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二战全景纪实》》 · 沈永兴、朱贵生 · 2026-07-25
关于所有养生休戚，本职最所注意。
特对部下已经切实谕示，拥护其物利，爱抚其身命。
仰尔东北民众，各自重，无所虑，安居乐业，乃勿滋疑惧逃避之举。
然尚有对我行动欲加妨害者，本军毫无所看过，必出断然处置，特郑重声明此布。”
在布告中，日军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贼喊捉贼，反咬一口。
但事实是无情的。
战后，日军司令官本庄繁、代理司令官坂垣等战犯均有遗书和交待，历历在目，铁证如山。
日军侵占沈阳的目的，是要侵占以沈阳为中心的南满路和安奉路沿线的重要城市，然后全部占领东北。
所以在侵占沈阳后，立即占领了安东、凤凰城和营口，并马上把目标对准了长春、吉林和哈尔滨。
长春是南满铁路的终点，又是南满铁路和中东路的交点，也是吉林市的门户和吉北、吉东的咽喉。
占领了长春，就可东攻吉林，北取哈尔滨，西图洮南，夺取齐齐哈尔。
所以在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同时侵占长春，乃是日本关东军的既定方针。
9月19日3时55分，驻长春的日军奉命对长春发起总攻击。
上午11时，日军占领了二道沟宽城子车站。
南岭方面，由于有中国军队东北炮兵第10团和步兵第25旅第50团驻守，另有辎重兵一个营和弹药库，日军深恐万一中国军队抵抗，其兵力单薄，对其不利，便急调驻公主岭的独立守备队第一大队主力援助长春，会攻南岭。
下午5时30分，南岭被日军占领。
晚上10时30分，长春市公安局及各分局和派出所、电力厂、吉林镇守使署、无线电台等市政交通机关均被日军占据。
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命令下，不到一日，长春陷于敌手。
日军占领沈阳、长春后，即将关东军司令部移驻沈阳，将其第2师团集结于长春，准备进攻吉林与哈尔滨，夺取整个北满。
日军为了占领吉林，故伎重演，首先由甘粕正彦宪兵大尉和日本特务机关长达迫通贞中佐于20日秘密投弹炸坏日本侨民的房子，诬称是中国驻吉林省城的军队所为。
然后以特务机关长和吉林日侨的名义，打电报给关东军司令官，要求出兵保护侨民。
当时在沈阳的“超级皮条客”、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少将在访问关东军司令部时说：“鉴于中东铁路性质和目前的一般形势，虽然不可向长春以北派兵，但对吉林、洮南等地尽快加以打击，应该说是有利的。”
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根据建川的指示和坂垣与石原的意见，于9月21日凌晨3点，在关东军幕僚会议上，正式做出了进攻吉林的决定。
上午9时50分，侵占长春的日军第2师团奉命乘装甲列车进犯吉林市。
吉林市是吉林省的省会，对日军控制北满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即向吉林省督办张作相发了一封特急电：“特急，吉督署张督办。
奉密电令，我国遵守非战公约，不准衅自我开。
特令遵照。”
此电令内容就是蒋介石给张学良的电令。
日军早已了解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但为了减少损失，还是先与吉林省代理主席、吉林边防署司令长官熙洽进行了一笔交易。
熙洽是满清皇族近支，曾留学日本士官学校，与日军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中将有师生关系，一直有亲日思想。
他妄图借日本力量，恢复清王朝，充当大臣。
9月20日，长春失陷后，熙洽便派其心腹副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张燕卿携带其亲笔密函赴长春拜见多门师团长，表示吉林愿降日本。
日寇进占吉林市前，吉林市驻有第25旅所辖步兵第32团、33团、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所辖的3个步兵营、1个骑兵营和1个炮兵营。
9月20日下午，熙洽在得到多门的暗许后，便声称：“为了避免冲突，保存实力，中日事件由外交途径解决，各部队长应严约所部，不得擅自抗击，致使事件扩大，令驻省各部队即时一律开出城外数十里待命。”
各部队由于不知内情，遂遵令撤走。
9月23日下午，熙洽竟派副司令长官公署秘书张燕卿、军官教练处总办齐知政等陪同日军多门师团长及其天野旅团进入吉林市，并引导日寇占据了省府各重要机关，掠夺银行大批库银和军械厂所存的大批枪弹。
从此吉林山河变色，人民陷入亡国深渊。
9月18日到9月23日仅6天时间，日寇便轻取我东北30余座城市，侵占了辽宁和吉林两省，控制了东北的主要铁路干线，完成了第一、二期的作战目标。
日军完成第一、二期作战任务后，立即转入第三期作战，进犯黑龙扛。
日军以同样的伎俩，寻找战争借口，于9月21日夜，派哈尔滨特务机关长百武晴吉中佐、原宪兵大尉甘粕正彦和预备役中尉吉村宗吉等人在朝鲜银行、哈尔滨“日日新闻社”、哈尔滨日本总领事馆及日本特务机关等地制造爆炸事件，诬为中国人的“排日暴动”，要求关东军迅速出兵，保护日本侨民。
---------------
6.豺狼已经呲牙(5)
---------------
关东军遂一面上报日军本部，一面把第2师团调往长春集结待命，准备进攻哈尔滨。
因担心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应，反对关东军出兵哈尔滨，关东军遂决定绕过哈尔滨，由洮安、昴溪攻占齐齐哈尔，进犯黑龙江省。
关东军多门师团长在尝过吉林熙洽投降的甜头后，便利用投降日本的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北伐黑龙江，企图以中国人对中国人的“和平手段”处理北满问题。
张海鹏原是张作霖的结义兄弟，奉系元老之一。
张作霖死后因向张学良谋取黑龙江省长一职未遂，对张学良十分不满，转而勾结日军。
“九·一八事变”后，精明的坂垣便派人策反，让他先在洮南军事要地树立政权，然后支持其攻占黑龙扛，事成之后，让他当黑龙江省主席。
毫无民族气节的张海鹏即于10月1日宣布就任边境保安司令，脱离张学良。
10月4日，关东军第一次命令张海鹏进攻中国驻省军队，并密派第2师团独立飞行队第8中队助战。
但张海鹏犹豫不定，日飞机也因强风无法起飞。
10月13日，日军第二次命令张海鹏进攻黑龙江省，却意外遭到抗日军民的顽强抵抗，又宣告失败。
此后，日军便亲自出马，与抗日军民经过多次战斗后，于11月19日攻占了齐齐哈尔，从此黑龙江省大部地区陷于敌手。
日军夺取齐齐哈尔后，基本上解除了后顾之忧，便调转头来进攻锦州，完成其第四期作战目标。
锦州位于北宁、锦朝两条铁路的交汇点，是辽西重镇，榆关屏障，地位极为重要。
攻占了锦州，就等于完成了对辽宁省的全部占领，也等于取得了西取热河、南下平津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
日军这次进攻锦州是以空前未有的大会战姿态准备的，表现了日本内阁、军部、陆军及关东军的一致决心。
而驻扎在辽西锦州一带的东北军，按照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命令已全部撤至山海关以内，锦州只留下3个地方公安骑兵总队。
他们的任务是：“如遭攻击不能抵御时，可退入关内。”
12月22日，日军发布了所谓“讨伐辽西一带土匪的声明”，然后即率师西进。
至31日，右翼日军占领了田庄台、大洼、盘山等地；左翼日军占领了营沟全线，使锦州暴露在日军面前。
1932年1月1日，日军以3个师团4万之众从三面包围了锦州，并发起总攻。
锦州守军由于缺乏抗战决心，已在3日前就开始撤退，至1932年1月3日全部撤走。
同日下午6时，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锦州。
关东军轻取锦州，兴奋无比，侵华狂热一时达到了顶点。
日军按照其既定计划，把矛头又指向了哈尔滨。
哈尔滨是日军早就想夺取的重要城市。
由于它是当时东北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是华洋杂处的国际贸易市场，又是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总枢纽，日军怕苏联干涉，引起国际纠纷，未敢轻动。
夺取锦州后，日军认为在其侵华后方决不能留下这颗炸弹，遂决定继续征服北满，夺取哈尔滨，完成其第五期作战目标。
当时东北特别行政区长官是张景惠。
他早在日军1928年制造皇姑屯事件时即与日寇勾结，准备响应日本的满蒙独立运动。
“九·一八事变”时，张景惠在沈阳与坂垣密谋，答应回去后宣布“独立”，坂垣则以枪弹相赠，并派日本顾问新井宗治为其策划。
张景惠回哈尔滨后，即于9月27日发出布告，正式成立了伪“东北特别区治安维持会”；9月30日宣布编募特别区警备队，该队两千余人的枪枝弹药全部由日军供给。
由于当时哈尔滨还有吉林边防军代理副司令李振声等部主张抗日，张景惠未敢公开反对吉林抗日军。
1932年1月27日，本庄繁司令借口哈尔滨傅家甸有4个日籍人被抗日军所杀，应哈尔滨日本侨民会会长请求，下令攻占哈尔滨。
2月3日，开始总攻，并占领了哈尔滨南面的门户双城。
2月4日，抗日军在三间堡子同日军激战。
2月5日，又在哈阜市进行了街战。
由于守军力量不足，于上午10时向宾县、巴彦方向撤退。
哈尔滨遂被日军所占。
至此，我东北大好河山全部落入敌手。
“九·一八事变”前，关东军仅有1万余人。
“九·一八事变”后，虽陆续增兵，但一直到1933年4月，也总共不过2万余人。
而中国东北军号称30万人。
“九·一八事变”后，虽然一些部队陆续退入关内，但还有14万人。
兵力对比如此悬殊，而日军竟能一夜之间占领沈阳，一日之内掠地千里，攻城20余座，4个多月时间即占领了东三省和一个特区，吞下了相当于日本本土3倍的中国土地，使三千多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成了亡国奴。
---------------
7.打个狗日的(1)
---------------
日寇所以能轻取东北，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蒋介石采取了不抵抗主义。
蒋介石早就与美、日暗中勾结，把主要精力用来对付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之前，对日寇的侵略不仅毫无准备，而且严令东北军不准抵抗。
日寇侵华迹象毕露后，蒋介石要张学良学习印度甘地对英国的办法，就是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
1931年7月，蒋介石在江西剿共时，因担心“万宝山事件”导致全国性的抗日运动，专门在前线给南京政府发了一份电报，其中说：“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恐被共产党利用，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伤乱之虞。
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
8月16日，即在“九·一八事变”之前一个月，蒋介石以“铣电”致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以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
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张学良一夜之间十几次向南京政府发电，请示如何办。
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一再复电张学良：“绝对不抵抗……缴械则任其缴械，入占营房即听其侵入。”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被迫改变了其乘舰去九江策划围剿共产党红军的行程，从湖口乘飞机返回南京，并于9月21日在陵园官邸召集党政军首脑商讨应付办法，决定发布《告全国军民书》，要求国人“镇侮忍耐”，“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9月23日，他在南京市国民党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
此后，又在一系列讲话和文章中，反复强调要逆来顺受，依靠国联，纵容日寇侵略，麻痹人民的抗日斗志。
蒋介石为什么口口声声说让国联出面解决问题呢?原来蒋介石又在玩上海股票投机的把戏。
美国早就建议蒋介石把东北卖给日本，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获取一大批资金用于剿共和关内建设，另一方面可增强日本的反苏地位，让日、苏鹬蚌相争，好从中得利。
但美国又是有条件的，即日本不能进关，因关内是美、英帝国主义的天下。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受到很大震动，但他们为了自己的利益，很快又达成了一笔私下交易。
美国务卿史汀生与日本驻美大使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后，很快便达成了“美国不与闻满洲事变，日本则遵重美国的在华利益”的秘密谅解。
当日本在东北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时，美国务院发表声明：“日本在满洲的行动，与非战公约并无抵触。”
11月14日，美国驻国联特派代表竟公开宣称：“日本为保护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是无可如何的。”
并主张日本长期占领东北，说“国联对日本自东北撤兵所做期限的规定，是十分不明智的”。
同时，美国一再向日本保证，决不以经济制裁和断绝外交关系来对付日本。
英国代表也同美国一唱一和，说恢复东北“九·一八事变”以前的状态“决不是正当的解决办法”。
日本政府对美、英的上述表态非常感激，对美国代表说，“美国的同情态度是令人感激的”。
与此同时，美、英、法等驻南京大使与国民党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通过协商，决定把锦州划为“中立区”，由美、英、法、意等国派军队驻扎，中国军队全部退入山海关以内。
蒋介石对此非常满意，并于11月25日令其驻国联代表施肇基提出了这一提案。
但却遭到日本代表的坚决反对。
蒋介石这种做法已从不抵抗政策发展到了出卖国土的地步。
所以立即遭到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的愤怒与指责。
在内外强大的反对声中，蒋介石在锦州建立“中立区”的投降计划也流产了。
但蒋介石的真正用心是不惜一切代价甚至丧权辱国来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
中国工农红军利用蒋、冯、阎大战，已发展到10万人。
蒋介石对此十分恐慌，在他看来，把中国大好河山送给外国侵略者，他还可以当傀儡；一旦共产党掌权，他便无处葬身。
他在8月22日讲话中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之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
由于他有这种思想，所以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并利用一切场合，宣传和强化这个方针。
1931年11月30日，蒋介石借国民党外交部长顾维钧宣誓就职时发表演讲，他大声疾呼：“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
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成功。”
1932年在围攻红军时说：“亡于外国尚可有复兴之日，亡之于共产党，就死无葬身之地。”
1933年4月7日，他对剿共高级将领发表训词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无论外面怎么批评毁谤，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惟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颠倒，先后倒置。”
---------------
7.打个狗日的(2)
---------------
1933年5月8日，蒋介石对中路军官长发表讲话说：“我们应当坚定确认革命军当前的责任，第一个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
要晓得剿匪的工作实是抗日的前提，要抗日就先要剿匪，能剿匪就一定能抗日。”
由于灭共是蒋介石的第一要务，所以在日本加紧准备侵略中国的同时，蒋介石却一步步加紧“围剿”在井冈山的中国红军。
1930年10月，蒋、冯、阎大战一结束，蒋介石便急不可耐地调集了7个师10万兵力进攻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采取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仅用了5天时间就消灭了敌人1个半师，活捉了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
蒋介石第一次“围剿”失败后，又准备了4个月，于1931年2月调集20万兵马再次“围剿”江西革命根据地。
毛泽东、朱德以先打弱敌和在运动中歼敌的作战方针，仅15天时间，连续打了5个胜仗，横扫八百里战线，打退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攻。
这次失败使蒋介石恼羞成怒。
他不顾日军制造“万宝山惨案”和“中村事件”加紧进行侵略中国的严重形势，亲自担任剿共总司令，坐镇南昌指挥，并请了许多德、日、英军事顾问为他出谋划策。
1931年7月，国民党30万大军向红军中央根据地扑来。
但这次败得更惨，到8月初，红军三战三捷，歼敌4个师另1个旅。
蒋介石只好唉声叹气地回到南京。
经过对红军的三次围剿，蒋介石承认，“同红军作战，简直是一种终身的刑罚，可以说这是无期徒刑，没有希望的”。
但他没有从正面吸取教训，反而进一步看到了红军的强大和可怕，更加坚定了“宁赠外贼，不予家奴”的思想，并不惜与帝国主义相勾结，以投降卖国来消灭红军。
日本帝国主义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真正用心，侵略野心越来越大。
在占领南满和北满后，又一举攻占了辽西重镇锦州和北满最后一个城市哈尔滨，使东三省全部沦陷。
作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的张学良，对东北的沦陷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张学良是张作霖的长子。
1901年6月3日(清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十七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
7岁时台安举人崔骏声当他的启蒙老师，教他读四书五经。
15岁与于凤至结婚。
16岁开始由奉天督军英文科科长徐启东教授英语，贯输西方文化和思想。
19岁进入讲武堂第一期炮兵科学习，同年被授予陆军炮兵上校军衔。
从此，先后被任为奉天督军署卫队营营长、暂编奉天陆军第3混成旅第2团团长。
1920年6月晋升为混成旅旅长。
1921年秋，应日本政府邀请赴日参观。
第一次直奉战争时担任东路军第2梯队司令。
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担任第3军军长、第3军团军团长、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军团长。
张作霖于1928年6月被炸死后，于同年7月4日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10月以后，被国民党政府委任为国民政府委员、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国民政府财政委员会委员兼国防委员会委员。
1930年6月，在中原大战中，被南京政府特任为仅次于蒋介石的陆海空军副总司令。
1931年1月，31岁的张学良由于忠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蒋介石紧密合作，受到南京政府明令褒奖，并于当月在北平设立了副司令行营，让其节制东北、华北8省的军队。
同年5月因患伤寒病入北平协和医院，直至“九·一八事变”爆发仍在医院休养。
这时的张学良名气很响，被称为“世界上最年轻的迭克推多”。
他好赌奢侈，喜欢收集古瓷器和打高尔夫球。
“万宝山惨案”发生后，他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密电东北政委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我方必败。
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偿款，东北将万劫不复。
亟宜力避冲突，以公理为周旋。”
9月6日，他电令沈阳北大营旅长王以哲：“中日关系现甚严重，我军与日军相处须格外谨慎，无论受到如何挑衅，俱应忍耐，不准冲突，以免事端。”
同日又电致臧式毅、参谋长荣臻：“对于日本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与反抗，免滋事端。”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军炮轰沈阳，守军被打得人仰马翻，死伤无数。
张学良却在北京前门外中和剧场陪同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忘情地观赏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
其在东北的代理司令长官张作相，正在锦州小岭子老家为父大办丧事。
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住在北京，迟迟不归。
参谋长荣臻事变前一天已回老家，为父祝寿。
他的府第内外，红灯高挂，宾客如流，好不热闹。
直至事变发生，仍然酒宴未断，歌舞升平。
上梁不正下梁歪。
9月18日，驻沈阳与北大营的许多主要将领不在营中。
一些军官怕士兵与日军滋事，把子弹统统收缴入库，战士手中的枪成了一根烧火棍。
---------------
7.打个狗日的(3)
---------------
当日军开始进攻北大营时，驻北大营的第一旅旅长不在，旅参谋长赵镇藩等人便一边下令部队进入预定阵地，一边用电话请示参谋长荣臻。
荣臻带着满嘴的酒气下令说：“不准……不准……抵抗。
把……把枪放到……库……库房里。
挺着……死，杀身……成仁。
为为……为国牺牲。”
赵镇藩传达荣臻的命令后，又借汇报情况给参谋长荣臻打了一个电话，说：“你的指示已传达到各团长，他们认为现在官兵都在火线上，收缴枪械恐怕做不到。”
荣臻听后大怒：“这……这是命……命令，如不照办，出了问……问题，由……由你负……负责!”
说完啪一声就把电话放了。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把希望寄托在蒋介石和国联身上，一再电令东北军：“切持镇定，以免另生事故”，“冷静隐忍，勿生枝节”，“我们要听命于中央……如我不服从中央命令，只逞一时之愤，因东北问题而祸及全国，余之罪过”。
他还公开宣称：“我早令我部官兵，对日军的挑衅，不得还击，所以日军进攻北大营消息传来时，我立刻下令收缴军械不得还击，所以日军进攻北大营与其他各地时，中国军队并无组织报复行为。”
张学良在军事上也上了日本的大当，犯了一个极大错误。
为了保证“九·一八事变”的成功，关东军事先策划了牵制张学良主力于关内的阴谋。
他们派关东军参谋井新匡夫和日本航空公司大连支所长、预备役大佐麦田平雄，策动当时住在旅顺的山西军阀阎锡山和在沈阳的邹鲁；派当时任天津特务机关长的土肥原贤二策动军阀石友三。
使之组成阎锡山、石友三和韩复榘的“反张(学良)联盟”。
1931年8月5日，麦田驾驶飞机把阎锡山从旅顺送往大同市。
阎锡山得到邹鲁等人的支持，对张学良造成严重威胁。
日本又利用蒋介石、冯玉祥和阎锡山新军阀的矛盾，使张学良中了其调虎离山计，把部队调至关内与石友三作战，造成东北防务空虚。
在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因害怕打不过日军，反伤元气，遂服从了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拱手把东北让给了日本。
当时有一曲小调表达了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
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
杀人放火真是凶，杀人放火真是凶!
中国军队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东北三千万同胞陷入水深火热中!
