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反应不过如此，便于11月25日正式签署了这个协定。
意大利对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有兴趣。
前边说到，德日草签反共产国际协定时，齐亚诺正在柏林。
他从牛赖特那里得知协定内容，感到有些疑问，便问牛赖特：“协定之外还有没有秘密条款?”牛赖特只好以实相告，说德、日双方有一秘密协定，并把协定的内容告诉给齐亚诺，还劝意大利也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
齐亚诺原则上表示同意，但说要向墨索里尼汇报后再做答复。
齐亚诺回罗马后向墨索里尼汇报了这件事，并建议考虑意大利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
墨索里尼当时没有思想准备，一时弄不清加入这个协定的利弊得失，所以对齐亚诺的建议未置可否，说考虑一下再决定。
墨索里尼当时主要有两个顾虑：一是担心加入这项协定会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应，促使其加紧扩军备战，加强对南欧小协约国的保护，从而影响意大利在东南欧乃至地中海的利益；二是担心加入这项协定会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应，影响意中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
过了一段时间，墨索里尼没有获得苏联扩大军备的情报，又得知蒋介石已对德国表示谅解，因此逐步解除了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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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三国“轴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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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泥脚深陷，原来想用“闪电战”一举侵占整个阿比西尼亚，但实际上到1937年阿比西尼亚人民仍在积极反抗意军。
意军在西班牙进展也不顺利，陷入持久作战之中。
这时，墨索里尼认识到，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很有必要。
这样可以把非正式的“轴心”变为与德、日结盟的关系。
墨索里尼前思后想，认为：意、德、日三国在小的问题上有些分歧，但有共同的敌人、共同的目标；意、德、日三国人口近两亿，只要众志成城，就不可战胜；意、德、日三国团结一致，一定会加速欧洲及全世界的法西斯化进程。
因此，他下决心接受希特勒的邀请，访问德国，与希特勒讨论结盟等事宜。
前面说到1936年9月希特勒曾邀请墨索里尼访问德国。
但墨索里尼摆架子，没有应邀，使希特勒有点失望。
这次墨索里尼决定访德后，希特勒很高兴，指示部属做好热情接待的各项准备工作。
1937年9月25日上午10时，墨索里尼乘坐的专列到达慕尼黑火车站。
希特勒迎了上去，与墨索里尼热烈握手拥抱，向墨索里尼介绍来车站迎接的德国文武百官。
墨索里尼走到站前广场，只见黑压压的欢迎人群，高举旗帜欢呼。
希特勒陪同墨索里尼前往卡尔亲王宫。
墨索里尼在沿途看到临街房屋到处挂着花环和意大利国旗及纳粹党旗，显示出主人十分热情。
希特勒将墨索里尼送到卡尔亲王宫后即回到他在摄政王大街16号的私人寓所。
墨索里尼稍事休息后就去拜访希特勒。
这次他带来一个德语翻译，但他自己用德语与希特勒会谈了一个多小时。
两人的观点一致，认为德、意、日结盟有利于纳粹党和法西斯党实现自己的目标和德、意、日三国的共同目标。
希特勒申明，中欧、东欧与德国利害攸关。
墨索里尼表示理解。
会谈后，墨索里尼授予希特勒“法西斯民兵荣誉队长”称号，并送了证章和证书。
希特勒虽然觉得这太小看了自己，但他没有驳墨索里尼的面子，还是有点勉强地接受了下来。
当天下午，墨索里尼由希特勒陪同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接着参加盛大的欢迎仪式、检阅仪仗队。
党卫军“阿道夫·希特勒警卫团”和冲锋队“英烈祠”旗队走在仪仗队前头，威武严整，浩浩荡荡，墨索里尼十分敬佩。
他悄声对希特勒说：“你们的仪仗队气度不俗，钦佩。
我回国后也要仿效你们，组织像样的仪仗队。”
其实，这是希特勒有意安排的，他想到在威尼斯检阅军容不整、步伐懒散的意大利仪仗队给他留下的坏印象，便在准备接待墨索里尼来访时指大战前的德意两国头目，前排左起：戈林、墨索里尼，希特勒、齐亚诺（墨索里尼的女婿，意外交部长）；后排位于墨、希之间的是鲁道夫·赫斯；希齐之间的是海德里希。
示，一定要搞一个庞大的仪仗队，加强训练，严格要求，整齐划一。
听了墨索里尼对仪仗队的赞誉，希特勒微笑着点了点头。
欢迎仪式结束后稍事休息，墨索里尼由希特勒陪同，于下午7时乘火车前往梅克伦堡军事演习区参观。
德军在梅克伦堡举行的演习是9月16日开始的，26日是最后一天，没有什么可观看的了。
但希特勒为了使墨索里尼对德军有个深刻印象，下令认真组织一次“表演”，而不是演习。
经过煞费苦心的准备，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来到演习场看台时，一场“战争”终于爆发。
霎时间阵地上枪声大作，坦克部队发动进攻，轰炸机和战斗机一批批俯冲轰炸、扫射，配合坦克部队进攻。
枪炮声、爆炸声、飞机和坦克声，震耳欲聋；地上坦克跑、天上飞机飞，令人目不暇接。
墨索里尼兴致勃勃地观看，不时地赞叹：“好!
”
“真好!
”
表演结束后，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又前往武斯特罗高炮射击场，参观德国空军举行的射击演习和防空部队使用轻重两型高射炮射击空中和地面目标的演习。
这些演习效果非常好。
这一天的参观使墨索里尼深信德国武装部队是不可战胜的。
9月27日，墨索里尼参观了埃森的克虏伯军工厂；晚上到达柏林，又受到盛大热烈的欢迎。
28日，墨索里尼主动提出去参观波茨坦和莫愁宫；晚上出席在柏林奥林匹克体育场举行的群众大会。
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讲话都强调“保卫和平”。
希特勒对战后意大利没有同其他国家一起“污辱”德意志民族给予高度评价。
墨索里尼用德语讲话，引起柏林市民的热烈鼓掌。
他说，“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罗马——柏林轴心的团结一致是不可动摇的。”
墨索里尼越讲越激动。
这时突然下起了暴雨，听众蜂拥而出会场，封锁会场周围的大批党卫队员也阻挡不住狂奔如潮的群众。
少数一时挤不出去的听众索性站下来，诙谐地将原来“杜切(领袖)，杜切”的欢呼声改换成“杜舍(淋浴)，杜舍”的嘲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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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三国“轴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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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也淋了个落汤鸡，尴尬地站在雨中看群众乱哄哄地躲雨。
墨索里尼9月29日回国前又一次检阅了德军仪仗队，带着对希特勒和德国军队的敬佩回到罗马，立即指示齐亚诺就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一事与德、日两国进行具体磋商。
齐亚诺通过外交途径分别与德国和日本进行协商，相互约定：意大利承认德国在中欧和巴尔干半岛的行动自由；支持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动。
德国对意大利在地中海一带活动提供帮助。
日本承认意大利吞并阿比西尼亚。
1937年11月6日，意大利正式加入反共产国际协定。
到了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又签署《同盟条约》，进一步结成军事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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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悲歌又一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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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又在上海得手后，便把侵略魔爪伸向了华北。
日本一向把热河省看做“满蒙”的组成部分，在伪满建立前夕，曾企图侵占热河，因遭到辽西、热河义勇军和东北军骑兵第3旅的阻击才停止进攻。
由于蒋介石禁止组织义勇军，使义勇军外无援助，内无粮草，孤军作战。
加之日寇疯狂清剿、扫荡，到1932年冬，马占山、苏炳文、李杜各部都退入苏联，被解除了武装。
冯占海等部则退入热河境内。
剩下的义勇军虽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力量有限。
于是关东军就乘机向热河进军，直逼长城。
1933年1月1日晚11时，日军蓄意制造“手榴弹事件”，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向山海关驻军发动突然袭击。
我驻军立即予以反击，打退敌人数次进攻。
3日上午11时，敌军在海陆空三军火力配合下，向南关及南门发动了空前猛烈的进攻，一时炮弹横飞，房屋燃烧，硝烟冲天，战斗异常激烈。
我城内只有两个营的兵力，在团长石世安率领下，英勇还击。
但由于敌众我寡，又受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影响，没有预筑防御工事，守军死伤惨重。
我方除十几人在团长石世安率领下，与敌坦克做殊死巷战后退出城外，其余尽皆战死。
此战中，我人民群众死伤近2000人，未逃出的妇女、学生几乎全被日军屠杀。
我守军也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毙敌400余人。
日军夺取山海关后，关东军以第六、七、八、十二师团为主力，再加伪军总计10万余人，于1933年2月21日兵分三路进攻热河。
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放下部队不管，扣留了200余辆军用载重汽车，往天津外国租界运送自己的金银财宝和烟土。
凡抵抗的军队，蒋介石不准补充兵员和弹药，所以各部队日退百里。
日军大骂中国军队：“你们的腿跑得这样快，我们报告战果都没法报告，希望你们跑慢点!
”
由于中国军队的大溃逃，日军不费吹灰之力，于3月4日上午10时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
热河失守，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张学良被迫引咎辞职。
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
蒋介石不但不抗日，反而下令：“侈言抗日者，宁杀勿赦。”
接着，又命令何应钦取消河北境内的义勇军、救国军等抗日力量，派蒋孝先的宪兵第5团到北平搜捕共产党和爱国青年，破坏华北人民的抗日活动。
驻守在长城一线的国民党军队和长城内外的义勇军在全国人民抗日呼声的鼓舞和推动下，自动奋起抵抗。
首先是驻守喜峰口的第29军第37师，在师长张自忠、副师长冯治安和负责第29军前方指挥的何基沣将军的指挥下，从3月9日开始，与进犯的日军进行了七昼夜的殊死搏斗。
张自忠将军善于夜战、近战。
他指挥37师官兵利用夜幕主动出击，迂回包抄日军，给敌军以沉重打击。
其大刀队更是震惊长城内外，杀得日军闻风丧胆。
张自忠将军坚决抗日，守住了喜峰口，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
接着，3月16日至18日，第29军刘汝明师又在遵化以北的罗文峪地区，连续击退敌人多次进攻，守住了罗文峪。
于喜峰口御敌的同时，中央军第17军第25师于3月11日在古北口与日军激战三昼夜后，古北口失守。
25师装备极差，除迫击炮外，山炮和野炮都没有，又是匆匆上阵，但在师长关麟征和副师长杜聿明(关负伤后代理师长职务)率领下，凭一腔热血与强敌激战，毙伤敌军2000余人。
第154团派出的一个军士哨，因远离主力，在大部队撤退后，仍与敌人顽强战斗，毙伤日军百余名。
日军最后用大炮和飞机联合轰炸，才把哨所炸平，七名军士全部壮烈殉国。
七勇士的事迹，使日军也由衷敬佩。
他们把七勇士的尸体埋起来，并立了一块“支那七勇士之墓”的石碑。
日军占领古北口后，又于4月16日至5月11日向南天门发动了新的进攻。
第25军第2师师长黄杰思想麻痹，以为日军脚穿皮鞋爬不上南天门左翼的制高点，所以只派了一个连防守上面的八座碉堡。
这一个连的官兵也凭地势险要，放松了警戒。
结果日军一个大队在当地汉奸的带领下，于20日夜偷袭成功，一夜之间，八座碉堡全部被敌占领。
第2师苦战5昼夜，反复争夺，也未成功。
由于伤亡惨重，只好由刘勘的第83师接替。
83师又激战8昼夜，敌我双方均伤亡很大。
5月10日至11日，日军发动了更大的进攻。
一昼夜之间，守军团长魏巍受重伤，副团长汪兴稼阵亡，士兵伤亡达三分之二，第83师全线崩溃，被迫撤离阵地。
师长刘勘欲拔枪自杀，被参谋处长和作战科长夺去手枪。
古北口、南天门失守后，中央军节节败退，日军大踏步前进，北平岌岌可危。
何应钦赶紧调傅作义的第59军开往昌平集结待命，同时立即向日求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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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悲歌又一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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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军到昌平后，于5月21日与日军进行了激战。
但5月22日下午，何应钦会见了北平日本大使馆代办中山，要求停战。
23日，59军从拂晓到晚6时，在怀柔县城以西，南自石经厂、北至长城—线与日军连续血战了15小时。
战事正酣，何应钦突然命令停火。
傅作义将军气愤地向参谋长陈炳谦说：“这个仗打得太窝囊，牺牲了这么多官兵，他们以宝贵的生命换来的却是妥协、停战。
阵亡的将士能瞑目吗?”下午7时，何应钦又连续给傅作义打了3次电话，命令他马上撤至高丽营一线。
傅回答说：“只有敌军先撤，我们才能撤，我决不在敌人火力下撤退！”何应钦又命令参谋长带着他的手令，强迫傅下令撤退。
傅军只好撤退，长城抗日的最后一仗草草收场。
接着，经蒋介石批准，中国军代表熊斌与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于1933年5月31日在塘沽仓库楼上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其内容是：“第一，中国军队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镇、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南地区，今后不得越过该线前进。
不得做一切抗战扰乱行为。
第二，日军为确悉第一项实行之情形，可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视察实情。
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予以便利。
第三，日军确认中国军队已撤退至第一项协定之线时，不超越续行追击，且自动撤归长城线。
第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协定之线以北及以东地区内之治安维持，由中国警察机关担任之。”
这个协定是继袁世凯之后最大的卖国条约之一，使冀东地区逐渐变成了第二个“满洲国”，为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提供了有利条件。
热河失守，长城抗战失利，《塘沽协定》的签订，这无疑是抗日战争中的悲剧。
但悲剧还未演完，悲剧中的悲剧人物还在悲愤中抗争、呼号。
较有代表性的悲剧人物是冯玉祥将军和他的老部下、年轻的共产党人吉鸿昌将军。
冯玉祥，原名基善，字焕章。
安徽省巢县人，1882年生，父亲是淮军(后称练军)下级军官，家境贫苦。
11岁母亲去世后随父住在军营，从小受到军事生活的熏陶。
1896年14岁时正式入伍，先后当过哨长、排长、管带、参谋长、团长、旅长。
第一次直奉战争时，调任陕西、河南督军。
第二次直奉战争为第3军总司令，出古北口与奉军作战。
由于受孙中山影响，于1924年10月回师北平，发动了北平政变，解除了总统卫队，囚禁了曹锟，成立了中华民国国民军，并电请孙中山北上。
11月5日将已废清帝溥仪驱逐出故宫，彻底清除了清室小朝廷。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全国人民掀起了反帝斗争高潮。
冯玉祥倾向革命，受李大钊等共产党人的影响，派代表团赴苏考察，又选送了30名学生到苏留学。
苏联也派军事顾问帮助冯玉祥训练部队。
冯玉祥反帝和追求革命的行动，引起国内外反动派的仇视，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等在帝国主义支持下组成反赤大同盟，准备联合进攻国民军。
冯玉祥为了缓和局势，于1926年1月10日宣布下野，3月20日率员赴苏考察。
不久，国民军在南口大战中被直、奉军和晋军、直鲁联军击败，残部退向绥远。
冯玉祥得到消息后，立即于9月16日回到绥远五原，并于9月17日在五原誓师，响应国民革命军北伐。
1927年5月，冯玉祥与奉军激战于河南，占领洛阳，6月与北伐军会师中原。
到1928年七八月间，冯玉祥已拥有9个方面军、40万人，在新军阀中力量最大。
8月，他到南京就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
蒋介石为了削减冯玉祥和其他新军阀的力量，于1929年1月召开编遣会议。
冯玉祥因与蒋介石意见不一，也得不到其他军阀的支持，2月份以养病为名离开南京。
1930年5月，冯玉祥与阎锡山、李宗仁组成讨蒋军，爆发了蒋、冯、阎中原大战。
冯进军顺利，很快占领了洛阳、郑州、开封等战略要地。
但在蒋介石拉拢下，张学良通电拥蒋，并率军入关，使反蒋战争很快失败，冯玉祥苦心经营了20年的军队陷入瓦解，残部退入山西后被张学良改编为第29军，由宋哲元当军长。
冯玉祥潜入山西汾阳峪道河隐居。
在此，他做了痛苦的思考和总结，重新与共产党人建立了联系，请人讲社会主义和唯物辩证法。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忧国忧民，心急如焚，为抗日到处奔走呼号，高喊“战则生存，和则灭亡”。
10月21日发表通电，提出抗日救国13项主张。
1932年1月淞沪战争开始，他兴奋欲狂，积极支持抗战，并表示自己要带领敢死队到前方杀敌。
但因蒋介石坚决不准抗日，他怀着愤懑心情，于1932年2月到泰山隐居。
冯玉祥在泰山期间回首往事，感慨万千，他深深地认识到，抗日必先倒蒋，只有打倒蒋介石，才有实现抗战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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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悲歌又一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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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他数次派人到广州与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接洽，进行抗日反蒋活动。
汪精卫为了拉拢他，请他担任内政部长，他坚辞不就。
汪精卫从北京南下路过山东要与他会晤，他也不予理睬。
他离开泰山时，对国联调查团的报告发表了坚决反对的谈话，并和李烈钧、程潜等15人通电全国指责报告书的谬误，要求南京政府“于政策要有坚决之转变，放弃不抵抗主义及依赖国联之谬想，速解人民束缚，切实与人民合作，全国动员，以抗暴日，而复失地”。
冯玉祥将军虽然有一颗抗日心，但对蒋介石未产生任何影响。
这使他认识到，没有实力是不行的。
这时，其部将宋哲元担任了察哈尔省主席。
察省地处偏远，易于开展活动，他遂于1932年10月9日到达张家口，开始进行抗战准备工作，并决心与共产党合作。
1933年1月，共产党派宣侠父、张存实等来到张家口，帮助冯玉祥策划抗日具体计划。
当时，从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四省退下来的军队和察哈尔、山西的军队加在一起，足有20余万人，组织起来可以打几个大仗，但又苦于没钱。
正巧，朱庆澜在北平成立了一个东北抗日军后援会，并在上海、北京等地募了些款子。
听说冯玉祥将军的抗日同盟军万事俱备，只差钱粮，便派人送去十万现洋。
这时，冯玉祥的老部下、共产党员吉鸿昌将军也来到察哈尔。
吉鸿昌一见到老首长，不由跪在地上大哭起来。
他为国难当头，政府不抵抗而伤心。
他向冯玉祥表示，此次来找老首长不为别的，只为抗日。
他愿把一腔热血洒在抗日战场上，以死报效祖国。
冯玉祥被吉鸿昌的赤诚感动得热泪盈眶，他拉起吉鸿昌说：“没说的，咱们同心协力干，你就担任前敌总指挥吧!
