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抉择》》 · 张平 · 2026-07-25
吴铭德认为有些人说公司里的财务混乱，胡支乱花，是完全没有根据的，也是极不负责任的。这是造成公司干群关系紧张的最直接的因素，公司这一阶段群众情绪的不稳定主要就是由于这方面原因引起的。而一旦有了这种怀疑的看法和态度，那你就是长上一百张嘴也解释不清，怎么汇报也不起作用。所以吴铭德认为，目前要让群众的情绪能安定下来，关键的关键就是希望上级尽快能派下来一个财务工作组，把所有的账目全部审核清查清楚，给群众一个圆满的交待。不要以为我们害怕这样做，而恰恰是我们盼着这样做。只有把账查清了，结论公布了，我们就没有压力了，群众也就放心了。
吴铭德接着说道：“现在群众意见最大，我们也有必要说明的是两个问题。一个请客吃饭的问题，一个出国考察的问题。请客吃饭，这是很难解释的事情。这几年在这方面的开支确实很大，但并不是没有账目、解释不清，也绝不像一些人传言的那么多。说是一年光请客吃饭就要花几百万，完全是凭空猜测。公司有上百个推销采购人员常年吃住在外，这本身就是一笔很大的开支。包括公司所有出差人员的旅差费和补贴，再加上公司全部的接待费，一年的开支也就是二百多万，即便是这方面开支最多的1992年，总额也没有超过300万元。这些都是有账可查的，只要一查就清清楚楚。问题是我们的有些饭究竟应不应该吃，有些客究竟应不应该请。其实这些早已都是公开的秘密，都是些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实情，摆在桌面上说不过去，可在桌子底下谁也在做，你不做行吗？你找人家办事，只在办公室里谈谈就能办了？如今的事，你能把人家请到饭桌上，能把人家请到舞厅里，能把礼送到人家家里，那就已经很不错很不错了。这几年衡量一个人的办事能力，首先就看你请得动请不动那些头面人物和要害人物。明知道违纪违法，可你就是不能不做。咱不说别的，就只说这几年的贷款，哪一年不求爷爷拜奶奶地请上人家几十回上百口，才能把这些钱真正到了位？你以为我们愿意整天陪着人家吃饭吗？低声下气的陪着人家不说，我们看着也心疼呀！那都是工人们的血汗钱，那都是公司的救命款呀……
“至于像出国考察，群众对此意见很大，这是我们早就知道的，这也是很难解释的事情。工人们没奖金、没工资，你们却还出国考察，花费上那么多的钱，那怎么会没有情绪，怎么会没有意见？尤其是这几年一些单位的出国考察，纯粹就是瞎扯淡，社会对此议论纷纷。工人们的怀疑和反感可以理解，但工人们的意见和情绪，主要还是因为目前的考察没有结果。一旦有了结果，上了项目，群众的意见和情绪马上就烟消云散了。现在的问题是，就目前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状况来看，出国考察有没有必要，引进外资和技术有没有必要？我个人认为，不仅有必要，而且是迫在眉睫的事情，要想让中阳纺织集团公司尽快扭转局面，从目前的困境中尽快摆脱出来，这是最有效、最有希望的战略决策之一，所以现在花钱出国考察是绝对有必要的。有人说我们出国考察去的地方太多，而且还带着老婆，借考察之名，行旅游之实。但引进外资，想找到合作伙伴，以我们中纺的情况，哪有一次两次就能成功了的？是，美国我们去了，俄罗斯我们去了，法国英国我们也去了。美国是个富有的国家，而且是对方邀请的我们，俄罗斯虽然很穷，但他们有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又是我们的邻邦，在这些地方我们都可能找到机会。至于英国和法国，是因为我们那儿有关系，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去。至于说什么都带着妻子一块儿出国考察，这也同样是没有根据的。在领导里头，唯一同妻子一起出国的只有总工程师高双良。而高总之所以同他的妻子一同出国，因为他的妻子本身也是一个高级工程师。这根本就是无可非议的事情，也是经过我们慎重研究后同意了的。事实证明，我们出国考察的举措并没有错。像我们这样一个债台高筑的亏损企业，不主动去找去跑，外资和合作伙伴还会自己找上门来吗？经过这两年的努力，我们的考察已经有了成效，我们同尼日利亚已经草签了合作意向书，我们同尼日尔的合作也快有了眉目，尼日尔派来的代表，已经在我们这儿进行过考察。这两个国家都是产棉国，他们出原料，我们出产品。具体方案，目前我们正在洽淡之中，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最大的障碍和难题就是我们的外债问题，人家都愿意同我们合作，但都对我们的巨额债务感到担忧和犹豫。即便是这些债务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也让他们感到惶恐不安。以他们的看法，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其实早已破产了，哪还有存在的理由。欠着这么多的外债，还有什么生存能力和生产能力，每年的利润远远不够偿还利息，还怎么发工资、发福利，还怎么进行管理、进行再生产？同他们进行合作，岂不是想骗他们的棉花么？就算不是欺骗，等到年终结算时，利润全被银行提取，那实际上还不是等于给骗了个精光？所以不管我们怎样同人家解释我们两国国情的不同，不管给人家提供多么优惠的条件，人家仍然忧虑重重，不敢决断。”
说到这儿，吴铭德小心翼翼地看了李高成一眼，然后又小心翼翼地说道：“李市长，对方这两个国家，都有个相同的要求，他们认为既然是相互合作，那就应该把那笔债务剔除出去，至少也应该让我们的银行给他们出具一份担保证明书，以说明这个新建的合资企业同这些债务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能保证和答应了这一条，双方的协议立刻就能签订。李市长，对于这一点，我们已经同银行谈过好多次，我们也同市工业局和市经委大致谈了谈，但他们都没有明确答复，只是说这件事情，必须要给市委市政府的领导详细汇报，只有征得上级领导以及有关部门的同意后才能答复我们。我们也感到此举事关重大，但中纺能否走出困境，成败在此一举。我们对此事曾做过详细的研究和认真的估算，如果我们答应了这个其实并不存在并无关系的条件，中纺也就彻底搞活了。中纺这几年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资金短缺，买不到优质原料，从而影响到产品的销路，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了中纺的包袱越背越重，以至于停工停产。如今我们一旦同国外合资，这些问题全能迎刃而解。对方都是优质棉产国，由他们给我们提供原料，不仅解决了我们的资金短缺问题，而且也解决了我们的原料来源问题，尤其是我们的大部分产品都将销往对方国家，这也等于解决了我们的销路问题，同时还可以给国家换来急需的外汇。真是一举数得，我们为什么不做？只要中纺活了，能运转开了，一切都朝着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赚下的钱还不是国家的？这个企业最终也还不是属于国家的？其实让人家合资方还没同我们合作，就背上几个亿的外债，这既不现实，也绝不可能。这些外债迟早也还得由我们给国家偿还，如果我们现在就咬住这一点不放，那我们就永远也别想再找到合作伙伴，就是傻得不能再傻的合伙人，也决不会先给你承担上几个亿的债务，然后心甘情愿地同你合作。从商业道德上讲，也绝不允许我们这样去做。李市长，今天我们同你讲这些，其实并没有想让你答复的意思。我们只是先把情况给你汇报一下，究竟该怎么办，我们当然还是听你的。”
吴铭德的话早已不知不觉地让李高成陷入了一种沉思之中，以至于吴铭德讲完好久了，他还在那里沉默着、思考着。李高成对吴铭德的话和思路都很满意，这些话也确实很有说服力。说公司的领导有经济问题，那就派人来查帐好了，他们希望这样做，也欢迎这样做。说厂里请客吃饭，开支很大，他并不否认。而且有理有据，说得明明白白，反倒让你无懈可击。说厂里的领导纷纷出国，名为考察，实为旅游。他据理反驳，也一样讲得头头是道，毫无破绽。尤其是最后谈到同外方合作的障碍和问题时，居然把难题给他甩了过来，而这个难题也确实让他动了心。是啊，让人家背上五个多亿的外债，还要让人家同你合作，这岂不是做梦想好事？不就是那么一个徒具形式的条件么？吴铭德说这个条件其实并不存在并无关系，想想也是。企业是国家的。债务也是国家的，迟早也是国家的企业来偿还国家的债务，这本身就是一回事。只要能答应了这个条件，这个濒临绝境的企业说不定真的一下子就活了，企业有救了，工人们稳定了，国家也没了负担，这样的事情为何不做？而只要企业活了，有了盈利，那债务还一点就会少一点，就算还不了，国家至少也不再往这个无底洞里垫钱了，成为合资企业，国家也就没有包袱了。这个问题真应该认真地研究研究，应很快让他们拿出可行性计划并打出报告来，尽快提交市委市政府进行磋商和研究。
想到这里，李高成没再说别的，只是对总经理郭中姚问道：
“老郭，谈谈你的想法，这件事你是怎么看的？”
郭中姚大概是走神了，像吓了一跳似的，愣怔了好一阵子才有些懵懂地问：“什么事？”
李高成没想到郭中姚真会走了神，看来他好半天都已经没有听进去了。真成问题，这一阵子他都想了些什么！不过他立刻就原谅了他，也许是太累了太困了，别说他已经快六十岁的人了，就是一个小伙子，在这神经紧绷的几十个小时里，大脑也肯定会时不时地处于一种无意识状态。他瞅了瞅郭中姚那张满是皱纹。眼袋凸垂、憔悴而又惶惑的脸，不禁又有些心疼起来。在这样的一个企业里当经理，也真是不容易。末了，他轻轻地说道：
“公司现在成了这个样子，依你的看法，下一步究竟该怎么办？究竟该用个什么办法，才能使企业尽快地运转起来？”
郭中姚默默地瞅着李高成，良久，才慢慢地说了一句：
“李市长，你是不是要让我讲实话？”
李高成也不禁愣了一愣，他依然没想到郭中姚会这么说。他忍了忍，但仍然没有好气地说道：“公司都到这步天地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李市长，我并不是想给你出难题。”郭中姚有些木然地低下头来，再也不看李高成一眼，一边说，一边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没办法，真的没办法，这会儿说什么都是假的，没有一个办法能靠得住。李市长，已经欠了五个多亿了，再有通天的本事也还不了这笔债呀。只这一年的利息就得多少？就算我们所有的车间都动了起来，所有的产品也都能销得出去，那每年的赢利也远远不够偿还利息的呀。我们的包袱又有多重，在职的几万，离退休的几千，吃喝拉撒，全都得靠这个企业，一年得往里垫多少。即便是现在整个公司都停工停产了，什么也不干，每个月的管理费都还得上百万元，公司成了这样子，谁又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来？没办法，真的是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了。”
李高成再次愣在了那里，总经理郭中姚对公司的看法竟然是这样的暗淡和绝望，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的。他不禁有些气愤地说道：
“按你所说，这个公司已经完蛋了，早该散摊了是不是？”
“李市长，我说的都是实话，就是你把我撤了我也要这么说，”说到这里，郭中姚已是泪流满面了，“这个公司确实已经完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它破产……”
李高成最担忧最不想听的话最终还是出现了，他有些茫然地呆在那里，脑子里顿时成了一片空白。
这时候他听到副总经理冯敏杰也插进话来：
“李市长，有些话我们都不敢给你说，这会儿就是想再开工也不可能开得了了，工人们把车间里的东西全都偷光了，连机器零件也都偷着拆掉卖了，人心乱了，人心也都变坏了。要是这会儿宣布破产，资债还可以相抵，再拖下去，可就真的是资不抵债了，到时候只怕真的就要闹出大乱子了……”
党委书记陈永明这时也插话说道：
“还有一个情况我们原本也不想给你说，别看昨天晚上出来了那么多工人，其实真正闹事的并没有几个，他们至多也就是凑凑热闹、袖手旁观。有不少工人在闹事前，都暗中先给我们打了招呼，说我们出去闹一闹，其实也是给你们公司的领导帮忙说话，国家的公司，国家的工人，国家凭什么就不管了？我们出面一闹，你们的责任也就小了，负担也就轻了。如果闹得国家重视了，投资有了，贷款也下来了，你们当领导不也就好干了？”
副总经理吴铭德跟着话茬也说了起来：
“李市长，其实在闹事的那些人里头，大都是一些同公司领导有意见的人，或者都是一些让公司的领导处分过的人，说句不好听的话，那些挑头闹事的，其实大都是一些痞子、恶棍、赖小子，本分老实的职工干部，又有几个是真正参与闹事的？比如挑头闹事的里头，就有一个被公司给过留厂查看两年处分的财务处副处长。当年他儿子在外头办公司，急需一笔资金，他便利用职务之便，偷偷挪用了公司的一大笔款项。事发后，公司对此进行了严肃处理，并通报全公司。这位副处长对此心怀不满，多次跟领导寻衅闹事。而如今，他儿子办的那个公司成了气候，财大气粗，很有势力，省里市里也找了不少靠山，还有中纺的不少工人在他那里上班。这次闹事，他们父子俩便是最活跃的一对。这位副处长就到处给人宣扬，他们就是要报复，就是要给公司的领导一点儿颜色看。还说他们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后台有后台，这回非把中纺的这几个狗官闹到牢子里去不可……”
李高成仍然怔怔地坐在那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中纺公司的问题，早就该下决心了……”
不知为什么，他的脑子里突然又冒出市委书记杨诚的这句话来。
十
李高成回到家时，已经是凌晨一点多了。
算了算，将近四十个小时没合眼了。虽然头疼欲裂，浑身累得像散了架，但却丝毫没有睡意。胡乱冲了个澡，倒了一杯开水，然后把自己捂在暖暖的被子里，大睁着两眼任凭思绪随意驰骋。
怎么办？刚才在中纺公司听他们汇报完了以后，他本来不想多说什么了，但说着说着又止不住地发了火。
听了那么长时间的汇报，所有的意思似乎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这些领导并没有任何错处，也没有任何责任。工人们都是猜测，告状是别有用心，中纺目前的状况是体制造成的，至于说有什么好办法能让中纺走出困境，答案只有两个，一个是同国外合资，前提是不承认所欠的一切债务；一个则是宣布破产，让这个数万职工的大型企业彻底从地球上消失。
简直不像话！如果结局就是这样，那还要你们这么多的领导干部做什么！有钱有权有效益的时候，你们一个个都人模人样的吃香的、喝辣的，坐着小车、拿着高薪。而公司一旦不行了，立刻就一片愁云惨雾，个个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一心只想做鸟兽散。原来这就是你们的本事，这就是你们的能力！只能坐顺风船，这样的经理哪里找不下，这还能算是一个领导？如果国有企业的领导都像你们这样的水平和素质，那中国的大中型企业岂不是迟早都得完蛋！要是这样，你们一个个趁早都给我回家种地去，像你们这样子就是当农民也不会是好农民！
但骂归骂，解决问题归解决问题。中纺的困境不是靠骂靠查靠严肃惩处就能彻底解决得了的，你就是把他们全都撤职查办；也不等于中纺就可以很快走出困境。
关键的问题还是眼前究竟该怎么办！怎样先拿出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尽快地让中纺这台沉重的机器运转起来，不要再眼睁睁地等着它锈掉锈死。只有先解决了这个问题，其它的问题才能随后去着手解决。
然而一进入正题时，他又渐渐地感到刚才经理们说的那些话不无道理。摊子大，包袱重，周转不灵，资金短缺，这是国有企业致命的通病。让他们带着枷锁镣铐跳舞跑步，他们跳得动，跑得开吗？一些个体企业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为所欲为，不择手段，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偷税漏税、克扣工资、投机回扣、重金收买、巧取豪夺、没有任何顾忌，甚至可以对国家和职工不负任何责任，国有企业能那样做吗？尽管大部分个体企业都是遵纪守法的，但个体企业的自由度毕竟要大得多，包袱和压力要轻得多，自决权也一样要多得多。尤其是某些个体企业所干的那些横行无忌、明目张胆的事情，对国有企业来说，则全都是违法乱纪、动辄得咎的行为。在这种不公平的竞争下，国有企业得付出多少倍的代价和努力才能保住不败下阵来？就是再能干的经理和企业家，面对着这种不公平的竞争，又能干出多好的业绩来？他们的苦衷能没有道理吗？而且不应该得到人们的理解吗？
这么多年来，我们老是在讲政企分开，可是什么时候政企真正分开过？且不说我们任免企业干部的那种随意性，让那些大大小小的经理和厂长们终日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只是对国有企业资金的任意占用和对企业产品的盲目指令，就足以让企业时时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1990年，市委兴建办公大楼，一次性就从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拿走人民币800万元，这几乎是中阳纺织集团公司那一年全年的剩余利润！一年后作为副市长的他被选举为市长，于是许许多多的老百姓，当然也包括中纺的职工干部，都在背后骂他这市长是用钱买来的！其实有谁能知道，在当时的市委常委会上，他对此事所持的是最为强烈的反对态度。在那些年里，尤其是在中纺发达兴旺的那几年里，中纺每年的摊派款项都数以百万计。再加上并不合理的利税标准，使得中纺几乎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若碰上一个好大喜功的上级领导，以釜底抽薪式的举措让你扩大生产，以硬性指标逼着让你不得不虚报产量、无中生有，甚至于在勉强持平和亏损的情况下，让你上缴利税和赢利所得！国有企业若要总是处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又如何能好得了？你成天逼着让他们干坏事，他们又如何能干出好事来，又如何能不变坏？
能这么一味地只是指责他们个人吗？又怎么能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在他们头上？这会儿又逼着让他们拿出办法来，这岂不是自己得下的病，却非要让别人去服药？
你这会儿是一市之长，而且还是中纺的老厂长，又是多年的优秀企业家，在当市长之前，还是主管企业多年的模范副市长，其实最应该拿主意的是你，最应该有办法的也是你，恰恰不应该是别人！
以中纺目前的情况，你觉得应该怎么办才好？
李高成脑子里顿时又是一片茫然。
卧室门轻轻推开了，妻子吴爱珍悄无声息地站在了门口。
家里有两个卧室，自从李高成当了市长后，他同妻子更多的时候是各睡各的卧室，以免相互打搅，无法安睡。其实妻子的工作比他也轻不了多少。妻子是市东城区检察院副检察长兼反贪局局长，常常忙得不可开交。卧室里各有各的电话，妻子的卧室里整日电话不断，有时候甚至半夜三更还有电话打进来。妻子还有一个BP机和移动电话，就是吃饭时也时常有人不断地呼她和找她。案子多的时候，她晚上很少11点以前回来过。加上是市长的夫人，所以也就更加忙了几分。平日里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大都是在早餐时和晚饭以后。尤其是这一两年以来，夫妻俩在一个卧室里休息的时候也越来越少了。
妻子吴爱珍比他年轻11岁，前不久才刚刚过了42岁的生日。他们俩结婚时，他整整30，而她却才19岁。他是个中专生，而妻子则是个师范中专生。唯一不同的是，李高成是文革以前的中专生，吴爱珍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他们结婚时，李高成只是个一般的技术员，刚刚当了车间副主任不久，吴爱珍则刚刚毕业不久，因当时恢复公检法机关，人员奇缺，她便被抽调到了市检察机关工作。李高成相貌一般，吴爱珍则相当漂亮。所以不论从哪一方面看，他俩都不应该成为一对。即便是到了现在，他们俩走到大街上，也很少有人能把他俩看成是夫妇。54岁的李高成，看上去足有60，43岁的吴爱珍却像三十多岁。不认识的人竟常常把他俩看成是父女关系，以至于闹出不少笑话来。甚至于有好多人直到今天还坚持认为，李高成肯定是离过一次婚后才同吴爱珍结的婚。他俩当初的认识也纯属偶然，毫无浪漫色彩。吴爱珍读师范时，学校举行学工学农活动，她便被安排到了李高成所在的纺织车间，天撮地合，两个人便成了一对。三个月后，当李高成成为吴爱珍的入党介绍人时，他俩似乎就已经确定了恋爱关系。一年半后，他们便极为简单地举行了婚礼。
在结婚后的好多年里，吴爱珍总时不时地爱说一句：那时候咋就会看上个你！即便是到了现在，这句话也常常动不动地就从妻子的嘴里冒了出来。妻子还有一句口头禅：你有今天，还不是因为我的福气！
对此他从不争辩什么，一来是妻子的玩笑话，二来也确实是自从他们一结婚后，他的位置就突突突地往上顶。不管是什么沟沟坎坎，总是一越而过、顺顺当当。每一次提拔和调动时，他从来也没跑过什么关系找过什么人。所以有时候他也觉得还真是有点不可思议，妻子不仅给他带来了温馨，也确确实实给他带来了运气和机遇。
在婚后的二十多年里，他不仅深深地爱着妻子，也时时处处竭力维护着自己的妻子。平日里不管在外头多么的叱咤风云、说一不二，一回到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总是让着妻子三分。当然，他们之间也从来没有出现过，也不可能出现过什么大的原则性问题，行业的不同，地位的差别，再加上他大了11岁的年龄，以及妻子的娇柔和温润，使得他们之间很少会为什么事情产生争执、别别扭扭。