著名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和戏剧《不爱江山爱美人的将军》也在全国广为流传和上演。
与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相反，东北军的下级军官和全国人民则掀起了抗日斗争高潮。
当时，东北军各地守军积极要求抗日，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了日军以应有的打击。
如驻沈阳北大营的一些下级官兵在“九·一八事变”的当天晚上，与日军一直战到次日晨3点多钟。
19日上午，长春市城郊宽城子和南岭方面的驻军在遭到日军的突然袭击后，一些军士和下级军官奋起抵抗，给日军以迎头痛击，毙伤日军145名。
最突出的是马占山将军的抗日事迹。
马占山1885年11月30日生于吉林省怀德县毛家城镇毛家城子。
由于家穷，七八岁便给一个外号姜大牙的大地主放马。
一次，姜大牙走失一匹马，硬诬是马占山偷走了，将他送到警察分局，把两个大拇指拴起来毒打。
家里被迫用仅有的一小块麦地和一头小毛驴把他赎回。
从此，马占山落草为寇，并在黑虎山上当了头目，成为一个绿林好汉。[更多精彩，更多好书，尽在[5 １ 7 Ｚ . c Ｏ m]
日俄战争结束后，沙俄退出怀德一带。
清政府为恢复对地方的统治，将马占山收编。
马占山个子矮小，外号马小个子。
他在放马中练就了一身马上功夫，落草后又练就了一手好枪法。
作战中能灵活地在马肚侧面藏身，也可以将头探于马首下。
由于马技超群，弹不虚发，屡建战功，深得上司赏识。
逐步由哨长、连长、营长、旅长、师长晋升为军长。
1930年春马占山任黑河镇守使，统辖沿江十余县。
马占山对日寇的侵略行径非常愤恨。
一次日军行近怀德县城，企图进城，马占山令所属部队在南门外防堵。
日军未敢进城，便转向马占山的出生地毛家城子。
日军开炮轰击商号、房屋，炸死数十人，这更引起马占山的愤怒，誓报此仇。
“九·一八事变”时，黑龙江省主席万福麟远在北平。
洮索镇守使张海鹏公开投降日寇，并按日寇命令向中国驻军发动进攻。
而黑龙江第25和第30两个国防旅被调入关与石友三打内战。
省内多半部队为省防部队，一共3万来人。
当时，黑龙江群龙无首，上下极度恐慌。
10月中旬，北平来电，特任马占山代理黑龙江省政府主席、省军事总指挥。
马占山当时驻在黑河，只有步、骑兵各一个团。
---------------
7.打个狗日的(4)
---------------
他接电后，立即走马上任，致电前方，激励将士抗日，还发出布告，悬赏购买汉奸张海鹏的首级。
张海鹏在日军的驱使下，几次向黑龙江驻军发起进攻，结果被马占山打得大败。
日军便亲自出马，在江桥和三间房等地展开激战。
江桥是嫩江上的一座大桥，北侧是洮昴铁路大兴车站。
由此北去100公里即是省会齐齐哈尔，是黑龙江省的门户。
马占山打退张海鹏3个团的进攻后，把桥破坏了3孔，以阻止敌军再犯。
日军则以修复江桥为名，向马占山发出通牒，要求马占山军队于11月3日正午前“撤至10公里以外地点，如不承当上述要求或妨碍修桥者，认为对日军有敌意，即行使用武力”。
此桥如被修复，日军车马人员将直扑齐齐哈尔、哈尔滨等城市及富拉尔基工业区。
日军发出通牒后，马占山召集党政军绅商各界在省府开会讨论御敌大计。
会上一些省绅以库空如洗，兵力不够为由，要求顾全地方，和平应付。
一时各种意见争论不休，不能统一。
马占山见状，拍案而起，大声说：“我是一省长官，守土有责，决不能将黑龙江寸土尺地让于敌人。
我的力量固然不够，他来欺负我，我已决定与日本拼命，保护我领土，保护我人民。
如果我打错了，给国家惹出乱子了，请你们把我的头割下，送到中央去领罪。”
马占山言毕，卫队团长徐宝珍拔出手枪，向众宣布：“在座如再有主张议和者，便以汉奸论处。”
至此，投降者不敢再言。
大会决议如日军侵入我阵地，即行抵抗。
日军发出通牒后，于3日上午11时即派出铁甲车、士兵，并以飞机掩护修桥。
我军为避免冲突，将少数防守江桥的部队撤回。
但日军一面修桥，一面派飞机向我阵地投掷炸弹，炸死炸伤我士兵多人。
当日天黑后，桥已用木材垫好，日军百余人通过江桥对我阵地扫射、投弹，并突入我阵地，抓走3名哨兵。
经过交涉，日军终不放人。
11月4日午间，日军百余人在我左翼渡江，向我猛攻，并以5架飞机向我轮番扫射、投弹，我军死伤数十人，大兴车站亦被炸毁。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马占山指挥部队向日军还击，进行自卫，江桥战斗打响。
日军以为马占山军队素质和装备极差，不敢向日军还击，不料马占山军突然开火，一时被打得晕头转向，死伤狼藉，丢下一大批尸体退了回去。
这下惹恼了日军，下午6时，日军步兵1个大队渡江。
在山炮多门、铁甲车4辆和7架飞机的配合下，向我猛攻。
我官兵对日寇早已义愤填膺，恨之入骨，好不容易来了发泄机会，一个个奋勇作战，争先杀敌，致使日军整日苦战，不能前进。
5日，日军变更阵容，驱使张海鹏军队在前。
我军予以无情打击，敌军死167人，伤600余人。
6日，日军增加铃木旅团以及两个步兵联队，野炮40余门，重炮8门，飞机8架，铁甲车4辆，从早到晚，对我轮番进攻。
我军将士发扬连续作战作风，将敌滨本步兵联队几乎完全歼灭，高波骑兵中队亦死伤殆尽。
这是日寇进攻东北以来的一次空前重大损失。
我军亦伤亡600余人。
由于我军伤亡太重，运输又中断，为保存实力，乘夜撤军，退保三间房阵地。
自江桥开战以来，新闻记者纷至沓来，不断向全国发布马占山抗日消息，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各地贺电如雪片飞来。
我将士虽放弃了江桥，但士气仍十分高涨。
江桥一战，日军损失惨重。
为了保住面子，谎称中国军队得到苏联军队的大力援助。
但日军已改变了轻视我军的态度。
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9日晨自长春前往洮南，亲自布署部队，并把驻旅顺的重炮部队、朝鲜混成旅团、南满铁道守备队等调来，先以飞机轮番轰炸，以骑兵迂回到我军侧后进行袭扰，以疲劳我军。
同时强迫马占山下野。
本庄繁11月8日的通告说：“马主席如欲避免日军之进入齐齐哈尔，应速披沥诚意，希速于8日夜12时以前提出回答。”
日林义秀少佐以短札形式表明本庄司令的真意：“考察现在之时局，避免战祸，维持地方治安为惟一之方法。
即马主席于此时下野，同时黑省政府与张海鹏和平授受政权，除此之外无他良策。”
11月12日午时，日林义秀又送来本庄繁的通告，提出3点要求：(1)马占山下野；(2)黑军由省垣撤退；(3)日军部为保证洮昴路的安全，将向洮昴路昴昴溪行动。
并限12日夜12时以前回答。
马占山当即向北平发电请示。
张学良本来就集国难家仇于一身，无处发泄，好不容易得此机会，遂电命马占山：“饬死守，勿退却。”
马占山有了主心骨，胆子更大了，遂于当晚答复日方：“一、下野本无不可，但须有中国中央政府命令，派人前来，方能交待。
如张海鹏一类者，虽有中央命令，亦不交予政权；二、关于退兵一事，在我国领土，我尚有权，非日本所能干涉；三、昴昴溪车站为中国与苏联合营的铁路站，贵军要求进兵，殊与芳泽代表在国联所声明的日本无领土野心一说自相矛盾。
---------------
7.打个狗日的(5)
---------------
且余奉令保守疆土，在未奉到明令让渡与日本前，很难照办。
同时在法律、事实两方面，亦非贵国所应要求。”
日军看到马占山的回答，气得火冒三丈，立即向我三间房阵地展开猛攻。
日军从12日开始到18日，四五千步、骑兵在飞机、大炮、坦克的掩护下，轮番发起强大攻势。
我军在马占山的指挥下，给敌迎头痛击，与敌反复争夺，打退日军数十次进攻。
18日中午，日军又有增援到来，而我增援部队则迟到了3个小时，再加上我装备太差，将士死伤惨重，不得已乘夜后撤。
日军遂进入省垣，但我方军用物资日军无一所得。
这两次战役，我军人数不及敌军一半，同时参战者不及敌四分之一。
我殉国者2000余人，敌死伤6000余人。
日军公认，这是皇军之一大耻辱。
而我第一次抗战即取得如此之战绩，实在令人振奋。
全国人民为之欢欣鼓舞。
《滨江时报》以《马占山万岁》为题，盛赞马占山及所有参战官兵，呼吁中国军人以马占山为榜样，做真正捍卫国土的勇士。
美国各大报纸也以《中国将军对日宣战》、《中国人痛惩顽敌》、《中国军队大败日军》等标题颂扬马占山领导的中国军队，说此举“顿使被人讽为缺乏军人资格的中国民族放出异彩”。
为了广泛地开展抗日斗争，中国共产党于9月20日与日本共产党中央联合发表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宣言。
9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又做出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抨击蒋介石的妥协、卖国和内战政策，号召全党发动群众，广泛开展反帝运动，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下，全国各族人民掀起了反蒋怒潮。
9月24日，上海10万大、中、小学生举行罢课，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了反日大罢工。
26日，上海10万余人举行反日大集会。
到10月初，上海80多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又组织了义勇军，要求政府发给枪械，参加抗日。
北京工人也组织了抗日救国会、邮工义勇队、宣传队，开展抗日斗争。
东北的许多工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深入农村，开展游击战争。
广州、香港等地的日本工厂的中国工人也大多辞职。
其他各地的工人和民众也积极行动起来，投入了抗日行动中。
9月28日，南京和上海的学生联合在南京国民党政府门前请愿示威。
包围了南京政府外交部，痛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
请愿学生在中央军校质问蒋介石为什么不许抗日。
从9月到12月，全国各地到南京请愿的学生达五六万人，蒋介石被迫接见学生代表，但每次接见学生都大耍流氓手段，欺骗学生。
他指着胸脯说：“我如不抗日，可杀我蒋某之头，以谢天下!
”
“三天之内就下令出兵，你们回去吧!
不要荒废了学业，政府、国家对你们的期望太高了，你们应当努力读书!
”
蒋介石一面欺骗学生，一面把假牙咬得咯咯响。
他大骂学生：“娘希匹，娘希匹!
反了，反了!
”
12月17日，3万多学生聚集在蒋介石办公区外的广场上，迎着寒冷的北风要蒋介石回答为什么好几个三天过去了，还不出兵。
蒋介石恼羞成怒，立即下令宪兵团开枪。
霎那间枪声大作，一排排刺刀往人丛中直刺，三四十人当场死去，100多人倒在血泊中，大批学生被捕，许多学生被活活抛在河里淹死。
学生们的血，染红了珍珠桥，也染红了珍珠桥下的流水。
蒋介石的血腥镇压不仅未吓倒爱国学生，反而激起他们更大的愤怒。
上海学生愤怒地捣毁了上海市党部，组织民众法庭公审上海市长和公安局长。
全国各地也捣毁了许多国民党地方党部及政府。
上海市工商界展开了抵制日货、禁止与日本交易的运动，通过了自10月1日起不卖日货的决定。
上海各界救国会也通过了与日经济绝交的决议，并实行检查日货行动。
其他各大城市也纷纷抵制日货，开展各种抗日斗争。
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
8.人间地狱(1)
---------------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长期霸占东北，在军事占领的基础上，开始策划在东北建立一个傀儡政权——伪“满洲国”。
1931年9月22日8时，“九·一八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三宅、坂垣、石原、土肥原、片仓衷等5人，在沈阳市东拓总部楼上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
这5人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决定了三件大事：一是继续扩大侵略战争，武力占领满洲；二是用300万日元收买愿为皇军效命的人员和中国军队；三是在东北建立一个新国家，即“满洲国”。
这个国家以日本为盟主，以日、满、蒙、汉、朝五族组成，以溥仪为首脑，下设五个镇守使。
并提出了具体名单：吉林镇守使熙洽，洮索镇守使张海鹏，热河镇守使汤玉麟，东边关镇守使于藏山，哈尔滨镇守使张景惠。
这个阴谋计划由土肥原提出，其他人一致同意。
根据会议决定，关东军立即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
此方案确定“建立以宣统帝为首，领土包括东北4省及蒙古，得到我国支持的新政权，使之成为满蒙各民族的王道乐土”。
但“国防和外交由新政权委托日本帝国掌握，交通、通讯的主要部分也由日本管理”，“国防和外交等方面所需经费，由新政权负担”。
24日，石原在此基础上又秘密写成《满蒙问题根本解决方案》，初步决定了“满洲国”政府在大总统下设立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监察院及其具体组织序列，设立6个省区：奉天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热河省、东省特别区、蒙古自治领旗。
根据建立伪满洲国的计划，关东军的法西斯少壮派军人立即行动起来。
他们以3000支步枪、20万银元收买了张海鹏，使之立即与张学良脱离关系；唆使大汉奸袁金铠组织了辽宁地方维持会，成立了以汉奸臧式毅为省长的辽宁省政府，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支持已投降的汉奸熙洽组建“吉林省政府”；策划建立以张景惠为首的“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和以吉德纯为首的“黑龙江省地方维持会”，脱离中国“独立”；收买东边道地区的汉奸于藏山，并促其发表了降日“宣言”。
与此同时，关东军花了更大的精力豢养和扶持已逊位的宣统皇帝溥仪。
溥仪生于1905年，是专横残暴的慈禧太后的侄孙。
他3岁登基，是清王朝的第十代皇帝，也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帝王。
他从小在太监和嫔妃群中长大，养成了孱弱、怪僻而又狂妄自大的性格，动辄以鞭打太监来发泄不满。
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王朝，溥仪被迫退位，但仍给予优待，让他继续留居紫禁城，当关门皇帝。
1917年，他12岁时，在张勋拥戴下，第二次登基，又做了12天的皇帝。
张勋失败后，他再度退位，但仍过着小朝廷的生活。
溥仪在皇宫内，完全接受遗老遗少的一整套封建帝王教育，终日梦想恢复“祖宗基业”。
长到十六七岁时，曾一心想去欧洲留学，妄图学成后，利用西方的“先进”力量，复辟大清帝国。
1924年11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时，冯玉祥进北京，宣布永远废除皇帝称号，并逼溥仪限时离开紫禁城。
溥仪先居住在其父的醇王府，后经过罗振玉和郑孝胥等亲日派与日本勾结，逃到日本兵营，然后到日本使馆居住。
他在日本使馆居住时，几次深夜来到紫禁城外的河边，望着辉煌的角楼和威严的城堞。
他暗暗发誓：“将来必以一个胜利君王的姿态，就像第一代祖先那样，重新回到这里来。”
不久，经过日本特务的策划，他于1925年2月23日夜8时许，穿着日本服装，诡称日本人，在北京前门车站坐上三等兵车，逃至天津日租界“静园”里。
从此，有远见的日本特务机关便把这个贵重的“活文物”、“政治物资”收藏起来，以备使用。
当时土肥原等人把溥仪劫持到天津的意图是想扰乱平津治安，如获成功，让溥仪在北平就位，铲除张学良在华北的力量，将东三省全部让给日本。
这是他们最理想的结果。
此计不成，则劫持溥仪到沈阳，做“满洲国”傀儡。
溥仪在日本期间，曾用黄绢给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写了一封密信，请求日本出兵中国，帮其恢复帝位。
信写好后，特派皇室日本家庭教师远山猛雄送去。
同时还用黄绢给日本法西斯组织“黑龙会”首领头山满写了一信，信中说：“溯自辛亥禅政，瞬已廿载，水深火热，民不聊生。
需如何奠安东亚，拯苏民生，深望阁下加以指导。
兹遣家庭教授远山猛雄往见，请当面详。”
溥仪与日本军政要人书信频繁，“九·一八事变”前夕，他已从鹿儿岛日本驻军大队长吉罔安直的密信中得知，日本打算利用他的身份“有事于东北”。
7月10日，在东京读书的其弟溥杰回国度假，日本特务组织特让他告诉溥仪：“张学良在东北闹得很不像话，满洲在最近也许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
7月29日，日本侨民受日本特务的密令专门到天津访问溥仪，并赠给溥仪一把日本折扇，上书“天莫空勾践，时非无范蠡”，两句诗，暗示溥仪等待时机，再登皇帝宝座。
---------------
8.人间地狱(2)
---------------
一连串的消息和暗示，使朝思暮想重登皇位的溥仪心驰神往，急不可待。
但他并不知道，他在东北当皇帝的问题，日本外务省却持否定态度。
日本币原外相11月1日给日本驻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一个很长的电报，让其劝说土肥原和溥仪。
电报中说：“宣统帝的出山虽与独立国的建立并无直接关系，但外界认为满洲独立国是由我方策划的……对以任何方式带去宣统皇帝一事都将激起世界舆论的愤慨”，“引起9国公约国的纠纷”。
另外，“现今满蒙居民绝大多数是汉族，因此，拥立宣统皇帝，在满洲本地名声也不好，何况对中国各部和世界各国的影响。
在反革命、反民主主义的阴谋等口号下，情况更可想而知。
这样就会出现日中之间永远不可能谅解的局面。
总之，宣统复位之计划，实是错误，将来日本应付满蒙，将自食此举之恶果”。
桑岛主计接到币原外相的上述指示后，立即严加戒备，防止溥仪出逃。
但此事引起关东军的极大不满。
11月4日，以坂垣的名义致电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要其通知日本外务省，不要干涉关东军带走溥仪之行动。
并详细说明了此举对关东军的重要性，保证行动不露痕迹。
由于日本军部力量强大，且深得天皇的宠信，外务省无可奈何，只好默认。
土肥原为了实现关东军的计划，于11月2日秘密来到天津，立即会见了溥仪。
他告诉溥仪：“就满洲目前的发展情形看，陛下宜在11月16日以前离开天津，此机不要错过。
日本天皇非常赞称陛下之复辟。
复辟后，日本可与陛下订立国防密约，承认陛下独立的新国家，日本军队也可以在满洲独立后退出，国际联盟或会干涉，但如果中国军队向满洲开进，则日军必能将其打败，并尽一切方法支持满洲国。
满洲国独立后的财政援助，日本国当然也尽其力。”
土肥原虚伪地向溥仪保证：关东军对满洲决无领土要求，是诚心诚意帮助满洲人民建立自己的新国家，希望溥仪尽快回到他祖先的发祥地，亲自领导这个国家。
土肥原的话使溥仪十分动心，他询问了日本的援助程度和他的出任方法。
并提出了他最关心的问题：“如是回沈阳复辟，伊当前往，如非复辟，伊即不去。”
土肥原肯定地回答：“政治体制当然是帝国，这是没有问题的。”
土肥原会见溥仪的第二天，中国报纸便报道了此一新闻，揭露了土肥原的阴谋诡计。
溥仪一心想回东北当皇帝，但当他知道日本外务省的态度时，又犹豫起来。
尤其他的妻子和太监们都认为，在日本未完全占领满蒙之前和与国联的分歧未解决之前，就把他的小朝廷迁往奉天，有些太轻率了。
土肥原发现溥仪动摇后，便向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少佐发了一份电报，请豢养在上海的女特务——满洲公主东珠即川岛芳子速来天津帮忙。
东珠是溥仪的远亲和溥仪第一个老婆婉容小时的朋友。
她父亲是北京旧宫廷八大“铁帽子亲王”之一，曾继承了对内蒙古各旗的管辖权，是裕仁天皇良子皇后的曾叔祖闲院宫的密友。
1916年，东珠的父亲受闲院宫的煽动，曾率蒙古骑兵企图夺取奉天。
他有20来个女儿，东珠是其中之一。
东珠8岁时已出落得美丽动人。
与她父亲亲如兄弟的日本间谍川岛浪速对她十分钟爱，经常夸她长得美、聪明伶俐。
她父亲是一个粗野无情的亲王，见川岛对小女如此喜爱，就把东珠送给了川岛。
川岛遂把她从蒙古带回日本，给她起了一个日本名字：川岛芳子，教她日本女人应具备的礼仪。
她15岁时便被70多岁的川岛父亲诱奸。
20年代，她嫁给一个蒙古王公的儿子，婚后不久便抛弃了丈夫，回到东京的中国留学生居住区。
此时，东珠已出落得更加妩媚妖艳，而且精力充沛，善于交际，无所不好。
许多留学生被她搞得神魂颠倒，她也获得了“杨贵妃”的美称。
1930年底，在她24岁时，她与一个日本议员姘居，一同去上海旅行。
这个议员为了讨她的欢心，不久便把携带的大量钱财花光了。
在一次新年的晚会上，她碰上了上海特务机关的田中隆吉少佐。
她立即被田中少佐健壮且魁梧的身躯和军人风度吸引住了。
她说，她在12年前，也就是她12岁时，在东京一次佛家和尚为一家超度亡灵的仪式上见过田中。
田中听了很惊讶。
当晚，东珠就想勾引田中，但被田中拒绝了。
田中对她说：“你是一位公主，而我只是一个平民，配不上你。”
为了解除田中的自卑感，东珠决定成为田中的债户。
第二天，她就跑到田中办公室向他借了相当于160美元的钱，以后几天又向他借了许多钱，然后向田中献媚说：“你是一位巨人，而我在各方面都是渺小、可怜的。”
田中从一见面就被她的漂亮和妩媚所征服，这时便忍不住将她紧紧搂在怀里。
---------------
8.人间地狱(3)
---------------
对田中来说，他与东珠纯属肉欲关系。
东珠却倾慕田中，爱他身上的一切。
田中有一双漂亮的高统黑靴，东珠总要让他穿上这双靴子陪她跳舞。
两人睡觉时，她还特意把这双靴子挂在床头，让它随着床的摆动而摇晃。
田中为了与东珠继续鬼混，便想把东珠培养成一个日本间谍。
1931年夏，送她到一所中国学校学习英语，并以此名义向日本特务机关申请了一笔搞阴谋活动的经费，他从中提取款额供二人玩乐。
一年以后，东珠已经深深理解了她所扮演的角色。
她继续当田中的姘妇，同时也与裕仁天皇党羽小集团内的陆军军官普遍发生了暧昧关系。
这种关系一直延续到1948年她被处死为止。
当电话把土肥原的邀请传达给东珠时，东珠还睡在床上。
她立刻给一个日本飞行员打电话，让他驾飞机把她送到天津。
她起床后，熟练地把美丽的短发塞进一顶便帽，穿上中国的绅士长袍，女扮男装飞往天津。
当天午夜，她来到土肥原在天津的特务机关总部。
土肥原听说一个“只能把名字告诉他本人”的人求见，便把左轮手枪放在案上，叫这个秘密的人物进来。
“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土肥原问。
“我叫什么无关紧要，我是来帮忙的。”
东珠以她最低沉的嗓音小声说。
土肥原已对来人猜出大半，故意说：“你的声音像个太监，你是不是溥仪手下的人?”东珠朝着他媚笑，故意摇了摇头。
“那好吧!
