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安葬仪式结束的当晚，回到家，邵长水没有吃晚饭。准确点说，是端上了饭碗，却怎么也吃不下去。那首《少年壮志不言愁》的曲调一直在他脑海里回响。眼前也老是晃动着劳爷妻子那张悲苦乏力而又苍白无助的面容。他们为什么如此不重视劳爷自己对事件的感觉和判断？我们当然不能以他本人的感觉为事件定性的惟一依据，但也必须慎重地对待才对。他是什么人？一个经验十分丰富的老刑警，深入陶里根达数月之久，已经“深深地陷入其漩涡之中”，对那里的许多事和人有了极难得的切身感受和认识。他由此而产生的某种预感和判断

当然是应该得到充分重视的。怎么可以如此轻易地就加以排除和否定，又仓促地去做出另一种结论？肇事司机当然不会轻易交待幕后的真相。他不交待不承认就完事了？多少疑难大案都是从当事人的“不承认”、“不交待”中拨开云雾重见天日的嘛。为什么轮到这档子事了，就如此轻易地“顺水推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呢？！！说到底，怎么能让一个干了一辈子刑事侦查的老警察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呢？匪夷所思。完全匪夷所思啊……他多次想拿着那片血字“拓片”去找总队和省厅领导，但每次都自己把自己给劝阻了。“你管那么多干吗？”“你管得了那么些吗？”“大机关跟自己过去待过的基层不一样。这里，大部门套着小部门，大长官连着小长官。人人都管着一摊儿事，门儿门儿都关系着一摊儿利。自己初来乍到，又不摸深浅。你知道自己哪一脚踩下去，会踩住谁的鸡眼儿，犯了哪条禁忌，触动了谁怀里揣着的那点权利？谨慎啊，千万要谨慎谨慎再谨慎，要夹着尾巴做人，邵长水，别以为你曾经当过几天县局的副局长，还在省警校当过几天教研室主任。像县局副局长那样芝麻绿豆大的官，在省级机关里一抓一大把，算个鸟？！况且你正等着定岗定职哩。现在最重要的是，让你干啥就干啥，让你干啥就一定干好啥。除此以外的任何事，对于你都是多余的，甭想，也甭管，不能想，也不能去管……千万别忘了你给自己定下的那两条原则……”每回他这么自己跟自己较完劲儿，回过头再去看慧芬的时候，总能看到她也像是死过一回似的，脸色慢慢地由青白转回红白来。只要看到长水坐在那儿一发呆，她就知道他又在跟自己较劲儿了。她知道，他心里一直没撂下劳爷那档子事。她特别清楚，他从小就是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人。为了他这个死性子，这些年，她没为他少操心，也没跟他少置气！这两年，长水他离开了基层第一线，在大小机关里磨炼了磨炼，情况确有所“好转”。但她还是害怕他，怕他不知轻重、不论场合地再跟人计较是非黑白，会使她这一家人失去已然得到的这一切。慧芬觉得，像她跟长水这样的人，能够“混”到省级机关来做事，能给两个孩子落上省城户口，还能在省城“混”上一套两室两厅一厨一卫现代化的公寓式住宅，走在省城的大街上，不用再担心当晚旅馆招待所那昂贵的食宿费和为购买返程火车票必须付出的那点焦虑和劳累，能让自己的“子孙万代”从今往后永远不再在城里的孩子们面前感到低人一等，她真的心满意足了。她常常会突然地对邵长水冒出一句：“真的太不容易了……你觉得呢？我真的没想到我们还能过上这样的日子……我真的要谢谢你，为豆豆和蛋蛋也要谢谢你……”说这句话时，她显得那么的真诚，那么的感慨，那么的动情，又是那么的……那么的后怕……

“瞧你说的啥话嘛。好像豆豆、蛋蛋是你带过来的拖油瓶似的。”邵长水微笑着抢白道。

“当然不是拖油瓶……怎么会是拖油瓶呢……别胡说八说……”慧芬眼眶湿润地搂住长水，喃喃道。

这时，邵长水也会十分感动地搂住慧芬，一边轻轻地抚摸着她那略显得有一点干黄的头发，一边闭上眼，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他深深地被慧芬如此看重和珍惜这个家的情感所打动。是的，眼前这一切，来得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在这一点上，他和慧芬有同样的感觉。他同样看重和珍惜眼前这一切，甚至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看重，也非常非常的珍惜……

后来当机关里有人在背后议论劳爷这档子事的时候，他便会故意躲着，既不去参与，也不去旁听。又过了些日子，以至在机关里也没什么人议论了。劳爷这档子事似乎就这样离他、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他也确确实实地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虽然在偶尔一个阴雨天的下午，呆坐在空无一人的办公室窗户前，心里仍然会隐隐约约地产生出一些躁动，会再一次看到那双手，那双无比灵巧和苍白的手，搁在那个藤条编制的小圆桌边上，微微地战栗着；也会再一次听到急诊室那喘息中一下下带血的气泡的嘶嘶声；手上也会再一次感受到劳爷在一笔一画地写那“谋杀”二字时的劲道……心里也仍然会突然地涌出一股莫名的愧疚（？）和遗憾（？），大脑的空白，无法面对“陶里根”这三个字的冲击……（是的，从那以后，凡是看到报纸上登载有关陶里根的消息，他都会立刻去抓过来阅读。有一段时间，他又特别不能看到“陶里根”这三个字，只要眼前一出现这三个字，他就会烦躁不已，好像有人跟他故意过不去，要揭他的伤疤似的。）

一直到那一天——那是他从陶里根返回省城的第三个星期的一个星期五的下午（也许是星期六。但应该是星期五，因为邵长水记得那天并非是个公休日。总而言之，他记得不太清楚了。好像是个周末），他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个非常意外，又非常重要的电话。那时，“命案必破”大会战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之中。头一天，焦副厅长奉命带人去哈尔滨参加公安部召开的“命案必破”阶段性现场经验介绍会。总队的几位主要领导也跟着去了哈尔滨。头头们上外省去了，指挥部的工作免不了会稍稍松快一些。那天看巧又赶上周末，慧芬和两个孩子都在家。（这里对邵长水和慧芬居然生了两个孩子要做些必要的解释。按规定，他也只能生一个孩子。但头胎生了个闺女。家里的老人却一定要慧芬为邵家生一个男性接班人。邵长水自己当然也想要一个儿子。他就让慧芬一直在林场场部当她的会计，好些年都没把她调到县城。不是邵长水没那个能耐把妻子调到自己身边，而是故意不调。假如不在林场，她指定不能生第二胎。从中央制订的政策来说，即便在林场，她也不能生第二胎。但山沟沟里的事情毕竟要好办得多。走走路子，还是可以搞到第二胎指标的。当时咬着牙不把慧芬往县城调动，就是为了实现家里老人们这样一个宿愿。第二胎果不其然生了个带把儿的。当然也罚了些钱。交了罚款后，邵家还是高高兴兴地为这第四代“男性接班人”的降临，办了十来桌酒，“放肆”地庆祝了一番。）那天，邵长水给自己也放了一回“假”，回家去瞧了瞧。有十来天没回过家了吧？总得洗个澡，换换内衣什么的。还去理了个发。午饭时，美美地喝了二两小酒，啃了一大盘慧芬特地给炖的手扒羊肉，原本打算再睡它一下午，足足地补它一觉，等晚饭后再回指挥部也不迟。没料想只睡到三点十分左右，放在床头柜上的手机就又蹦又跳地叫唤起来。

电话是赵总队打来的，让他火速赶到李敏分家去见他。

赵总队不是跟焦副厅长去了哈尔滨吗？再说，有工作要谈，为什么不去总队办公室，干吗又把人支到那个李敏分家？“又是那档子事？”他浑身一激灵，头皮立刻就有一点麻酥酥起来，即刻间他直觉到，指不定又扯上那档跟“劳爷”有关的事了。这段时间以来，他虽然没再正经过问过这档子事，但隐隐约约还是听说了有关部门的有关人员并没有放弃这个案子，而且一直在努力查着这件事。他甚至还听说中纪委都派了暗访组来工作了一段时间。中纪委这个暗访组当然不是专为“劳爷”而来的，但据说他们也调阅过跟“劳爷之死”相关的一些案卷……

这是自己第几次走进这大列巴巷，来到这位李前主任的家了？第二次？第三次？一个三十六七的人，怎么就这么不记事了呢？邵长水最近常常感到自己的精力大不如从前了。有一回跟着赵总队出现场，坐在丰田越野的后座上，没颠出多远，全车的人都精气神十足地在议论案子的时候，自己竟然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实在是丢人现眼。这在从前，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在县局当副局长那会儿，即便全车的人都颠迷糊了，他都不会有半点睡意。下车进山，他撒开脚丫子，一气再走几十里山路，也是常事。现在还走得了吗？真得存疑了。

……坐落在白杨深处的这个院子，因青砖砌的甬道破损而显得凹凸不平，因管理粗疏而显得格外陈旧，又因为大树的多层遮蔽而显得格外幽暗和潮湿。栽种在甬道两旁的葱兰和金针花，远没到开花时节，否则，它们是会替这个院子略添几许亮色的。那幢带前后护廊的俄式“木刻楞”房子就坐落在院子的纵深处。几十年前，城里还保存有不少这样的木头房子，它们是这个边疆大市一道“靓丽的风景线”，也是一道为中国其他省会城市（除了哈尔滨）所不可能具备的“特色菜”。它的形成，原因很复杂。据说最早的一批木头房子是十九世纪末，由几位来中国淘金的俄国富商和筑路工程师掏钱建的。到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一批受“十月革命”冲击逃亡来的“沙俄贵族”及其后裔涌到这儿聚居，又建了一批这样的院子和房子。那是它的鼎盛期。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这一带已经不尽然是俄侨居住的地方了，成了这座城市一个非常奇特、又让人非常头疼的“区域”。你要学钢琴，学美声发音法，请上这儿来；要学油画、芭蕾，也请上这儿来。但如果你想赌钱嫖妓呢？也请上这儿来。如果你豁出命，想找条“捷径”上境外搜购枪支毒品，或者想跟哪圪瘩山窝窝里的土匪头子拉点儿关系，办点儿非办不可的“私事儿”、“黑事儿”，道上的人也都会把你往这圪瘩引。这儿解放早，一九四七年年底一九四八年初就成立了人民政府。人民政府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据说，曾在这一带，蔫不唧地做了小半年的秘密侦查工作，等把证据都收集齐了，然后突然调集全市公安干警，还动用两个连的正规军，把守住所有出入道口，用现如今的公安术语叫“关门落锁”，一晚上突袭，从这儿逮走了三卡车“黑帮头头”……

后来的岁月，这儿陆陆续续住进一些省市机关的部门领导。他们当然也是看上了这一大片的白杨林和那些别有韵致的“木刻楞房子”。但却不知，这些木头房子真住起来，并不舒服——这个“不舒服”当然是跟后来逐渐发展起来的那些设备齐全、装修讲究的现代化的大套公寓房和小别墅相比而言的。它毕竟要泛潮，要长白蚁，会养蟑螂，翘裂的地板也一定会嘎吱嘎吱乱响。电线已然老旧，经常短路，总在毁坏电器。屋里又缺少比较先进的卫浴设备，仅有的那种老式桑拿房，洗浴时还得用桦树枝条使劲地拍打赤裸的身体，这些都让从老区

来的老同志很不适应。后来，他们便陆陆续续从这儿搬走了，木头房子也陆陆续续地拆掉了，改建成砖混结构或钢筋水泥的小楼。只是当年一位老省长下过这样一道命令，你们怎么拆怎么改我都没意见，就是这些白杨树，一棵也不准给我动了。正由于这道当初看似不起眼的命令，才让大列巴巷保住了这一片冲天而起、蔚然成阴的白杨林……

李敏分家住的这幢木头房子，是仅存的两三幢木头房子中的一幢。当年他父亲还只是市公安局的一个小股长，按说是没有资格跟那些部长和厅长们一起来住这些独门独院的俄式木头房子的。这事，又多亏了那位老省长。老省长生怕当时进驻这条巷子的官员们，仗着自己有那么点“背景”和“权力”，一不留神，硬是把这些白杨树砍了，就明令市公安局派人进驻此地“护林”，并点着名地要让李敏分的父亲来干这档子事。李敏分的父亲早年在老省长当“首长”的那个部队里当过保卫干事。这一“护”，就是几十年，直至当上省公安厅厅长。李敏分的父亲无论在哪个岗位上，分管哪个口子的工作，在反对砍树这一点上，态度总是非常坚决，旗帜也非常鲜明。父亲临终时，告诉李敏分，你跟你的母亲和弟妹们，现在可以撤离这巷子了。现在国家颁布了森林法，大树老树也都被列入市府省府保护人居环境的“爱民措施”中了。再说，这些树最老的也有七八十年历史了，也到了该间伐更新的时候了，用不着我们再这么为它们操心了，也该让你母亲去享受享受现代化的住宅生活了。办完父亲丧事，李敏分就让母亲和弟妹迁往省里早就分给他们家的那套七室三厅、外加三个大阳台的单元房。但他和他妻子却没走，留在了这“木刻楞”房子里。花了相当一笔钱，在他那位同样精明能干的妻子的亲自主持下，把“木刻楞”彻底改装了一下。虽然从外观上说，忠实地保持了原貌，但内部可说是整个地都大换血了。撤去所有朽烂了的木料，加固了所有的梁柱檀条，装上了所有该装的铝合金门窗和美国汤豪斯中央空调，在所有室内地面上铺上了德国原装进口的实木地板，等等等等。至于添置最现代化的卫浴设施和最时尚的灯具，最精巧的五金器具，那更无须赘言。院子里那些葱兰和金针花就是那会儿种上的。当时还移栽了两棵碗口粗的日本樱花，一棵稍细一点的百年紫藤。但不知为什么，这两年也不见它们开花了。

现在来看，院子的确显得有些“陈旧”了,甚至还有一点“败落”感。还不到十年工夫，怎么会这样？有人给李敏分算了一卦，说他李敏分二十六岁担任厅办公室主任一职。（当时，在全省公安系统，乃至全省各行业统算起来，都要算是最年轻的正处级干部。）但从父亲死后第三年，他开始走“背”字，一直没再得到提拔。再后来，他身体突然垮了下来，总是莫名其妙地生些莫名其妙的病。（有的人甚至还在传，说他得过一阵子忧郁症，至今还在靠吃药维持着。）在此期间，妻子停薪留职下海搞公司去了，挣了不少的钱，但忙得四脚朝天

，也不常回这院子里来。然后他就宣告“病休”，经常只有他自己一人很寂寞地待在这院子里，陪伴这木头房子，孤独地在白杨树下踯躅……算卦人说，这院落这些年来的变化和目前的状态，跟他整个人的命运走向和精神状态是“相映相衬”、“相辅相成”的，真可以说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天人合一。院子的“败象”，印证着命运对他的背弃。李敏分说，你有办法替我破灾免祸吗？算卦人说当然有啊，就看你心诚不诚了。李敏分说，怎么才能表示我心诚？算卦人说，你是当过办公室主任的人，就拿一万块钱吧，我准保替你禳灾。李敏分一听就笑了，说道，去你妈的，老天爷也爱财呢？其实，真正了解李敏分情况的人对这些说法也都嗤之以鼻。是的，这些年，敏分的状况不是太好，他父亲留下的这幢木头房子和这个院子显见得有些陈旧和“败落”，这都是事实。但那些人并不知道，这跟他政治上走“背”字儿压根就挨不上边儿。因为真正知道内情的人都清楚，他在政治上压根就没走过啥“背”字儿。当时省厅领导经过考察，研究确定，并报请省委组织部批准，要把他从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上进一步提起来使用——好像是要调到厅政治部去当副主任。但偏偏在这节骨眼儿上，他病了。莫名其妙地病了。很不争气地病了。甚至可以说，让人很扫兴地病了。但确确实实是“病”了。事情就这么寸，他的升迁在节骨眼儿上就这样被搁置下了。从省厅和省委领导的角度来说，完全没有因为“老厅长”走了，要冷落他儿子的意思。至于院子的“败落”和房子的“陈旧”，那就更扯淡了。朋友们一致认为，敏分这些年活得渐趋成熟，超脱。他跟许多同龄人不一样，已不那么看重那些身外之物和身外之事，比如，职称啊警衔啊，名车啊豪宅啊，或者再走走门子，争取一个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头衔，再不济也搞个青联委员当当啊……等等等等。他觉得，这些都很无趣。对于一个老厅长的儿子，二十多岁时就主管过省公安厅办公室的人，也可谓“曾经沧海”。有人虽然“曾经沧海”，现如今却依然当空舞长袖。有人却是“沧海月明珠有泪”，“心轻万事如鸿毛”。李敏分的超脱到底属于哪一种超脱，是前者，还是后者？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是超凡脱俗式的超脱，还是舍小取大式的超脱？朋友们说不清。他们说，我们要说得清，那我们不也成了“李敏分”了？你以为谁都能成为“李敏分”的？嗤!（你瞧他们多“崇拜”他。）但有一件事朋友们是说得清的，眼下的李敏分，活得绝不孤独，绝不寂寞。院子的“败落”和房子的“陈旧”，只说明他的为人做事有了另一种追求而已。

而已而已。

难道真是这样？让我们“且看下回分解”。

……屋子里有些幽暗，书籍杂物也堆放得到处都是，但倒也并不显得特别零乱。那个一向以来被当作客厅使用的大房间里，安装有一个俄式圆筒状铸铁大壁炉，还有几个高大的实木书柜。柜子里和柜子顶上，以至柜子面前的那片地板上，全陈放着当年他玩剩的那些古瓷器、古玉器和古佛像，还有一些出自老坑的名贵青田石，呵气便凝珠的古砚和成残断状的硅木化石。这些玩物他撂下已有些年头了。现在他钟意的角落在靠南边的那个窗户底下。那里安放着一个单人沙发，一个所有线条都成弧形的小沙发，一个非常柔软结实的小沙发，一个用黑褐色磨砂牛皮做成的小沙发。一盏造型非常现代、线条非常简洁明快的黑杆儿落地灯。一个宽平低矮厚重的脚凳。沙发周边立着几个高低不一的硬实木雕花书箱，最高的那个也超不过一身高。这是他读书的地方。也是这两年像曹楠那样的小丫头上这儿来看望“李主任”，听他“谈古论今”的地方。每一回这样的小丫头来，他都会在这小沙发跟前，替她们单放一把小藤椅。在那样一把小藤椅里，她们陪他度过许多有雨和没雨的傍晚。他给她们讲过许多她们听得懂和听不太懂的话。而她们往往看重的反倒是那许多听不太懂的话。这些个二十二三岁、二十五六岁的漂亮女孩觉得，现如今，只要她们愿意，什么东西都能“获取”得到，就是不太容易找见这种既“听不太懂”，但又能让自己隐隐为之激动的东西。这也是她们经常愿意上这儿来的重要原因之一吧。况且他还有这么一个“公安厅老厅长的儿子”和“厅办公室前主任”的头衔哩。有了这样一个头衔，他是能为她们办不少事情的。

