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 · 《万科》周刊 · 2026-07-25
无论是鼓励私人资金介入，政府补贴，设立管理部门，还是禁止各种歧视，这期间美国房地产政策的一条主线仍然是维护社会公平。
尼克松与福特时代：开辟二级抵押市场
1969年，尼克松上台之后，实施了第235条款的“自置居所计划”和第236条款的“租赁住宅计划”，但是收效甚微，公屋建设中断。1970年，国会通过《紧急住宅融资法案》，批准成立联邦住宅贷款抵押公司（FHLMC），协助FHLB下属的各储蓄与贷款协会开辟二级抵押市场。1974年出台《住房与社区发展法案》第8条款计划，替代原先的第235条款计划和第236条款计划，明确为低收入家庭交付租金提供信用担保。
后来，福特提出“社区发展补助计划”（CDBG），将住房建设、都市重建和其他住房资助计划结合在一起，并将资金分配给各州和地方政府，旨在促进社区的发展。
二级抵押市场和第8条款计划进一步推进了中低收入人群住房问题的解决，推动了社区化发展，给住宅产业注入新的活力，使行业发展在1972年出现了一个空前的高潮。
里根与布什时代：减税，担保和信用证明
进入里根时代，美国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其中重要的政策措施包括：削减社会福利支出，解除政府部门对私人企业的管制，减税刺激投资。
这在里根执政期间的房地产政策上得到一定体现。
在福利支出方面，为了减少政府的财政压力，里根修订了第8条款计划，提高租客承担租金的标准(由家庭收入的25%增至30%)，并且降低政府确定的“公平市场租金”标准。
但是，加快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的政策并没有取消，里根的做法是从房地产企业入手解决问题。1987年，里根推行“低收入阶层住房税金信用计划”，为针对低收入人士提供住房项目的业主提供税收减免的优惠，政府每年为此计划提供了约30亿美元的财政补贴，使不少项目获得的税金减免达到可承担住宅项目成本的50%以上。
布什政府出台了《国民可承担住宅法案》，一方面通过担保和信用证明方式为租客提供帮助，有效利用现存的住宅；另一方面，加强地方政府和地方非营利社区的开发机构在住宅建设中的作用。
与前几个时期相比，里根和布什开始从直接补贴措施转向间接调控，事实上减免税收促进了房地产企业的发展，而信用证明等方式也减轻了联邦政府的资金压力。
克林顿时代：接力棒传给地方政府
克林顿改革了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的职能，在削减联邦政府对住房有关预算的同时，将执行住房计划的职能逐步转交到州和地方政府。把联邦政府的沉重财政负担转给地方政府分担，并综合应用多种政策组合推动住房消费。
1995年，克林顿宣布公民住宅拥有率在2000年达到67.5%的战略目标。1997年宣布《多员家庭资助性住房改革及承受能力法案（MAHRAA）》，这将涉及180万个住宅单位和440万人的利益，同时也为1999年以后逐步改革由FHA提供保险的抵押贷款体制创造条件。同时，联邦政府还新增45亿美元的资金用于支持在1998年到期的第8条款合约的更新。
克林顿主政时代，保障中低收入群的房屋购买能力依然是政策重点。从行政管理和财政支持上，这一时期更重视地方政府的作用，而联邦政府则更加重视在宏观调控上的目标导向。
总结美国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房地产政策特点，可以得出三个鲜明的结论：
房地产政策始终是福利政策的重点内容。从罗斯福“新政”时期的公屋建设一直到克林顿的《多员家庭资助性住房改革及承受能力法案》，中低收入阶层的房屋购买承受能力始终是政策关注的核心。这是因为住宅状况最能体现一个社会的公平程度，无论今后美国房地产行业如何发展，政策如何演变，维护公平的居住权将始终是美国政府的一大政策重点。
始终依靠金融杠杆保障房地产的稳定和活力。“大萧条”时期，罗斯福解决了资金链问题，开始建立政府、金融机构、消费者和房地产企业的黄金四角关系，肯尼迪提出了“低于市场水平利率”的贷款计划，尼克松时代开始建立二次抵押市场，布什向租客提供信用证明，克林顿改革抵押贷款体制——显示出美国政府对金融杠杆的运用逐步成熟。
政府指导下较为有效的私人参与。美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所以历届政府始终重视鼓励私人机构参与住房建设与经营。美国政府不时地借助私人机构的力量，也不时地向房地产商提供各种政策支持。这与中国目前地产商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形成了对照。
从美国房地产行业的政策演变历程看，美国房地产行业从来不是一个纯市场运作的体系，美国政府对房地产行业一直进行强有力的干预和控制。房地产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社会公平的重要性只会比美国大，因此，中国政府对房地产的政策干预只会更强，房地产企业必须和政府并肩努力。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24节 地产之未来战略盛会(1)
《万科》周刊
朱雪芬/整理
以世纪伟人邓小平《关于建筑业和住宅问题的谈话》的发表为标志，中国住宅行业已经历了24个春秋的风雨，在此其中成长起来的房地产企业，以万科为例，实现了20个年头的稳健增长，积累了16年的住宅开发经验，从这个意义上讲，恰恰是这几个关键的时点构成本次20年企业峰会的时间坐标。这次盛会，无论是对新兴企业、还是地产企业来说，都是一个立足当前、展望未来的加油站。在9月23日的北京中国大饭店，地产界的重量级人物相继聚首水晶吊灯下，思想火花的碰撞闪现于一次次觥筹交错之中。
战略，各有各精彩
这一企业家和职业经理人群体在畅谈未来时，不约而同地将焦点集中于5－20年的战略筹划上，“战略”成为当次论坛使用频率最高的词。
任志强（北京华远集团总裁）：因为大部分企业是国有出身，所以我们最主要是要让企业的发展战略适应环境背景。什么样的环境背景就有什么样的战略。让你公有化的时候，你就完全公有化；让你私有化的时候，你就完全私有化。我们是从1985年开始发展的，当时的主流是国有金融机构和公有制企业，也只有国有的开发公司才能占领整个市场，十年以后情况变化了，所以你得适应环境背景，这样才有可能让企业找准战略的脉搏，如果脱离环境背景，你就无法发展。
林少斌（招商地产董事总经理）：招商地产也有二十年的历史了，但万科现在比我们做得大，我觉得我们未来二十年应该思考怎么样超常规发展，要保证跟在后面，跟得上，希望把青春期缩短。有的企业活了一百年，不见得比活十年的活得好，我在后面去追赶的话是没有问题的，要考虑如何超越，要有个目标来超越。
郁亮（万科集团董事总经理）：战略这个词已经被用滥了，我更愿意谈未来十年的中长期规划，这样更合适一些。用一句话表达，万科在未来10年、20年将继续领跑中国地产行业。如果目前的发展势头能够持续，万科的雄心能够实现，过分的谦让是没有必要的。
潘石屹（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我们的战略就是跟着跑。我一直有个困惑，就是不知道战略是什么。前两年有华尔街的投资银行非要问我们的战略是什么。给我讲了一大堆——打扫卫生的阿姨擦地，怎么擦，擦过来，擦过去，擦地也有战略。但到现在为止，我仍不知道战略是什么，我们的公司是一个很年轻的公司，希望跟着万科一起往前跑，盖更好的房子。尤其是少一点领导的批评。
[奇]冯仑（万通集团董事局主席）：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如果一个公司有了十年、二十年历史后，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回过头来总结经验、教训，来鼓励先进、提拔青年，这是一种姿态。另外一种姿态，继续领跑，再往前看。我想在这里的大部分企业都不到20年，所以看着20年的企业就想往前看，因为往前看就牵扯到战略问题。昨天我跟小潘参加一个网上路演，举过一个例子说明什么叫做战略，就是“天上人间”里在干什么，所有的女性都知道，但是大多数的女性都不会进去，因为她有信仰，所以不进去，而以更为体面的方式生活下去，她所选择的这种活法，久而久之就变成了战略。这就是说，信念决定了行为，行为预示着方向。所以，战略的差异实际上源自对现实生活判断的差异和价值观的差异。在这里的企业都相当优秀，而且是在中国地产方面能够昭示未来的一些企业，总之往未来说，别往回说。
[书]郁亮：冯仑给我安排的题目是谈未来，正好万科这段时间在研究未来发展规划方面的问题。我们发现，中国地产行业还是处于粗放型增长的年代，包括万科在内。为什么这么说呢？最突出的一点是这个行业赚钱比较容易，富豪榜里100个富豪有32个跟地产有关系。
[网]冯仑：但是有一本书叫《问题富豪》，其中不无调侃地谈到问题官员100个有70个跟地产有关。
郁亮：说明这个行业牵涉的利益面很广，大家都有兴趣。这个行业过去是关系更重要。连海外的基金经理都问我们跟当地政府的关系如何，关系好就可以拿到地，关系不好就拿不到地。另外，因为市道好，不用下狠工夫也能赚到钱，有不少是赚地价的价差，因此这个行业跑马圈地是第一要素。这些因素使得整个行业还处于粗放阶段。
未来如果还是粗放经营就会出问题，现在地产业已进入市场化的起点，情形有点类似1996年的中国彩电行业，当时彩电行业遇到了转折点，进入完全市场竞争的阶段。1982年以来，中国彩电行业突飞猛进，当年每个省除了西藏之外都有生产厂家获得了扶持，但是这么多年之后，那些厂家没有一个活下来。既然大家都来到市场化起点上，我想无论发展的大和小，其实都在同一起跑线上，能不能领跑未来，在于现在能不能建立面向未来的竞争优势。在充分市场化的竞争阶段，面向未来的竞争优势只有一个，就是对客户的把握能力，谁能更好地把握客户，谁就能赢得未来。
任志强：在我理解中，战略是指一个企业管理者想怎么干，战略的方向来源于管理者。我们这些人可能比小潘年纪大一些，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毛泽东思想——以天下为己任，我们不干，谁干。文革时，一种是以天下为己任；另外一种是乌托邦的战略，只在局部做出改变。我属于后者，所以我们的战略是关注自己，只要比别人活得好就行。怎能让这个局部活得更好？在会议休息时，我和王石聊过，我们这代人经历的改革，就是怎样去钻政策的空子，推翻原来僵化的经济体制，但是又不能急，先找漏洞下手，再逐步改变，这是一个温和的变革。
当企业找到了空子，就有更多的优势在市场中壮大。比如到华尔街上市，证监会要求层层审核，很多企业就通过境外注册，曲线上市。打了擦边球，就会有相应的规范，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的制度环境就在这层层博弈中逐渐产生。最近国有资产改革又成为了热点话题，这恰恰是企业从完全国有化转变成局部的非国有化或者大部分非国有化的进程。在现有背景下，企业更多是考虑如何克服制度束缚寻找生存的余地，然后才能说我比别人发展得更快、活得比别人更好。
潘石屹：大家在谈未来，我是谈当下，谈今天，我们公司是建好今年的每一套房子，销售好今年的每一套房子。
林少斌：思考一个企业长期的发展，对管理者来说尤其重要。想清楚20年后的事情确实有难度。我们现在做五年规划，希望把五年内的事情想清楚。我是职业经理人，就是要把五年的事情办好，像潘总说的把今年的房子盖好、卖好。
我刚才提到100年的企业未必比10年的做得好，招商局130多年了，现在的规模也不大，招商地产这一块也不大。前一段有一篇文章叫《二十年公司：表面的胜利》，讲了中国一系列20年历史的公司，现在的辉煌看起来根基不够，20年后又会怎么样，分析了种种情况，很到位。
万科走到今天能如此成功，也正是万科从一开始打下了很好的体制和机制基础。现在还有很多企业在讨论现代企业制度如何建立，公司治理结构如何合理，这在万科早已不是问题。万科做房地产以来，所有的土地都是从市场上获取的，他们的第一块地就是深圳第一次公开拍卖时拿下的，那时候我也参加了那次拍卖活动，记忆犹新。
刚才郁亮说以往是一个粗放增长的年代，我觉得这个年代也特别重要，万科没有靠政府背景，没有靠垄断资源，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表现相当出色。最近招商局提出我们的地产业务是不是发展得慢了些，有没有超常规发展的模式，能否快一些？其实跑得过快不是一件好事，奥运会110米跨栏比赛，刘翔是三步一跨，约翰逊是两步一跨，一下子就踏到跨栏摔倒了。怎么在稳健中求得快速的发展，这个问题很困扰我们。万科向美国公司看齐，我们也在找适合的标杆，看看以后的路怎么走。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25节 地产之未来战略盛会(2)
《万科》周刊
向“气质优雅”靠拢
中国的房地产商忙于盖房子、卖房子的时候，国外的地产商已经将目光转向金融业了。看到自己将来的发展方向，国内的房地产商也在思考如何向金融业靠拢。
任志强：可以说20年以后我们这样的公司基本上就没了。美国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房地产商就变成了与金融相结合的不动产商，现在我们房地产商是什么概念？是不动产的前三个部分：土地、房屋加现金流，但是中国的房地产由于没有金融背景，或者没有金融支撑，就没有第四个——增值收益。我们把所有的房屋增值收益交给了业主，就是购房者，本来他的房子一平方米是7000块钱，现在是9000块钱，等于他多赚了2000块钱。现在买房人一平方米可以赚2000块钱。
香港前七名地产商的收益相当一部分是增值收益，而通过建房、卖房直接取得的现金收益，在报表里大概不超过三分之一。他们仍能高速发展，原因之一就在于地产业务与资本市场相结合，开发功能已经转化成以持有为主，以开发为辅。
可以预计，WTO后，中国会迎来金融业的高速发展期，境外银行和境外基金的参与，可能会让中国地产商更多地转移到金融行业来发展。我们和冯仑今年三月参观哥伦比亚大学，他们的房地产专业是归在金融科目下的；我们所接触的大部分美国地产商，老板谈的全是如何安排贷款，如何组合融资方式，计算投资回报率，这和我们现在的运营方式不是一个概念。房地产与金融结合的趋势不可逆转，单纯的房地产开发商会逐渐淡出，这是我们未来的格局。
冯仑：前面都做前三段，以后都做后三段。
最近成都市工商局关于广告管理出了一个规定，禁止在征婚启示上用“气质优雅”这四个字，气质优雅有误导，而且一见面很难说优雅，这个词不能量化，不准确。现在你说这个问题就是你给我描绘的未来“气质优雅”，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优雅”怎么去追求。
任志强：第一先得上市，第二从境外划点钱来。我想这是一个面向未来的起步，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发展商可以留相当一部分的物业实现增值经营。
冯仑：关于“气质优雅”，郁亮你怎么看？
郁亮：任总谈的是好多年以后的情景，万科选择的标杆之一——美国普尔特公司就是专门做开发为主的。在现阶段把自己定位于不动产发展商是非常危险的，万科规模不大，如果把资金沉淀下去，投资回报率相对比较低的情况下就有很大风险。万科较早地进入了资本市场，这两年我们获得了30个亿的资金。有很多发展商问，你们怎么能够拿到那么多钱，有什么渠道。我的回答是你愿不愿意上场参加选美比赛。第一，你有没有自信心。第二，除了身材好还不够，还要气质好。一个企业除了透明度很高，还要有品牌。
冯仑：你说的很像模特选拔——第一，气质优雅；第二，自信心；第三个身材好；最后要走得好。带着好多公司去按照名模的标准去做。
郁亮：而且不能有绯闻。
冯仑：对，这个模特不能成为茶余饭后老是被议论的人。
牛文文（《中国企业家》主编）：刚才冯主席把整个气氛都调动起来了。我们能不能听一下他对未来的一个判断。
冯仑：这是我特别愿意说的一个话题，不是说我多么有远见，因为我老困惑，现在大家都差不多，过去略有不同，只有未来应该是谁都爱说，其实都说不准，但是每个人心里永远都有未来，所以他才活着，如果他心里没有未来，那是不可能的。
刚才小潘说的我们一直在研究怎么站在未来看今天，我一直在想这个事儿，在世界上怎么才能活得不累。其中有几种人不累，比如上帝不累，他老是盯着你，不用干活。信教的人不累，还有牛皮的人也不累，锦衣玉食的人更不累。最后就是婴儿不太累，因为他不知道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总得想想怎样把企业做到不累的状态，这几种人都有一个特征，他们对未来的看法比我们更清楚。在信仰领域，神是从终极来看待一切的；在现实生活中，成熟的人比不成熟的人冷静，年纪大的人比年纪小的人成熟，伟大的人比普通的人更有定力。我们讲生存，上帝讲死亡；我们讲成功，伟大的人讲失败。
我一直希望从企业的死亡研究起，然后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该怎么做。也就是说，从一个伟大企业的来时路来看看我们的发展方向，这样的话，我们的预期就比较清楚了，也不会过于慌张了，就像庄子一样，死了媳妇还唱歌，因为他知道人死是回归自然，并不值得悲伤。我最近几年一直在研究行业，研究很多企业的过去，通过这些来看我们的未来。
我们留给未来什么
犹如人的一生，企业也有自己的兴衰规律，当一家地产企业谢幕之时，他能给观众、给舞台留下些什么值得怀想的东西呢？
冯仑：过去地产公司的特质描述叫机会导向、这个商业模式前提是预售市场，再加上两个链条，一个是银行的链条（钱链），一个是人际关系的链条（人链）。我希望万通是战略导向——核心价值观、公司治理、专业团队价值、持续增长，以及优质的产品和服务，我们希望跟以前的描述完全相反，这是我们现在做的决定。至于与泰达合作，只是按照这样一个方向改变的某一个环节，我希望这个环节只是开始，今后还会有一定的改变。
潘石屹：我们在座的每个企业都有可能完蛋，因为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短暂的，房地产的生命也是一样，发展商的生命也是一样，其实留下来的东西就是作品，是我们建的房子，可能留的时间比我们在世的时间要长一点。所以，我觉得把作品做得能够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能够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可能比我们每个人——房地产发展商，比我们每个公司——房地产开发公司要重要得多。
任志强：都说一流的企业制定规则，二流的企业生产品牌，三流的企业生产市场，四流的企业生产产品，五流的可能就是生产半成品。现在最说不清楚的就是服务，服务也可能变成一流的，也可能变成二流的。发展商是高度统一的，既可能产生规则，也可能产生品牌，产生市场，产生产品。在这个模糊的过程中，最可能留下的是什么？作为一个企业来说，往往是企业的文化。大家都知道，维持生命最长的企业大概就是老字号，因为文化在中间起到一个贯通的作用，它能融合规则、品牌、市场、产品等等。如果企业要想生存，它必定有核心的文化，它可能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与时俱进，但核心不变，才能凝聚人心、维系企业的运转。
郁亮：在过去20年里，我们所做的最重要的决策，就是从早期的多元化向专业化转型，我们坚持了下来，而且不受任何诱惑的影响，这是对万科影响至深的决定。未来十年，我们要走第二次专业化，这次的专业化是指我们所专注的领域要更专业，更优秀，同样会对未来十年的万科影响至深。外面的世界确实很精彩，如果我们把自身的一亩三分地做好，那也会很精彩。
林少斌：大家的路都很不同，刚才任志强谈到地产金融化的趋势；郁亮说万科将专注于做开发，对招商而言，我们最大的障碍是资金、队伍建设和品牌塑造。美国地产的金融化历程并不长，也就十年的时间，但发展得很成熟，集资很容易，在国内融资投入的成本相当高，还款条件也很严。我们是国资背景，审批贷款会遇到政策倾斜等因素的影响，着眼于未来，我们也在研究金融化的发展路向，研究持有大量物业的风险和收益，防范金融危机那样的悲剧。
曾鸣（长江商学院教授）：战略其实就是前瞻性、差异化和取舍。难的是企业怎样从挑战者成为领先者，成为领先者之后如何走的问题。像人生总有谢幕的一天那样，绝大部分企业不管曾经多么辉煌，最终总会走向衰落和死亡。换句话说，企业和企业家都有自己的宿命，像人生一样。企业家做的每一次选择都会直接影响未来，而越痛苦的选择越有意义，像刚才讲的万科过去20年最大的选择就是专业化。然后大家会追问为什么能坚持下来，看到诱惑时怎么办？这是在座的各位需要考虑的。
潘石屹：国内的发展商最大的困惑是，走着走着就缺乏方向感了，交流和学习是必要的，一大批发展商聚在一起，比如今天在中国大饭店，比如明天在国贸。
每家公司走的路都不一样，中国的发展商好比天上的飞鸟，第一只飞上去了，第二只肯定不是同样的轨迹，只有凭着对周围的判断，什么地方有上升的气流，就往那个方向飞。全球很多企业都盯着天上高飞的鸟，比如GE，但成功者寥寥，简单的摹仿无法超越自己。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26节 工业化住宅的价值定位
《万科》周刊
陈延年
从历史角度看，我们在哪里？
从客户角度看，谁为工业化住宅买单？
从价值角度看，客户愿意为什么付钱？
这是中国工业化住宅先驱者必须首先回答的三个根本问题。
工业化住宅历史
美国的工业化住宅是在1930年起步的，最初作为车房的一个分枝业务而存在，主要是为选择迁移/移动生活方式的人提供一个住所。而工业化住宅的兴起主要是在二战之后。20世纪50年代，欧洲一些国家掀起住宅工业化高潮，60年代遍及欧洲各国，并扩展到美国、加拿大、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