如果你不愿告诉我你是谁，那让我来看看你是谁。”
说着，他拔出指挥刀，用锋利的刀尖灵巧地把东珠长袍的钮扣一一割开。
东珠毫不畏缩，继续朝他媚笑。
土肥原割开她的长袍后，走上前去，抓住她柔软的双肩用力摇了摇，然后噘着鼻子下的一小撮黑胡，发出日本武士的嚎叫，猛地扯开了东珠用来紧束乳房的红色丝巾。
土肥原哈哈大笑，一把将东珠搂在怀里狂吻。
第二天，东珠来到溥仪居住的静园。
与抽鸦片烟成瘾、神经十分衰弱的婉容重温旧情，滔滔不绝地讲述上海的小道新闻。
这天，婉容吃饭没发过一次脾气。
溥仪的大臣们说：“这下静园又安静下来了。”
溥仪感谢东珠来看他们，让东珠把静园当做自己的家。
东珠使尽绝招说服婉容尽快到东北去，但婉容一会儿同意，一会儿又变卦了，终没下定走的决心。
四天后，东珠便与土肥原来了个里应外合。
东珠在里面做说服工作，土肥原在外面搞恐吓活动。
他收买了一个咖啡馆的侍者，叫他向溥仪报警，说“张学良的党羽就要来刺杀他”!
同时让溥仪每天都收到老朋友写来的警报信，或者接到恐吓电话，东珠又安排人把两条不咬人但样子可怕的蛇，在溥仪临睡觉前，放在他的床上。
11月8日，一位满人老相识送给溥仪的水果筐内发现了两枚炸弹。
东珠立即叫来一小队日本宪兵，故意把气氛搞得非常紧张。
日本刑事警察检查后告诉溥仪：“炸弹是张学良的兵工厂制造的。”
土肥原以此为借口，让日军司令宣布日租界戒严，用护卫队和铁甲车把外界和“静园”隔离开来。
到这时，溥仪和婉容已被吓得魂不附体，迫不及待地告诉日本人员：“赶快去满洲!
”
东珠则非常镇定，劝溥仪单独先走，让婉容以后再去。
于是，在土肥原一伙的精心策动下，溥仪躲在敞篷汽车后的行李箱里，让一个勉强会开车的随侍充当司机，把溥仪拉出静园。
一出静园，吉田忠太郎的汽车便悄悄跟在他们后面。
由于日租界和邻近的中国营区一带整日戒严，任何中国车辆不得通行，这就为溥仪“出逃”创造了极为顺利的环境。
但司机是个二把刀，一出静园大门，车就撞在电线杆上。
溥仪的脑袋与箱盖狠狠撞了一下，很快就肿起一个大包。
车开到敷岛料理店后，吉田打开行李箱把溥仪扶出来，进了料理店。
已在这里等候的日军迅速把溥仪重新打扮了一番，让他穿上日本军大衣，戴上军帽，由吉田陪着坐上一辆日军司令部的军车一直开到码头，上了一只叫做“比治山丸”的汽船。
此船船头船尾均堆着沙袋和钢板，沙袋上架着机枪。
船里暗藏了一大桶汽油，如果事不成功，就让人和船同归于尽。
汽船往下游出海口开去，沿岸有中国的防御工事。
一次中国的岗哨命令汽船靠岸检查，舵手把船速放慢，漂向堤岸。
待岗哨松懈时，突然加大马力开跑了。
“比治山丸”号开到海口，日本的商船“淡路丸”早早在那里升火待发。
第二天，在日本南满铁路公司的营口码头，溥仪受到日本秘密警察刽子手甘粕正彦为首的代表团的热情欢迎，代表中有一大批溥仪身边的要人。
此后，溥仪像一个受到优待的俘虏被豢养着。
---------------
8.人间地狱(4)
---------------
他先在旅顺，后在奉天大和旅馆的高级套房居住。
12月中旬，婉容在东珠的哄骗下也来到奉天。
溥仪被劫持到东北后，日本政府即电示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可以考虑组织新政权之时机。”
于是，关东军组织新政权的工作便紧锣密鼓地进行起来。
1932年2月，他们拟定了伪满洲国的国策、政府机构构成等，操纵汉奸张景惠、熙洽等成立了“东北最高行政委员会”，召开了“建国会议”。
决定长春为伪都，改称“新京”，国家元首叫“执政”，以红、蓝、黑、白、满地黄的五色旗为国旗，年号“大同”。
然后发表了东北脱离中国而独立的宣言和伪满洲国“诞生”通电。
溥仪原来坚决主张帝制，但在关东军的强大压力下，被迫同意共和制。
3月1日是清世祖顺治皇帝登基288周年纪念日，坂垣安排了“请驾”活动。
然后，溥仪于3月6日携婉容在坂垣和汉奸们的簇拥下，从旅顺来到长春“执政府”。
3月9日，举行了“执政就任”大典。
日本“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坂垣等人及汉奸郑孝胥、罗振玉、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张海鹏以及清室遗老遗少参加了“典礼”。
溥仪在初春的阳光下，穿着笔挺的西装礼服，带着眼镜，接受了“满洲民众代表”张景惠和臧式毅二人献上的“执政印”，正式做了日本天皇的儿皇帝，大汉奸郑孝胥做了“国务院”总理。
两年后，即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为“满洲帝国”，“执政”改为“皇帝”，年号“康德”，郑孝胥改任国务大臣。
溥仪任“执政”的第二天，春风得意的“国务院”总理郑孝胥，便拿来以溥仪的名义写给关东军司令本庄繁的信，请溥仪签字盖章。
信的内容是：“谨启者：此次满洲事变以来，贵国竭力维持满蒙全境之治安，以致贵国军队及人民均受重大损害。
本执政深怀感奋，且确认此后敝国之安全发展，必赖贵国之援助、指导，为此，对于下列各项，特求贵国之允可：一、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托贵国，而且所需经费均敝国负担。
二、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权及新路之修筑，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
三、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多种设施，竭力援助。
四、敝国参议府挑选贵国知名卓识的国民任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选之选定，由贵军司令官保荐，其解职亦应商得贵军司令官之同意。
前项参议之人数及参议总数，若贵国有所建议，则依两国协议增减。
五、将来由两国缔结正式条约时，即以上列各项宗旨及规定为立约之根本。”
溥仪看了这封信后，心里凉了半截，但他脸上毫无表情。
他缓慢地拿起笔来签上自己的名字。
从表情和动作看他内心是十分矛盾的，签字是违心的。
因为这封信对于新成立的“满洲国”来说，就是一纸卖国条约；对于他个人来说，等于是交出了自己的卖身契。
大概所有的傀儡和儿皇帝都不好当，溥仪执政的第二天就开始扮演了表面上是主子，实际上是奴才的角色。
溥仪在给本庄繁的这封信里，把“满洲国”的军、政、财，及用人等大权全部交给了日本。
后来的事实也是如此。
比如：人事安排问题，表面上是按照“满洲国的组织大纲”产生的，实际上完全是由关东军提名内定的，政府重要人员是清一色的汉奸卖国贼，政府各个部局主要职务均由日本人担任。
伪满洲国中央政府里最重要的机构是国务院的总务厅，它下辖企划、法制、人事、主计、统计和弘报六个处局，是“满洲国”政府的一个纲架。
政府里最关键的位置是总务厅长官，他负责政策制定，指挥政府管理，有任免官吏、编制预算等一系列权力。
而总务厅长则由驹井德三、中野琥逸和甘粕正彦三个日本人把持着。
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关东厅长官。
后来又取得了对“满铁”的监督权，集四头政治于一身，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的总代表，伪满洲国的太上皇。
在伪满洲国的各个部都有日本人担任次长或顾问，每个部还有总务司或秘书处，这些司、局级领导人以及工作人员，大都是日本人。
“满洲国”成立时政府工作人员总共600人左右，而日本人就占了一半。
不久，本庄繁司令官还嫌日本人太少，又增加了120人。
这个政府从1932年成立到1945年崩溃，经历了长达14年时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它直接对东北人民进行血腥统治，犯下了滔天罪行。
日本侵略者为了建立和维护自己的统治，除在各地驻有关东军外，还把它的宪兵、警察和特务遍布东北各城市和乡村。
他们动辄以“抗日嫌疑”屠杀、犬食、活埋中国人民，制造了大量惨案。
1932年6月15日，在辽宁抚顺平顶山，一次屠杀了400多户3000多人。
---------------
8.人间地狱(5)
---------------
同年在丹东南岗头村屠杀了270多人。
1935年，在吉林省舒兰县屠杀了300多户5000多人。
从1932年到1944年，据不完全统计，日伪仅以“反满抗日”罪名就杀害了6�7万多名东北爱国同胞。
他们还制造了大规模的“无人区”和“人圈”，采用“以华制华”、“以夷制华”等手段进行统治。
男子14岁以上40岁以下一律服兵役，有违抗或反日行为者，杀其家属及保人。
他们在广大农村实行保、甲政策，即以区为单位组织保，设保长；以村或数村为单位组织甲，设甲长；10家为一牌，设牌长。
让土豪劣绅充当保、甲、牌长。
保、甲、牌内各户相互监视，实行连坐。
倘若一牌中发现有一户有反满抗日活动，或者与抗日游击队有联系，就要株连牌内其他九家，叫做“十家连坐”。
日军侵占东北的目的之一是把东北变成他们扩大侵略战争的资源补给地。
所以侵占东北后，大肆掠夺经济资源。
他们依照所谓的“日满经济一体化”方针，完全控制和操纵了东北的经济命脉。
日本政府与日本的三井、三菱、住友、安田等垄断财团相勾结，把魔爪伸向东北的铁路、钢铁、水泥、电气、制铝、化学、军工、金融贸易和农业等各行各业，使他们的资产由1931年的11亿日元增至1937年的21万亿日元，6年时间，猛增近两万倍。
伴随着日本侵略者的疯狂掠夺，就是中国劳工的血泪和累累白骨。
日本侵略者根本不把中国劳工当人看。
他们把骗招和抓来的劳工投入有铁丝网和高压电网的矿里，每天早上3点左右起来，给一碗发了霉的高粱米饭，吃完在门前污水沟里喝几口水，就被赶着下井了。
矿井条件极差，空气稀薄，不少人被憋死。
矿里随时都会发生塌顶和瓦斯爆炸，生命毫无保证。
在这样的条件下，每天要干12到14个小时。
夜里睡觉身子必须朝一个方向睡，不准脸对脸，不准睁眼，不准说话，即使在梦中翻个身也要遭到毒打。
一个叫谭金章的童工，冻得不行，悄悄向另一个童工说了声“冷”，日本监工便把二人拖下炕，跪在地下强迫他们相互打嘴巴。
他们不忍心下手，监工便举起镐把将二人打得血肉横飞。
不论刮风下雨，日本监工都不准矿工晚上穿衣服上厕所，即使冰天雪地，也必须光着身出去。
一个老矿工因解手时间长了点，便被监工一脚踢进了冰冷的粪坑，活活淹死。
日本侵略者为了强迫矿工们卖命，施以跪砖头、冻冰人、吊挂、坐电椅、灌辣椒水、用火炉烤、喂狼狗等种种惨无人道的酷刑。
有个姓刘的小伙子刚到方家柜煤矿时，得了泻肚病，拉得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要求休息一天。
日本监工便领着几个人来到他住的地方，把大铁锹烧得通红，强按着他坐在上面。
随着一声声惨叫，一缕缕腥臭的青烟升起，这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一会儿便被烙死了。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霸占了40多处煤矿和大量铁、金、镁、油页岩等矿产。
从1932年到1944年间，掠走煤22300多万吨，生铁1100多万吨，钢580多万吨，石油100多万吨。
在掠夺这些资源的同时，仅在鸡西、鹤岗、辽源、抚顺、阜新、北票等煤矿和鞍山、本溪南芬、弓长岭等铁矿以及丰满东山、大石桥虎石沟、金县龙王庙、石人、河龙、拉古哨等地，就制造了59处“万人坑”；掩埋了60多万中国矿工的尸骨。
仅在抚顺，日本人就留下了30余个“万人坑”，残害矿工30万人，平均每天有21具劳工的尸体被扔进“万人坑”，平均每掠夺700吨煤，就累死一个中国矿工。
在阜新煤矿，甚至每掠夺走200吨煤，就留下一具尸体。
在鸡西煤矿除留下7处万人坑外，还修建了5座炼人炉，10多万矿工被化为灰烬。
吉林省辽源矿区太信煤矿西南方的方家柜“万人坑”尸骨密密麻麻，一个挨着一个，一层压着一层。
在一处约200多平方米的地方，竟埋着三排矿工的尸骨，共179具。
他们肩靠着肩，腿压着腿，有的头骨、臂骨、腿骨上留着深深的刀斧砍痕；有的双腿用铁丝捆着，有的惨遭电刑，骨头呈黑色。
据幸存的工人回忆，很多人还未断气，就被拖到这里活埋了。
日本侵略者为了从思想上麻醉、肉体上残害东北人民，诱骗东北人民广种鸦片，大批良田变成毒地，到处设有官卖和零售所，仅沈阳一市就有零售所730多家。
据1937年敌伪调查材料，东北仅登记吸鸦片有瘾者就有590余万人，尚未登记及有嗜好者不计其数。
日伪仅1937年从销售鸦片所得盈利即达1800余万元，等于这一年伪满政府专卖盈利总数的一半。
随着毒物的充斥，娼妓、赌博、犯罪遍布了各地，极大地摧残了东北人民的身心健康。
日本侵略者为了永久地霸占东北，把2�5万户汉族和满族农户赶走，建立日本移民区，其手段极其无耻和残忍。
日本特务机关首先收买中国土匪，包围当地的村镇，强迫农民在村镇里建造日本式的房屋，并欺骗他们说，等房子盖好后，分给他们新地、新农具和种子。
---------------
8.人间地狱(6)
---------------
但新房一旦盖好，就让日本正规部队把他们押走。
这些部队的士兵则被告知说：“这批中国人是已判死刑的土匪家属，必须赶进集中营，用机枪扫射。”
另一些农民则交给日本步兵中队供新兵劈刺训练。
一个名叫奥列格·优尔金斯的白俄大学生，1920年由于仇视布尔什维克，同家人一起逃难来到中国东北。
奥列格和他的母亲把日本侵略者看做是“艰苦朴素的武士”。
后来，奥列格参加了日本特务组织，他的秘密警察教官加藤问他：“你钓鱼吗?”他说：“有时候去钓。”
加藤便对他说：“没有人替鱼难过，你今后一定要采取这种态度。”
此后，他便参加了一系列残害中国人的罪恶勾当。
但一年后，他的母亲成为日本人的人质，他的妻子成了妓女，他也成了日本人的奴才。
他醒悟后，把所见到的事偷偷写成文章在西方发表，但他也随之消失了。
他在文章中详细描写了日军用中国人做劈刺训练的血腥场面。
日本兵把“靶子”捆在木桩上，强迫新兵端着刺刀去刺。
一些新兵开始十分胆怯，茫然不知所措，军官和老兵便对他们又打又骂，或用恶语刺激他们。
于是这些新兵便端起刺刀轮流向“靶子”冲刺。
“靶子”的鲜血溅了这些新兵一身。
劈刺练习直至“靶子”的躯体支离破碎，从捆绑的绳索上掉下为止。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细菌战部队，用中国人做试验，犯下了滔天罪行。
石井四郎中将本是东京军医院医生，曾专门学习过病理学和细菌学。
为了适应战争需要，曾到德国学习和研究细菌武器，回国后极力鼓吹细菌战。
1933年，石井来到中国东北，组建了进行细菌战的“细菌实验所”，又称“石井部队”。
1935到1936年间，在石井部队的基础上，在哈尔滨以南20公里的平房镇组建了“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又称731部队；在长春市以南10公里的孟家屯组建了“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又称100部队。
这两支细菌部队以活人代替动物进行试验，专门培植、制造鼠疫、霍乱、坏疽、伤寒、结核、破伤风、鼻疽、牛瘟等疫病细菌。
为了建设731工程，动用了中国3000多名劳工。
工程竣工之时，为了掩盖其罪恶勾当，将全部劳工秘密杀害。
为做试验死在这两个部队的中国人、蒙古人、朝鲜人和苏联人不计其数。
仅在731部队这个秘密魔窟，1942年11月到1945年8月的近3年时间，就有三四千人在试验中丧生，死后即被投入炼人炉。
石井把抓来的人统统称为“原木”，进行编号。
以他们进行的试验名目繁多，手段极其残忍。
有的是把细菌液注入人体，推进透明的隔离室里，在外面观察“原木”病变情形；有的是让“原木”饮用染菌水和口服染菌食物，然后观察他们的病变情景。
还进行毒气试验，冻伤治疗试验，真空环境试验，及活人解剖。
石井对菌液注射实验特别重视，每天都指使部属对“原木”进行试验。
他们把“原木”的衣服脱光，关在透明的隔离室，强行往他们身上注射鼠疫菌液。
数小时后，这些人便淋巴腺红肿，面部和胸部变成紫黑色，其余部位皮肤呈暗红色。
这些“原木”在极其痛苦中死后，便被投入炼人炉灭迹。
他们把成熟的西瓜、甜瓜等水果注入伤寒菌液，测量细菌繁殖程度，然后让“原木”吃。
在透明密闭的试验室内进行毒气试验更是灭绝人性，一次就能夺去十几个到几十个人的性命。
一天，石井指使部下把母女二人投入密闭室，然后让毒气渗入。
小女孩突然从母亲怀里抬起头，瞪着一双不解的大眼睛，痛苦惊慌地四处望。
母亲拼命保护孩子，她们很快就被毒死了，母亲在临死前的痉挛中还死死地抱着孩子。
而进行试验的日本人则手拿秒表，冷漠地观察全过程。
为了试验冻伤防治，石井部队把“原木”在严寒的夜晚赶入旷野，让他们把双手插入冰水木桶里，甚至将他们的双手放进特制的透明冰箱里观察冻伤情况，并用棍子敲打看是否已经冻硬。
石井部队里，最繁忙和最血腥的是活人解剖。
不论男女老幼、有病没病均在解剖之列。
尤其是解剖儿童和妇女的惨景更是目不忍睹。
一次，日军为了搞到健康、新鲜的标本，把一个12岁的男孩活活解剖了。
日军将这个男孩强行按在手术台上，用扣带把四肢紧紧扣住，消毒和注射了麻醉剂后，一刀就把他的腹部切开了，然后按肠、胰腺、肝、肾、胃的顺序取出各部内脏扔进铁桶里，最后装入有福尔马林液的玻璃容器内。
取出的内脏有的还在福尔马林液里不停地抽动着，然后又从小孩的耳朵到鼻子横切一刀，掀开头皮用锯子把头盖骨锯成三角形，把头盖骨掀开，把脑子取出来……手术台上只留下少年的四肢、一具空壳和一滩鲜红的血。
---------------
8.人间地狱(7)
---------------
他们还怀着报复心理，把抗日将领宋哲元的情人活活解剖，把其各个器官制成标本。
为了试验细菌弹的杀伤力，日军把“原木”绑在野外的木柱上，把他们的裤子脱下，露出屁股，把菌弹投在附近，让弹片扎进“原木”的肉里，然后观察其感染情况及死亡时的惨状。
日寇为了消灭中国的抗日力量，在东北的哈尔滨、浙江宁波、湖南常德、四川重庆、浙赣铁路一线、晋冀鲁豫和晋绥边区投放了大量伤寒、霍乱、鼠疫等细菌弹，造成严重瘟疫，残杀了无数中国人民。
---------------
9.黄浦江中流的是血(1)
---------------
日军为了掩盖其在东北的侵略罪行，转移各国的舆论，决定在中国南方最大的城市、外国租界地最多的上海挑起事端。
上海是长江的门户，是我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和进出口贸易港口，也是世界东方的金融贸易中心。
它通过沪杭、沪宁铁路和长江成为通往内地的枢纽。
又是守卫当时首都南京的屏障，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日军认为在上海挑起事端不仅能够转移中国和世界对其占领东北的视线，又能使中国丧失经济中心，达到迅速灭亡中国的目的，所以加紧进行策划。
1932年1月，关东军派坂垣大佐回到东京，与参谋本部研究发动上海战争的准备工作。
1932年1月10日，准备方案确定后，坂垣从东京给上海的特务机关长、满洲公主东珠的姘夫田中发了如下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但中央有人因列强反对仍持怀疑态度。
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在坂垣来电之前，田中已利用满洲公主东珠进行了大量特务间谍活动。
东珠是1931年12月13日回到上海的。
当时孙中山先生的儿子孙科正在上海劝说日本支持他的国民党粤系，反对已经下野的蒋介石。
东珠利用与孙科纠缠的机会，从孙科那里获得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大量情况，了解到国民党处于分崩离析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是日本举事的大好时机。
她还和驻上海的一个英国武官睡觉，从他那里刺探到西方国家不愿为日本侵略付出较大代价。
她雇用了一批上海的地痞流氓，充当她的打手、爆破手和纵火者，为在上海发动事变煽风点火。
1月9日，星期六，东珠鼓动上海新闻界的人士在报上报道了设在上海的“朝鲜独立运动”成员尹邦昌刺杀日本裕仁天皇的消息，并说“不幸没有命中”。
上海的《民国日报》和其他中国城市的报纸也登载了这个消息。
东珠等人便在日侨中进行煽动，说中国报纸污辱了天皇，从而引起在华日侨骚乱，捣毁了几家中国报馆。
尽管中国报纸的编辑对此做了赔礼道歉，但日本特务机关决心以此作为扩大战争的理由。
田中收到坂垣的电报后，立即从特务经费中提出6000美元给东珠。
东珠便把这些钱用在了日本人经营的三友实业公司的毛巾厂，把一半钱分给该厂的中国雇工，一半钱给了她收买的工人流氓。
几天后的晚上，在上海一个隐蔽的地下室里，第二道门口站着一个穿白袍的日本矮胖和尚，屋里点着几根蜡烛。
不一会儿，就有一个和尚敲门，矮胖和尚让其入内打坐，等待其他人到来。
不久，有两个目莲宗的和尚和三个妙法佛寺的僧徒一共5个人陆续进来。
他们是田中和东珠精心挑选来的日本和尚，其实妙法佛寺的一个和尚是朝鲜人。
这5个人坐定后，穿白袍的矮胖和尚举着烛光也进入屋内，他念了一段深奥的“莲花经”后，就要求与会者清除一切杂念，普渡众生。
然后严肃地向他们宣示：“你们效劳的时间到了！”第二天，即1月18日下午，这5个和尚便敲着锣、念着经大摇大摆地来到上海马玉山路三友实业公司毛巾厂门前，故意让他们的行为引人注意使人讨厌。
他们刚走到预定地点，便遭到东珠雇来的街头流氓、打手和收买的毛巾厂的工人的毒打，其中一名和尚送往医院后死亡。
19日下午，在田中和东珠等人的煽动下，上海虹口日本人的俱乐部里召开了有六七千人参加的日侨大会，要求中国方面严惩殴打日本僧人的凶手，赔偿损失，向日方道歉。
1月20日晨，田中等人又指使日本宪兵大尉重藤千春率领60多名“日本青年同志会”的暴徒，乘黑夜袭击了毛巾厂。
他们用事先准备好的硫磺弹焚烧了毛巾厂的厂房，损坏30余台机器。
与此同时，预先埋伏在引翔港各亭的日本人，砍伤向捕房报警的华捕两名，砍死一人。
下午两点，千余日侨集会，要求日本政府派兵来保护侨民。
会后，600多日本人持械游行，大呼挑衅性口号，阻止电车通行，砸了数家商店。
与此同时，田中少佐和重藤大尉把日侨要求派兵保护的请求转给日本三井财团驻上海的代表，并用手枪逼着他把电报拍给东京的三井总公司，让三井总公司把这个请求送给日本首相。
21日，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反以日僧挑衅事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向日方道歉，严惩凶手，赔偿一切损失和取缔抗日运动等四项无理要求。
26日，日本天皇的最高军事会议在参谋总长闲院宫主持下做出决定，并立即训令在上海的盐泽幸一海军大将“行使自卫权”。
日军便以“保护日侨”为名，加紧调兵遣将。
至27日，日在上海的军舰已增至30余艘，飞机40多架，铁甲车数十辆，陆战队员增至6000多人。
同时派海军陆战队在上海四川路、闸北、天通庵、宝山路、横滨路一带武装巡逻。
日军布置好后，即于27日晚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28日下午6时前对四项条件予以答复，否则，“日本海军将自由行动”。
---------------
9.黄浦江中流的是血(2)
---------------
上海市长吴铁城根据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于1月28日下午3时接受了日本的最后通牒，并在限期前封闭了《民国日报》以及上海市各界抗日救国会。
但满洲公主东珠却在28日8点指使人把一枚不能爆炸的炸弹扔进了日本领事馆。
日本驻上海舰队司令盐泽幸一遂于28日下午又发出一个最后通牒，限驻上海的国民党第19路军立即退出闸北，让给日军进驻。
通牒发出后，盐泽幸一在日本旗舰上与《纽约时报》记者哈利特·阿本德一起饮鸡尾酒，他在饮第二杯威士忌苏打酒时，笑着告诉哈利特·阿本德：“上海吴市长即使接受日本的全部要求也无济于事，今晚我将派我的陆战队进驻闸北，保护我们的侨民和维持秩序。”
送走哈利特·阿本德后，盐泽大将想，大日本陆军在东北立了大功，我大日本海军也要在上海进行一次举世瞩目的行动。
他像一匹嗷嗷待发的战马，在军舰的甲板上不安地来回走着。
上海市区与海上各种舰只的灯光交相辉映，使宁静的夜晚更加美丽。
一阵寒风吹来，掀开了盐泽崭新的军大衣。
他打了个寒颤，随即看了看手表，便回到舱内的指挥位置。
他不等中国政府的回答，迫不及待地命令他的6000名陆战队员按预定计划袭击闸北的中国驻军。
他狂叫：“我们要在4小时之内扫清上海驻军。”
闸北在公共租界日本区以北，那里需要保护的日本侨民在两天以前已撤退完了。
当日本士兵越过日本防区界线沿着昏暗的街道向北推进时，那些穿着夜礼服的洋人在晚宴和观戏后，一边往回走，一边打闹取笑。
一个已有醉意的大鼻子向他的同伙大发议论：“在中国……在上海……比日本人战胜更糟的惟一……惟一情况就是中国战胜。
让这些日本鬼子去打吧，阿……阿门!