”
冯玉祥又致电两广、上海的将领和国民党中央委员，陈述抗日决心，请求募捐支援。
蒋介石和汪精卫对冯玉祥的抗日言行非常不满。
便玩弄权术，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电请冯玉祥去南京“商谈国是”。
冯立即予以拒绝，复电说：“榆关已失，热河告急，外交折冲，早陷绝境，此诚全国奋起抗战之时，希国民政府立即动员抗战。”
并提出12条建议，作为最后呼呈。
蒋介石见冯玉祥拒绝入京，又派王法勤、黄少谷去张家口访冯，并以监察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
但冯不上蒋介石“调虎离山”的圈套，向来人明确表示：“蒋介石如果决心抗日，当然可以合作，根本谈不到做官问题。”
“谁要是亲日妥协，谁就是我的敌人，决无合作的可能!
”
《塘沽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又派黄少谷持他的亲笔信再次去张家口晤冯，促其即去南京商谈。
冯玉祥对黄少谷说：“华北局势更紧，不但本人不应南下，蒋公和中央要员皆应北上。
现日寇深入，已非坐谈抗日之时，只有大家上前线一拼。”
数日后，蒋介石又派李烈钧来游说拉拢冯玉祥，冯慨然表示，他和部将“只有上火线与倭寇一拼，一切名义，概不愿任”。
蒋介石来到保定后，汪精卫又发电请冯到保定与蒋介石谈谈，冯不予理睬。
不久汪精卫又派王懋功访冯，国民党中央又电促冯南下，电云：“迭电奉邀，未见命驾，同人日切翘盼，兹特再行电请，希即入京，共策大计。”
冯玉祥看完电报对左右人员大声说：“我冯玉祥宁为抗日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
”
5月24日，盘踞在多伦的日伪军南侵，沽源失守，察省形势危急。
张家口军民组织了察哈尔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决议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领导民众武装抗日。
5月26日，冯玉祥发出通电，宣告就职。
冯玉祥抗日大旗一举，察省民众立即响应，全国各地致电祝贺。
冯玉祥的抗日同盟军很快发展到8万人。
这支抗日武装虽然装备低劣，但抗日士气很高，一上前线，便捷报频传，很快就收复了康保、宝昌、沽源等城，并向察省的商业重镇多伦挺进。
多伦当地人称“小上海”，是日军的战略据点。
日军茂木骑兵第4旅团两千余人及炮兵部队在此设防固守，以伪军索华岑部为外围，集结在黄旗一带，日军西义第8师团驻丰宁，以为策应。
7月5日，正当抗日同盟军挺进多伦，驱逐敌人前哨时，蒋介石因对冯玉祥威胁利诱不成，便决定给冯加上“赤化”罪名，予以武力消灭，并与日军取得默契，夹击同盟军。
吉鸿昌获此情报后，立即召开会议，决定先发制人，迅速攻占多伦。
7日下达总攻令后，当夜开始进攻，经过彻夜激战，攻克敌两道战壕。
天亮之后，敌因获大炮支援，战斗更加激烈。
吉鸿昌、邓文、李忠义三位将领亲临前线指挥，战至下午6时，迫敌退入城内。
9日继续进攻，城外大部分据点被我军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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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悲歌又一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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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吉鸿昌指挥敢死队几次突击爬城，因敌火力猛烈未获成功。
11日，吉鸿昌派一副官带战士数十人化装成伪军，潜入城内，以为内应。
12日晨1时，发动总攻。
吉鸿昌袒胸露臂，带头冲锋，直逼城下。
这时潜入城内的战士高呼：“同盟军打进城了!
”
“同盟军打进城了!
”
并四处打枪，制造混乱。
日伪军大惊，慌忙向城外逃窜。
同盟军冲入城内，经3小时激烈巷战，收复多伦。
为了应付蒋介石和汪精卫军队的进攻，冯玉祥只好把吉鸿昌、方振武等部队从抗日前线调回张北、宣化。
他们与何应钦入察部队前锋相距不过十三四里。
7月18日，中央军的铁甲车突然开过下花园。
冯部只好将辛庄子铁桥拆毁，以阻止铁甲车前进。
由于投机取巧的孙殿英部驻在沙城，横在中央军和同盟军之间，何应钦便许以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和开拔费50万元，将孙殿英调走。
日军以同盟军攻占多伦，破坏了《塘沽协定》为由，派平贺旅团、茂木旅团联合汉奸张海鹏部共2万余人，与中央军夹击同盟军。
冯玉祥受到两面夹击，形势十分危急，遂向全国发出通电，说明因抗战而获罪中央，请各方主持正义。
他的通电立即得到全国的响应。
李济深、陈铭枢致电南京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请他们“饬令停止入察之师，勿轻启兄弟阋墙之祸，为外人所笑。”
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态度致电南京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请“速停入察之师，若仍执意冥顽，抑内媚外，决取断然处置”。
面对各方强大压力，蒋介石虽未立即开战，但已调集了16个师、2个战斗机队和8列装甲车，与日军一起把同盟军团团包围，并且步步进逼，包围圈愈来愈小。
7月28日蒋介石向冯玉祥提出四项最后通牒：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三、勿滥收散军土匪；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祸。
并说事关察省存亡与全国安危，万不能因循迁就。
冯接此通电后，于7月30日向全国通电说：“吾人抗日，诚为有罪，而克复多伦，则尤罪在不赦……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即无异于反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科我以应得之罪，亦即甘心。”
冯玉祥虽然不畏强压，但日中军事合围愈来愈小，内有财政困难，外无援助，同盟军内部又发生了动摇，这一切使他的抗日信心受到很大影响。
他召开了军政会，在会上说，如引起内战，将使日本帝国主义收取渔人之利。
为了保存一部分抗日力量，希望宋哲元早日回察予以掩护。
会上决定取消抗日同盟军的名义。
冯玉祥再度回泰山隐居。
8月14日临行前晚上，冯召集抗日同盟军高级将领20余人话别，并组织了抗日救国同盟会，志愿者歃血为盟，用鲜血在日占四省地图处书写了“还我河山”四个大字，然后向国耻地图宣誓，作为分手后共同奋斗的目标。
冯玉祥在离开张家口时，吉鸿昌赶到火车站送行，在军列上向冯玉祥陈说利害，劝他留下。
吉鸿昌说：“鸿昌极愿总司令有始有终，始则万民称庆，终则史帛留芳。”
冯玉祥无可奈何地说：“鸿昌言之有理，但困难啊，前程维艰，只有激流勇退了!
”
“依鸿昌看，在存亡关头，只能是激流勇进!
你还记得头年咱们游泰山的情景吗?下山则夜雾漫漫，上山则满目生辉。”
“大自然固然如斯，但人事险恶，连最高当局也迁怒于我，谤词恶语如毒箭穿心。
我如不暂作退避，处境更加困难，各方面的误解会玷污我一生清白!
”
“鸿昌认为，抗日救国如盘山而登日观峰：进则明，退则暗；进则兴，退则亡，望总司令三思而后行!
”
“暂作退避，待时而进，为兄只能如此了!
”
吉鸿昌见劝说无用，便说：“鸿昌但盼司令在适当时候重返抗日前线，我将倚马以待。”
冯玉祥走后，对全军影响很大，不少官兵发牢骚说：“既然冯司令都走了，我们抗日还抗个啥劲！”吉鸿昌为了稳定军心，把自己画的一幅“松柏后凋图”挂在指挥部墙上，召集军官开会。
他以松柏喜欢白雪洗面，寒风梳头，在严冬仍然保持青翠的本色来激励大家。
吉鸿昌的话慷慨激昂而又自然顺理，使部将们深受教育，不少人被感动得流了眼泪。
吉鸿昌坚定本部后，立即消灭了出尔反尔的刘桂棠部，重振了军威，又与爱国将领方振武结盟，改“抗日同盟军”为“抗日讨贼军”。
这支抗日武装组成后，就成了蒋介石的眼中钉，肉中刺。
他一面调兵遣将，进行围攻；一面用金钱和官爵收买，用挑拨离间来分化瓦解，致使张人杰等部队脱离了吉鸿昌，使这支抗日武装的处境十分困难。
吉、方二人决定迅速撤出张家口，分别由张北、沽源等地东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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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悲歌又一曲(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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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沿途抗日，一面宣传民众，组织民众。
该军准备在北平东北建立抗日根据地，并奇袭北平。
但行到高丽营子时，遭到旧东北军于学忠部的阻击，使奇袭北平企图暴露。
他们便忍痛将该部缴械，继续向北平前进。
经过三四天跋涉，来到昌平近郊。
这时，司令部接到北平地下工作负责人刘宝斋的报告，说已和驻北平西苑的东北军3个师联系好了，只要抗日讨贼军打过潮河，占领北苑，他们就起义，协助攻取北平。
方、吉二人遂越过昌平，直捣北平。
但当抗日讨贼军越过昌平前进约1小时，蒋介石的第25师已用火车运送到沙河车站，并开始布署向这支抗日军进攻。
抗日讨贼军立即停止前进，占领有利地形。
但敌人的援兵不断增加。[手机电子书网 www.qiyebooks.com]
当日夜间，抗日讨贼军除了少数兵力留下与敌对峙外，主力向北平以北的汤山前进，计划在天亮前夺取汤山作为立足之地。
第二天清晨，抗日讨贼军来到潮河北岸时，中央军已在南岸布防，双方隔河对战了八九天，伤亡都很大。
这时，抗日讨贼军的东、西、南被中央军包围。
北面被日军包围，日军的野炮和飞机不分昼夜地轰炸，抗日讨贼军伤亡更大，只剩下万把人。
而敌人的兵力超过他们十倍以上。
包围圈愈来愈小，阵地几乎全部被突破。
在危急关头，方振武和吉鸿昌两位将军带着自己的警卫连投入战斗，吉鸿昌赤膊上阵，振臂高呼：“弟兄们，我们要为抗日而生，为抗日而死!
为了抗日的胜利，坚决把反动派的军队消灭在阵地前!
”
他的言行，立即使士气大振，连续击溃敌军多次进攻。
这时，北平八大团体，包括各国领事团，为了北平的安定，倡议和平解决。
方、吉二人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不得不接受和平解决条件：军队由蒋介石改编。
吉鸿昌与方振武的抗日行动感染了国民党的一些将领。
第32军军长商震决定营救他们。
他带他们去见蒋介石的嫡系第17军军长徐庭瑶。
徐当即密报何应钦，何又急报蒋介石。
就在蒋介石未回批的时候，商震军长设午宴请吉鸿昌和方振武，由徐庭瑶作陪。
欢宴中，吉鸿昌和方振武托言上厕所，坐上商震给他们准备好的汽车向天津急驰而去。
徐庭瑶以为方、吉二人在商震军部，由商负责不会出事。
但见方、吉二人久去不回，急叫部下到厕所去看，已杳无踪影。
徐庭瑶当即在商震军部以电话通知第25师派兵把住去天津的一切道路，不准放过任何车辆，同时派出武装军车，沿通往天津的道路追缉。
尾追车队一路嘶鸣，尘土飞扬，把几辆架子车都撞到壕沟里去了。
1小时后；方、吉二人发现后面有车追来，便在一村庄让司机停车。
方振武让吉鸿昌与他一同下车躲避。
吉鸿昌说：“你先下去，让我把他们引远一些。”
于是方振武先下车，后雇毛驴骑到天津，乘外轮去香港，再由香港出国。
吉鸿昌机智地躲过了追缉，来到天津，隐住法租界。
但蒋介石、国民党决不会放过他。
1933年11月9日，他在天津法租界国民大饭店被蒋系特务击伤，送进法国医院治疗，后被蒋介石引渡逮捕，解到北平枪杀。
吉鸿昌1895年生于河南扶沟县一个开小茶馆的穷苦人家。
父亲吉筠亭是一个民族意识很强的人。
茶馆里经常来往一些爱国志士，他们的谈吐给幼小的吉鸿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上私塾后，开始阅读岳飞、文天祥、戚继光等民族英雄的故事。
17岁时，因求业不着外出当兵。
入伍后便在冯玉祥部下当兵，他机智勇敢，屡立战功，不久便当了营长，到北伐战争时已是师长了。
他为人刚直，又常和西北军一些共产党员来往。
一些人忌恨他，以“赤化”罪要求杀掉他，或解除其兵权。
由于冯玉祥的保护，才幸免于难，但终被挤到偏僻的宁夏省去当主席。
在宁夏期间，他同情人民的苦难生活，尊重回族的风俗习惯，被人民称为“吉回回”。
他的军队纪律很好，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大屠杀后，他掩护了大批共产党员，亲手为他们化装。
风头一过，他就接纳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
他的妻子胡红霞就是1928年从甘肃师范学校毕业后来的进步青年。
在他的省署宅院里经常能听到《国际歌》的声音，他妻子也极爱唱这支歌。
1930年蒋、冯、阎大战后，蒋介石为了笼络吉鸿昌，借机削除他的实力，给了他一个21军军长的名义，命令他去鄂豫皖苏区进攻红军。
由于吉鸿昌反对蒋介石进攻苏区，被强令出国。
1931年9月，正当他准备从上海起程出国时，“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
他义愤填膺，改变主意，要求留下抗日，但被蒋介石回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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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悲歌又一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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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鸿昌到美洲后，又横渡大西洋到欧洲考察，争取各国人民对中国的支持。
通过“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他深刻地认识了蒋介石的嘴脸，愤怒地写了如下一首诗：渴饮美龄血，饥餐介石头。
归来报命日，恢复我神州。
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的消息传到海外后，吉鸿昌急不可待地要回国抗日。
他摆脱特务的跟踪，只身一人乘远洋客轮回国。
这时他已清醒地认识到，要抗战只有依靠共产党，要救国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
他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党的领导下，他联合冯玉祥、方振武积极开展抗日斗争，担任了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兼北路前敌总指挥，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殊死的战斗。
但他“出师未捷身先死”，蒋介石授意何应钦把他“就地枪决”。
他踏上刑场时，随手捡了一根树枝，以大地为纸，写下五绝一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防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他写完这首浩然正气诗后，毅然前行，向特务们招招手说：“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也不能倒在地上，搬张椅子给我。”
特务们把椅子搬来后，他又让特务们把椅子放正，然后泰然自若地走到椅子边。
特务们准备悄悄绕到他身后开枪，他立即大声说：“到前面去开枪，我的一切行为光明正大，决不能在背后挨枪。”
执行的特务只好走到他面前举起了枪，他瞪大眼睛高呼：抗日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紧接着一阵枪响，他那高大的身躯躺在了椅子上。
从此，一曲魂系中华、壮怀激烈的悲歌回荡在中华大地上。
这一天是1934年11月24日，吉鸿昌将军只有39岁。
但他死得伟大，死得光荣，他的事迹激起了全国更大规模的反蒋抗日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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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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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张学良先丢东北，后失热河，全国舆论哗然，被蒋介石当做替罪羊强逼下野，他只好于1933年4月去欧洲“治病”。
他先后在意大利、法国、丹麦等国参观、考察，1934年1月才自欧洲返国。
他经过9个月的欧洲之行，身体有了很大改变。
他原来精神颓丧，骨瘦如柴，与客人说一会话，就要进内室打一次吗啡。
现在毒已戒，小胡须剃得精光，身体强健，精力充沛。
张学良这次出国考察，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变化。
他原来受的是忠君爱国和孝悌教育，张作霖在世时只听张作霖的，蒋介石上台后只听蒋介石的。
“九·一八事变”后，他幻想从美国和国联那里得到帮助，解决中日问题，现在这种思想已经破灭。
他在意大利居住的时间最长，而且和墨索里尼的女儿和女婿齐亚诺相处得很好，听到和看到许多关于法西斯的言论，思想上受到很大影响。
他特别欣赏墨索里尼的一句话：“工作是大家的，讨论是少数人的，决定是一个人的。”
他认为，中国要真正抗日，必须先求统一；要求统一，必须先消灭共产党，不消灭共产党，国民党就要两面作战，抗日不可能胜利。
而要安定国内、消灭共产党，集中国力抵抗外敌，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中心和领袖是不可能的，这个中心和领袖只能是蒋委员长。
他回国后发现蒋介石正在借法西斯之魂，还国民党之尸，并学习希特勒的褐衫党、墨索里尼的黑衫党，成立了法西斯特务组织蓝衣社。
他十分兴奋，就进一步向蒋介石介绍西方法西斯主义，极力劝说蒋介石搞个人独裁，他表示坚决拥护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
张学良的思想正合蒋介石的心意，遂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命他为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