事后邵长水才得知，实际上赵总队这一回压根儿就没去哈尔滨开会。他这个“命案必破”大会战指挥部副总指挥，除了担负指挥部平时让人看得到的那许多日常工作以外，还干着一件为多数人所不知道的另一档子事：悄悄地指挥和领导着另一帮人在侦破“劳爷”的非正常死亡案和重新认定祝磊的死亡性质——到底是自杀，还是他杀。赵五六跟邵长水一样，从感情和直觉上都不相信，劳爷的死是由那位司机在酗酒后，“无意间”造成的。也不信祝磊会死于“自杀”。经验和直觉都在告诉他，因为有人需要这样的定性和结论，才出现了这样的定性和结论。至于到底是谁需要这样的定性和结论，他不清楚。也许过上一段时间，才能闹个明白，但也可能就“永远”也闹不明白了。这样的事情，他一生遭遇过不止一回。这在他们内部有个说法，叫公安工作（刑事侦查）也得服从政治大局。哪些案子要快破，哪些案子要暂时按兵不动，哪些案子查到一定程度就不要（不能）再往下追查了，哪些案子则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鱼死网破，哪些案子破了后绝对不能声张，哪些案子破了后则要大张旗鼓地宣传、力争做到家喻户晓……都会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和政治需要，做不同的处理。但以假充真、移花接木、故意栽赃陷害、制造冤假错案的事，他只是听说过，真还没在他眼皮子底下发生过。劳爷这案子发生后，上边一开始没让他们刑侦总队插手。他也没去争。劳爷原先就是他们刑侦总队的人，根据避嫌的原则，刑侦总队不去插手这个案子，有一定的道理。后来案子定性了。他去找厅领导谈过自己的看法，那也只不过是“谈谈看法”而已，他仍然没向领导请求，让他们刑侦总队来接管、复核此案。他仍然觉得，该不该让他们刑侦总队来复核这个案子，是领导考虑的事，自己不能去争。后来，对这个案子的定性，不仅在公安厅内部反应越来越大，社会上对此也传说纷纭，甚至有省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专就此事来质询省公安厅。厅党组认真研究了一下，才决定交刑侦总队“复查此案”。“复查过程中，我得注意哪些问题，掌握好哪些大原则？”接受任务时，赵五六曾向厅党组领导请示了这么个问题。这也是多年来的一个惯例。经办某些大要案时，都得这么请示一下，也就是了解一下这个大要案在政治上有什么“忌讳”和必须“防范”和“防患”之处。换一句话说，也是让厅里在这方面给个“底线”，以免自己在办案过程中踩了什么雷区，触犯了哪条“黄线”。一般情况下，厅领导都会把他们掌握的那些“底线情况”很具体地交代给他们这些具体办案的人。但那天厅领导的答复却出乎意料地“原则”，尽拿些“社论语言”来搪塞他。厅长答道：“啥大原则？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根据，狠狠打击一切犯罪活动，坚决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维护法律的尊严。你还要啥原则？多问的！”整得赵五六无话可说。散了会，赵五六心里总觉得特别的不踏实，捉摸半天，又硬着头皮，单独去找厅长请示了一回。厅长指着他的鼻子笑道：“我知道你小子会再找上门来的。我就等着你哩。”赵五六应道：“那你干吗不在会上把该说的话一起都说了，非得要这么再折腾我一回？”其实赵五六心里也特明白，有些办事的“底线”是可以在会上当众说的，而有些“底线”却只能私下里单独交代。厅长沉吟了一会儿，说道：“这档子事关系重大。我早就想让你们刑侦总队来接管这案子，但总有些不方便的地方。现在省人大干预了，总算可以把案子接过来了。你们就开始查吧。但要悄悄地查。在整个儿的侦查过程中，一定要严格做好保密工作。不管查到什么，先都不要声张。更不能在社会上扩散。这要作为一条铁的纪律向参与办这案子的全体同志宣布。参与办这案子的同志，原则上要少而精。在政治上必须绝对可靠。这一点，你要严格把关。一方面，我们要力争通过我们的工作还原事件的真相，揪出真凶；另一方面，也许还是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千万别在政治上给我捅娄子。这个案子在政治上的敏感性和复杂性，还有它的重大性，不用我细说，你也应该明白。办这案子的真正难度也就在这儿……”随即，他们又确定，把这案子交给邵长水去办。这也是从政治可靠，业务精良，性格沉稳，再加上一条别人都不具备的长处考虑的：这家伙刚调到省厅，目前还没定岗定职，在省城和整个儿的上层都没有那么些复杂的社会关系，自身比较“干净”，目标较小，容易贯彻“悄悄地把这案办了”的基本方针……

“有啥困难？”赵五六在说明了全部情况后，问邵长水。

“困难当然会是大大的。最大的困难就是现在根本不知道今后会遇到些什么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现在整个儿两眼一抹黑。”

“那当然喽。要是现在眼前一派光明，啥情况都整得特别清楚明白了，还要你来干啥？

”李敏分淡淡一笑道。

“除了我，还有谁办这个案？”邵长水小心翼翼地问道。

“还有我……”赵五六笑道。

“还有谁？”

“我和你。你和我。”赵五六不动声色地笑道。

“我能不能也算一个？”李敏分也笑道。

“你？编外吧。干活可以，没有岗位津贴，也不发夜班补助。”赵五六逗笑道。

“那我不是亏大了？”李敏分也跟着逗乐。

“还想问啥？”赵五六回过头来笑着问邵长水。

“……”邵长水稍稍地愣了一下。他心想，都啥时候了，这两位领导还有心在这儿跟人逗乐打趣？！随后，赵总队告诉他，以后还会调派一些同志来的。但不管调谁来，“这案子都以你为主去办。将来调给你使的人，也只能是一些年轻的新手……”

“为什么？总队里有那么些老同志……他们都特有经验……”

“厅里有指示，为了保证这案子办得公正和客观，要尽量调用那些跟劳爷没有工作往来关系和私交感情的同志来干这档子事。”总队长说道。

“别以为自己初来乍到就不能办这么起大案。你要看清楚了，现在组织上用的就是你这个‘初来乍到’。你不是‘初来乍到’，这回还不一定用你哩。所以，你就别再犹豫和推托了。有总队长在背后给你撑着哩，怕啥？”李敏分又插嘴道。他总是把话说得那么“明白”和“尖刻”。不知道为什么，邵长水总有点不喜欢这个人。

“对。我们要的就是你这个‘初来乍到’。”赵总队随即附和道，“我们当然也不是随便抓一个‘初来乍到’，就以他为主来干这个活儿的。这一点，我想不用我细说，你也会明白。”说到这里，一直在总队长脸上挂着的那种似有若无的微笑，顿时消失殆尽。他显得异常严肃起来。这个身材不高，脸膛黝黑，没当过一天兵、却浑身洋溢着一股子军人气质的老刑警，露出了他“本来面目”——在重大问题上，在关键时刻，绝对严厉、绝对严谨和绝不轻言退却。“这个活儿应该说是百年不遇的，是那种一个刑警干一辈子都不一定能遇上一回的大活儿。你心里得非常清楚，它绝对不只是在为我们一个战友、一个同行澄清他的死因而已。绝对不是这么一档子简简单单的事。绝对不是。”他补充道，强调道，“这里还牵涉到……牵涉到……牵涉到……”他连着说了三个“牵涉到”，最后也没说出它到底将牵涉一个什么重大问题。他一边念叨着这三个字，一边圆睁开了并不大的眼眶，直视着邵长水，两只眼睛在那儿瞠瞠地发着光；而双手则紧握拳头，平放在玻璃茶几上，把整个儿的上身都挺得笔直。这三个字，一遍比一遍说得慢，一遍比一遍说得重，似乎只是想通过慢慢地重重地推出这三个字，表明这个案子里潜伏着一个到目前为止还不能在任何人面前公开的重大秘密——有关一位现任的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的问题。在迟疑了一会儿后，他还是这样说出了很难说完整的下半句话：“它牵涉到一个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能搞清楚的重大问题。这个问题，不仅省委很重视，可以这么跟你说，中央也非常重视。”话说到这里，戛然而止了。现场谁也不出声。只听得到三个人在粗重地喘息着。

邵长水早就听说，接受赵总队布置任务，是一种享受，也是一次重大考验。它往往让你胆战心惊，无法推托，但同时也让你心神向往，热血沸腾，以至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他今天切身地大概齐地领略到一二了。

邵长水没再说什么了。他还能说什么？还有啥可说的？！！

随后，他们又初步研究了一下案情。

当然，首当其冲的是劳爷留下的那个“谜”，也就是他留在那个“红鳟鱼”小记事本和那块椭圆形真皮钥匙链上的那些“英文字母”。拿到这两件东西后，赵总队就着手破译。但是用了多种破译方法，也请省安全厅的密码专家，拿到电脑上，用了一些比较先进的密码破译软件，也没能破解出这里头的秘密。

“你琢磨过这档子事吗？”赵总队问。

“你们没让我过问的事情，我怎么会去瞎琢磨呢？”邵长水忙谨慎地答道。

“真没琢磨过？”赵五六支棱起眼追问道。

“我……”邵长水打格愣了。

“长水，咱们以后要经常打交道。所以，有句丑话我要跟你说明白了。做事为人固然要讲分寸，但你不能老这么跟防贼似的，对谁都防一手，这就让人没法消受了。”赵五六有点不高兴地“训斥”道。

“我没那意思……”邵长水忙红起脸解释。

“听我把话说完。”赵五六立即打断他的话，“你我都是干具体活儿的人。干活儿就得讲个实在。在咱们公安系统，说话做事当然得讲究内外有别。但我们都是内部同志，对自己同志千万别绕弯子，使小心眼儿。我身边不留这一号人。明白吗？”

“是……”邵长水忙答道。

“你怎么考虑这些英文字母的？”赵五六又问道。

“我是这么考虑的……”虽然劈头盖脸挨了一通“粗暴”的训斥，但邵长水心里突然间泛起一种说不出的痛快，让他觉得这个“黑脸总队长”无比的可亲可近，“首先，我觉得应该肯定，劳爷绝不是在故弄玄虚，不是在借此做秀。一个老刑警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毛病，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他绝对不会拿案子来做秀，更不可能在一起命案上胡来。他留下的这两件东西里一定正经隐藏着一个重要的重大的秘密。它一定跟劳爷数月来在陶里根的秘密调查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否则，他不会在临死前，拼着命也要把它递给我……”

“这才是大实话。我同意这个分析。”赵总队说道。

“我想，我们……我们能不能不走那些特别复杂和高级的破解途径来破译它呢……”接着，邵长水又小心翼翼地说出自己的一个建议。

“为什么不用把它看得特别复杂和高级？为什么可以走简单和直接的路径来解决它？”赵总队皱起眉头问道。

“可能……可能也是我的一种直觉吧。我觉得……据我了解，劳爷好像并没有受过特别高深的密码编制训练……”邵长水解释道。

“啥高深训练，他压根就没受过这方面的训练，连最初级的训练也没受过。”被赵五六拦截过一次话头后，便一直在一旁没再作声的李敏分，这时插话道。

赵总队为什么不回避这位跟办案基本没什么直接关系的办公室“前主任”，反而还要跑到他家里来找自己谈话，一起分析研究案情？这个李敏分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那个曹楠丫头为什么一边声称应该回避他，一边却又跟他走得那么近？她到底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对这一连串的问题，邵长水心里一直在打着鼓，纳着闷儿，但表面上却不做任何表示，仍然平和地说道：“……是啊，我想他肯定没受过什么高级编写密码的训练。从常理上来说，他也不可能请一个这方面接受过高级训练的人，来为他编写这些密码。所以我觉得，如果那些英文字母确实是他使用了某种密码而编写成的，他使用的那密码可能不会特别复杂，不会充满了学究气、特别高级、特别先进的那种。最有可能的是，他自己创造了一种非常简易可行的方法，把这些想要留给组织上的情况，转化成了密码字母……”

“嗯……这个思路有点意思……”赵总队显然对邵长水的这个分析很感兴趣，立即跟李敏分交换了一下眼色；似乎从李敏分那里也得到了充分的肯定，然后又问邵长水，“这些英文字母会不会压根儿就不是什么密码，只是一种无意义的书写练习而已？”

邵长水在回答这问题前，先问了这么个问题：“我们对记事本里那些空白页面做过检测没有？劳爷是否用某种密写方法在这些空白页面上留下了什么文字？”

赵五六答道：“检测过了。那些页面确实是空白的。”

邵长水立即又说道：“那我敢肯定，这些英文字母里一定有名堂。我觉得劳爷绝对不会拼着最后一口气，给我一些完全空白的页面和毫无意义的字母书写练习。”

“那好，我们就从这儿找突破口，给你一个星期的时间，用你的思路来破解这些英文字母里的秘密。”

“一个星期？”邵长水忙为难地笑了笑。他心想，您赵总队带人忙活了三四个星期都没找着个头绪，我一个星期咋行啊？我比谁多长了个脑袋？!

“先试试吧，不行了再说……”李敏分说道。

“不是试试。而是必须把它拿下。一个星期，必须拿下。”赵五六当即否决了李前主任的“试试”说。

“那你就努力干吧。一个星期之内把这个英文字母谜给破解了。”李敏分立即改变了自己的态度，应和着赵五六，这么对邵长水说道。

随后，赵总队还跟邵长水讲了这么一个情况：他们初步摸了个底，发现劳爷在陶里根期间一直很“本分”。除了干着那个盛唐公司保卫部经理的本职工作外，他几乎没有干过任何分外的事。

“可能吗？”邵长水一愣。

“但我们摸底所得到的情况就是这样。”

“有情况不是说，劳爷还邀集了几位老同志帮他一起搞‘秘密调查’？”

“我们找了一些人。他们都说，劳爷在陶里根没跟什么司法界的人来往过。上班下班，他总是独来独往，也没见他搞过啥秘密调查。”

“是吗？”邵长水诧异地问，并长嘘了一声说道，“那就太奇怪了……如果真是那样，他怎么会产生自己可能会被谋杀的预感？再说，那天，他在跟我见面前，带上了这本神秘的小记事本和这把同样神秘的钥匙，显然是有重要情况要向我述说和交代。这说明他在陶里根还是做了一些相当重要的事，并且搞到了一些特别重要的情况。如果不是这样，后来所发生的所有的那些事情就都没法解释了。难道劳爷纯粹是为了要作弄我们才安排了这一切的？他没变态吧？”

在李敏分家谈完话的第二天，赵五六给邵长水配备了两个助手，并且在省城近郊那个规模宏大的省武警总队培训基地里，给他们找了两套既安全又安静的房间，让他们开始了艰难的破解密码的工作。一周的限期很快就过去了，邵长水用尽了他所能想到的种种“简单易行”的破译方法，却都不见成效。而且到最后，也跟赵总队他们先期经历过的那样，陷入了同一个怪圈：破解的方法越用越复杂，手段越用越先进，请教的破译专家也越来越高级，但困扰在这个“秘密”外围的迷障却依然重重又叠叠，曲曲又弯弯。经过七天七夜的挣扎，事情显然仍停滞在“一筹莫展”的困境之中。

与此同时，又发生了几档子既让邵长水感到恼火、又让他困惑不解的事情：首先，赵总队一再叮嘱，这件事一定要对外保密。但没过几天，外头就有人知道了。个别人甚至打电话到邵长水家里来探问，你们家的老邵是不是躲在外头破译劳爷留下的什么“密码材料”？有人甚至还知道他们“躲”在武警培训基地里。紧接着，邵长水曾经预料过、也是让他比较担心的一档子事情也发生了：社会上、以至省厅内部风传起这样一种说法，劳东林在临死前根本就没说过什么“谋杀”的话。“谋杀”一说，完全是邵长水一手“泡制”出来的。这家伙刚调到省公安厅，邀功心切，故弄玄虚，有意把一件挺简单明白的事情厚厚地包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其目的就是为了在厅领导跟前显示自己多么有能耐，让领导尽快注意到他，把他放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内部还有人甚至“愤愤地”来责问，你们这样干，是否存心把矛头对准省里某一位刚提起来的年轻领导，是否是有意在助长和附和社会上一股借口“反腐败”，否定改革成果，搞乱人心，扰乱大好稳定局面的阴风，把矛头对准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惟恐天下不乱？你们没瞧见中央有关部门已经明令禁止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间播出反腐败的电视剧了吗？这些人甚至指名道姓地说，像邵长水那样“官迷心窍”，又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轻人”，到底是怎么混进省公安厅这样一个专政机构核心要害部门来的，真要好好地查一查……

在此期间，赵总队倒是从来没催问过进度，也从没跟他提及过那些“风言风语”。一直到七天限期结束的那天夜里，他才亲自到培训基地来了一趟。“还是没啥进展？谈谈情况吧。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了？”听完汇报，他往椅背上一靠，目不转睛地盯着邵长水审视了一会儿，没再多说什么，只丢下一句话，“再给你一个星期时间，随时跟我保持联系”，就走了。当时邵长水真是觉得愧疚万分，啥话也说不出口，赶紧起身，带着那两位助手，默默地跟在赵总队的后头，送他下楼。走到楼梯口，赵总队对那两个助手说：“你们二位就不

用再跟下楼了。我跟老邵再单独说点情况。”两位助手很知趣地忙止住脚步。

到了楼下，邵长水才发现，赵总队今天是自己开车来的。他把邵长水招呼上车，关上车门，在车内默默地坐了会儿，才对邵长水说：“再给你七天时间，这可真是最后的期限了……”

邵长水忙不迭地点头道：“我知道。我知道。”

“不是我要逼你……是上面催得紧。”赵总队叹了口气。

“我知道……”

“有人搅和着要我们马上中止对劳爷之死的调查，马上解散你们这个专案组。”赵总队又补充道。

“是吗？”邵长水一惊，“什么理由？”

“理由？很简单嘛。他们觉得，车祸的性质已经整得非常明白了，完全可以排除‘谋杀’的可能性了。这个专案组没有任何理由再继续存在下去。专案组存在一天，社会上的风言风语就会存在一天。这个专案组已经成了省内政治上的一个不稳定因素了，早该把它撤消了。”

“这是啥话嘛。我们反倒成了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整个儿一个黑白颠倒，是非不分嘛……”邵长水轻轻地反驳道。

赵总队又沉默了一会儿，问道：“长水，你再认真回忆一下，劳爷临死前到底是怎么跟你说的？他说到‘谋杀’的时候，情绪咋样？是非常肯定，还是挺犹豫，挺没把握的，或者只是在猜测？”

“咋了，您也在怀疑我了？”

“你看看你这个同志，一事当前，先考虑个人得失，这样怎么能做好工作？”

