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 · 《万科》周刊 · 2026-07-25
在斯彼特慈尔的感召之下，证交会前主席莱维特也说出了一些内情。莱维特承认，证交会本来是可以多做些工作的。他说：“回过头来看，许多领域内我本来是应该监管的。”早在任上莱维特就试图加强对共同基金的监管，但因国会内共和党保守派的强烈阻挠而作罢。但莱维特当时为什么不仗义执言，披露黑幕？还不是因为当时股市不错，莱维特想多当几年盛世监管者。
再看纽约州检察长斯彼特慈尔，此人如此不顾“大局”，如此破坏“安定团结”，换在新兴市场国家，多半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不能让他自由泛滥。当然，这种假设很可能是不成立的。在一个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地方，斯彼特慈尔这样品性的人是干不到司局级的，很可能正处级也干不到——不听招呼还行？！
从客观条件上说，从法律构架上说，美国是联邦制，各级政府都是相互独立的主权主体。所以斯彼特慈尔虽然只是一个州的检察长，但敢于与联邦政府的部级干部一比高低，敢于与联邦政府的部级单位证交会争锋。当然，联邦制成功与否，还依赖于各级政府的民选。斯彼特慈尔是纽约州市民选举产生的，所以布什总统奈何不得他，纽约州州长也奈何不得他。
斯彼特慈尔确有“一人敌一国”的大无畏英雄气概。但我们不必自惭形秽，也无须谈什么中国特色，因为这样的英雄我们也有过。秦朝万乘之国，荆轲却有压倒秦王的英雄气概，而绝不被暴君所屈服。“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天地之气。但在一个被阉割的时代，多的是搔首弄姿，多的是东张西望的巧笑，一遍又一遍地列数各种成绩，一遍又一遍地讴歌各种壮举。明明是花奴打鼓，文人娱国，非要美其名曰“天风惠我伯牙琴”。中国缺少斯彼特慈尔这样的勇士，多的是像公鸡那样整天报晓的主流经济学家。
“十年磨一剑，霜刃未曾试。今日把示君，谁有不平事？”贾岛一个出家的和尚，便有如此仗义行侠之心。都说唐朝盛世，什么是盛世？这就是盛世！李白一介书生，在今天多半会被打成百无一用的另类，可他也有“别时提剑救边去”的铿锵之句。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6节 哈耶克与台湾的经济学(1)
《万科》周刊
秋风
尽管哈耶克自认为自己对亚洲非常生疏——根据一位学者的研究，哈耶克在其正式著述中，也从来没有对亚洲事务发表过任何看法，但哈耶克的思想在中国却产生了巨大影响。在大陆，这种影响表现于上世纪80、90年代以后。哈耶克在台湾的影响则发生得更早。哈耶克曾经三次访问过台湾，如果论及学者观念在台湾自由市场体制的创建中所发挥的作用，也许哈耶克的思想是其中作用最大的。这就不能不谈到几位受过哈耶克影响的经济学人。
周德伟：哈耶克的学生
周德伟（1901～1986年）是一位学术上的传奇人物。
据周德伟先生的公子周渝回忆，1932年，周德伟留欧负笈至英国伦敦大学经济学院，得到哈耶克指导两年，当时的哈耶克是这里的经济学教授。这段时间，也是伦敦经济学院最鼎盛的时期，哈耶克与罗宾斯互相激励，与剑桥大学的凯恩斯展开论战，从而形成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布坎南所说的“伦敦学派”，在国家干预主义方兴未艾之际，成为当时世界上主要的自由市场经济学重镇。
在伦敦经济学院学习两年，周德伟转学到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进修，但哈耶克继续以书信方式指导他撰写完成了研究货币理论的论文。1937年中日战争发生，公费停发，周先生结束留学回国。
回国后，年轻的周德伟即担任湖南大学经济系主任，与当时任湖大文学院长的前北大老同学李寿雍合作创办《中国之路》半月刊，传播自由主义、民主、法治、人权与市场经济等学理与主张，并对当时种种集体主义、计划经济的思潮严加抨击。
这在当时实在是个异数，因为，不要说左翼思潮，即就是当时一班著名的所谓自由主义者，也差不多都是费边学社和英国社会民主党精神领袖拉斯基的信徒。因此，在当时特殊的知识气氛中，湖大文法学院的学生却显得特立独行。
离开大陆前，周德伟担任“财政部”下属的“关务署长”，到台湾后继任一直到1969年退休。作为财经官员，他的主要建树，首先是致力于消除帝国主义在海关事务中的特权和影响，恢复中国主权。在20世纪50年代初，他则开始致力于推动台湾的外汇贸易改革方案，终于在1958年完成，消除了台湾对外贸易的大障碍，引导台湾顺利地融入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中，建立起市场经济的基本体制，这可以说是哈耶克思想指导下的一种政策实践。而他对通货膨胀的反对理由，则完全是哈耶克式的：货币贬值陷社会于不稳定的焦虑和盲目的投机之中，使人无法为更高的理想设计筹划，而社会诸多的价值均有赖于长期的努力与积累。这种具有哲学意味的批评，惟有置于哈耶克的思想传统中才能理解。
蒋硕杰：鼓吹自由市场
蒋硕杰（1918～1993年）也许是华人世界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是惟一一位获得提名角逐诺贝尔经济学奖（1982年）的华裔经济学家。在政策方面，他对于台湾经济模式的确立居功至伟。
蒋硕杰是地地道道的哈耶克入门弟子。蒋先生是湖北省应城人，日本庆应大学预科毕业，1942年秋，在哈耶克的帮助下得到奖学金，进入伦敦经济学院的研究所。作为在校生，他的锋头甚健。当年即撰文批驳凯恩斯有关人口成长与就业关系的理论，这篇论文刊登在当年11月份的Economica（英国著名的经济学杂志）上，这是他首度正式发表的学术论文。次年又在Economica上撰文批评尼古拉斯·卡尔多的股票投机学说，从此致力于流动分析的理论发展。第三篇论文则批评了在剑桥大学三十余年的资深教授庇古，庇古看了他的论文后，曾专门回复表示认错，因此将其书《就业与均衡》修改了二章。看得出来，这三个人物正是哈耶克所批评的，这可能不是偶然的。1945年，他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景气循环和边际利润的波动》，是哈耶克建议，也是哈耶克指导的。这篇论文不但让蒋先生在1945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也以该年度最佳博士论文得到该校的“哈奇森银质奖章”。
不过，蒋硕杰闻名国际的研究主题是货币领域，在这方面，蒋先生自己明言受罗伯森影响最深。
1945年冬，蒋硕杰返回中国，任东北行辕经济委员会调查研究处处长。1947年执教于北京大学。翌年去台，在台湾大学执教。1949年赴美就任国际货币基金会研究员。1954年返台任“行政院”经济顾问。1958年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自1954年至1960年，台湾当局根据蒋硕杰的建议，先是采用高利率政策以对抗通货膨胀，接着废除复式汇率，改采单一汇率，让新台币贬值到市场能够承受的价位。这样推动贸易自由化、鼓励出口、推进国内外工业合理分工的自由经济政策，奠定了台湾经济快速发展的基础。同与蒋先生担任经济顾问的邹至庄教授曾说，他们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说服了当局采取市场经济的制度。
1960年，蒋先生离开台湾任美国罗彻斯特大学教授，1969年转任美国康乃尔大学教授，1970—1971年出任台“行政院赋税改革委员会委员”。曾任英国牛津大学高级访问研究员。1976年任台“经济研究所所长”，1980年改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1963年以后，台湾的自由经济政策没有继续推动下去。蒋硕杰后来在台湾的岁月，地位虽然显赫，但内心的感受，他自己是用“苦寂”二字来形容的。
1981年至1982年，台湾经济学界爆发著名的“蒋、王大战”，这是一次关于经济政策的知识大辩论。时任“中华经济研究院”院长的蒋硕杰主张利率自由化，并以市场决定的较高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任台大经济系教授的王作荣则强调低利率有利企业界的投资。双方各有支持者，在媒体辩论数月，充分引发知识分子与社会大众对经济研究的兴趣。在这里，蒋硕杰所坚持的依然是哈耶克的观念，终其一生，哈耶克都对通货膨胀保持戒心。1982年之后的台湾财经政策也更为确切地采取遵循自由化与国际化的大方向来进行。
不过，蒋硕杰的思想并不是纯正哈耶克式的，比如，蒋的学术文章利用数理工具和图形，也较少有哲学层面的解析，这与哈耶克的作风截然不同。而且，在经济学思想方面，中年的蒋先生不乏凯恩斯主义的色彩，对自由市场也不是完全信服。这一点，台湾清华大学的黄春兴先生曾进行过一番细致的分析（黄春兴、干学平，《蒋硕杰对奥地利学派自由经济思想的最后认同》）。
但到了晚年，蒋硕杰回归纯正的哈耶克思想，他不再将台湾的成功归功于政府的计划与指导，而归功于政府放宽外汇管制和台湾的企业家。蒋硕杰以更清楚的自由经济来定义被人普遍误解的“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真正意义是以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方式找出本国在国际间最有优势的生产事业，给以自由扩充的竞争环境，使之至海外市场尽可能地去发展，然后以其所赚得之外汇购进国内无生产优势而有劣势之产品……。这是我们在经济成长起步之时，首先极力提倡以开发对外贸易为推进经济起飞的动力的主因。此中道理，往往不为一般人所了解，而被扭曲为‘出口至上’、‘一切为出口’的政策了。”他甚至担心台湾的民主化可能损害自由经济，这也正是哈耶克着力解决的一个问题。
在讲演之初，哈耶克说的英语还不错，并且颇有韵律似的。可是，哈耶克后来讲兴奋了，德语口音纷纷夺口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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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7节 哈耶克与台湾的经济学(2)
《万科》周刊
哈耶克三访台湾
哈耶克不仅影响了台湾一批经济学人的思考和政策选择，他本人也到过台湾三次，台湾大概是亚洲地区里哈耶克到过最多的——另一个地方我推测是日本，他曾受邀为日本立教大学客座教授。
1965年，哈耶克夫妇首次访问台湾，东道主是施建生和萧铮，这两位都是哈耶克创办的朝圣山学社的会员。在这次为期3周的访问中，共安排了五场演讲。第一场是10月2日在台中中兴大学，演讲题目是《社会秩序之原理》；第二场是10月6日在屏东省立农专，演讲题目是《自由社会的法则》；第三场10月8日在台湾大学，主题是《自由之创造》；第四场10月11日在“中国土地改革协会”及“中国地政研究所”，主题是《财产与自由》；最后一场在台湾大学法学院，讲题是《自由竞争之政策》。这些演讲都与哈耶克的研究有密切关系，不过，相关文章似乎并未收入他的论文集中。
据殷海光的报道，哈耶克到台湾后，几乎天天有酬酢。在台湾大学的那次演讲，殷海光曾去听过，在讲演之初，哈耶克说的英语还不错，并且颇有韵律似的。可是，哈耶克后来讲兴奋了，德语口音纷纷夺口而出，就不分英语和德语了。哈耶克的口音之重是出了名了。
当年媒体报道，哈耶克还在演讲中公开赞扬台湾的土地改革。访台结束，回到他任教的德国弗赖堡大学后，哈耶克在报纸上撰文称赞台湾的进步，并认为台湾经济的发展可以作为亚洲各地仿效的榜样。
1966年9月份，哈耶克第二次访问台湾。9月22日下午，在台湾土地银行十楼大会堂举行学术座谈会，欢迎哈耶克，并请其发表《公众福利与社会正义》的演说，他阐述了他的一贯看法：“公众福利”其实就是自由经济环境下大众经济利益的和谐发展，所谓“社会正义”则是一个虚幻的、有害的观念。
会中有人提问说，自由市场与计划经济两种制度在若干新兴国家并行不悖，在有些国家则似乎在趋同，比如，英国对若干行业实行国有化，苏联开始重视价格、利润与报酬，将来是否有可能逐渐走向中间路线？哈耶克的回答是：世界经济随时变迁，以后的事尚难预料，二十年后，也许苏联的制度将较美国资本主义更为资本主义化。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如果一国由中央政府控制经济事业，则其必然以寻求资源为藉口而冒险对外扩张，最后必然形成帝国主义而引起世界冲突。此后的世局演变，证明哈耶克的预言是准确的。
哈耶克第三次访问台湾是1975年11月。此前一年，他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所以这一次的访问，接待规格明显提高。在十天的行程中，他参加了“中国土地改革协会”举行的“自由经济与土地改革”座谈会，哈耶克表示，台湾的土地改革是促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而耕者有其田的实现，将可促进人类的自由。当天的《联合报》刊登了施建生撰写的《自由经济理念的宏扬——欢迎哈耶克先生三度来华访问》欢迎词。11月13日，哈耶克在台湾大学活动中心演讲厅发表演讲《通货膨胀与就业》，由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费景汉院士担任翻译，听众爆满。
11月14日，哈耶克在“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及东吴大学联合举办的《现代民主制度的优点及缺陷》座谈会上表示，为使民主政治更完善，各国应该提高选民与候选人的年龄，而议员一旦当选，应该绝对独立于利益团体及政党之外。这是他在《法、立法与自由》第三卷中所提出的宪政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次访台期间，哈耶克见到了蒋经国，次年，又与197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库兹涅茨一起被聘请为“中央研究院”名誉院士。
哈耶克三访台湾，而当时的台湾依然是威权主义政体，这立刻令人想到哈耶克与弗里德曼对另一个当时刚刚兴起的威权主义政权——智利的皮诺切特的态度。哈耶克曾经访问过智利，并会见皮诺切特，弗里德曼则曾经为皮诺切特政权的经济政策出谋划策，两人的这一举动，在国际知识界，甚至在自由主义者内部，引发激烈辩论。不过，没有人能够怀疑这两位的自由主义信念，他们的政治洞察力也非一班激情多于理智的文人所能比拟。生于意识形态对立的乱世，一个既生活于观念世界又希望观念左右制度政策的学者要作出明智的选择，是不容易的。但20世纪最伟大的这两位古典自由主义者做到了。
哈耶克与台湾的经济学
其实，哈耶克对台湾经济学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台湾经济之有今日，人们不能不提及20世纪70年代的“中央研究院”“六院士”建言有功，这六人即刘大中、蒋硕杰、邢慕寰、邹至庄、顾应昌、费景汉。除蒋硕杰外，邢慕寰（1915～1999年）也受到哈耶克深刻影响。
查相关资料，邢慕寰在其1986年8月出版的《通俗经济讲话——观念与政策》一书中，第七讲《集体经济制度的全能与低能》和附录四《关于集体经济计划辩论的现状》、1993年出版的《台湾经济策论》一书中附录二《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压倒集体主义经济理念以后——为纪念一代宗师哈耶克逝世而作》三篇文章，其对哈耶克思想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
邢慕寰先生自己在《台湾经济策论》自序中清楚地指出，他后半生之所以坚守自由经济理念，实在是因为他曾于1945年到1946年间赴芝加哥大学进修时，受教于弗兰克·奈特、雅各布·维纳和哈耶克。奈特和维纳都是哈耶克的同道，他们同属当时坚持自由主义的少数派。
邢慕寰特别指出，对他影响更直接的是哈耶克，哈耶克是1946年春季才到芝大任教的，开了一门讨论课“美国企业垄断个案分析”，参加者仅约十人，且几乎全都是教授、讲师，以及正在写论文的博士生。邢慕寰抱着好奇心前往旁听了几次，又趁机读了哈耶克的两本名著，即1935年出版的《集体主义经济计划》和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哈耶克的前一本书延续米塞斯的论旨，对计划经济的可能性给予了否定，他指出，计划经济从理论上看是不可行的。后一本书则指出了计划经济本身内在的逻辑会使社会走上“通往奴役之路”。可以说，正是这两本书从根本上确立了邢慕寰的自由市场理念。
在台湾，邢慕寰是第一批致力于本土经济学研究的经济学家，并全力推动台湾经济政策的自由化。20世纪80年代初，台湾外贸顺差逐渐扩大，并面临景气过热与通膨压力，蒋硕杰与邢慕寰即大声疾呼以自由化的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利用市场所反应的汇率和利率水准，化解内外经济压力。他们也普遍批评政府干预对经济资源利用造成效率上的扭曲——希望政府尽快“抛弃新重商主义的包袱”，他们认为，政府的经济角色应该限于维持稳定的社会秩序与公平的竞争条件；其次，除非因为资讯不足、公共财、外溢效果、独占或寡占性经济权力的存在，或风险与不确定性等因素而致使市场失灵外，政府不应该随便干预经济活动或扭曲市场的价格机能。
施建生在1965年担任台大法学院院长时，于当年9月底与“中国地政研究所”所长萧铮共同邀请哈耶克访问台湾，进行为期三周的学术访问。施建生是在参加哈耶克所创办的朝圣山学社年会之际向哈耶克发出邀请的。
哈耶克第三度访问台湾，在台湾大学学生活动中心发表演讲时，施建生是会议主持人。他也在11月10日的《联合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自由经济理念的弘扬——欢迎哈耶克先生三度来华访问》。此外，施建生在其《现代经济思潮》一书增订版中的第八章，以九节介绍哈耶克。哈耶克于1992年去逝时，施建生也在《经济前瞻——哈耶克专辑》中写了一篇《哈耶克与凯恩斯》，记述两人的关系。
“中华经济研究院”的谢宗林和吴惠林也对哈耶克思想有深入研究，并热心地传播。谢宗林翻译了哈耶克最后一本著作《致命的自负》，并把哈耶克在1944年以后用英文写的文章和整本专著大部分精读过，并且有深度的理解。他也撰写过《哈耶克的货币思想与政策主张》一文，直接详细剖析哈耶克的货币理论。吴惠林则在媒体撰写大量时论，大力传播自由市场理念，对哈耶克的经济学和政治哲学思想推崇备至。
在新一代学人中，新竹清华大学的黄春兴以教授、研究哈耶克的理论为己任，于学平也在研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当然，总的来说，哈耶克在台湾的影响力似乎在减退。诚如钱永祥先生所说，当自由政体成为现实的时候，台湾的自由主义者找不到北了。当自由市场似乎成为常识的时候，台湾的经济学家也越来越书院化，因而，也越来越热衷于主流的黑板经济学了。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8节 作为一位宪政主义者的杨小凯
《万科》周刊
秋风
跟小凯的一位学生通电话，他说，小凯先生在临终前一直在阅读宪政方面的文献。可以说，这几年来，小凯几乎把全副精力用于宪政科学的研究，他几乎快成为一位宪政科学家了。
从经济学到宪政科学，对于杨小凯这样一位经济学大家来说，是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过程。小凯的思考本来就是从政治问题、制度问题开始的，并因此在文革中历尽牢狱之灾。
成年之后，杨小凯精研经济学理论。也许是巧合，更大的可能是刻意的选择，小凯在知识上的主要资源来自亚当·斯密和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斯密《国富论》的伟大贡献在于劳动分工理论，哈耶克的主要贡献是知识分工理论，小凯的经济学主要是对这两个洞见的扩展、深化和细化。
这两位大师都经历了从经济学到宪政科学的学术路径。不管是劳动分工，还是知识分工，都只是二位探讨宪政科学一个预备性主题。因为，分工意味着合作与交换，而这就需要规则——主要是法律，及规则执行的体系，因而，必定需要转向对于规则如何形成、如何约束规则执行者的研究，这就属于宪政科学探讨的主题。
正是基于这样的逻辑，斯密在《国富论》中探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的权力界限，从而在整个世界进入现代之初，就基于经济学的原创性理论设计了一个有限政府的模型。哈耶克则以知识分工、个人知识的有限性和默会性出发，发展出了一套独特的古典自由主义理论体系；晚年更通过对源于英国的法治制度的研究，较早阐述了一个相当完整的“普通法法治国”（其实，更准确的称呼应当是今天西方学术界正在讨论的“普通法宪政主义”，尽管哈耶克自己从来没有用过这个概念）理论体系。
同样，小凯的宪政科学也始终以英国普通法传统下形成的自由宪政历史经验作为主要参照系。从方法论上，跟斯密、哈耶克的情况一样，经济学为小凯从事宪政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分析工具，因而他在宪政科学方面的视野和见识，显著地不同于一般的政治科学家或法学家。
后发劣势的路径锁入
英国（及继承英国宪政遗产的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的经济学学者，尤其是关注中国命运的严肃的经济学者，必然会思考“后发”的问题。大量经济学家从纯粹经济学的角度，看到的是后发优势。小凯则以经济学的逻辑提出“后发”问题，而以宪政科学的逻辑看到了后发的劣势。