张学良上任后，高喊“拥护领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而且比谁都喊得响，并把东北军从华北调往南方，同共产党红军作战。
他还按照法西斯组织的要求，在武汉召集东北救国会，与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复兴社分子组成四维学会，请蒋介石担任名誉会长，他任会长。
1935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
蒋介石重新制定了“剿共”计划，决心用嫡系部队尾追红军。
同时调东北军转入西北，妄图以数十万兵力消灭疲惫的红军。
蒋介石委任张学良为“西北剿总”副总司令，蒋介石亲自兼总司令，张代行总司令职务。
总部设在西安。
蒋介石还下令杨虎城将军的17路军统归“西北剿总”指挥。
张学良把20万装备精良的东北军部署在陕北洛川、直罗镇、西峰镇一带，决心一举消灭装备极差的陕北红军。
但事与愿违，崂山一战，王以哲的67军110师几乎全师被歼，师长何立中被击毙；榆林桥之战，107师和619团全部被歼，团长高福源被俘；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紧密配合，在直罗镇一举歼灭了109师，师长牛元锋毙命；黑水寺之战，106师又折去一个团。
短短3个月，东北军就损失了3师之众，气得这位少帅捶胸顿足。
更使他伤心和不满的是，蒋介石对他的“剿共”行为不但不奖励，反大骂他损兵折将，剿共无能，不但不给他补充武器弹药，反而取消了他两个师的编制。
张学良的“剿共”失利，引起他的部将，尤其是那些少壮派如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等人的不满。
他们认为，红军是主张抗日的，与红军作战，不但消灭不了红军，达不到抗日的目的，反而会葬送了东北军。
他们还清楚地意识到，蒋介石让东北军这个全国最大的武装集团去“剿共”，其目的一是消灭红军，二是红军消灭不了，也会削弱东北军，有利于他的统治。
所以决心向张学良陈述“联共抗日”问题。
这些少壮派中，孙铭九是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生，与张学良的二弟张学铭同学，有胆有识，在张学良总部任警卫营长。
应德田是东北大学学生，后留学美国，任总部秘书。
苗剑秋为留日学生，有强烈的抗日救国思想。
他们经常出入少帅府，与张学良做深入的思想交谈。
这些人既是张学良的部属，又是他的朋友。
在这些少壮派的影响下，张学良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
当时，张学良的思想十分矛盾，心情也很苦闷。
他一方面有着强烈的抗日思想，一方面又忠蒋反共，所以左右为难，找不到出路。
正在这时，红军以毛泽东主席领衔并有20名红军将领署名的《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发出，使张学良和东北军的高级将领受到很大震动，产生了用和平方法解决与共产党的关系的想法。
也正在这时，张学良突然收到王以哲军长由洛川发来的一封密电，内称：“前被红军俘去的高福源团长现被红军派回，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
张学良接到电报后，第二天即乘他的波音号座机飞抵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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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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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福源是东北军107师619团团长，在榆林桥战斗中被红军俘虏。
红军不但未虐待、枪毙他，还给他医伤，发给他一套新棉衣，吃的饭也比红军战士的好，后来行动也比较自由。
他亲眼看到红军官兵平等，团结友爱，政治、文化生活非常活跃，也听到许多红军在长征中的故事。
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也经常跟他谈心，向他讲述团结抗日的道理，使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次，他提出要见红军负责同志。
党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会见了他。
他向李克农讲述了自己的思想变化和对红军的敬佩，并提出回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学良与红军联合抗日。
他说：“不知红军相不相信我，敢不敢放我走。”
李克农当即表示可以放他回去，但担心他回去后有危险。
高福源态度非常坚决，并说他是有把握的。
于是党中央同意高福源回去。
行前，李克农亲自送他，并嘱咐他，回去后先以个人身份试探张学良的态度，如果张学良有诚意，红军愿派正式代表去谈判。
张学良飞到洛川后，为了考验高福源是否靠得住，同时也看看他的胆识，与王以哲军长商量后，决定先给高一个下马威，所以接见时态度十分严肃。
当高福源向他行军礼报告后，他拍桌大骂：“高福源，你好大胆，当了俘虏不算，还敢要我通匪，我枪毙了你!
”
说着就把手枪拔出来。
王以哲赶快上去拦住说：“副总司令，你让他把话说完再枪毙也不迟。”
高福源见张学良这样待他，索性把心一横，将要说的话和盘托出。
他的话有情有理，尤其讲到抗日问题时，慷慨激昂，义正词严，情不自禁地大哭起来。
张学良本来就是做戏，听完高福源的话，也不由掉下了眼泪，赶快拉着高福源坐下说：“你回来很好，你说得也很对。
我刚才是想试试你的真情和胆量。
现在我们坐下慢慢谈。”
这一天，他们三人整整谈了一夜。
张学良非常高兴，让高福源休息一两天立即回去，请红军派正式代表来谈判。
高福源于1月16日回到陕北苏区，向李克农报告了经过。
李克农还带他见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
毛主席当即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见张学良。
李克农一行于1936年2月25日抵达洛川。
王以哲军长立即用密电报告张学良。
张学良回电说他因事去南京，让王以哲好好招待，先谈一些具体问题，重大问题待他从南京回来再定。
王以哲遂先与李克农商谈了红军与东北军67军局部合作问题，并达成四条口头协定：第一，为巩固东北军与西北军一致抗日，确定双方互不侵犯各守原防的原则；第二，双方同意恢复在鄜县、甘泉、延安公路上的交通运输和经济贸易；第三，延安、甘泉两城恢复正常关系，东北军所需物品可向苏区群众购买，红军给予便利；第四，东北军送给红军一部分弹药、服装、通讯器材和医药用品等。
这次初谈达成的停战协定，为全面合作奠定了基础。
3月3日，张学良返回西安，第二天便急匆匆飞到洛川。
他完全同意王军长与李克农达成的口头协定，并风趣地对王军长和赵镇藩参谋长说：“我是整销，可不是零售啊。”
张学良在李克农住的小屋里进行了整整一天一夜的会谈。
会谈间，宾主都很随便。
张学良十分坦率，谈笑风生。
李克农机智幽默，辞意恳切。
会谈主要讨论抗日问题。
张学良提出：“蒋介石力量最强，为什么共产党不联蒋抗日而主张反蒋抗日?”“统一战线为什么不包括蒋介石?”“日强我弱，抗日应该怎么个抗法?”等等。
李克农向张学良做了许多解释工作，但有些问题仍然没有说服张学良。
最后，张学良希望中共方面派出全权代表共商抗日救国大计，最好能在毛泽东或周恩来中间推出一位，再进行一次会谈，地点在延安城，时间由中共定。
双方还商定，由中共派一位政治色彩不浓而又能负责的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予以掩护。
张学良为了更直接、更好地与中共接触，以推进“剿共”名义，报请蒋介石在洛川设立“西北剿共前进指挥所”，并说他要到前方亲自督战，因而受到蒋介石的嘉许，复电称：“陕北军务，得弟亲往督饬，收进击之巨效，立歼灭之大功，在此一举。”
4月8日，周恩来在李克农陪同下来到延安。
4月9日双方在延安城内天主教堂举行了会谈。
参加会谈的共有5人，即周恩来、张学良、李克农、王以哲和刘鼎。
会谈开始后，张学良便十分坦率地把自己的看法谈出来，向周恩来请教。
他说：“国民党是没有希望了，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是法西斯的路线，一条是共产主义的路线。
共产主义路线我没有去过苏联，不太了解。
但共产主义成功的条件是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又无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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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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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半殖民地，所以不适用。
这样就只剩下一条路，只能拥护蒋介石搞法西斯独裁。
我现在对这条路能否走通也发生了怀疑，请周恩来先生讲讲自己的看法。”
周恩来见张学良如此坦诚，非常高兴，便诚恳地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
他说：“法西斯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产物，主张个人独裁，压迫摧残人民群众，它把资产阶级最后的一点表面的民主也抛弃了。
它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最后阶段的一种最反动的主张。
德国和意大利是法西斯国家，同日本帝国主义一个鼻孔出气。
讲法西斯只有投降帝国主义，要抗日，就不能仿效这两个国家。”
周恩来还指出：“要抗日就必须实行民主，发动人民大众，人民的力量是无比的，只有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才能有抗日的信心，抗日才能取得最后胜利。”
张学良听了周恩来的分析，非常赞同，但又说：“共产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热烈赞成。
不过，关于争取蒋介石参加抗日阵线问题，我和你们有不同看法。
现在中国的力量几乎都掌握在蒋介石手里，蒋介石也是有抗日可能的，所以共产党反蒋抗日是与实际情况相矛盾的，也是行不通的。
这个问题我与李克农先生谈过，意见未能达到一致，所以特别请周先生亲自来谈谈。”
周恩来略作思考后说：“共产党过去是主张抗日反蒋的，不过现在愿意重新考虑这个问题。
请你进一步谈谈自己的看法和主张。”
张学良说：“我总觉得抗日不应该反蒋，反蒋就把最大的力量抛开了，使抗日更加困难。
现在应该采取种种办法，逼蒋介石走上抗日道路。”
张学良还说：“我与蒋介石私交甚厚，我现在不能反蒋，但将来如果蒋介石真投降日本，我一定离开蒋另做打算。”
周恩来对张学良提出的逼蒋抗日的主张表示同意，认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针政策，愿意把这个意见带回去，提请党中央郑重考虑后再作最后答复。
周恩来明确表示：“如果蒋介石放弃剿共政策，在抗日纲领下，共产党决心与国民党恢复旧日关系，重受蒋公领导。
旧账，我们不愿意再算了。”
张学良得到周恩来这样明确的表示，非常高兴，几个月的思想疙瘩一下子解开了，他充满信心地说：“你们在外边逼，我在里面劝。
我们对蒋介石来个内外夹攻，一定可以把他扭转过来。”
会谈一直进行到第二天凌晨4时才结束。
张学良对周恩来谈的许多问题都很折服。
会谈中，达成了东北军与红军互不侵犯、互相帮助、互派代表、互通情报，加强部队的抗日救国思想教育等具体协议。
张学良对会谈很满意，他私人先拿出两万银元，支持红军抗日，又送给红军20万元法币。
从此，张学良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过去认为非统一不能抗日，现在则认为非抗日不能统一。
他认真履行所达成的各项协议，正式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党中央经过认真讨论，认为“逼蒋抗日”实属必要，遂改变了“反蒋抗日”的政策，发出了《红军军事委员会关于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
表示“愿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部队，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的目的”。
通电特向南京政府诸公进言：“在亡国灭种紧急关头，理应憣然改悔，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
此不仅诸公之幸，实亦民族国家之福。
如仍执迷不悟，甘为汉奸卖国贼，则诸公的统治必将最后瓦解，必将为全国人民所唾弃，所倾覆。
语云：‘千夫所指，无疾而死’。
又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愿诸公深思熟虑之。”
张学良与周恩来延安会谈后，心情很激动，经常自己驾驶飞机往返于西安和洛川之间。
有时作低空飞行，俯视咸阳北原汉武帝、唐太宗、文王、武王、秦始皇各陵寝，并向部下慨然叹曰：“人生贵有建树，以垂青史。
否则，陵寝工程再壮丽伟大，亦不过只黄土一抔而已!
”
他还登华山题诗，抒发抗日心情，其中两句云：“极目长城东眺望，山河依旧主人非。”
张学良思想转变后，就开始与西北军的领袖杨虎城联系，以便统一行动。
杨虎城将军是陕西地方实力派首领，是17路军的总指挥，兼陕西省主席。
他于1893年11月20日生于陕西蒲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由于生活困难，13岁就开始在一家小饭铺当童工。
15岁时，父亲因仇家陷害，被满清政府在西安绞死。
他上有寡母，下有幼弟，数百里搬尸归葬，情景十分凄惨。
父死后，还要偿还父亲生前和丧葬留下的债务。
为了葬父和生计，他和本村8户农民成立了一个孝义会，后改为“中秋会”，杨虎城自任领袖。
到辛亥革命前夕，“中秋会”已发展到数百人，打富济贫，反抗满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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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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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23日，继武昌之后，陕西爆发了反清革命，杨虎城率部分“中秋会”成员与清军英勇作战，屡建战功。
但是推翻清政府，并未给农民带来真正的利益。
加之军官腐败，使他非常失望，遂于1913年退伍返乡，孝敬寡母。
此时，蒲城东南乡恶霸李桢出入官府，横行乡里，强占农民妻女和田产，搞得人人恐慌。
1914年麦收后，李桢率领流氓打手到杨的姑母所在村为非作歹。
适逢杨虎城在姑母家，有人便找他商量。
杨虎城毅然率领村民打死了恶霸李桢。
从此，他名声大振，官府也开始缉拿他。
他便拉着“中秋会”部分青年打富抗暴，成为当地有名的“刀客”。
他的武装逐步发展到一个营。
1917年杨虎城率部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对北洋军阀的陕西靖国军，被编为一个支队。
1926年，杨虎城以5000兵力与其十倍以上的北洋豫系军阀刘镇华部苦战8个月，保卫了西安。
1927年，杨虎城在冯玉祥的领导下率部参加北伐，并吸收了一些共产党人在部队工作。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仍与共产党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共产党员魏野畴、南汉宸、蒋听松、刘子华等均在杨部担任重要职务。
他夫人谢葆真也是共产党员。
1929年，杨虎城的部队被蒋介石改编。
由于他帮助蒋介石与新军阀作战有功，部队得到扩大，当了西安绥靖主任兼陕西省主席，并一度进军甘肃，取得陕甘两省地盘，成为西北地方实力派领袖。
杨虎城任用皖北暴动领导人、共产党员南汉宸为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暗中帮助陕北土地革命等情况被蒋介石发现后，蒋、杨矛盾逐渐扩大。
“九·一八事变”后，杨虎城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非常不满。
1933年3月，当日寇进逼长城，华北、北平危急时，他主动到石家庄见蒋介石，请缨抗战，但蒋介石态度十分冷淡，他只好怏怏而归。
这时，蒋介石4次“围剿”红军均遭惨败，日寇步步进逼，杨虎城决心“不跟蒋介石殉葬”，转而加强与陕北红军的联系。
蒋介石逼走省政府秘书长南汉宸后，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免去了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职务，杨与蒋的矛盾更加尖锐。
从此，杨虎城对蒋介石采取了“你干你的，我干我的”，“你练你的兵，我练我的兵”的政策。
他在17路军部队中办了一个步兵训练班，抽调下级军官参加训练。
除军事课外，所有政治课都由杨虎城亲自指定比较进步的干部担任。
1935年下半年，东北军大举入陕。
杨虎城开始怀疑张学良是来取代他的地盘，再加蒋介石的挑拨离间，17路军和东北军一度关系比较紧张。
但杨虎城善于谋略，能够沉得住气，从大处着眼，争取与东北军共存，所以对自己的部队做了许多工作。
东北军开入陕西的时候，随军眷属之多，实属军史少见。
不仅中下级军官均带眷属，甚至伙夫、马夫也带着眷属。
于学忠率东北军经西安开往前线途中，成千上百里的大道上，无数随军眷属成群结队，不分昼夜地随军行进。
其中有老头、老太太，有的妇女一手拉着一个小孩，怀中还抱着一个小孩，一拐一跛地艰难行进。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东北沦亡，军人家属无处可去，只好随军流浪。
较高级的军官一般把家属安顿在北平、郑州、洛阳甚至天津租界地，待军队安定之后，找到住房，再行搬家。
下级军官和士兵的家属只能随军而行。
这样不仅可以不花路费，还可以随军混口饭吃。
一旦脱离军队，生活立即就会陷入绝境。
人们看到这些随军妻女的艰难、凄惨状况，感慨地说：“这不是什么行军，这简直是一幅亡国的难民图!
