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如果他们根本就跟劳爷的调查不沾边，劳爷在名单里为什么要特特儿地提到他们?为什么还要恳请组织今后对这些人加以特别的保护?

劳东林这小子真的是变得玩世不恭了，临死前在给组织上开一个“最后的玩笑”?

赵五六不信。[请看小说网 www.qiyebooks.com]

邵长水也不信。

他们认真分析了这十来天的情况．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突破口，那就是这十来个人谈到最后．都把事情推到了两个人头上，也就是说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劝说”邵长水去找找这两个人。其中一位叫齐德培，就是住在领事馆西路口的那位本堂神父。另一位就是今天邵长水要找的寿泰求。

自从那天很偶然地在领事馆路西口那个院子里发现了曹楠的身影以后，邵长水凭直觉认定．这位神父在本案中一定占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发挥过非常特殊的作用=这作用，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他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家伙”。但邵长水决定把他放到最后去接触：原因之一，就是这个神父还牵涉了另一个人：曹楠：而这个曹楠又牵涉到了一个人：李敏分。他需要拿到更多的情况后，再去攻这几个“点儿”……

至于那个“寿泰求”，并不在劳爷提供的那份名单上。邵长水从来也没听说过这个人．所以．临行前缝还向赵总队做了专门的请示。

这个寿泰求现在可以算是。李家堡人”中的一分子了，但不是在街边“撂地摊儿”的。他是近些年来被坊间广泛议论着的那个“陶里根集团”的重要成员。所谓“陶里根集团”，是指近十年来，发生在这个高纬度省的一个极引人瞩目的政治现象：有相当一批土生土长在陶里根的年轻干部．迅速崛起．进入这个省的各级领导班子，成为颇为耀眼的“政治新星”．或称之为一片“星云”也可。他们的代表人物自然就是顾代省长顾立源。另一个引人瞩目的人物就是那个已经被判了死刑的省会城市的副市长祝磊。他们都是陶里根人，都从陶里根起步，都跟陶里根这个城市的迅速崛起有关。在顾和祝相继被调往省里和省城工作后，当年与他们在陶里根市一起共事的那些同志也都陆续被调往省城，或省城周边的市县，在不同的岗位上，担负起了大小不等的领导责任。有人计算过，仅仅几年时间，就有近二三十名陶里根籍的干部被派往全省各地担负起“大小不等的领导责任”，而且还有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顾立源主管哪个口的工作，这些陶里根籍的干部会相对地集中到哪个口去。比如，他曾在省里管过工交口，这些陶里根籍的干部当时就相对集中地被安排到工交口工作；后来他又管过外贸金融，于是一时间在外贸金融口又会相对集中起一批陶里根籍的干部。在这个省的政坛上形成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陶里根现象”，老百姓把这些会跟随顾代省长的调动而一起“游走”的陶里根籍干部，称之为“陶里根集团”。

当然，这里一定要再三声明的是，所谓“陶里根集团”这提法，完全是民间的口头作品，从来没有被官方，也没被任何一个理论界首肯和采纳过。不仅没有被他们首肯和采纳过，省委有关部门还曾在一次宣传口径吹风会上，特别地要求省内各媒体，一定不能公开使用这种说法。因为“这种说法，在组织上是不准确的，在理论上是荒谬的，而在政治上则是非常有害的”。另外还要说句公道话，跟随“游走”，绝不是等于跟着到处去“吃辣的喝香的”，去当“坐地虎”和“摘桃派”。就说这个寿泰求，两年前，顾立源到省里来管工交，把他从陶里根市经贸委主任任上，调到李家堡一家厅局级的大厂任厂长兼党委书记，也就是说，一下子从正处级破格提升到正厅级，而且是党政一肩挑，时年才三十二岁，好像是非常“便宜”了他，风光了他。但这里要特别说明一点，当时这个两万人的大厂设备陈旧，产品滞销，债务沉重，工人一年多连工资都领不到，上访不断，全厂濒临倒闭，找谁去主事，谁都不敢去揽这个烂摊子。这顶“正厅级”的乌纱帽，是在这种情况下才落到这位寿泰求同志的脑袋上的。据说，省委组织部和省工交工委的主要领导找他谈话时，他也是不愿意接这副担子，并没有为这顶“正厅级”的乌纱帽所动。后来，时任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的颐立源亲自到陶里根找他谈了一整夜，才煽起了他的勇气。你还别说，这小伙子还真有两下子，走马上任头一年就减亏七千万，第二年．也就是去年，账面上就基本实现了扭亏为盈。消息传到北京，国家发改委请前国家经贸委的两位老领导到他厂子里搞了一下调研=这两位老领导说什么也不相信，这么大一个国有厂子．曾经遗留这么多的问题，居然在短短两年时间里就“扭亏为盈”了=可能吗?但这毕竟是“事实”。从去年开始，厂里的经济形势就有了根本性的好转。他从本厂历年下岗的一万两千名工人中回招了五千人，又替三千多名四十五岁以上的下岗老工人补办了“离退休手续“，给足了基本的生活保障；又替近两千名达不到回招条件，年龄又不够四十五岁的下岗工人寻找了生活出路。(比如向他们发放小额贷款，让他们摆摊去做小生意等。)有几百个老弱病残者暂时不必安排就业，另有几百人已自谋出路，或者不辞而别查无下落；剩下的又有六七百人被社会自然吸收。这样，他这个厂子就成了全省解决下岗问题的标杆儿单位之一。最近他正忙着联合周边几省的多家同行，筹建全国最大的一个轴承生产集团，准备跟国际同行叫板。这样一个跟顾代省长关系如此密切、个人业绩又如此突出、前程也如此看好、正满风满舵处于顺航之中的年轻干部。能被劳爷利用来搞他的什么“秘密调查”?他会很了解劳东林这个人?这一切捉摸起来似乎都是那么的不可思议……也正是出于这种种疑虑和“不可思议”，邵长水一开始才没仓促地去找他：

寿泰求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厂里=有时一个月都不一定能回一两次家。老厂区有个小招待所，过去专门接待来厂洽谈业务的经销商。这小招待所是十来年前盖的，设施自然都非常陈旧了，整个装修还停留在当年那个地板革、印花墙纸和胶合板贴面家具的水平上。餐厅油腻的墙纸上必然沾上了不少苍蝇和蟑螂屎，绝对不能再用来接待各方的”上帝”了。这些年．这些“上帝”们的口味“水涨船高”。住不好、吃不好、玩不好。“顺便”再捎不回去一点什么土特产和“小意思”，他们是不会跟你在购销合同上签字的。寿泰求下决心在厂区外买了一块地，新盖了一个“宾馆式”的接待处。原先的这个小招待所就改作了内部员工的“培训中心”。他自己平日里就住在这培训中心的三楼。他说白天腾不出时间，于是跟邵长水约好了晚间八点见。为什么定八点?因为七点半前，他要看中央电视台那档“新闻联播”节目。这也可以说是“雷打不动”的。然后他大概得花半个小时去处理一下当天积压下来的一些杂事。别看他年轻，在行政事务方面，已经很有经验了。他知道有些事务性的杂事，似乎并不太重要，但一旦积攒多了，就会变得非常被动，处处掣肘。所以，他每天必安排半个小时的时间来处理这方面的事情。

七点五十五分，邵长水带着他三人小组的一位女同胞，稍稍提前了一点来到培训中心楼下。寿泰求的秘书已经在门厅里等着了。别人曾特地向邵长水介绍过寿泰求的这位秘书，甚至还有这样一种夸张的说法：这位秘书是寿泰求的“镇厂之宝”。别的你不用去追问了，只看他身上带着六七部手机，你就应该知道他有多忙，在寿泰求身边的位置有多重要了。所以也有这种说法：这家伙名为“秘书”，实为寿泰求的“总调度”、“三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或“白宫总管”。此人姓谷，单名一个“乔”。有人问他，您那个“乔”，应该是“桥”吧?他说，是。别人再问，那为什么把“木”字旁给去了呢?他笑笑说，前些年有人替我看了一下生辰八字，说我命中多木。多木，障碍就多，磕磕绊绊就多。劝我去掉一点“木”。我捉摸着，总不能把家里那点木器家具全扔了。我愿意，我老婆还不愿意哩，于是乎只能名字上下手，那“桥”就变成了此“乔”。大伙笑道，您这么有能耐，又这么受领导信任，还信命呢?他嘿嘿一笑道，玩玩呗，玩玩呗。这年代，还有啥信不信的?

邵长水总以为寿厂长自己才三十来岁，这位“谷秘书”最多也不应超过二十七八岁。但一握手，一抬头，一询问，才知道谷秘书已经四十多了。少白头和较为粗糙、色素沉淀较为浓重的皮肤，再加上过于老成和世故的神情，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足足还要大个十来岁左右，说他五十来岁，都不为过=

“请稍坐会儿?”谷秘书谦和地笑着．一边轻声细语地安排邵长水和那个女同胞在门厅一厢的贵宾室坐下．一边又背过身去，从腰带上取下一部掌上电脑型的高档手机．给寿泰求通报道：“他们来了。”趁他撩起衣襟的那一瞬间．邵长水看到这小子腰问的确挂着不少部手机。没有七八部．也足有五六部，像手雷似的，足足在腰间围了一圈=况且他手里一直还攥着一部哩=随后他继续保持着那种十分谦和的神情，引领邵长水等上了三楼。

三楼整个一层都为寿总生活起居和办公所用。以楼梯口为界，往左，是他的办公区，往右．自然是生活区了。整个小招后来都重新装修过了，三楼当然也不例外。楼道虽窄，光线也不甚明亮，但两壁的护墙板却闪发着那种高档深色木料(胡桃木?)本有的名贵光泽：这是一种均匀、含蓄、悠远而深沉的光泽。

寿总的办公室足有一百来平米。大致上以两张桌子为中心，可将它划分成两个不同的工作区。靠窗那边，以一张“老板桌”为中心，是寿总处理来电来文批阅材料的地方；靠里，则以一张椭圆形会议桌为中心，是他召集小型会议．技人来出谋划策的地方。紧挨着这个大办公室，有两个各有二十平米大小的房间。其中一间，便是谷秘书的办公地。另一间是“棋牌室”。年轻的寿总平生别无其他爱好，闲暇时，或实在太累时，都会技三五知己，点几样小吃，再开一箱冰啤，在这儿搬车跳马横炮．闹腾它两三个小时。棋室里，还很隐秘地“夹”进了一个里间。这件事除了谷秘书和寿总本人，恐怕就再无第三人知晓。当时装修工程进行到三楼时，谷秘书把装修公司的老板叫到附近的一个茶室里．从黑皮手包里掏出一份由他自己精心设计的平面图．要求老板在“棋室”里边“秘密”地再装出一个功能齐全的小屋。“这……这动静可就大了。一开始签的装修合同上可没这一项。多装出一间小屋，这在技术上是没问题的，可……可是．谷秘书啊．您……您总不能让我赔本赚吆喝

吧……”老板为难地说道。“行了．你再说个数吧。”谷秘书马上打断老板的话．说道。“啥……啥数啊?”老板一时还没醒过味儿来。墓

“你说啥数?”谷秘书平静地反问。老板这才明白，谷秘书是问，做这样的改动，得增加多少装修费用。老板立马扳着手指合计了一下。说了个数。这位谷秘书连眼皮都没眨一下，就应承了，只是提了一个要求，活儿干到这半边的时候，严格禁止任何非工程人员进出现场。这件事，谷秘书一直瞒着寿总，一直到装修结束，培训中

心正式开张，寿总也正式挪到这楼上来办公的那天晚上，来祝贺参观道喜的人们纷纷散去，谷秘书把一把钥匙交到寿泰求手上。“啥钥匙?我不是跟你交代过了嘛，我不拿钥匙。早上我来，你得把门给我开好。晚上，我不走，你也别想提前回家。最后锁门的还得是你。”寿泰求略有些不高兴地数落着。谷秘书平静地应对道：“我在这儿替您做了个小屋……如果哪天您需要一个特别安静和特别安全的地方单独跟人待两个小时什么的……”“去去去，这一个楼面都我自己一个人用了，还不够安静和安全的?你别跟我玩儿这个!”寿泰求似乎并不明白自己这位秘书的用意，一把推开他掂着钥匙的手，转身就走了。其实他在“装傻”。他怎么会不明白这位谷大秘书的“良苦”用心呢?但寿泰求是清醒的。虽然年轻，却也老到。他觉得自己整个事业仍处在刚起步的阶段。而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经济竞争，最忌的事情便是“授人于柄”，最后导致“受制于人”。不少素质和前程相当看好的人，最后“不慎”都倒在了这一点上，而后悔莫及。老谷这人虽然可靠，也稳重，但他毕竟是自己

的秘书。如果连如此私秘的个人生活都由一个秘书来安排，由秘书来控制，将来就很容易出事，甚至可以说一定会出事。即便不出事，这样的把柄让人掌握了，自己这一辈子肯定也过不踏实。老谷这么做，肯定不是故意要设什么陷阱来坑害自己，但这就跟下棋一样，高手固然能看到三步五步，以至十步八步以后的变化，但，谁又能料到十五步二十步后的变化呢?马克思没料到社会主义首先会在经济落后的沙俄获胜。列宁也没料到社会主义首先又会在好胜的苏联消失。因此，干什么都要留有余地，一定要守住一个底线。这个底线就是，一旦在十五步二十步以后出现了那种自己完全料想不到的变化时，自己要仍然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才是真正的高手。前瞻后顾，畏首畏尾．固然不可取，忘乎所以，为所欲为，必败无疑。

第二天，寿泰求来上班时．发现那把钥匙又在自己的“老板桌”上明晃晃地躺着了。他本想把老谷叫来狠狠数落一通的；转念一想，又何必那么小家子气呢?不理他就是了，便随意找个钉子来．把这把钥匙钉在了新装修完毕的墙壁上。老谷回头来一看，好端端的新墙上戳那么个铁橛子，心疼万分，赶紧取走钥匙，亲自去艺术品商场选了个装饰物把那个钉子眼儿给遮上了，从此以后再也不跟寿总提那“小屋”的事了。

那天晚上，邵长水带着工作组的那位女同胞一走进寿泰求办公室，自然是被它的气派所吸引．但接着就发现，室内的气氛有点不大对头。寿泰求正襟危坐地端坐在老板桌后头，那边椭圆形会议桌跟前则安排了两个速记员似的年轻人，面前摊着纸笔，好像是要把整个这次晤谈经过进行现场笔录似的。笔录不是不可以，但安排了那么些外人在场．许多话就不便说了。不能把话说透了，这样的晤谈还有啥意思?

“寿总，您看．我们能不能单独谈一谈?”简单的寒暄和介绍过后，邵长水直截了当地向寿泰求提出，希望撤走那些与此次谈话无关的人。

“今天晚上的谈话，我不仅要记录，还要录音。”寿泰求说道，并向邵长水面前的玻璃茶几上指了指。邵长水这才发现，他面前这个造形乖张的玻璃玩意儿上还真搁置了一个微形的高灵敏度的录音话筒：

“搞什么录音嘛!有这必要吗?”．邵长水笑道。他脸上虽然笑着(也不能不笑啊)，但心里却预感今天的谈话，即便不泡汤，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性的收获了：寿泰求这么做，明摆着是有“抵触”情绪，是不想好好跟你谈。转了这一大圈下来，各种各样不合作的模式都遇到过，倒还没见到一上来就摆开架势，又搞录音又搞笔录的，真跟审犯人似的。他这是想干吗呢?

“你们找我想了解啥情况?”寿泰求回避了邵长水提出的问题，看样子想尽快结束这场谈话。

“寿总，我们还是希望能单独跟您谈。”跟邵长水同来的那位女同志再一次郑重其事地提议。

“就这样谈吧。你们找我，到底想了解啥情况?”寿泰求丝毫不肯让步。果不其然，谈话进行了不到二十分钟，就结束了。基本上没谈出任何“干货”。邵长水不无懊恼。但等到他们的车开出后不到十分钟，手机却响了起来。打电话的是那位谷秘书，他说他要“单独”跟邵长水见一面。

“你?干啥?”邵长水有点不高兴地问道。他心想，你那位寿总都什么也没跟我们说，你这位秘书来掺和个啥?

“跟您说个事儿。行不?”谷秘书谦和地答道。

“到底是你想跟我说事儿，还是你们寿总想跟我说事儿?”邵长水一边减油门，打开转向灯，慢慢地把车往路边并了过去，一边问道。

“您怎么想都行。”谷秘书滑头地答道。

“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见?”邵长水迟疑了一下，又问道。

“时间，您定。地点，我定。”姓谷的那家伙毫不迟疑地这么回答，显然是有所准备的。

“我考虑一下。一会儿给你答复。”邵长水需要一点时间向赵总队报告一下这个新情况。

几分钟后，他给谷乔打回电话去，告诉他：“明天晚上，还是八点。”谷乔当即回答道：“好，明晚八点，在长安俱乐部棠棣馆。不见不散。”

十三 精神幻觉

所谓的“长安俱乐部”，是省城一家著名的“私人会所”。它的性质和邵长水在陶里根那个柞树林里见过的“会所”基本相同，都是供人消遣休闲的，但又有很大的不同。所谓的“私人会所”完全实行会员制，只接待会员和由会员亲自带来的朋友。要成为它的会员，不仅要有钱(比如入会必须购置会员金卡，一般十万元起价)，而且本人还要接受俱乐部的资格审查。也就是说，并非每一个掏得起十万元的“阔佬”和“暴发户”都能被它吸收为会员。人会的条件是有一定限制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还要看申请人会者的社会声望和整体经济实力=跟陶里根的那个会所相比较，这个“长安俱乐部”自然更贵族化．更专业化，也更跟国际惯例接轨。金卡持有者在这儿享受的种种特殊待遇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私密性：它绝对为会员在这儿举行的一切活动保守秘密。所以这儿常被那些“大款”、“大臆”和。经济大鳄”们选作商务密谈或猎艳休闲的最佳场所=但特别要说明的是，这些高规格的“私人会所”绝不向会员提供异性消遣对象．也绝不允许卖春男女在这儿兜售自己：至于会员自己带来的异性或同性朋友，他们也是绝对不会来过问和干预的：在这方面．他们严格实行“三不一绝原则”(不提供、不允许、不过问和绝不干预，．惟一的目的只是为了尊重会员，并始终保持会所的高品位和高私密性：

第二天晚问八点零三分．邵长水独自一人来到俱乐部时，谷乔已经在它中式的红漆大木门前等候着了。邵长水虽然从未进过这样的会所，但他在侦破别的案子的时候，曾听说过它的种种规矩。他知道自己不能早到。如果早到了，万一对方来迟了，那自己绝对是连门都进不去的，就只能站在门外黑黢黢的街道上喝东西南北风了。因此，下午五点，他给谷乔打了个电话，告诉他，自己将在八点零三分到。希望对方能准时。

……谷乔果然守时。在他引导下，大红门悄无声息地在邵长水面前缓缓敞开。接下来，院子一重接一重，天井一个连一个。波光吞蚀月影，微风揉动涟漪。回廊煞是曲折，竹篁无比幽深。真是楼在似有似无间，灯隐将灭又明时。门额是用檀香木制作的。等邵长水看清门额上那“棠棣馆”三个瘦金体楷书字时，谷乔已经先行一步走进那门里去了。馆门是用有机玻璃做成的，门框却是地道的加拿大红松，四根粗壮的方木，上了一层又一层深棕色的亚光清漆，隐隐约约地凸现着那原始的木纹，使整扇门显得既厚重，又不乏现代意味。

一进门仍然是个回廊。这四周都连通着的回廊包围着一个独立的小木屋，形成屋中有屋的叠架结构。小木屋建在一个木质的平台上。待邵长水一走到这小木屋跟前，谷乔便不再往前走了，低头垂手肃立在那几级木台阶旁，恭请邵长水自己上台阶，进小屋。

他为什么不往上走了呢?难道说，今天这场谈话的实际对手并不是他?另外有个人早已在那屋里在等着我了?这时，邵长水脑子里突然一亮：这可能是寿泰求耍的又一个伎俩，增灶布疑兵，瞒天躲众人。今天实际来跟邵长水会面的不是谷乔，而是寿泰求本人。

真会是这样吗?