可以说，“后发劣势”这个概念是杨小凯宪政科学探讨的起点，由此，小凯逻辑地将自由宪政制度嵌入经济学的现代化研究框架中，并使其重要性压倒了经济增长本身，从而转换了关于发展的知识讨论的主题：从关注经济增长转向关注宪政制度的发育。
小凯论证说，非西方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完全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特别是政治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落后国家通常倾向于技术模仿。然而，这样做的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可能导致失败。
清朝的洋务运动以至于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可能都是这样的例子：在某些阶段，由于能够获得廉价的西方技术或市场，因而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恰恰是这种短期内的成功会使人们看不到宪政改革的必要性，相反，会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从而产生一种“坏资本主义”。
这种坏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官商勾结，权贵群体垄断政治，从而导致严重的贪污腐化。小凯曾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证明，坏资本主义有除政治之外所有商品的自由市场，但政府垄断的部门没有自由进入——虽然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可公开自由定价，或间接自由定价（贪污受贿）。政治垄断使政府垄断部门的服务质次价高，产生的收入分配无效率、不平等，政府垄断部门或“政商”获得大量垄断利润，而其它部门因受剥削而收入低，因而限制市场容量的扩展，并危害经济发展。垄断政治的利润的常见形式就是贪污腐化。因此，经济增长本身没有带来社会稳定，反而激化了社会冲突。
小凯通过对百年来中国经济史的研究证明了“后发劣势”，他也通过对俄罗斯转轨与中国改革的比较研究证明了后发劣势的巨大代价。宪政规则改变对经济绩效的长期效应与短期影响并不总是一致的，它在短期内甚至可能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但从长期来看，宪政规则的确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如果认识不到经济改革仅仅是大规模宪政转轨的一小部分的话，对改革绩效的评估可能误入歧途。相对于几年前沾沾自喜于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来说，这是一个冷静的劝告。近几年来的情况表明，在缺乏宪政框架的情况下所实现的不公平的财富增长，可能会让社会付出巨大代价。
走向宪政秩序与法治
打破后发劣势的出路，就是进行根本性的宪政变革。
小凯的宪政科学研究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他对百年来几乎没有变化的发展模式发出警告，“经济改革只是宪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经济改革与宪政改革之间的关系，落后国家期望经济改革得到的‘后发优势’最终将成为‘后发劣势’。”他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一文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最重要特征是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在《百年中国经济史》中他又说：“成功的经济发展不仅需要市场，还需要宪政秩序和法治来保持个人权利并提供对政府权力的有效制衡。”而适当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以及打破政治垄断是宪政秩序形成的根本。“宪政秩序”、“法治”这些词汇本身，显示了小凯宪政思想的基本取向，也表明了一种难得的理论自觉。
现代中国自由主义曾长期停留于常识的介绍，以激发人们向往自由的激情，但却未能从理论层面上深入思考：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够确保人们获得和享有自由。小凯则通过自己的思考，超越了这一局限，走上了宪政主义之路。小凯在北大教书时曾对北大学生说，你们北大老是讲民主和科学，现在应该讲自由和共和，也即宪政制度。
小凯曾在多个场合辨析民主与共和的不同之处。民主简单地说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而共和或自由则是要保护和尊重少数。早期英国的成功就是一种共和制度、宪政制度的成功。有了这种制度才能限制当权者的机会主义——政策初一和十五不一样，这就是国家机会主义。只有限制住了政府的机会主义，经济才能发展起来——这是英国发展一个根本原因。
小凯所说的共和，实际上就是宪政主义，它强调权力制衡，任何一极都不能压迫另一极，这样社会才有可能保持持久的稳定和发展。而自由主义与共和主义较接近，关心的是如何以权力制衡来保护少数，限制政府的权力，使个人的权利不受侵犯。
小凯警告说，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只讲民主不讲共和和自由主义，这个国家往往形成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极，往往在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导致革命之间循环。而主流意识形态既有共和主义又有民主主义的国家往往是政治结构的三角或多角鼎立，国家比较安定。
小凯先生的一生，一直在试图回答“中国往何处去”，也即：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够使中国真正走出治乱循环，给中国民众的创造精神以尽情发挥的空间。到了晚年——这是多么令人黯然的“晚年”，他自认为已经找到了，那就是宪政制度。两年前，我曾跟朋友说过，小凯可能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宪政科学家，因为他既有激情，又有健全的知识体系。可惜，造化弄人，斯人已逝，这或许正是宪政之路异常艰难的一个象征吧。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9节 人民币升值：一种可能性(1)
《万科》周刊
万杰
加息周期，汇率吸引眼球
2002年是中国宏观经济的一个分水岭。当1997年整个东亚笼罩于金融危机的暴风骤雨之下时，中国做出了人民币不贬值的重大决定。作为代价，随之而来的是长达数年的通货紧缩和积极财政政策。但从2002年开始，中国渐渐由通货紧缩转入通货膨胀，人们担心的焦点，由内需不振转为投资过热。
自2004年中期以来，中国出现了CPI（消费价格指数）高于银行长期存款利率、PPI（生产价格指数）高于银行长期贷款利率的非正常现象。由于银行存贷款双双出现负利率，央行加息势在必行。自10月29日央行9年来第一次加息开始，中国进入加息周期。
通货膨胀导致负利率，负利率导致加息。进一步追溯通货膨胀的成因则会发现，中国属于输入型通货膨胀，根本原因在于人民币被低估——按现行汇率中国国内物价低于国际水准。
因此，中国当前的所谓汇率问题（人民币低估、人民币升值压力）和所谓利率问题（通货膨胀、负利率、加息），系出同源，且殊途同归。解决了汇率问题，利率问题就迎刃而解；反之，通货膨胀到一定程度，汇率问题也会自然消失。总之，或者人民币升值（道路1），或者国内通货膨胀加升息（道路2），或者双管齐下（道路3），中国必须在三条道路中做出选择。
从目前情况看，央行选择了首先升息，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放弃道路1。但人民币升值的可能性仍然存在，悬念只在于人民币何时升值、以何种方式升值、升多少。
现在，关于人民币升值的利弊讨论已经如火如荼。反对升值者据说找到了八大理由，而主张升值的理由更多。在加息周期终于登场亮相的这一刹那，另一个舞台上犹抱琵琶的人民币汇率同样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
外汇政策诸形态及利弊分析
任何一个发行货币的现代国家都有外汇政策。外汇政策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兑换政策，二是汇率政策。
兑换政策有两种，一是自由兑换，就是民间（包括境外主体）可以自由买卖外汇，当局不作干预；二是外汇管制，就是民间必须得到许可或通过指定渠道进行外汇买卖，当局可以禁止某些买卖行为。
汇率政策也有两种，一是管制汇率（或称固定汇率），就是汇率由官方规定或者官方以市场手段将汇率限定在它期望的水准上；二是市场汇率，就是汇率由外汇市场上的供求关系决定，当局不做干预。
由于市场汇率的前提是外汇自由兑换，因此外汇政策一共有三种基本形态：完全管制的外汇政策（外汇管制加管制汇率）、完全自由的外汇政策（自由兑换加市场汇率）和半管制的外汇政策（自由兑换加管制汇率）。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外汇管制将导致严重的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外汇管制严重损害境外投资者的积极性，妨碍资本流入。境外投资者因为害怕将手中的外币换成本币后无法换回，因此不敢做长期投资，只有少数敢于承担风险的投机资金会进入一切快速周转领域。要让境外投资者没有后顾之忧，必须允许货币自由兑换，或对外资的撤出做出长期承诺。
而半管制的外汇政策也面临一个巨大难题。因为外汇可以在市场上自由兑换，所以当局只能通过市场手段调控外汇价格，而调控的前提是，当局手中必须拥有巨额的外汇储备。一旦碰上本币换外汇的高峰，而当局外汇储备用完，管制汇率就宣告崩溃。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
从理论上看，自由的外汇制度是最好的，没有以上两个弊端。但如果全世界非主流货币都采用这种外汇制度，将导致交易成本严重上升，国际贸易从业者无所适从。假如全球有100种货币实行自由外汇制度，那么将有上下浮动的4950种汇率，这等于将国际货币市场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史前时代。所以大多数国家仍然实行半管制外汇政策，尽管其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风险。
中国目前对国内居民采用完全管制的外汇政策，而对外国机构和人员实行官方指定汇率、统购统销的特殊政策。这种外汇政策的优点有两个，一是国内居民资金无法进入汇市，降低了遭遇金融风暴的风险；二是在实行外汇管制的同时，不会削弱外资进入的吸引力。
但这种外汇政策也有缺点。它在国内实际物价与国际市场平衡的情况下非常稳定，但一旦这种平衡被破坏，就可能为国际投机资金提供可乘之机。一是可能导致热钱进入中国，套取短期暴利；二是将可能导致逐利资金以实物贸易替代汇市操作，引发国内的物价波动和利率危机。中国当前已经感受到这种尴尬局面的威胁。
中国输入通胀与人民币升值压力
近20年来，中国经济处于持续的高速增长状态，国内市场一经启动，就呈现井喷式增长；加之外汇管制对外国居民网开一面，中国迅速成为对外资吸引力最强的国家之一。
国内市场的快速启动和境外资本的大量涌入，使中国尤其沿海地区的生产能力急剧膨胀，但是产能增长反映到货币供求上需要一段时间，因而汇率难以随之做出紧贴式的调整，这就导致中国的物价相对发达国家渐渐走低。尽管对人民币被低估程度的估测，不同机构给出的数字，从10％到40％相去甚远，但人民币被低估则几乎无人加以否定。
人民币被低估为国外逐利资本提供了快速赢利的机会。比如：将美元换成人民币，在中国市场上购买物资，然后销售到美国市场上再得到美元——这一赢利模式相对于在中国做直接投资，风险更低、收益更高、操作更简便。
这一现象的日益普遍化，导致从美国到中国的单边货币流和中国到美国的单边物资流。随之而来的是：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中国的美元储备急剧增长。但更为严重的后果是，这种单边贸易同时破坏美国和中国的物资－货币均衡，导致两个国家都出现物价波动。
在美国的一侧，由于货币流出和大量非本土生产的物资涌入，导致了通货紧缩、物价下跌。在中国的一侧，由于美元换成的人民币全部投入市场，与本土消费者形成竞争，必然导致通货膨胀、物价上涨。这就是所谓的“美国输入通缩，中国输入通胀”。
短期内看，输入通缩对美国构不成致命威胁。首先美国的经济总量远大于中国，对华贸易所占比例有限，由此引发的通货紧缩幅度也有限。其次短期内治理通缩比治理通胀要容易，美国只要适当增发货币，就等于向中国收取铸币税，无偿得到中国的物资。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50节 人民币升值：一种可能性(2)
《万科》周刊
但中国输入通胀，对国内市场冲击极其巨大。而治理通胀的难度远大于治理通缩，无法治理的通胀，必然伴随利率危机，央行不得不调高利率，但利率调整对于资本市场将构成严重威胁。
另一方面，中国对美国的巨额贸易顺差，也导致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日高。而这种呼声，可以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个别行业的实际利益受损。中国的生产能力与美国相比，存在结构性差异。因而从中国流向美国的物资流，其类别组成并不均衡。它对美国市场的冲击，不仅降低整体物价，更改变美国国内的物价结构。那些与中国产能重合的行业，因价格上无法与中国产品竞争，而面临被挤出市场的危险。这些行业及其政治代表，必然要求美国政府与中国交涉，要求中国升值人民币，或对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关税。
二是人云亦云，占了便宜又卖乖。将贸易顺差视为好事，贸易逆差视为坏事，是近代欧洲重商主义的一贯传统。这种说法虽然经不起推敲，但很有蛊惑人心的作用。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收益最大的是美国消费者，但美国政界部分人物或者是不明其理、真的糊涂，或者是转嫁矛盾、故作糊涂，总之以贸易逆差为理由，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人民币升值，或在其他问题上做出让步。
三是部分有识之士意识到短期利益背后的长期危机。对外的贸易逆差，短期看是美国发行货币而无偿占有其他国家物资，但长期来看则存在重大风险可能。一旦这些流出的货币返回美国市场购买美国物资，则美国将面临严重的通货膨胀。而美国作为自由贸易国家，不可能限制境外主体入内购物。另一方面，长期依赖外来物资将抑制美国自身的生产能力增长，进一步扩大这种危机发生的可能及其杀伤力。而如果人民币被低估，从中国到美国的单边物资流就不可避免。按照美方统计，２００２年对华贸易逆差高达１０３１亿美元，占当年美国贸易逆差总额２３．７％，中国连续三年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逆差来源地。出于这种担忧，一些美国有识之士呼吁美国政府促成人民币升值。
对人民币升值的诸多忧虑皆不能成立
既然美国有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中国自然也有反对人民币升值的说法。近期在围绕人民币升值的利弊讨论中，出现了不少对人民币升值的忧虑。但严格来说，这些反对人民币升值的理由无一成立。
理由之一是，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外汇储备缩水。比如，在人民币对美元8：1的情况下，5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相当于40000亿人民币，假如人民币升值为对美元6：1，则外汇储备整整缩水1万亿人民币。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中国作为人民币的发行者，可以拥有无限的人民币供应来源，毫无必要将手中美元主动兑换为人民币，因此以人民币折算额作为外汇储备的价值尺度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以美元储备为例，美国物价上涨会导致其缩水，美元对欧元、日元贬值会导致其缩水，但人民币升值绝不会产生同样的作用。
理由之二是，人民币升值会损害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进而影响到外资进入与国内就业。这种说法的错误之处在于，中外之间的物价差距必然要消除，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不通过人民币升值的方式消除，就会以中国国内通货膨胀的方式消除，最后的结果都是中外物价趋于平衡。选择人民币升值还是选择通货膨胀，二者必居其一；对中国产品出口竞争力的最终影响二者相同（尤其人民币缓慢升值与通货膨胀相比，对出口的影响无论短期长期都没有差别），但对于国内经济的不利影响，人民币升值远小于国内通货膨胀。因此，出口竞争力、吸引外资和促进国内就业都不是否定人民币升值的有效理由。
理由之三是，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会导致热钱进入中国套利，并侵蚀中国外汇储备，带来金融风险。这种说法是最有说服力的。所谓热钱套利，指的是在预期人民币升值前，外币以投资名义进入中国兑换人民币，待人民币升值后，再兑换回美元，撤资退出中国。除非中国修改对外国投资者的利润汇出和撤资汇出承诺，否则无法制止此种套利行为，也难以规避由此带来的外汇储备净损失。而中国目前的外汇储备总额（截至9月底为5145亿美元）和实际利用外资总额（截至8月底为5450.29亿美元）基本相当，如果在外汇储备遭受损失后，随之发生外资的大规模撤资，中国外汇储备确有不足支付之虞。
但问题在于，即使人民币不升值，这一漏洞仍然存在，热钱还是可以进入中国套利，只是换一种方式而已。因为人民币不升值，就意味着国内一定会出现通货膨胀，热钱在进入中国后，可以任意购买实物资产，坐待通货膨胀完成，然后兑换美元撤出中国。除此之外，热钱还可以直接在中国购买物资拉到美国卖掉，顺顺当当赚钱。要尽可能避免热钱的套利，惟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在更多热钱进入中国前，壮士断腕，立即升值人民币并一次到位，如此可以将以上两个漏洞同时堵住。所以，对热钱进入中国的担心，不仅不是否定人民币升值的理由，反而是人民币应该尽快升值的理由。
理由之四是，可能导致通货紧缩。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夸大通货紧缩的危害而忽视通货膨胀的危害。通货紧缩对经济的影响是收敛性的，不会出现通货膨胀那样的恶性循环，而治理通货紧缩，难度也远低于治理通货膨胀。在中国产能急剧提升的情况下，短期内出现通货紧缩是正常现象，日后自然不药而愈；而现在中国对投资过热存在高度警惕，但通货紧缩正好对投资过热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一边搞宏观调控，一边担心通货紧缩，显然是自相矛盾的。
理由之五是，可能增加国内低收入阶层负担。这种说法的提出者，只有一个非常模糊的理由，就是人民币升值可能导致“暴富效应”，此消彼长，低收入阶层的支出负担可能加剧。问题是，这种“此消彼长”的简单思维在逻辑上根本无法成立。所谓暴富效应，指的是社会富有阶层的财富按外币计算突然上升，但是这对于低收入阶层有何影响呢？基本上是没有影响，即使有也是正面影响居多。外币财富上升将促进进口，抑制出口，更多物资将进入国内市场，物价得到平抑，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这显然是福音而不是灾难。
人民币升值：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
综上所述，对人民币升值的各种忧虑皆不能成立。从社会的角度看，人民币升值是远远优于国内通货膨胀的选择。
从理论上看，人民币应该立刻升值，而且应该以迅雷掩耳不及之势一次到位。虽然短期内这对出口部门会造成一定损失，也会影响部分就业，但是长远来看，正面影响远远大于负面影响，是当前的最佳选择。但这需要“壮士断腕”的巨大勇气，不是轻易可以做出的决定。
要消除热钱套利的空间，升值又不能一次到位，那就只有将升值的步调放到极其缓慢，以使套利者的可能收益低于其机会成本。因此，人民币如果升值的话，也很可能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缓慢到贯穿整个升息周期。
现在，央行已经第一次升息，从后续情况来看有喜有忧，喜的是资本市场对加息的反应尚可接受，忧的是通胀的势头没有明显变缓（即使从理论上看，升息也只能适度遏制PPI，对CPI没有直接效果）。因此，这次加息只能算是一次反响不激烈的试探。决定人民币是否升值的，是下一次加息。如果第二次升息后资本市场仍没有出现激烈反映，且通货膨胀尤其是PPI指数出现回落，则升值的计划可能继续被搁置。