在柔和幽静的灯光里，妻子还是显得那样年轻俏丽、楚楚动人。他们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现在都在大学读书。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已经是很好的计划生育了。也许是生孩子的年龄较早，也许是平时保养得法，妻子的身材体形几乎没什么改变。有时候连他自己也有些纳闷，妻子工作那么忙，休息那么少，有时候还背着那么大的压力，为什么却一点儿不显老？
在大学一年级读书的女儿，每逢回来时，也总要时不时地戏谑他一句：
“爸，注意你的形象，你跟妈妈越来越不般配了。”
所幸的是，两个孩子都吸收了妈妈的优点，长得都很像那么一回事，而且都聪明过人，升高中、考大学，从未让他们帮过忙。于是妻子就常常说，看来我的智力一点儿也不比你差。
平日里，不管有多忙，也不管有多累，只要一回到这个家，只要一回到这欢乐温馨的气氛里，所有的烦恼和沉重立刻就烟消云散了。这两年，两个孩子都相继上了大学，家里除了保姆外，就只剩了他们夫妻两人。而他们两人似乎都已到了事业和工作的最辉煌、同时也是最沉重的时期，虽然只有两个人，但见面的机会反倒越来越少了。过去有孩子在，两人再忙也要赶回来在家吃饭，如今孩子不在，有事打个电话也就不必在家吃饭了。因而大多时候，竟是保姆一个人在家吃饭。
这似乎也一样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谁让两个人都是领导干部呢。一个市长，一个反贪局长，都是忙得不能再忙的要职，想躲都没地方躲去。
他默默地瞅着妻子，没想到妻子会在这时候走进他的卧室里来。
妻子一边轻轻地在他的身旁躺下来，一边有点心疼地瞅着他说：
“事情都过去了？”
“唉，哪有那么简单。”他拉开被子，很细心地给妻子盖上。
“是不是特别难办？”妻子的一双大眼睛一眨一眨地在他脸上扫来扫去。
“再难办也得办，中纺的事情没法再拖了。”
“那些工人真的闹得很凶？”
“要是晚去两个小时，说不定真的就闹出事来了。”
“郭中姚他们真的已经管不住了？”
“不是管不住，而是已经呆不住了。工人们根本就不听他们的。”
“怎么会这样？郭中姚的威信不是挺高的么？”妻子满脸都是担心的神色。妻子同中纺的领导们一直很熟，因为这些人都是家里的常客，妻子对他们了如指掌。
“看样子已经彻底垮了，连他自己这会儿也绝望了。”不知为什么，看着妻子忧心忡忡的样子，他突然对郭中姚这个人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同情和惋惜。
“真的非常严重吗？这两天人们对中纺的事情吵翻了天，还说你被那些工人们整整围攻了七八个小时，还有的私下传说你差点挨了打。后来紧急从市防暴队调去了好几百人，才算把你从人群中解救了出来。”
“瞎说八道。要真成了那样，我还咋有脸当这个市长？”李高成觉得有些好笑，但却没能笑出来。
“可当时还真把我给吓坏了，我给小吴连着打了好几个传呼，他也没给我回一个。你那秘书也真是的，怎么连个电话也不回？”妻子很生气的样子。
“就没有电话。整个中纺就只剩了一个总机还能通话，其余的电话因为欠费全给卡了。你让小吴在哪儿给你回电话去。”
“……是吗？”妻子一脸的惊愕，也许只有到了这会儿，她才真正知道了事态的严峻。
“因为欠账，电也不正常了，水也开始定量供应了，都成这样了，想想工人还能不闹事。”
“怎么会是这样？”妻子脸上的表情越来越沉重起来。良久，她才接着问道，“你下一步准备怎么办？就这么让它垮了吗？”
“现在还没想出什么好办法，欠债五个多亿哪。”
“那些闲事的工人们都是怎么说的？”
“你想也想得出来，要求开工，要求发给工资，还要求查帐，要求追究责任，要求严惩公司里的腐败分子。”
“你都答应了？”
“当然得答应，{奇书手机电子书网}这些要求并不是无理取闹。”
“那你就准备去查吗？”
“你是反贪局长，你说说该怎么办？”
“让我说，能不查就不查，最好别查。”
“……为什么？”他不禁有些吃惊，他没想到妻子会这么说。
“这会儿的事情，查谁查不出问题来？要是一查，这个班子可就全完了。要是班子完了，这个公司你可是想救也救不了了。这么大的一个企业，若要一查起来，说不定就会拔出萝卜带出泥，一带就是一大片。到了那时候，只怕连你的位置也稳不了。这不是闹着玩的，我在反贪局干这么多年了，这个我比你清楚。”
“……哦？”他一下子怔在了那里。他虽然想过这些，但没有像妻子想的这么严重。
“最好别查，宁可撤掉一个两个，也别去查。中纺是你起家的地方，查中纺其实就等于是在查你。一查中纺，即便是查不出问题来，你在市里的威信也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若一旦查出什么问题来，你可就全完了。在这个问题上，你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一定得顶住。”
“要是中纺的问题真的很严重呢？就这么一推六二五，睁只眼，闭只眼，和稀泥，抹光墙吗？这让我们如何给工人们交待y’
“你是市长，如何交待的责任并不在你身上。你应该让别人去负责交待，让别人对你负责，而不是要你对此事负责。就算有责任，那也只能是大家的责任，是整个市委市政府的责任，同你本人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像如此重大的事情，永远都应该让一个整体去做决断，去承担责任。”
原来妻子竟也这么想。“你的意思，是不是应该推卸掉责任，永远也别让自己去承担什么责任？”
“这并不存在推卸责任的问题，像中纺的问题，其实你个人又有什么责任？还有郭中姚他们又有什么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政府就没有责任吗？国家就没有责任吗？让个别人来承担这一切，这合理吗？这应该吗？市委书记杨诚一而再再而三地要求彻底解决中纺的问题，那恰恰是由于他可以推卸掉一切责任，因为他刚刚来市里不久，他对此事可以不必负责。所以你一定不要让他把责任全都堆在你一个人头上。”妻子的两眼闪闪发亮，像是在面对着一个小孩子一样地看着他，“你呀，我们在一起过了二十多年了，我还不了解个你。你这个人就是责任感太强，这既是你的优点，也是你致命的缺点。你现在已经是市长了，也该长长心眼了。趁着年龄还不算大，再想办法往上走一走。不要成天只会谋事，不会谋人，你也该成熟了。”
他像不认识似的看着妻子，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妻子竟会说出这样的一番话来，更没有想到妻子的变化竟会这么大。
他仿佛有点不了解自己的妻子了。
像往常一样，妻子乖巧柔顺地依偎在他身旁，很快便甜甜地进入了梦乡。
在妻子微微的鼾声里，他却久久无法入睡。
整整一夜他都在想着妻子的那些话，如果现在的领导都像妻子说的那样去想，那样去做，那岂不是太可怕了？如果要说腐败的话，这算不算也是一种腐败意识？如果把个人的责任、领导的责任、社会的责任全都像搞经济那样谋算来谋算去，那这个国家和政府还有什么希望呢？我们又如何取信于民、取信于社会？把搞经济和搞整治人的行为完全等同起来，这才是最最腐败的事情。假如说这才叫成熟的话，那么这种成熟可就太让人恐怖了。
妻子的这种变化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她甚至都已经开始在“纠正”和“引导”自己了，而这种家庭的“纠正”和“引导”，也同样是令人恐怖和极具诱惑力的。
其实在任何地方都一样，你不一纠正”和“引导”他，他就要“纠正”和“引导”你。
十一
早晨刚过六点，李高成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惊醒了。
是秘书吴新刚打来的电话，说是中纺的几个职工代表，很早就等在了市长办公室门口，想给市长再谈一谈中纺的事情。他们说昨天人太多，情况太特殊，时间也太仓促，有些问题没能谈清楚。他们觉得市长很可能今天就会给市委市政府汇报中纺的问题，所以想在这之前再把一些问题彻底谈透，以免在市长汇报时再出现什么偏差和反复。
李高成本来就没想到今天要给市委市政府汇报中纺的问题，他也觉得昨天的事确实太匆忙了些，有些问题还需要再进一步的深入了解。只有等把中纺存在的关键问题找到了，或者说是把问题的症结真正了解到了，这才有可能给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们以及市委常委们汇报中纺的问题。他今天只是想先和市委书记和分管工业的市长交换一下看法，或者是先征求一下他们对中纺的意见。然后才能拿出下一步的决断来。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昨天刚去了一趟，今天就给市委市政府汇报，这岂不是大草率太随意太不负责任了？
不过他们来得也正好，因为给市委书记交换看法，也得拿出自己较为成熟的观点来。尤其是市委书记杨诚对中纺向来就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这个问题上绝对含糊不得，不管在什么问题上都应该首先拿出自己的具有说服力的论点和论据来。所以在同市委书记见面以前，他也确实需要同他们认真地再聊一聊。在这种重大问题上，决不能打无准备之仗。
“不要成天只会谋事、不会谋人，你也该成熟了。”不知为什么，他突然又想到了妻子昨晚的那句话。他觉得妻子的话给人的印象竟然会如此深刻，以致你时不时地都会以她的话去思考问题和分析问题。这确实是太可怕了。
他看了一眼正在酣睡的妻子，没再惊动她。有些事他觉得应该同妻子谈一谈了，再这么下去，说不定两人真有点生分了。
胡乱吃了两口，等赶到政府办公室时，还不到七点。至少可以同他们谈一到两个小时。
一共有六个人，除了昨天在职工代表会上发过言的老厂长原明亮、老总工张华彬外，还有现任的总工程师高双良、中纺第三产业“新潮”有限公司的一位会计师，另外还有两个职工代表。
今天的表情和气氛同昨天相比已经有了截然的不同，也许是因为没了昨天的人多势众，也许是因为市长办公室的威严，几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显而易见的微笑，说话举止也都变得那么容客气气。
老厂长的第一句话竟是：“李市长，真是打搅了。”
李高成不禁为自己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悲哀，这本来就是自己应该管的事情，让人家找上门来，结果还要说打搅了自己。这种本末倒置的事情居然已经让所有的人都感到习惯了。
不过他也没再解释什么，很随便地让他们坐下，然后说：
“来得正好，我也正想再同你们好好谈谈。今天你们就只管放开讲，关起门来都是自家人，有什么就说什么，还是那句话，说错了也没关系。”
第一个谈的还是老总工程师张华彬。
“李市长，听工人们说，昨天公司的领导们一直给你汇报到晚上12点多，所以大家都特别想知道他们都给你汇报了些什么。我们知道了他们给你汇报的情况，也就好给你谈了。”
李高成不禁犹豫了一下，他没想到张华彬竟问了这么一个问题。昨天他同公司的领导们谈的时候，也曾说过让他们敞开讲，不要有包袱的话，今天若把他们讲的那些全都告给眼前这些人的话，算不算是违反了组织原则和当初的承诺呢？如果说出去，会不会使工人同公司领导之间产生更大更严重的对立情绪呢？这并不是一个小事情，如果从更大的方面来考虑这个问题，他不应该把汇报的内容随便透露出来。
张华彬大概觉得他有些为难，于是便说道：
“李市长，其实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他们都给你汇报了些什么，要不就这样吧。我们先设想一下他们都汇报了些什么，然后再结合他们说的那些提出我们的看法，如果我们设想的对，或者是我们猜测的对，你就说是，如果不对，你就说不是，你看这样行吗？”
还没等李高成回答，张华彬就已经说了起来：
“他们说买棉花的问题并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由于银行和其它人为的关系，致使贷款迟迟不能到位，所以就造成了价格高、棉花次的情况，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做了大量的补救工作，使损失减少到了最低程度。像这样已经很不错很不错了，要不是及时制定对策，后果将不堪设想。”
说到这儿，张华彬根本就没有问他说的对不对，话头一转，便直接开始反驳：
“根本就没有的事，完全是在撒谎。这种说法他们从去年就开始到处散布了，无非是想把问题的责任和工人们的愤怒转移到别的地方去：这不怨我们，是金融系统和有关部门的腐败造成了我们的损失。他们逼着让我们给他们送东西，逼着让我们请客，这家送了还得送那家，那家请了还得请这家。你们当工人的怎么能知道这些，你们根本就想象不到现在的社会能坏到什么程度。而且这些人这些部门我们根本就不敢得罪，别说反映告发了，就是连说也不能说，一旦惹了人家，咱们这个公司就再也别想有好日子过了。一句话，这一切并不是由他们造成的，而是由于腐败造成的。”
李高成听到这里，不由自主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张华彬的说话声不高，语气也始终非常温和，但却再次在他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震颤。张华彬的话太有道理了，也太有普遍性了。如今我们总说这腐败那腐败，腐败得像得了晚期癌症，不治还可以多活几年，一治立刻就完。干什么也得送钱送东西，升学得送，分配得送，看病得送，住房得送，调动得送，打官司得送，尤其是升官提拔更得送！似乎腐败得已经再不能腐败了，连根都烂掉了，一点儿希望都没有了。我们并不否认腐败，也不否认有些领域腐败的严重性，但究竟严重到何种程度，有某些传闻所讲的那么可怕和厉害吗？而且这些传闻又都是从哪儿来的，老百姓又是如何知道的？就像这提拔升官，就像这大中型企业的资金周转问题，其实最知底细的往往只有领导们，如果要传出什么新闻的话，那也只能是从某些领导的嘴里传出来的，看来只有某些领导们才是始作确者！是他们在制造着社会的仇恨，同时也在煽动着社会的仇恨！像这样的一些所谓的领导，其实比败家子更坏，比蛀虫更具危害性，人人都应起而诛之！
张华彬似乎并没有理会到李高成的情绪，继续不动声色地说着：
“其实这一切根本就是他们有意识的想象出来的，根本就是不存在的，只要稍一调查就立刻会清清楚楚。1995年的贷款，是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一笔救命款，是国家在千难万难的情况下硬性给拨划出来的，像这样的贷款，就等于是一条高压线，任何人都不敢随意在上面做手脚的。省长、省委书记，都在批件上做了最强硬的批示。这一点你也是清楚的，而且你也一样在上面做过批示。尤其是这笔贷款也得到了国家银行的同意，也同样是符合当时国家的政策的。试想，又有谁敢把这样的一笔贷款拖延几个月才批下来？据我们了解，这笔贷款是在1995年的8月25号批下来的，真正到位，也就是说，公司真正拥有使用权的时间是在1995年的9月10号左右，当时全国范围的新棉根本就还没有上市，所以也就根本不存在资金不到、合同作废的问题。我们这会儿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可以说，他们根本就是在给你撒谎。其实也用不着多说，这个问题只要一查就清楚。还有一点你大概并不清楚，在这笔款已经到位后的两个月里，也就是在中阳纺织集团公司最最关键的两个月里，中纺的领导当时在岗的只有副总经理冯敏杰一人，其余的主要领导，有一个去了新疆，参加一个什么大型企业市场理论研讨会，然而却前前后后一共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回来后又去了敦煌，去了兰州，而且还带着自己的老婆。另外的几个领导，一个由总经理郭中姚带队，去了美国；一个由公司党委书记带队，去了香港、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而且都借机让自己的老婆也跟着出了国，除了郭中姚没有老婆外，没有一个领导的老婆没出过国的。他们给你汇报时可能会说，他们从来也没有带着自己的老婆一块儿出过国，这正是他们玩弄的一个小花招。是，他们并没有自己带着自己的老婆出去过，实际情况是，这个领导出国时带着那个领导的老婆，那个领导出国时，带着这个领导的老婆。比如，陈永明他们出国时，人员里头就有副总经理吴铭德的老婆；而陈永明的老婆则跟着郭中姚和吴铭德一块儿出了国。他们欺骗上级、欺骗群众，尤其是对国家的这样大的一个大型企业毫不负责，而如今却把这一切全都推在了别人身上。你让人问问他们，1995年9月份、10月份他们都到哪里去了？真像他们说的那样到全国各地采购棉花去了？正因为他们一个个地出国的出国，游玩的游玩，才延误了棉花的采购期，直到他们一个个回来后，才匆匆作出决定，加紧时间采购棉花。但那时棉花已经大幅度涨价，而且各地的棉花也已经被采购一空。唯一可以说自己采购过棉花的就是分管供销的副总经理冯敏杰。他当时并没有出国，但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订购棉花。据他给别人说，他不能负这个责任，这么大的事情，他不能一个人作出决定，这能成其为理由吗？所以有人就说了，在这件事情上，冯敏杰的问题更大。第一他是分管供销的副总经理，第二他是留守的最高领导，第三他当时完全有权力进行决断的，但他却什么也没做。唯一做了的就是让班子集体作出决定，从几乎不产棉花的江西的一个县份买口了一千多吨劣质棉花。也许这一切正是冯敏杰故意设下的一个圈套，他要的就是这个结果，让你们每一个人都说不出他什么来。是你们出国去了，凭什么怨我一个。其实那一次真正出国考察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公司现任的总工程师高双良。”
李高成原来还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听到后来，就渐渐地僵在了那里。
怎么会是这样！这件事情应该是一查就会清楚的，他感到张华彬不可能在这么大的事情上给他说假话。但如果张华彬说的是真的，或者最终查清这确确实实都是真的，那么昨天他所有的感觉就都是错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公司的领导们彻头彻尾地欺骗了自己！怪不得昨天在汇报这个问题时，是由冯敏杰来汇报的，其他的人，包括总经理郭中姚对这件事全都在保持沉默。虽然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但有一点大概是立刻就可以证实的，那就是在1995年的9月、10月份，公司的绝大多数领导都在国外，都在旅游和观光！而且全都拐弯抹角地把自己的老婆闹了出去，却一个个都信誓旦旦地说他们从来没有带自己的老婆外出过！他们真会干！
稍稍轻松了一些的心情不禁又沉重了起来。昨天听了公司领导的汇报，多多少少让他松了一口气，他当时最大的一个感觉就是觉得中纺的领导班子至少在经济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只要在经济上没什么大的问题，那么其它的问题就都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了。也就是说，他们不会、也不可能会陷到国家政府正在不断严厉打击的对立面去，他们同工人们的矛盾，也就不可能成为敌我矛盾。在市场经济里，人们最难过的恰恰就是经济和金钱这一关。
“李市长，还有一件事，你可千万别相信他们呀。”现任总工程师高双良这时轻轻地对他说道。
“什么事？”李高成好像有点不由自主地问了一声。
高双良个子不高，眼睛不大，却戴着一副宽大的深度近视镜。他说话声音压得不高不低，脸上也看不出任何表情，让人一看就知道是个极为谨慎小心的人。听到李高成问他，赶忙小心翼翼地回答说：
“他们说的那些搞什么合资的事，以我个人的看法，都只能是个设想。截至目前，他们吵吵的要同尼日尔、尼日利亚进行合作，这些我都清楚，根本都是没影的事情。甚至也可以这么说，这也同样是个骗局。他们的目的，我觉得无非就是想靠这个稳定人心，无非是为他们的出国找借口，或者想以此向领导和群众表白他们出国确实是为了公司，而且也可以以此把中纺找不到出路的责任推到银行身上。他们也确实同银行谈过同外方合资的事情，银行也确实不同意他们的方案，其实他们要的就是这个结果：那是你们不同意并不是我们找不到办法，并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可其实所谓合资的事，根本就没存在过。他们到美国考察，去的是纽约和芝加哥；他们到英国法国，去的是伦敦和巴黎；他们到澳大利亚，去的是悉尼。想想在这些地方能找到什么？找外方的投资吗？人家怎么会把自己的钱投给他们这样的一些人，投到这么一个无底洞里来？这本来就是根本没有可能的，但他们还是一趟一趟地往外跑。一直跑得群众的意见越来越大，花掉的外汇越来越多，连他们自己也觉得无法交待了，这才派我和我妻子等几个人到尼日尔和尼日利亚跑了一回。他们派我去以前，公司曾接待过一个尼日尔籍的黑人客商，据说是尼日尔一家公司委派的代理人，想在中国找一个合作伙伴，合作的项目就是搞棉花加工。这个外商代理人我们也详细调查过，他确实是尼日尔国籍，也确实是一家公司的代理人，当然也确实想在中国找一个合作伙伴。公司里十分隆重地接待了这位客人，住高级宾馆，每日酒宴相待。人家经过近一个月的考察后，说他要回去同他们的董事长汇报后再同他们联系。但此人走后就再无下文，虽然曾来过几份电传，但并无实质性的内容。鉴于这种情况，公司便决定派我们去了一趟尼日尔。我们找到了那个地址，那个公司也确实是存在的，但公司老板同我们谈的情况却大不一样。他们说他们派出去的代理人，是想让我们在他们那儿建一个棉花纺织厂。而且一切都由我们投资，他们将来只保证棉花的供给。可以说是没有任何优惠，也没有任何保证和承诺。没办法，我们又到尼日利亚跑了一趟，也同样没有跑出任何结果。不要说八字不见一撇了，纯粹连个影子也没有。但公司的领导却四处宣扬，说是他们已经找到了一家外方公司，要同我们进行合作，已经签订了合作意向书，其实这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这件事情从头到尾我是最清楚的，所谓的意向书，其实只是双方各自给对方提供的一些介绍性的文字材料。然而他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的嚷嚷这件事，甚至还连着几次煞有介事地同银行谈判，希望银行能同意他们的条件。”