邵长水忙三步并作两步，急匆匆跑上台阶，拉开小屋的日式推拉门，抬头一看，屋里盘腿坐着的果然就是那个寿泰求。

寿泰求必须把自己跟“复核组”同志的这次会见进行得十分隐秘。他很清楚，有人肯定会在密切地注视这个工作组的一举一动。这些人同样也在“关注”跟工作组有来往的人。劳爷的非正常死亡和××银行保险柜被炸、保安员被杀．就是这些人中的某一部分人的“杰作”。为自己，为厂子，他本应该回避跟邵长水的接触。他有很正当的理由去回避：他是颐代省长一手提拔的，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认定他是“颐代省长的人”．“陶里根集团”里最年轻有为的“要员”：他又跟祝副市长有过密切的上下级关系，至于跟劳爷之间那种老小无猜的“忘年交”情谊，更是被圈内许多人啧啧称赞的美事儿。他理所当然应该“回避”。再说他眼下正在筹建中国最大一艘“轴承生产航母”，可谓众目睽睽。又千头万绪，事关国家上百亿元的一笔资产，一丝一毫都疏忽不得，岂能容他在这时刻既分身又分心?但他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克服了种种顾虑，大胆站出来跟“复核组”的人做一次认真的接触。他觉得自己应该很认真地把一些事情跟工作组“交代”清了。当然，这样的“接触”必须做得比较隐秘才是。

……不一会儿，两名穿中式紫红团绣牡丹遍地翠旗袍的女服务员，各提着一只漆绘竹丝编的食盒，袅袅婷婷地走了过来。她们送来谷秘书为寿泰求预订的晚餐：寿泰求刚开完集团董事会，就赶过来了，还没吃晚饭。

“你吃了吗?来来来，一块儿再吃一点。”寿泰求拿起一头坠有银饰物的象牙筷子时．热情地招呼邵长水：

“我吃了。您就别跟我客气了。”邵长水斜眼瞄了一眼送来的晚餐。一碟蒜蓉干贝，一碟挂浆卤鸭盹．一碟嵌金镶银绿豆芽，一盘酱焖肘棒(寿泰求是个“食肉动物”，每顿都不能少了肉，尤其晚饭这一顿)，一碟芝麻辣酱金红油亮满天星。主食是一碗鸡丝猴头(菇)面，两个极为精致的天包地馒头．再加两小方北京六必居制作的玫瑰红乳腐，像西餐中使用黄油那样，寿泰求拿它们专门涂抹馒头片的。(所谓“嵌金镶银”．就是用注射器在每一根绿豆芽中间注进蛋清，或蛋黄，再进行规范炒制。所谓“天包地”，就是一层白面裹一层玉米面而已。)另外还有一碗卤煮火烧，是特地给邵长水要的。这太让邵长水吃惊了。“卤煮火烧”是邵长水小时候最喜欢的一种吃食。那时候家里不可能经常吃肉。逢十休息(林场十天休息一回)，跟着父亲去场部办事，如果一切顺利，父亲就会带他去场部一家老北京人开的小饭馆里吃上一碗北京风味的“卤煮火烧”。这位满口京腔的爽朗老人当年究竟是怎么“流窜”到这高纬度风雪林区来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说法，但年幼的邵长水却只知道在那个年月里，那小饭馆的店门口立着一口大锅，锅里满满腾腾地煮着肥而不腻的大肠、口条(猪舌头)、肝儿、肺等猪下水。这些好东西是用十三种香料，加上多年的老汤，长时间煨炖出来的。那老汤里还翻滚着一个个死面饼(火烧)和整只整只的尖红干辣椒。只待客人坐下，那北京老头便欢快地吼叫起来，捞出那面饼和猪下水，扔到硕大的砧板上，操起那把锋快的鬼头刀，“嚓嚓嚓嚓”地一通切成小块，归置到大海碗里端出来，再浇上那老汤，再撒上那香菜末，开吃前再扔进一勺干辣子粉，绝对是这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真应了那句“过屠门而大嚼，扇嘴巴也不放”的老话了。但眼前这二位怎么会知道自己二三十年前的这点嗜好呢?他们这调查研究摸底的功夫真够专业的，也够吓人的，立马让邵长水很有些敬畏和谨慎起来。

邵长水决定不动这碗卤煮火烧，决定从一开始就不在对方圈定的“场子”里，按对方敲打的节拍“起舞”。

也许因为有过两年当兵的经历，也因为这些年见过的、吃过的好东西太多太全，所以，无论怎样精致的干点和菜肴，寿泰求都以求饱为基本月的，再没有那份兴趣、也没那个时间去慢慢跟它们纠缠，为此，不一会工夫，他便风卷残云般“享用”完了这顿价格绝对不菲的晚餐。邵长水看得出，他是经常上这儿来就餐的。对这儿的一切，他相当熟悉。

“对不起。为了能谈好谈充分，我必须这么拐个弯，让您多走这么一回了。”寿泰求打着饱嗝，端起一杯观音王乌龙茶，小小地抿了两口后，解释道。然后又问道，“您想从我这儿了解些什么?”

“您能告诉我些什么?”邵长水笑道。

“那可就太多了。”寿泰求也笑了起来。

“那就说吧。您说啥我都感兴趣。”

“那……我给您说点当前我国轴承生产所面临的困难局势和解困途径?”寿泰求挖苦道。

“可以呀。只要您有时间。”邵长水依然平静地应付着。

“还是定个调，划个范围吧，邵同志，你我的时间都有限。不允许我们乱开无轨电车。我知道你们需要我谈谈劳爷。但那是一个很大的话题。你们到底需要了解他哪些方面的情况?或者，您是否先告诉我，你们已经掌握了他哪些情况，还需要从我这儿了解哪些方面的情况……”

看来对方想先摸一下底。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

“对不起?要是能够定调划范围，也就不用来找您谈情况了。省委主要领导非常重视这个案子的复核工作。我们觉得您也一定会配合我们做好这个工作的。”邵长水故意点了一下“省委主要领导”，以向对方明示此次谈话的重要。

寿泰求果然收敛了嘴边那一绺淡淡的微笑——那不自觉地透露出一点“居高临下”和“漫不经心”意味的微笑，略略地沉吟了一下。他这“沉吟”倒不是被对方举出的“省委主要领导”这面大旗给镇住了。邵长水不举这面“大旗”．不放这样的“大话”，他对他印象还挺好，觉得这位“公安同志”．执著．诚恳，稳重，机敏，眉目问神清气爽，真可以称得上是他多年来接触那么些公安干部中气质上佳的一个了。但一听他也不能免俗地用“领导”来唬人，反倒觉得这人“粗俗”了，一开始建立起来的那点敬重和亲近感，顿时减退了不少。“省委主要领导”?嘿嘿，大概您还知不道吧，作为省里国企改革重点单位的党政一把手．省内五十强、国内五百强之一的一把手，要约个时间当面跟省委书记谈个事，不敢说易如反掌，也可以说十拿九稳。真是的=这样的赌气话．寿泰求当然不会说出口去，只是在淡淡一笑中将它们从自己心中掠过，而后对邵长水说：“我个人和劳爷之间的那点关系，今天就先不去说它了。”

“不不不……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邵长水忙要求道。

“要这么说，我们得说三天三夜。这不可能。”寿泰求断然拒绝了。这让邵长水一下领略到眼前这个“年轻人”在操作一件事的过程中，左右局面的决心和能力。

“劳爷死得可惜，也死得莫名其妙。”寿泰求说道，“……我不能说自己非常了解劳爷。但我敢说，现在谁都不敢说自己有多么了解他，尤其是在他老人家经历了陶里根的剧变之后……”

“剧变?你能对‘剧变’二字做一点详细的说明吗?”邵长水追问道。

“老人家在陶里根非常痛苦过……这一点很少为人所知。更多的人看到的是他变‘疯狂’的一面，辞职啦下海啦脱警服啦，一连串的事情好像干得都挺疯狂的……其实他内心一直非常痛苦…”说到这里，寿泰求停顿了一下。这样的停顿，好像是为了强调他这个“痛苦说”，又好像是为了进一步描述他这个“痛苦说”而在做某种准备似的。“他当时确实很痛苦……”停顿了一会儿，他又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

“他跟您详细谈过他内心的这种痛苦?”邵长水小心翼翼地问道。

“……”寿泰求默默地点了点头。

“他当时跟您说什么了?”邵长水按捺不住地问道。

“他当时跟我说得挺多。他知道，我跟顾省长他们走得比较近，一向以来也比较了解他们……”

“听您这么说，好像劳爷挺想从您那儿了解一些有关顾代省长的事情的，是这样吗?他跟您了解过顾省长哪方面的事情?”邵长水随口这么问道。但话一出口，他立刻有些后悔了，立刻意识到这样提问，太不策略，太露骨了，搞得不好，会吓住这位仕锋正健、正需要处处把自己包裹得更严实更规正，以免一着不慎而遭致前功尽弃的“年轻人”。邵长水的担心果然应验。一听邵长水立刻抓住“顾省长”这话题追问起来，寿泰求马上显得警觉起来，忙改口道：“我和劳爷之间，怎么会扯到顾省长的事呢?完全不相干嘛。”为了回避邵长水继续发出类似的追问，他马上拿起茶杯，装着要续水的样子，起身在包间里转圈寻找着根本也不存在的热水器。这时，一直在门外守着的谷乔，赶紧走了进来，接过寿泰求手里的茶杯，一边张罗着让服务生给续水，一边提醒寿泰求道：“一会儿还要见建设银行两位老总哩。谈得差不多了吧。”

“你别催。我记着哩。”寿泰求颇有点不耐烦地呵斥了谷乔一句。其实他这点“不耐烦”，更多的还是冲着他自己来的：他觉得自己刚才太不像话了，开谈不大一会儿，居然就亮出如此大的破绽，差一点让人把不该说的话全给勾了出来。他觉得自己有点“窝囊”，对此也感到挺“窝火”。

……在随后的谈话中，寿泰求果然谨慎了许多，不仅绝口不提“顾省长”，就连那个他主动提出的“劳爷痛苦说”，也都不愿深入往下谈了；随便扯了点他和劳爷之间的往事和趣事，就借口“还有约会”，匆匆告辞了。

回到龙湾路八十八号，赵总队已经在那小楼里等着了。

“如果劳爷在陶里根后期精神上真的‘很痛苦’，这里一定有名堂。要重视这个线索。”听了邵长水的汇报，赵五六加重语气分析道，“他痛苦个啥?是谁给他造成了这痛苦的?一定要搞清这些情况。得想办法从这个寿泰求那儿再掏点干货出来。”

“总队长，您还是让我实实在在去追凶破案吧。您说劳爷内心痛苦不痛苦，跟破案到底能有多大关系?咱们又不开心理门诊。抓住凶手才是胜利。有那个必要绕那么大的弯儿……”邵长水忐忑地申述着。

“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干这档子事，就不勉强你了。”赵五六有点不高兴了。

“我不是不愿意于。是瞧着那头这么些案子没突破心里干着急……”

“谁说那头的案子没突破?”赵五六拧起眉头说道，“那边已经撬开了那个肇事车司机的嘴=那司机供认，事发当时，驾驶室里的确还有一个人。事发前，他俩的确去路边一家小酒馆里喝了不少的酒。但他怎么也记不起来，事发那一瞬间，到底是谁把着方向盘的了。当时他头晕得厉害，手脚发软，直反胃，还想吐……只是隐隐约约记得，那个人跟他提议过，是不是让他来替他开一会儿。但椐那个司机说，他说我是老司机了，这车还是俺家自个儿贷款买来跑运输的，咋能交给别人开?就算不是自家的车，司机一般都不愿意让别人来开自己的车。他说他平时喝酒，能有一斤的量。那天，他跟那人一共没喝下一瓶去。那还是个半斤装的小瓶。那天他最多也就喝了不到三两。要放在平时，三两酒，真跟玩儿闹似的，刚把酒虫勾出来而已。但那天真不行了控制不住自个儿了……”

“那家伙是不是在酒里做了手脚?”邵长水问。

“这现在就说不好了。”赵五六说道，“据那肇事司机说兴许是因为着了点凉。他说着凉的原因是因为去小酒馆之前，那人还哄着他去歌厅唱了会儿歌。那家伙还掏钱点了两个小姐陪着玩了一阵。歌厅的KTV包间里又刚撤了火，可能就是那会儿着凉的。他说他一着凉，喝酒就爱上头。是不是就是这么出的事……他说他开这么些年车，还没出过这么大的事……在部队当兵那会儿，还是个模范驾驶员……还说可以上他原先的部队去调查……”

“尽他妈的拣好听的说了!他供出那个人的姓名住处没有?”邵长水问。

“没有……他说他压根儿就不认识那家伙。半道上拦的车，说是要去南岗泡子。一开始他不让他搭车。对方死缠硬磨，还愿意掏二十元给司机做油钱。还说请他去唱歌，吃饭……有这么好的事，他就应了……”

“完全是个圈套。”邵长水说道。

“司机才不管你啥圈套不圈套，只要给好处，谁搭车都行。”赵五六说道。

“只要能认定事发当时驾驶室里确实还有另一人在，应该认为，案情就算有了一个重大突破。”邵长水说道，“从这些情况分析，这家伙应该是本地区的人。让技侦科派人根据肇事司机的口头描述，画出那家伙的人头像，发到周边地区群众中排查确认，应该能找到这家伙……”邵长水建议道。

“这工作已经在进行中了。但也有个困难，据那肇事司机说．那家伙自始至终戴着个挺大的‘蛤蟆镜’，甚至跟小姐鬼混时，也没摘了那镜子。所以，凭着那样的画像．能否找到本人，真还不好说。”

“那肇事车扣下了吗?”

“当然。咋的?想去瞧瞧?”

“嗨，我把手伸那么长干吗?不在那位置，不管那闲事。”邵长水自嘲道。

这时，赵五六案头的电话响了．是劳爷的夫人朱泉英打来的．说是有个情况，不知道对破案有用没用。事发后，赵五六曾多次亲自去看望劳爷的夫人，抚慰之余．也曾对她提出，希望她能好好回忆一下，提供一些情况，以利于破案=不管哪方面的情况都行，直接、间接的，越详细越好。

放下电话，赵五六问邵长水：“这会儿有事不?要没特别大的事，跟我一块儿上泉英嫂子那儿听她说说情况，顺便也看望看望她。”邵长水自然当即应承了。

劳爷在省城熟人朋友特别多．可以说．只要他想办的事，基本上没有办不成的。但他自己至今却只住着一套很老式的两居室公寓房。事发这么长时间了，泉英好像还没能从整个事件中缓过神来。“不知道能不能跟你们把事情说得清楚。这段日子记忆力减退得厉害……”她凄苦地惨笑道=

“找个好大夫来替你瞧瞧?“赵五六忙提议道。

“先说事吧。说事吧……我怕说乱了．还记了几条要点……”泉英拿出一张纸，恭恭正正地放在自己面前，同时略略红起脸，向赵五六解释道。

她对赵五六和邵长水说。要不是那个星期天的早晨，东林遇上了那个人，他绝对不会头脑发昏地吵吵着脱警服辞职去什么陶里根。“虽然这么些年来，东林对厅里一直没把他从大要案支队副支队长的位置上扶正了，觉得挺委屈，对早先的处分也挺愤愤不平的，但他确实从来也没想到过要离开刑侦总队，更别说要他脱警服去调查省上的一位什么领导。说老实话，这样的事儿，搁过去，你就是拿枪顶着他脑袋，他都不会去干的。有的领导老觉得他这人心特活儿，个性特强，特不好管教。其实太不是那么回子事了。说出来也许你们都不信，他这人内心特本分，也特胆小。事情全发生在那天。那天是个星期天，而且是难得的一个能休息半天的星期天……”

……那天早晨，劳东林骑上他那辆破自行车，上菜市场采购。他这人挺讲究生活。但凡能歇个一天半天的，他都会亲自去“备料”，精心掌勺，大张旗鼓地整上一桌菜，让盘子摞盘子，大碗叠大碗，约上一帮朋友，上家来热闹一通。(这帮所谓的“朋友”，还真不一定是以往的战友或总队里的同事，大多都是社会上三教九流的哥儿们或姐儿们。他平时好结交这些人。他说，当刑警的没这样一帮朋友，真来了案子，你想上线索?难死你!)你还别说，他的“小笨鸡炖蘑菇”，“黄金饼炒辣肠”，“鲫鱼扒豆腐”，“翠嫩芽炝拌”，“手撕大马哈鱼”和“肥肠排骨烧土豆”，跟那些靠“地方特色农家菜”营生的饭店酒家做出来的，还真有一拼。在饭桌上，他自己喝得不多，吃得也不多，但他就喜欢这份热闹，也喜欢听朋友们由衷地夸他几句。他就是这么个人。老了老了，还挺招人喜欢的。

离菜市场不远，新开张了一个古玩市场。规模不小，四五百米见长。马路两旁一个紧挨一个的，摆满了卖真假古玩的地摊儿。劳爷从不玩这些东西，但他有时候喜欢在这熙熙攘攘的人堆里走一走。也说不上个什么原因。大概还是他那个喜欢凑热闹的脾性决定的吧，他总觉得在人堆里这么挤一挤，走一走，心情特别放松。有时候看到有人花几百元，几千元，甚至上万元，买一个灰头土脸的碗啊瓶啊小菩萨之类的玩意儿，他心中暗自替人捏一把汗，嘴里却会跟着唉呀哼哈地感慨夸赞一番。其实他真不懂古董。那天，正在那市场里游动，突然问，他看到了李敏分。他当然知道李敏分是玩古董的行家里手，赶紧上前打招呼：李敏分却一脸惊喜，颇有那种踏破铁鞋的感叹，忙把他拉到一旁，问：“你瞧见余大头了没有?他找你哩。”“余大头找我?干啥?”当时劳爷心里一愣。作为厅里的一个老同志，他当然很早就认识余达成，但即便是他还在厅里干着的时候，他俩也并没有什么公事以外的往来。再说，这个余大头离开公安厅，离开这个系统也多年了，还能有啥事要找我?他余大头以现在的身份和地位．再凭过去在公安厅的那点影响和老关系，不管办啥事儿，也用不着“屈尊”来找我劳东林啊。劳爷一边在心里犯着猜疑，一边却又不由自主地跟着李敏分走去，很快就见到了那个余大头。

余大头虽然当了一阵“亿万级的富翁”，又出国美美地镀了一回金，但那副不拘小节的“邋遢”样，却依然如故。跟劳爷见面时，他上身穿一件驼色的中式褂子，里头也就穿一件浅蓝色的纯棉衬衣；下身再穿一条深灰色裤子．黑布圆口”老头鞋”，板儿寸头，大脸盘，只是那副一向炯炯如灼的眼神，多年不见，已变得意外地平和而含蓄。还有个变化是．近来查出血糖高出标准不少，人急剧消瘦，口袋里老揣着让人从瑞士带回来的降血糖药片。余大头对劳爷说，我好长时间不敢过肉瘾了，听说中央广场西侧新开了一家“酱肘棒”店，味道还算不错．咱们上那儿坐坐，尝尝新?他亲自开车拉着劳爷去了中央广场=按情理说，怎么也应该把李敏分一块

儿拉上。但人家真是按规矩办事．什么场合，该谁在场，不该谁在场，不论情面，只论规矩。李敏分也是个见过大场面的聪明人，当然懂得这里的规矩。他知道余大头今天通过他找劳爷，绝对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谈，既然人家没邀请他，就说明这场合不该他掺和。不该掺和的事就不要去瞎掺和．这点素养，对于一个省公安厅的老

工作人员来说，应该是早就具备的=所以，他把劳爷交到余大头手上，便开着车走了。

余大头带劳爷进了“酱时棒“店二楼一个包问，要了两份那著名的“酱肘棒”，又要了一盘大拉皮．一碟凉拌萝卜皮，一瓶本地名酒“高粱烧”，两人就便戴上店家发的简易塑料手套，撕着啃着，边喝边聊。一开始也没说啥正经事，聊着聊着，话题不知不觉就集中到那个“11．12”(副市长开枪杀人)案上去了。小包间里只有他二人。劳爷又喝了两盅白酒，便情不自禁地慷慨激昂起来。反倒是作为主人的余大头只是含蓄地笑着听着，偶尔才插上一两句话。听他那插话的用意，好像也只是为了引出劳爷心里更多的议论和牢骚。那天两人自是谈得十分投机。但谈到最后，余大头也没挑明今天花这时间精力和金钱，请劳爷来搓这一顿，究竟是为了什么。劳爷回到家，喝了杯浓茶静静心，忽然觉得这里头有些蹊跷，也为自己今天说了太多的“废话”，发了太多的牢骚而生出些许悔意。自从早年受了那回处分，一向在“酒色”二字上比较谨慎的自己，今天是怎么的了?完全失态啊。而那个余大头，端着一副高深莫测的架子，又到底是在玩的哪一招呢?但仔细想想，自己也没说什么太过杠杠的话。无非就是说祝磊这么个正厅级干部，神经又没出毛病，应该不会平白无故地开枪杀人嘛，杀人偿命是对的，但总该把内幕给整清楚了再毙人家也不为晚，匆匆忙忙判，再急急忙忙地要把人家毙了，总让人觉得有点纳闷。真搞不明白，上头有些人为什么总要在一些重大关节问题上犯那么一点点傻……等等等等，这些牢骚话，全省人民都在说哩。我劳东林说两句，又怎么了?于是就把这件事丢开了，安心去睡觉。几天过去了，倒也没出什么大岔，劳爷这才彻底踏实下来，却不料到某一天的傍晚时分，又接到余大头的电话，让他马上赶到兴安宾馆去见他。

这个兴安宾馆，地处偏僻，多数人可能都不清楚，但劳爷清楚，它跟那个“龙湾路八十八号”一样，也是省安全厅的一个“点儿”。不同的是，龙湾路那边，现在不是了，而兴安宾馆却依然还是。龙湾路八十八号地处市内繁华地段，而“兴安”所处的地段却比较背静，歇山式飞檐大门楼上虽然也跟一般的宾馆似的装饰着耀眼的霓虹灯招牌，但细心的人还是可以看出，它并不像别的招牌似的，红黄蓝绿拼着命地闪烁，哭着喊着在招徕过往行人。它不。它就那样儿，静静地闪着一绺红光，默默地敞着大门，你爱来不来。还有一点它跟其他宾馆也不一样，就是任何人出入它的大门，都得出示住宿证。没有住宿证的，必须请你出示工作证和身份证。说到底，它那么“清高”，是因为它并不对外营业，它不指着那点外财生活。但它又告诉你，我这儿是个“宾馆”。

劳爷赶到兴安门前时，已经有一位年轻的军人在那儿等着他了。劳爷曾经想到过，以余大头目前的身份，或地位，到时候会有一位工作人员或秘书在大门口来接他，但没想到会是一位军人，这让他略感意外。兴安宾馆的前身是当年“东北王”张作霖的一座“行宫”。按说它应该作为“文物”，由地方文物局接管和保护起来。其他那些有这样那样身世的建筑早就被接管了，惟有这座“行宫”它们没接得过去。因为和省安全厅经常有工作上的往来，劳爷不止一次来过这儿，对它餐厅里一位河北廊坊的大师傅做的“肉饼”，印象还特别深刻。兴安宾馆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就是原先那个“行宫”。它包括一个大型的宫殿式的四合院和两个带小院的侧厢房，还包括一片带假山亭阁九曲桥的水面。这一部分实际上是处于严密的保护之中的：尤其是那个宫殿式的大四合院，据说大帅和小帅都曾来住过，现在已不对外开放了，只供贵宾，还得是身份不一般的贵宾参观。另一部分就是一幢新楼。说它“新”，只是相对那“行宫”而言，其实建起也快三十年了。只不过，前几年重新做了一次内装修，硬件方面的标准绝不次于地方上那些星级宾馆?而且每个房间都安了两部电话机。一部联线地方市话和国内国际长途，一部是安全系统内部的直通电话，以确保内部通话的绝对安全保密。还有一点也是它特殊的：不管进入新楼区，还是在“行宫”区，都无法使用手机。也就是说．它这儿，无线电的屏蔽功

能特别的好：安全厅安全厅，就得安全嘛。

按说，那位年轻的军人应该领着劳爷向新楼走。但他却没把劳爷往那儿引，而是把他直接领到了“行宫区”内一个带侧厢房的小院里。这也让劳爷感到意外．又让他暗自兴奋。他知道，这两个带侧厢房的小院，在整个兴安。地位相当特殊和“神秘”。如果接待会议，这儿肯定只安排来自国家安全部或中央一级的领导。平日

里，这儿则只安排“特殊”住客。

余大头怎么会住到这小院里了?难道他还拥有“安全”方面的背景?这当然不便深究。据他自己笑着向劳爷所做的解释是：省安全厅这两天正在这儿搞干部轮训，请他来做一次欧美经济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的“形势报告”。趁此机会，他也就在这儿休息两天。但怎么会有现役军人来做他的“扈从”呢?这一点，劳爷没有问；再问，不仅显得他劳东林有点碎嘴子，也就有点露怯了。而那位大头兄自己也没往下解释。前一阶段，他刚从美国回来时，熟人们就看到他乘坐的是一辆挂着军牌的大奥迪车，还有一位现役的军士(司机)在为他服务。没过多长时间，这辆军车和军士都不见了，又被一辆地方上的车和地方上的司机替代了。今天，劳爷又看到一位年轻的军官在他跟前走动……正常，这些事发生在“余大哥”身上，挺正常，要是没有这些非同一般的事发生在他身上，人们也许反而会觉得有点“不正常”了。

那天，余大头不再虚晃一枪，请劳爷落座，上完茶，接下来张嘴就说要“拜托”劳爷去陶里根办件事。“要你去做一次秘密调查，调查顾代省长当年在陶里根任市委书记兼市长期问的工作和生活状况”’。他把“任务”交代得如此直白、简明和平淡，好像只不过让对方上菜市场买两斤鸡蛋似的，这话意，这口气，这神情，却让劳爷完全惊呆了，只能微微地虚张着嘴，呆呆地看着余大头，保持着绝对的沉默和心跳。要知道，在劳爷听来，这“任务”的严重性，其实和让他去“杀个人”差不了多少。因此，这一刻，他产生的第一感觉居然是，这个余大头莫不是“吃饱了撑的”，在跟他闹着玩哩?他完全搞不懂，早已成了“著名中青年企业家”的余大头，插手这样的事，究竟在发啥神经?或者干脆就是踩到电门上了。

秘密去调查一个现任的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找死呢?!!