除了是否升值之外，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升值的步调选择。如前所述，中国最可能的选择是让人民币在3－5年内缓慢升值，与加息双管齐下并保持同步。初步推断，人民币每年升息的幅度应该不超过3％。这个幅度低于美国三年期国债收益率，对于热钱来说，这样的收益率对它们也不会有多少吸引力，可以基本消除对热钱套利的顾虑。
汇率变动：几家欢乐几家愁？
各行业受汇率变动的短期影响，可以按照其外贸依赖情况分为三种类型：进口依赖型、出口依赖型和外贸无关型。
人民币升值短期内对进口依赖型行业有利，对出口依赖型行业不利，对外贸无关型影响相对较小，这是常识，无需赘述。
而长期来看，因为人民币升值是国内通胀加升息的替代路径，而升息对企业的影响主要取决于企业负债率。因此人民币升值，对各行业的长期影响与外贸依赖类型关联不大，而与行业的负债情况关联很大。
房地产和汽车等行业，交易双方的综合负债率一般较高，对利率比较敏感。人民币升值可以舒缓加息的压力，减少加息的上限或缩短加息周期，对这些行业来说是极为利好的消息。
另一方面，加息压力的缓解，对上市公司股价也非常有利，而利率敏感行业上市公司所受的影响又将高于大市。而这些预测的实现，就得看中国政府的决策和手腕了。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51节 闪耀于上空的云层之上
《万科》周刊
悼念董辅礽先生
巴曙松
2004年7月30日，我正在深圳参加《福布斯》中文版的基金年会，忽然先后接到北京学界几位朋友的电话，告知董辅礽先生在美国逝世。尽管凭直觉感到这可能是真的，我还是马上通过电话向其他几位朋友求证，希望得到否定的答复。次日早上遇到一起来参加会议的刘纪鹏教授和曹远征教授，再次向他们问及此事，直到董老师的学生、我的朋友杨再平博士电话通知我8月7日在北京参加厉以宁教授召集的董老师的追思会，我才真的相信，董老师终于离我们而去了。
西谚云：死亡是伟大的平等，也是伟大的自由。人到中年，开始经历一些刻骨铭心的生离死别，心灵开始有撕裂的伤痛，开始变得沉静，变得恬淡，知晓命运无常。即使如此，在获悉董老师逝世的噩耗之后，我还是悲从中来。
在见到了越来越多的事情之后，我开始告诫自己，也经常告诫朋友，对于自己尊敬的人、热爱的人，要多主动将这种尊敬和热爱向他们表示出来，命运无常，往往并不给你足够多的机会。一个人有所尊重、有所热爱，生命才变得有些意义；与生命的真实意义相比，虚荣和喧嚣变得无足轻重。
积累了这样的人生阅历和认识之后，在与董老师的交往中，我学会了向董老师表达我的感谢和尊重；现在想来，在伤感之余，我觉得幸亏当时有了这样的认识，至少能让董老师知道我对他的尊敬和感谢。
从师承渊源上说，董老师可以说是我的大师兄，我的导师张培刚教授从美国回国之后进入高校任教，董老师是他指导的第一批学生。从学术造诣和学术影响看，董老师事实上是我的老师。多年来与董老师断断续续的往来，现在回视，宛如眼前。
当年在武汉读书时，我了解到，董老师每次到武汉，基本上都要去拜望张培刚老师，一次董老师拜访张老师之后，到东湖附近的一座宾馆开会，学校派我给董老师送一份材料，算是我第一次单独接触董老师。当时我正在读载有不同经济学家主要学术观点的一本文集，我向董老师提及此书，说读后觉得有收获，能够比较简捷地了解不同学者的看法。董老师不以为然，反问我说：那本书真的好吗？还是直接看一些经典的原著更好吧？我第一次领教了董老师的率直，也记住了这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治学原则。直到现在，我还以“好为人师”的导师身份提醒我的研究生：要读经典原著。
随后的求学期间，在不同的会议上，我能够比较经常地见到董老师，聆听他的指教。在张培刚教授80寿辰庆贺会上，董老师作为张培刚教授指导的最为得意的弟子之一，结合张老师的治学与人生作了激情洋溢的发言，以董老师当时的学术地位和学术造诣，其尊师之情，让我印象深刻。
平静的读书生活很快结束了，开始要走上社会，面临的第一步就是求职。我喜欢北京包容、平静、开放的氛围，希望到北京工作。张培刚老师基于我的求职愿望，提笔向在北京的董老师和厉以宁老师写信，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在北京求职。
我首先通过同学李佐军博士找到董老师在三里河的家中，董老师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且亲笔写了两份推荐信给他的两位事业上卓有成就的学生，希望他们能够帮助我。厉以宁老师也十分热情地接待了我，在厉老师当时十分狭窄的住所中，他提笔为我写了推荐信，并且积极为我提出建议。当时的我一方面是面临就业压力，另一方面也有些年少无知，在两位老师的推荐遇到一些操作性难题之后，就忙乱地转而报考其他机构。
董老师和厉老师都是异常忙碌的大师级经济学家，如此细致地为我设想，除了张培刚教授的影响之外，两位老师关爱年轻人的胸怀也可见一斑。前一阶段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日本的有关金融机构主办一个关于中日金融合作的论坛，北京大学方面给我寄来了一份有厉老师签名的邀请函，感于当年厉老师的热情帮助之德，我推辞了另外一个已经安排好的会议，专门参加这个会议，并且必恭必敬地向厉老师呈送了我刚刚出版的一本书。会议上十分忙乱，来不及与厉老师细谈。出门的时候，在拥挤的人群中，我对厉老师说，我是张培刚老师的学生，厉老师拿起我的书，指着封底上张老师的名字说：“我已经知道了，这不是张培刚老师吗？”然后就被拥挤的人群挤开了。
董老师的博士生杨再平告诉我，厉老师会出面召集董老师的追思会。无论是道德文章，厉老师和董老师在我看来都是令人敬仰的学者，厉老师来召集，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到北京工作之后，尽管与董老师同住一个城市，但是考虑到董老师异常繁忙，同时也觉得自己一无所成，愧对董老师当年对我的关心，无颜去打搅董老师，所以反而联系不多。但是对于董老师的文章、观点和动向，一直十分关注，读时亦觉亲切。期间曾经有一次联系过报考董老师在社科院的博士，董老师答复说，刚好那一年没有轮到他招生，后来就没有再联系，从而转考中央财经大学了。
在此期间的见面，就基本上是在一些论坛上，董老师在讲坛上侃侃而谈，我则是在台下认真记录，并且在内心向董老师表示深深祝福的听众。现在想起来，当时的这种内向的、甚至有些羞涩的想法是多么天真。
在这段时间里，我开始写一点粗浅的文章，并且参加一些机构不同形式的征文，经常获得各种奖励。在许多这样的征文中，董老师经常是评委。所以我在获奖之后就会在心里嘀咕，不知道董老师是不是还记得我就是当年东湖之畔以无比崇敬之心去见他的那位莽撞的青涩少年。
时间如白驹过隙，一晃我也步入中年，生活也开始忙碌起来。碰到董老师的机会反而少了，倒是在图书馆查阅资料的时候，能知道董老师还是保持着旺盛的研究热情。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文章经常在文末注明“写于从北京到某地的途中”，或者是“写于某机场的候机室”；碰到董老师的学生，我依然会习惯性地打听董老师的身体和生活状况，听说董老师还始终坚持冬天洗凉水澡，冬天再冷也只需一件夹克，我心中十分替他高兴。
我在香港工作时，常会从深圳坐飞机返京。一次正在办理登机手续，看到董老师一个人提着一个手提包，匆匆走过安全检查门，等到我追过去找，他已经走得不知去向，让我在人来人往的深圳机场颇有一些怅惘。不过看到董老师还像一个独行侠自如地奔走各地，还是让人感到高兴。
回到北京工作之后，经过一些转换，在经历了多年的实际工作之后，开始进入研究机构工作，时间自由支配的余地大了许多。一天，杨再平博士打电话给我，说董老师打算找几个学生，帮忙把他一些相对零散的文章条理化，整理为一本逻辑结构更为紧密的专著，问我是否可以帮忙整理金融部分的内容。我十分高兴地答应了。
杨再平读完董老师的博士之后，又到中国人民大学作了博士后，师从胡乃武教授；我本来也是打算跟随胡乃武教授作博士后的，后来因为手续等方面的技术原因，转而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作博士后研究，所以是差一点与杨再平博士成为同门师兄弟的。有了这个渊源，我经常通过杨再平博士了解董老师的一些状况，所以虽然与董老师的直接交往不多，但是对董老师的学术观点一直十分熟悉。杨再平博士邀请我参与这个小组，在董老师的指导下作一点文献的整理工作，对我而言真是难得的学习机会。
在与杨再平博士的谈论中，我多次提及过董老师为他的学友、英年早逝的曾启贤教授写的追思文章，字里行间透露出董老师对曾老师去世的无限哀恸。我依稀记得，董老师在文章中提及，有一段时间，每当他看到曾老师以前的文章，就禁不住伤心不已。现在，这种伤心的心情轮到我们体会了，真所谓“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
为董老师整理文献的小组，由杨再平博士、叶辅靳博士和我组成。杨再平博士和叶辅靳博士都是董老师的亲佳弟子，对董老师的经济思想更为熟悉。所以第一次在董老师的新家中讨论提纲时，董老师特地赠送给我一套比较完整的著作，这使得我有机会更为全面系统地了解董老师的经济思想和演变框架。在讨论间隙，我向已经退休的董老师真诚地表示感谢和敬意，感谢他当年为我找工作付出的关心，董老师一脸茫然，好像已经忘记了当年给我的帮助；我又问董老师，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在各种征文中获奖，评委中又经常有他，是不是照顾我了？董老师哈哈笑着说，各种评选基本都是匿名的，只是在评选结果出来之后才知道是谁获奖；不过经常见我获奖，才从简介中知悉我也是张培刚老师的学生。
我又说，我其实一直希望有机会多拜访董老师，向董老师学习，但是惟恐冒昧；何况自己一无所成，经常拜访反有攀龙附凤之嫌。董老师退休后，连政协委员也不当了，我倒是有机会聆听他指教了。现在想来，幸亏我当时抓住机会向董老师表示我的感激，不然现在就更为后悔了。
书稿的整理在紧张进行，在进行当中忽然获知，董老师身体检查出患有直肠癌。他的女婿在美国从事的正是这方面研究，是此领域的顶尖专家之一，目前也有一种新药在试验中，所以董老师决定去美国治疗。在美国治疗期间，董老师还经常通过电邮、电话指导书稿的整理工作。一次，杨再平博士还告诉我，董老师人在美国，十分关心国内的经济走势，专门就当前的宏观调控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国内的《金融时报》上。现在看来，这篇文章算是董老师的遗作了。
董老师去美国治疗之前，不少友人前去送别。我考虑到董老师已经检查出重病，人来人往可能不利于身体恢复，不当有过多的应酬，于是给董老师写了一份电邮，解释我为什么没有去送别的原因，同时祝福他顽强的生命再次激发活力，尽早康复。董老师很快就回复我的电邮，情绪也十分稳定乐观，我心中稍感宽慰。
后来，我听说韩志国在送别董老师去美国时，七尺男儿，当着董老师泪流满面。我对韩志国一度表示不满，并且在一次会议上遇到他时，批评他不该在董老师患病时还当面流泪，影响董老师的情绪，可能反而不利康复。一向善辩的韩志国听到我的指责，竟然也只是诺诺而已，没有多说。现在看来，韩志国真的有先见之明乎？真的预感到当时的送别就是最后的诀别？果如是，则韩志国是对的，我则是大大的错了，错了。
伟大的法国作家雨果在巴尔扎克葬礼上说：“今天，他安息了。他在同一天步入了光荣，也步入坟墓。从今而后，他和祖国的星星在一起，闪耀于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雨果在纪念伏尔泰的聚会上说：“他不仅仅是一个人，他是整整一个时代。他曾尽己任，完成了一项使命。”雨果真的是伟大的作家，他把我们对自己尊敬的人的追思表达得如此典雅、灿烂、平静。
董老师，从今而后，他将从美国归来，他和祖国的星星在一起，闪耀于我们上空的云层之上，他代表了中国经济学发展的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他完成的是一项伟大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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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52节 自发的法律与自由市场
《万科》周刊
秋风
自亚当斯密以来，尽管经济学界的风向几度变幻，但大多数最伟大的经济学家都相信，自由市场有利于社会财富增长。当然，自由市场首先需要一个由自由人组成的自由社会。而任何一个明智的政治学家都会同意，只有法律之治能够维护个人的自由。显而易见，在法律与自由市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
然而，历史上大多数国家虽然都号称依靠或者利用法律来进行治理，但现实是，大多数国家的人民并不自由，那里的市场也受到政府权力严重扭曲。
经验的事实是，共和时代的罗马、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商业城市，还有17世纪后期以来的英国，人民最为自由，也拥有最为典型的自由市场制度，社会最为繁荣富裕。这其中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无论哪个历史学家都不可能忽视其中的一个因素：罗马法、商人法、普通法。
如果我们仔细地探究这些法律的内在结构，就会发现其间惊人的一致之处：它们都是自发的法律秩序。正是这种自发的法律秩序与自发的市场秩序一道，造就了文明的几道亮丽风景。
自发的法律创造过程
今天的人们一遇到麻烦，本能反应就是：赶紧让立法机构制订颁布一部法律。在大多数民众心中，更不要说在大多数法学家那里，所谓的法律，就等于国家或地方立法机构表决通过后白纸黑字印出来的那种正式文件。
然而，放到历史中看，这种关于法律的认识其实是非常晚才出现的，真正被人广泛接受也就是这百十来年。而意大利法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布鲁诺莱奥尼指出，这种法律观念的流行及因此而导致的立法膨胀正在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自由市场的发展。它也不能实现真正的法治，也即以捍卫个人自由为宗旨的法律之治。而罗马法、普通法却属于这样的优良法律。
我们这里所说的罗马法，是在法典化之前的罗马法。莱奥尼说，“罗马人和英国人都坚持同一个理念：法律是有待于发现的东西，而不是可以制订颁布的东西，社会中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强大到可以将自己的意志等同于国家之法律。在这两个国家，‘发现’法律的任务被授予法学家和法官——这两类人，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今日的科学专家。”
对于普通法，人们已经比较熟悉了，它被称为法官造法，即法官通过案件的裁决创造出一套复杂而灵活的法律体系。对于中世纪中晚期以来的商人法，笔者所知不多，下面仅谈谈罗马法。
在古罗马，参与发现法律的主要有两类人，一类是法学家，另一类是裁判官。关于法学家，莱奥尼这样描述他们：在几个世纪中，古罗马的法律家以一种职业的、获得公众认可的、几乎是官方的方式“制造”着法律。他们自己确实普遍地不愿承认这一事实。在制订法律规则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习惯于引用古老传说中的法规，比如十二铜表法中的规则。然而，实际上是他们制订了这些规则，而他们的同胞们则非常乐于接受这些规则，他们的政府通常也不干涉这个过程。
这些法学家是市民法的解释者。所谓市民法，就罗马人的习惯法，它是“在城邦机构的权威之外形成并发展起来的规范体系”，它本身就是一种自发出现的制度。这样的市民法需要解释，才能适用于具体的案件。市民法最初的解释者是祭司，后来则是世俗的法学家。归根到底，规范罗马人日常生活的根本性法律规范体系——市民法，就是以不成文形式由法学家创造的法，法学家们通过对传统的法的解释，创造着法律。
共和时期罗马法的另一个基本部分是所谓荣誉法，即由裁判官根据自己司法审判中的职责而发布的所谓裁判官法。每个裁判官在上任之初，会根据自己的法律知识和前任的经验张贴一张告示，向民众宣布自己未来从事司法活动的方针，主要是表明，他将接受哪些诉讼程式，拒绝哪些诉讼程式。而诉讼程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性地影响实体的诉讼，从而创造新的法律。这样，每个裁判官都以个人的身份、零敲碎打地、无声无息地创造法律。
几百年下来，正是法学家跟裁判官通过法学解释和司法活动，在罗马习惯法的基础上，以个体的身份、分散地、自发地为罗马人、为当时整个西方世界创造着法律。这个法律制度可能就是罗马人的自由和罗马统治下的和平的根本基础之一。
而到了查士丁尼皇帝编篡罗马法典，罗马已经进入皇帝的专制时代。这也许不是偶然的，因为法律成了国家、也即成为皇帝可以控制的东西。而在这之前，法律是国家所不能控制的，因为法律的创造者是在国家权力机构之外的。尽管罗马法典是根据法学家和裁判官的理论和裁决编篡而成，但法典化却让法学家极大地丧失其创造法律的力量。从那以后，伟大的罗马文明也就进入其衰亡期了。
市场经济与普通法
正是在自发的罗马法鼎盛时期，罗马文明的基础——市场体制最为健全，英国同样如此，“如果我们探讨一下历史上自由市场与自由的造法过程之间的紧密关系，就能够清楚地看到，自由市场在英语国家鼎盛之时，也正是普通法实际上是调整私人生活和商业活动的惟一法律之时。”这时期从18世纪一直到19世纪末。而在这之后，在边沁、奥斯丁等实证主义法学家的鼓吹下，英国人开始用立法来替换他们的普通法，政府的干预也开始大幅度增加。到20世纪中期，英国经济可能是西方最具有集体主义色彩的，大英帝国也就此走向了衰落。原汁原味的普通法转移到了美国，同样，美国成为全球自由市场的典型，尽管它也不能免于政府干预。
因此，莱奥尼得出一个非常有力、也许会被某些人视为偏颇的结论：“除非我弄错了，否则，在市场经济与法官或法学家之法之间，并不仅仅是一种类比关系，就像在计划经济与之法之间也不仅仅是一种类比关系。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市场经济最成功的地方，恰恰是在奉行法学家之法的罗马和奉行判例法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么，我们就可以合乎情理地得出下面的结论：这并不仅仅是一种巧合。”
那么，市场经济与那种以法官和/或法学家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之间，计划经济、政府干预与以立法活动为核心的法律体系之间，何以存在密不可分的关系？莱奥尼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其中的关键所在：“以立法活动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就相当于我们曾经提到的中央集权经济，在这样的社会中，所有重要的决策都是由几个领导们作出的，而他们对于全局的了解必然是十分有限的，即使他们确实尊重人民的意愿，其结果也受到这一知识的有限性的约束。”
这正是哈耶克中年之后全力论证的“人的知识的不可避免的有限性”。不管是对于计划人员，还是对于立法者，先不管其动机是否纯正，是否真心地谋求公众的利益，即便他们人人都是活雷锋，也无法解决他们的知识局限性问题。
计划经济所面临的知识难题，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谈论得够多的了，今天的信息经济学不过得其皮毛而已。一部立法总是普适地试图规范所有人之行为，然而，立法者却注定了是“无知的”。“任何立法者都不可能光凭本人而不与相关的每个人合作，创建出指导所有人现实活动的规则，因为在现实生活中，每个人都生活在与所有人无穷无尽的关系网络中。不管是民意调查，还是全民公决，或者是政治磋商，都不可能使计划经济中的局长们发现各种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那么，同样，也不可能真正地使立法者具备决定这些规则的能力。”
而哈耶克论证了：市场是一个发现信息、传递信息的最有效的程序。同样，我们也可以说，以古典罗马法、普通法为代表的自发的法律秩序，也是一个发现规则、创造规则的最有效的程序。因为每个法学家、每位法官都参与了法律的创造，事实上，每个民众也参与了法律的创造，正是当事人的争议活动引发了法学家和法官对习俗、司法先例的创造性解释活动。所以，古典罗马法和普通法可以说是“人人参与创造之法”。这一过程，集中了有关社会生活的海量的细节性信息，而任何一个立法者都不可能掌握这样的信息，因而他们所制定的法律，可以说总是不很适宜的，就像再严密的计划，最后总是要落空一样。
自发的法律与企业家精神
这种自发的法律秩序能够真正做到“与时共进”。它允许人们去做具有正常的情感与理智的人认为合理的一切事情，人们甚至可以不管成文法是怎么规定，一旦出现了纠纷，则提交给法学家或法官来解决。法学家、法官为解决这些千变万化的纠纷，必须以全部的智慧，寻找各种各样的规则，包括创造性地解释出新的规则。在这里，法律在适应创新，只要你的创新是正常人认为合理的。
因此，只有在自发的法律秩序下面，每个人身上的企业家精神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具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才会层出不穷。而这正是市场发育、社会繁荣的推动力量。