“是。是……”邵长水红起脸，忙点头称是。

“我和东林共事这么些年，在这个公安厅里，可以说，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了。这家伙身上确实有一些让人觉得不太舒服，也可以说是让人觉得比较讨厌的地方。他平时也老会给领导找些麻烦。但作为一个公安干警，一个刑警，在敬业精神和专业特长方面，他确实又是没得可挑的。他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从来不说假话，不肯做违背他自己良心和感情的事。他这人一生如果说确实还吃过什么大亏，也就是吃在了这一点上。为人太耿。拿现在最时髦的话来说，就是他太‘自我’。我敢这么说，他这条命也就是送在了这一点上……”说到这里，赵总队突然激动起来，眼眶也湿润了；然后低下头去长叹了声，闷闷地说了句，“可有人就是不让往下查啊……”可以看得出，为了坚持闹清劳爷之死的真相，坚持不解散这个专案组，他和在他背后支持他的那些人，正承受着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极其沉重的压力。而这方面的情况，他还不能向邵长水和盘托出。可以看得出，有许多的难言之隐正在折磨着他。

沉默了一会儿，他断然说道：“只能再给你一周时间了。砸锅卖铁，成不成，就这一锤子买卖了。”邵长水也只能默默地点了点头，以表示自己的决心。然后赵总队突然又提及祝磊。他说：“对他的自杀，你近来有啥新的想法？”

“咋了？那边有突破了？”邵长水忙问。

“唉……”赵五六轻轻叹了口气，又摇了摇头说道，“要有突破就好了。”

“找到那个给您递纸条的人了吗？”邵长水问。

“……”赵五六又摇了摇头。

“这……这……”邵长水本来想说“这怎么搞的嘛。那个人应该很好找的嘛”，话到嘴边，立即意识到这么说出去，可能会伤着总队长；再说出口时，话已变成了，“这……这的确有一定的难度……”。

两个人默默地又坐了一会儿，邵长水歉疚地说道：“我这儿破不了密码，给您加重了许多负担。在祝磊的事情上，又插不上手，给您分担不了啥……不过……不过，有句话，我一直想说，不知道该不该说。”

“说。”

“劳爷的遗体火化了。听说祝磊的遗体也火化了。这事不知道是谁做的决定，无论如何是有点草率。尤其是祝磊的遗体，是自杀，还是他杀，尸检是非常重要的定性手段。在没有最后定性前，这遗体是万万烧不得的。”

“你觉得祝磊的死还不能定为自杀？”

“您觉得可以定为自杀吗？”

“……”赵五六默默地看了看邵长水，没做任何反应。

“当时在查看祝磊尸体时，我注意到他的右手手腕上有一个不怎么明显的淤血痕迹。”

“我也注意到了。这能说明什么问题？”

“这淤痕如果是在他跳窗那一刻产生的，那就能说明太多的问题。”

“……”赵五六又不说话了，只是直瞠瞠地看着邵长水。

“……他们的遗体既然已经烧掉了，也就没办法了。但撞死劳爷的那辆车不知道保存在咱们手中没有。别让人再把这车也给毁了。当然，我也是在瞎鸡巴操心罢了……”

“还有啥要说的？”过了会儿，赵五六又问道。很显然，他对邵长水说的这些话，还是很感兴趣的。

邵长水沉吟了一下说道：“有句话请总队长转告有关领导，我邵长水解不开这‘密码’，不等于别人也解不开。就算我们刑侦总队的人都窝囊，都无能，都解不开这密码，也不说明劳爷留下来的这些东西里边就没有隐藏着秘密，更不能据此就轻易下结论说，劳爷不是被谋杀的。”

赵总队慢慢地回过头来非常沉重地说道：“兄弟，要真到了那一步，拿不出任何干货来跟人说，那就没法交代了……你我就等着挨板子吧……等着挨大板子吧……”

“自古以来都有破不了的案和解不开的秘密。怎么轮到我们头上，事情就会变得那么严重？”邵长水略有些不平地说道。

赵总队苦笑了笑道：“这话，不该由我们自己说，也不该去跟人计较这一点。作为我们自身，就一条，把手头的活儿干好，干漂亮了，干扎实了。活儿干得不好，你就啥也别说，啥也说不了。明白吗，年轻人……”

八 又一次失算

又一个七天。邵长水和他的助手们还是没能破解了这堆英文字母。甚至找到工大一位专门研究数论和博弈论的教授，整整向他请教了一个晚上，后来经赵总队同意，又把那些英文字母留在教授那儿，让他关起门来研究了两三天，也没整出啥名堂。最后教授无奈地说，如果你们仍然坚持认为它是个“密码”，我就只能这么说了，编制这个密码的人，如果不是这方面的天才，就是一个完全不懂这一行游戏规则的“野才”。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使用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密码”，只是借用了某一种代码系统的编码方法，在使用时，把那个系统的专用符号转换成了英文字母而已。因此，只要能知道他使用的是哪种代码系统，事情就“迎刃而解”了。

真是废话。我要知道劳爷用的是哪一种“代码系统”，还用得着来劳您大驾吗？这话，邵长水当然只能在自己心里嘀咕，大面上他还是非常谦虚地请教道：“依您看，他有可能使用了哪种代码系统？”

“这就不大好回答了。我不是研究代码的专家。而且，世界上已经和正在投入使用的代码系统多得一塌糊涂。”带有浓重南方口音的教授谦和地回答道，“但我倾向于从日常生活能接触到的那些代码系统中去寻找对应的破解路径。这个问题，我想应该不会太复杂。”

于是，问题又回到了它当初的起始点：应该对问题进行简约化处理。但是，究竟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寻找这个“简约”点呢？当今世界虽然缤纷缭乱，形形色色，但大略都可划归两大类型，除了“复杂”，就是“简约”了。而且这两大阵营之间也并没有划定绝对的界限。任何一个“复杂”相对一个更复杂的东西就是“简约”。而任何一个“简约”相对一个更“简约”的东西来说，它又可以说是“复杂”的。所以，只说是寻找“简约”，这范围还是太大太大。但教授的提示中，有一点却是很有启示性的：他说“我倾向于从日常生活能接触到的代码系统中去寻找对应的破解路径”，这里，“日常生活”这四个字非常重要。教授也充分估计到，这个“编码人”（邵长水向教授扼要地介绍了劳爷的基本情况，但按保密的要求，始终没跟他具体透露这人到底是谁），既然从来没接受过正规的编码训练，也没接触过这方面高深的理论，更不是这方面的专门从业人员，那么，他很可能是从他所能涉足的“生活领域”里，得到某种编码启示的。

也就是说，到劳爷的日常生活圈子里去寻找他可能接触得上的那个“代码系统”。

如果这个侦破思路是正确的话，那已经极大地缩小了应排查范围。应该承认，这个想法既具有重大的突破性，也具有重大的建设性。

邵长水把这个思路跟两个助手一说，当即获得了他们的认同。这是发生在第二个限期第六天晚上的事。因为离最后期限只剩一天多一点的时间，已经连续奋战了十来天的他，不顾疲劳，连夜去找到赵总队，当面把这新获得的思路向赵总队做了详细汇报，希望能得到总队方面的“宽限”，再给点时间，让他们再做一次努力。哪怕是最后一次努力也行。

听完邵长水的请求，赵总队没有马上答复；只是低下头，沉吟了一会儿，突然惨然一笑道：“想法倒是挺好。不过，晚了……”

“不能算晚嘛。”邵长水赶紧申辩，“还没过最后期限嘛。通过前一阶段的工作，我们抓住了一个新的侦查方向。这也算是阶段性成果嘛。如果领导觉得我们新确定的这个侦查方向还是有点希望的，再给点时间也不为过。”

“……”赵总队定定地打量了一下邵长水，他那多肉宽大的脸庞上突然显现出一种少见的僵硬和无奈的神情，给人的感觉，他似乎是有话要说，又似乎不忍心在这节骨眼儿上把这话说出来打击对方似的。就那样，仍看得出，这一刻他内心相当矛盾地挣扎了一下，然后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才说道：“这样吧，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去就来。半个小时。不会太长。反正，我没回来前，你别动窝。一定等着我。”

邵长水知道赵总队是要就“宽限”问题，当面去请示更高的领导。

半个小时过去了，赵五六没回来。又过了半个小时，还没回来。邵长水有点急了。经验告诉他，在领导那儿扯皮的时间越长，说明遇到的麻烦越大。又过了一会儿，赵总队果然一脸沉重地走了进来，坐下后，稍稍调整了一下自己的心绪，细心地斟酌着用语用词，对邵长水说道：“今天你不来，我原本也是要找你当面谈的。这一阶段，你干得挺不容易。甭管是在陶里根，还是在会战指挥部，还是在武警培训基地……干得都挺努力。我还是那句话，你的情况，组织上是了解的。现在的问题是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就得去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现在的新情况是，上头决定撤消有关‘劳东林同志非正常死亡’的一切专案调查……”

邵长水的心狂跳起来，忙问：“撤消一切调查活动？包括我们这个解码小组？”

赵总队平静地答道：“是的。包括你们这个解码小组。上面要求立即将这个决定传达到相关的每一个人员，而且还要求，从传达的那一刻起，该决定就立即生效，不得有误。”

看来情况真的是“相当严重”、“相当紧张”了。而且，很明显是骤然间变得“严重”和“紧张”起来的。一个多小时前，赵总队的口气还没这么生硬和沉重嘛。这一段时间里，上头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使得“风向”一下子发生了如此急剧的变化？

到底怎么回事？

政治上非常成熟老到的赵总队，当然是不会向自己的部下进一步透露这方面的详情和细节的。

如果仅仅是撤消专案复核，那倒也罢了，上边会不会再进一步追究这个“谋杀”论首议者的责任？如果要追究，会不会追究到他邵长水头上来？这是这一刻邵长水最关心的事。

那么，现在该不该抛出那个“拓片”来为自己“正名”了？

邵长水的脑子飞快地旋转起来。在急速地权衡一番后，他果然冷静了许多，觉得在抛出那个“拓片”前，还得搞清楚一个情况，那就是总队和省厅领导目前对自己的态度到底有没有发生变化；如果有变化，又是一种什么性质的变化。到这时候，邵长水当然已经比较清楚地意识到，“劳爷事件”只是某座巨大的黑色冰山露出海面的一个尖角而已。这座“冰山”既不是总队和省厅制造的，也不是总队和省厅能“化解”的。它轰隆隆挟带起闪烁着雷电的乌云，伴随着触空的浊浪，以吞噬世间一切活物的霸气，向海岸线拍来。劳爷好像是有意要去阻挡它，却成了第一个牺牲品。他邵长水本是无意中被卷到这浪涛中来的，但现在看来，他很可能会成为“第二个牺牲品”。他当然不能就这样心甘情愿地成了这“牺牲品”。如果有人根据他一贯以来任劳任怨的作风，就认定他是一块能让人随便捏来揉去的面团，那他们肯定大错而特错了。当然，他也不会蛮干。只要没有人逼他去蛮干就行。

“那，一会儿我就去培训基地，通知那两位同志，让他们马上回原先的科室。劳爷的那两件东西，怎么处置？”他问。

“还交给我。”赵总队答道。

“我……”稍稍迟疑一下后，邵长水开始要涉及一个最要害的问题了：关于他自己的去向，“我……我还回指挥部呢，还是……”

“你先在家歇两天。这段时间够累的。”赵总队回答得很快，显然是有所准备的，但也看得出，他的回答，闪烁其词，似乎蓄意在回避什么。这种不明确的“含混”答复，使邵长水生出一种巨大的不安感。他的心骤然间再一次狂跳起来。也曾在领导岗位上工作过的他，当然知道，这种“含混和回避”有时实际上意味着事局已经恶化。只是为了安慰当事人，不让他受到太大的打击，才采取的一种权宜做法。

“这就是说，我被挂起来了？”邵长水直截了当地追问道。事关个人前程，他觉得自己不能也跟着含混。

“先歇两天嘛。以后……再说以后的事。”赵总队闷闷地答道。

“为什么要把我挂起来？因为我没及时上交劳爷的那两件东西？还是因为别的什么？”邵长水不依不饶地继续追问。从警这么长时间来，在领导跟前，用这种口气说话，这在他，还是极罕见的。但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么个节骨眼儿上，就没法再讲究那么些了。俗话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哩，何况他还是个大活人哩？！

“谁说过要把你挂起来了?谁?”赵总队突然暴怒起来，一下从座位上站起，扯直了嗓门叫喊。太阳穴和脖梗子上的几根青筋立刻全都鼓凸了出来。他忿忿地盯住邵长水直看。但又很快转过身去，咻咻地喘着，不想再正面面对邵长水。也许应该这么说更贴切更准确：这时的赵五六，被多种“难言之隐”折磨着，此时此刻觉得自己没法直面邵长水。他心里也觉得窝囊、难受。为此，场面一时间变得异常的尴尬。

“我……我没别的意思……”沉寂了一会儿后，邵长水缓缓地解释了一句。情况基本已经摸清了，看来上边是有人要追究他邵长水的责任了。既然如此，就没那个必要把跟赵总队之间的关系搞得那么僵了。赵总队不是“冰山”的制造者，他也是被卷进这事件里来的人。更何况他还是自己的顶头上司。往后，自己的许多事还得从他手上过。鬼门关前过独木桥，他要拉你一把呢，你也许就过去了；要推你一把呢，这往后的事就很难说了。这笔账邵长水还是算得过来的。

在专政机关工作这么多年，邵长水深知，利益问题，不仅仅是下层民众犯罪的重大动因，也是历来促使上层政治生活复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其实，追求利益，并非是一件坏事。本不必那么羞羞答答，遮遮掩掩，甚至躲躲藏藏，完全可以大张旗鼓地去提倡、去追求这个“利益”，就看你追求的这“利益”合法不合法。“合法”，当然还只能算是个低标准。我们还可以把标准放高一点，还得看你是否“合势”。也就是说，你追求的利益是否符合时代发展的趋势。如果要再放高一点，在邵长水看来．那就是个最高标准——那就得看你是否“合心”，是否合乎人民的心愿和“历史”的心愿。

历史有“心愿”吗?历史作为以过去时状态存在的一个综合体，是在自然拼接、不断延续的过程中实现的。它是否会形成一个独立的自身，这个自身是否还会呈现出一个主观心愿?在警校里，邵长水曾跟教政治和主管思想教育的几位教员、校领导讨论过这个问题。这些同志都没专门研究过这问题，后来当然也是以不了了之而了之。

在这里，我们就不去探讨什么理论问题了。

而现实的结论却是：省厅领导和总队的领导出于一种邵长水还不清楚的原因，还是跟一些力量“妥协”了，为了“大局”，决心要暂时牺牲他邵长水了。

现在还不清楚他们会把他“牺牲”到什么程度。这也是邵长水这时候深深为之忐忑的。

“长水，还是那句老话，你的情况，我们是清楚的。所以你先别瞎操心。你暂时先歇两天。这段日子里，你一定得管住自己的嘴，也别四处去瞎跑。在家安心等我的电话。”赵总队用力握着邵长水的手，最后说了这么一句话。这时，邵长水已经决定马上回家去取那张“拓片”了。是时候了：他要立即澄清事实，并给那些蓄意捂盖子的人沉重一击。他要让世人。特别是有关领导清清楚楚地看到，这“谋杀”二字，是劳爷他自己用他的血写在我邵长水手上的，是他劳东林自己对事件性质的判断=是继续查，还是就这么不查了，你们看着办吧=就是不想查。也别拿我邵长水说事儿，别把责任全推到我邵长水头上。

他匆匆地发动着车子往家赶：还没走多远，手机响了，是慧芬打来的，说家里出事了：他赶紧把车往路边一停，追问，出啥事了?慧芬气急败坏地告诉他．家里被盗了：东西被翻得一塌糊涂。到底丢了哪些东西，还没最后清点清楚。现在能知道的是，现金、银行存折和慧芬那两件并不值钱的首饰基本都没被盗走。邵长水赶紧问，你赶快去瞧瞧，那个仿古瓷蓬还在不在，特别是放在罐子里的那本旧书，老版本的刑事侦查学，还在不在。赶紧去瞧。邵长水大声催促。慧芬答应着忙挂了电话就往过厅里跑。等邵长水十几分钟后驱车赶到，大步冲进家门，她神色仓皇而又十分沮丧地告诉

邵长水，那罐子还在，但那本老版本的刑事侦查学却怎么也找不见了。

邵长水一愣。

那本老版本的刑事侦查学里正夹着那张关键的“拓片”。

九 这世界到底是谁的?[请看小说网 www.qiyebooks.com]

半个小时后，得到报告的赵总队．带人急忙赶到邵长水家察看现场。在接到邵长水的电话后，赵五六做出的第一个反应是打电话到武警培训基地询问，劳东林的那两件东西是否安全。得知那两件东西没出什么事，他便立即让他们把东西送到总队保密室去存放；然后又赶快打了两个电话，一个电话打给远在哈尔滨的焦副厅长，汇报情况；另一个打给保密员．让这位早已睡下的保密员立即赶到总队保密室，接收并保管好那两件东西。

因为邵长水的岗位至今没最舌定下来，他的家也就一直还安在省警校大院里。据慧芬说，今天晚上．省警校有一场内部的文艺会演，她带着两个孩子去学校礼堂看演出了。因为有演出，学校里人来人往的，也就比较乱=看完演出．她带着两个孩子又到学校外头的“大排档”吃了点夜宵．回到家就挺晚的了。一推门，觉得不对

头。走的时候，门分明是锁上了的．这时候，门却变成虚掩着的了。灯，走的时候分明是关了的．这时却亮着了。她起初还以为是长水回来了，兴冲冲大步往门里跨．但出现在她眼前的这个家，却已是一片狼藉，东西被翻得乱七八糟．但门窗却完好无损。说明“盗窃分子”显然是用事先配好的钥匙．或是用万能钥匙开的门。在屋里没有留下任何脚印和指纹。这说明作案的是个惯犯，反侦查能力很强。但案犯作案时对自己的作案动机却没做任何“伪装”，比如他(他们)原可以顺便再抄走一点物质和钱财方面的东西，以此来掩盖他们真实的作案动机．也可以对侦查人员日后确定侦破方向时起到一点误导作用。邵长水家虽然没有太值钱的东西，但是，那

个笔记本电脑和佳能相机，拿出去还是能变卖出一点钱的。结果他们什么也没拿。抄了半天家，就拿走了那本夹有劳爷血字“拓片”的旧书。从中取走“拓片”后，而且还公然把书扔在了楼前的林带里。似乎就是要明目张胆地告诉侦查人员，老子此举就是为了取这张“拓片”的，猖狂之极，明目张胆之极，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还算准了慧芬和孩子们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不仅在房间抽了烟，还从冰箱里找了饮料喝。但临走前，不仅把吸剩的烟屁股带走了，还把烟灰也都清理干净了，也没在饮料瓶上留下任何一点痕迹。显见得这是一伙(或一个)作案的老手。或者说在反侦查方面确实拥有相当的常识和经验。

还有件事也让邵长水感到有些意外。赵总队在看完现场后，首先批评了邵长水，家里藏有这样的“拓片”，为什么一直没跟他汇报?这一点，邵长水是意料中的。赵总队不批评才怪哩。让他感到意外的是接下来发生的事。赵总队在批评完了他以后，又追问他和慧芬，曾跟谁透露过这“拓片”的事?慧芬居然显得很木然，不知所措，脸色灰白，说话也结巴了，说了半天，居然也没说清楚个啥。(她当然是想说她从来也没有跟别人说过这拓片的事。)说完就在一旁呆坐着了。慧芬这人，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有点琐碎，甚至还有点过于外向。有时也爱在邻里和同事之间插手一些本不该她插手的杂拌儿事。其实，她是个特别本分，也特别大大咧咧的人，可以说，一心只扑在丈夫和孩子身上，除了家和本职工作外，几乎不知道还有个“自己”。所以，只要长水和孩子们身体健康，工作和学习顺利，别的一切事情，她都不那么在乎。也就是说，除此以外，几乎没有什么事情能让她张皇到如此地步的。

难道她跟外头什么人透露过这“拓片”的事?邵长水暗自猜想道，觉得这事还真该好好查问她一下。但等赵总队一走，还没等他开口，慧芬就赶紧把门窗关紧了，把长水拉到里屋，瞪大了眼睛问：

“你跟谁说过拓片的事不?”

