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二战全景纪实》》 · 沈永兴、朱贵生 · 2026-07-25
《二战全景纪实》
作者：沈永兴 朱贵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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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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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战争史。最近五千年来，大小战争总共发生了14513次，没有战争的时间只有292年。不过，战争的次数虽然不少，能使人永志不忘的世界大战却只有两次。这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本世纪上半叶，在时间上仅仅相隔20来年。有意思的是，它们之间不仅在参战国家和战争结局等方面有许多类似之处，而且还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播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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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黎和会：播下浩劫的恶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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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文明史，同时也是一部战争史。最近五千年来，大小战争总共发生了14513次，没有战争的时间只有292年。不过，战争的次数虽然不少，能使人永志不忘的世界大战却只有两次。这两次世界大战都发生在本世纪上半叶，在时间上仅仅相隔20来年。有意思的是，它们之间不仅在参战国家和战争结局等方面有许多类似之处，而且还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播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种子。
人们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1914年。这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的皇太子弗兰茨·斐迪南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爱国青年加夫利洛·普林西波刺杀。消息传开，举世震惊。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和争夺世界霸权而早已怒目相向、剑拔弩张的欧洲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以德、奥为首的同盟国和由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遂以此为口实而于当年8月开战。开始阶段，参战国都是欧洲国家，战场也仅限于欧洲地区。后来战火逐渐越出欧洲，席卷了亚非许多地区，参战国也扩大到约占世界1/4人口的五大洲的33个国家。在战争中，各交战国总共动员了7400万人走上前线，使用了各种最新型的杀人武器，结果导致1000万人阵亡，2000万人受伤，500万人失踪，无数城市和乡村被夷为平地。真是规模空前，惨烈空前，代价空前。
在头两年多的时间里，交战双方互有攻守，各有胜负，战局扑朔迷离，很难看出鹿死谁手。但是1917年发生的两件大事，对战局发生了决定性影响。
第一件大事是美国参战。美国是位于北美洲的新兴帝国主义强国。在相当长时间内，美国对这场战争采取的是隔岸观火、坐收渔利政策。它以中立为名，向交战双方出售军火，大发战争横财。后来美国看到，经过两年多的角逐，交战双方都已精疲力竭，参战时机已经到来，遂以德国潜艇攻击美国商船为借口，于1917年4月6日打着维护公海自由的幌子向德国宣战。美国的参战，不仅在经济上和军事上极大地加强了协约国的实力，而且产生了巨大的政治影响。在美国的带动下，古巴、巴拿马、希腊、巴西、利比里亚、泰国等相继对德宣战，参加协约国阵线，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协约国方面的优势。
第二件大事是俄国革命。1917年11月7日，俄国无产阶级在列宁领导下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了本国的资产阶级政权，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十月革命。十月革命的胜利，不仅导致俄国退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相互残杀，也极大鼓舞了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争取解放的斗志，从而加深了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内部危机，提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日期。在俄国革命影响下，德军士气涣散，逃兵数以万计。
为了挽回败局，德军统帅部于1918年3月决定，利用同俄国签订布列斯特和约后东线获得稳定的机会，集中187个师的兵力在西线发动强大攻势，以便在大批美军赶到之前击溃英、法军队。但结果四次攻势四次败北，不仅白白消耗了大批武器弹药，还付出了伤亡70余万人的昂贵代价。7月18日，协约国军队在长达45公里长的战线同时发起强大反攻。8月8日，协约国军队突破德军前沿阵地，毙伤和俘获了大批德军，其中包括许多前线司令部人员，于是德军全线动摇。德军总监鲁登道夫哀叹：“8月8日是德军在世界大战中最不幸的日子。”8月13日，德国军政首脑在最高统帅兴登堡的房间里召开会议研究形势。与会者一个个脸色阴沉，神情沮丧。军方代表鲁登道夫在会上强调，德军已肯定胜利无望，为了保住德国的军事骨干和生产潜力，应尽快通过外交途径结束这场战争。但政府方面因担心突然媾和会招致国内不满，甚至会引发革命，而迟迟没有采取实际行动。10月3日，德军总司令兴登堡向政府提出：“形势日益吃紧，有可能使最高统帅部做出沉痛决定。”在此情况下，新的德国政府首脑麦克斯才不得不于10月4日深
夜致电美国总统威尔逊，表示愿意在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原则的基础上，签订停战协定并开始和谈。
就在德国酝酿媾和期间，德国的盟国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奥匈帝国相继于9月29日、10月30日和11月3日向协约国投降，从而使所谓的同盟国仅剩下一个孤零零的德国。与此同时，德国内部的革命运动也风起云涌，起义士兵和工人先后占领基尔、卢卑克、汉堡、不莱梅等城市。11月6日，德国的战时内阁在极端不安的气氛中召开会议。会议期间，几乎每分钟都收到令人忧虑的电报。当天中午，会议决定组成由中央党领袖埃尔茨贝格尔为首的代表团，最迟于11月8日开始同协约国开始和谈。如果协约国不同意，德国代表团即使打出白旗，也要举行停战或投降谈判。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包括最高统帅部的代表，都同意这个决定。
11月7日晚，德国代表团的汽车插着白旗越过前沿阵地。埃尔茨贝格尔及其随行人员登上挂有窗帘的火车，第二天清晨开到位于巴黎东北50公里处的贡比涅森林。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费尔迪南·福煦是法国的军事统帅。他于1851年生于法国比利牛斯省塔布市。早年就学于综合技术学院，曾任炮兵中尉和上尉。1887年从高等军事学院毕业后，到陆军参谋部工作。后又回高等军事学院任教，发表过一些有关现代战争的著作。1909年升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出任新建的法军第9军团长，并负责英、比、法联军在弗兰德的协调工作。因指挥出色，先后升任北方军团总司令、法军总参谋长等职。1918年又被推举为协约国联军总司令。8日上午，德国代表团被带到福煦的办公室。福煦掩饰住内心的激动，故意面带矜持地装作没有看见埃尔茨贝格尔伸过来的右手，劈头就问：“你们来干什么，先生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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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黎和会：播下浩劫的恶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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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尔茨贝格尔尴尬地说：“我们想听听您的停战建议。”
福煦不无讥讽地回答：“噢，可是我们没有提过任何停战建议，我们很愿意继续打下去。”
埃尔茨贝格尔顿时满脸通红，只得坦白地承认：“我们无法继续打下去了，需要您提出停战条件。”
“啊，这样说来，你们是来求和的了？如果这样，那可就是另一回事了。”
福煦就这样迫使德国代表团屈辱求和，然后才让工作人员向他们宣读了下列停战条件：
（一）德国应保证在15天内从比利时、法国、卢森堡等国境内的占领区撤退，放弃阿尔萨斯、洛林和罗马尼亚，撤离奥匈帝国和土耳其；
（二）德国应向协约国交出5000门重炮和野战炮，3万挺机枪，2000架飞机，6艘主力舰，8艘重型巡洋舰，10艘巡洋舰，300艘潜艇，5000台机车和5000辆完好无损的汽车；
（三）由协约国军队占领莱茵河左岸，占领军的给养由德国负担；
（四）德国放弃布列斯特条约和布加勒斯特条约；
（五）东非的德军应当立即投降；
（六）被德军俘获的人员应当遣返回国，但德军战俘要继续拘留；
（七）继续保持对德国的封锁。
这些停战条件实际上是限令德国投降。福煦最后强调，德国代表必须在72小时以内，即在11月11日上午11时之前做出答复。德国代表团一方面将这些条件报告柏林，一面同福煦讨价还价。埃尔茨贝格尔一再向福煦表示，如果不降低上述条件，有可能把德国推向布尔什维克的怀抱。就在双方讨价还价之时，德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1月9日，德皇威廉二世因慑于国内外形势的压力被迫宣布退位，并逃往荷兰。同日，以右翼社会民主党人艾伯特为首的新政府宣告成立。新政府指示代表团对协约国的苛刻条件提出异议，但如异议遭到拒绝，就在条款上签字。在协约国方面做了微小让步之后，德国代表团终于在11月11日凌晨签署了停战协定。11时正，在贡比涅森林上空响起了101响礼炮声。这炮声标志着历时51个月零两个星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
贡比涅停战协定签字后，协约国的主要成员们便积极磋商召开缔结对德和约会议问题。会议地点商定在法国首都巴黎。会议宗旨名义上是拟定对德和约，“建立战后世界和平”，实际上是战胜了的帝国主义们的一次分赃会议，是一场新的国际斗争。
1919年1月18日，会议在著名的凡尔赛宫的镜厅正式开幕。东道国所以把会址选在这里，是有双重目的的。第一，是想向各国炫耀法国文明。凡尔赛宫位于巴黎的西南郊。这里原来是个小村镇。162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三开始在此修建城堡作为皇家狩猎时的行辕。1661年，新国王路易十四又决定在此修建王宫和园林，历经28年的大规模营造，最后于1689年全部落成。整个凡尔赛宫建筑面积为11万平方米，园林面积100万平方米。建筑布局以东西为轴，南北对称。在长达3公里的中轴线上，建有雕像、喷泉、花坛、草坪和柱廊。花园都呈各种几何图形。宫殿主体长707米，中间是王宫，两翼是宫室和政府办事处、剧院和教堂，外观雄伟壮丽。宫殿室内都用大理石镶砌，玉阶巨柱，装饰以雕刻、挂毯和巨幅油画。中部的镜厅更是雍容华贵、富丽堂皇。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后，国王路易十六和王后玛丽·安东尼特就是在这里被抓往巴黎的。后来，凡尔赛宫被辟为国家历史博物馆。国际上普遍认为，凡尔赛宫代表着西方古典建筑的最高水平，法国人更是把它作为自己的骄傲。法国选择凡尔赛宫的镜厅作为和会开幕地点的另一用意，是发泄对德国的复仇情绪。1870年，普鲁士宰相俾斯麦对内完成了德国的统一，对外战胜了强大的法国。次年1月18日，普王威廉一世就在这个镜厅举行加冕典礼，改称德意志皇帝。接着又于2月26日迫使法国在凡尔赛宫缔结德法条约，规定法国把阿尔萨斯和洛林割让给德国，并向德国交纳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法国一直把此条约视为耻辱。现在德国战败了，并将被迫签订屈辱的投降条约。为了发泄郁积多年的对德国的愤懑，法国特意选择凡尔赛宫和1月18日作为和会的开幕地点和时间。
参加巴黎和会的国家有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玻利维亚、巴西、古巴、厄瓜多尔、尼加拉瓜、巴拿马、秘鲁、波兰、葡萄牙、罗马尼亚、希腊、危地马拉、中国、泰国、海地、沙特阿拉伯、洪都拉斯、利比里亚、捷克斯洛伐克、乌拉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27个独立国家，还有英国的自治领南非、印度、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巴黎和会没有邀请苏维埃俄国参加。战败的德国及其盟国也不许与会。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虽然只有70人，但非正式代表、有关专家及各种工作人员却多达7000余人，其中美国代表团的工作人员最多，共有1300余人。这在当时来说，堪称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国际会议。
为了便于操纵会议，英、法、美、意、日等主要战胜国对会议的开法做了许多不平等的规定。首先，是把出席会议的国家分为几等。第一等是“享有整体利益的交战国”，即英、法、美、意、日五大强国，它们有权出席一切会议。第二等是享有局部利益的交战国，如比利时、巴西、中国、希腊等大多数国家都属于这一类，只能出席讨论与它们有关问题的会议。第三等是与德、奥集团继绝外交关系的国家，如秘鲁、玻利维亚等，它们只有在会议讨论的问题直接涉及这些国家时才能派代表团出席。第四等是中立国和即将独立的国家，它们只有在五强之一的邀请下才能出席有关会议。其次，各国代表的人数也是不平等的。会议规定，英、法、美、意、日五强各派5名代表；比利时、巴西和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各派3名代表；中国、希腊、沙特、波兰、葡萄牙、泰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各派2名；英国的自治领澳大利亚、加拿大、南非和印度各派2名，新西兰派1名；其他国家各派1名。更主要的是，在会议的议事规则方面完全是按强权政治行事。和会规定，整个会议分为最高会议、专门会议和全体会议三种形式。最高会议由美、法、英、意、日五强首脑和外长组成，也称十人会议，一切重大问题都由它讨论决定。后来十人会议又演变成美、英、法三国首脑组成的三人会议。专门会议由有关国家代表和专家组成，只审议最高会议指定的专门问题。全体大会由所有与会国代表组成。整个会议期间只举行了七次全体大会，而且都是只准举手通过决议，根本不想让其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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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黎和会：播下浩劫的恶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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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法、意、日等帝国主义大国的代表都是怀着各自的争霸野心和掠夺计划来参加巴黎和会的。为了实现各自的目的，他们唇枪舌剑，争吵不休，台前幕后充满了激烈斗争。
和会的第一天，法国总统普恩加莱利用致开幕辞的机会发表了长篇演说。他不仅以战胜者的口吻讥讽战败的德国“生于不义，自当死于耻辱”，同时还提出了制裁战争祸首、肢解德国的基本方案。但美国总统威尔逊却不理睬法国的建议，要求和会首先讨论建立国际联盟问题。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于1856年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斯汤顿镇的一个牧师家庭。早年在弗吉尼亚大学和霍普金斯大学攻读法律、政治和历史，曾获政治学博士学位。后来相继担任过大学教授、大学校长和州长。1912年和1916年在民主党支持下，先后当选为美国第28任总统。威尔逊仪表堂堂，意志坚强，是个极端自信的理想主义者。在他执政期间，美国发展迅速，成了世界首富。威尔逊认为，根据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美国应当放弃传统的孤立主义政策，担当起领导世界的重任。为此，他在做出对德宣战的决定之后，又于1918年1月8日提出了以建立国际联盟和维护公海航行自由为基础的“十四点”争霸世界纲领。
威尔逊对于建立国际联盟的计划所以特别着迷，不仅因为这同他的政治声誉和历史地位息息相关，同时他还把此视为取代英法称霸世界的根本大计和必经之路。因此，他在巴黎和会首次发言时即提出要优先讨论国联盟约问题，强调国联盟约与对德和约应当成为统一的和不可分割的整体，对任何国家都有约束力。但英法两国对此不感兴趣。它们主张将二者分开，并优先讨论瓜分领土和战争赔款问题。对立双方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后来十人委员会经过4天争论，决定将国联问题交给以威尔逊为首的专门委员会研究，由该委员会负责制定国联盟约草案。英法的阴谋是想借此把美国的计划从议事日程里抹掉。为此，它们建议让所有中小国家的代表也都参加该委员会，把委员会搞得庞大臃肿，效率低下，以拖延时间。
专门委员会还没有开始工作，英法便提议讨论瓜分德国殖民地问题。威尔逊如梦初醒，对英法的伎俩大为不满，遂再次提议十人委员会讨论国联问题。他说：“我们不能让世界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各大国首先瓜分了世界上无力自卫的地区，然后才建立国际联盟。”于是，十人委员会再次展开交锋。会议开得很紧张，威尔逊很凶，英国的劳合·乔治和法国的克里孟梭也很凶。在此情况下，威尔逊气愤地表示，如不先确定国联盟约，他将退出会议。老练油滑的劳合·乔治反驳说：“只有上帝知道，制定国联盟约这个复杂程序什么时候才会完成。”威尔逊回答说：“只要无人故意捣乱，委员会的工作10天就可结束。”美国的威胁起了作用，英法只好让步。事实果如威尔逊所言，专门委员会经过一系列紧张磋商，终于在2月13日按期制定出了国联盟约草案。2月14日，威尔逊在庄严的气氛中向全体大会报告了草案内容，并获得一致通过，在第一回合的斗争中，威尔逊勉强占了上风。
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是巴黎和会的另一主角。克里孟梭于1841年生在法国南特省。他是学医出身，在30岁时便当选为国会议员，开始步入政界。1906—1909年曾任政府总理。1917年再次受命组阁。在这次巴黎和会上，他以法国首席代表的身份当选为大会主席。克里孟梭对德国怀有强烈的复仇情绪。他出席巴黎和会的主要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削弱德国，以建立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权。为此，他在十人会议上提出，法国不仅要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还要将法国的边界东移到莱茵河，并主张将莱茵河左岸的德国各省合并成一个独立国家。但美英两国既想保持德法之间的力量平衡，又想利用德国对抗苏俄，因而都反对这种过分削弱德国的建议。它们提出，由美英两国来保障法国东部边界的安全，如果法国一旦遭到侵犯，美英将立即援助。克里孟梭虽然被迫放弃了建立莱茵国的要求，但作为交换条件，他又提出由协约国军队占领莱茵河左岸30年，并将萨尔矿区交给法国。威尔逊对法国这项新的要求非常恼火。他不耐烦地说，他从来没有听到还有个什么萨尔问题。对此，克里孟梭气得暴跳如雷，攻击威尔逊是个亲德分子，并强硬地宣称：任何一个法国总理都不会签署一项不把萨尔并入法国的条约。但威尔逊也不示弱，他冷冰冰地讥讽克里孟梭说：“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法国得不到它想要的东西，就会拒绝同我们合作？这样看来，你是希望我回家了。”克里孟梭回答说：“我并不希望你回家，我本人倒是想回去。”说着，便气冲冲地离开了办公室。因为美国的立场得到英国的支持，克里孟梭面对英美联合阵线，只得降低自己的要求，建议萨尔区先由法国委任统治15年，然后由公民投票决定其命运。同时扬言，这一要求如得不到满足，法国将退出会议。威尔逊最后也做出让步，派其代表豪斯上校通知克里孟梭，说美国准备重新考虑法国在萨尔和莱茵问题上的立场。克里孟梭得到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紧紧拥抱了豪斯上校。豪斯上校当即要求克里孟梭制止法国报刊对威尔逊的攻击。于是，第二天巴黎各报便登满了吹捧威尔逊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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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黎和会：播下浩劫的恶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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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彻底削弱德国，法国还提出了三项要求：一是在德国东边建立一个包括波兹南和但泽在内的强大波兰。其理由是对付来自俄国的红色威胁；二是尽力掏尽德国人的腰包，要求德国必须赔偿6000亿—8000亿金马克的战争损失；三是彻底摧毁德国的军事机器，特别是要限制德国的陆军数量和军火生产。法国的这些要求，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到英美两国的反对。英美认为，按照法国的蓝图建立新的波兰就意味着法国在欧洲地位的加强，因而都不赞成法国的主张。劳合·乔治对克里孟梭说：“不要建立一个新的阿尔萨斯—洛林了。”英美也都不想利用德的赔款来加强法国的力量，特别是美国更担心法国的过分要求会打死德国这个下蛋的母鸡。劳合·乔治提出，赔偿不能过分，只能由参加战争的这一代人负担。威尔逊主张先不要确定赔款数额，可将这一问题交由一特别委员会研究解决。对于限制德国军备问题，英美同法国的意图也不相同。它们的主要兴趣是削弱德国的海军力量，而对陆军则主张宽大为怀，给德国保留一支为镇压布尔什维克所必须的力量。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在巴黎和会上也很活跃。劳合·乔治于1863年生于英国曼彻斯特。早年获威尔士大学法律博士学位，曾当过律师。从政后历任贸易、财政、军需、陆军等部大臣。1916年以自由党领袖身份出任内阁首相。他工于心计，城府深沉，为了维护英国开始动摇的霸主地位，在巴黎和会上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他时而同法国站在一起对付美国，时而同美国结成联盟压制法国。当美法争得不可开交之际，他常常以调解人的身份周旋于其间，从而为英国捞取了不少好处。
意大利的首席代表是总理奥兰多。他来巴黎时也怀揣着自己的争霸计划。奥兰多的主要目的是得到阜姆港，以使其成为意大利在巴尔干的扩张基地。因就实力来说，意大利同美英法相比只能算二流国家，加之它在战争初期脚踏两只船，参战后又没有发挥多大作用，因而奥兰多的要求遭到美英法的拒绝。在4月23日的五强会议上，奥兰多以得不到阜姆无法回国交待，甚至国内会发生暴动相要挟，而美英法仍然反对他的要求。奥兰多一气之下愤然离开会场，而其他与会者根本不予理睬。奥兰多无奈，过了几天又悄悄回到会场，继续充当跑龙套的角色。
五强之一的日本代表团是由牧野男爵率领的。牧野当时虽然不是政府首脑，但老谋深算，善观风色。他出度巴黎和会的主要目标是夺取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借地和太平洋上的重要岛屿，以确立日本在东亚地区的优势。威尔逊为了限制日本在东亚的扩张势头，曾拒绝了牧野的要求。在奥兰多退出和会的第2天，牧野不失时机地突然发言，坚决要求按照他的条件解决山东问题，否则日本将拒绝签署和约。在1919年1月27日和28日的会议上，出席和会的中国代表王正廷和顾维钧据理力争，要求归还山东，但北洋政府外交次长曹汝霖在日本压力下却说此举纯属王、顾二人的“擅自行动”。威尔逊考虑到意大利已退出和会，如果日本再退出的话，将使和会受到严重挫伤。英法因与日本曾有密约，也支持日本的要求。在4月22日、29日和30日的三次4国首脑会议上，美英法三强终于做出决定，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所有权益转让给日本。消息传开，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5月4日，北京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以反对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处理。这就是著名的“五·四”运动。这一运动迫使中国政府的代表未敢在巴黎和约上签字。
苏维埃俄国虽然被排斥在巴黎和会之外，但苏俄的问题始终牵扯着巴黎和会。在反对社会主义俄国这一点上，几个帝国主义国家虽然是一致的，但在反对的方法上却存在不同意见。法国主张采取硬的一手，福煦元帅提出要组织200万远征军去公开镇压革命，并建议主要由美国提供军队。他说，美军参战较晚，士气极为旺盛。
但威尔逊不同意福煦的建议。他反驳说，如果一定要这样做，最好由法军承担这一任务。因为要完成这一任务需要一支有经验的军队，而美国军队是没有经验的。争论的结果，最后采纳了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意见，即用经济封锁、支持反对派和在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组建“防疫地带”等方法，来抑制俄国革命影响的扩展。
在巴黎和会上，尽管列强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各执己见，但是经过三个多月的激烈争吵，终于就对德和约草案达成了协议。接下来便是迫使德国签字问题。因为协约国方面知道，德国虽然战败了，但它并没有因此变成一只驯服的羔羊。它仍然是只受伤的猛虎，一面恶狠狠地舐着伤口，一面机警地注视着对方的一举一动。4月30日，德国代表团被叫到巴黎。先“晾”了他们一个礼拜之后，才于5月7日把他们召到凡尔赛。克里孟梭在交付和约草案时先羞