从总体上看，发达国家工业化住宅经历了从追求数量为主到追求质量为主的转变。
从二战以后到20世纪70年代，主要以追求数量为主。
当时有两大问题亟待解决，一是二战造成的“房荒”问题，二是当时建筑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十分短缺，各国主要通过住宅的工业化大幅度提高房屋建造能力和建造速度。
法国1945年住宅建筑能力为8万套，但实际需建造20-25万套，推行住宅工业化后，到20世纪70年代建造能力已达到40万套左右，基本解决了住宅有无的问题。日本从20世纪60年代发展住宅工业化，住宅建造量从20世纪50年代上半期的30万户，提高到20世纪60年代上半期的80万户，60年代下半期又提高到130万户，到1968年已达到每家一套住房的水平。
从1970年－1980年开始，住宅工业化的重点转向质量。
第一轮住宅工业化热潮产生了一些负面问题，比如建筑物呆板单调，规划、设计、施工质量较差，配套不完备，忽视环境保护等。更重要的是消费者的需求水平进一步提升。第二轮住宅工业化针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调整，发展更加全面。
瑞典在1960年－1975年实施了“百万套住房计划”以后，逐步对过去“过分掠夺性”开发建设和对居住环境问题的忽视进行补救和更新改造。德国从1970年开始强调住宅配套建设，一是房屋内的浴室、电炊、冰箱、集中供热的配套，二是在居住区配套建设商店、幼儿园等服务设施。在法国，从1980年开始，针对过去住区选点不当，功能单一，缺少公共设施，不适合老龄人居住等问题，进行了大规模住区改造。进入1990年以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住宅的内涵更加丰富，开始追逐个性、科技、健康、舒适、环保及信息化等概念。
由于历史背景的不同，各国的发展道路呈现不同的特点。
从主导力量上看，欧洲、日本和前苏联体现了较强的政府导向。无论在工业化标准制定、投资、制造上，政府都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比较突出的是瑞典，该国曾在1960-1975年实施了著名的“百万套住房计划”。而美国则体现出企业自由发展的固有特点，政府只是在工业化标准制定及宏观调控上起一定作用。
从制造方式上看，欧洲走的是大规模工业化预制装配道路，建造了大量住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标准化的、系列化的建筑住宅体系。前苏联、东欧和英法等国家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了装配式大板住宅建筑体系。而美国则注重于住宅的个性化、多样化。美国住宅多建于郊区，以低层木结构为主，用户按照样本或自己满意的方案设计房屋，再按照住宅产品目录，到市场上采购所需的材料、构件、部品，委托承包商建造。
谁为工业化住宅买单？
在美国，工业化住宅一直以来的主要购买者是低收入人群。
在全美范围内工业化住宅分布特点如下：南方55%、西部19%、中西部18%、东北部9%。这些区域的共同特点是：低收入家庭、移民和退休人员比例大。在低收入人群的购房者中，23%来自于工业化住宅，南部地区这一比例超过30%，郊区高达35%；在南部农村地区的特别低收入家庭，有63%的家庭购买这种住宅。
对于低收入家庭来说，通过租用土地而自己拥有一套工业化住宅与租住一套公寓相比，前者是明智的选择。因为，这样可以花同样多的钱拥有更大的居住空间和草地。
另外，与现场修建的住宅购买者相比，工业化住宅的购买者年龄分布呈现向两端分布的态势：年轻的人群比现场修建住宅购买者更年轻，年长的则更年长。一般而言，这两类人相对于中间年龄段的人群，其经济状况也要差一些。
客户愿意为什么付钱？
美国的工业化住宅是从房车发展而来的，所以形象一直不太好。其在美国人心中的感觉大多是：低档的、破旧的住宅，其居民大多是贫穷的、老弱的、少数民族或移民。
更糟糕的是，由于社会的偏见（对低收入家庭等），大多数美国的地方政府都对这种住宅群的分布有多种限制，工业化住宅在选取土地时就很难进入“主流社会”的土地使用地域（城市里或市郊较好的位置），这更强化了人们对这种产品的心理定位，其居住者也难以享受到其他住宅居住者一样的权益。
为了摆脱“低等”、“廉价”形象，工业化住宅努力求变。
首先是在质量和美观上下功夫，以使之符合房地产的普通标准。美国工业化住宅已经逐渐摆脱传统的火柴盒式的外观，与普通建设的住宅（site-built）的外观特点已非常相似。
其次是结构和品种调整。工业化住宅中的低端产品——活动房屋从1998年的最高峰——占总开工数的23%——373,000套，下降至2001年的10%——185，000套。而中高端产品——预制化生产住宅的产量则由1990年早期的60，000套增加到2002年的80，000套，而其占工业化生产的比例也由1990年早期的16%增加为2002年的30%－40%。
第三，努力增加消费者参与和体验。一个例子是组装式住宅的兴起。组装式住宅一般为单层建筑，面积、式样、外观和内部布局各不相同，消费者可以选择已设计定型产品，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对设计进行修改，对定型设计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增加或减少项目，体现出了以消费者为中心的住宅消费理念。
经过不断的努力，目前，工厂化生产的住宅用户对住宅的满意程度开始接近普通建设的住宅（site-built）用户，2001年满意度超过了65%。
我们的前提是什么？
比照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住宅工业化的经验，中国工业化住宅的先驱者应当引以为鉴：
第一，我们在哪里？处于现阶段，我们如何作出选择？数量和质量，哪个应该优先？是先规范、后发展，还是先发展、后规范？选择政府主导，还是企业主导？采用大规模预制，还是个性化定制？发达国家发展工业化住宅的一个背景是建筑劳动力的匮乏，而我国则劳动力过剩，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
第二，谁愿意为工业化住宅买单？进一步追问：这个消费群的规模足够大吗？在经济上，这个消费群能够为工业化住宅的先驱提供足够的经济利润吗？如果最初的消费能力不能弥补先期成本投入，先驱者靠什么维持到盈利的曙光乍现？
第三，客户愿意为什么付钱？或者反过来说，我们用什么样的定位来吸引客户？我们在推广工业化住宅概念的时候，不要只盯着大众化普及的美好前景，而忽视产品价值和品牌价值的塑造。在宣传上加上一些科技、环保、健康的噱头虽然带一点自卖自夸的味道，但这有助于在消费者心目中为新兴工业化住宅留下良好印象，对整个行业的高起点发展会有所助益。
一切先驱者必须先搞清楚当前所处的发展阶段，必须确定未来的发展路径，必须了解客户是谁，必须找准自身的价值定位。
一句话：中国工业化住宅发展的首要任务是搞清前提！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27节 利率松绑刺激房价神经
《万科》周刊
冀志罡
最近两大事件，足以震动2004年的房地产界，也让各方对于房地产的关注达至前所未有的高点。
这两件事，一是“房地产泡沫论”的舌战笔伐，二是人民币利率上调（俗称“加息”），使外间对明年房地产形势的判断忽感扑朔迷离起来。
房地产的加息之困
此次加息幅度轻微，五年以上商业按揭贷款利率仅提高0.27个百分点，这样的加息幅度，静态来看，不会对房地产需求造成任何实质性影响。有关的测算表明，购房者月供负担仅增加几十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对于开发商来说，由此增加的财务成本也微乎其微——获得贷款的难易程度才是最值得关心的问题，增加一丁点利率支出是无关宏旨的。
但动态来看，情况就会有点不同。人们普遍意识到，这次加息只是一系列加息的第一次，尤其是加息幅度很小，有试探市场的意味，那么其后的加息，一定会陆续到来。由此，开发商的理性选择将是放慢开发步伐，以免资金链绷得过紧。而购房者将不得不在自己的财务安排中留出更多的余地，以免利息升高导致月供不堪重负。
加息预期——而不是加息本身——才是利率变动真正影响房地产的地方。由于人们会预先地将未来的加息反映在今天的行为中，从而在今天看来，许多行为就显得有点神经过敏。加息甫一宣布，银行门口就排起了长队，提前还房贷的，定期存款转存的，很多人可能根本来不及计算，这样到底能省几个钱。
加息不过如此。既使明年再加几次，也不可能产生什么实质性影响了。况且，总的加息幅度看不出会达到很高的程度。一般认为会在一个百分点左右。这个幅度的利率提升，不会对财务成本产生多大的压力。简单地测算，对按揭月供的影响不超过10%，只会对需求造成轻微的压力。
加息对房地产行业的影响是很微妙的。一方面，开发商放慢开发，会导致市场供应减少；另一方面，购房者按揭负担提高，又会压制市场需求。两者合并来看，很难说哪一个影响更大，无法断定房价波动的天平会向哪一个方向倾斜。
在成熟市场，房地产价格对利率是非常敏感的，因为那里有成熟的金融市场，投资手段非常多，无论是通胀还是通缩，专业的资产管理人员都会适时地做出反应，合理地配置资产。例如，一旦中央银行释放出银根放松的信号，房地产就会比国债更有吸引力。
此外，在发达国家，房地产的流动性也相对较好，二手房是房地产市场的主要交易品种，人们可以随时买进卖出，市场价格具有较高的敏感性。而在中国，房地产市场主要是交易一手房，流动性不够好，价值发现的功能也不能充分发挥。换言之，我们不容易观察房价到底是升了还是降了。
泡沫在何处？
关于房地产泡沫的炒作已持续经年，公众对于房地产价格下跌的期望也越来越高。在这个问题上，媚俗的新闻媒体又一次误导了公众。
严格说来，“泡沫”只是一种形象的描述和比喻，在经济学的辞典里并没有泡沫这个词。人们在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泡沫有两重含义，一是价格偏高，二是投资过度。人们约定俗成地使用这个词，却没有料到，价格偏高与开发投资过度本身就是一对矛盾。
如果房地产开发投资过度，那么房地产就应该是供过于求的，而供过于求的东西是应该价格下跌的；如果房地产价格偏高，那么就只能证明房地产供应不足，而不是投资过度。在成熟的房地产市场，例如1997年前的香港，之所以发生严重的房地产泡沫，主要是因为香港人多地狭，缺乏新增供应量，大量资金的流入就不可避免地抬高了房价。
理解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中国房地产市场是没有泡沫的。中国的房地产是增量市场，所谓房地产价格是指新建商品房的价格，而新建商品房是没有价格可比性的。如果同一套房子，在周边环境与市政配套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价格出现了上涨，也就是转手交易的价格越来越高，那么我们可以说，这是房价涨了；但如果今年建成的房子比去年建成的价格高了，我们就无从知道，价格到底是涨了还是跌了。
一句话，房地产泡沫只能在二手房市场上观察到，在一手房市场是观察不到的。
事实上，除了去年下半年和今年上半年部分地区（主要是上海和杭州）的二手房出现较大涨幅外，在全国大部分地区，二手房价格不仅没有出现上涨，许多甚至还是下跌的。而就是在上海和杭州，二手房的大幅飙升也不过持续了不到一年。回顾香港和日本的房地产泡沫史，没有发现一年之内上涨几十个百分点就能形成严重泡沫的。
有人期望利率升高能够击破“房地产泡沫”。这是高估了加息的作用。
在发达国家的房地产市场上，利率提高的确有可能使房地产泡沫破灭。但这有个前提，就是房地产的确存在泡沫，否则破灭一说从何而来？
况且，就算房价真的上涨了，也未必就一定是泡沫。上海房价在2003年出现了较大的涨幅，但在我看来，那不能说完全是泡沫，而是部分地带有补涨的性质，因为以上海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实力，过去的房价显然是偏低的。
人们还喜欢用房价收入比来证明房地产有泡沫，这是低级错误。房价收入比只是一个经验性数据，逻辑上并不能成为严格的标准。所谓房价收入比的国际惯例根本不存在，这就好比四川人的辣椒摄入量远远大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你不能说四川存在“辣椒泡沫”一样。各国土地的稀缺程度相差很大，一国之内往往也不尽相同，地租水平完全不可比，又何来房价收入比的国际惯例呢？
更何况，国内有灰色收入的人群普遍存在，使居民收入的统计数据失真，准确地加算房价收入比本身就是不可能的。用房价收入比来证明房价偏高，只能说是没话找话。
有意思的是，两年来不断高唱“房地产泡沫论”的摩根士丹利，其房地产投资部门却反其道而行之，在上海大量收购房地产。那么谢国忠的“泡沫论”，到底是表明了研发部门与投资部门的分歧，还是另有所图？
加息之后房价必升
得出这一结论，主要基于以下几点理由。
一是加息之后，过大的利差并没有减小，相反还有继续扩大的迹象，因为贷款利率是向上浮动的，而存款利率却是向下浮动，所以未来变动的趋势，必然是利差继续扩大。加上20%的利息税，对于存款人来说，理性的选择就是将银行存款取出来，更多地用于投资。而在国内，除了房地产，尚缺乏更好的投资工具。
二是利率虽然提高了，汇率却没有松动的迹象，而只要汇率不动，通货膨胀率就会继续存在。在通胀预期下，人们会更多地将货币资产转为实物资产，而房地产显然是其中最好的选择。可以断定，只要汇率不做调整，或调整幅度太小，房价就会在通胀预期的推动下加速上涨。但如果汇率能够调整到位，房价的上涨就会温和得多。
三是相对货币政策来说，土地政策的变化对房地产影响更大。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央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地清查，并全面推行了城镇经营性用地的公开出让。这在短期内大大减少了土地供应量。目前房地产市场供应主要是依靠过去几年的土地储备，一旦这些储备用完，政府又不能向市场供应足量的土地，则地荒必然导致地价和房价的加速上涨。来自各地的信息表明，由于今年土地政策的影响，明年的房地产项目将大大减少。而供应减少必然导致价格上升。
为什么公众对房价的怨言如此之多？
这是个有趣的现象。不是说人们不应该反对涨价，任何时候，消费者都是不喜欢涨价的。问题是，当对房价的抱怨成为一个社会的主流舆论的时候，就需要思考，为什么房价会成为一个问题。
民以居为安。既使在其他国家，华人也是比较喜欢买房子的一族。所以，一旦新建商品房价格越来越高，而旧房又实在看不上眼的时候，人们就会迁怒于房地产，直至将房地产送上道德的审判台，甚至不惜释放房价已经下跌的虚假信息，以此来满足公众的幻想。
我决不掩饰对此现象的失望。市场现象只能理性地去看，理性地去分析，任何道德说教在这里都派不上用场。在我看来，普通人觉得买房有困难，主要原因不是房价太高，而是收入分配过于悬殊。这涉及到深层次的体制问题，但决不应该让房地产代人受过。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土地租值的上升是必然的结果。同时，经过几年的高速发展，住宅产业的设计、规划和建筑水平都有了长足的进步，无论从哪个方面看，这都不是泡沫。除非中国经济突然遭受重大打击，否则房价将很难下跌。
政府的房地产政策也进退失据。平抑房价的正确措施不是大建经济适用房，而是增加土地供应，从而扩大市场供应量。在任何市场上，只要供应增加，价格就一定会受到抑制。相反，如果政府大幅收紧土地供应，就会给市场造成“买房难”的印象，反而会助长房价的上涨。今年以来的房价加速上涨，就是相关土地政策调整的结果。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28节 历史不会再现，但变革就在眼前
《万科》周刊
刘龙 梁洁
从2003年9月开始，金融机构三次调高存款准备金率，由最初的6%提高到7.5%，其中资本金不足的金融机构提高到8%，调整幅度为25%和33%；2004年初央行计划贷款总额为2.6万亿，比2003年减少了11%。这一高一低明确表明银根已经开始紧缩。房地产行业也在银根紧缩中开始了新一轮的宏观调控：2003年6月，央行121文件要求房地产企业自有资金达到30%，严禁贷款购买土地，严禁对房地产开发商发放流动资金贷款；2003年8月的国务院18号文，在明确了房地产国民经济支柱产业的地位后，也再次强调加强房地产开发项目贷款审核管理，严禁违规发放房地产贷款；2004年3月《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指引》，强调房地产贷款风险管理，限制房地产贷款规模；同年4月，国务院通知提高房地产等行业的资本金比率至35%及以上。
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使得房地产企业资金更趋紧张，行业资金门槛的提高让很多人想起了十年前开始的宏观调控，以及其给中国经济和刚刚起步的房地产业带来的巨大冲击。更有甚者认为：空气中似乎已散发着1993年房地产釜底抽薪的残酷味道，历史的一幕惨剧将再次来临……
历史会不会再现?让我们在现实与历史的比较中寻找答案……
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变革
相对1993年，中国已由一个市场体制刚刚开始建立的社会迈向了全面的市场经济。房地产行业所处的宏观经济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化——
一、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明显提高
标志性事件之一是人均GDP由300美元上升到了1000美元，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意味着居民购买能力的提升，更意味着消费结构的重大转变：住房、汽车等大件商品将成为新的消费热点；标志性事件之二是城市化水平达到了40.5％，提高了12.4个百分点。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意味着城市人口的庞大需求增长，同时也意味着工业化开始向纵深发展，为产业结构的升级创造了有利条件。一系列变化使社会经济承受宏观调控的能力大大增强。
二、民间投资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相对于1993年前后投资主要由国家主导，本轮的投资更多的表现出由政府和民间力量共同完成，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已经由1993年的15.2%，上升到2004年第一季度的40%。投资主体的多元化使得宏观经济在国家调控中表现出更大的适应性。同时，民间投资的增多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市场化的结果，意味着投资效率的提高。
三、通货膨胀的情势大不相同
1993年前后居民的消费价格指数高达8％，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现象；而本轮调控所面对的仅仅是通货膨胀的苗头，2004年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为2.8％。上一轮的通货膨胀一方面是因为市场闸门甫一放开，需求的洪流不可遏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生产能力无法满足当时激增的巨大需求。而在这一轮经济的快速增长中，经过多年的洗礼需求变得更加理性；同时刚刚迈出长期通货紧缩阶段的中国经济也不存在生产不足的问题，通货膨胀不会出现高涨的局面。
房地产行业的整体运行状况获得了巨大改善
行业发展的数据显示，目前的行业过热现象远没有上一轮显著。市场本身的运行状态也由10年前的投资带动变为需求拉动，由10年前薄弱的市场基础转变为逐步成熟的市场化，由10年前的个人需求不足变为现在个人成为需求的绝对主体……
一、行业投资相对理性，并且有明显的需求支撑
相对于1992、199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连续两年的超高水平增长，目前的房地产行业开发投资增幅则表现出明显的平稳增长的趋势；另一方面，从投资和需求的增长情况来看，1992、1993年，商品房销售金额的增长率远远低于投资增长率，需求不足和投资拉动的效果非常明显，而目前需求增长强于投资增长。形象的说：1993年前后的房地产需求和投资就象刚开始恋爱的年轻人，双方都澎湃而冲动；而现在房地产市场的需求和投资就像婚后的夫妻，经过了长期磨合而更加自然和默契。表现在商品房的价格上，则由1993年前后的大起大落变为目前的平稳增长。
二、房地产行业的市场已经逐步建立
1998年以前房地产市场的需求主要是通过福利分房途径加以解决,当时的商品化程度还很低，1993年进入商品流通渠道的房产仅有47%。1998年以后停止了住房的实物分配，逐渐取消了福利房，商品房市场才得以逐步确立和完善,目前商品房已经占到了所有房产的76.4%。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意味着一个行业的市场正在建立,商品通过市场渠道流通意味着价格形成的供需机制开始发挥作用,而这一切表明在新一轮调控中，房地产行业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将更好的发挥作用，行业有能力更好的适应新的调控。
三、个人购房已经成为商品房市场的主流