“咋了?”邵长水还真的让她问愣了。

“跟我说实话。你说过没有?“慧芬浑身止不住地轻微战栗着，神情中的紧张也是从来也没有过的．好像在等待一个死刑判决，或最后的病危通知似的。

“我怎么可能跟人去乱说?倒是要问问你……”

“你真没跟任何人叨叨过?”慧芬不依不饶地追问着。

“你咋的了?”

“要是……要是你真没跟任何人透露过，那问题就肯定出在我这儿了……”她脸色骤然又灰白起来．眼神中立刻透出一丝恐惧和不解。她对邵长水说，“拓片的事．我跟外头人说过。但只跟两个人说过。这两个人就是赵总队和李主任。”

“李主任?哪个李主任?”

“你们省厅办公室的前任主任李敏分啊。”

“你怎么会去找他俩说这事呢?“

“也真是倒霉鬼催的：前一段老有警校的同事上我这儿来叨叨劳爷那案子：(慧芬在警校财务科当会计。)话里话外，老带到你，把我说得心里慌得不行：他们说劳爷这案子背景特别复杂，跟那个副市长‘自杀’和社会上那殴更顾代省长的风大概都有牵连。他们都挺替你担心的．让我劝劝你．一定不能在这个案子里卷得太深。最近老有人在说，劳爷被谋杀完全是你邵长水造的舆论，说你被人利用了，故意在搅混咱省这一池子水，想趁机浑水摸鱼。我怕你担心，一直也不敢跟你说：但前两天又有人到我跟前来叨叨，他们说，你们家老邵凭自己的真本事．好不容易从基层一路摸爬滚打上来，而且还占着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就是从来也没参与过上层哪

个山头里的那些烂事儿．从来也没得罪过省里哪边的领导。人又能干，聪明，实在。这样的人，省里持别缺：前程应该看好。干吗非得要去掺和什么劳爷谋杀不谋杀的事?我说，这不是咱们家老邵想不想掺和的问题．是领导上派给他的活儿。派到头上了，他能不于?他们说，可社会上都说．劳爷这案子本来特简单明了，就是让你们家老邵生造出一个‘谋杀’说．把水搅混了，才复杂化的……"

“你就坐不住了?拿着那拓片去找赵总队和李敏分去为我开脱责任了?”

“那天我真坐不住了。劳爷被谋杀这话到底是怎么传出来的，当领导的应该最清楚。他们为什么不站出来替你说说话呢?要知道，瞎话连说三遍，都能变成真理。况且现在不止说了三遍了。都有三十人三百人说了三十遍三百遍了。他们该站出来为你说句公道话了……”

“于是你拿着这拓片，就去找赵总队和李主任了?”

“……我没带着拓片……”

“这是哪天的事?”

“前天。”

“前天?”

“是的……”

“找了赵总队，你怎么会想到还要去找李主任?”

“我没想找李主任。我找赵总队说事的时候，看巧当时李主任也在那儿。”

“李敏分也在赵总队家里?”

“是的……”

他俩怎么老在一块儿?

难道说，是他俩中的谁向外透露了拓片的消息?是有意透露的，还是无意间透露的?假如说是故意透露的，那事情就真复杂了……

偷盗者上家里来啥也不拿，直奔“拓片”而去，就凭这一点，也能说明，他们是跟杀害劳爷一事有牵连的。如果赵总队和李敏分中的那一位真是有意向他们透露拓片的消息的，那么，能不能说明这个人跟杀害劳爷也是有一定关联的呢?

邵长水不敢再细想下去了。

他不信。也不愿意信。尤其不信，说赵总队跟谋害劳爷有什么牵连。当天晚上他就要找赵总队去澄清这档子事。慧芬拽着他，死活不让他去。这也是她从来也没做过的激烈行为。“你怎么那么傻呢?这会儿怎么能去跟人当面对质呢?你这会儿去当面对质，万一这档事真的跟他赵总队有关。不等于在跟人叫板儿吗?不是等于逼着人家跟你摊牌吗?咱们有啥本钱跟人摊牌?”慧芬哭着喊着，人跟疯了似的说道，“……长水．咱们惹不起，总还躲得起吧?咱们惹不起，总该躲一躲吧?他们一定要这拓片，就让他们拿走好了；他们一定不想让人知道劳爷是被谋杀的，就让他们折腾去，爱说啥说啥。只要你人不出事就行。你瞧瞧劳爷。管那闲事，到最后落了个啥结局?甭管是车祸死的．还是让人害死的，他总归是死了。死了，就啥都没了=你还想走劳爷的路?别再管他们这些事了：让他们去，爱咋咋的：我们管不了=到这份儿上了，你还没明白过来吗?他们不想让我们刨根问底地管?不让管就别管了。我们也管不了那么些!!”，慧芬不停地叫嚷着，撕扯着邵长水的衣襟，就是不让他走出门去。她从来也没像这样失态过，一时间把两个孩子的脸都吓青了，相互依偎着，躲在里头那个房间里，直哆嗦。

邵长水不作声了。不作声并不表示他已经同意了慧芬的这些说法。不作声也不表示他最终将对妻子的顽强和固执会做彻底的让步。他只是不想让眼前这个忽然问爆燃起来的“大火球”吞没了自己这个家，更不想由此给邻里们造袁某种不良“影响”。他是个非常注意“社会影响”的人．也比较看重上下左右之间那点关系。他经常告诫慧芬，关照别人．就是在关照自己。老人说，堵啥也别堵人的路，这是做人最忌讳的事……

半个小时后，慧芬渐渐平静了下来．但还是拦在家门口，不让邵长水外出一步。

当天晚上十点二十分左右，省公安厅厅长袁崇生在家里接到赵五六的电话．说是要上家来说点儿事=袁厅长一向不喜欢人找到家里来谈事儿=其实．只要是个正经当官的，一般情况下，都不愿意让人找到家里来说事儿，除非你跟人有“交易”。既然有交易，当然就不能在办公室进行了。袁崇生是吃过这方面的苦头的。有一度——那时他刚担任省城公安局的局长，那可是全省公安系统里工作量最大、治安保卫任务最繁重的一个局。那一段时间，由干没把好这个关，真把他折腾惨了。一天二十四小时(真是二十四小时，一点都不夸张)，总有好几拨人轮番地守候在他家门口。有的干脆进家待着，有的一待就是一天。你还得管他吃喝。有的比较老实，在外头台阶上一蹲，不吭不哈地，你叫他进屋他也不敢进；有的就不行了，又哭又闹，折腾得你全家“鸡飞狗跳”。有一回，一个穿着件破军用棉大衣的男人，一脸的连鬓胡，提着一个脏兮兮的布口袋，找袁局长为他亲弟弟申冤。他那亲弟弟让乡长一家人打了，打成瘫痪没人敢管。听说袁局长“秉公仗义”，就带他弟弟来找局长讨个“说法”。人问：“你说你带着你弟弟，咋不见他人?”那家伙把布口袋往袁崇生家客厅的桌子上一放。打开口袋，把所有在场的人都吓傻了：那口袋里居然装着一颗血迹斑斑的人头。几天前，他弟弟因伤重，又没钱医治，已经死去。他今天是带着他弟弟的人头来找袁局长的……从那以后，袁局长家里的人只要看到提着包、拿着口袋来找的，都会胆战心惊。再后来，袁夫人代表全家人正式跟局长大人“谈判”：如果你继续乐意在家接待这些来访的客人，我们也没法拦你。但是，我们全家必须另找地儿了。要不，你就正正经经按程序来，严格把家和办公室给我们分清了，还我们一个清清静静过日子的窝。局长大人接受了后一个提议，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坚决制止任何人上家来说事儿，有一度还派了两个警卫在家门口维持秩序……从此以后，一般人都不上家里去找。也没人再敢上家里去找。贸贸然闯去了，袁厅长他真给你脸色看。

“一定得在家里谈?”那天晚上，袁厅长在电话里这么问赵五六。论资历、论警龄，赵五六都跟他差不了多少。他知道，要不是情况特殊，这位刑侦总队的总队长是不会破例上家来麻烦他的。“还是上你家吧。要不，上你办公室也行。”赵五六在电话里试探着问道。“行了，我就不往外折腾了。还是你来吧。我这儿还有多半

瓶茅台。还有点卤狗肉。”“谢了，半瓶茅台还好意思拿来说事儿。你要真想喝两口，我带一瓶整的去。”“我告诉你，你还别瞧不上我这半瓶。我这可是真家伙。还是那年茅台酒厂上省里来搞活动，他们的老总送我的。给了一箱．就剩这一禳了。我敢这么说，你那瓶整的，肯定是假的。别说一般店里卖的．就是五星级宾馆里供的那些茅台，不少都是假招子。这是酒厂那位老总亲口跟我说的。”

“行行行，谁真谁假，咱们一会儿不就清楚了吗?你等着。”

赵五六深更半夜地闯上门来找袁厅长．就是来报告邵长水家刚发生的那起“拓片”失窃案的。下午，厅党组开会讨论要不要撤消那个专案组=有两位党组成员坚决主张不撤。赵五六是其中最坚决的一位，跟两位主撤派的党组成员还认真激辩了一通。最后双方形成二比二的僵局=最后．袁崇生表了个态，才使局势整个逆转了。他说：“撤和不撤，都有理。但是从维护和保持省内当前大好的稳定局面来看，撤．似乎要比不撤更必要一些。你们觉得怎么样?”他征求意见似的看了看那几位党组成员。大家沉默了一会儿。这时，另一位一直主张不撤的党组成员马上改变了态度：“那就撤吧，当然以大局为重。我没意见。”“你呢?老赵。”袁崇生转过脸来征求赵五六的意见。”那就撤呗．既然你们都这么认为……”赵五六只得长叹了一口气说道。话虽这这么说，但心犹不甘，散会以后，赵五六想再跟厅长申述一下不该撤的理由。但厅长以马上要去参加省政法委召开的一个碰头会为由．委碗地拒绝了赵五六“再谈一次”的请求。假如单纯从案子本身的角度出发，袁崇生当然明白，不撤是正确的=劳东林这个案子里肯定包藏着“大猫腻”。退一万步说，就算那天肇事司机本人对劳东林并没有故意的加害意图，这件事也值得深究=因为．肇事司机本人对劳东林没有加害意图，并不等于说整个这件事就一定不会是啬于某个“圈套”和“阴谋”。有目击者反映．事发当时．在驾驶室里．除了喝醉酒的肇事司机外，还坐着一个中年人。事发后．这个神秘的中年人就消失了。很难说，在这辆肇事卡车撞向劳爷的那一瞬间，把着方向盘的到底是这个已经喝晕了的肇事司机．还是那个事后神秘失踪的中年男人……肇事司机逃逸后被抓．他死活也不承认事发当时还有这么个“神秘人”存。=现在暂时也找不到其他有力的证据来证实这“神秘人”的存在。但不管怎么样．这是个重大疑点。在排除这个疑点前，就有足够的理由对这个案子继续侦查下去。同理，在排除这个疑点前，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匆匆忙忙地给案子下结论定性。但事实上，有关方面，以异乎寻常的“效率”，“办妥”了此案，给它定了性，做了结论。

这样一起涉及谋杀的“车祸”案，按说应该由省厅直接过问。但最后的定性和结论却都没让省厅经手。这里有些情况，袁崇生没跟赵五六说过。说实话，他也不可能告诉他。劳东林车祸案发牛后不久，省政府的一位副秘书长，突然打电话给袁崇生，询问本省公安系统近年来的装备情况。经费匮乏，装备落后，一直是省公安系统的老大难问题。不说别的，就说我们一些基层县市局侦查员现在还开着老掉牙的普桑和北京212吉普，怎么去跟踪和追缉驾驶着帕萨特和宝莱的犯罪分子?曾经还发生过这样的事，犯罪分子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掉转车头来撞我们的车，生生把我们几个侦查员憋死在被撞变形了的老爷车里。而他们由于座驾的安全防护性能出色，在撞击后，居然还能带伤脱逃。因此，强烈呼吁尽快改善公安干警的装备，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但要彻底改变这个装备状况，有相当大的难度，不是一两笔小钱就能解决得了的。袁崇生逢人、逢会必谈此事。他是省人大代表，还到省人代会上写过提案。近年来，大中城市的状况已经有所改观，但基层县市局，情况仍然可以说“困窘不堪”。个别县局连工资都发不全，遑论装备?省里管钱的领导见了袁厅长，往往是能“躲”就“躲”，其缘故就是因为受不了他那“纠缠”劲儿。但这位副秘书长，手里并没有多大的财权，公安司法也不在他分工过问的职权范围之内，今天怎么会主动找上门来谈这个“敏感的老大难话题”呢?经验告诉老袁，姜太公直钩子钓鱼，意当不在此。果不其然，在感慨了一阵公安系统的装备状况后，这位副秘书长突然把话题一转，提到了“劳东林车祸致死案”。副秘书长原先是代省长顾立源的大秘书。陶里根人。大学毕业回到陶里根，就跟上顾当了秘书。顾调到省里来担任省委副书记，又把他带到了省里。在顾被提起来当代省长的前几个月，他被放了到省政府副秘书长的位置上，也进入了政府系列。不久，顾便被任命为代省长，主管省政府的工作。这看起来好像是个巧合，但更多的人猜测。这是顾为了自己今后在代省长或省长岗位上更好地开展工作，所做的一个有意的人事铺垫。小伙子今年也就三十四五岁吧，嘴头子和笔杆子都相当来得，腿脚也勤快，还天生拥有陶里根那地方人的特色：热情，豪爽，仗义。再加上有顾副书记和顾代省长这么个背景，在省委省府大楼里可以说是一颗不容忽视的“政治新星”：那天，这位副秘书长就“劳东林车祸案”表达的主要意愿就是，希望能尽快把这档子车祸案了结了。事情发生在陶里根．希望能就近让陶里根交通管理部门调查处理。他这么说，其实也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认定“劳东林之死”就是一起交通事故的话，根据交通法规．交通事故本来就应该由事发当地的交管部门来处置。

但是，他一个省政府的副秘书长怎么会有这么个“闲工夫”、这样的“闲趣”来过问这么一档子”交通事故”呢?

那时候，厅里不少同志正“吵吵”着，要求厅里直接过问劳爷这起“交通事故”：这的确让袁厅长有一点拿不定主意了。

当天晚上，还在犹豫之中的老袁突然又接到顾代省长亲自打来的一个电话。开始他以为代省长也来过问这档子事了，心里还真有那么一点紧张：但那天晚上，颐代省长在电话里一字没提这起“交通事故”，却谈了一个更为重大、更让袁崇生揪心的事：公安厅党组的人事安排问题。这也是一直在困扰着袁崇生的大事。老袁之前几任的公安厅长．都兼任厅党组的书记。只有老袁，被任命为厅长都两年多了，却只是厅长兼党组副书记。书记职位一直空缺着.为什么到他这儿．就不给兼任党组书记了呢?在哪儿出了问题?虽然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这并不妨碍他实际行使公安厅党政一把手的职权，但不管怎么说．他总归只是个“副书记”。厅里厅外，上上下下．对此，多多少少免不了会有一点议论，有一点看法，也让他多多少少感到了一点“压力”．有那么一点“不舒服”，“不自在”。老袁还真没有为这事专门去找过省委领导，更没去找过公安部领导。他不是不能找，也不是不会找。他也没那么“清高”。但他有一个理论，实施了多年。他历来认为，找，是应该的。不找，是不行的。中国的干部太多，密密麻麻，乌乌泱泱一大片。你不去找，不去接近上级，就不可能进入他们的视线，他们就看不到你。不管你怎么努力，怎么廉洁，怎么出色，都有可能被埋没。因此，在一定阶段前，你必须得去找。当然，这个找，不是让你去做“交易”，不是去做“买卖”。而是要让他们感觉到你的存在，你的优秀，特别是你的忠诚，要让他们感到，你是“他”的人，或是“他们”的人。谁掌权都喜欢用“自己的人”。这一点，古今中外，不管是打着什么旗号的，几乎无一例外。但是，官当到了一定层次，一定级别，你又不能再瞎找了，也不必去瞎找了。这时，你已经从水下浮到海面上来了。你已经进入他们的视线了。而到了这个层次，只要你不犯太大的错误，怎么进一步使用你、要不要进一步使用你，基本上跟你的个人工作表现已没有太大的关系了。主要是根据“需要”。而在上层，“需要”这件事，实际上是非常复杂、非常微妙、非常敏感，有时也是有点“说不清”、“摸不透”的一档子事。当然，你仍然可以花很大的工夫去继续“找”，甚至去投这“需要”之机。历史上也不是没有人这么做过，也有“投机”成功了的。但这样做，风险太大，太累人。袁崇生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想实实在在做点事情的人，而且希望能做成一点事情。他相信，到了自己这个级别，只要实实在在地做成一点事情，其他问题就不是自己应该计较和能够计较得来的……但那天，顾代省长突然跟他谈到厅党组的人事安排问题，他还是被勾动了。从表面上看，顾代省长完全是在随意地聊天，听听他的想法而已；随后又谈了一些别的事情，比如干警的体能问题、心理问题、住房问题、去年那场警犬大比武问题……等等等等，拉拉杂杂说了许多，以至说到近期内他将召开一次省长办公会，专门研究解决当前公安工作亟需解决的某些问题。他请“崇生同志”，“把需要拿到办公会议上去解决的问题，按轻重缓急，排一下队，列出几条来”……省长办公会，当然不可能解决“厅党组书记”的任命问题。但代省长同志为什么要在这样一个电话里提到这个“人事安排”问题呢?代省长作为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省委常委会的主要成员，在人事安排上当然具有相当的发言权。这时，袁崇生忽然想起了白天那个副秘书长打来的电话=这两个电话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吗?经验告诉袁厅长．它们应该有某种联系……一种隐讳的、微妙的、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但又可能是很直接的联系……忽然间，他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他立即让厅办公室主任给省交管局打了个电话．让他们不要过问发生在陶里根的那起“重大车祸事故”；然后又让厅办公室主任给陶里根交管局也打了个电话，让他们“尽快着手查清事故真相．依法严肃处理，并把处理结果尽快报厅党组”。