”
骄傲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根本瞧不起中国军队，他们打着火把，一边前进，一边说说笑笑，像郊游野餐一样轻松愉快。
他们一边前进一边在身后拉上铁丝网，建立路障。
深夜23点30分，日军行到闸北通天庵路，突然向驻守在那里的19路军156旅发动袭击，震惊中外的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了。
当时驻守在上海的是由蒋光鼐、蔡廷锴等人领导的第19路军。
该军原在江西奉命“剿共”，在中国共产党“枪口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感召下，全军3万余人放弃“剿共”，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
调淞沪一带后，进一步受到上海人民抗日热潮的感染，增强了抗日的信心和决心。
19路军有些部队的驻地与日军营房距离很近，彼此可以望见，他们有时故意搞些演习给日军看。
但该军从“九·一八事变”起，连军饷都领不到，抗日的准备工作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而且调来不久，情况生疏，不了解日军的真正企图，国民党政府又不给他们提供任何有关情报。
直到战争爆发前两周，他们才从自己所得的情报中判断出日军的侵略已不可避免，才积极进行应战部署。
1月23日，19路军负责人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开了驻沪部队营以上干部紧急会议，进行战备动员。
军长蔡廷锴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挑衅，处处在压迫我们，商店被捣毁，人民被污辱，并加派兵舰和航空母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
我最近同淞沪警备司令部戴司令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死也要决心去拼。
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
警备司令戴戟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
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决一死战。”
总指挥蒋光鼐在散会前说：“从物资方面，我们远不如敌，但我们有万众一心的精诚，有两三万官兵，就可以打开一条必胜之路，保卫住上海。”
由于19路军领导集团决心抗战，与会人员群情激昂，个个摩拳擦掌，一致表示：“誓死保卫上海。”
当日下午7时，19路军向全军发出了紧急战备密令。
1月24日，蔡廷锴军长与区寿年将军抵达苏州，召集第19路军驻苏州高级将领沈光汉、李盛宗、邓志才等，在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
蔡军长在会上慷慨陈词，再次表明19路军抗战决心。
驻苏州将领一致拥护团结抗日。
这两次会议后，19路军已动员起来了，并基本上完成了部队调动和战略战术的准备。
1932年1月28日深夜23点，日军奉命突然向156旅发起进攻，该旅旅长翁照垣根据军部23日密令第二项：“如日本军队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
便命令部队立即抵抗。
于是，街道上、墙壁上和楼上的窗口，同时喷射出仇恨的子弹，猛烈地向日军射去。
紧接着，就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巷战。
日本海军陆战队员以为上海守军也和东北军一样，不敢还手，不料遭此突然袭击，顿时乱作一团，还来不及整队，已倒下了上百人。
---------------
9.黄浦江中流的是血(3)
---------------
我军奋勇抵抗，使盐泽司令恼羞成怒。
他立即指挥日海军陆战队以20多辆铁甲车为前导，分五路从闸北各马路口进犯。
我军战士看见了日寇，一个个红了眼，枪声、炮声、打杀声惊天动地。
5团10营2连下士班长潘德章怀抱机枪向敌猛烈扫射，击毙日军数十名。
他左臂负伤后，血顺着手臂流到手腕，但仍然紧抱着机枪向敌猛扫，迫使敌人狼狈逃窜。
上等兵伍培、伍金是兄弟俩，武艺高强，在与敌人肉搏时，接连刺毙敌军十几个，终因敌众而光荣牺牲。
3连中尉副连长和上士班长在闸北宝山路宝源路口击毙十几个日兵，身上多处受伤不下火线，迎着敌人冲了上去，以身殉国。
尤其是当敌铁甲车直冲过来时，战士们沉着镇定，毫不畏惧。
50码，30码……一排排手榴弹雨点般地飞出去，一团团烟尘飞腾起来，敌人的铁甲车被迫逃跑。
我军机枪又瞄准敌群猛打。
第一次交战，我军毙敌300余人、伤数百人。
这一晚，上海港内所有可以抽调的日本船员都发了枪，并派他们上岸参加战斗。
但19路军英勇奋战，到29日天亮时，已快突破日军街头工事，临近日本租界了。
盐泽海军大将下令出动两艘航空母舰上的飞机，空袭中国军队，并在闸北南市一带人口密集的居民区投下大量炸弹，把收藏和印刷珍贵善本和手稿的商务印书馆炸得只留下一个骨架。
全世界第一次从这里看到了飞机大规模轰炸平民区的惨景，数以百计的妇女、儿童被炸得血肉横飞。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德国飞机投下的炸药也只把伦敦的几所房子炸开了顶，人员伤亡很少。
盐泽大将因此获得了“屠杀婴儿的刽子手”的“殊荣”。
面对日军的进攻和狂轰滥炸，蔡军长向全军发出号召：“纵令血染黄浦江，19路军也要和日军战斗到最后一个人。”
由于19路军万众一心，又得到上海人民的大力支持，日军虽有飞机助战，但各路进攻均被击退，我军截获敌铁甲车3辆，打死打伤大量日军。
日军进攻受挫后，便通过英、法、美各国领事向我提出停战要求，以便等待援军，卷土重来。
我军明知这是敌的缓兵之计，但因也要加强部署，故同意停战，并将原驻镇江以东的第60师调到南翔、真如一带，将第61师调来上海，原在上海的第78师加强一线防御。
19路军的抗日行动是违背蒋介石的旨意的。
日军在上海挑衅前，蒋介石正在杭州休息。
当他听到上海市长吴铁城的报告后，当夜即同汪精卫返回南京，召见了海军部长陈绍宽，对陈严肃地说：“中国海军决不能与日本海军打起来，相反，要友好地相处。”
因此，在19路军与日海军浴血奋战时，中国海军奉令调入长江躲避。
陈绍宽还给各舰队下达了密令：“各舰队司令：密。
准日本海军司令来函，略称：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舰也不攻击中国军舰，以维持友谊等情，凡我舰队，应守镇静。”
此时人们还看到，中国海军部的兵舰奉令买了很多青菜和鸡鸭鱼肉送到日本军舰上，以示友好。
更为恶劣的是，蒋介石的海军部向日本神户船厂订购了一艘新舰。
这只舰在中日战事正酣时下水，驻东京的中国公使奉命出席了下水典礼，并和日本海军军官频频举杯祝酒，互祝中日和睦友好。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听说蔡廷锴军长发表过“日军倘敢进犯，决予抵抗”的谈话，大为恼火，立即叫人挂通了给蔡军长的电话。
蔡军长在电话中向蒋介石报告了情况，说：“现在形势虽然紧张，但还没有开火。
我一定遵照命令，绝不向对方先开第一枪。
但如果敌人真的向我进攻，我作为军人，守土有责，请总司令放心。”
“不，不，不是这个意思，”蒋介石赶快说：“我们什么都不如人家，仗无论如何不能打。
现在离他们最后通牒时限没几个钟头了，你赶快命令部队撤退!
”
“撤退?”蔡军长的声音有些发抖。
“对。”
蒋介石继续说：“现在是3点钟，19路军要迅速后退30公里，真如、南翔、上海闸北一带防务改由宪兵担任!
”
“总司令!
”
蔡军长想申辩，蒋介石立即截断他的话，“就这样，我很忙!
”
说完就把电话挂断了。
蔡廷锴将军1892年生于广东省罗定县龙岩乡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自幼父母双亡，家无隔宿之粮，终日为了生计辛劳。
16岁已当家做主，携带幼弟，勤耕苦种，饥度时光。
18岁时，由于痛恨满清政府，投军入伍，加入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同盟会。
他靠自己的努力，由一个士兵一直升为军长。
由于他很能打仗，在国民党将领中，颇受蒋介石的重视，被调往上海一带驻防。
但自“一·二八”淞沪战役之后，为蒋介石所不容，以至调往福建，并用重兵围剿，他被迫逃亡海外。
---------------
9.黄浦江中流的是血(4)
---------------
“七·七”事变以后，才回国任26集团军总司令。
抗战胜利后，自动脱离军职，在香港组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1948年，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号召”，秘密进入东北解放区。
全国解放后，一直为新中国的建设操劳，担任过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终年76岁。
蔡军长是个爱国心极强的军人，面对敌人的严重威胁，他深知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会带来什么后果。
但不执行又不行，他便想拖一拖，待宪兵来接防。
但宪兵未到，日军已向他们部队发动了突然袭击。
他义无反顾，率领全军与日军展开了浴血奋战。
1月28日打退日军进攻后，他为了表明抗日决心，争取全国和上海人民的支持，毅然于29日凌晨1时与蒋光鼐总指挥、戴戟司令一起向全国发出通电：“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旌垂亡!
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
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18日夜11时公然在上海闸北侵入我防线，向我挑衅。
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
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
此志此心，可质天日而昭世界。
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
通电发出后，立即受到全国人民的称颂，各地拥电纷至沓来，上海人民也掀起了反蒋抗日新高潮。
这对蔡军长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进一步坚定了抗战决心。
与此同时，日军也加紧调兵遣将。
1月30日，日航空母舰3艘、巡洋舰2艘、驱逐舰4艘及陆战队员5000人开到上海后，便无耻抵赖其提出的停战要求，于31日23时，再次向我闸北防地猛攻，但却遭到了上海守军更加顽强的抵抗。
战争的第一个星期，始终在闸北进行，日军未得任何便宜。
2月4日，敌人经过整顿后，开始向我发动第一次总攻，战火蔓延到江湾、吴淞一带。
各线均展开了激烈的搏斗。
在我军将士的英勇打击下，闸北地区向我进攻的日军被迫撤退；江湾日军一个联队被我全歼。
经过9个小时的激战，完全粉碎了日军的总攻。
声称“要在4小时扫清上海驻军”的盐泽大将被革职调回日本。
接替盐泽的是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野村。
他到沪后，日海陆空军已增至1万人以上。
他虽不敢像盐泽那样夸口，但仍狂傲地对西方记者说：“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壕沟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观。”
2月11日下午，日军飞机在闸北投下了大量燃烧弹，同时用大炮猛轰，闸北成了一片火海。
在曹家桥、蕴藻浜一带敌我双方经过激烈枪战后，展开了肉搏战，战斗之激烈，自开战以来未见，数百日军倒在血泊中，我军亦伤亡惨重。
正当19路军孤军苦战之时，上海又杀出一员大将：张治中将军。
张治中将军出生在安徽省巢县西乡一个贫穷的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
当过学徒，曾在“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的瓜洲一带度过一段辛酸的流浪生涯。
后考入扬州巡警教练所，当过警察。
武昌起义后，到上海参加学生军，先后在武昌陆军军官第二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
毕业后，担任过警卫队长、连长、旅参谋长等职，参加过黄埔建校、广州誓师和北伐战争，1928年到1937年在中央军校任教育长。
10年中，曾5次带兵出征，参加了两次淞沪会战，立下了汗马功劳。
他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三到延安，代表国民党政府同共产党进行过多次谈判。
1945年秋，他亲自接送毛泽东主席到重庆谈判。
1949年4月，以他为首席代表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与中共签订的“和平协定”遭到南京国民政府拒绝后，他在历史转折关头，毅然留在北京，并发表了《对时局的声明》。
他应邀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他致电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促成了新疆的和平解放。
全国解放后，他为社会主义建设、为祖国的和平统一作出了重要贡献。
上海抗战开始后，张治中将军正在中央军校任职。
他对19路军的壮举，甚为感动，但认为19路军孤军作战，难以持久。
于是在2月初，蒋介石从洛阳到浦口时，他借迎接的机会，向蒋提出中央部队必须参战的意见，并表示，如果现在没有别的人可以去，他愿意去。
“兵是有的，不过要留着打红军。”
这是蒋介石的一贯思想。
但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又因囚禁胡汉民等劣迹，受到两广粤系实力人物的强大压力，要求他下野。
在万般无奈下，同意了张治中的意见，并让军政部长何应钦调动散驻京沪、京杭两线上的第87和第88两师，合成第5军，另加中央军校教导队，统一由张治中指挥，援助第19路军。
---------------
9.黄浦江中流的是血(5)
---------------
张治中将军决心以死报国，在离开南京前夕，端端正正地写了一封遗书发出。
16日，他到上海，第5军随即接替了19路军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蕴藻浜至吴淞西端一线之防务，并以一部兵力担任沿江警戒。
18日，张治中奉命担任左翼军指挥官，蔡廷锴任右翼军指挥官。
部署大体就绪后，他向蒋介石发了一电，表示“此次奉命抗战，即下了最大决心，誓以死报国，并与19路军团结一致……和衷共济”。
同时又发布了《告全军将士书》，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我们全国一致的呼声，一致的要求，一致的决心。
现在，行动已代替了口号，实力已代替了空言。
我们的存亡，将诉之于极猛烈的战斗……治中个人誓与我军将士共患难，同生死，深望我全军将士，人抱必死之心，以救国家，以救民族。
假如日军有一兵一卒留我国内，我们的责任即未完成；反之，我们如尚有一兵一卒，必与敌人拚命到底……同志们冲向前去，最后的胜利，终属我们最后的努力者!
”
经过多次战斗动员，全军将士群情振奋，斗志昂扬，与敌展开了猛烈的战斗，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
日军企图从几方面包抄我吴淞守军的计划完全被粉碎。
2月中旬，野村指挥官因作战不利被撤换，改由第9师团长植田谦吉接任。
此时，日陆军已达3万人，野炮增至六七十门，飞机60余架，战舰增至数十艘，海军陆战队已调往次要战线。
2月18日，植田向蔡军长提出一个“哀的美敦书”，要求上海驻军必须于2月20日7时将第一线部队撤完，拆除炮台及其他一切军事设施。
并威胁说：“如以上各项不能实行时，日军将采取自由行动。
其结果所产生之一切责任，由贵军负之。”
蔡军长接到“哀的美敦书”后，非常愤慨，即与蒋光鼐总指挥等高级将领商议，下令前线部队集中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的回答。
2月20日晨，敌人发动了第二次总攻，一路进击张华滨一带，一路由杨家浦进犯，攻势甚猛。
江湾、庙行位于闸北与吴淞之间，由于位置重要，是敌进攻的重点，从早到晚战斗没有停歇。
经过一天的血战，入夜敌继续进攻，竟夜炮声不绝。
21日，植田总司令亲自指挥进攻，我阵地工事被毁很多。
我军官兵总结了经验教训，敌炮轰时，隐蔽在战壕内，沉着不动，待敌步兵接近，就用手榴弹、步枪迎头痛击，冲锋肉搏，迫敌后退。
22日，敌又倾巢来犯。
我庙行镇以南88师527团第3营大、小麦家宅阵地工事全部被炸毁，营长陈振新阵亡，阵地被敌突破一段，形势十分危急。
这时，张治中军长亲率教导总队到88师指挥、策应。
他令87师259旅孙元良旅长率部向庙行增援；令守蕴藻浜北岸的宋希濂旅长率其主力由纪家桥渡河抄袭敌侧背；令俞济时师长率部对被敌突破地区实施反攻。
我61师张炎副师长率2个团由竹园墩出击。
在我三面夹击下，敌仓皇溃逃。
庙行战斗是开战以来最激烈的一次战斗。
敌第9师团及留米混成旅团的精锐横尸遍野，达三四千具之多。
我军亦伤亡一千多官兵。
3天后，蒋介石在给张治中将军的电报中称：“自经22日庙行镇一役，我军声誉在国际上顿增十倍。
连日各国舆论莫不称颂我军精勇无敌，而倭寇军誉则一落千丈也。”
我军在前线痛击敌军时，我敢死队员潜水将敌旗舰“出云号”炸伤，致使日本国内朝野震动，且因劳师无功，战事无法速决，引起了反战浪潮。
但日军不甘心其失败，又撤换了植田，改派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率3个师10万大军来沪作战，同时增调飞机200多架。
这时，我军已战斗月余，兵员、武器弹药消耗很多，防守战线又绵延百余里。
蒋介石嘴上讲得好听，但不派援兵，使守沪官兵处境十分困难。
如：我军左侧背绵延数十里的沿江警戒线，只由张治中的总教导队一个营和东北大学校长冯义勇先生组织的学生义勇军担任守备任务。
而此防线对我至关重要，南京总部也要求早做准备。
张治中将军只能把原守蕴藻浜北岸阵地的87师2个团调往田湾为预备队，准备一旦战役吃紧，前可策应江湾、庙行，后可兼顾浏河、杨林口等长江防线。
但这仍是战役布局中的一大漏洞。
日军吸取了与我军正面作战不利的教训，又看出了我军布局上的缺点，遂改变战术，沿长江沿岸向我军侧背进攻。
白川义则大将的10万增援人马来到上海后，即令第14师团全部住在运输舰中，泊在崇明海面待命。
日军为了麻痹上海守军，实现其作战意图，又把“满洲公主”东珠这个女间谍放了出来。
上海战事爆发后，东珠就像一只绿头苍蝇在战区内飞来飞去，极尽破坏之能事。
她为了掌握中国军队的阵地及指挥官位置，与日军霞浦航空队的海军飞行员打得火热，这些飞行员经常带她上天，向她详细介绍我区内她需要了解的一切。
---------------
9.黄浦江中流的是血(6)
---------------
东珠在上海的最大“功绩”之一是利用她的特殊身份，把南京政府原国务院总理孙科弄到她家里保护起来。
她施展女人所能施展的一切伎俩，让孙科向19路军所有最重要的将领都写了介绍信。
然后，把孙科送上一艘国籍不明的“野鸡”船，让他回华南家乡去了。
东珠从孙科那里猎取了大量情报，又根据日本特务机关的安排，带上孙科写的介绍信，女扮男装，步行访问19路军军长蔡廷锴。
她未经查问就从日本防线跑了出来，日本哨兵跟着朝天放了一阵枪。
19路军哨兵听到她用广东话高喊“救命!