“按你所说，他们出国那么多次，唯有你这一次才是实质性的？”李高成有些难以相信似地又问了这么一句。
“……基本上可以这么说。”高双良想了想说，“当然也不能说他们出国就没有一点儿为公司着想的意思，实事求是地讲，他们也确实是想给公司找一个合作伙伴。如果确实找到了，合资成功了，他们也就解脱了。但这只是他们很多意思中的一个意思，或者只是他们的一个借口。而且不只是我，包括他们在内也肯定会觉得这是根本行不通的，不可能会有哪家外方公司，愿意同一个欠债将近六亿的亏损企业进行合作。除非像他们所想象的那样，让国家和银行把所有的债务全都承担起来，这才有可能引来外资和合作伙伴。但国家会答应吗？银行会答应吗？就是我也绝不会答应。国家建设起来的公司，公司又欠着国家的债务，如今却要把国家的公司同外方合资。以他们的说法，认为推开债务其实是个无关紧要并不存在的条件，真是岂有此理！这样的一个条件，怎么能说无关紧要，又怎么能说并不存在？一旦合资，这就意味着这个公司的产权属于两家共有，或者是在某一个阶段内属于两家共有，也就是说，在国有资产损失将近一半的情况下，债务又全部推给了国家，国家受害，却让外商赚钱，这岂不是在卖国、在坑害人民吗？又有谁会答应这样的事情，又有谁敢答应这样的事情？”
李高成只觉得额头上的汗珠都快渗了出来，他觉得这个其貌不扬的总工程师的话几乎就是冲他而来的。昨天他几乎都给迷惑了，还觉得他们说的是那样的有道理，甚至还觉得应该同意他们的想法。好像什么都想到了，却恰恰没有想到这一层，也根本没有想到这么深！连下边的人都想到了，你这个当市长的却没能想到，就算感情左右了你，那么连立场也能丧失了？你是国家的一个执政者，当国家的利益受到威胁时，自己却被一种下意识的感情包裹着，被一种嘴上不承认、实际上却无法挣脱的昔日情结紧拖着，竟几乎完全丧失了责任和理智。看来真应该认真地检讨检讨自己了。你是一个市长，这并不是一个小位置，也不是一个可以随随便便的位置，很可能在你一时疏忽、一时感情冲动的情况下，国家的几千万、几个亿，就会一下子全没了。而令人可悲的是，当你成了一个卖国者，或者干了一件卖国的勾当时，你却丝毫没能意识到你是在干什么！
李高成努力地使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不管怎么说，这仍然也只是没有经过调查核实的一方之词。现在就对此事定性或者下结论，只怕还远远不到时候。他不禁又想到了昨天在公司小会议室里听汇报时的那种感觉，自己不也曾为他们的工作和努力而深受感动吗？对他们所做的一切也抱以理解和认可的态度吗？然而为什么一听到另一方面的言论时，自己的情绪和感觉一下子就会全变了，而且是变得这么彻底？是不是所有的领导都是这样？或者所有的人都是这样？遇到这一方时，感到这一方全对；听到另一方时，又会感到另一方也没错。于是就觉得事情一定非常复杂，各自都有各自的不同的情况和道理，所以也就和和稀泥、抹抹光墙，各打五十大板算了。谁也别闹了，谁也别争了，现在的事情，谁的事情也不好办、谁也有谁的道理。都市场经济了，还闹什么，争什么呀，也不看看什么年月了，还告个屁的状！于是该压的压一压，该说的说一说，最终还是个不了了之，一切照旧。老百姓买不买帐，工人们满意不满意，那也就顾不得了，由他们去吧！如果真的都成了这样，久而久之，我们还会有是非标准么？功罪如何评价，对错又如何区分？如果连我们自己都能糊涂到这份上，那我们还有什么能力来管理好这个国家？如果一个领导，尤其是一个政府部门的高级领导，在这个问题上也丧失了自己的判断力时，那岂不等于是自己做了自己的掘墓人！他突然想到了前天晚上在公司里遇到的情景，当时自己对公司领导的处境还极为不满，怎么会把干群关系闹得这么紧张！其实如果就照这么发展下去，用不了多久，很可能你自己的处境也会同他们一模一样，等到有朝一日你的进进出出都要被工人和老百姓包围了的时候，你的处境也许还远远不如那些公司的领导们！
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听这种重大问题的汇报时，竟会时不时的走神，想到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
也许是因为他好半天不吭声的缘故，办公室里突然陷入了一片沉寂之中。当他猛然清醒过来的时候，才赶忙说：
“说呀说呀，接着往下说，有什么就说什么，就照刚才说的那样就挺好。说吧说吧，继续往下说。”
“李市长，就让我说说吧。”老厂长原明亮这时显得很谨慎。很小心、很恭敬地说道。这与昨天那个威风凛凛的老厂长相比，几乎活脱脱地换了一个人。昨天晚上那种叱咤风云、顶天立地的气势和神态似乎一下子全没了，有的只是一种和善、一种仁慈。一种安分、一种依顺。李高成从老厂长的表情变化上突然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深深的激动。昨天老厂长的那种神态，也许是因为他在心底里并没有真正承认你这个市长的位置，尽管你早已是一个市长，你早已有了那种与之相应的地位，但你在这个老厂长心里并没有得到这样的地位，你虽然是，但是他并没有承认你，也根本就没有认可你。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你这个市长对他来说也就不具备什么合法性。然而今天也许就不同了，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你作出了一种姿态和承诺，你已经有所表示，也已经有所动作，所以他对你可能重新有所认识，重新有所企盼，于是他就有了今天这种截然相反、迥然不同的神情和心理。因为你准备真正解决这个公司的问题，准备顺乎民心地真正把这个公司的事情办好，所以老厂长，当然也包括公司所有的工人们也就变对立为拥戴，化愤慨为恭敬，也就变成了今天这种敬重而又和顺的样子。人们打心底里顺从的并不是你的职位，也不是你所拥有的权力和显赫，而是你价值的取向和立场的定位。你一心一意为的是老百姓的利益，为的是这个国家的未来，他就会认可你、敬仰你；反之，即使你拥有再大的权力，即便你拥有再显赫的位置，他也会在心底里蔑视你、憎恶你，也会把你视为他们的敌人！
这本是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也是我们整天挂在嘴上的口头禅，但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一些关键的问题上，甚至在一些涉及到有关国家社稷命运的大是大非问题上，又有多少人真正想到了这一点？又有多少人像关心着自己的前途、命运和利益一样关心着这一点？
就像眼前这个年过七旬的老厂长，昨天他可以对你疾恶如仇，今天则又可以对你忠心耿耿。那么他又为的是什么呢，仅仅只是为他自己吗？或者仅仅只是为了他个人的利益吗？其实他们的利益是什么呢？在这个他们曾经工作了一辈子的厂子里，在这个他们曾经付出了一生心血和劳累的地方，他们拥有什么呢？或者他们曾经拥有过什么呢？没有，可以说是什么也没有，真正的一无所有！即使是到了今日，即使是到了本该享有一个无忧无虑的安详的晚年的时候，他们依然是一无所有，甚至连最基本的养老金也没有保证！如果说他们有愤怒、有不满、有憎恨、有敌意的话，那他们的这种情绪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甚至也可以说是完全应该的！这是他们拥有的权力，是他们在这个社会上唯一还拥有的权力！
李高成本想笑一笑，以安慰的表情来表达自己对这个老厂长的感情和尊重，但不知道为什么，却没能笑出来。末了，他只是轻轻地说道：
“原厂长，你就永远把我当做你的一个下级吧，可千万别老是市长市长的，在我这儿，有什么就说什么，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你要是这么客客气气的，可就太见外了。”
话一说完，自己立刻就后悔了。他感到自己的这些话真是要多虚伪就有多虚伪，要多做作就有多做作。就凭你这样说话，能让他们不见外吗？你对你真正的朋友、亲人，会用这种口气说话吗？即使是在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那些经理们中间，你会用这种口气说话吗？不管你在心里是怎么想的，其实你还是见外了。
然而老厂长听了这话，却似乎受到了深深的感动：
“李市长，有你这话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大伙也就都放心了。冲你昨天对大伙说的那些话，大伙就早已把你还是当作自家人看了。我们今天来，并没有什么别的想法，更没有什么不放心的地方。大伙只是想让你心里更有准备一些，想问题时能更全面一些，处理问题也能考虑得更多一些。其实我这个人的性情，你也应该是了解的，我不会背过弯去鼓捣人、算计人，更不会去害人、诬陷人。像郭中姚、冯敏杰他们，我同他们无仇无冤，也没有什么根本的利益冲突。我老啦，活不了几天啦。孩子们呢，一个个也都大了，即便是这个公司垮了、破产了，他们都还来得及另谋出路，不怕找不到工作干。孩子也都劝我，你这么一把年纪了，干嘛还要为这个公司卖命？老实说，像我这把年纪，也真的已经犯不着跟他们过不去。如果仅仅是为了我自己，我不会当这个职工代表，也绝不会到你这儿来。李市长，我只是心疼这个公司，心疼这个厂，李市长，这个公司真的不能再让他们这么糟蹋下去了。”
老厂长的话，听起来还是那样的让人心颤，但说话的口气和面部的表情同昨天相比，却已是大大的不一样了。显得是那样的温和和慈样，就像一个老人同他的亲人在倾诉衷肠一样：
“李市长，不说别的，就只说他们成立的‘新潮公司’，前前后后一共用国家的贷款投进去了几千万，然而三年过去了，究竟交回厂里多少？‘新潮公司’下面一共有几十个分公司，遍及省内和全国各地，这些分公司的经理和负责人，基本上全是他们的亲属和亲信。他们打的是公司的旗号，用的是国家的资金，却在”为他们自己大捞特捞。亏了是国家的，赚了是个人的，还挣着国家的工资，顶着国家的干部头衔，坐着国家的汽车，享受着国家的福利，然而所干的一切都只是为了个人。无本万利，却不担任何风险！你想想职工们心里怎么会没有气？李市长，我只是想让你听我一句话，人是会变的呀。你想我们那会儿离退休时，该移交的移交，该退还的退还，然后开上个欢送会，拍拍屁股也就回去了。而如今可真是不一样了，像前年郭中姚让公司里的总会计师退休时，去年让公司的副总经理和党委副书记离退休时，每个人都拨给了相当于100万款物的投资，让他们去搞第三产业。名义上当然是为公司去搞。其实这在社会上也是相当普遍的事情。离休了退休了，干了一辈子领导，总不能就这么一走了之，总得让再找点活儿干干，说白了也就是明退暗不退。这在好一点的单位是可以的，但在我们中纺公司就不应该这么做，这么做就是犯罪。拿着贷来的活命钱，给他们个人去干事，忍心呀？李市长，你也是知道的，当初我们离退休的时候，讲过什么条件吗，想都没想过！可现在风气好像一下子就变了，不给条件就不退，就是退了也不交，弄不好还会处处给你闹难堪，说不定还会告你一状，因为你的底细只有我才清楚，你敢不给我再办一个实体让我来干？或者什么好处也不给就让我这么白白退了离了？所以这个‘新潮’公司就越变越大。工人们就说，一只瘦马养了一身肥虱子，这样的马还能好活得了？市长，我这会儿就给你掏一句心底里的话，我在中纺干了一辈子了，什么事情我也看清楚了。像咱们这个国家，尤其是像现在咱们这样的体制，关键的关键就在领导身上，最最要紧的问题其实是干部问题。一个单位必须领导干部本身过得硬，若领导干部有了问题，这个单位也就彻底完了。没有别的，就因为在这些个单位里并没有人能管了他们。这些年来，我们总是不停地讲，要政企分开，对企业要权力下放，要让厂长和经理们真正拥有权力。说真的，这话并没错。可在咱们国家，这样做就得好好斟酌斟酌。你把权力下放给了厂长经理，可这些厂长和经理们又有谁来管理又有谁来监督？上边把权力下放了，下边又管不了他们，厂里公司里的事情还不全由着他们？他们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想用什么人就可以用什么人，国家的钱和厂里的钱想怎么花就可以怎么花，他们要是个好当家人，是个过硬的领导干部那也没什么太可怕的，若要是碰上个又没本事、又没能力、私心又重的领导干部，又没人能管得了他，你想想这样的领导干部岂不是太可怕了？而把工厂和公司交到这样的人手里，不等于是交给了一群败家子？就算一个工厂公司的领导干部没有私心，非常廉洁，但要是他没有能力，没有魄力，没有新观念新思想，仍死抱着过去的那一套，这个工厂公司迟早一天也还不得毁在他们手里？也一样没有别的，就因为这些领导干部都是上边指派下来的，并不是厂里公司里的工人们真正认可的，只要上边的人不管，下边的人拿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李市长，我说这些并没有想埋怨指责什么人的意思，更没有想借机发发牢骚的意思。公司的情况已经到了这步田地了，再有这种想法，那还算是个人吗？我说了这么大半天，其实只有一个意思，中纺的问题，是个综合性的问题，但最最主要的还是领导干部问题。只要能下决心把中纺领导干部的问题解决了，其余的事情就好办了，至少也能着手去办了。这是个最关键的问题，也是个最难办的问题，我们最担心的并不是别的，而是怕领导们心慈耳软，听他们说些什么，就什么主意也没了。拖来拖去，一切都还是老样子，等到把工厂拖垮了，把人心拖散了，再来收拾这烂摊子可就真的来不及了。既然职工们要求查一查，公司的领导们也希望能查一查，那就派一个调查组来查一查好了，只要能严肃认真、公正公开地查一查，就算查不出什么问题来，大伙心里也就踏实了，这又有什么顾虑又有什么不能放心的……”
李高成一直在默默地听着，原来他还有插话的意思，等到老厂长说到后来，他便觉得什么话也插不进去了。老厂长的话其实已经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就算这些人没经济问题，没有循私枉法，但若只是一些庸碌之辈，也一样跟败家子没什么区别。老厂长虽然说他说的这些没有任何别的意思，但李高成还是感到这些话其实都是针对他而来的。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这些领导干部，如果实话实说，当初确实主要都是按他一个人的意思而安排的。当然也征求了不少人的意见，但那仅仅都只是象征性的，他已经定了的班子，又有谁会反对，又有谁能反对得了？老厂长、老总工当初倒是反对过的，但不一个个都让他给否定了？甚至到了今天，一想起这事来，还不是让他有点耿耿于怀？要不是中纺出了这么大的问题，说不定他会对这件事耿耿于怀一辈子。他今天对中纺的问题一直犹豫来犹豫去的，说穿了，还不是因为中纺眼前这个班子跟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顾虑那担心的，其实不都是因为这一点？这是你想否认就能否认得了的吗？
也许是看到时间有些太长了，也许是感到市长的情绪有些不高，余下的人也就没再多说什么。临走时，几位职工代表留下了一份有一万多名工人签名的要求坚决查处公司领导腐败问题的请愿书，还有那个中纺第三产业“新潮”有限公司的会计师，给他留下了一份“新潮”有限公司近几年的帐目清单。
两样东西都很厚，掂在手里好沉好沉。
十二
看着眼前两本厚厚的东西，李高成的心里不禁感到越来越重。
万名工人签字的请愿书，足足有一百多页！他一页一页地翻了翻，几乎没有什么代签的笔迹，这一万多个签名，确确实实都是职工们自己签上去的。一万多个签名呀，这是他有生以来见到的人数最多的一份签名书！
请愿书的形式和内容也写得非常讲究，看来是经过许许多多的人商量和讨论过的。前面是一个简短的概括性材料，只有一页，字体很大，不到一千字，写得极有感情、极有声势、极有鼓动性。这可能是考虑到了领导忙的缘故，当然也可能是一下子就想引起领导的注意和重视，如今的领导对这种上访的东西，告状的东西，早已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如果不是特别严重、特别重大、特别惹人关注的事情，一般是不会引起领导的重视的，若是想给领导造成一个强烈的震撼或者是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不仅要把问题渲染得有声有色、事关重大，而且在措辞和形式上也要引人注目、纲举目张。不仅能一下子抓住领导的注意力，还要能引起领导的高度关切，让他确实感到刻不容缓、欲罢不能。眼前的这份不到一千字的东西，似乎确实达到了这种效果。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现在事态的累卵之危，公司领导腐败行为的骇人听闻，公司干群之间关系一发千钧的严重紧张，职工们难以压抑的强烈愤恨，以及这种事态持续发展可能带来的连锁反应和可能对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等等，在这不到一千字的书面材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触目惊心，同时还让人感觉不到这是在危言耸听，故弄玄虚。接下来在这一千字的后边，则是一个较为详细、并附带了许多证据证明、约有万把字的一个上访材料。这份材料应是前一份材料的详尽而又全面的诠释，有理有据地罗列了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十大腐败问题和公司领导的数十种违法违纪行为。在这份材料后面，则是一万多名职工干部的签名了。他看了一下页数，整整136页！
另一份材料是有关中纺第三产业“新潮”有限公司几年来的部分帐目清单。他翻了翻，足有300页之多！直看得李高成有些瞠目结舌、心神难安。他没想到在这个所谓的“新潮”第三产业里，中纺公司里大大小小的领导，包括离退休和没有离退休的，竟有那么多的家属子弟涉足其内！这个“新潮”有限公司，几乎就等于是中阳纺织集团公司领导干部家属子弟的大本营！在这份300页的帐目清单前面，首先是一份“新潮”公司领导成员以及所有分公司领导成员的名单罗列表。在每一位经理、副经理、厂长、副厂长以及主要财务人员后面，都有一个括号注明他的身分和背景。比如书记的外甥、副总经理的儿子、第二分厂厂长的侄子、第八车间主任的妻子等等等等，全都标得清清楚楚。而且每个分公司的经济状况和资金流向，还有那些明亏暗盈、金蝉脱壳，把国有资产偷偷转为个人资产，亏了是国家的，赚了是个人的种种行为和方式也一样都记得清清楚楚！他实在有些想不明白这些情况是怎么给调查出来的，尤其是这些详细的帐目清单又是怎样给复制出来的！因为这并不是一个分公司的帐目，几乎是数十个分公司的资金状况和人事情况！要这么详尽地一个一个地全都调查清楚并复制出来，实在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得做多少工作，又得有多大的耐心和勇气！真是应了一句古话：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尤其让李高成感到震惊的是，这样大的两份材料居然全部都是复印出来的！这就是说，代表们给他的这份材料，决不仅仅只是一份，很可能在给他的同时，也分别送给了其他领导和更高一级的领导！
给他以震惊的同时，又让他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气恼。如今的人都怎么了？动不动就弄出一份份材料来，然后复印上几十甚至几百份，上上下下、沸沸扬扬撒得哪儿都是。计算机、复印机的普及，连告状似乎也现代化了，真让你防不胜防，想捂都捂不住。不过这样也有这样的好处，既然哪儿也知道了，那么大家就都有了责任，开会呀、讨论呀、研究呀，也就用不着再那么需要解释和汇报了，大家都知道了告状的内容，也都知道了问题的严重性，一提起来就可以直奔主题。当然也有坏处，既然大家都知道了，大家也都看到了，那么责任也就应该由大家来分担。大家都有责任，也就等于都没了责任。如果你们都不想管，那我也一样可以不管。
然而眼前的这两份材料，却让李高成越想越觉得沉重，越想越觉得无以摆脱。
因为在任何人眼里，都会有一个牢固的看法：中阳纺织集团公司这个点是你李高成的点，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班子是你一手促成的班子，当初中阳纺织集团公司这个典型也是你亲手树立起来的典型。所以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任何问题和变化都将同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是你无论如何也跳不过去也摆脱不了的。
昨天想好的安排似乎被这几个不速之客一下子全打乱了。
他本来想一早先同市委书记杨诚好好谈一谈，把发生在中纺的情况和问题详细地、实打实地给杨诚通通气，两个人先商量商量究竟该怎么办。虽然国有企业的问题几乎是每一次市委常委会议都要一再研究的议程，但这一次同以往则有着根本的不同。这一次是市里特大型企业之一的中阳纺织集团公司出现了不同寻常的严重问题，发生了一个建国以来都不曾有过的恶性事端，以至发展到要冲击市委市政府、冲击省委省政府！在一些市属国有大中型企业不景气的情况下，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不引起高度重视，很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他必须要让中记先重视起来，在开市委常委会以前，如有可能，最好先给省委省政府的有关同志做些汇报和请示。因为这决不是一件小事，不仅关系着市里国有企业的改革，而且也影响着社会稳定和人心的沉浮。一点点也马虎不得、推托不得。