……

……

赵五六原以为，厅长在得知邵长水家被盗，而且被盗的是那样一个拓片时，一定会重新考虑撤消“劳东林专案”的命令。但他错了。袁崇生在得知这消息后．虽然似乎也显得挺重视的，还详细询问了被盗现场和丢失物件的情况．又问了问这“拓片”的来历，然后却只说了这么一句话：“这邵长水乜太大意了。干吗把这样一件东西放在自己家里?不过，这小偷儿的租也够大的，居然偷到我们刑警家里来了：”就再没说别的．然后就打开赵五六带来的那瓶茅台，鉴别其真假来了。事实证明．赵五六的那瓶茅台确是“假招子货”。然后他又很详尽地向赵五六传授起如何不用开瓶就能鉴定名酒真伪的窍门……然后又跟赵五六商量了一会儿究竟应该拿哪些问题到省长办公会上去求助……这时．已经快到十二点半了。厅长夫人不好意思明着“赶”赵五六走．只是一边打着哈欠，一边带着万分的倦意，走进客厅来．话里带话地问道：“要不要给二位准备夜宵?看样子，还得给你们准备明天的早餐呐?”赵五六当然听得出这话的意思，要是搁在以往，他肯定就会很知趣地立马起身走人，最多再赖皮兮兮地说上一两句这样的话：“嫂子哎，甭再提什么夜宵和早餐了。反正这么些年．光听您说着要给我们准备夜宵和早餐，但到最后连个饺子皮儿我也没吃上您一个……”但今天，他就是不素。他不是不想走，他实在是走不了。这瞬间，身子沉重得僵硬得就像完全不听使唤了一样，怎么也站不起来。他想不通啊。你想，我们的一个老刑警让人撞死了，留下那么多的疑点，而且整个事态还在发展之中，而袁崇生作为全省警察的总头头，怎么能容忍事情就这样“不明不白”地将就过去?在省里所有的厅局长中间，袁崇牛这人素来以特别能“护下”著称。“护下”就是保护自己的部下。说起来，这也是我们公安系统干部的一大特色。也就是说，公安系统的领导干部大多都特别“护下”。因为他们太了解自己这些部下们的生活工作状况了——全国每年光牺牲在工作第一线上的干警就有四五百，更别说负伤的有多少了。谁都知道，和平时期，真正用生命和鲜血做代价在工作的，还就数这个公安干警和消防队员群体。袁崇生的“护下”，不仅表现在他总是千方百计地为自己的部下争取福利待遇，争取提职提级的机会，还特别表现在为自己的部下“护短”上。干警个人出问题了，能不处理的，他决不处理；能不公开的，就决不公开。如果是单位出问题了，能替他们扛一扛的，他绝对挺身而出，为这些基层单位把责任承担下来。对此，他有句名言：“你们别跟我攀比。上头这一百斤的铁锤，砸在我头上，兴许只起个包，也就晕那么一会儿；要砸在你们头上呢，兴许就脑浆进裂，只能下辈子再当警察了。”他倒也不是容忍，更不是纵容部下们犯错误。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警察错了，你交给我来管。我管，是爹妈管孩子。你们管，就是自毁长城。正因为他对部下这种过于的“护短”，也出了些娄子，被人抓住过一些“小辫儿”，在省人代会上还受到过质询。很可能就是因为他这方面的“不足”，上边才迟迟下不了那个决心，让他兼任厅党组书记一职。但非常奇怪的是，这么一个爱护自己部下的人，偏偏在老刑警劳东林这个案子上，突然采取了这么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这确实让赵五六有一点“百思不得其解”。其实，车祸刚发生那会儿，袁厅长也是非常重视的，曾亲自带人到陶里根过问这案子。后来还让主管刑侦工作的焦副厅长亲自跑了一趟。这后来……后来又是怎么一回事了呢？

赵五六想知道“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不会直截了当地去探问。虽然他和厅长之间私交极深．多年来工作上的默契和配合，使他俩在平时的来往中，让人几乎都看不出什么“上下级”之分。但赵五六绝对是个明白人。他清楚，上下级就是上下级。上级可以不把你当下级，但你永远得记住自己是下级，尤其在关键时刻关

键问题上，必须严守这样的差别，一定要有这样的自知之明。历史的经验永远在告诉我们：得意忘形．一定会后悔莫及。

难道劳东林这档子事，真的涉及了“省上的某位领导”?

赵五六闷坐着的时候，袁崇生也闷坐着。袁崇生非常清楚赵五六这会儿“赖着不走”到底是为什么。他非常感谢赵五六这时候能保持这样一种沉默，而不再追问他、为难他。这就是“老搭档”之间的“配合”、“默契”和“相知”=没有这样一种“配合”、“默契”和“相知”，这支队伍就没法带；勉强带了，也没法去“攻城掠地”。

又过了一会儿，赵五六才抬起头，自嘲般地苦笑了一下，说了一句其实是多余的话：“我是不是该走了?’'

“喝够了没有?喝够了．你就走呗。”袁崇生故意装得好像没瞧出赵五六的心事似的，一边说着，一边站起来，准备送客了。赵五六只得往外走去：走了两步．他忽然愣了一下，想到，既然没谈成别的，何不趁此机会，把邵长水定岗定职的问题落实了?这已经把人家拖得挺够呛的了；便问袁崇生道：“专案撤消后，怎么安置那个邵长水?”

“放一放再说。”袁崇生回答得很干脆：

“还放啊?”赵五六表示了一点异议。

“急啥?有吃有住，工资按月发着，还不缺他活儿干。放一放再说：”

“那……那也行……”赵五六不再坚持了，一边说，一边又继续往外走去：走到门厅里了，他回转过身，伸出手去跟袁崇生握手告别，想不到袁崇生却跟他来了这么一句：“你真走啊?”这真让赵五六有点哭笑不得：“嗨，我不走行吗?我不走，嫂子得举着擀面杖来赶我了。”“嗨嗨嗨，你这个赵五六红嘴白牙，瞎说什么呢?谁举着擀面杖赶你了?你找找。我们家早就不使擀面杖了……”袁夫人跟在后头大声笑道。袁崇生冲着夫人挥了挥手，让她赶紧回避。等夫人回了她房间以后，他略略沉吟了一下说道：“今天我本来就想把你找家来说事的。你不觉得劳东林身上还很有些谜没有解开?”“还解个啥嘛?专案都撤了，就这样吧。”赵五六赶紧大声嚷嚷

了一句，算是表示自己对白天党组会做的那个决定的不满。“是吗?”袁崇生默默地一笑，低下头呆站了一会儿，然后又说了一句让赵五六大为意外的话，“谁说过专案撤了，这些谜就不用去解了?谁说过，我们一个老刑警让人撞死了，就可以不明不白、将就过去了?”“可……”赵五六张了张嘴，却没说下去。跟袁崇生一起工作

几十年，他太了解这个人了。这人表面看上去特别憨厚，实诚。从心地来说，也确实比较憨厚实诚；但心地的憨厚实诚并不说明他没心眼儿，更不说明他“缺心眼儿”。相反，他是个极善于拐着弯去解决问题的人。说得好听一点，这人“极内秀”，说得不好听了，就是相当的“机巧”和“善变”。当年的老厅长(李敏分的父亲)就这样说过他：“你呀你这个袁崇生，要是能把握住自己了，就是一个了不得的人才．一旦要把握不住自己，那呀……”老人家没“那呀”下去，只是曲起一根中指，在袁崇生前额上重重地敲了一下。据袁崇生说，他这一辈子都记得“老厅长”这一下“磕”——真疼。

这时袁崇生说出这样的话，是不是说明他又要出啥“奇招”了?赵五六心中不觉一惊，又不觉一喜，便忙站定了，认真听他说下去。

“现在的确有人不喜欢我们留着这个专案组。我们不能硬扛。不喜欢，那咱们就撤。在事情没有非常明朗之前，没那个必要跟人家拧着干。但专案组撤了，公安厅没撤。你刑侦总队也没撤。没人说还得把咱这个公安厅也撤了，把刑侦总队也撤了吧?我谅他也没那个胆。既然公安厅还在，刑侦总队也在，咱们能让咱们一个老刑警就这么不明不白地让人撞死了?别说是一个老刑警，就是个普通平头百姓，也该让他死个明白，拿出个明确的说法吧?劳东林留下了一大堆稀奇古怪的英文字母。他临死前明确表态这起所谓的交通事故是个‘谋杀’。还有现场目击者提供的证言说，事发一刹那，肇事车的驾驶室里确实还坐着另一个神秘的人。所有这些疑点，怎么能让它们就这么稀里颟涂地过去了?”袁崇生不紧不慢地说着：

“你的意思是。专案组虽然撤了．但案子，还得往下办?”赵五六赶紧问。他需要得到一个明确的答复。

“你说呢?”“狡猾”的袁崇生回避了正面答复。

“专案组解散了，让谁来接着办这案?人家不是不让我们省厅的同志再过问这档子事了吗?”

“在岗在职的人不去过问，我们不是还有没在职没在岗的吗?”

“你是说……还得动用像邵长水那样的同志?”

“具体动用谁，是不是可以不让我这个当厅长的来操这份心了?我都把具体事替你们干了．你们干啥呢?”

“行。行。接下来的事．我去安排……”赵五六忙说道，接着又问了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或者说是更重要的问题，“除了搞清楚这起‘交通事故’的真相，别的……比如．劳爷在陶里根到底秘密调查了哪些问题，查清了哪些．还有哪些没查清，是不是全都要整整明白?”

“不。那些事，咱们不管!''袁崇生立即打断赵五六的话，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复，“那幕后的事。咱们管不了。咱们不趟那雷区。咱们就查劳爷到底是咋死的。别的，别碰它。你替我守住这条红线。听明白了没有?”

“……”赵五六木木地点了点头。不说话了。

当天晚上，赵五六回到自己的办公室，就给邵长水打了个电话，让他立马到总队来见他。在回总队的路上，他接到过焦副厅长的一个电话：这段时间以来．在到底要不要继续侦办劳东林非正常死亡案这个问题上，他和这位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厅长闹过几回矛盾了。在党组会上，这位焦副厅长是主撤派中的“干将”。他发过几回话，要赵五六尽快以“交通肇事造成人身死亡”来定性，写出结案报告，并立即撤消专案组，以平息社会上关于劳东林是被谋杀的种种风闻和谣传，而且很明确地跟他说过这样的话：“你要管好我们内部的人，尤其是那个新来的邵长水。他要管不住自己的嘴，继续胡说八道，厅里就要处分他了。最近社会上有一股歪风，刮得还挺邪乎，矛头直指一些新提起来的省政府领导，让省里很不高兴。这种人和事出现在我们公安队伍内部，是绝对不允许的。”赵五六一直不相信邵长水会“胡说八道”。因为，在这次调动前，他曾派人去认真细致地考察过邵长水。这同志也许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他的最大的优点恰恰就是不会在人前人后“胡说八道”。但赵五六又不能当面去辩驳领导。虽然这位领导干公安工作的年头还没他长，资历也没他老(焦副厅长曾是劳东林的助手。后来经劳东林推荐给赵五六，当过赵五六的助理，副总队长。再后来放到下边一个地级市当局长，也是刚提到副厅长的位置上)，但毕竞是领导，况且自己手里也没掌握什么过硬的证据去当面辩驳；再说，厅长最后也主张“撤消”，他当然就更没什么话可说了。

现在才闹明白，厅长玩的是“撤而不消”的“伎俩”啊。这事情，谁能想到还有这一手呢……真不愧是当厅长的……

在办公室等了一会儿，却等到了邵长水的一个电话，说他今晚来不了了。

“怎么了?闹情绪了?不至于吧，邵长水?”赵五六问道。

“哪是什么闹情绪。家里给那蟊贼翻得不成个样子了。我得帮慧芬拾掇一下。靠她自己一个人，拾掇到明天天亮也不行。”邵长水嘟哝道。

“你啥时候又成了模范丈夫了?别给我找借口。快过来。”

“真不是借口……您那儿的事重要吗?”

“不重要，我连夜找你?咋问出这样的话来了呢?你头一天才穿警服?”

“那行吧……我这就去……”

“行了行了。你要真的没闹情绪，就留在家里做你的‘模范丈夫’吧。咱们的事，明早再说。”

“不不不，我马上就去。”

“得了，你!”

“您等着，我马上就到。”

半个小时后，邵长水匆匆赶到=灰头土脸的，确实是一副正在做“模范丈夫”的样子。赵五六先问了问他家里收拾的情况，然后对他说，总队准备让他先到云林县那个金剑疗养康复基地待一段时间……

“让我去疗养?好啊!”邵长水不等赵五六说完，便瞪大了眼睛赶紧问。

“咬着舌头当卤猪肝嚼哩，有那好事，赵五六笑道。

这个云林县的金剑疗养康复基地．是省厅筹资兴建的，专门收治因公致伤致残的公安干警．进行康复性治疗和休养，归省厅办公室管辖。

“疗养院里出大案了?”

“啥大案。人家那儿过得好好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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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儿的．我去干啥?”

“溜达溜达呗。”

“总队长，您就别逗我玩了。人家心里烦着哩。”邵长水苦笑着说道。

“瞧，还是有情绪吧?”

“我又不是木头疙瘩．到现在为止．还是个‘临时工’，能没一点情绪吗?”

“那先解决你的情绪问题=说吧：”

“……”邵长水闷头坐着．不做任何反应。

“嗨，有情绪就开闹啊。”

“算了算了，赶紧说事儿吧……”

“不闹?”

“我闹又咋样，不闹又能昨样?反正就是这么个‘临时工’，挂着呗。”

“又来了。”

“总队长，其实我这事儿也挺简单，要是领导上真觉得把我搁在厅里实在是有点小材大用耽误事儿，干脆放我回警校还去教课算了，或者放我回林区当个派出所所长啥的，也蛮好……”

“你有完没完?谁说你小材大用了?谁说要把你挂起来了?这么大一个人，怎么连一点委屈都经受不住?还干事不干事了?”赵五六一通吼，邵长水不作声了。

“知道让你去云林干吗?找个清静地儿，躲得远远的，把劳爷的那密码给我破了。”

“曲线救国……行……”邵长水自嘲般地苦笑了笑说道，“就这事?”

“这事还不够你干的?”

“我听说，厅里更着急的是抓住真正撞死劳爷的那家伙。就是那个事发后，突然从驾驶室里失踪了的家伙。”

“你还想把所有的活儿都揽到自己手里?”

“我一个‘臭临时工’，哪敢这么狂妄?”

“又来了。又来了。你真够烦人的。老老实实先把那密码给我破了!”

“……”邵长水立马收敛了一些，然后问，“这回破解这密码，有限期吗?”

“十天，咋样?”

“十天……试试吧……”

“咋的了，好像挺没信心似的?这可是闹清整个这档子事的关键一招。”

“我明白……”

“真破译了，不管读到什么，一定要严格保密。”

“那当然。”

“闹不好就会出第二起‘劳东林事件’。”

“我想也是。”

然后，赵五六又问：“关于那张拓片，慧芬到底还跟别的什么人说过没有?”

“没有。”邵长水答道。

“你别急着替她回答，回去让慧芬好好儿地再想想。”赵五六叮嘱道。

“这事我追问过慧芬好几回了：她非常肯定地告诉我，除了您和李主任，她再没有跟谁说过这档子事=她说她可以给组织上写书面材料来确认这事：”邵长水斩钉截铁地说道。

“……”赵五六没再逼问下去=但是邵长水越是回答得坚决干脆，他的心却越是沉重，不安：如果邵长水的妻子除此以外真的再也没有跟任何人透露过”拓片”的下落．这事情就真有点复杂了。这件事牵扯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焦副厅长。前面已经说过，为了劳东林这个案子，他跟焦副厅长在党组会上曾多次发生过“碰撞”。领导之间，对某些问题、某些案子产生不同看法，发生某些“碰撞”，应该说是挺正常的事情：焦副厅长曾当过他的助手，多年相处，知己知彼；更何况两人现在级别相当(刑侦总队队长也是副厅级的，要比厅内其他同等级部门的一把手高出半级)。平时两人在处理相互关系时都比较谨慎，工作中有一点争论，争过了，都会把争执扔脑后，从没有记仇记恨这一说：为此。关系相处得一直比较融洽。但这一回，赵五六却总觉得有点不那么对头，总觉得焦心里让什么梗住了似的，只认死理儿而有点不弱昕以。尤其是他老抓着邵长水不放．老是主张要处分邵长水．让赵五六特别难以接受。邵长水主张劳爷是被“谋杀”的。退一万步说，这主张错了，你也不能因此去处分他啊。只要他不是故意在捣乱，就应该允许下边的同志在工作中说一点错话，干一点错事嘛=谁能担保谁在办案时不走一点弯路不出一点差错?真要这么处分，将来谁还敢跟着你干活儿?按说焦也是刑警出身，他应该知道这些最普通不过的道理，以前他也没这么执拗和偏执过=这一目是咋的了?但他毕竟又是副厅长，而且是主管刑侦口的副厅长，赵五六还真不能跟他太较劲儿了……

所以，当赵五六从盂慧芬嘴里获知。劳东林临死前不仅亲口对邵长水说了自己是死于谋杀的，而且还沾着自己的血，在邵长水手掌上写下了这“谋杀”二字，而邵长水还留下了这两个血字的拓片，就特别振奋。他觉得这一下可以给邵长水开脱责任了，便立即给焦副厅长汇报了这件事。让他完全想不到的是，在向焦副厅长汇

报后不到四十八小时，“拓片”竟然被盗了!

这说明什么?

难道……难道……焦副厅长会向作案的嫌疑分子透露拓片隐藏的地点?

难道……难道……另外一个知情人，李敏分会向作案的嫌疑分子透露拓片隐藏的地点?

这两个“难道”对于他赵五六来说，都是不可想象的。

但是，事情毕竟就这样发生了。事实是抹不去的。盗窃分子是直奔拓片而来的。作案动机非常明确。这一切都表明他们事先是得到了“情报”，知道它藏在了邵长水家。他们到底是从谁那儿得到这“情报”的?这是必须回答的一个问题。

当然，即便如此，也还不能就认定是焦副厅长或李敏分故意把这消息透露给“盗窃者”的，不能认定他们两位中的一位跟“盗窃者”确有某种牵连。因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拿到他们“透露”的直接证据。另外，还有一种可能，是他们无意间把这消息透露给了自己身边的人，而后又由那些身边的人中的某一位透露给了“盗窃

者”，等等吧。总之，没有拿到直接证据前，不能擅自乱下结论。但是，有一点，在赵五六看来，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这档子事肯定跟我们内部的某些人有牵连。有人如此急于毁掉这个拓片，从这一点看，是否也能说明，劳东林确实是被谋杀的?

那么，他们为什么要“谋害”劳东林呢?是否跟劳东林在陶里根所搞的秘密调查有关?而劳东林的“秘密调查”却又跟那位顾代省长和前副市长祝磊有关……

这事儿的确太重大了。

作为一个老刑警，一个主管全省刑事侦查业务工作的人，赵五六不能对此无动于衷。但是，在没有得到省委、以至更高一级党的领导机构明确授权前，他是不能擅自有所作为的。况且厅领导已经给自己定下了这样的工作指导思想：幕后的事，咱们不管!咱们就查劳爷到底是咋死的。咱们不趟那雷区：而且还把话都说死了：你要替我死守住这条底线。

但是不查清幕后的那些“烂事儿”．能整出劳爷之死的真相吗?