1993年前后个人购买商品住宅还仅仅是少数人的选择，更有甚者是作为少数富人的投资选择，在所有商品房中，只有48.8％是个人购买的，这意味着所有房产中仅有不到1/4由个人通过商品市场购买得到，超过3/4的房产是通过福利分配和集体购买的方式加以消化。因此，当时的房地产市场有效个人需求明显不足，更多的是计划体制下的包产包销。而目前，个人购房已经是商品市场的绝对主流，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目前市场的自发有效需求水平和竞争水平。房地产行业的抗风险能力也在个人需求的主导下得到明显增强。
四、个人购房抵押贷款从无到有，并逐渐趋于理性
个人购房抵押贷款从1997年开始经历了从无到有、到高涨、再到目前逐渐趋于理性的变化过程。个人购房的金融支持在1993年前后是缺失的，这也是当时个人有效需求或者说购买力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目前的个人购房金融支持使得个人有效需求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满足。
调控手段变得更加温和和有针对性
本次调控的手段从目前来看主要还是从货币政策和行业政策加以控制，实行的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差别存款准备金率，而上一轮宏观调控中，1993年两次生息，上升幅度达2.5个百分点，甚至在相当长时间存贷差为零。相对以往一刀切似的停止贷款，新的调控更注意对资金的流向控制，对行业的区分和对结构的调整。
从调控对象来看，本次调控实行了重点行业重点对待，更加具有针对性。相对于1993年将房地产行业作为主要调控对象来看，目前的调控仅仅是将房地产行业作为钢铁、水泥、电解铝等行业的配角。
历史不会再现
现实与历史的比较回答了最初的问题——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不会让行业的“冬天”再次来临。这是因为——
社会经济基础发生的深刻变革，使得社会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得到加强，这为化解市场调整可能带来各种风险提供有力的保障；民间投资的活跃意味着市场自主性的增强，使市场主体能更有效的利用各种市场信号和手段应对可能出现的调整；同时国家的调控手段更加温和有针对性，使得经济和社会受到的影响也进一步减小。所有这一切保证了宏观经济在新一轮的调整中还将继续保持健康发展的态势，这为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最有利的保障。
而从房地产行业整体运行状况的改善情况来看，我们更加有理由相信房地产行业不会在新一轮调整中出现大的波动：行业自身的市场运行机制得到确立并进一步完善，产品的商品化程度大幅提高，市场主体的个体化水平明显提升，个人需求获得了足够的金融支持，同时房地产行业的发展具备了明显的需求支撑……一切表明行业自身具备了应对宏观调控的能力。
总之历史不会再重演，中国经济仍将保持健康快速的发展态势，房地产业的发展也不会出现大波动，但变革仍然不可避免……
变革首当其冲发生在大企业中
在新一轮的宏观调控下，房地产行业面临着两个矛盾：一是在土地出让的公示制度下，地价款规模和支付节奏要求提高，行业的资金需求在增大，但宏观调控下银根进一步紧缩，行业获得金融支持门槛在提高，因此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讲，存在资金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另一方面，近几年房地产企业的平均资产负债率一直保持在75%左右的较高水平，而国务院4月份的规定要求项目资本金比例在35％及以上，使得房地产企业面临着融资与行业监管相冲突的矛盾。
这些冲突与矛盾将使大企业首当其冲面临着变革的考验。因为，面对调控小企业可以变卖存货以解一时之急；实在不行抽身而去，即使不能全身而退，也还不至于陷入绝境，它们仍然可以在市场形势好转的时候寻机进入，并不真正需要做出变革。相对而言，大型企业不仅要考虑生存，更要考虑长期的发展；而要发展，就必须要变革。而且行业的最终变革也首先是通过大企业实现“优胜”，然后才是小企业的“劣汰”。
一、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合作和整合将更加深入
随着银根的收紧和资金需求的增加，大型房地产企业的合作和整合将进一步深入。第一步表现在项目发展阶段的合作上，因为随着土地公示制度的深入实施，土地市场规范化监管力度的加强，购买土地对房地产企业的资金要求将越来越高，通过联合拿地一方面可以缓解资金压力，另一方面也可以形成竞价同盟：一个多月的时间内中海和信和联手在各地连续拿了三块地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可以预见在未来的土地拍卖会上更多出现的是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联合体之间的竞争，而小企业和黑马将不复存在。并且随着调控的展开和深入，合作的步伐会进一步加快，同时合作的层面也会从项目发展逐步深入到房地产开发的各个环节：华远和SOHO有关尚都国际的转让，中远、华润、首创整合三元桥的发展理念，都是合作的不同表现形式；而万通和泰达的联姻某种意义上更是房地产企业合作和整合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二、多元化的房地产企业将逐步走向专业化道路
多元化的房地产企业将必须面临专业化的选择，要么放弃房地产，要么房地产主营业务更加明确。促使一个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原因可能很多，通过多角化获得不同领域的超额利润，减少经营中的风险；降低垂直分工和水平分工的牵制，减少交易成本等等……但是在资金收紧，各行业的利润空间都被压缩的情况下，多元化的企业必须面临着在哪一个行业更集中的发挥有限的资源优势，形成自己的竞争优势，从而使企业脱颖而出的选择。例如复地要突破自己的发展瓶颈就要在钢铁、医药和房地产等之间做出自己的选择。
三、房地产行业内部的细分也将更加专业
要使有限的资源更有效的形成公司的竞争优势，在房地产行业内部的细分上也将更加明确和专业，会出现针对不同产品、不同流程阶段进行产品开发和服务的专门化公司，例如像目前集中精力做大众主流住宅的万科，专门开发商业地产的万达，专门从事商务开发的万通等等，甚至还会出现专门经营土地的公司。
行业将在新一轮调整中迎来新生！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29节 中国话现代民居
《万科》周刊
林大鸟
后绿帽时代的高帽
忽如一夜春风来，以“中式”为名的楼盘在中国的城市里高调盛开，气势夺人。北京观唐、易郡、运河岸上的院子、南京中国人家、西安群贤庄、成都清华坊、芙蓉古镇、广州清华坊、苏州寒舍、杭州颐景山庄、深圳第五园……一时间“冠盖云集，群贤毕至”。媒体恭逢其盛，也给这些楼盘添了许多名头：“纯中式建筑”、“院落”、“中国风”、“中国情结”等等。这些楼盘都宣称“中式”不仅仅停留在外立面形式、建筑符号，而是重现古典的东方生活方式和趣味，乃至寻求住宅理想的突破。
“中式”时尚潮流的背景是什么？它们从何而来？
它们绝非横空出世。20年来，在这片人类史上最大的建筑工地上，钢筋和水泥被挥霍着，其中各类新老建筑风格的尝试都不少见，中式建筑的尝试必然成为其中之一——也只是其中之一。在此之前，“中式”的尝试以新古典主义为代表，这次带有浓厚官方色彩的建筑艺术运动让全国各式各样的高楼大厦都戴上了一个大屋顶，俗称“绿帽子”。运动在北京西客站达到了顶峰。
新古典主义的大屋顶因为形式单调、功能缺失甚至劳民伤财，遭人诟病颇多，又随着住宅房地产的兴起和住宅房地产开发的“国退民进”，终究无可避免地日渐式微。
在庞大市场的培养下，民营开发商、设计师和消费者都先后体验了国外多种流派的建筑风格，在这种短暂的市场教育之后，“中式民居”作为市场需求的一种，自然而然地重新浮出水面。“中式民居”的本质是一种西式居住的探索、西方本位的艺术思考，它不是纯粹的古典，不是新古典主义的复兴，而是对新古典主义的一种否定，是新古典主义之后另寻出路的一种探索。
另一方面，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建筑艺术的生命力，都会要求这个时代的建筑师与开发商努力探索民居的新形式。住宅作为产品和作为艺术品，都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凝聚和表现一时一地的文化，因此，住宅产业的逐渐成熟过程，也会是一个新民居不断自定义的过程。这种自定义可能更东，可能更西，可能更古，可能更新。而时下“中式民居”或者“民居洋务运动”，只是新民居自定义的诸多方向之一。
“中式民居”的根源是市场需求，它没有官方的背景，没有行政指令指导的推动，它只能在市场的推动下，通过建筑师的点滴积累一步一步前进。这也注定了“中式民居”很难成为市场主流产品，更不可能是波澜壮阔的艺术运动。诸开发商有的偏高调，有的偏低调，但即使最高调的“中式民居”开发商，也有意避免“主义”、“运动”之类的大词，他们知道，在新古典主义的绿帽之后，这些楼盘不需要、也还配不上新的高帽。
人民为什么需要中式民居
人民为什么需要中式民居？为什么市场会有这种需求？
不管是“火柴盒”、“筒子楼”还是新式的商品楼盘，都是一种西式住宅，它们构成了目前中国城市住宅的主流。在超越“实用，经济，美观”之后，人们要求更好、更丰富的居住形式。决定了中式民居市场需求的，是它与西式住宅在形式美感、生活方式、家庭伦理三方面要素的不同。
形式美感
可以这么说，日本是一个彻底西化的国家，却保留了纯粹的传统；中国没有保留纯粹的传统，却也没有彻底的西化。作为惟一延续至今的古文明，深厚得几近顽固的中华文化滋养了中国人的审美，这种“滋养”和“浸泡”以官方指定的形式存在，或经过通俗化以民俗形式存在，既广且深，使得中国人似乎天生就具备维持这种审美的力量。
大多数中国人依然追求古典的审美，以古典的审美为至高的标准，虽然他们的身边已经找不到这样的环境和依据。这在中国人对古诗词的欣赏上表现得尤为强烈，同时他们对现代汉语诗歌（这是近代以来的一种西化形式）表现出强烈的抗拒。又比如，虽然普通中国人对国画与中国古乐已渐陌生，但国画与中国古乐受欢迎的程度仍然超过西方油画与古典音乐。比起现代化进程中在经济/物质层面上对西方的全盘投降，国人在文化/精神层面要更固执。
这种审美倾向一样会延伸到住宅领域。住宅产品作为一种典型的物质与精神的结合体，西化的程度是很深的，但依然无法掩盖过中国人的审美本能。即使在纯粹的西式住宅中，中式家具和装饰也深受欢迎，甚至在高端市场占有很大份额。“中式民居”仅仅依靠“形式美感”上的差异性，就有可能占领一部分住宅市场。也就是说，即使新潮的“中式民居”并无法重现古典的东方生活方式和趣味，而仅仅是停留在外立面形式和建筑符号，它依然会有一定的市场。
生活方式
现代化过程中，在物质层面高度西化的同时，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也随之西化，但依旧保留了相当多的传统内容。
在西方基督教社会，宗教在生活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而东方社会中大多数人不存在严格的宗教信仰，他们的生活没有上教堂这一项内容。反映到建筑上，传统的东方住宅往往把信仰的仪式感融入到居住空间中，住宅格局更加严肃。与信仰缺失相关的是风水文化，西式住宅中从居住舒适度考虑而设计的卧房内卫生间、落地窗，往往是东方风水的否定对象——诸如此类的细节不胜枚举，市场必定要求在“中式民居”的探索中解决这种矛盾。
中国文化对公共空间的传统要求很低，在古村落中，公共空间只是聊备一格，比西方社区的要逼仄得多，许多公共空间的功能由私家院落来承担。在社交方面，中国人习惯三五知己的酬唱，至今不能习惯西式的社交，不习惯大规模的沙龙和酒会。另外，中国人对美食的孜孜以求也是西方人不可企及和难以理解的，家宴在美食过程中至高无上的位置也对居住空间提出很高的要求。
住宅是一个容纳精神和灵魂的场所，凡此种种中西生活方式上的需求差异，均非正统西式住宅能满足。中国人发现自己难以完全适应西方生活方式的时候，他们在建筑细节中失落了，于是在西式居住的探索中借入自己传统的思考。“西式的围合做久了，慢慢地，想到了中式的院子。西式的亲地性概念做深了，慢慢地，转向了中式的地脉诉求”。
如果要求一处住宅具备现代住宅的基本功能，又要满足以上所说种种东方生活方式的要求，它对空间、材料、设计和工程的要求是相当高的，必然会走上豪宅化的方向。把它放回市场的发展过程中看，目前市面上的“中式民居”，其实是住宅升级的一种形式，甚至是以中式之名，行豪宅之实——这其实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中式民居”的范式只能是古代的高端住宅，须知生产力低下的时代的普通民居，一茅屋而已，几乎没有太多可供我们今天敬仰和参详之处。从这个角度说，如果今天的开发商能提高标准，放下身段，做出多层住宅形式的“中式民居”，就已经是很谨慎和很考验功力的了。
家庭伦理
建筑是固定的伦理。住宅中房子之间、空间之间的位置关系和体量比例，即是家庭伦理的物化形式。
什么级别住什么房子，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在建筑上的一种体现，这种定制可以夸张地上溯至周公时代，而到宋朝以后愈发有白纸黑字的严格约束。小到前厅后堂、两进三间的民居，大到旧北京城和紫禁城的二维空间序列，都清晰地表达那个社会的伦理关系。
西方的家庭以个人为中心，东方的家庭以家族为中心，这使得东西方的城市、乡村乃至家居的结构都呈现出差异。近20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东方式的三代同堂、四世同堂慢慢在城市中消失，但成年人与老年父母两代人之间的联系和义务仍然远较西方人为多——在未来甚至有可能形成一种新型的、介于东西方传统之间的伦理关系，未来的“中式民居”应该兼顾三代同堂和独生子女三口之家两种伦理形式的居住，甚至要考虑西方社会很少见的血缘亲属之间的往来和共济性交际。
此外，近代以来，儒家文化“五伦”中的“夫夫妇妇”早已被自由恋爱、女权运动和平等的婚姻制度冲得七零八落，代之以新型的夫妻关系，但“父父子子”的伦理要求被相对完整地保留了下来。在传统民居里，“父父子子”的建筑表现就是正院的正房和后照房、厢房之间的关系——而西式住宅完全不存在这样的设计，它抛弃仪式感，体现人情味，选择平等、亲近的尺度，力图填平两代人之间的鸿沟。
如何融合中国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的文化与伦理，提供一种和谐的居住空间，留给“中式民居”建筑师的是巨大的挑战。
ABC民居
无论时下的“中式住宅”如何嘲笑竞争对手的中式设计仅仅停留在外立面，又如何标榜自己重现东方生活方式和趣味，现代“中式民居”仍然离不开西式住宅的本质——在可预见的未来，它也仍然是一种西式本质的住宅。从产品性质看，由市场需求推动的“中式民居”潮流是建立在西式住宅科学、舒适的基础上的探索，它的实质是西式住宅的东方改良。从艺术审美看，与其说“中式民居”潮流是中国经济强大导致的古典审美回归，不如说这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审美；“中式民居”是站在现代艺术的立场回望和引入中国古典建筑风格，它是西式审美本位的，甚至更接近于一个中国题材的西方艺术作品。打一个比方，四合院只是“中式民居”的表哥，罗兰·巴特才是它的堂哥。
正因为“中式民居”这种西式、现代的背景和实质，它注定难以回到纯粹的古典光芒，更不可能成为住宅市场的主流，从而主导未来住宅建筑的潮流。它注定是零敲碎打，注定是局部市场和边缘艺术。这是一个缓慢的探索消费者需求与艺术形式过程，它不具备在建筑艺术领域一呼天下应的效应，它的成功有待几代居住者的肯定而非一代观赏者的赞美。
在讨论“中式民居”潮流的内涵时，我们想到了一个中性的词“ABC民居”，ABC的本意是AmericanBornChinese，意指在美国出生长大的华人。而如今市面上“中式民居”恰恰是在现代化背景和西方建筑语境中出生和成长的，是一种市场本位、西式住宅本位的中式民居。
我们在此使用的“ABC民居”并无贬义或褒义，是一个中性的词。作为市场推动的民居风格潮流，它本身无须承担太高的建筑艺术理想——对于“中式民居”而言，理想更多体现在这种探索的行为过程中，体现在认认真真地研究“中式民居”的建筑符号，研究中国传统生活方式。“ABC民居”潮流的最终评判者，与市面上其他楼盘的一样——是市场，是居住者。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30节 以中国之名，行豪宅之实
《万科》周刊
陈健
ABC民居之所以能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土壤中生根发芽，并逐步建立稳定的市场支撑，其根源在于中国人精神层面的有所保留。东西方的传统信仰、审美、社会结构迥异，在从19世纪开始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受到来自西方的巨大冲击，在物质层面已几近投降，而其间几次运动也使得文化传习系统的某些环节遭到灾难性的摧毁，但精神层面上的某些东西始终顽强地存在并周期性回潮。住宅是一个容纳精神和灵魂的场所，住上了“工人新村”、“XX大院”的中国人终究发现，他们并不适应完全西式的生活方式，在繁衍纠缠的生活细节中，失落成了一种普遍却不致命的情感体验。
院落·亲地·容积率
所谓“中式民居”是一个太过宽泛的概念，中国风物庞杂，地区差异堪比欧洲各国之间的差异。从老北京尊卑秩序井然的四合院，到苏州移步见景的精致庭院，白墙青瓦如水墨般的皖南民居或是大理三坊一照壁融合边地异族风格的民居，都有其适应不同地域气候和人文特质的个性特征。共同之处则是以家族宗嗣为核心价值的围合庭院。家族宗嗣价值已经随着城市化进程和一胎化政策渐行破碎，虽底色仍在，却是现在中国人渴望而难以获得的。我们最大的国情乃是人多资源少，在城市边缘建动辄零点几、一点几容积率的低密度中式民居，断然不是为乡村居民（何况现在也没有了乡绅阶层）或是普通城市居民准备的，只能说是以中式住宅的名义，行豪宅之实。
应这种需求而出现的新“中式民居”所满足的生活方式，并非完全因循传统。实际上，传统的民居建筑并不能满足现代中国人的居住需求，因此，ABC民居的设计师们就尽可能地糅合中国传统住宅和西方现代住宅的要求，即所谓“中式住宅的院落空间，西式住宅的居住空间”。对一部分人而言，中式住宅好就好在它的院子，不好则不好在它的房子，生活流线的组织和生活品质的组织还是要按西方的方法来进行，只要中式住宅的院落空间。这种亲地性趣味和对巨大空间的渴求，使得这种住宅注定只是少数人享用的产品。
家庭空间与公共空间
ABC民居对中国传统民居的学习大致有这么几个方法，一是最表层的标签模仿，比如制式门楼、花窗、带弧度的屋脊和瓦的使用。不同的ABC民居对此采取不同的做法，有的精益求精，有的则几乎完全忽略这些元素而更注重建筑布局的流线感。其次，借鉴中国传统住宅布局特点，大面积地使用前庭后院和天井等常见留白空间的设计，用高墙强调私密性和家庭核心单位的意义，使之体现出奢靡的传统空间感，但房间与房间的连接仍然比照西洋住宅紧密相连；第三，这类住宅大多建立在城郊结合带，占据了城市中难得一见的山水资源，有心的发展商则借用中国传统社会的地脉风水观，使建筑群组合符合传统认知。住宅间则多采用所谓街巷式布局——这已是较高层面的临摹。
对逐渐成形的中产阶级来说，这样的封闭空间正好暗合了他们对大隐隐于市的向往。家庭结构的自得其乐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理想状态，这与对墙外公共空间的渴求形成了极大的矛盾。传统步行的街巷在这里已经变成了汽车出入的地方，邻里的功能基本已经荡然无存。这也正是居住者们的矛盾写照：ABC民居的居住者仍然需要西式住宅定义的现代公共空间，需要热闹的城市公共场合，只是这个时段被放在了所谓BusinessTime，剩下的晚上则回归到充满中国风情的、隐秘的、自得其乐的“中式”之家。安闲是一种理想，但只能是部分可行，分时，分地，而且断裂。
所谓院落人家，必有高墙。这跟西方开放且自豪的花园住宅全然不同。中国人对人的赞美，全在内敛和冷静，就算全世界的人都认为中国人最爱财最有财，我们仍然是以不言说财富为美德的。ABC民居在这里又一次显示了它的矛盾和悖论。富不可炫，财为可耻，但藏富于民的高墙大院却又揭露了此地无银的财富所在。而选择这里的人们也是一样的矛盾心情，既欣喜于财富的生长，又希望达到不动声色的境界，最终形成了这种矛盾的产物——ABC民居。
风水不敌画意
不过，从香港、东南亚回潮并势力大增已经年的风水文化在ABC民居中运用得并未如想像中的多。或许是因为风水“行为”已经广泛地渗透到中国的所有建筑市场，形成了一套即定的话语规则，并不独沽所谓中式建筑，也因为ABC民居本身脱不去的“洋务运动”嫌疑，它的建造者、购买者和居住者都不是纯粹的复古主义者，只贪慕这味道而不做信仰，所以风水文化并不过分影响这种产品的设计，它只是作为这个时代的通行规则自然地存在，并不触目。
真正令ABC民居身价直上的原因在于其对山水资源的盘剥和占据。中国的山、中国的水甚至竹、梅、兰、菊，用西方的建筑语言表现始终是不伦不类。中国园林和水墨写意才是这种自然资源最渴求的境界。ABC民居在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下，都不同程度地还原了传统闲适意味。这种资源的稀有性在钢筋水泥丛林的如今更令人侧目，进一步明证了被视为“市场补充产品”的ABC民居在资源占据中所处的高地。如果说，中国古代农村留存的精美高宅大院是既有文化又有土地财富的乡绅阶层对自身价值的一种对外宣言，那么，ABC民居也是其阶层表达自己生活价值的一个渠道。