辱了德国人一番，他说：“现在清算的时间终于到了。你们不是向我们请求和平吗?这就是我们同意给你们的和平。”然后，克里孟梭严肃提出，德国对该草案不许做任何口头上的争辩，只允许在15天内提出书面意见。德国代表团立即将和约草案转报柏林，随后接连发出照会请求延长答复时间。但前几次均遭到克里孟梭的断然拒绝。5月29日，德国代表团提出了长达400页的意见书，几乎把和约的主要条款都推翻了。与此同时，他们还同协约国代表多方私下接触，以挑拨它们之间的矛盾。美英法意四强会议对此非常不满，警告德国如在6月23日之前仍不同意签署和约，战胜国将向德国重新开战。德国统治集团经过激烈斗争，最后于6月27日决定接受这个最后通牒。6月28日，德国外长米勒和司法部长贝尔在凡尔赛宫镜厅签署和约。至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正式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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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巴黎和会：播下浩劫的恶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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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尔赛对德和约总共15部分、440条。
第一部分是国联盟约。
其余部分为对德和约。
对德和约的主要内容是：剥夺德国的全部殖民地并重新划定德国的疆界，使其失去了最主要的重工业区，丧失了1／8的领土、1／10的人口、60％的铁矿和煤矿，以及大部分海外投资、商船和海军舰队；严格限制德国的军备，解散其参谋总部，废除其义务兵役制，陆军不得超过10万人，海军不得超过1�5万人，不得拥有主力舰和潜艇，不许建立空军，禁止拥有飞机、坦克和重炮等武器；德国必须向战胜国交付巨额战争赔款，后来赔款专门委员会规定的具体数字为1320亿金马克。
在凡尔赛对德和约签字之后，协约国又相继同德国的盟国奥地利签订了《圣日尔曼和约》、同保加利亚签订了《纳依和约》、同匈牙利签订了《特里亚农和约》、同土耳其签订了《色佛尔和约》。
这些和约统称为凡尔赛体系。
巴黎和会虽然暂时调整了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但同时也造成了新的矛盾，播下了新的战争种子。
首先，在德国问题上，凡尔赛和约一方面对德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掠夺，规定了一系列苛刻条件，使之感到遭受了不公平待遇，受到了不应有的屈辱和惩罚，因而一心一意想翻案复仇。
另一方面又没有规定根除德国军国主义的条款，为德国重整军备敞开了大门，提供了条件。
其次，巴黎和会使各战胜国之间的关系趋向复杂。
美、英、法通过巴黎和会捞到了较多好处，但意大利的掠夺欲望远远没有得到满足，特别是对其在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区受到英法排挤极为不满，从而埋下了彼此仇恨的种子。
由于日本势力的扩张，美日在远东地区的冲突也开始发展。
最后，巴黎和会不仅将苏维埃俄国排除在外，而且蓄意祸水东引，制造德俄矛盾。
这就为美、英、法尔后对德的绥靖政策打下了基础。
巴黎和会虽然播下了战争种子，但这个种子能否发芽还要看是否有合适的国际条件，而1929年爆发的震撼世界的经济危机则正好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这次危机具有四个显著特点：第一是时间长。
危机是从1929年10月27日纽约股市价格狂跌开始的，一直持续到1932年夏天才渡过最低点，时间长达4年之久。
而且1932年后也只是进入特种萧条阶段，迟迟没有出现复苏；第二是地域广。
这次危机从美国爆发之后，很快蔓延到加拿大、日本和欧洲诸国。
随后又波及到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无一幸免；第三是多病并发。
这次危机是工业危机、农业危机、贸易危机和货币信贷危机交织在一起，互相作用，使各国统治集团顾此失彼,一筹莫展；第四是破坏性大。
危机期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44％以上，失业人数达4000余万，各国失业率在30%—50%之间，国际贸易总额下降65�9％。
造成的物质损失达2500多亿美元，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1700亿美元的损失还要多出800亿美元。
这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大大激化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
各国为了转嫁危机，以邻为壑，竞相争夺国外市场，展开了空前的倾销战、关税战和货币战，国际气氛急剧恶化。
在这场你死我活的争斗中，德、日两国或因国内市场狭小，或因国外市场受美、英、法控制，明显处于不利地位。
它们为了改善自己的地位，竞相仿效意大利，在国内建立法西斯专政，加紧扩军备战，决心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来重新瓜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从而使国际关系日益紧张。
到30年代初期，随着德意日的法西斯化，终于在欧洲和亚洲形成了两个战争策源地。
1931年日本首先拉开战争序幕，制造“九·一八事件”，发动侵华战争。
1935年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发动侵略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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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墨索里尼崛起乱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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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3月23日，意大利米兰市的空气特别沉闷。
大街上，为生计而奔忙的市民们东来西往，表情木然，谁也没有注意到，一批心怀鬼胎的人，三三两两地钻进了圣·塞波尔克罗广场旁边的一座大厅。
这伙人经过热烈讨论，决定成立一个名为“战斗的法西斯”组织，并推举贝尼托·墨索里尼为首领。
“战斗的法西斯”宣称，它的宗旨是“用军队的组织，组成一个革命团体，恢复意大利固有的国性，铲除赤化势力”。
当地报纸对此并没有给予足够注意，只是简单地报道了这一活动。
但出人意料的是，这个开始只有54人参加的小组织竟像雨后的毒蘑菇一样越闹越大，不仅席卷了整个意大利，而且影响所及，越过国界，发展成为一种国际思潮，并在意、德、日形成一股力量，建立了政权，成了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根源。
那么，这个贝尼托·墨索里尼究竟是何许人也?他开创的法西斯运动为何能够如此猖獗?说起来可就一言难尽了。
贝尼托·墨索里尼于1883年7月29日出生在意大利弗利省维亚村一个破产的小土地所有者家庭。
其父亚历山德罗·墨索里尼是个铁匠，从事农具的生产和维修，但是对政治很感兴趣，崇拜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并参加了意大利社会党。
其母罗莎·马托尼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和受人尊敬的小学教师。
墨索里尼是父母的长子，他还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
墨索里尼小时候不但淘气，而且霸道，在全村都出了名。
他同别的孩子玩耍时，总是充当指挥的角色，说一不二。
假若有谁不服从他的命令，轻者一顿臭骂，重者一通恶打，就连他的弟弟妹妹也不例外。
有一次，母亲带他去教堂做弥撒。
到了教堂门口，母亲特意把他留在教堂外边，嘱咐他老老实实等着，不要胡闹。
谁知母亲刚刚离开，墨索里尼就爬上教堂外边的一棵橡树，先从树上的鸟窝里捉到四只小鸟，然后坐在树杈上，用树枝将小鸟的眼睛全都戳瞎。
当人们做完弥撒从教堂走出来时，他便居高临下，用橡树果实和被折磨死的小鸟投打这些虔诚的教徒，人们都骂他残暴，缺乏教养，墨索里尼的母亲感到既羞愧又生气，而他却得意地哈哈大笑。
墨索里尼9岁那年，父母省吃俭用，特意为他选择了一所离家较远但较有名气的学校。
开学那天，父亲套上车，亲自送儿子上学。
一路上，千叮咛万嘱咐，告诫儿子要听老师的话，不要和同学打架斗殴。
墨索里尼默默地坐在车上，一声不吭。
在家乡野惯了的墨索里尼对学校生活很不习惯。
他随意破坏学校纪律，更不懂得尊敬老师，班里许多同学都挨过他的打。
有一次，他在课堂上把邻座同学拧得嗷嗷惨叫。
老师批评他，他却和老师顶撞起来。
老师一气之下，打了他的手板。
他认为受了委屈，气呼呼地回到座位上，抄起桌上的墨水瓶就向老师扔去，差一点打中老师的脑袋。
还有一次，他同班里一位同学为件小事发生争论，由于辩论不过那个同学，便用铅笔刀把那位同学的手割了一道口子，鲜血直流。
学校为严明纪律，决定将这个屡教不改的家伙开除。
父母对他虽然非常失望，但仍然设法将他送进了另一所小学继续读书。
在新学校里，墨索里尼仍然是个出名的闹事者，哪件坏事也少不了他。
老师和同学一提起他没有不摇头的。
要不是他父母经常去学校赔礼道歉，他早就又被开除了。
就这样，他勉勉强强地念完了小学。
上中学之后，墨索里尼好像变了一个人。
他人长高了，开始懂得认真学习，成绩也较好，经常受到老师表扬。
课余他阅读了大量书籍，特别是文学著作，如但丁的《神曲》，雨果的《悲惨世界》。
他文笔犀利，有时写些短文向报刊投稿。
节假日里，他常常替多病的母亲在本村小学代课，或帮父亲抄写社会党的宣传材料，一有空闲还练习演说。
母亲问他要干什么，他说：“长大后，我一定要意大利听我指挥。”
1901年2月2日，意大利天才作曲家威尔第逝世。
在学校举行的纪念会上，墨索里尼初露头角，发表了非常感人的歌颂威尔第的长篇演说，博得了师生们的热烈掌声。
意大利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特意报道了这次纪念会，墨索里尼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社会党的报纸上。
墨索里尼中学毕业之后，在离家乡不远的地方当了小学教员。
在那里，他无拘无束，酗酒嗜赌，还和一个丈夫在外当兵的女人鬼混，因而闹得满城风雨，不得不于1902年7月前往瑞士谋生。
在异国他乡，他试图找个理想工作，结果到处碰壁，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度日。
他当过泥瓦匠、脚夫、缝工、帮厨，但都不能持久。
有时找不到活儿还得饿肚子。
传说他当时曾以行乞和抢食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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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墨索里尼崛起乱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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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侨居瑞士的意大利工人经常给他一些接济，帮他渡过难关。
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墨索里尼同意大利社会党人在洛桑主办的《劳动者前途报》拉上了关系，成为该报记者，开始了他的记者生涯。
除了为报纸撰写文章外，他还帮助报社做些组织工作。
根据社会党的要求，墨索里尼经常向侨居瑞士的意大利工人宣讲社会党的主张和介绍国内形势，很受工人欢迎，却引起瑞士当局的注意。
1903年，瑞士当局以煽动暴乱为名将墨索里尼押解回意大利。
回国之后，他开始补服兵役。
在军队里呆了两年之后，他又回到瑞士，并继续在街头发表演说，公开攻击教会势力，结果第二次被瑞士驱逐出境。
于是，墨索里尼被迫移居奥地利，并在那里认识了著名的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巴蒂斯蒂。
他在巴蒂斯蒂创办的《人民报》做助理编辑，一再发表文章，鼓吹特伦托地区脱离奥地利回归意大利，因而被奥地利逮捕入狱，最后驱逐出境。
1908年，墨索里尼从奥地利回乡之后，正式参加了意大利社会党，不久又被选为社会党弗利省委书记。
他利用手中权力，创办了一份名为《阶级斗争》的周刊。
在办报刊方面，墨索里尼既有经验，也有才能。
他重视文章的内容和版面安排，每篇文章都要亲自修改定稿，社论更要亲自撰写。
他说：“我不喜欢不痛不痒的文字，文章要尖锐泼辣，像闪电和炸药一样，要富于煽动性。”
经过他的努力，《阶级斗争》周刊成了社会党内最有朝气和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
但不久之后，墨索里尼因在《阶级斗争》周刊发表文章反对政府侵略利比亚和鼓动示威游行而被捕,并被判处5个月徒刑。
这样一来，墨索里尼的威信反而大大提高。
1912年3月，他刑满获释，7月便被社会党全国代表大会选为中央领导机构成员，11月又被任命为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社社长。
29岁的墨索里尼控制《前进报》后，如虎添翼，更加野心勃勃，从而开始了新的个人奋斗。
在他的领导下，《前进报》很快就发生了显著变化，发行量从1万份猛增到10万份。
不仅解决了报社的财政危机，而且扩大了社会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主张意大利对这场战争应持中立立场。
而墨索里尼则力主介入战争，并利用他控制的舆论工具大肆宣扬自己的主张。
同年10月18日，墨索里尼没有同其他社会党领导人商量，便擅自以社会党的名义在《前进报》发表自己撰写的长篇社论，鼓吹“意大利参战的必要性和战争将给意大利带来的好处”。
社论发表后，意大利社会党领导机构谴责了墨索里尼独断专行的恶劣做法，决定免去其《前进报》社社长职务。
随后，社会党米兰支部又通过决议，将墨索里尼开除出党。
从此，墨索里尼同社会党分道扬镳，走向了创建法西斯党的道路。
1914年11月15日，墨索里尼接受工业富豪昂萨尔多公司和皮雷利公司提供的60万里拉的赞助，在米兰创办了一家《意大利人民报》，同《前进报》竞争。
该报自我标榜为“社会主义的报纸”，实际上却代表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鼓吹参战。
次年5月23日，意大利向奥地利宣战，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墨索里尼立即在《意大利人民报》发表文章，支持政府的立场。
他大声疾呼：“意大利，我的祖国!
我决心为你献出生命。
我既不悲伤，也不害怕牺牲。”
他号召青年为祖国而战。
为了实现自己的诺言，墨索里尼自己也于1915年8月31日参军，不久即开赴前线。
由于作战勇猛，墨索里尼很快被提升为排长。
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不小心手榴弹走了火，他身负重伤，被送往医院。
1917年6月，墨索里尼从军队复员回到米兰，继续在《意大利人民报》工作。
大战之前，墨索里尼只是一位新闻记者，办报纸是他的主要从政方式。
现在，他则开始以社会活动家的身份出现在意大利政治舞台。
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他首先是冷眼观察形势。
他注意到，四年战争使意大利这个贫穷落后的帝国元气大伤，造成通货膨涨，失业大增，到处呈现出凄凉景象。
他还看到，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意大利无产阶级已开始觉醒，资产阶级很难继续依靠议会制度保持政权。
他更没有忽视，意大利社会党领导人以胜利者自居，继续谴责主战派，鄙视从前线回来的退伍军人。
他由此得出结论，国家目前的动乱形势，正是混水摸鱼的大好时机。
于是，他在《意大利人民报》再三发表文章，公开为退伍军人和失业青年鸣冤叫屈，并号召他们组织起来寻找出路，为建立法西斯党进行舆论准备。
1919年3月2日，他在这家报上刊出一则启事，宣布将于1919年3月23日在米兰举行一次“非常重要的集会”，要求各方人士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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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墨索里尼崛起乱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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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组成了以他为首的七人委员会。
3月23日，在米兰的圣·塞波尔克罗广场，按原计划召开了以退伍军人为主要成分的会议，会上正式成立法西斯组织，取名为“战斗的法西斯”组织。
现在一提起“法西斯”这个词，人们就会想到血腥的暴力和侵略。
其实，这个词的含义几经变化，前后大不相同。
法西斯这个词最早来源于拉丁文“Fasces”，早在古罗马时期，法西斯是帝国大法官的权力象征。
它的标志是中间插着一个斧头、由红布条紧系着的棒束。
大法官出行之时，往往由仆从们举着棒束走在前面，以表示他有权把人处以鞭笞或死刑。
在后来的意大利文中，法西斯演变成“联盟”或“协会”的意思。
1890—1891年，意大利西西里岛曾出现过一个“劳动者法西斯”组织(意译应为劳动者联盟或劳动者协会)。
该组织建立之后，提出了一个改善矿工劳动条件和反对资产阶级霸占耕地的纲领，因而对工农群众很有吸引力，参加这个组织者多达30余万人。
这个组织虽然在1892年遭到政府镇压，被迫解散，却留下了深远影响。
自此之后，法西斯曾一度作为革命的代名词在意大利广泛流行。
1914年10月5日，在米兰还成立过一个叫“国际行动革命法西斯”组织，鼓吹参战。
墨索里尼在1919年3月23日建立“战斗的法西斯”时，本意是想借助“劳动者法西斯”的传说影响，以获取工农群众的支持。
1921年11月，战斗的法西斯改名为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时，墨索里尼才改变初衷，声称他的法西斯是拉丁文的含义，并决定用中间插着斧头的棒束作为法西斯党的党徽。
他解释说，这个标志体现了意大利人民的古代光荣，其中的斧头又象征着领袖，棒束象征着人民。
从此之后，“法西斯”逐渐成为残暴与侵略的代名词。
墨索里尼很擅长欺骗宣传。
为了争取公众的拥护和支持，他想方设法编造法西斯主义的合理性。
他通过《意大利人民报》一再宣扬“法西斯主义是有组织的、集中的，有权威的民主制”，说什么“法西斯主义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废墟中，吸取了那些还有生活价值的东西，保存了可以说是由历史肯定了的真理”，“没有法西斯主义做国家的中流砥柱，任何政府都要垮台；谁反对法西斯主义也必将垮台。”
这些美丽动听的言词，对小资产阶级和青年学生很有吸引力。
在为法西斯主义大造舆论时，墨索里尼大耍两面手法。
为了愚弄劳苦大众，他尽力给法西斯组织涂上一层革命的色彩。
墨索里尼吹嘘说，法西斯的政治纲领是取消君主制和参议院；没收教会财产和战利品；废除爵位和政治警察；把土地分给农民；在工业、交通和公用事业中建立工会和实行工人自治管理。
他还说，意大利社会党已背叛了无产阶级，如今只有他一人坚持社会主义，只有他一人能把劳动阶级从苦难中拯救出来。
而在资产阶级面前，他又是一种嘴脸。
他对工业资本家和银行家们声称，法西斯保护私有财产，实行自由经济，反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宣传资本主义仍处于初级阶段，根本不到取而代之的时候。
对于这种两面三刀的做法，墨索里尼非常得意。
他曾私下对心腹们说：“我们的政策就是左右逢源，既讨好贵族，又讨好平民，既反动，又革命。”
实际上，墨索里尼也的确是个两面派。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在演讲和文章里经常大段大段地引用马克思的言论，表白自己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并在自己办公室里悬挂马克思像。
但从1918年后，他便放弃了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指责马克思的学说已经过时。
在背叛社会主义之后，他仍然声称自己坚持社会主义，纯粹是出于政治需要而玩弄的骗人把戏。
为了扩大法西斯组织的影响，墨索里尼还大肆煽动民族沙文主义情绪。
1919年6月，协约国对德和约在巴黎凡尔赛宫签订。
这一和约对意大利扩张主义无疑是一场噩梦。
它除了得到扎拉之外，极力想得到的阜姆和达尔马提亚都没有弄到手。
墨索里尼遂借机攻击意大利政府软弱无能，丧权辱国。
他别有用心地宣传“意大利的战争胜利了，但外交完全失败了”，说“像意大利这样一个有势力的大国，需要丰富的生产资料，需要更多的出海口，需要广阔的市场，但是其他国家分配殖民地时，意大利只得到一些无关紧要的边界修正”。
在墨索里尼煽动下，意大利民族沙文主义分子到处兴风作浪。
1919年9月，狂热的民族主义诗人邓南遮率领一批支持者，擅自进军阜姆，以求扩大意大利疆土。
墨索里尼立即火上加油，积极支持。
这样一来，意大利的民族沙文主义分子很多站到了法西斯的旗帜下，从而壮大了法西斯的队伍。
墨索里尼为了扩大法西斯运动，虽然用尽了欺骗伎俩，但他更重视的是暴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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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墨索里尼崛起乱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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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从小残忍成性，后来受尼采思想的影响，对暴力手段更加迷信和崇拜；他的妻子也是通过暴力夺取来的。
早在1904年，墨索里尼在家乡认识了一位年青淳朴的姑娘，她的名字叫拉凯莱，比墨索里尼小9岁。
后因墨索里尼服兵役和外出谋生，他俩很少见面。
1908年，墨索里尼回到家乡。
这时，拉凯莱长得更漂亮了，她正在一家餐馆当服务员。
由于她年青美貌，举止大方，顾客们都很喜欢她。
青年们更喜欢同她套近乎，有的还向她求婚。
墨索里尼听到这些消息以后，十分恼火。
他要挟拉凯莱辞退服务员工作，立即同自己结婚。
由于两人年龄相差较大，拉凯莱的母亲安娜不太同意这门亲事。
实际上这里面还有一层原因，墨索里尼的母亲去世之后，他父亲又娶了安娜为妻。
也就是说，墨索里尼和拉凯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
一天晚上，墨索里尼突然向父亲和继母谈起他和拉凯莱的婚事，没等两位老人回答，他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和6粒子弹，用威胁的口吻说：“你们到底是否同意我们的婚事?如果不同意，我先一枪打死拉凯莱，然后用其余的子弹打死我自己。”
两位老人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恐吓，连话都说不出来，只好同意他的要求。
当晚，墨索里尼就和自己的“妹妹”拉凯莱结了婚。
墨索里尼好色成性，他后来虽然没有同拉凯莱离婚，但情妇却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究竟有多少，谁也说不清。
墨索里尼在同别人进行政治辩论时，也总喜欢用暴力解决问题。
他在1914年11月被开除出社会党之后，继续在《意大利人民报》上鼓吹他的参战观点。
一位叫麦里诺的律师，在《前进报》公开点名驳斥墨索里尼。
于是两人在报纸上展开激烈论战。
后来，墨索里尼觉得在报刊上论战不过瘾，便给麦里诺写信，要与他决斗。
麦里诺也不示弱，接受了墨索里尼的挑战。
决斗按传统的方式进行，双方都邀请了证人，井规定了决斗日期和地点。
1915年2月5日那一天，墨索里尼打扮得像个古代骑士，手拿利剑，还极力表现出几分杀气。
证人宣布决斗开始后，墨索里尼凭着自己身强力壮，采取先发制人战术，向对方发起连珠炮似的攻击，企图把对方置于死地。
但麦里诺的剑术也很高明，有效地封住了墨索里尼的进攻。
两人你来我往，几个回合下来，没有分出胜负，结果打了个平手。
这次决斗就这样结束了，但后来墨索里尼又同其他人进行4次类似的决斗。
为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墨索里尼在建立法西斯组织后，决定收编社会上的黑衫军，建立一支法西斯武装，把对暴力的倚重和使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
黑衫军原是意大利退伍士兵的一个松散组织，比法西斯运动还早几个月问世。
黑衫军的成员都穿黑色衬衣，因而得名。
该组织同德国战后出现的自由团一样，利用社会的混乱和政府的软弱，像海盗那样为所欲为，横行无忌。
墨索里尼从他们的成功中得到启发，发现武装小分队是对反对派和广大民众进行恐怖活动的有效工具，因而做出了建立法西斯武装力量的决定。
参加1919年3月法西斯运动成立大会的费鲁乔·韦基就是黑衫军的头头。
墨索里尼通过韦基很快便收编了数百名黑衫军，组成了第一支法西斯武装力量。
政府军和大资产阶级都支持黑衫军。
政府军向他们提供武器装备，大资产阶级向他们提供活动经费，结果黑衫军有了飞快发展。
墨索里尼认为，恐怖手段是取得政治胜利的必要条件；法西斯运动最实在和最使人感到有希望的成就便是建立这支准军事组织的战斗队。
因而他于1921年下令法西斯党的所有地方组织都建立自己的战斗队。
并要求把若干个战斗队组成联队，若干个联队组成军团，军团分属各地区指挥部统辖。
从而形成了一个覆盖全国、组织严密、多达数十万人的准军事组织。
按照墨索里尼的指示，法西斯的黑衫军对社会党、共产党和广大工农群众展开了规模空前的暴力活动。
他们手持棍棒、枪支，乘坐由政府和军队提供的各种车辆，在街上横冲直撞，杀气腾腾，蓄意挑起事端，制造暴乱。
他们明目张胆地捣毁、焚烧社会党、共产党和工人组织的报馆、办事处和俱乐部，枪杀、殴打进步人士和工农群众，强行解散由选举产生的地方政府。
他们公开驱赶农村中夺地的农民，强迫他们为农场主干活。
在选举期间，他们强迫民众投法西斯的票，声言谁不投法西斯的票，重者将遭到致命报复，轻者也得喝一杯蓖麻子油。
他们私设公堂，自立刑法，或剃人须发，或进行鞭打，或灌人以蓖麻子油。
当时，在大街上和田野中，每天都有血案发生；恐怖气氛笼罩着整个意大利。
左派人士和工农群众一天都得不到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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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墨索里尼崛起乱世(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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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政府警察对黑衫军的猖狂肆虐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甚至暗中支持的政策，致使许多人感到无能为力，被迫屈服于法西斯的淫威之下。
而另一方面，许多不谙世事的青年学生则受暴力活动吸引，主动参加了法西斯队伍。
墨索里尼对他的这一杰作非常得意，经常带着黑衫军四出旅行，大摆威风。
墨索里尼建立和发展法西斯组织的目的是夺取国家政权。
他最初设想的夺权方式是通过议会道路。
在1919年10月的意大利大选中，法西斯虽然全力以赴，但结果却一败涂地，他们提出的候选人全部落选。
而他们极力反对的社会党却夺得了156个议席，一跃成为全国第一大党。
墨索里尼对此非常忌恨，遂指示其党徒在社会党庆祝胜利的游行队伍中制造了一起手榴弹爆炸案。
这一丑闻被揭露之后，墨索里尼和法西斯组织的处境更加困难，更加声名狼藉。
在此情况下，他的一部分党徒脱离了他。
他的《意大利人民报》发行量急剧下降，法西斯运动一度出现低潮。
但墨索里尼没有认输，千方百计给他的部下鼓劲打气。
他在一篇文章中煽动说：“不要灰心丧气。
意大利会自己医治它的病的。
我们应当鼓起勇气，努力!