”
由于家眷人多，所以事也多，每到一地，就要占用民房和借用居民的东西。
不少孕妇在行军中临产，只好找商店或居民家借住，这在客观上对军民关系发生了不利影响。
17路军的官兵对东北军这种状况开始很不理解，也看不惯，与东北军时常发生矛盾。
17路军宪兵营一天在西安东关巡逻，发现东北军因占用民房与居民发生了争执。
宪兵调解时，东北军因困难重重蛮不讲理，与宪兵发生了冲突。
宪兵营长将情况报告杨虎城后，杨虎城便对他说：“你们明白吧!
这就叫亡国。
我们对他们应有同情心，不能以正常情况对待这些问题。
要教育我们的官兵，以后处理这类问题要特别注意。”
东北军110师和109师与红军作战全军覆灭，眷属们听到消息后，像热锅上的蚂蚁，乱成一团，悲号之声，此落彼起，连绵数十里。
每当部队被红军消灭或打败，上岗查哨的官兵，夜夜都能听到女人凄凉、绝望的号哭声，令人惨不忍闻。
这样凄惨的景象不仅震撼着张学良和东北军，也震动了当地居民和杨虎城将军。
各方面都给予东北军家属大力的安慰和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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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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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路军的将士拿出钱、粮和衣物进行慰问。
老百姓，尤其是那些老婆婆，拿着自己攒下的鸡蛋送给东北军的眷属们吃。
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使东北军将士深深感到祖国同胞情谊的温暖，同时也激起了对蒋介石投降卖国、“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
有的大声说：“他们说共产党是赤化，赤化有什么可怕?这样下去，老子绿化也干！”这种军民一致的思想情感，成为以后东北军和西北军相互合作、促成“西安事变”的群众基础。
中共中央来到陕北后，即通过南汉宸、汪锋、王炳南等多种渠道进一步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
毛泽东还派红26军政委、陕西省地下省委兼军委委员汪锋带去他亲笔写的信，与杨虎城谈判，并与杨虎城达成四项协议：第一，在共同抗日原则下，红军愿与17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第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
第三，17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往来。
第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张学良与杨虎城都知道对方与共产党有联系，但又都不敢说出来，只是进行一些试探性的谈话，彼此心照不宣。
高崇民到西安后，在张学良的示意下，才疏通了关系，消除了误会。
从此二人肝胆相照，为抗日救国携手合作。
张学良和杨虎城为说服蒋介石抗日，对蒋多次进行劝谏、苦谏和哭谏。
张学良甚至向蒋介石跪下，但得到的却是蒋介石的厉声回答：“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我?”1936年11月1日，张学良去洛阳参加洛阳军校纪念会，蒋介石针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主张，杀气腾腾地说：“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在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与红军联系共同抗日时，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特务早已在暗中窥视。
“剿共”政训处长很快就获得了这一重要情报，并亲自乘飞机到广州向蒋介石告发。
蒋介石听后大为震动。
他感到，如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之密谋实现，“剿共”大业将前功尽弃，这将直接关系到他的统治和一生的成败。
他决心继续推行“先安内后攘外”、“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的政策。
他认为，红军残部窜至陕北，经过休整和补充，也不过3万人。
而他调集30万大军、200架飞机易如反掌。
他还拥有毒气弹，在两三个月内就可以将共军大部消灭在陕北。
如果一小部分渡过黄河，到达蒙古沙漠地区，他再控制黄河，用兵围剿，红军插翅难逃。
到那时，红军让我收编，我也最多收编5000人。
至于张、杨二人，他自信他们还不敢不服从他的命令。
如不听令，他立即就将他们调离西北，然后再找机会收拾他们。
主意已定，他在两广事变结束后，立即于10月22日飞赴西安。
他初到西安，为了摸清张、杨的底细，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要张、杨和邵力子等陪他登华山，游终南，然后听张、杨对“剿共”的意见。
这期间，他到张学良办的王曲训练团，以领袖身份训了一次话。
他说：“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危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危害尚缓。
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
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
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是予以制裁的。”
当时东北军中的抗日呼声甚高，不愿与红军作战。
王曲训练团又是张、杨为抗日培养军事干部的场所，所以军官们听了蒋介石的讲话，莫名其妙，十分气愤。
会场上顿时咳嗽声、跺脚声、用脚擦地声、低语声响成一片。
蒋介石只好讲了半个钟头就收场了。
张学良本想陪着蒋介石与前排的高级军官握握手，可看到会场秩序不妙，就免了。
一散会，军官们便议论纷纷，有的说：“这算什么训话，简直是胡说八道!
”
有人说：“他的所做所为与卖国贼没有两样。”
第二天安排讨论，讨论会变成了批判会。
有着强烈爱国思想的苗剑秋大声说：“我们亡省亡家，他却让我们不要打日本，去打共产党，简直是放屁!
他讲这样的混账话，我们东北人稍有血气，就应该让他走着进来，躺着出去!
”
蒋介石来西安之时，正是他反动统治登峰造极之时。
他用分化收买惯技，解决了两广事变，又迫使他的政敌汪精卫出国。
这年的10月30日又是他的50大寿，他便去洛阳住了一个月，让全国上下为他祝寿，捐财、捐物，到处修建“中正堂”、“介寿祠”，甚至让每一个小学生都为他捐献。
当年，吴佩孚在洛阳庆祝50大寿时，是“满天风雨会中州”，盛况空前，蒋介石与吴佩孚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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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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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一方面祝寿，另一方面会见各路诸侯，抓紧部署“剿共”。
他调集嫡系部队约30个师驻扎在汉口至郑州、郑州至灵宝的铁路沿线，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前敌总司令，下令扩建西安与兰州飞机场，准备容纳100架轰炸机对付红军。
这期间，他专程飞往太原，会见阎锡山，飞往济南会见韩复榘，并让他们向傅作义、宋哲元等人传达他的停止抗日、集中力量“剿匪”的方针。
蒋介石还命他的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大使川樾进行了六七次会见，在东京的许世英大使也与日有田外相进行了商谈与勾结。
12月4日，蒋介石再度来到西安指挥“剿共”。
他的几十名高级将领和大员如钱大钧、陈诚、陈调元、蒋鼎文、卫立煌、陈继承、朱绍良等也一起来到西安。
与此同时，260个团约30余万部队的前锋已到达陕西潼关，100多架新从意大利买来的最新式飞机(其中一部分是给他的献寿飞机)一批批飞到西安。
西安上空整天机声隆隆，街上跑的到处是高级小汽车，旅馆里塞满了人。
大饭店座无虚席，猜拳、打麻将声不绝于耳。
妖艳的妓女夹在大员之间，调情卖俏，异常活跃。
在“剿共”大战即将爆发的关键时刻，12月10日，张学良对蒋介石进行了最后一次哭谏。
他声泪俱下，希望“委员长纳忠言，千秋万世留下美名。
否则，即使他本人愿意孝忠到底，部下也不肯听命”。
蒋介石不但不听，反而拍桌大怒，一顿臭骂后，恶狠狠地走入内室。
张学良还不甘心，出来后让杨虎城再去劝说一次，看看情形。
可蒋介石依然故我。
至此，张、杨感到光靠劝告、苦谏、哭谏已无济于事，而蒋介石12月12日就要离开西安了。
如不采取果断措施，便会丧失良机。
他们只好进行兵谏。
为了万无一失，他们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严密的分工。
由张学良的东北军负责在华清池捉蒋介石，并负责从西安至临潼的警戒；杨虎城的17路军负责解除西安的中央宪兵、特务、警察及部分中央军的武装，并扣留飞机和南京军政大员。
12月12日凌晨天亮前，东北军卫队团的警卫营悄悄摸进华清池。
由于行动被蒋介石的卫士发现，并开枪射击，双方展开激战。
蒋介石的少爷卫士一听枪声便惊慌失措，还未集合就被东北军扫射而死，尸体都排得整整齐齐。
蒋介石的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也被打伤足部。
蒋介石在梦中听到枪声后，以为红军来了，顾不上戴假牙，穿着睡衣、拖鞋就往外跑。
在翻墙时，由于过度紧张，跌进一个荆棘坑里，摔伤了腰部，掉了一只鞋。
这时恰巧遇见一个侍从副官，便背着他向东南方向的山上跑，在一块叫虎畔石的大石后面的草丛中藏了起来。
警卫营孙铭九营长等见蒋介石跑了，但衣服在，汽车也未开走，便一边把情况报告张学良，一边继续搜查。
在搜到虎畔石附近时，蒋介石的秘书肖乃华刚探头就被一枪打死。
蒋介石赶紧举起两手说：“我在这里。”
东北军的战士端着枪走过去，只见蒋介石浑身哆嗦，缩做一团。
他上身穿一件古铜色绸袍，下身穿一条白色睡裤，一只光脚流着血。
白凤翔和孙铭九闻讯后十分高兴，立即赶来，叫蒋介石跟他们走。
蒋介石因怀疑他们是红军，便问：“你们是哪一部分军队?”孙铭九说：“我们是东北军。”
蒋一听是东北军，便赖着不走。
白凤翔看见蒋介石冻得全身发抖又行动困难，便脱下自己的大衣给他披上，让孙铭九和卫队连长王协一轮流将其背下山。
走到汽车边，蒋介石又怀疑是东北军一部分哗变，死也不肯上车，并问：“张副司令在哪里?”白凤翔和孙铭九回答说：“我们领你去见张副司令。”
然后硬把他抬进小汽车里，护送到张学良的住地西安新城大楼。
与此同时，西安市内的中央军、警、宪等武装已全被缴械，南京军政大员也全部扣留。
包围宾馆时，邵元冲跳窗逃跑，不听制止被击成重伤，死在医院。
在集中点名时，独缺陈诚一人。
原来他身带处分张、杨的绝密文件，听到枪声后，立即将文件撕毁投入马桶，用水冲下，自己逃入地下室躲起来。
宋文梅营长带领士兵走进地下室搜查时，把他从一个空啤酒箱中拉出来。
宋营长拍了拍他的肩膀，讥讽地说：“军人嘛，怎么这么丢人!
”
在兰州方面，也已解除了朱绍良部队的武装，并控制了飞机场。
张学良和杨虎城扣留蒋介石后，为了说明真相，于12月12日上午向全国发出通电，电文说：“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继之于后。
凡属国人，无不痛心。
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
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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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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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
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爱国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
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弃绝民众，误国咎深。
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
昨日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
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
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
大义当前，不容反顾。
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
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
临电不胜待命之至。”
张、杨通电集中反映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要求，成为中国现代史上一篇重要文献。
12日上午10时，西安各报便出了号外，捉蒋消息立即传遍全市，大街上挤满了人，人们一边走一边欢呼，青年学生更是兴高采烈，不自觉地形成了一股股的游行队伍。
张学良在发动兵谏时，于12月12日晨5时致电毛泽东主席，称“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介石及其重要将领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政府。
兄等有何意见，速复，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防胡(宗南)敌北进。”
捉住蒋介石，张、杨二人兴奋不已，但如何处理后事，二人一时又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心情很快变得沉重起来。
他们联名给中共中央打电报，请派代表团到西安共商大计。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13日在保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对西安事变后的局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15日，中共中央以毛泽东、周恩来和朱德等红军领导人的名义致电南京政府，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12月16日组成以周恩来副主席为首，包括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的代表团飞抵西安。
12月19日向全国发出了《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
同时为了应付南京的“讨伐”，将红军南调至西安附近的泾阳、三原、淳化、咸阳一带，红17军团挺进到西安东南的蓝田，以支援东北军和17路军。
张、杨捉蒋的消息传到南京后，南京党政军大员乱作一团，有的悲，有的暗中高兴。
军政部长何应钦感到这是夺取委员长一职的难得机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力主讨伐，企图用飞机炸死蒋介石。
12月12日下午，他召集党政军首脑开会，交换意见，当晚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了武力讨伐的决定；又给在德国“养病”的亲日派首领汪精卫发电，促其立即回国。
亲日派的这些举动，引起了亲英、美派的宋美龄、宋子文、孔祥熙等人的强烈反对。
事变当天，宋美龄、孔祥熙等还在繁华的上海享乐，第二天一早便赶紧来到南京。
他们力主以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坚决反对何应钦等人所做出的决定。
在宋美龄的强烈要求下，孔祥熙以行政院的名义于12月14日召集会议，同意进行和平试探，并派黄绍竑等前往太原，请阎锡山出面调解。
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再次开会，仍决定武力讨伐，何应钦自封“讨逆军”总司令，刘峙、顾祝同分任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并下达了讨伐令。
随即何应钦派飞机轰炸了渭南、华县等地，命刘峙的5个师开进潼关，围住华县，进逼渭南。
西安周围局面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在这种情况下，宋美龄只好亲自召集黄埔军官和空军人员开会，让他们拒绝执行何应钦的命令。
在宋美龄的极力奔走和强烈反对下，何应钦等人才不得不有所收敛。
在国际上，日本帝国主义极力主张反共防共，挑拨南京和西安的关系。
12月15日，日本外相召见南京政府驻日大使，公开威胁南京当局：“如果与张、杨妥协，大日本决不坐视。”
日本政府暗中支持何应钦“讨伐”，并派汉奸、特务潜入西安，煽动群众情绪，妄图利用民愤杀掉蒋介石。
日本政府还与德、意勾结在一块，积极支持汪精卫回国，与何应钦一起组织卖国政府。
美英由于支持蒋介石，对“西安事变”非常不满。
苏联则不但不理解张、杨之举，还怀疑张、杨是受了日本的唆使。
张、杨干净利落地发动了“西安事变”，但对国内外如此复杂、棘手的局面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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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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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时，张学良如释重负地说：“周先生来了，一切就有办法了。”
“西安事变”后，电台天天广播张、杨的八项主张和事变真相。
但南京政府为了欺骗舆论，用强大电波进行干扰，致使南京许多人不知事实真相，甚至谣传蒋介石已经死了，所以把宋美龄急得团团转。
她与孔祥熙决定派与蒋介石和张学良私交都好的澳大利亚人端纳去一趟西安。
端纳先到洛阳，经张学良复电同意后，于12月14日飞抵西安。
蒋介石会见了端纳，了解了张、杨的真意，并看了端纳带来的宋美龄无限关切的信。
这个独夫在无情的政治斗争中摔了个大筋斗，吓得够呛。
此时突然看到宋美龄的信，得到一点伦理人情的温暖，便像受了委屈的小孩一样，咧开嘴哭了起来。
宋美龄在信的最后附了一句话：“南京方面是戏中有戏。”
此时，蒋介石才知道是亲日派欲置他于死地，态度开始有所变化。
12月15日端纳飞回洛阳，将情况向宋美龄做了报告，并商定由宋子文来西安谈判。
第二天端纳又飞回西安，张、杨亦同意宋子文来谈判。
端纳再次会见蒋介石，向他讲宋子文将来西安谈判，并转述宋美龄要蒋介石下令制止何应钦的军事行动。
蒋介石这时头脑已经冷静下来，诡计也就来了，他想借南京的军事力量，对张、杨施加压力，所以只同意停战3天，尽快送他回去。
12月17日他写了手令：“以近情察看，中正于本星期六以前可以回京，故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
张学良让被扣留在西安的蒋鼎文回南京把这个手令送给何应钦。
这样，何应钦只好把停止轰炸的日期延长到22日，并同意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去西安。
主和派终于在国民党高层中占了上风。
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在端纳陪同下飞抵西安，向张学良了解了事变经过和真正意图。
在张、宋会晤后，周恩来抓住机会，与宋子文进行了一次长谈，耐心地阐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让他认清形势，说服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贡献。
周恩来还表示：“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组成抗日统一战线。”
宋子文听了周恩来的谈话，出乎意料，喜出望外。
蒋介石没想到在西安能见到宋子文，情绪异常激动，与宋子文谈了30分钟。
他读了宋美龄信中“如子文3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一句后，又掉下了眼泪。
宋子文弄清几方的态度和蒋介石的安全情况后，第二天便飞回南京。
12月22日，宋子文偕宋美龄、端纳、蒋鼎文、戴笠再来西安。
他们来到后，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与张、杨和中共代表进行了正式谈判。
谈判于12月23日、24日进行了两天。
会谈开始后，周恩来作为中共全权代表，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项主张：“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以东；二、改组南京政府，肃清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力；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
宋氏兄妹为了救蒋，基本同意了这些条件。
周恩来为了民族大计，不辞辛苦，又同宋氏兄妹多次交谈。
在与宋美龄的两次长谈中，周恩来对宋美龄进行了耐心说服和积极斗争，希望宋美龄劝蒋回心转意。