那么，ABC民居是否只能产出豪宅呢？直到目前仍然有存疑，以目前的市场来说，基本公认超过三层就不能叫“中式民居”了，事实上，两层住宅都很难做出中国味来，尤其对于干旱寒冷的北方来说。也许ABC民居的探索是对适合中国人居环境建设的一种先行模式，但这种摸索仍然是初级的、耗费和占用大量资源的，因而它始终昂贵，始终无法亲民。
就东西方住宅理念与技术的结合而言，历史上有过一个被证明比较适应当时社会资源配置的产品，即旧上海的石库门里弄，这种不中不西的“洋务”平民住宅出现在十里洋场边上，迅速成为小资产阶级的栖身地，并极大地催生了这座城市亦中亦西的市民性格。在1949年后，由于人口的再度膨胀，这种建筑样式逐渐失去满足基本人居要求的功能。如何在新时期做出一眼就能看出中国味又符合现代生活需求、并且不占有超额资源的民居，将是房地产领域乃至全社会持续探讨的一个技术、文化、社会的综合难题。
因此，并不广泛的市场、稀缺的资源和样式，可能造就价值最大化的住宅——这既是ABC民居的卖点所在，也是它的短板所在。它的价值是如此充满理想，却又在表达中处处遇到悖论，显然，它碰到了我们时代的普遍性问题：一扯上人文，谁都说不清是哪里来的传统。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31节 从“对语”阅读路易斯·康
《万科》周刊
北北 北人
从1907年开始，美国建筑师协会（AIA）每年都会颁发一次纪念金牌，用以表彰为世界建筑艺术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建筑师个人。曾经获得过此奖的有：托马斯·杰弗逊、弗兰克·赖特、路易斯·沙里文、贝聿铭、西萨·佩里，还有著名建筑大师密斯、勒·柯布西耶、理查德·福勒等等，以及里卡多·莱格瑞塔。由于这些大师为世界建筑历史留下了光辉的杰作，因此每个金质奖章获得者的名字被郑重地镌刻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建筑师协会总部大厅的大理石墙面上。路易斯·康在1971年获得了此项殊荣，有评论认为，路易斯·康应当是这个时代的一位“建筑诗哲”。
现代建筑师路易斯·康生于1901年。1905年，康的一家由波罗的海里加湾的爱沙尼亚的萨拉岛移民到美国。
路易斯·康早年毕业于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大学，20世纪的20至30年代在费城执业。自1947年到1957年的十年间，路易斯·康担任过耶鲁大学教授，还曾是哈佛设计学院的一员。在现代设计领域内最具声望的哈佛设计学院里还有过其他很是著名的设计师，如贝聿铭、菲利普·约翰逊等。
纵观整个现代建筑发展演变的历程，路易斯·康可以说是一位居于关键地位的人物，他以极为出色的建筑理论与实践对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提供了重要的启迪思想，并且对现代建筑的推进与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都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众所周知，从M·格雷夫斯、P·埃森曼、C·摩尔到C·詹克斯等人基本上都是“后现代主义”建筑师，他们都喜欢理论思索与写作。除了要阐述自己的作品和思考，他们也十分喜欢解读他人，其中的C·詹克斯就是这样从柯布西耶与路易斯·康的作品解析入手的，受到不少思想启迪的詹克斯，在其《后现代建筑的语言》一书中讨论了不少现代建筑名师的各类型建筑设计，其中对于路易斯·康的建筑作品的解析与探讨就费了不少笔墨。
同时，路易斯·康还是一位热衷于理论研究的学者。在他的理论当中，不但含有德意志古典哲学和浪漫主义哲学的根基，同时还汇合了现代主义的建筑观念，以及东方文化中的哲学思想，甚至也包含有中国的老庄学说。因此，在他的建筑理论表达之中，其言论常常像诗化语言一样充满着晦涩艰深的词句，令人十分费解，外国人翻译其文字时一定是极为艰难的事情。然而，他的理论和文字也确如诗境一般充满着隐喻力量，多义而又引人遐思。为什么呢？在康的设计哲学里，建筑自身的质决定着建筑设计与建造的实在方式。在设计Richards医学研究中心的时候，康对“检验”的意义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在其中区别对待服务与被服务空间的概念；在设计印度管理学院的时候，康与“砖”有这样的对语：“砖自己就想成为拱！”在这儿，光线有表达自我和空间的权利，而巨形砖拱下的阴影就像眼睛在向外探视。
路易斯·康曾经认为：光，是人间与神境相互对话的一种语言，并且是人性与神性共同显身具象化的领域。由康所设计的金贝尔美术馆也许可以为人们解读出康的建筑作品里所蕴含的“对话”情节ｗωｗ奇Qìsuu書còm网。金贝尔美术馆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沃思堡的郊区，于1972年建成。该馆主要收藏19世纪的艺术作品与古代美术作品。在一个空旷而景色优美的公园之中，美术馆外部表现得有些峻峭，建筑的外观形象处理得娴静、简朴，自远处观望，其严肃的个性会给人以刻板的印象。康在此展现了其个人对于建筑材料的偏好：将混凝土柱和薄壳形拱顶结构裸露在外，而非承重墙则采用罗马灰华石及玻璃板，以满足不同空间和位置的采光要求。灰华石及玻璃板同混凝土之间没有过强的对比，所形成的空间质感近同，肌理混合为一。在这样做的同时，康也流露出对建筑所在地段的关注与尊重。
路易斯·康认为，艺术作品应当在自然的光环境之中被欣赏，以便空间达到一种“人—美术—大自然”相互融合、彼此促动的环境效果。美术馆建筑物的外观严谨、对称，在内部，建筑上部为尺度较高大的半筒形式，并且采用了穹隆式天花，而采取这两种手法的目的是要将外部的自然光线自天顶引入室内。顶部起到自然光漫射入内的作用，呈现出空间的丰富性和新颖性。空间中充满活跃生机，光弥漫其间，连续的拱顶以相同的格调重复出现，构成空间主体的薄壳被采光中庭和可以灵活变动、拆换的展板所分隔。在九米多长的空间中行进，可以体味空间由光构成的序列，沿途还有一些横向交叉连通的空间，清水混凝土上的光起着空间引导的作用，光引发空间的节奏感，室内空间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产生丰富的表情。这种以洗练、平易的方式去表现光空间的手法，表现出建筑师沉稳的设计理性。
在金贝尔，康把自然光分为来自天空的光以及从内庭进入的光，前者生机盎然，以绿为属性。
上世纪初，世界建筑领域进行过一场针对“现象学”的哲学运动，其主旨在于：研究对象是以研究者的直觉、回忆、判别、想像、经验等状态出现的，现象本身只能如此显现。路易斯·康便是这种现象学背景下的建筑师，他在设计中多依赖自身的感性论断，所以他的一些作品较难明白，但是在其建筑上体现了回归事物本身的原则。康经常这样问，“建筑物想成后者可使观者感受外部空间的变化，带有银之韵味，光源呈现出带状，空间形态已不再沉重。内庭中的各类植物及塑像、光线与景观共同构成了一种较为纯粹的背景。在这里，光可自以铝构件制成的曲面天顶和穹隆顶均衡地流进室内，艺术品不会直接受到影响。自然光线的自由进入使得美术馆的照明效果非同一般。
路易斯·康的其它设计作品还有：耶鲁大学美术馆、Exeter图书馆、Salk学院、NormanFisher住宅等等。其建筑设计多以简洁、哲学化表达以及富有诗意而著称，同时也发展了建筑设计的现代性和纪念性品格，他的设计实践根植于现代主义建筑，并且为他那些诗句般的理论做了注解；而他的理论，似乎又为他的实践点染上神秘性。康的理念、思想与建筑风靡了以后的建筑学人，他的追随者有不少是各国建筑设计和建筑教育界的中坚分子，现代建筑理论家、建筑师文丘里等人就曾是以路易斯·康为首的费城学派主要成员，他的作品遍布北美、南亚和中东等地区。
但是，路易斯·康也有寂寥之时，也许是其性格使然，从1948年起到1974年去世，康都是独自一人进行工作的。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32节 回归LOHAS
《万科》周刊
傅志强
LOHAS的全称是：LifestylesofHealthandSustainability，即“重视环境和健康，崇尚可持续发展的生活方式”。
LOHAS是由美国社会学家PAULRAY及同事们经过15年的问卷调查，在1998年首先提出的新词汇。据统计，在西方社会现在已有约一亿多城市居民属于LOHAS一族，其产生的背景可以理解为是对高度发达的经济社会所带来的各种生活方式的一种反思。
LOHAS强调现代与传统的有机结合。这种“创造新的文化、思想及生活方式”的现象，代表了一种时代的潮流，同时正在影响着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等各个层面，并可能成为新的社会发展动力。
现代家庭越来越明显地出现由内向外、从生活走向社会的趋势。那么，现代人们的生活究竟希望怎样的住宅？今后的住宅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呢？
下面让我们来看一看LOHAS在住宅方面的一些提示。
LOHAS在住宅方面的五个定义：
1时间的积累和自我参与的可持续住宅建设（SustainableEconomy）。我们看到欧美的传统住宅为什么可以有百年以上的寿命，并且还能保持它的价值。其关键在于有不会被淘汰的外观，加上居住者对老住宅的不断整修而自然产生的爱心，并有不轻易改变原有居住环境的意识。在日本，传统的住宅也是在不断的更新中维持其生命力。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住宅作为一种社会的公共财产需要长年的社会积累。
2可以自我控制的舒适环境（HealthyLifestyle）。充分利用自然能源及尽可能地节能，是近年全世界关心的问题。环境的理想状态是人们可以自由地控制室内的环境质量，在保证窗户的密闭性能、外墙的保温隔热的同时又希望能充分利用自然能源。事实上，个人对环境的舒适感觉各有不同，健康与节能的协调感觉非常重要，夏天使用凉席，冬天利用厚被都是人的身体对自然环境的一种自然顺应，过分依赖机械不应该是最好的选择。比如，人对自然的五感“光、色、温度、气味和声音”有着自然的感受，暖气与烹调的温度感觉，比起使用电器、炉火可能更贴近人的自然感觉。
3单纯的构造与自然材料（Alternative Healthcare）。近年人们开始关心的另一个问题是，住宅室内所发生的各种化学物质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比起使用化学材料，人们对于自然材料有着一种天生的、心理上的安心感。比起利用电磁波的IH烹调器具，人们对于看得见的能源还是会给予更多的信赖感。便于维修的单纯的建筑构造和便于再利用的自然材料应该更容易被一般人所理解和接受。
4预测5年、10年后的生活（PersonalDevelopment）。理想的住宅应该能够顺应家族的变化而改变内部的使用空间。比如，日本的传统住宅，在内墙分隔上习惯采用可开闭的轻质木隔墙“障子”和“襖”，内部空间可以自由变化。这种手法在现代住宅中仍被广泛使用。还有近年按照使用寿命的不同，把结构与内装修及设备加以分离（简称SI），这种手法可以理解为是对现代可持续住宅的一种实践。
5形成人类相互共存的意识（EcologicalLifestyle）。随着社会——尤其是城市居住生活环境的不断变化，传统的人际关系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住宅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人与人、人与环境的关系上比较重视相互共存的意识。如今，个人隐私被过分重视，自我封闭的现象日趋严重。一种有意思的现象是，文明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有些观念往往不容易改变。经济发达国家现在大力提倡的重视人与环境的共存、强调社会连带感的现象，可以理解为人类发展到现阶段的一种自然的回归。
同样属于东方文化的日本社会在战后高速发展期的住宅建设，对传统的居住环境也在很大程度上采取简单的抛弃的方式，而事实证明是失败大于成功。进入20世纪90年代经济低潮以后，尤其在近年，一般的市民对LOHAS的“重视环境和健康，崇尚持续可能社会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很大的共鸣，同时，在建造、环境保护及自然能源的利用等技术方面也有了很大的进步。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33节 建筑的永恒
《万科》周刊
贺承军
历史上那些宏大而坚固的建筑残痕，试图宣示永恒的意义。但这一宣示是矛盾而富于反讽性的，因为即使是埃及金字塔这种体量庞大、造型稳定、结构牢固的纪念性建筑，仍然抵不住时间打磨。四千多年，就磨成这样，再磨四千年将会怎样？永恒，到底是以多少年作为底限？
但在语言上，永恒或永久是有具体实用价值的。一个男人永远爱着一个女人，白头到老，就具有公认的永恒意义，即使他们死了，他们的永恒爱情，也通过精神与语言而传存。这种传存永久之道，即是人类精神通过神或上帝而取得意义。
反观建筑，因为它是通过无生命的物质以有形的体块堆积而成，则尽管其有形的生命会长久于人的个体生命，但建筑在精神和语言上的永久性，要脆弱得多，也充满歧义。这是人类以自我主观为中心设计的语言座标上，对一切非人类生命的物体的刻意编排。永恒的建筑，是人类可以崇拜也可以贬废的东西，因为它是人工造物。
人类以自身的需要，来定义建筑的永恒尺度。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大学毕业分配到湖南省建筑设计院工作，院里委派我和一位搞测绘的同事参加与天津大学的“湘西民居调查”合作项目。我们跋涉于湘黔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之间。数小时的山路上时有野兽出没而见不到人，偶尔遇到一座简陋的凉亭或稍有人工痕迹的路边泉台，或一块甚不起眼的“石敢当”咒语碑，我们都欣慰不已。人工造物之渺少而亲切，在大自然中却昭示着一种永恒意义。
在大都市中，宏筑巨构的钢筋混凝土森林，尽管建筑语言喧嚣纷繁，人作为个体置身其间，反觉麻木而陌生。那种给人启示和惊喜的建筑甚为难求，精神的支点很难找到人造物与大自然间的合适交汇场所。永恒的概念，就在大规模的无差异的人工环境中丧失了。而世俗行政力量对永久性建筑与临时性建筑之限定，更加诡谲不定。以钢筋混凝土建筑的，我们的城市命名它是永久性建筑，而以木头、塑料、油毯和帆布为基本材料的，被称为临时窝棚。与大规模的城市巨构相比，木头、油毯造的房子实在太渺小了。但恰恰是这种所谓窝棚，在继续履行着人类建筑的基本功能：遮风避雨，提供安全的居所。而那些宏构巨厦、豪宅成为炫耀性的场所，很大程度上是满足人性的相对顽劣的那一面需求。只是现代哲学家们为这种顽劣性作了一番巧妙的修饰，将之披上“人类精神更高层次追求”那么一件外衣。
在炫耀性的场景中，永恒之辞光经常闪耀，但永恒的真义已逐渐衰变。从居住者对居住场所的关切度考量，其实临时性窝棚凝聚了更深切的人性需求。这就是在城市贫民窟中每天都在发生着的人类故事。从墨西哥城到巴西利亚，从新德里到曼谷，从北京到广州，贫民窟被城市当作罪恶的渊薮；而从旧金山到纽约，贫民窟的场景已经好莱坞梦工厂制作，打扮成富于幻想与冒险的地方。
贫民窟是暂时的，贫民窟是永久的。中国的城市边缘地带，以及与边缘地带紧密相连的广大乡村，贫民窟甚至成了“三农”问题中的重要部分。我常常站在城市豪宅与窝棚之间思索着这么一个问题：豪宅的居住者在幻想更换更大的豪宅，窝棚居住者想离开窝棚，两者之间有共同点吗？同一座城市的城市梦想是否包括了它们？那么，是谁在思考和追求城市的万年大计？没有任何人。可能，所谓万年大计，完全是个假问题。永恒建筑问题，已不存在于现代城市之中。
如此说来，经典的城市美学可能面临根本危机：人类不能对假问题作出回答，而只能对现实的真问题作出思考。设想城市美学的永恒形式不可能，而应当赋予人类现实的追求以永恒性，这是人类语言的圈套，也是语言的基本归宿；永恒建筑存在于广义的语言之中，而不可能有任何具体的形式。
这个思维之锁打开了，反而印证了另外一条真理：关注平民或贫民的建筑，那些形式存在短暂而意义深远的建筑，具有伦理上的永恒意义，而那些显现君主、教皇们意志的伟大建筑，形式上存在长久一些，却是一种虚假永恒性的显现。这就是当代中国建筑师们面临的最大困惑，由于往往求不到解，因而迷失在虚假的永恒之道上。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34节 住在街上
《万科》周刊
德源
以前我们是这样生活的：住在街上并且享受着街坊，享受着街道，享受着街市，似乎是很农耕的一种居住方式。不是吗？每当我们驱车经过村庄时，发现那里的人们就是不折不扣地这样度过每一天。
上世纪80年代末，有了小区，围上围墙，立刻进化升级，这里一般是干部的专属住区，是城市平民做梦都不敢想的所在。
小区，也就是小众的生活空间，讲的是地段的方便和矜贵，然后就是住家的身份、等级、资历，小区之小，可见一斑。小区代表了阶层生活的不同，是计划经济的居住体现，是福利分房的特殊福利。
小区持续至1990年代末，社区兴起，精致的围墙、欧式的立面、花园、会所、泳池、步行街，不一而足，商品时代降临到住宅产品上，社区建设成为发展商比拼内力的大舞台。
而将来，我们还要住在街上——说得好听点，是住在街区。
从小区到社区，再到街区，不是文字游戏，而是居住进化论的真实体现。
生活在小区缺乏真正的安全和舒适，生活在社区却又缺乏真正的繁华和交流。如果是一个太大的社区里，你又正好住在靠里的位置上，你很可能会一次又一次打消“出去走走”的美好念头，因为，走出社区需要花你10分钟时间——更可能的是，走出大门，就是另一个属于车辆而非属于行人的街道。夸张一点讲，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生活集中营。
那么，住在街上的价值就显而易见了：一抬腿就是街道，有车来来去去，但是更有行人经过；街转角的小店是熟悉的档主，见面打个招呼；走去街对面的面包房买几件新出炉的面包，包起来带回家—— 一切都在步行几分钟里发生，简单却富有自由感。这就是住在街上的妙趣。
人车分流刚刚成为许多社区争相标榜的物业价值，禁止陌生人进入生活区域也已经成为了社区保障居民人身财产安全的共同法则，住在街上岂不是要产生更多不安全因素，从而大大降低高尚物业的生活水准吗？正确的答案是：当下高尚物业的规划取向已经开始了OPEN化街区建设的全面探索，住在街上将会是未来最为重要的居住形式。
无论从横向的世界还是从纵向的历史来看，住在街上往往是富人居住圈落的典型特征。远的不说，单说近代中国最典型的居住区，就是享誉海内外的天津五大道。五大道是上个世纪初的租界区，德国、俄国、意大利、英国、法国、西班牙等各国建筑风情在这里集中展现，并且与本土文化产生了相互的融合与借鉴，成就了一幅独特而沉静的生活画卷，尤其令后人叹服的是它对街道以及街区的尺度把控和气质营造。
五大道上的街道尺度一般都保持在7米的宽度，街道两侧是树荫掩映的人行路，然后是花台花坛，再退后就是住家的围墙，一般高度在两米左右，高过人头顶不是很多。沿着围墙散步，相当清静惬意，围墙里面是建筑，一般最多是三四层的高度，不会给街道上的行人以任何的压抑感，且对土地的利用也很经济，保持了合理的建筑密度。局部有大量的连排住宅，独门独院的人家也大都相连在一起，自然形成了沿街道居住的邻里街坊。
每家每户的门都朝向街道，称之为街门，而门内的院落有大有小，有的是前院，有的是后院，与外部连接紧密，同时也保持着私密独享的空间。
这样构成的街区路网较密，更是大大便利了住户的出行与彼此交往。街道之间的交汇能够精雕出若干个小巧实用的街心公园，成为大家碰头的好地方。围墙之间的连接也绝没有简单处理成直角，而是花费心思变成了弧形的交汇，经过时，畅顺自然，视野无碍，有的转角又会开出几家店面，方便生活的同时，也是让人产生亲切感和交流感的街区符号。
谈到交流，确实是街区所能够带来的生活价值，这里包括人与人、人与环境、人与城市、人与外部丰富的可能性达成的种种交流，其实都是体现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精神内质。
把关注的目光拉回到今天，让我们看一看深圳的华侨城。华侨城在孟大强先生规划之时，就非常强调地坚持，所有的道路都命名为“街”，而非“路”。现在我们明白了，华侨城就是一个开放的城区，同时更是一个独立的街区。住在街上的价值，从华侨城的居家地位急剧上升可见一斑。
依山就势，曲径通幽，蜿蜒连绵，饶有趣味，这就是华侨城街道的显著特点。这样的特点直接导致并完善了包容性与防卫性兼而有之的街区功能。包容性，就是说它与外部空间的无阻碍联结，任何人从多点进入都很方便；防卫性，就是说由于没有直来直去的大路，拐来拐去的街道，不熟悉它的人很难辨认，极其有效地防止了外来车辆以及行人的穿越。
华侨城的街道宽度也不超过10米，这与历史形成的天津五大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其中究竟蕴含着什么要义呢？万科的规划专家肖楠先生作出了解释：这样的宽度使人更容易通过，可以与场所建立更好的交流感。如果超过10米，可想而知，车辆行驶速度加快，行人更是无法到达街的对面，那就不是街了，而是马路。两者有着巨大差别。
交流感的产生不一定局限于会所或者花园，更多的可能倒是在街头，那就是为什么“上街”这个词始终代表着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美好憧憬。只有开放的街区，会给我们产生各种可能性的生活一个前提。