”
就让她进了防线。
她拿出介绍信，经过各级指挥官的审查，最后来到蔡军长的防空洞里。
她欺骗蔡军长说，孙科还住在她的寓所。
她先向蔡军长提供了日军部署的一些可信情报，然后诡称她看到日军新增援的第11师团和第14师团在上海码头下船，妄图使蔡军长相信日军仍准备在正面发动进攻。
蔡军长虽未完全相信她的话，但却相信日军兵力集中在正面一线。
3月1日拂晓，日军将我吴淞要塞及狮子林炮位全部炸毁后，在江湾、庙行一线正面发起总攻。
与此同时，20余艘战舰携带无数民船和马达船，利用烟幕掩护，在我侧背沿江一线兵力单薄的六浜口、杨林口、七丫口登陆，并连占浮桥等地，向茜泾要地猛扑。
我教导总队一个连拼死搏斗，伤亡殆尽。
张治中将军立即命87师两个团飞驰截击。
但两个团只得到11辆汽车，援助途中又与敌遭遇，展开白刃格斗；运输汽车在浏河车站和途中几乎全被敌机炸毁，部队只好徒步前进，致使与敌在茜泾苦斗的一个营处在三面围攻之中。
这个营虽然伤亡巨大，但在朱耀章营长的率领下，全营视死如归，毫不畏惧，自晨至夜，使敌未能前进一步。
但我侧背整个战线，由于猝不及防，且敌众我寡，后续无援，节节败退。
由于战局的突然变化，中国守军立即陷入前后受敌、被围歼的危险境地。
为了保存实力，3月1日晚9点，蒋总指挥下达了转移阵地的命令，我军被迫后撤。
撤退前，517团第1营营长朱耀章在月光下巡视阵地，面对着一片又一片炮火累累的弹坑和一滩又一滩战友的皿迹，他一字一泪地写下一首《月夜巡视阵线有感》的诗：风萧萧，夜沉沉，一轮明月照征人。
尽我军人责，信步阵地巡。
曾日月之有几何?世事浮云，弱肉强争!
火融融，炮隆隆，黄浦江岸一片红!
大厦成瓦砾，市镇作战场，昔日繁华今何在?公理沉沦，人面狼心!
月愈浓，星愈稀，四周妇哭儿嚎啼。
男儿百战死，壮士十年归!
人生上寿只百年，无须留连，听其自然!
为自由，争生存，沪上麾兵抗强权。
踏尽河边草，洒遍英雄泪，又何必气短情长?宁碎头颅，还我河山！3月2日晚，87师517团由庙行左翼趋抵娄塘附近。
朱耀章营长和他的战士们积疲未释，血衣犹红。
凌晨1时，一千多日军忽自浏河猛扑过来。
朱营长等奋起抵抗。
激战2小时后，敌越来越多，我警戒线已丧失二分之一，前哨一线逐个被敌包围，我军战士拼死抵抗，把敌人抑留在娄塘附近。
到上午8时，敌又增加主力4000余人，开始向我阵地突击，并向我右翼包围，一直冲到我517团团部门前，情况万分危险。
10时，敌已增到七八千人，环绕于娄塘一带我阵地前面。
敌军此举的企图是突破我嘉、太中间地区，直下铁路，截断第5军和19路军退路，予以包围歼灭。
所以敌人不惜一切代价要夺取这一地带。
而我517团孤军奋战，弹药已将用尽。
到午后，各点均被突破，517团被围核心，死伤逾半。
下午，虽然援兵到达葛隆镇，但517团战况越陷不利。
到最后关头，团长张世希率所属官兵向敌冲去。
朱营长以必死决心激励士兵，跳出掩体，带头猛冲。
敌人的机枪如雨点般打来，朱营长等前仆后继，冒死冲击，杀声震野，势不可挡。
敌受了这一猛冲才向后退去，重围遂解。
朱营长身中7弹，这位为抗日“宁碎头颅”的英雄和诗人，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这一仗，我军虽然牺牲近千人，但却粉碎了敌人断我后路、围歼我军的企图，使我大部分部队撤出重围。
1932年3月3日，国际联盟做出决定，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
国民党政府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于5月5日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
规定日军永久停驻在吴淞、闸北、江湾及南翔等洒满抗日将士鲜血的广大区域；南市、浦东不准驻中国任何军队；把长江沿岸福山到太仓、安亭及白鹤江起直到苏州河为止的广大地区，交给日本及英、美、法、意等帝国主义共管；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把第19路军调离上海，派到福建去“剿共”。
---------------
9.黄浦江中流的是血(7)
---------------
至此，淞沪抗战被蒋介石政府彻底出卖了，上海虹口公园旁边那座灰色大厦上挂出了“大日本海军陆战队”的牌子。
在淞沪抗战中，19路军和第5军共伤亡1�17万余人，上海市民被日寇炸死1�1万多人，炸伤4300余人，毁坏民宅1�6万户。
中国最大、历史最悠久的商务印书馆被日机炸坏烧毁，东方图书馆收藏的数百万卷书籍资料，包括“涵芬楼”所藏十多万册宋版、元版的珍贵古籍图书和清乾隆年间缮写的四库全书均被焚烧，烧剩的其他珍贵书籍又被日军抢运了7天7夜。
19路军和第5军撤出上海后，第5军奉命驻守自后塘湖经常熟到福山镇、鹿苑镇一线，军部设在常熟。
张治中军长在常熟期间，中外人士来慰问、访问者络绎不绝。
全国人民对抗日将士的关怀爱戴使张治中将军感怀不已。
尤其令他感动的是他在黄埔军校时的师母、廖仲恺先生的夫人何香凝也来慰问。
她在他的军部住下，慰问之余，慷慨赋诗，其中有一首题为《赠前敌将士》：倭奴侵略，野心未死，既据我东北三省，又占我申江土地，叹我大好河山，今非昔比。
焚毁我多少城市，惨杀我多少同胞，强奸我多少妇女，耻!
你等是血性军人，怎样下得这点气?廖师母在“九·一八事变”后，还给张治中将军写来一封信，送来女褂一件，并附诗一首，要张治中教育长转达黄埔学生将领，诗云：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
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
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何香凝师母的爱国之心和那感人肺腑的诗句，深深激励着张治中将军，使他经常回想起全国人民和上海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宋庆龄、何香凝等知名人士支援上海抗战的情景。
淞沪抗战一开始，上海各界人民就展开了大规模的支前捐献运动，现款、金银、药品、日用品、各种器材堆积如山。
工人、学生、工商业者、妇女、儿童、艺人、车夫踊跃支前。
当上海人民知道前线急需交通工具时，不到半天时间，成千上万辆汽车、运货车、脚踏车即送往军营。
全国各地及侨居在东南亚、旧金山等地的华人的捐款也纷至沓来。
仅19路军统计，淞沪抗战开始后，海内外同胞捐款约700万元，相当于19路军全军将士2个月的军饷。
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坚决号召全国人民抗日，并通过上海的工会、学生会、商会及其他群众组织，开展了对19路军和第5军的声势浩大的支援活动，动员各界人士组成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运输队积极支援和配合前线作战。
当前线需要大量手榴弹，请求南京军政部发给遭到拒绝后，就由总工会动员募集了几万只空烟罐，赶制成“土炸弹”运往前方使用。
凡前线迫切需要的交通工具、医药用品、通信器材、工事物资等，均及时募集供应，连前线战士每天两顿伙食，也组织郊区人民分区做好送去。
1月30日上午，宋庆龄、何香凝等到上海真如慰问前线将士。
在她们的号召和组织下，一天就筹设了几十个伤兵医院。
何香凝在前线慰问时，正值天降大雪，气候严寒。
当她看到我军官兵在雪地里只穿着单衣和夹衣时，心情十分沉重。
回去后立即发动各界群众开展捐制棉衣运动，5天内即制就棉衣裤3万多套，使官兵们穿上了暖和的冬装。
张治中将军在常熟期间，有一天清晨来到秀丽的虞山脚下。
这里有一座古刹，即唐朝诗人常建所咏的“清晨入古寺”的古刹——破山寺(现名兴福寺)。
他在寺中一边参观，一边吟诵着常建的诗句，然后沿山路一直上到山顶。
只见长江浩荡，绿野绵延，清流交错。
然而在这美丽的国土上，福山港口外，敌舰乘风破浪而行，敌骑在数十里外的新塘、岳王等地纵横驰骋。
一眼望去，难民从东而来，络绎不绝，战区无村不洗，无屋不空，他不由唏嘘悲愤，潸然泪下。
再过几天，即5月5日，就要在苏州举行追悼淞沪抗日阵亡将士大会。
祭文已基本写就，但还未定稿。
张将军触景生情，结尾三节便潮水般涌出：呜呼将士，从此长眠!
此仇未报，衷肠苦煎。
誓将北指，长驱出关，收我疆土，扫荡凶残。
执彼渠魁，槛车系还，一樽清酒，再告重泉。
呜呼将士，得其死矣!
功昭党国，光耀青史。
人生草草，大地茫茫，忠贞亮节，山高水长。
呜呼将士，庶几来飨!
他将这几节复诵一遍，让副官斟了一杯酒，面向上海和长江出海口，凌空而祭。
---------------
10.夺权(1)
---------------
东方的日寇暂且放下不表，回头再来看西方的希特勒。
希特勒爬上总理宝座后，即着手巩固他的统治权。
他的第一个目标是使纳粹党成为德国的惟一主宰，然后再建成以纳粹党为后盾的个人独裁政权。
希特勒刚上台时的内阁，是个依靠国会内多数派支持的内阁。
参加内阁的纳粹党和民族党在国会583个席位中只占有247个席位，不构成多数。
为取得多数，希特勒指示戈林去拉拢拥有70多个席位的中央党入阁。
中央党表示不参加内阁。
希特勒很恼火，在当上总理后的第二天即1933年1月31日召开内阁会议，提出建议要求总统解散国会，于3月5日举行新的选举。
他向民族党的内阁成员保证：无论选举结果如何，现内阁的组成依旧不变。
民族党的阁员上了圈套，同意了希特勒的建议。
总统兴登堡遂宣布重新举行选举。
为了赢得选举，希特勒向其党徒明确了两个重点：一是拉拢大企业界巨头，让他们慷慨解囊，资助纳粹党竞选；二是着重打击拥有广泛群众基础、在原国会拥有100个席位的共产党。
2月20日，戈林在国会议长府召集30余个德国工业巨头，其中包括军火大王克虏伯、钢铁大王伏格勒等开会。
希特勒亲自到会讲话，向巨头们保证：他将让劳工安分守己；将重整军备，让巨头们从中得到好处；将消灭马克思主义者，保护私人企业。
巨头们听到希特勒为他们描绘的“灿烂图景”，大喜过望。
克虏伯听完希特勒的讲话，马上站起来，代表巨头们表示“感谢”，并当场答应为纳粹党竞选捐款100万马克。
接着，其他巨头也争先恐后捐款，当场共捐款300万马克。
为打击共产党，希特勒政府于2月初下令取缔共产党集会，封闭共产党的报纸。
2月24日，戈林的警察搜查了共产党在柏林的办事处卡尔·李卜克内西大厦。
但共产党领袖在几个星期前就放弃了这个地方，有的转入地下，有的逃往苏联。
警察们没有抓到人，但在地下室搜到一些宣传品。
官方即以此为据大肆宣传共产党要发动“叛乱”，用来蛊惑人心。
“要摧毁共产党，必须有个有力的借口。”
戈林对他的属下说，“只把缴获的宣传品公布出来，是不足以让民众相信共产党搞叛乱的。”
找什么借口呢?真是天随人愿，戈林的机会来了。
2月26日，戈林接到属下报告，说有一个叫马里努斯·范·德·卢勃的荷兰共产党员在柏林一家酒馆里酒后狂言，声称他曾经在好几所政府大厦放过火，下一个目标打算烧国会大厦。
“烧国会大厦!
”
戈林听了先是一怔，然后连声叫好，说，“你们鼓动他明天晚上去烧国会大厦。”
戈林知道，像国会大厦那样坚固的建筑物，非用大量汽油和其他易燃化学品是不会很快烧掉的；而那个愚蠢的荷兰共产党员不会带足够的汽油或化学品去烧。
因此，他命令柏林冲锋队队长卡尔·恩斯特组织小分队执行放火任务；命令秘密警察头子鲁道夫·狄尔斯拟制好国会大厦起火后立即逮捕的共产党人员名单。
2月28日晚，卡尔·恩斯特率小分队在戈林的国会议长府进入一条通往国会大厦的地下暖气管道，到了国会大厦中央大厅，洒下了带来的5大桶汽油和易燃化学品，然后原路返回国会议长府。
与此同时，喝得醉醺醺的卢勃偷偷潜入黑洞洞的国会大厦，然后脱下破衣服点着，放起火来。
瞬息间，国会大厦大火冲天。
卢勃慌忙外逃，一出门便被抓住。
戈林第一个赶到火灾现场，头上冒着汗，大口喘着气，兴奋地对鲁道夫·狄尔斯说：“我们要毫不留情地对付共产党。
共产党干部一经查获，格杀勿论。
今天晚上就把共产党议员统统吊死!
”
不久，4000多名共产党干部被逮捕或杀害。
2月28日，共产党议会党团领袖恩斯特·托格勒向警察局“投案”。
随后，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季米特洛夫及波波夫、泰涅夫被捕。
后来在莱比锡最高法院审判国会纵火案时，季米特洛夫自任辩护律师，强有力地揭露纳粹党贼喊捉贼、栽赃陷害的伎俩。
戈林被季米特洛夫诘问得张口结舌，狼狈不堪，恼羞成怒，向季米特洛夫咆哮：“滚出去，你这个混蛋!
等我在法庭外面抓到你，给你点颜色看看!
”
托格勒和季米特洛夫、波波夫、泰涅夫被判无罪释放；卢勃被判有罪，当即处决。
国会起火的第二天(2月28日)，希特勒迫使兴登堡总统签署了一项法令，宣布暂时停止执行宪法中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条款；规定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表达自己意见，其中包括限制出版自由，限制结社和集会自由，对邮件、电报、电话进行检查；对搜查住宅发给许可证件，政府可以发出没收或限制财产的命令，必要时中央政府可以接管各邦政权。
这样一来，希特勒不仅可以合法地箝制和逮捕他的反对者，而且可以震慑全国民众，使他们不得不投纳粹党的票。
---------------
10.夺权(2)
---------------
随后，纳粹党利用它操纵的权力和大企业主的大量政治捐款，进行德国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宣传，诋毁共产党，诽谤其他反对势力，并对选民进行威胁利诱。
3月3日，戈林在法兰克福选民大会上杀气腾腾地大叫：“德国同胞们，任何司法上的考虑，都不妨碍我的行动。
我不必担心法律，我的任务是把共产党斩草除根。
我要充分利用国家和警察的力量。
我要掐住反对者的脖子!
”
纳粹党的威胁对选民起了一定作用，但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3月5日选举结果，纳粹党人获17277180票，比上次选举增加约550万票，但在全部选票中只占44％。
被纳粹党迫害或镇压的中央党获4424900票，比上次选举增加近20万票，共产党获4848058票，比上次选举减少约100万票。
这次选举，纳粹党共获288个国会议席，加上它的盟友民族党获得的52个议席，政府在国会中有了16席的多数。
这个简单多数要执行政府日常工作也就够了，但要决定重大问题，需要三分之二的多数，那就差远了。
希特勒为了用合法的外衣掩盖攫取绝对权力，想让国会通过一项“授权法”，即授予希特勒内阁全部立法权。
但这需要修改宪法，必须在国会得到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
3月15日，希特勒主持内阁会议，讨论怎样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的问题。
戈林说：“这个问题可以用国会81名共产党议员缺席的办法，得到部分解决。”
希特勒表示赞许，并说，他可以援用2月28日兴登堡签署的法令逮捕一批反对党议员，以确保三分之二多数。
民族党的阁员休根堡不想把全部权力交给希特勒，于是他提议让兴登堡也参与起草内阁根据授权法所颁布的法律。
希特勒不好反对这一提议，便询问总统国务秘书梅斯纳。
梅斯纳称：“总统没有必要参与起草法律的工作。”
3月23日，国会在柏林的克罗尔歌剧院开会。
希特勒要国会讨论的授权法的正式名称是《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
这个法规定内阁拥有立法权、批准与外国缔结条约权、宪法修正权。
还规定内阁制定的法律由总理起草，并且“可以不同于宪法”。
希特勒就此法案向国会发表演说诡称：“政府只在极其必要时才使用这种权力。
这并不威胁国会和参议院的存在。
总统的地位和权力依然未变。
各邦的独立地位也不改变。”
希特勒演说的语气相当温和，态度谦恭，因此蒙骗了一些议员。
但社会民主党的议员奥托·威尔斯站起来义正辞严地反对授权法，说这是政府在剥夺国会的权力。
希特勒愤怒地跳了起来，恶狠狠地叫道：“你们已不再有什么用处了。
你们的丧钟已经敲响!
我不需要你们投票。
德国会得到自由，但不是靠你们!
”
这时，纳粹党议员和坐在旁听席上的冲锋队员狂热鼓掌，高呼：“交出全部权力!
”
中央党等反对党议员见这个阵势只好宣布赞成授权法。
共产党议员被逮捕，社会民主党十几名议员被拘留。
在这种情况下，国会投票表决授权法，结果是441票赞成，84票(全部是社会民主党议员)反对。
授权法通过了，纳粹党议员兴高采烈地呼叫着，同冲锋队员一起高唱着纳粹党歌曲欢呼胜利。
从此，希特勒成了不受国会任何约束的独裁者。
不久，希特勒通过一项法律，宣布废除各邦的独立权力，实行中央集权。
接着，他先后解散了反对党社会民主党、中央党以及他的盟友民族党。
7月14日，希特勒宣布一项法律，规定纳粹党是德国的惟一政党；凡维护另一政党或另建新党者，“如其罪行不触犯其他规定而需受到更重的处罚”，则处以3年以下徒刑。
希特勒在加紧实现个人独裁步伐的同时，积极重整军备，为对外侵略扩张做准备。
凡尔赛和约规定不允许德国拥有空军、装甲兵器、化学兵器、潜艇等。
这些严厉的规定使一般德国人感到是一种屈辱。
希特勒利用了德国民众的这种情绪，1933年1月上台后即着手重整军备。
他命令戈林以“民航部长”的身份，秘密筹建空军，要制造商设计军用飞机；利用“航空体育协会”做伪装，训练军用飞机飞行员；要尽快使德国空军飞机达到4000架。
他命令海军司令雷德尔建造大吨位军舰和潜艇，将海军人员增加两倍。
他特别提出：“不能提建造排水量2�5万吨至2�6万吨的军舰，只能提改进1万吨的军舰；对建造潜艇一事要绝对保密。”
他命令陆军参谋总部在1934年10月1日之前将兵力由10万人扩充至30万人。
他告诫宣传部长戈培尔，必须极端保守“重整军备”的秘密，不准在报刊上出现“参谋总部”的字样，不准公布陆军军官名单。
与此同时，希特勒还资助伊·格·法本化学托拉斯军火工厂研制人造汽油和橡胶这两种战略物资，向包括克虏伯枪炮制造托拉斯在内的全国24个制造武器装备的工厂订货，大大刺激了战争工业的发展。
---------------
10.夺权(3)
---------------
1933年4月4日，希特勒内阁秘密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统筹协调政府各部门实施与“重整军备”有关的规划和计划。
希特勒扩充空军、海军没有遇到什么困难，但扩充陆军遇到了麻烦。
原因是冲锋队头子罗姆想扩大冲锋队，以建成国家的革命军队。
他强烈反对扩充陆军。
罗姆在希特勒上台后感到，大企业家、金融家和容克地主、贵族仍然存在，并且还控制着陆军将领。
因此，他要进行“第二次革命”，想凭借着他掌握的200万左右的冲锋队队员同“反动派算账”，“进行一场国家社会主义革命”。
1933年8月，罗姆发出警告说：“今天仍有担任官职的人对革命的精神毫不了解。
如果他们胆敢把他们的反动思想付诸实践，我们将毫不留情地将他们干掉!