周恩来表示，只要蒋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拥护他为全国领袖。
宋美龄很感激周恩来与她长谈，表示“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
谈判结束当晚，正值圣诞之夜。
蒋介石住的高公馆装饰得灯火通红，富丽堂皇。
周恩来在宋氏兄妹陪同下，驱车来到高公馆，会见蒋介石。
十几年来，蒋介石血腥镇压共产党，屠杀了无数共产党人。
最初听说共产党代表来到西安时，吓得要命。
后来听说是共产党倡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感到十分意外。
所以与周恩来会见，他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
周恩来见到蒋介石时说：“蒋先生，我们有十几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些。”
蒋介石点点头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
周恩来回答说：“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指挥。”
周恩来问蒋介石：“你为什么不肯停止内战？”
宋美龄连忙插话说：“以后不剿共了。
这次多亏周先生千里迢迢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
周恩来这次对蒋介石的谈话十分认真、严肃，除了向他说明中共的主张和西安方面的意见外，明确地指出：目前的形势是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自速其亡，只有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才是他的惟一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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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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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显得精神不振，像一根霜打了的草，但对周恩来讲的话连连点头称是。
最后，他表示同意已达成的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的六项条件，并邀请周恩来在他回去后，到南京直接谈判。
正当“西安事变”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时，张学良为了照顾蒋介石的面子，义气用事，未征得杨虎城的同意，也未告诉中共代表，便于12月25日下午3时，只身陪蒋介石飞往南京去了。
周恩来从张学良的警卫团长孙铭九那里知道此情后，立即驱车前往机场劝阻，但飞机已经起飞了。
周恩来不无感慨地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了毒，他不但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从此，张学良开始了他的几乎是终生的囚禁生活。
杨虎城将军后来也终为蒋介石所杀。
西安事变中两个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为中华民族的解放立下了丰功伟绩，永垂青史。
但“西安事变”结束了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为全国抗战拉开了帷幕。
一场规模宏大、时间漫长的民族解放大风暴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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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卢沟夜月月色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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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之后，中国的抗日形势开始转变。
日本帝国主义也完全确立了由军部掌握国家大权的天皇制法西斯专制，日本整个国家纳入了战争轨道。
到1937年1月，日本陆军常备军人数增至45万人。
这一年，海军员额增加了四分之一以上，军事预算竟占全部国家预算总额的60％以上。
在对华作战问题上，日军内部出现了两种意见。
以陆军统帅系统、参谋本部的多数人为代表的一派，重视对苏关系。
尤其在《日德防共协定》签订后，主张把军事重点放在布署对苏作战上，强烈反对把军事势力扩展到华南。
而关东军和军部与中国问题有关系的人则把扩大侵华战争放在重要位置上。
他们一心想通过侵华战争建立功勋，所以意见激进，态度强硬。
1937年6月30日，近卫文麿就任日本首相，狂热侵华分子东条英机由关东军宪兵司令晋升为关东军参谋长。
他认为，“西安事变”之后，中国的抗日民族战线正在形成，应立即扩大侵华战争，狠狠打击南京政府；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看，使用武力打击南京政府，也可除去背后威胁。
近卫文麿首相和日本天皇采纳了东条英机的意见，在全国大肆制造侵华舆论，宣扬其侵华的“合理性”。
当时，东京歌舞剧院大演歌颂复仇和暴力精神的《忠臣藏》，电影院大放1932年进攻上海的《炸弹三勇士》。
日本不仅把这三个侵华分子称为“英雄”，特升两级，授予金鸡奖章，举行了街村葬礼，还摄制了100部以上的影片，来煽动侵华狂热。
日本侵略者为了麻痹美、英等帝国主义，一面把其侵华战争说成是“对苏战争的序幕”，并派军舰袭击苏联舰队；一面散布和平烟幕，鼓吹“日中友好提携”，麻痹南京政府，掩盖其大举侵华的阴谋。
从1936年5月起，日本帝国主义就开始大规模增加其在华北的兵力，在长城古北口修建炮台，在北宁路屯驻重兵。
大批日舰驶入青岛、上海。
日本关东军进入北平通县及平津一带，并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田中隆吉、松室孝良、今井武夫以及大使馆武官等四处活动，策动伪蒙和冀东22县独立，推行冀、鲁、晋、察、绥五省特殊化，脱离南京政府。
他们还大肆扶植汉奸、走狗，筹建和扩大效忠日军的伪军和民团，为其扩大侵华战争，镇压抗日人民充当炮灰和刽子手。
当时，由于国民党、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平津一带已成为国防前线。
北平已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
北宁路沿线，西起丰台，东至山海关，均有日本重兵驻守。
北平的东面，有日本一手扶植起来的冀东伪组织——“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北平的北面，有在热河省集结的大批伪军。
仅在北平的西南面，才有中国的第29军部队防守。
这样，位于平汉铁路线的卢沟桥就成了北平的惟一门户。
卢沟桥位于永定河(古称卢沟河)上，始建于大金二十九年(公元1189年)，完成于1192年，是女真族统治北方时修建的。
桥长266�5米，宽约8米。
由11孔石拱组成，桥上两旁建有石栏，栏上有485只姿态各异、精心雕刻的石狮。
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元初来到北京，对卢沟桥赞不绝口。
他在游记中说，此桥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
由于卢沟桥是通向“天朝”京城的惟一通道，地处要冲，元、明、清以来多次予以修建。
清乾隆皇帝所题“卢沟晓月”石碑，至今屹立于桥东端北侧。
每天黎明之时，东方已经发亮，西天仍挂着一轮明月。
东方的光亮欲拨去夜的帷幕，皎洁的月色仍一泻千里，延缓着夜的温柔与宁静。
尤其是那485只狮子，更显得千姿百态，栩栩如生：有的肥胖滚圆，有的精干矫健；有的意态懒散，有的嬉戏耍闹；有的昏昏欲睡，有的则凶猛异常；有的顽皮地爬在雄狮身上，有的则幸福地躺在母狮怀中。
由于“卢沟晓月”是燕京八景之一，享誉中外，历代中外游客不顾旅途辛苦，总要赶在天亮以前观赏此一迷人景致。
卢沟桥不仅是风景名胜，更是战略要地。
它东连丰台，西南连长辛店，联络着京广、京包、京山三条铁路干线，是北平以至华北通向中国南方的咽喉要地，故有“卢沟石桥天下雄，正当京师往来冲”的美名。
我军若能继续控制这个地方，就进可攻，退可守；要被敌人占领，北平就变成一座孤城。
当时日军的企图是：伺机占领卢沟桥，截断平汉线，占领北平城，进一步促使冀察“特殊化”，然后以平津为后方，全面发动侵华战争。
卢沟桥旁有一座小城，古名“拱极城”，辽以后改称“宛平城”。
城制虽小，但崇墉百雉，俨若雄关，是进出卢沟桥的咽喉。
宛平县辖区内有平汉线之卢沟桥，北宁线之丰台，平绥线之清河各大站，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兵家必争之地。
“七·七事变”中与日寇机智勇敢地周旋的宛平县长王冷斋写过50首著名的《卢沟桥抗战纪事诗》，其中一首专写宛平城的重要，诗曰：雄峙平西拱极城，中原逐鹿几兵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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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卢沟夜月月色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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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三路纵横过，南北咽喉一宛平。
1936年9月18日，日步兵一中队在丰台演习，要通过我军守卫线。
我守卫士兵予以阻止，日军不听，遂起冲突。
此事虽未扩大，并经双方调停和平解决，但日军竟以此为借口，增兵攻占了丰台。
继而又以营房不够住为由，提出在丰台与卢沟桥中间地带修建兵营和飞机场。
日军先后十多次向我方提出，并先后在北平市政府、宛平县政府、北平日本特务机关部及天津日本驻军司令部等处与我方代表谈判，均遭到我方严辞拒绝。
日军见官方不上钩，便以重利收买当地地主的土地。
虽然少数地主为重利所动，但经各方剀切开导，日寇终未得逞。
日寇便决计发动卢沟桥事变。
当时，驻守平津的是宋哲元的第29军。
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冯玉祥的部队，有着抗日传统，后被张学良收编。
这个军下辖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和1个特务旅，并把地方保安部队编成2个旅，作为正规军训练使用，总兵力不下10万人。
驻守卢沟桥和长辛店一带的是第37师第110旅，旅长何基沣。
宋哲元因一直不满日寇侵略行为，经常与日军发生磨擦，引起南京当局的极度不安，一直想把他调出华北，但因华北吃紧，一时未能实行。
宋哲元在南京当局不抵抗命令的统御下也无能为力，就抱着与日寇相安无事、维持现状的思想，在军事上未做积极的防御准备。
日寇则一方面在长城地区集结军队，一方面对第29军官兵软硬兼施，还导演了一幕表示“亲善”的“鸿门宴”。
1937年6月6日，经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田代皖一郎和“东方劳伦斯”土肥原贤二、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策划，第29军团以上军官与日军驻北平附近连以上军官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宴会。
中方出席的有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副军长、北平市长秦德纯，第37师师长、河北省主席冯治安，第37师第110旅旅长何基沣，第38师第114旅旅长董升堂，独立第28旅旅长李致远等。
日方出席的有日本华北驻屯军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顾问松岛、樱井等。
联欢开始后，先由宋哲元和松室孝良讲话，然后一起照相。
宴会开始后，酒过三巡，日军顾问松岛便趾高气扬地起立，始而舞蹈，继而弄刀，使宴会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29军副军长秦德纯对身边的董升堂旅长说：“事急矣，你是打拳呢，还是耍刀?”董说：“我先打拳，后耍刀。”
说着跳入大厅中间，先打了一套八卦拳，后威武地劈起刀来。
李致远旅长也打了一套拳。
何基沣旅长则高唱黄族歌，歌声洪亮且悲怆：黄族应享黄海权，亚人应种亚洲田。
青年青年切莫同种自相残，坐教欧美着先鞭。
不怕死，不爱钱，丈夫决不受人怜。
……歌声中，第29军的军官们一个个都拿出刀来，准备劈刀比武。
日军军官突然把宋哲元、秦德纯等一一高举起来。
第29军的军官们也立即把松室孝良、松岛等一一高举起来。
会场气氛更加紧张，但总算没有打起来。
最后，由宋哲元和松室孝良说了几句“友好”、“亲善”的假话和鬼话才算草草收场。
这次“鸿门宴”后，第29军军长宋哲元经蒋介石批准，回山东乐陵原籍为其父修坟去了，而日军却加快了发动卢沟桥事变的准备工作。
土肥原亲自到卢沟桥进行策划。
7月6日，驻守卢沟桥及宛平县的金振中营长化装去侦察，发现日军正以卢沟桥为假想阵地进行演习，炮兵紧张地加固工事，战车穿梭往来，震耳欲聋，行动十分异常。
他立即返回营部，召开紧急会议，要求各连立即做好战斗准备，并提出一定要在敌人进入我阵地百米以内再射击，确保杀伤效果，决不让敌人逃出我们的火力网。
金振中是保卫卢沟桥战斗的直接指挥者。
他1902年生于河南固始县。
早在1924年他就跟随了冯玉祥，后编入第29军。
他参加过喜峰口战役，因作战勇敢，受到师部嘉奖。
1936年任营长，奉命防守卢沟桥及宛平城。
为保卫卢沟桥，他提出“宁为战时鬼，不做亡国奴”的口号。
1937年7月7日夜11时许，宛平城东门外传来数响枪声。
此时，驻丰台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正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在卢沟桥以北地区进行军事演习。
他以城中枪响，引起演习部队混乱，造成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城“搜查”。
并由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郎向冀察政委会外交委员会提出交涉。
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当即请示了第29军副军长兼北平市长秦德纯。
秦下令宛平驻军代为搜寻，但拒绝日军入城。
宛平驻军经过查寻，由第219团吉星文团长正式回答日军：“时值深夜，日军入城足以引起地方不安与误会，且我军官兵正在睡觉。
经查，城内并无日军失踪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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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卢沟夜月月色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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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枪之事，枪声是从城外传来，我军每人所带子弹一枚不少。”
日军对此回答十分不满。
秦德纯便派宛平县长王冷斋同外交委员会主席魏宗翰等前往日本特务机关部与松井交涉。
此时，所谓失踪之日军士兵业已归队，日军已无理由进城搜寻。
松井却说：“必须查明如何失踪，以便谈判。”
要求双方派员进城调查。
王冷斋同意调查。
遂由王冷斋、林耕宇、冀察绥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承业与日军代表寺平、樱井和通译斋藤茂六人前往宛平进行实地调查。
调查组刚刚组成，驻丰台日军一大队约500余人携带大炮6门，由大队长一木清直率领向卢沟桥进发，事态十分严重。
日军联队长牟田口找到宛平县县长、调查组成员王冷斋说：“现在事态紧迫，应即迅速处理。
阁下身为地方行政长官，应负当地处理的全责，以免延误扩大。”
王冷斋当即回答说：“刚才在你们特务机关部商定，先调查后处理，现在我所负的只是调查的使命，还谈不到处理。”
牟田口再三要求，王冷斋坚决予以拒绝。
于是中日双方调查团分乘两辆车前往宛平城。
我方外交专员林耕宇、县长王冷斋和日辅佐官寺平乘一辆车；日方樱井顾问、斋藤秘书和我方周永业交通处长乘坐另一辆车。
当车行至离宛平县城约两里的地方，已见公路右侧及铁路涵洞一带都被日军占据，枪炮已摆列好了，正准备战斗。
日本辅佐官寺平让车停好后，请王冷斋下车，并拿出一张地图说：“事态已十分严重，现已等不及调查谈判了。
只有请你速令城内驻军向西门撤出，让日军进入东门城内数十米地带再商量解决办法，以免冲突。”
王冷斋一听日军提出这样的无理要求，就气不打一处来，他严肃地说：“此来只负责调查。
适才牟田口要求我负责处理，我已回拒。
你所提我军撤出，你军进城的要求太无理，离题太远，更谈不到。”
寺平带着欺骗和威胁的口气说：“平日日军演习都可以穿城而过，为何今日不能进城?”王冷斋驳斥说：“你接事不久，不了解情况，我在这里从未允许你们的部队穿城而过。
你说的情况发生在何年何月?有何证明?”寺平原以为这位县长也是一个官僚，不了解情况，便拿大话吓他，不知他对情况了解得如此清楚，一时被问得张口结舌。
这时，当地日军指挥官森田联队副上前为寺平解围，并胁迫王冷斋和同车的林耕宇行至战线，以武力进行恐吓，并做出绑架的姿态。
王冷斋仍坚持调查原议，斥责他们做法前后矛盾不一，万一事态扩大，他们二人当负全责。
双方相持十多分钟，森田见威胁不成，便示意寺平进城“调查”。
双方代表进城不到5分钟，日军即以枪炮猛烈攻击宛平城，攻占了宛平城东北方的沙岗。
我驻军吉星文团长忍无可忍，下令还击。
举世震惊的卢沟桥事变爆发了。
7日夜间，日军继续开枪开炮射击，双方展开激战。
而樱井则说开枪或出误会，一边要求会谈，一边加紧调兵。
8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向宛平城发动大举进攻，连续进攻3次，均被我守军打退。
何基沣旅长激励战士说：“弟兄们，国家多难，民族多难，我们是受人民养育的军人，在关键时刻，当以死报国，笑卧沙场，何惧马革裹尸?战死者光荣，偷生者耻辱！”战斗开始不久，由于日军已做了充分准备，我平汉线铁路桥及龙王庙等处，很快被日军攻占。
为夺回这些重要据点，7月8日下午，29军从长辛店以北至八宝山以南，一齐向敌开战，并与敌展开了白刃战。
我220团团长谢世全大刀一挥，率团猛冲。
这个团每人只带三大件：大刀、枪和手榴弹，他们喊声震天，冲入敌阵。
孙连长最先冲上去，一口气砍死6个鬼子，自己身上7处负伤。
谢世全团在观音庙歼敌近一个连，并在铁路桥与卢沟桥地区反复拼杀，击毙日军指挥官松游。
铁路桥与龙王庙被我夺回。
29军在卢沟桥的抗日行动立即得到全国人民的颂赞和支持。
战争的第二天，北平中共地下组织即组织北平各界抗日后援会援助29军。
人民群众冒着枪林弹雨支援前线，参加救护，送水送饭，搬运弹药。
长辛店的铁路工人为了我军固守宛平城，很快在城墙上做好了枪眼和防空洞。
北平城内大街小巷到处有宣传队、劳军队、募捐队在活动。
这些都极大地鼓舞了将士们的杀敌勇气。
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向全国发表了号召抗战的宣言。
宣言说：“全国同胞们!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抵抗，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
全国上下应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我们要求全国人民用全力援助神圣的抗日自卫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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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卢沟夜月月色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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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口号是：武装保卫平津、保卫华北!
为保卫国土流尽最后一滴血!
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
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驱逐日寇出中国!
”
中共中央的号召极大地激励了全国军民的抗日斗争，一个新的声势浩大的抗日运动在全国展开。
面对这一形势，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于7月11日召开了紧急内阁全议。
一方面责成在华日军通过谈判夺取平津和整个华北，一方面调动10万陆军来华。
17日，东京“五相会议”又决定实行战时动员，要求40万在华日军倾巢出动，扩大侵华战争。
“七七事变”爆发的当天晚上，庐山大礼堂蒋介石大宴各国使节。
宴会刚刚结束，豪华的舞会宣告开场，宋美龄在悠扬的音乐声中挽着高鼻子洋人翩翩起舞。
几乎就在乐队的铜鼓声敲起的同时，卢沟桥的枪炮声也响了起来。
舞会结束后，天已很晚。
已感疲劳的宋美龄与蒋介石刚刚休息，侍从室电台收到南京急报，说卢沟桥出了岔子，29军同日军发生冲突，情况不明。
侍从室主任陈布雷刚刚睡着，就被侍从叫醒。
他揉了揉充血的眼睛，对着那电文发呆。
他太太关心地说：“睡吧，反正是冲突，明天再说，深更半夜，你把委员长叫醒也办不了什么事。”
陈布雷叹了一口气说：“好吧，睡吧!