交流感也是我们今后需要购买和享用的物业附加值之一，就像现在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保安、清洁等物业服务带来的尊贵感。交流感在日常的居住体验生活中，可能会比尊贵感更丰满，也更有价值。
不妨期待着，住在街上的日子正慢慢向我们的生活靠近。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35节 回归市中心和城市再生
《万科》周刊
傅志强
引导时代的城市活动产生于怎样的场所？虽然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但是，在思考21世纪的城市居住的时候，不得不把它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来对待。
在城市再生的问题上，可能许多人会注意到美国的SoHo现象，SoHo是纽约曼哈顿南部地区SouthofHoustonIndustrialArea的简称。曾经因为该地区居民反对修建快速道路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计划，一度是繁荣衰退最严重的地区。但是，近几年通过现代艺术活动的聚集和展开，本地区开始复苏。甚至有不少先端产业的据点安在该地区。这种市中心的再生现象，一般被称为SoHo现象，并逐渐影响了美国的许多城市。例如，丹佛的LoDo、西雅图的SoDo、旧金山的SoMa、芝加哥的SuHu等地区。在其再生过程中也产生了一种被称为Loft的居住形态的新商品。
SoHo现象是与展开新的城市活动相适应的空间的一种结合以及其连锁的现象。活动是指各种的艺术、创业等活动，相适应的空间是指其场所、规模及可以接受的租金。其次，有历史积蓄的环境魅力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由于这些相呼应的条件所引起的相乘效果，得以产生新的城市活力以吸引人们的聚集。这就是SoHo现象。如果城市没有了产生这种新的活力的动力，必然会趋于衰退。
许多人知道近代城市规划历史上的《雅典宪章》。1998年EU的11个国家城市规划师组织发表了《新雅典宪章》。这是针对21世纪的城市建设的行动纲领。其中值得注目的是有很多的内容在阐述城市经济的活性化。行动纲领指出：“城市的质量取决于在其自身资源的同时，还有对经济繁荣的贡献度”；“为了强化城市的经济基础必须促进扎根于本地区的中小型企业群的开发”；“中小型企业群以往有多产生于旧城的倾向，我们必须学习这些历史城市所具有的特质”等等。从中可以感受到行动纲领，对旧城以及市中心的将来所面临的课题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而在文脉上又与前面提到的SoHo现象有共通之处。
旧城以及市中心的再生不应采用大规模完全推倒重建的方式，应该采用局部更新的方式，这也是美国近年所提倡的新城市主义的一种思想手法，即所谓“贤明的成长”。尽可能对旧城以及市中心进行再认识，再发掘，抑制无限制的郊外扩张。
回顾20世纪的城市开发，大多是为了解决城市薪水阶层的居住问题，即便成为人们“乐于居住的城市”，也还不能成为人们“乐于前往的城市”。仅仅是“乐于居住的城市”不能产生21世纪新的城市活力，如何创造“乐于前往的城市”是20世纪的城市开发所缺乏的，也是我们现在必须思考的一个课题。尤其在考虑城市居住方面，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事例。因为，它的城市改造考虑了既能享受到城市生活的各种便利，同时又能确保居住生活的城市环境。
面临大规模城市化过程的中国，各个城市在开发大量的“乐于居住的城市”的同时，也需要重视创造“乐于前往的城市”的开发思想。城市的魅力取决于其历史上形成的城市整体，尤其是城市中心的活力。缺乏历史积累的新城市的开发更需要注入这些可以形成城市魅力的元素。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36节 当“心的指尖”触动空间
《万科》周刊
志鉴
1958年，日本音乐学院青年毕业生小泽征尔（生于1935年9月），开着一辆悬挂厂家标志的摩托车，孤身远涉重洋去欧洲学习钢琴和乐队指挥，而后，小泽凭借天赋、机遇和刻苦努力成为了著名指挥家。
安藤1941年生于大阪。高中时代，安藤就有一种要“到海外去”的强烈愿望，他于是苦练拳击，以职业拳击手资格赴曼谷参加职业拳击赛成为安藤最初的海外之旅。18岁时安藤开始考察日本文化古城京都和奈良的庙宇、神殿和茶社等传统建筑，与小泽征尔的游学经历相类似，安藤在1962～1969年之间，也是趁着年轻的时候周游了世界。通过游历，观察和体验了不少的建筑，这包括美国建筑的现代建筑与技术、亚洲的宗教和艺术、欧洲的浪漫和传统以及非洲的原生形态，可以想像，在对不同地域、不同环境下的建筑现象进行探索的时间里，安藤的建筑观逐步形成了：
“旅行，造就了人……我的人生也可以算是一段旅程吧。在没有接受专门教育的状况下而志向建筑这件事情，就如同独自在紧张与不安下迷失在一个陌生地方一样。……然而像现在这样回过头来看，我宁可将那视为是因着在那苦难当中以所得的体验作为食粮，自己才得以一直生存到现在。往往在孤独与不安，一个人在都市里彷徨的时候，那样的感觉便更明显而具体地流露出来。……旅行，也造就了建筑家。”（《安藤忠雄的都市徬徨》）
安藤忠雄没有显赫的学历，由木工学徒出身，经函授学校而考取建筑师。1965年，安藤的大阪市立公园设计方案入选一等奖，1969年在故乡大阪的梅田开设“安藤忠雄建筑研究所”，开始了自己独立的建筑设计生涯。
自1992年至今，安藤几乎赢得世界所有著名的建筑大奖，其作品大多数都在日本本土，每一座建筑物随落成即成为地标，并且受到人们的青睐，那正是由于安藤设计的东西有着他自己的品味和格调。但是，似乎只是用“简约的线条、光与水的舞蹈、低调的高科技”等物质化要素去描述和分析安藤的作品都会不太到家。而他的成功恰恰在于：他是以“心的指尖”触动了空间，同时又将自己的心境融入了素朴的自然，将平静之爱赋予了人和大地。与此同时，安藤忠雄的空间唤醒了人们对那空间内在的感受和初始的回忆，使人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正如他所说：建筑的目的不只是与自然交谈，而是试图改造经建筑表达出来的自然的意义。
这种自然的意义是什么？从何而来？是什么使得原本躁动的拳击手的手中流露出了无语的风、光和空间？要一幢建筑物或者一处空间能够与人相对话，在一片无言的空寂之中，一时的喧嚣，总会归于静谧，只能够由建筑师安藤在自己原有的思想语言中表达出来了。
安藤忠雄正是以诗意化的空间赢得了人们的认同的。在其舒缓平静的空间之中，设计者的静与空悠然而现。安藤忠雄的空间的“静”，或许正是一种天堂般的境界，在诚实地面对着生命个体的孤独本质的时候，似乎他也能够在其中寻得怡然的自在。
安藤的建筑立足于三个基本原则：可信赖的材料混凝土或者木材、纯净几何体以及自然。安藤设计的建筑物大多简练、朴素，但是从每一建筑物，特别是素混凝土表面精琢的细部来看，却又有无数语言和精神蕴涵其中。安藤的作品有着柯布西耶建筑设计的精神取向，从而推动了当今的现代建筑的发展。由于他所偏好的素混凝土和纯几何形体基本上具有表达禅学的审美气质，故其作品所表达的冷静、空寂、孤远、闲适等意象，都可以用来释意日本建筑的空间精神：纯净的空间，分明的棱角，挺秀的线条，精美的细部等等的运用，也是由于有了对日本传统建筑空间的理解之后方能达到的。
一种源于内心的谦和，也许就是所有大师都具备的品格吧。
光的教堂，建于1987～1989年。位于大阪城郊茨木市北春日丘的住宅区中，是现有一个木结构教堂和牧师住宅的独立式扩建。建筑形体极为简单，斜向插入的素混凝土墙体分割了空间，而且使得阳光能够“渗进”教堂的室内，阳光从墙体上留出的垂直和水平方向的开口渗透进来，从而形成著名的“光的十字架”。此外，教堂的墙壁及家具有着粗糙的质感，表达出抽象、洗练和诚实的品质，空间的纯粹性唤起人们皈依的“庄严感”。有台湾学者认为，从安藤的数个教堂建筑设计之中，包括水教堂、风教堂，隐约地流露出他对于东方文化中的自然观崇拜的意味。
大阪，住吉的长屋。外表恬静、造型简朴，所用建筑基本构件较少，这会使人感到建筑材料和形式已经消隐，空间极近虚无了。设计者在这里似乎是要寻找一处脱离外部尘世的庇护所。其混凝土外立面几乎全封闭，建筑呈现内敛的隐士风格，于默默无闻之中展示出应有的表现力。内部的各个居室都面向一个尺度亲切的中央采光庭院，居住者能够直接触摸到自然：阳光、空气、风和雨等原真的要素。混凝土墙面经过精心的加工和反复提炼，取得了一种精致而细腻的效果。设计作品当时受到了人们相当大的关注，并为安藤赢得了1979年度的日本建筑会赏。我国的建筑界也由此认识了安藤忠雄的建筑空间。
安藤设计的六甲集合住宅第一期工程始于1978年，现在第二、三期工程已经完成。六甲集合住宅的第一期工程创造的是一种纯粹的居住环境，住宅沿着山坡层叠而上，居住在这里的人们可以得到最完整的视野：自住宅俯瞰神户海。而在第二、三期工程中，则设计了公共活动的空间，为当地居民的生活提供了富有特色的场所，包括花园、停车场，以及开放式的游泳池等社区公共设施。
安藤忠雄自己的建筑事务所在日本大阪市北区，1991年建成。建筑空间呈不规则的形态，地下二层，地上七层，实用面积450平方米。建筑采用中庭式设计，四周环以回廊，既便于内部空间的采光，也有利于增强其向心力，体现出安藤在建筑设计中始终强调的“垂直面”与“自然光线”两个主要建筑因素的原则。
大阪的飞鸟博物馆（建于1994年）位于大阪一处古墓冢众多的山林之中。博物馆建筑的大部分隐藏于地面以下，以便减少对原有自然和历史环境的干扰，而其内部的古冢风格的室内设计，也较好地体现了古时的风俗和祭祀的观念。抽象而简洁的大台阶与景观塔使得参观者能够有较开阔的空间视场，为观赏周围环境带来方便。博物馆的台阶和塔作为空间的制高点还形成了一定的对比，纪念性效果较为强烈。
安藤在日本当代建筑设计领域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其设计融自然、光影为一体，形成了日本现代主义建筑的一种新趋势。由单纯几何形式、动态空间、光的品质和安藤的哲学信念等方面分析，人们不难体会到安藤忠雄的创作理念和追求。1995年，安藤获得普利策建筑奖，他是自1979年成立以来第18位荣获建筑界最高荣誉的得奖人，同时也是日本建筑界获得该奖的第三位。1995年5月获奖的当天，安藤忠雄在法国凡尔赛Trianon宫殿颁奖典礼上宣布，将捐出10万美元的奖金给1995年1月因神户大地震受害的灾民。
安藤忠雄的设计作品还有：岩佐邸（芦屋，1982～1990年）、POKKO集合住宅（肥后县1983年）、RAIKA总部办公大厦（大阪1986～1990年）、夏川纪念会馆（滋贺县1987～1989年）、兵库县立儿童博物馆（1987～1989年）、伊东邸（东京1988～1990年）、姬路文学馆（兵库县1988～1990年）、直岛现代美术馆（冈山县1988～1992年）、熊本县立装饰古坟馆（熊本1989～1992年）、真言宗本福寺水御堂（水上佛寺）（兵库县1990～1991年）、姬路市立青少年之家（兵库县1990～1992年）等。
“所有的矛盾变成和谐，所有的华丽都在内敛中雍容起来。”有人在看过安藤忠雄所设计的淡路夢舞台后这样由衷地赞美。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37节 哥伦比亚新城之梦(1)
《万科》周刊
——兼评《创建一座新城》
杨靖 司玲
美国马里兰州的哥伦比亚城位于首都华盛顿和巴尔的摩之间的哈佛县境内。该城于1963年开始土地收购工作，分期实施，前后长达30年，哥伦比亚作为一座新城，在几十年的建设中规模不断扩大，经济利润稳定增长，基本实现了新城最初规划的理念，建成了美国第一座乡村小城。其成功经验吸引了全美地产界、建筑界的注目，被认为是美国公认的最成功的新开发项目。
《创建一座新城》一书并不是一本深奥的学术著作，作者收集了14位参加哥伦比亚城早期规划与开发的员工回忆录，分十六章讲述。虽各章节之间没有严格的承启关系，但该书真实地再现了该项目从策划、购地、规划设计到施工、营销等开发全过程。对于城市化进程加速发展、住区建设如火如荼的中国，哥伦比亚城的经验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下面将对新城规划进行较为详细的介绍。
哥伦比亚城规模相当庞大，占地共计15000英亩（约相当于6000公顷）。在20世纪90年代全部完成时，共计有8万人生活在新城的1个中心区、8个小区中。新城共有24个会所，2500个行业，共5万个工作岗位，24所学校，4所大学和一个社区学院。城中树木成荫，5000英亩的田野和3个人工湖点缀着小城，小城中道路总长超过40英里。
哥伦比亚城的开发是由Rouse公司为主导，HRD公司、CA协会、CDC公司等联合，作为新城的一级开发商完成新城的整体开发计划、总体规划以及公共设施的建设，再划分土地，出售给由小型住宅开发商组成的二级开发商进行住宅建设。Rouse公司为大型开发商、整个开发过程中的经营管理单位；HRD公司亦为大型开发商；CA为哥伦比亚协会，非赢利组织，主要为哥伦比亚社区提供那些不能由政府提供的设施和服务；CDC公司为HRD公司的分公司，主要开发赢利的贸易设施，如公寓、购物中心、实业大楼。
哥伦比亚新城在距今整整40年前筹建，在其规划中所体现的思想至今看来仍具有先进性，并且这些思想通过具体措施贯彻在整整30年的建设中，经受了实践和时间的考验。其在社区营建上，具有诸多富于启示性的亮点。
建设有活力的社区
随着社区建设越来越关注文化内涵，人们逐渐形成共识：住区不等同于是住宅集合体。在住区建设中除了满足基本的居住功能外，更多的应该关注怎样形成一种社区氛围。在哥伦比亚新城建设中是这样考虑的：首先住区要有清晰的结构，丰富的配套和多样化的人口结构是社区具有活力的重要前提；再者，要有居民的参与，这样才能创建有社区氛围的、满足居民需求的社区。
清晰的结构与相应的配套。哥伦比亚城开始筹划时，全美还没有同样类型的“乡村小城”。作为“美国梦”的一部分的乡间独立式住宅是沿着公路开发的，沿线型生成，这种开发模式缺乏邻里感，更谈不上社区氛围。本世纪初，“英国新城运动”的发起人E·霍华德出版了著作《明天的花园新城》，文中提出：“居民们能够健康舒适地享受生活的途径是建设一个远离工业城市的全新社区——花园小城”。20世纪40年代末，英国政府采纳了花园城市的概念，在全国推广这一由政府资助的计划，并得到欧洲各国的接受。然而美国“由于粗犷的个人主义占主导地位，并排斥社区思想”，所以，花园小城的概念在美国几乎没有市场。
在哥伦比亚城开发之初，Rouse公司就明确了一个信条：“城市不能以无计划，杂乱无章和不负责任的方式发展”，他们把创建一个良好的社区环境作为新城规划的一大目标。首先，在规划草案中制定了新城—小区—组团三级结构体系。在1965年完成的“新城图解”中可以看出：哥伦比亚城共规划为10个小区，每个小区由4到5个组团构成；组团、小区、城市都有各自的中心并围绕中心展开。
小城中心：新城规划人口为10万人，城市中心考虑到未来的对外辐射，是为服务15万人而设计的，中心的内容除了百货商店、餐厅、电影院以外，还有其他至关重要的经济文化设施：医院、社区购物中心、开发商办公室、哥伦比亚管委会中心办公室、社区学院及配套设施、大型图书馆、展览中心、教堂、Tivoli式的休闲区（注：Tivoli是在丹麦哥本哈根著名的Tivoli花园的基础上设计的，Tivoli花园是一个集各种娱乐活动与设施于一体的绿色公园式的休闲场所）、少年宫、礼堂等。
小区中心：小区中心是为其范围内的3000到5000个家庭（约1万到1.5万人）服务的，服务半径到组团不超过0.5英里。其内容包括：一个初级中学、一个高级中学、一个幼儿园与日托中心，中学应可以提供再教育的设施，少年活动中心、小区图书馆、医务急诊中心、老年人之家、小区信息中心、宗教设施、手工工艺室、小区公司（附近设单身公寓），并提供自行车和电瓶车的停车场。各组团围绕小区中心来建设。
组团中心：服务于300到500个家庭，中心应包含学前班、小学、业主之家、一个小超市、餐厅、老年人之家、游泳池、运动场、停车场及一定的公共空间。三级中心的设计增加了整个社区的向心力，为形成“社区感”确定了基础。其次，小区规划不但为居民设计了便于聚会交流的硬件设施，而且还为了丰富小区的人群，避免导致一些令人不快的“孤立”，小区特别强调“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信仰、不同阶层”的共存。
住区中人口构成的多样化。小区规划了不同档次的住宅，从独立式住宅到联排式住宅以及公寓，适合了不同阶层的购买力。并且规划中注意了绝对不将同等规模和档次的住宅集中在一起。Rouse公司总裁JimRouse先生宣称“哥伦比亚将是一个多种族社区——一座开放的新城，无论你是什么种族，你都可以根据你的口味在这里自由选择你喜欢的住宅，不会因为种族的不同而受到任何的影响和限制”。从理念一直到贯彻落实，Rouse公司都想了很多办法进行控制。他们监督所有分包开发商的住宅建设与住宅销售，既不允许两套相同的建筑并排建在一起，也不允许销售人员歧视地将黑人专门安排在一个区购房——在种族问题相当严重的美国20世纪60到70年代，这是很难得的。
为了融合各教派，Rouse公司实施了他的另一社会目标——多功能宗教中心。无论是天主教、犹太教、卫理会教派、路德教派、浸信会教派等等，都在联合宗教中心有单独的办公室、礼拜堂、共用大厅，加强了不同信仰人群的交流。这对于目前中国社区开发中强调封闭安全，划分出“白领、成功人士、高尚社区”的小圈子，以邻为壑的作法形成了巨大反差。因为只有人口结构的多样化，才会带来对住区设施需求的多样化。多样化与住区活力密不可分。
提倡社区建设的居民参与性。社区感的创造还要通过“参与”精神来实现。一开始，哥伦比亚城的规划为取得周围哈佛县居民的支持和理解，就建造了展览馆，举办了规模巨大的展览。由于新城开发时间跨度很大，每次新建项目都要通过已有居民的赞同，开发规划过程中，不断进行展览，听取群众意见，这些工作都使公众对该计划的热情一直很高——他们是在参与建设自己的家园！小城的规划者们还认为，居民们得不到有效的渠道传递他们的想法是一个非常重大的问题。他们不但设立了收集居民意见的业主之家、开发商办公室，还提供了礼堂让居民们召开会议，而这种作法在国内的住区开发中很少得到采纳与落实。
以人为本，关注人们的生活
在哥伦比亚城建设中，开发商明确指出社区的惟一目标应该是提供一个氛围和机会，以利于人类更好地享受生活，并且“进行规划设计的起点就是人类本身”。哥伦比亚新城的“以人为本、关注人们的生活”，努力建设“享受生活的花园小城”，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特点：
公共建筑群规划细致入微。这些主要体现在对公建的功能及使用上的一些常人不太注意的细小之处，他们发现餐厅的“美食”常常成为青少年进行社交和休闲消费的“起因”，所以就在组团中心的多功能楼边修建了“美食厅”；在游泳池中不但设计了成年人使用的深水区、儿童使用的浅水区，还首创了供“小不点儿”们戏水的水上乐园；停车场建在学校和多功能楼附近，要进行保护儿童的特别设计，停车场的位置还要处于美食厅的下风向；距离学校最近的车位要预留给教师（因为他们常手里抱满书和作业本），此外停车场的设计还要满足孩子直接从停车位进入学校，而不必在停车场里徘徊；小区中心中的初高中餐厅应对外开放，这里就餐的学生会感到学校与社区融为一体；每个小区中心要有3至4位护士组成的急诊中心服务附近的街坊、幼儿园、学校等。同时担任小区和运动场的急救工作……
在一些设计中，他们还听取了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的建议，加强设计的合理性。比如：在老年人之家的设计中，规划组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为老年人提供足够的机会来提高他们的自尊和实现他们的自我价值。希望老人能够在照看小孩、社会福利、引导休闲等方面实现自我。所以要根据安全性、人体工程学等方面对老人之家进行特殊设计，以利于老人从事休闲和公益活动；并在规划上考虑与活动场、中心广场、小区门诊之间的关系。在住区设施规划中最大程度地安排丰富的休闲生活，“在这里休闲不是消遣，而是美好生活的象征”。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38节 哥伦比亚新城之梦(2)
《万科》周刊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共建筑的设计中，新城的开发商组织了相关专业人员参与建筑方案讨论，以帮助修正构思理念并使之具有操作性。如，新城在筹建日托中心时就请来了有名的学前教育专家，在她的帮助下制定了详细的实施计划，并且列出了相关的设备和必要设施。
教育为本。规划者探讨“城市在人的成长中的角色”问题，认为教育应在新城中起到积极的作用。教育氛围要在社区内随处可见，不能将教育仅限定在教室内，接受教育不应该是年轻人的专利。所以新城不但根据需要在组团、小区和城市一级配置了托幼、小学、初、高中和大学，而且特别强调了成人进行再教育的设施和课外教育设施。可以通过学校、医务室、福利办公室、礼堂、图书馆等开展家庭保健教育。为了提高图书馆的使用率，图书馆要交通便利，最好与礼堂在一起。初、高中最重要的社会意义在于它们也是在社区的一种设施。中学的教室等设施可以作为社区成年人进行再教育的工具，而且，体育馆也要修建得足够大，并安装尽可能多的各种健身器材，以供居民们在课余时间来使用。另外，小区还设置了专门的社区学院，其功能为：职业培训、家庭生活教育、业务教育、社区交流，以及各种各样的社区服务训练。所以，哥伦比亚城能够提供大量的学习机会、实践机会以及进行公益服务的机会。社区大学还可以充分利用社区资源，如图书馆等，并与社区工作人员和居民互动，促进社区内的文化交流及社区规划的综合发展。