但是，环境、气氛和神情，都告诉劳爷，既没人在跟他耍着玩，也没人在这儿发神经。

“调……调查顾代省长?”他僵僵地问，舌头好像肿胀起来，嘴唇也干裂了似的，在怔怔地打量了一眼对方后，又问道，“你没吃错药吧?”

“您看呢?”大头兄淡淡一笑道。

“……”劳爷不作声了：余达成也不作声了。劳爷下意识地端起杯子，抿了两口，过了一会儿，又抿了两口，却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喝啥。他还在等着这位“大头兄”突然哈哈大笑一声，然后跳起来捶他一拳说道：“哈哈，看把你吓得=跟你开玩笑的，千万别当真!”但是“大头兄”既没笑，也没跳起来．神情却变得越来越严肃了。

真事儿?

劳东林的心狂跳起来。

“要我去干这么一档事，啥背景?”劳爷怔怔地问。他不问别的，先问“背景”。这让余达成心中不由得暗自佩服。姜到底还是老的辣。这样的事，当然首先得把背景掂量清楚了。

“信不过我?”余大头答。

“这不是信得过信不过的事=”劳爷强作镇静，淡淡一笑道。话虽轻，理儿却重。而且不容回避：

“……”余达成只得沉默了：但过了一会儿，他却默默一笑道：“我著名的劳爷哎，您非得问这么多吗?”

“我更著名的余大哥哎，我能不问这么多吗?”劳爷不动声色地反问道。

“……”“余大哥”再一次沉默了?过了一会儿，却没头没脑地冲着劳爷笑了笑，无奈地敬佩地说了句：“……你啊，果然名不虚传……”

那天谈到最后，余大头也没向劳爷透露这个“背景”，只是点着一支烟，把他那宽厚高大的上半身往那椅背上一靠，一边撸着自己那个板儿寸头，一边嘬着牙花子．说道：“拉倒吧，您就别死抠我那张底牌了。这么跟您说，其实我跟您一样，对我自己今天居然会来找您谈这么档子事，也感到无比诧异和惊骇，我甚至觉得自己都有点过了今天就不想过明天的蠢劲儿了。但我还是来了。为啥?一句话：我不得不来。我不能不来。我说到这份儿上，聪明人就应该明白了我没跟您交代的、我不能跟您交代的、您又特别想知道的那张底牌，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对不起，我不是聪明人……”

“老哥，就别跟我谦虚了。”余达成忙做了个手势，让劳爷别急着打断他的话头，“这会儿，我虽然没法跟您亮出那应该向您亮的底牌，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一点，这件事不管干好干坏，到最后肯定有人替你担着这份责任。绝对不会把事情都推到你个人头上去的。但有两条，我也要事先跟你说明白，一，我不会跟你立任何书面字据，来保证这一点。二，在整个过程中，你不能向任何人透露我们今天的谈话。否则……”

“否则又咋样?”

“否则……否则，你、我，就都不是好同志喽。”余大头半真半假地笑道，把一个特别严重的追问，淡淡地打发了。

“那……对我来说，不还是没任何保障吗?”劳爷迟疑了。

“话，我只能说到这份儿上了。你自己考虑吧。我肯定不能给你任何书面的东西。不是我姓余的不是东西，而是……”他稍稍犹豫了一下，又接着说道，“而是……而是……我只能这么做。”大头掐灭手中的烟蒂，定定地看着劳爷，话说得非常坚决。在劳爷眼里，这就是能办大事的人：当事情牵涉到一些更高层次的利害关系时，他们绝对能割舍当下，着眼未来，出快刀，使猛拳，断自身和他人的一切后路。劳东林一生都在佩服这样的人，也渴望自己有可能这样去办一两件大事。他老觉得自己离这样的人生境界总还差那么一口气、一步路，总滞留在憾恨之乡，而没能跨越过去…

“……”劳爷暗自感佩着默默地苦笑了一下，没马上对余大头的这番话做出回应。余达成也不再说话，等待了一会儿，见劳爷仍不表示态度，慢慢地又去点着一支烟，从容地说道：“那……你就再考虑考虑吧。”然后强调道：“今天我这个谈话，不代表任何组织，也不带任何强迫命令，干还是不干，大主意还是你自己拿。”

“好事不找我。找我，就是这种倒霉事儿……”这时，劳爷小声地嘟哝了一句。余大头立刻笑道：“那你推荐一个，全公安厅上下，还有谁比你更合适的?”“干吗光公安厅啊，全省那么些人哩。”劳爷“冤屈”地又嘟哝了一句。“全省?行=你挑。谁?我们还就想找一个比您强的人哩。在哪儿呢?”余大头做出一副十分宽容的样子，大度地笑道，趁势使了一下“激将法”。而且在这里还特地用了个“我们”，暗示他此举绝非“个人行为”。

劳爷当然敏感到，余大头背后是“另有高人”的。他同时意识到这个“高人”很可能就是那个老书记。他做这样的猜测，有两个理由：一，如果是别的高层领导，为什么一定要调动这个余达成出面来做工作?这种事，政治上非常敏感，甚至还可以说有点“犯忌”，绝对出不得半点差错；因此是只能找自己的“心腹者”去做的。二，劳爷早就听说，最早发现和提拔颐立源的，就是这个老书记。当时的陶里根还只是一个小破县，由于地处中苏边界，上个世纪六十年代那会儿，边界上摩擦不断．战事频仍，县城里的市政建设和经济发展都停滞不前，说它是个县城．细论其规模和面貌，还真赶不上内地的一个乡镇。一两条破旧的大街，几家冷冷清清的商店和不那么景气的饭馆。江边上几十艘同样破旧的渔船对峙着江对岸那高耸的钢架嘹望塔和来回穿梭的巡逻炮艇。延续到八十年代中期，情况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而那会儿的顾立源也还只是县政府办公室三个副主任中排名最后一位的副主任。一个毕业后“很不幸”地被分回家乡来谋生的大学生。当地县工商联机关里一名普通工作人员的小儿子。如果不是发生了后来那些事情，可以说，顾代省长的前程并不会比他的父亲好到哪儿去。很可能就会像他无数的前辈一样，窝在这样一个小破县城里终其一生。后来他幸运地遭遇了这样两件事。一件是大事，是跟全中国十来亿人一起遭遇的，那就是“改革开放”=第二件事似乎是“小事”，但对他个人来说，又是一件大得不能再大的事情：八十年代中期，随着“改革春风吹绿边疆大地”，一位中央主要领导来这里视察——在此以前，除了军方三总部的一些高级将领为部署自卫反击战役到陶里根县城里来住过一阵，此地还没有来过更大的领导人。那位中央主要领导，在众人陪同下兴致勃勃地在江边走了一圈，指着依然冷清和破旧的陶里根，非常感慨地对陪同视察的省市领导说，南边我们能在一个渔村的基础上搞出一个深圳，北边为什么就不能把一个小县城变成另一个深圳?你们的思想能不能再解放一点?步子能不能再迈得大一点?当时主陪的就是那个老书记。他那会儿还在位。他忙答道，当然可以，就是希望中央能给我们一点政策。

“政策，只要有利于改革开放，当然可以考虑的嘛。你们要什么政策?啊?”这位以爽快、豪放和激情洋溢著称的中央主要领导回过头来问老书记。老书记虽然还是比较了解这位中央领导的，但那天还是没想到会如此泼辣爽快，当即就要跟他探讨，中央给些什么政策，就能加快陶里根的变革。一个统率全国大局的中央主要领导，这一刻在关心陶里根的前途，愿意给这么一个小破县一点政策，以利于它的发展，这可是千载万载都难逢的机会啊。当然，他也可以说一些官话套话来搪塞，但官话套话是只能应付场面，却起不了任何实际作用。这时候如果只说些官话套话，恐怕不仅起不到实际作用，还会引起这位中央主要领导的极大反感，让他感到当地官员平庸无能。但到底要一个什么政策呢?不仅是老书记，就是陪同视察的所有的同志，事先都没做准备啊。事先没人说中央领导在视察时要跟他们讨论这个问题啊。再说，作为高纬度地区一个工业大省的一把手，老书记和省委领导班子里的同志正为全省那么些特大型国有企业忧虑着，操心着。这些大企业曾作为共和国的长子、骄子，为共和国的起步壮大造血输氧提气。但现在，它们几乎无一不面临困境，由此而造成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经济困境逼得这些“封疆大吏”，食不甘味，夜不成寐。所以，他们一时间确实还顾不上陶里根这样的“小县城”，还来不及深入细致地思考适合这个边境小县的发展思路和特殊政策。为此，面对中央主要领导的“询问”、“追索”，老书记语塞。在场所有的大小官员也都不知所措，只知屏息静气地等待。现场气氛陡然有些紧张起来。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见一位一直在最后一排站着的年轻人，赶紧拿起一把太阳伞往前凑到中央领导跟前，一边说：“总书记，太阳光太毒了，用伞给您挡着点吧。”一边却借此机会用自己的身子挡住中央领导的视线，同时把一张小纸条悄悄塞到了老书记手里。老书记打开纸条很快扫了一眼，只见小纸条上写着三个字：“边贸权”。啊。这一点提醒得好啊。建国几十年．外贸和边贸权都是严格控制在中央手里的。外贸权和边贸权．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也是保持和保证国家高度集中统一所必须严格掌握的权力。二权高度控制在中央手里，多年来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没有人会去怀疑和挑战这个权力和政策。但是，陶里根地处边境，如果在边贸问题上给它以一定的自由度，这不就等于给它的前行增添了一副鹰的翅膀和豹子的腿脚了吗?啊，这小伙子有头脑，有魄力。老书记几乎是怀着感激和无比赏识的心情快速地去打量了一眼这个给他递纸条的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就是顾立源……

……陶里根就是这样得到了再一次的”解放”。两个多月后。一艘满载着陶里根特产水果的铁壳船．从对岸虽然地广土肥人烟稀少、但水果仍然紧缺的兄弟邻邦处换来了满满一船我们这边紧缺的化肥。哈哈，一船水果居然换来一船化肥!赚啦!!消息传开，不异于平地一声“春雷”．成千上万个商人、菜农、果农、摊主和曾经不是商人不是菜农不是果农更不是摊主的中国人学成了商人菜农果农摊主，纷纷涌向陶里根。涌向对岸……陶里根迅速扩大、膨胀。数以十计、百计的建筑工程队开进这个县城。几乎一夜之间，存在了数十、数百年的老街老旁消失了=市区以每年一平方公里、两平方公里、三平方公里……的速度向四周蔓延。“陶里根神话”和“深圳速度”一样，在那些年里深深陶醉了、也滋润着千千万万颗盼望变革、期待淘金的中国心……

在陶里根撤县建市时，省委常委讨论陶里根市市长人选，发生了一些争论。老书记拍着桌子说：“争啥争?争啥争?这市长就是那个小顾了。”从那以后．老书记一直持别关注顾立源。也可以这么说，顾立源以超寻常的速度．仅叹十来年的时问，从一个县机关的副科长变成了代省长，除了他个人的努力以外，跟这位老书记对他的特别“关注”是绝对分不开的：因此你可以设想，老书记一旦听说了这位已然进入省委领导班子的“后起之秀”涉及了什么重大案子，他能不焦心?能不采取特别措施去把事情先整个明白?然后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挽回影响，弥补损失。要知道，虽然他已经完全退下来了，但他一旦真的要想说些什么，做些什么，他的声音和要求还是可以“直达天听”的。而在顾立源的问题上，他觉得自己必须要对党负责，对历史负责，对这个省的六七千万老百姓负责，也要在政治上，对自己这问心无愧的一生负责……他必须知道，这个“小顾”，十多年来到底出了问题没有?但在闹清问题的实质前，他不便公开去做些什么，也不便去说些什么。但大树临风，不动也威嘛。

于是，他很有可能，委托自己过去的秘书暗中来操办一下这件事。

既然有这样的大背景，干不干?

劳爷问自己。最后他下了决心。

说到底，他仍是一个“不安分”的人。“……这点‘不安分’，害苦了他一生，也害他最后死在人家的车轮底下……”泉英说到最后，止不住地又哽咽起来。

……据赵五六和劳爷的妻子共同回忆，劳爷当时去陶里根，一开始并没辞职。余大头也没提出非要他辞了职来干这件事。这两位都人精儿似的，不会那么“傻”，一步就把他人和自己搁到死角里。劳爷最早上赵总队那儿去请假时是这么说的：陶里根有一家挺大的民营公司想在他退休后聘他做公司的保安经理，开出的年薪还算看得过去。他想先去探探虚实。赵总队说，别介，你现在就为退休以后的日子铺路搭桥，是不是也太超前了点?你劳大神探还担心退休后没人搭理?还非得上陶里根那大老远的地方刨食儿?他说，远不远的，反正多个机会多条路呗。深知他脾气的赵总队拗不过他，还真准了他的假，为了替他节省开支，还顺便让他捎了一点“公事”去办，以便他回来后可以名正言顺地报销那点路费和住宿费。那一回，他在陶里根只待了四五天。没想到一回来就正式向总队提出辞职申请。

“为什么那回回来后就提出了辞职申请?”邵长水问。

“是啊，当时我特别纳闷。”赵五六答道。

“在陶里根的那四五天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能促使他下那么大的决心?”邵长水问。

“不清楚……”赵五六叹道。

“那……我再找人了解了解?”邵长水主动提议道。

“你不觉得这事没啥意思了?”赵五六打趣道。

“嗯……不管咋的，事情总不能办个半半拉就撂下吧?”邵长水支吾道。

听泉英嫂子讲述，包括跟寿泰求接触了那么两回，这一切在邵长水心中都激起了不小的浪花，使他开始重新认识“刑警”这个职业，重新定位一个成熟的当代男人的职责和应尽的义务。从劳爷身上他也开始感受到一种自己过去从来都没有把它当真的生活冲动。一种“人”的含义和活法。虽然这时，他还说不清自己突然间所感受到的这些东西到底具有什么样的人文价值和现实价值，但有两点他是能说得清楚的：一，今天感受到的东西，是过去封闭在山沟沟里时感受不到的，应该把它看做是进城后的一次重大收获；二，目前虽然还说不清楚它，但它的确激动了自己。他确信，能激动自己的一定是个好东西：既然是个好东西，自己就有责任、有义务把它闹清楚整明白了。

他决定趁热打铁，找寿泰求和余达成再深入地谈一谈，却没料想分别都碰了壁。打电话约寿泰求，寿泰求怎么也不肯出来见邵长水了。

“那天，我们还没谈完哩。”邵长水在电话里这样说道。

“谈完了……谈完了……”寿泰求在电话那头这样应付道。

“您说劳爷在陶里根生活的那几个月里，一度非常痛苦，但我们今天还听到一种说法，说他为自己要去陶里根工作曾经非常兴奋过……”

“我谈的只是我个人的感觉。一面之词而已。到底是痛苦，还是兴奋，还是既痛苦过，也兴奋过，还是先兴奋后痛苦，还是先痛苦后兴奋……当然以你们的调查结论为准。”

“寿总，据我们了解，劳爷去陶里根后，曾多次回省城来找您密谈……”

“你们可千万别这么说。那怎么能说是密谈呢?绝对不能说是密谈。一起随便吃顿便饭，喝喝咖啡，随意聊聊罢了。劳爷是个非常好交朋友、也非常善交朋友的人。我只是他众多朋友中一个非常普通的朋友……”

“你们曾多次在一起聊过。”

“那又能说明什么问题?”

“寿总……”

“很对不起。最近我真的非常忙。非常非常忙。非常非常非常忙……”

余达成比寿泰求要圆滑一些，没有拒绝见面，但见面后，他的态度却显见得“更加恶劣”。他对邵长水说：“是的。我曾经找过劳东林先生。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更多的情况，现在就不必再去说了。”“劳爷被撞死了……”邵长水提醒道。余达成坐在他那高背黑皮软垫总裁椅里，沉默了一会儿，再一次斩钉截铁地重复道：“我刚才已经说过了，我找过这位劳先生，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请您跟我们谈谈，当时您找劳东林的具体目的和背景情况。”邵长水耐心地请求道。“我再说一遍，我的确找过这位劳先生，但这件事已经过去了。我只能说这么多了。对不起。”余达成除了强调了“的确”二字外，一字不多，一字不少地又把他刚说过的话重复了一遍。随邵长水一起去的一位男同志被余大头这个“傲慢”和“冷漠”激怒了，一下站了起来，蹙起眉头，大声说道：“余达成同志，据我们了解，劳东林同志是应您的指示辞职去了陶里根，才引发了后续一连串事情，最后导致了他的非正常死亡。您不觉得有这个责任协助我们尽快搞清真相，揪出元凶，而不应该采取这样一种明哲保身的态度，只想怎么撇清自己?”这个年轻的工作同志是省城郊区公安分局刑侦中队的一个中队长，平时大会小会都不爱说话。邵长水没想到在这节骨眼儿上，他居然能如此不畏“强横”，慷慨仗义。要知道，此时的余达成已是中央直属某大企业的总裁了，正经一个副省部级干部。当时邵长水本能的反应是要去拉这个年轻人一把，制止他当场发作，以免把局面搞僵了，以后再不好打交道。但最后他没去拉。没拉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因为那年轻人起身太猛，他没来得及拉住；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潜意识起了作用：在潜意识中，他也觉得这个姓余的家伙如此过河拆桥，不仗义，确实有点“欠啐”，也就由着这个年轻人跟他去发作了。

回到龙湾路八十八号，邵长水等人立即向赵总队详细汇报了情况，没想到赵五六一改往常在听汇报时那种热情专注的态度，变得沉闷而消极，等邵长水等人说完后．对已经发生的事态也不做任何分析和指示，只是低头默默地坐了好大一会儿，然后把其他同志都打发了，感慨似的拍了拍邵长水的肩背，站起来，一边向门外走

去，一边回过头来对邵长水说道：“走啊。我请你吃夜宵去。”

十四 和顺面馆

和顺路六十六号是一家兼做苏式点心的淮扬面馆。五开间门面，一楼一底，青砖粉墙大红柱，规整气派。这里原先是省内百年老字号恒通面粉厂大老板傅有恒三姨太的私宅。这个恒通面粉和它的老板傅有恒，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在省城很有些名气。一九四九年这位傅老板带着几位姨太太和姨太太生的孩子，带着全部的金银细软美钞股票，甩下大老婆和那些不动产，也甩下“饥寒交迫”的员工，跑香港去了。这些不动产后来自然也就充了公，包括这所大宅子，一律归房管所分配，做了民居。前些年，傅老板仙逝，他在海外的一个直系亲属，好像还是亲侄儿辈之类的人，回省里来做巨额投资，附带条件之一，就是要收回这座“大宅”。那时候，对这一类事情的处理，中央还没有出台具体政策，更无法可依，谁也不敢做主，便逐级上报，捅到了省委统战部，又由省委统战部报省委常委集体画圈，毅然决然地做出了“归还傅家”的决定。这个决定当时在社会上还引起过一阵不小的议论和“骚动”，说法无非是“胡汉三的还乡团又回来了”，“现如今，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等等等等。但事实证明，当时那个省委集体画下的这个圈，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英明”的。它的英明，不仅在于给省里争取到了一笔巨额美元投资，而且对适时适度调整社会上人与人之问的关系、观念、心态，启动一个必须的法理体制进程，在某种程度上都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那位“侄儿”也已年届古稀，在大陆港台，以及美国等地都有生意，他自己自然是不会入住那样的老宅的。用他老人家的话来说，这样的老宅阴气太重，老年人本身阴阳失衡．阳气虚亏，是不宜住这样的老房子的。说实话，这老宅几十年来被一二十户人家分住，早已破旧得没个样子了。老人把“回归”的老宅给了在大陆的一个亲外甥女，又给了她一大笔钱!让她把老宅重新翻修过，开了这么个非常有特色的“和顺面馆”。这外甥女的丈夫原本是省检察院的一个助理检察员，转业军人，后来面馆的生意渐做渐大，这位助理检察官索性辞了职，一心一意相妻开店．看来又成了这面馆的正式“法人”。于是圈子里的人开玩笑说，老宅忽悠了一圈，终于又回到了“人民”手中。那外甥女婿免不了在省城的公检法系统中有不少上级同事朋友熟人。公务上常有应酬交际。俗话说，在哪花钱不是花?肥水还是别流外人田嘛：于是他们纷纷把这些宴请挪到和顺这边来做。它虽说是“面馆”，需要的时候却同样可以做宴席。或者，话这么说更准确：对外营业，它的确只卖“面”。只有公检法系统的朋友因公因私，需要了，它才为他们专办酒席。价钱比外头的正一级餐馆还要便宜一半以上=但菜谱和菜的色香味绝对是照特一级餐馆的水平制订和制作的：还有一个特别让这些公检法系统里的朋友称道和放心的是，那位外甥女婿在后院精心装修了三个包间，专为这些公宴使用，完全和大堂隔绝。甚至人车的出入，也设了专门的通道。久而久之．这些公务员把私人间的重要会见、晤谈，都放到了这儿来举行：需要时。只须先打个电话，这边绝对能把后院其他那两个包间的生意都停了．整个后院都由您独自享用。因为有这样的保全条件。市公安局曾借助这儿，设套“密捕”过两个嚣张一时而又好吃狂赌的黑社会头目：