”
但希特勒有不同的想法。
他觉得纳粹党的“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取得政权时争取群众的宣传口号，上台后这种口号就没用了。
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至少在短时间内必须巴结企业界、陆军和总统。
因此，他不允许搞“第二次革命”。
1933年7月1日，他找冲锋队和党卫队的头子们谈话，说，“现在德国需要的是秩序。
对于任何破坏现有秩序的企图，我将同对所谓第二次革命一样加以无情的镇压，因为这只会造成混乱。”
冲锋队的头子们对希特勒的讲话感到很失望。
彼此之间的矛盾表面化。
希特勒需要陆军的支持，遂于1933年7月20日颁布了新的陆军法，废除了民政法庭对军人的司法管辖权，取消了士兵的选举代表制，恢复了军官团的军事特权。
为了安慰罗姆，希特勒于1933年12月1日任命他为内阁阁员。
但冲锋队的头子们并没有停止“第二次革命”的叫嚷，并且继续扩大武装。
到1934年2月，冲锋队扩充到250万人。
罗姆作为冲锋队参谋长和阁员，在2月间一次内阁会议上提出，以冲锋队为基础建立新的人民军队，将冲锋队、党卫队及陆、海、空军和退伍军人团体，置于国防部指挥之下，由他出任国防部长。
这个建议受到军官团的一致反对。
希特勒了解，冲锋队不过是乌合之众，腐化堕落现象十分严重，不能指望以冲锋队为基础建立纪律严明的军队。
他需要以陆军为基础“重整军备”。
因此，他对罗姆的建议未予支持，并且继续支持冯·勃洛姆堡担任国防部长主持正规军扩充工作。
在纳粹党内，无情争夺权力的斗争越来越激烈。
1934年4月1日，戈林任命当时尚在罗姆指挥下的、属于冲锋队分支机构的黑衫党卫队头目希姆莱为普鲁士秘密警察头子。
希姆莱立即着手建立自己的秘密警察帝国。
戈林与希特勒的想法一致，在冲锋队与陆军的关系问题上站在陆军一边。
与此同时，柏林谣言四起，有的说冯·施莱彻尔不甘寂寞，与罗姆勾结，想谋取副总理职位；有的说勃鲁宁将出任外交部长，施特拉塞将出任经济部长。
戈林将这些谣传添油加醋地向希特勒报告。
希特勒本来就是个多疑的人，听了这些有鼻有眼的传言，疑心更重。
他决定与罗姆摊牌。
6月初，希特勒找罗姆谈话，说：“有人向我报告，你正在策划一个全国性的布尔什维克行动。
这会给德国带来无穷的不幸。
请你自动放弃这种没有理性的做法，以防止发生灾难性的事情。”
罗姆当面保证“好好地解决”这件事，但过后对希特勒更加不满，决心伺机干掉他。
希特勒6月初宣布冲锋队7月放假一个月。
罗姆6月7日也宣布他要休病假。
他在离开柏林前，邀请希特勒在6月30日即冲锋队放假前夕，到慕尼黑附近的维西避暑小城去会见冲锋队的头头们。
希特勒想借此机会劝说冲锋队的头头们不要闹事，所以表示同意届时会见他们。
希特勒于6月14日到威尼斯去会见墨索里尼，回国后发现德国政坛发生了一件严重的事情；副总理巴本根据兴登堡总统关于整顿混乱局势的指示精神，于6月17日应邀在马尔堡大学发表演讲，大声疾呼要求停止革命，结束纳粹恐怖，恢复正常秩序和某种程度的自由，特别是新闻自由。
他还指名道姓地指责宣传部长戈培尔靠宣传“制造伟大人物”。
这篇讲话在德国传开，受到普遍欢迎。
希特勒听说后勃然大怒，也发表讲话，指责巴本是想“使德国复兴停顿下来的侏儒”。
6月20日，巴本去会见希特勒，说他是“作为总统委托者”去马尔堡大学发表演讲的。
希特勒一听巴本的口气，有些担心。
因为他听说总统对目前局势很不满，正考虑宣布戒严并把权力交给陆军。
为估量纳粹政权面临局势的严重程度，希特勒于6月21日飞到纽台克去会见兴登堡。
当时，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正在纽台克。
他严肃地对希特勒说：“我奉总统之命告诉你，除非德国目前的紧张状况迅速改变，总统将宣布戒严令并把国家的控制权交给陆军。”
---------------
10.夺权(4)
---------------
希特勒获准会见总统时，总统也重申了冯·勃洛姆堡的话。
当天，希特勒飞回柏林。
他感到这是一个严重的转折关头。
他必须依靠陆军才能实现独裁、扩张的抱负；冲锋队是乌合之众，是靠不住的。
因此，他决心镇压冲锋队。
6月25日，陆军总司令冯·弗立契下令陆军进入戒备，取消一切休假，军人不得离营外出。
6月28日，德国军官联合会将罗姆开除会籍。
这些都是向冲锋队发出的明确信号。
希特勒于6月28日离开柏林到埃森参加当地纳粹党头子约瑟夫·特波文的婚礼。
29日前往视察威斯特伐利亚的劳动服务营，当天回到戈德斯堡。
这时，他还没有决定镇压冲锋队，只是想解除罗姆的冲锋队参谋长职务，暂时把他看管起来，逮捕一部分罪证确凿的冲锋队队长。
但在6月29日夜，他收到戈林和希姆莱发来的两份急电，一份说柏林冲锋队下令于6月30日4时紧急集合，5时采取行动，首先突击占领政府各部；一份说慕尼黑冲锋队下令紧急集合，于30日晚9时造反。
希特勒感到情况危急，必须立即予以镇压。
6月30日天刚蒙蒙亮，希特勒带领随从人员乘车来到维西避暑小城。
他发现罗姆及其他冲锋队头头还在旅馆高枕未起。
他粗暴地弄醒他们。
他看到西西里亚冲锋队队长海因斯正搂着一个男宠赤条条地睡在床上，便怒不可遏地立即命令手下拉出旅馆处决。
他单独走进罗姆的房间，把罗姆痛骂一顿，然后令手下将罗姆带到慕尼黑，投入斯塔德尔监狱。
他让手下把一支手枪留在罗姆监房的桌子上，暗示罗姆自毙。
但罗姆不从，大声说：“如果要杀死我，让阿道夫自己来杀吧!
”
这时，党卫队一军官对准罗姆开枪，结束了这位为希特勒效劳14年的冲锋队总头子。
与希特勒在维西屠杀冲锋队头目的同时，戈林和希姆莱在柏林也动了手。
他们一共搜捕到150名左右的冲锋队队长，排在利希特菲尔德士官学校的一道墙下，由希姆莱的党卫队和戈林的特别警察组成行刑队执行枪决。
这次镇压到底死了多少人，说法不一。
希特勒7月13日向国会报告说，枪决了61人，其中包括19名“冲锋队高级领袖”，还有13人因拒捕而被杀，3人自杀，总共是77人。
德国流亡者在巴黎出版的《清洗白皮书》说有401人被杀。
也有的说被杀者千余人。
被杀者中，大部分是冲锋队头目，但有些人纯粹因反对希特勒而被杀；有些人则是无辜被杀。
希特勒于6月30日晚从慕尼黑飞回柏林。
7月2日，兴登堡对希特勒“及时扑灭叛国集团和拯救德国人民免于大难的坚决行动和个人的豪侠表现”表示感谢，还对戈林在镇压“叛国集团”中的“有力的和成功的行动”表示祝贺。
7月3日，冯·勃洛姆堡代表内阁向总理表示祝贺，说这是“保卫国家”的必要措施。
他还向全军发布命令，表示对时局趋向感到满意，保证与“新的冲锋队”建立融洽关系。
军官团在6月30日血腥清洗冲锋队之后完全倒向了希特勒。
一个月之后，德高望重的兴登堡总统于8月2日上午9时去世，享年87岁。
当天中午，内阁根据前一天制定的法律，宣布将总理、总统职务合二为一，取消总统职衔，希特勒接管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权力，头衔是元首兼国家总理。
希特勒独揽大权的愿望到此全部实现，时年45岁。
兴登堡去世之前曾留下两份遗嘱，一份是给德国人民的，概述他一生为国服务的情况；一份是给内阁总理希特勒的，赞扬了希特勒，并提出应由霍亨佐伦王室的一名成员接替他担任国家元首职务的建议。
让王室复辟，这是兴登堡的多年愿望。
希特勒当然反对王室复辟，所以他没有发表兴登堡给他的遗嘱，只是向民众公布了兴登堡赞扬他的那些话。
他还利用兴登堡的儿子奥斯卡·冯·兴登堡上校在电台发表讲话，说“我父亲本人把阿道夫·希特勒视为国家元首的直接继承人。
我现在根据我父亲的意愿，呼吁德国全体男女同胞投票赞成把我父亲的职务移交给元首兼国家总理。”
随后，希特勒决定于8月19日就是否赞成他出任元首兼国家总理一事举行公民投票。
投票结果有约90％的人投赞成票；10％的人投反对票，从而确定了他的独裁地位。
为了抓住军队，他要全体官兵对他宣誓效忠，誓词是：“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圣宣誓：我将无条件服从德国人民和人民的元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阿道夫·希特勒，作为一个勇敢的军人，愿意在任何时候为实现此誓言不惜牺牲生命。”
希特勒取得元首独裁地位后即能够放开手脚“重整军备”了。
不过，他从开始扩大武装部队就受到国际上的种种限制：除了凡尔赛和约的限制之外，就是当时在日内瓦正举行的裁军会议，德国也参加了裁军谈判。
为了掩护“重整军备”，希特勒于1933年5月17日在国会发表了“和平演说”，用了不少温和的词句表白他热爱和平。
---------------
10.夺权(5)
---------------
他说：“德国完全愿意放弃一切进攻性武器，如果有武装的国家也销毁他们的进攻性武器的话……德国也愿意解散它的全部军队，销毁它现有的少量武器，如果邻国也这样做的话……德国愿意同意任何庄严的互不侵犯条约，因为它并不想进攻别国，而只想谋求安全。”
但这篇演说中有一个警告：“德国要求同所有国家享有同等待遇，特别是在军备方面。
如果不能得到平等待遇，德国将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
西方一些国家、特别是英国认为，从希特勒的演说来看，他是“讲道理”的，他的“平等待遇”的要求也是“合理”的。
但是在裁军会议上，多数协约国主张在8年之后才肯降低军备达到与德国“平等”的水平。
希特勒恼火了。
他本来是想扩充军备而不是裁减军备，正想找个借口摆脱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的羁绊，协约国的意见正好给了他口实。
1933年10月14日，他突然宣布，由于大国在日内瓦不肯给德国以“和平待遇”，德国立即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
同时，他宣布解散国会重新举行大选，并将他退出裁军会议的决定付诸全国公民投票解决。
他还命令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向军队发出秘密指示：如果国际联盟采取制裁行动，军队要进行武装抵抗。
1933年11月12日，德国国会议员选举和全国公民投票同时举行。
11月12日是德国“国耻日”(1918年停战纪念日)的后一天。
希特勒在争取选票和赞成票时说：“我们一定要使这一天在我国历史上成为得救的一天——历史将这样记载：在11月11日，德国人民正式丧失它的荣誉，而在15年后的11月12日，德国人民又恢复了它的荣誉。”
投票前夕，兴登堡总统也发表广播讲话，表示支持希特勒。
11月12日投票结果是：合格选民有96％参加了投票，其中有95％赞成德国退出裁军谈判，92％赞成前国会提出的几乎是清一色纳粹党籍的国会新议员候选人。
希特勒取得了惊人的胜利。
在公民投票和选举后的第三天，希特勒邀见波兰新任驻德国大使约瑟夫·利普斯基。
会谈后发表联合公报说，德、波双方同意“用直接谈判的手段来解决两国共同有关的问题，并且为了巩固欧洲和平，在相互关系中放弃使用武力”。
1934年1月26日，德国又与波兰签订了为期15年的互不侵犯条约。
希特勒本来想以与波兰签订和约来树立他“热爱和平”和“实行睦邻政策”的形象，但他支持的纳粹党徒暗杀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的行动却险些使他栽了跟头。
1934年7月25日，纳粹党卫队第89旗的154名队员身着奥地利陆军服闯入奥地利联邦总理府，开枪击中陶尔斐斯的喉部。
别的纳粹分子占领了广播电台，广播了陶尔斐斯已辞职的消息。
陶尔斐斯因伤致死，库特·冯·舒士尼格率领政府军很快控制了局势。
奥地利的保护国意大利也迅速做出反应，紧急调4个师进驻勃伦纳山口。
希特勒对此事件开始喜形于色，不久便感到担心。
他缩回去了，把准备欢呼陶尔斐斯下台的广播稿，改成对“残忍的暗杀”表示“遗憾”的声明，并宣称这是奥地利的内政。
他还召回了德国驻奥地利公使，并将副总理巴本派往奥地利充任公使，以完成“恢复正常和友好关系”的使命。
希特勒当时还不敢过于暴露他的扩张野心，因为他的“重整军备”计划刚起步不久，同时他面临着和平收复萨尔的问题。
为了收复萨尔地区，希特勒上台后即指定专人负责笼络萨尔地区各派别，结成统一战线，并广泛持久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运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1935年1月13日，萨尔地区就归属问题举行公民投票，结果以47�7万票对4�8万票的压倒多数同意萨尔回归德国。
希特勒借此机会公开宣称，德国再没有对法国的领土要求了，意思是说，德国已放弃对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领土要求。
英、法见希特勒的举措不似好战的样子，遂于1935年2月初联合向德国提出了包括军备平等和订立东方洛迦诺公约的全面解决办法的建议。
2月14日，希特勒做了含糊其词的答复。
希特勒对这个建议中的“军备平等”原则是欢迎的，因为这可以使德国能够无拘束地公开重新武装；对签订东方洛迦诺公约则是反对的，因为搞中、东欧集体安全会捆住他侵略扩张的手脚。
他希望与别国签订双边条约，因为这种双边条约即使撕毁了，牵扯的主要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上不会有多大影响。
希特勒知道，英国是主张给予德国军备平等的，而法国则是极力主张签订东方洛迦诺公约的。
因为法国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分别订有互助协定，所以对欧洲东部安全是比较关注的。
“怎么分化英国和法国呢?”希特勒想。
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随即建议分别与英、法举行会谈，并邀请英国外交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到德国来举行初步会谈。
约翰·西蒙欣然表示同意。
---------------
10.夺权(6)
---------------
双方商定会谈于3月6日在柏林举行。
英、德准备会谈的消息刚刚宣布，德国内阁于2月26日通过了“空军条例”，决定该条例3月1日生效，并在几天之后向国际社会公布。
希特勒觉得在这个时候与英国外交大臣会谈不太合适，找个什么借口推迟会谈呢?正好，英国政府于3月4日发表了一份白皮书，公布了他们掌握的德国“重整军备”的情况。
这使希特勒怒不可遏，遂指示外交部长牛赖特通知英方，他“患感冒”，会谈延期。
3月10日，希特勒公布了“空军条例”，明确宣布德国拥有了空军。
此举的目的是想试探一下协约国对德国违犯凡尔赛和约的规定有什么反应。
其实世界各国早已知道德国建立了空军，因此对希特勒的宣布并无强烈反应。
3月16日，希特勒又有惊人之举：颁布法令实行普遍兵役制。
这项法令规定，和平时期德国建立12个军和36个师，约50万人。
这等于宣布凡尔赛和约军事限制就此寿终正寝。
不出希特勒所料，英国和法国等对此提出了抗议，但没有采取行动。
英国还赶紧询问，希特勒是否仍然愿意接见它的外交大臣。
希特勒当然是做了肯定回答。
3月17日是德国阵亡将士纪念日，也是德国“挣脱”凡尔赛和约束缚的日子。
所以，希特勒在柏林国家歌剧院举行盛大的纪念会。
整个楼下是一片军服的海洋，其中除了陆军的灰军服外，还有人们以前未曾见过的空军的天蓝色制服。
希特勒站在台中央，德皇军队惟一还活着的元帅冯·马肯森和其他将军们站在他的两旁。
台上灯火辉煌，青年军官像大理石一样一动不动地站着，高举着德国军旗。
在他们后面的巨大帷幕上挂着一个极大的铁十字架。
希特勒和将军们怀着激动、兴奋的心情向十字架行注目礼。
从表面上看，这是纪念德国阵亡将士的仪式，实际上是庆祝凡尔赛和约死亡和德国征兵制军队复活的欢乐典礼。
3月底，约翰·西蒙和艾登到柏林与希特勒、牛赖特及里宾特洛甫举行会谈。
西蒙就德国是否同意签订奥地利公约、重返国际联盟、签订东方洛迦诺公约等进行了试探，都被希特勒一一拒绝。
但是，希特勒讲了不少他“热爱和平”和对英国“友好”的空话，还特别在英国最关心的关于海军建设问题上做了低姿态发言。
他说：“德国既没有打算，也没有必要，更没有办法参加海军方面的竞争。
英国需要在海上建立并保持一支优势的保护力量，德国政府理解这一点，真诚希望同英国建立并保持能够防止我们两国发生过的在海军方面的竞争。”
西蒙对这次会谈有点失望，但对希特勒保证让英国海军占优势还是满意的。
国际上对希特勒宣布实施普遍兵役制反应比较强烈。
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于4月11日在斯特雷萨举行会谈并发表公报：对德国实行普遍兵役制表示遗憾，重申忠于洛迦诺公约，表示有必要维护奥地利的独立和领土完整。
紧接着，法国和苏联于5月2日签订了互助条约；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于5月6日也签订了互助条约。
这在一定程度上孤立了德国。
为打破孤立的处境，希特勒于5月15日在国会发表“和平”演说。
演说中，他没有对谴责他撕毁凡尔赛和约军事条款的国家表示不满，说他要的只是在公正基础上的和平谅解。
他说：“战争没有意义，没有用处，令人厌恶。
德国丝毫没有征服其他国家的念头。
德国需要和平，希望和平。
这是德国的基本信念。”
他还说：“德国既不打算也不希望干涉奥地利的内政并吞奥地利，或者将其并入德国。”
他暗示，如果国际联盟废除凡尔赛和约，德国将重新参加国联。
在裁军问题上，他向英国施放了一个特别的诱饵：愿意把德国的新海军限制为只有英国海军的35％。
又不出希特勒的所料，英国马上就上钩了，紧急邀请德国派人去伦敦举行关于海军问题的谈判。
6月初，希特勒派“外交使童”里宾特洛甫去伦敦谈判。
谈判中，里宾特洛甫坚持：对希特勒的建议不能讨价还价，要么接受要么拉倒。
英国竟全盘接受了。
英、德海军协定规定，德国潜艇数不是英国的35％，而是60％，必要时可以达到100％。
还规定允许德国建造5艘战舰。
实际上德国根本就没准备执行这个协定。
墨索里尼充分地注意到了英国对希特勒的姑息迁就。
他认为，他也可以利用英国的姑息政策。
因此，他不顾国际联盟盟约，于1935年10月3日派兵侵入阿比西尼亚。
国际联盟在英国带头下决定对意大利实行制裁。
这就破坏了英、法与意大利之间的友谊，宣告了对付纳粹德国的斯特雷萨阵线的破裂。
希特勒注意到，自从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英、法就一直忙于制止意大利的侵略。
---------------
10.夺权(7)
---------------
这对他来说，是派兵进入非军事区莱茵兰的大好机会。
凡尔赛和约规定，德国莱茵河左岸和一条宽50公里的右岸狭长地带为非军事区。
洛迦诺公约重申了这一规定。
莱茵区非军事化是上述两条约的主要内容，也是构成欧洲和平最重要的保证。
遵守这一规定能使德国无法进攻法国或莱茵河下游各国。
希特勒在1935年夏天同其亲信谈话时就曾提出莱茵区重新军事化的问题。
同年11月21日，他在会见法国驻德国大使庞赛时称，法国同苏联签订的条约与洛迦诺公约是不相容的。
如果法国参议院或众议院批准这一条约，他就派兵进驻莱茵区。
1936年2月27日，法国众议院以353票对164票通过了法苏互助条约。
希特勒遂于3月1日做出决定：派兵进驻莱茵兰非军事区。
希特勒的决定使将军们惊恐不安。
他们担心法国会出兵干涉。
但国防部长冯·勃洛姆堡还是根据希特勒的训示，向部队下达了占领莱茵兰的正式命令。
命令说，要采取“突然行动”，争取“兵不血刃占领莱茵兰”。
如法国竟为此而战，德军将采取“反措施”。
所谓“反措施”就是赶紧将德军从莱茵兰撤回来。
3月7日凌晨，德军3个营越过莱茵河桥迅速进入非军事区。
德国的高级将领们，特别是冯·勃洛姆堡，战战兢兢地等待着来自莱茵兰的消息。
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法国军队稍微采取些行动，这3个营的德军便会被打得落花流水。
当日上午10时，牛赖特召见法国、英国和意大利的大使，把德军进驻莱茵兰的消息通知他们，并宣布德国决定废除洛迦诺公约，还提出一项保持欧洲和平的新计划。
其中包括：德国分别与法国、比利时及东方邻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法德边界为非军事区；德国考虑重新加入国际联盟。
中午12时，希特勒在柏林克罗尔歌剧院向纳粹党徒发表演说，称“德国不再受洛迦诺公约的约束”，“从今天起重新确立了德国在莱茵兰非军事区不受任何限制的绝对主权”。
纳粹党徒们兴奋异常，高呼“万岁”，手舞足蹈，经久不停。
法军参谋总长甘末林担心对进入莱茵兰的德军采取行动“可能招致无法预言的意外情况”，因此除了向马奇诺防线增派了部分部队加强防御之外，没有采取对德军有威胁的行动。
法国外长佛兰亭3月11日访问英国，寻求支持其在莱茵兰采取军事行动。
英国不愿冒引起战争的危险，并且相信德国提出的“和平建议”是真诚的。
因此，法、英对德军进驻莱茵兰没有做出反对的表示。
---------------
11.阿比西尼亚蒙难(1)
---------------
墨索里尼在1922年11月6日上台执政之后，公开宣布法西斯政府的中心任务是：恢复秩序，重整纪律，发展经济和扩大财政收入。
其指导思想是：信任、服从和战斗。
这就是说，他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强化法西斯统治。
墨索里尼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强化专政力量。
为有效地控制国防军，他上台伊始就调整了军队的领导班子，任命支持法西斯夺权的前陆军上将迪亚兹为陆军部长，任命亲法西斯的前海军上将达翁达·瑞维尔担任海军部长。
1923年初，他又对庞大的法西斯黑衫军进行了整编，特意挑选其中具有实战经验或擅长打架斗殴的流氓打手组成国家保安团，以代替黑衫军维持治安的职能，并充当国防军的后备力量。
国家保安团的总指挥由墨索里尼亲自担任。
与此同时，他还改编和统一了原来的警察部队。
过去意大利有三支警察部队：一是普通警察，一种是皇家警备军，一种是政府御卫队。
墨索里尼夺权之后马上解散了前首相组建的御卫队，继而将皇家警备军与普通警察合并，并将其置于自己的直接指挥之下。
在其将党政军大权集中到自己手中之后，墨索里尼就得意地叫嚷，他将用暴力扑灭一切骚乱和破坏活动，甚至口出狂言：“假如我愿意的话，我能将我的仇人都钉在墙上，叫他们永远不能动弹。”
意大利议会虽然对墨索里尼的统治并未构成什么威胁，但因其中只有32名法西斯成员，墨索里尼对它仍然很不放心。
为此，他一方面对议员们进行恫吓，要他们必须规规矩矩，老老实实，打消任何反对他的幻想，否则，他将把议会大厅变成兵营和屠场，同时，他还成立了一个凌驾于国家之上并由自己任主席的法西斯大议会。