然而这几个人来了以后，把他事先想好的这一切全给推翻了。其实真正推翻的并不是别的，而是他原先所持有的立场、态度和措辞。说实话，昨天听了中纺公司那些领导的汇报和解释后，他对中纺公司的感情和看法确实变了许多，尤其是对公司的这些主要领导的看法有许多也同工人们截然相反了。昨天晚上他想了又想，一再地告诫自己，一定要客观，一定要实事求是，一定不要感情用事。对两方面都要予以客观的分析，各有各的不足之处，也各有各的偏激之处，两方面的情绪应该予以理解。一句话，对两方面都要正确对待，但对待广大工人，则要从关怀和爱护的角度出发，在积极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的同时，要下大力气对他们多做思想工作，对他们的情绪要善于引导，尤其是对那些对改革对打破铁饭碗感到不满的人更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认真耐心地做说服工作。这么多年以来，由于中国特有的国情，因具有固定工资、优越待遇和种种特殊身分而被人称作“铁饭碗”的国有企业职工，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高于其它阶层的高等阶层。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眷恋于“铁饭碗”的情绪，很可能发展成为一种对改革具有阻碍作用的情绪。如果能从这个方面来分析和看待国有企业职工的不满情绪，许多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当然，这样的分析和看法，是只能意会而不可言传的。对工人们要正确对待、对工人们的情绪要正确对待，关键的一点就是要从各个方面去考虑。对什么事情也要一分为二，大概就是这个道理。至于对公司的这些领导，也一样要正确对待和正确理解。对那些确实存在的腐败行为和违法乱纪行为，绝不能手软、更不能姑息。该调查的就调查、该处理的就处理，如果查出问题，查到谁就是谁，查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违纪的就严惩，违法的就判刑。开除党籍、撤销职务，严惩不贷、以儆效尤。但在另一方面，对国有企业的领导，尤其是那些让职工强烈不满的国有企业领导，同样也应该正确理解和正确对待。国有企业的包袱沉重。技术落后、资金短缺、管理不善，这是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所遗留下来的无穷后患，所有的这些同现有的国有企业领导并无根本的、直接的关系，如果把眼前发生在国有企业的这一切问题和困难全都推在这些领导身上，这既不是公正的，也不是唯物的，同样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我们没有理由把历史的和我们国家特有的经济阶段的问题全都归罪在这些企业的领导人身上，像平常所说的那些术语，什么观念转变不快、开拓意识不强、领导魄力不够、传统思想束缚太深等等等等。这么说起来不难，但真正去干有那么容易吗？私营企业没有任何条条框框，他们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黑道白道，想怎么来就可以怎么来。而国有企业的领导他们可以那么去做吗？有时候，有些事情不做不行，而且非做不行，那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做。但同样的事情，私营企业屁事没有，什么也不必担忧，而国有企业的领导一旦有人告了你、捅了你，上面派人一查，顷刻间就能让你作阶下囚！民不告，官不究，如今人人都在讲这句话，好像这句话已经成了一以贯之。屡试不爽的真理。同样的事，没人告什么事也没有，若有人一告，立刻就全完。如今的单位，尤其是企业，什么样的问题查不出来？只要你扳下脸来，要什么问题就能查出什么问题，就看你上一级当领导的怎么掌握分寸了。
李高成昨晚想好的指导思想，也就是想同市委书记杨诚商量商量怎么掌握分寸，怎么把握度的问题。两个正确理解，这是前提；两个正确对待，这是原则。在这样的前提和原则下，然后派出调查工作组，既要理顺群众情绪，也要稳住干部队伍，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着手下一步的工作。也就是只有到了这时候，才能考虑如何把公司运转起来，如何把公司搞活的问题。
他当时觉得这是个最稳当的策略，也是个最牢靠的办法，至少不会出了大问题，也不至于会闹出个什么大冤案大事端来，惹得人们耻笑，最后让你自己也下不来台。
然而当他今天面对着这些再次找来的职工代表、面对着这两本厚厚的上访材料时，昨天让他思之再三的想法和观点的理论基础，顷刻之间便动摇了、坍塌了。
面对着这厚厚的一本万人签名的请愿书，面对着这不知经过多少人明查暗访、得之不易的调查材料和帐目清单，面对着这么多工人的呼声和企盼，面对着如此令人触目惊心的腐化和如此明目张胆的丑行，虽然这一切并没有真正开始调查，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认定，但你就能这么随随便便、轻描淡写把这一场如此严峻而又激烈的矛盾冲突，变成两个正确理解正确对待吗？事情就像你说的那么简单吗？双方都有责任，批评加自我批评，各打五十大板，事情也就过去了，问题也就解决了，满天的乌云一下子也就全散了，中纺的问题真的就能这么解决了？也真的就这么好解决吗？
是想徇私隐情、瞒心昧己呢？还是太有点漫不经心、麻木不仁了？
当时自己在中纺公司那么多的干部职工面前，曾做出了那样信誓旦旦的保证和许诺，自己当时的情绪是多么的激昂和热烈！然而等到一转过身来，当那些自己当初提拔起来的手下再次恭恭敬敬地坐到自己面前时，那些保证和许诺，那些激昂和热烈似乎一下子全都变调了、变冷了。面对着你过去的部下，尽管你是那样的毫不留情、冷面如铁，但在你的内心深处，一种昔日的同事情结仍是那样的牢固和难以分离。
说穿了，对中纺的问题你还是下不得手，也不忍心下手。你还是想和和稀泥、抹抹光墙，凑凑合合地把事情绕过去也就算了。如今大家过得都这么艰难，都这么不容易，既解决问题，又谁也不伤害，这才是顾全大局、保持稳定的上上策。既然是和平年代，为什么非得把人民内部矛盾变成敌我矛盾？再说，如果一有人告状，一有单位集体上访，就立刻答应全部条件，下边说怎么办，政府就答应怎么办；下边说要处理谁，政府就答应处理谁；下边说搞腐败的是谁，上边马上就大张旗鼓地查处谁。不闹不管，一闹就全管；不闹不给，一闹就全给。如果政府的形象成了这样，下边大大小小的企业都争相仿效，长此以往，有朝一日政府可就真的要永无宁日了。这才真正是不利于深化改革，不利于社会稳定。
想想自己所考虑的这一切都是如此有道理，自己也确确实实是从大局出发、以大局为重。但不知为什么，今天一面对着这些一脸憔悴、满腹沉重的干部职工代表，一面对着这两份厚厚的。沉甸甸的请愿上访材料，所有的这些道理便全都让他感到是这样的无地自容、羞面见人！
他不知道自己的判断反差为什么会这么大，今天见了这个，情绪一下子就变得如此冲动和激越；明天再见到那个，思想立刻又会来个180度的大转弯。
是能力太差，还是太感情用事了？
平时的那些理智都到哪儿去了？假如中国所有的干部都像自己这样，那政府的事情岂不是全都乱套了？
他让自己冷静了一阵子，然后给中纺公司挂了个电话，让马上通知公司的总经理郭中姚和党委书记陈永明立刻到他的办公室来一趟。
不管怎么说，他还是想再见见这两个人。他想再次印证一下自己的感觉，究竟是自己错了，还是有什么人在欺骗瞒哄了自己。
不到半个小时，两个人便同时来到了自己的办公室。
两个人仍是那么一脸惶惑恭顺而又小心翼翼的神色，打招呼的声音他几乎都没有听得见。悄悄地进来，悄悄地坐下，又悄悄地眼巴巴地瞅着自己。那神态、那表情，就像两个孩子见到了严厉的父亲一样。
也就是这么一下，李高成的心里止不住地又颤了一颤。他突然觉得，自己眼下的这种感觉、这种情感，也真的就像老子见了儿子一样！
他禁不住地在心里责问自己，为什么一见到中纺的这些领导，自己脑子里生出来的第一个感觉就会是他们真的会变吗？真的会像人们反映的那样吗？真的会有那么坏吗？
总感到他们并不容易，总觉得他们还是像过去那样，总认为他们的本质很好，一句话，打心底里总是想护着他们，不想让他们受到伤害。
这便是你那个很难撕开的同事情结，那个永远也会绕在你心底里的战友情结。
也许，真不应该让自己来处理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问题。既然是自己提拔起来的班子，那自己理应回避。否则，很可能让你陷入到一种两难境地，只会越陷越深而不能自拔。
但你回避了就能跳出这个两难的境地吗？你越回避别人很可能越会怀疑你的态度和立场，你越回避别人很可能就越会认定你的暧昧。而一个市长态度、立场不明朗，这也就意味着在这个问题上将有很多人不会表态，你暧昧他会比你更暧昧。这是你市长的领地，你没有态度，别人最终只会看你的哈哈笑。好了当然是你的荣誉，坏了、出了事那你也只能自作自受。反正应该是你的事情，连你也不想管，别人又何必好腿插上一脚泥？
这也一样会让你进退两难。
看来最终还得你管，与其这样，迟管不如早管，被动管不如主动管。何况你是一市之长，像这样大的问题也只能由你来拍板定夺，你想躲也躲不了，想避也避不开。
没有事情的时候，似乎什么人也当得了官，连老百姓也说了，你要是连个领导干部也当不了，那你还能于了啥！想想也没别的，无非就因为现在是和平时期。假若一旦有了事端，有了真正的大事端的时候，对一个领导干部来说，可就真正到了考验你的时候了。能干还是不能干，将才还是庸才，真货还是假货，犹如真金见烈火，顷刻间就能显出你的原形来。
李高成想到这儿，便牢牢地盯着他俩，良久，才说了一句连他自己也感到有些吃惊的话：
“好啦，事到如今，咱们就打开窗户说亮话，也不必再绕什么圈子弯子了。我今天把你们这么急急地叫过来，就只问你们一句话，一句实话，一句掏心窝的话，一句一点儿也不掺假的话。你们各回答各的，用不着商量，也不必解释，也不必担什么责任。我就只问你们，中纺究竟有没有问题，你们究竟有没有问题，中纺的班子究竟有没有问题？到底有没有？如果有，究竟有多大？属于违纪，还是属于违法？我说过了，不要解释，不要辩解，简简单单，有就说有，没有，就说没有。”
办公室里好一阵没有一点儿声息，寂静得就好像无人存在。
党委书记陈永明不断地向总经理郭中姚看了一眼又一眼，但郭中姚却好像陷入了一种旁若无人的沉思之中，好久好久，既没有看李高成一眼，也没有看陈永明一眼。从郭中姚的表情上好像什么也看不出来，既看不出紧张，也看不到压力，更看不到惊慌和害怕。郭中姚的这种沉思，就好像是一种一切都没有放在眼里，一切都不顾了的沉思。只是一种微微的伤感、一种微微的沉重、一种微微的沮丧、一种微微的绝望。然而正是这种微微的东西，却让李高成感到要多难受有多难受。
自己的这些话是不是太让人无法接受、太让人感到伤心了？或者，是不是太让人感到屈辱、太让人感到难以回答了？
这真的很难回答么？
如果真的问心无愧，两个字就足够了：没有。
我没有把国家的钱装在自己的兜里，也没有占过国家和企业的便宜，更没有化公为私，把集体的财产据为己有。
这没有什么不好回答的。作为一个国家的干部，作为一个国有企业的领导，作为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国家的老百姓里有着相当威望的一个名称：共产党人，这个问题真的应该很好回答。
除非你已经确实做了见不得人的、有愧于这个身分和名称的事情。
有介于两者之间的回答吗？也就是说，一方面我并没有做过那些利令智昏、以权谋私的事情，但另一方面，我确实也干过那些见不得人的、有愧于这个身分和名称的事情。所以，这个看上去如此简单的问题，确实让人非常难于回答，或者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真的会有这样的回答吗？或者真的会有这样的答案吗？
李高成默默地瞅着眼前的这两个公司的主要领导，也一样好久好久一声不吭。他觉得此时此刻他什么也不能说，也不应该说。因为他觉得只要他一说点什么，甚至一流露出点别的什么表情来，办公室里这种正颜厉色、栗栗危惧的气氛顷刻间就会化为乌有。他觉得有点顶不住心理上压力的好像不是眼前这两个下属，而恰恰是他自己。对一个始终漂泊在市场经济的风口浪尖上的企业领导，你有什么理由让他一尘不染、冰清玉洁？
以你自己来说，你能吗？你做得到吗？你能很容易地拒绝一次非参加不可的极其丰盛的宴会吗？你能轻而易举地把从各个方面各个渠道接踵而至的钱财礼物全都一干二净地拒绝掉吗？你能同那些明知道有腐败行为却又找不出任何证据的干部和上级领导保持距离、不进行一切来往吗？你能对那些有着特殊身分、于某一项工作有着重要作用的人物和上级领导的嗜好与要求严加拒绝、不予理睬吗？
再算一算你自己，每年每月从你手里批示出去的带有贿赂性质的礼品礼物有多少？只要你愿意，堂而皇之、以各种各样的借口邀请你参加的饭局几乎时时都有！仅去年的一次不算大规模的商品交易会，只是对那些港商、台商、外商的招待费、娱乐费。观光费、礼品费就有数千万之多！
如果有什么人或者上一级的领导问你这算什么性质的问题，你能不能用两个字一下子就回答清楚？
他不禁又想到了妻子昨晚给他说过的那些话，造成这种情况的责任大家都有，国家有、政府也有，没有理由只让中纺的领导来承担，也同样没有理由让你个人来承担。因为这本来就是集体的责任，并不是个人的责任。
连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此时此刻他又一次想起了妻子的话。
办公室里依旧很静很静。
与总经理郭中姚的表情举止相反，党委书记陈永明显现出来的则好像是没有任何主见的东张西望。一会儿紧张地瞅瞅郭中姚，一会儿又偷偷地瞧瞧李高成，似乎想从别人脸上看到什么答案或暗示后，才知道自己该怎么来回答。
不过这也难怪，在中阳纺织集团公司，陈永明虽然是个党委书记，但从资格上讲，郭中姚要比他老；从年龄上看，郭中姚也比他大；从能力上说，郭中姚也确实比他强；何况如今是厂长经理负责制，在中纺公司具有法人代表身分的是郭中姚。所以一个企业的党委书记，如果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或者不知道该怎样处理自己的位置，往往就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摆在了依从的地位。作为党委书记的陈永明，也许他早已把自己摆在了第二位，或者他以自己的准则，清楚这个时候只能先让郭中姚来说，只有明白了郭中姚的意图和想法后，他才能定好自己应该怎么来回答。从另一方面来说，陈永明的压力毕竟要比郭中姚小得多，因此陈永明能有这种表情和举止也就不难理解了。
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办公室里依然是死一般的沉寂。郭中姚依然毫无表情地坐在那里，陈永明依然是那样毫无主见地东张西望。
也就是在这时候，桌子上的电话突然铃声大作，几乎把三个人都吓了一大跳。
电话是吴爱珍打来的，这不禁使李高成颇感意外。平时妻子极少会这时候给他来电话，妻子知道这是他最忙的时候，即便是有重要的事情也很少会在这时候打电话给他。至多是告诉他的秘书一声，让秘书在他不太忙的时候把要说的话转告给他。这其实也是他们夫妻之间多年来形成的一种默契和规矩，尽量避免在双方工作都很忙的时候相互打搅。尤其让他感到纳闷的是，妻子知道他今天一早要见市委书记杨诚的，又怎么会在这时候把电话打到他的办公室里？
妻子的话语今天显得特别柔和，让李高成感到有点恼火的是，妻子好像也没什么太要紧的事情。说了好半天家长里短、鸡零狗碎的事儿，也没说到正题上。好在他这会儿也不便发火，其实也想拖拖时间，所以也就由着妻子有点不着边际地往下说。然而说着说着，便有些让李高成警惕了起来，他渐渐听出了妻子电话的来意。
“听说中纺的几个告状的，一大早就闯到你的办公室里去了？”妻子好像是不经意地问道。
“哦？你也知道了？”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一个堂堂的大市长，你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妻子话里有话，似乎在告诫他什么。
“那也不会有这么快么，要是没人给你通风报信打报告，你哪能人还没走就什么也知道了？”李高成也话里有话，但却说得含而不露。
“有这么多人关心你盯着你，也不见得都是坏事。”说到这儿，妻子的口气突然变得严肃起来，“哎，高成，说正经的，那几个告状的都还在你那儿？”
李高成一时语塞，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要还在你那儿，那我就长话短说。”妻子当真了，话音也压低了许多，“真是怕出来的狼、吓出来的鬼。你看看，这不说来就来了。你去了一趟中纺，所有的事情不都朝着你来了？这个责任明摆着不就是想让你一个人承担么？我问你，到目前为止，杨诚没有给你打电话吧？”
“……没有。”事实上也确实没有。
“市里别的领导也没人给你打电话吧？”妻子又追问了一句。
“没有。”也确实没有，一不过我昨天已经让吴新刚给杨诚打了电话了，说好了今天一早就要同杨诚碰头的。”
“吴新刚算什么，他只是个小秘书。杨诚你一个市委书记，正儿八经的一把手，这么大的事情，只听小秘书的几句话，就那么放得下心来？一天一夜了，连电话上也不问问？这不明摆着要把这一堆糊涂事全都往你这儿推么！”李高成注意到，明摆着这个词，妻子已经说了两遍了。
“别把事情想得那么复杂，对什么事情都请来猜去的，那还能干工作么。好了，要没别的事，回去了再说吧，这儿还有客人呢。”李高成对妻子在电话上毫无顾忌地说这些话很不以为然，所以他想挂了。
“听着，我话还没说完呢。”妻子一副不依不饶的劲头，“你也知道，你工作上的事，我从来也没说过什么的。可这件事同别的不一样，分明就是冲着你来的。你想想，工人们闹事能跟你没关系？市里的领导没一个人过问这事能跟你没关系？今天一大早就有人找到你的办公室里还能说跟你没关系？说来说去，无非就是让你派人去查么，无非就是要把中纺的领导班子连锅端掉么！事情要是真走到这一步，你还能说不是冲着你来的，还能说跟你没关系，还能说事情没那么复杂？我昨天就说过了，查中纺就是查你，端中纺的班子，就是想端掉你。你要是掉以轻心、满不在乎，到时候后悔可就来不及了。让我说，他们既然已经找了你，那就让他们也找找杨诚、也找找别的人。不管是谁来找，你都一视同仁，不要让他们光找你一个人。你也用不着老把责任往自己这儿拽，你离开中纺这么多年了，中纺早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如今的事情就这样，越是个人的责任，就越有责任；越是集体的责任，就越没有责任。越是个人的责任，事情就越大越多；越是集体的责任，就越是什么事情也没有。要是一查就查到大家头上，那就什么事情也没有；要是一查就查到某个人头上，那可就没完没了，吃不了也得让你兜着走。一会儿见了杨诚，查与不查、管与不管，让人家来定。你也不是不知道，眼下不管哪儿都这样，无论啥事，谁想管也就成了谁的事。国有企业的问题，连中央都觉得头疼，咱们这会儿又拿得出什么好办法？就算你把中纺的问题查清了，把中纺的班子全端了，中纺的问题就解决了？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
李高成好了好了连着说了好多遍，才总算把妻子的话匣子给止住。
放下电话好半天了，妻子的那些话似乎仍在耳旁统来绕去。妻子的话有道理没道理，他倒没更多地去想，让他感到吃惊的则是妻子的这一套丰富的“官场经验”和“政治原则”，他实在有些不明白，这些东西都是在什么时候装进妻子的脑子里的。
真让人感到可怕而又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妻子的反贪局长要是也这么当的话，那可就太有问题了。
当他抬起头来有些询问地看着眼前的这两个人时，才发现他们好像已经默默地注视他好久好久了。
办公室里的气氛随着这个电话，似乎已经完全变了。
李高成突然觉得，对眼前的这两个人来说，这个电话打得真是太及时了，几乎就等于是救了这两个人的驾！
他不禁有些纳闷，妻子是怎么知道了一大早有人找他的事情的？他走的时候，妻子分明还在酣睡之中。
肯定是有人告给了她的。
那么是谁告给的她？告给她的意图何在？她又为何打来这个电话？仅仅就只是不想让他一个人介入吗？
看来并没有那么简单。
电话铃这时又响了起来。
市委书记杨诚的电话：
“老李，我一直在等你呀，是不是今天上午过不来了？”
“昨天中纺的那些职工代表又找来了，另外有些情况还想再核实一下。”李高成看了看表，然后说道，“你看这样吧，20分钟后我就过去。”
“要这样我看就放到下午吧，都快11点了，这又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谈完的事情，正好中纺那几个职工代表也到我这儿来了，我不妨也先听听他们的。咱们干脆到了下午再好好谈一谈，你看怎么样？”杨诚的语气非常柔和，完全是一副商量的口气。
“可以，下午一上班我就过去。”
李高成放下电话，肚里悬着的那颗心好像一下子也放下了。
原来那几个人也找了杨诚！此时此刻他们就在杨诚的办公室里坐着！
他突然感到自己的压力减轻了许多，浑身上下都觉得轻松起来。猛然间，妻子的话又在耳边响了起来：
……如今的事情就这样，越是个人的责任，就越有责任；越是集体的责任，就越没有责任。越是个人的责任，事情就越大越多；越是集体的责任，就越是什么事情也没有……