努力!
再努力!
再过两年我们的机会就要来了。”
1920年，意大利经历了一场新的经济危机。
许多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这年8月，米兰、都灵等大工业城市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广大农民愤怒地展开了夺地运动。
面对一触即发的革命形势，意大利大资产阶级和大农场主非常恐慌，极力渲染赤化的危险，并把希望的眼光投向法西斯。
墨索里尼看到重整旗鼓的机会已经到来，也使出浑身解数讨好资产阶级，恶毒攻击苏俄和马克思主义，攻击社会党和工农运动。
墨索里尼的卖身投靠，得到意大利政府的有力回报，各种支援纷至沓来。
法西斯分子有了靠山之后，立即重新嚣张起来。
结果在1921年春季的大选中，包括墨索里尼在内的34名法西斯成员轻而易举地成了国会议员，“战斗的法西斯”也成为公开合法组织。
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墨索里尼在当年11月8日举行的法西斯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把“战斗的法西斯”改名为“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并由他本人担任具有无限权力的法西斯党领袖。
当年底，法西斯党在全国各地都建立了支部，其成员发展到32万余人。
1922年，法西斯势力继续猛长，一般党员增加到100万余人；黑衫军达到50万人；受其控制的工会会员和其他社团成员多达250万人。
随着法西斯势力的恶性发展，墨索里尼的夺权欲望也更加强烈。
1922年，墨索里尼向意大利首相法克塔提出了两项要求：或者解散政府，提前大选；或者建立包括法西斯党在内的联合政府。
法克塔拒绝了墨索里尼的要求，会谈没有取得成果。
墨索里尼眼看用这种方法得不到政权，遂决定了走武装夺权的道路。
他在议会用威胁的口气说：“现在法西斯党要自行其是了，或者要做一个执政党，或者要做一个乱党，何去何从，就要看局势的发展了！”为顺利实现武装夺权计划，墨索里尼事前进行了精心准备。
在政治上，他调查了梵蒂冈教皇和意大利国王对他的态度；对颇有影响的邓南遮进行了积极的争取，对执政的自由党元老们则极尽分化离间之能事。
在军事上，他先到克雷莫纳、米兰和那不勒斯等地检查了黑衫军的准备情况，然后潜往罗马同支持法西斯的退役将军们就进军罗马的编队行动路线和纲领进行了秘密策划。
当时的意大利法克塔政府虽然知道法西斯正在进行政变准备，但因他们内部争权夺利而无法就阻止这一阴谋达成一致意见。
意大利社会党因罢工失败而士气低落，也无力动员其大批拥护者起来制止这一威胁。
其他各界人士，或是仍把墨索里尼看做新闻记者，或是只把他看做江湖骗子，或把他视为可以利用的人，也都没有认真对待墨索里尼的政变威胁。
墨索里尼尽管发现形势对自己非常有利，但为慎重起见，仍然指示黑衫军对波尔萨诺和特兰提诺的城镇进行试探性攻击，以观察政府的反应。
当确信政府无力阻止其武装夺权时，墨索里尼遂最后下定了实施武装夺权计划的决心。
1922年10月20日，法西斯总部秘密下令全国总动员。
23日，墨索里尼离开米兰，前往南方的那不勒斯检阅法西斯武装力量，公开向政府炫耀武力。
24日，墨索里尼在当地的圣卡洛广场向黑衫军发表夺权声明，他说：“我庄严地向你们宣布，时局向我们法西斯党提出了任务：要么把政府交给我们，要么让我们去夺取它，向罗马进军，以清君侧。”
这时，在广场接受检阅的4万名黑衫军振臂高呼：“向罗马进军!
向罗马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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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墨索里尼崛起乱世(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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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天晚上，墨索里尼在那不勒斯召开了有法西斯党主要领导成员参加的秘密会议。
会议讨论了有关进军罗马的具体事项，决定墨索里尼为最高统帅，由米提斑琪、德邦诺、意大罗巴波和朱里亚迪分率4路大军挺进罗马。
沿路要占领城市、邮电局、火车站、兵营等重要设施。
进军日期为1922年10月28日。
总指挥部设在意大利中部的佩鲁贾市。
26日，墨索里尼只身一人回到米兰，而把权力交给法西斯四人领导小组。
这是墨索里尼狡猾和心虚的写照，因为他打算进军一旦失败自己就逃往瑞士。
各地法西斯武装向罗马进军的准备工作虽然正在加紧进行，但墨索里尼担心政府军高级军官的态度，不知他们在战斗打响之后究竟站在哪一边。
他还担心自己那些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法西斯党徒们到时候能否打败政府军。
因为当时只要装备良好的普里埃塞将军指挥的罗马师团出兵干预，法西斯分子的进军就可能被击溃。
但他同时也知道，要取消这次进军也很困难，因为法西斯分子的狂热已达到顶点。
27日，墨索里尼忽然改变主意，决定恢复同政府之间的谈判，争取用和平方式解决这场危机，以免冒政变失败的风险。
经过一整天的激烈交锋和紧张的幕后交易，法克塔首相同意把财政部、海运部、农业部和殖民地部等4个部交给法西斯党。
但在最后一刻墨索里尼拒绝了，因为这时他又得到最新情报，得知政府军是站在法西斯党一边的。
当天晚上，意大利国王艾曼努尔三世召见法克塔首相了解情况。
经过长时间交谈，法克塔向国王递交了辞呈，但没有被批准。
28日上午，法克塔首相在几位亲信的怂恿下态度转趋强硬，没有征得国王同意即向全国下达戒严令，命令军队接管各地政府，切断主要城市电话线，炸毁通往罗马的铁路。
与此同时，墨索里尼也以最高统帅的名义在法西斯党机关报《意大利人民报》上发表所谓《革命宣言》，宣布法西斯向罗马进军已正式开始，呼吁政府军要严守中立，不要干涉法西斯的进军。
表示法西斯党只反对怯懦无能的政客，资产阶级和工农群众都不要惧怕法西斯党掌权。
28日，这一天是黑衫军预定向罗马进军的日子。
尽管政府发布了戒严令，各地黑衫军仍按事先命令向罗马进发。
为阻止法西斯的进军，法克塔又前往奎里纳莱宫谒见国王，要求批准全国戒严令。
而胆小怕事的国王却拒绝了法克塔的要求。
国王这种态度，使法克塔首相大吃一惊。
原来27日夜间，当法克塔首相离开王宫后，国王又召见了军队的高级将领，询问他们对法西斯进军罗马的态度。
除了少数人外，在场的大多数将领都表示支持法西斯。
他们说，宁愿把政权送给法西斯，也不能送给受苏俄支持的左派。
当天晚上，墨索里尼收到法西斯进军节节胜利的消息，高兴得一夜没有合眼。
由于政府军和警察不执行政府命令，采取中立立场，黑衫军几乎没有遇到阻击，便兵临罗马城下。
共产党领导的部分革命群众虽然进行了一些抵抗，但因力量过于悬殊，很快便被法西斯暴徒镇压下去。
这一天，一群资产阶级政党的国会议员曾前往米兰求见墨索里尼，试图用改组内阁的办法换取墨索里尼同意签订休战条约，但遭到他的无情嘲弄。
墨索里尼对他们说：“这次我决不放下屠刀，非要获取全部胜利不可。
我不但希望改变意大利政府的方针，而且要改变意大利人民生活的方向。”
这些乞求和解的议员们只得悻悻地溜回罗马。
29日上午，墨索里尼的一个亲信从罗马给他打来电话，说：“国王将委派你职务。”
墨索里尼在电话里表示：“很好，很好，但我要白纸黑字的确认。”
还说：“一旦接到国王的确认，我马上去罗马上任。”
在法西斯势力席卷全国的情况下，国王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只好指派39岁的法西斯组织创建人墨索里尼为意大利第27任首相。
29日下午，墨索里尼接到国王首席副官齐塔迪尼将军的电话，通知他前往罗马组织新政府。
墨索里尼感到意外，兴奋异常，却又要求对方把电话内容以电报形式发给他。
电报是这样写的：“米兰墨索里尼阁下：国王陛下请您立即前来罗马，因为他想委任您组成内阁。
顺致敬意齐塔迪尼将军(签名)”当日，墨索里尼驱车离开米兰前往罗马。
临行前，黑衫军冒着倾盆大雨为他举行了狂热的欢送仪式。
他到罗马后，立即前往王宫会见国王，并邀请国王检阅了已进入罗马的10万法西斯武装部队，以显示他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11月6日，墨索里尼正式宣誓就职。
至此，他的武装夺权目的终于达到，意大利开始进入法西斯统治时代。
墨索里尼的上台，对德国纳粹运动无疑是火上加油，促使他们也加速了夺权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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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露锋芒的希特勒(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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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秋天，驻慕尼黑德军第二步兵团的情报员阿道夫·希特勒接受一项任务，要他查明一个叫做德国工人党的情况。
这个小党是由慕尼黑机车工厂钳工安东·德莱克斯勒和报社记者卡尔·哈勒在1919年1月共同创建的。
当时德国正在魏玛共和国草创时期，国家虽然混乱但却相当自由，任何人只要愿意都可以组建政党，仅在慕尼黑正式登记的政党就多达49个。
9月12日晚，希特勒身穿便衣前往星角啤酒馆，参加德国工人党的聚会。
参加这次聚会的共有25个人。
希特勒坐在角落里，听着这些愤世嫉俗者发泄对社会和对他人的不满。
开始，他觉得会议开得很沉闷，认为这是一个与其他许多新组织没有什么不同的新组织。
他正想离开时，有个自称“教授”的人站起来发言，建议巴伐利亚邦脱离德国，同奥地利组成一个南德意志国家。
这一观点同希特勒建立统一的大德意志国的思想大相径庭，因而惹恼了希特勒。
他不待允许便冲到房间中央�对这位“教授”大加痛斥，使在场的人目瞪口呆。
散会之后，希特勒刚刚走出啤酒馆，这个党的副主席德莱克斯勒便追上来递给他一本自己撰写的小册子，题名是《我的政治觉醒——一个德意志社会主义工人的日记选摘》。
第二天，希特勒又接到该党领导委员会的一张明信片，说已经吸收他入党，并请他于9月16日到绅士街48号老罗森巴德旅馆出席德国工人党领导委员会会议。
事情来得很突然。
没有任何商量，便自做主张吸收他入党，希特勒感到这个小党的做法十分可笑，曾想回信予以拒绝。
但他那投身政界的欲望又提醒他不能轻率决定，应该好好想想。
他躺在第二步兵团营房的床铺上，回忆起过去30年的人生历程。
1889年4月20日，阿道夫·希特勒出生在奥地利勃劳瑙镇的一个日耳曼人家里。
其父阿洛伊斯是一个磨坊帮工与一个贫家农妇的私生子。
阿洛伊斯13岁时流浪到维也纳，在那里学会了做鞋手艺。
后来当了海关警察，不久又被提升为海关职员。
作为一个来自落后林区的私生子，这无疑是令人瞩目的平步青云。
阿洛伊斯一生结过三次婚。
他的第一个妻子是海关关长的过继女儿，因身体虚弱，没有生养就去世了。
第二个妻子是位旅馆厨娘，为他生了一男一女。
第三个妻子克拉拉·波茨儿，本是阿洛伊斯的外甥女，两人相差23岁。
年长的舅舅和年轻的外甥女结婚之后，一连生了5个孩子，但前3个全都夭折，第4个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1895年，6岁的希特勒被送进公立学校去读书。
在小学期间，希特勒学习勤奋，成绩优良。
有一次年终期考，12门功课全获满分。
老阿洛伊斯希望儿子能步自己的后尘，将来当个公务员，因此，在希特勒小学毕业之后又硬让儿子进了林茨州立中学。
但希特勒并不羡慕公务员，他说：“我一想到将来坐到办公室里成了不自由的人，就十分厌恶。”
他当时对绘画很感兴趣，向父亲表示将来要当艺术家。
老阿洛伊斯一听就火冒三丈，当即回答说：“只要我还剩一口气，就决不答应。”
于是，希特勒开始了他“一生中的第一次反抗”。
不过，他知道胳膊扭不过大腿，只能用消极方式进行反抗。
他的办法是，喜欢的课程就认真学，觉得没意思的就罢学。
结果一年下来，他的数学和自然史两门不及格，只得留级蹲班。
1903年1月3日，希特勒的父亲突然发病去世。
其母克拉拉虽然宠爱希特勒，但作为丈夫遗嘱的继承人，仍然要求儿子读完中学。
希特勒仍然用荒废学业的办法同母亲对抗。
1905年，16岁的希特勒得了肺病。
医生对他母亲说，像希特勒这样的身体，将来不宜坐办公室。
克拉拉只好让步，同意希特勒离开普通中学，待病好之后去考艺术院校。
在此后的两三年里，希特勒以养病为名，既不上学，又不学习谋生技艺，整天在风景秀丽的多瑙河畔消遣游荡，陶醉在做艺术家的美梦里。
在这期间，他学过绘画，也学过几个月钢琴，还曾偷偷爱上了林茨城里一个叫施蒂芬尼的姑娘，但从未当面表示过。
希特勒后来对人说：“这些日子是我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简直好像梦幻一般。”
1907年9月，希特勒肺病痊愈之后，便挟着一大包自己的画作前往维也纳报考艺术学院。
但因习作不及格而名落孙山。
他又想进建筑学院，但因没有中学毕业文凭也未能如愿。
两次碰壁之后，希特勒怀着不被人理解的愤懑心情，悻悻地回到林茨。
1908年12月，希特勒的母亲因病去世。
他含着泪水埋葬了母亲，然后将未成年的妹妹托付给异母姐姐，便提着一只旧衣箱告别乡亲，再次踏上前往维也纳的征程。
他暗暗发誓，不干成一番事业，决不回来见父老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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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露锋芒的希特勒(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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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维也纳，他第二次报考艺术学院，结果仍然未被录取。
此后的五年里，他一直生活在维也纳。
对于富人来说，维也纳这个奥匈帝国首都是个尽情享受的天堂，是个寻欢作乐的场所，但对希特勒这个空手闯世界的青年来说，这里则是一个艰辛和痛苦的地方。
他后来多次对人说，这五年是他贫困与不幸的五年，是一生最悲哀的五年。
那时，他没有正当职业，主要经济来源是那每年300克郎的孤儿抚养费。
为了糊口谋生，他开始当小工，帮人干些扫地、扛行李之类的杂活。
后来当所谓“小画家”，画一些风景画或明信片请人帮他出售。
所得收入非常微薄，不足以填饱饥肠。
他经常从一个街头流落到另一个街头，白天在小酒馆或候车室里以廉价食品充饥，夜间便睡在公园长椅或随便哪家的大门洞里。
有一段时间，他还进了流浪汉收容所，掉进了被人看不起的社会最底层。
希特勒在维也纳虽然囊中羞涩，却有非常充裕的空闲时间。
他除了逛公园、进剧院之外，经常光顾宫廷图书馆，阅读各种书籍。
他翻阅过荷马史诗、古希腊的悲剧和喜剧、但丁的《神曲》、斯蒂夫勒、易卜生和左拉的作品。
在德国作家中，他读过维兰德、赫尔德尔，歌德、席勒、荷尔德林、赫贝尔、苏德尔曼、霍普德曼等人的作品。
除了文学著作外，他还阅读了大量政治、宗教和军事书籍。
其中给他印象最深刻的是德国泛德协会主席恩斯特·哈泽写的宣扬大德意志主义的《德意志的世界政策》、法国贵族戈平写的鼓吹种族主义的《人种不平等论》、英国社会学家豪斯顿·张伯伦写的宣传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十九世纪的基础》、英国哲学家斯宾塞写的反社会主义的《综合哲学体系》、英国人口学家马尔萨斯写的宣传战争不可避免的《人口论》、德国军事家克劳塞茨写的强调战争是万物之父的《战争论》。
在所有书籍中，他对那些宣传反犹主义的论著怀有特别兴趣。
他后来承认，他当时研究了能够得到的全部反犹主义文献，包括社会上私下流传的反犹小册子。
宣传反犹主义的杂志《东方天坛星》，希特勒是每期必读，甚至还专门拜访过该刊发行人兰茨，以表示自己的倾慕之情，致使兰茨后来能够夸口说希特勒是他的学生。
希特勒在维也纳生活的岁月，正是他世界观形成时期。
屈辱的流浪汉生活和大量的反犹书籍对他世界观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他在总结这一段生活时曾经说过：“当我刚刚踏进维也纳时，我还是一个对未来充满幻想的孩子。
而当我离开维也纳时，我已是一个彻底的反犹主义者，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死敌，我的思想是泛德意志的。”
1913年4月，24岁的希特勒失去了孤儿抚养费，又到了服兵役的年龄。
他虽然生为奥地利人，却看不起这个多民族的国家，经常以德意志人自居。
为了逃避在奥地利服兵役，他于当年5月离开维也纳，移居到德国巴伐利亚邦首府慕尼黑。
同在维也纳时一样，希特勒在慕尼黑没有固定工作，主要靠卖画为生。
上午，他在房间里作画；下午，穿上燕尾服出门，或去图书馆，或到咖啡店同人们闲谈。
慕尼黑的物价比维也纳低，他这段日子过得还悠闲自在。
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很受鼓舞，从青年时代就郁积在心头的种种怨愤一扫而光，感到自己那狂热的民族主义情绪终于有了发泄机会。
8月3日，他上书巴伐利亚国王，要求作为志愿者参加巴伐利亚步兵团。
他的要求很快获得恩准。
战争中，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团部当传令兵，因表现勇敢曾两次获奖。
其中一次获得了一枚很少授予普通士兵的一级铁十字奖章，但他的军衔从未超过下士。
1916年10月7日，他在松姆战役中腿部受伤。
1918年10月13日，在同英军作战时又中了毒气，致使眼睛一度失明。
希特勒在后方医院养伤期间，德国首都爆发了革命，德皇威廉二世被迫退位，逃往荷兰。
魏玛共和国宣告成立，表示接受协约国的停战条件，正式承认战争失败。
当希特勒从医院牧师那里得知这一消息时，立刻感到天昏地暗，眼前又变得漆黑一团，跌跌撞撞回到病房，一头扑在床上，放声大哭起来；他固执地认为，德国不是在战场上被打败的，而是因为背后中了那些在柏林搞革命和搞共和的“卖国贼们”的暗箭。
为了打倒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给战败的德国报仇雪耻，希特勒当晚决定放弃当艺术家的梦想，立志将来要做一个政治家。
伤好出院之后，希特勒又回到慕尼黑，一面冷眼观察形势，一面筹划今后的前途。
正在这时，当地驻军决定吸收他为情报员，以调查慕尼黑左派组织活动情况。