另一方面，这样的法律秩序又是稳定的。企业家的一切活动都是面向未来的，因而内在地具有风险。企业家的活动能否取得成功，取决于是否能够在创新的同时控制和降低风险。为此，企业家必须比较准确地预期他人会对自己的行动作出何种反应。而规范人们行为模式的，除了道德之外，就是法律。道德本身不大容易变动，因而，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就是法律。法律的急剧变化，会使企业家损失惨重。最近20多年来的企业家对此应该深有体会。
立法也不能确保这种预期的确定性。表面上看起来，立法白纸黑字，非常精确，事实上，立法总是立法机构中临时凑合成的多数意志的表现，而通过运用种种政治技术，少数派可以很快变成多数派，从而制定出相反的法律，改变社会的游戏规则。在自发的法律秩序下面，法律是零碎地、分散地被创造出来的，一个人、一个机构不可能自上而下进行全面控制，因而，在短时期内，法律不可能发生剧烈变动。在罗马，“法律永远不会在谁也预料不到的情况下突然改变。而且，一般情况下，法律也永远不会受制于某次立法会议或某个人（包括元老或国家的其他执政者）的随心所欲的专断权力。”
罗马法、普通法所具有的这种“长远确定性”，为企业家进行大胆创新提供了风险最小的制度框架，而罗马法和普通法的灵活性又为容纳企业家的创新成果提供了最大的空间。对于企业家活动的规则框架来说，法律体系既稳定又灵活，既能提供稳定的预期，又能提供创新的激励，在确定性与包容性之间取得平衡，还有比这更优良的品性吗？
以香港和新加坡为例
古罗马、18世纪到19世纪中期的英国、19世纪以来的美国证明了自发的法律秩序与自由市场之间的内在关系。我们还可以简单讨论一下新加坡、香港。自20世纪中期以来，它们一直是世界上经济最为自由的城市，而这两个城市的法律制度正是普通法。
普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诉讼程序，普通法法官的首要问题是解决具体的纠纷，而要解决本地人之间的纠纷，当然要看争议人所在的社会的习俗、惯例。于是，端坐在法院中、来自英国的普通法法官，却会以《大清律例》或广东的习俗作为实体规则进行裁决。这样，香港社会就没有经历大陆商业社会的那种断裂。当然，这些法官也通过对中国原有法律、习俗的解释，通过零碎地引进英国的新规则，为当地人提供了更为有效的纠纷解决规则。这样，香港普通法的架构包容了中国传统法律、习俗、英国的法律、美国的法律，等等。
这是一个自发的淘汰过程，也是一个自发的融合过程，因而，最优良的规则、最能体现公意的规则被保存、传播，从而为香港商人提供了一个最为宽广的空间，给它们以最大的创新自由。
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中国人在谈论建立完善的自由市场体制的时候，在知识上也更多地转向美国，于是，普通法的若干规则也被融合进原来以欧洲大陆民法体系为范本的法律中。但仅此可能是不够的，孤零零的一些普通法规则不足以支撑自由市场，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具有与市场的自发性相对应的、一个自发的、无中心的法律生产制度，也即普通法的法律框架。假如有了这样的框架，它会自动地生成中国的市场制度所最需要的规则，不管其原料是中国的旧习，还是欧美的新规。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53节 期待下一个十年
《万科》周刊
柳传志
万科在企业发展的道路上选择了一条做减法的道路，我非常赞成。只要行业发展的空间足够大，我们就应该努力去寻找行业发展的规律，是有可能做到利润持续增长的。中国的房地产业发展的空间非常大，这使得万科能够专注在这个领域里发展。但不是所有的行业都是这样的，比如说PC业，在2003年的时候，联想集团的营业额大概在35亿美元左右，占中国大陆市场的份额已经是27%。从这个数字来看，如果联想集团想要在中国PC领域实现100亿美元的营业额是非常困难的，这就迫使联想集团在两条道路中选一条，一条是向纵深发展，做一个世界级PC企业。还有一条横向发展。两条路一定得选一条，停在中间不动是肯定不行的，这两条路都有非常大的风险——这就是中国企业20年所遇到的难题。
我今天不想讲这个问题，我想谈谈联想集团下属的联想控股公司实现多元化的道路的想法。
联想控股公司由联想集团和神州数码拥有50%以上的股份，其他50%的股份是投资人所有，它下面有三间子公司。我自己的位子就是联想控股的总裁和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还是那三间公司的董事长。
今天我想站在联想控股总裁的位置上说几句话。2000年的时候，联想进行了分拆，当时最想做的事情是利用企业管理的实践来验证一下我们对选人、培养人、用人的体会。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选择、培养好年轻人，把他们放在领军人物的位置，由他们和我们一起来选择行业，然后由联想控股进行投资，用比较高明的方法把这个新的领域做起来。联想控股是一间投资公司，投的是不同的行业，也可以说是多元化，我们选择的行业一定是有足够发展空间的行业。
另外，既然我们选择了年轻的领军人物，对他们所要选择的行业也要充满信心。我们的要求是，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们要在所选择的行业里坐上头把金交椅的位子，如果不行，我们就出售这个业务。既然是我们选的领军人物，我们的主要工作是从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上，能够让他和他的班子感觉到是自己的事业。做多元化行业，一个是要选择行业，一个是选择合适的人，配给他足够的资源。
第三是组织架构，这个企业的组织架构和它能不能进行多元化有直接的关系。我们选择的组织架构是子公司的形式，而不是事业部的形式。如果是事业部的形式，公司的总部至少有三个职能：一个是战略，一个是人事，一个是财务。很难想像一个企业又做电脑、又做房地产，又做投资，用一套体系去进行人事建设和人事激励，又去和高度专业化的企业竞争，还要取胜，这是非常困难的。当然也不是没有可能，我研究过一个成功案例，但我们确实学不了。
而用子公司的形式就不同了，子公司有独立的法人，可以有自己独立的战略设计体系、执行体系、文化建设体系，让领军人物和领导班子有充分的主人翁感觉。我们进入房地产领域的关键就是选好这样的领军人物：能够虚心向王石这类专家学习，但是又野心勃勃，希望能在若干年之后赶上、甚至超过王石——最起码能够平起平坐这样的领军人物。
因此，对联想控股来说，关键是能不能找到或者培育出领导人，能不能为这个领导人准备好资源，比如资金、比较好的和根源化的基础。在多元化的要素里面，领军人物和资金是最难解决的。
我主要想谈的就是组织架构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组织架构是适合多元化的组织架构。我很想做的事，是用5到10年的时间证明我们选人、用人是成功的，用这样多元化的组织结构开展业务是可行的。今年是联想20周年，希望联想30年的时候，能够根深叶茂，希望10年以后能够和万科一起再庆祝30周年。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54节 企业生命力的社会化
《万科》周刊
刘长乐
尽管20岁是一个年轻的企业、年轻的生命，但是在中国企业里面算是寿星了。当然在座有很多的寿星，跟这些寿星相比，凤凰卫视是小弟弟，是晚辈，我们只有8岁，今天在这里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成长的烦恼。
今天，我认真地准备了一个发言，因为面对的是这样一些大哥哥、大姐姐，还有我们的专家。但是我讲的题目可能跟我们的年龄无关，我们没有资格去讲企业成长的寿命、企业增长的机制等等问题，我还是就我在传媒业的一些想法，分享一下我们这样一个企业发展的一些战略思维。
今天，我重点想讲企业生命力的社会化解读。和做企业相比，做媒体有很多的相似之处，有明星主持的细节上的细小甚微，一草一木，无论是节目的播映还是楼盘的创始，都要散发出健康人、自由人的快乐的信息。
我还记得王石先生“高于25%的利润不做”之道，而我们凤凰卫视一直倡导“憨商”之道，看长远重大节。商业固然要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在当今中国的社会转型时期，还有比利润更重要的东西，如果把凤凰卫视比作一只凤凰，她需要有：一、云天的志向，二、节目的翅膀，三、机制的长风。
首先，云天的志向是凤凰的凤骨。我们有幸在这样一个大新闻不断的时代从事微型的媒体事业，这意味着我们有比别人更多的发展机会和表达空间，也意味着必须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和生存的风险，这都是值得的，也是快乐的。我们现在所做的不是去破一扇门，而是打开一扇窗，能够让国与国沟通，人与人沟通，实现思想观点的全方位的开创和多元化的教育。一位西方的开国人士说过，最终的国家安全是在于新闻自由。因为只有最大限度地揭示世界的真相和时代的本质变化，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国家安全隐患，捍卫人类共同的利益。所以，让全世界的华人拥有更多的知情权，让外部世界对华人圈子有更大的理解，是人类的共识，也是凤凰着力要做的事情。
有一位华人歌手说过，歌手的成长过程要经历三个阶段，先是做一个对的歌手，不把词曲唱错，然后是一个的好歌手，最后是一个真的歌手。我想做媒体也是如此，在历经了对错之变，好坏之分之后，真相、真挚、真性情才能持久。对媒体而言，凤凰卫视深知明朗的建设性心态，不脱离现实的生存环境，又倡导道义担当，具有悲天悯人的情怀。
第二，节目的翅膀。节目的翅膀是飞翔的能力，激烈的竞争是社会的活力。我们仍能微笑，欣赏能从痛苦中聚集力量，从反省中激发勇气，认为太阳每天新鲜，万物终将敞亮在阳光之下，这也决定了凤凰的风格形态，是追求大气、厚重而新颖，我们努力使新闻取其真，文化取其美，观点取其多元。最近凤凰卫视播出的广受关注的节目，那些镜头的剪辑需要客观地报道新闻，而隔着遥远的空间追溯，最后的山河岁月，其表达的或许暗合了某种事情的某个角度，将淹没的历史和现实匡正，让观众重新审视民族和战争。小之个人、大到国家的成长都需要命运的提醒，每个人自身也将在磨砺中一次一次地被提醒。
有一位教授告诉我，他的学术事业成功得益于两条：一，历史实践要有层次感，而现实发生的问题必然会与我们遥远的时间点一脉相承。第二条，不说假话，有选择地说真话。假话事关品德，选择在于尺度。传统媒体的版图正在被新的媒体所削减，传播载体路径在变化，对传播理念和实践带来巨大的冲击。比如无线上网、网络宽频、手机彩信层出不穷，它们已经能对任何一场人质事件、奥运赛事实现及时全面的把握，台前和幕后都不再神秘，凤凰卫视只能与时俱进，甚至领先潮流，比如对艾滋村的报道，让感情和身体全面贴近真相。
如果说凤凰卫视“9·11”的报道解决了华语媒体在世界媒体割据中“有没有”的问题，那么伊拉克战争时，凤凰卫视已经回答了华语媒体“在不在”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现场，而卢宇光先生则在枪弹现场去回答了我们“行不行”的问题。卢宇光先生是凤凰卫视驻俄罗斯的记者，这次对俄罗斯人质事件的报道中，他表现出了非常的勇气，他的职业道德和将事件披露的良心使得他在枪林弹雨中泰然自若，他与CNN媒体都发布了非常独家的报道，使得我们华语媒体有资格在这些重大事件的报道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前所未有的专业气势。这就是充满专业激情的凤凰文化，这就是尊重观众知情权的凤凰理念，真知灼见的力量，因为深入才有洞察，因为热爱才能感动。
第三，机制的长风，是持久有序向前发展的保障。每个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千差万别，企业性格也大相径庭，而成功的企业都有相同之处，其大多数归结到“人”这个字上。所以，对人的态度、对人的发挥是企业的最大战略。企业的本质决定企业的生命，品质取决于优秀人才的团队意志，取决于企业管理和企业文化。同时还要有审时度势的把握机会和创造机会的能力，在用人上，我们首先尝试以专业人才明星化、品牌化，其次希望明星作为最大化，最终做到明星价值资本化，只有符合市场价值的规律，优秀队伍才能日趋优秀。
有人说名人揭示媒体的潜力，英雄揭示人性的潜力。我们既要名人与品牌的互动，也要促使英雄与史事的共存。凤凰八年只是蚕蛹破茧，当然，企业家们在究竟是采取大雁阵的管理风格，还是采取野游式的管理风格中间有不同的争论。我们注意到企业家的明星制像美国的CEO明星化一样，像王石这样的企业家是其中的佼佼者。当然我们希望有大雁阵的情况，前面大雁消失，后面的大雁也能跟上。
树木、楼房、城市、频道、梦想都在拔尖而起，我仍然相信这个世界上最终不变的还是人类的普遍价值观，有关真诚、友爱、宽容，有关正义、和平、自由、公正，不会因时间地点的变化而变质，它是人类的灵魂。
人生必有风险，所以引人入胜。现代科学已经作出了验证，每个人生命中所用只是人体本身智慧的7%，人自身的九成智慧仍然尚待开发。所以人生需要攀高，人生也能够攀高，在人生的攀高过程中，我们要战胜的还是我们自己，愿意王石先生和20年的万科与所有在座的企业家们一路共勉！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55节 中国领先企业价值增长之思
《万科》周刊
王石
非常荣幸我第二次到讲台上来。既然主题是“中国领先企业价值增长之思”，我就着重谈两点。其一，着眼于企业20年的发展历程，首先谈谈经营万科20年的体会；其二，以10年为一个时段的话，万科已处于第三个10年的起点上，我们会有哪些考虑，或者说有哪些忧虑。
经营万科20年，我把握了两点，一是中国很朴素的传统思维：做企业如同做人，要有尊严，要有人格。1983年到深圳创业时，我33岁，个人的思想和价值观已经成型，非常清楚哪些能做，哪些不能做。那时深圳正值改革开放热火朝天之际，很快就形成权钱挂帅、拜金主义，权钱交易的不正之风蔓延开来。我本人始终坚持一点，就是不能为了赚钱而丧失人格，丧失企业的尊严。不仅不能行贿，也不能受贿，无论从道德，还是法律角度来讲，都不允许我这样做。在那个环境中坚持下来，是非常难的。
让我记忆犹新的是，万科1988年进行了股份制改造，我和管理层讨论制订股份制公司运作章程的目的，是为了做给别人看，还是做出来就要执行。如果仅仅是要从刚刚起步的股市筹钱，表面上可以写得冠冕堂皇，但背地里的做法可能是另外一套。最后管理层达成了一致看法，坚持要把万科改造为一家符合现代企业制度规范的股份公司，不但这么说，而且要踏踏实实这么做。当时有个担忧，在很不规范的市场里面，我们先规范了，会失去很多机会，结果可能被淘汰掉。但我坚持一点，宁可被淘汰掉，也要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规范走下去。很高兴，万科与当时的风气保持了距离，而且我们还活得越来越好。
作企业要有尊严，这完全是受中国商业传统的启发，和西方商业伦理并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是我作为一个有着深刻民族烙印的中国人所把握的底线。但令人惊讶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市场的成熟，本来是我们必须遵守的那些东西却成为了稀缺资源，到了今天才发现企业的发展出现了各种危机，这个局面可能是当初和我同期的企业家都不大可能料到的。为什么万科能走到今天，而且越做越顺利，越做社会资源越多，我想更多地是因为我们的规范、守法，恪守企业的道德底线，恰恰符合了市场经济的契约精神。
很多人问我这样做在当时是不是很难？应该说不难，但是有困惑。
为什么不难？因为万科很清楚自己的选择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在走过很多探索之路甚至是弯路后，社会会回到正常的发展轨道。1999年深圳一位主管城建的副市长出了问题，在工作中有权钱交易的行为。他一出事，深圳的不少房地产企业鸡飞狗跳，老总双规的被双规，住院的住院，出国的出国，失踪的失踪，一下子深圳市场静了下来。有一次我在酒店吃饭，有一个朋友就走了过来，很惊讶为什么我还在公开场合露面，其他公司都有问题了，你的万科这么大，就没有问题？我一下子就反映过来了，当时我真的很自豪。虽然做规范化，起步非常艰苦，但心态非常平衡，晚上睡觉踏实。正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市场也给予了万科公平的回报。
去年以来，我到北大、清华的商学院，以及长江商学院、中欧商学院交流，感到了一些困惑。当我谈到万科坚持的底线、王石从不行贿的时候，让MBA们举手表决，有一半以上的学生是不相信的，说这怎么可能。我觉得这恰恰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就社会共识来讲，大家都觉得做商业，行贿是正常的，虽然公开的道德都不允许，但私底下这成了大家都默许的规则。去年中国企业家论坛年会在云南召开，我和其他四位嘉宾交流了企业的商业伦理问题，讲了底线的问题，下面很多人不以为然。有位嘉宾很坦然地讲我行贿，下面的掌声很热烈。我想给他鼓掌的两个原因，一是引起了共鸣，二是欣赏他的勇气，因为谁都不敢公开说自己行贿，但他敢。旁边一位外企的首席代表，问我行不行贿？我很淡定地回答他：当然不。经营万科20年，我最深的感触就是保持企业的尊严，如果这一点丧失了，企业哪怕做得再大，赚钱再多，对整个社会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第二点体会是现代企业制度在西方发展的历史很久，很多成型的东西是拿来就可以用的。为什么王石好像总是不务正业，今天登山，明天飞伞，后天航海，其实我想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不要看我在干嘛，而是看万科这几年发展得怎样。她的势头越来越好，管理越来越顺利，就是因为万科选对了一个行业，树立了一个品牌，建立了一套制度，培养了一个团队。公司做得越好，王石越能放手，越说明万科正严格依靠现代企业制度来走。
去年我刚从珠峰下来时，有媒体问我是不是强人？我说你看我不像强人吗，不强的话怎么上珠峰。我的个性当然很强，我对企业也可以采取强人的管理方式，但很显然，这与现代企业制度相违背。现代企业更需要的是团队，是组合，你个人能力再强，也强不过团队。大师一人包打天下的时代早就过去了，我们需要汲取的是西方现代企业制度的精髓：分工、团队合作，以及人性化管理。所幸的是，万科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脱离了中国“人治”的怪圈，保持了未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刚才项兵院长讲人才组合一定要实现世界性资源的组合，特别以欧盟为例。从中国来看，我们何尝不是一个联盟体呢？中华民族是一个统一体，但由于地域的不同，差异性非常大，这个也给企业选择人才非常大的空间。我们是否考虑一下各种人才资源的优化组合呢？万科早期业务多元化，也因此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当时我们是不拘一格降人才，但也强调举贤一定要避亲。在万科的同事中，没有我以前的战友、亲人和同学。这也是促成万科透明度很高的原因。
但我要告诉今天在座的各位，万科现在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万科管理层来自江浙的多了起来。这是不是意味着搞市场经济、做现代企业、培养职业经理阶层，在中国目前各地的文化背景下，江苏人、浙江人比较适合？值得研究。不管怎样，最重要的是，这是市场自然选择的结果。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我觉得企业的竞争最终是文化融合度的竞争。
万科发展到今天，特别幸运，选对了行业，为什么？按照美国和日本的历史经验，前五位的地产商占市场份额的总和应该是16－20％。也就是说，算术平均下来每家企业至少有3％。万科2003年市场占有率是0.99％，假定按目前的发展速度，10年后万科达到3％的话，营业额至少是1000亿人民币左右。换言之，地产行业的前景非常好。但即便如此，也不能断言说联想、海尔的今天就是万科的明天。有些问题是有解的，但有些问题按照现有的思维方式是无解的。我觉得多元化与专业化之争是有解的。1998年《北京青年报》做了一个报道：《海尔的加法，万科的减法》，当时东方集团也参与了讨论，说海尔是加法、万科是减法，我们是乘法。6年过去了，这些观点得到了检验，比如徳隆的倒下，说明做乘法的难度是很大的。
中国企业家都很热衷于谈论韦尔奇的GE，无非两点，一是GE多元化的成功，大家都有把企业做大、建立企业帝国的梦想；另外就是GE的运营战略和管理水平。多元化与专业化之争还在继续，在过去的十年中，万科的专业化还是比较有说服力的。在下一个十年，万科专业化的具体内涵就是精细化，这是非常明确的目标。现在无论是产品、市场还是管理水平，都处于粗放的状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批创业者大多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所以我觉得补上专业训练这一课，比如说MBA教育，是非常必要的。当然，不能指望一批MBA能在短期给企业带来多大的冲击，但我相信这是衡量企业能否走到下一个10年、20年的硬指标。
我非常同意魏新教授关于核心竞争力的看法。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容量很大，前景很好，但这不是核心，核心竞争力就是企业如何掌握自主的知识产权。万科恰好处于高速增长期，一定要投入相当的物力、财力、人力构筑基于未来10年甚至20年的核心竞争力。不然我们很难实现20亿、30亿甚至更多的利润增长，很快就会遇到极限，就像联想、海尔今天的困境一样。