他不禁对自己刚才的感觉有些警惕和惭愧起来。妻子把这些行为举止变成语言表述出来的时候，你感到是那样的厌恶和可怕，然而当你每天的言行举止确实是像妻子所说的那样时，你却一点儿也没感觉到什么。同前者相比，这岂不是让人感到更为可怕的事情？
他再一次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的这两个人，他们也同样在默默地注视着他。
良久，他朝他们挥了挥手，有些无力地说：
“你们要是觉得没什么可说的，那就回去吧。什么时候想好了，什么时候再来。”
党委书记陈永明终于急了：
“李市长，你问的话，真的是不好回答呀。你要是只对我个人，那我当然敢向你保证，我个人没有任何问题，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将来也不可能有。但你要让我说中纺的班子有没有问题，整个中纺有没有问题，那我真的没法回答，真的不好回答呀。这么多的干部，这么大的一个摊子，我真的是不能断定有没有问题呀。”
瞅着党委书记陈永明那张沮丧的脸，李高成突然也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确实是问大了。自己当时的出发点，其实也是自己一开始介入中纺的问题时就感到最担心的一点，那就是害怕中纺的整个班子都出了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中纺的班子问题，其实就是一个集体腐败的问题。如果这是事实，对中纺的问题是一种看法；如果这不是事实，对中纺的问题则就是另一种看法。这一点也许正是中纺问题的关键，对中纺的问题如何解决下一步至关重要。所以他把中纺的这两个主要领导找来就只问这么一句话，那只是按着他自己的心思而来的。他只是想在这方面再往实里砸一砸，别再在这儿给我出了大问题。至于他们能不能、好不好回答，他并没有更多的去考虑。
如果他们真的觉得不好回答，或者觉得回答不了，从另一方面来讲，兴许并不是坏事。
末了，李高成又把脸转向了总经理郭中姚：
“你呢？是不是也觉得没法回答？”
郭中姚瞅了一眼李高成，然后一把抱住自己的头，依然没有任何表情地说道：
“市长，你真要我说实话么？”
李高成不禁愣了一愣，多少年了，郭中姚和中纺的领导们，见了他总是李市长李市长地叫，他还从未听到过他们去了姓，只单叫他一个市长。隐隐约约之中，他感到了郭中姚的话中有一种很硬的东西。
“是不是你以前给我说的那些都是假话？”对郭中姚的这种情绪和态度，李高成不禁感到有些恼怒，“什么时候了，你还给我这样阴阳怪气。”
“既然这样，那我就实话实说。其实中纺的情况同别的地方并没什么两样，你要是真查就真有问题，你要是不查就没有问题，你要是小查，就是小问题，你要是大查，就是大问题。”
李高成再次愣了一愣，他没想到郭中姚竟会这么说。
陈永明大大地瞪着两眼，他也好像根本没想到郭中姚会这么说。
办公室里顿时又陷入了死一般的沉寂。
十三
下午两点十分左右，李高成走进了市委书记杨诚的办公室。
不迟也不早，这个时候来应该最合适。在中国，人们午睡的习惯是同管理体制有着直接关系的，尤其是对忙忙碌碌、十分劳心的领导干部来说，午睡更是不可缺少的。在单位里吃点饭，然后轻轻松松地再在办公室里躺上一会儿，这种午间休息既是调整思绪所需要的，也是补充体力所必不可少的。所以在中国的一些主要领导人的办公室里，一般都会设置一张简单却是十分必需的床或者是能躺的沙发。而在办公室里休息，既安静省事，也避免了家人的唠叨和造访者的搅扰，这对政务纷繁又时时不得安宁的领导干部来说，真是太宝贵太需要了。知道这一点的人，如果没有要命的事情，是绝不会在这个时候打扰领导的。
两点上班，两点十分到，正好。留点时间让人家醒醒脑子，赶赶睡意，擦把脸，泡杯茶。等你进去了，其实也正好说话，免得人家心不在焉，忙这忙那，到了还是要耽误半天。
然而等李高成走进杨诚的办公室时，才发现杨诚好像根本就没有睡午觉。
杨诚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什么，等到李高成走近了，才发现摆在杨诚面前的正是那两份厚厚的请愿书和上访材料。
杨诚看的原来是这个！
李高成的心里不禁动了一动。
杨诚伸了个手势，让李高成坐在沙发上，然后泡了两杯茶，也一块儿坐了过来。
两个人挨得很近很近。
杨诚比李高成年轻将近十岁，是文革前的最后一届大学毕业生。是属于既有学历，又有阅历；既有思想文化，又没有受到太多迫害冲击的那一拨幸运者。由于文革的断层，当国家所急需的人才处于青黄不接时，他们正好是中流砥柱。当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急需一批知识分子充当领导干部时，他们又从各个角落里被找了出来，全都被选拔到最需要和最重要的岗位上，以至于一提再提，一直提到他们当初想也没想过的位置上。那时候的提拔，比起现在来，真不知道要容易多少倍！而那时候的提拔干部，似乎也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的条条框框，被提拔者也似乎不需要像现在这样不断地往上跑。国家急需，又是青黄不接，几个人坐在一起讨论讨论、研究研究，连被提拔者个人也毫不知晓。以至于等到找他谈话时，常常会吃惊地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再等到一个通知下来，就已经是位置显赫的领导干部了。干中学，学中干，哪有什么考验期、试用期，也一样不问有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即使不是党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马上人了就是了，有什么关系？而如今我们国家的一大批分布在重要岗位、发挥着重要作用的领导干部，很多都是在那个时候被提拔起来的，杨诚也自然是其中的一个。
在李高成的心底里，对这批干部是非常看重的。他们大都是在没有条条框框的情况下被提拔起来，所以在他们身上也就很少有什么条条框框。位置来得比较容易，对丢官保官也就看得不会那么重。有真才实学，也有一定的社会政治阅历，虽然没有受到过太大的冲击，但却清清楚楚看到了当然也实实在在感觉到了当今中国最需要的是什么，对国家对人民威胁最大的又是什么。自己本身是知识分子，所以也就懂得怎样才是对知识的尊重。他们本身就是改革的产物，所以也就必然是改革的最忠诚的拥护者、参与者和推动者。
杨诚尽管调来时间不长，但李高成凭自己的直觉，对这个还算年轻的市委书记的感觉还是不错的。尤其让他感到放心和可靠的是，杨诚这个已经是省委常委的市委书记，也像他一样，身后并没有什么太太太深的背景。只这么一条，就让他感到两个人的距离拉近了许多，在感情上也亲近了许多。人们都说如今的体制，让省长和书记、市长和书记、县长和书记以及乡长和书记成了天生的一对矛盾。一般来说，党政部门和政府部门很少有不闹矛盾的。书记管干部，市长抓经济；一个管人，一个理财。想想并没什么可冲突的地方，但在实际工作中一接触，可就处处是矛盾，时时有抵触。比如市长抓经济，抓企业管理，首要的问题就是要有一批懂经济、会管理、有市场意识的企业领导人才。但如何起用这些企业人才的决定权却不在市长手里，而是在书记手里。这一根本的矛盾，就决定了这两方面矛盾的长久性、尖锐性和广泛性。然而在李高成当市长这么多年来，却很少有这样的感觉。一来是他这个人很少在这方面去琢磨，正像妻子说的那样，只知道谋事，不知道谋人。二来也可能跟他搭班子的这几任书记有关，比如像上一任书记，他当市长时，书记就已经58岁了。年纪大了，知道自己离离退休不远了，一切也就都跟他商量着来，很少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而像现在的杨诚，又只四十六七岁，年龄又几乎比他小了将近十岁，何况在杨诚调来之前，这个市委书记的位置，好多人都看好他李高成，对这一点，杨诚自然知道得清清楚楚。所以这一段以来，两个人始终配合得很好。作为市长的李高成尤其感觉得很明显，杨诚在许多问题上，都非常尊重他的意见，在一些比较大的人事决策上，杨诚都确实做得非常民主，既公开也公正，并没看到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举动。再者，李高成觉得他本人在许许多多的重大问题上，向来都是以工作为重、以大局为重、以事业为重。自己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别人也就没什么可说的了，也就没什么难以解决、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了。
总而言之，他对这个市委书记杨诚的感觉确实不错，至少现在感觉不错。
杨诚是个很直率很果断的人，商量什么事很少跟你客客套套、闪烁其词，向来都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两个人一坐下来，杨诚第一句话便说道：
“听说昨晚工人们闹得很凶，是不是你都看到了？”
“没错，快赶上文化大革命了。要再晚去一会儿，说不定真要闹出事了。你没见那阵势，想想还真有点后怕。”李高成自然也实话实说。
“听吴新刚说，差不多有一两万人？”
“只多不少，反正公司能出来的人大概都出来了。冰天雪地的整整一夜，老的小的，好像都不怕冷、都不瞌睡，劲头憋得都很足。看得出来，干群关系实在太紧张了，根本就坐不到一个桌上去。”李高成仿佛又回到了那天晚上的气氛和情绪里，心里一时又感到格外的沉重。
“老李，是不是真的很严重？”杨诚的眼睛离他是这样的贴近。
“是的，确实很严重。”他再次实实在在地回答。
“事态发展到现在，是不是仅靠公司领导的管理能力已经无法解决公司的问题了？”杨诚又追问了一句。
“从目前看，怕是没有这个能力。”这也确实是李高成的真实感觉。
“依你看，公司领导干部的声誉和威信还能不能恢复得了？”杨诚问的话确实都是一针见血、最本质的问题。
“大概很难。”李高成觉得他只能这么说。
“老李呀，我看咱俩的感觉都差不多，这两天我一直都在想着这件事。矛盾激化到这样的地步，绝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这说明在中纺公司这样的一个国有大企业里，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已经存在和积累了很久很久了。所以我就想，要想真正解决中纺的问题，首先就应该闹清楚，这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究竟是什么，究竟是怎样存在和发展起来的。我想只要把这个问题的症结找到了，中纺的问题也就好解决了。最重要的是，这很可能对国有大中型企业的改革有重要的意义。”
听着杨诚的这些话，李高成反倒好半天无以应对。他没想到杨诚竟会想得这么多，想得这么深。平时想着很好回答的问题，当真正让你回答时，才觉得并非那么容易。说真的，究竟什么是中纺的最主要的问题呢？这场激化了的、非常严峻的矛盾冲突的实质究竟是什么呢？李高成已经注意到了杨诚说话中的措辞：不可调和的矛盾。如果他真是这么看的，这说明作为市委书记的杨诚，对中纺的问题已经有了一个固定的看法，或者已经有了一个较为成熟的看法。而如果说矛盾是不可调和的，那么也就是说，这种矛盾的实质其实已经成了敌我性质。而唯有敌我性质的矛盾，才会是不可调和的。杨诚真会是这样看的么？如果真是这样看的，在如何处理中纺的问题上，杨诚也很可能已经有了自己的一个较为成熟的看法和认识。想了想，李高成有点试探地对杨诚说道：
“说实话，这两天都让这些表面上的事情给缠住了，整整两天两夜了，睡了也就那么五六个小时。今天一上午又来了两拨中纺的人，就光听了他们谈问题、谈意见了。反映了那么多事情，又各有各的说法、各有各的理由。对中纺的问题究竟该怎么看，还真的没往深处想。杨书记，你今天也听了他们的一些说法，我不知道你对此都有些什么初步的印象和看法？”
“具体的我并不了解，早上听了听那几个人的反映，刚才又看了看他们送来的材料，尤其是听你刚才说有一两万工人都参与了闹事，而且干群关系对立到那么严峻的程度，看来问题要比咱们想象的严重得多。依我看，这场矛盾的实质，发展到现在，最主要的症结就是，干部已经彻底地把群众看作了他们的对立面，而群众也已经把干部当作了最让人愤恨、最不可饶恕的敌对面。”杨诚似乎全然陷入了一种深思之中，对李高成那种试探性的话语好像一点儿也没察觉、一点儿也没在意，“老李呀，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不成熟的想法，我觉得，如果一个企业的领导同职工们的思想和感情已经产生了难以调和的对立，即便是这些领导干部没有任何问题，那也一样是严重的失职和读职。换句话说，这样的领导班子其实已经失去了存在价值，或者说，它的存在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绝大多数的工人都不听他们的指挥、绝大多数的工人都加入了反对他们的行列，如果我们对这样的领导班子还存在什么幻想，甚至还想保它过关，最终的结果只能是鸡飞蛋打一场空，既保不住这个班子，又让我们失掉了民心。老李，你觉得我们是不是应该下决心了？”
从理智上讲，应该说杨诚的看法和想法确实是成立的，从某个方面看，可以说是一语中的、切中了要害。然而不知为什么，在感情上李高成却无法接受杨诚的这种说法。不管怎么说，即便公司的那些领导十恶不赦，但在还没有进行任何调查，还没有找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这么过早地下结论、而且是如此严厉的结论，是不是显得有点过于草率、过于武断了？何况你现在听到的和看到的只是一面之词，你并没有同公司的领导干部进行过任何接触，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就这么急急定论，想把公司的整个班子全都摞到一旁？还有，这次工人闹事的真正原因究竟是什么，工人们背后是否有什么背景，这些我们并没有真正闹清楚，怎么就可以这样盖棺定论地下结论？特别是让李高成在感情上难以接受的是，中纺的问题是我一个人亲自去处理的，中纺的情况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班子里我应该是最熟悉的，中纺领导班子的基本情况我也一样是非常了解的，所以对中纺的问题，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对中纺的问题如何下结论，首先应该由我来做，至少也应该先听听我的意见。作为一把手的市委书记，你怎么可以还没有听我的汇报就匆匆忙忙地准备下结论呢？沉思片刻，他便对杨诚说道：
“杨书记，是不是你听了今天上午那几个职工代表的反映，所以就觉得中纺的这个领导班子已经不可救药了？”话一出口，他立刻就感到后悔了。他明显地感觉到了自己话里不满和嘲讽的意味，同时他对自己立场的瞬息变化也不禁感到暗暗吃惊。在来这儿以前，他还想着如何说服市委书记下决心解决中纺的问题，尤其是想说服市委书记应该尽快组成一个比较大的专案调查组，马上到中纺进行全面的审核和清查，与此同时再组成一个暂时性的工作班子，全面接管中纺的领导工作。然而不知为什么，来到杨诚这儿还不到一刻钟，自己的情绪和立场好像一下子就全变了，就仅仅是因为杨诚的那些话刺激了自己的自尊心，或者是让自己感到无法下台吗？他突然觉得，原来在自己感情的深处，还是容不得别人对同自己有关的情感和事项上的任何伤害。所以在自己的下意识里，对中纺的那个领导班子，更多的只怕还是爱怜和袒护。自己怎么会这样？自己又为什么会这样？想到这儿，他赶紧又口气委婉地补充说道：“其实任何人都一样，只要一听了那些工人们的诉说，一看了工人们的那些材料，都会有这种感觉的，包括我自己也一样。”
“不，老李，我觉得这种看法不对，对中纺的问题尤其不应该这样看。”杨诚依然沉浸在一种困心衡虑的思考和沉重之中，对李高成情绪和语气上的变化，好像仍旧没有丝毫的察觉和领悟，“这绝不仅仅只是一种感觉，这么严重的矛盾和对立，如果只凭感觉可就太片面了。老李，不知为什么，在中纺的问题上，我总是有一种预感，觉得咱们俩的观点和看法很可能会不一致。刚才我已经给你说了，我所说的那些都只代表我个人的看法和观点，我之所以先给你说出来，也就是想先给你亮明我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但也仅仅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和观点。对中纺的问题到底应该怎么处理，在眼下到底应该怎么去做，我想咱俩最好应该先达到基本一致，如果达不到一致，那也没关系，只要咱们双方都清楚了各自的看法和观点，相互都通了气，也就不必再相互猜测了。这以后再上常委会，由你作一个全面详细的汇报，让大家集思广益，最终拿出一个比较妥善和可行的办法来。不过老李你一定要记住一点，中纺的问题究竟该怎样去解决，大的方案最终还得你拿。有一句话我不管你生气不生气、理解不理解、恼火不恼火，我现在也必须说出来，中纺的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与不好，快与不快，工人们能不能满意，会不会再出乱子，有没有后遗症，关键的关键，就只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你。”
十四
李高成和杨诚一块儿从办公室里出来时，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了。
在这五个多小时的时间里，总的来说，两个人谈得还算投机。但在这一次同杨诚的真正接触中，李高成也再一次领略了这个比他年轻很多的市委书记的工作方式和领导个性。
自从杨诚调来以后，这是他这个市长同市委书记的第一次这么长时间的相互交流和谈论问题。
首先让李高成没想到的是，在他还没有汇报以前，杨诚就先把他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亮给了他！这是他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的。作为一个市委书记这样做确实让他感到意外，也许会不会有什么别的含义？联系到较早以前杨诚对中纺问题的一些看法，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了市委书记杨诚在工作上的一种硬朗而又强悍的作风，这种作风是他在几十年的工作经历上很少碰到过的，所以也就让他感到很难对付。
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但却是不是有点太霸道、太强横了？对一个比你大了将近十岁，而且原本应该当市委书记的老市长，用这一套方法，用这种口气，用这种思维，是不是太欠考虑、太不尊重对方了？
不过反过来一想，似乎也没什么可奇怪、没什么可埋怨、没什么不可理解的。杨诚对中纺的这种观点和看法，其实在很早以前就形成了。就在1995年杨诚刚上任不久，在市委市政府召开的一次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领导会议上，杨诚就直言不讳地以中纺为例，说像这样的一个企业，群众意见这么大，亏损这么严重，对它的领导班子早就应该考虑换一换了。说实话，当时李高成对杨诚的这番话是非常反感非常有看法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么，你一个市委书记，怎么可以下车伊始，就哇啦哇啦地发议论，提意见？这也批评，那也指责，好像这么大一个省会市，以前的工作就没有几件是正确的。这样的领导其实是最没有出息的领导、最没有本事的领导，也是头脑最简单的领导，同时也是一种无知的表现。对自己的前一任政府、前一任书记，就算他们有什么错误、有什么决策失误的地方，也决不应该在上任之初就这么毫无顾忌地大讲特讲。这既是一个涵养问题，也是一个品质问题。好长时间了，李高成还是对此事耿耿于怀，满腹牢骚。不管怎么说，一个省会的市委书记，一个党的高级干部，是不应该有这种举止和失误的。后来之所以他对杨诚的看法有所改变，一是因为杨诚确实是个干实事有能力的人，二是因为杨诚也确实是一个言行一致的人，三来也因为杨诚以他的行为最终证明他是一个很讲民主、很有公开性的人。对杨诚的这些特点，并不仅仅只是他一个人的看法。杨诚不会记仇，不会背过弯鼓捣人，也从不搞团团伙伙，尤其是从不搞一言堂，什么事也从不由他一个人说了算。比如像对中纺的问题，他当时一直是主张大动手术的，而且在会上也多次这么讲。但后来由于李高成的不同意见，不同意大动手术换班子的做法，最终杨诚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见，听从了李高成的意见，并且仍然决定由市长李高成亲自挂帅，全面主管国有企业的改革，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中阳纺织集团公司。
好多人在事后对李高成说，这是市长同市委书记的第一次公开较量，最终以市长一方胜利而告终。
然而李高成却从来也不这么看，在他心里也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相反，他反倒常常觉得自己在表面上占了上方，其实是自己给自己套上了绳索，把真正的主动权让给了对方。
有时候，李高成也在心里暗暗思量，假如按照杨诚所说的那样办，如今的中纺可能会是怎样的一种局面呢？就算没有什么成效，但是，连李高成自己也不想面对的就是这个，但是，不管怎样，也绝不会像中纺现在这个样子。也确实如此，就是组成一个再次的班子，像中纺现在这个班子这样的情形不也就到顶了？至少也不会让群众这么愤恨、这么怨气冲天。
这就常常让李高成越想越有压力，越想越感到忧心如焚、寝食难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纺发生了那么严重的情况时，他也没给市委书记杨诚通报，而是只身一人冒着那么大的风险去中纺在闹事现场解决问题。