这个和顺面馆在省城公检法系统里如此有名，但邵长水却也还是头一回光顾。跟着赵总队一走进面馆那幽静雅致的后院，他就被那几丛青竹和一泓碧波荡漾的池水“震惊”了，禁不住大声叫道：“嗨，稀罕。稀罕……实在是稀罕……”

赵总队自然是这几的座上常客了；说“常客”似乎还不够，应该说是“贵客”才对。从他进门那刻起，店主夫妇俩就赶来亲自招呼，陪伺左右。邵长水还听到那位女店主在院子里吩咐手下的人：“告诉前台，别再往后院安排客人了。”邵长水忙低声对赵总队说：“我俩也就随便吃一点夜宵，有必要让人整得那么隆重吗?”赵总队却满不在乎地朝邵长水挥了挥手，那意思是说：这你就别操心了，让他们操办去。老规矩了。他俩刚在酸枝木的仿明靠背椅上坐下，茶就紧跟着上来了。那是八十元一壶的明前毛峰。茶具也是仿大清御制的青花釉上彩万寿无疆套具，紧接着又上了四个冷碟，四个干果盘，都是赵总队平日里爱吃的那种酱猪蹄、扒猪脸、手撕猪肝、大料卤肥肠和无花果干、柿饼、油炸龙虾片等，还有一大盘出产在乌陀格拉草原上的葵花籽儿，粒儿大皮薄油多仁儿香。自然也少不了一碟剥得白润娇嫩的蒜瓣儿和一碟紫红鲜亮的油泼辣子。然后，那位前助理检察官又笑嘻嘻地，仿佛取来什么宝贝似的，双手捧着一瓶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厂的简装红星二锅头，照直走到赵总队跟前，小心翼翼地把酒在他面前展示了一下，仿佛在展示一瓶窖藏百年的“路易十八”似的，压低了嗓门声明道：“最后两三瓶了。这可是专门为您赵总队留着的。”赵总队却说：“我操。八年前就听你说过这话了，你这到底是第几个‘最后两三瓶’了?你就跟我这么瞎忽悠吧。”那位前助理检察官忙抱屈地笑道：“您瞧瞧您瞧瞧，您当总队长的说话都这么不实事求是，那我们这些人就更没个活头了。我连头带尾才做了这三四年生意，您咋能在八年前就听我说过这话呢?实话跟您说吧，这可是真正的最后三瓶了。以后您就是打死我，也给您找不来这样的二锅头了。再想喝，只能给您上茅台五粮液了。”不怎么喝酒的邵长水知道，省里不少老公安都特别爱喝这“简装版的二锅头”。或者应该这么说，都特讲究这一点。现在，市面上二锅头多的是。从七八元十来元一瓶简装的，到三百多元一瓶精品特酿的，应有尽有。但绝对再找不到这种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出的简装版五十六度“红星二锅头”(一定得五十六度。六十度不行，五十度的也不行)。这样的二锅头在产地北京都很难再找得到了。而省城的那些老公安偏偏都以能搞到喝到这样一瓶二锅头为胜事，幸事，并纷纷以此为荣。真不知道这位前助理检察官是怎么搞到它们的?居然还能时不时神秘地宣布一下：“这是最后两三瓶。”

吃夜宵，还要喝酒?而且还要喝这样的烈酒?邵长水犯疑地悄悄打量了一眼赵总队，只见他已经端着那同样仿大清御制的青花釉上彩万寿无疆小酒盅，在那儿默默地抿了起来，一小口一小口地咽着这几乎跟烈火一样在烧灼人嘴唇和喉管的烈酒，好像在品尝什么天堂人间的甘露仙泉：好大一会儿．他都不说话，也不吃那些他爱吃的肉菜，只闷着头拿那乌陀格拉草原上的葵花籽下酒。这让邵长水，也让前助理检察官夫妇俩都觉察出，总队长今晚肯定有心事，似乎是在“借酒浇愁”哩=邵长水不摸深浅，不敢探问，也只管自己闷头喝茶吃菜：前助理检察官夫妇俩在一旁不尴不尬地胡乱编了几句，但见赵五六总也不搭理他俩，便赶紧抽身上外头忙他们自己的去了。不大一会儿工夫．总队长便喝得满面通红，两眼放光，热汗直顺着他粗短的脖梗往下流淌：而那瓶一斤装的烈酒，也只剩了小半瓶：

“咋光喝茶不喝酒呢?算啥嘛?!”总队长突然抬起头来责问邵长水。

邵长水一愣，忙端起酒盅干了一盅，赵五六却直瞠瞠地看着他，问：“你觉得劳爷死得冤不冤?”因为没想到总队长今晚还会跟他“探讨”这么敏感的话题，对此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邵长水不觉愣怔了一下。赵五六见他傻愣在那儿，便有点不高兴了，吊起眼梢批评道：“小老弟啊小老弟，别老想着你那点定岗定职的狗屁事。人都调到省厅来了，老婆娃娃的户口也都给你办妥了，还犯啥愁呢?知道你对我有意见……老大鼻子的意见……”赵五六斜起眼乜眄着邵长水，发出一声声冷笑=

“我有啥意见?我咋会对您有意见?”邵长水忙连声解释。

“你别跟我强词夺理。有意见是正常的。没意见才是不正常的……劳爷就是憋着这一肚子意见才去陶里根的……他心里不痛快……不痛快得很呐……可我没想到他去了陶里根还那么痛苦……人呐……”

这时，那位男店主推门进来，问能不能上热菜了，却没料，遭到赵总队的一顿臭训。他瞪大了眼，冲着这位男店主破口大骂道：“谁让你进来的?我跟你交代过没有，不经我允许，今天晚上任何人都不许随随便便往屋里闯?你知道我们是干啥的吗?你想偷听我们的谈话?嗯?!你活腻歪了?”吓得那位前助理检察官目瞪口呆，瞬间工夫便傻愣在那儿了。邵长水知道赵总队确实喝多了，忙冲着那店主挥挥手，让他别跟总队长计较，赶紧回避了，然后摁住死活要站起来去继续追问那店主的赵总队，哄劝道：“哎哎哎，人家是来给我们上菜的。你干啥呢?您这么折腾，我们还吃不吃这顿夜宵了?”

赵五六呆呆地看了邵长水一眼，这才渐渐安静下来，然后又呆呆地朝店老板离去的方向看了看，翕合了两下嘴，似乎是有话要说，但又没说得出来，呆坐下，问：“我刚才跟人耍态度了?”

邵长水笑道：“岂止是耍态度?!差一点没把人家生吞活剥了。”

“……”这时思维已然变得非常迟钝的赵五六翻了翻眼皮，努力地回想了一下，忽然说道，“那……那……那咱们该给人家道个歉……那得……得道个歉……”

邵长水笑道：“行了行了。你别再去吓唬人家了。”

赵五六着急地嚷嚷道：“干吗吓唬人家?我得跟人家道歉!这老板过去是咱们公检法系统的同志，在部队正经还当过侦察参谋。我们一直处得挺不错的……别……别伤了他啊……”说着，强挣起身，摇摇晃晃地就直向门外走去，逼得邵长水赶紧上前把他拽回椅子上。但赵五六还是嚷着要去找老板道歉。邵长水只得支使一直守候在门外的一位男服务生，跑步去把老板叫了来。再经过一番折腾，等老板走了，那酒劲也稍稍过去了一些，赵五六才再度平静下来。邵长水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他喝下去了，便赶紧通知老板，没上的甜点和水果统统都别上了，不由分说地把总队长拽出了这和顺面馆。等发动了车，把赵总队送回家，再回到龙湾路，已是后半夜两点时分，哪还顾得上洗脚刷牙，赶紧脱了上床，但脑子里却翻来覆去地回响着赵五六说的这些“酒话”，闪现着他“愤世嫉俗”的神情，捉摸着总队长今晚突然酒后失态的深层次原因……汶一切，颠过来倒过去地纠缠着已然非常困倦的他，只是睡不着，就只能硬挺着……一直到天明时分，眼皮才渐觉沉重，脑子里也跟灌

满了一盆热浆子似的，迷迷糊糊地刚有了点睡意，电话铃却突然间惊心动魄地响了起来。他本能地一个鲤鱼打挺般蹦起，扑过去抓起电话。是赵总队从总队部办公室打来的，让他立即赶到总队部．“有话要跟你说”。

邵长水赶紧翻身下床，穿好衣服，夺门而出时，下意识地瞧了一下墙上的电钟，这时还不到凌晨五点。

……省厅大院这时自然寂静无人，邵长水急冲冲赶到总队长办公室，果不其然，他已经在那儿等着了；看那模样，也是一夜没好睡，眼泡整个儿都浮肿着，加上酒后的病态，再加上室内又没开灯，他似乎显现得越发的虚弱和憔悴=自调到刑侦总队来，邵长水还从来没见过总队长如此“颓丧”过。

“坐。”赵五六指指另一边的沙发低声说道。那边沙发前的小茶几上放着一杯已经沏好的茶，还在袅袅地冒着热气。这是总队长特有的“待客”之道：找部下谈话，事先总会替你沏好一杯茶。几十年如一日，从不疏忽。

“昨晚我出洋相了……”他有气无力地自嘲道。

“没有。咱两个还没把那一瓶二锅头喝了，能出啥洋相?”邵长水忙回答。

“我绝对喝多了……那一瓶二锅头，你就没喝几口……”他一边说一边指了指那杯茶，意思是让邵长水喝茶，然后又问道，“当着和顺老板的面，我说啥出格儿的话没有?”

“没有。”

“真没有?”

“真没有。”

“没有就好……”赵五六将信将疑地看了看邵长水，低下头去，闷坐了一会儿，“昨天我心情不好，知道不?”

“我说哩，怎么突然拉我去吃夜宵，还喝那么些烈酒。”邵长水笑道。

“有些情况，昨天当着那么些同志的面，我不好说……”赵五六说着，自嘲般苦笑了一下，然后他告诉邵长水，前天有个领导——我们暂且先别去问这位领导到底是谁，反正只要他愿意的话，他是可以左右你我的命运的，突然把我找到他办公室说事儿，其实也没啥要紧事儿，东扯葫芦西扯瓢地，扯着扯着就扯到了劳爷这案子上来了，他郑重其事地“提醒”我，侦破劳爷这案子，应该“适当”地放慢侦破速度，应该“适当”地“前瞻后顾”一下。“我说放慢，不是要你们不去侦破，更不是要你们放过那些案犯。那当然是不应该的，不允许的，也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你千万别误解了我这个‘放慢’的意思。我说这‘放慢’，是希望你一边破案，一边得关注一下另外一方面事态的发展。”然后这位领导同志又故作神秘状地问我，“我说的这个‘另外一方面的事态’指的是啥，你明白不?”我故意跟他说：“不明白，请首长明示。”对方还笑着捶了我一拳说道：

“别逗了。你要不明白，那就傻死你吧!”

“他担心啥?”邵长水问。

“还不是担心将来万一上头查下来，顾代省长没什么了不得的问题，我们这么干，就会吃不了兜着走。”赵五六答道。

“劳爷这档子事，真得跟顾代省长牵扯上?”

“那天听泉英嫂子说事的时候，你没带耳朵去?”

“那我们就不往下查了?”

“人家并没有让你不往下查。只是希望你放慢进度。一边查着，一边得留神观察上头的态度。别闷着头傻查。”

“那位领导他代表谁?代表省委?省政府?还是代表咱公安厅党组在说这话?”

“他谁也不代表。就代表他自己。”

“那请他少扯后腿。”

“人家还真不是要扯我们后腿，也是在为我们着想哩。有些事情，确确实实不能想得那么简单。在省里办案，确实跟你过去在县里在深山沟里办案不一样……”

“那您说咋办?我们就听他的，放慢步伐?”

“唉……”赵五六苦笑着叹了口气道，“放慢?怎么个放慢法?放到什么程度才算慢?”

还有个让赵五六心烦的新情况，因为涉及厅党组内部的分歧．他还不便跟邵长水“透露”=厅党组内，近来越来越多的同志倾向于“劳爷并不是死于谋杀”，认为赵五六在这个案子上的侦查思路是有问题的。他们认为：

一，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证实，在事发前的一段时间里，劳爷或公开，或私下间，对顾代省长在陶里根工作期间的表现给予高度评价。这和他在“密件”中表达的观点也是相吻合的。如果凶手是因为劳爷秘密调查顾代省长，才要“杀害”他的，那么当劳爷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自己对顾的看法和态度时，他们为什么还要去杀他?逻辑上完全说不通啊。

二，虽然那个肇事司机已经“供认”事发当时，驾驶室里还有另一个人在，但，现在没有任何旁证物证可以证明这一点。方向盘上，除了那个醉酒司机外．没有找到其他任何人的指纹和掌纹。档把上也找不到其他人的指纹和掌纹。你当然可以认为，凶手当时戴着手套。但这也只能是推测。没有证据就不能推定有另一人存在。肇事司机一直不承认驾驶室有另一人，后来突然改口，又承认了，很可能是为了给自己推卸责任：

三，有一些证据在表明．劳爷在陶里根后期，精神状态已经不是很正常的了，对许多问题的看法常常处于一种“严重”(?)的分裂状态中，让人会产生一种。前言不搭后语”的感觉。这里的原因待查，但是，为此，对他在“密件”中所讲的。如果我出事，那肯定是他杀”这一点，和在邵长水手掌心上留下“谋杀”二字一举，都得加以特别的质疑。

四，即便从谋杀的角度去破案，我们也不能局限在陶里根寻找答案。车祸固然是发生在陶里根，但劳东林一生破了不少的案子，抓了不少的人，得罪了不少人。这些人都有可能对劳爷进行报复。这些人大部分服刑后，都流落到社会上去了。他们有的在陶里根，但大部分都不在陶里根。如果把侦查的范围只局限在陶里根，给

人的印象还是只重视“秘密调查”这条线上的事。好像我们这个案子，是有什么政治目的似的。这样不好……

还有一种新冒出来的说法就更“邪乎”了，有人认为，劳爷是自杀的……这些同志特别看重上边的第三条看法，他们确认，在事发前的这段日子里，劳爷的精神状态确实有些恍惚，对许多问题的看法都处在两可之间，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内心特别矛盾，常常流露出一些对人生没有把握的悲观情绪。因此他们认为，也不排除那天，老人家一时糊涂，便迎着摇摇晃晃驶来的那辆卡车走了过去……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在听了赵总队关于“劳爷自杀论”的讲述后，邵长水跳了起来，大声反驳，“幸亏他出事那天，我还见过他，还跟他在一起待了那么将近一个小时，最后又是我目送他被人推进急诊室手术间的。他不想进手术问。他要我救他。那天，他的确显得有些沉重，也可以看出，他内心思虑过多，但头脑非常清醒，对问题的分析判断都十分自信和果断。啥自杀么?说这种话的人完全是在搅混水。查一查，好好查一查说这种话的人的背景。”

“别激动……别激动……案件还在侦破中，不管人家说什么话，我们都得耐下心来听嘛。不能因为被害人是我们的一个老刑警，就听不进去不同意见。”

“如果是自杀，他能在我手上写下那样两个血字么?他故意在耍我们呢，还是他的精神真的已经处在分裂状态?但我可以以我的人格和党性来担保，劳爷当时神智是清醒的，神经是正常的。如果他的死跟别人没有关系，为什么有人要上我家去盗拓片?为什么要去炸他藏材料的那个保险柜?为什么还要杀害那个保安?后续发生的这一切，又说明了啥?”

“别激动……别激动……”

“我激动个球：我就是觉得我们一个老刑警死得太冤了，一心报国保民，却落个这样的下场……”

“别说着说着就没边没沿了。报国保民，跟‘这个下场’没有必然联系!”

“操，反正这国家也不是我们这几个刑警家米桶里揣着的，谁爱咋整咋整去!”

“邵长水，你瞎说个啥?越说越没边了，是不?”赵五六吼了一声。

邵长水不作声了。过了一会儿，他才不太高兴地问道：“半夜把人从床上催起来，首长到底有啥吩咐嘛?”

“下一步，你有啥想法?可别跟我说‘我听领导的’那种屁话。”赵五六说道。

“你们领导的态度当然重要。我们只不过是干活的……”

“行了!”赵五六立马打断了邵长水的话，逼问道，“有没有想法?到底有没有?”

“我觉得我们前一阶段工作思路总体是正确的，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现在的问题就是要坚持坚持再坚持，绝不为风言风语所动摇。当然，这得您这样的大树给顶着才行……”

“少跟我来这一套。说实在的：”

“我现在越来越体会袁厅长制定的总方针英明无比：咱们就查劳爷是怎么死的。别的，咱一概不碰：啥省长不省长的，咱们碰不起。人家不想让我们碰，我们就不去碰它：不碰它，我们才能把劳爷这案子继续查下去=袁厅长他妈的太有辩证法了……”

“下一步!”

“没啥下一步的，继续这样按部就班地干下去就行。如果说要有一点变动，就是要在搞清劳爷后期的思想状态、认识状态和精神状态上下更大的工夫=同时不放过车祸和银行爆炸和拓片被盗这几个案子。还有一点．不知道该不该说。”

“说。”

“真不敢说：”

“你操!”

“那我可就说了?以后心里再不痛快，就别喝那二锅头了。爹妈又没给你那酒量，白遭那罪干吗呀?!''

“滚滚滚。管天管地，还管我喝啥酒来着?滚!”

两人说到这里，天早已大亮。办公大楼的走廊里和院子里也已经有不少人在走动了。赵五六和邵长水早已饥肠辘辘，正想下楼去找个地方吃早点，传达室值班人员打来奇$%^书*（网！&*$收集整理电话，说大门口有人要找刑侦总队的负责人。

“干吗的?想报案?让他们找110。这儿不接受直接报案。”赵五六答道。

“他们说他们不是来报案的，就是来找您赵总队的。还说您派人去找过他们。只要一说他俩的名字，您就知道他们是谁了。”传达室的值班员答道。

“是吗?他们叫啥?”赵五六问。

“曹月芳、尹自力。”

“曹月芳……尹自力……谁啊?”赵五六慢慢地念叨了两遍这名字，突然想起这好像是劳爷留下的那份名单里的人。邵长水也马上证实了。

“这些人不‘是都不愿搭理我们了吗?怎么又主动找上门来呢?”赵五六和邵长水都暗自疑惑道。

两人赶紧去吃了点早点，赵五六回办公室等着，让邵长水先去传达室见一下那两人，搞清真实来意。这两人，邵长水原先都见过。这一回一见之下，邵长水却完全傻愣住了。那个“尹自力”没错，还是原先的那位；但自称是“曹月芳”的却从一个六七十岁的老人变成了二十来岁的女孩。而这个女孩还不是别人，却正是区图

书馆的那个曹楠，那个让他一直还在心里为她打着问号的曹楠。看到邵长水一下愣在那儿，久久地用诧异的目光打量着她，曹楠赶紧解释道：“我是曹月芳的女儿，本来我爸爸应该亲自来的。他突然重感冒了，让我替他……对不起……”

“有……有啥事吗?”邵长水问道。他一下子还不能从“曹楠就是曹月芳的女儿”这个意外中挣出，神情上自然就带着相当的戒心和疑虑。

“上一回真不好意思……”尹自力先为他们上一回对邵长水等人的不热情行为表示了歉意。

邵长水挥了挥手，表示过去的事就不要再提它了，接着问清他们今天也是为劳爷这档子事来找赵五六的，便马上跟赵五六通报了情况，得到赵的应允，把二位带到了总队长办公室。在通报情况时，因为考虑到赵总队一会儿要亲自跟曹楠打交道，犹豫再三，还是把这些日子来对曹楠的疑惑都跟赵五六说了。赵五六倒没批评他早不报告这些情况，只说了句：“这丫头还有这么一些事呢?那倒要见见。”

赵五六跟尹自力和曹楠只谈了十多分钟，送走了他俩，就把邵长水叫到办公室，对他说：“今天你安排时间，马上去见那个叫曹月芳的老同志。”

“怎么了?又愿意跟我们谈了?”邵长水问道。

“他们认为劳爷不可能是被谋杀的……”

“是吗?”邵长水一惊。

“你马上带个人去。做好详细记录。注意态度。别把老人吓着了。”

当天下午，省城又下起了小雨：邵长水带人再次来到曹月芳老人家的时候，曹楠已经在并不宽敞的门厅里等着了。普通的公寓楼。两室一厅的单元房。说是客厅，实际上也就是个略大一点的过道而已：上一回来，邵长水就觉得这客厅的种种陈设中总有那么一股说不上来的“非汉族”味道．比如那纹饰鲜艳的旧挂毯，洁白整齐的瓷挂盘，还有那一个个大小不等的雕花镜框，还有那个特别古老敦厚的铜茶炊……现在他明白了这里的原因了——只要仔细看一看那些镜框里夹着的老照片．邵长水就发现有好几张照片上的主人公竟然都是长裙曳地的俄罗斯妇人和身穿燕尾服，手持文明棍的俄罗斯男人。听曹月芳老人介绍，他们都是曹楠外祖母那一系列上的亲人。认真品味，泛黄的老照片还颇带了些西伯利亚旷野上那种冷冽、执著和博大的气息……

曹月芳早年也当过几天警察，可能是因为家族中的那点“海外关系”，“文革”前就被调离了公安系统；后来改行学了一门手艺——修钟表。总以为，不管世道如何变迁，城头上变换什么样的大王旗，都不能太亏了手艺人。原想，这一辈子就凭这手艺吃饭了，却不料，挡不住他为人的厚道和正直，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还是

被上头看中，提起来当了一家钟表店的副经理，当然是负责修理部工作的副经理一直干到退休。同样爱好摆弄旧钟表的劳爷可能既看中了他那点手艺，也看中了他当年的警察出身，两人多年前就成了好朋友。至于他这么个大老爷们怎么取了个娘儿们的名字，据曹楠她爷爷解释，她这父亲生下后长到两岁多，还不会说话；后来突然开口说话，既不叫“爸爸”，也不叫“妈妈”，只叫“月芳”，而且叫个不停。管什么都叫“月芳”。怎么教他，怎么利诱和威逼相加，也扭不过他这让人“惊骇”的叫声。家里从来也没人叫“月芳”，也没人教过他这么叫过。难道这老房子里曾住过这么一个叫“月芳”的屈死女子，她的冤魂附在孩子身上了?但四下里向那些老街坊打听，却谁也记不起来有过这么一个人……这么连续叫了几个月，众人正无奈时，突然间又不叫了，正常了，“爸爸妈妈饭饭屁屁狗狗鸡鸡……”叫唤得跟常人完全一样了，全家人也就放心了。随即也就把这档子事给忘了。一直到他六岁那年，说是得替他报名上学了，取个学名吧。爷爷突然说，还是让他叫“月芳”吧。原来这么些年，爷爷一直还记着这档子事，只是没声张而已。爷爷认为，不管当时是否真有这么个屈死之冤魂附身，孩子张嘴说话发的第一个音就是这个“月芳”，应该把它看做是冥冥中的一个谕示，谕示这孩子应该叫着“月芳”度过这一生。不管这个天生的名字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祸福，都是前世注定的。就让他带着这个天生的名字，走完他一生要走的路吧。就这样，定下了这样一个完全女性化的名字……

“上一回挺对不住你们的……”老人一上来也为上一回的失礼道歉。

“没事没事。人嘛，都一样，一回生二回熟。”邵长水宽容地笑了笑道。

“真的很对不住。当时我们的确有胆怯的地方。俗话说，不摸深浅，切勿下水。还有一句老话说，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哪是十年。是三年。您别瞎夸大。”曹楠笑着纠正道。

“是十年。”老人斩钉截铁地说道，“在别处兴许三年就够了，在中国得十年。”

“如果没啥忌讳的话，能说得详细一点吗，各位前辈究竟胆怯啥呢?”邵长水微笑着问。

“嗯……”老人迟疑了一下．没马上回答，却冲曹楠挥了挥手，意思是让她回避，他想单独跟工作组的同志谈。

曹楠显然有点不大愿意“回避”，但最终拗不过父亲的意旨，只得悻悻地上外头待着去了。

正式开谈前，邵长水向曹月芳征询道：“您谈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下笔录。您不忌讳吧?”