在企业发展上，我们奉行西方的模式，实行拿来主义，但我们体内是传统文化的基因，这样的企业能做多久，包括我在内，没人知道。亚洲四小龙腾飞的时候，曾经把经济上的奇迹与儒家文化联系起来，但企业模式上又说是来源于西方的思想，这是不可能的。
我相信在座的多数都出过国，请问你们在国外能不能连续3天不吃中国菜？我相信一定不多，我可以连续两个月不吃，因为要学西方，就得彻底适应，包括他们的生活方式。对中国企业的下一步，我们要考虑文化的适应性问题。韩国三星、日本SONY都是优秀的世界级企业，而这两个国家以前都属于儒家文化圈的范畴。中国能否在传统文化的土壤上创造性地诞生一批优秀的企业，是我们这代人将要遇到的最大挑战。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56节 中国企业能否主导产业链
《万科》周刊
魏新
很高兴能够和大家一起共同探讨中国企业的发展之路。大家都知道中国企业伴随着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也推动着中国社会、文明的进步，这么20年来，中国的国民经济保持了9%以上的增长，这样一个速度在世界发展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中国如何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成为今天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的议题。当前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令世界惊讶，一个最明显的感觉就是我们到国外去，感觉中国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已经不一样了。中国企业在过去20多年的发展当中，逐步由配角走到了主角的位置上来，逐步在国际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但是中国企业也遇到了一些发展瓶颈。
未来的中国企业还会不会是本土经济的主角？很多人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为什么中国企业不会成为主角？但是这个问题应该引起我们高度重视，我们真的不一定是主角，比如像拉美国家，现在的经济主角已经不是本土企业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中国会不会也出现拉美国家已经发生过的产业转型的危机？使中国企业沦为本土经济的配角，或者像拉美国家一样出现一种衰退期，这些问题是现在中国企业面临的。
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探讨，谈一谈中国企业在今后的发展中能不能主导中国的产业链。
第一个问题，中国企业的困境。现在有一种现象，就是“中国制造”。大家都知道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造就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规模的制造基地和生产企业，经济学界有一个提法叫中国制造基地，加入WTO之后叫“世界制造中心向中国转移”，中国会成为世界制造的基地。这个现象我们该怎么看？
应该说，这类企业直接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给中国带来的好处大概有几点：中国的GDP有了飞速的增长，在每个地区有这样一个企业，会对当地的经济增长带来明显的影响，增加收入，增加税收，解决了就业问题，还把国外制造产业的先进管理经验带到中国来了。问题是，这种制造行业的转移，包括西方的一些大型企业——比如在苏州的工业园区，大概世界500强的前几位都在那里，这种制造中心的转移实际上是资源的重新配置，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是资本追逐物美价廉的过程。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这些资源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了拉美国家，现在又从拉美国家转移到了中国，无非是看中中国的物美价廉。到目前为止，中国人看到的都是它给中国带来的好处。
第二个问题，中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当然早期是这样，大概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在美国看到的所谓的“MadeinChina”，意味着是质量很差的电子产品。现在不一样，中国制造的产品，其质量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产品质量不相上下，我们的电子商品一点也不差。问题在于这样的产品是我们制造的，但是上游的核心技术不是在我们手中。在专业的领域，我们的大多数企业都是处于产业链中的下游，企业自身成长的条件很脆弱。
中国制造的产品大多处于低端产业，这对于中国企业是非常不利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小罗伯特·卢卡斯——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在1998年写道：关于暴利的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很可能会把一个国家的产业锁定在低端产业的格局中，每个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不能得到持续的增长，因此，这个国家摆脱贫困的机会非常地渺茫。
实际上我们中国的企业基本就是这样，如果他的理论是正确的，中国制造业就要仔细反思——尤其是高科技领域，所谓的高科技产品在1995年的出口首次超过了纺织品和服装，成为第一大类出口产品，但实际并没有达到这个效果。从机电产品贸易模式来看，在机电产品高速增长的2000年，出口加工贸易的占到75.4%，普通贸易只有23%，中国机电产品的出口主要集中在加工家电装备行业上。
实事求是来讲，在我国国内外市场上占优势的企业中，它们的优势主要是提供零部件的生产，无论是技术开发和品牌推广这两个重要的环节，中国企业都属于起步的阶段，在核心技术的开发上更是一片空白。方正激光照排，到现在为止被政府仍然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产业。我们非常清楚，在这个领域我们确实是世界第一，但是非常可惜，我们的领域受整个经济大盘的制约，在许多领域上都没有做到应有的业绩。这是非常遗憾的。
当然，这方面和国家的产业政策有非常重要的关系。仔细研究一下韩国，你就会发现为什么韩国有现代汽车集团、三星电子集团，中国到目前为止没有这样的企业。
第三个问题，中国企业的忧虑。我觉得这不是杞人忧天。比如说，我们该怎么看拉美化现象？我和牛文文谈过这个问题，后来《中国企业家》出了一个专题叫“拉美化之忧”。从表面上看，中国制造处于兴旺发达的时期，但我们还要想到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之后，透过拉美化现象，我们应该更清晰地看到潜在的危机。
上世纪70、80年代，拉美国家的一些政策虽然使经济有了一定增长，但更成为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甚至损害和影响国家的工业化的发展。国际垄断资本控制受资国经济，形成大量的利润转移，如巴西，100%的汽车工业，57%的化学工业，70%的家电业，60%的电力工业，50%以上的银行工业，都被跨国公司分割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在经营的过程中，国际垄断资本逐步把利润吸走；另一方面，它们短期为这个国家带来经济增长，但随着经济的增长，比较优势逐步丧失，就导致这些跨国公司的资本转移，往哪走？往中国走。
20世纪70年代为什么不选中国而选拉美呢？因为资本输入的很重要的条件，就是社会、政治、经济环境要非常地安定。他为什么不到非洲呢？因为非洲这个社会不安定，在打仗。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环境非常好，所以国际资本到中国来，这就导致了拉美国家经济急剧衰退——而我们也应该对中国的前途表示忧虑。
第四个问题，从目前中国制造的产品来看，以服装、机电产品为主，前者是劳动密集型的，后者也集中在加工环节。在出口导向的外资企业中，在中国的跨国公司大部分集中在“跨国公司的供货商”的角色，恰恰说明了中国是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球生产基地。这一点我们是没什么值得骄傲的，这种低水平、无技术或者是低技术的生产，能否让中国成为未来经济的主导？肯定是不行的。
如果20年之后，非洲国家不打仗了，转向发展经济，他们的劳动力就比我们便宜得多了。到时候产业全会往非洲转移，中国的经济就会变成和拉美国家一样的下场。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呢？主要是因为没有核心技术，这是中国企业倍感痛苦的一件事儿。中国的诸多产品，像空调、电视机、PC机、VCD、DVD、手机、汽车等等，从发展历程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中国企业通过产品制造得到发展的同时，也为国外的核心技术和零部件提供商提供了产品。韩国的汽车厂商，资产都是自己的，品牌是自己的，而中国的路上跑的都是外国品牌的车，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第五个问题，政府扶持本国产业的必要性。专利的获得手段有两种：自己研发；通过资本获得。以往中国拿市场换技术的做法是失败的。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要反省一下过去的产业融资，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我们把市场拱手让给了外国的公司，我们换回技术了么？初衷很好，实际上却没有。
为了本国产业的长期发展，关键时刻的国家扶持是必要的，如韩国的三星、现代的发展就是这样。因为天然的限制，韩国没有多大的市场，因此它发展的思路是拿资本换市场。在韩国总统府周围有18个机构，从朴正基时代开始，政府对韩国的企业进行了大量的支持，才会有了韩国的发展，才会有现在的一批企业脱颖而出——现在三星已经可以和国际上最好的企业叫板。
韩国三星的CDMA手机是怎么来的？买断的，国家支持，企业出钱买断的。韩国的汽车是怎么来的？也是买断的。韩国打造汽车市场的时候，拿到了核心技术，拿到了产权，很多韩国人才就从美国回来工作了。而中国汽车产业中最重要的部件都是进口的，这种简单制造、缺乏自主开发、缺乏核心技术的制造业，恰恰会阻碍中国经济长期的增长。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呼吁政府扶持中国企业，一是通过政策扶持，一是通过资本扶持，我觉得这两方面是政府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
我讲了这么些看似悲观的问题，是不是意味着中国企业就没有雄心了呢？我觉得中国企业是有雄心的。
第一，“世界制造中心”的中国不会重蹈拉美国家的覆辙。从世界制造业的发展历史上看，伴随着物资文明结构的发展，从欧美转到南美，从南美转到中国，下次不知道是往哪儿转移——也许是非洲。一旦工厂转移走了，我们没有专利，没有技术，我们的经济就完了。为什么把生产资料转移到拉美、中国，对欧美的经济没有影响？因为他们控制了技术。大家去美国看看很奇怪，就是写字楼，没有别的，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都转移了。
拉美的经济衰败，使中国已经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并加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开发与利用，我们只有掌握产业发展中的核心技术，才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居于主导地位，才能控制产业链的分工和分配的整个环节，才能有更大的自主权来决定淘汰时间表。我讲一句不客气的话，联想和方正都是做计算机的企业，严格讲更新换代的产品，我们是控制不了的。像英特尔、微软，什么时候它们的新产品出来，我们才能开始做新的PC。中国现在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都是靠垄断资源实现的，比如中国的银行、石油和电力。如果中国有像SONY、IBM这样的企业，像摩托罗拉、三星这样的企业，中国经济就真的有希望了。
第二，以方正集团为例，我们始终坚持走自主创新技术的道路。技术永远是第一位的。我们是怎么发展的？我们有自己的硕士点、博士点、国家重点实验室。为什么会在这些方面花这么大的力气？是因为方正知道拥有核心技术的好处，比如王选老师开发的激光照排技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方正的发展。王选老师也因此得到国家的最高科学技术奖，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到目前为止，中国只有5个人得到这样的奖。
方正集团是一个拥有自主研发实力和核心技术的企业：方正阿帕比数字版权保护系统去年底获得了国家信息产业部“重大技术发明奖”；方正被认为是2003年度最具竞争力的中国软件企业。我们在国外有80多家厂商作为代理商，大鼻子开始代理我们的产品了。
第三，我想谈一下中国企业的发展机遇。很多人讲，中国不行了，很麻烦，在很多领域里跨国公司比我们走得早，比我们领先。我的观点是：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一些非常成熟的领域，我们可能没有机会，不承认这个现实不行；但当某种技术更新换代的时候，中国企业是有机会拥有自主的核心技术的。
当某种材料发展变化，当某种系统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比如从移动通信进入无线接入的时代，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不大明白其中的技术，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机会。无线接入有非常大的市场，而此时我们和外国人站的是同一起跑线，这就是机遇。专注于这样的机遇，我们就有可能可以建立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
第四，发挥自己的优势，选择若干关键的技术进行突破。中国政府应当支持中国企业形成自主的核心技术竞争力，进而建立以中国企业为主导的产业链。中国能否开辟21世纪的新航线，并且一飞冲天，关键就要看中国企业在未来20年的发展。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57节 拈花微笑，问生说死(1)
《万科》周刊
——冯仑谈企业
朱雪芬 韦业宁
冯仑是一个平和的人，长谈有智者的光辉，大笑有仁者的魅力。他像哲学家一样思考，像师者一样表达，举重若轻，娓娓道来，闻之受益。在万科20周年庆典“中国企业20年论坛”的间歇中，我们抓住“冯老师”，又开了一堂课。
做大容易，做好太难。
台湾早年有8000多家房地产公司，活下来大都是“大而乱”和“精而专”的，“中而乱”的死了很多。放到我们大陆来看，国电、中石化、中粮、中油、红塔还有一些金融机构、电信公司现在都来做房地产，这属于“大而乱”，但它们死不了，房地产只是它们总资产的一小部分。在台湾，国泰、统一这样的大企业都做房地产，但房地产占总资产比例不大，有时候只是作为一种理财工具出现。比如国泰保险，它有很多金融产品，资金非常充裕，所以需要发展不动产作为一种理财工具。
“精而专”的，像万科、万通、SOHO中国就是这种类型，我们只做房地产，市场细分化，产品专业化。在台湾和海外市场，有专门做老年公寓，甚至有专门做女性公寓、同性恋公寓的，其细分乃至于此。
中国现在三万多家房地产公司，能活下来的基本就是这两类。
“中而乱”的公司就很难活，通过资本运作膨胀之后，开始谋求多元化、世界500强云云。利用现在的金融工具，要把一个企业做大并不很难，一些企业把杠杆做得很大，先在股市上把股票炒高，然后控制金融机构，拿钱出来继续做高股票，再抵押拿钱，拿地，然后高估地价再抵押套钱……几个杠杆的作用之下，企业很快就大了。这种膨胀过程需要很多前提，银根状况、市场气氛、投资气氛、社会制度等等，所有前提都是很脆弱的，一旦其中一个前提出问题，企业就会跨掉。比如股票价格掉下来，银行追要钱，资产缩水，公司就崩盘。现在一些上市公司，房地产市场热了就做房地产，网络热了就做网络，这样“中而乱”的，很难存活。所以我说，“做大容易，做好太难，”像《心太软》唱的，“不是你的就不要勉强。”
羊群与织物
房地产公司的运作模式主要取决于三个维度，第一是土地制度、空间布局；第二是财务体系、金融模式；第三是价值体系、管理文化。
香港的经济是一种城邦经济，一个城市就是一个经济体，没有农村。城邦经济的土地空间绝对有限，经济和一个城市的发展绑在一起。中国大陆和美国是大陆经济，有城市，也有广大的土地，城市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差距不小，地价差距也很大。纽约曼哈顿和美国中部的地价相差10倍甚至20倍，香港中环和新界的地价差距就没那么大。
土地经济形态的差别造成土地价值和企业行为不同。我们以前老是拿香港说事儿，这与我们的实际情况差别是非常大的。在香港、台湾、新加坡这样的城邦经济体里，土地就是绝对财富，土地价值被夸大到迷信的程度。但是在美国，没有几家公司是靠土地制胜的，它们还要靠很多别的因素。香港上市公司是按净资产估值，美国公司的估值方式就不是这样。
美国企业发展的历史比香港长，有200年，香港有商埠至今只有100多年。香港的企业形态和金融环境跟美国很不同，主要是贸易、简单加工业，基本没有高科技公司和大型跨国公司。美国的产业结构是一个完整的形态，制造业、金融服务、跨国公司……这种形态它的金融服务业发展有很大关系。100多年以来，针对房地产的金融也由简单的开发贷款发展到现在的大量直接融资、不动产金融，等等。针对每一个价值链的环节，都有不同的财务安排和金融服务，从而刺激房地产高度专业化和市场细分。
香港的产业是纵向价值链安排：买地、加工、卖房，然后是后期服务。而美国是横着安排，或者只制作其中一段，做地就做地，做房子就做房子，搞出租就搞出租，高度专业化，每家公司只做一个环节来追求增值。香港的房地产公司大量依赖银行的钱和资本市场，采用预售的方式，跟欧美的情况差别很大。金融体系不同，商业模式也就随之不同。
从文化和价值观来看，亚洲企业本来都是产权模糊、家族化、职业经理人市场不发达、财务不透明、关联交易多、多元化——欧美的企业文化首先就是要清除这些东西，要求人我界限清楚、专业化、细分、财务透明。这种差异在国内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间也存在：上海人负面评价一个人，常说他“搞七廿三”，“捣浆糊”，“拎不清”——上海人比较西化，推崇的标准是“清楚”。到了东北，八竿子打不着的人，也会动不动“咱家的菜真好吃”，喜欢把人和人的关系拉近。在西安，很多事情都更糊涂，人和人的界限不清楚，搅和在一起。这种文化和价值观下的企业不容易长大，类似于羊群的组织，有一个头羊，头羊可能跑得快，但它能管的边界十分有限。更低级的形态是类似一棵树的组织，树冠的边界更为有限。西方的企业组织像织物，经纬是标准的，花色程序是固定的，延伸出去几百丈，花色还是如一。组织形态的标准化十分重要。
这三种因素，导致大陆房地产公司基本上都是香港模式，卖期房，夸大土地的价值，依赖银行，项目赌博，公司治理倾向家族化，不透明。现在我们注意到大陆和香港的不同，开始研究欧美的模式，这就是一个进步。万科研究美国的PULTe HOMES公司，是非常明智的。万通在国内主要学习万科，对外，我们也瞄准了美国若干公司，例如美国的TOLLBROTHERS、森林城公司等，借助这些目标来设计我们的战略。
在手机上定房子
万通去年发布的新战略，通俗地说，就是从香港模式转向美国模式。具体地从客户定位上来说，万通将聚焦于高端客户，为他们提供所有物业服务。从公寓到写字楼到定制化服务、个性化要求，从办公、居住到度假产品，围绕发掘高端客户身上的价值。我们为他们提供公寓，定制厂房，提供写字楼，提供度假产品，甚至把他们的老房子拆了重新建新房子……
按这个模式，万通的业务分成四部分：住宅、土地、商用物业和定制化服务。四年前网络经济高速发展时，万通开始尝试和研究房地产定制化服务，按客户的要求来定做他们需要的物业，去年以来这项业务突飞猛进，以每年增长100%以上的速度成长，以至现在不得不拒绝一些订单。如今定制化服务的团队有三十多人，比开发的人都多。
定制化服务是以标准的流程来处理非标准业务，客户的需求是各种各样、非标准的，而我们的服务后台是标准的，类似DELL的模式。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我们已经实现和即将实现客户对自己物业的网络管理和手机管理，目前正在跟PC和平机公司共同开发软件，放在手机里，使客户在全世界游走都可以随时修改自己房子。