这大概又是日军惹事生非。
在委员长眼里，延安的一举一动，要比日军的挑衅重要得多。”
7月8日早晨，蒋介石在办公桌上看到有关卢沟桥事变的报告后，大为震惊。
“西安事变”后，他就中国形势的发展问题征求过周恩来的意见。
周恩来警告说：“战争迫在眉睫。”
他虽然不太相信，但他很佩服周恩来的见识，所以把汪精卫、张群、孔祥熙请上庐山商讨国策。
在第一次商讨会上，汪精卫认为：“现在连英美各国都对日本惧怕三分。
我们冒险用兵则孤立无援，眼巴巴地打死仗。
以兄弟之见，在当前形势下，力主镇静，警告国人，不可逞一时意气，置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
”
张群认为：“今天国策的基本精神，在于消弭战祸。
日本如果进攻，中国必败。
因此，仗是万万打不得的。
我以为今天的问题不在日本，而在延安。
但根据目前人心向背，举国一致要求抗日的民气来说，要避免战争是困难的。
既然延安方面胆大妄为，日本的军事行动也势在必行，那么就让日本同延安打吧。
无论谁打败，对我们毫无损伤，这是上上之策。”
孔祥熙不同意张群关于美国惧怕日本的意见，拿出一大堆文件说明美国之强大和对中国的援助。
为此与张群发生了争执。
蒋介石以大局为重，提议下次再议。
第二次商讨会上，孔祥熙发表了“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的谬论。
意思是：“引诱日本与苏联和美国打，中国袖手旁观，了不起是参加战争。”
张群则提出了“和必乱，战必败，败而言和，和而后安”的十四字方针。
蒋介石并不太懂，便说：“岳军你说的好像和尚庙里求签，请讲详细些。”
张群便做了解释，他说：“我讲的第一句‘和必乱’，就是说，如果我们反对延安抗战，不准老百姓吵着收复失地，那我们的处境非常不利。
即使东京不再大举进攻，而我们内部也必发生哗变。
而这个变化，对我们无论如何是不利的。
大家想想：万一局势胶着，中日之间没有战争，但延安方面必定扬言抗战，到那时候老百姓当然拥护延安，中国不是大乱么?对蒋先生和我们的处境不是非常不利吗?”接着张群伸出第二个指头：“我讲的第二句是‘战必败’。
就是说万一同日本开战，我们必败无疑。
这不是兄弟的意思，是委员长的高瞻远瞩，同时也是军政部长何应钦的知己知彼之论。
如果我们同日本打仗，我们输定了。
三日亡国论，七日亡国论，这是不容置辩的名言！”“第三句叫‘败而言和’。
兄弟的意思是说，在目前同日本和谈，不但引起国际间的诧异，而且延安方面以及全国民众也不会答应。
延安可以向全国民众叫道：你们瞧啊，蒋委员长还没打，就吓得同敌人讲和了!
可是同日本打过一两仗之后，吃了亏，遭到惨败，那就没话说了，大家认输了，认错了。
全中国民众到那时候才明白过来，他们觉悟到幸而委员长不做抗战准备，幸而委员长不决心同日本打，否则亡国灭种不堪设想！”张群侃侃而说，眉飞色舞，汪精卫火上加油插话说：“日本是拥有强大陆海空三军的国家，我们算什么?我们什么准备都没有，凭什么打?”张群继续说；“所以，败而言和，没有人敢讲一句反对的话。
如果共产党反对，他们再主张抗战，那就让日本收拾他们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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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卢沟夜月月色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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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最后一句叫做‘和而后安’。
这是最重要的一句。”
张群透过玻璃窗望了望烟雨中苍茫的庐山峰峦，进一步演义起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同日本打过几仗了，我们败了，我们和谈成功了，到那时，我们同日本不再是敌人，而是朋友。
好!
主张收复失地、全面抗战的是共产党，那我们就可以收拾这个冤家对头了。
共产党一解决，国家不就可以长治久安了吗?”“妙哉!
妙哉!
”
汪精卫拍手喝彩，孔祥熙则似听新版的《天方夜谭》，挺着个大肚子，只顾吸烟，一言不发。
蒋介石一边听张群发表宏论，一边闭目思索。
待张群讲完，他大叫道：“好!
好!
好!
‘和必乱，战必败，败而言和，和而后安’。
好好好，这简直是十四字真言!
”
这两次讨论后，蒋介石得了“十四字真言”，好像吃了灵丹妙药，精神大振，便在得意之余，大宴宾客。
谁知宾客未走，卢沟桥事变就发生了。
他万万没有想到事情被周恩来言中了，来得这么快。
不过，他还希望这不过是个冲突。
于是急忙叫陈布雷拟个电稿，要前方把情况详细呈报上来。
同时大声说：“我命令，29军除非奉命，不得还击。
你赶快把这个命令发出去，迟了或许有变。”
29军代军长、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收到蒋介石的电报后，经多方活动，于7月9日清晨与日方订了三条妥协办法，然后用电话通知了宛平县县长王冷斋和第29军第110旅旅长何基沣。
他说：“日松井队长来称，失踪日兵业已找到，现在可以和平解决。
双方已经商定三项停战办法：一是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是日军撤退至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以西；三是城内防务除宛平原有保安队外，并由冀北保安队担任，人数仅限300，定于9日上午9时左右到达接防，并由双方派员监督撤兵。”
驻宛部队接到命令后按时撤出宛平城，而日军则隐蔽于城外铁路涵洞等处。
当冀北保安队来接防时，中途又遭日军拦截。
直到晚6时，才来了50名保安队员。
经反复交涉，到晚7时，加上城内原保安队员也只有100多人，但所有机关枪已全被扣押并运回北平。
日方见宛平已空，谈判目的已经达到，谈判代表樱井等4人便借打电话悄悄逃席而去，不知踪影。
至此，日寇在短短三天之内，四次背信弃义，耍弄阴谋。
卢沟桥事变以后，宋哲元奉令回北平。
但他在天津一下就住了8天，并与日本驻屯军司令香月清进行了几次和平谈判，直至7月19日才返回北平。
由于他仍认为卢沟桥事变是“局部冲突，能随时解决”，因而在日军的欺骗下继续进行一次又一次无法满足日军要求的谈判。
然而就在谈判过程中，以东条英机为参谋长的日本关东军沿铁路线络绎不绝地开进关内。
从海道来的日军也在塘沽登陆，热河省的日军跨过长城开至北平近郊。
日本空军集结在天津东局子飞机场等地，还在塘沽修建了空军基地，每天派飞机到北平上空和平汉铁路沿线进行侦察。
日军完成其军事布署后，即于11日开始用大炮轰击宛平县城及其附近地区。
城内居民伤亡惨重，团长吉星文也负了伤。
21日，日军炮火延伸到长辛店一带驻军。
25日，炮击我廊坊驻军。
26日，10余架日机轮番轰炸廊坊。
北平广安门外30多辆汽车满载日军，企图冲进城内。
27日，日军向冀察当局提出最后通牒，限29军第37师冯治安部于28日正午以前撤出北平附近。
但又不等回答，于当晚便猛攻南苑和北苑。
28日，继续猛攻，并以飞机轮番轰炸，我南苑守军死伤惨重。
29军副军长兼教导团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在向城内转移时，遭敌截击，相继阵亡。
军长宋哲元于28日晚离开北平随军部撤到保定。
7月30日，北平被日军占领，天津也于同日陷落。
“七七事变”爆发后，战乎?和乎?蒋介石内心极为矛盾。
为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要求外交部向日本驻华大使馆交涉，提出口头抗议；要张群起草讲和条件，并密派许世英飞往东京；要孙科和宋子文分别拜访苏、美大使馆，请求他们给予帮助，立即发表对日抗议通电。
但是外交部和日本谈判毫无结果。
日本态度强硬，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要求中国政府惩办卢沟桥肇事者。
他满指望美国朋友给他撑腰，结果美国国务卿赫尔利向全世界62国发表了一纸空文的《和平原则十六条》，除了“维持和平”、“信守国际协定”等空话外，没有一个字指责日本。
蒋介石精神上更大的压力是原定在庐山召开的谈话会7月17日就要举行了。
这次会议，不仅全国各界有声望的人都来参加，延安方面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也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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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卢沟夜月月色昏(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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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会上讲什么?如何讲?这都使他非常头痛。
为了应付这次谈话会，7月16日蒋介石再次召集军政要员讨论。
汪精卫、孔祥熙仍然老调重谈，军政部长何应钦则大谈日本如何强大、兵多将广，装备精良，中国军队如何落后，无法与日本打等一套悲观主义论调。
身材魁梧、性格刚直的冯玉祥则坚决反对何应钦的谈话，他挥动着手臂大声说：“武器固然重要，但决定战争胜负的是军心民气，我们今天所进行的战争是正义战争，是反侵略战争，只要把民众动员起来，齐心抗战，就能最终打败日寇。
现在，日本调兵遣将，大批援军从关内外开到平津前线，我们外交部深夜打电话询问日本使馆，人家连理都不理。
各位想想，人家这种嘴脸，把刀放到我们脖子上了，我们还一个劲地求爷爷告奶奶求和，这样行吗?我主张全国团结抗战，我拥护蒋委员长鼓起勇气领导抗战!
”
冯玉祥的发言引起与会全体人员的重视，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冯玉祥讲得有道理。
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周恩来又把《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讲了中共中央的意见，并笑着说，宣言中的目标，“有一部分还是委员长在西安时表示称赞的”。
蒋介石尴尬地笑了笑。
7月16日夜，蒋介石思潮翻腾，夜不能寐，“打?”“和?”两个大字和两个问号像两个冤家对头，不停地打架。
孔祥熙“抗战不如参战，参战不如观战”，张群的“十四字真言”，冯玉祥的慷慨陈词以及中共的《宣言》像无数个彩灯在他脑海里不停地闪现。
他想睡会儿觉，刚躺下，眼前便出现了全国各地燃起的抗日烽火，这些烽火立刻汇成燎原大火凶猛地向他烧来。
中共7月8日通电中，“立即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打算”的话，又像一个巨大的瀑布向他倾倒下来。
他的头脑一下似乎清醒了许多。
他立即坐了起来，摸了摸光光的脑袋，自言自语地说：“是啊，29军在前线与日寇杀斗，华北当局已发表宣言，誓与国土共存亡，中共又发出了通电，还有西安事变……如果这个时候还不抗日，华北再出现个满洲国……那，那我必将遭到全国民众的痛骂，局势将再也不可收拾，国民党，我的政权也就……娘希匹!
当断不断，必有大患，不能再犹豫了!
”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蒋介石的思路清楚了许多，他反而瞌睡起来，不久便呼呼大睡了。
第二天是7月17日，军政要员、各党派负责人、社会名流、大学校长、教授及各方面的学术界代表聚集在庐山谈话会会场。
会场布置得庄严肃穆，主席台两边分别写着“养天地正气”和“做古今完人”十个大字。
这天，蒋介石在庐山进行了一次演讲。
他的演讲虽然仍对日本帝国主义抱有幻想，消极被动，但却明确表示了抗日态度。
他说：“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
和平希望继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
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用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
但是，我们的立场有较为明显的四点：一、任何解决，不得侵犯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
二、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
三、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
四、第29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约束。
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
他还说：“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的决心。”
庐山谈话会后，蒋介石下山回南京召开了国防会议。
中共方面周恩来、朱德和叶剑英也出席了会议。
会上，军政部长何应钦又把那套中国打不过日本的悲观论调搬到桌面上来，并且更理论化和系统化了。
周恩来批驳说：“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这是它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条件。
但是日本比较小，先天不足，人力、军力、财力和物力都缺乏。
更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具有退步性和野蛮性，它虽然和法西斯国家相勾结，但失道寡助，不会得到国际上的援助。
中国的确是一个弱国，无论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和政治组织力量各方面都不如日本。
可是中国是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可以进行长期战争。
中国进行的是反对侵略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
中国已经受到并且还要受到国际上广大国家的援助，这和日本恰恰相反。
因此，对抗战前途的悲观情绪是没有理由的，也是没有根据的。
困难是可以解决的。
坚持长期全面抗战，是可以获得胜利的。”
朱德接着也发表了十分精彩的讲话。
他说：“战争双方总是有强有弱，不会等到势均力敌才进行战争，重要的是战争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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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卢沟夜月月色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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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一贯采取的是逐步蚕食的政策。
和这种政策相适应的，在战略上便采取速战速决的歼灭战方针……针对敌人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要利用我有利条件，以空间换取时间，进行持久的消耗战，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朱德讲完后，会场上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这次国防会议虽然受到亲日派的干扰，但大部分将领坚持抗战，会议开得是成功的。
会议决定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推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不另设大本营。
会议还决定了基本战略：利用我优势之人力与广大国土，打持久消耗战。
即一面消耗敌人，一面培养战力；俟机转移攻势，击破敌人，争取最后胜利。
随战况转移，战争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作战时期为守势时期；第二个作战时期为持久消耗时期；第三个作战时期为反攻时期。
8月20日，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布了中国军队战斗序列及作战指导计划，将全军分为五个战区：第一战区是冀省及鲁北，是主战场的正面；第二战区是晋绥察，是主战场之侧背；第三战区是苏南(长江以南)及浙江；第四战区是闽粤；第五战区是华北(长江以北)及鲁南。
经过庐山会议和南京国防会议，中国的抗战体制正式形成，抗战局面出现了新的转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战场在中国正式开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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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战上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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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并占领平、津后，按其既定计划，向平绥路、平汉路和津浦路三个方向发动进攻；又从长城线向西切断同蒲路，然后南下，从平汉路西取正太路，会攻山西。
山西地处华北屋脊，有高屋建瓴之势，在军事上为“华北之锁钥”。
占领山西，东进可以控制华北平原，南下可以逐鹿中原，故是历代兵家争夺要地。
山西又盛产煤、铜和锡，与察哈尔之铁矿联合，可握东亚重工业中心。
所以，日军对山西志在必得。
当时身为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杀气腾腾，带领一个精锐师团向察绥扑来，并于1937年8月24日占领了张家口。
山西阎锡山的军队军纪败坏，官兵吸毒、嫖赌，无恶不作，毫无战斗力，致使日军如入无人之境，于9月12日占领了晋北重镇大同，使晋北门户洞开。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下辖第115、第120和第129三个师，每个师下辖两个旅。
这时，华北形势十分危急，日本侵略者气焰嚣张，扬言要在“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
为了开创抗日战争的新局面，中共中央在8月22日至25日在陕西洛川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这次会议用了较长的时间讨论八路军出征后的作战方针问题，最后一致同意毛泽东同志所做的结论：“基本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按照和国民党政府达成的协议，八路军开赴阎锡山负责的第二战区作战。
我八路军战士经过充分的战前动员，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决心与日寇决一死战。
出发前各师又都进行了宣誓，誓言撼山动地，响彻云霄。
宣誓后，我八路军战士即奔赴前线。
当八路军过了黄河时，日军已威胁到阎锡山的心腹地带。
阎锡山十分惊慌，他感到不打一仗就退出晋北不好交待，打又怕削弱自己的实力，所以急于叫八路军早点开到前线，给他顶住。
当时日军的主攻方向分左右两翼：右翼一个派遣兵团和两个独立混成旅团占领大同后，准备出山阴进犯雁门关；左翼第5师团企图突破平型关与大同之我军防线会师雁门关。
会师后攻占太原，以大迂回动作，迫使国民党军队撤退，达到不战而占华北5省之目的。
平型关位于河北与山西交界地带，是进入山西的一个重要关口。
平型关东北方向有一条通往灵丘县东河南镇的狭窄沟道，沟长约十多里，两面是山，深数十丈。
沟底道路仅能通过一辆汽车，能错车的地方极少。
尤其沟道中段，地势最为险要，是打伏击战最理想的地方。
我115师先遣部队发现敌人大队人马正向平型关方向运动，师党委决定在这里与日军打一仗。
进犯平型关的日军是坂垣第5师团。
坂垣是发动“九·一八事变”、制造“满洲国”的罪魁祸首之一。
由于侵华有功，已由大佐晋升为中将。
坂垣师团武士道精神很强，战斗力在日军中是很有名气的。
他所以选择这条迂回路线是因为这里是河北与山西交界处，防守比较薄弱。
他自进攻华北以来，国民党军都是不战而退。
他万万没有想到八路军东渡黄河来得这么快，并埋伏好等着他。
平型关一战是八路军同日军的第一次交锋。
为了打好这一仗，115师在上寨召开全师干部会进行动员。
师长林彪首先分析了形势，介绍了敌情，然后做了战斗部署。
政委聂荣臻讲了打好这一仗的重大意义，并要求全体指战员和各级党组织利用这一带有利地形，狠狠打击日寇，打一个全国人民盼望的大胜仗!