他很担心，忙乎半天，会无功而返。

“能不能以个人的名义，找省政法委书记谈谈?这倒是可行的。政法委书记曾是省公安厅的前任厅长。跟自己也很熟。自己提出要见他，他一定不会拒绝=另外．也可以去找找省纪委书记谈谈。这些年，省纪委抓的不少大案．他们刑侦总队都派人去配合过。他跟省纪委的不少领导也还是能说得上话的。但是越过袁崇生去找他们，合适吗?万一话要传回到袁的耳朵里，袁一定会很不高兴的。厅里已经给了明确的指令．自己再越级去‘申诉’，等于在告厅里的状嘛：”这样的事，在官场上是特别犯忌的。赵五六当然是不会干的：好在，听说中纪委已经派人来暗访过。居然有过“暗访”，随后他们一定会有明确的行动和指示。只要有了中纪委那样高层的指示和授权，一切就好办了。那么，还是等一等吧。等一等……

那天，从赵五六那儿接受了任务．走出办公楼大门，早已过了子夜时分，邵长水在漆黑一团的院子里．又默默地站了好大一会儿。凭借着院内院外那些路灯的光芒．可以看到耸立在主楼顶上的旗杆和右侧副楼上各种形状的巨大天线．全都在风中默默地战栗。以前在基层工作时，每每有机会来省城．走近或走进省厅这大院，仰视这一切，总会产生一种肃然起敬和无比神圣自豪的感觉。但今天再环顾它，却多少感到有些凄切和陌生。“大机关的事真不好办啊……”他暗自感慨道：这时．他又想到爷爷当年跟自己说过的一段话：“一个人，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啥也不敢去干，总在那儿哆嗦，是不会有出息的。这样的人就是我．你爷爷。但一个人只想着自己能干什么，而不知道自己不篚干什么，总在那里胡干蛮干．那终究也是不会有大出息的，那就是你老爹，撞了一辈子南墙，到老，眼青鼻肿地还在林场里窝着。古话说，穷人家三代出不了个直状元。要出状元，那也是亢龙升天。你可是我们家的第三代，干啥都得仔细掂量掂量哦。”

到底啥叫“亢龙升天”?“亢龙升天”又能怎么的了?爷爷没解释。邵长水也没细问。因为他知道，即便问了，老人家也不一定解释得清。老人嘴里经常能冒出一些他自己都解释不清的话语，估计也是从他爷爷的爷爷那儿稀里糊涂地传承下来的。只是爷爷近来已经很少说话了，说不动了，在冬日稀薄的阳光下，靠在柴禾垛上，编着编着荆条筐，居然会突然耷拉下脑袋，迷盹过去。

爷爷从爷爷的爷爷那儿继承下来的话当然不能全听。但“干啥都得仔细掂量掂量”，这，应该是永远不会错的。

邵长水到总队保密室，取出劳爷留下的那两件东西，把上面所有的文字符号，连同那块真皮钥匙链，用扫描仪扫存到电脑里，又把它们刻录到一张光盘里。带着那张光盘，带了一台具备无线上网功能的笔记本电脑，当天就去了云林。在破解这些密码前，他重新梳理了一下原先的那些侦破思路。梳理来梳理去，仍然觉得原先那些思路从大的方面来说，还是可取的。“可取”的依据，不仅仅因为劳爷并未受过高深的密码编制训练，也不具备这方面的专业知识，而且经过多个高级密码专家的研究，从这些字母中也都没有找到常见的那些高级编码规律的痕迹。劳爷自己不具备这方面的高深知识，有没有可能请教过专家呢?不排除有这种可能。但这个可能性太小太小。首先，这样的专家，无论在省内还是国内，都是有数的。而有数的这些个专家，邵长水他们也都去找过了。他们都说，没有接触过一位姓劳的先生。总不能说，劳爷去请教了外国专家吧?所以，最初确定的那个破解思路还是不该轻易放弃：这密码一定是用一种非常简单、比较常见的方法编写成的。从逻辑上推理，劳爷之所以用密码的方式记录下自己掌握的这些情况，其目的还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将它们交给可靠的人，再转交给组织，让组织上掌握这些“秘密”，去解决什么问题=如果他把这密码整得跟天书似的谁也没法破译，不是完全违背了自己的初衷吗?所以．正确的做法，还只有不把这“密码”当成密码，才能破了这“密码”。但是……但是……怎么做，才算是不把这“密码”当密码来破呢?

茫茫宇宙，茫茫人海……哪里才是破解这谜团的入门途径呢?

十 卡拉oK包房里的启示

两天后，邵长水突然接到赵总队的电话，让他去协助侦破七年前发生在长滨铁路沿线的一起连环杀人案。赵五六见他接受任务时，神情不是预料中的那么兴奋和欣慰，更没有半点应有的感激之情，脸色也有点萎黄，好生奇怪，便问：“你小子怎么了?在云林‘疗养’，还‘疗’出真病来了?”邵长水勉强笑笑道：“没事儿。”赵五六道：“啥没事儿?你瞧瞧你那副苦瓜脸，黄不拉唧，又绿不拉唧的。”邵长水道：“真没事儿。”赵五六道：“那一堆英文字母真那么难?一点头绪都摸不着?”邵长水苦笑笑道：“还是我没本事呗。”其实最近他还“秘密”地去了一次陶里根，再一次实地考察了劳爷当时的生活、工作环境，想从中找到他编制这些密码的依据；也不止一次借着“慰问”、“安抚”的名义，秘密去劳爷家，找劳爷的遗孀了解劳爷的种种生活细节，也是想从中找到他编制这些密码的“生活依据”。但都一无所获。

“我是不是仍然把问题想得太复杂了?”

但有效的简化途径又在哪里呢?《易经》只用了八八六十四卦便囊括尽天下万物演变的全部规律。这样的好事，还能再出现第二回吗?牛顿的那个苹果，今天还会落在了邵长水的脑袋上吗?

用慧芬的话来说，他这些日子简直是有点“神经”了。经常地，睡到半夜，突然会从床上跳起，跑到过厅里，在纸上计算着编排着。吃饭的时候，也常常嘴里裹着饭菜，人就呆在那儿了。压根儿也不懂英语的他，居然把一本崭新的英汉辞典翻查得乌漆抹黑，都不成个样子了。

但有效的简化途径究竟又在哪里呢?依然是茫茫宇宙，宇宙茫茫啊……

既然领导要他去帮着破什么连环杀人案．跳出“死胡同”去散散心，换换脑子也是好的。

那天，那起连环杀人案终于告破=两名凶犯竟然是“一担挑”。所谓“一担挑”，就是他俩的老婆是亲姐妹：公安部和省委省政府立即向全体参战人员颁发了嘉奖令=整个专案组大松一口气，狂喝一通酒，决定放假一天，让大伙回家去休整一下。天气也日见燥热，也该让大伙回家去洗洗澡，换换衣服，舒舒眼服地睡上一个囫囵觉了。但邵长水却依然闲不下来.倒还不只是为了那堆“密码”。这一回主要是为了自己的老大=她一年后就要中考。这当然是件大事：许多同学的家长早就在暗中用各种方法使劲打点。老大总觉得自己的老爸没给使劲，为此嘟嘟囔囔地已经叨叨了好长时间。邵长水当然不是不想为闺女使劲。更不是不知道此界中的“常情”和“行情”：但前一阶段实在太忙，颐不过来；后来闲下来了吧，想着要去使劲了，又有那么一点“心理障碍”：总觉得直接上人家里去敲门送钱，有失身份(你瞧，还清高哩），也担心那些校长书记们是否会接受这样一种过于庸俗的“打点”方式(瞧，还在替人家操那份心哩)。想来想去，觉得还是应该先找个合适的方式，联络一下感情，逐步熟识起来．再根据对方的需要和女儿学习成绩的变化，确定下一步采取什么”措煎”去铺垫(打点)。这也算是“摸着石头过河”吧。想了半天．确定去一家歌厅，订个“KTV包房”，请厅政治部宣传处的同志替自己从省公安文工团里请两位女歌唱演员来凑个场子。那两位女歌手在社会上还是小有点名气的，还真把校长书记都吸引来了。上了价格不菲的果盘．喝着精装的罐啤，唱着激情柔曼的前苏联歌曲和“邓丽君”、”童安格”等。在一片“涛声依旧”和“红尘滚滚”之中．校长书记不断地夸奖邵长水的闺女聪明，好学。邵长水当然也就不断地指出．这是学校各级领导和老师们辛勤栽培的结果，并不断暗示，今后两位校领导和校方的相关人员在社会治安，或别的什么方面遇到啥麻烦，需要他出力的，他一定会尽力去帮着解决。然后那位书记又夸邵长水的女儿头脑灵活，手脚勤快。这简直让邵长水都不敢相信。因为女儿在家被子不叠，衣服不洗，是出了名的“小懒猫”。但那位书记却说，他闺女最近在全校为加强素质教育而举行的计算机比赛中，得了第二名。尤其在运用五笔字型输入法进行文字录入的盲打比赛中，以每分钟录入二百一十五个字码的速度，高居榜首。他当时听了，心里还真格登了一下：“五笔字型?怎么是五笔字型?”邵长水学过五笔字型的输入法。但嫌它麻烦，后来一直用的是拼音输入法。好在一直在第一线上破案，并不经常需要使用电脑录入文字。后来，到领导岗位上工作，文稿自有别人代笔，也自有人代为进行电脑录入打印。再后来到警校，文稿方面的活儿多了许多倍，经常要亲自坐在电脑前录入文字，但他还是习惯使用拼音输人法。所以，很久以来，他几乎已经把这个什么“五笔输入法”完全淡忘了。

现在突然提起五笔字型……他心里真的硬硬地梗了那么一下。

“五笔字型……怎么会是五笔字型……”

那天晚问，他自己也说不清究竟是为了什么，“五笔字型”这几个字，居然就那么顽固地在他头脑里时隐时现地梗结了几个小时，一直摆脱不了。他总觉得这几个字应该跟什么案子的什么细节有某种必然联系，否则自己绝对不会耿耿于此，而无法释怀。但到底跟哪个案子有关呢?乱哄哄的环境，啤酒喝多了的燥热，都让他无

法静下心来细细追问。等送走那两位学校领导和女歌唱演员，再站在空旷的路灯下，让凉风那么一吹，他心里忽然一亮。想起来了。五笔字型。劳爷那个极精致的“红鳟鱼”小记事本。一堆密码和一份五笔字型的字根表。啊，五笔字型字根表。长时间以来，自己一直只关注了那一堆谜一样的“英文字母”，而对明白如日月星

辰一般的那份“五笔字型”字根表，却没给以任何必要的关注，更没去想一想，劳爷为什么要把这个五笔字型的字根表抄在他那么珍贵的记事本上?只认为历来爱赶时髦的这位劳某人在学五笔字型输入法，而没去细细地思考一下．劳爷把这两样东西放在一个本子里，是否有某种暗示性?假如确有某种暗示在里头，那么他又在暗不什么?自己还真的忽视了这么一个极其重要的细节。

想到这里，他的头有些胀疼起来=这是长期心理负担过重，生活不规律，严重缺觉，加上刚才又多喝了些啤酒．KTV房里的空气又比较浑浊了一些闷热了一些噪音又过于刺耳了一些的缘故……

哦，五笔字型……五笔字型是什么?他努力地回想。模模糊糊地想起：五笔字型就是把汉字拆解成几十个字根，又让电脑键盘上的每个英文字键各代表一个或几个字根：这样，每击打一个或几个字键，就能在电脑里产生或组合出一个汉字。这就是五笔字型输入法的原义。是的是的。他的头脑突然间明晰，心情也骤然激动起来：每个字键代表一个英文字母=击打几个字键产生一个汉字。这等于是说，在五笔字型输入法的疆念中，每几个英文字母或某一个英文字母都能代表一个汉字。劳爷是不是在暗示，按五笔字型输入法组合汉字的规律去读解他那些英文字母，就能解开这里包藏的全部秘密?

他的心顿时狂跳起来：是的．答案很可能就在这里。

哦，什么叫“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就是啊!!!

他浑身开始颤抖。冲到停车位前．匆忙倒出车子，还差一点剐蹭着了另一辆车。一路上他都在告诫自己。馒一点，慢一点……拐弯减速……红灯停车……注意行人……避让非机动车……但除了红灯不闯以外，几乎所有的交通法规!这一刻都让他丢在了脑后。他让车戴上警灯，启动警笛，一路上都以七人十码、甚至八九十码

的速度飞驰在夜晚并不冷清的城市干道上=回到家，他冲进女儿的房间，一把把正在做功课的女儿拉到自己的大房间里，把正在大房间里看电视的妻子和小儿子不由分说垃赶到过厅里，然后嘭地一声关上房门。把慧芬吓得不停地敲打旁门。问：“咋了?又出啥事了?”他让自己稍稍喘过一口气来．告诉慧芬：“没出啥事。但我跟闺女有重要的事要谈：你别干扰。在外头好好看你的电视。”然后他问女儿：“你精通五笔字型?”女儿也被他吓得小脸青白，浑身直哆嗦，答道：“是的……那又怎么样?”开始进入青春反叛期的女儿这段日子来常用这样的口气跟他说话：“又怎么了?”“你们怎么这样?!”甚至还经常向他翻白眼儿，等等。他跟女儿吼过一两回。

女儿一甩门，走了，根本没把他的吼叫放在眼里。第二天，他看到女儿把一份《青年报》搁在他床头。并用粗粗的红笔在报上圈出一篇报道《家庭暴力是造成青少年出走的重要原因》。他不明白，这时代也变得太快，当父亲的吼叫两声怎么就被列入“家庭暴力”的范畴里去了?但以后，他再不冲她吼叫了……同时，他又觉得现在

的媒体，他妈的太会讨好年轻人了……

那天，他压低了声音，对女儿说道：“请你帮我做件事。这件事，你不能跟任何人说。包括你妈妈，你弟弟。你学校里任何一个好朋友。你要对我保证。”这时的女儿想翻白眼，但翻不起来了，只是哆嗦着说：“我保证……”他接着拿出那几页从劳爷记事本上抄下来的英文字母，对女儿说：“按五笔字型输入法的规律，替我把这些英文字母翻译成汉字。”女儿说：“我功课还没做完哩。”他说：“今天的功课你别做了。”女儿说：“功课不做怎么行啊?老师愿意吗?”他说：“别管老师。今天听我的。”女儿说：“听您的，考不上重点高

中，您还不得撅死我?!你这人怎么这样?”他咬了咬牙，喘着粗气说：“啥这样那样的!考不上重点高中，上不了大学，老爸养你一辈子!快替我翻译。”

按五笔字型的组字方式一对照，那些英文字母的含义便渐渐清晰起来。比如说，汉字中的“代”，用“五笔”在电脑上打，应该是敲“w”、“A”这两个键。反过来，在他的密码中，“WA”这两个英文字母，也就表示“代”字。“省长”，应该敲“I”、“T”、“T”、“A”四个键。反过来，密码中“ITTA”这四个英文字母就表示汉字中的“省长”。同理，“WAITA”这一组字母就表示“代省长”。但女儿毕竟年龄小，反向思维的能力也较差。她可以在键盘上，用“五笔法”把汉字录入得飞快，但反过来要她按“五笔法”的英文字母组合规律去读出汉字，却慢得出奇，并且还经常卡壳=这当然也不能全怪这个才十二三岁的小女孩。因为．五笔输入法在组字时，有它自身非常不规范的地方，比如，“省长”这两个汉字．你既可以把它当一个词组来打，也可以把它们当成两个单字来打。当词组打，得打“ITTA”。当成两个单字打，就得打“TTH和“TA”但不管打“ITTA”，还是打“ITH”和“TA”最后都能打出”省长”。而劳爷在运用五笔法编制这密码时，也不规范。有时他用前者来表示“省长”，有时．他又用后者来表示“省长”。这在电脑上正向录入时，差别不大，无非是一个方法少输入一两个字母。另一个方法，得多输入一两个字母而已。但是，在反向判读时．就会给判读者带来很大的麻烦。甚至会引入歧途。另外．“五笔法”又规定每个字键(也就是每一个英文字母)都可代表一个汉字．比如单个的“I”代表“不”。单个的“T”，代表“和”。单个的“A”．代表“工”。那么，当邵长水的女儿看到密码中“ITTA”这些字母时．是把它解读成“不和和工”呢，还是把它解读成“省长”?这就得联系上下文的语意，做试读。试读就得花去老鼻子时间。还有一个难点在于．劳爷在书写这密码时，为了增加它的隐秘性．故意没加标点．更没在词和词组中间加上空格，这就给判读和选择又增添了N个可能性。在这种两可、三可，甚至N可中进行准确选择和判读．需要解读者具有丰富的社会常识和其他知识，还需要具有一定功底的汉语语感。但女儿毕竟只有十三岁，她既不可能具备那么些常识．也不具备老到的判读能力，更谈不上多么准确的汉语语感。（当今为少男少女，在一些省市电视台娱乐节目主持人港台腔的误导下．一张嘴便是“哇塞”、“好好看哦”。这种语调和语感，和劳爷那种高纬度地区土味儿十足的“黑土地”语调和语感，相去又何止十万八千里。)这就得邵长水在一旁积极参与。父女俩对每一个字母都做多种组合判读，再结合上下文的语意，逐一确定。一直折腾到午夜以后，女儿再也受不了了。慧芬在过厅里抱着早已睡熟了的小儿子，倒是再也没来催问过。她当然很快就意识到．长水是在让圈女帮着解决案子中的某个难题。做会计的她，以往也有这样的经历。案子中遭遇财各方面的问题，他也常常拿来“请教”她。她还跟他开过这样的玩笑，说，以后再不能让省公安厅这么样的违反共和国劳动法，“免费榨取”、“残酷剥削”妇女、儿童劳动，一定要找袁厅长索讨她和孩子

们该得的“操心费”和“知识产权费”哩。

邵长水软硬兼施，一方面拍着胸脯保证这个星期请女儿连续吃两回“麦当劳”，另一方面又“威胁”道，如果今天晚上译不出来，今年暑假就别想跟同学们一起去江滨游泳场游泳，下个月更别想从老爸这里得到一分“赞助”，去看台湾辣妹张惠妹的“高纬度个唱会”。已然困倦万分的女儿终于经不住“老家伙”物质、精神和威胁、利诱两手都硬的政策穿透力，超水平发挥，坚持到了最后。