多样的交通规划。美国是以汽车文化著称的“车轮上的国家”，在哥伦比亚城规划中十分重视人行、自行车和车行交通的协调，并十分重视增加对人行的考虑。为了便于居民步行或骑自行车在组团里面活动，组团占地直径不应超过半英里。为了儿童安全上学、放学，在组团里不应建有内部车道。小区中心的各种设施到每一个组团的距离也不超过半英里。组团中心以及小区中心距居民的住宅距离很近，并且修筑了高标准的自行车道，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鼓励小区居民更多地使用自行车。因此，在组团中心和小区中心附近建设了足够大的自行车停车场。
在新城建设中，提倡依靠公共交通系统解决大区域的交通疏散问题。就像书中提到“我们如何保证孩子、老人、物业管理人员、女招待以及只有一辆汽车的家庭能够方便快捷地到达他们想去的地方？”不仅在哥伦比亚城总体规划中将小区中心、新城中心及社区服务设施结合公交整体设计，并且在初期规划时，开发商就请来了公共运输专业的人员共同讨论哥伦比亚公交系统的可实施方案，逐个落实了相关的细节问题，如公交路线、车队规模、行车时间、司机培训等问题。并且顺利地将公交系统的运营移交给了CA协会。虽然在后期的运营中，哥伦比亚城存在着公交体系承载能力略显不足的缺陷，但这种现象不是哥伦比亚新城特有的，美国所有的郊区开发项目中由于人口密度较低，因而没有足够的人口来支持各种公交体系。不过至少新城这样的大规模地产项目比起那些以无序混乱的方式进行的小项目要强，通过公交系统成功地解决了上班族的通勤问题，但对于非工作人员的日常出行交通，还是存在困难的。也许就像书中写到的“要维持公共汽车的运转，还必须要从CA协会、联邦政府获得大量的补贴才行”。郊区项目的公交配置在中国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但是依靠公交解决居民疏散问题应该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尤其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更应如此。
动态设计，预留用地。新城要经过20年的开发才能初具规模，在进行规划时既要使新城开发之初具备必要的功能，又最好能预见到20年后新城可能会发生的变化。并且“我们不是让人们去适应我们创建的社区。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向居民提供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为实现这个目标，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要集约化利用土地，留出成片的可供将来发展的用地。
哥伦比亚城建设中在每一个社区的中心，均预留了一片未开发的土地，根据将来居民的喜好而进行开发。这样也可以向居民提供一个发挥各自兴趣的机会，增强“社区感”。
强烈的环境意识
环境涵括两个方面，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
自然环境。哥伦比亚城的目标之一就是“保护并提高土地的质量”。IanMCHawg在他的著作《生态规划》里提出了“地理位置与周围环境分析”的观点，认为“土地开发计划起始于了解土地”。首先，规划者使用详细的境貌勘察图来确定需要保存的林区、灌木和单株。根据地面斜度划分为平地（0～10%），坡地（10～20%）和不适合建房的陡坡（＞20%），山坡地林区作为公用空间或开发成低密度的单个家庭住宅或用于开发乡间别墅群；而平地则开发成中高密度住宅区。并且根据阳光分析，将学校操场、公园用地、高尔夫球场等需要尽快排除雨、云、露水的设施安排在朝阳的坡地上。
为了减少成本，规划者利用了河流走向布设排污管道。河流贯穿了哥伦比亚城的公用空间，规划中沿河流设置了人工湖，河流成为划分小区的绿色分界线。在生物学家的帮助下，他们共挖掘了3个人工湖以吸引野生动物。风景名胜、林区和山坡环绕的山谷以及长在河边的、田野里的灌木等都被标明在地图上，以便统一规划。最终形成的新城拥有5000英亩的田野和湖泊，占总用地的30%。
人文环境。Rouse公司想尽各种方法来保存这个地区的历史，因为他们在书中这样强调，“哥伦比亚城的开发商通过建设住宅、街道、人行道、购物设施、社区会所、学校、教堂、人工湖等来满足居民的各种需求。但是有一种东西是开发商所不能提供的——那就是过去”。
在哥伦比亚城建设中，为延续历史的文脉使用的方法包括：使用哈佛县18世纪的地名，保留一些富有特色的乡村建筑，在现代化的街道体系中建设一些老式的乡村小路。他们研究了哈佛县|Qī+shū+ωǎng|、马里兰历史协会、巴尔的摩图书馆中的大量资料，也从诗歌、小说、传记等其他文学作品中摘录了大量名字，还有一部分名称是纪念那些为新城作出卓越贡献的人物。有关历史和对美好生活的梦想被注入到10个小区、30多个组团、近千条街道以及公园、湖泊、建筑物名字上；在第二OaklandMills小区的中心设计利用了该处原有的两个谷仓和两个草仓，作为中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谷仓和草仓被修缮以供社区使用。这里的百货商店和小办公楼都设计成木制外墙，具有一种乡村色彩。
哥伦比亚城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异类”，因为它的奠基者们努力在设计理念与成本、利润之间取得均衡。哥伦比亚城之所以不易模仿，是因为它获得一定利润的同时实现了让普通收入的居民拥有超级社区的目标。哥伦比亚城一方面克制了对利润无止境的追求而具有某种程度的理想色彩：它努力控制住宅密度，建设了大量的公建设施，保留了大面积的自然景观。另一方面，在实现“合理的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Rouse公司也有几个措施可圈可点：
产品多样化。由于哥伦比城是一座小城大小的大规模住宅开发，在前期的市场论证中，一位观察家就分析道，在哥伦比亚，如果只有一种类型的住宅出售，就好像是一个乡村百货店只出售鸡蛋一样。哥伦比亚销售产品多种多样，包括贸易、产业、零售、办公、娱乐建筑以及城市生活所需的各种设施和住宅。住宅档次十分丰富，满足了各种收入阶层的需要。哥伦比亚新城的目标是建设成为“一个能够随着人们需求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多功能完备的社区，在这里人们可以工作、休闲并享受生活——帮助人们去体验生活”。
注重公共建筑的开发。哈佛县非常缺乏公用设施，在原先规划中，哥伦比亚城仅有2%的商业用建筑和15%的公用空间和自然保护区。现在，哥伦比亚城的商业区面积超过了20%，公用空间也超过了该区域总面积的20%。虽然独立住宅的数量减少了，但上缴利税的潜力却增加了，并且随着Rouse公司在全国范围内名气越来越大，吸引了更多的人来投资新城的商业区。新城中心由Rouse公司始终控制产权，并适当调整了规划，增加了收益大的商用写字楼——他们要让中心区域的地皮价格成为整个哥伦比亚城中利润最高的区域。利用公共建筑获得更多利润的同时提升了新城整体的生活方便性和品质感。
共享环境，普遍升值。对于如何利用人工湖边空地的问题，销售人员与规划人员发生了争执，销售人员以专业直觉出发认为应该在湖边的空地建造尽可能多的独立住宅，这些湖畔住宅无疑会卖个好价钱。但这种方案会妨碍环湖步道的建设。规划人员确信，共享湖畔公园，使湖泊为全体社区居民共同拥有，会带动房价整体水平全面提高，带来的利润要比仅仅靠湖岸部分住宅卖个高价所带来的利润更多。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如此，这种推崇环境为社区共享的作法正与其后兴起的“新城市主义”运动不谋而合。
哥伦比亚城的崛起和兴盛，提醒人们应该更加关注如何才能长久经营一个充满生机的住区，相比起来，住区的建成只是一个起点。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住宅建设不仅开发总量不断增长，单个住区的开发规模也不断扩大。如广东华南板块动辄上百公顷的楼盘不断涌现。住区的建设已经参与到了城市的营建中，住区的开发不仅仅要关注户型、设备、市政等技术问题，还应更多地从城市的、社会的、历史的角度去关注社区开发，去关注那些居住于此的人们的生活。住区不是一个个物质形态的躯壳，而是一天天不断丰富的生活载体。正如《创建一座新城》一书曾反复提及的，哥伦比亚项目的成功在于它“不仅仅是一个大片土地发展与规划项目的简单重复，该项目重要的驱动力是要通过构造一个超级的社区环境来创建一个更好的‘小社会’”。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39节 风险、收益与社会安全
《万科》周刊
笔龙
经济学家认为，不仅商业活动的终极目的是追求收益最大化，就连人生每时每刻的各种选择都包含着风险和收益的衡量盘算。印度电影史上第一部进入奥斯卡竞赛单元的电影《逐鹿人生》（LAGAAN，又译《印度往事》）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佐证。
片长220分钟的《逐鹿人生》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据称也是印度电影史上耗资最昂贵的一部影片。《逐鹿人生》生动地再现了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民众的一次高风险同时也是高利润的生死抉择：故事发生在1893年英国殖民统治下的一个偏僻的印度小乡村，沉重的赋税再加上连年的干旱使印度村民苦不堪言。他们本希望能通过土邦主向殖民统治者求情，免征这年的赋税，没想到世上从没有仁慈的统治者，殖民军首领罗斯不仅不减免他们的赋税，反而要老帐新帐一起算，向他们征双重的税。
印度村民面临家破人亡，但殖民统治者却在逍遥地打板球娱乐。
村民们涌向军营向正在和英军首领一起观看板球比赛的土邦主再次求情。殖民军首领罗斯自以为板球是贵族的比赛，但勇毅倔强的印度青年布凡对此不屑一顾，罗斯认为自己受到了冒犯，便提出要和村民们来一场比赛：如果村民们输了便要付两倍的税赋，如果村民们赢了便可全免一年的赋税。
村民们都被震慑住了，惟独布凡表现出无所畏惧的样子。
罗斯见大家不敢接招，便加大了筹码，允诺：“如果村民赢了，便可免去两年的赋税。”
布凡故作犹豫，自以为印度土著不是板球比赛对手的罗斯随后抛出了更大的诱饵：“如果村民们在比赛中获胜，便可免去三年的赋税。”此时，布凡勇敢地把握住了时机，同意和英国殖民者来打这个生死之赌。
淳朴的村民们被这巨大的生死赌博惊呆了，纷纷埋怨布凡不该陷入这样的危险境地，因为村民们根本不会打板球。布凡则用新思维说服了村落里渴望改变生活的一部分年轻人，反正两倍的赋税也是致命的，没有任何村民交得出；就算是输了，加多一倍的赋税，和先前的痛苦也没有多大的区别。但如果赢了，就可以过三年不纳税不纳粮的神仙日子，这个赌值得打。
故事的结局当然是大团圆。对板球一窍不通的印度村民幸运地得到了爱慕布凡的英国贵族小姐暗中指点，经过三个多月的苦练，村民们终于在板球比赛中打败了狂傲的英国殖民军。他们可以免掉所有的赋税，过上三年无忧无虑轻松的生活。
如果让经济学家来给印度村民做顾问，他们肯定也会鼓励和怂恿印度人：就算是赌命也值得一博，“因为就风险和收益相比，收益明显地远远大于风险”。
商场上有一句名言：“利润愈大，风险亦愈大”。恩格斯对此曾有形象的比喻：当利润高到一定程度时，商人们甘愿冒任何风险。赌徒在输红了眼的最后时刻往往孤注一掷，至于是不是连性命也拿来赌，要看有没有到生死关头。用经济学家的话来说，就是要看风险和收益的比率。
但在效益和公平之间，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往往追求社会正义。人生本是一场连续不断的赌博，但一个社会需要人们下生死赌注的时候越多，这个社会便越不安全。被誉为一代宗师的美国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坚持认为，公正是社会制度首要的、不可缺少的品质：“假如正义荡然无存，人类在这世界生存又有什么价值？”
2002年辞世的约翰·罗尔斯是受到全世界经济学家批评和诘难最多的政治哲学家。他于1921年2月出生于巴尔的摩的富裕家庭，曾在牛津、麻省理工、康乃尔等大学任教，最后在哈佛结束了自己的教授生涯。罗尔斯1971年出版了巨著《正义论》，1993年出版《政治理性主义》，1999年出版《万民法》、《再论政治理性概念》，2000年出版《道德哲学讲演录》。辞世前一年，他出版了他的最后著作《作为公平的正义》。
罗尔斯提出了社会基本品（PrimaryGoods）的标准，以取代西方社会科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效用标准。所谓社会基本品，指的是人们无论追求什么样的人生价值或人生目的都不可或缺的基本手段。罗尔斯开列的社会基本品，包括各大基本自由、机会和权力、收入和财富，以及“自尊的社会基础”等等。
社会是由众多个人组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利益和对幸福的理解，所以只有当它受一些其自身并不以任何特殊的利益为前提的原则支配时，它才能得到最好的、最稳定的安排。罗尔斯设计了一个思想试验来推导这些原则，试验条件为：假设有一批平等的、需要通过合作而促进各自利益、同时又由于资源的稀缺和竞争而存在着利益冲突的人，每个人对自己即将以什么身份、能力、爱好、禀赋进入社会又一无所知，他们经过“反思的平衡”（ReflectiveEquilibrium），在道德原则和具体的道德判断之间来回调整，最终两者相互支持。他们选择的必将是这样两条原则：
首先，每个人都拥有享受彼此相容的最大限度自由的平等权利。政府对人们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生活这一问题保持中立，只操心于为人们实现自己认为值得过的生活提供选择自由。每个人自己最清楚自己的利益所在，无需也无法由他人代以厘定、实现。
其次，权力和地位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应对每个人开放，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只有当对最不利位置上的人有利时才是可接受的。
假设我们不得不面临如下的赌局：第一个赌局，你输10元和赢100元的机会，各是二分之一。第二个赌局，你有一半机会输1000元，一半机会赢10000元。现在你必须二者取一，你选择哪个赌局？
这两个赌局，单纯从期望值看，第二个赌局的均值为5500元，显然优于第一个赌局，第一个赌局期望值只有55元。但是，假如你担不起输钱的风险，那么对你最好的选择便是输钱较少的那个，即第一个赌局。
在决策理论中，担不起风险条件下的最佳决策准则，叫作“小中取大（Maximin）”法则。用在这里，便是将每个赌局的最坏情况列出来，即赌局一输10元，赌局二输1000元；然后从这些最坏情况中，选出一个最不坏的来，即赌局一：输10。于是赌局一便成为符合“小中取大”法则的最佳决策。
实际上也相当于在不同赌局中作选择，只不过这里赌的是自己投生为人后的毕生命运。拿毕生命运作赌注，显然是场不折不扣的豪赌，风险实在太大，令人担当不起。所以，最合理的决策准确性原则，只能是上面提出的“小中取大”法则。
仍然以上述两个赌局为例。假设有两个可供选择的社会制度，在第一种社会中，你生为弱者受损为10，生为强者得益为100；第二种社会里弱者受损为1000，强者得益为10000。再假设你生为强者和生为弱者的几率各为二分之一，你选择哪个社会？
尽管你所得好处的期望值在第二个社会里要大得多，但根据“小中取大”法则，必定选择第一种制度。不同的价值取向，会带来不同的选择——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常常吵得不可开交的原因。
一个幸福的家庭往往过的是庸常平淡的生活。安全社会的公民很少有机会像《逐鹿人生》里的印度村民那样用自己的生命和全部身家来打赌，虽然结局是印度村民赢了，有3年的快活日子好过。
或许你的生活中没有这么多的戏剧性。但是，如果你遇到收益比风险大得多的人生豪赌时刻，你的选择一定是“当然赌”。
这就是我们面临的现实困境。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0节 企业是什么？(1)
《万科》周刊
Michael chen
奈特与科斯的见解
哈耶克在《致命的自负》一开篇就写道：“本书要论证的是，我们的文明，不管是它的起源还是它的维持，都取决于这样一件事情，它的准确表述，就是在人类合作中不断扩展的秩序，这种秩序的更为常见但会让人产生一定误解的称呼是资本主义。为了理解我们的文明，我们必须明白，这种扩展秩序并不是人类的设计或者意图造成的结果，而是一个自发的产物透过恰好遵循了这些做法的群体中的一个进化选择过程，它们迅速地传播开来。”按照哈耶克在该书中的理解，资本主义，或者说，“市场”这一扩展秩序，因其能更好地利用分散知识，而得以在人类社会中不断扩展。
大量分散的人群，基于分工专业化进行生产，再通过市场这一媒介进行交换，可以获得比一种孤立鲁滨逊状态更为富足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个人的私欲被转化为群体的公益。这一猜想由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用“看不见的手”进行了形象的比喻。这是“市场”这一扩展秩序，在人类经已进行了的漫长合作之后，第一次被理解并形象地表达出来，因而斯密的《国富论》被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始。瓦尔拉斯用均衡概念证明对斯密的猜想进行了数学化的尝试，在阿罗.德布罗意基于严格的假设进行了数学证明之后，这一猜想演变成现代经济学的内核——一般均衡理论。在这一理想无摩擦市场中，价格机制自发协调了人们的生产和交换，社会作为一种有机体而不是作为一种目的性的组织自行运转。在意识形态上，市场理论代替了过往的神学。
问题在于，既然人们通常认为交换及生产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发实现，那么，为什么还会有企业这一组织形态存在？正如D.H.Robertson所指出的：“在无意识的合作海洋中，我们发现了意识力量的小岛。就像是一桶奶油中凝结着的一块块黄油”。海洋中为什么还有孤岛存在呢？“企业是什么”？
奈特教授试图从不确定性去解释这一问题。奈特在1921年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区分出根本的不确定性和可以用一个已知概率函数描述的风险。对于企业存在的理由，奈特沿着企业家职能的思路来考察：不确定性的存在意味着人们不得不预测未来的需要。首要的问题和职能是决定做什么和怎样去做。因此出现了一个特殊阶层，他们向他人支付有保证的工资，并以此控制他人的行动。功能的多层次专业化的结果是企业和产业的工资制度，它在世界上的存在是不确定性这一事实的直接结果。
他的学生科斯教授并不满意于他的解释，在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中，他写了这么一句话：“如果没有不确定性，企业的出现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他的论证，恰恰正好是从反对他老师的观点的地方开始。科斯考察了其他人对解释企业出现的理由，包括分工、风险、生产活动的协调等，认为这些都不是企业出现的最根本理由，而交易成本才是最基本的因素。他的核心论点是，制度运行的成本（交易成本）差异导致了企业取代了市场。
科斯的解释是，使用价格机制是需要成本的，也即是说，市场运行是有成本的，这种成本科斯称之为交易成本。他提出几个原因说明了为什么发现和商定价格需要成本，比如多次短期的连续签订合约和谈判需要花费成本等。当包括了这几个因素的市场交易成本大于企业的组织成本时，资源配置就会以企业这种经济组织来进行。其道理是：通过创建企业并允许某个权威来支配资源，可以将交易内部化，以一个长期契约替代一系列短期契约，减少契约数量，简化契约调整过程，节约交易成本。在科斯看来，企业的本质就是一种节省交易费用的机制。作为价格机制替代物的企业，实质上是企业家与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的长期契约。“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
新制度经济学派
科斯对这个问题的考察，沉寂了许多年。23年后，他提出的另一个问题——《社会成本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两个问题被不断重新阐发，形成“新制度经济学”学派。
按照威廉姆森1998年在《交易成本经济学》中的区分，这一学派可以分为两个分支，其一分支渊源自《社会成本问题》，重点关注制度环境，即是博奕的规则，这一分支伴随着对经济史、产权经济学、路径依赖性等问题的关注而发展。其二渊源自《企业的性质》，重点管制问题，即是如何博奕的问题，这一分支引发相关的产业组织理论及信息问题的文献。在某种角度上说，管制是对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思想的异议，而科斯在《企业的本质》中对无意识海洋中孤岛的反思，与以后钱德勒《看得见的手》中的论述遥相呼应。
基于科斯对企业问题的考察，新制度经济学派也有新的阐发：
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认为，企业本质上是一种契约。缔结这种契约的原因是企业可以成为一种“团队生产”，从而使合作的总产品及报酬比独自生产时要高。产权安排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报酬的分配及激励问题。经典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诞生。