法西斯大议会完全由法西斯党人组成，它不仅有权任免法西斯成员的党内外职务，还可起草报告、文件和动议，然后交议会通过执行。
它实际上是国家议会的太上皇。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墨索里尼在1923年7月又提出了一项新的选举法。
根据这个选举法，全国分为15个选区，各政党分别提出自己的候选人名单，在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政党可以取得3／4的议席。
1924年4月，意大利按着新的选举法进行大选。
选举期间，法西斯党徒手持大棒，任意殴打不投法西斯票的选民，并利用手中权力进行大规模的舞弊。
这样，法西斯党轻而易举就获得了议会的绝对多数席位，组成了几乎是清一色的法西斯议会。
墨索里尼的倒行逆施引起社会党和共产党的极大愤怒。
当年5月30日，著名的社会党议员马泰奥蒂在议会当着墨索里尼的面发表讲话，严厉谴责法西斯的暴行，要求重新进行选举。
此后不久，这位有骨气的社会活动家便遭到法西斯的暗杀。
马泰奥蒂被害之后，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
上街游行的群众强烈要求严惩凶手，解散议会，墨索里尼一方面假惺惺地对马泰奥蒂之死表示悲痛，同时又命令法西斯分子和军警对示威群众进行血腥镇压，并借机宣布所有反对党为非法组织。
结果共产党和社会党的领导人与积极分子或被杀害，或被流放，或被迫逃往国外，或被迫转入地下，从而实现了名符其实的法西斯一党专政。
意大利法西斯的统治是无孔不入的。
墨索里尼公开叫嚷：20世纪是法西斯世纪，全国各个角落都要法西斯化。
根据这一指导思想，墨索里尼要求知识分子和政界人士必须参加法西斯党；工人职员必须参加法西斯工会；青年学生必须参加法西斯青年团；社会的娱乐活动完全由法西斯文艺团体把持，连幼儿园的孩子们也要纳入法西斯军事生活的轨道，要他们必须同政府保持一致。
这样，整个意大利成了一个大兵营，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被一笔勾销。
墨索里尼这种违犯人性的残暴统治激起了人们的强烈不满，刺杀他的案件接连不断。
1925年3月，一万多名法西斯党徒举行庆祝该组织成立6周年大会，刚刚病愈的墨索里尼站在总理官邸巴拉若琪日的阳台上检阅游行队伍。
一个叫做日尼邦尼的人在法西斯将领卡佩洛的暗中支持下，准备了一支很漂亮的奥地利来复枪，然后身着陆军少将的制服埋伏在巴拉若琪日阳台对面的旅馆里，打算等墨索里尼在阳台上出现时将其击毙。
但可惜的是，在他动手之前因被秘密警察发现而遭逮捕。
第二次谋杀发生在1926年4月。
当时墨索里尼正要去参加国际医药大会的开幕式，一名英国妇女走近他的汽车，突然开枪射击。
子弹从墨索里尼的鼻尖上划过，结果是有惊无险，只伤了一层皮。
第三次暗杀是一个刚从法国回来的意大利爱国者干的。
此人名叫卢切蒂，对法西斯怀有刻骨仇恨。
他身带一颗炸弹，在巴拉若琪日附近潜伏了8天。
当墨索里尼驱车经过这里时，卢切蒂急将炸弹扔出，结果炸弹在车后爆炸，只炸了车的一角。
---------------
11.阿比西尼亚蒙难(2)
---------------
第四次暗杀发生在1926年10月31日，地点在波仑亚。
正当法西斯党徒组织群众向墨索里尼献花的时候，一个青年突然冲上前去，向他开枪射击。
结果子弹只穿破了他的衣服。
接连不断的暗杀事件虽然使墨索里尼经常心神不安，但这毕竟是一种个人活动，没有也不可能动摇他的根本统治。
相反，在法西斯的高压手段和梵蒂冈教会的支持下，意大利社会秩序到1926年已转趋稳定。
国民经济也有了明显发展。
这时，墨索里尼的地位和声望也如日中天，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吹捧他的书刊充斥整个意大利；他的标准像高挂在每个公共场所；“墨索里尼就是有理”的标语牌到处可见；他的党徒们公然宣称他是个能创造奇迹的神人，曾经仅仅依靠意志的力量阻挡住了埃特纳火山喷出的岩浆，使一个村庄幸免于难。
他本人也经常在豪华的官邸接见外国来访者，谈笑风生，吹嘘法西斯的政绩，自诩为“当代的凯撒大帝”。
但从1929年起情况出现了变化。
那场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意大利受到严重打击。
工业生产连年下降，工厂企业大量倒闭。
到1932年，意大利失业工人达到100多万，占工人总数的20％以上；中心企业有7200多家停业。
农村情况更糟，50％的农业工人遭到解雇，生活无着。
面对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本来就好战成性的墨索里尼决定通过大规模的对外扩张，以解决国内矛盾。
墨索里尼自视为法西斯主义的开山鼻祖，声称向国外传播法西斯主义是他的使命。
他还以古罗马“历史权利”的继承者自居，认为曾经称霸世界的意大利将再次成为“最伟大和最强盛”的国家。
为了实现他的建立意大利帝国的美梦，墨索里尼一上台就大搞军国主义，窥伺对外扩张机会。
他反复强调，法西斯主义的实质就是军事化。
他不仅致力于建立一支能够控制地中海的海军和一支能够控制蓝天的空军，还要求所有意大利人在和平时期也动员起来，最大限度地提高军事水平，永远处于一种战争状态。
墨索里尼的扩张目标主要有三个方向：一是向东，把整个巴尔干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二是向北，把势力范围扩大到多瑙河流域，特别是奥地利和匈牙利；三是向南，攫取阿比西尼亚，扩大其在东北非的殖民地，把意属索马里、厄立特里亚和利比亚连成一片。
但是，意大利向巴尔干的扩张计划遭到英法两国的坚决抵制；向北扩张的意图又遇到法、德国的反对。
墨索里尼自知不是英、法、德的对手，只得避强击弱，把侵略矛头首先指向非洲的阿比西尼亚。
阿比西尼亚位于非洲东北部，是个内陆国家。
全国面积122万多平方公里，其中高原面积占2／3，素有非洲屋脊之称。
它虽然地处热带，但因地势高峻，气候比较温和，年平均温度为11—17摄氏度。
每年10月至次年4月为旱季，5至9月为雨季，年平均降雨量为1000—1500毫米。
阿比西尼亚不仅战略地位重要，而且盛产咖啡、棉花和烟草。
矿产也很丰富，主要有黄金、白金、铜、锰和石油。
从16世纪开始，葡萄牙和英国先后侵入这个具有3000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
后来意大利又挤走英国，将其变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1896年，阿比西尼亚人民掀起了大规模反抗意大利殖民统治的斗争。
在从3月1日开始的阿杜瓦战役中，使意大利侵略军死伤6500人，被俘2500人，而阿军自己只损失了3000人。
阿比西尼亚军民的巨大胜利，迫使意大利于同年10月26日在亚的斯亚贝巴签订意阿条约，承认阿比西尼亚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并同意给予赔偿。
这一战役成了世界各国耻笑意大利的话柄。
1923年，阿比西尼亚加入国际联盟。
为了重新攫取阿比西尼亚这块肥肉，墨索里尼进行了一系列准备工作。
首先是以保护意大利人为名，在阿比西尼亚各地遍设领事馆。
其实许多地方并没有什么意大利人要保护，那些领事往往就是当地仅有的意大利人。
他们的任务自然也不是从事一般的领事工作，而是搜集情报，培植奸细，掌握当地动向，并暗中挑拨民族关系，制造内乱。
为了收买民心，培养亲意大利势力，他们还在阿比西尼亚设立了一些医院、学校和俱乐部。
在意大利人开办的学校里，他们不仅要阿比西尼亚人的孩子学习意大利语言，而且向他们灌输法西斯思想，呼喊“墨索里尼万岁！”军事方面的准备工作也很充分。
从1933年开始，墨索里尼就大幅度提高了意大利国防预算的比例。
1934年又颁布了国民军事化法律，规定18—55岁的公民必须承担各种形式的军事义务。
与此同时，还在地中海中的意占岛屿增建和扩建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向靠近阿比西尼亚的意属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运送战车、大炮、坦克和弹药，积极进行战场准备和军事部署。
---------------
11.阿比西尼亚蒙难(3)
---------------
阿比西尼亚地处英法意三国殖民扩张的交汇点，墨索里尼担心他向阿比西尼亚动手会遭到英法两国的反对。
为了试探英法的反应，1934年12月5日，意大利军队在意属索马里与阿比西尼亚接壤的华尔华矿区制造了一起边境冲突，并借机向阿比西尼亚发起局部进攻。
阿比西尼亚军队虽然武器落后，但他们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尽量同敌人进行近战，使意军的先进武器不能发挥作用。
结果不仅顶住了意军的进攻，而且打死打伤敌人2300多人。
按照当时情况，阿比西尼亚如果继续发动进攻，完全有可能赶走入侵意军，收复失地。
但是害怕战争进一步扩大的阿比西尼亚政府却提出停止战争实现和平的建议。
墨索里尼不仅没有同意这一合理建议，反而提出了割地赔款和要阿比西尼亚领导人到华尔华向意大利国旗致敬的无理要求，同时还向交战地区增调了两师军队，进一步施加压力。
阿比西尼亚皇帝海尔·塞拉西理所当然地拒绝了意大利的无理要求，并于1935年1月3日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诉，希望国联采取措施，制止意大利的侵略。
而国联行政院只是建议双方交付仲裁，对意大利的侵略行为未加任何谴责。
当时的国联是由英法控制的。
国联的这种暧昧态度实际上反映了英法的不干涉政策。
法国虽然从内心里不愿看到意大利在北非扩展势力，但它同时看到，德国在1933年希特勒掌权之后疯狂扩军备战，对它威胁更大。
为了组成对付德国的英、法、意联合阵线，法国便从自身利益出发，对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的野心采取迎合态度。
1935年1月，法国外交部长赖伐尔跑到罗马，特地就此同墨索里尼进行谈判。
经过紧张的幕后交易，双方达成协议：在欧洲问题上，意大利支持法国立场，维护奥地利的独立，反对任何第三国干涉其内部事务，并反对任何国家单方面修改其在军备问题上承担的义务；在非洲事务上，意大利答应放弃它对法属突尼斯的要求，并同意照顾法国在阿比西尼亚的特殊利益。
法国同意修订意属利比亚同法属赤道非洲的分界线，把11万平方公里的撒哈拉沙漠让给意属利比亚；同意修改法属索马里同意大利殖民地厄立特里亚之间的边界，使意大利又得到800平方公里的海岸地带。
这块地方靠近曼德海峡，具有重要战略价值。
此外，法国还同意意大利取得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20％的股票；同意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自由行动，从而为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大开方便之门。
这一肮脏交易虽然明显对墨索里尼有利，但赖伐尔却把它说成是法国的胜利。
他事后得意地说：“我把意大利的侵略矛头引向了一边，因而拯救了法国。”
英国虽然也担心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扩张会损害它在非洲的殖民利益，但它同法国一样更担心意大利会投入德国的怀抱，因而对墨索里尼的侵略野心采取了一种妥协的默认的政策。
1935年初，墨索里尼通过其大使向英国政府传递了一个口信，吁请英国对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行动采取友好和帮助的态度。
英国的外交大臣西蒙告诉这位大使：“对意大利友好并帮助意大利，一向是英国政府的目标，我们的很多行为都可以作为证明。”
为了鼓励英法两国的绥靖政策，墨索里尼玩弄两面手法，于1935年4月11日邀请英、法首脑到意大利的斯特莱沙举行会议，商讨因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而造成的欧洲局势。
在14日会议结束时发表的公报中，墨索里尼不仅假惺惺地同英法一起对德国单方面违犯“凡尔赛和约”表示遗憾，还同意为维护欧洲和平三国将采取“密切真诚的共同行动”。
同年6月初，英国国际事务大臣艾登访问罗马，企图就阿比西尼亚问题寻求一个折中的妥协办法。
他向墨索里尼建议，把阿比西尼亚欧加登省的一部分割让给意大利，并让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领土上修建一条连结意属索马里和厄立特里亚的铁路，而不要侵占整个阿比西尼亚。
墨索里尼根据英国的软弱反应认为“英国只不过是一个已被吓倒的、精神萎靡的老妇，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是吓人而已，无论如何也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因而拒绝了艾登的建议。
英国的态度是不了了之。
美国对这一重大问题的态度更加消极。
正当意大利向阿比西尼亚边境积极运兵，准备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时，美国国会却于1935年8月通过了一项中立法，禁止把武器卖给交战国这一法案显然对缺少武器生产能力的阿比西尼亚很不利。
法、英、美的不干涉政策大大助长了意大利法西斯的侵略气焰。
到1935年秋天，墨索里尼既完成了进攻阿比西尼亚的军事准备，也摸透了法英美对他的态度，遂决定开始动手。
10月2日，他在罗马的威尼斯广场向全国发表演说，声嘶力竭地喊道：“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我们沉默了40年。
今天报仇雪耻的日子到了，我们再也不能沉默了!
”
10月3日，装备重型武器的30万意大利侵略军分成三路，突然向阿比西尼亚发起大规模进攻。
---------------
11.阿比西尼亚蒙难(4)
---------------
为了表明阿比西尼亚从任何意义上讲都不能享受与意大利平等的地位，墨索里尼不宣而战。
当意大利的轰炸机群袭击阿杜瓦城时，墨索里尼才无耻地通知国际联盟，胡说意大利遭到了阿比西尼亚野蛮的、无缘无故的侵略。
在这批飞机的飞行员中，有墨索里尼的两个儿子和他的女婿加勒阿佐·齐亚诺。
他的17岁的小儿子布鲁诺也被从飞行学校里接出来，以便分享这份亲自参与“历史上最伟大的殖民战争”的光荣。
墨索里尼原想凭借自己的庞大军队和先进装备一举击垮阿比西尼亚，在国际上做出重要反应之前即结束战争。
但是出乎他预料的是，阿比西尼亚的抵抗非常顽强。
在战争爆发的第二天，阿比西尼亚即进行了全国动员，有20多万12—20岁的青年报名参军。
过去经常相互械斗的部落，也在“保卫阿比西尼亚独立”的口号下团结起来。
这支世界上最年轻的军队尽管缺乏训练，武器装备落后，但是斗志昂扬，勇敢强悍。
他们手持步枪长矛，利用有利的山区地形，组织伏击战，截断敌军补给线，为保卫祖国每一寸土地英勇奋战，使意大利侵略军屡遭失败。
墨索里尼久久等不到来自阿比西尼亚的捷报，心急如焚。
他一再命令侵阿意军总指挥戴博诺不必顾及补给线的问题，立即向阿比西尼亚腹地进击。
而戴博诺认为，这只能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短时间不可能得到惊人的胜利。
而墨索里尼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希望看到的是速战速决。
他一气之下，决定临阵换将，于1935年11月改任巴多格里奥将军取代戴博诺的职务。
阿比西尼亚反侵略的正义斗争，不仅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也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声援。
埃及等非洲国家人民组成拥护阿比西尼亚独立委员会，连续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声讨意大利法西斯的侵略罪行。
亚洲、欧洲、美洲的许多国家也支持和同情阿比西尼亚人民的抗意斗争。
当意大利侵略军踏入阿比西尼亚国土时，美国黑人就采取各种方式表示抗议。
他们认为阿比西尼亚是个黑人国家，摧毁它就象征着白人最后战胜黑人，因而反应特别强烈。
他们竭尽全力募集资金以支援这个非洲王国。
在纽约等大城市还建立阿比西尼亚之友委员会，进行宣传动员，并向国联控诉意大利法西斯的罪行。
甚至在意大利本国，广大劳动人民也强烈反对这场不义战争。
不论是在城镇还是乡村，到处可以听到对法西斯政权的严正申斥。
在全世界人民和进步舆论的压力下，由英、法操纵的国际联盟行政院被迫于1935年11月通过决议，宣布意大利为侵略者，并对它实行经济制裁。
国联建议其各会员国不向意大利贷款，禁止向意大利输出武器，停止从意大利购买货物，禁止向意大利输出橡胶、锡等若干种主要军事物资。
然而，这些决议只不过是应付国际舆论的一纸空文，丝毫没有妨碍意大利的侵略行动。
比如，英、法、美等国在“中立”的幌子下，不分青红皂白地宣布对交战双方实行武器禁运，真正受害的是没有武器生产能力的阿比西尼亚，而工业发达的意大利不仅能自己生产武器，而且早已做好了侵略准备，根本不缺武器。
意大利真正害怕的是对它实行石油禁运。
因为贫油的意大利如果不能从国外得到石油，就无法进行这场战争。
而国联的禁运单上偏偏就没有列入石油。
关于这一点，墨索里尼曾有很好的自供。
希特勒的秘书保罗·施密特在《外交舞台上的小人物》一书中透露，墨索里尼1938年曾在慕尼黑对希特勒说过：“如果国际联盟把对意大利的经济制裁扩大到石油方面，那么我一周后就只好退出阿比西尼亚。
这样就会酿成一场奇灾大祸。”
此外，英国控制的苏伊士运河也没有对侵略者实行封锁，意大利的舰只照常畅行无阻地运送兵员和武器去阿比西尼亚。
国际联盟这种雷声大雨点小的制裁，不但未能制止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反而给墨索里尼带来了两个好处。
第一个好处是他在国内反而赢得了更多的支持。
墨索里尼极尽颠倒黑白之能事，硬把这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抗击侵略的自卫战争。
但因他的话缺乏根据，难以置信，意大利人民反应冷淡，没有多少人响应他的号召去参加志愿军。
而国联对意大利进行谴责和实行制裁之后，墨索里尼就此大做文章，宣传意大利处在危机之中。
结果意大利人相信了他的欺骗，反而在保卫国家的旗号下团结起来，使墨索里尼赢得了人心。
第二个好处是他可以更加肆无忌惮地屠杀阿比西尼亚人民。
战争打响之后，墨索里尼曾用巨款收买了一个名叫雅锡尔·贝的人，企图让他前往亚的斯亚贝巴把阿比西尼亚皇帝海尔·塞拉西绑架到意大利来。
后来看到国联反应不力，遂决定放弃这一阴谋，完全依靠武力来征服阿比西尼亚。
---------------
11.阿比西尼亚蒙难(5)
---------------
从1936年4月开始，意大利明显加强了对阿比西尼亚的攻势。
墨索里尼不仅命令其空军对阿比西尼亚的城市和乡村进行没有节制的狂轰滥炸，还授权巴多利奥将军任意使用恐怖手段，包括毁灭村庄以及大规模使用毒气，甚至在必要的情况下使用细菌武器，传播传染病。
巴多利奥照命行事，大量使用毒气，致使阿比西尼亚27万多军民被毒气熏死，另有40余万无辜居民惨遭杀害。
法西斯这一惨绝人寰的罪恶被国际舆论揭穿之后，墨索里尼为愚弄意大利人民不仅坚决否认，还捏造事实诬蔑阿比西尼亚对意大利人使用了毒气。
在阿比西尼亚人民抗意战争处于最艰难的时刻，海尔·塞拉西皇帝于1936年4月29日再次向国联和西方列强求援。
但英、美、法和国联仍然麻木不仁，未采取任何有力措施去反对意大利侵略者。
1936年5月5日，墨索里尼终于等到了巴多利奥占领阿比西尼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消息。
5月9日，墨索里尼正式宣布吞并阿比西尼亚。
至此，从表面看战争似乎结束了，但实际上阿比西尼亚的绝大部分地区仍然保持独立，反抗意大利侵略者的斗争继续激烈进行。
为了巩固对阿比西尼亚的统治，墨索里尼命令驻阿意军将领执行一项“有计划的恐怖和灭绝政策”，可以将任何抗意军民作为“叛乱分子”加以处决。
在做好保密的前提下有权继续使用毒气，还要特别注意消灭人数不多的阿比西尼亚知识分子。
因为这些人可能领导抵抗运动。
驻阿意军更是创造性地执行墨索里尼的命令，他们只要发现一个意大利人受到伤害，就处决10个阿比西尼亚人，从而使整个阿比西尼亚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墨索里尼虽然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占领了阿比西尼亚这块新殖民地，但他也付出了高昂代价。
在半年多的战争中，意大利承认其死亡人数为5000余人，实际上比这个数字要大得多。
从耗资方面来说，战争几乎花费了全年的国家收入。
如果对其在非洲消耗的军需品进行必要的补充，其数量相当于75个师的装备。
如以货币计算，则相当于其后三年的军事预算总和。
意大利通往红海的补给线既漫长又危险，其驻非部队的维持费用也非常浩大。
更重要的代价是，墨索里尼从此在国际上成为众矢之的，并获得了一个“疯狗”的雅号，在外交上失去了选择的自由，再也不能在欧洲两大势力集团之间挑拨离间，从中渔利。
对墨索里尼个人来说，侵占阿比西尼亚为他提供了一个捞取政治资本的大好机会。
他大肆吹嘘，征服阿比西尼亚是“震惊世界”的杰作，而且这场“历史上最伟大的殖民战争，完全是由他亲自计划，亲自赢得的”。
在由法西斯垄断的舆论工具欺骗下，许多原来对墨索里尼心存怀疑的意大利人也开始盲目地认为，他敢于向国际联盟的50个国家挑战，并大获全胜。
他敢于蔑视英国人，并使他们承认意大利的胜利。
这都说明墨索里尼确实是个天才。
因而战争结束之后，在意大利出现了对“伟大领袖”狂热崇拜的新高潮。
那时，墨索里尼被吹得神乎其神。
农民在田野里向他下跪，妇女举起孩子请他祝福，内阁大臣在他面前要立正敬礼，一站好几个小时。
为了讨好墨索里尼，法西斯党这时特地修改了谒见墨索里尼的礼仪，规定竭见者必须跑步到领袖的办公桌前，谒见结束后再跑步到门口停下，敬礼。
一些法西斯记者在官方授意之下，更是昧着良心摇动笔杆，大唱赞歌。
他们吹捧墨索里尼是小圣人，是受上帝派遣来创造历史的天使，注定要永远支配世界；吹捧墨索里尼是当今活着的最伟大的天才，在全世界都被看做是超人，造谣说印度圣雄甘地、美国总统罗斯福、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英国诗人吉卜林、美国富豪摩根等国际名人都持这种看法。