译完“密码”，天已大亮。而那块真皮钥匙链上的七个字符：“GWTYOAG”，却又整整折磨了这父女俩将近四十分钟。五笔字型输入法的一般规律是最多按四下键，就能组合出一个汉字。但按一个键、两个键，或三个键，也都能组合出一个汉字。用这样的组合排列法，第一个字母“G”，可以组合成四个汉字：“一”、“列”、“歼”、“敖”。第二个字母“w”，也能组合成四个汉字或词：“人”、“作”、“八”、“叙谈”。第三个字母又可以组合成“和”、“人”、“籴”三个汉字。这样一遍一遍地试下去，这七个字符一共组合出十六

个汉字或单词。按字符次序，来排列这些单字或单词，怎么也组合不出有意义的句子。从英汉辞典里也查不到“GWTYOAG”这个单词。搬出最权威的《牛津辞典》，也查不到。三十八九分钟过去了，还是一头雾水。“咋的啦?”父女俩被卡在最后一道关口前，呆那儿了。女儿的脑子整个都木了，眼皮酸涩得完全耷拉了下来，可怜兮

兮地嘟囔着恳求道：“睡觉吧，爸，让我睡一会儿再来做这道题，行不?”邵长水也累了，但他毕竟是三四十岁的精壮汉子，从记事本上译出的文字内容，又极大地震撼了他，也激奋了他。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有关材料均已存人××银行四纬路分理处保险柜中。”这里讲的“有关材料”，很可能包括了那位开枪杀人的祝副市长所写的《我所知道的顾代省长》。这份材料也许正是外头许多人传说的那份写了而又神秘地失踪了的重要材料。祝磊被捕后，始终不肯交代他为什么要开枪杀害市政府的那位张秘书。这份材料也许会真正揭开他开枪杀人的内幕，揭开那位顾代省长和他开枪杀人之间的“因果关系”。而这把钥匙肯定是银行保险柜上的了。这七个字符里到底又藏着一个什么秘密呢?这是最后的秘密了，解开它，就能画上一个漂亮的句号了。他不能让它留下这么个遗憾。

……于是，去厨房里用凉水狠狠地冲了一下脑袋，回来看到女儿已经跟个大虾似的蜷曲着，闷头倒在大床上睡过去了。他不忍心再叫醒她，轻轻地为她脱去鞋子和外衣，盖上被子，自己又重新坐到这十六个汉字面前，捉摸起来。他把它们分成七组，“一列歼敖”、“人作八叙谈”、“和人籴”、“主变弈”、“为煤”、“工七”、“一”，短时间内组合出几百个词组组合，仍然组合不出有意义的句子来。真头晕了。这时他听到女儿在大床上轻轻地嘟哝着。他以为她在说梦话，紧接着又见她头发蓬乱地坐了起来，迷茫地看着他。“睡吧。睡吧……”他忙走过去安慰道：女儿却只是怔怔地看着他，似乎还在延续梦中的什么纠缠似的，机械地说道：“……那个‘O’，不是英文字母中的‘O’(喔)，是阿拉伯数字中的‘零’。对不?不是‘喔’，是‘零’……咱们再试试……”啊，女儿在梦里还在进行着“破译”哩。真是块“侦查员”的好苗子：这一试，果然试出一个四位数的数字来：“一八零七”。只有这个组合是有意义的。而且这很可能表示，这就是那个存放那些秘密材料的银行保险柜的号码。

读完破解出的全文，邵长水却傻了：他无法相信，这就是老刑警劳东林不惜以自己身家性命和毕生前程为代价所取得的“秘密”．他说：

我不知道自己能否安全渡过这个春天。这一段时间，我发现有人一直在监视和跟踪我。过两天．我将寻找合适的机会，跟这些人充分沟通一下。希望能得到他们的理解。但是，如果我出事，那肯定是他杀。

为此，我必须声明：

一、我这几个月来的行为绝对不是个人行为。我劳东林到什么时候也不会忘记自己是个公安干警，是个共产党员——我虽然曾经受到过不恰当的处分，因此被取消过英模称号，还被开除过党籍，但即便在那样一个不见日月的日子里，我也没有做过任何违背人民利益和法律的事情。

二、关于这几个月我的所作所为“绝对不是个人行为”这一点，余达成同志可作证。

三、经调查，可以初步认定，顾代省长在担任陶里根市委书记兼陶里根市市长期间，曾经收受远东盛唐国际贸易科技开发公司董事长饶上都巨额贿赂，并利用手中的职权，帮助饶从银行至少获得过五亿元的低息贷款，并助他以低于市场价十倍的价格，圈进近十万平方米的国有土地。在此期间，祝磊担任陶里根市的经贸委主任，对顾的违纪行为早有所觉察，并当面向顾表示过不满，由此种下祸根，遭到一系列的报复，陷害，直至后来，被逼“开枪杀人”，酿成大罪。此中详情见祝磊本人被判死刑后在看守所里写的《我所知道的顾代省长》一文。

四、但，我又要实事求是地说，通过这几个月的深入接触和调查，对一些挺重大的问题，我好像越来越糊涂了。比如，到底应该怎么看待顾立源同志这些年的变化，到底怎么认定他在改革开放历程中的功与过，怎么认识像饶上都这样一个人称“二混混”的大企业家的历史定位问题……以及对于发生在顾立源祝磊和饶上都之间那种种无法公然曝光的事情，到底应该由谁来负责?我觉得就更没法去追问了。回顾这几个月来，自己在陶里根调查中的所得，我痛感，自己原先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认识是相当片面的，有一些还可以说是相当错误的。我会把自己这些所感所得，陆续地写成书面材料。有一些已经写完了。有一些，正在写。我的这些认识希望能得到组织上的重视。

五、有关材料，均已存入××银行四纬路分理处保险柜中。

六、下列同志曾在我的调查中，给予了积极的协助，作用不可低估。请组织上尽一切可能给他们以必要的保护和关注：

××× 住××市×x区 x×××路××号

××× 住×××市x×区 ××××路×××巷×××号

××× 住×××市××区 x×路x×××巷×号

七、假如我真的遇难了，我身后惟一的请求是希望能将我的骨灰跟樊明的埋葬在一起。(樊明是劳爷的结发妻子，也即他的第一任妻子。)这一点，请泉英能给予充分谅解。(泉英为劳爷现在的妻子。)

(签名)劳东林

××××年××月××日

一小时后，邵长水着装整齐，带着剐译出的密码全文，已经站在了总队长赵五六家门前了，那时还不到七点。阴沉的天空灰暗得厉害。但出乎他意料的是，赵总队居然已经上班走了。总队长夫人告诉他，天不亮，单位里的一个电话把他催走了。邵长水马上打电话找赵总队。赵总队说，凌晨时分省××银行出了个命案，现在他正在案发现场。一听是××银行，邵长水心里一紧，忙问，是四纬路上的那个×x银行分理处吗?赵总队问，你怎么知道的?邵长水又问，是不是有人想劫走银行地下保险库里的保险柜?赵总队更愣了，说，嗨，你小子神了，不出自家门，能知天下事。你比诸葛孔明还诸葛孔明!你再给我猜猜，案犯想劫的是哪一个保险柜?“一八零七号。”邵长水斩钉截铁地答道。赵总队不说话了，而后既诧异又无奈地干笑了两声，又沉默了几秒钟，便下令道：“你到底还掌握了些啥情况?你是不是已经破译了劳爷的那份密码?那你马上给我赶到现场来。”

银行整个都被封锁了。到了地下保险库，邵长水才觉出，自己刚才所用的“劫走”这个词!是多么的不准确了。他从来没进过银行的地下保险库，所以也难怪他说不准。他原先印象中的“保险柜”，就是我们一般人常见的那种长方形钢柜。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只是大小厚薄不等而已。而银行这地下库里的保险柜外形有点像中药店里的药柜，每一个都有整面墙那么大，只不过是用不锈钢做成，整个都嵌死在墙壁里，然后再分一个个大小不等的抽屉。客户分别租用这些“抽屉”。“抽屉”也用不锈钢制成。一眼看过去，整个地下库就像一个巨大的不锈钢的箱子，闪发着华丽而又阴冷的金属光泽。每个“钢抽屉”上都有两个锁眼，得同时插入两把对应的钥匙才能开启。其中一把归银行保管，另一把由客户自己保管。没有钥匙，而且不同时插入，“钢抽屉”是无论如何也打不开的。地下库不仅二十四小时有保安人员在警卫，而且二十四小时有摄像头在监控着。初步判断，有“内贼”参与了这起案子。这个“内贼”就是当晚值班的那个保安。他先切断了地下库的电源，使摄像监控设备失灵。然后带外来的作案者进入地下库。他们准备用塑胶炸药炸开“一八零七”号柜子。这时银行的值班经理从中央监控室的屏幕上已经发现地下库的监控设备和电源出了问题，便赶紧带上一个值班人员往地下室去察看，没等他们走到电梯口，便发生了爆炸。他们没敢马上往下冲，等召集来更多的值班人员一起冲下去时，嫌犯们已经逃走了。为了灭口(这可能也是他们原先就计划好的一步)，这伙人临走前开枪打死了那个参与作案的内部保安人员。

“‘一八零七’号柜子里的东西呢?”邵长水忙问。

“他们没带走……”赵总队答道。

“为什么?”邵长水忙问。

“全炸成碎屑屑了，想带也带不成。”

“可惜……”

“可惜啥?你知道这柜子里藏的是啥玩意儿?”

“这柜子是劳爷租用的，很可能存放了他自己写的一些材料，还存放了他从秘密渠道搞到的别的材料，其中很可能还包括祝磊写的一份重要材料，是揭发顾代省长的……”邵长水一边说，一边把破译出来的密码全文向赵五六递去。

赵总队看完密码全文，沉吟了一下，就勘察现场需要特别注意的几个问题，向技侦科的同志做了一番详细交代，便立即带着邵长水回到刑侦总队本部办公室。关上门，他先问了一句：“密码破译的情况，你还跟谁汇报过?”邵长水忙说：“没有。您不是要让我绝对保密吗?破译完了后，第一时间，我就赶到了您那儿。”“好。”赵五六砍慰地点了点头，马上又给厅长打了个电话，说有重要情况必须立即当面汇报。放下电话后．他让邵长水在办公室等着，自己便拿着密码全文，匆匆去了厅长那儿。半个多小时后，他从厅长那儿打来一个电话，告诉邵长水，他还得有一会儿才能回来，问邵长水吃过早饭没有。如果没吃，他靠窗那个书柜下头左边第一个抽屉里，有吃的，也有喝的，先凑合着填补填补；但别离开办公室，一定在原地等着他。邵长水拉开那抽屉看了．杂七杂八，东西还真不老少，有“太空果珍”，有即溶咖啡(那是他随同公安部组织的刑侦专家代表团访问越南时带回来的)，有精品牛肉干、蛋黄派、瓜子、开心果，当然还有赵总队自己平时爱吃的柿饼、成饼干和任何时候都不可缺少的方便面、即食米线等。邵长水知道总队有这么个“传统”，许多同志只要一加班，误了食堂开饭时间，就爱上总队长这儿来“搜刮”。年纪越大、在总队工作时间越长的同志，越跟总队长“没大没小”，上这儿也跑得越勤；除此以外，好烟好茶好酒的，但凡总队长这儿有的，他们”一概都不放过”。总队长也喜欢他们来“搜刮”，不等抽屉空起，就又贮备得满满的了。而那些年轻的同志反倒显得拘谨，很少来。邵长水今天出门时的确没顾得上吃早点。他又不爱吃甜食，便从抽屉里只拣了几块牛肉干，几片咸饼干，再给自己沏了杯茉莉花茶!在大沙发里宽宽松松地坐下，慢慢地一边嚼着，一边喝着，耐心地等待起来。

“拓片”被盗，以至银行保险柜被炸和保安员被杀案，所有这一切都非常清楚地表明，确有那么一伙人，在不惜一切手段、一切代价意图掩盖一个秘密。首先．他们不想让人知道劳爷是被谋杀的。同时，他们又意图阻止祝磊写的“揭发材料”和劳爷的秘密调查所得公之于世。祝磊到底“揭发”了些什么重要情况?劳爷又调查到了些什么情况?为什么在调查到了顾代省长受贿渎职的事实后，却又说自己“越来越糊涂了”，反而没法准确地给这些当事人进行定性了……

什么逻辑?!

劳爷说他正在把自己的这些感受写下来。有的已经写完了，有的则正在写。那些写完了的部分，是否也都藏在这个银行保险柜里了?

如果真的都藏在了这个保险柜里，那就糟了。

事情一档接一档地在出着。我们总是显得那么被动。这种被动的局面，到什么时候才有望得到扭转?

看完劳爷密码的破译全文，赵五六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认真判别了一下。涌上心头的第一个感觉是，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原来一直有这样一个“三段论”在支持着赵五六的判断：劳东林去陶里根是搞“秘密调查”的。他这“秘密调查”触犯了某些人重大的既得利益。于是这些人策划并实行了对劳东林的“谋害”。因此，只要搞清劳东林在陶里根干了些什么，触犯了些什么人，大致上就能把“凶手”所在的范围圈定出来。他曾寄希望于劳东林在这份“密文”里能说出一些相关情况，提供凶手的线索。但现在看来，劳东林写这份材料，更多的是在向有关组织表明心迹，调查中所得到的情况和线索可能都藏到那个“一八零七”号柜子里去了。柜子被炸，材料被毁，一切又回到了零起点，需要从头来摸一遍，以便从中揣摸出到底谁有可能是凶手。所幸劳爷没忘了在“密文”里提供一份名单。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当然就是去找一下那个“余达成”，同时还得派人去找一下列在那份名单里的老同志。

余达成外号“余大头”，此人在本省也是个颇有来头的知名人物。曾当过两任公安厅长的秘书(其中一任就是李敏分他爸)，后来调任公安厅政治部组织处处长。这在厅里也是一个相当要害的岗位，分管系统内党的建设和干部调配。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小子下一步肯定毫无疑问地会往政治部副主任这位置上腾跃的时候，他突然一个鹞子翻身，从高空扑转下来，又去给人当秘书了：这一回当然不是给厅长当秘书．而是给一个老省委书记当秘书，着实让人吃惊不小：你说你再去给在职的省委书记当个秘书，那还差不多。可这位老书记已然退居二线，啥实权都没了，再给他当秘书，图个啥呢?难道你还真有当秘书的“瘾”?不久，圈内的人就听说，是这位老书记指名道姓要余达成到他身边去工作的。这样大伙似乎又有点可以理解了=因为既然是老书记点着名要的，那自然是没法拒绝的，除非你完全不想求下一步的政治前程。紧接着大伙又听说，这位老书记虽然退了下来．但中央却曾做过这么一个内部决定：在这个高纬度地域内的几个省，凡是有重大干部任免，都必须先征得这位老书记和另一位也曾担任过省委书记职务的老同志的首肯。而且，以这两位老书记为核心，把这几个省历届退下来的老书记老省长组成一个调研学习组。不定期地对大区内各省各方面的工作进行调查研究=此调研活动，直接对中央负责。换一句话说，他们的调研所得，是可以不向当地省委报告的。这些年，几乎每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到大区来视察，都会上这位老书记家中看望。这就让大区内各省的现职领导对这位老同志有一点“战战兢兢”的意思了。这样．大伙对余大头的“秘书瘾”才有了一点比较真切和全面的理解=这样干了几年，老书记年届耄耋，虽然精神仍然矍铄，头脑也仍然清醒，但病患逐渐缠身，体力严重衰退，为了“对党对事业负责”．他主动打报告给中央，要求从本兼各职中“彻底退下”。在临退之前．他将余达或“外放”，先是放到沈阳的一家军工厂当厂长，后调回省计委当副主任=当人们预料，余大头在那位老书记的扶助下．会硕着政府官员这条路线一步步往上走的时候，这家伙再一次走出了几步险棋。让大伙大跌眼镜。他按那位老书记的安排，先是放弃了省计委副主仨的职务，接任省内一个濒临倒闭的国有煤业集团总经理一职。然后作为国有企业体制改革

的试行单位．他带领这个煤业集团．搞投资多元组合，两年后，又搞股份制改造，完全脱离国有体制。成为省内第一家“民营”煤业大集团公司，由他出任董事长。这个煤业集团很快壮大，年纯利税达三四个亿，自有运煤车皮近一千五百个，万吨级散装运煤船两艘。自建运煤铁道近四百公里。他个人占有公司百分之十三点五的股份。依此计算，他已是超“亿万富翁”了。而此时他还不到四十五岁。就在这风光无限，人人啧羡的巅峰顶上时，他却又突然离开了谀日进斗金的公司董事长职位，以一个普通成员的身份，应召参加省政府组织的中青年干部赴美进修学习班，为期一年，再一次做“苦修者”去了……

如果劳爷去陶里根搞秘密调查跟这位“余先生”确有关系，那么，跟那位老书记有没有关系?因为，以余先生当前的境遇来说，他本人不可能对这样的调查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即便有兴趣，以他具备的政治素养来说，绝对不可能如此冒失、鲁莽，甚至“愚蠢”到这种地步，居然亲自出马，策划、组织一个老公安干警去秘密

调查一位在职的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在他的背后还站着一位“高人”。而从各方面的情况来判断，这位“高人”，最有可能就是那位老书记。如果，这位“高人”真就是那位老书记，那么……那么，是不是还应该这样追问一句，老书记这么做，难道会是一种“个人行为”?不会吧……如果不是“个人行为”，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赵五六向袁崇生详细汇报了自己的这些想法。袁崇生听完后，沉吟了一下，指示道：“你这个分析还是有道理的，看来东林这档子事不简单。一定要慎重。我们工作的重点一定放在查清劳东林是怎么死的这一点上。为了闹明白这一点，我们需要整明白他是怎么去的陶里根，在陶里根又接触了些什么人，跟哪些人有过什么样的往来，发生过什么矛盾。但一定要明确，我们这么干，不是为了要查什么代省长的问题。赵五六，我告诉你，这一点，你一定要替我把好关，不能有半点含糊。另外，抓紧时间把今天发生的这起银行爆炸和杀人案破了，尽快把嫌犯抓捕归案。事情已经报给省委和公安部了。他们都有话下来，要限期破案。”随后，袁崇生让赵五六把那份破译的密码全文留了下来。等赵五六一走，他马上亲自将它复印了两份。他原准备亲自去省委大楼，把其中一份当面呈交省委方书记，另一份则派人直接呈报中纪委。但后来，在要不要“同时”报送中纪委这一点上，袁崇生却又产生了一点犹豫和思考。他想到，由于事情涉及了本省的一位主要领导，这件事到底该如何处置，还是应该先听听省委主要领导的想法才对。公安厅毕竟是在省委省府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如果省委觉得这情况应该同时报告给中纪委，他们一定会明确指示他这么办的。到那时候再呈送，也不算晚。而那样做，对于他和公安厅这一级组织来说，会显得更稳妥、更牢靠。于是，他把那分原准备直报中纪委的复印件，锁进了自己办公室那个灰绿色的保险箱里。

一个星期后，省委方书记打来一个电话，对袁崇生说：“那天你送过来的那份材料．我看了。”然后只问了一句：“那位老刑警的死因搞清楚了吗?家属那边没遗留什么问题吧?”就再没说啥了。

方书记是从中央“空降”来的干部，到省里工作时间并不长，做事讲话比较谨慎，比较注意方式方法，特别讲究团结本地同志，但从不在原则问题上跟你做交易．是非曲直，更是丝毫不会含糊。这样一位书记，当然不会掂不出劳东林那份“密文”的分量，对此更不会掉以轻心。但他居然像当年康熙、乾隆爷似的，只在大臣们的奏折上淡淡地批了“知道了”这样三个字，便再没别的什么态度了，这又是啥意思呢?