他愉快地接受了军方的委托，从而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现在，希特勒重新考虑是否加入德国工人党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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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露锋芒的希特勒(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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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一方面很看不起这个小党，但又感到要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必须有个政党作基础。
如果另起炉灶建个新党，困难会更大；若先参加进去再设法改造它和发展它，也许是条捷径。
希特勒这样一想，当即决定接受德国工人党的邀请。
9月16日，他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走进了绅士街48号，并被推选为德国工人党领导委员会的第7名委员，专门负责宣传工作。
希特勒说：“这是我一生中最有决定意义的一个决定。
跨出了这一步之后，就再也没有退路，也不可能有退路了。”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他的这一决定不仅对他本人，而且对于德国和世界来说，都是一个命运攸关的决定。
希特勒加入德国工人党后，使该党走上了疯狂发展的道路。
1920年4月1日，德国工人党改名为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
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德文缩写译音为“纳粹”(Nazi)，因而简称纳粹党。
十多年后，纳粹党便席卷全国，成为德国第一大党，并夺取了国家政权，建立了专制独裁和侵略成性的第三帝国。
纳粹党所以能够疯狂发展，固然是因德国社会中存在着适宜其发展的气候和土壤，但同希特勒这个特殊人物的活动也大有关系。
希特勒精力充沛，意志坚强。
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他入党之后便全身心地投入纳粹运动。
希特勒认为，一个政党或运动能否发展，关键是看其政治主张能否打动人心，获得拥护。
为此，他首先集中精力为纳粹运动起草了一个明确纲领。
1920年2月24日，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馆的宴会厅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群众集会，参加集会者多达2000余人。
在纳粹党徒的欢呼声中，希特勒第一次公开阐明了他为该党制定的25条纲领。
这个纲领不仅在会上获得通过，并一直保留到1945年的纳粹党灭亡，从未修改过。
纳粹党的纲领虽然包括25条，但其主要内容可分三个大的方面：一是大德意志民族主义的立国方针。
纲领明确要求废除凡尔赛条约，由所有日耳曼人组成一个大德意志国家，并收回德国所丧失的殖民地。
这一方针为后来第三帝国的侵略扩张奠定了基础。
二是建立民族国家的设想。
纲领宣布，在这个国家里，有德意志血统者方可成为国民，犹太人和其他非德意志人不能成为国民；不仅要阻止非德意志人继续迁入德国，而且在1914年8月2日之后迁入的非德意志人必须立即吊销户口，强迫他们离开德国。
纲领主张，在这个国家要建立强大的民族军队和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
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拥有绝对权威，要控制新闻出版，取消舆论自由，实行公益先于私益的原则，即各阶级必须服从国家利益。
三是提出了一些社会改革主张。
其中包括“取消一切不劳而获的现象”、“粉碎利息奴役制度”、“对一切已经社会化的托拉斯企业实行国有化”、“分享大企业利益”、“兴建养老设施”、“造就一个健全的中产阶级”，“把大百货公司收归地方政府管理并以低价租给小业主经营”、“取消地租，禁止任何土地投机”、“将反民族的罪人、高利贷者、黑市商人判处死刑”等。
这个纲领的实质是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对内专制、对外扩张。
但因为它还包含了一些所谓“社会主义”的骗人玩艺儿，所以除了犹太人之外的所有德国人都可得到一定满足。
这就为纳粹党招兵买马、扩大队伍开辟了道路。
希特勒在这次集会上出尽了风头，德国工人党也因而名声大振。
希特勒说，从这次集会开始，“党摆脱了小俱乐部的狭隘束缚，第一次对我们时代的最有力因素——舆论发生了决定性影响。”
把党的纲领打出之后，希特勒又开始考虑党旗问题。
他认为，群众必须有一面鲜明的旗帜来引导他们前进，并为之奋斗。
在试了不少图样之后，希特勒于1920年5月决定用一面红底、白圆心、中间嵌个黑�字的旗帜作为纳粹党的党旗。
他解释说：“红色象征我们这个运动的社会主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黑色象征争取亚利安人胜利的斗争使命。”
希特勒对自己这个独特创造颇为得意，曾吹嘘说，这个带钩的十字具有神秘色彩，能对彷徨无依的德国人产生巨大的吸引力。
希特勒生性傲慢，但很重视也很善于网罗亲信，培养干部。
从加入德国工人党开始，他就千方百计地寻求支持者，组织自己的核心圈子，以排挤原来的领导人。
在发展纳粹运动中，对希特勒帮助和影响最大的有六大金刚。
第一大金刚是恩斯特·罗姆。
此人原是慕尼黑陆军第7军区参谋部的上尉军官，在希特勒之前就参加了德国工人党。
他体格健壮魁梧，像头公牛，脖子粗，眼睛小，脸上疤痕累累，鼻子的上半部在1914年被法国人的子弹打掉。
他生性好斗，为人狠毒，但“有天赋的组织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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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露锋芒的希特勒(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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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他的军方背景，不仅使纳粹党经常得到军警的庇护，还给纳粹党带来了大批的退伍军人。
纳粹党的御林军——冲锋队就是在他的主持下建立起来的。
第二大金刚是狄特里希·埃卡特。
此人是个比希特勒大21岁的新闻记者，曾写过一些平庸的诗作和剧本；虽然有点神经质，但却能经常出入于贵族圈子。
埃卡特在1920年初同希特勒结识之后，不仅经常给希特勒出主意、想点子，提供精神武器，还帮他同上流社会建立了联系。
希特勒对埃卡特也非常信任，一直把他视为自己的导师和顾问，公开赞美他是“最优秀的人”。
第三大金刚是鲁道夫·赫斯。
此人是一位居住在埃及的德国批发商的儿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与希特勒同在一个团服役，战后到慕尼黑大学学习经济。
1920年被希特勒的演说口才所折服，参加了纳粹党。
希特勒很欣赏赫斯的忠诚和文笔，不仅选他担任自己的私人秘书，而且以亲密朋友相待，经常让他作为自己的代表参加各种活动。
第四大金刚是阿尔弗雷德·罗森堡。
此人是个出生在爱沙尼亚的德国人，曾在莫斯科大学学习建筑，十月革命后逃往慕尼黑，通过埃卡特认识了希特勒。
希特勒对罗森堡的学识非常佩服，称其为纳粹运动的思想导师和对外政策权威，让他担任了纳粹党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的首任主编。
第五大金刚是赫尔曼·戈林。
此人当过德军飞行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著名的德国战斗英雄。
战后，他同一个富有而美丽的年轻寡妇结了婚。
1921年，戈林认识了希特勒，参加了纳粹党。
他有名声，有财产，又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为纳粹党的发展颇多贡献。
1932年纳粹党成为德国第一大党时，戈林出任国会议长。
正是在国会议长官邸中，策划了许多阴谋，从而导致了纳粹的上台。
第六大金刚是保罗·约瑟夫·戈培尔。
此人面容瘦黑，身材矮小，而且瘸了一条腿，但是思维敏捷，文笔锋利，善于演说。
他上过八个大学，有哲学博士头衔，曾想当个作家。
1922年在慕尼黑听过希特勒一次讲演之后，他便信仰了纳粹主义，并参加了纳粹党。
最初几年，他主要是追随施特拉塞从事纳粹运动，曾同希特勒发生过矛盾。
但希特勒看中了他的才华，于1926年将其网罗到自己手下。
从此之后，他便死心踏地跟了希特勒。
他主持过柏林地区纳粹党的组织工作和整个纳粹运动的宣传工作，希特勒对他这两方面的成绩都很赞赏。
希特勒刚参加德国工人党时，该党穷得只有7马克50芬尼的经费。
希特勒深知搞政治没有金钱是万万不能的。
为了解决党的经费问题，希特勒是挖空心思，厚着脸皮到处伸手。
希特勒入党之后，经常召开演讲会，并向到会群众募捐。
靠这种方法募集的款项虽然一般不超过数百马克，但对于一个只有7马克经费的小党来说也不算一个很小的数字。
二是向军方伸手。
希特勒在1919年9月把他参加德国工人党的决定告诉他的上级迈尔上尉之后，军方不但支持他的决定，还答应每周给他20马克的活动经费。
后来随着纳粹党的发展，军方的资助也不断增加。
三是向中小资本家伸手。
纳粹运动刚刚打开局面，一些资本家便敏锐地发现它是一支迅速发展的力量，认为希特勒前途无量，纷纷提供援助。
慕尼黑钢琴制造商的妻子海伦·贝希施坦因太太，在一段时间里曾是纳粹党的主要经济来源。
慕尼黑艺术出版公司老板恩斯·汉夫特丹格尔，一次就送给希特勒1千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惊人的巨款。
四是向大资产阶级伸手。
到20年代后期纳粹党的开支渐渐庞大，单靠原来的经济来源已远远入不敷出。
于是希特勒又把手伸向德国垄断资产阶级。
据战后纽伦堡国际法庭的材料证明，德国煤钢垄断巨头每年给纳粹党捐助100万马克，企业主联盟每年捐助200万马克。
鲁尔煤矿辛迪加1930年决定每卖一吨煤抽5芬尼给纳粹党，全年约合100万马克。
前德皇威廉一世也是纳粹党的一个大施主，到1930年已捐助了200万马克。
五是向外国资本家伸手。
美国垄断巨头摩根、洛克菲勒、杜邦、福特，英国壳牌石油公司董事长德特丁，英国报业大亨罗特米尔，瑞典火柴大王克雷格尔，法国大军火商克雷佐等，为了鼓励希特勒反共反苏，都向纳粹党提供过大量援助。
希特勒认为，纳粹运动要发展，必须加强宣传，面向群众，改变德国工人党原来那种半秘密的活动方式。
为此，他对召开群众集会特别重视，非常热衷。
1919年10月，他用德国工人党的全部经费在《慕尼黑观察家报》登载了一则召开群众集会的启事。
10月16日，德国工人党在皇家啤酒馆举行了第一次大型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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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露锋芒的希特勒(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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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运用自己能言善辩、巧于辞令的特长，在会上发表了一次很富感染力的演说。
到会群众深受感动，自愿献出了300马克的捐款。
希特勒尝到了甜头，便用这笔钱印发了更多的广告，继续举行群众集会。
仅1920年，纳粹党就召开了46次大型集会，与会人数超过6�2万人；希特勒在其中的31次集会上发表了演说。
希特勒同旧政党的演说家不同，他喜欢单刀直入，大量使用民谚俗语，不仅明白易懂，还能使听众产生他乡遇故知之感；再加上他手舞足蹈，很能吸引入，希特勒对自己的演说魅力虽然充满自信，但他认为，光靠演说还不能争取更多的群众，纳粹党还应当有一份自己的报纸。
1920年12月�他用6万马克买下了《人民观察家报》。
该报就是原来的《慕尼黑观察家报》，当时已负债累累，濒临破产。
购买此报的款项大部分来自一位将军的捐助，其余则是希特勒的朋友埃卡特所筹集。
从此，纳粹党有了自己的机关报。
这份《人民观察家报》易主之后，极尽煽惑之能事，为纳粹党的兴起和希特勒上台鸣锣开道，立下了汗马功劳。
希特勒早在维也纳流浪期间，就对资产阶级政党所惯用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恐怖手段”产生了浓厚兴趣。
意大利法西斯党的疯狂肆虐又给了他新的启发。
希特勒认为，要使纳粹运动迅速发展，必须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发挥暴力手段的巨大作用。
1921年8月，希特勒接受罗姆的建议，招募了一批膀大腰粗的退伍军人，专门负责在纳粹党集会时维持秩序。
为了不招风惹眼，引起非议，这支纠察队起初叫做体育运动队。
同年10月，又改名为冲锋队。
11月4日，希特勒在皇家啤酒馆演讲，社会民主党派人来骚扰起哄，冲锋队首次亮相，大打出手，直到大批警察赶到才结束这场武斗。
希特勒后来就此吹嘘说，50名冲锋队员打退了社会民主党派来的七八百人。
从此街道就属于纳粹党了。
为了打击政敌，冲锋队还主动出击。
1922年1月12日，希特勒亲自带领冲锋队去破坏社会民主党的集会。
冲锋队员接受军训，拥有武器，身着统一的褐色制服，因而又称褐衫军。
冲锋队员除了充任纠察之外，还在建筑物的墙壁上粉刷标语和张贴广告，与持不同政见者厮打殴斗。
这些颇具神秘色彩的活动，对青年人很有吸引力。
开始参加冲锋队的主要是不能进入常备军的旧军人，后来则有大批社会青年加入冲锋队。
到希特勒上台前夕，冲锋队已发展到200多万人。
随着人数的不断增加，冲锋队的成分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难控制。
因此，希特勒又在1925年11月挑选了一批可靠的冲锋队员组成党卫军，专门负责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头目们的保卫工作。
党卫军身穿黑色制服，帽子上有骷髅标志，因而又称黑衫军。
第一任党卫军的头子是希特勒的司机施雷克。
1929年海因里希·希姆莱接管党卫军后，党卫军逐渐发展成为一支庞大的秘密警察。
经过希特勒的疯狂活动，纳粹党有了一个很能骗人的纲领，网罗了各色各样的干部，筹措了源源不断的经费，建立了一支令人生畏的武装力量。
结果使纳粹党徒不断增加，纳粹运动飞快发展。
1919年希特勒加入德国工人党时，该党只有55名党员。
而到1922年初，纳粹党员已发展到3000多人，1923年发展到5�5万人，1928年发展到18万人，1932年发展到100万余人。
至此，纳粹党已由一个地方小党变成一个席卷全国的组织。
随着纳粹运动的发展，希特勒在纳粹党内的地位也逐步提高。
开始，他只是一个负责宣传工作的一般委员，但因他活动能力强，实际影响很快超过了其他领导人。
1921年7月，希特勒前往柏林同北德的其他民族主义组织联系合作事宜。
党内其他领导成员因对希特勒的专断作风早有不满，遂乘机谋划使纳粹党同巴伐利亚另一右派组织合并，企图借此削弱希特勒在党内的影响。
希特勒得知这一消息之后，立即返回慕尼黑粉碎了这次党内政变企图。
他以退党要挟其他领导成员放弃合并计划，并同意让他担任拥有指挥一切权力的党主席职务。
其他领导成员深知希特勒是关系纳粹党生死存亡的关键人物，为了纳粹党的生存发展，他们只得同意希特勒的条件。
7月29日，纳粹党以543票对1票的绝对多数选举希特勒为该党党魁，并决定取消选举制度，实行领袖原则，从而正式确立了希特勒在纳粹党内的领导地位。
后来纳粹党内又崛起了一位新的领袖人物，一度对希特勒的地位构成严重威胁。
此人名叫格雷戈·施特拉塞，是北德地区纳粹运动的奠基人。
他不仅在对大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政策上同希特勒意见相左，而且风度翩翩，精力过人，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在党内外的影响也不亚于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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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露锋芒的希特勒(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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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防被人取代，希特勒一再施展阴谋诡计对施特拉塞进行打击。
最后于1932年12月8日迫使施特拉塞辞去党内一切职务，前往意大利疗养。
至此，希特勒进一步巩固了他在纳粹党内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无人再敢向他说个“不”字。
希特勒大搞纳粹运动的目的是夺取国家政权，实现自己的政治野心。
1923年，他曾发动了一场所谓“啤酒馆政变”，进行了一次夺权尝试。
促使他下此决心的原因主要有三条：纳粹党徒已发展到五六万人，在社会上特别是在慕尼黑地区已形成一定气候。
希特勒对此又做了过高估计。
二是1923年德国经济困难，政治混乱，巴伐利亚地方政府同中央政府的矛盾激化，希特勒认为有机可乘。
三是墨索里尼在一年前通过进军罗马夺取了意大利政权，这对希特勒既是一个启发，也是一个鼓舞。
为了壮大政变声势，希特勒决定挟持巴伐利亚军政头目同他一起发难。
11月8日晚上，巴伐利亚的政要们全都前往市啤酒馆参加集会。
正当州长卡尔向三干名听众发表演说时，希特勒率领一批冲锋队员突然破门而入，冲进会场。
听众们惊慌失措，乱成一团。
希特勒拔出手枪朝天花板开了一枪，才使大厅安静下来。
希特勒在赫斯和格拉夫等簇拥下奔向讲台时，卡尔州长吓得面如土色，乖乖地从讲台上退下来。
希特勒随即占据卡尔的位置，并大声宣布：“全国革命已经开始!