动员会一结束，师的主力就连夜开往距平型关30余里的冉庄待命。
9月24日，已能听到断断续续的炮声。
前沿部队报告，敌人可能于25日向平型关大举进攻。
傍晚又收到阎锡山部队送来的一份“出击计划”，说由他们担任平型关的正面防御和堵截。
根据敌情变化，林彪和聂荣臻立即命令343旅晚24时出发，进入白崖台一线埋伏待敌。
白崖台一线距沟底通道仅二三里。
那天夜里，阴云密布，大雨如注，冷风一阵紧似一阵。
战士们既无雨衣，又没有御寒衣服，只好任凭风吹雨打，沿着崎岖的山沟，踏着泥泞的道路前进。
由于山洪爆发，大家只得把枪和子弹袋挂在脖子上，手拉手淌水前进，但仍有一些战士眼看着被洪水冲走。
经过大半夜行军，除徐海东的一部分部队被洪水挡住外，杨得志、陈正湘同志率领的685团和由李天佑、杨勇同志率领的686团都按时到达目的地。
这时雨停了，天也亮了。
但战士们更苦了，他们又冷又饿，穿着可以拧出水来的衣服，趴在泥泞的地上，不能随便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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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战上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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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部设在十几棵大树下。
师长用望远镜检查阵地，部队隐蔽得非常好，不见一个人影。
不久，山沟里传来了汽车的马达声，并可以看见进犯的日军。
来的是坂垣师团第21旅团的辎重部队和后续部队，共4000多人。
前面是100余辆汽车，接着是200多辆大车。
除军用物资外，车上坐满了头戴钢盔的日本兵。
再后面是驮着92式步兵炮的骡马和骑兵。
车马连成一线，马达声和马蹄声在山谷中回响。
日本兵趾高气扬，如入无人之境。
早晨7时，日军已全部进入伏击圈。
师首长决定，分段把敌人吃掉，立即下达了进攻令。
我军居高临下，突然向敌军展开了猛烈攻击，一下子把敌人打得晕头转向，指挥系统全乱了。
顿时，十几里长的山沟，汽车撞汽车，大车撞大车，人喊马叫，乱成一团。
我军的军号声、喊杀声响彻山谷，战士们一个个如老虎冲下山去，与日军展开了白刃格斗。
`日军由于受过严格的训练，虽然失去了指挥，但仍顽强地进行抵抗。
有的趴在汽车下和沟坎上向我射击，有的向山坡上爬，妄想夺取阵地。
有的日本伤兵和我伤兵相遇，便打做一团，互相用拳打，用牙咬。
公路上一辆接一辆的汽车在燃烧着，敌军人仰马翻，武器丢的到处都是。
山沟西南方向有一条路，原是阎锡山部队的狙击目标。
敌人沿这条路逃跑时，阎仍按兵不动，致使一部分日军突破阎锡山部的团城口阵地逃走。
这次战斗，我军歼敌1000余人，毁汽车100多辆、大车200多辆，缴获92式步兵炮一门、炮弹2000多发、重机枪20余挺、步枪1000余支、战马50余匹、日币30万元，还有其他大量武器辎重及一批军用地图和文书。
单是军用大衣就足够115师每人一件。
附近山沟里的老乡听到我军打了大胜仗，自动来帮战士们搬运战利品。
平型关大捷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打击了“战必亡”的恐日病，极大地鼓舞了我军士气和全国人民。
当胜利捷报传到全国各地时，各界纷纷给我党、我军发来贺电、贺信。
上海市职业界救亡协会在贺电中讲：“贵军受命抗敌，立奏奇功，挽西线垂危之局，破日寇方长之焰。
捷报传来，万众欢腾，谨电驰贺。”
蒋介石也发来贺电：“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勋鉴：25日电悉，25日一战，歼敌如麻，足征官兵用命，深堪嘉慰。
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所至盼。”
我八路军在平型关奇袭日军后不久，国民党卫立煌军团会合晋军约十余师在太原北面屏障忻口与日军第1、第5和第12师团等部约5万人展开了一场激战。
10月13日战斗开始，日军集中全力猛攻我忻口西北侧南怀高地。
至21日，我阵地仍然巩固，共歼敌三四万人。
第9军军长郝梦龄和第54师师长刘家麟阵亡。
11月初，日军组织工兵敢死队爆破我阵地，我军又受到晋东方面日军的侧背威胁，遂撤向太原，忻口失守。
八路军115师为了配合忻口会战，在敌侧方及后方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
在晋东北不断袭击敌人，破坏了交通，收复了繁峙、平型关、灵丘、广灵、深源、蔚县、阳原、涞源、紫荆关等地。
深入到平汉线方面的一部在冀西收复了曲阳、唐县、平山、完县、行唐、满城等县城，逼近到保定附近。
由贺龙领导的120师深入到大同附近，开展了雁北游击战争。
忻口战役时，敌人每天从大同经雁门关给前线运送弹药和军用物资。
贺龙将军决定在雁门关狠狠打击一下日寇，把雁门关变成日寇的鬼门关，便令716团急行军赶到雁门关黑石头沟埋伏。
10月18日早晨，太阳刚刚升起，黑石头沟崎岖的山路被秋阳照得格外明亮。
716团战士怀着兴奋的心情紧紧盯着这条路。
忽然，一长串车队约300多辆汽车从北面公路向黑石头沟开来，不久便进入埋伏圈。
正在这时，南面阳明堡又开来敌人汽车100多辆，给我战斗增加了难度。
廖汉生政委说：“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既然敌人送上门来了，就一起吃掉它!
”
当两路汽车进入伏击圈后，一声命令“打!
”
顿时，轻重机枪、步枪同时怒吼起来，手榴弹在敌阵中腾起阵阵烟尘。
敌人受到突然袭击，大惊失色。
两路对开的汽车互相冲撞起来，弹药车也被打着了。
山沟里响起一阵又一阵猛烈的爆炸声。
转眼间，尘土滚滚，硝烟弥漫，打得日兵死伤狼藉。
活着的日兵在一阵混乱后，重整队伍准备向我反扑。
但没等他们散开，八路军战士已冲了下去，与敌人展开了肉搏战。
经过一场激战，全歼日军，并放火烧了敌人的全部汽车。
待日军援兵赶到时，我军早已无影无踪了。
由于八路军在敌后广泛出击，忻口战场上日军的后勤弹药补给无法满足，不得不用飞机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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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战上海(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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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灭敌人的飞机，刘伯承将军统率的129师769团第3营，于10月19日夜冒雨奇袭了代县以南8公里的阳明堡机场，焚毁敌机24架，创造了步兵消灭日机的奇迹。
致使日军10月20日以后一连几天不能轰炸忻口和太原。
卢沟桥事变后，八路军出师两个来月的时间里，与日军进行了大小战斗百余次，毙敌1�1万余人；缴获步枪1300余支、轻重机枪67挺；毁坏敌机24架，汽车、坦克600余辆。
虽然八路军在华北战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国民党军队也与日军进行了激战，但因统帅部信心不足，指挥失当，国民党政治、军事腐败，不少官兵对日军谈虎色变，日军长驱直入，于10月13日占领了石家庄及平汉铁路北段，14日占领了归绥(即呼和浩特)，16日攻陷包头，11月13日占领了济阳，进到黄河北岸，18日又占领了战略要地太原。
华北大部分重要城市被日军占领。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平、津后，在继续扩大华北战争的同时，开始将其战略重点南移华东，蓄意挑起上海战争，企图通过南北两面施加军事压力，迫使南京政府屈膝投降，达到“三个月之内灭亡中国”的目的。
上海是蒋介石赖以起家的江浙财阀的基地，也是四大家族的经济中心和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集中地，还是首都南京的屏障。
一旦失守将直接威胁国民党政府对全国的统治。
所以，国民党政府决心保卫上海，并任命张治中将军为京沪警备司令官，负责保卫上海和南京。
张治中对军事指挥及军事理论有着很深的研究，又指挥过第一次淞沪战争，经验丰富。
“七七事变”爆发时，他正在青岛养病，卢沟桥的炮声使他无法再安心养病，他拒绝了医生的再三劝告，第二天便返回南京，挑起了保卫京沪的重担。
他总结了“九·一八”以来的战争教训，认为，“九·一八”东北之役，是敌人打我，我不还手；淞沪“一·二八”战役和长城战役，是敌人打我，我才还手。
由于这两个时期的战争指导思想问题，我们都吃了大亏，教训惨痛。
这次淞沪抗战一定要记取教训，采取主动出击，先发制敌的斗争策略。
根据这个指导思想，他制定了作战计划。
总的精神是：一旦战争无法避免，我军即以优势兵力出敌不意，一举全歼上海之敌，并要使尔后日军登陆和增援失去凭借。
为了实现这个战役构想，他在淞沪外围各要点密筑工事，构成坚固的主阵地带和后方阵地带，并加速了铁路、公路和江防交通、通讯设施的调整和建设。
总之，张治中将军决心以全新的思想和姿态打好第二次淞沪战争。
“七七事变”后，日军在上海的活动愈来愈猖狂，在各通衢哨所增加兵力，各要点构筑工事，日夜举行军事演习。
同时，将原驻汉口的陆战队千余人调到上海，日舰十余艘位于浏河至吴淞间，封锁了海口。
日本国内陆军也整装待发。
根据这些情况，张治中将军于1937年7月30日向南京最高统帅部提出了他的作战报告。
报告说，在断定日军发动战争无疑的情况下，“宜立于主动地位，首先发动，较为有利”。
并说“曾迭电具申意见，未蒙核示，兹预拟本军行动标准谨申呈核，是否有当，敬祈示遵”。
南京的复电却是：“卅来电悉，应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
张治中接电后，为了使将士和民众有所准备，于8月1日分别发布了激励京沪区将士的文告和《告京沪区民众书》，讲明了战争形势和保卫上海的意义与决心，动员全军将士和民众立即行动起来，“抗战到底，以求最后之胜利”。
8月上旬起，驻沪日军不断向我挑衅。
张治中曾两次向最高统帅要求主动出击，先机制敌，但都被蒋介石拒绝了。
8月9日下午，日军蓄意制造了“虹桥机场事件”。
日本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和水兵斋滕要藏驾车强行冲入中国虹桥军用机场，窥视中国军队情况。
守卫机场哨兵喝令其停车，日兵不仅不听，反向哨兵开枪，将我哨兵打死。
中国军队被迫还击，将两个日兵打死。
日军立即以此为借口，要求中国政府撤退驻上海的保安部队，拆除所有防御工事。
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
日军即将驻沪海军陆战队及日侨义勇团投入备战，日夜加修工事，举行演习，并将日舰30余艘集中吴淞一带，随时准备行动。
8月12日，日参谋本部决定向上海出兵，并以第3师团、第11师团为基干组成了上海派遣军。
在战争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下，张治中将军决定攻击部队于8月13日拂晓对虹口、杨树浦两翼日军据点发动突然攻击，打他个措手不及。
然后以一个扫荡态势，一举消灭为数尚少的驻沪日军，把上海一次整个拿下来。
但正当部队准备攻击时，南京统帅部突然电话命令：“不得进攻。”
张治中急忙电告：“我军业已展开，攻击准备也已完毕。”
要求继续进攻。
但南京复电仍然是“不得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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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战上海(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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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上海外交使团因怕上海打仗，建议南京政府将上海改为不设防城市——自由口岸。
此建议11日发出，12日到达外交部。
南京政府犹豫不决，故命令我军停止进攻，从而坐失良机。
13日我军未先发制人，日军却从上午到下午3时，在海空军的火力支援下和在坦克掩护下几次向宝山路、八仙桥和天通庵发起进攻，企图切断我大场与闸北的联系，围歼守卫北站地区的国民党军队。
日舰则以重炮向我闸北区轰击，彻夜不绝。
在日军进攻下，我军被迫还击，“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
8月14日，南京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宣布：“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迫，兹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蒋介石下令，将京沪警备部队改编为第9集团军，张治中任总司令，负责攻击虹口及杨树浦之敌；苏浙边区部队改编为第8集团军，张发奎任总司令，守备杭州北岸，并扫荡浦东之敌，炮击浦西江山码头；空军出动，协同陆军作战，并担任重要地段的防空。
当天，中国空军首先起飞，对虹口、江山码头等地日军进行了轰炸，炸伤日军第3舰队旗舰“出云号”巡洋舰。
下午4时，我炮兵开始轰击，步兵发动总攻。
第87师、第88师同时向虹口、杨树浦之敌发起进攻。
经过激战，至日没，中国军队已夺回八字桥、持志大学、沪江大学等地。
但是正在我军取得进展之时，南京当局又突然命令张治中：“密，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
攻击又告停止。
张治中为了在敌援兵登陆前给虹口、杨树浦之敌以坚决打击，17日全线继续总攻。
我官兵斗志甚高，与敌战斗极为激烈。
空军表现出色，空战中击落日机42架。
但是，当我陆军在空军配合下，向敌阵地纵深发展时，8月18日，南京统帅部又命令张治中暂停进攻。
蒋介石对“国联调停”存有幻想，开战以来，三次下令停战，致使作战预案无法实施，延误了战机，给战局发展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
淞沪抗战初期，日军主要兵力是海军陆战队，约5000人，位于虹口一带；另有海军舰只集结于长江和黄浦江中。
此时，国民党先遣调入上海兵力有3个步兵师、1个独立旅、3个炮兵团和两个保安团，十倍于敌兵力，如争取先机，将会取得较好的战果。
但由于统帅部命令部队打打停停，给日军增援创造了条件。
日军过去在“一·二八”战役初期，采取正面强攻办法，结果鏖战一月毫无进展。
后改为迂回侧背，在浏河一带登陆，很快迫使中国军队全线后撤。
这次战役日军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派遣军两个师团一到中国，就于8月23日在长江沿岸的浏河至吴淞一线中国军队守备薄弱地区登陆，从侧背向上海守军展开了猛烈进攻。
上海守军急忙调兵反击，战斗十分激烈，但未达歼敌目的。
至9月23日，日军登陆场已连接成正面约40公里，纵深约10公里的地区，登陆场内日军已达5万余人。
日军还沿黄浦江打通了与市区内海军陆战队的联系。
日军虽然登陆成功，但遇到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没有达到迅速消灭国民党军主力，迫使蒋介石政府屈膝投降的战略目的，战争一度呈胶着状态。
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但拖延下去对日军更为不利。
日军统帅部鉴于上海作战未能速战速决，决定再派3个师团、1个支队（旅团级）及包括1个重炮旅团在内的其他特种部队加入上海派遣军序列。
还决定把华北方面军后备部队10个大队及部分炮兵、工兵调到上海。
至此，日军已将其战略重点南移到华东部场。
随着日军的不断增多，中国军队也陆续增援，并重新调整部署。
9月11日以后，蒋介石亲自兼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为副司令长官。
9月21日再次调整了战斗序列；朱绍良任中央作战军总司令兼第9集团军司令，下辖1个集团军6个师（旅）；陈诚任左翼作战军司令，下辖两个集团军21个师；张发奎任右翼作战军司令，下辖两个集团军11个师。
在这次调整作战序列中，蒋介石把张治中将军调去当大本营管理部部长，并准他回故乡洪家疃休息。
这事引起国内外舆论界的议论，让人费解。
张治中从1935年就开始准备打这一仗。
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他殚精竭虑，日夜辛劳。
尤其是“八·一三”开战后到9月23日批准他辞职的40天中，他作为一个总司令，没日没夜指挥作战。
8月14日后一直在第一线师部亲临指挥。
从南翔到江湾只有18里路，但他一出门就连续碰到十几架日机轰炸。
本来他是坐小汽车去的，因汽车太暴露，只好穿着马靴徒步走。
中途遇见一个传令兵骑着脚踏车，他骑上就走，冒险赶到江湾叶家花园第87师师部。
他没顾上喝一口水，便冒着敌机轰炸，爬上水塔，指挥作战，迅速调整了部署，稳定了军心。
虽然张治中将军有着完整的、积极主动的作战方案和不惜献身的战斗精神，但蒋介石一会儿下令打，一会儿又命令停止进攻，徒将战机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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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战上海(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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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使他苦闷的是，在战事吃紧时，电话被打断，无法向统帅部汇报的情况下，得到的却是蒋介石的厉声责问。
8月23日，张治中忙了一天，奉命调整了战斗序列，把炮兵第16团及第67师输送到嘉定附近，第98师划归第18军军长罗卓英指挥。
一直忙到深夜，在司令部移到徐公桥时，他才吃了点粥。
饭后，他想靠在椅子上略微休息一下。
刚坐下，便想起应该去看看刘和鼎和罗卓英他们。
于是便拖着疲惫的身子立即动身，于24日清晨赶到太仓，指示刘和鼎如何对付当面之敌。
又冒着敌机轰炸扫射从太仓到嘉定，找到罗卓英军长。
不料见面后罗军长很奇怪地问：“张总司令怎么跑到我们这里来了?”经谈，才知道第18军已脱离他的第9集团军，划归第15集团军总司令陈诚了。
他与罗军长谈了半天，傍晚才回到徐公桥总司令部。
为此，他生了一肚子闷气，他不懂陈诚已做了第15集团军总司令，为什么连他也不通知一声?他的一个军为什么不告诉他一声就划归第15集团军了?回到总司令部后，他得到电话说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已到达苏州。
他想他应去苏州看看顾祝同，许多问题也需要与他商定。
前一段他只顾前线战事，没有同后方联络，可借机向南京统帅部报告请示工作。
于是他立即赶到苏州，还未及见顾祝同，就打电话给蒋介石。
他本想向蒋委员长诉诉胸中的苦闷，不料蒋介石一接电话就是一连串的厉声责问：“你在哪里?”“为什么到苏州?”……他回答说：“为着左翼作战，亲自到嘉定会罗卓英，听说顾墨三(顾祝同字)已来苏州了，所以来同他商量问题。”
蒋介石蛮不讲理，大声地吼叫：“为什么商量?两天找不到你，跑到后方来了！”张治中也有点生气，便说：“罗卓英原来归我指挥，我不能不去看看!