这是不是就是作茧自缚、自作自受？
也许现实就是这么残酷，你要是想去维护一个人、维护一个集团的利益，那么你就得为这个人、这个集团的利益付出代价、作出牺牲，而且在任何时候，你都可能要受到它的株连和牵涉。对了是你、错了是你，出了问题也一样会是你！
这是中国的文化，也一样是中国的政治。
中国政治对其自身的制约，这大概也是其中重要的一方面。如果是你的责任，你就得为其负责！
有一点让李高成感到欣慰和放心的是，在多次的接触中，包括今天这么长时间的接触中，他觉得杨诚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有一点让他感觉很深的是，他觉得杨诚这个人没城府，不世故，不算计人，以至于让他感到作为市委书记的杨诚好像有点太单纯太实在了。但是在另一方面，有时候又常常让他觉得杨诚这个人小瞧不得。他这种单纯和实在，往往会让你下不来台、让你难堪万分。觉得不对的事情，一旦发现，他会主动认错；而若要是他认准的事情，即便是要得罪一大片人，他也会坚持下去。
没有小心眼，却又十分细心。你觉得他不会在意的事情，常常是他比你知道的还清楚。
像今天下午的汇报，在许多地方着实让他暗暗吃惊。对于中纺的一些问题，他根本没想到他会比他还清楚。尤其是公司领导讲过的一些话，甚至是小范围讲过的一些话，他居然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特别是对公司主要领导的个人经历，家庭情况，甚至比他知道得还多。比如他就知道公司总经理郭中姚坐的是什么牌号的小汽车，党委书记陈永明坐的又是什么牌号的小汽车。副总经理冯敏杰虽然坐的是桑塔纳，但这辆桑塔纳的车内装修就花了将近20万！而这都是那些上访材料上根本没有的东西，简直无法想象他是从哪儿得来的这些信息。
他同杨诚的一段对话，到现在还让他觉得有点惴惴难安、不寒而栗。
“老李呀，我有一个感觉，也不知道对不对。对中纺的问题，我总是觉得其实你比我更清楚，比我更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大概你只是想再拖一拖，再看一看，希望中纺的情况能变得好起来。”
李高成愕然相对，什么话也没说出来。这个问题他没想过，他不知道自己在心底深处，是不是真有这种想法。然而有一点则是千真万确的，他真是做梦都在盼着中纺的情况能变得好起来。为中纺的工人，为中纺的这个班子，同时也是为了他自己！或者说，更多的是为了他自己。
为了自己什么呢？是解脱？是名誉？还是情感？也许更多的是为了自己的解脱。为了这么一个中纺，他实在是有点太累了。心累，活得也累。
见李高成没说话，杨诚却不依不饶地又说了一句更耐人寻味的话：
“对你这个市长和对我这个市委书记来说，中纺最令人担心的并不是这个班子有没有问题，也不是这个班子的问题到底有多大。班子有问题，换了就是了，领导干部有问题，该撤职的撤职，该判刑的判刑，这都好办，没什么可担心的。老李，我唯一担心的就是怕中纺的问题也许只是冰山一角。等到这座冰山全都露出来的时候，我们这市长书记也许才会面临到最严峻的考验。到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你我能不能顶住，你我还能不能这样坐在一起……”
李高成当时有些惊奇地发现，杨诚在说这些话时，这个向来给人以刚强果断印象的市委书记，竟显得是那样的伤感和忧郁。这种伤感和忧郁的情绪又是那么快地传染给了日己，他突然感到杨诚说的这些话意味是这样的深长、是这样的令人沉重、令人深思。
冰山一角，这个词真让人感到恐怖。
冰山一角的下面会是些什么？如果将要面临最严峻的考验，那么这严峻的考验又将会是些什么？
还有杨诚的那一句说了好几次的话，也一样让李高成感到难以吃透：
“……中纺的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与不好，快与不快，工人们能不能满意，会不会再出乱子，有没有后遗症，关键的关键，就只在一个人身上，那就是你。”
是因为我下不了决心？还是因为觉得我的内心深处只是想着如何保住这些人过关？或者说，仅仅只是因为我的存在，中纺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就是想解决也解决不好？
但既然如此，为什么杨诚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服自己，中纺的问题，必须是由你来挂帅，必须还得由你亲自去解决，否则任何人也处理不了中纺的问题。
解铃还须系铃人？
是不是这样想的？
真会是这样？
他不相信。
但杨诚却好像是毫不怀疑地相信这一点，他的眼神里全是真诚和恳切，看不到一丝一毫的掺假和虚伪。这眼神里的东西是这样的让人动情，又是这样的让人感到信赖和难以推卸。
这究竟又是因为什么？
“年纪轻轻的，却是这么个老滑头。”这是妻子对这一疑问的第一个直接的反应。尽管妻子说话的声调不高，却让他感到这样的刺耳。
“怎么能这样说话，杨诚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他对妻子的认识打心底里觉得反感。
“我知道，在你眼里根本就没有坏人。”妻子一点儿也不生气，仍然是那样一脸的柔和。这也是妻子最大的也是最让他感念的优点，越是他生气的时候，妻子反倒越没有脾气。
妻子今天比他回来得要早，饭菜也格外可口，其中有两个菜还是妻子亲自下厨做的。
在他有一口没一口地吃饭时，妻子则有滋有味、满脸春色地不住地看着他。就好像是他又被提了一级，或是做了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似的。
妻子对他下午同杨诚的谈话基本感到满意，她觉得他的基调拿得还算准：“就得这么说，不管怎样，中纺是咱起家的地方，在别人眼里，那可是咱的后院，要是后院起火，别人可就要看咱的笑话了。对中纺的事，咱怎么说也可以，别人若要想指手画脚，那可绝对不行。打狗还要看主人呢，咱提拔起来的干部哪能让他们这样随随便便想说就说，想查就查！如果这事由了他们，在市里的干部中，你还有什么威信可言？到了那时候，谁还会死心塌地地跟你、拥护你？你自己的人你还不保、或者保不住，别人还会指望你什么？”
“你这一套都是从哪儿来的？”李高成皱了皱眉头说。
“人都是不断在进步的，哪有几个像你这样一成不变的。”妻子仍是那样笑盈盈地对他说道，“你以为杨诚也会像你一样傻？既然他把中纺的问题看得那么严重，又把中纺的班子说得那么一无是处，为何又偏偏还是让你来解决中纺的问题？居然还说中纺的问题能不能解决了，能不能解决得好，关键就在你身上！问题这么严重，却又把所有的责任全都推在你这儿，你还说他不是滑头？不是那样的人？”
“那你说，这件事应该由谁来负责？市里这会儿还有谁能管了中纺的事情，还有谁能负了这个责任？”
“当然只能由你来负责，谁想插手也不行！”
“那你还攻击杨诚让我来管这事？真是岂有此理。”
“理是这个理，但话不应该那么说。”妻子依然振振有词，“中纺不应该是他随便指责批评的地方，而让谁来负责管理中纺的事情，这根本就不是他的职权范围。是应该由你来定，而不是由他来定。”
他觉得自己似乎又渐渐地被妻子引导了过去，他甚至觉得妻子说的也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他默默地咀嚼着感觉不到任何滋味的饭食，没再说什么。
妻子则在一旁仍然喋喋不休地说着：
“你以为杨诚就像你想的那么简单？要是真像你说的那样，他会这么年纪轻轻的就当了省会市的一把手？40来岁就当了省委常委，用不了多久就是中央委员，就是省委副书记，等到50几岁，省委书记差不多就干上了，说不定还会进中央政治局。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像这么一个人人看好的市委书记，你以为他眼里会有你？会把你看得很重？就算他这会儿还尊重你。他尊重的也只是你的影响，尊重的是你不要同他闹矛盾，尊重的是你不要给他的前程产生副作用。尤其是他刚来不久，脚跟还没站稳，翅膀还没长硬，他还用得着你，何况你这个人还不坏，老实疙瘩一个，只会干活，不会耍心眼，同这么一个人搭班子，在哪儿找去？但你要是认为仅仅只是这方面的原因，他就不会同你要心眼了，他就会实实在在的，那可就大错特错了。一到了关键的时刻，他就处处要想着如何保他自己了。就像这次中纺的工人闹事，谁也知道这绝不是一件小事，事关重大、牵一发而动全身，闹不好势必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不要说没法给中央交待了，就是给省委省政府也无法交待。如今整个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极为敏感，谁要是在这件事上栽了跟头，可就永远也别想再站起来。你想一想，这样的事情，他怎么会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他把问题说得那么严重，却又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且还让你感到他是那样信任你、看重你，这就说明这个人真不简单。不过他既然这么滑头，那你也别只会顺着他的杆儿往上爬，等到明天早上开常委会的时候，你就一定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所有的这一切决定都是集体的决定，所有的责任也就都是集体的责任，但是所有具体问题的行使权，都只能在你一个人手里……”
不知为什么，他突然产生了这么一个想法，假如市里的市长不是他李高成，而是他的妻子吴爱珍，那么围绕着中纺的问题，又将会是怎样的一种局面？
原来他还真的轻看了自己的妻子！
陡然间，他像突然感悟出了什么似的，有些发愣地说：
“明天上午开常委会的事，你是怎么知道的？是谁这么快就告给了你？还有，今天早上……”
“呀呀呀！整个市里都吵翻了的事，你还想瞒谁呀这么瞒来瞒去的？”妻子显得有些不耐烦起来，“如今还有什么事能保了密的？你们不是整天都在讲公开性么，怎么连开个常委会也这么神神秘秘的？”
他再次有些像不认识似的看着妻子。自从中纺的事情发生后，妻子的性情好像一下子全变了，妻子的言行和思想也好像一下子全变了，以致让他隐隐约约地感到，中纺的问题，已经渐渐地影响到了他的家庭。
让他越来越有些难以理解的是，在中纺的问题上，妻子怎么会一下子变成了这样？
妻子究竟是怎么了？
这一切又都是因为什么？
就在吃饭中间，李高成连着接了好几个电话。
几乎全是市委市政府常委一级的领导打来的电话。
“李市长，明天的常委会是不是要研究中纺的问题？”
“是，你已经知道了？”李高成再次感到纳闷，这些人的信息真快，连开常委会的内容都已经知道了。
“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会不知道？李市长，会前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到了会上再说吧。”
“明白，到了会上我知道该怎么做。”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口气，都是一样的说法，最最让李高成感到要命感到无法应答的是，这些人好像全都明白李高成的立场和心态，对李高成的观点和看法好像也一样知道得清清楚楚！而且他们都明白他们应该在会上怎么做！
他们都明白了些什么？
他们明白的依据又都是什么？
怎么会这样！
这一切到底都是怎么了？
他突然感到自己就像陷进了一摊烂泥里，无力自拔，也无人救援，只能一点一点地越陷越深。
十五
李高成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今天的常委会竟能开成这样。
没有人议论，没有人表态，甚至没有人吭声！
市委书记杨诚的一个简短的讲话，然后是李高成的一个将近两个小时的情况报告。他既如实地谈了工人们的情绪和看法，也如实地谈了中纺领导们的情绪和看法。余下来的时间就是让大家讨论发言和各自发表意见和看法。
结果是会场上一片沉默，长时间的沉默。
书记杨诚督促了好几遍，李高成也一再地让大家都放开好好谈一谈，但就是没一个人说话。
连脸上的表情也看不出来！
然而当说到一个题外话时，会场却突然地活跃了起来。那种热烈的气氛，就好像好多天的禁闭一下子被解除了一样。
有关中纺的问题，就好像是一个深不可测的陷阱，谁也不敢踏进一步，谁也不想踏进一步。
是因为自己吗？李高成默默地瞅着眼前这一张张熟悉而又让人感到分外陌生的脸，他突然想到了昨天晚上的那些电话，他们都说他们什么也清楚，什么也明白，也都说他们知道该在会上怎么做。
那么都做了什么？就这么一个个一言不发、一声不吭，甚至连看也不看他一眼？
他们最最担心的都是些什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一个个变成了这么一副样子？
李高成隐隐约约地觉得，他们昨天晚上给他打来的那些电话，也照样可以一丝不差地打给市委书记杨诚！
这就是说，同样的话，他们很可能既说给了市委书记杨诚，也说给了市长李高成。于是在会上就形成了这样的一种局面，装聋作哑，谁也不想发表意见。之所以如此，理由当然只有一个，那就是怕在这件事情上得罪市里两个主要领导中的一个！
为什么会如此？理由当然也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中纺的问题上，人们都清楚，或者人们都猜测到了他同市委书记杨诚有分歧、有矛盾，而且直到现在也仍然存在、仍然没有消除。
显而易见的是，既然市长、市委书记在这件事情上有矛盾，其余的人也就犯不着在这样的事情上同市长或者是同市委书记过不去了。不就是一个国有企业的事情么？问题再大，影响再广，事态再严重，似乎同他们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不有你们市长、书记么？干我们什么事？看来在某些人眼里，只要是涉及到自己的利益，涉及到自己的仕途，涉及到可能会影响自己的人事关系，即使是国家的事情，老百姓的事情，都可以视而不见、充耳不闻！
但是，你有资格说这样的话，有资格这样去评判他们吗？
是不是应该先好好地反省反省自己，审视审视自己，然后再返回头来去分析和判断别人？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中纺的问题上你就没个正儿八经的态度，又如何指望别人不偏不向、毫无顾忌地拿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来？
是不是自己应该先表个态？真心实意、开诚相见地把自己的看法和观点毫无保留地全盘端出来，然后再让大家拿出意见来，看看究竟应该怎么办？
看着市委书记杨诚那张严肃沉重而又不动声色的脸，李高成的心里突然涌进了一股说不出感觉：杨诚这个人如果是个好人的话，那他很可能是一个大好人，而如果他要坏起来的话，那又极可能是一个坏得你根本没法招架的大坏人。
杨诚自常委会开始以后，除了简单的几句开场白，基本上一直在保持沉默，几乎就没再说什么。他的脸上也一样看不出任何表情，甚至连会场上的人看都不看一眼。这让李高成感到非常的纳闷和意外，因为以他平时对杨诚的了解，杨诚在这样的会上，极少会这么一言不发、沉默不语的。比如像上一次的市委常委会，在他影响下，会场的气氛是那样的热烈，发言是那样的踊跃。那是研究关于市里主要街道的扩建工程的，也是关系到拆迁、用地等许多严峻敏感的重大问题，但人们的观点、看法和意见，却是相当的透明和尖锐，根本没有什么顾虑和忌讳。而今天人们怎么会一下子就全变了？看来跟杨诚的态度有着很大的关系。
假如杨诚要是在这个问题上想给你暗中使个什么绊子的话，或者说他要是想在这上面给你使个什么坏心眼的话，那就很可能让你的所有想法和目的都一无所成。比如就像现在会场上的情况一样，他想让你多尴尬，就能让你多尴尬。最终的结果也就只可能是一种，那就是所有的一切都只能按他所想的来。
但是，假如杨诚要是在这件事上没有什么坏的想法的话，那么从另一方面来看，杨诚的沉默很可能就是一种完全要成全李高成的举动，杨诚确实是在协助他支持他，换个说法，杨诚确实是想听听其他常委真实的想法和真实的意见，其实也就是想从侧面积极帮助李高成拿出一个更为成熟的思路和决策来。正因为如此，他才会首先在暗中向李高成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和态度，而当到了会上后，则不发表任何意见，也不表示任何看法，从而作出姿态向人们表明，他在中纺的问题上，一切还是以市长的意向为主，如何解决中纺的问题，自然也还是视市长的意见而定。
如果杨诚确实是这么想的，也确实是在这么做，那么现在会场上的这种局面，主要的责任也就只能是在你自己身上了。
杨诚已经明明白白地向常委们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作为一个市委书记，他不首先表明自己的任何态度，这其实已经是一个明显的态度了。而你的沉默，给人的感觉，则似乎恰恰相反，就好像你是在闹情绪，闹意见，闹矛盾，本来应该是你分管的事情，事实上也是任何人都不想介入的事情，而你却一言不发，这究竟是想表示什么？无非是想让人们知道，因为我在这件事情上同书记有分歧，所以我只能保持沉默。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会场上的这种气氛，看来就只能由你自己来扭转了。你必须首先亮明你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必须声明一点，那就是明明白白地告给所有的常委们，中纺的问题已经不能再拖了。确实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境地，再不下决心彻底解决就会铸成无可挽回的大错。这已经不仅仅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整个市委市政府所有领导都必须关注的问题。如果真要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和极坏的后果，所有在座的人都有无法脱卸的责任。
形式确实严峻，问题确实重大，态度必须坚决，行动必须果断。这就是你应该表明的观点，如不这样，这个会就很难再开下去了，结果则只能是使中纺的问题再这么毫无意义地拖下去。
就算杨诚在这个问题上有他不可告人的想法，那也只能这样去做。你现在只能把他当做一个确实非常好的大好人，其实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解决眼前的燃眉之急。
也就是在这个当儿，杨诚被一个电话叫了出去。
李高成不禁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凭直觉他感到这个电话一定不会是个一般的电话。能从电话上把一个市委书记从市委常委会上叫出去的人，绝不会是个一般人物。
除非是发生了什么大的意外，像家里突然出了什么事情，老婆孩子遇到什么不测……但这些事情的可能性都极小极小。
最大的可能就是被什么领导给叫出去了。
当然很可能是别的什么事情。
但如果不是什么别的事情呢？
而且那会是谁？
他默默地猜测着。
他发现在场的常委们都似乎在默默地猜测着。
足有10分钟的时间，杨诚才回到了会议室。
杨诚的脸上仍然看不出任何表情，也没有朝任何人看一眼，等一直走到他的桌位跟前时，才扭过头来悄悄地对李高成说了一句：
“电话，在会议室旁边的办公室里。”
“……谁的？”李高成怔了一怔。
“出去就知道了。”杨诚并不看他。
会议室的门外，杨诚的秘书小李在等着他，把他引到打来电话的那间办公室里，然后掩住门轻轻地走了。
“喂，谁呀？”李高成有些小心翼翼地问道：
“老李么，我是严阵。”
“哦！严书记呀，我是李高成。”
省委常务副书记严阵的电话！
怪不得能这么放纵无忌，在一个市委常委会上，敢一个电话把市委书记和市长都叫了出来。
“正在开会是吧。”严阵分明是明知故问。
“是常委会，严书记。”李高成一边回答，一边猜测着严阵电话的来意，“有急事呀？”
“这两天压力很大，是吧？”严阵的语气里透着一种实实在在的关心和眷注。
“……压力？”李高成对严阵的话好像一时还反应不过来，“严书记，你指的是……”
“别再给我装不在乎了，你们今天的常委会是什么内容，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呀，啥时候也这样，天大的事总也是一个人闷在肚子里。”严阵分明是以长者的口气在同他说话，其实他比李高成还小一岁。
不过平日里李高成对严书记的这种口吻早已习惯了，官大一级压死人，何况李高成几乎可以说是严阵一手提拔起来的。李高成在中阳纺织厂当厂长时，严阵则是当时的市长。当时如果没有市长严阵的支持和举荐，李高成的副市长是根本没有可能的。李高成当了副市长不久，严阵便被任命为省委组织部部长并成为省委常委。于是有人就说，李高成命大福大，有了严阵作后台，真是福星高照、如登春台，仕途顺畅、一路绿灯。而且凡是跟着李高成的人也一样大沾其光，正是靠着大树好乘凉，凡是李高成看好的人，或者凡是李高成认为可以提拔可以重用的人，基本上可以说是丁一卯二、十拿九稳。所以在李高成当副市长，在严阵当省委组织部长期间，由于李高成的举荐，实实在在地任用了一大批干部，至于李高成手下的人就更不用说了，比如像现在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绝大部分主要领导，都是在这期间选拔起用的。再后来，便是李高成的被举荐为市长，一般的人认为，这也一样主要是由于省委组织部长严阵的作用，假如没有严阵的支持和信赖，一个由基层顶上来的企业干部，是不可能当上副市长，尤其是根本不可能当上一个省会市的市长的。
所以所有对李高成有所了解的人都是这么一致地认为，李高成如果没有严阵在背后撑腰，第一不可能当上副市长，第二不可能当上市长，第三不可能任用和选拔了那么多干部。