这个地方已由600名武装人员包围。
任何人不许离开大厅。
大家必须保持肃静，否则就在楼厅上架起机关枪。
巴伐利亚政府和柏林政府已被推翻，临时全国政府已经成立。
国防军营房和警察营房已被占领。
军队和警察正在�字旗下向市内挺进。”
实际上纳粹冲锋队员只是在罗姆率领下占领了当地的陆军司令部，连火车站、电报局和政府大厦都没有控制。
希特勒讲完，便命令州长卡尔和巴伐利亚驻军司令洛索夫将军、州警察局长赛塞尔上校到后台一个房间，要求他们三人入伙，并答应在新政府中给他们高级职位。
然而，这三个人却不肯就范，希特勒拔枪威胁也无济于事。
后来希特勒把赫赫有名的原德军副总参谋长鲁登道夫请来帮忙，卡尔三人才表示愿意合作。
散会之后，希特勒赶去处理冲锋队与正规军之间的冲突，把政变之事交鲁登道夫处理。
卡尔和洛索夫等三人根本无意履行他们被迫许下的诺言，遂乘机先后溜走。
洛索夫回到第9师师部之后立即向柏林的中央政府报告了情况，并按柏林的命令向慕尼黑调集军队，准备镇压这次政变。
卡尔也发表声明，宣布取缔纳粹党，严惩政变首犯。
在此情况下，希特勒仍不甘心失败，还想进行最后挣扎。[手机电子书网 www.qiyebooks.com]
他同鲁登道夫商量后决定，要率领冲锋队员向慕尼黑市内进发，以期唤起民众支持。
9日中午，希特勒和鲁登道夫率领3千名冲锋队员开始向市中心进发。
开始进展还算顺利，曾制服了一小队警察的阻拦，并有部分民众加入游行队伍。
但当接近陆军部大楼时，遭到警察开枪镇压，十几名冲锋队员当场毙命，多人受伤。
希特勒听到枪响慌忙卧倒在地，枪声停止后赶紧爬起来，抛下死伤同伴，登上停在附近的一辆汽车逃往乡间。
与此同时，攻占陆军司令部的纳粹党徒也被军方驱散。
两天之后，希特勒在其藏匿处被捕。
至此，希特勒策划的这场政变闹剧遂以失败而告终。
啤酒馆政变失败之后，纳粹党被勒令解散，其领袖们有的被捕，有的叛变，有的逃亡国外，纳粹运动陷于低潮。
从1924年2月26日起，特别法庭在慕尼黑开始对希特勒进行审判。
按照当时的德国法律，像希特勒这样犯有叛国罪者本应处以无期徒刑。
但由于右派法官们的包庇，希特勒仅被判了5年徒刑。
实际上希特勒仅在监狱里呆了不到9个月，当年12月20日就被赦免获释。
在服刑期间，希特勒也是独住一室，享受种种优待，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
希特勒在狱中独出心裁，把秘书赫斯招到身边，向他口授《我的奋斗》第一卷，更详细和更系统地宣泄了他的熔国家主义、帝国主义、反犹主义、反共产主义和反民主主义于一炉的法西斯主义。
这本《我的奋斗》集希特勒反动思想之大成，为纳粹党夺取全国政权，进而践踏欧洲奠定了理论基础。
希特勒在狱中还对他的挫折进行反省。
他从失败的政变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即不能够通过政变去夺取台上统治者们的权力，相反只有通过与他们合作才能取得政权。
他出狱之后，虽然没有改变目标却变换了策略，决定利用魏玛共和国宪法所提供的一切合法条件去铲除这个共和国。
据此，他迈出的第一步，是向巴伐利亚州长表示，他今后一定循规蹈矩，恪守法律，并答应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向当局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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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露锋芒的希特勒(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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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肤浅的州长错误地认为，希特勒这头凶兽已经驯服了，遂下令撤销了对纳粹党和《人民观察家报》的禁令，从而为纳粹运动的复活开辟了道路。
这是希特勒走合法路线的第一个胜利。
第二步是重建纳粹党。
1925年2月26日《人民观察家报》复刊，希特勒为它写了一篇题为《新的开端》的长篇社论，号召纳粹党徒振作起来，继续奋斗。
第二天，又召开了一次有4000多人参加的盛大集会。
希特勒为了给自己的信徒们鼓劲打气，像从前一样口若悬河，一气讲了两个小时。
在希特勒的煽动之下，纳粹党到1925年便恢复了元气。
此后几年，不仅人数飞快增长，组织也更加严密。
按希特勒的说法，到1928年纳粹党已成了“拥有一批具备接管政府事务能力的干部队伍的政党”。
就在这一年，希特勒忙中偷闲，在萨尔茨山的伯希特斯加登租了汉堡商人的一个别墅，并请他的同父异母姐姐安吉拉用“沃尔太太”的名义来给他当管家。
安吉拉带来了17岁的女儿吉莉。
希特勒同他父亲一样，不顾辈分与血缘，很快爱上了漂亮的外甥女。
他固执地认为，近亲结婚有利于保持种族的纯正。
希特勒虽然很喜欢同自己的小情妇卿卿我我，并经常带她出入慕尼黑社交圈子，但主要精力始终用于纳粹运动。
为了用合法手段夺取政权，他迈出的第三步是争取进入国家议会。
在1928年的国会选举中，纳粹党仅获得2�6%的选票和12个议席。
1929年世界爆发经济危机，德国受到强烈的冲击，中小资产阶级纷纷破产，失业工人数以百万计，人民对魏玛共和国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
这就给纳粹党造成了最好的蛊惑人心的条件。
希特勒利用这个大好时机，在1930年国会选举时，使出了浑身解数，亲自领导了一场前所未闻的竞选运动。
他乘飞机、坐火车，从一个竞选会场赶到另一个竞选会场。
每到一处都摇唇鼓舌，挥手致意，把孩子搂到胸前，亲吻妇女的手臂，极尽拉拢之能事。
结果纳粹党在这次选举中获得了18�3％的选票和107个议席，一下从国会中的第九小党变成第二大党，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
在1932年7月3日的选举中，纳粹力量又有新的增长，议席从107个变为230个，从而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并且攫取了国会议长职位。
第四步是稳住陆军。
陆军是德国政治生活中的一支决定性力量。
希特勒发动啤酒馆政变之后，陆军对纳粹党疑虑重重。
为了稳住陆军，希特勒1929年在慕尼黑发表演说，吁请陆军重新考虑对纳粹运动的态度。
1930年国会选举之后，他一方面利用青年军官热衷政治的特点大力向陆军渗透，同时也加强了对陆军的拉拢活动。
他利用各种机会反复表白，纳粹党和冲锋队绝不反对陆军，相反它们还是陆军的朋友和救星。
他挑拨说，社会党和共产党才是陆军的敌人，因为如果马克思主义获胜，那将是德国陆军的末日。
他向陆军许诺，纳粹党执政之后，“以目前的国防军为基础，一支伟大的德国人民的军队将会兴起”。
保守的陆军没有识破希特勒的阴谋，感到纳粹党正是他们需要的东西，因而逐渐消除了对纳粹运动的疑虑。
希特勒迈出的第五步是拉拢垄断资产阶级。
虽然从1929年起希特勒就同垄断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煤钢托拉斯头子蒂森建立了联系，但多数大资本家对纳粹运动的“社会主义”宣传仍持保留态度。
为此，他于1932年1月27日，前往杜塞尔多夫工业俱乐部发表演说，向垄断资产阶级和盘托出了纳粹党的反动纲领。
他强调，纳粹党在内政方面的主张是取消劳动人民的民主和自由，根除德国的马克思主义，结束工人阶级的革命运动；在外交方面，要使用武力为德国夺取生存空间，为此至少要建立一支800万人的军队。
希特勒的讲话征服了德国垄断资产阶级的心，所有到会者全数起立，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
就在这次会议上，德国垄断资产阶级一致把希特勒视为保护他们的利益不受共产党威胁的救星，并就支持纳粹党掌权达成了协议，从而为希特勒上台扫清了最后障碍。
希特勒在做好夺权准备之后，便开始寻找夺权机会。
在深刻的经济危机和强大的工人运动冲击下，德国接连出现政府危机，魏玛共和国陷于风雨飘摇中。
1932年，狡猾的赛马能手巴本在政治将军施莱彻尔的支持下搞掉了天主教中央党的布吕宁总理。
但同年12月2日施莱彻尔又施展阴谋搞掉了巴本而由自己出任总理。
1933年1月28日巴本又与希特勒联手迫使施莱彻尔辞职。
在其他政党和政客都根本无力组成政府的情况下，84岁的总统兴登堡遂接受身边右派顾问们的建议，于1月30日决定任命纳粹党魁阿道夫·希特勒为政府总理。
他的这一决定，不仅标志着魏玛共和国的终结和第三帝国的建立，也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了直接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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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初露锋芒的希特勒(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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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上午，希特勒宣誓就任总理之后，立即驱车离开总理府前往数百码之外的凯撒霍夫饭店，看望在那里焦急等待他的戈林、戈培尔、罗姆等老伙伴。
戈培尔在那天的日记中写道：“他一言不发，我们也一言不发，可是他的眼中满含着泪水。”
那天晚上，从黄昏直到午夜过后很久，乐极忘形的纳粹党冲锋队员在街头举行了盛大的火炬游行，以庆祝他们的胜利。
成千上万的人排成整齐的队形，在震天鼓声伴奏下吹奏着军乐，高唱着纳粹歌曲，从动物园出来，经过勃兰登堡凯旋门，来到总理府和大多数政府部门所在的威廉街。
那位年方43岁、留着卓别林式小胡子的前奥地利下士站在总理府一扇打开的窗户前，春风得意手舞足蹈，不断地举起手臂向他的党徒们致纳粹礼。
他时而微笑，时而大笑，高兴得眼睛里充满了泪水。
法西斯主义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一种国际性思潮。
在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先后窃国夺权成功的同时，东方日本的法西斯势力日益猖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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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作霖之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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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的东方，一个最贪婪、最疯狂的强盗正在崛起，它就是日本法西斯。
日本早在明治天皇即位之时，便制定了用武力征服中、朝及世界的“大陆政策”。
其步骤是：首先征服中国的台湾，其次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中国满蒙，第四步征服整个中国，第五步征服全世界。
明治天皇在“天皇御笔信”中宣布：要“开拓万里波涛”，将“国威布于四方”。
从此，日本大力发展军火工业，不断扩大军队，增加军费，并于1894年7月23日促使入侵汉城的日军攻进朝鲜王宫，拘禁了国王李熙。
同年7月25日对中国北洋舰队不宣而战，拉开了中日甲午海战的序幕。
接着，渡过鸭绿江，侵入辽宁，派兵在花园口登陆，侵占金州，占领了大连湾和旅顺口。
1895年1月直取中国另一个重要海军基地威海卫，并在刘公岛消灭了近代中国最大的海军舰队，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此条约除了赔款和许多苛刻条件外，还把台湾各岛和辽东半岛割让给了日本。
1914年8月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利用这一“天赐良机”对德宣战，出兵中国的山东半岛，占领了济南，夺取了胶济铁路，并于1915年1月迫使中国袁世凯政府接受了灭亡中国的“21条”。
日本取代了德国在山东半岛的地位，其势力扩张到了中国腹地，独霸了汉阳、大冶、萍乡的煤铁工业。
伴随着侵略扩张，日本国内的法西斯活动愈来愈猖獗。
1919年第一个法西斯组织——“犹存社”成立。
此后，在军队、官吏、政党中出现了“国本社”、“一夕会”等法西斯组织500多个。
这些法西斯组织从一开始就和军队密切合作，许多高级将领都是法西斯组织的重要成员。
他们主张在政治上建立军事法西斯独裁统治；在经济上进行总动员，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在思想文化上实行法西斯军国主义教育。
为了达到上述目的，他们连续制造了多起暗杀与政变事件。
1920年开始的经济危机和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给日本国民经济造成严重破坏，使日本法西斯分子对我国东北的广阔土地和丰富的资源更加垂涎三尺。
这时，中国国内爆发了北伐战争，人民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引起日本政府的极大恐慌，害怕革命浪潮波及满蒙，影响其在华利益。
为了干涉中国内政，极力主张向中国派兵的日本在野党“政友会”头目、陆军大将、大军阀田中义一趁机发动倒阁运动，于1927年4月组成了以其为首的“政友会”内阁。
田中义一一上台，就担任了内阁总理兼外务大臣，积极推行侵略中国的政策。
为了进一步确定侵略中国的行动方针，田中内阁于6月27日至7月7日在东京召开了有名的“东方会议”。
日外务省、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关东军、驻华公使、领事等重要官员出席了会议。
会议中心是讨论侵略中国的政策，尤其是确定在满蒙地区的行动方针。
会议通过了《对华政策纲领》。
1927年7月25日，田中义一把会议情况和决定的政策以秘密文件《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奏呈天皇。
这就是臭名远扬的《田中奏折》。
这个奏折共两万多字，分17个问题。
其主要内容是如何控制和掌握满蒙的方针政策，包括采取哪些具体行动，与哪些人联系以及经济筹划等。
特别在第一个问题，即“对满蒙之积极政策”中，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占领满蒙，吞并全中国，进而独霸亚洲和征服世界的狼子野心。
奏折写道：“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倘支那完全被我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我。
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亦是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我对满蒙之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目而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
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及欧罗巴之用。
我大和民族之欲步到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
田中奏折还妄图否认“满蒙”是中国的领土，让帝国大学发表矢野博士的文章，制造“长城以北不是中国领土”的舆论。
并出版小册子，到处散发传单、演讲，狂热鼓吹“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满蒙特殊”，日本侵占满蒙是“理所当然的”。
日本政府还确定，每年“由陆军秘密费项下，抽出100万元以内，急派官佐400名，化装为教师或支那人潜入内外蒙古，与各旧王公实行握手，收束其他之牧畜、矿山等权，为国家而造成百年大计”。
随着田中奏折的出笼，日本朝野上下法西斯气焰甚嚣尘上。
军内最大的法西斯组织——“樱会”宣告成立。
这些法西斯组织又得到了新财阀和在中国投资较多的老财阀的支持，更是不可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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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作霖之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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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根据“东方会议”的决策，确定首先在我国东北制造事端，乘机大规模出兵，占领东北。
东北原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和热河四省，总面积约113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的三倍多，比德、法两国的总面积还大。
它的东面和东北面隔乌苏里江、黑龙江与苏联相望；东南有图门江、鸭绿江与朝鲜为邻；隔渤海、黄海与日本海相连；西南与关内的河北省紧紧相连。
它具有辽阔而优越的地理条件、肥沃的土地、众多水网和天然港口，有丰富的矿产和森林资源，更有三千多万勤劳智慧的中国各族人民。
由于满清王朝的没落和腐败，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就开始屡遭帝国主义的侵略。
日本侵占了整个辽东半岛后，1900年沙俄以保护中东路为名，分5路侵入东北，控制了东北大部地区。
1904年至1905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为了争夺东北领土，先后爆发了旅顺口海战、辽阳会战和旅顺要塞攻防战。
俄军战败，退踞东北北部；东北南部及整个朝鲜被日军占领。
对于日俄在东北的争夺，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不甘心。
在中国占首要地位的英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了东北的京奉铁路，一度享有大连海关管理权，并与美国共同投资合办银行、烟草公司。
在中国势力较弱的美国，也迅速向东北发展，与英帝国主义共同投资在哈尔滨合办了花旗银行分行，另又增设了27个支行，遍布东北，还对东北铁路有租用权。
由于东北是日本在外权益的中心，便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展开了激烈竞争。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东北的投资占日本对外投资的70%左右。
1930年，它在华投资共17亿日元，其中在东北的投资就达11亿多日元。
它还大规模向东北移民，大量修建日本式的城镇供日本居民居住，由于日本把东北看作是它实行军事扩张的战略根据地和“生命线”，因此，其军事、政治色彩比经济色彩更浓厚，对东北志在必得，决不相让。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更好地控制东北，一方面与美、英帝国主义竞争，进行经济掠夺，一方面极力豢养东北军阀张作霖。
张作霖，字雨亭，远祖姓李，世居河北大城，后迁山东。
清道光年间始徙辽宁省海城县一个农村落户。
其祖父过继予舅父张氏，改姓张。
父亲名有才，娶邵氏，生一女；继室王氏生三子，张作霖排行第三。
张有才因嗜赌，常与人打架，一日夜间在地头乘凉，被人用镐打死。
张作霖于光绪元年(1875年)3月19日生于海城县驾掌寺村。
13岁时曾念过3个月私塾，因家中要他拾柴、干活而辍学。
其父去世时，年仅14岁。
他母亲靠给人家做针线活和邻里接济，养活子女，生活十分贫苦。
张作霖15岁时学过木工，因太顽皮被师傅辞退。
16岁时贩卖过包子。
一次包子未卖完，遇几位老太太赌马掌纸牌，他以包子为赌，硬要入赌。
结果他一人大输，他非但不给人家包子，还把几个老太太的钱抢走。
张作霖当小贩连自己的生活也难以维持，便改学兽医。
他很专心，并喜好马，不仅学习了医马技术，而且善于相马。
干了两年多，又觉得干这行没什么出息，便辞职四处游荡，以赌博为生。
一次因输钱不给，被人绑在树上毒打。
但张作霖毫不示弱，仍破口大骂。
被村中赵老恒看到，感到这小子还有些骨气，便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
但遭到妻子和女舅的强烈反对。
张作霖在走投无路时，便到营口田庄台投入毅军。
因军中无余额不能补正，便当了一名伙夫。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军中招一名谍报员，到日军后方探听情报。
张作霖便应募前往，获取了不少情报，因此先被授以功牌，后升为哨长。
1895年他21岁时，该军营务处长见张作霖机灵，便调他充任戈什。
张作霖当戈什后，想起赵家亲事，便请了两个月婚假，带着功牌、哨长委扎和许多礼物去赵家。
他怕赵家不同意，假说串门，不提婚事，对赵家母女和女舅十分恭敬。
没几日便讨得赵家的欢心，与赵女成婚。
赵女与张作霖同岁，长得并不好看，而且眼睛斜视，但很能干，也懂事。
张作霖十分粗野，动辄骂人，常与同伴争吵，赵氏便从中调停，赖以相安无事。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毅军撤回河北，张作霖解甲归田，回到故乡。
此时，中国进一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各国列强疯狂地瓜分中国。
东北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与沙俄争夺的中心。
丰饶肥沃的东北大地，在帝国主义的掠夺战争中，变得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盗匪横行。
一天，张作霖在草原上捕猎野兔，忽然听到一阵马蹄声。
他赶快躲进灌木丛中，看到一队军警在追捕一群土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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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作霖之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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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趁机举枪击中一名土匪，待追兵走后，他拉走了土匪的马。
从此，他与一帮流民、乞丐、土匪和散兵结成一股土匪，打家劫舍，征粮征饷，逐渐发展成为东北赫赫有名的“红胡子”。
张作霖大量劫夺财物，又抢过帝俄一批金币，变得十分富有。
他性喜良马，不惜重金，买了许多宝马，供其玩用。
同时，也开始追求美色。
一日，张作霖忽然发现村中塾师卢女很美，便不断向卢家献殷勤，通过女舅反复向卢家求婚。
起初卢家因他有妻子，不愿女儿做二房。
张作霖便答应“两头为大，决不是二房”。
卢家本想将女儿送往北镇县城内逃避婚事，因离城远，又遇战乱，怕被土匪抢走，便答应将女儿嫁给张作霖。
1900年秋，张作霖迎娶了卢氏，婚事由赵氏料理，此时赵氏已怀张学良3个月了。
张作霖当土匪时，盛京将军增祺夫人从北京返回奉天时，在路上遇险。
张作霖知道后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立即派他的保险队将其解救，并对增夫人好生伺候，护送回奉天。
增祺对他十分感激，增祺夫人也在增祺面前经常夸张作霖，说张作霖不同于一般土匪，劝丈夫将张招安收编。
增祺便奏请政府，于1902年11月9日将张作霖部众收编为省巡防营，张作霖任管带(营长)。
从此，张作霖效忠朝廷，作战勇敢，开始飞黄腾达。
与此同时，他也变得荒淫无度起来，仅1906年一年内，便连娶了3位夫人。
即三太太戴夫人、四太太许夫人和五太太寿夫人。
三太太戴氏原系县内捕盗班头之儿媳，长得十分美丽。
张作霖不惜万金与其在外同居4个月，后与四太太许氏同日迎进家门。
五太太寿氏是黑龙江寿将军外家王氏之女，不但貌美，且十分聪明机灵，能说会道，善于逢迎。
她被迎来时，卫兵列队欢迎，她即兴讲话，十分礼貌、谦恭，很得卫兵的称颂。
后来，张作霖又在天津娶了六太太马氏。
张作霖夫人多后，在家也变得十分专横。
三太太因打了使女，他便借机将其赶出府门，让其削发为尼，不久三太太便郁闷而死。
大太太赵氏生有一女二男，女名首芳，长子学良，次子学铭。
生学铭时，看门人老薛午睡梦见一小喇嘛，直入院内。
老薛忽然惊醒，入院直追，适与张作霖相遇。
张作霖问他：“你跑来做什么?”老薛说：“刚看见一个小喇嘛进来了，所以追进来了。”
张作霖说：“你胡说，是在做梦吧?”此时赵氏适生学铭。
张作霖过去在办团练时，曾杀死一个小喇嘛，生学铭时听老薛说小喇嘛跑进来了，便很不高兴，大骂：“他奶奶的，这小子找老子算账来了!