客户定制化服务扩张很快的一个原因是政府最近推出的“代建制”，政府的公共建筑不再通过成立“基建办”来进行，而是借助于专业公司，由政府控制预算——这释放出大量的需求。我们已经开始给一些重要机构做代建，政府方面在找专业公司合作的时候，由于万通的相关业务已经开展了四年，所以非常有竞争性，很容易在竞标中胜出。最近大家感觉万通在媒体上露面的项目少了，主要是定制化业务发展很快，已经扩张到青岛、海南、上海、南昌、昆明等地区——它跟卖楼盘不一样，它不需要大做广告，做活动。
定制化服务是目前万通增长最快的业务，到明年工程量会超过100万平米。美国的TOLLBROTHERS公司和PULTEHOMES公司也有定制服务，它会是未来很重要发展方向。
不希望传奇，但希望持久
万通的发展方向有三个，首先，成为盈利能力最强的房地产公司。做公司就要给股东带来回报，才能对股东、客户、员工和社会有交代。不管大小，主要是看盈利能力，排名第几不是我的目标，万通的目标是成为盈利能力最强的公司之一。
其次，成为高端市场的领导者。万通不是要像万科那样成为全行业的领导者，但我们要成为高端市场的领导者。
第三，成为最理性、最有前瞻力、最持久的公司。万通最大的优点是长期思考，研究问题，在重要的关键问题上，我们总比别人觉醒得更早，比如，万通比别的公司早一年离开海南，万通是北京第一家房地产股份公司，万通第一个开发新世界广场这种市场化的写字楼产品，最早大规模转向住宅市场，最早提出商业模式变革，最早在民营公司股东中引入国企。这一系列的最早，实际上都是万通活下来的根本。
目前万通还在研究经济周期和商业模式的咬合，我跟万科的王石、郁亮也交流过这方面的看法。比如万科在天津的一个项目，5000亩，20年才能开发完，这20年里要经历四个经济周期，赚来的钱可能就被经济周期吃掉了，怎么解决？我们提出每一项开发都要在四年完成，把财务周期和工程周期分开，万通在这方面的研究花了很大力量。
很多公司还是只知道拿地，拿地，我们研究的是土地怎么由存货式储备变成经营式储备，现在土地是一年存货，二年预售，三年收入，四年利润，快一点的也要三年才变利润，所以土地储备多，存货就大，负债就高。包括很多好的上市公司目前净现金流都是负的，这就是隐忧。
万通要盯着好的公司进行研究，我们最近进行一项研究，把全世界最大的十家地产公司和中国最好的十家地产公司的年报进行综合比较，研究差异，从而找到我们改进的方向。万通不能做一个忽起忽落，昙花一现的公司，而要成为最理性、最有前瞻力、最持久的公司。不希望传奇，但希望持久。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58节 拈花微笑，问生说死(2)
《万科》周刊
赵四与小凤仙
14年前，海南有18000多家房地产公司，万通是倒数十名之列。今天，那些房地产公司都倒下了，但这跟万通与他们的竞争没关系，不是万通弄倒他们的，我们并没有碰他们一根指头，抢他们饭碗。他们倒下是因为自己犯了错误，是自己倒的。所以我说，不要关心别的公司多大，发展多快，把自己搞好就是了。“剩者为王”，保证自己不犯错误，18000多家公司倒下一半，万通就是前9000名，它们都倒了，万通就是第一。我常常说，时间决定一件事情的性质。比如我们在此谈一个小时，这叫采访；谈五个小时，这叫聊天；谈五十个小时，事情发生本质变化，我们该成一家人了；谈五万个小时，我们就成文物，拉根绳子卖票让别人来看就可以挣钱了。又比如最近电视上放的《大帅府》，赵四小姐16岁去大帅府跟张学良，她去一年，是作风问题；去三年，是瞎搅和；一去三十年，那就是爱情。她去了38年，把事情办成了。企业也是如此，全世界公司平均寿命7年，中国公司平均2年，今天的万通是14年。万科是20年，它是行业第一——但在10周年的时候不敢说，15周年的时候也不敢说。
其次，跟谁一起做事决定了事情的性质。比如民初名妓小凤仙，她要是找一个民工，扫黄就扫走了；她找蔡锷，就流芳千古；她要是跟华盛顿，那就是国母。所以，不在于你接客不接客，不在于你干什么，关键在于跟谁做。
所以万通咬住万科不放，学习万科好榜样，选择跟万科在一起，至少“扫黄”不会扫到我家来。当不了小凤仙，还可以当小凤仙的丫鬟。小凤仙用的丫鬟也应该是好丫鬟，厨师也是好厨师。选择和那些垮掉的公司一路，一旦出了事情，倾巢之下无完卵，扫黄一抓走，万通也就没了。
总结起来就是：持久性，不做错事，找个好伙伴，找各种各样的优秀伙伴，包括供应商、中介。企业的死亡训练
什么人最有平常心、前瞻性？神，他们说道理说得透，因为他不介入烂事儿。另外，他们总是从事物的终点看问题，才会有平常心。一般人看事情，最多不过看见，看清楚，看明白，看到，事情的后边是什么就不知道，所谓一叶障目。神和伟大的人从事情的后面看起，看透，看穿，看破，看烂。神从终点研究问题，你去问生，他从死说起；而普通人求生，还交钱磕头。普通人希望好，伟大的人从坏开始研究，所以他们有心理准备，就不会慌张。神从不慌张，饱经世故的人不慌张，大人不慌张，男人不慌张；什么人容易慌张？小孩、女人、涉世不深的人、普通人。为什么？因为他们对未来没有把握，对未来没有预期就会慌张。
我谈企业不谈什么百年老店，想做伟大的企业就得研究企业怎么死，得把企业的死法研究透了，回头过来讲“剩”的。什么“努力做管理，增强核心竞争力”，这就是普通人求签拜佛。在伊拉克人处决人质的时候，美国的一个特种兵最冷静，保持坦然自若，因为死亡训练是特种兵的最后一项训练，死亡是他们的最后一件工作，要把这个工作做好，专业的做法就是不慌张。
死都研究完了，对未来的预期清楚了，当然就淡泊了。庄子的老婆死了，他还鼓盆而击之，为什么？人总是要死的，死之后才能进入自然，变成泥土尘埃，最终又回到世上——他觉得这是正常的过程。
一个企业要不死，也要从死开始训练。企业的死因一般有四：其一，社会革命，萨达姆时代牛气的企业，美国人来之后就死了。其二，自然灾害，来一场地震，企业破产了。其三，技术进步淘汰企业，在手机时代，BB机公司垮了。其四，商业周期波动。这四种因素中，社会变革是企业管不了的；保险公司替一般企业管第二个；第三个，技术进步目前对房地产行业影响不大，把房子造到天上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商业周期而死，这种死法是人力可以解决的，所以房地产公司要做的，就是替物业买好保险，然后研究商业周期。所以万通前几年就提出了“反周期”的研究。
中国的企业老板多数不愿意从终点看事情，而万通就是要站在未来研究今天，站在未来安排今天，不可能成为神，就尽量成为神的邻居。万科20周年，比万通年长6年，万通研究万科，就是站在未来6年看今天。万通研究美国有50年历史的房地产企业，等于站在未来40年看今天。
中国的企业家中，段永平、李东生都是很有平常心、前瞻性的，做事情非常平和，研究问题非常谨慎。当然还有万科的王石，万科并没因为自己第一就自得自满，花了很多钱研究未来，研究战略。
多数公司还研究这个项目那个项目，一些公司已经在研究全世界地产公司的发展；多数人看到繁荣的时候，一些人已经看见萧条，所以万通提出“反周期”。因此最近的“8·31”没有给万通带来什么麻烦，我们早就看到了这些，企业变成了大人，学会了控制弹性和节奏。
希望万通未来能做到这三句话。如果做到了，也就成为盈利能力最强，最受同行尊敬，股东最满意的公司，这个境界应该说是一辈子的追求，未必是我能做到的。
五岁娶媳妇
大部分房地产公司的领导都会做项目，但不会做公司，做项目和做公司是两套功夫，就好比会打铁和会经营钢铁公司是两回事。我说过，五岁娶媳妇不是机遇，因为还没有能力，能力跟机会要匹配才能成事。美女从窗前过都瞎激动，但带回家去没法使。15岁生孩子不一定会当爹，生孩子只需要一分钟的冲动，组织家庭，承担责任却需要更多能力。25岁会当爹不一定能作教育家，当爹只教育一个孩子，能教育好所有孩子，还能办学的才是教育家。
企业家应该是这样的教育家，只要是房地产公司都能搞好才是企业家。王石管理的公司没有不赚钱的，这就是企业家。一般公司做三个项目，老板就没法睡觉了。万科这个公司已经发展成织物的形式，可以不断复制，万科做40多个项目，王石还能满世界“玩”——其实我不同意媒体说这是“玩”。王总和我在外面的时候，讨论的都是很宏观的问题。管理40多个项目的董事长，就应该关心全球的问题。如果他光知道门窗怎么钉，这个公司就死定了，和5岁娶媳妇一样，全乱了。一个董事长管理的资产规模越大，视野就应该越大。我和王石一起去过很多地方，讨论人类历史、企业历史、社会变迁，大的判断都是站在终点来看企业。董事长理性的原则是要成为一个教育家，建立制度——这是董事长最重要的产品，建立持续盈利的公司这样一个机器，而这样一个机器是通过一整套制度来建立的。
华盛顿创造了美国制度，200年来，美国的财富积累成为世界第一，GDP占全球将三分之一。中国200年前的GDP比美国高，那以后出了很多领袖，他们创造了很多伟大的传奇但没有创造财富，如今中国的GDP不到全球4%。我们的传奇比美国多，美国总统一届4年，还来不及传奇就下去了。而中国尝试一个主张，用了70年，社会成本巨大。
公司也一样，不能让大家为一个人的决策陪葬，公司应该少出领袖。创业者建立起持续创造财富的制度，然后应该淡化自己，用好的机制选拔人，用业绩淘汰人，这个公司就能进步——哪怕关于房地产的事儿一点都不懂，懂这两句话，就能行。
大和尚
小和尚怎么才能成为大和尚？要勤奋地念经，从一部经念到五部经，从门前扫地念到后堂，由看得见念到看不见，然后开始云游四方。云游的都是大和尚，小和尚就是打扫卫生。万科的董事长就是大和尚，云游、修庙——这不是“玩”，是研修，实地读书。
比如这次我们到北朝鲜，就能看到制度和财富创造的关系，我们还讨论到个人权力一定要受规则的制约。王石说到万科内部建立反对机制，万通也要有合理的反对机制。虽然我自己还是大股东代表，但正因如此，没有制约机制潜在的危险更大。在制约机制下，我提出任何建议都要先经过反对机制过一遍，然后再正常决策。
另外，还要把决策的责任放在天大的位置。不管企业多大多安稳，一项决策可能的破坏力都是巨大的。比如我们现在选择美国模式，必然使万通的财务弹性大，而土地储备少，在未来几年，决策带来的差距就会显现。但我们的选择是支付足够多的决策成本，以减少未来的执行成本和纠错成本。
中国人从来都是吝啬决策成本，而愿意支付大量的纠错成本，拨乱反正、治理整顿、调整……决策不花成本，都是一个领导者一个主意，没有制度制约，永远都是决策偏离轨道，总要解决遗留问题。我们200年来的制度选择太多样了，而西方在500年前选择过一次之后就没再选择，只一套，500年不变。所以500年前荷兰、西班牙牛气，400年前葡萄牙牛气，300年前是英国，200年前美国开始牛气，100年前日本兴起，50年前四小龙兴起，我们这20年来才开始牛气。从清末开始，我们试错了70年，才能得出一个结论，得出这个结论的原因是孙中山夭亡了，蒋介石跑了，毛主席去世了——都是自然规律，竟不能用和平的办法讨论清楚一个好办法，然后定下来不变。
我希望万通的未来也不要因为我死了才发生变化，应该在我活着的时候就有一个好的机制。还要实行任期制，该退就要退。后人说秦朝，其兴也忽，其亡也忽，快起快落，就是因为创始人能干，“咵”地起来，“咵”地弄死。德隆是一个例子，如果在它起来之后，迅速建立一个制度，有人能制止创始人的膨胀，可能就会好。
在公司里，我不追求绝对权力，希望在我能做事的时间里，把制度做好，把持续创造财富的机器做好。门窗是经理的事情，公司开发的项目门窗不好，这跟我没有直接关系，只有间接关系，因为我建立的制度没有能把门窗做好。我只调整制度，不调整门窗，我创造优秀的制度，选出优秀的经理，让公司的经理们发自内心地把门窗搞好。
万科能迅速成长到今天，很大一个原因是上市以后迅速建立了一套制度，现在的万科是公司推动项目，而不是老板推动项目。国内很多房地产老板不想办公司，只想做项目，公司成为老板的附属，外人看不见公司，只看见老板。
由“平常心、前瞻性”引出来很多思考，最后还是归结到这六个字上面。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59节 象征大于一切
《万科》周刊
吴晓波
2003年度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最大的特点是：他们中一半以上与本年度中国财经世界发生的重大事件无关。“偶然性”和“象征性”成为了人物入选的最重要的标杆。
【丁磊】
一年前，如果有人对网易的丁磊说，他将成为中国首富，这位1971年出生的宁波青年一定不会相信，可是，在胡润的2003年中国百富榜上，他攀上了这座巅峰。在纳斯达克泡沫破灭之际，丁磊因为迟疑不决而使得手中的网易股票数度出手未果，谁知道，正是这一大把在三四年前几乎变成垃圾的股票让丁磊因祸得福，2003年6月以来，在“中国概念”的刺激下网易股价一路上扬，最高达70美元，这正应了洛克菲勒的那句话：发财真是要一点运气的。在成为首富后，丁磊的清醒和低调让人印象深刻，在这一点上，他与那些张扬的前辈们似乎代沟分明。
【张庆伟】
肯定有很多人不知道张庆伟是谁，但他成为“年度大奖”的获得者却似乎是众望所归。在某种意义上，这位42岁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总经理，是代表一个久被淡忘的光荣群体而走上领奖台的。在2003年度，“神州五号”载人飞行无疑是共和国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张庆伟说，“航天这个行业有一个突出的特点，要么成功，要么就是失败。”这是人们在整个充满了表演、矫情和不知所措的颁奖晚会上听到的最血性、最有男人味的对话。
【温铁军】
吴敬链先生对中央电视台记者说，“温铁军是中国农民的代言人”。这虽然是一句过誉之词，却有着一份由衷的肯定。温铁军的入选纯粹是一个象征。“中国发展的首要问题始终是农民问题”，胡鞍钢的这一观点如今得到了众多经济学家们的广泛呼应，可是，它要真正成为国策制订的第一要义却还有待时日。以研究“三农问题”出名的温铁军此次站到聚光灯下，应是这一呼声的最直接的体现。温铁军还跟茅于轼先生一样，亲自弯下腰进入乡村从事实际的教育工作——在2003年，他建造了中国第一个免费培养农民的“晏阳乡村建设学院”。在温铁军的身旁，我们看到另一些同时代人的身影：茅于轼、曹锦清、秦晖，而在他的前面，我们依稀看得到另一些已经遥远的身影：费孝通、梁漱溟、马若孟（美）……
【吴鹰】
在国有资本充分垄断的移动运营领域，居然能冲杀出“中国第七富豪”（胡润百富榜），吴鹰是一个十分耐人寻味的异数，也因此，他一直行进在怀疑的眼光中。1997年当“小灵通”在浙江余杭开通第一个系统的时候，几乎所有电信行业中的专家都认为它是一个短命的过渡性产品，直到今天，是否应该限制小灵通的发展仍然是一个莫衷一是的话题。然而，小灵通最终成为中国电信在移动通信领域对抗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惟一王牌，在过去的几年里，尽管有关监管部门屡次下达禁止令，尽管小灵通在北京、上海、重庆等大城市多次遭遇政策狙击，可是，吴鹰似乎总能在最后时刻化险为夷。2003年6月，他创办的UT斯达康公司被《商业2.0》评为全球高速成长企业的第一位。
【顾雏军】
每一年的中国财经圈都会惊爆出一些溅起满天风雨的争议人物，在2003年，便有杨斌、周正毅、艾克拉马、陈凯等等，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却不可能入围年度人物。关于顾雏军，在很多人看来，他当选经济人物应该是在去年，当时他以超低的价格收购科龙引发一场新闻大战。
43岁的顾雏军需要证明自己的东西很多：他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一个高明的资本猎手吗？他有从事实业的耐心和能力吗？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顾雏军先后将科龙、容声、华宝、康拜恩、美菱等品牌纳入旗下，俨然成为中国家电业继张瑞敏、李东生之后最值得期待的家电大王，他甚至宣称，“我要整合的不仅是冰箱行业，而是整个制冷产业链。”在一次采访中，顾雏军说自己的梦是“成为民企中的第三代企业家领袖”。显然，他的故事还在路上。
【黄发静】
即便是在浙江传媒界，黄发静都几乎没有什么知名度，他的当选在很多人看来都十分的意外。在2003年初爆发的那场温州打火机与欧盟之间的反倾销纠纷中，最活跃的企业家似乎应该是温州烟具行业协会会长、大虎打火机有限公司的周大虎先生。至少在Google里，与周大虎有关的页面数为1140个，而与黄发静有关的则是696个，而且其中一半是报道他入围CCTV年度经济人物的新闻。
【苗圩】
正如战略大师迈克尔·波特所言，“行业决定企业命运”，经济人物的表现往往与一个行业的兴衰密不可分。近年来，汽车行业的迅猛成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象征，在2002年的CCTV年度经济人物评选中，一汽集团公司总经理竺延风入围，而在今年，另一家汽车巨头东风汽车公司的总经理苗圩——这位经常被读错名字的企业家，“圩”常常被读成“yu”，而其实应该读作“wei”——毫无意外地又以行业代表的身份出现在“年度经济人物”名单中。而可以预见的是，在一年之后的下一个年度经济人物名单中，上汽公司的当家人绝对有可能赫然在榜。
【龙永图】
如果龙永图现在还是外经贸部副部长，他肯定不会出现在年度经济人物的候选名单上。与此可以类比的是，在本年度的中国财经世界中，中央银行行长周小川的表现和影响力有目共睹，由中海油转任海南省委副书记、代省长的卫留成（他曾以中海油总裁身份入选2001年度的CCTV年度经济人物）引人瞩目，然而他们却无缘任何评选。在入选的消息公布后，有记者问目前身为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的龙永图先生，他希望颁奖晚会上由谁来为他颁奖时，他脱口而出的名字是：朱镕基。
【牛根生】
牛根生似乎是一个很有新闻细胞的企业家，在2003年，他领导的蒙牛总是跟各种各样的新闻联系在一起：蒙牛累计为非典捐款捐奶1200万元成为国内第一家捐款抗击“非典”的企业；10月，牛根生作为中国第一民营企业家参加泰国的APEC会议；2003年11月，蒙牛借力“神五”发射开拓市场；同月，蒙牛以3.1亿元成为2004年央视标王。
牛根生说，我做实业不作秀。这句话在很多人读来好像有点欲盖弥彰。不过，1999年才创办的蒙牛公司却似乎真的在创造奇迹：仅用四年时间便成为中国乳业领军人物，利乐包纯鲜牛奶销量名列全球第一；冰淇淋销量名列全国第二。
【唐运祥】
说起人保，全中国无人不知，但若说起唐运祥，知者几何？相对于此次评选中其他当选者的知名度而言，唐运祥头顶的“星环”要黯淡得多：如果你在Google中搜索一下他的名字，关于他的记录只比黄发静多一点！
唐能入选，更多代表了大型国企在过去几年改革的阶段成功——正是这位曾经当过县长的人保财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将一家54年历史的特大型国企推向了国际资本市场，使人保成为中国内地金融机构的海外第一股，能做到这点，也实属不易。所以唐更加具有象征意义，就像他自己在颁奖晚会上说的：获奖是我的动力。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60节 德隆困局
《万科》周刊
彭涛
进入4月，一向不平静的中国证券市场再掀惊天波澜。有“天下第一庄”之称的新疆德隆集团旗下的三只股票湘火炬、新疆屯河、合金投资同时上演高台跳水。
2004年4月12日开盘不久，新疆屯河就直奔跌停板而去，全天在此附近徘徊，尾盘收9.87元，跌幅8.27%。湘火炬的走势与新疆屯河如出一辙，尾盘收报9.33元，跌幅达到7.07%。新疆屯河成交334万股，湘火炬成交440万股均创下近期的天量，呈现典型的放量急跌形态。
在此之前的三个多月中，新疆屯河的高点是在14.67元，湘火炬的高点出现在16.18元，新疆屯河的下跌幅度超过35%，湘火炬的下跌幅度超过40%。当天跌幅没有超过7%的合金股份盘中最低跌去5%，尾盘收回略挫1.24%报21.96元，但即便如此，距离去年11月底29.40元的高位也有25%以上的跌幅。
对许多市场观察者来说，这一天的到来并不令人感到意外。事实上，德隆旗下“三驾马车”的股价，自去年底以来即步入缓慢但坚决的跌势，至今年5月初，每股帐面价值平均下挫30％至40％。雪崩的到来，只是时间问题。
随着媒体铺天盖地负面报道而来的，是德隆信用的急速贬值。一个月内，德隆系掌控的上市公司蒸发了150亿元的市值，衰败的征兆笼罩着唐万新、唐万里兄弟及其伙伴们苦心经营了10年的金融产业帝国。
4月21日，徳隆集团董事局主席唐万里打破一贯低调的作风，面对媒体检讨此次危机。“刚开始暴跌的那一两天，我突然蒙了，好像一直良性运转的物体，突然离开了自己所掌控的视线。有点像断了线的风筝。”
“自从3月2日起，我们就出现了信贷危机，那一天是个分水岭。为什么这样说呢？事实上，之前德隆信贷危机还没有形成，但那一天有媒体说我们资金链断裂了，这个信息迅速被传开，银行也没说不给我们贷款了，但他们开始拖。拖的结果是什么呢，一是看德隆到底有没有问题，二是看其他金融机构的动静。”
唐万里称，德隆系的资金压力并不在上市公司这个层面，而是主要体现在非上市公司体系内。德隆合并报表的公司总资产是240多亿元，净资产大约50亿至60亿元，而德隆相当一部分非上市公司还处于投入期，投资5亿多元的乳业今年才形成销售收入，钾盐产业也是投入好几个亿，未到收获期，还有一个投资比较大的农业种植业利润才几百万元。
据唐万里介绍，德隆集团合并报表总负债是130多亿元，总负债里很大一部分发生在下面的子公司里，所有公司都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实体，所以这些负债由所属公司自己消化，用利润来冲抵财务成本。发生在德隆集团层面的负债大概有8亿元。按照这个说法，德隆的债务窟窿似乎并不大。
然而市场反应让人们更相信，德隆的债务已经远远高于其资产，即使按照唐万里的说法，变卖德隆资产也难以偿还债务，这是德隆面临的真正危机。
从德隆对外披露的信息看，与该公司进行战略合作的机构投资者大概有1000多个，有很多战略伙伴关系都发生在德隆的子公司内，德隆集团这个层面接触的并不多。最近，德隆的抛盘主要就是来自战略投资机构，而这些机构基本都与相关证券公司等方面签有三方协议。
问题也许就在这些“三方协议”之中。显然，德隆在融资安排上充分考虑了各个企业之间的“防火墙”，这确实是非常高明的资本运作手法。