再后来李高成在市委书记一职的竞争中之所以失利败北，人们说了，主要还是由于严阵的缘故。因为当时省委研究市委班子人选的时候，严阵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再加上由于干部年轻化的力度加强，还有市里的经济形势并不稳定等种种原因，于是李高成便依然一以贯之，原封不动地还是当着他的市长。所以连李高成的妻子也动不动就这么发牢骚：朝里有人，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朝里没人，说不行就不行行也不行。没有严阵，你一个小小的李高成还想当市委书记！
作为李高成自己，从来也没有在这件事上有过什么怨天尤人的想法，但是他对严阵却从来都是非常敬重的。因为李高成觉得严阵这个人绝不像别人议论的那样，好像在提拔用人的问题上有什么三六九等的事情。他觉得严阵这个人正派、实在、认真、细致、谨言慎行、严气正性，而且看人很准。比如在他自己的问题上，他就打心底里对严阵格外感激和钦佩。在李高成当上副市长以前，他同当时的市长并无直接的关系，甚至可以说他们之间很少打过什么交道。他当时同严阵的交往，主要是由于工作上的交往。他之所以被严阵看好并最终被提拔，李高成觉得主要还是由于工作上的原因。那时的中阳纺织厂名气有多大，腰杆有多硬，势力有多雄厚，名声有多显赫！而那时的李高成又是多么的超然物外、宠辱不惊。临危受命，所有的这一切又都靠的是自己的努力和能力，因此他也就没想过此生此世还要去当什么政府领导而得放弃自己的本行，同时也就根本没想过得去找什么关系、找什么背景、找什么靠山，更没想过必须得从这方面付出自己更多的精力和物力。在他成为副市长以前，他从没有私下去过严阵家里一次，甚至连严阵的办公室里也很少去，严阵连他的一根烟也没有抽过，这也正是他直到今天仍然打心底里感激和敬重严阵的主要原因。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反而越是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看得非常神秘，看得非常铁。再到后来，严阵从中央党校学习回来，很快就被任命为分管组织的省委副书记，成为人人看好的位尊权重的省委领导。特别是近一段时期，严阵的前景越来越明朗，位置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牢固。前不久又被任命为省委常务副书记，不仅分管组织，而且还分管了工业、经济和公检法。加上省长的年龄已经超过六十岁，省委书记已经干了将近六年，不时有传闻说很快要调至中央或者是某个重要地方。所以人们也就越来越看重这个常务副书记的分量，何况在一个省份，如果不是特殊原因，很少有什么人会被任命为常务副书记的，于是严阵的影响也就越来越大。而这一切也就自然而然地把李高成也卷了进去，不论是在市委还是在市政府，李高成的影响力无形中也就增大了许多，大概也正是今天常委会开得如此沉闷的主要原因。一个是年轻的市委书记，一个是也不算老，后台很硬，很可能还会卷土重来的市长，当然谁都会在这两个人之间的关系上和一些敏感的问题上谨慎行事，三思而定。
面对着这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李高成感到有些纳闷的是，严阵是如何知道市委今天开常委会的？而且还知道会议的内容，以及会议的气氛！
突然间，李高成好像意识到了什么，莫非严书记在这个问题上要给他说点什么？
“严书记，本来应该先给你通通气的，后来一想，还是觉得先大致研究出个什么方案来再给你汇报为好。”李高成一边说着，一边琢磨着严阵的心思，“你这么忙，还老这么让你操心。我们工作也没做好，差点给你捅出个大漏子来。”
“你看你，又说远了不是？”严阵话里有话，恩威并举，“这都什么时候了，还你们我们的，你以为这是小事？告诉你，中纺的几个职工代表，已经找到万书记和魏省长那儿去了，听说人家还要继续往上捅，你知道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呃……”李高成一下子愣在了那里。万书记也就是现在的省委书记万永年，魏省长则就是现在的省长魏振亮。这就是说，中纺的那几个职工代表，不仅找了市里的主要领导，而且也一样找了省里的主要领导，甚至于还要往上找！这确实是李高成根本没有料到的。没想到那些人会闹得这么大，闹得这么不肯罢休。这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对自己的不信任，意味着这件事对自己的压力越来越大，意味着问题如果不尽快解决，很可能会越闹越大。对着话筒，李高成竭力平静地说，“严书记，是不是他们也找到你那儿去了？”
“你想想能不来找么？我是分管工业分管经济的副书记，他们怎么会不来？这么大的事情，那是你一个人能捂住的？你要是早点给我说，我也能有个心理准备么。你以为这样的事靠你一个人就能解决了？”严阵很温和的声调里，明显的显示出一种埋怨和不满来，“好了好了，我并没有批评你的意思，这些以后再说吧。我这会儿只想给你说一个意思，中纺的问题，完全是属于你职权范围的事情，而且你对中纺的情况也比较了解，所以我觉得解决中纺的问题还是要以你为主较好。对如何解决中纺问题的方案办法，也应最终由你来定夺为妥。这样做，主要是避免在中纺的问题上节外生枝、走弯路。尤其是在这件事上，不要让一些不满现状和对改革有意见的人钻了空子。我们不反对上访告状、检举揭发，但对告状上访的事情应该一分为二，多加分析。如今的一些人动不动就是一大堆揭发材料，好像单位的事情他什么也知道的一清二楚，想想这有可能么？另外，不是有一些人现在正在借国有企业不太景气的机会，想搞什么自由化大民主么？要注意这些问题，警惕这些问题，更不要让一些人利用了这些问题。我建议常委会从这个角度上多考虑考虑，研究研究，至于具体究竟该怎么办，还是由你来拿意见，不要再在那些枝枝蔓蔓的问题上走形式走过程。这个意思我刚才也给杨诚讲了，他基本上也同意我的观点。如果你们有什么分歧有什么不同看法统一不了，可以直接来找我。常委会开完了，具体情况再给我汇报一次。好了，就这些吧，你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吗？”
“严书记，刚才你给杨诚也是这么讲的？”李高成好像有些没听明白似地问道。
“我知道你有顾虑，但该说的还是要说的么，顾全大局并不是就不要立场和原则，该旗帜鲜明的时候就得旗帜鲜明，这一点你就不如人家杨诚。”严阵直言不讳，听语气他对李高成和杨诚的观点看法好像知道得一清二楚，“我给他说得很明白，这都是我个人的看法和意见，我还没有同你商量，要不我怎么会先叫他然后再叫你。”
……
电话挂了好一阵子了，李高成仍然呆呆地站在那里。让他没想到的是，一样的话，严阵同时说给了两个人！他实在难以想象杨诚在听到这些话时，会有一种怎样的想法。让李高成深感不安的是，杨诚在听了严阵的这些话后，会不会以为严阵说的这些情况，以及严阵的这些想法和观点都是从我这儿得来的？
如果杨诚要真是这么想的，或者就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杨诚必然会认为是你拿严阵来压他，让严阵开口说你不想说和无法说的话，说不定杨诚还会认为你在中纺的问题上有什么见不得人的想法和事情。要不你怎么会让省委常务副书记严阵打来电话，而且还那么急，居然把电话打到了常委会上！
难怪杨诚接完电话进来时，连看也没看你一眼。
想想让谁也没法解释，如果要是没人给严阵打招呼，严阵又怎么会这样着急地把他俩从常委会上叫出来？
严阵为什么会这么着急？一个市里的企业闹事，事实上也并没有闹起来，一个省委常务副书记，八杆子都还挨不上呢，却为什么会这么着急？
是因为省委省政府对此事的重视？或者是因为省长和省委书记都过问了这件事？抑或是因为如果这件事真要是闹大了以至闹到上面去，极可能会影响到他的下一步？
当然还可能有别的什么原因，比如有什么人给他打了招呼，比如与此事有关的一些人找了他，比如还有更高的领导给他去了电话……
当然，说不定还可能有牵连他自己的一些事情……
……冰山一角！不知为什么，李高成脑子里突然又跳出了杨诚说过的这句话。
陡然间，他不禁产生了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感觉。
几天来一种萦绕在心头的朦朦胧胧、恍恍惚惚的东西，此时渐渐地清晰起来：假如中纺的问题只有上访材料上所反映的五分之一、十分之一，那对中纺的干部来说，也一样是个上了极限的数字！
这个数字不只是检查、撤职、处分的问题，而是要判刑、坐牢、甚至是杀头的问题！
杨诚的话有些令人可怕，中纺公司总经理郭中姚的话似乎更令人恐怖：
“……哪儿都一样，真查就真有问题，不查就没有问题，小查是小问题，大查就是大问题！”
查与不查，是死是活，有问题没问题，有责任没责任，是检查还是坐牢，是处分还是杀头，看来焦点就集中在这里！而关键的关键就在领导身上！
就目前来看，这关键的关键很可能就在你身上！
或是流芳百世，或是遗臭万年；或是货真价实，或是败絮其中；或是苟且偷生，或是一世英名；或是万人所指，或是八面威风！
非此即彼，别无选择。在这个问题上绝没有任何中间道路可走。
怪不得人们一提起这事来，全都是一副战战兢兢、诚惶诚恐的样子，也怪不得一个堂堂正正的常委会竟然能开成这个样子。
……
李高成一边想，一边默默地走回会议室。
当他在位置上坐稳，终于抬起头来时，才发现会场上竟是这样的沉寂，紧接着才发现原来所有的人都在默默地注视着他！
他一下子警醒了起来。
他明白，此时此刻他必须表态，必须把自己所有的观点和看法全都明白无误、清清楚楚地给大家讲出来。
第一，中纺的问题确实非常严重。
第二，中纺的问题已经不能再拖了。
第三，中纺的问题必须尽快落实和调查。
第四，中纺的问题如何解决应该尽快给中纺的工人们一个明确的答复。
……
十六
常委会一直开到中午一点四十分左右才结束。
中间没有休息，没有吃饭，也没有人提出休息和吃饭的事情。[请看小说网 www.qiyebooks.com]
李高成在会上的表态性发言仅仅只有十分钟，却极大地影响了会场上的气氛。
李高成一说完，杨诚马上表态完全同意李高成的看法和观点。
两个人的意见一统一，会场上立刻就热烈了起来。人们竞相发言，有激烈的，也有稳妥的；有偏激的，也有保守的。但大的方面基本上都一致，那就是必须下大决心，尽快彻底解决中纺的问题。尽管大部分人的发言也都还是老一套，什么国有企业的问题是个普遍性的问题，我们应该以中纺为例，真正找到解决国有企业问题的规律性；什么工人有工人的想法，领导也有领导的难处，对两方都应该正确对待、正确理解；什么解决问题应该本着发展企业、扭转困境的目的，不要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一下去就让领导干部全都靠边站，就认定他们有这有那的问题，既要调动工人们的积极性，也要保证企业领导的合法权益……等等等等。然而不管怎样，大家都表现得非常积极，表现得非常关心，表现得非常有责任感。
会场上一冷一热，气氛的反差如此之大，让李高成深感意外。不过渐渐的他也就有些明白了，这一切的变化也许还是因为那个电话的作用。他接了电话一回来就表态，市委书记也一样急急跟着表态，极可能就是那个电话的效力，因为所有在场的人都明白，这个电话肯定不会是一般人打来的。
于是人们也就笃定地认为，一定是某个领导来了指示，所以才让两个领导有了这样的变化。
主要领导人有了变化，主要领导人的意见一致了，大家自然也就没什么可顾虑了。领导的意图明确了，大家也就想怎么说，就可以怎么说，于是会场的气氛自然而然地就热烈了起来。
看着眼前所发生的这一切，李高成的心态却始终是悲哀的，一点儿也兴奋不起来。这些人都怎么了？那种责任感和忧患意识都到哪儿去了？一个数万人的企业连工资也发不了，他们心里好像并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地方。然而某个领导的一句话，或者某个领导的一个什么意思，却能让他们整日放在心上，一刻也不敢放松，一刻也不敢怠懈。数万人的生死存亡好像与他们并没有什么根本的联系，然而一个领导的态度却可以决定他们的所有行动和思想。他们究竟是为什么而活着？是为了领导？还是为了这个国家、这个政党、这个国家的老百姓？他们好像已经没有了这方面的意识，于是对现实中所发生的一切全都迟钝了、麻木了。
如果连这个也颠倒了，连这个也分不清，连这个也可以麻木不仁、依违两可，那么你们这些领导干部的存在究竟还有什么意义？你们的所作所为又还有什么意义？
李高成突然感到，一个国家，一个政府，要真正做到民主、公正、道义、平等、公开、透明、正直、正义……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知为什么，他又想到了中纺老厂长原明亮的那句话：
“我干了一辈子了，什么事情也看清楚了。像咱们这样的国家，尤其是像咱们现在这样的体制，关键的关键就在领导身上，最最重要的问题其实就是干部问题。一个单位必须领导干部本身过得硬，如果领导干部本身出了问题，这个单位也就彻底完了，没有别的，就因为在这个单位里并没有人能管了他们。只要上边的人不管，下边的人拿他们一点儿办法也没有……”
那么，我们呢？
作为一级政府的主要领导出了问题，上边若要有人撑腰，那么这些下级们又能拿你怎么办？而一旦这个政府的主要领导出现问题，那么这个政府岂不就非常非常危险了？
多少年了，我们同社会的关系好像一直就是这样：领导干部管理社会全靠个人的素质和魅力，及其本身的自我制约能力。所以就常常会出现这样的一种现象，一个好的领导干部，可以让他所管辖的区域艳阳高照、莺啼燕语；而一个坏的领导干部，则可以让他下属的地方天愁地惨、疮痍满目……
数以万计的工人们在啼饥号寒，而我们却在斤斤计较着个人的荣辱得失、仕途升迁。久而久之，我们还有什么领导能力，又还能去领导谁？
他实在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想了这么多，也许是因为前天晚上工人们给他的印象太深刻、太强烈、太难忘了，所以才会引起他这样的思考和忧虑。
他也实在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常常会出现这样自相矛盾的举止和想法，而且反差竟会是这样的大？每当他见到听到工人们的眼泪和工人们的倾诉时，他就会不由自主、毫不犹豫地站到工人们一边，发誓要为工人们的利益而去斗争和奔波；然而转过来当他听到看到公司领导的汇报和难处时，却又让他感到是这样的值得同情和感同身受，总是觉得他们太难太难了，应该给他们以宽容和理解。面对着这样的感觉，究竟是自己的立场有了问题了，还是自己的感情不对了？
看来他真的得好好地反思一下自己了。
尤其是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眼前的这些常委们身上，那就更是大谬不然、大错特错了。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你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还含含糊糊、犹犹豫豫的，又能指望谁来替你代过，正义执言！
既然所有的人都认为是你自己的事，那就让你自己来吧。
看来也只能是你，你别无选择。
一切都是由他提议，先是确定了解决中纺问题的总的意向和方针：在争取努力恢复生产和不影响生产的同时，马上派一个工作组进驻中纺，着手对中纺的问题进行全面审计和清查；其次是确定了中纺问题的性质和对其进行全面审计清查的基本立场：清查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整人，更不是搞运动；再其次是确定了审计清查的方式和原则：在审核中要对事不对人，在问题最终没有结论时，对所清查的情况要严加保密，以免引发和增加工人中的不稳定因素；还有，确定了派驻中纺工作组的人员组成和结构以及职权范围：工作组人员的组成应以审计局和财政局为主，工作组的主要目的应以审核清查经济问题为主，人数暂定为三十人；另外还确定了工作组的责任和纪律：严禁吃请，铁面无私，既要一尘不染，又应刚肠嫉恶，既要谨言慎行，又应宠辱不惊。工作人员驻厂期间，一律不准在公司吃饭或在公司约定的地点吃饭。对所清查的问题严禁外泄给别人，尤其是在清查期间严禁同当事人私下约会，如有这方面的问题，一经发现，立即严肃处理……
等等等等。
引发了一些争议的地方是派驻的工作组究竟应该以什么单位为主较好，有人认为应以纪检部门为主较好，有人认为应一步到位直接让政法部门插手较好，还有人认为应由市委领导挂帅，组成一个综合性的大型工作组进行全面调查较好。等等。
然而这一切最终都被市委书记杨诚给否决了。
杨诚认为委派工作组进驻中纺，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大造声势，更不是想引起地震，而是为了尽快摸清底细，解决问题。工人们闹事，有意见，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生产问题和经济问题。生产上的问题，说到底，还是经济问题。至于别的问题，归纳起来，也都还是经济问题。其实任何一个单位的腐败，都少不了经济上的腐败。这几年，我们市里有亏损的单位较多，发不了工资的企业也不少，但真正像中纺这样闹事的并不多。为什么，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出在经济问题上。中纺的工人最恨的并不是发不了工资，而是发生在中纺的经济问题。所以要真正彻底解决中纺的问题，首要的事情就是查清经济问题。只有经济问题查清了，职工们心中的疑团和怨气才会消除。因此就这一点来说，此时最好最实在的行动就是派进一个以审计查帐为主的工作组，尽快把中纺这几年的经济帐目清查一遍。而如果以查帐为主，当然是委派审计局、财政局的人员为工作组的主体较好。既利于调查，也便于领导，同时也不会影响到中纺的工作大局，尤其是不会让中纺的职工干部有太大的心理震动。查不出问题当然好，如果查出问题，那再考虑纪检部门、政法部门进行下一步行动不迟。
有理有据，大伙心服口服，李高成也完全同意，于是就这么决定了。
有关中纺问题的常委会也就这么结束了。
大伙看上去都像卸了包袱似的显得分外轻松，又说又笑。常委会结束了，决定也产生了，记录也完成了，很快就会有一个相应的文件打印出来抄送各个单位、部门、机关、厂矿、企业……
至于具体执行得如何，那就看以后吧。也许很快还有下一个常委会，也许还会有一番新的运作和较量……
李高成的心情却一点儿也平静不下来。
李高成分明地感到，他们卸下的包袱似乎全都压在了他的肩上。这一切的一切，其实仅仅只是个开始。对中纺的问题究竟怎么处理，基调究竟怎么把握，这滩水究竟有多深，所有的一切都还只是个未知数。
走出会议室的门口时，他发现杨诚在默默地等着他。
杨诚的脸上依然看不出任何表情，但语气却显得相当轻松地说道：
“到我那儿吃点饭去怎么样？反正你老婆也不在家，还有，你也不想看看你分给我住的那套房子现在成了什么样了？”
李高成根本没料到杨诚会邀请他到家里去吃饭，但他想也没想立刻就答应了。
他明白，作为一个市长，对一个市委书记这样的邀请无论如何是不能拒绝的。
十七
杨诚的家是一个带有小院的二层小楼。地处市区边缘，显得非常寂静。
按杨诚的级别，本来应该住在省级领导的住宅区。那个地方的环境条件要比这儿好得多，而且就在市内繁华地带，离市委市政府也非常近，自己上班、家属上班、孩子上学都方便。但最终还是被杨诚拒绝了，他把本来给他的一套房子让给了一个即将离休退职的省人大副主任。
此举一时被传为佳话。当然也有另一种议论：哗众取宠、笼络人心；新官上任三把火；吃小亏占大便宜……
虽然是隆冬季节，但杨诚的院子里却好像一点儿也没显出冬天的迹象来。几道翠绿的万年青像墙一样把院子分成方方整整的几块，十多棵松树在寒风中不亢不卑地摇摆着，尤其让李高成感到新鲜的是，两株生机勃勃的腊梅，枝头上开满了黄艳艳的花朵，幽香扑鼻，给整个院子里带来了一片生气！打远看去，院子里疏密相间、错落有致，一切都显得井井有条、相得益彰。这一切都在明明白白地告诉你，院子的主人是个很知道生活也很会生活的人，而且也肯定是个心情非常平静和充实超脱的人。
李高成有些惊讶地瞅着院子里的东西，心情顿时也好像愉快了许多。
他根本没想到这个院子的变化竟会如此之大。杨诚刚搬过来时，院子里干干静静，还是一块不毛之地。然而这才多长时间，就长了这么一院子茂树修竹、长林丰草，真个是姹紫嫣红、暗香疏影，简直成了小花园了。
“你见了这院子里的东西，是不是立刻就会感到房东不是个腐败分子也肯定是个游手好闲的家伙？”杨诚有点自嘲地笑着说道。
“那可未必，你没听那些摇笔杆子的秀才们说，热爱花草的人，一定是热爱生活的人；而连生活也不热爱的人，还会热爱我们的国家，还会热爱我们的人民？这些笔杆子可真是没白养。”李高成一时间也显得分外幽默。
“有人搞腐败，必然就会有一伙为腐败辩护的人。历朝历代的王公大臣们，手下都养着这么一帮文人政客，就是要让他们溜须拍马、阿谀逢迎。把坏的说成好的，把香的说成臭的，把死的说成活的，把黑的说成白的。其实这样的人，现在咱们眼前就多得很哪。让你防不胜防、难辨真假。”杨诚脸上仍然带着笑意，但嘴里的话却已经变了味了。
李高成也依然笑着，但心里却在默默地揣摩着杨诚的这些话。杨诚好像总是这样，时不时地就会给你一个意外的、很耐人寻味的言行举止，而这也正是这个杨诚让人捉摸不透的地方。
“其实让我说，我这院子比你家那院子可就差得远了。”杨诚这时显得非常认真地说道，“别看院子里花里胡哨的一大片，正经名贵的花卉草木并没有多少。你家的院子里我可是正经研究过的，按眼下的价格，没有三万五万的恐怕是下不来。”
“真的？”李高成完全是一副根本不相信的样子，“这样吧，别说三万五万了，一万块钱你就全部弄走吧，我作主了。”
“真的？”杨诚也完全是一副根本不相信的样子，“我家的院子可是我一个人摆弄的，你家的院子，据我所知，你可是从来不沾一下手的。我刚才看你赏花的样子，就知道你对这些其实是个外行。这里头的行情，这里头的学问，还有这里头的交易，只怕你知道得很少，或许很可能什么也不知道。”
李高成哈哈大笑，没承认也没否认：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怕老婆？”
“不，这么说可是大错特错了，其实你是太爱你的老婆了。”