”
因此不喜学铭。
1911年冬，赵氏携学铭从外地来找张作霖要钱，当晚张作霖住里间，赵氏与学铭住外间。
因学铭夜啼，将张作霖吵醒，他便大怒，起来把学铭痛打一顿。
赵氏为了保护孩子与张作霖吵了起来，次日即回新民杏核店胡同家中，转年4月即死。
1907年，张作霖因剿灭辽西大土匪杜立三有功，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
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时，他又奉命回驻奉天，镇压革命党人。
民国政府成立后，他摇身一变成为民国陆军第27师师长。
1916年4月，又升任奉天督军。
1918年9月，成为东三省巡阅使，掌握了东北的军政大权。
1926年国民革命军在北伐战争中消灭了军阀吴佩孚和孙传芳的主力。
吴佩孚、孙传芳和受张作霖节制的张宗昌等人便拥戴张作霖为北洋派的头目，将张作霖的奉军全部、张宗昌的直鲁联军、孙传芳的五省联军、阎锡山的晋军合组为安国军，推张作霖为安国军总司令。
1926年12月1日，张作霖在天津正式就职。
从此，张作霖的势力范围便从东北、华北一直伸展到黄河、长江流域。
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一方面命令孙传芳、张宗昌、吴佩孚与北伐军作战，阻止北伐军北上，同时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为了缓解与蒋介石等南方新军阀的矛盾，开始大肆镇压人民革命运动，并绞杀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李大钊同志。
张作霖杀害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为了强化统治，张作霖成立了安国军政府，自任大元帅，任命潘复为内阁总理，宣称军政府“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
张作霖成为北洋政府最后一个最高统治者后，春风得意，踌躇满志，各方面都仿效威风凛凛的拿破仑。
正当他一心一意想统一中国、建立帝业的时候，却因对日本帝国主义在满蒙的特殊利益未予优先考虑引来了杀身之祸。
张作霖之所以能长期控制东北，主要是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和支持。
每当困难的时候，均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援助，才得以化险为夷。
1920年7月，美、英帝国主义为了和日本帝国主义争夺势力范围，支持其走狗直系军阀曹锟(总统)和吴佩孚发动了直皖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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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作霖之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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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看到皖系可能失败，皖系这个工具也不得人心，便大力扶持张作霖，联直倒皖，让张作霖乘机入关，把奉系势力扩展到北京至山海关的铁路沿线和内蒙古各地，井在北京中央政府中与直系分享权力。
华盛顿会议后，美、英、日之间的矛盾表面上得到缓解，但各自抓紧扶植自己的军阀。
随着军阀势力的发展，共掌北京政权的直、奉两系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并于1922年4月爆发了第一次直奉战争。
两军于长辛店、马厂等地激战，结果奉系败北，只好退守关外。
日本帝国主义对这次打击耿耿于怀，便加速扶植张作霖，使张作霖势力大增。
在张作霖力量增大后，日本帝国主义便于1924年9月策动张作霖和皖系军阀残余、浙江督军卢永祥合手，发动了第二次直奉战争。
张作霖以援助卢永祥为名率奉军15万进攻山海关。
曹锟政府则组成“讨逆军”，命吴佩孚为总司令，率兵20万于热河和山海关一带应战。
孙中山在1924年9月5日开始北伐时，就密约倾向于革命的冯玉祥及其好友胡景翼、孙岳配合行动。
在直奉战争开始后，曹锟任命冯玉祥为讨奉第三军总司令，但又密令胡景翼和孙岳暗中监视冯玉祥。
冯早与胡、孙暗中商量好了对策。
冯玉祥在行军途中，于10月19日突然从密云、承德一线折兵，以一昼夜140里的速度秘密开回北京，发动了“北京政变”，囚禁了曹锟，将末代皇帝溥仪逐出故宫。
“北京政变”成功后，冯玉样立即与奉军取得联系，合击直军。
直军被打败后，张作霖便挥师入关，进入华北。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
日本帝国主义扶植军阀、吞并中国的企图越来越明显，中国共产党便公开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号召全国人民进行推翻奉系军阀的斗争。
由于全国反奉运动的发展，促使奉系军阀内部发生分裂。
驻守滦河一带的奉军将领郭松龄同冯玉祥的国民军取得联系，约定共同反奉驱张。
郭松龄于11月23日通电反张，将所属部队改称东北国民军，并立即回师占领了山海关、锦州、新民等地，直逼沈阳。
张作霖被这一突变搞得措手不及，形势十分危急。
日本帝国主义见有机可乘，便帮助张作霖袭击郭松龄的后路，同时派关东军司令白川到沈阳，要张作霖承认日本在东北的种种丧权辱国特权。
张作霖知道出卖东北的特权是不能轻易答应的，但郭松龄已兵临城下，危在旦夕，只好权宜允诺。
于是日军大举向郭松龄发动进攻，致使郭松龄兵败被杀。
后来，由于东北人民反日运动高涨，张作霖对日本人的要求不敢实行，便一拖再拖。
张作霖还试图以美英来牵制日本，向美英借款，修筑葫芦岛港口。
这使日本帝国主义十分恼火。
日本曾派公使芳泽谦吉多次与张作霖交涉，但均无结果，张与日的关系逐渐恶化起来。
张作霖就任大元帅之后，想以北京政府最高首脑的身份与北伐军进行和平谈判，以黄河为界，划江而治，以便等待时机，武力统一中国。
然而，叛变后的蒋介石在取得日本帝国主义的谅解，尤其是取得美国的支持后，于1928年1月，重任北伐军总司令，决定进攻张作霖。
4月，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新军阀组成一、二、三、四军，联合对奉系作战。
在蒋冯的进攻下，张宗昌一败再败，放弃了济南，与孙传芳渡河逃跑。
张作霖部署在京津线上的军队也受到严重威胁。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帮助孙传芳、张宗昌，阻止以美英为背景的南军势力向北发展，悍然在济南制造了“五三惨案”。
北伐军进入济南后，大官进大馆子，小官进小馆子；士兵们没钱，饿着肚子在花花绿绿的大街上瞎转，骂娘的骂娘，打架的打架，严重扰乱了市民的生活，同时与日本宪兵发生了冲突。
双方由怒目而视到对骂，发展到大打出手。
由于北伐军士兵对日本长期侵占济南不满，一些士兵砸了几家日本商店。
日军早想动手，苦于没有借口，这下抓住机会，于5月3日突然向北伐军发起进攻。
由于日军早有准备，所以不到三个小时，贺耀祖的一个团被日军缴械，李延年的一个团全军覆没，老百姓伤亡更大，死伤1�1万多人，妇女被奸污的不可胜数。
日本兵还焚烧了外交部所属的交涉署，枪杀了16名署员，交涉员蔡公时由于严厉斥责了日军的暴行，便被日军绑在木柱上，割掉耳朵，挖了眼睛，削了鼻子，凌迟处死。
“五三惨案”爆发时，蒋介石正在济南为北伐军的胜利所陶醉，日军的突然行动，使他险些被俘。
这时已与他拜了把兄弟的冯玉祥赶快调部队来救他。
但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冯玉祥未能在济南与日军交手，使日本人更加肆无忌惮。
“五三惨案”掀起了全国的反日高潮。
在此严重形势下，张作霖眼看大势已去，遂于5月9日通电全国，力主和平统一，同时令一、二、七方面军团撤至德州、沧州，三、四方面军团撤至保定，五方面军团撤至张家口、宣化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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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作霖之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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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自身的利益，十分害怕中国的和平与统一，所以对张作霖此举十分不满。
在国民军进逼京津时，日本帝国主义为了防止战乱波及满洲，便一面增兵青岛，威胁南军北进，一面逼张作霖尽快退回东北。
1928年5月18日，日本政府令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和矢田总领事，分别向张作霖和国民政府提出外交备忘录：“维持满洲的治安，乃为帝国所最重视者，因此将形成扰乱该地方治安的原因的事态发生，帝国政府将极力予以阻止，所以战乱如果进展到京津一带，其祸乱将波及满洲的时候，为维持满洲的治安，帝国政府将不得不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
对“适当而有效的措施”，河本大作做了明确解释，即“张作霖如果在北京附近开始战斗之前撤退到东北的话，日军将允许其这样做，如果与革命军交战败北而欲逃回东北，则张部和革命军都将被解除武装，并阻止其进入长城以北”。
日本发出警告后，加紧对张作霖施加压力，不仅催其尽快退回东北，而且进一步索要在满洲的权益。
张作霖本想借日本的武力继续留在关内，所以对日本的逼迫十分不满。
面对全国民众的反日情绪，张作霖对他的心腹说：“出卖东北的事我不能答应，宁可我这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件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
他认为自己手中还有几十万军队，有一定实力，日本人还不敢把他怎么样，就一再拒绝日本的要求。
这样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进一步恶化，日本便决定除掉张作霖。
在如何处理张作霖的问题上，日本内部曾出现过两种意见：以首相田中义一为首的一些人偏重于保留张作霖，以武力强迫张作霖按日本的意图行事；而关东军司令村岗长太郎、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等人，则坚决主张解除奉军武装，干掉张作霖。
他们的行动方案原来有两个：一是炸车，另一是派刺客，刺杀张作霖。
在张作霖决定回东北之前，村岗曾决定派关东军参谋竹下义晴到北京，与北京的日本华北派遣军配合，组织刺客刺杀张作霖。
但河本大作劝竹下义晴放弃这项没有把握的冒险计划，专门在北京刺探张作霖的行踪，为河本大作提供准确的情报，为其炸车做准备。
于是两个方案便合而为一了。
6月2日下午，张作霖离京前，日本特使芳泽又去张公馆，逼张正式履行郭松龄反奉时达成的“日张密约”。
张作霖正在为时局的发展搞得焦头烂额，所以对日本人的这种落井下石的做法非常气恼。
他不接见芳泽，明知芳泽坐在其办公厅对过的客厅里，对他的话听得清清楚楚，便故意大骂：“日本人不够朋友，在我危急的时候掐脖子要好处。”
“我张作霖最讨厌这种做法!
我是东北人，东北是我的家，祖宗父母的坟墓都在东北，我不能出卖东北，不然子孙后代骂我张作霖是卖国贼。”
“我什么也不怕，我这个臭皮囊早就不打算要了。”
张骂够后，气呼呼地让翻译陈庆云将文件交给芳泽。
翻译对芳泽说：“大帅今天太忙，不能会见了，请原谅。”
芳泽只好离去，他回到使馆把文件打开一看，见张作霖在每个文件上只批个“阅”字而不署名。
他对张作霖极其恼怒，立即上报日本在华头目。
关东军便最后下了干掉张作霖的决心。
为了干掉张作霖，日本政府于1928年3月，把参谋本部的欧美情报课课长建川吉次调往日本驻北京大使馆，任身份较低的随员，使他利用这个身份秘密监视张作霖达两个月之久。
建川吉次这时已晋升为少将。
他是陆军元帅闲院宫的党羽，是一个有名的阴谋家和色鬼，外号“超级皮条客”。
在日俄战争中，他曾组建了一支建川志愿军在俄军后方战线与张作霖和其他中国土匪勾结�获得明治天皇的勋章。
他表面上是张作霖的朋友，但在1916年曾亲自指挥过刺杀张作霖。
当时，张作霖在奉天陪同日本高级官员去赴宴，路上，两名投弹手向张作霖的马车投弹。
第一个投弹手的炸弹没有命中张作霖的马车，而在张的骑兵卫队中爆炸了。
张作霖像猫一样一下从马车上跳下来，在烟雾中戴上马弁的帽子，跳上马弁的马在混乱中逃跑了。
张的马车被第二个投弹手的炸弹炸得粉碎。
6月2日，张作霖电告他的各路指挥官，他决定撤回东北。
建川吉次立即派田中隆吉大尉去北京铁路调车场研究北行各次列车的编组和路线。
5月30日，在张作霖决定他离京的前3天，田中向奉天的河本大作发了一份密电，报告北京排定的车次。
河本根据这一情报，对可能通过的任何一次列车都做了爆炸准备。
他开始把炸车地点选在巨流河铁桥上。
但因该地奉军戒备森严，故改在皇姑屯附近的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叉处的桥洞上。
张作霖的残兵败将经过数日撤退后，张也动身北上。
由于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对河本的阴谋有所发觉，便密电张作霖：“老道口(南满路与京奉路的交叉点)日方近日来不许行人通行，请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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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作霖之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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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对此虽不以为然，但为防万一也曾想坐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后因公路坎坷不平，仍决定坐火车。
为了安全，他故布疑阵，先宣布6月1日启程，后改为2日，最后在3日离京。
他还让他的五姨太和其他一些无足轻重的人先乘一列由7节卧车组成的黄色火车先行，并使这列火车与他的专车非常相似。
待五姨太走后六七个小时，他才在卫兵的严密保卫下，于3日深夜乘黄色钢制汽车出帅府西门来到北京站，凌晨1点15分离开北京。
为了安全，张作霖还安排了3位日本军官同行，他们是张作霖的军事顾问。
虽然张作霖专车的行踪十分保密，行期一改再改，但仍未逃出日本人的眼睛。
专车一出发，河本大作便收到了张作霖离京的情报。
他根据张作霖到达皇姑屯的时间，命令手下人埋下了30大包的烈性炸药，把导火线接到附近一座小山的引爆装置上，并雇来3名对张作霖有仇的满洲兵在附近铁路上放哨。
张作霖所乘专列有22节车厢，张作霖乘坐的是慈禧太后坐的花车，挂在列车中部，专列前面还安排了一辆压道车。
随行的有国务院总理及其阁员、侍从、武官等。
列车到达天津时，靳云鹏、潘复等和2名日籍顾问下车，但义贺信也少佐仍留在车上。
张作霖知道义贺少佐是日本闲院宫的忠实随从，只要义贺在他身边火车便不会出事。
日本特务在监视张作霖专车路经山海关和锦州间，发现一列相似的专列，引起奉天日本人的迷惑。
当河本的助手们想动手炸掉那个假目标时，他们从不断传来的电报中终于区别了两列火车。
张作霖的专列在黑暗中飞驰在辽阔的满洲平原上。
张和他的随从，包括日本人义贺少佐在明亮的灯光下打麻将。
麻将打累了，便回各自的包厢休息。
6月4日清晨，专列呼啸着向皇姑屯开去。
花车里，张作霖与六姨太似睡非睡。
张作霖虽然才50多岁，但脸色发青，战乱与内外忧困，使他脸上的皱纹显得分外深，与妖艳妩媚的六姨太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警卫人员在警惕地东看西看，其他大部分随员还未起床。
有的一夜未睡，刚刚进入梦乡，发出一阵又一阵鼾声。
有的人已经起床，在过道上打太极拳，借以舒筋活血，排解旅途的疲劳。
车厢里，惟有日本人义贺少佐在卧铺上不安地翻动着，他不时地看看手表。
忽然，他从铺上取下一条毛毯裹在身上，装着上厕所的样子，穿过通道，径直向后面的公务车走去，并用毯子裹紧身子躺在后面车门的通道上。
这时已是清晨5点半，专列准时来到日本人为它设置的“必死之阵”。
河本的主要助手东宫大尉紧张地注视着这列专车。
当张作霖的花车通过爆炸物时，他一按电钮，只听“轰隆”一声巨响，顿时烈焰滚滚，黑烟弥漫，张作霖的专车被炸得粉碎，车身崩出好几丈远，花车只剩下底盘。
仅受了一下震动的义贺从车上跳下，看到此景兴奋极了，但他只说了句：“啊！好可怕呀!
”
专列爆炸时，张作霖的六姨太当即被炸死，张作霖身受重伤。
他被卫兵严密保卫起来，不准任何外人来见。
张作霖大概知道自己已不行了，便痛苦地一字一顿地说：“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
告诉小六子，让他赶快回来!
”
说完便于6月4日上午9时半去世了，终年54岁。
为了掩盖事实真相，河本大佐在事前嘱托一个叫安达隆成的日本浪人找到流氓刘戴明。
刘戴明以前因被张作霖免去部队长的职务，对张作霖怀恨在心。
安达隆成以两万元的报酬要刘戴明去找三个“游民”。
刘戴明找好人后，每人先给了50元，让他们于6月3日在日本人经营的澡堂洗澡换衣服，然后连夜赶到满洲铁路陆桥附近的日军哨所听候命令。
由于其中一人中途逃跑，伊藤便告诉剩下的两个人，他们的任务是在火车到来时投掷炸弹，炸坏列车，并交给他们3封信。
其中两封是刘戴明伪造的南军炸车命令，另一封是国民政府写给某人的密信。
河本派车把他们秘密送到炸车地点处死，诈称他们是国民党北伐军派来的炸车凶手。
张作霖的专车被炸后，日本政府赶快派出工兵抢修铁路，欺骗公众舆论。
同时，一面派内田领事向奉天当局建议共同调查此案，一面到处散布这是南方派来的游击队干的。
20多年后，河本大佐在中国人民的审讯面前不得不承认：“张作霖是我亲自指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的人员干掉的。
我指挥他们事先在沈阳北一公里半京奉路和南满路交接点皇姑屯布下‘必死之阵’，设置了30麻袋黄色炸药，在500米的瞭望台用电气机控制触发爆炸。
在交叉点以北装置了脱轨机，在附近又埋伏了一排冲锋队。
1928年6月4日5时半，张作霖所乘的蓝色铁甲车刚刚开到铁路交叉点，东宫大尉一按电钮，装甲列车全被炸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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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张作霖之死(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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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炸死张作霖的本意是，以张作霖之死，引起社会混乱，乘机出兵，挑起大规模武装冲突，用武力彻底解决满蒙问题。
为此，在炸车后，又在奉天城内日本侨民会等处连续制造了爆炸事件。
6月9日，让5节兵车在锦州与榆关之间的新车站脱轨倾覆，使京奉路一度不能通车。
6月9日至12日，连续在商埠、沈阳市内等地不断制造爆炸案。
16日，1�8万日军在沈阳南浑河沿岸举行大规模野外演习，并高唱：“南满是我的家乡”，蓄意挑衅。
但日本关东军因未确知张作霖是否被炸死，未敢进行大规模的武装行动。
皇姑屯爆炸案的发生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一系列恶劣行为，使奉天当局识破了日本人的阴谋诡计。
他们便采取各种办法，严密封锁张作霖被炸死的消息，密不发丧。
为了获得张作霖的消息，奉天总领事馆专门派日本医生去看张作霖，但被拒绝。
总领事材久治郎派妻子等日本太太们假装去张家探亲，打听消息。
但张家警惕性很高，五夫人寿太太与平常一样化妆搽粉，且面带喜色。
日本太太们见五夫人面无悲色，又隔窗望见张作霖的卧室灯光明亮，人影幢幢，平静如常，便相信了“大帅只是受了伤”的假话。
为了蒙蔽日军，张家的厨房每日照常给张作霖做饭，侍从按时送水送茶，医官杜大夫天天来府上假装看病换药，并认真填写医疗经过和处方。
这一切都使日本人真假难辨，不敢按原计划行动。
张作霖的专列被炸时，张学良正在邯郸北临洛关车站指挥奉军第三、四方面军作战。
当时阎锡山的晋军已开到满城，准备进攻张学良设在保定的军团部。
由于形势十分紧张，张学良未能立即返回。
待三、四方面军撤到滦县，才回家奔丧。
为了防止日本人暗算，张学良化装成一名士兵，身着灰色军装，长发剃得溜光。
火车在山海关停车上水时，有3名日本宪兵上车询问这趟车为什么开往沈阳，谁是最高指挥官，张学良是否在车上。
负责保卫的卫队营长崔成义巧妙予以回答，骗走了日本宪兵。
后经过绥中、锦州、勾帮子等站时，各站站长均上车打听张学良是否在车上。
在列车到达皇姑屯车站前，张学良嘱咐崔营长到皇姑屯时告诉他。
当火车经过皇姑屯时，张学良在火车凄厉的哀鸣中，神色惨淡，将身探出窗外视望，一语未发。
6月18日上午10时，张学良到达奉天西边门车站。
随行副官谭海先下车观察，见只有黄显声一人候站，才穿越铁道，找到早已准备好的汽车，直驶帅府。
张学良返奉后，立即召集有关人员分析形势，研究对策。
待一切部署就绪后，才公布了张作霖因重伤不治而死的讣告，并通知了各国驻奉领事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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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雨欲来(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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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作霖被炸死后，即将登基的日本裕仁天皇欣喜若狂。
他在张作霖遇害后的第九天，在皇宫设宴庆祝。
这次宴会本是庆祝一年一度的“五摄家节”，以炫耀藤原族五个家系的荣誉。
但裕仁把谋杀张作霖的六个凶手安排在自己身边，并破例让记者出席和采访，在报上公布他们的姓名。
庆祝结束后，裕仁天皇授意田中首相对谋杀张作霖事件进行象征性的调查和处理，但不能把责任推到天皇身上。
田中首相为了应付舆论压力，两次派东京秘密警察头子峰小松少将去满洲现场调查。
他是这方面的老手，而且铁道边被杀害的两具中国人死尸手中的苏制炸弹就是他提供的。
这样的调查当然不会实事求是，处理也是故作姿态。
如：免去河本大佐的指挥权，让他在退伍后和参加第一后备军前的一年时间内进行反省，作为对张学良的象征性赔罪，以便进一步争取张学良。
这实际上是对河本的一种奖赏，因为这样河本可以以实业家的名义继续留在满洲，为天皇效劳。
河本也因此在东北积蓄了大量财富，使他的儿子河本敏夫后来成为日本赫赫有名的工业家、议员、在自民党中起主导作用的核心成员。
其他参与谋杀张作霖的有关人员则有的让他们去欧洲休假，有的去美国疗养。
张学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也只能假装确信此事已经了结。
但他和他的部下暗中仍在追查凶手。
如对张作霖专列即将爆炸之前，裹着毯子躲在公务员车中的义贺信也，就一直紧追不舍。
义贺信也是张作霖多年来最亲密的朋友和顾问之一，张作霖死后他被提升为陆军中佐。
他在张学良及其部属眼中，犹如出卖耶稣的犹大，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是一个不共戴天的仇敌。
他们把义贺信也从奉天追到日本南部的广岛，又从广岛追到日本北部的仙台，接着又追到中国东北的齐齐哈尔。
1937年，日本闲院宫的儿子把天津一座有围墙的别墅给义贺信也藏身。
但也未能躲过张学良手下人的追捕。
终于在1938年1月24日，经过10年逃遁之后，他被张学良收买的刺客一枪结束了生命。
日本政府和军部为了争取张学良，软硬兼施。
他们利用参加张作霖葬礼的名义，派林权助代表日本找张学良做工作。
林权助向张学良说：“日本同令尊大人的交情很好，这次皇姑屯变故，天皇陛下与日本政府深感震惊，大量事实说明，这是坏人从中捣鬼。
少帅千万不要误会日本，伤了两家的和气。”
他还说：“日本皇军所向无敌，东北土地肥沃，资源取之不尽，少帅年轻有为，如果与大日本合作，那少帅和东北就如日之东升，前途无量。”
林权助一面甜言蜜语引诱张学良，一面又施以硬压，迫其就范。
他提高声音说：“少帅英明，当然知道日本天皇对东北的重视。
大日本不仅占领了朝鲜，而且在甲午战争中，在南满、山东、台湾等地打败了中国的陆军和海军。
现在，朝鲜驻有大量皇军，就在满洲的背后，如果皇军挥戈而下，你满蒙还能安宁吗?”他警告张学良：“决不能让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染指满蒙。
东亚是东亚人的东亚，决不准洋鬼子插足。”
在日本千方百计争取张学良的同时，美国也开始了对张学良的拉拢工作。
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吞并中国的野心更大更狡猾。
由于张学良无论在军事实力上和政治影响上在中国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美国是绝不会放弃他的。
张作霖之死是美国插手东北的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于是便压蒋介石去游说张学良。
蒋介石派方本仁出关向张学良进言：“东北是我中国的东北，决不能让日本人得势。
如果日本在东北得手，就会把东北作为后方基地，向关内、向全中国进攻，到那时你少帅就被动了。
不如把五色旗换为青天白日旗，表示少帅已赞成中国统一，这可是千秋功业。
少帅在这个问题上决不能含糊其辞。
当然，同意中国统一，也就是同意听蒋总司令的指挥。
少帅可能不太清楚，现在的蒋总司令可与以前不同了。
他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而美国又是当今世界上最强的国家。”
张学良是一个具有爱国心的人，一听方本仁讲到美国，就十分反感，他不耐烦地说：“方先生刚才说不能让日本染指东北，现在又说美国人支持蒋介石，你的意思是让美国人来染指东北?”方本仁红着脸说；“少帅不要误会，美国军队不会来占领东北，它不过是来开发资源……”张学良一面与日、蒋代表谈判，一面与其智囊团反复商量其出路问题。
经过反复研究，他们认为，蒋介石鞭长莫及，而日本人则兵临城下，美国军队绝不会打到东北来。
遂决定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先稳住日本。
张学良8月12日接见了日本代表林权助，并对他说：“服从国民政府可以从缓，请阁下回去复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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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雨欲来(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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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权助听后很高兴。
可此消息传到南京，急坏了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
马克谟连夜找到蒋介石，询问情况。
蒋介石一面推辞不知道，说还未接到方本仁的电报；一面说他对张学良天高皇帝远，没什么办法。
他哭丧着脸说：“我对红军三次大围剿都未取胜；政府对外发表宣言，承认美国的不平等条约，遭到各阶层的攻击，弄得我里外不是人。
马克谟先生，实在对不起，我在军事上、政治上都被搞得焦头烂额，哪顾得上东北?”马克谟说：“如果红军平定了，那你就可以顾到东北了?”“那当然啦!
”
“那时就晚了!
”
马克谟失望地说：“那你就专心对付共产党吧，我亲自到东北去一趟!