“记吧记吧：”曹月老满口答应道．“我知道这是你们的规矩，找人谈话总是要做笔录的=不过，你们到底记了一些什么下来，最后能不能让我看一下……”

“那当然。按规定，所有的笔录都要经当事人过目，还要请当事人签字认可才行。”

“那就好。那就好。”

十五 曹月芳的第一次讲述

老尹上午回来告诉我，说他已经当面告诉赵总队长，我们认为东林不是被谋杀的。我立马就批评了他。东林到底是怎么死的，我们别急着给人下结论。说老实话，我们也下不了这个结论。这是个技术性政策性政治性都非常强的事情。我们干不了。几十年来，我参加过好多次运动。既被人下过结论，也替人下过结论。我太知道下结论这事有多重要，又有多难了。有时为了结论里的一两个字，一两句话，能翻来覆去折腾好些天，磨蹭多少个来回，耽搁一两年、两三年，有的甚至十来年都做不了结论的事情也不是没发生过。在我们这个社会里，组织结论就是政治判决书。一两个关键字眼儿，关键的一两句话，就能给你一生定了归宿。所以这是不能含糊的。但我们可以提供情况。尽可能实事求是地提供情况。当然，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还不一定。因为每个人的认识都是有局限性的。端正态度，尽力而为。尽可能地实事求是，接近真相吧。

但前一阶段听说你们已经认定了劳爷是被谋杀的，所以我们都有点不大再敢跟你们谈了。怕谈出一些不同看法，被你们认为我们是在故意误导你们，是故意在阻碍破案。后来又听说，你们内部也有不同意见。于是，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大胆地把我们知道的一些情况提供出来，仅供你们参考……

东林是我的好朋友。他的这个结局让我非常震动，又觉得……又觉得好像挺合乎事理。我这么说，您一定会觉得我特别不近人情，不近人性。但今天我们谈话的基调不是定在了要“尽可能地接近真相”上吗?我这就是在“接近真相”。只要是“接近真相”，我什么都敢说。这也是我不愿意让另外什么人参加我们这次的谈话的原因。要是旁边再坐着一个人．就是我闺女坐着，我敢说东林这么死，挺合事理?我这么说。好像我盼着他这么死似的，要传出去，在众人眼里，我曹月芳都成啥人了?但这确实是我心里的一句实话。

东林一生不愿平平庸庸、凑凑合合地活着，这也决定了他的死也不会像常人那样平庸和平常：您可能也知道，最近在特别的一个小圈子里，流传一种说法，说劳爷是自杀的。这种说法立即遭到了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和嘲笑。他们认为东林绝对不可能是自杀的，就是遇到天大的坎儿，真过不去了。他也不会自杀。因为他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好日子过不够；遇到坏日子，他也能变着法地把它改造成好日子过，实在改造不成，他也能心安理得地(得过且过地)把它当成好日子过。几十年来，他一直千方百计地不让自己难受。在各种情况下，他的确也过得蛮开心。这是他最大的特点。这些朋友自以为非常了解他，其实不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并不知道，东林在陶里根最后阶段，内心非常痛苦，非常矛盾……这些痛苦和矛盾不仅仅堆积在他外在的生活中，而且已经进入他的内心。他平生第一次遇到了这样一种既没法改造、也没法在得过且过中把它忽略过去的“痛苦”……

(邵长水插话：“那么，您是不是也认为他是自杀的?”)

这个……我先不下结论。我就说事情本身，结论还是留着你们去做。

有一回发生了这么一档子事．那天还真把我吓着了。他突然闯到我家……这里我稍稍地岔开去加以补充说明一下。我这儿说的这个“家”，是我在陶里根的家。我想你们一定对我的历史进行过调查。我老家在陶里根=原陶里根县县政府大院后头有个废弃的水塔，水塔上头至今还可以找到一个月白桦树皮和红松板子做成的鸟巢。这鸟巢挺大，当时是专门做来让白鹳栖息的。后来白鹳不来了，住过不少灰鹊和黑老鸹：那鸟巢就是我当年在陶里根上中学时做的。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年陶里根拆来建去变化如此之大，城里几乎所有的老建筑全被推掉了，就是这个水塔保存了下来，那个树皮木头搭的大鸟窝也幸存了下来。与此同时，还在土地规划局对马路保留了一幢小楼。那是当年这个小县城里惟一一家老字号酒厂“曹不泉酒厂”老板的私产。小楼现在被当作陶里根城工商业方面的历史文物保存了。曹不泉就是我父亲，曹楠她爷爷。后来我上省城来当警察，学手艺，把家也安在了省城，一直混到今天。其实我的根还是在陶里根。那儿有我老曹家好几十口人。逢年过节，全家族要聚会的话，老少四五代人，真是乌泱泱一大片。如果再加上亲戚的亲戚，亲戚的熟人，熟人的熟人，熟人的亲戚……我这么说肯定不为过：当年陶里根老城里一半以上的人都跟我们老曹家有某种或亲或疏的关系。我回陶里根，在街上随便拉住一个人，只要他是陶里根人，又在三十岁以上，说上三四句话，点上三四个人名，我俩准能找到共同的熟人，马上变得非常亲近起来。所以，劳爷去陶里根搞他的“秘密调查”，找我帮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也是事半功倍的选择。可以这么说，正是因为有了我在陶里根的这些关系，劳爷的“调查”，一开始才会进展得那么顺利，有效。但那天，他突然闯到我家。我正在泡药酒。曹家的男人每年的冬末春初，都会喝一种药酒。这药酒是按自己家祖传的方子熬制成的。按我们曹家人的说法，冬补止亏，春补止燥，冬春之际，补心肾汇交，承上启下，敞外实内。方子是现成的，但配伍的主次和药量的多少，每年都要根据不同的人在新的一年开始时脉象的变化再来酌定。所以，每每到这时候，曹家的男人只要有可能，都会回到陶里根，由我习医的三叔逐一号过脉，看过舌苔；特别叫绝的是，还要验看当天的头一泡尿，根据尿的颜色，尿中泡沫的多少、堆积的样式和存留时间的长短，综合起来判断他身体的状况，重新开出方子，再去泡制在新的一年里适合他喝的那种药酒。

……那天雨下得挺大。如果你还记得的话，那天正值惊蛰，恰巧雷发黑长岭。当地有句民谚：“雷发黑长岭，大雨浇死人。”许多老人都看得特别清楚，那闪电就像游龙一般从黑长岭的山窝窝里直窜到半空中，然后突然发出一声巨响．天顶欲裂，大地抖动；大雨便倾盆而至。那时大约下午四点来钟，天色骤暗，在屋里要不开灯，几乎都看不清对面墙上挂着的字画=雨大约下了有十来分钟，那继发的雷一个接一个地从黑长岭里发出，几乎是压着各家各户的房顶劈下。大雨在黑暗中又下了个把小时，天色才渐渐敞亮了一些，雨势也逐渐平稳了下来。劳爷正是在这大雨将要平息又还没平息的节骨眼儿上，闯到我家来的。

……他像往常一样，自个儿开着车=那时他开的还是一辆旧的沃尔沃。他一进屋，我就觉得他哪儿有点不对头，只听到他喘得厉害，把手里的东西往边上一扔，闷头坐下，就一声不吭了。往常他上家来，第一，手里总是不会空着的。只要是上门来，不管是吃的还是用的，手里总要提溜着一点“礼品”。我跟他提过多次“抗

议”，那也不管用：他笑着解释道：“习惯了。习惯了。都是从小让我老父亲训练的：我们家历来都这样。你别在意。千万别在意。下一回一定改正。”可下一回，还老样儿。第二，爱咋呼。一上家来，说、学、逗、唱，整个一个活宝，瞬瞬都只听见他的嚷嚷声和笑声。所以全家人都盼他来，喜欢他来：但那天进屋后，居然蔫不出声了。我赶紧开灯，只见他脸色灰暗．神情呆滞，开车的他，身上却淋得跟个落汤鸡似的；先前老是油光锃亮的皮鞋这时也沾满了泥巴，特别可惜了那件刚买不久的黑羊绒中长大衣，这时快成了块旧毡毯，要型儿没型儿，要样儿没样儿。软不拉塌地扒在他那矮小孱弱的身体上。

“咋的了?出车祸了?”我忙问．一边扔了块干毛巾给他擦脸，一边向窗外看去。那辆旧沃尔沃好端端地停在我家楼前窗户跟前，车身上虽然同样沾满了泥浆水．但并没有半点磕碰的痕迹。只是让我纳闷的是，在那么大的雷暴雨中驰来，两边的车窗居然全都开着，好像故意要跟肆虐的老天爷较劲儿似的。可想而知，车里的状况一定也已然是“一塌糊涂”的了。

我知道那天他去找余达成了。那段对间他一直想找余达成汇报什么情况。到底要汇报什么，他不肯告诉我。但他跟我说了，他要找余达成。而且非找不可。不找不行了。那天，他得到消息，余达成陪北京的几位贵客过江去游览俄罗斯的那个小城。那些日子里，东林已经发生了某种变化。我能感觉到，他心里憋着什么；上我家来的次数也少了；来了以后笑声话语也没从前那么多了。即便有一些，也显得有些勉强，好像只是为了不让我们扫兴，强凑出来的。有时甚至从他那略有些无奈的眼神中还能觉察出一点“白头宫女强言欢”的“凄慽”。私下里我多次探问过他，到底遇到什么麻烦事了。他却只说“没事”。我说：“你这‘没事’，蒙别人可以，蒙我可蒙不过去。快跟我说实话。”他苦笑笑，回答道：“真没啥。我蒙你干啥嘛。就算有点啥，也……也……无非是一点自寻烦恼的事情罢了。小小不然啦。让我自己在心里沤它两天就会过去的。你就别操这份心了。”但“两天”、“两个星期”都“沤”过去了，显见他日渐地沉闷，事情好像不仅没有过去，还越发严重了。那天原讲好由我替他约见一个会计。当时他正在核查饶上都和顾立源、祝磊三个人当年有关的一笔账。这位会计正是当年经手这笔账的知情人。劳爷找他几回，请他说说当时的实际情况，他都婉言拒绝了，连见都不肯见。后来劳爷求到我，我又托了些关系，做了某些保证，这会计才答应见一下劳爷。好不容易才说通了的事，那天他为了去找余达成，居然就放弃了。由此你就可以想见，他当时想见余达成的心情有多么的迫切。能不能跟余达成认真地谈一谈，当时对于他又有多么的重要。

按说，终于见到了一直想见的人，应该非常高兴才对啊；即便不是“非常高兴”，也不能“如丧考妣”啊!是没见着?还是见着了谈得不投机?但，不管是见没见着，还是投不投机，以劳爷的素质和自持力，无论如何也都不至于让自己沮丧到如此地步啊!

出了什么天大的事了?

我还真忐忑起来。

一开始我没敢去细问。我知道，问了，他也不会跟我说的。他这个人虽然有时也会显得非常“天真”和“率直”，但更多的时候还是显示出老公安特有的那种城府。他不想告诉你的事情，或者他觉得不应该告诉你的事，他绝对“守口如瓶”。绝不含糊。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知道，那天他根本就没见着余达成。不是余达成没时间，而是他根本就不想见劳东林。而且他感到，那天余达成像躲瘟疫似的躲着他劳东林：他一开始托余达成身边的工作人员捎话给余达成，他有急事要跟他谈一下，只需要十分钟时间，但必须谈一谈。余达成居然连这可怜兮兮的十分钟时间都不给，还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带话给他，有事，等他回省城再说，别在这儿给他找

麻烦。这话，东林一听就觉得别扭：回省城?省城离陶里根六七百公里，干嘛舍近就远呢?再说了!啥叫“别给他找麻烦”?你当时说过，今后有什么事，可以及时来找你：还约束我，一定要去找你，不能去找其他人。这又怎么的了．到我真吃紧，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那儿就把这些说过的话做过的圣诺全当放屁了?一开始东林还认为这些话指定不是余大头的原话．是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胡诌”出来的。再说，这时人家正陪北京来的客人活动，确实也脱不开身，于是他忍了忍，又在宾馆的大堂里等着了。他想，等余达成宴请完宾客，回房间去休息，路过这儿的时候，堵住他，当面再跟他约一下肯定能成：这样等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等余达成等一行人酒足饭饱回到宾馆，又等余达成把那几位贵客送上电梯，等到现场只剩余达成和他身边的那个工作人员．他才从大堂的一个角落里现身，急匆匆地向余达成走去。他以为这下余达成总会热情地接见他一下。没料想，余达成一见劳东林向他走过来时，居然一扭头赶紧钻进了电梯里，还故意留下那个工作人员在电梯门口挡住劳东林，对他低声说了这样一句话：“老同志了嘛，请注意影响。”

这一下，真的是太伤害东林了。他当时就傻在那儿了。平时反应挺敏捷，脑子转得挺快的他．居然跟被人劈头盖脸浇了一盆滚烫的热浆子似的，整个儿都僵那儿了：但即便到这时候，他还是习惯性地往好的方面去想眼前发生的事——这就是东林啊，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心灵悲剧啊．一事当前．总是先替人往好的方面去着想。也就是俗话说的，让人卖了．还有滋有味地替人点钱哩。他还认为，余达成之所以这么冷淡他．是因他知道劳东林这“秘密调查”太机密，不宜在公开场合公然接触。按说，像东林那样破过几百上千起案子，又在预审中跟无数嫌犯打过交道的老警察，察言观色、捕捉对方瞬间内心变化、从无数假象中确认对方真实的行为目的

和思想动机，绝对是他的拿手绝招。但那天他为什么偏偏就没有从余达成脸部表情、体态动作，以至眼神的恍惚中，读出他的真实用意呢?一时间怎么会显得那么的“愚痴”和“迟钝”?其实，我要给您说穿了，一点都不奇怪。当他面对一个个刑事案，一个个嫌犯时，他知道自己是在跟“坏人”、跟“敌人”在做斗争，他全身上下每一根神经都是充分被绷紧了的，每一个细胞中的能量也都是被调动起来了的。但面对余达成，这可是“自己人”，是“同志”，而且是给自己交待任务的拥有“上级”身份的“同志”啊。对这样的人，在他心里，除了“信赖”，确确实实也只有“依赖”可说了。他怎么可能想得到，这样一个人，到了关键时刻居然会刻意地躲避他，不想再跟他有所接触了呢?说白了，他怎么可能想得到，这位“上级同志”，不等他完成任务，却已经要“抛弃”他了呢?

作为接受组织教育几十年的一个老同志，打死他也不能相信这是真的啊。

困惑。难受。几天后，他执意去了一回省城，又去找余达成。他一定要见到他。但还是没见着。这回的经历让他开始有点清醒了，开始觉察出，余达成“似乎”是真的在躲着他，不想见他。他惊诧，不安。但他想不出余大头为什么要躲着他。像往常一样，他先从自己身上找原因：难道是自己哪方面的工作没做好，让“组织”上怀疑自己了，信不过自己了?这使他更想见到这位余达成同志了……但这一回，他稍稍地耍了点小聪明，没直接找上门去。他知道，直接找上门，很可能会被再一次挡在门外。他托了个人去找。他在省城的家里整整等了一个星期，终于等到了回音。余达成的答复是，请转告劳东林同志，以后不要再去找他了。找了，也没用，他不管这些事。再有什么问题，请他找省纪委或其他相关部门去请示报告。如果他觉得不愿再在陶里根待下去了，完全可以离开那儿。由此给他带来的不便和损失，他表示深切的歉意……

余达成的这个答复和他的态度，几乎让东林要“崩溃”了。“什么什么?他不管这些事了?再有什么问题让我去找相关部门?如果不愿待下去了，完全可以离开陶里根?他说得倒简单!扔一条狗也没那么容易!他还向我表示深切的歉意?他这是啥意思?”劳东林一下暴跳起来。“……深切的歉意……哈哈……哈哈……我为此脱警服，辞公职，可以说冒天下之大不韪，押上了整个儿的身家性命，只为了换他一个‘歉意’?他把我当啥了?他还真不知道我劳东林是谁呢?!!”不等那个朋友冲上来拉他，他发动着车，直奔余大头的办公大楼而去。

那天余大头正在会议室主持会议。劳东林几乎不假思索地推开上前来拦阻他的门卫和秘书．照直冲进会议室以后，他才让自己稍稍地镇静下来，强装出一丝微笑。看定了一瞬间已经完全呆愣在那儿的余大头，用十二万分的自制力．逼出那种平缓的口气，对余大头说道：“余总，能耽误您几分钟时间吗?我必须跟您说几句话。

事情不算太大，但也不算太小……”

余达成忙惊醒般地去关照一位副老总，让他暂替他主持会议，并匆匆对与会者说了声：“你们继续发表意见，请继续发表意见……”就领着劳东林去了他办公室。

“哎呀呀你这个劳大侦探啊，真还有一股造反派脾气哩!坐坐坐……”一进办公室，余大头一边打着哈哈，一边对紧随而来的秘书使了个眼色，让他赶紧关上里外两道门，并让他在这段时间里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扰他和劳东林。

“有意见了?有意见好嘛。有什么意见都可以敞开来谈。敞开来谈。”余大头往沙发上一靠．掏出一盒据说比红中华还要昂贵的“苏烟”往劳东林面前一扔，笑道．“老陈没跟你详细转告我的解释?这小子一定把我一些关键话语给贪污了。”他说的“老陈”，就是替劳东林给余大头带话的那位朋友。

“……”真坐了下来。又到了人跟前，劳东林这时反倒不像刚才那么气愤和激动了。

“老陈告诉你没有?老书记病了。突然病倒了……”余大头点着一支烟，平静地说道。

“……”劳东林还是没做任何反应。他记得自己刚才往外冲的时候，老陈追上来是喊了一句的：“大头让我告诉你，有人病了。他现在也没法弄了……”当时他完全被中烧的怒火吞没了，就没注意听到底是谁病了，好像老陈当时也没说得特别清楚。但等他往清楚里解释时，劳东林已经冲出门，发动着了车，别人再说啥也听不清楚了。

“老书记突然病倒，而且是深度昏迷。一开始就失去了自主呼吸能力。至今还在靠插管和呼吸机维持生命迹象。由于是突然倒下的，生前许多事都没有交代……他不交代，任何人都没法接手……您应该知道……他不交代，别人是没法接着办的，也不能接着办的……”余大头仍然用他那特别平静的语调叙述着，仿佛在叙述一场必然要到来的小雨，一团必然会消失的云朵，一片必然要盛开的油菜花和一条必然要走到尽头的土路似的……

“那么，让我去陶里根搞秘密调查，确实是老书记的意思?”劳东林趁机追问。

“我没这么说。”余大头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如果跟他没有直接关系，如果不是他让你来安排我干这档子事的，为什么他昏迷了，你就不能再过问了呢?别人也就没法再接着往下办了呢?”劳东林穷追不舍追问。

“……”余大头只是看着劳东林，坚不做任何解释。那意思好像在说：“这，你自己去推断吧。我就不便说得更详细了。”

“我下一步怎么办?”

“你自己决定……”

“可当初不是我自己决定要干这事的。”

“这我们就不要争了。你应该记得，我当时跟你说得非常明确，到底去不去陶里根做这件事，最后的大主意你自己拿。我不代表任何组织，也不带任何行政命令色彩……”

“可你还说过，去陶里根以后，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找你，也只能来找你。”

“……”余大头又不作声了。忽然间，他显得非常为难。是的，当时他的确说过这些话。他不否认整个这档子事是他出面去找劳东林谈的。但是，他当时也是受老书记之托来办这档子事的。珊在老书记突然昏迷了，而且大夫判断．老人家可能再也不会苏醒过来了。如何处理陶里根这件事，他没留下任何话。而这件事，直接

牵涉着一位在职的代省长，可以说非同小可，他余达成当然不能自作主张地对劳东林发出下一步该干什么、或不该干什么的“指示”。他还不能向任何人去透露这事的“背景”，也不能向任何人再去“请示”。事情毕竟牵涉到一位卸任的老省委书记和一位现任的代省长。怎么办?这件事，轮到谁头上，谁都会采取这种“退避三舍”的做法。这是减少损失的惟一办法。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劳东林该怎么办?