更有甚者，墨索里尼的母亲也成了受人狂热崇拜的人物。
为了纪念她，要求意大利的小学生们都要吟诵《幸福的母亲》。
墨索里尼的诞生地和他父母的坟墓还被列为圣地和圣陵。
人们到这里要下跪拜谒，表示感恩。
这时的许多意大利人可以说已经丧失理智，荒唐地把墨索里尼推到了登峰造极地步。
阿比西尼亚之战对欧洲大国的关系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一是促使英意矛盾有了发展。
英国对意大利的侵略行径尽管采取了绥靖政策，但墨索里尼对它不但毫无感激之情，反而增加了轻视之心。
墨索里尼断定英国是个正在走向衰落的没有前途的国家。
一再以其庞大的武装力量对英国进行威胁。
而英国对意大利下一步的扩张目标究竟指向何处也忧心忡忡。
英国感到，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侵占，不仅使其通往亚洲的航道安全受到威胁，而英属索马里和英埃苏丹也处于意大利殖民地的包围之中。
为保护其在中东的殖民利益，英国于1936年8月26日与埃及缔结了同盟条约，并签订了英国军队在埃及享受豁免权和特权的条约，从而使英国军队长期驻留埃及和苏伊士运河区合法化。
---------------
11.阿比西尼亚蒙难(6)
---------------
英国的这一战略部署又反过来加剧了意大利对它的戒心。
英意矛盾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英法意共同对付德国的“斯特莱沙阵线”的破裂。
意大利侵占阿比西尼亚的另一个结果是促使德意相互接近。
1935年10月，当墨索里尼发动侵阿战争受到国际舆论广泛谴责时，希特勒公然站出来支持墨索里尼。
与此同时，德国还大力发展对意大利的贸易，向其提供各种急需物资，以帮助其打破国联的经济制裁。
德国所以支持意大利，一方面是因为两国同属法西斯国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上臭味相投；另一方面是希特勒从德国利益出发，有意把墨索里尼的注意力从奥地利和巴尔干引开，以便纳粹德国在这些地区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
而墨索里尼既感激希特勒的支持，又认为德国是个正在兴起的国家，有意利用德国的力量来扩大自己的影响。
德意两个法西斯国家的接近，对后来欧洲局势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正如丘吉尔所说：“德国已经不再孤立，欧洲四个强国，从前是三比一，现在却变成了二比二了。”
德意勾结起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共同干涉西班牙内政。
---------------
12.西班牙悲歌(1)
---------------
1936年7月18日清晨，一架由英国人驾驶的飞机从西班牙属地加那利群岛偷偷起飞，升空之后转向东北方向。
经过一千多公里飞行，便神秘地降落在西属摩洛哥的德士安。
舱门开处，首先走出来的是一位身披戎装、面带杀气的军人，他就是西班牙加那利驻军司令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将军。
佛朗哥于1892年出生于西班牙埃罗费罗尔地区一个海军军官家庭，先后毕业于托莱多步兵学校和法国巴黎军事学院。
在陆军中历任外籍军团副司令、萨拉戈萨军事学校校长、巴里阿里群岛驻军司令、陆军参谋长等职。
因率军镇压摩洛哥人民起义和阿斯图里亚斯起义时表现强悍，在西班牙军界享有很高声誉。
佛朗哥虽为职业军人，但怀有强烈政治野心，同西班牙法西斯组织长枪党勾勾搭搭，关系极为密切。
1936年2月西班牙人民阵线政府成立之后，遂将心存敌意的佛朗哥由陆军参谋长贬为加那利群岛驻军司令，迫其远离首都马德里。
在机场迎接佛朗哥的，没有欢呼的人群，也没有飘扬的旗帜，只有当地驻军的几个主要头目。
他们见面后简单寒暄了几句，便分别钻进两辆黑色轿车，匆匆驶向德士安驻军司令部。
按照事前计划，佛朗哥于当天下午向报界发表了一个措词强烈的反政府声明，宣称他将领导西班牙之军队摧垮人民阵线政府，阻止西班牙的无产阶级革命，以避免西班牙遭受“赤化”。
佛朗哥的这一声明，标志着西班牙内战的正式开始。
由于各种国际势力的大规模卷入，这场内战很快便演变成世界民主和进步力量同国际法西斯侵略势力的重大较量。
这场较量一直持续到1939年，较量的主战场就在西班牙。
而西班牙所以会成为主战场，不仅因为它战略地位非常重要，还同当时西班牙国内的政治形势有直接关系。
西班牙在16世纪时，曾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殖民帝国。
那时，它的殖民地遍布世界各地，特别是在中美洲和南美洲地区，除了巴西之外都是它的殖民地。
但从1588年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在英吉利海峡被英国击溃之后，它便失去了海上优势，逐渐走向下坡路。
19世纪最初25年，拉丁美洲人民的民族独立战争风起云涌，沉重打击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使它失去了绝大部分的美洲殖民地。
1898年美西战争后，它又丢掉了古巴、关岛、菲律宾等残存的殖民地。
从此，强盛的西班牙帝国便永远成为历史。
20世纪初期，西班牙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远远落后于其他西方列强。
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以中立为名，向交战国双方供应粮食、战略物资和某些工业品，赚得了巨额利益。
当时的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是封建贵族、上层僧侣和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
广大工农群众深受剥削，困苦不堪。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西班牙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也出现了革命高潮，阿方索十三世的专制政权陷于岌岌可危境地。
1923年9月4日，在国王亲自授意下，驻加泰罗尼亚军事司令官德里维拉发动政变，在全国建立了军事专政。
德里维拉以墨索里尼为榜样，上台后立即实行法西斯制度，疯狂迫害进步力量，引起广大人民更加不满。
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落后的西班牙，全国的工农业生产和金融系统陷于一片混乱。
失业工人、破产农民和青年学生纷纷起来造反，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军队中的民主主义者也被卷了进去。
统治集团为了缓和人民的强烈不满和维系君主制度，只得于1930年1月让德里维拉辞职以平民愤。
独裁者德里维拉下台后，经不住舆论谴责，两个月后便死去了。
可是这一换马花招并没有解决西班牙的基本矛盾，争取共和的运动继续向前。
德里维拉死后的一年中，西班牙换了两次内阁，但都不能制止革命形势的发展。
1931年2月，国王被迫宣布恢复宪法，举行选举。
在4月12日举行的选举中，拥护共和制度的共和党和社会党取得胜利，国王阿方索十三世吓得逃往国外。
1931年4月14日，西班牙共和国宣告建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取得初步成功。
新生的共和国建立之后，被推翻的反动势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
他们在梵蒂冈和德意法西斯势力支持下，蓄意进行破坏。
地主们故意让土地荒芜，制造粮荒。
大资本家关闭工厂，使成千上万工人失业。
投机商人囤积居奇，扰乱市场。
贵族子弟和保皇党分子上街寻衅，公然叫嚣要打倒共和国。
天主教会则利用所控制的教坛和报刊，散布反动言论以推波助澜。
为了同民主力量对抗，西班牙的法西斯分子组成“长枪党”，教权分子和保皇分子组成“西达党”。
但最大的威胁来自军队。
许多出身于贵族门第和大庄园主家庭的军官非常仇视共和制度，他们秘密组织了“西班牙军人联盟”，着手策划武装叛乱。
---------------
12.西班牙悲歌(2)
---------------
而共和国主要领导人面对严重的形势却放松了警惕，没有采取任何有力的反击和防范措施。
结果在1933年11月的大选中，右翼的“西达党”取得胜利，建立了以勒鲁斯为首的亲法西斯政权。
勒鲁斯上台之后，立即释放了大批保皇分子，加强了对工农群众的迫害。
面对反动势力的反攻倒算，共产党领导工农群众奋起反抗，西班牙阶级矛盾空前紧张。
1935年欧洲政局风云变幻，战争威胁日益逼近。
有鉴于此，共产国际于当年7月发出建立人民阵线，团结无产阶级及其他一切进步力量，以抗击法西斯势力的号召。
经过共产党的积极工作，西班牙各左派政党于1936年1月就建立人民阵线达成协议。
人民阵线是工人、农民、进步知识分子、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进步力量之间最广泛的反法西斯政治同盟。
参加人民阵线的有：共产党、社会党、左派共和党、共和主义同盟、加泰罗尼亚左派党、劳动总同盟和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等。
在同年2月举行的西班牙大选中，人民阵线一举成功，获得议会多数，并组成以左翼共和党人阿萨尼为首的新政府。
根据人民阵线的共同纲领，新政府宣布大赦政治犯；恢复加泰罗尼亚自治；恢复被解雇工人的工作；实现初步民主权利；解散一些反动组织，逮捕反动分子。
这些社会改革措施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但招致保守势力的激烈反抗。
在反“赤化”的幌子下，法西斯暴徒公开地闹事挑衅，猖狂枪杀进步人士和政府官员。
反动军官策划的武装叛乱更是密锣紧鼓地进行。
西班牙的主要将领圣胡安霍因、佛朗哥、戈德、莫拉等都参与了这一阴谋活动。
1936年7月，被人民阵线政府贬到加那利的西班牙驻军司令弗朗西斯科·佛朗哥派了两个密使以出版商的身份前往英国。
他们先在伦敦同一个叫道格拉斯·杰罗德的英国人接头，然后经杰罗德找到了休斯·保拉德和奥明航空公司的飞机驾驶员贝白。
经过一番策划，决定由贝白驾驶一架飞机从伦敦飞往加那利群岛的拉斯帕尔马斯城待命。
为了掩人耳目，由保拉德和他的女儿及他女儿的朋友们装成前往加那利度假的旅游者。
看上去，这伙男男女女是乘飞机去风景优美的地方旅游观光，实际上，他们的任务是到拉斯帕尔马斯去把飞机交给佛朗哥使用。
任务完成后，他们便乘船回了英国。
7月17日，驻摩洛哥梅利里亚的西班牙军队首先发动叛乱。
第二天清晨，贝白便驾着这架飞机把佛朗哥载往摩洛哥的德士安指挥这支叛军。
原定的叛军主要领导人圣胡安霍因从葡萄牙回国途中飞机失事而丧命，于是佛朗哥便成了整个叛军的总司令。
因为叛乱早有预谋，而且是在国际反动势力的支持下进行的，所以一开始进展比较顺利。
佛朗哥将军统率的摩洛哥军由南向北，莫拉将军领导的保皇党军队由北向南，都朝着首都马德里进犯。
这时，许多城市驻军中的保皇党人、长枪党人乘机蠢蠢欲动，一时西班牙上空乌云翻滚，反动气焰极其嚣张。
叛军狂妄地宣称，将在数天内攻下马德里，消灭共和国。
不几天，南方城市加的斯、塞维利亚、赫雷斯、阿尔黑西拉斯、拉利内阿、哥尔多瓦等相继落入叛军之手。
叛军将领格勃·德拉诺叫嚷：“如果半个西班牙赤化了，那就消灭半个西班牙!
”
然而，痛恨君主制度和法西斯主义的广大工农群众并没有被吓倒。
他们为了保卫革命成果，纷纷行动起来。
在马德里的街头，激动的人群涌向政府大厦，要求政府立即发给武器。
“武装!
武装!
武装!
”
的口号声响彻云霄。
新上任的何塞·希拉尔总理决定满足群众的要求，立即把武器发给人民。
7月19日清晨，满载各种武器的卡车奔驰在马德里的街道上，为各个工会运送枪枝弹药。
其他城市也开始武装工人。
整个西班牙都激荡着“保卫共和国”的声音。
在许多地区和城市，西班牙人民同叛军进行了英勇斗争。
在巴塞罗那，武装民兵包围了军营，制止了军队的叛乱，并俘获了叛军将领戈德。
在阿斯图里亚斯，有着光荣战斗传统的矿工们包围了被叛军占领的奥维多城。
在马德里，武装的人民群众包围了法西斯长枪党军官们盘踞的蒙塔那军营。
然后，在一片“处死法西斯匪徒”的呐喊声中，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战胜了叛乱者。
在保卫共和国的战斗中，不但人民群众战斗情绪高昂，而且军队中很多士兵也仍然拥护共和国政府。
在海军中，叛乱者只控制了7艘舰艇，而忠于政府的官兵则掌握了46艘战舰。
在空军中，大部分飞机也掌握在政府手中。
人民群众的浴血奋战，很快阻止了叛乱的蔓延。
到7月30日叛军在布尔戈斯成立“执政委员会”时，他们实际上只控制着北部的布尔戈斯、那瓦尔、萨拉格萨各省和南部的几个孤立据点。
---------------
12.西班牙悲歌(3)
---------------
叛军的主力因无法突破共和国海军的严密封锁而仍然滞留在摩洛哥。
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眼看他们支持的西班牙法西斯叛乱难以取胜，心中十分焦急。
叛军在7月底成立执政委员会后，德、意法西斯立即撕下“中立”的伪装，开始亲自出马支持叛乱，公开武装干涉西班牙内政。
由此开始，西班牙内战演变成了一场具有国际性的反法西斯战争。
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右翼势力的支持由来已久。
早在20年代，墨索里尼就支持过西班牙的独裁者德里维拉。
30年代初期，他又支持反动将领圣胡安霍因发动的未遂军事政变。
1933年，“西班牙军人联盟”一成立，德、意法西斯便同它建立了联系，希特勒对西班牙长枪党给过很多资助。
1934年3月，意大利和西班牙保皇党签订协定，承担协助其颠覆共和国政府的义务。
1936年3月，希特勒向策动叛乱的西班牙军人保证提供一切必要的协助。
德、意军事参谋总部不仅直接参与了军事叛乱计划的制定工作，还派出了大批间谍帮助搜集情报，并且偷运了大量武器。
佛朗哥打出叛旗之后，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右翼势力的支持规模越来越大，形式也越来越公开。
7月30日，德、意各派飞机20架飞抵西属摩洛哥的德士安，把那里的首批叛军运到西班牙南方。
随后，其余的一万多名叛军又在德意战斗机的保护下乘船渡过直布罗陀海峡，在西班牙南方登陆。
为了协调行动，德国成立了W司令部，意大利成立了特别委员会。
随后，大批德、意武器和弹药源源不断地从各个方向运给叛军，仅意大利，就先后向西班牙叛军提供过1000架飞机、2000门大炮、1000件自动武器，24万支步枪、3�24亿发子弹、800万发炮弹、1�2万辆汽车、2艘潜艇、4艘军舰。
为了运送这些物资，意大利平均每天向西班牙派出一艘装满人员和武器的船只。
接着，德、意的轰炸机公然闯进西班牙领空，对和平城市和居民进行狂轰滥炸，德、意正规军也踏上了西班牙领土。
为了支持佛朗哥的叛乱，德国先后派往西班牙的作战部队为5万人，意大利则多达15万人。
德国共花费5亿马克，意大利更是不惜血本，敢下赌注，总共花了140亿里拉。
德、意法西斯如此卖力地支持佛朗哥叛乱是有多重目的的。
一是出于战略考虑。
西班牙面积5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3000余万，在欧洲也算一个具有相当影响的二等大国，而且它地理位置十分重要。
它控制地中海和大西洋交通要冲，既可从侧面威胁法国，又可扼住英国通往中东和亚洲的交通咽喉。
因而，德、意对西班牙都有必得之心。
二是出于经济利益。
西班牙物产丰富，其汞的开采量占当时世界的45％，黄铁矿占世界开采量的50％以上。
此外，它还大量出口铜、锰、钨、铅、银、钾盐等重要军工原料。
掠夺这些丰富的物质资源，也是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的重要原因。
其三是出于意识形态考虑。
佛朗哥领导的武装叛乱同人民阵线的斗争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同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间的一场较量。
如果人民阵线获胜，不仅会使德、意对西班牙的一切图谋落空，而且会促进欧洲各国反法西斯运动的发展。
因此，阻止社会主义和民主势力在西班牙的发展，打击共产国际倡导的人民阵线运动，扩大法西斯势力范围，是以世界法西斯领袖自居的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的共同目的。
此外，德、意两国还打算利用这场战争作为未来世界大战的实战演习，来试验各种武器和新的战术技术。
同时，也想借此试探一下英法“绥靖政策”的限度。
德、意法西斯对西班牙的武装干涉，既是对国际民主与进步力量的猖狂进攻，对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是一个严重威胁。
德国将领莱希劳直言不讳地说：“在西班牙进行的武装干涉，不仅是最好的军事训练，而且是极好的政治行动，我们因此巩固了自己在英法战略生命线上的地位，我们在地中海地区进行武装干涉的最主要意义就在这里。”
由此看来，英、法、美应该站在西班牙人民阵线一边，反对德、意法西斯公开的侵略行径。
但实际上，英、法、美却采取“隔岸观火”态度，在不干涉政策的幌子下，任由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扼杀新生的西班牙民主共和国。
1936年7月西班牙内战爆发后，法国政府一方面声称同情西班牙人民反对反动势力的斗争，但同时又宣布对西班牙冲突保持“中立”。
为了表示所谓“中立”立场的诚意，它还于7月25日公然撕毁1935年缔结的《法西贸易协定》，拒绝执行向西班牙政府出售价值1亿法郎武器的合同。
8月2日，法、英两国政府协商后建议：所有欧洲国家严格执行不干涉西班牙事务政策。
经过它们的活动，27个欧洲国家在伦敦成立了由英国财政大臣摩里逊任主席的“不干涉西班牙委员会”，以监督执行他们达成的“不干涉协定”。
---------------
12.西班牙悲歌(4)
---------------
协定规定：由英法海军封锁西班牙的海岸线、法国封锁法西边境，禁止把武器和军用物资运往西班牙，也不允许西班牙购置的军火过境。
以后又补充了一个禁止派遣外国志愿人员到西班牙去的决定，借口是“防止国际冲突”。
德、意和苏联都参加了不干涉委员会。
但德、意根本无视不干涉协定，通过葡萄牙转运站继续大规模向叛军提供军事援助。
在此情况下，苏联被迫宣布，基于西方国家粗暴地撕毁了以前达成的协议，苏联将根据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向合法的西班牙政府出售武器并提供贷款。
英、法控制的不干涉委员会对德、意大规模武装干涉西班牙的事实不闻不问，装聋作哑，相反却指控苏联破坏不干涉协议，甚至说“有些国家比德意更应该受责备”。
美国没有参加不干涉委员会，但却支持英法奉行的不干涉政策。
1936年8月，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绝不干涉西班牙争端。
1937年1月6日，美国国会通过决议，禁止向“在西班牙交战的各方”出售武器，并禁止以志愿者身份援助西班牙政府军的美国人前往西班牙。
但却不禁止叛乱分子从美国购置汽油，也不禁止德意两国从美国购置武器弹药和各种军事物资。
德意是西班牙叛军的主要武器供应者，这样，美国的军火便通过德、意源源运到叛军手中。
美国的禁运政策，实际上只禁止西班牙政府从美国获得武器。
英、法、美等国政府对德、意法西斯武装干涉西班牙采取绥靖政策不是偶然的。
第一，它们同德意一样都仇视共产主义，担心人民阵线获得胜利会导致西班牙“赤化”，并进而影响本国和欧洲的稳定。
1936年11月，美国驻法大使布利特会见法国外长德尔博斯时一致认为，如果佛朗哥得不到德、意的迅速援助，“西班牙将很快落入共产党人手里，葡萄牙不久也会步其后尘”。
当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把德、意的武装干涉说成是消除西班牙的“共产主义疫区”时，英法美官方内心持赞同态度，因而想借刀杀人，利用德、意法西斯出面扼杀西班牙的革命力量。
第二，英法等国虽然力量雄厚，但内部矛盾重重，和平主义和保守思想斗争十分严重，在法西斯国家重新瓜分世界的咄咄逼人攻势面前，一味采取守势。
它们幻想能用牺牲西班牙的办法来满足法西斯的欲望，维持欧洲的现有秩序。
第三，它们知道社会主义苏联不会坐视德、意扑灭西班牙人民阵线，因而，想用纵容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的办法，来促使德、意同苏联相斗，从而达到祸水东引的目的。
这就是坐山观虎斗的策略。
同英、法、美政府的态度相反，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进步人士都坚决反对德意法西斯的侵略行径，鲜明地站在西班牙共和国一边。
当时，被封锁的西班牙共和国在粮食、武器等方面都遇到极大困难。
苏联人民发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节衣缩食，捐款捐物支援西班牙人民。
1936年9月，第一艘苏联轮船“涅瓦号”满载粮食和物资抵达阿利坎特港，受到西班牙人民的热烈欢迎。
阿利坎特市的男女老幼涌向码头，热泪盈眶，高呼“万岁”。
随后，装载武器的苏联船只也陆续到达。
从1936年10月1日到1937年8月1日，苏联向西班牙共和国提供飞机496架、坦克332辆、装甲车60辆、火炮714门、机枪12804挺、步枪337793支。
苏联虽未派成建制的军队直接参战，但派去了大批飞行员、坦克手、教官和参谋人员。
苏联人民捐款5600万卢布，苏联政府向西班牙政府提供8500万美元贷款。
还收容了数千名西班牙难童，让他们在苏联居住和受教育。
同苏联一样，世界各大洲也都展开了声援西班牙人民的群众运动。
巴黎、伦敦、纽约和其他许多城市的民主力量，通过各种形式要求给西班牙人民阵线提供援助。
西班牙大使馆收到了几千宗捐款和援助品。
墨西哥政府公开站在西班牙政府一边，向它提供了230万美元军火和物资。
阿根廷人民募集了5000万法郎的捐款以及大批粮食和衣服，还装备了19所野战医院。
巴西人民捐献了30万公斤咖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