”
蒋介石一怔：“你是外交官，以什么名义去?”“就说我到朝鲜去，顺便到奉天看看。
朝鲜与东北，用中国人的一句话说，就是唇齿相依，唇亡齿寒。
我们美国决不能眼看着日本人尽得好处。”
灯火辉煌的大厅里只有蒋介石、宋美龄这两个新婚不久的恋人和马克谟先生三人。
蒋介石来回踱步，愁眉不展，他对马克谟“唇亡齿寒”和“美国决不能眼看着日本人尽得好处”的论调大惑不解。
蒋介石为什么对马克谟的这番话大惑不解?原来蒋介石与美国和日本在东京曾达成一项肮脏的交易。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引起举国上下的反对。
5月份开始北伐后，又在徐州遭到惨败，被迫于8月12日下野。
下野后，他在老家溪口观阵，在军阀之间你争我夺的权力斗争中寻找机会。
当他发现他复起已成定局后，便决定东游日本，此行的目的，一是为了寻找靠山，二是为了追求宋美龄。
蒋介石最初认识宋美龄是1922年在孙中山的大总统府。
宋美龄的家族、地位和美貌深深打动了他。
但因他有老婆、儿子，在上海还有其他情人，尤其他在上海搞股票生意时，生活浪荡，头发也掉光了。
他感到自己不配，一直未下决心求爱。
这次下野正有时间，而复起在望，正是他追求宋美龄的大好时机。
宋美龄是威尔斯利大学毕业生，已3l岁。
她当时正与留美学生、长得一表人材的刘纪文打得火热，而且生了一个女孩，正准备结婚。
但她在姐姐宋霭龄、姐夫孔祥熙和哥哥宋子文等人的反复诱说下，答应了蒋介石的求婚。
这场婚事，实际上是中美势力之间的一场肮脏交易。
蒋介石9月29日抵日本长崎，10月3日即与宋子文乘车到神户拜访了居住在那里的宋太夫人母女，正式向宋美龄求婚。
他告诉宋太夫人，他已与夫人王氏离婚，与情妇断绝了关系，决心与宋美龄过正常夫妻生活。
宋太夫人问他是否与她家人一样信奉基督教?他表示同意，便通过了宋太夫人这一关。
当时蒋介石为能和与美国有密切关系的大财团宋氏结亲激动无比。
他一走出宋太夫人房门，便情不自禁地大叫：“成功了!
成功了!
婚约成功了!
”
当天，蒋介石就把定婚戒指送给了宋太夫人。
然后与宋美龄合影留念，到日本各名胜旅游，度婚前的蜜月。
蒋介石在日本呆了3个月，在与宋美龄心满意足地结合后，便开始忙他的天下大事。
他在日本的活动，完全按日本特务头子、侵略中国的大阴谋家、因南京大屠杀被处绞刑的法西斯组织“黑龙会”首领头山满的安排进行的。
他先后拜会了陆军情报处长松井石根、“无处不在的”铃木少佐、长岗师团长、飞松联队长等重要人物。
他还特意拜会了裕仁天皇，并与日本军部达成默契：为了与红军作战，实现关内的统一，愿以满蒙为条件，换取日本的友谊和支持。
天皇对他很满意，专门组织了“黑色星期二俱乐部”与他合作。
蒋介石在与日本官员频繁接触的同时，与美国也进一步拉紧了关系。
一天晚上他外出回来，见头山满先生同一个美国人正在他房里等他。
头山满给他们介绍后，说他还有事，便微笑着走了。
来的这位美国人是美国驻日本代表。
他首先夸赞蒋介石大胆与共产党分裂，然后说：“中国需要统一，而统一中国的理想人物，美国考虑了好久，结果认为阁下最合适。”
还说：“日本人对阁下感兴趣，美国人对阁下的期望更大。
如今美日已在某些方面取得谅解，现在只等阁下表明态度。”
谈到最后，他从内衣袋里取出一份文件交给蒋介石说：“阁下，美国想和你签订一项协议。
阁下是留日的，对英文不太了解，我特找人翻译了一份中文的，请阁下过目。”
蒋介石接过那份文件副本，只见上面赫然写着“美利坚合众国驻日本代表与蒋介石将军订立如下协议”一行字。
他不由吃了一惊，赶快往下看，只见文中一共写了5条：“一、美利坚合众国愿以全力支持蒋介石将军在中国建立政府，统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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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雨欲来(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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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利坚合众国在中国一切权益，以蒋介石将军为首的政府应尽力保障并助其发展；美利坚合众国在中国任何方面的新措施，以蒋介石将军为首的中国政府应以极友谊之态度帮助其建立，并发展之。
三、中国政府应承认日本帝国在东北之特殊利益，以及在中国其他地点之已有利益。
四、中国政府应承认日本帝国之西原借款等应有权益。
五、其他一切具体事项，得视具体情形处理之。”
蒋介石初打开看时，心情十分紧张，不知美国又在搞什么名堂。
这些天来，日本这个婆婆已把他搞得团团转，美国这个婆婆再给他出点难题，他可就惨了。
及待看完，他由忧而喜，由喜而激动，反复看了几遍后，更加感到这份文件的分量。
“阁下看怎么样，”美国代表问：“能同意么?”“同意，同意，这真是太好了。”
“阁下一点意见也没有?”“只是不要发表。”
“绝对保密。”
美国代表在文件的最后签了自己的名字，然后交给蒋介石签名：“这个文件只保管一份，而且放在华盛顿，其保密程度你就可想而知了。”
“那好!
”
蒋介石用毛笔签名后，与美国代表紧紧握手。
蒋介石这次到日本来，还发现天皇和许多日本政界、军界人士问及汪精卫，对汪精卫很感兴趣。
这使他头脑中升起一种不知是怀疑还是忌妒的心情。
但这未减弱他的喜悦与激动。
他除了得到宋美龄这个留洋美人外，还找到了美帝国主义这个靠山，与日本帝国主义达成了默契。
因为上述原因，蒋介石对美国现在的态度迷惑不解。
他走到宋美龄身边，说：“我在东京与美国和日本都有协议，日本在东北的利益和西原借款等，中国应该承认。
现在马克谟公使对东北发生兴趣，这不同东京的协议相抵触了吗?你把这个意思向马克谟公使说说。”
宋美龄用一口流利的英语向马克谟做了翻译。
马克谟马上回答说：“没有抵触。
我们是希望东北与内地统一在总司令你的号令下。
这样做首先对总司令你有好处，可以出现中国统一的局面，壮大南京政府的声势。
也可以堵住说你卖国、把东北送给了日本人的指责。”
“统一当然好，”蒋介石说：“但东北与朝鲜只一江之隔。
如果因此得罪了日本，它一出兵这个局面我是没法对付的。
你们美国也不会出兵东北。”
马克谟看了看蒋介石笑着说：“总司令的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
但我们美国有我们自己的打算。”
他见蒋介石没有言语，便摸了摸自己那漂亮的小胡子，在烟灰缸上磕磕烟灰，接着说：“我们美国能在中国找到总司令你这样一位天才的朋友和合作者感到非常满意。
我实话对你说，当今世界有两个国家最可恶，一个是苏联，另一个就是日本。
对付日本还比较容易，对付苏联就不那么容易了。
从我们的共同利益来考虑，必须动员全世界的一切力量对付苏联，增加他们的困难，这中间必须充分利用日本。
而利用日本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东北送给日本。”
“这很困难。”
蒋介石摇摇头。
“困难也得干，因为只有让日本经营东北，才能使它与苏联作战。
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坐山观虎斗，从中得利。
但也不能白白把东北送给日本，得让它花点本钱。”
宋美龄深深领会了马克谟的意思，便在翻译这段话时，特向蒋介石说明：“马克谟是说，要从老虎嘴里要食，向日本要钱。”
“说得更明白一些，”马克谟把烟头在烟灰缸上一拧；“就是先争取统一，以此为条件，高价把东北卖给日本，用卖的钱好好把关内搞好。
这样，我们美国同你好好建设关内，让日本集中力量去经营东北。
日本与苏联早晚会打起来，我们等它们两败俱伤。
这个么，”他哈哈大笑：“你二位自然会明白。”
马克谟告别蒋介石夫妇后，便急如星火赶去东北。
6月13日，即日本代表林权助离去不到24小时，他就来到了奉天，并立即与张学良取得联系，在奉天美国领事馆接待了张学良的心腹杨宇霆。
他了解了张学良的想法和担心后，亲自到朝鲜做了一次实地调查。
一周后，马克谟又在奉天与杨宇霆进行了一次长谈。
他首先告诉杨宇霆日本军队在朝鲜的情况，说明从日本军事准备的速度看，要向中国动武，多则需要5年时间，少则需要3年时间，这段时间少帅完全可以利用，与蒋介石合作。
接着他分析了美日在中国的势力分配和发展前景，让杨宇霆三思。
不到3天，杨宇霆的态度完全变了。
6月23日，张学良召开了东三省军民联合会议，讨论保安总司令人选及东北易帜等问题。
6月25日，张学良派邢士廉到达上海，告诉蒋介石：“东北三省服从国民政府已不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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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雨欲来(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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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立即给张学良发电，予以嘉勉。
7月4日，张学良正式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
张学良虽然集国难家仇于一身，但他深知要想报仇雪恨，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仅奉军力量远远不够。
他一面采取措施，稳定政局，防止日本关东军乘机发动武装进攻；一面积极促进南北议和，统一国家。
7月6日，他派特使带着他的亲笔信到达北京，联系东三省易帜和撤兵等重大问题。
当日，蒋介石、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正在香山碧云寺向孙中山先生之灵告祭北伐完成。
蒋介石扶棺痛哭，泪流满面。
哭灵之后，与李、冯、阎在碧云寺召开了善后会议，研究处理张学良改挂青天白日旗和军队编遣问题。
蒋介石对张学良易帜的想法十分赞同，7月25日回南京后一再催促张学良尽快易帜。
张学良在南京政府的催促和东北民众的拥护下，进一步坚定了易帜决心，遂于1928年12月29日在奉天省府礼堂举行了易帜典礼。
12月31日南京政府正式任命张学良为国府委员、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并通过了东三省及热河省委员名单。
从此，东三省升起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代表民国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进入历史博物馆，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张学良易帜，这对蒋介石和马克谟来说，是一件天大的喜事。
于是一个盛大的庆祝宴会在蒋介石的官邸隆重举行。
蒋介石以统一中国的伟人，踌躇满志，与夫人一起向各位举杯祝酒。
孔祥熙、宋子文夫妇春风得意，四处应酬。
马克谟公使略带醉意，狂笑不止：“先生们，中国统一了，东北问题解决了，至于红军么，不要担心!
”
他拍拍胸脯；“有大美国在，这些少得可怜的红军有什么可怕?哈哈……哈哈!
”
日本在东北的基本方针是让东北独立，成立傀儡政府，使东北真正成为日本的一统天下。
张学良却在美国的暗中操纵下，与蒋介石合作，实现了中国的统一，这当然引起日本政府和军部，尤其是关东军的极大愤慨。
在日本看来，张学良是在美、英影响下长大的，当时他的顾问端纳就是英籍澳大利亚人。
从感情上说，张学良无论如何也不会像他父亲张作霖一样与日本合作。
日本还清楚地看到，苏联自1928年开始实行发展国民经济五年计划以来，经济迅速增长，军事力量空前强大起来，已从三面包围了满洲。
苏联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抢占满洲也只是时间问题。
所有这一切，只靠外交手段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必须付诸武力。
基于上述看法，日本帝国主义按照“大陆政策”的总方针和“东方会议”确定的新政策，加紧了武装占领满蒙的各种准备。
1928年9月，研究制定了《对华政策要点》，其中心内容是以防止共产主义分子潜入东三省为名，分裂中国。
1929年5月，由日本少壮右翼军人组成的法西斯组织“一夕会”开会，并通过了《重点解决满蒙问题的决议》。
“一夕会”的成员，诸如河本大佐、坂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东条英机、石原莞尔等都是侵略中国的罪魁祸首和急先锋。
1929年下半年，“九·一八”事变的具体策划者之一、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奉命起草了《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
40岁的石原莞尔是日本天皇授权为策划满洲事业而精心遴选的铃木研究小组的重要成员。
他于1889年生于日本山形县，先在仙台初级军事学校学习，后毕业于陆军大学；被陆大誉为“陆大创建以来最为出类拔萃的人物”，被军界誉为“日本陆军中最有创见的少壮派战略家”、“日本的军事天才”，不少日军军官把他奉若“宗教教主和神明”。
1919年至1921年，石原被任命为中国中部派遣队司令部的成员，来到中国汉口，从事间谍工作。
在这3年中，他对中国问题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并与本庄繁武官的助手坂垣副武官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为日后二人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合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22年，石原作为陆大军事学教官去德国留学并充当间谍。
在德3年间，石原深受普鲁士国王、军事统帅弗里德希、法军统帅拿破仑和德军元帅与军事家毛奇军事思想的影响。
后来，他根据在德留学期间学到的理论和日本的实际情况写了《现在和将来的日本国防》、《战争史概观》等著作和教材。
石原认为，日本即使以全世界为敌也不足惧。
因为日本能从占领的满蒙和支那筹措到战争所需的大部和全部费用，可以像拿破仑对英国作战一样，而且日本比拿破仑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1925年，石原回国担任陆大教官；1928年8月，晋升中佐，10月10日出任关东军司令部作战主任参谋。
上任后，即开始考虑对华作战问题。
并针对关东军在兵力和装备数量上远远不如中国东北军的情况，研究如何“以寡制胜”、“闪电般地歼灭奉天附近的东北军，推翻其政权，以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组织关东军参谋两次到东北进行旅行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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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雨欲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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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起草《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他在旅顺用了8个月时间搜集了大量资料，阅读了许多图书，对东北地图背得烂熟。
为了把计划写得更扎实些，他带了一帮日本军官化装成“观光游客”，第三次对东北的地形地貌做了12天的全面考察。
当他们所乘的火车向北急驰，经过平坦而肥沃的东北原野时，他们把照相机和望远镜对准经过的每一个村庄，彼此相告地形特点，一一记录下来。
面对这一望无边的原野，一个大尉惊奇地大喊：“真像一片汪洋大海啊!
”
这话好像引起了石原莞尔的思绪，他接着低声说：“是啊!
对这样的地形地势，也许用得着海军战术。”
霞光染红了东北大地，也染红了石原沉思的脸庞。
他望着这一片美丽富饶的尚未被征服的土地，深深感到责任的重大。
他根据东北土地广阔，人民贫困，军阀腐败和日军数量少的情况，开始了一个大胆的设想：日本可以用一种更像政变而不像入侵的行动来迅速占领满洲。
这样代价要小得多，危险也少得多。
张学良的军队虽然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但如果时机选择得好，士兵、军官、政客和外交官经过很好的训练，那么石原就会像魔术师变戏法一样，在火药闪光的一刹那为天皇拿下满洲。
然后再搞一个傀儡政府，让国际联盟通过，那样满洲就真正是日本的了。
石原莞尔当时还在写一本名为《终将到来的世界大战》的书。
他认为日本加上满洲，就会成为一个完美的自给自足的神权国家。
这个国家通过彻底改革，就会使日本成为一个以孝敬天皇为指导思想的、无阶级的、大家庭的合作社会。
这种日本式的独特的共产主义乌托邦一旦实现，就会成为亚洲其他国家的楷模。
他预计日、满、华将通过协作、联盟达到统一，黄种人和白种人的总体战争也会爆发。
到那时，亚洲其他国家会自动站在日本一边，接受日本的领导。
当然这场决战首先是针对天皇的“天然敌人”布尔什维克的苏联，而总体战的结局必将是西方的覆灭。
在火车快到奉天时，橘黄色的夕阳正从满洲平原上消失。
石原莞尔解开军装上衣躺在卧铺上，闭上眼睛，准备休息一会。
伴随着火车有节奏的震动，他的思绪似乎飞得更远更远了，他的计划也逐渐明晰起来：第一，扫荡军阀官僚，没收其公私财产，迅速而巧妙地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全面占领满洲；第二，实施简明军政，维持治安，稳定局面，扶植一个傀儡政府，为大日本效劳；第三，以4个师团防备俄国之入侵。
第四、第四、第四……他的鼻孔响起了一阵高深莫测的鼾声。
经过精心策划和设计，《关东军占领满洲计划》终于出笼了，并于1930年9月提交参谋本部和裕仁天皇，受到参谋本部和天皇的高度重视与褒奖。
裕仁天皇对石原这个计划十分满意，认为它既十分详尽又富有想像力。
它预计到各种军事局面，并且提出了可以用之于国内外的政治策略，使日本的武装行动看来似乎是出于偶然。
裕仁天皇只是对石原最后部分的几页，即希望满洲成为“乐土”的想像不太满意。
因为裕仁的野心更大，他之所以占领满洲，仅仅是为了建立一个基地，一种格局，使他的势力能沿中国海岸延伸到新加坡，他并不只重视对满洲的公开占领。
他的祖父当年取得了朝鲜，但证明向北扩展不能解决日本人口过多的问题，因为日本居民不愿移民到寒冷的北方。
阿伊努人的北海道虽然在数世纪前即已被征服，但至今仍人口稀少。
日本所需要的是给日本殖民者提供温暖的气候、肥沃的土地和丰富的工业资源，如东印度群岛的石油、橡胶和铁等其他矿产。
虽然如此，他仍把石原的计划当做一个杰作，作为“最高机密、应急计划”存了档，并叫他的祖叔、陆军元帅闲院宫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使这个计划在1931年8月之前执行。
与此同时，关东军司令部参谋佐久间亮三奉命开始了“满洲占领地区行政”的研究工作，并于1930年9月写成《关于满蒙占领地区统治的研究》。
该文把日本占领满蒙置于军政统治之下；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预计半年到一年，通过武力将东北部分地区置于军政之下；第二个时期，预计一至两年，将全部满蒙置于军政之下，第三个时期，是稳定时期，巩固日本人的全面统治。
这个文件还对日本占领后的东北行政机关的设置,司法与立法的实施，社会治安的维持，以及财政、产业、交通、教育等方面都做了安排。
接着，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处理满蒙问题方案》，决定在东北四省内开展各种策动，并强调“在非常情况下，关东军有自行决定颠覆张学良政府、占领满蒙之权力”。
在进行周密计划的同时，日本政府和军部在舆论上和物资上开始了大规模的准备。
在舆论上主要宣传“满蒙地位特殊”和日本“对满蒙的重大贡献”。
日本政友会头目森恪公开宣称“满蒙并非中国领土，我们所说的中国，是指长城以南中国本土的18省，本土的汉族对满蒙地方历来都是不关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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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雨欲来(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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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友会议员在《动荡的满蒙》一书中写道：“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来说，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
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的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
我国要牢固地确保和死守这条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
日本各种舆论还大肆渲染日本在满洲所作出的牺牲和重大贡献，说什么“日本耗费了20亿国费，以10万同胞之鲜血，好容易才把俄国的势力从日本之生命线和满洲人的故乡满洲驱逐出去，并以和平的开发政策，取代武力的封锁政策，在满洲各地进行经济建设”。
为了煽动日本人民的情绪，除了报刊发表文章，高级官员到处演讲外，“九·一八”事变前夕，即9月7日，驻京都的第16师团第3飞行联队，派飞机到日本的福井、金泽、富山、松本等地上空，散发了10万张题为“醒来吧，国防！”的传单，鼓吹武力侵占东北，并附有日本在满蒙特殊权益的地图。
与此同时，在东北日本侨民中组织了“满洲青年联盟”和“全满日本人自主同盟”。
他们向侨民和国内大量印发了《满蒙问题及其真相》的小册子和《满蒙三题》宣传材料，公开宣传日本必须把满蒙作为生存权加以保卫，满蒙驻军必须“取消张学良的政权”，“解除张学良的武装”。
1931年6月中旬，这些组织在大连召开的“打开国难局面问题大会”上，公然狂叫：“占领满蒙!