据劳爷后来跟我讲，他当时一下站了起来，扯起了嗓门，对那位余达成同志吼了这么一句：“我咋办?你说!!”

他看到余达成虽然仍一动不动地坐在他那个老总椅里，脸色却渐渐苍白起来，眼神里明显流露出一种歉疚和无奈，一只手掌托住他那颗硕大的头颅，一只手放在桌面上．却在那里下意识地微微地战栗着。紧接着，一刹那间．劳爷好像看到他的眼眶里闪了一下湿润的光泽。(后来劳爷多次跟我讲过．他当时的确看到这个余达成眼睛里泪光闪烁了一下。不管你相信还是不相信这样的人也会“泪光闪烁”，劳爷说他当时的的确确看到了余达成的眼睛里闪烁出一绺泪光。)继而，余达成的睑色由苍白．转向了灰暗。他整个庞大的身躯即瘫软般地萎缩在极宽大的老总椅里，又跟铅浇铸成似的那么僵硬和板滞=随后，劳爷又吼叫彀地向他问了三声：“我到底咋办?你说!”余达成还是坚执般地一声不响。劳爷只得一甩门，大步走了出去。在扭头向外走的那一瞬间，他执意地打量了这位余达成一眼，看到他无奈地闭上了眼。一动不动地保持着原样，仿佛完全死过去了一样，只有平放在桌面上的那只肥胖而又白皙的手依然在那儿微微地、微微地战栗着……

十六 曹月芳的第二次讲述

(第七颗子弹没出膛)

应该说，那天东林他是带着一股强烈的失落和绝望情绪，从余达成的办公室夺门而出的，还应该说这种失落和绝望的情绪当时让他的精神几乎濒临崩溃。别以为我这是在你们面前故意夸大其辞。如果你们能了解到我们这一代人对“组织”、对“同志”、对“领导”那种几乎近似“神圣”的敬重和向往，了解到东林为了去陶里根执行这回任务，内心曾经经历了一番怎么样的挣扎，就能明白那天他为什么会陷入那样一种失落和绝望之中，为什么出了余达成办公室，在那样一场雷暴雨中居然会忘了关车窗，任凭大雨那样浇淋，开着车在市内漫无目的地几乎转了整整一个多小时，把自己搞得如此狼狈……

……然后，他回到陶里根，便把自己锁在了房间里，两三天拒不见人，也不去公司上班。他报了病假。他当时的情景，确实也跟大病了一样，脸色灰暗，急剧消瘦，一开始连说话的心思和力气都没有，而且还拒绝去看病，真把我们一家人都吓坏了，也急坏了。那两天里，省轻工业公司每天一个电话催我回省城。他们办了个

高级技工培训班，急等着我去开课。但东林这副模样，我怎么能一甩手就走了呢?而且还不敢跟东林的老婆和闺女说。怕她们担心，更怕事情闹大了，越发地说不清楚。于是，我让培训班的领导把我的课往后挪了挪，又坚持着在东林身旁守了两天。那天东林的情况突然好转，一直不吃东西的他，居然还喝了半碗肉糜粥，小半个馒头。傍晚时分，还在院子里走了走。到晚上，心急上火了好几天的我，也是累得不行了．终于能松下一口气来了，便想早一点歇着；没料想刚躺下，就听到东林从他那个房间里细细簌簌地走了出来，好像是要找我说点儿啥。在我房门前犹犹豫豫地踯躅着。我浑身乏力，强撑着下了床。打开房门=他歉疚地对我说，好些天没刮胡子了，想借用一下我的刮胡刀具。我赶紧给他准备好热水和一应用具，但他却呆坐在那儿．并没有想刮胡子的意思。“咋的了?哪儿又不舒服了?”我问=他苦笑笑。拍拍身边的沙发，对我说道：“陪我待一会儿……这两天把你一家人都折腾坏了。我这也真是的……”他一边自责，一边再一次地歉疚似的苦笑了笑。他这么一苦笑，倒让我难过起来。跟他交往这么些年，还真没看到过他如此谦和，如此自责过。“算了算了。余大头有余大头的难处，你就想开点算了……”我趁机劝了劝。“坐一会儿吧……”他再次这么请求道：给我一个明显的感觉，在房间里独自憋了几天后，他想找人聊聊了，想发泄发泄了=我想．这也好．索性让他敞开来说一说，有助于他情绪的平复和振作，便立即顺应着他说道：“你要真不想睡，我陪你上我书房去坐会儿?”书旁在院子的另一个角落里，在那儿怎么聊，都不会吵了别人的休息。他果然很痛快地跟我去了书房。果不其然，坐下没聊几句．他就开始向我诉说起当初接受任务来陶里根搞这秘密调查的背景情况来了：这些情况，他一直也没跟我细说过。我也不便向他打听。没想到今天他却主动倾诉起来。

他说，那天在兴安宾馆从余达成那儿领受了任务，他还是挺有顾虑的。当时他没有马上回家。出了兴安宾馆的大门，驾驶着支队里的那辆老“普桑”，回到市中心中央广场西南角那棵老楸树下，望着被浓重的夜色笼罩下渐渐冷清起来的广场和广场对面日伪时期建的那幢结实而庞大的钢筋水泥大楼，望着从大楼一旁幽静又黝暗的街口驶进驶出的汽车．来来往往的自行车流，他问自己，都快到退休年龄了，还有这个必要去卷进这么大一档子事情里去吗?即便是“还有这个必要”．已然到了这个年龄段的自己，“还有这个可能”去跟一些人“作对”吗?他清楚．在这档子事情里，自己将要面对的不是一般的刑事犯罪分子，否则像余大头那样的人也不会把事情做得如此的神秘和谨慎。他还清楚，这样的事情，往往是个串案——它必将涉及一串人，而且还会是一串很了不得的人。为了不失去手中的既得利益，他们必将会掀起一股很大的漩涡来反击。虽然从常理来分析，余大头背后肯定是有那位高人——老书记在给撑着，但老书记本人已经离开了权力中心；人们虽然对老人仍会保持一种高度的尊敬，但是，仅靠那点“尊敬”，最终是无力平复那些重大漩涡的。这应该是一个很简单的物理学公式：在力的对抗中，总是此消彼长。这也是一个极普通的社会政治常理。而经验又告诉劳爷，像陶里根那样一个偏远的小地方，方方面面的规章制度都不那么完善，几年问如此迅速膨胀发展，这里肯定会出现一些违规的人和事。就看你想不想去查；有没有那个力量去查；什么时间去查；查到什么程度。但凡去查，可以说，一查一个准。至于问题最后会查实到哪些人头上，这就说不好了，就得查起来看了。水至清无鱼。但水太浑了，最后也得死鱼。“至清”和“太浑”间的界线到底怎么拿捏，分寸如何把握，的确无时无刻不在检验着、也考验着每一个执政者心灵的洁净度和从政的良知、勇气、智慧和技巧。现在的问题是出了一个“陶里根集团”。(这里请原谅我姑妄借用这个民间的说法。)其重要“成员”之一，省会城市的副市长，开枪杀人；又传：他的开枪杀人跟另一个主要“成员”、当时的市委书记兼市长、现任的代省长、省委主要领导成员之一有关。而

这位现任的代省长偏偏还是这位老书记当年一手提拔起来的。老书记为此内心不安，想搞清这里的“名堂”，想派一两个可靠而有能耐的人先悄悄去趟一下这“水”，探探底细，再来决定采取什么可补救的措施。作为深爱这方土地、又曾主宰过这方土地命运的前任“封疆大吏”，他这一番的心情和用意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这事儿可不是“浅尝”一下便可“辄止”得了的。你一旦把马蜂捅出了窝，那局势就不是由你一厢意愿来控制的了!他是老书记，不管事情发展到哪一步，是谁也动不了他的。而你劳东林是个什么东西?一个小小的大要案支队的副支队长。如果被你捅出来的真是一群“马蜂”，而万一你又收拾不了它们，那么，这群“马蜂”不把你蛰死，也一定会把你蛰个半残。

干不干?

……这一夜，劳爷无法入眠。这一点，他的妻子泉英当然也是真切地感觉到了的。他几次三番地从床上坐起，又几次三番地躺下，几次三番地趿上拖鞋，悄悄地走到黑黢黢的阳台上去抽烟。泉英没问他出什么事了。多年来．她已经习惯了。或者案子一时间上不来线索，或者已有的线索突然中断，或者在破案方向上和大多数领导的看法发生重大分歧．东林都会这么折腾自己一番。但今晚明显不一样。真是“几次三番”啊，这是很少见的，而且是久久地在阳台上发呆，显得那么的缺乏自信，眉目间又隐隐地透出一种阴郁的黑气，好像大祸就要临头似的。但她又不敢去发问。她倒不是怕别的什么，只是不愿意打扰了他=再说，问了又能怎样?难道还能帮他去破案不成?经验告诉她，这时刻，啥也别问，啥也别动，保持一种安静，一种常态。由着他在必须的那种思虑和推理中去折腾自己；等天快亮了．他也折腾出一点名堂来了，到那时候，赶紧给他煮一杯浓浓的咖啡(或沏一杯上好的茉莉花茶)，再准备一大桶热水，让他一边慢慢地啜着咖啡(或茶)．一边透透地泡个热水澡，在“里外一起涮”的当间，彻彻底底地放松一下，比啥都强。他需要你做的，无非也就是这个。东林在妻子跟前，的确挺大男子主义的。这是他一贯的作风。

既然如此为难．为什么不干脆拒绝了这个“委派”呢?余大头说得很清楚：大主意还是你自己拿：他为什么不拒绝?这一点，圈外人可能就又有所不知了：作为一个老警官，劳爷习惯了“服从”和“执行”。在种种从上面压下来的“差使”面前，他往往难以推卸，也不会推卸。几十年来早就习惯了这样一种局面：干得了要干，干不了也得去干。另外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作为一个优秀的老刑警，对“大案要案”，他具有一种天生的和几乎可以说是无法克制的向往。这也可以说是一种“责任感”所使然。这种“责任感”体现在劳爷身上．有时便成了一种近似于盲目的“自负”：这事儿，除了我，还真没人干得了。“舍我其谁?!”他一辈子都吃亏在这“自负”上，也一直想改掉这种“自负”，但一直又改不了，同时却又暗暗地为自己能有这么点“自负”而得意……

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更是深层次的了。假如他自己不说，我也是绝对分析不到那儿去的。早年他受过处分，被开除过党籍，取消过二级英模称号。虽然后来党籍恢复了，但处分留下的隐痛和震惊明显影响了他后半生的生活，甚至可以说改变了他后半生的活法。你们可能已经了解到东林的为人了。其实在受处分前，他为人的个性要比现在突出十倍一百倍。热情，豪放，慷慨，聪明，能干，好交朋友，好打抱不平，也挺任性。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心里有话，掖不住藏不住。用俗话说，就是这小子敢说敢当，是个真男人。当时年轻，又一帆风顺。天大的荣誉降临到自己头上，鲜花掌声，云山雾罩的，的确也让他有一点把握不住自己了。一方

面没处理好和直接领导的关系，另一方面在某些生活细节上也的确有一点放纵自己，交了一些不该交的朋友，包括个别行为举止不那么得体的异性朋友。又没认真对待领导的劝诫，跌跤是肯定随之要发生的事。但后来事情居然整到“开除党籍”和“撤消英模称号”的地步，却是他，也是许多人都万万没想到的。一下子从天堂坠落地狱。他才开始懂得“夹着尾巴做人”这句话在中国当代所拥有的必要性、残酷性和启示意义。他用了很多年的时间才重新恢复自己生活的信心，他终于又成了省十大神探之一，成了总队大要案支队的副支队长，让事业和生活重新走上了轨道。但这时的“劳东林”，肯定已经不是早年的那个“劳东林”了，早已成了深刻领会

“夹着尾巴做人”的重要性的“劳东林”了。厅里一直没有把他这个“副支队长”扶正这迹象，也让他时时告诫自己，这“尾巴”还得继续“夹”下去，绝不能有片刻的松懈……

从那以后，他的确学会了听话，学会了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尤其是重大问题上，他绝对不会再“自作主张”。他变得随和而谦逊。惟一还让人感到有点不舒服的是，结婚和离婚的次数稍稍多了一些。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一切都还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发生的，况且有一两回还是女方首先提出要离。

这样，从四十岁，到了五十岁，又到了五十五岁……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认为“劳东林”一定会就这样了此一生了。然后就退休，然后也会有人来返聘，或找到某个地方去继续发挥余热。却没料想最后还会“杀”出这么一个。程咬金”，要他秘密潜去陶里根做调查。一开始固然忧虑重重，但却又让他兴奋难抑。多年来自己的做人价值终于被得到充分赏识，他感到无比欣慰。其次，事情本身具有的反常规形态，也激发了在内心被他自己强行抑制多年的那种冲动和激情。为什么不敢去再干这么一把呢?既然有“尾巴”，只要它不伤害别人，为什么一定要让它夹着?自己为什么不能决定自己的活法?为什么一定要看别人的眼色活着?

对，痛痛快快地按自己的意愿干它一把!

过了这个村，就可能不会再有这个店了。

干!!

这就是劳爷。

通过一晚上的反复思考清点．他动自己：别犹豫了，先上陶里根瞧瞧去吧。不行了，咱及时鸣锣收兵不就得了?船到桥头自会直。活人还能给尿憋死了不成?真是的!他一边这么安慰着自己，给自己找着退路，一边心里却特明白，只要自己跨出这一步去，退路就已然自动断绝了。这就像射出去的箭一样，只有两种前途：要么射中目标，死死地如愿以偿地扎中标的物，要么与标的物擦肩而过，然后在空中摇摇晃晃地耗尽最后一点力气，挣扎到最后一刻而栽倒在地，而光荣奉献：除此以外，是再不会有第三种结局，是绝不会有回头的机会和可能的……

一条悲壮人生路，既是他向往的，又是他害怕的；既是他害怕的，又是他渴求的……

这就是劳爷……

从他说的这些情况，你们就可以看出，他下决心到陶里根去搞这秘密调查，是经过了一番重大思想斗争的，是做了种种思想准备的，是设想过最坏的后果的，但就是没想到，老书记会突然病倒，会从此昏迷不醒，没想到老书记在昏迷前会没对这件事留下任何“遗言”，更没想到，余达成居然因此会这么快地就从这件事情中把他自己给择开了，并如此迅速地把劳东林给“撇弃”了……毫不迟疑地以“斩立决”之势撇弃了他劳东林……

“寒心啊……月芳，真让人寒心啊……这余大头年轻轻的，好歹已经是我们党的一个高级干部了。他咋能这样呢?啊?他咋能这样?”那天晚上，东林反复地这么追问我。

“唉……这有啥想不通的……咱们做个换位思考，把你换到余大头的位置上，一旦发生这样的事，你会咋干?你会争着去把一切事情都揽到你自己身上?事情牵扯到一个在位的代省长，你揽得了吗?谁敢揽哦?!!”我说道。

“依你说，余大头这么干是对的?他只能这么干?他必须这么干?他应该这么干?”

“那倒也不是……”

“那应该咋样?”

“也许这里头本来就没什么应该不应该那一说。”

“对他来说，没什么应该不应该这一说。那么对我呢?就该由我来承受这一切?”

“嗨……”

“他可以这样来对我，我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去对别人?”

“东林东林东林，你咋跟个三年级小学生似的?你跟人争啥嘛?”

“……”他不说话了，低下头去，又呆坐着了。

第二天，他就去上班了。我也赶紧回省城了。据家里人告诉我，后来他便不常去我家住了。等我去陶里根再见到他，发现他各方面的状况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变得少言寡语。有时突然会像打量一个陌生人似的冷冷地看我一眼，看得你浑身不自在。后来我发觉，他这么打量人，似乎是一种下意识行为。因为，转瞬间，这种冷漠和怀疑便会被常见的随和和淡定所置换，一切又似乎显得跟往常差不多了。只是在这“差不多”中间，你又时常会感觉出一点反常，这种反常就是，他越来越频繁地用这种打量陌生人的眼光在打量你这个老朋友。这的确让你会感到不安。然后我又听说，他的夜生活越来越“丰富”，也听到有人说他在参加或组织那些晚上的种种活动时，越来越“放纵”自己……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想你们一定也听说过一些了……

(说到这里，曹楠敲了敲门，要进来给父亲打针。曹月芳患糖尿病多年，现在每天要靠注射胰岛素维持。打完针，曹楠提醒她父亲，要不要歇一会儿再接着谈?您一气谈这么多，累了；人家一动不动地听你谈这么长时间也受不了哇。曹月芳对他女儿挥挥手道，行了行了，人家工作组同志时间挺宝贵的。要歇，等他们走了再歇吧。你要真发善心，做一点小吃的来给我们填补填补。然后，他又接着说了下去。)

据我知道，东林头一回来陶里根初步摸情况，是摸到了一些情况的，这些情况也促使他下决心在陶里根“彻底干一场”，也就是说，当时他是下了决心要把这位”顾代省长”和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事情整一个“水落石出”的。否则，他也不会去辞职，不会去脱警服：要让一个老警察，在他干到快退休的时候．脱警服辞职，谈何容易?!他是真的把这档子事当个大事来做的。他这人就是这样，要么不干，干就干好，干到底=有那么一股拼命三郎的味道。

当时有两件事是大伙特别关注的=一件就是顾代省长和远东盛唐公司老总饶上都的关系。另一件就是这位顾代省长和那位祝副市长的关系。饶上都十多年前”盲流“到陶里根。他自称是“北京人”，父亲是京城的一个干部。多大的干部?他故意说得挺含糊挺神秘：一会儿说他父亲是干这个的．一会儿又说是干那个的，最后又说是从前那个华北局什么部的副部长。但最后查明，这一切都是他随口瞎编的：但当时就是有人信。这一方面跟陶里根这小地方的人见识浅好骗有关．另一方面也跟他长得高高大大，白白净净，说一口地道的“京腔”，谈吐不俗．且又出手大方有关；特别是当有人托他到北京办某些事的时候．您还别说，真有那么几回，他还给办成了。但后来还是露了馅。北京方面来人，就一起金融诈骗事件追查他的责任，把他带走了。作为那起金融诈骗的参与者之一，他是被判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刑。后来，刑满释放，他回到陶里根，混了几天，过江去俄罗斯那边谋发展去了。这小子脑子够用。看到国内开始兴起豢养宠物之风，没要了多长时间，便打通乌克兰、莫斯科到沃申斯克的“通道”，从那儿向国内贩“欧洲名犬”，大赚了一笔。然后又雇用了一帮“打手”，“清理”并独霸了当地的名犬市场。当时有不少国人也在对岸做贩狗的生意．由于他的欺行霸市，挨了打，纷纷写信回来，向国内的有关方面告状。由于牵涉中俄两国关系，北京方面比较重视，直接批示，希望省地县三级高度重视这事，联合俄方，打击“华裔中的黑社会势力”，为在对岸依法经商的同胞争取合法权益。在省地两级公安机关的指导下，县委县政府立即调集公安、检察、工商等方面的人员，组成联合工作组赶赴对岸工作。当时的顾立源还在陶里根县的县政府办公室当副科长。他被派到这个“联合打黑工作组”当副组长。也就是在那次打黑行动中，他认识了这位饶上都先生。一位是打黑的主力，一位是被打的主要对象，后来怎么成了“好朋友”?这一直是陶里根的“千古之谜”。事实是，饶上都后来在顾立源改变陶里根面貌的几件大事中，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比如说，顾立源协助领导争取到“边贸权”后的第一次行动：用水果换对方的化肥，运输用的那条铁驳船，就是饶上都掏钱为顾租来的。后来，顾立源开发陶里根市市中心大商城时，人人都说这个想法好，可是没有人敢掏钱来实施这个想法，又是饶上都“两肋插刀”，拿出自己全部资产做抵押，向银行贷款进行风险开发，实践了顾立源“把陶里根变成高纬度地区的边境名城”的第二步战略构想。当然，顾为饶同样创造了让人惊羡的“致富源泉”。陶里根人人皆知的一件事就是，饶上都曾在顾和祝的帮助下，以低于市价好多倍的价格，拿到了江边码头附近黄金地段好几百亩地皮。而后，在随之到来的陶里根开发热潮中，江边的这些地皮价又上涨了数倍和数十倍。饶老板靠抛售这些地皮赚的钱，又在市内几个热点地段开发了好几个旺销楼盘，还从市政府那里拿到了开发经济适用房的特许证，以最优惠的地价、最优惠的税收待遇、减免许多附加费用，却又获得最好的市场销售率．那个经济适用房小区开盘的头一天，几乎有上千居民和外来商户通宵达旦地排队领取购房的号牌。这一天，书写了陶里根地区房产开发销售史上空前辉煌的一页……饶上都随之成了陶里根地区头号大富商和大名人，随即也成了陶里根市的政协委员。而饶卜都当时购地所用资金，据说也都是在颐和祝的帮助下，从银行贷得的。拿陶里根老百姓的话来说．还是“共产党”替他“埋了单”，用的还是“我们老百姓的血汗钱”。在陶里根人眼里，起家后的顾和饶、顾和祝、饶和祝之间存在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害关系。人们自然要发问，银行的钱为什么都给饶老板使了，没给我使呢?为什么我去贷就贷不到那么些呢?难道就因为饶老板的胆儿比我大?不会仅仅如此吧……于是很难免的种种传说、种种猜测、种种故事段子、种种怨气……如初夏的杨絮一般，纷纷扬扬地出现在陶里根的街头巷尾。拂之不去，弃之又来。

议论归议论，陶里根的山河原野却依然是美丽的，并且越来越美丽，越来越具有吸引力．江水澄净。天空碧蓝，林木高耸，地平线总是那么清晰从容地展现在那可望而不可即的地方……

至于说到顾立源和祝磊的关系，应该说是挺正常的一档子事。祝磊的许多情况跟顾立源相似：平民出身，大学毕业，“不幸”没能留到大城市圆人生美梦，只得回故乡小县城谋生，而且一开始都在县实验中学当教员……他俩走到一块儿去，似乎是必然要发生的一件事。所不同的是，顾立源为人大气，炽热，强硬。祝磊则内敛，多虑，周细。顾立源执意要从政．走仕途．在实验中学没当几天教员，就托了些人，进了县政府机关当了个办事员，而祝磊则热衷于搞教育，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那一系列的变故，他也许会成为一个相当出色的教育专家。人们说．在陶里镘时期，祝磊是顾立源的“军师”和“总管”，帮着出主意。操办落实具体事项。当时两人在一起还是很干了几件让人们称道的大事。上面提到过的“用水果换化肥”，开发陶里根市市中心商城……包括大胆起用像饶上都那样有活力有魄力有经商头脑，但又犯有一点前科的干才，都是两人反复“密商”后制订的“方略”。顾立源命运的一大转折是被任命为陶里根市的市委书记兼市长。这使他获取了一个充分施展他才干的平台和必要的权力。当时他希望祝磊能留在陶里根做他的副手，一起实现人生的一次“冲刺”。但祝磊还是说服了顾立源，让他到省财经学院当了一名讲师，称心如愿地做了一年多的学问，发表了几篇有关中俄边贸史方面的考据论文，又提起来当了副教授；过了一段时间，顾立源破格调省里任副省长，主管工交财贸口，急需有人“辅佐”，便不顾祝磊如何的“反对”，把他调到经贸委办公室当了副主任，从那以后，祝磊才完全脱离了教育圈，正式走上了仕途，一直到被任命为省城的副市长。应该说，祝磊的飞速提升，跟顾立源是有很大关系的。因此，在省城，谁都知道，祝磊是顾的人。但这样的一个“祝副市长”怎么会闹到“开枪杀人”的地步?而他的开枪杀人又怎么可能跟顾立源有关系?这我就说不太清楚了。劳爷来陶里根以后，在这方面下了很大的工夫，应该说是掌握了一些情况的。我也旁敲侧击地向他打探过。但他总是找些似是而非的话应付我，一直也没跟我说实情。

(邵长水插话：“对不起，我得打断您一下。我忽然想起一个问题，怕一会儿忘了，得赶紧问一下。您上一回谈到，劳爷急着去找余达成，没遭待见，受了极大的刺激。但其中有一个关键问题，您好像没怎么说清楚，就是当时劳爷到底是为了什么才那么急着去找余达成的?他当时遇到什么大问题了吗?”)