格罗斯曼、哈特和莫尔区分了完全契约和不完全契约。同时强调不完全契约，即是契约签定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在签约时完全预见到并写入契约中，从而契约总是不完全的，这种契约的不完全性会产生交易成本。企业的产生，可以内化这种交易成本，企业本身也是一组不完全契约，把企业的所有权分解为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即合同规定以外的控制权和收益权。可以有效地解决激励和信息披露问题，从而节约了交易成本。
威廉姆森则从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出发，强调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对企业性质的影响。由于完备的契约是不可能的，所以在专用性资产上，买卖双方在签约前的竞争将转化为签约后的垄断，买方可能采取机会主义行为（如大坝建成后找借口违约），预见到这种可能性，卖方也会采取机会主义态度，事先就减少投资或不投资。这样交易有可能不能完成。合理的选择是买卖双方合并为一个企业。这便是企业的契约性质。
追随科斯的考察，张五常强调了发现价格的成本，包括信息成本，度量成本和谈判成本等，进而提出一个更透彻的解释。他认为企业与市场的不同，是契约安排的两种不同形式，企业并非是替代市场，而是用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或者说是“一种合约取代另一种合约”。企业是一系列合约的结合体。在这些合约中，参与立约的各方，自愿放弃部分个人的权利，领取约定的合同收入，从而节省独自在市场逐次议价所产生的庞大费用。合约和制度的安排，目的在于降低市场交换所产生的交易费用。问题是，产品市场与要素市场并不总是可以截然分开的。同时，社会中每个人在相互竞争和作用的同时，几乎都受到合约的约束，那么，企业的边界在哪里，或者说，什么是企业？张五常的结论是，我们不知道企业为何物。
张五常这个考察发表在1983年的《公司的合约性质》中，时隔20年之后，在《经济解释》卷92，张五常在重新回顾当年这一篇文章之后，再次强调，“最正确的看法，不是公司代替市场，也不是生产要素市场代替产品市场，而是一种合约代替另一种合约。因为零碎的生产贡献多而复杂，定价费用烦而高，市场就以其他合约代替。这些代替的合约不全部直接量度生产的贡献而订价，通常以一个委托之量定价处理。公司的成因，是量度生产贡献与厘定价格的（交易）费用高于监管及指导使用的（交易）费用。但公司究竟是何物还有疑问。”
科斯用来解释企业的交易成本理论，经过张五常重新解说之后，演变成契约原理，而企业是什么的问题，却被消解得无法回答了，正如汪丁丁在《解释经济解释》第九篇《契约原理》中所写的：“从那以后，我始终认为科斯问题不再是一个问题——因为市场与企业都是契约结构的特例，世界上存在着大量既非市场又非企业的契约结构。用拓扑学的语言说，用契约结构对现象加以分类，远比用市场和企业这两个概念对现象加以分类来得更细致。换句话说，前者是比后者细致得多的拓扑。”也即是说，契约原理是比交易成本更为基础的理论。这是张五常比科斯高明的地方。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1节 企业是什么？(2)
《万科》周刊
新制度经济学到了20世纪90年代显得停滞不前，最主要的原因是其核心分析方式——交易成本理论的适用问题。
按照科斯的理解，企业因为交易成本的差异而出现，一个比“企业是什么”更为基础的问题便是：“什么是交易成本？”科斯将其定义为使用价格机制的成本，Demsetz则定义为交换所有权的成本，Arrow更为直接地说是使经济系统得以运转的成本。问题正如Hellwig指出的，“当信息不完全时，科斯的交易成本取决于策略互动（博奕）的准确特征，它无法在对体系作充分分析之前加以评价。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无法清楚地了解整个经济体系，那么便不知道什么是‘合适’的交易成本。而一旦我们清楚地了解整个体系，那么‘交易成本’还有什么用？”也即是说，交易成本取决于策略互动的博奕结构，这意味着博奕论可能是比交易成本更为基础的理论。
如果按照张五常的思路，将企业视作契约的话，那么契约的本质是什么？宾莫尔在《博奕论和社会契约》中指出，所达成的契约必须是这个契约和每一个有权力毁约的成员利益相一致，才可能让其成员自觉遵守它。也即是所谓的“自我约束契约”。这很自然地将契约视作人和人之间的博奕均衡结果。也即意味着，只有基于一种博奕视角，才可能理解博奕出来的结果，再进而比较这种博奕结果之间的差异，这才是适用的“交易成本”理论。
汪丁丁从1994年到1996年在《经济研究》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阐述了用博奕论代替交易成本理论作为核心分析范式的必要性。在《经济研究》1994年7月发表的《近年来经济发展理论的简述与思考》中，困扰汪丁丁的问题是，制度是否可能被选择？按照新制度经济学的假设，必须有完备信息和超级理性，也即是说，决策者必须完全知道可能出现的制度，才可能选择出最优的制度来。但决策者不可能完全预知未来，所以，制度是不能被选择的，也即是说，制度只可能是演进的，而制度成本的比较，也只可能是事后而不是事前的。那么，有必要理解制度的演进过程，或者理解博奕是如何进行的，才可能比较出交易成本。
在《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中，汪丁丁对“交易费用和产权理论，做了一个批判性的整理”，他利用罗宾斯的机会成本概念说明，不确定性的存在，使人们不可能预先知道机会成本的大小，因而交易费用大小便无法比较。接着，在《产权博弈》中，汪丁丁以四个案例阐述基于开始的均衡点，如何因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导致不同的产权分配制度（另一个均衡点），以说明“对产权关系演变的研究可以转化成在给定时刻（从而给定个人知识传统）对一次性产权博弈的贝叶斯均衡点的研究”。进而得出结论，“类似‘交易费用’、‘外部效应’和‘剩余索取权’这类概念是局部分析框架里的概念，它们在博弈论框架里没有独立的意义。”或者说，应用了博弈论分析框架之后，产权、剩余索取权、交易费用均有赖于博弈者的策略互动结果而定。产权的界定、交易费用的大小比较只能是在静态的均衡点上比较，当出现不对称信息的混合策略解时，这种比较有赖于概率意义而定。这说明需要更多的假设条件，交易费用才能在不同的博弈均衡上进行静态比较。因而，汪丁丁认为：“理论不应该继续建基于‘交易费用’概念上，尽管张五常的‘交易费用’概念是局部均衡分析中很重要的手段之一。”
那么，什么是企业？科斯提出交易成本理论以解答这个问题，张五常将其推演成契约原理，消解了这一问题。汪丁丁以为市场和企业均是契约的特例，却没有给出在博奕论视野下这一问题的答案。甚至进一步，汪丁丁还怀疑此种考察的可能性，这就是他在《归返真实》开篇所说的：“对任何契约结构的研究，都必定涉及到研究者对契约各方所在的特定社会的整体了解。”也即是说，研究者应该对研究的事物（契约）保持客观的独立性，但却又因为身在其中而难以理解契约制度背后的潜规则（默会知识），这本身的矛盾有可能导致不同的研究结果。
问题是：企业是什么？
重新回顾哈耶克对“自发扩展秩序”的理解，制度不是设计出来，而是参与者自发扩展（博弈）的结果。哈耶克在《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重新指出不确定性和经济组织的联系。知识分散于不同的人们中，同时，人们可能不但对知识无知，而且对自身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样无知，从而，不确定性无处不在，这是他用来反对计划经济的理由。
从一种博奕论视角来说，关于企业的问题，有必要区分出两种不同的不确定性，即市场不确定性和事件不确定性。市场不确定性是博弈参与人对于其他博弈参与者支付函数以及供给需求的不了解，事件不确定性则是对于博弈者之外的外生因素的不了解。
个人进行决策的环境不是由人们想像的、没有自身目的的不确定状态所决定。根本的不确定性不是外部给定的自然界不确定性，而是人类决策交互作用产生的社会不确定性。换言之，哪怕自然界完全没有不确定性，人们决策互动的后果也可能产生根本的不确定性。凯恩斯将这种社会内生的不确定性称为碰运气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与“有限理性”相联系，在交易费用经济学中被表述为“行为不确定性”。用博弈论的观点来看，在不完备信息的对策中，尽管局中人有明确的目标，仍有行为的不确定性。
遵循诺斯关于“人和人”和“人和自然”的两分法，可以这么重新理解为以下两部分，一是技术的进步，二是制度从低效率到高效率的变迁。技术的创新提高了资源利用的技术可能值，而制度的创新变迁减少了资源因为人们博弈而偏离最大技术可能值的浪费。或者说，制度形成的目的在于减少人类交换行为中的不确定性。
那么，从交易成本理论来说，企业作为制度的一种，其存在的理由是减少了人类交换（契约）行为中的不确定性。这一部分不确定性正是一个博奕论视角下可比较的交易成本。很有趣的是，经由科斯-张五常-汪丁丁的阐述之后，对于企业的理解又回到不确定性的问题上去了。
奈特从固定工资的角度考察问题，隐含着熊比特对企业家精神的理解。对于一个博奕环境不确定而博奕因素同样不确定的真实世界环境，我们实在很难说，企业家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能真正通过利润被估价。因为事实上我们并不知道不确定性是什么，我们也无法分解出真正的不确定来。
在企业所面对的不确定性中，既包括技术资源利用的不确定性，包括契约的不确定性，也包括我们所未知的不确定性。因而与其认同新制度经济学派的解释，不如直接回归哈耶克和奈特的理解。与其说企业的存在减少了人类交换（契约）行为中的不确定性，不如说，企业这一经济形态集结了人的行为所形成的各种契约的博奕结果，再经由市场这种交换媒介，由其利润所得来衡量这种博奕结果面对未知不确定性的能力。
人类社会为了对付此种不确定性，按照哈耶克的扩展秩序自发衍生出某些制度和组织。或者说，在人类合作的自发扩展秩序中，合作能达到更高的效率状态，无论其是否被这个扩展秩序中的人们所意识到，并经由长时间的博奕演变，最终出现于秩序之中。也即是说，组成群体要比个人生存能更好地面对某些我们未知的不确定性。这种群体就是在原子状的无意识海洋之中，重新集结出一个个孤岛。从而，群体表现为诸种制度和组织面貌，这可以被理解为“社会博奕”的某种中间状态。
企业的意义就在于，每一个作为孤岛独立存在的企业，通过市场交换中的明确的利润和成本核算，可以估量出孤岛面对不确定性时的应对能力，这种应对能力或者是来源于企业的管理者，或者是来源于企业的契约状态（文化意识、制度结构、管理水平等等），或者是来源于拥有预见未来的神秘力量。但无论如何，结成企业这种孤岛之后，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得以量化并获得报酬，从而，市场这种自发的扩展秩序通过一种进化论的竞争，得以淘汰掉低能力的组织，使扩展秩序之中的不确定性得到衡量并形成优胜劣汰。这就是企业的实质和意义。
如果从这种角度加以理解，那么，与汪丁丁的理解不同，市场是一个比企业更基础的概念。市场被哈耶克阐发为扩展秩序，而企业则基于市场而诞生，企业、阶层、阶级、中级政府、国家等组织是基于交换（市场）而构建。这符合经济史上市场交换要远比有组织的企业出现得早的史实。
一旦遵循博奕的视角来理解人类组织，那么，将博奕状态形式化为企业，比不形式化为企业更有利于测度。组织比合作博奕的默契更明确，默契的合作博奕又比非合作更明确。这就是说，企业比之市场，是一种更稳定的组织状态，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它的好处是保持测度的明确性、稳定性和连续性。
遵循这种测度观，可以看出企业与其他市场中的组织的区别在于，企业的利润恰好简便地测度了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所以，企业的边界并不重要，无论其边界如何进行，基于法律注册的企业按照现有会计条例进行核算，总可以得到其利润数据。而在所有组织中，相比于互助团体、合作社、托拉斯等，企业是最好的测度单位。
张五常契约观的问题在于，企业因为交易边界的无法确定而无法定义。而遵循测度观，不管企业进行何种交易，它的成本和收益总是可以明确测度的。从而可以这么说，边界的问题并不是企业的实质问题，测度才是实质问题。
从测度单位的角度考虑，我们得以理解，事实上可能存在其他不同的过渡状态，比如说通过合适的计算指标——GDP或汇率，可以大约比较国家的某种增长和富足程度。问题在于，这些组织能否通过市场交换以低成本进行测度。遗憾的是，比之企业这种测度形式，对国家等大规模组织形态的数字化管理成本要远远高得多。不同国家面对不确定性的能力，常需要长时间的兴衰成败的考察才能显示出来。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使我们想起了黄仁宇对国家“数字化管理”的考察。
随着计算技术的进步，相信存在出现其他非传统型组织的可能性，只要能更好地以某种低成本的技术进行测度，那么现存的诸种组织形态将被消解和代替。
本文的整个推论就是：为什么有企业？因为企业是目前最好的测度单位，其本质来源于扩展秩序对不确定性能力的奖励。企业的存在是市场的一种间接定价（这个词语来源于北望论坛颤抖手兄对这文章的批评，被认为最符合我所想表达的想法）。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2节 发展的城市是大地的希望
《万科》周刊
——甲申春节探亲有感
赵晓
所谓“三农问题”是眼下中国最引人关注的问题之一，上自政府最高领导人下自黎民百姓，无不议论纷纷。但笔者向来认为“三农问题”的提法并不太准确，因为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其更准确的表述是经济学上已有专门定义的“二元结构”问题。事实上，离开了城市和城市化这一元，单单将眼光放在所谓“三农问题”上，是很难找到“三农问题”有效解决方案的。
农历甲申年春节，回乡的所见所闻大大印证了笔者的想法：中国的城市化正前所未有地加速改变着乡村，并带来新的生机。
笔者老家江西奉新县是典型的农村地区，尤其是典型的中部亚热带水稻种植与山区经济型农村地区。据《奉新县人民政府统计局关于2002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统计公报》载，2002年三个产业结构为44∶33∶23，很显然以农业为主体的第一产业仍在经济中占据着最重要的地位。现今的中国农业增长有限、增收有限，可以想像，这样一个地方，其农村发展、农业发展以及农民增收都会存在许多问题。
但是，这样一个以农业为主体的落后农村地区，却因中国城市幅射力量的加强出现了许多可喜的变化。一是“打工经济”的崛起。据估计，全县20余万人口中，每年出外到广东、福建等沿海发达省份打工的高达数万人，某些乡村几乎倾巢出动。这些打工仔、打工妹一年所创造的收入至少在两亿元人民币以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钱大部分被汇回本地，并用于买房置业、婚丧嫁娶等消费，从而对当地经济起着越来越重要的拉动作用。
笔者这次还特地回到了当年下放的小山村参观，结果失望地发现，除了山山水水的风光一如昨日外，衰败迹象反比昨日更盛，这可以说印证了有些人强调的农村问题之严重性。但是，恰似陆游诗所云“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与衰败的山村相对照，我还看到了县城的日益繁华，无论是街道、市面以及消费水平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这是因为，村里有本事的人或者移居大城市，或者移居次一级的县城，从而抛弃了小山村。年轻人更是如此，大多打工在外，并且不再愿意回到小山村，重复上一代人的生活。
我有一位亲戚，大儿子在广州打工，先是开的士，每年赚五万元，积三年而创货运公司，现在据说一年可轻松赚20到30万。他的家已搬离这个小山村，改到交通更方便的毗邻公路的一个地方安家落户，新建的房子耗资七万，是一栋漂亮的小楼，那有出息的大儿子干脆已移居镇上。
关于中国的地区差距，经济学界的一个看法是，以属地而计的GDP统计方法夸大了这种差距，如用以人口而计的GNP来统计，情况就会有所不同——这一判断与笔者的观察是相符的。另外，关于“三农问题”，明眼人曾指出，农村衰败是因城市兴起，应该说这一判断与笔者的观察也是吻合的。
所以，地区差距并没有那么可怕，农村衰败也没有那么可怕。这些问题，都需要放在二元结构中综合考察。
其次，城市幅射力量的强化，带来农村定位的调整及新的生机。奉新距南昌仅70公里，过去交通不方便时，只有一条狭窄的沙石路，因此需要碾转走上五、六个小时。前几年沥青公路修好后，行程已缩短至二、三个小时。这次回家，我惊喜地发现原来的路正在拓宽成六车道的大道，并且可望在今年通车。
如大道修成，从南昌至县城，个把小时也足够了。交通的改变将带来城市幅射力量的改变，将带来城市和农村定位的改变。再加上其他因素的作用，如电话（全县居民用户普及率达37%）、宽带的普及，相信很快会带来全县经济的变化，是前所未遇的发展良机。
这是因为，时间的改变可带来空间的改变。在过去的交通条件下，农村是农村，城市是城市。一旦交通条件改观，农村不再是农村，而实际上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或城市经济幅射的一部分。笔者预测，因新的高等级公路修通，很快将出现上班在南昌，下班回奉新或周末在奉新的新候鸟一族，进而带来奉新房地产经济、旅游经济以及相关产业的大发展。
由此，笔者曾对当地人士提出，奉新的发展定位应做出回应，及时调整。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前几年的发展思路要改，不一定非要重复别人发展工业、污染环境的老路，而是要充分利用当地山清水秀、旅游资源丰富的特点——就像台湾宜兰县所选择的发展道路，跳过工业化，着重通过环境的保护，将自然资源优势转变为新的城乡变化态势下的经济优势，寻求后来居上的发展。
第三，围绕城市，农业产业结构进行了新调整。历史上，奉新的猕猴桃、大米、毛竹等一直是传统优势作物，也是过去几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主要方向。但是，近年来崛起的一个新兴产业却是与城市化密切相关的苗木产业。据县统计公报载，2002年，全县的花木产业面积达2万亩，从业人员5千余人，并形成4个千亩连片花木基地，花木已成为部分农民增收的一条好途径。
对于这一产业，笔者专门调查了当地的一个大户。该大户用于苗木种植的承包土地达150亩，但每亩农地每年承包费用仅200元，加上人工等费用，每年的全部支出也就10几万元，但创造的收益却堪称暴利。譬如，他收购并卖出一棵较为贵重的桂花树可获利几千到上万元不等。而且，他的产品卖出去也罢，暂时卖不出去也罢，关系都不大，并没有太大的市场风险，笔者戏称是一旱涝保收的“绿色银行”。这样的产业，无疑将成为振兴奉新经济的重要产业。
本文所罗列三宗：打工经济、农村融入城市并带来新的定位、围绕城市化的农业产业调整，全都是二元经济互动之结果。在这里，关键是打通二元经济的“经络”，勿使其堵塞，关键是要理顺市场关系以使市场力量能够充分驱动。政府所需做的，与其说是生搬硬套的“支农”，不如切实地消除各种各样城市和农村之间市场互动的障碍，如解决好农民工进城打工的进入门槛问题、欠薪问题、农村产品进城交易问题以及农民安家落户在大大小小的城镇的户籍、子女教育等问题。农民进城以及城市幅射农村问题解决，则“三农问题”的大部分即可解决。
几年前，温铁军先生曾提出，“汝果欲支农，则功夫在农外。”这是真正精通“三农问题”的方家之论！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3节 Econ 部落的烦恼
《万科》周刊
何帆
遥远的极北之地，有个部落叫Econ。这里天寒地冻，一年中倒有七、八个月积雪不融。狂风刮过戈壁荒滩，把大大小小的石头都刮得呼呼啦啦转圈跑。严酷的生存环境让Econ部落的人磨练出了顽强的意志和健壮的体格。他们吃苦耐劳，在繁重的劳作之余，还坚持锻炼，每日里忙忙碌碌、打熬身体。Econ部落的人既不会莳花种草，也不懂吟诗作赋，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爱好——搜集一种叫货币的古董。在这个部落里，聚敛货币几乎成了一种艺术。
在外人看来，Econ部落缺少优雅的举止、华美的言谈，总是给人难以接近的印象，但他们也不得不佩服，Econ部落的人思路敏捷、行动迅速、精明过人。尤其让人生畏的是，Econ人纪律性很强，对部落荣耀有着一种近乎宗教的热忱，加上民风强悍、生性好斗，是群很不好惹的家伙。屈指算来，在SocialSciences这块大陆上，Econ部落几乎可以算得上最为荣耀的帝国了。
Econ部落人丁兴旺，有很多家族，但是最为显赫的有五个：赫父、麦地、吱呀哥、四担福、贫思顿。Econ的酋长是由这五个望族的族长轮流担任的，这次坐庄的是赫父族长。部落中的大事，往往由五家的族长联席表决。Econ部落充满着民主、和谐的气氛，即使没有大事，五家族长也常会聚一聚，交流交流感情。
这天，五家的族长又聚到了一起。窗外正下着大雪。虽然只是下午，天色已经非常昏暗。屋内烧着一盆炭火，围坐在火盆边上的五个族长脸庞都映得通红。赫父族长在椅子里换了个姿势，好让自己坐得更舒服些。他干咳了一声，说话前清了清嗓子：