我们站起来的时间终于来到了！”在舆论准备的同时，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大规模的物资准备。
1930年，日本的军费为44286万日元，占当年财政总支出的28�4%，是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最高的。
1931年军费进一步增至45462万日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8％。
日本工业资源十分贫乏，主要依靠进口。
在经济危机期间，进出口贸易有了很大下降，但军事物资的进口却增加很快。
1928年军需物资进口占进口贸易总额的39％，而到1929年和1930年，则增至40％以上。
日本的工业并不发达，但为了发动对华战争，把经济力量集中用在发展军火工业以及同军事关系密切的重工业和化学工业上。
飞机、军舰，战车、火炮等制造业在“九·一八”事变前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迅速装备了一支具有现代武器的23万人的常备陆军。
为了发动对华战争，1931年8月15日日本军部任命本庄繁中将接替菱刈隆大将为关东军司令。
本庄繁在中国工作多年，曾做过张作霖的顾问，是有名的“中国通”。
本庄上任后，立即视察部队，不断进行军事演习，命令关东军“不许有一日偷安，万一发生事端，各部务必要采取积极行动，要有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不可有半点失误”。
在进行各种准备的同时，日本关东军开始有意制造事端，激化中日矛盾。
其中被称为“九·一八”事变序幕的“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就是两个突出事例。
万宝山在长春市北30公里处，朝鲜人和中国人在此共居。
1931年4月，朝鲜人李升薰未经中国政府同意，只靠私人交易，招引180多名朝鲜农民开河挖渠，想与伊通河沟通，引水灌田。
这条渠宽深均3丈有余，长约20余里，如水渠修成，下游地势低下的两千多顷中国农民耕种的土地将会引起水灾，作为主要交通航道的伊通河也将作废。
此事当然引起中国农民的强烈反对，因而双方发生争执。
日本人纵容朝鲜人继续挖渠，并在其武装警察的保护下终于使渠挖成。
中国400多名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将水渠填塞了2里左右。
日本借此挑动朝鲜人逞凶，日本警察也向中国农民开枪射击，打死中国农民数十人。
事发后，日本继续增派武警，扩大事态，并致电朝鲜，挑拨说中国排斥朝鲜人。
于是造成在汉城、仁川、平壤等地大规模的排华运动。
在朝华侨被惨杀500多人，伤2000余人，商店被捣毁殆尽，房屋十之有九被烧，就连国民党政府驻汉城领事馆也被捣毁。
在日本国内，“政友会”利用万宝山事件，攻击执政的民政党政府奉行“软弱外交”，并立即派侵华狂热分子森恪为首的代表团到满洲和朝鲜进行调查。
森恪经过一个月的调查，回到日本后，故意歪曲事实，歇斯底里叫喊：“日本决不能就此罢休，必须武装占领满洲。”
日本贵族院也利用万宝山事件煽风点火，并决定派“满洲调查团”。
7月7日，日本政府召开了内阁会议。
日本军部军务局长小矶国昭应邀参加了会议。
他在会上强烈呼吁日本政府“以万宝山事件为楔子，尽快向满洲和朝鲜增兵，彻底解决满洲问题”。
就连被指责为对华政策软弱的民政党总裁、首相若木规礼次郎态度也非常强硬。
他在秋田市民政党大会上高喊：“我国在满蒙地方享有同国民生存关系紧密的权益，为了保卫我国之生存权，必须不惜任何牺牲，奋然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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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山雨欲来(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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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万宝山惨案”后，日本又借“中村事件”大做文章。
1931年5月中旬，日本参谋本部情报课情报人员中村震太郎大尉以“黎明学会干事农学士”的身份，伪装成农学家，率领退伍骑兵曹长井杉还太郎和担任向导的蒙古人与白俄分子，从伊尔克特出发，奉命到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间谍活动。
他们以游览考察为名，大搞军事调查活动。
一路上，根据所考察的情况、在中、日、俄文军用地图和铁路路线图上做了大量标记，对重要桥梁、涵洞等设施进行大量自测自绘工作；对兴安区中国屯垦军的兵力、枪炮种类、将校姓名、驻屯地点、营房容量和坚固程度、车辆马匹、粮食储备等做了详细记载，还将所遇到的人士、民族情况，风土，气候、森林、矿藏、牲畜等情况做了详细记载。
5月25日，在欲从东北兴安屯垦区第3团驻地操场经过时，连长王秉义见他们探头探脑，行迹可疑，将他们带到团部审查。
发现他们除带有三·八式长枪和手枪外，还带了诸如望远镜、测板标杆、图板、罗盘等大量侦察仪器，并搜出了他们所写所绘的大量情报。
3团是个炮兵团，驻在洮索铁路线上。
东北军为了保密，把这一带划为禁区，并照会各国领事馆：“兴安区乃不毛之地，山林深密，惟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游历。
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
当时团长关玉衡去了沈阳，由团副董平兴代理团长。
董平兴平时就对日本人在东北的所作所为十分不满，听到报告后，让部属认真审问。
但一直到天黑，中村震太郎等仍然狡辩说他们是蒙古人，拒不交待实情。
晚上，董平兴决定亲自去审问。
他来到审讯室，一眼便认出中村震太郎是他在日本留学时的士官同学，便用日文叫中村的名字，并与他握手寒暄。
不料中村一拳打来，把董平兴打倒在地，两人便互相厮打起来。
董平兴的部属立即把中村五花大绑起来。
当时董平兴考虑，如果把中村等人放了，关东军不仅要他们赔礼道歉，还会把中村等人搞的所有情报、资料等全部要回，并会继续派间谍来。
按规定，屯垦军在异常情况下完全可以行使紧急处置权。
根据上述理由，董平兴便命令中尉副官赵衡于5月25日午夜12时30分，在团部驻地后山秘密将中村4人处死。
28日，董平兴携带所有物证到屯垦区公署向代理督办高仁绂报告了处理经过，高以快邮代电呈报了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的张学良。
张学良立即复电：“灭迹保密。”
7月中旬，中国东北屯垦军一个军官的情妇、日本女人植松菊子把中村等人被杀的情况告诉了哈尔滨满铁公所雇员佐藤的妻子。
佐藤立即把这一情报送给了关东军的特务机关。
关东军特务机关得信后，立即要求林久治郎总领事对华提出赔偿、道歉，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的要求。
但林久治郎因无证据未积极办理，直到8月11日币原外相电令其交涉时，才提出抗议，进行试探。
日本外务省对此事还讲究点策略，日本参谋本部、陆军部和关东军的少数法西斯分子则竭力想借此大作文章，挑起对华战争，占领东北。
8月10日，石原起草了一个《关于搜寻中村大尉》的通知，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的名义发出，要求“满铁”提供人员和材料，进行武力搜查，并配备了装甲车和步炮兵联合部队。
8月13日，石原给日本参谋本部军事课长永田铁山写了一封信，正式提出用武力解决满蒙问题，说这是一个“天赐良机”，“依靠军部力量，在最短时期内即可获得成功”。
8月17日，日本政府在隐瞒中村震太郎等人进行间谍活动的实情下，以陆军省的名义公布了他们的被杀情况，宣传“日本在满蒙的特殊利益受到了中国的侵害，现处危险之中”，煽动反华狂热。
接着，日本政府、议会、军部、政党和许多右翼团体组织纷纷利用“中村事件”煽风点火，大造舆论。
“满洲青年联盟”的头目在石原、坂垣的怂恿下，从7月下旬到8月上旬，由东北回到日本国内，在各地演讲、游说，鼓吹“击灭东北暴戾政权，借此永久确保日本帝国在满蒙的既得权益”。
8月11日，他们又从日本返回东北，举行报告会，说什么“我们要发挥三千年来熏陶而成的国民性和日本精神，纵使祖国日本反对，也要饮泣宣布满洲独立”。
特务头子森恪在进行了4周的满蒙调查后，回国宣称：“挽回这一局面只有动用国力”，“满蒙事实上已处于交战前夜的毫无意义的对立状态”。
接着，日本内阁、陆军省先后召开了会议，天皇召见了陆相。
日本贵族院、同成会、政友会也分别开会商议对策。
至此，在日本上下已形成了一致意见：不行使武力解决不了满蒙问题，动用武力只是时间问题。
急不可待的关东军则把武装侵占东北的时间排在了193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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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豺狼已经呲牙(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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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准备和策划，关东军决定在沈阳发动事变。
沈阳地处东北平原的南部、辽河流域中部、浑河北岸。
它东靠煤都抚顺，西临动力煤基地阜新，南有钢都鞍山和煤铁之城本溪，是中国矿物原料和动力原料的中心，也是连接关内和吉林、黑龙江、内蒙、朝鲜各铁路干线的枢纽。
其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
1621年，清太祖努尔哈赤攻占沈阳后，因其战略位置重要，将其官府从辽阳迁至沈阳。
1644年入关迁都北京后，仍以沈阳为“陪都”。
19世纪末以后，日俄帝国主义侵入东北，沈阳就成了他们角逐的重要目标。
日俄战争结束后，日本帝国主义便在沈阳设立了总领事馆。
“九·一八事变”前，国民党东北军的最高行政机构设在沈阳。
正因为沈阳在政治、经济、军事上均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日本帝国主义便把它作为吞并东北的首要目标。
日本的“军事天才”石原莞尔，早在1930年冬就选中沈阳北部柳条湖村作为挑起武装侵略的地点。
柳条湖距中国驻军北大营南六七百米，是沈阳至长春铁路各列火车必经之地。
1931年春，石原与关东军代司令坂垣等人正式订出了柳条湖炸轨的概略设想。
同年6月底又进一步制定了详细的炸轨计划，并请爆破专家专门进行了精确测算，做到既炸了铁轨，又不使日本人经营的列车倾覆。
原定炸轨时间是9月28日，并同时炮轰北大营，实施“闪电战”，一夜占领沈阳城。
由于实施这一计划需要增加兵力和武器装备，关东军便于1931年7月从国内运来了两门口径24厘米的榴弹炮和一些28厘米的要塞炮。
他们把炮身装进棺材里，用指定的客船从神户运至大连。
到大连后为了保密，令士兵穿着中国便衣，伪装成中国码头工人搬运。
这些大炮运到沈阳后被秘密安装在日本军营中。
由于大炮要有掩体，他们便以挖游泳池为名，挖了掩体将大炮隐藏起来。
8月27日，南满铁路守备队由大连柳树屯秘密运至苏家屯、沈阳车站一带集中。
8月下旬，关东军从日本运来飞机30余架，野炮20余门，部署在苏家屯、浑河车站附近。
还从国内运来大批官兵、枪枝弹药和战马。
与此同时，日军展开了一系列军事演习，甚至在中国驻兵北大营附近进行野外架机枪演习，进行军事挑衅。
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频繁到南满铁路沿线日军部队进行巡视、检查，做战前动员。
驻朝鲜的日军第19、20两个师团的一些部队也抵达图门江沿岸，进行所谓的水陆联合演习。
在战争一触即发之时，日军9月28日起事的消息不胫而走，在中国和日本本土引起了极大恐慌。
中国反日情绪进一步高涨。
日本反战力量群起而攻之，对天皇和政府形成强大压力。
天皇和军部在国内外的压力下，决定派坂垣的同届同学、职级在坂垣之上的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吉次少将专程去沈阳劝说关东军暂不行使武力。
被誉为“超级皮条客”的建川是一个施展权术和玩弄女人的老手。
他与参谋本部、陆军省各重要课长对军部的这个决定十分不满，便秘密召开会议进行破坏。
会后在建川回办公室时，俄国课课长桥本中佐走进建川办公室，向他借来了记有建川与坂垣进行联系的私人密码本，并抄下了这些密码，连续给坂垣和石原发了3份绝密私电：第一份电报内容是：“计划已败露。”
第二份电报内容是：“已决定派建川前往满洲，故要及早动手，以免给他添麻烦。”
第三份电报内容是：“望能在建川抵沈阳以前即行动手。”
与此同时，建川在9月15日给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中将草拟了一份电函。
电文说，他打算3天后访问满洲首府奉天，在9月18日晚7点5分乘火车到达。
负责发电的中国课课长在电文后加了“希予款待，其任务系阻止事变”两句话。
建川发此电的意思是暗示本庄应提前执行突然袭击奉天的计划，并在9月18日以战胜者的姿态在奉天迎接他，而不是在关东军总部的旅顺租借地迎接他。
建川把1天的行程拉长到3天，就给了本庄司令官3天的准备时间。
关东军总部接到这几封电报时，本庄司令已去奉天视察突然袭击的准备工作去了。
坂垣理解电文的意思是天皇要他们立即动手占领奉天；石原则担心仓促行动会打乱他在时间上的精确安排。
他们共同的担心是怕本庄司令看到电报后把事情搁置起来，那样他们几年来为之日夜辛劳的事业便会付之东流。
为了稳妥起见，他们把建川给本庄的电报扣下不报，召集沈阳警备队队长三谷清中佐、特务机关部职员、张学良的顾问花谷正少佐、特务机关部职员今田新太郎大尉、沈阳铁路守备队中队长川岛正大尉(驻石虎台)和小野正雄大尉以及步兵大队副儿岛正范等人秘密商讨。
由于对电文理解不同，会上出现了“断然行动”与“待机而行”两种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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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豺狼已经呲牙(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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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讨论到次日凌晨两点多，意见仍未统一。
最后大家以铅笔抽签表决，结果是：“决定作战部署中止较佳，另找时机。”
三谷、今田、川岛、小野等人均对此忿忿不平，仍要求坂垣最后拍板定案，而胸有成竹的坂垣则笑而不答。
9月16日早上，石原在与坂垣商议后，向沈阳警备队队长三谷中佐打了个电话，说柳条湖计划是否照旧执行，以警备队有无勇气、干与不干决定，暗示他决定起事。
石原又把特务机关的今田叫去，今田听说要动手高兴得大喊大叫，跳了起来，并急报驻石虎台的沈阳铁路守备队中队长川岛大尉，要他在17日以前动手。
但因来不及准备，最后坂垣、石原和三谷等人把原定9月28日的计划改在9月18日执行。
16日晚，当坂垣从旅顺赶到辽阳会见本庄司令时，本庄已完成了他的视察，正在辽阳接待从东京飞来的他的老朋友铃木庄六老将。
坂垣来时，本庄和铃木正在一边吃喝，一边议论国内情况。
本庄向铃木介绍坂垣后，便委托坂垣自行处理具体细节，不要打扰在休息中的老将。
坂垣便匆匆告辞出来，开始执行“九·一八事变”。
9月18日一早，本庄司令取消了原定对日俄战争一个旧战场的访问，而与战地司令们集中精力仔细审阅所有的行动计划。
下午2点，他登上火车，准备在返回旅顺司令部的6个小时路程中好好睡上一觉。
当他的列车向前疾驶的时候，“超级皮条客”建川的火车正越过中朝边境从东南驶向沈阳。
5点18分，火车在本溪湖村站停下来上水。
坂垣走上火车迎接，他们在建川的公务车厢里进行了长达l小时47分的会谈。
一直到火车开进沈阳为止。
下午7点5分，西服革履的建川和坂垣走下火车，被一辆小汽车拉到日本人居住区内最豪华的“文菊”茶馆，那里已准备好了上等的艺妓和米酒。
坂垣在“文菊”茶馆向建川敬了一杯酒，表示洗尘和欢迎之意后，说要到特务机关去等一个十分重要的电话，即与建川告别。
临走时，他一再嘱咐一位少佐和一位被挑选出来的最美丽的艺妓伺候建川洗澡和饮食。
沈阳日本特务机关办公楼是一个用钢筋水泥建筑的两层楼房，是今天晚上行动的通信中心。
特务机关头子、“满洲的劳伦斯”、“中国通”土肥原贤二大佐正在城里与他的中国朋友吃喝周旋，为第二天的早上他成为奉天市市长做准备。
坂垣以代替土肥原值夜班为名，来到特务机关。
这时，南满铁路的电工安装了同铁路沿线所有日本警备队的直通电话线。
一大批尉级军官带着地图，看着手表，急躁地守候在电话机旁。
坂垣来到特务机关后，立即给大连的一位画像师家里打电话；当时本庄以看画像师给他画的肖像为名正好赶到画像师家。
在画像师家里，本庄司令和坂垣在电话中谈了很长时间。
直到9点已过，本庄才离开画像师住所，上车回旅顺去洗他的热水澡。
坂垣则满脸笑容从土肥原的办公室走出来，向他的部下示意，“准备开始行动”。
然后便大模大样地躺在沙发上，想抓紧时间休息一会，以迎接一个通宵战斗的夜晚。
这时，川岛中队长已率领105名日军来到距柳条湖3公里的地方待命。
当年炸死张作霖的河本大佐的本家族人河本木森中尉率7名士兵，以巡视铁路为名来到柳条湖附近的铁道边，把42方块黄色炸药用电线接好，安放在铁轨以西5英尺的路基上。
这些炸药数量是经过专家精心计算过的，它既可以把单面铁轨炸断一小段，又可以使高速行驶的列车暂时倾斜一下后，仍可通过。
河本与其带领的士兵仔细地把炸药用土埋起来，以使炸药在爆炸时扬起大量烟尘。
夜里10点20分，河本木森率领士兵趴在离炸药不远的地方。
高粱地黑沉沉一片，一弯月亮高挂天边。
一阵微风吹过，河本中尉既有点紧张又倍感精神。
他打开手电筒看了看时间，便用他那铁锥般冷酷无情的手指按下了电钮。
只听一声巨响，火光腾空而起，烟尘弥漫了天空。
几分钟后，一列从长春开出的快车向爆炸地点急驶而来，紧张的河本木森隐蔽在铁路附近，屏着呼吸。
待火车倾斜了一下便顺利通过后，他才长呼了一口气。
接着，附近的日军立即封锁了这段铁路。
当铁路爆炸时，躺在沙发上的坂垣大佐看了看表，立即从沙发上爬起来。
这时电话响了，报告爆炸成功。
坂垣便威严地命令有关部队：“立即向中国军驻地北大营进攻。”
接着，他接通了隐蔽在日本军营中的大炮炮台，下令炮台军官开炮轰击。
特务机关的工作人员又为坂垣接通了整个南满铁路沿线铁道区内日本驻军的电话。
坂垣一遍又一遍地用他那机械的、不可一世的声音大声喊：“我是坂垣，立即按计划进行!
”
与此同时，日本外务省发布了新闻，说爆炸是中国士兵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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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豺狼已经呲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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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说中国兵引爆铁路后，立即袭击了日本守备队。
陆军还导演了火车“出轨”的目击者的现身说法。
此时，东京来的“超级皮条客”建川少将，已在“文菊”茶馆搂着那位最美丽的艺妓整整睡了一个半小时。
当大炮的轰鸣声震撼着大地时，那个艺妓把赤裸的身体更紧地贴在建川身上，说她害怕爆炸声。
建川吻了吻她那抹得红红的嘴唇说：“宝贝，我不打算阻止我们的爱国青年军官。”
然后他穿上睡衣，走到茶馆的走廊里，只见一队日本士兵正守卫着他。
这些士兵见他出来，立即立正报告说他们是奉命来警卫他的。
建川和蔼地对他们说：“那好吧，我就同我的姑娘睡觉去了，苦差事留给你们这些年青人干吧!
”
建川足智多谋，又有天皇等高级人物做后台，便赢得了“天不怕地不怕”的名声。
军官中很少有人像他那样对部下十分温和，而对一些长官又十分尖刻。
他敢给他所有的上司起浑名，并敢当着他们的面叫。
他称呼台湾陆军司令为“浣熊大爷”，称呼后来成为首相的东条英机为“亲爱的傻瓜”。
建川的父亲是一名佛教法师，专门玩弄用符咒镇魔的把戏。
建川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大帮尚武的敲锣的“目莲”派武士。
1927年他从法国归国时，每到一站，都有他父亲的信徒们组成的欢迎委员会迎接他。
建川回到房间，穿好军衣，又久久地吻了吻那个极其可爱的艺妓，然后对她说：“有人要问你我后半夜到哪去了，你就说我像一个娃娃一样一直甜睡在你的身旁。”
然后溜出了后门。
于是，人们看见他手持指挥刀，在炮火声中率领日军进攻沈阳城。
当坂垣确知独立守备队已按预定计划向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并占领了北大营的西北角，第29联队已开始进攻沈阳城时，他才向在旅顺的本庄繁司令报告此事。
在此之前，已是作战课课长的石原曾试图说服本庄繁司令，要求全面攻占沈阳，但遭到拒绝。
此时，本庄繁司令接到上述报告后来到办公室。
石原又强烈要求全面攻占沈阳，并得到了参谋长三宅和其他幕僚的支持。
本庄繁闭目沉思了几分钟后说：“由本职负责，干吧!
”
于是关东军终于下达了全面进攻的命令，迈出了走向全面侵略中国，直至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第一步，也点燃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第一把战火。
关东军司令部根据司令的决断，令驻辽阳的日军师团进攻沈阳近郊；令两个独立守备中队负责阻击可能从营口方面来的中国增援部队；令独立旅进攻凤凰城，第6中队进攻鞍山，第3骑兵旅进攻长春；驻在旅顺的炮团立即向沈阳进发。
同时，向青岛的津田少将和朝鲜的林铣十司令官发电要求增援。
根据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日军于19日清晨5时30分完全占领了北大营。
会攻沈阳的日军分3路前进。
第一路进攻商埠地南市场，首先攻入第一和第二公安分局，然后占领了南市场。
第二路进攻商埠北市场，将那里的警察全部缴械，占领了邮政局。
第三路分别攻入大小西便门，首先包围了第4警察署，接着包围了宪兵总司令部、电话局、有线电局、无线电局，然后包围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省政府等重要机关和东三省官方银号与中国交通银行。
被包围的中国军队和宪兵、警察全被缴械，未被包围的仓惶出逃。
其他军政机关、工厂、学校也被陆续占领。
到9月19日早晨6时30分，只一夜时间，沈阳市便被日军全部占领。
日军占领沈阳后，野蛮屠杀中国人民，劫掠公私财产。
东北三省银行、中国交通银行等均被洗劫一空。
据不完全统计，仅官方报失即达17亿元以上。
飞机大炮和其他军械器材损失更大，计：飞机262架，火炮3091门，战车26辆，各类枪枝12�4万余支。
这些武器大都完好无损地落入日军手中。
张学良的私邸也被日军搜查捣毁，无辜民众的遭遇更是不可言状。
日军为了欺骗人民，于19日早晨6时许，在沈阳大街小巷贴满了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名义发出的“日本司令官布告”。
其内容是：“为布告事，照得昭和6年9月18日午后10时30分时，中华民国东北边防军之一队，在沈阳西北侧北大营附近，炸破我南满铁路，驱其余威，贸然袭击日本军守备队。
是彼开始敌对行动，甘为祸首。
抑我南满铁路者，往年日本帝国依据条约正当获得，归属我所有。
即在帝国对此，使他国一指尚不敢染。
今遇中国东北军，不但敢犯之，更竿头进一步，至于对帝国军队发枪开炮。
是彼东北军自对我军来求挑战明矣。
晚近考察东北方面情势，对我利益频繁迭起侵害行为，境内到处发生侮日行动，自决非一时的感情之诱因。
常以惯用手段，藐视国际道义，狎侮日行为者，只观东北军权之计划的行为外，明知何物不存在，任其骄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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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豺狼已经呲牙(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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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今非应惩之，或恐有其结果不可测知者。
熟思敢行动暴举者，非华国民众，彼怀抱野心一部军权之行为也。
本职夙负保护铁路之重责者，因为拥护其既得之权利，确保帝国军之威信。
兹方执断然处置，无敢所踌躇。
“夫我军欲应惩者，彼东北军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