上一回我没把这问题说清楚?那我真是老糊涂了。其实我也是事后才从劳爷嘴里得知这方面的详情的。一开始，劳爷啥都不跟我说。他这人真是搞刑侦出身的，嘴特紧。一直到他从余达成那儿受了刺激，“大病”一场，才慢慢跟我说了当时的一点情况。他说他去找余达成，就是因为心里特别矛盾。一方面，随着在陶里根的调查越来越深入，得到的情况也越来越多，许多原先不了解的，现在开始有点了解了；原先只是道听途说的，现在有根有据了；原先隐隐约约模模糊糊的，现在逐渐地清晰了。但是，心情却越来越不能平静，越来越矛盾。许多问题不是迎刃而解了，反而让他感到更加困惑了。

(邵长水插话：“比如哪些问题?”)

比如，到底应该怎么看待顾代省长这个人?怎么去看待饶上都这样的“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群体的崛起?怎么看待自己在陶里根所干的这个“任务”?这样调查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到底有多大?等等吧，也就是说，他开始打根儿上起怀疑自己来陶里根的合理性了，开始怀疑自己当初脱警服辞职，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到底值不值……

(邵长水一惊，忙插话：“为什么?”)

……再往深里．他又不愿说了。他说．更多的，你就甭问了，别自找那些不痛快了。再说，我也真说不太清楚。我要能把这些都说清楚了，我当时干吗哭着喊着非得去找余大头?

(邵长水赶紧问：“你估计，这方面的事情，他还有可能跟谁说?”)

跟谁说?有可能跟谁也不说……要说的话……我想，有可能跟这么两个人说，一个嘛．当然是那个寿泰求……

(邵长水又问：“他跟那个寿泰求的关系有那么密切?还超过了你俩?”)

那当然。我跟他更多的是生活上的朋友。老交情而已。他刚到陶里根那会儿，人生地不熟．我给他提供住，提供吃，提供可依托的人际关系，提供解决问题的线索……但他跟寿泰求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这方面的(他一边说，一边指指脑袋)。

(邵长水插话：“他怎么会跟寿泰求拉扯上的?他俩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都不在一个圈子里，也不在同一个层面上啊。按说，就算是打着灯笼，拿着放大镜，这两人也不一定能照上面。”)

谁说不是呢?但这方面的情况．你真得去找寿泰求打听了。就看寿泰求愿意不愿意跟你们说真话了。人家现在是上百亿资产的大集团公司的老总，会不会轻易卷到这样的事情中来，很难说。您看那位余达成，不就是这样吗?他们太明白了，在政治上，只要不是跟自己有切身利害关系，又不是上头直接下了令的，绝对奉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准则。您还真不能为此去责备谁。这就是现行的游戏规则。不成文，却成气候的游戏规则。

(邵长水问：“那另一位是谁?”)

嗯……这另一位嘛……你们还是先去找找寿泰求吧。这姓寿的实在不肯说了，我再帮你们去找那“另一位”。

(邵长水笑道：“咋了?还跟我们玩留一手?”)

不是留一手，绝对不是留一手。你们千万别误会。只不过是有一点小小的不方便。完全是出于个人方面的原因，私人方面的原因。能不去找那一位，咱们还是不去找。实在不行了，再说下一步。

这里我要补充一个情况就是，东林所知道的祝磊开枪杀人的情况，最早还是我给他提供的。

(邵长水问：“您又是从哪儿搞到这方面的情况的?”)

这，说起来话就长了，以后一步步再向你们“交代”。我为什么一定要先把祝磊“开枪杀人”的事儿先说一下?因为这对你们了解东林当时的内心变化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帮助。当时东林听说了这情况后，受到极大的震惊，可能也加深了他内心的矛盾和痛苦。

其实从祝磊出事以后，社会上一直在流传这样的说法：祝磊开枪杀人是出于“无奈”，是因为受到某种严重的“陷害”，堕入一种无法解脱的绝望境况下，“一时冲动”，做出的“过激行动”，完全是属于“兔子急了也会咬人”的典型范例。实际情况大概也是如此：陶里根一家上市公司为了在融资和工程项目竞标等方面取得省里一些领导的支持，想托关系，私下里给一些领导送几十万份职工股，通通关节。这个关系托到了祝磊手里。他们之所以找祝磊，不外乎这几个方面的理由：第一，因为他是“陶里根人”；第二，他跟顾立源的关系“特别铁”，而那时顾立源已经进入了省委常委，而且也传出将由他来接替原先的省长来主持省政府的工作；第三，他耳朵根比较软，也就是说他比较好说话，能说得动他。这也是我们陶里根这地方的人的一大特点：说它是优点也可，说它是缺点也可。陶里根人重情义。你只要好好地去求他．拿情感去打动他，他们往往会塌下心来替你去办原本不该去办的那些事。祝磊原先确实不想掺和这一类的“糗事”，他知道这种事一旦被揭发，后果会是什么。但正如别人对他的分析那样．他的耳朵根比较软，经不住来自家乡的人的一再“软磨硬泡”，他妥协了。案发后，他万分后悔地总结道，千不该万不该，最不该的还是我自己的那点私心。陶里根那家上市公司老总除了“动之以情”．还使了另一招：带着市政府秘书处的一位秘书一起来找祝磊。这位年轻的秘书也是陶里根人，而且是祝磊把他从陶里根介绍到省城来的．勤慎，机敏，很快就熟悉适应了机关工作和上层政治生活中的许多门道。他反复劝祝磊，帮这家上市公司一把=他说了不少理由=但大部分都被祝磊否了。其中有两条却把祝磊说动了。一条是。别人求您带他们引见一下省领导，顺便捎一点好处去。您不去。假如这些领导的原则性和党性真的像他们平时在公开场合表现出来的那么强，那倒没什么。万一不是，消息又传到他们耳朵里．对您就很不利了。他们会暗自怪罪您堵了他们的财路，觉得您对他们不贴心，不会办事，不替他们着想，不是他们的人。当前。省委正在考察市里你们这几位副市长，确定下一任市长的继任人选=在这关毽时刻，您要得罪了某位省领导．他不仅不替您在常委会上说话。相反再说您几句坏话，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情况下，您觉得自己有可能被确定为市长人选吗?以您的年龄来计算，在这两三年里如果不能被提到副省级的市长位置上．那么您的仕途也就到此为止了=这可是关键的一步啊。这一步跨得上去，前程无量。这一步要跨不上去，不用我说，您也明白，这副市长就是您人生最后一站了=您甘心就此停下自己前进的脚步吗?再说了，这殴票又不是您自己吞了。您只是起一个引见的作用。引见到领导跟前．领导还不一定会拿这股票。这样，您方方面面的人情关系都照颐了．也没做什么特别出格的事。何乐而不为呢?祝磊沉默了。他当时真还挺感谢这位小张秘书的，觉得，只有“老乡”才会这么“知心”。他沉默，是因为他很清楚，顾立源这些年变化不小，虽然干事还是那么的风风火火，还是那么的富有进取心和开拓精神，但有一点变化是让祝磊“噤若寒蝉”，又感到“触目惊心”的，那就是他绝不容忍身边的人不跟他一条心。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你们要不愿跟我合穿一条裤子，我干吗要把你

们搁在我身边?”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有一点“忘乎所以”。那还是在陶里根时期，在市委书记兼市长任上，有一回祝磊从省城回陶里根找顾立源办事。当时祝磊已经担任财经学院副院长了，为建立学生毕业实习基地的事，来找顾市长、顾书记帮忙，一走进顾立源办公室，就听到他正跟某公司一位女老总在吼叫。那个女老总大概是来纠缠顾立源，想承包市政上一项灯箱广告工程，把顾立源缠烦了。顾立源冷笑着训斥道：“你说我凭什么要把这块肥肉送到你嘴里?你说你是跟我上过床，还是给过我别的啥好处?”那女老板忙迎合道：“顾老板，只要您有这话，这事就好办了。上床，我想就算了，我这黄脸婆别上赶着让人恶心了。别的好处，有您今天这话，

我立马去办……您就甭管了。”“行啦。”顾立源又大声吼叫起来，“上一回把爱国路到卫国路那一段街面绿化美化工程包给了你。你他妈的净捞了多少?工程还没结束，你就把你闺女送英国去了，还听说花了好几十万英镑在那儿给你那位十九岁的宝贝闺女和她的未婚夫买了幢房子。市里搞希望工程捐款，你他妈的捐了多少?我特地去查了一下，捐了一千五百元。哈哈。一千五百大元。你寒碜谁呢?打发哪个叫花子呢?’，“那不是刚把闺女送出去，手头有点紧不是?这回我一准把你们市委几个主要领导的孩子的出国经费都承包了……”“你给我歇着去吧!”大概是看到祝磊来了，那女老板就赶紧住嘴，不再说下去了。可顾立源却不管不顾地仍然当着祝磊的面把她训了个一溜够。等那个女老板灰溜溜地走了，祝磊笑着跟顾立源说：“你老兄咋跟人家女同志说话来着，一口一个他妈的，还说啥上床不上床的话?”顾立源却满不在乎地说道：“她也能算‘女同志’?”祝磊忙说：“嗨，嗨，那又怎么的了?按十五大精神，这些民企老板不都是我们的同志?你看咱们那位饶大哥……”顾立源又吼了起来：“你怎么拿她跟饶大哥比?饶大哥咋做人?上一回我让电视台和日报同时发了个号召．让全市人民施援手救助贫困山区学生，他带了个很好的头，一出手就掏了五十万。市政府大楼翻修，他又蔫不唧地掏一二百万。你现在看到的大楼里的所有的灯具，都是他掏钱买的，还不让媒体宣传。啥叫‘同志’?啥叫‘自己人’?这才是哩。咋比嘛?!告诉你祝磊，你别跟我来这一套，我不管他十几大还是多少大，不管他是哪种精神，只要是只进不出、只吞不吐的王八蛋，我肯定让他一边捎着去。”“那你也不能跟一个女人说啥上床不上床的话=她要故意掇弄你，把这话传出去，你说你一个市委书记……”“怎么了?让她上大街上嚷嚷去，说顾书记要跟她上床。你说咱陶里根有几个人能信她这鬼话?跟她上床?哈哈……你瞧她刁蛮猴子样儿，脱光了送到我跟前，我都不想瞧她一眼，还上床呢?哈哈……”祝磊说：“那你也得注意一点说话的方式方法……”他立即显得非常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话，很不高兴地说道：“行啦行啦，祝副院长。有啥事要求我，快说。我下边还有个挺重要的外事活动在等着哩。”

顾立源以前确实不这样。虽然干事风风火火，但在他血管里多多少少地总还是流淌着一些他那位小科员出身、一辈子谨小慎微的父亲的血，内心的卑微和颐虑．还是在私底下支撑着他所有那些大大咧咧的行动。但现在，早就应该消失的那种卑微固然消失了，但必要的谨慎和分寸感似乎也跟着一起不见了，几乎成了一个完全得罪不得，也冒犯不起的人了……

考虑到这些情况，祝磊最后决定替那个上市公司引见顾立源。为保险起见，他先断然拒绝了这家公司原本要给他的那二十万份职工股。同时，他认为为他们引见顾立源，比引见别的领导更保险。因为他觉得依自己对颐的了解．他是不会收受这些职工股的。因此，即便带他们去见了顾．今后也不会出什么事。又为了今后能有个人来证明自己没有拿这些股票．他让张秘书陪着，一起参与了全过程。一切似乎都盘算得非常嗣密．却万万没有想到，接下来的事情偏偏就坏在了这个张秘书身上。顾立源果然如祝磊预料的那样，一分都没收受那些股票。但中纪委还是很快就收到了这样的揭发信，说这里有人给省领导送职工股行贿。那段时间，中纪委已经发现了几起类似的事件。少数转制中的国有大企业，为了争取上级领导的支持，以增强自己克服困难的能力，纷纷拿“职工股”做行贿手段。为了遏制这股歪风，中纪委立即派人到省里来查实此事。查下来，顾立源铁证如山，一分没有收受。其他领导也基本没有收受。但这家公司的职工股账面上确实少了七十万股。哪儿去了?居然有人揭发，这七十万份职工股全落进副市长祝磊的腰包里了。而且有人证明这一点。证明人就是参与全过程的那位小张秘书。先是市委和市纪委的主要领导和风细雨地找祝磊谈话，希望他能主动说清问题。祝磊一开始根本就没把这当一回事。他很坦然嘛。压根就是子虚乌有的嘛。在市委领导再次找他谈话后，他开始有点紧张了，但仍然认为这是能够说得清楚的。他立即给张秘书打电话，希望他出面向有关领导把事情给澄清了。但连续

打了好几次，这个张秘书莫名其妙地找不见了。这时祝磊才真正有点紧张了。市委和市纪委领导第三次找他谈话时，态度已经很严肃了，话甚至说到了这个份上：“事情如果拖到非要让中纪委的同志出面来解决的话，恐怕就不大好办了。还是争取主动吧。”后来他听说，不仅是那个张秘书，就连那家公司也一口咬定，这七十万职工股是他祝磊拿走了。这时，他不仅紧张，而且开始有点慌了神。就在听说中纪委的同志要找他谈话的前一天晚上，他终于设法找到了那个张秘书，并把他带到市政府设在市郊的一个宾馆里。先是在房间里谈。后来又把他带到宾馆后院小树林中间的一个空地上谈。几乎谈到声泪俱下的地步。七十万份职工股啊，按市值计算，相当于五六百万元人民币。这笔“黑心账”如果真的全部坐实到他祝磊头上，三开(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开除干部队伍)一移交(移交司法部门处理)的结局肯定是逃脱不了的。这样，自己一生都完了，甚至都还有可能免不了一死。“我到底怎么你了?小张，你说，你说呀，是我把你带到省城来的……我到底怎么你了?”精神近似崩溃了的祝磊突然掏出一支不知从何处得来的手枪，悲愤万分地追问着。“我没有……没有……”这位张秘书也突然慌张起来，他一边辩解，一边往后退缩．他那清秀的白皙的充满学生气的脸(正是这张看似充满学生气的脸．一直让祝磊误读了他的“真诚”和“勤谨”)这时表现出的全部的恐惧、哀恳和狡辩，只能激起祝磊更强烈的绝望和愤怒。这时．天色越发暗淡，小张突然瞅个空子，一转身就向林子稠密处逃去：祝磊一着急，慌忙中下意识地举起枪。那位张秘书见他举枪．本能地上前去夺枪。就在这一瞬间，枪声响了……

枪里一共七颗子弹，祝磊一气打出了六颗。那一刻，他太恨眼前的这个年轻人了．完全控制不住突然涌出的一腔怒火。但他还是本能地给自己留下了最后一颗子弹。本来，顺理成章地，他是要用这最后一颗子弹来结束自己的生命的=但在面对小张的尸体默默地战栗着呆站了几秒钟后，他又决定不自杀了。自己已经干了件大蠢事。如果在杀了小张后．再自杀．这件事就彻底以“祝磊索贿受贿，枪杀重要证人，又畏罪自杀”告终，这才叫蠢上加蠢。他不能这么做。既然已经错走了无法挽回的一步，现在，不管上苍还会给他多少在世时间，只要有一线可能，他也要搞清事情“真相”，并向世人说明这个“真相”。开枪致人死命。已然犯下了不可饶恕的

死罪，但必须让世人知道，他．祝磊，没有贪污，没有受贿，在开枪打死这个卑鄙无耻的年轻人前．他祝磊还是一个干净的称职的副市长，只可惜一时问的私心杂念，让他堕入了一个万劫不可复出的陷阱，而经验和直觉又都告诉他，小张之昕以如此卑鄙地戳力诬陷他，甚至不惜置他于死地．个中一定有泵因，有背景。这里有这个年轻人本人秉性上的问题，一定也会有更复杂、更重大的因素搅和在里头。他要以自己耻辱地再活一段时间．促使(或“提醒”、或“恳请”)人们来帮他搞清“真相”……

听我给他讲完这个“故事”后．东林他张大了嘴，睁大了眼睛，很长时间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呆坐着．傻愣愣地看着我，眼神里流露着某种怀疑的神色，在这种怀疑的背后甚至还流露了一些恐惧，好像这“故事”完全是我捏造出来的．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根本不可能、也从来没有发生过……

后来他对我说过这样的话：“我这一辈子可以说看到过人世间最残暴最肮脏最无耻最贪婪最没头脑最愚笨的人。跟这些人打交道的结果，我自以为我自己的神经早都麻木了，不可能再被搅起啥波澜了。但听了你讲的这些事，我的心总是在一阵阵发酸发涩，我总在告诉自己这些事不可能发生在我们这儿，不是真的，祝磊调到

省城来当副市长后，也曾到公安厅来给我们讲过课，圆圆脸，细细的眉毛，一副文静从容的模样儿，讲起话来慢条斯理，特别有逻辑性，有穿透力。这样的人怎么也会出那样的事呢?怎么会呢?”

但是，即便在得到这样一些情况后，当时他仍然没有下定最后的决心，抛弃一切顾虑，“破釜沉舟”，去申请提早辞职，接手来搞那个“秘密调查”。最后促使他下这样决心的，是一次拜访：他去那位老书记家看望老人家去了。在初步了解到顾立源祝磊和饶上都的那些情况后，他越发感到事关重大，有必要当面去见见那位老书记。

老书记住在老城区的人民路上。一个从外表看绝无惊人之处的大院子。事后听东林讲，他还是托了一些关系，才跟老书记的秘书接上头，打上招呼。事先不打招呼，你是绝对没法进入这个院子的。院子正经由武警战士值勤守护。院子果然很大，但又挺简朴。三幢都呈方形的独幢别墅，分别住着三位不同时期退下来的省委书记。劳爷早就知道人民路上的这个院子，但他从来也没进去过。所以那天，在那位看上去已不太年轻的秘书带领下，走进院子，走进老书记的那幢独幢小楼时，他还真有一点点紧张和兴奋。客厅向南的那面墙整个都是用大玻璃建成的。厅里真是阳光明媚，但又多少有一点杂乱。这跟劳爷去过的许多老同志的家都有相似之处。陈设在客厅里的许多棵高大的桶栽观赏植物、大型木雕、石雕………单独看，都是好东西，甚至还挺昂贵。但放在一起就显得有点格调不统一，有点杂拌儿凑的味道。原因很简单，它们绝大部分都是别人来探视时送的。对于这些玩意儿，老人也说不上是喜欢，还是不喜欢。无所谓啦。送来了，就放着呗。但有两条，是死规矩。一，你别带钱来。掏钱者，滚。二，求老人办事，可以；但你别带东西，带东西者，滚。这“滚”字，可不是我给愣加上的，那真是老人的原话。老人家不高兴时，真拍桌子．真直着嗓门让人“滚”。这样的事都不止发生一两回了。您说，他都到这份儿上了，还怕谁啊?还有啥可遮遮掩掩的?

那天老人身体有点不舒服．下半身盖着一条薄毛毯，躺在一把宽大的木制摇椅里，在明晃晃的客厅里．闭目养神。劳爷给老人带了点补品。进客厅前，就悄悄地把那几盒东西交给了那个中年保姆，让她赶紧收起来。这也是人们“对付”老书记的一招。您不是讨厌人家提溜着东西来技您办事吗?得，咱提前把东西给了您家人，再“空”着手来见您还不成?现在哪有求人办事不送东西的?不提溜着一点东西，他(她)自己都觉得过意不去，比如在医院里，现在都折腾成这样了：大夫如果不收红包．病人都不敢上手术台去挨这一刀。不是人们生性下贱．更不是他们家钱真多得花不了了，喜欢给你送，实在是风气改变了人心和习俗，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嘛!