但就像一位金融专家指出的那样，国内商业银行有时只看企业贷款手续是否合规，而对企业的风险视而不见，这就是国内银行业的道德风险。
从长期的观察来看，1992年便涉足中国证券市场、成长至今的“德隆系”在资本市场上具备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能力。在产业领域，徳隆斥巨资收购了数百家公司，所涉行业涵括番茄酱、水泥、汽车零配件、电动工具、重型卡车、种子、矿业不等；在金融领域，北方证券、泰阳证券、德恒证券、恒信证券、金新信托、厦门联合信托等一一被德隆纳入囊中。这个颇为庞杂的组合是一项项成功的资本运作的结果。
德隆曾声称，其目标是成为依托资本市场整合中国传统产业的“国际化战略投资公司”。一手做产业整合，一手做资产证券化，创造金融产品，卖给投资者，这便是所谓的“德隆模式”的真正核心。
这条路径在理论上看起来很美，但在中国现实的商业环境下却更像虚幻的梦。国内不仅没有成熟开放的资本市场以释放并购形成的种种风险，也没有足够的市场资源支撑企业并购后的发展。
外界很快发现，德隆对产业的整合远没有在资本市场上运作成功。在投入巨大的资金之后，产业整合并没有产生德隆所许诺的那种点石成金的效果。足够的现金流回报并没有出现。主营番茄酱的新疆屯河近年来的利润则始终在5000万元至1亿元之间来回波动；主营电动工具的合金投资自2000年以后的业绩从来没有恢复到德隆入主之初的水平；湘火炬的利润有一定增长，但业内有所存疑，其他未计入上市公司中的产业详情无法尽知，但据有关商业银行方面的调查表明，情况并不乐观。
很难界定德隆按产业链纵向整合的思路本身是否存在误区，但德隆在产业领域内贪多求快的扩张恰恰为此后的隐患种下了苦果。从汽车到银行、从信托公司到农业公司，德隆一律好坏通吃，这种粗放式收购决定了其最后整合难以产生正的现金流，反而泥足深陷，长期处于资金饥渴症。
新疆屯河、湘火炬、合金投资三家公司的债务规模在德隆入主后均大幅攀升，总的对外担保额超过了净资产的100％。事实上，这只是支撑庞大产业帝国的脆弱金融链条上的很小部分。
目前看来，产业整合只是为德隆带来了非常有限的造血功能，而对于德隆需要不断填补的金融黑洞来说，却是杯水车薪。德隆还不得不继续融资以弥补产业战线过长造成的财务漏洞，而漏洞却在不断扩大，资金链持续紧张。
是通过资本整合产业，还是通过产业进行资本运作，目的与手段的错位，德隆实际上陷入自己所布的局中。
很长一段时间内，德隆不愿意承认产业投资并不成功，随着危机的加剧，德隆明确对外表示：近几年加速扩张导致了企业自身的现金流和造血功能吃紧，今后将适度地进行收缩，严格控制投资规模和企业内部现金流。这对以往只会做产业加法的德隆来说，确实是一个思路上的突破，关键是现在的德隆还有没有机会。
是做资本市场上长久的投机客，还是在挖到第一桶金后迅速转型为一个脚踏“实业”的投资家？德隆困局引出的这一诘问，对任何以“资本＋产业”模式发展的民营企业来说，都是无法避开的路坎。
其实，格林科尔、复星实业、新希望、万向等一批民营企业采取的产业扩张手法，与德隆并没有本质的不同。甚至在运作技巧和运作方式上，也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比如复星实业，其投资核心就是现金流的平衡；而格林科尔通过整合产业进行资本运作，二级市场上很难见到其身影。
与之相比，德隆更像是一家真正的产业整合者。从德隆整合的产业来看，其投资的项目大多是回报期较长的边缘产业，真正资本投资的热点行业不在德隆的目标中，这或许就造成了德隆在资本市场上的悲剧。
资本与产业的结合更多地体现一种投机性。在中国，有大量国有企业拥有良好的技术和市场，可塑性强，就像地下金矿一样等待开采。在利益原动力的驱使下，一批民营资本以快速并购方式发展起来，将民营灵活的管理、激励机制注入到被收购企业，往往会起到化腐朽为神奇之效。
也正因此，国内现在进行的产业整合，更多地处于探索阶段，找到金矿或许比选定一个方向挖煤更重要。在这方面，抛弃金矿而去开采煤矿的德隆，试图通过资本运作整合国内传统行业，不得不借助金融资本的力量，甚至进入银行业，但庞大产业投资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引发财务上的恶性连锁反应。
各种迹象表明，德隆脆弱资金链随时断裂的可能已引起金融机构、甚至一些金融监管部门的高度关注。一家国有大型银行已明确规定，凡涉及德隆系的担保提款权限均收由总行控制。银监会还多次就城市商业银行增资扩股中的股东资格、股东行业等问题进行讨论，以控制民营资本借入主之机大规模融资带来的风险。
因此，虽然业界不断有让民营资本进入银行业的呼声，解决民营资本融资困难的问题，但一直没有结果，这恰恰成为德隆困局最致命的打击。
目前来看，德隆的结局无外乎两种：最好的结果是，这次危机成为德隆的一个转折点，德隆在金融业全面收缩，并专注于已经建立的优势产业，这样德隆仍然有机会全面崛起；而最坏的结果是，政府或债权人全面接管德隆，该公司下属的实业将迎来新的大股东管理，德隆的名字将从市场中消失。即便如此，在处理南方证券事件过程中，政府在应对企业危机上显示了更为丰富的经验，有关举措应不会对市场产生更大的震荡。
也许，能救赎德隆的只有德隆自己。德隆究竟在“资本＋产业”模式中培育了多少价值，都可以在这次困局中体现出来。不过，就算在历经风雨洗礼还有余生的话，德隆亦不得不换一种活法了。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61节 被商学院拖垮的管理潮流
《万科》周刊
吴晓波
到底是谁在推动着当今商业界的思想创新？在我说出答案之前，你们可能都不知道：是那些热力四射的商学院和咨询公司。
在今天，如果你还想在CEO堆里走进走出，或者你还想用一些新概念来轰炸你的老板或下属，你就必须亦步亦趋地跟在商学院和咨询公司的后面，听他们在说些什么。这当然不仅仅是中国的现象。在当今全球商界，“管理潮流”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行业，一个自我滋养的关联体和生产链，它包括学术研究－传媒发布－出版－巡回会议，它们丝丝相扣，互为倚重，并能创造出足够的利润直至下一个新的思想诞生，在这样的循环运作中同时还包装出一位位智力超人无所不知的“管理大师”们。
美国女学者卡罗尔肯尼迪对此进行了有趣的研究，她发现这个行业主要是由商学院、出版商和会议组织者们推动的，它们因为自身的利益需要不断有新的管理思想涌现——谁会第二次掏出数千上万美元去听内容相同的课程？没有人比他们更为积极，他们定期给那些管理大师们施压，希望他们能在最短的时间里提出新的思想——最好是一年之内。
20世纪80年代，休迈克唐纳德在一次演讲中指出管理潮流的生命周期为11到13年，从它诞生在哈佛、斯坦福或麻省理工学院的办公桌上，到必须发表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到巡回演讲和研讨会，到进入咨询公司和企业，直至最后被使用、被质疑或被弃置，而下一个新的伟大理论将“适时”地在此刻产生。
然而，在唐纳德发表这一观点之后，管理潮流的流速显然加快了。1982年，汤姆彼得斯与罗伯特沃特曼合作撰写了《追求卓越》，这本书在出版的第一年几乎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它以一种口头传播的方式在全美的CEO中流传。可是很快，卓越的魔法激发出了管理者的渴望，该书成为第一本发行量超过100万册的管理类书籍，管理学成了一门能够产生超额利润的流行产业。
其后的整个80年代，无疑是管理思潮最为活跃的时期。曾经有人制作过一个题为“1950－1995管理潮流的流行曲线”的图表，这张图表记录了这45年间先后出现过的34种理论和潮流，从50年代的决策树到90年代的标准检查。研究发现，在头20年只有9次管理潮流，而其余的理论——除了“分散管理”，全部集中在1980年到1995年的15年间，并且除了其中3个——“不断提高”、“学习型组织”、“流程再造和标准检查”，都诞生于80年代，没有哪个理论的持续时间超过一年或两年。
在过去的6年里，随着IT技术的成熟和互联网的运用，企业生存型态发生了惊人的衍变，于是，种种因此而诞生的管理理念更是层出不穷，而其被替代的速度则到了令人眩目的程度。
因发现“7S战略”（结构、战略、体制、人员、技术、作风和共同价值）而著名的管理学家理查德帕斯卡曾经举过一个发生在他身上的真实事例：某年，他与一位纽约出版商洽谈出版一本他最新研究成果的专著，出版商对他的选题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在询问了所有的细节之后，他问道，“但你能用一句话来概括吗？”理查德帕斯卡沉思了好一会儿，说，“一句话恐怕不行，至少要用四句话。”出版商开始收拾桌上的文件，他建议理查德帕斯卡回去再好好想想，无论如何，应该把新思想用一句话说出来。
这似乎是一个好莱坞式的情节，但它的确发生在管理界——一切都是那么的急迫，人们渴望高度概括的思想，最好就用一句话。
正是因为受到利润的驱动和流行时尚的蛊惑，管理学者们在出版合同、咨询费用和巡回演讲的利诱下，为世人提供简单的一步登天法，而不是认真的调查研究，许多听起来不错的理论其实都不能用于实践。“那些产生于商学院和咨询公司里的思想，就如同大风来临时弯曲的棕榈树，当大风过后又安全地树立起来，每次风暴来临都是如此。”卡罗尔肯尼迪用嘲讽的口吻写道。
在今日的中国，各种管理模型和概念正一次次地轰炸企业家们的大脑表层。可是，一些难以察觉的困扰显然已经产生了。在过去的几年里，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公司聘用跨国咨询公司为其服务，可是至少到今天，我们还没有发现谈得上成功的案例，而诸如乐百氏、实达、康佳、联想等失败的名单倒是可以排出一大串。“那些跨国咨询公司就像一群蹲在树上的猫头鹰，当企业家在树林中走错路的时候，它们就会大声鼓噪。不过，其实它们也根本不知道树林的出口在哪里。”这样的埋怨听上去很刺耳，却也可能是眼下的实情。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62节 某个地方
《万科》周刊
缪川
我们只不过是从万物旁经过
有如一阵空气的交替……
现在，我在深圳，里尔克让我得以回想某个地方。
2002年3月25日，北京的沙尘暴达成它暴虐的愿望。窗外，满是令人窒息的黄，人们在路上匆匆走过，急于摆脱空气，甚至城市。窗内，房间已经面目全非，那些书、唱片和衣服已经被放进箱子，等待搬家公司把它们送往车站。
手里放着一本书，《在路上》，凯鲁亚克的作品。接着上次断掉的地方继续读，这让我复杂烦闷的心情渐渐沉寂。我看着迪安和萨尔在星空下的影子愈拉愈长，看着他们在纸上渐渐成长。对我而言，阅读是另一种小心翼翼的旅行，它提前解放了由于变动而烦乱的内心。当人看着段落有节奏的延伸，必然也会被标点中的每一分呼吸所吸引，如同身在一个完全陌生而安全的地方，没有向导，没有地图，有的只是一点点深入的好奇心和渴望。这时候，我是一个张大眼睛凝视万花筒中幻化的花纹的儿童。生怕错过一点细微的变化，一点凝固中带着调皮的图形。
2004年3月25日，深圳即将迎接一场大雨。窗外，满是令人沉郁的阴。人们都在写字楼中忙碌，急于处理完手中永远做不完的工作。前往机场的车窗内，手提箱沉默着，那些书和唱片被安置在这个城市中，它们在等我回来。
两年，每天在笔和墨水之间穿行，每月在不同的城市间穿行。每天的生活继续，每天的动作和势态继续，我和同事们穿行在报表和文件中，穿行在狭长街道的窗口和气息内，穿行在季节漫长而粗暴的更替之间……幸运的是，我还习惯于在闲暇的时光陪伴我的书。对于这个年轻而浮躁的城市而言，阅读的时候，我是城市的局外人，铅字和段落让我距离这个城市的屋顶遥远而安全。尽管，这短暂的幸福要不断被睡眠和琐事打断。
现在，几米的《又寂寞又美好》在手中——他病中绘制的绘本，其中一页总是让我停驻不前。这是一个穿着短衫短裤的孩子，他面对一棵仅存一片树叶的树，沉默，另一页上写：
一片叶子即将凋落，
我是世界上惟一看见的人。
我年纪还小，什么也不懂
但我答应他，
我会永远让他活在我的心中。
两年过去，叶子鲜活如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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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63节 口水王
《万科》周刊
丁宗皓
给儿子起的那些绰号，都是转念之间想到的，比如老肥子。其实不怎么高级，但读起来满心欢喜。检验的方法是，我大声地念出来，他妈妈哈哈大笑，笑过后，想想又笑，就算通过。但她同时嘲笑我说，你自己觉得有意思罢了，岂不知天下父母大抵如此。
孩子出生之前，会释放一种激素，刺激子宫收缩，使自己降生。还有，刚出生时，孩子比母亲还兴奋，肾上腺素是母亲的好多倍云云。这是科学家的说法。如此，儿子也是自己来到新世纪的。
刚生下来，儿子被裹在一块布里，我看不出科学家所说的这种兴奋，吃、睡、哭泣，尿片、奶瓶，如此而已。孩子的姥姥最早为儿子起了一个绰号，很是曼妙，小咩咩。这个称呼是用在小牛犊或者小羊羔身上的，是人对它们的昵称。所有的生命在幼年的时候都如此让人怜爱。
姥姥一边看着儿子，一边讲小牛犊和小羊羔出生时的样子：它们挣脱胞衣后，努力地站立，不断地重重地摔倒，我看过那样的情形，心中多是不忍。但多次摔倒后，它们就会站住了，然后学会迈出第一步，颤巍巍的。她说，它们在学习站立的过程里，不断地跪下，拜了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像完成了一个仪式。然后才能走。人在这件事儿上不如那些小咩咩。孩子是那么的软弱，翻身，坐，走，说话，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完成。因为我们的意识没有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所以小咩咩这个绰号没有叫响。儿子满月时，姥姥也放弃了这一称谓，至于为什么，她没说。我们也没问。
儿子有着一个宽大的额头，在整个面孔上，突出极了。所以我给他的第一个绰号是，大脑壳子。在外面，我打电话回家，第一句问的是：大脑壳子干嘛呢？他妈妈说卖呆呢或者其它，顺理成章。
了解孩子，其实是一个很慢的过程，常常遇上的问题是，知道他有需要，但是要什么需要破译。所以开始的时候，在那么小的孩子身边，我们其实心怀胆怯。我常常躺在他小小的身边，看着他安静地睡觉，如果他忽然哭起来，满脸涨红，不管身边的东西准备得多么充足，我们一样手足无措。
起初，儿子是被横抱在怀里的。于是我发现，那么小的孩子其实已经知道，从床到大人的怀抱里，是他走出的重要一步，所以只要他没有睡觉，就坚持在那里。后来，我们尝试让他斜倚在腿上，或者被摞上，他就笑。他为任何一次小小的出发高兴。这是我了解他的开始。有一次，他想从床上到我的怀抱，我就做了一个实验，我只是俯身下去，我手伸到他的背后，做出抱的样子。但他想都没想，就拒绝了。我很是惊奇。大脑壳子是一直持续的绰号之一，因为有一天他成功地把身体翻了过去，这就是趴着了。这个世界角度的突然变化让他害怕，也让他失去了自己的视野，原因是他的脸埋在了褥子里，他没有力量抬起自己的头。
有一天，我的儿子能够支起脑袋坐在那里时，转头时颤颤巍巍的。腮帮子上的肉向下坠，我于是看见了一个和躺着时有所不同的家伙。他的眼睛黑亮，对外界有所警觉。嘴唇嘟在一起，像两个鲜红的花瓣。在这个阶段里，他才获得自己第二个绰号。夏天脱光了这个家伙，给他洗澡的时候，看见坐在澡盆里的他胳膊和腿圆滚滚的，一节一节地挤在一起。温暖的阳光把身上的水珠照得晶亮。于是，他的绰号就有了：小肉丸子。
肉丸子先生能坐或扶着床沿站着以后，就拒绝把他横在胸前的抱法。他有些贪婪地要求我们，持续地这样抱着，他常常冷静地四处张望。他妈妈忽然问我，你说他在想什么？我想了想只好说，你还是问他吧。肉丸子的头常常扁扁地睡在我的肩上，只要我的胳膊稍微流露出放下的意思，他会忽然醒来，定定地看我，像目击了一起阴谋。他要求我们抱着他走，去房间的每一个角落，而他则四下张望着，像坐在马车上的战地将军。他妈妈说：他肯定以为是自己在走呢。
会走的时候，儿子则跌跌撞撞地亲自深入那些地方，一天里不知道有多少遍。后面紧紧跟随着姥姥、姥爷一干人马。我搞不懂，那么小的身体，每天不停地来往探询是不是也有万水千山的意味。与此同时，他得到了新绰号：臭小子。某日，他妈妈皱着眉头在房间里嗅着，怎么有一股臭味儿？旋即恍然大悟，是儿子的鞋袜。这么小的孩子，如此味道的脚！他因而得名。
臭小子忽然开始清楚地说话，很难想到，他说的既不是爸爸，也不是妈妈。我们一直灌输的两个概念，他只是含糊地吐出，以至于很难确认。他清楚说出的是：这——啥？他在提问？！此后，他笨乎乎的身后，像跟着一个秘书班子。
这——啥？臭小子约略地伸出食指。
姥姥张望着。然后确定地说：门。
这——啥？
表。姥姥果断地说。
这——啥？臭小子把手指向窗外，目标有些宏观。
沈阳？天？空气？姥姥觉得好像都不大对。是楼啊，宝宝。姥姥把目光落在对面的小区上才解决了这个问题。
有问必答，这是一个规矩，即使是一千次提问一个相同的问题。但如果认真起来，实在是难啊。
这——啥？儿子指着杯子壁问我。
杯子啊。儿子。
这——啥？儿子指着杯子口问我。
杯子口啊。儿子。
这——啥？儿子指着另外一侧杯子壁。
也是杯子啊。我心虚了。
儿子看着我，手指又晃晃悠悠回到了这一侧。我看出了他的疑惑和企图，还没有等他开口，干脆抱着他望风而逃。
日子一天天地过着，逐渐地，儿子确定了自己喜欢的事物。汽车、鸽子和风筝。风筝与鸽子在窗外并不常见，所以儿子专爱汽车。他喜欢看汽车的书，更喜欢站在窗台上，目送一辆汽车吐着尾气东来西往。他专注，若有所思，黑色的眼珠亮晶晶的，表面上仿佛有一层十分让人费解的思量或者别的什么。他在这个世界上，爱上一种东西，为他的神情，我心里掠过一阵悸动。
那一刻，在精神极其专注时，他爱流口水。
我说：儿子，看见没有，红汽车啊。
他说：哦。他流口水。
我说：儿子，又来一个啊。
他说：哦。还流口水。
我说：儿子。这个大啊。
他说：哦。口水。
儿子只有在看汽车的时候，才用简单的哦字回答我的话，而其他的时候，都是他在问。我为儿子起的这个绰号就和这个有关：口水王。我十分得意这个绰号，以至于思之再三，还是把这个绰号做成了这个小文的标题。
刚刚来到的这个春天里，口水王也找到了更好的漫步办法，即骑在我的脖子上。我偶尔的一次实验，被他确定为必选方式。现在只要看见了我，他会哈哈大笑地笨拙地跑过来，张开双臂。ｗωｗ奇Qìsuu書còm网但他在我的脚下停住，随即转过身去，把后背给我，等我把双手伸到他的腋下。他妈妈说，等我把他举到头顶时，他笑得最满足。随后他让我走，去他常去的那些地方。
那时会有口水，落在我的头顶上。从那里看世界，情景肯定又不同了。
登高临远，大约是人共有的冲动，有那么一天儿子会呼啸着推门而出，和同伴们走进更大的世界里。我想像过那个情状，是走进他自己的风云里。对，是风云。我愿意用这个字眼儿。
上帝安排了很多事情，让孩子慢慢地长大是其中的一件。这样，对于我来说，飞快的时间就忽然慢下来，我们才能睁大眼睛看到每一刻的变化。并在这个过程里，建立一种也只有上帝才能全部说清楚的联系，那关系一言难尽。
我好久没有看见自己了，镜子中的自己像一个多年不见已经在他乡老去的朋友。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64节 克伦佩勒背后的女人
《万科》周刊
JACK/译
如今的年代，我怀疑还有哪位女子能够像洛蒂那样，为了父亲的艺术生涯而奉献毕生。洛蒂是奥托·克伦佩勒的独生女儿。作为著名指挥家，克伦佩勒是柏林二十年代现代音乐运动的同义词，也是伦敦六十年代交响乐团演奏水准的基石。
他的名声并非靠单枪匹马取得。克伦佩勒患有严重的间歇性精神病，发作起来像一个歹徒，抑郁的时候动不动就寻死。如果没有他身边至爱亲朋的关怀，克伦佩勒绝不可能完成伟大的音乐事业。现在，虽然克伦佩勒过世已经三十年，他所调教出来的演奏家们依然是各个英国乐团里的骨干力量，每当提到克伦佩勒的名字，这些人就会两眼放光。
照顾克伦佩勒生活起居的，首当其冲是他的结发妻子乔安娜。为了这个男人，她一辈子受尽磨难。早年相识的时候，克伦佩勒就是一位色情狂，总是不知好歹地追逐身边每一个女人。古斯塔夫·马勒的千金曾有一次被克伦佩勒追得围着桌子打转儿。情急时刻，她想起这个流氓还是父母的密友，于是决定唤醒他的尊严和友谊。“克伦佩勒博士，”安娜喘息着说，“在巴赫b小调弥撒中，第48个乐句，它的最高音是F还是降F？”克伦佩勒一下怔住，然后便煞有介事地侃侃而谈起来——音乐是惟一一种可以凌驾于他的狂躁病之上的东西。
乔安娜见证了他早年在柏林克罗尔歌剧院的辉煌年代。他以激进的方式重新演绎古典音乐的通俗名曲；他指挥上演了维尔和雅那切克的新歌剧，而听众都是来自工厂和写字楼的普通百姓。克伦佩勒在克罗尔剧院的实践，为二十一世纪的歌剧院树立了乌托邦式的典范。因此毋庸赘言，他成为纳粹的眼中钉。
希特勒刚刚掌权一个月，他们一家便被迫离开德国。那时候洛蒂还是一个九岁的小姑娘，正是她给父亲的流亡生涯带来了莫大欣慰。“克伦佩勒博士，”洛杉矶乐团的头头说道，“你和我已经是老朋友了，从今起，我干脆称呼你‘奥托’好吗？”“你可以那么叫我，”克伦佩勒气呼呼地答道，“但是我不会再搭理你了。”
1939年，克伦佩勒接受了一次脑外科手术，切除一颗脑肿瘤，这造成他半边脸部瘫痪，舌头僵硬，言行更加怪诞。乔安娜拒绝再把他送回精神病院，可是克伦佩勒却声称要求获得一年自由，执意离开了妻子。他和犹他州交响乐团音乐总监莫里斯·阿伯拉瓦尼尔的妻子结伴同行，在美国四处巡演，同时欠下一屁股账单。他的丑闻上了《纽约时报》，然后被捕，接着又被保释。小报记者们把他团团围住。是洛蒂挺身出来为克伦佩勒解了围。那时候她才芳龄十七，就开始全职为父亲服务了。
由于克伦佩勒声名狼藉，美国大多数交响乐团都给他吃闭门羹。在洛杉矶举行了一场音乐会之后，他又失踪了，最后被人发现时，他躺在贫民区，浑身伤痕累累。克伦佩勒在1947年的欧洲之行也不太平，他在布达佩斯指挥国家歌剧院时被扣留，后来还是洛蒂出面斡旋，才重获自由。
回到美国以后，由于他和社会主义铁幕政权之间曾有的瓜葛，克伦佩勒被列入了黑名单，护照无法延期。1954年11月，一位年轻的音乐经纪人在纽约一幢肮脏的小旅馆里发现了他。那时他已经潦倒不堪。那经纪人决定孤注一掷，邀请克伦佩勒去俄勒冈州的波特兰指挥一场音乐会。那地方距离纽约3000英里，所以克伦佩勒起初拒绝为此长途跋涉，多亏洛蒂与经纪人共同劝说，计划才得以实现。与此同时，洛蒂姑娘与小伙子经纪人之间也开始暗生情愫。至此，克伦佩勒在二战后的音乐生涯终于打开了一个新纪元。