两个人都止不住地笑起来。
杨诚的家里布置得精致而不豪华，洁净而又轻松。
让李高成感到意外的是，杨诚的会客室里居然没有一幅名人字画。李高成曾到许多许多的领导家里去过，给他印象最为深刻的是，越是级别高的领导，家里的名人字画就越多，档次也就越高。这似乎已经成了显示地位和身分的一种标志，既能给人一种显赫、尊贵、荣耀、高雅的气氛和印象，同时又不会给人奢靡、腐化、炫耀、卖弄的感觉和联想。既象征着华贵和地位，又让人感受到清廉和博雅。此等好事，何乐不为？于是领导们的家里，名人字画也就越摆越多，档次自然也就越攀越高。何况字画这种东西，如今也早已成了一种财富的象征。一般的老百姓买不起，买得起的富人们一般也不这么一屋子地往出挂。所以也就再一次向人们证实，不论是财富还是身分，不论是尊贵还是地位，终究还是领导们更胜一筹。
所以李高成家里就不挂，或者很少挂。并不是没有，并不是没人送，其实只要吭一声，省里市里甚至省外的那些名家们的字画想要什么样的就能来什么样的。李高成并不是真的不想要，实在是这些东西的成本太高太高。一幅名家字画，一般来说是不会白给你的。你若收下一幅，对方很可能会给你提出一大串要求来。比如让你拨几万元举办一次画展，或者出一套画册，或者给他一次出国机会，甚至会让你给他弄一套好房子等等等等。当然也有以集体的名义给你送字画的，但这也绝不会给你白送，很可能要的钱会更多，诸如拨一笔款修建宿舍，修建办公大楼，增加一笔经费，举办一次计划外的活动等等等等。当然也有什么也不要的，只求挂在你的家里，反正你市长家“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挂着我的画等于是抬高我的位置、提高我的知名度，何况挂在你家，你也就时时记着我的名字，碰到什么事时再求你，还怕你不给我办？
所以李高成就不要，怕的是要下麻烦。
今天见到杨诚的家里也没挂什么字画时，心里就觉得又近了一些似的，至少在某些方面两个人的见识和感受大概是一致的。人们所谓的知己，也许正是从这些并不惹人注目的地方一点一点印证的。
杨诚给他端出来的茶叶还可以，新鲜而又纯正的龙井，但泡茶的水平却次得要命。茶叶往杯子里一放，也不看多少，然后端过暖瓶来，哗哧一下倒满，就万事大吉了。杨诚可能也渴了，茶叶还浮着，就把嘴拱在茶叶下面哧溜哧溜地一直喝。看来水也不太热，等到一杯水都快喝完了，茶叶好像还没有泡软。紧接着又倒了第二杯，又一口接一口地不住地喝。一直等到保姆把饭都端上来了，他才恋恋不舍地放下杯子，招呼着同李高成吃了起来。
有几样菜还可以，蒜蓉菠菜、醋溜白菜、清炖牛肉、梅菜扣肉、一大盆胡萝卜炖羊肉，还有两盘清淡可口的凉菜，足以让人食欲大开。
奢侈的大概要算那瓶酒了：两瓶半斤重的茅台。
“趁老婆不在，咱俩今天好好喝一杯。”杨诚一副馋酒的样子。
“呵，‘气管炎’这么厉害？”李高成快乐地问着。
“彼此彼此吧，你以为我不知道？要是吴爱珍在家里，你能喝上一杯酒？”杨诚一边费力地开着瓶盖，一边以牙还牙地反击着，只是闹了好半天也没能把酒瓶子打开，不禁有点疑惑起来，“该不是假的吧？”
“哦，哪个胆大包天的家伙，敢给书记送假酒？”李高成仍然开着玩笑。
“不会吧？这是1980年存下的酒，那会儿就有假酒了？”
“让我来试试，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李高成拿过酒瓶子，显出很内行的样子开了起来。
结果也一样好半天没能把酒瓶子打开。
两个人你看我我看你，止不住哈哈大笑。
最后还是小保姆跑过来，用刀子捅了一阵子，才算把酒瓶子打开。
真酒。果然玉液琼浆、纯香扑鼻，还没喝，就把人馋醉了。
两杯酒下肚，两个人似乎都沉浸在绵绵的酒香里，谁也没说一句话。
良久，杨诚才有所感触地说：
“都说如今这当领导的没有一个不搞腐败，想想也没说错。一般的老百姓，有几个能达到这样的生活水平？”
“倒也是，不过咱们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猫哭耗子假慈悲？”李高成是属于那种酒精过敏的体质，酒刚落肚，就已满脸通红了。虽然是一句笑话，但看上去却显得格外动情和分外悲伤。
“不过这要看比谁了，比一般的工薪阶层，水平当然要高出许多。但要是比起那些大款大腕来，我们至多也就是个下中农。像咱们这样的领导，人们在背过弯不知把咱们说成什么了。存款百万，送礼的不断，垃圾里拣项链，家里失窃也不敢报案；挨个枪毙有冤枉的，隔一个毙一个有漏网的；一等公民是公仆，人民为他谋幸福；桑拿浴里三春暖，麻将桌上五更寒……都是些什么人编的？甚至还有作家把这些都写进小说里去了。今天咱俩就实话实说，如今党政部门的领导干部，真会有他们说的这么严重？”几杯酒落肚，杨诚的话分明多了起来。
“一只老鼠坏一锅菜，共产党的领导难当呀。说白了，在中国这块地方，什么部门出了坏人也不怕，什么部门出了坏人也可以理解，唯一不能出坏人的地方就是党政部门。别的地方一百个人里头出现一个坏人，谁也能够理解，谁也觉得没什么。唯有这个
党政部门，一千个人里头一旦出现一个坏人，立刻就能炒得沸沸扬扬，好像共产党的干部一下子就成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其实要让我说，这事坏就坏在我们的一些干部身上，我不是说那些做了坏事的干部，而是那些没干坏事，却跟着一些人把我们的干部队伍说的一塌糊涂的干部。这些干部可能是因为这样和那样的不满，或者是什么目的没达到，于是就调盐加醋，夸大其词，有的说上，没的捏上，让老百姓一起跟着瞎起哄。于是就这么炒来炒去，把我们的干部队伍炒成一锅黑了。”说到这里，李高成的脸色越发地红了起来。
“老李呀，以我的看法，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这么说，并不是对我们的党风信心不足，更不是有意想把我们的干部队伍说得太黑了。”杨诚的脸上也分明的红润了起来，“第一，我绝不相信我们的干部队伍有那么坏；第二，我也绝不相信我们的干部队伍一千个里头才会出现一个坏干部。如果我们变坏的时候，一定不要认为所有的干部都像我们这么坏；而当我们确实非常廉洁奉公时，也绝不要以为我们的干部都会像我们这样好。就像这吃喝问题，我们三令五申，讲了又讲，制度不知订了有多少，严禁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如发现有干部随意吃喝，一定严肃查处。而且还制定了‘四菜一汤’制度，但结果如何？我们这些主要领导干部确实是这样做了，但下边的干部这样做了没有？尤其是你身边的那些干部这样做了没有？还有，我们上边的那些干部这样做了没有？我在地委时有一次到下边检查工作，临行前跟我的秘书一再嘱咐，严禁喝酒，严禁设宴。‘四菜一汤’必须严格执行。一开始还以为确有成效，吃饭时几个主要领导陪着，连啤酒也没上过。但越到后来便越发现有问题了，原来一切都是表面文章！原来就都只哄着我一个人！后来连我自己也小看自己，你说他妈的我这算是个什么地委书记！”说到这里，杨诚端起杯子里的酒来一饮而尽，也许喝得有点猛了，好半天也没说出话来。
“县里的事情，我可能不太清楚了。反正我在纺织系统那会儿，上边的领导来了，可都是老老实实的，谁敢当着上级领导的面来虚的。像你一个堂堂的地委书记，到下边检查工作，还有什么人敢当面弄虚作假、顶风作案？”李高成觉得自己好像不由自主地被杨诚话里那种气势渐渐卷了进去。
“你知道他们胆子能大到什么程度？”杨诚一提起这件事来，好像依然是满腔的愤怒。“就在那个县里的招待所，在我们那个吃饭的房间里，有县委书记县长陪着，四个人吃的确实是四菜一汤。然而我的那十几个随从人员，包括县里的那些干部，就在我的眼皮子底下，也就是在我的隔壁，连说话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几乎只是一墙之隔，就是在这样近的地方，他们吃的便是山珍海味、大鱼大肉，啤酒白酒摆得满桌子都是！你说他们怎么就敢！后来我的秘书才告诉我，他们说了，哪儿的领导都一样。文件下来一阵风，都只是做做样子，该怎么干还照样怎么干。当领导的其实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见也当没看见，所以下边的人也就什么也不怕。你说这叫什么话！无非就是说，你们当领导的爱装孙子那就装去吧！就看着爷们好好吃吧！于是就这么像打发傻子一样，把你们几个当主要领导的放在一起，给你们个四菜一汤，简直就像耍猴一样！一个领导要是当到这份上，想想这有多可悲！所有的领导干部们要是都成了这样，那岂不是彻底完了！”
“噢，我想起来了。”李高成瞅着杨诚义愤填膺的样子，突然回忆起了什么：“那一年因为吃喝问题一下子撤了两个县委书记的职，那件事原来就是你干的？”
“其实像这类的事情有很多，我刚当了地委书记时，采取了许多措施，严禁逢年过节给干部送礼和那种变相的送礼。我当时给地委的秘书和警卫都一再地讲，谁要是提着礼品到我家，就不要让他进来。结果怎么样？确实没人敢给我送了，不是为了工作只是为了拉关系的人也确实来的少了。但过了好些时候我才知道，下边的有些人为了能见到我，把礼都送到我的秘书和警卫那儿去了！你说你身边的人都敢这么干，远离你的人要是变坏了，那又会怎么样？看得到他们吗？又管得住他们吗？”
李高成慢慢地品着杨诚这些话里的味道，他也渐渐意识到杨诚把他叫到家里来，肯定是有什么话要同他说。他不再多说什么，只是默默地听着、吃着、喝着。
“老李呀，有时候我就一个人想呀想呀，咱们这一代领导身上的担子实在是太沉太沉了。真正风光的事情，一件也没轮着咱们；等到问题都来了的时候，又一件一件地全顶在了咱们头上，咱们能承受得了吗？”杨诚的话好像是在发牢骚，又好像是在指责什么，“像咱们的那些前辈们，都是枪林弹雨里过来的，他们那会儿领导的老百姓，又都是旧社会过来的老百姓。而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呀，连咱们的孩子也动不动就冷嘲热讽：都要21世纪了，你们还搬什么老黄历！有时候我越想越觉得有些可怕，像我们这些领导究竟靠什么来执掌这江山？究竟靠什么？比如说，一百个干部里头，有五个出了问题，我们该怎么办？有十个出了问题又该怎么办？有二十个、三十个呢？我们顶得住吗？我们又防得住吗？对那些有问题的干部，我们敢不敢管？管得了管不了？我们敢不敢查？我们又能不能查得出来？等查出来我们又敢不敢处理？能不能处理得了？我们有这个能力吗？有这个魄力吗？还有，我们真正拥有这个权力吗？最最关键的是，当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与个人的利益同时摆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到底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尤其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当你选择党和国家的利益时，将有可能要损害到你个人的利益，甚至会损害到你的位置和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你又会怎么办？”
虽然李高成不知道杨诚的这些话都在暗示着什么，然而却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像杨诚说的这些，自己又何尝没有经历过！自从进了这个市政府的大门，违心的事情曾遇到过多少！杨诚说的这些，其实我们每个人几乎时时都在遇到，但又有几个人真正这样去想过？当绝对的服从和党的根本利益发生冲突时，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究竟该怎样去做？你自己呢？又会怎样去做？
杨诚这时把两人的酒杯拿到一起，全都斟满了，然后用双手把李高成的递过来，满面通红，却又是一脸真诚地对李高成说：
“老李，这杯酒是我敬你的。我来了这一年多，亏了有你的支持，咱们才会合作得这么好，咱们的班子才会这么团结。要让我说，这真是不容易。说实话，来的时候，我还真怕你给我闹别扭。因为人们都说了，这个市委书记本来应该是你的。今天我这么说话，也许不符合组织原则，但这都是我的心里话。虚虚套套的话我就不说了，能跟你这样的人搭班子，真是我的运气！”
“……杨诚，你看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见杨诚这样，李高成反倒不知该说什么了，“光我一个人好，咱们的班子能合作得这么好么？你这么说话，岂不是太见外了？”
“这都是我的心里话，你也知道，我这个人从来不会随随便便地去夸一个人。我清楚，你是一个干实事的人，从来不会在人背后鼓捣什么。你对人不设防、不猜忌，又是个直性子，有啥说啥，从来对事不对人。这是大伙对你一致的评价，也正是我对你敬重的地方。今天没有别的，就为了这个，为了咱们以后的合作，咱们就都干了它！”杨诚说完，也不管李高成喝不喝，自己一仰脖子咕咚一声已喝得干干净净。
李高成见状，二话没说，端起杯子也一口喝干。
酒喝到此时，两人已是无话不谈了。李高成虽然喝得多了些，但脑子里却始终非常清醒。杨诚今天这是怎么了？拿出茅台来，像是有满腹心事似的，让两个人都喝到这份上？是因为今天的常委会吗？是因为刚才省委副书记严阵的那个电话吗？或者是因为还有什么别的话要同我说吗？或者，是因为上午的那番谈话，觉得自己的一些话说得过头了，所以特地来表示一下自己的真实心情以及自己的歉意吗？
不像，杨诚不是这样的人，也不会是这样的性格。杨诚今天之所以能表现得这样感伤而又沉重，以致有好多话憋在肚里半天也说不出来，肯定有什么难言之隐。
那会是什么呢？杨诚究竟想给他说什么呢？
“杨书记，你肯定是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吧？”李高成单刀直入，直接发问了，“我清楚，你今天把我请了来，绝不是只想让我尝尝你家的陈年老酒。”
杨诚沉默了好一阵子，然后怔怔地看着李高成说道：
“老李，我以前好几次对你说过，像中纺的问题，解决得好解决得不好，关键是在你身上。现在看来，我这话说的实在有点太自私了。”
“我可从来没有这种感觉。”李高成没想到杨诚会这样说话。
“这不是你的感觉，而是我的感觉。”杨诚非常诚恳地说道，“老李，我还一再地给你说过，中纺的问题，再大也没什么可怕，怕就怕中纺的问题只是冰山一角。这话我不知道你琢磨过没有，因为有些话我不想也觉得不能给你说透。可这会儿我想过来了，尤其是刚才开常委会时接到了严阵书记的电话，我觉得在这种时候，我必须把一些话给你讲清楚。我不能让你一个人蒙在鼓里，却又道貌岸然、冠冕堂皇地对你说，这件事就看你怎么办了。如果要这样，那就太不道德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个书记，一把手是我，不管是多大的事情，主要的责任都应该由我来负。”
“是不是你已经发现什么，或者听到什么了？”李高成再次被眼前的这种气氛卷裹了进去，他禁不住地问道。
“老李，中纺的几个职工代表今天送来的那些材料，你是不是都认真地看过了？”杨诚一边斟酒，一边出人意料地这么问了一句。
“大致看了一遍，基本意思都清楚。”李高成认为自己还是很认真地看了。
“我不是指那个要求查处问题的请愿书，而是那个‘新潮’公司的帐目清单。”
“一样，大致看了一遍。没想到中纺的第三产业竟会有那么多的公司和那么大的摊子，呃，你的意思是不是说这里头的问题很可能最大？”
“那两份材料你带着没有？在不在你的公文包里？”
“正好带着呢，这里头有问题？”李高成一边说，一边把材料从公文包里拿了出来。
“你从这儿看，‘新潮’公司下边有个名叫‘特高特’的运输总公司。这个运输公司有将近五十辆大型豪华客运汽车，几乎垄断了往来北京高速公路的全部客运业务。整个公司固定资产五千多万，每年利润一千多万，可以说是‘新潮’公司最大的分公司之一，也是盈利最多的分公司之一……”
李高成一边看着杨诚在打开的材料上指来指去，一边思索着这里头可能出现的问题。
“效益这么好的一个运输公司，它每年的上缴利润额是多少呢？你瞧，1993年开始组建公司，占用中纺贷款两千万，没有上缴一分钱的利润；1994年占用中纺贷款一千五百万，没有上缴一分钱的利润；1995年截至10月份以前，再次占用中纺贷款八百万，仍然没有上缴一分钱的利润；‘特高特’运输总公司所在地占地30亩，占用公房一万五千多平米，从未付过一分钱的占地费和使用费；在这将近三年的时间里，既没有给国家上缴过一分钱的利润，也没有还过国家贷款一分钱的利息，几乎是在拿着国家的钱为一个个体性质的企业赚钱。你想想，谁有这么大的本事和能量，敢占用中阳纺织集团公司的几千万贷款，而又不上缴一分钱的利润，不还一分钱的利息？”
李高成渐渐感到了杨诚话里的分量，看来他确实没有认真地看，更没有像杨诚这样往深里想。
“‘特高特’运输公司的几个主要领导都是谁呢？总经理叫张德伍，这人并没有什么背景，但他确实是一个内行，他懂得客运业务，是原来省运输公司的副总经理。两个副总经理，也都只是工作人员，懂业务也很有交际能力。问题是在这个董事会上，其中有一个副董事长叫王义良，你知道他是谁么？”说到这儿杨诚直直地看着李高成问道。
“……王义良？”李高成觉得这个名字很有点耳熟，但一时就是想不起来。
“其实你应该认识的，他就是刚离休不久的省人民银行副行长。”
李高成一下子就想了起来，就是他！他是个干了许多年的老行长了，李高成在中阳纺织厂当厂长时，他就已经是副行长了。没想到刚离休不久，他就到了这样一个位置，成了“特高特”运输公司的副董事长！难怪这样的一个公司，怎么会用了那么多的贷款！李高成有些吃惊地说：
“怎么会是他！真没想到他能到了这儿……”
“你先别大惊小怪，还有，你再想想看，这个叫钞余业的董事长你知道他是谁么？”
李高成想了想没能想出来，然而好像还是有点耳熟。
“这个你并不认识，但说出来你肯定知道。他就是今天给咱们俩都打了电话的严副书记的妻弟、现任市东城区工商局副局长的钞万山！钞余业只是他的一个化名，所以他的董事长职务也并不是公开的！”
“……呃！”李高成倒抽了一口冷气，一下子怔住了。
严副书记的妻弟！这怎么可能！
“这是真的？是不是查过了……”良久，李高成才有些发愣地说道。
“我当时也不相信。他们让我当场打电话核实，我打了电话，结果证明他们没有说谎。这确实是真的，掌握着‘特高特’运输公司实权的确实就是这个只有四十多岁的钞余业，这个钞余业也确实就是严阵的妻弟钞万山。一点儿没错，全都是真的。那些职工代表在上面没有给你说明，只是在括号里写了省委领导的亲戚，他们倒是给我说了，因为他们都知道你同严阵书记的关系，怕你知道了这件事，就不会派人查了。这确实是真的，这么大的事情我会骗你么。”
杨诚的话音不高，但一句句都像铁锤一样砸在李高成的心上。怪不得他觉得有点耳熟，因为他知道严阵的妻子姓钞，这个姓在市里并不多见。
如果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话，就难怪严阵会在常委会上把他和杨诚都叫了出来，而且会用那样的一种口气同他说话！
一切都清楚了，严阵的意思就是不想让人插手中纺的事情，最好是不要去查！班子一个也不要去动！
严阵的那些话又说得多么义正词严、光明磊落！什么要警惕一些人借机闹事；什么要防止一些人趁机搞自由化、大民主；什么如今的一些人就是爱告状，动不动就是一大堆揭发材料……
原来是这样！
但严阵要的却是让你挂帅来处理中纺的问题，为什么？就因为你是他提拔起来的？所以也就觉得你在这个问题上不会对他构成什么威胁、带来什么麻烦？自己圈里的人用起来当然也就感到放心？
或者，是不是还会以为你在这里面也一样有不干不净的地方？
连中纺的职工都这样看你，都不愿意告诉你实情，那么知情的那些领导干部又会怎样看你？又会怎样对待你？
也许这才是常委会上无人发言的真正原因。
就在他发愣的当儿，杨诚又在他耳旁轻轻地说了一声：
“老李，还有件事我也不知道当说不当说？”
“还有什么事？”李高成像吓了一跳似地问。
“说了我真怕你会受不了……”杨诚竟然有些吞吞吐吐起来。
李高成端起酒来，咕咚一声一口喝干，然后有些发狠地说：
“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还有什么不能说的！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别人都知道的事情，就只瞒着我一个人，岂不是想害我？”
“好，那我就说给你。”杨诚也一口喝干了杯子里的酒，然后一边继续给两个人斟满，一边说道，“你翻开清单的第二页，上面有个‘青苹果娱乐城’有限公司，这个公司也一样是中纺‘新潮’公司的分公司。前年由中纺公司投资六百万人民币，集饭店、舞厅、歌厅、桑拿浴于一体，生意好得出奇。公司的老板叫辉子，这并不是他的真名，他的真名其实一说你就知道他是谁。他就是你内兄的儿子吴宝柱……”
“……胡说八道！”李高成不禁勃然大怒，还没听完便拍案而起，“别的事我不了解，但这件事我是一清二楚！宝柱确实是办了一个歌厅，但那只是一个只有六十平米的小歌厅，那个地方我前几天还去过，宝柱每天就守在那个地方，哪来的什么‘青苹果娱乐城’！要有这么大的一个公司，他还能瞒得了我！简直是无稽之谈！”
“原来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看着愤怒之情溢于言表的李高成，杨诚反而好像有些高兴地说道，“你要是真不知道，我也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不过老李，我以一个市委书记的名义向你保证，我说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如果有一句是假话，我将对我所说的一切负法律责任！我们也不必再争了，我想你晚上最好能到‘青苹果娱乐城’去看一看，一看就什么也明白了。那几个职工代表也是这么给我说的，他们说事实胜于雄辩，只要你们肯去，只要你们敢去，也就没必要让我们再说什么了……”
李高成有些瞠目结舌地瞅着眼前的杨诚，只觉得脚下的地板不住地往深处陷下去，陷下去……
十八
“青苹果娱乐城”果真好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