据东林后来对我说，一开始．他还真担心老书记不屑于见他(或者是没时间见他)，但事先把来意跟老书记的秘书说明了，秘书却答应得很痛快：“行。您不就是咱省那个著名的十大神探之一吗?来吧。我给老书记说一下．安排个时间。老书记特别关心陶里根的情况，也挺爱跟你们公安系统的同志闲聊的。只要有人从陶里根来，他都愿意当面跟他们聊一聊。”但那天，实际上跟老书记啥也没聊上。一是，那天赶巧又去了两拨人，等那两拨人走了，老书记已经有点累了，东林自己也觉得不能再跟老人家深谈了，就拐着弯地提了一下余达成，提了一下去陶里根做些“调查研究”。但对此，老书记却没表示任何态度．只是问了问陶里根街上有一家“曹不泉酒厂”的近况，又聊了一会儿陶里根特产的“壳里红”酸果，秘书就暗示东林该起身走了：

咋回子事?老书记为什么在听到余达成和“去陶里根做调查研究”时，没半点反应?

难道说，余大头在“骗人”?

劳爷倒吸一口冷气，刚想给余大头打电话质问此事，就接到了余大头主动打过来的电话。

“你现在在哪儿?”余大头问。

“我还能在哪儿?”劳爷没好气儿地答道。

“老前辈，好好说话，别跟咬着自己舌头似的!如果你现在还在老书记跟前，那就等你离开那儿以后咱们再说……”余大头吩咐道。

“你怎么知道我刚见了老书记?”劳爷问。

“听我说。你先出门，先离开老书记那儿。老书记最近身体很不好。别吵着他了。”余大头再一次重复道。

“我已经离开那儿了。在大门外站着哩。”劳爷说道。

“那行，你开着车吗?开着?好。那你马上到兴安来。我还在那个小院里等你。”说着，几乎不容劳爷做任何反应，余达成那头就已经把手机挂了。

不多大一会儿工夫，劳爷果然赶到兴安宾馆。

“劳神探，您可真是名不虚传呐，无孔不入。您是怎么敲开老书记家的门的?”一见面，余大头就跟劳爷开了个小小的玩笑，以缓和一下气氛，但劳爷却没有一点心情跟他打哈哈。他当然不知道，那天他到老书记家刚“聊”上，老书记的秘书就悄悄把他来找老书记的“动向”通报给了余达成。余达成事先还真没料到劳东林竟然

会直接去找老书记。

“谈实质问题。到底是咋回子事?老书记根本不知道让我去陶里根搞调查……”劳爷却黑起脸，摆出一副警察审案时常拿的“公案”架势，冷冷地瞟瞥着余达成说道。

“我跟你说过这档子事是从老书记那儿分派下来的吗?你再回想一下，我说过这样的话没有?”余达成这小子声色不动，淡然反问。

“那……”劳爷略略一愣。是啊，余大头从来也没说过，这事到底跟老书记有啥内在关系。

“那个啥?”余达成依然平和地反问着=

“但是……但是……”劳爷“但是”不下去了。

“你想让他跟你说啥呢?说他事先就知道这档子事?是他老人家预谋策划了这档子事?然后向你承认，是他派我去找你的?说他一个退休多年的老同志的确想派人去秘密调查一个在职的正省部级干部?是吗?你想从他嘴里得到这些明确的肯定的答复，是吗?”余大头一句不饶一句地逼问着=

“可是……”劳爷这时已经明显感到自己有些“理亏…‘气短”了。

“您还想‘可是’个啥?啊?”余大头的神情渐渐严肃起来，“您想让我说您啥呢，老前辈，说您干了这么几十年，政治上怎么还那么幼稚?啊?”

“……”劳爷张口结舌了=是啊．这件事即便真是老书记指使的，他老人家也不会当着其他人的面来公开承认这一点啊。这里不是简单一个愿意不愿意承担责任的问题=这里还牵涉到一连串更重大的组织原则和策略部署问题。自己怎么可以直接“杀”上门去，向老书记本人去“刨根问底”呢?

幼稚啊，的确幼稚。

“我的话是不是说得有些重了?”看到劳爷耷拉着个脑袋，好大一会儿都不吭声，只是在那儿怔怔地干坐着，余达成缓下口气，又在说些软话，往回找补了。

“没事……没事……”劳爷尴尬地笑笑道。这倒也是他的真心话。他这人就这点好，真要觉得自己错了．认错也快，一点就透。还不记仇。

“真没事?”

“嗨，能有啥事哟?!”

“那行。没别的事了吧?”

“没了……”

“那就这样吧。希望今后再不会出现这样的低级错误了。那边还有几位同志在等着我，我就不留您了。”余大头说着，站起来送客了。

那天走出兴安宾馆，劳爷内心中涌动的岂止是羞愧和难堪。如果换一个人，经历了这样一场自我露怯后，又遭余达成如此这般地训斥后，也许就会知难而退，鸣金收兵了。但此人不是别人，而是劳爷。这时刻就显露出这位“劳爷”本真中那一点“与众不同”之处了，显露出劳东林之所以是“劳爷”的根本点了：我多次说过，他实质上是一个“很不安分”的人，一个终其一生一直在想超越自己的人，一个从来也不甘心为自己“画句号”的人，一个一直也觉得自己从没有得到过公平公正待遇、一直被“理想”和“现实”之间的那点千古矛盾折磨得“奄奄一息”，不断强迫自己向现实妥协，却又总在“蠢蠢欲动”中“死灰复燃”的人……那天他看到了自己政治上的“幼稚”，也在老人的“衰弱”中，看到了一种从未感受过的平静、寂寞、威严和坚守的高度和谐，或者还应该说是体昧到了某种从未体味过的“神圣”和“神秘”。余大头的倏而出现，倏而消失，老书记的声色不动，在意味着什么?一块正在孕育着狂风暴雨的天空?一部一直在我们身旁隆隆运转、但却又不被多数人觉察的巨大机器?一支正在原始丛林中做殊死跋涉的特殊小分队?所有这一切都在他心里点燃了一把火，正是这把“火”，让他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也决定了他在陶里根的这段日子，不可能是过得平静的，敷衍的，

得过且过的，只是在被动地完成任务而已。实际上在陶里根的这几个月，他的内心经历了一场彻底的自我涅槃……

(邵长水问：“那么依您看来，最后他摇摇晃晃走向那辆卡车，还是想自杀?”)

我还没有充分的证据来证实这一点，但我真的劝你们，不要排除这一个可能性。换任何一个人，在那样的情况下，也许都不会去自杀。但劳爷是有可能的。当然，最后如果真的要下这样的结论，那一定要慎重……只要你们不怀疑我“别有用心”，我会尽可能多地向你们提供我所知道的情况。随时想起什么，就向你们报告。尽快地把东林的死因搞清楚，也可告慰在天之迷茫的亡灵。今天是不是就谈这么多?你们听累了，我也说累了……

十七 一分寂静，半生喧嚣

回到龙湾路八十八号，冷静下来一分析，大家对曹月芳提供的这些情况都表示了相当的疑惑=听他这么一说，劳爷几乎就成了一个“偏执、多疑、焦躁又极其自恋”的人。而这个人挣扎了几十年，最终被自己一生遭遇的坎坷、理想、追求所“扭曲”，在临近退休时，个人欲望又一次恶性膨张，在一个很偶然的情况下，承担了一个他无法承担的使命．在再一次遭遇了一连串无法排解的矛盾和问题以后，导致了精神崩溃．最终让自己走进了牛角尖里……包括劳爷自认为的那个“谋杀”．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只不过是他心态发生一连串畸变后产生的一种”幻觉”而已。而他的死，则很可能是“自杀”造成的……

这怎么可能?

这个曹月芳到底是一个什么人?

为此，赵五六要求邵长水尽快再技寿泰求深谈一次，以核实曹月芳谈话内容的真实性．并且告诉了邵长水一个新的情况：前些日子，他把劳爷的那个“红鳟鱼”记事本和邵长水破译的“密文”一并送交公安部技术鉴定中心去做了个鉴定，公安部的技术专家认可邵长水的破译。但是，他们对这份密件究竟是什么时候写的，提出

了不同的看法。

“他们认为，这份‘遗嘱’书写的时间．间隔劳爷出事的时间，至少也应该在三四个月以上。”

“事发前三四个月，劳爷就写下了这份‘密件’?可能吗?”邵长水一愣。

“是的，据鉴定，至少也应该有三个月左右了。”

“三个月?”如果这份密件真是劳爷被撞死前三个月，或更早一些时候写的，这就说明，一，他在出事前的三四个月，和陶里根某些人的矛盾就激化了。否则他不会产生自己可能被谋害的预感。那时候，他去陶里根的时间还不太长。在那么短的时间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让他感到非要写下这一类的“遗言”不可?二，又是什么原因，使得对方加害劳爷的意图拖延了三四个月才实施?三，如果这个鉴定结论是准确的，这倒有助于理解名单里的那些同志态度为什么会从劳爷所说的“热衷”于此事，变成目前的“淡漠”。也就是说，这几个月期间，在劳爷和这些同志之间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促使这些同志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那么，现在需要追问的是，

这几个月间，在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

……两天后，邵长水紧急约见寿泰求，这回，寿泰求没再找理由推拒，也没去任何一家茶馆和饭店，而是把寿泰求直接约到龙湾路八十八号来了；并婉转地向寿泰求提了个要求，希望他自己一个人来，不要带任何人。谈话前，邵长水还到省委组织部去了解了一下寿泰求的现实表现情况。据省委组织部的同志介绍，在从陶里

根调出的那么些干部中，历次考评，寿的综合得分都名列前茅。在“廉洁自律”方面，省纪委对他的评价也不错。

那天，寿泰求应诺只身一人来了。

也许是因为这阶段忙于筹备那个轴承集团的缘故，或许还有别的什么为外人难以猜测的原因，比上一回见面时，寿泰求不仅瘦了，还显得有些“老”了。脸色、神情都不如上回那么光鲜精神，甚至连衬衣领子都显得不如上回的坚挺干净。

“我是不是瘦了?”一见面，还不等入座，寿泰求就迫不及待地这么询问。显然他对自己近期的健康状况，挺有些忧虑。

“还行吧……”邵长水仔细地打量了他一眼，微笑道，“减肥呢?”

“减啥肥?!大夫说我血糖有点高……”寿泰求无奈地苦笑了一下。

“那你可真得注点意了。吃得太好。营养过剩，活动量不够，心神过于疲劳，内分泌失调，急速消瘦……这些都是糖尿病的致病因素和典型症状。得少搓一点大盘子奇$%^书*（网！&*$收集整理了。”邵长水笑道。

“您还挺懂?”寿泰求不经意地挪揄道。

“嗨，干我们刑侦这一行的，啥都得懂一点，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不懂还真不行。”

“您……过去是搞刑事侦查的?”寿泰求问：

“啥叫‘过去是’?现在还是。”邵长水笑道。

“哦……”寿泰求眼睛里忽然本能地掠过一绺黯淡的神情。一般人总是认为刑警是跟刑事犯罪分子打交道的，所以让刑警找上门来谈话，总不是件好事。这使寿泰求本能地感到了一种压抑和不快。而后有一小会儿工夫!他没再作声；而后又突然抬起头来问：“今天我们怎么谈?”

“谈之前，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您能把手机关掉一个小时吗?要不我们还真谈不痛快：”邵长水略带着一点开玩笑的口气说道。

“对不起。今天我这手机不能关。”寿泰求立即拒绝了，“我已经答应了你们今天不带秘书。所以，我的手机就不能再关了。集团那边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事。这一点．我想不用我多解释……”

“那行那行：还是别影响了您那边的工作。您就随意吧。我们想了解劳爷在陶里根期间的真实情况．您跟他接触比较多。现在外头对于他的死，有三种说法，说谋杀的．说一般交通事故致死的，再就是说自杀的。请您谈谈您所了解的劳东林。您觉得他的死是怎么造成的?”

“我能先不对他的死定性吗?”

“可以可以。谈什么，怎么谈．一切都由您自己决定。”

“上一回我谈到劳爷后期内心挺痛苦的……”

“是的，谈到这儿您突然中断了谈话。”

“我有顾虑。”

“我们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犹豫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还是应该跟你们把事情说说清楚。否则真的非常对不起劳爷……也对不起……对不起你们这一趟又一趟的辛苦。所以，今天你们即便不找我，这几天里我也会找你们好好地聊一聊。当然，我只能谈谈我所了解的劳东林。这里难免就会有些以偏概全，也可能会有顾头不顾尾的现象。另外，我声明一下，今天我带了个录音机。这样一个正式的谈话，我也想留个底，完全没有别的用意。如果可以的话，我就开始录音了。”这样，寿泰求很平缓地，显然又是很有准备地开始了他长篇的忆述。

“我和劳爷是好朋友。一个老警察和一个年轻的大型国有企业老总居然成了好朋友，而且是非常好非常好的朋友，也许会让你们感到有些奇怪。但我俩的确是好朋友，而且是属于那种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好朋友。我不需要他替我上局子里去捞人，也不需要他托人去替我买驾本儿。他也不需要我替他在厂子里安排亲戚就业。双方都没有任何实际利益的需求。双方都不在对方身上‘寻租’。这种关系，现如今很难得。所以说，我一直挺珍惜我们之间的这点关系。先说说我俩是怎么认识的吧。其实我俩认识的时间并不长，也就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那时候我们二分厂出了一起命案，有个老工人在上夜班的路上，被人捅死在厂外一个废弃的排水沟里。劳爷奉命来破这个案，我们就认识了。从表面上看，他跟别的刑警没啥两样，外粗内细，外冷内热，说话做事还稍稍端着一点架子，有时一张嘴还挺冲人。初一接触，的确让人不太能接受。但往深里一接触，我觉得他这人心里真有玩意儿。这个‘玩意儿’，我指两个方面。一是他业务上确实行，也就是说他手上那点活儿确买漂亮，让人不佩服都不行。就说我们二分厂那个案子，原先是市局刑侦大队的人在破。折腾了一个来月，没整出啥头绪，他们才把劳爷搬来了。那老工人被捅死后，被塞进一个蛇皮袋，丢在那排水沟里的。大伙儿一致认为发现尸体的地方不是作案的第一现场这方面我是个大外行，不懂。据当时刑侦大队的同志们说，找到第一现场，对侦破这个案子至关重要。是这样吗?”

“是这样。”邵长水答道。

“弃尸现场周围是繁杂的居民区。全是六七十年代建的工人住宅区。当年住的都是厂子里的工人。现在，居民成分就很复杂了。相当一部分都成了出租房．清一色预制板结构的简易楼。街道狭窄，楼群密集，人口密度极高．旁子的隔音条件相当差。因此．他们判定杀人的第一现场不可能在附近。在这样一个区域里杀人，再移尸，基本是不可能的事情。于是组织了大量警力在方圆五公里范围内排查空房、黑出租房、违章建筑旁……真是费了老大的劲儿，一无所获。于是准备把排查范围再扩大到方圆十公里。但这一扩大，工作量可就得翻好多倍。这决心非常不好下。正在犯难的时候，劳爷来了。劳爷仔细研究了现场勘查记录和遗留的物件——那个装尸体的蛇皮袋和捆彝尸体的绳索。他告诉市局的同志，就在方圆五百米的范围内查吧．大概齐，能有个八九不离十。市局的同志听他这么说，太吃惊了．不敢相信，但又不敢不相信。试着去查吧。不久果然在离弃尸现场并不太远的一幢简易楼里找到了杀人现场。后来劳爷解释．他是从装尸体的蛇皮袋和那根捆绑尸体的绳索上得到启发的。他在仔细查看后，发现这个蛇皮袋的拉链是坏的，袋上还有破洞；而用绳索捆挷尸体时也捆得相当草率。丢尸现场是闹中取静的地方。但握周围的居民反映，案发当天晚上，并没有听到汽车声．因此凶手移尸时使用的运输工具可能是自行车或其他的人力、畜力车。如果运用这样的运输工具．又要从较远的地方往这儿弃尸．就不可能包扎得如此草率。反过来说，他包扎得如此草率随便．是不是也可以证明他是就近扔弃的?还

有一点，如果杀人现场真的在五公里或十公里以外，凶手在那么远的地方杀了人，他不往更远更偏僻的地方弃尸，却要返过头来往人多眼杂的市内丢．他犯啥傻呢?他不知道扛着一大袋死人，往繁华地段走有风险?难道说．世界上还真有这样的人，活腻了．愣提溜着自己的脑袋往枪口上撞?不会吧。所以，他判断这个杀人现场离弃尸现场应该不会太远，估计下来也就几百米吧：你瞧，这事让劳爷这么一说，又简单，又明了。据说像这一类点石成金、芝麻开门的事，在他一生中比比皆是。我就敬佩这种埋头干实事，只要一出手就能解决实际问题的人。实事求是地说，世界是靠这样的人支撑着的。

“我说他‘心里有玩意儿’的第二个理由……就有些复杂了．一时半会儿好像还有点说它不清。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待现代的一些人。‘文革’时期我们出了一批‘政治动物’，这二十来年又出了一大批‘经济动物’。当年，一个劲儿地走极端，把政治强调到绝对中心的位置，把几亿人的注意力全转移到你整我、我整你上，耽误了强国富民；但反过来，如果再一次走极端，在人们的心灵中，完全用物质利益经济利益取代一切，难道就对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群人——请你们注意，我这儿说的是‘一群人’，其实单个的人也一样，不管是谁，缺失了信仰和灵魂，干啥都是持久不了了的，都会形成泡沫。而只要是泡沫，总有一天会破灭的，只不过早点晚点罢了。我这里特别要说的是一大批‘泡沫人’。在缺失了信仰和灵魂以后，在失去了人之所以是人的根基以后，在我们周围不可避免地就产生了一批这样的‘泡沫人’。他们一个劲儿地追求浮在浪尖上涌动的那种生存感觉。在太阳光的照射下，他们使这个世界显得那么的热闹、喧嚣和五彩斑斓。对于他们来说，这世界根本就没有什么‘永恒’和‘持久’，‘眼前的热闹、喧嚣和五彩斑斓’就是一切。他们拼命享受着眼前这个‘热闹、喧嚣和五彩斑斓’。除了这点‘热闹、喧嚣和五彩斑斓’，其他的一切，对于他们来

说都算不了什么。但你仔细瞧一瞧，除了这一时间的‘热闹、喧嚣和五彩斑斓’以外，他们给这个世界并没有带来任何真东西。如果，他们只是海面上薄薄的一层，那倒也无所大碍了。但万一这‘海洋’中一半以上，甚至更多的都堆积的是这一类的‘泡沫’，那就可怕了……

“我说劳爷‘心里有玩意儿’，也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的：他不是那种‘泡沫人’，他不仅不是‘泡沫人’．而且还是一个有非常根基的人、活得极认真的人。他去陶里根以后．我们曾长谈过几次。每次长谈，都让我明显地感受到他内心的激荡和变化。这一点确确实实让我惊叹。他真是活得太认真了．也太累了。现在别说像他那年纪的人，就是像我这样的．或者比我还要年轻得多的，都活碍不那么认真了，都不会把周边发生的事太当一回事了。

“我跟他第一次长谈是在他辞职去淘里根后的两三个星期。那时，天已经渐渐地冷了，陶里根那边好像都下过头一场雪了。(它那边下雪，一般要比省城这边早二十天左右。)我突然接到他的电话，说是想见见我，跟我聊一聊。我问他是在陶里根呢，还是在哪儿。他说他已经到省城了，是昨天到的。我说，你昨天到的，为什么今天才给我打电话?他说，昨天晚间在一家饭店里给妻子做生日来着。我说，给嫂子过生日，你不通知我。你也太不把我当自己人了。他忙解释说，昨天过生日的是池前妻，不是目前的这一位。我说，如果是前妻，那就更应该通知我了。我早就跟你说过，我要见见你的那两位前妻。不少人告诉我说，你几位前妻，论人品、长相、工作能力，都相当不错，也不知道为啥，你把人家都‘甩’了。他忙说，不是我甩的。我们是友好分手的，绝对是友好分手的。你看，我们至今还相敬如宾着哩．还在一起祝贺对方的生日。我说，那就更得让我见见了：他忙说．免了免了。我说，人家这已经不是你老婆了，你免个啥呀?他还是说。免了免了。我说我一定要见。他犹豫了一会儿对我说，其实昨天过生日的那一位，你经常见到。我忙问，谁啊，我还经常见?他说．她就在你们轴承厂干着哩。我再问，他就死活不肯说了。我后来才‘查清’，他那位我经常能见到的前妻，原来就是我三分厂的工会主席。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他一直不告诉我她的这点身份关系，是不想增加我额外的负担．不想为难我=其实人家在厂子里于得挺不错的，根本用不着我额外的提携或照颐：

“那次他来，主要是来跟我核实有关顾代省长和祝磊的某些情况的……”

邵长水问：“他跟你说了他去陶里根的真实目的了吗?”

“说了。但说得比较隐晦。”

“明说了是去调查顾代省长问题的?”

“那倒没有。只说是去了解一些领导的情况。”

“哦……”

“……那天他说，想要请我帮他排除一个疑问。他说他在陶里根待了这么些日子，受到很大的震撼，但得到的情况，相互之问却又非常矛盾。在有些人嘴里，陶里根时期的顾代省长简直就跟一枝花一样，无比优秀，无比杰出，简直都可以称得上无与伦比了。但也有人把他说成一个凶恶的霸主，独断专行，蛮横不讲理，且又为所欲为。有人说他大有功于陶里根，是陶里根历史上最有开拓精神、最有作为的父母官，开创了陶里根发展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奠定了陶里根现代化进程的坚实基础。但也有人说他是陶里根历史上最会做秀、最会为自己捞政治资本、只顾树立个人政绩形象而不顾百姓死活、并给继任者留下一大堆难以弥补的财政黑洞的政客……他说他想知道我的看法，并且向我保证，我那天跟他说的任何情况，他都会替我保密。而且是绝对保密。

“当时我沉吟了一下，笑着回答他：‘你觉得像我这样一个人，会相信谁的口头保证吗?’

“他立马一本正经地说道：‘我可以给你立书面保证。’

“我又笑道：‘我要你写书面保证，那我俩还能算是铁哥儿们?’

“他马上无奈地摊开双手问：‘那你说咋办?’

“我苦笑着回答道：‘咋办?今天你压根儿就不该这么来为难我。’

“他说：‘你实事求是地说，是啥样就说啥样，有啥为难的?’

“我又苦笑着长叹一口气说道：‘实事求是?说得轻巧。你这是逼我在刀尖上跳舞，在悬崖上走钢丝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