我不知道他已归第15集团军陈辞修(陈诚字)指挥了！”蒋介石根本不听张治中讲话，只是严厉地责问：“为什么到苏州?为什么到苏州?”张治中实在忍受不了，便索性说：“我是到苏州与顾墨三商量问题的，我一直在前方，委员长你说我究竟应该怎么样？”
蒋介石更火了，大吼道，“你究竟怎么样?还问我怎么样?”接着，只听“咯噔”一声，蒋介石把电话摔了。
张治中将军伤心透了，他已意识到蒋介石对他不满意了，已把上海作战不利的责任归罪于他。
他想起开战前蒋介石曾问过他：“扫荡上海敌军，有没有把握?如扫荡不克时，能否站得住?”他回答说：“如我空军能将敌军根据地予以毁灭，则步兵殊有把握!
如空军未能奏效，则以主力守据点，掩护有力一部攻击，取稳扎稳打战法，亦可站得住。”
但开战以来，统帅部三次命他停战已失机于先，又缺乏空军与炮兵的支援，以致未达到全部占领上海的目的。
难道这能全怪他吗?这两天，他忙着去前线稳住正面、阻止左翼日军的进攻，电话线又不时被炸断。
他到苏州难道是临阵逃脱吗?蒋介石为什么不能谅解他?他百思不得其解，心情极其苦闷。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在9月8日向蒋介石写了辞职报告。
蒋介石想把张治中免掉，让张治中承担上海战事被动的责任。
但又怕失掉这一员智勇双全的战将，于上海战事更为不利。
所以一会儿说批准辞职，一会又说不批准。
经过几次折腾，才于9月23日命令张治中为大本营管理部部长。
接着张治中将军带着巨大的遗憾和落寞心情，拖着极度困乏的身体，回到故乡“休息”去了。
张治中被免职没几天，日军第101、第9和第3师团等增援部队陆续到达，随即展开进攻，重点指向吴淞至南翔方向，企图在南翔切断宁沪铁路，从西面封闭上海，瓮中捉鳖。
中国军队虽然进行了拼死抵抗，但也未能抵挡住日军的进攻。
到10月底，日军已从上海西部越过沪宁铁路进至苏州河岸，切断了国军的主要后方交通线，将上海市区封锁了。
为了尽快攻取上海，日军经过精心策划，订出了新的作战方案，决定派兵从杭州湾北岸登陆，由南向北协助上海派遣军作战，使中国军队处于东南西北四面被围的状态。
10月20日，日本统帅部下令编组第10军团，下辖3个师团及部分特种部队。
11月7日又决定组成华中方面军。
这样，日本陆军进攻上海的总兵力已达两个军9个师团，比华北多了两个师团。
11月5日拂晓，日军第10军团利用杭州湾北岸中国军队换防，乘着弥天大雾，突然在金山卫附近登陆成功。
在松江附近的国民党右翼作战军4个师，由于没有准备，仓促应战。
8日，日军已渡过黄浦江，占领了松江，切断了沪杭铁路，使上海方面的中国军队陷入被围歼的险境。
第3战区指挥部鉴于战况难以好转，为了保存实力，征得南京总参谋部同意，于11月8日晚命令各部队撤退。
命令下达后，蒋介石突然全身戎装，怒气冲冲地来到总参谋部，大声斥责说：“为什么要撤退?谁下的命令?上海是我国的重要经济基地，如果放弃，财政、物资从哪来?上海无论如何不能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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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战上海(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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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不能放弃！只要我们在上海继续顶下去，相信九国公约国家会出面制裁日本，战争可以早日结束。
因此，必须收回撤退命令，要各部队回到原来阵地死守!
”
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听蒋介石这么一说，大吃一惊：天哪!
几十万大军已开始撤退，撤回命令这不是开天大的玩笑?为了保存实力，他早就向蒋介石建议后撤，但蒋介石一再反对，致使部队陷入重围。
现在已是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再不下决心就来不及了。
但当时没有一个人敢发言。
他作为副参谋总长，感到这事太重大了，不说，局面将无法收拾。
他站起来说：“委员长，转移阵地的命令已经发下去了，军令如山，前线各部队已经开始行动了。
在敌人强大的压力下，要部队再回到原来的阵地，我看十分困难。”
“不要长敌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我们革命军人，东征、北伐以来，遇到多少困难?都被我们克服了，打仗，怕困难还行吗?”蒋介石生气地说，并问参谋总长何应钦：“敬之，你说是吗?”何应钦如坐针毡，赶快回答说：“委座克服困难的精神，是我们革命军人的楷模，素为部属景仰!
”
白崇禧害怕前线70万大军乱成一团，又斗胆进言：“委座，现在收回撤退命令恐怕来不及了，而且……”蒋介石不等白崇禧说完，便向他发起火来：“议而不决，拖延时间，就来得及吗?如果前线将领和部队有意见，好办，我去前线说服!
”
当天黄昏，蒋介石带一大帮高级参谋人员，乘火车来到苏州前线指挥部，在一个小学校里召集军官们训话。
蒋介石首先谈了敌我双方态势和国际上的反应，接着便用好听的话激励与会将领。
他放开嗓门说：“在强大敌人的进攻下，面对敌人的猛烈炮火，你们坚守上海快3个月了，这在我国战史上是罕见的。
你们在前线作战非常勇敢，艰苦奋斗，前仆后继，宁死不屈，继承了我们黄埔的传统，表现了我们革命军人的伟大精神，博得了国内外的赞扬和支持。
有你们这些善于指挥、身先士卒、不怕牺牲的将领，何愁打不败日本帝国主义?天大的困难也能克服!
”
蒋介石一边讲，一边观察下面将领们的动静。
他发现满满一教室将领正在认真听他训话。
他认为时机已到，便继续说：“现在，九国公约国家会议正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
会上，美国同情支持我们，英国同情支持我们，法国同情支持我们，苏联也同情支持我们。
总之，许多国家，特别是大国都同情支持我们。
现在会议代表正在讨论会议宣言草稿。
会议的结果一定会制裁日本的侵略行为。
只要我们再坚决死守一下，上海就不会沦入敌手，战争就可以早日结束。”
前线十分吃紧，部队已开始撤退。
在这关键时刻，各位将领对委员长的训话抱了很大期望，希望听到委员长的起死回生之术。
当听到委员长说“坚决死守一下”时，都感到不可理解，便瞪着眼，张着嘴，听蒋介石往下讲。
蒋介石感到大家还没了解他讲话的深意，呷了一口茶又大声说：“根据外交部的意见，只要我们在上海能继续顶下去，也就是再坚决死守一下，九国公约国家就会出面制裁日本。
一个小小的日本，侵略中国可以，怎么能和美国、英国、法国、苏联这些大国对抗呢?这些大国一制裁日本，战争当然结束了。
因此，我要收回撤退的命令，命令你们仍在原来的阵地死守，死守!
你们听清楚了吗?”坐在蒋介石旁边的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听蒋介石这么一说，也吃惊非小。
他对几十万大军的行动直接负有责任，他赶紧提醒蒋介石说：“委员长，以你名义下达的转移命令已经发布，有的部队已开始行动了……”蒋介石立即打断他的话：“我知道!
撤退命令我现在收回，重新命令他们返回原来阵地!
”
蒋介石的这一命令，顿使上海几十万中国大军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从沪西经过青浦、南翔到昆山一带地区，河流交叉，村落密布。
大军撤退既未准备摆渡过河的船，也没有一处可以涉水的地方，四面八方的部队只好挤在仅有的一条狭窄的公路上。
而且有的没命向后撤退，有的奉命返回原来的阵地向前挤。
公路上人吵马叫，互不相让，谁也理不出个头绪，谁也管不了谁。
这给敌人的空袭造成了绝好的机会。
日机像黄蜂一样在几十万大军头上穿梭而过，狂轰滥炸。
霎那间，道路上、田野间到处都是被炸死、炸伤和踩死、踩伤的士兵，到处都是被炸坏和遗弃的大炮、机枪、步枪、钢盔、手榴弹和刺刀，到处都是哭喊叫骂声和痛苦的呻吟声。
飞机一走，人们又拥挤在马路上，向相反的方向运动。
本来有组织有纪律的部队，现在犹如热锅里的蚂蚁，乱跑乱窜，谁也分不清这一部分归谁管，那一部队归谁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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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战上海(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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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的，蒋介石一会儿命令撤退，一会儿命令回去死守，这不是存心要我们的命吗?”“奶奶的，再好的部队也经不起这样折腾，中国的军队都让蒋介石他妈的给搞垮了。”
“造他奶奶的老子，这样的仗没法打了，老子不干了!
”
许多士兵愤怒地把枪摔在地上，向田野逃跑了。
他们刚跑，又有一群日机狂叫着恶狼般地向马路上俯冲下来。
在敌机的轰炸和地面炮火的打击下，几十万大军联络中断，失去控制，溃不成军。
11月12日上海市区陷于敌手。
蒋介石瞎指挥使第二次淞沪战争失败得更惨，他所寄希望的九国公约也成为泡影。
九国公约会议上通过的宣言，对日本连谴责的话都没有，只是不痛不痒地说：“日本为干涉他国内政而使用武力，既无法律根据，且此项权利一经公认，将永为纠纷之渊源。”
蒋介石把九国公约撕得粉碎，用拳头在桌上一击，大骂了一声“娘希屁！”便如一滩烂泥，瘫软在坐椅上了。
上海失守了。
但在这场战争中，我陆海空军将士为了保卫上海、保卫祖国，前仆后继，英勇战斗的精神和可歌可泣的事迹是永存的。
我海军102号快艇于8月16日晚，自江阴内河秘密开往上海黄浦江。
进至距日军旗舰“出云号”300米时，突然施放两枚水雷，使日军旗舰受重伤。
102号快艇返回时因遭日军袭击沉没。
我快艇健儿落水后仍与日军激战，直至全部壮烈殉国。
我年轻的空军在淞沪开战的第二天，在第4大队长高志航的带领下与日空军展开了空战。
他们机智勇敢，密切配合，一举击落敌机6架，而且首先就把日军带队长机——双发动机的重型轰炸机击落，打破了日本木更津航空队不可战胜的神话；木更津航空队长因而自杀。
我空军第2大队第11中队分队长、清华大学毕业生沈崇海率机6架飞至长江口发现敌舰时，飞机突然发生故障。
他命令后座轰炸员任云阁跳伞；任云阁决心与他同生死，于是沈崇海开足马力，穿过敌人的高炮火网，带着一枚800磅的炸弹俯冲，与敌舰同归于尽。
后来根据他的事迹拍了一部电影《铁鸟》，在全国各地放映。
在淞沪战役中，我陆军官兵用血肉写成的英雄事迹更是激动人心。
尤其是坚守苏州河岸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的事迹，动人心弦，感人肺腑。
四行仓库是大陆、金城、盐业、中南四个银行联营的大型仓库，仓库大楼高六层，全长120米，宽15米，紧靠苏州河，与公共租界仅一河之隔。
日军在长江川沙口一带登陆后，10月26日大场失守，迫使国军向沪西撤退。
为了掩护部队撤退，第88师第524团奉命留下死守。
27日天一亮，日军便成群结队向四行仓库进攻。
第一次冲锋，即被我打倒200余人。
接着组织几倍于我的兵力发动了第二、第三次进攻，并在大楼西北角纵火，使附近房屋被燃烧，整幢大楼被烟火包围。
战斗到下午5时，我守军打退了日军的进攻，扑灭了大火。
28和29日，日军发动了第四、第五、第六次进攻，但均未得逞。
29日晚，中国女童子军杨慧敏发现四行仓库大楼三面飘的是日本国旗，隔苏州河岸一面是英国国旗，惟独没有中国国旗，便排除万难，将一面中国国旗缠在腰上，女扮男装，潜入四行仓库，交给524团团长谢晋元。
她的这一爱国举动，使全体官兵激动得热泪盈眶。
谢团长紧紧握着杨慧敏的手说：“勇敢的同志，你给我们送来的不仅仅是一面崇高的国旗，而是我们中华民族誓死不屈的坚毅精神!
”
第二天，在曙色苍茫中，524团的官兵排队站在国旗前面，举手向国旗敬礼宣誓，气氛庄重而悲壮。
当太阳升起来时，四行仓库大楼上飘起了中国国旗。
国旗在朝阳照耀下，显得分外鲜艳夺目。
苏州河岸和周围的街道上挤满围观的人群，大家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向国旗招手、欢呼!
日寇发现中国国旗在四行仓库大楼升起，便用机枪向国旗猛烈扫射，接着发动了第七次进攻。
守在六楼窗口的一等兵石先达见日兵逼近，已来不及报告，便取出挂在身上的四颗手榴弹，把盖拧开，左手把手榴弹抱在胸前，右手拉着绳环，等到日兵来到楼下时，突然从窗口纵身一跳，正好落在二三十个日兵当中。
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四颗手榴弹同时在敌群中爆炸了。
石先达光荣牺牲，二三十个日兵也血肉横飞，没有一个是完整的。
石先达的壮烈举动激励了全体官兵，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一排排向敌群扔去。
战斗到下午2时，敌人的第七次进攻又被打退了。
由于四行仓库位于公共租界旁边，中日交战直接威胁到其他国家租界的安全，许多国家，尤其是英国请求中国军队撤出四行仓库。
中国政府无奈，只好命令524团官兵撤退到公共租界里。
524团的八百壮士激战四昼夜后奉命撤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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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战上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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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精神和事迹被编为《八百壮士之歌》，广为传颂：中国不会亡，中国不会亡，你看那民族英雄谢团长；中国一定强，中国一定强，你看那八百壮士孤军奋守东战场；四面都是炮火，四面都是豺狼，宁愿死，不退让，宁愿死，不投降，我们的国旗在炮火中飘扬!
飘扬。
八百壮士一条心，十万强敌不敢挡，我们行动有力，我们志气豪壮。
同胞们起来!
同胞们起来!
快快赶上那战场，拿八百壮士做榜样，中国不会亡!
中国不会亡!
日军占领上海后，立即分南北两路追击中国军队。
北路沿宁沪铁路和长江间地区西犯，南路在太湖以南方向向西追击。
国民党军队已成了惊弓之鸟，既不能组织逐次抵抗以迟滞日军的进攻，又无明确的撤退目标，因而各自为政，拼命西逃，致使日军如入无人之境，很快进抵南京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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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决胜台儿庄(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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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也是一座古老的城市。从越国大夫范蠡筑城算起，已有2400多年的历史。三国时的东吴和南朝时的宋、齐、梁、陈均建都南京。在南京建都的还有南唐、明朝、太平天国，加上民国时期的临时政府和国民党政府，一共有10个朝代。所以南京有“金陵帝王州”之美称。
上海保卫战虽然打得异常艰苦激烈，但终以上海失陷而告结束。从此，战局急转直下，保卫上海之我军奉命撤退。日军也分兵两路向南京推进。一路从沪宁线与沿长江直逼南京；另一路从苏、浙、皖边指向芜湖，想从芜湖迂回南京。日军兵临城下，使蒋介石如坐针毡。为了迁都撤退，他在1937年11月中旬，连续召开了三次幕僚会议，表面上做出了由唐生智任南京卫戍司令，统兵固守南京的决定，实际上正在准备迁都重庆。同时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和日本进行妥协投降活动。
蒋介石为避免日机轰炸，住在中山陵山下树丛中的“四方城”内。11月5日，他接见了陶德曼。陶德曼向蒋介石转达了日本政府提出的七项停战条件：一、承认伪满、内蒙独立；二、扩大“何梅协定”，划华北为不驻兵区域；三、扩大“淞沪协定”，设非武装区域，上海由国际共管；四、中、日共同防共；五、中、日经济合作，减低日货进口关税；六、根绝反日运动；七、尊重外国人在华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