“各位老哥，你们还记得吗，我家有个老妹妹，20年前嫁到了Psychology家。她嫁过去不久就生了个大胖小子。我把他举起来想看得更仔细，没想到这小子着实不客气，一泡尿浇到我的胡子上。如今这小子已经长大，出落得玉树临风，当真是个人物，不久前还得了Noble奖，也算给咱争了口气。”
赫父族长说到这里，顿了一下，打量各位族长，发现他们个个面色呆板，一言不发。Noble奖本是社交界的最高荣誉，每年只授予最杰出、最有风度的个把精英。获奖仪式上，这些精英出尽风头。他们高坐于金光闪闪的宝座上，听着合唱团的颂歌，接受大家的献花和赞美。会后的宴会上，有最精致的食物、最醇正的美酒、最艳丽的女人。像Econ部落这样的农民，本来是和这种场合无缘的。20多年前，有个和Econ部落私交甚密的大银行家慷慨解囊，为Econ部落在Noble奖上捐了个长凳，所以每年也会有一个Econ人躬逢盛会。尽管长凳坐着不如宝座舒服，有时候也会受到其他精英的白眼，但是总归也是件十分露脸的事情了。
五个族长中要数麦地族长最为年轻，也更为气盛。他看到其他几位族长均默不作声，面有不悦，忍不住冲着赫父族长发话了：“Noble奖说好了是给Econ部落的人，虽说你那外甥也是咱们的亲戚，但他从来都没在Econ部落住过。把这么重要的大奖给外人，我总是想不通。再说了，我最看不惯这小子的狂劲。最近他到处胡说，甚至诋毁咱们的宝物‘理性人’眼镜。这像是Econ人说的话吗？”
麦地族长嗓门很大，边说边摇头。其余四家族长都情不自禁地向屋子里朝北墙边的一张桌子望去。桌上一个精致的水晶盒子里，摆放着一副眼镜。这副眼镜乍一瞧很像普通的墨镜，但是仔细看，就会发现它周身发着幽幽的绿色光芒，显然是用上乘的玉石雕琢。
Econ部落长年生活在雪地之中，阳光反射之下，雪地格外刺眼。很久以前，Econ部落的祖上发明了这种被称为“理性人”的眼镜。戴上“理性人”眼镜，看到的色彩柔和多了，眼睛顿时会觉得好受。
透过这种眼镜看到的世界基本上只有黑白两种色彩，但是Econ人已经非常娴熟地掌握了透过黑白色彩之间的深浅把握复杂的世界面貌。久而久之，戴“理性人”眼镜的人会产生一种依赖心理，在他们看来，色彩就是要越单纯越好，生活就是要越简单越好。曾经有个到过Econ部落采风的摄影师告诉他们，用黑白两色拍出来的照片比用彩色胶片拍出来的照片更有味道，这句话深得Econ部落的赞赏。他们的哲学就是要追求最简单、最有普遍性的概括。“理性人”眼镜就这样逐渐成了Econ部落崇拜的图腾和外人眼里Econ部落的象征。
但是，最近不断有嫉妒Econ部落的人说用“理性人”眼镜看到的世界是片面和扭曲的。他们嘲笑Econ人从来没有见识过彩虹。别人说三道四倒也罢了，但是最近那个刚得到Noble奖的小子也大肆鼓噪，说戴“理性人”眼镜久了，视力会退化，性欲会减弱，说得Econ部落里也有人惶惶不安。
赫父族长苦笑了一下，说道：“麦老弟，这正是最近让我心烦的一件事。我们Econ部落一直被外人叫做帝国。周围的部落过去一直是向我们朝贡的，来的时候一包一包地拎土特产，走的时候还总是神神秘秘地趴到我们的耳边，说能不能结成亲家。我们不是过去也议过这件事吗，当时想的是，自己的女儿嫁过去，将来邻国的王子不就都是Econ部落的骨肉了吗？谁曾料不是这么回事，有的女儿嫁过去在婆家受气，生的儿子也有很多像Psychology家的这小子一样，梗着脖子就不认舅舅。”
他看看吱呀哥族长，说：“吱呀大哥，听说你那大女儿嫁到Law部落，最近回娘家也是哭哭啼啼的？”
吱呀哥族长年纪最长，别人议论纷纷的时候，他一直闷着头、眯着眼抽水烟袋。听到赫父族长叫他，他喷了一口烟，这才睁开眼睛，瓮声瓮气地说：“儿女大了不由娘啊。当初我家姑娘嫁到Law家，虽说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也是他们两情相悦。那阵子Law家的小子天天在我家楼下唱歌，把我姑娘的心撩得忽悠忽悠的。我家姑娘大伙也知道，人很贤惠，长相却一般，爹妈也是总为她操心，看到Law家的小伙长得又俊，人又上进，赶紧就帮他们完婚了。刚嫁过去小两口好得不得了，我那闺女名字都改了，叫老衣氏（lawandeconomics）。可是Law家是个大户，兄弟姊妹又多，婆媳之间、妯娌之间，矛盾太多了。Law家小伙又是个孝子，听不得对他妈有半句不是。我那闺女连有过几次委屈，跟丈夫一说，他反而暴跳如雷。婆婆更是和小姑子们一起来排挤她。我实在看不下去，都想劝姑娘离了算了，可那闺女死心眼，说什么等丈夫再成熟些，就会更沉稳。叫我看，这不是成熟不成熟的问题，根本就是没有共同语言嘛。”
四担福族长插了句话：“吱呀哥，你们家不是还有个小儿子在外面闯荡吗？听说他在女孩中很受欢迎啊，在Sociology部落还被人叫做少女杀手呢。”
吱呀哥族长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一开始大家觉得他特别能侃，总是把小姑娘侃得眼泪汪汪的。但是后来就发现，他太花心了，稍微有点姿色的小姑娘他都要上去套瓷。最后不知怎么穿帮了，几个小姑娘凑到一起对证，敢情他跟每个姑娘说的都是一套，要么是成本收益，要么就是供给需求，听都听腻了。我那小子就是有这毛病，他从来都是自说自话，不会听听人家小姑娘心里到底想什么，现在也吃不开了，媳妇还没找到呢。”
贫思顿是五个家族中人数最少的，贫思顿族长等了很多年也没轮到当酋长，所以他在族里说话特别小心，轻易不表达意见，专拣别人爱听的说。他一脸羡慕地望着麦地族长说：“麦地家这几年不是总在招赘吗，那些外国的小伙都心甘情愿到我们Econ部落当女婿，说明我们还是很有吸引力的呀。”
麦地族长正得意地微笑，吱呀哥族长就不耐烦地打断了贫思顿族长的话头：“你觉得那是好事啊？我听说这几年Math部落的男孩都往Econ部落跑，麦地家的好几个最漂亮的女儿都叫他们娶了。Econ部落的男孩反而倒不受待见了。我们这些年本来就男孩多、女孩少，再这样下去，不是打光棍的要越来越多了吗？再说Math部落的那几个小子，他们要是把女孩带走，我老人家也就眼不见，心不烦了，现在倒好，入赘了，定居了，天天领着花枝招展的太太招摇过市，还在大街上当众拥抱亲吻，像话吗！”
麦地族长脸红得像猪肝。他不自觉地摇着头，说：“老爷子，这都什么年代了，您的头脑也该解放解放了吧。”
吱呀哥族长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我该解放了？我就是看不惯他们的洋派作风。头发都染成五颜六色的，有的还剃半个秃瓢，这就是解放了？我尤其看不惯他们做的活。我跟你说吧，早就有人反映了，他们中有的家伙干活时从来不戴‘理性人’眼镜，就会搬弄些什么舶来的玩意儿。欺负我吱呀哥没有出过国怎么的？我比你们知道得多，那些东西在Math部落早都过时了，像垃圾一样丢在街上没人拣，只有我们这里才像宝贝一样供着。把自己的东西都丢掉，去捡别人的垃圾，小麦，你说说，这就是思想解放？”
吱呀哥族长的辈份要比麦地族长高一辈。麦地族长见老爷子越说越来气，也不敢顶嘴，只是十分地不服气，兀自把头摇得更快了。赫父和麦地是邻居，麦地族长也是大家一致推选的下一任酋长候选人。赫父族长想替麦地族长挽回些面子，这时不紧不慢地说：
“吱呀大哥，我倒是有句不中听的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我觉得Econ部落现在有些衰败的气象，跟您老人家当年的路线有关。想我Econ部落的人都好打抱不平，当年出了位大侠，江湖上都尊称他为凯爷，凯爷不仅武艺高强，还爱仗义直言，出谋划策。您当酋长那阵子，您族里也出了个大侠，人称弗爷。弗爷专爱挑凯爷学艺不精，他逆炼经脉，居然最后比凯爷的武功更强。可是弗爷从不允许他的弟子行走江湖，只许他们在家里照口诀练功。他老人家自己过瘾了，江湖上Econ部落的名声可是大不如以前了。”
吱呀哥族长摆了摆手：“那些江湖恩怨，现在说他作甚。可你说我们没有弟子行走江湖，可是冤枉啊。前几年东欧、中亚、南美、东亚，不是都有我们吱呀哥小子高居庙堂、指点江山吗？最近有个四担福族里的怪人，在江湖上走了两三年，回来之后竟然性情大变，专门批评Econ部落的同门。兄弟们，最大的危险不在于外人怎么看我们，而在于我们自己不团结啊。”
吱呀哥族长说到这里，意味深长地扫了其他四位族长一眼。席间忽然出现了一阵令人尴尬的沉默。四担福族长看了看窗外的天色，欠身而起：“四位大哥，时候不早了，我已经约好今晚有个饭局。Politics部落有位长老来谈合作办学的事情。”其他几位族长也应声道别。赫父族长慌忙起身，拱手送别各位族长。
出得门来，雪下得仍急。赫父族长踏雪而归。夫人已经在家中温好了酒菜。赫父族长坐到桌前，拿起筷子又放下，忍不住长叹一声。夫人忙问有什么不顺心的事情。赫父族长讲述了今天聚会的情形。夫人如释重负：“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你们大老爷们，这种事情还拿得起，放不下？天天说分工啦、合作啦。该分工就分工，该合作就合作，愿意娶过来就过来，愿意嫁出去就出去嘛。都不是小孩子了，过得好是人家自己的事，过不好也用不着你们操心。我倒觉得跟外边有娶有嫁挺好的，麦地家刚生的那几个混血儿多漂亮啊——哎，听说在Psychology家的那个大外甥挺会给人算命的，什么时候跟他说说，让他也给我算一卦？”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4节 难题还是解决方法的一部分？
《万科》周刊
赵晓
学界奇才
在所有的洋人经济学家中，我曾经非常喜欢斯蒂格利茨。喜欢他有许多方面的原因。一者，他的理论研究做得好，不是不学无术的官僚，更不是倚权财而骄的尊者。二者，他有极其丰厚的实践经验，而不是书呆子一类的人物，熟知从华盛顿到华尔街的决策内幕。三者，他有异端或者说另类的风格，尤其是关注和同情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他更像是经济学界的堂吉诃德，一个人从主流经济学家的大本营中跳出来，跟大风车搏斗，胜负如何不言，智慧与勇猛足以令人佩服。再就是，斯氏尤爱中国。他是个犹太人，多次说过，全世界各大民族中，只有中国人从来没有欺负过犹太人，所以他从内心里感激和热爱中国人。
我喜欢斯氏，还因为与他有过一面之缘。那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世界银行北京办事处举办的一次午餐会上，我幸见斯氏。斯氏完全没有大牌的架子，热情地与我握手，侃侃而谈。我当时就对这位长了满脸胡子的快乐的犹太学者有了好印象。就在这次会议上，斯氏继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发表《中国的第二代改革》之后，发表了著名的《中国的第三代改革》一文。如同以往，斯氏这次关于中国经济的这些思想也都受到当政者以及中国媒体的关注。
当然，在相遇斯氏以前，我已经拜读过斯氏的许多论著了。比如，斯氏别出心裁写就的《经济学》，将一般教科书经常分割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部分融为一炉，早在这本当代代表性经济学教材中文版没有面世之前，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易纲教授就从美国带来英文版并向我们积极推荐阅读过。另外，斯氏从信息经济学角度提出的信贷理论则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被宏观经济研究组广泛引用。
相比之下，斯氏的国家与政府理论可以说对我影响更大一些。这是因为，在中国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矫枉过正，纷纷走向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时，我却希望寻求更加理性而平衡的思想。为此，我以中国的“抓大放小”为案例，写了一篇文章，阐述中国公共决策效率是如何随着改革开放提高，以及政府的作用对于中国市场制度转型的意义。而这篇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受了斯氏“市场经济还需政府之手协调”思想的启迪。
斯氏的分析手法一流，理论创新也一流，所以没有人怀疑他是顶尖的主流经济学家。但另一方面，也许斯氏精力太好，也许是他像许多犹太人一样，对于强势的东西有天生的怀疑，对于弱者有天生的同情（您想起了马克思吗？），他无法老老实实地呆在象牙塔做学问。除了担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跑到世界银行当副行长外，他似乎仍嫌精力过剩，竟能集中十成火力猛轰IMF，放言批评其他经济学家以及政策制订的重要人士，这里面包括著名的世界银行行长沃尔克、曾任美联储副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曾任美国财长的萨默斯、鲁宾以及曾任IMF首席经济学家、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费舍尔，可以说个个都是身怀绝技、大名鼎鼎，却被他批成了侏儒。
读者朋友应该想到，斯氏这种非正统以及直率批评的风格不仅在保守的中国甚为忌讳，在国际经济学界也是犯忌的。因此，尽管斯氏成就卓著，许多年来很多人却并不看好他能拿诺贝尔奖。也正因此，当斯氏捧走2001年诺贝尔奖，我着实吃了一惊，三呼万岁。瑞典诺贝尔奖委员会终能以学术贡献而不以态度品评人，确实还是厚道。
“造反派”风格
但就算拿了诺贝尔奖似乎也不能改变斯氏的“造反派”风格。这不，一本新的、号称为他的著作中读者最多的、充满争议的《全球化及其不满》又正式出版了。有多少人受到了批评，有多少人会因此日夜不安，有多少人会深怀不满，斯氏又会因此引来多少白眼、非议和攻击？！
对于由国际组织倾力推销和推动，20世纪90年代快马加鞭如今蔚为壮观的全球化，斯氏看到的却是其中的“泥淖”。在他看来，对于世界上许多人来说，全球化并没有带来它所承诺的那些经济利益。第一，全球化在减轻贫困方面没有获得成功，譬如拥有（haves）和不拥有者（have-nots）之间差距的扩大已经在第三世界使那些不断增加的人口陷于赤贫之中，每人每天的生活费用不足1美元。第二，全球化也没有确保稳定。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已经影响到所有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第三，全球化也没有在俄罗斯和其他大多数正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中产生预期的作用。第四，全球化可能存在着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伤害。譬如，西方国家推动贫困国家消除贸易障碍，自己却维持本国的贸易壁垒以确保它们“储存不均衡的利益份额”。第五，看起来用意良好的努力也经常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国际组织的援助和帮助就是这样。
我们当然不要指望斯氏会不分青红皂白地反对全球化。如果那样做，斯蒂格利茨也就真的彻底与主流经济学家们拜拜了。其实，斯氏也承认全球化的许多好处，但他更多看到的是其中的问题所在。尤其重要的是，当他一旦发现这些弊病与推动全球化的三大组织机构——世界银行、IMF以及世贸组织脱不了干系时，他变得不依不饶了。这，也许正是他写作本书时最大的冲动。
在斯氏看来，本来，成立这些国际组织，是因为凯恩斯主义所驱使的。当时，人们总结三十年代大危机的教训，发现市场有许多不足，需要通过国际组织来调控和协调。可是阴差阳错，这三大组织竟然堕落成了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传教机构（在斯氏眼里，市场原教旨主义甚至谈不上是市场主义，其“尊重的不是市场，而是政治意志”），而发展中国家的财长不幸纷纷沦为皈依者，进而对全球化造成危害，带来种种不必要的人为代价。这个世界难道不是误入歧途？
无需再举证书中的言论，看看斯氏的标题，自可知斯氏矛头所向：“全球化机构的承诺”、“未能兑现的承诺”、“选择的自由？”、“东亚危机：IMF的政策如何把世界全球性推向崩溃的边缘”、“谁失去了俄罗斯？”、“不公平的贸易规则和其他危害”。
斯氏的“中国药方”
激烈批评国际组织，反思当前全球化之害，斯氏不忘举出波兰、中国等在他眼里看来是全球化的另类并给予了赞不绝口的评价，以更显国际组织导向之荒唐。书中的第7章“通向市场的更佳途径”，便盛赞中国的渐进改革是与“华盛顿共识”提倡的战略不同的可替代战略，而结果——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已经经历了世界上任何主要经济体中最快的增长率。20世纪90年代，中国GDP以10％的速度增长时，俄罗斯却以5.6％的速度下降。
读这段论述时，我想起了斯氏的一个经典手势，那就是在许多会议上，只要讲到经济转轨，他都会将两手交叉在一起，形成一个“×”字形。斯氏的意思是，下降的手臂代表的是俄罗斯，它在不断地往下走；上升的手臂代表的是中国，它在不断地往上走。如此，休克疗法还是渐进的转轨方式好，还用得着争论吗？
可惜的是，似乎无用争辩的事实在理论家以及政策制定者们来说却依然存在着不屈不挠的争论。比如，萨克斯、杨小凯都在为俄罗斯的改革辩护，并批评中国可能陷入“后发优势”的陷阱中去。而对于斯氏所盛赞的中国，有许多并不令人满意的绩效——无论是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惊人的环境损失、能源和资金以及效率损失，还是经济增长中所出现的贫富差距的扩大，都正在引起诸多非议和担忧。
很显然，斯氏关于中国的评价很高，以致于太高了。我估计许多中国人都不敢接受。
斯氏这本关于全球化的著作也已经在国际上遭到激烈批评。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顾问与研究主任肯尼思·罗格夫就委婉而又坚决地批评了斯蒂格利茨，认为斯氏学术上是天才，但在政策制订上过于简单，并且过于自信和自夸。他批评，当IMF在想方设法解决问题时，斯氏却不顾大局像英雄一样在大搞“揭发”，这完全有可能造成当时的信心危机，而斯氏的许多政策建议也未必合符情况。他的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斯氏也许正是难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办法的一部分。
斯氏最近到中国来，顺便演讲和宣传他的这本新作。在最近的央视对话节目中，讨论到中国经济过热，斯氏侃侃而谈，建议中国政府放任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对出口征税以及人民币升值等，让在场的中国经济学家面面相觑、不敢接招。而以我对中国经济多年的观察和认识来看，斯氏对于中国的药方实在太过简单，大可怀疑。
不过，这不妨碍我充满兴致地读斯氏的新著，并且考虑其影响。从历史上看，在全人类都向某个方向拐的时候，总会有人站出来，走向相反的方向。多年前是杰出的马克思，而这一回我们见识了另一位杰出的犹太学者。
马克思当年那样的所思所想以及政策主张，从不是为自己，而是为天下苍生。斯氏写书立说，相信也不是为自己，而是出于学者的良心。但是，回到罗格夫的问题，斯氏的分析和结论究竟是解决方法还是难题的一部分呢？这一点，相信眼下无论如何辩不出是非来的，只有等待历史的证明了。
白领2005: 优秀企业的文化和机制第45节 一位荆轲式的英雄
《万科》周刊
朱伟一
面对共同基金的种种恶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证交会”）基本上是袖手旁观，麻木不仁。难道美国股民就没有办法了吗？难道股民就只有任人宰割了吗？不会的。股民回眸应笑慰，斩妖自有后来人。半路杀出纽约州检察长斯彼特慈尔，一位为股民请命的孤胆英雄。确实，共同基金违规、违法的证据很难查，但共同基金如此丧心病狂，撒下弥天大谎，势必留下蛛丝马迹。美国的人民群众曾经多方投诉，向证交会和纽约州检察长斯彼特慈尔反映过共同基金的各种问题。但证交会并不认真去查，而斯彼特慈尔不仅查，而且一查到底。
斯彼特慈尔劫富济贫，拿出券商吐出来的一部分钱，分给纽约州内的法学院和慈善基金，很有一点杀富济贫的意思。有些人说，斯彼特慈尔这样做有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如果2006年他出来竞选纽约州州长，受益者便会站出来，助其一臂之力。美国对斯彼特慈尔的褒贬不一，但一般都认为此人有政治野心，想借整肃券商替自己扬名，以便在政坛获得更大的发展。但细想起来，斯彼特慈尔闹到今天这个地步，扬名有可能，但他挑战华尔街金融寡头，政治前途不会看好——得罪人太多。斯彼特慈尔何等聪明的人，其中道理不会不知道，知道自己的最大回报是青史留名。可惜，中国现在就没有人想青史留名，还不怕“生后骂名滚滚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啊？！
斯彼特慈尔得罪的人很多。参议院银行、住房与城市委员会主席请斯彼特慈尔到国会做证，向证交会主席唐纳尔德森介绍共同基金的丑闻。该委员会主席相当于中国的正部级领导，而斯彼特慈尔也就是我们省里的司级干部。正部级主席有请，斯彼特慈尔应该不敢不到。但斯彼特慈尔就敢不去，而且竟敢在同一天跑到另一处会议赶场，并在会上郑重指出：“美国人民已经对美国商界失去信心，不相信商界能按规则办事”。斯彼特慈尔还煽动部下，说是“证交会铸成大错，但却推说人手与财力不够。我们一定要彻底揭穿这一谎言。”不错，仅仅是证交会稽查部就有830位律师，而纽约州检察长手下只有18位律师负责投资者保护，但却对大券商不断出手，让他们胆战心惊，有时甚至是惶惶不可终日。美国很有一些人视斯彼特慈尔为英雄，亲切地称他为“人民的律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