在波特兰，克伦佩勒棒下的这支土包子乐队在演奏贝多芬第七交响乐时竟然超水平发挥，而其中大多数人还是头一次碰这部作品呢。经纪人罗纳尔德·维尔福德一夜成名，一举成为美国最胆魄过人的音乐掮客。克伦佩勒也很快拿到了护照，然后飞去伦敦。在那里，著名音乐制作人沃尔特·莱格请他指挥爱乐乐团，所谓环球唱片公司的金字招牌。
伦敦城里，各大管弦乐团群雄林立，一鸣惊人实非易事。而克伦佩勒激发了爱乐乐团超乎英国人天性的热情和自信。他对每部作品的条分缕析，揭示了贯穿音乐始终的魅力，使得无论演奏家还是听众都能得心应手地准确把握作品。他们的每一场音乐会都大受欢迎。当克伦佩勒的贝多芬系列音乐会首演结束之后，举行的庆祝活动异常铺张，伦敦市政厅特地委托雕塑家雅可布·爱泼斯坦为克伦佩勒塑造了一尊胸像，放在皇家节日剧院大厅里。如今，这座塑像还在那儿摆着呢。
不过，克伦佩勒依旧官非不断。还有一次，他躺在床上抽烟，烟斗烧着了床单，他竟然试图用威士忌小酒瓶来灭火，结果差点丢了性命。在公众眼中，克伦佩勒说起话来百无禁忌，丝毫不亚于约翰·弗雷门的电视节目“面对面”。对待伦敦音乐家们，克伦佩勒一会儿像暴君，一会儿像慈父，如果有人讨他欢心，他会向人大派雪茄烟。1964年，当莱格决定解散爱乐乐团时，克伦佩勒对乐手们充分展现了他的仁爱和忠诚。尽管他自己并非腰缠万贯之辈，依然慷慨解囊，使乐团度过了难关。
如果没有他女儿洛蒂的奉献精神，这一切成就肯定无从谈起。她在和唱片公司谈判时不屈不挠，颇得父亲的传承。另一方面，她的人格魅力使得他们父女能够一次次渡过难关，她从来不曾试图干预父亲的全部生活。有一天早晨，洛蒂端着父亲的早餐托盘走进他房间，却发现他的床上还躺着一位陌生女郎。“这是我女儿洛蒂，”克伦佩勒嘟囔着给她们介绍。“你……你刚才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在女权主义者看来，洛蒂的人生完全被荒废了。牺牲下一代的幸福，不可能被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所认同。就在前几个月，洛蒂刚刚去世，享年79岁。她的家在苏黎世附近，远离音乐界的活动，讣闻并不引人注意。
洛蒂原本是一个聪明女子，她有魅力，有才华，本可以在人生中另有建树。有一次我问她，对这一切是否耿耿于怀？她很有教养地不动声色，对我的鲁莽问题毫不介怀。
她人生的一切规划都围绕着她父亲的职业生涯，这一角色虽然毫不起眼，但对她的意义不亚于一位女政治家、一位女艺术家或者一位女总裁。1954年，洛蒂曾经写道，父母的境遇“令我哀怨，愤懑，而且……心有不甘”。她对父亲的激励，不但永久地保留在了那些唱片里，也反映在我们的音乐生活中。
最近爱乐乐团将举办一场音乐会，谨此缅怀洛蒂·克伦佩勒女士。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65节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
《万科》周刊
刘雪枫
我是因为影片的名字而想方设法去看这部电影，并且我明知道这个名字中文的意义大于外文的意义。“日出时让悲伤终结”，虽然译法未必贴切，但我想不出比这更好的名字。影片的原文片名来自小说中的一个句子，直译过来是：“世界上一切早晨不再回来（TOUSLESMATINSDUMONDE）”，它也可以转译为“每天只有一次日出”。这意味着什么呢？是不是要珍惜每一个早晨或每一次日出？怎样珍惜？那就让“悲伤终结”吧！这样一个充满意境的译名显然是在看过电影之后才能起得出来的，我深信这一点。
我知道这部电影是因为我听到一张唱片，这是所谓的“电影原声”，所有的音乐都来自马莱斯、圣哥伦布、库普林和吕利，一次路易十四时代的宫廷音乐盛宴，演奏者为萨瓦尔和他的民族合奏团。一些古色古香的音乐为何却冠之如此令人深思的名字？这部电影到底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故事？显然并不是我一个人在关心这个问题，我在网络上结识的爱乐者中，喜欢这张唱片的大有人在，有一天他们通知我说中央电视台的电影频道将要播出这部电影，于是我平生第一次一整天都在提醒自己不要忘记，并提前半个小时打开了电视。
《日出时让悲伤终结》的主人公与其说是马林·马莱斯，不如说是他的老师圣哥伦布。这两个音乐历史上最著名的低音维奥尔琴演奏家之间到底有多少联系，显然至今还是一个谜。影片改编所根据的小说是帕斯卡尔·奎格纳德写的，他的写作动机其实非常简单，就是迷上了低音维奥尔琴的声音，或者说是在听了西班牙著名低音维奥尔琴演奏大师约尔蒂·萨瓦尔的演奏之后，便决心写一部这样题材的小说。他选中了萨瓦尔经常演奏作品的法国作曲家马莱斯和圣哥伦布，据说他们两人还有师承关系。但是文献中关于两人的记载非常少，所以小说的虚构成分毫无疑问占据了主要地位。比如根据马莱斯“可以适当进出老师的房子”这句话便推演出马莱斯与老师女儿的恋情故事，而且始乱终弃，酿成女方悬梁自尽的悲剧。因为圣哥伦布留下的作品有一首名为《悔恨的坟墓》，便虚构出圣哥伦布的妻子早逝，他整日沉浸在对妻子的思念当中，把自己独自关在房间里对着妻子的画像一遍遍地拉奏着《悔恨的坟墓》，这差不多也是影片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故事情节”。
影片从年老的马莱斯指导宫廷乐队排练开始，他像吕利那样挥动着手杖，既志得意满又寂寞惆怅。排练过程中，马莱斯向乐手们讲解着音乐的真谛，就像他的老师圣哥伦布曾经教诲的那样。排练间隙，使命完成行将就木的马莱斯回忆起自己的过去，也就是他向圣哥伦布学习的过程。但是当镜头摇向几十年前时，圣哥伦布却成了影片的主人公。这位当时法国最伟大的低音维奥尔琴演奏家和作曲家因为妻子的早逝而心灰意冷，他既不肯应国王之招，又不思创作教学，他在林间有一个盖在空中的小屋，他经常在那里拉琴，马莱斯和圣哥伦布的女儿则藏在小屋底下偷听。
圣哥伦布一直对马莱斯有所保留，他既觉察到他年轻的学生日后必吃宫廷饭，又顾忌马莱斯的过人才华，认为他将来的成就一定会超过自己，而马莱斯将无人再能超越。但是，圣哥伦布长期处于封闭状态的大女儿不可避免地爱上了年轻英俊的马莱斯，她主动担任起马莱斯的老师，将父亲传给她的技艺倾囊转授。接着，圣哥伦布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马莱斯果然应国王之招成为宫廷乐师，而且一走不再回头。他不仅背叛了老师，而且残忍地抛弃了终日思念她的恋人。
圣哥伦布在追思亡妻的日渐虚弱当中，再遭丧女之痛，终于郁郁而终。马莱斯在取得日益辉煌的成就之后，内心的谴责与自伤也随之加剧。他也像他的老师那样，以饱含情感地演奏低音维奥尔琴来寄托自己的情怀，他的表情与周围环境，似乎都是圣哥伦布的再现，那最接近人类声音的低音维奥尔琴的歌唱此时成为无可替代的发乎内在的音乐。除了老年马莱斯的讲解与叙述之外，影片几乎没有什么台词。几位主要角色如圣哥伦布、他的女儿和马莱斯之间的交流都用演奏音乐来进行，所以，影片的核心元素正是音乐，就像小说作者与电影导演对这个题材感兴趣的初衷一样，这也是影片的原声唱片发行至今仍热销不衰并不断突破古典音乐唱片销售纪录的原因。
当代最出色的低音维奥尔琴大师约尔蒂·萨瓦尔与他最尊崇的前辈马莱斯有着相同的音乐经历，他们都曾经是教堂唱诗班成员，在嗓子变声之后，不约而同地将声音“转移”到低音维奥尔琴上，这是对另一种“人声”的热爱。
除了这部电影的原声唱片之外，萨瓦尔还录制过六张马莱斯的低音维奥尔琴作品唱片，虽然非常好听，但离开了电影所虚构的故事和营造的温暖色彩氛围，它不会给听者留下更深的印象。我在听萨瓦尔演奏圣哥伦布的唱片时，感觉也是一样。因为电影，因为这样一个富于诗意与哲理的名字，我才爱上了电影中的音乐，这音乐需要有与之匹配的画面，我尤其喜欢听画面“淡出”时音乐的渐渐消失，所有的恩怨情仇都随之远去。这世界的每一个早晨，都会有温暖明亮的日出，而悲伤，但愿它就此终结。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66节 耻辱的标志
《万科》周刊
丁宗皓
从本质上说，很多事情是作为寓言才发生的。
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夜，我坐在沈阳中华剧场里听奥地利一个交响乐团的演出。乐团的名字我记不得了（当然有名的乐团也不会光顾沈阳）。惭愧的是曲目也没有记得，恍惚间记得有比才、格里格等人的作品。满头银发、老态毕露的指挥当然也忘记了。这么说就明白了，一个不明就里的人为什么去听古典音乐的演出？因为高雅呀，谁不愿意让高雅拉着咱们迷惘的手和心呢？特别是在那最容易迷惘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我所说的寓言部分和一个曲子有关，那是一个我后来依靠记忆寻找可是从来没有找到的曲子。一段铜管和弦乐携手伸张开的主题，在一阵高昂的悸动以后，忽然冲下低谷。只留弦乐部分，最后剩下小提琴。节奏越来越慢，声音越来越小，及至细若游丝。我屏住呼吸，才能听见弓在琴弦上的滑动。寓言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银发老指挥微张的双臂只是微微动着，渐渐几乎不动了。随后在那么几秒钟里，似乎完全停止了。
就在这时，事情发生啦，在我的四周响起了掌声，开始是犹豫的，最后雷鸣。可是——可是，指挥的手其实没有停止，小提琴也没有停止，微弱的琴声竟像一个潜水者浮出水面，长长呼吸了大口的空气。旋律渐渐有了生机，向上冲荡着，逐渐和主题呼应开来。一曲终了，银发老指挥终于回过头来，向我们微微鞠躬，有了前面掌声的教训，我们依然不能完全肯定。直到老指挥回身挥手，乐队全体人员站起来时，台下才又一次掌声四起。
一个有些尴尬的高雅之夜。听，然后小心，在该鼓掌的地方鼓掌，像一次谨慎的外事活动。显然听不熟悉的音乐也像摸石头过河。好在最后的曲子是熟悉的《马刀舞曲》，大家和着节拍信心十足地鼓掌，面露微笑，驾轻就熟，像和自己的老婆上床。那个夜晚的面子就这样挽回了那么一点点儿。
再讲第二件事情，也是我所认为的寓言。那次演出的一两年以后，还是在中华剧场，辽宁芭蕾舞团演出《天鹅湖》。那是我十分留意观众的一次。比如他们报以极大热情的不是王子和白天鹅的双人舞，也不是黑白天鹅的双人舞，总之不是舞，也不是音乐。而是演员的基本功，腾空打击、旋子、大跳及其他。一个演员不断地腾空打击或者绕着舞台打旋子，超出观众所想像的体能限度时，那掌声就热烈极了。我于是知道，那场《天鹅湖》在很多观众看来，其本质是一场杂技演出。
我要讲的第三个寓言还真是一场杂技演出，时间已经是在一九九九年。沈阳杂技团拍出了一场节目，叫《天幻》，后来这个节目在世界一些国家演出过。其中一个最为惊心动魄的节目大约叫“椅子功”，演员是一个小男孩，把椅子在自己的脚下一个一个摞起来，同时作一些高难动作。最后，他脚下的椅子几乎顶到了舞台顶。没有任何保护，只有保险公司的保险，哪怕一个微小的失误，就会不堪设想。人人看着，都惊魂未定。那天晚上的掌声都集中在他身上。
很久以来，想写出这些细枝末节来，但又恐辱没了沈阳人，好像他们人人都是热情的门外汉，即使我说本人也是坐在他们其中不该鼓掌时瞎鼓掌的一位也脱不了干系。现在说出来，只是故弄玄虚地说说寓言的意义，其实也不是什么像样的寓言，只是在漫长的时间里，通过点点滴滴看见了我认为的一个脉络而已。
那就是：第一，任何艺术里都有技术的成分。但我们所寻求的是“精神的洗礼”、“理性的升华”、“情感的宣泄”、“人性的打动”种种，直说吧，就是感动。
第二，需要被打动？还是欣赏技术？经过漫长的较量，精神最后让位。
第三，精神最后成为了技术本身。
这三个阶段贯穿着一段漫长的历史，而我所描写的故事发生在这段历史即将终结的时刻。这就是所谓寓言的含义。
在此之前，技术被我们不屑地说成是商业性。我认为技术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唤起感官兴奋的部分：成龙大哥从这个楼顶跳入那个楼的阳台，成龙大哥从楼房的斜体立面上滑下，毫发无伤（抱歉，记不住这些电影的名字），惊险是技术必备的符号。莎朗·斯通大姐和道格拉斯兄半裸着在床上，莎大姐的手则悄悄地伸向床下的冰锄，性与暴力是技术性必备的符号。真实感也是必备的符号：潜艇在水下炸成两段，子弹穿过肉体的声音等等。
二是相对纯粹的技术。面容姣好的陈美在舞台上扭动着自己的身体，这不是关键。关键是她手中的小提琴的炫技，在快到密不透风的旋律里拉出每一个音符。观众关心的是，钢琴家的十个手指弹出一百个手指才够用的旋律，她是怎么忙活过来的？看看人家，多么厉害！
技术始终是艺术的有机成分，是为了表达特殊状态下的情感而存在的。至少我们以前是这样认为的。技术从艺术中的分离，以商业面目的存在，对于我们来说，那只是二十年间历史性的渐变。起初，我们都煞有介事地坐在中华剧场里，听原本不熟悉的交响乐，而且为鼓错了掌而懊恼。那时我们真是渴望在精神上和一个导师、一片净土和家园相遇。记得我买第一张CD《钟声》（THEBELLS）时，听得灵魂出窍。接着开始买很多拉赫玛尼诺夫的交响曲和钢琴协奏曲。恍惚间心中有一片原野，铅云低垂，人民、牛羊和大地融为一体，生存与苦难的主题如此感动灵魂。而在闲暇时，则看看《英雄本色》（周润发版）、《魔鬼司令》（斯瓦辛格版），看看长衣、墨镜、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的江湖英雄。我第一次看见老斯的肌肉时大吃一惊，他一只手拎起一个匪徒的一只脚，使之悬在崖壁上，然后漫不经心地乱说一通，然后松手，让人叹为观止啊。
但随后又觉得我的欣赏跑题啦。于是我回来听克莱斯勒、德沃夏克、布鲁赫。史塔克演奏德沃夏克第一大提琴协奏曲时，让人落泪，正在遥远的故乡，正在被怀念——有这样心思的人都会哭泣。在那乡思里，定然也流过斯美塔那念念不忘的伏尔塔瓦河。而电影则看《走出非洲》或者《克莱默夫妇》、《与狼共舞》种种。
我们的主题就是这样两个，一个是社会性的，庄重严谨，建立在我们与社会、历史的关系上，那是我们通向世界的一扇门。一个是感官的，像枕边书，成龙、金庸、斯皮尔伯格以及《金瓶梅》等。生活一直保持着这样一个比较合理的常态，那就是贝多芬不能进我们的卧房，而《本能》也不能在客厅里面播放。即使商业性力量再强大，这个规矩也不能破。
可后者是如此强大的潮流，对于严肃的事物构成了毁灭性的消解，它以技术全面而精美地迎合了感官需求，以至于，严肃的艺术渐渐成为一种象征，出现在祭坛之上。书柜的布局也有这样的象征：不能没有《鲁迅全集》、《红楼梦》或者《圣经》，尽管可以不看，把它们放在高处就行了。下面腾出地方都放上《心灵的鸡汤》之类。
那天，我在网上查我所尊敬的奥斯卡奖名单，一直心怀感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看看获奖的电影：《莫扎特》、《走出非洲》、《野战排》、《末代皇帝》、《雨人》、《与狼共舞》、《辛德勒名单》、《阿甘正传》、《英国病人》、《美丽心灵》等。尽管美国有那么多又恶心又好看的商业电影，但是始终没有得最佳影片奖，不知有意还是无意，美国人没有让感官电影获得这一荣誉。而《猎鹿人》、《野战排》居然还反思自己国家的侵略行为！《雨人》要在美国社会打开亲情，《辛德勒名单》描述人类史的悲剧，这些主题不可谓不沉重。可是，近几年来，我们还是感觉到了技术对这个奖项的侵袭。《泰坦尼克号》、《角斗士》、《拯救大兵瑞恩》一方面制作极其精致，贴近感官，一方面开始主题简单化、童话化——这就是技术占领艺术空间的体现。2003年获奖的《钢琴师》承接了《辛德勒名单》的主题，但强调的是事件的细节真实，这也倾向于感官。
2004年是奥斯卡精神资源油尽灯枯的一年，获奖的是《魔戒三》，那是正式向感官投降的标志，也是精神成为了技术本身的标志。至少在这一届里，生活已经远离了电影，正式成为一个游戏，制作的游戏和精神的游戏，最后成为童话。奥斯卡无非是我们精神生活的投射。技术演进的过程，无非是人类群体精神消退的过程。这几乎使我怀疑，我们是不是已经解决了全部的精神和现实问题——没有，当然没有，实际情况是，在巨大的现实面前，我们已经看见了梦想的可笑，也看见了改变现实这个想法的幼稚，甚至宣泄都成了可耻的标志。
人在2004年成熟了，不再需要精神的手杖。他们历尽种种精神沧桑，未免不是为了这个结果，这何尝不是自由一种，否则谁在推动这么大的浪潮？
人类生活中始终有一个群体，是个孤独的精神源流，他们坚持为人们掌灯，仿佛世界是一处无边无际的黑暗。马勒带我们走时，我们听见了生命的哀鸣，企求向上帝接近。听《科尔尼德莱》时，我们是在向上帝倾诉和忏悔。可是现在，我们可以关闭精神的窗口，因为世界只是一个比较大的露天广场。只要打开感官，就能找到乐子。所以，今天幸福的标准，不是个人精神探险，而是融身大众之中。
孤独者就是孤独者，我们已经看见了谜底，已经看清楚去路了。贝多芬、老柴等，不用再扮演夜莺了。现在，我是盗版CD与DVD市场的常客。开始时，老板问我：李斯特全集，要不，大哥？现在他问我：靠！枪战，老激烈了，咣咣地，要多少？
我们身处这样一个世界里，像一次错误的投胎，可谁又能说错呢？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67节 哈佛见闻录
《万科》周刊
吴晓波
2004年6月，我受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邀请，去做一次短期访问学者。在紧张而不无枯燥的学术交流之余，我倒更喜欢用一个旁观者的视角，去瞧瞧那些不太为美国人发现的哈佛。于是，有了以下这些随笔。
当Carol嫁给Beth
Beth是哈佛肯尼迪学院MPA班的学生，她的台湾同学显国至今还记得第一堂课自我介绍时的情形。Beth一上台就声称自己是一个女同性恋，她来读MPA就是为了日后能够进入政府，为同性恋立法奋斗。然后，她指着坐在墙角后排的一位女生说，她就是我的妻子。
Beth的妻子叫Carol，一个特别喜欢笑的胖女生。6月6日，就在毕业前的四天，Carol和Beth宣布她们将举办婚礼。哈佛所在的麻省是目前美国惟一立法认可同性恋婚姻的州，而她们是哈佛大学建校以来第一对同性结婚的学生。那天，经显国的介绍，我被认可参与这场特殊的婚礼。
婚礼在一所学院的教堂旁举办。显国告诉我，35年前，哈佛是一个男女分校的大学，这里是当年的女子学院。特别爱瞎想的他喃喃地说，Carol和Beth选在这里结婚，是不是表明一种微妙的性别立场？
来参加观礼的有一百多人，很多人手中都拎着或抱着食品，大家嘻嘻哈哈的，看上去与其说像吃喜酒，倒不如说是来开一场PARTY。举办婚礼的地方是一个空荡的大房子，上百个人围成一圈，在屋子的中间，由四位女生举着四根竹子，一块大的丝巾绑在竹子的顶部构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拱顶，Carol和Beth就站在丝巾下面。她们的一位同样也是同性恋的女同学头戴神父式的蓝格子小帽主持婚礼。她听上去是一个很幽默的人，能够把每一项仪式都说成一个段子，逗得大家哈哈笑。
新人互致信词，她们的一些同学代表，来自印度、非洲、中国等国家的同学对她们一一进行了祝福。听上去，那些祝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可是每个人讲完，四周的掌声和笑声就格外地响。我想，在场的每个人看上去很轻松，其实也未必真如此。
举着竹杆的四个女生也是同性恋者，其中一位身材高挑的一直热泪盈眶，不时地擦着自己的眼睛。显国告诉我，Carol和Beth已经相恋12年，这次终于迈出了勇敢的一步，美国同性恋争取合法婚姻并不仅仅为了形式，在医疗保险等方面，这都有很多实质性的意义。比如根据美国法律，一对夫妻的医疗保险可以在任何一方的公司投保，因此很多家庭都在条件较好的一方投保，如果没有合法夫妻身份的同性恋家庭便不能享受到这项政策。
婚礼的最后，是Carol和Beth在结婚证书上签字，证书被贴在一块很大的纸板上，她们邀请的证婚人是肯尼迪学院的院长，一位头发花白的老头。
我溜到人群的最前面给Carol和Beth拍了几张照片，然后就站在人圈的最外面。波士顿六月的天格外地蓝，婚礼的屋子很大，四周都是玻璃，院子里的花香一阵阵地吹进来，从这个窗口吹进，又从那个窗口出来。
一大盘无核葡萄装在一只印有阿拉伯花纹的铜盘中，在与会的宾客中静悄悄地传递着，每个人都掰下几粒葡萄放进嘴里，这是当地对新人的一种祝福方式。一对女同性恋微笑地把它传到我手中，我摘下一粒，放进嘴里。葡萄很甜，可葡萄皮有点酸。
哈佛毕业观礼
关于哈佛学生将在毕业典礼的前夜用裸奔来庆祝的传闻，在最后一刻崩塌。据说，是因为前来观礼的家长实在太多了，本年度哈佛毕业生是创记录的6500人，而观礼的家长来了2万多，把一个小小的Cambridge市挤得满满的。
6月10日早上，天就开始下雨，举办典礼的哈佛广场从6点多起就人流湍动，到9点正式开始的时候，已经是遍地各色人等，满目缤纷雨伞了。当各院学生鱼贯进场的时候，他们手中拿着的东西引起人们很大的兴趣，商学院学生理所当然拿的是一美元，肯尼迪政府学院拿的是地球仪，神学院拿的是一朵鲜花，公共卫生学院拿的是避孕套，法学院拿的是鳄鱼。据说他们以前拿的是公平仪，这些年才改成鳄鱼，说是这个世界公平已成，律师只需如鳄鱼般敏捷凶猛就行了。
哈佛的毕业礼，每年都弄得很隆重，这次请来的宾客中便有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土耳其的总理，后者的女儿刚巧今年从商学院毕业。典礼分两部分组成，上午是全校学生集中在一起，由校长萨默斯主持，斯人曾任美国财政部长，据说自他出任哈佛校长之后，理财有当，致使校产大大增加，现已超过400亿美元，比这个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教育资源之和还要多。在全校集中之后，所有的毕业生便分散到各个学院各自活动。
我因在肯尼迪学院做访问学者，便去观礼了本学院的活动。在肯尼迪广场上，一条红地毯已经铺好，学生的家人都站在两旁，当学生排队而入的时候，四周时时响起一阵阵的尖叫和掌声。鲜花处处，祝福四溅，一时间真让人感动于知识的荣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