难道，此时无声胜有声?

十一 领事馆路西口九号院

破解了密码，压在心头上的那块大石头一下卸脱，始终处在高度紧张状态下的邵长水随后便病了一场。好在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病。病毒性感冒。高烧数日不退，却也把他折腾得够呛。所幸的是，这一病，反倒让他从心理上生理上都捞到了一次难得的“休整机会”，既暂时摆脱了“定岗定职”的烦恼，也安然自得地睡了几

个囫囵觉，过了一段难得的“两耳不闻窗外事，只顾老婆闺女热炕头”的悠然日子。那天终于退烧，慧芬买了只野生甲鱼，又往里撕进几根太子参，搁了一把枸杞淮山药，炖了一小锅浓汤，让他喝下，美美地出了身汗，原本头重脚轻，关节酸涩的身体果然活泛了许多；先是在警校院子里溜达了一会儿，温暖的阳光和碧绿生青的杨树，加上轻薄的白云和高远的蓝天，让他仿佛又回到林区时代的童年，因病而变得脆弱的心灵由此却被深深打动，诱发他信步走出校门，而后搭上一辆并没有多少乘客的公交车，颠达着向市中心驰去。同样因为病后的心绪，今天的市中心在邵长水看来觉得分外亲切和恬静。公交车在市中心一座俄式大教堂门前停下，他也跟着下了车。平时对宗教建筑从不感兴趣的他，今天面对那硕大的教堂穹顶和充满着无限意味的十字架，却也生发出一种莫名的感慨和战栗。教堂右侧对马路，是近几年兴起的一个小商品批发市场，其规模之大，每日成交金额之高，进出这儿流动人口数之多，不仅为本省之首，也为邻近几个省所少见，还带动了一系列的服务性行业，比如餐饮、洗浴、美容、歌厅等，免不了车水马龙，脂粉飘香……一应俱全。当然也是各种交通事故和刑事案件的高发区，是附近几个派出所的工作重点所在。教堂左侧，则是解放前苏、日领事馆所在地，也是当时各省商务会馆、同乡会会馆的汇集地。巷深墙高，林阴匝地，似有不食人间姻火之意味。但据说，这儿一度还是青楼、酒肆、戏院林立的地方．也曾狠食过一阵“人间烟火”。后来几经人民政府整顿改造．大规模拆建搬迁，居民成分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这儿才成了市中心闹中取静的一个最佳居住小区。有几家小旅馆、小诊所和小杂品店夹杂其中，也无非是幽暗的单问门面上悬着一两盏并不明亮的电灯(或一两个简洁的广告灯箱)而已。邵长水忽然想起，听女儿豆豆曾说起过，她的班主任老师好像就住在这附近，便迈开仍多少有点虚软的脚步，慢慢向巷子深处游移而去。是真想去找那位班主任老师说些什么吗?那倒也不是。完全不想去找那位老师说些什么?也不是。这也不是，那也不是，此时此刻，他也说不清自己到底想干什么，也许根本就不想干什么，就想随心所欲地走一走……是的．在这让人心烦意乱的世界上能随心所欲地走一走．真好……缝一边享受着这“真好”的感觉，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四下随意张望着：走到一家小旅社门前，忽然停下了脚步：“金用旅社”?这名字好熟啊。金用?金庸?似乎在哪儿见过?他再一次四下张望．见旅社对面斑驳的砖墙上嵌钉进一块搪瓷制作的路名牌．蓝底白字．醒目地印着“领事馆路西口”几个魏碑体字。

“金用旅社?领事馆路西口?”他心一动，脑子顿时阵阵烘热起来：随即“领事馆路西口九号院齐德培”。这一行字便从他脑海里闪出。这是劳爷留下的那份名单和垃址中的一个。劳爷还特地在“领事馆路西口九号院”后头用括弧加以注明：(金用旅社对街)。当时邵长水在心里还默默地谑笑了一下道，这旅店老板，居然鬼得

厉害，知道借金庸大名的谐音提升自己这鸡毛小店的知名度和吸引力，脑子也真够使的。市场经济真让中国人都增加了三分机巧。劳爷在“齐德培”这名字后头也加了个括弧注明：(圣西堂本堂神父)：圣西堂．就是街面上的那个大教堂。一个神父，一个“全身心服伺天主的人”，怎么也会管起世俗问的“闲事”来，帮着劳爷去搞秘密调查了?而且看来，还不单单是一般性地行善帮忙，一定还在其间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否则，劳爷绝对不会把他列到那份名单里，特别请求组织上给予相应的保护和关照。

这难道也是天主的意愿?

当时，邵长水还这么深想过。

无意中居然来到了这附近，自然不能轻易放过。于是，邵长水带着十分的好奇心，不由自主地举步向九号院走过去。

这院子并没有因为有神父在这儿居住而显得格外的清静和肃穆。但当庭而立的两棵七叶桉，却显得异常的瘦高而繁茂。当然，这跟“神”的意旨并无多大关系。邵长水有兴趣看看“神父”的家到底会是什么模样。只是院子里住着好几户人家，一时问难以确定哪家才是那位“齐神父”的“寝所”。当然的，如果真想搞清楚它，这对邵长水来说应该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但邵长水却没这么去做。今天他并不想真的去打扰这位神职人员。他只是呆呆地张望。他在想象，住在这样一个角落里的一个“本堂神父”，又能知晓多少政治?他怎么会掌握到一个身居省委常委、省委副书记和代理省长高位的人的秘密，让劳爷那样一位老刑警对他发生了兴趣?难以想象一个身穿黑色立领长袍的宗教使者穿行在那幢幢高楼、座座别墅和一辆辆黑色奥迪、一个个豪华会所里，去操办世俗的纷争……这真是有点太离奇，也有点太蹊跷了……

就在邵长水站在略有几丝凉意的廊檐下这么发愣的时候，从那个连通前后院的短小回廊里传来一阵细碎的脚步声，还有一男一女平和简短的对话声。邵长水忽然觉得那女子的说话声相当耳熟。再细细一掂量，觉得有点像曹楠。而且越听越像。他突然有些紧张起来。

怎么会在这儿遭遇曹楠?

他的第一反应是“不可能”。但那声音确实像。他本能地向发出声音的地方闪电般地瞟瞥了一眼，以检验自己听觉的可靠程度。一瞥之下，发出那声音的果然就是曹楠，他立即回转身，忙向堆放在廊檐下的那一大摞蜂窝煤块弯下腰，装着好像是在整理煤堆似的，实际上是不想让曹楠认出他来。他之所以不想让曹楠认出他．是因为一瞥之下，他还认定陪她一起走过来的那个男子，就是那位本堂神父齐德培。在此前邵长水从没见过齐神父，那男子此刻穿着便装，衣着打扮上也没表露出什么神职人员的特色。但凭感觉，凭他的气度和神情，凭他眉目间的那种淡定和超然，邵长水断定他应该就是那个“神父”。他想自己以后一定还会跟这位神父打交道。如果这时让他们认出他来，以为池今天是来窥探和跟踪的，会让他们，尤其会让这位齐神父从心眼儿里瞧不起他，或从此对他产生一份警戒和抗拒，给他俩今后可能会是漫长的交往平添一道重大的心理障碍。曹楠好像没认出他来，因为她跟神父的对话始终没中断，脚步也始终没中断，一直保持着原来的节律向前走着。不一会儿，他俩便走出院门去了。

又是个巧合?她怎么也来看望这位齐神父了?她怎么老是出现在这些跟劳爷之死相关的“漩涡”和“陷阱”里?她跟这件事到底有啥牵连?她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到底在干什么?邵长水一边捉摸着，一边赶紧抽身离开那小院。他原本是要向大门外走去的，但转念间想到，万一神父刚才是去送曹楠的，这时他出门去，就很可能会在大门口跟正往回返的神父迎面相遇。神父就可能立即认出他这个“整理煤堆的人”根本就不是缝们这院儿里的人，就会对他的身份和来历产生怀疑(假如神父确如劳爷所说的那样，参与了陶里根的秘密调查活动，他潜意识中一定会有这样一种敏感和防范冲动。)假如神父再把这档子事告诉曹楠，向曹楠详细描述这个“可疑分子”的外形，聪明机敏如曹楠者，是不难圈定这个“可疑分子”就是“邵助理”。万一曹楠这小丫头真有什么背景和来头，跟整个事件真有什么大的牵连。由此还可能衍生出什么一系列的变故也说不定。这样，就把整个事情闹得越发复杂了……

于是，邵长水紧走几步。上水龙头底下洗去手上的煤屑，一边甩着剩余在手上的水珠，索性自称煤炭公司的质检员，来入户调查近期各煤厂所售蜂窝煤的质量状况，踅身走进前院某一家，跟户主随意地聊了一会儿，等齐神父走过，这才抽身向院门外走去。

回到家，他正犹豫着要不要把今天这个事情向赵总队汇个报，电话铃响了。是赵总队打来的。他在电话里笑着问，你小子的病装够了没有?邵长水忙跺着脚说道，还说我装病?这几天烧得我满嘴都是泡。不信，您来瞧瞧!赵五六这才赶紧问，烧退了没有?邵长水说道，刚退。不敢不退啊。就这，还让人说是在装病哩。哪敢再烧下去?赵总队笑道，烧退了就好。赶紧过来一趟吧。邵长水忙问，啥事?赵总队说道，这你就别问了，赶紧过来吧。到底啥事，我也还没整明白哩。电话里也没法跟你说。

等邵长水赶到总队办公室，赵五六都没让他坐下，立即把他带到袁崇生那儿。身高马大的袁崇生拱着腰，正低头在办公桌一侧的小柜里翻找着什么，见赵五六和邵长水进屋，也只是匆匆做了个手势，让他俩随意找个地方坐下，还继续找他的东西。袁崇生的办公室足有赵五六的三个那么大。特制的老板桌也比一般使用的要大得多。高背宽扶手黑皮椅。窗台上养着七八盆极名贵的君子兰。屋子四角也放满了桶栽的观叶植物，高大葳蕤，有的都快顶到天花板了，蒲扇般大的叶子油黑油黑，让人多少有一点好像走进了热带或亚热带雨林里似的。

不一会儿，他总算把东西找见了，并把赵五六和邵长水带到里边那个小会议室里。那小会议室，是厅里专门为研究重大涉密案件设置的。没有窗户。电子屏蔽功能也特别好。安装了完备的机要通讯和放映、摄录设备。在移动通讯还没普及的年代，在这儿使用这套设备，不用出门便可跟公安部和各省公安厅直接通话，也可以跟国家安全部和各省安全厅直接通上话，当然，有一部电话机是直通省委书记和政法委书记家的；还可以和正在现场跟踪、蹲坑、围捕、勘查的办案干警通话，以适时组织实施和指挥相应的行动。所以说，它也是一个小型的(浓缩的)指挥中心，被全省公安干警誉为本省公安战线的“心脏”和“神经中枢”。一贯爱摆弄电子器械、也热衷于设备更新的袁崇生最近正跟省电视台协商，想请省台的人来帮厅里装置这样一套设备．以便今后能直接把案发和行动觋场的图像也清晰地传送到这个袖珍版的“指挥中心”来，以便对行动现场实施更得心应手、更具体到位的指挥和控制。

一进这指挥中心，袁崇生就示意秘书把门关上。

厅长居然把他们带到这儿关起门来说事儿，那事儿肯定小不了。邵长水早就听说过、也神往过这个“精编版的指挥中心”，但真正进入，今天还是头一回。室内灯光柔和．略显得有一点暗淡和恍惚。深色的护墙板、深色的真皮沙发和深色的帷幕——帷幕后挂着全省和全市二千比一的分区地图=这地图，全省的，可以具体到每个村的位置。全市的，具体到每一条大马路、小胡同和主要公共建筑，了然在目，尽收眼底。置身在这儿．仿佛又融人了全省和全市的大背景之中。在这样一种难以捉摸的氛围下，邵长水稍稍感到有一点喘不过气来了。

“这么长时间没给你定岗定职．指定在背后骂娘了吧?”厅长一边把他那个任何时候都不离身的黑色真皮手包往身旁的一个单人沙发上一扔，同时又把自己那魁梧的身子重重地落进另一张宽大的皮沙发里，冲邵长水微笑道.

“我骂娘了吗?赵总队，没有吧?”邵长水掩饰住自己的紧张情绪，故意微笑着扭过头去问赵总队：

“嘿嘿……”赵五六却只报以默默一笑，做了个模棱两可的回答。他知道袁崇生这样的”开场白”只是为了调节气氛，并没有真要跟谁调侃下去的意思。果不其然．厅长很快收敛起了唇边的笑纹，从手包里掏出一盒软盒红中华烟，一柄窄长、并带有防风罩的高档电子打火机，吱吱地点着一支烟，狠狠地猛吸了两口后，直截

了当地对赵五六和邵长水说道：”你们的工作暂时要有个调整。”

赵五六老练地看着袁崇生．静待缝往下说。邵长水的心却立即格登停跳了一下。

“这个劳东林到底是咋回子事嘛……”厅长突然问冒出这么句话，让赵五六自觉意外。而邵长水听到厅长的话锋一下转向了“劳东林”．反而不那么紧张了——只要今天厅长不是为了批评他才紧急召见他俩的，这就没啥大碍。

袁厅长没马上接着往下说，只是瞟了这两位下属一眼，便一边由着那高档烟产生的烟霭在自己脸面前轻淡地飘拂游移晃动，一沩垂下他那既厚重又宽大的眼睑，沉默了一会儿，好像是要在这沉默中斟酌，怎么往下说才更合适。

过了一会儿，他告诉赵五六和邵长水，他两天前收到一个查不到确切发件人寄来的特快邮件。(经查，邮件和邮单上填写的发件人姓名和地址全都是假的。)特快邮件里寄的是一张自行刻制的光盘。“你们自己瞧瞧吧。这个劳东林!”袁崇生指了指放在大椭圆桌那头的一张光盘说道。

赵五六和邵长水都稍稍地迟疑了一下，并没有立马去行动。他俩都不明白厅长这“闷葫芦”里到底在卖的什么“药”。看到厅长没再做进一步的解释，邵长水这才赶紧小心翼翼地去拿起那张光盘，走到一台台式电脑跟前，操作了起来。电脑显示器里很快便出现了从光盘里解压缩后读出的视频画面。光盘里录制的是劳东林在陶里根跟人应酬、宴客、聚会和玩乐的情景。随画面一起出现的，还有现场的声音和拍摄日期。从画面上标示出的年月日看，这是不同时间拍摄下来的。最早的，记录了劳爷刚到陶里根不久的活动场面，最晚的也有“车祸”发生前不久的。从画面的角度和画面的质量看，这是用家用DV机偷拍的。从劳爷在画面里的表现看，一开始他多少还有一些拘谨，坐在那儿看和听别人玩的时间更多一些；但到后来，就很自如了。尤其到最后期的一些场面，基本上都是他在主持活动，显得异常的活跃，游刃有余，火力甚旺。从内容看，有宴会场面，有在KTV包房里高歌的场面，还有在高尔夫球场挥杆儿、或跃身在高山雪场的场面，当然也有在洗浴中心接受异性按摩的场面……还有一回，不知在哪一个超五星宾馆里的某一个高档洗浴中心，在一个布置成热带风情的特殊单间里，完全脱光了的劳爷竟然在接受一个年轻女子的按摩……所幸那女子还穿着“工作服”——一套用蜡染布特制的短打裤褂。说它是“短打裤褂”，是因为褂子是短袖的，裤子则是那种俗称七分裤的东西，说短不短，说长也不算长。许多场面中，都有一些年轻女子陪着。光盘制作者还是很有心机的，画面中的人。除了劳爷，其他人的脸，一律都用马赛克遮去了。包括那些年轻女孩的“肖像权”也都得到了充分的“保护”和“尊重”。

“这有什么呀?他下海了，在那儿当保安经理，当然得跟人应酬……现在不应酬，还能当经理吗?或者把话这么倒过来说，现在还有不应酬就能过得去的经理吗?”看完光盘，赵五六漫不经心地说道。

“嗨，你这个赵五六。啥叫‘这有什么呀’?劳东林脱得光溜溜的躺在一个女人面前，让她摸来摸去的．这也没什么?你现在的观念，真够可以的了。”袁厅长不满地嚷嚷着。

“问题是那个女的没裸。”

“可我们一个老刑警光着屁股哩……”

“他已经不是刑警了。此时此刻他只是一个普通百姓。”

“他是共产党员不?”

“谁说过，党员下了班儿就不能去休闲一下放松一下?”

“谁说过党员可以出入这些场合．裸体接受异性按摩?”

“我的厅长大人，您瞧仔细了。劳东林进的是一个正规休闲场所。你看它这单间的门上安着透明的玻璃哩。再看室内灯光的亮度，没有一百瓦，也足有六七十瓦。因此它不能算一个密室。只能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按摩室：当然最重要的是，整个过程中，当事人双方都没有任何越轨动作。”

“那，他就可以光着屁股躺在一个陌生女子跟前了?”

“他并没有仰面躺着……”

“嗨嗨嗨．是仰面躺着．还是趴着躺着．这有本质区别吗?赵五六啊赵五六，你完完全全是在跟我胡搅蛮缠嘛!”

“厅长，你还看不出吗?有人从劳爷一到陶里根，就开始跟踪他，监视他。这些人存心抓他的小辫。陷害他……”

“没人逼着他进出这种场昕吧?也没人逼他脱光自己衣服吧?你自己留着小辫送上门去让人抓．还说啥呢?”

“……”赵五六不作声了。

“同样的光盘，还给省委方书记、纪委曹书记寄了。”

“是吗?”

“是马，还是驴哩!”

“方书记和曹书记说啥了?”

“你想他们还能说啥?”

“厅长，如果东林去陶里根，真的像他自己申诉的那样，不是他的个人行为，而是领受了某一方面的指令去的，那么，他在那儿扮演的，就是一个‘卧底’的角色。既然是‘卧底’，他当然就得跟他周边那些人打成一片，得在一定程度上‘同流合污’。他跟着去唱个小曲、洗个澡、按个摩什么的，应该认为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就拿这些浑球偷拍到的这些内容来说，东林还真没有干什么特别过杠杠的事。甚至还应该说，他在那样一个环境中，还是挺注意‘洁身自好’的。自控能力还是挺强的。这一点，我们应该替他跟方书记曹书记说说清楚。如果你要觉得不方便说，找个合适的时机，我去说……”

“人家省委书记纪委书记就不懂啥叫‘卧底’?还用得着你来给他们上课?还好意思说要去给方书记曹书记去讲讲!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坚持认为，劳东林是被谋杀的。可人家拿这来证明，劳东林到陶里根以后，吃喝玩乐样样火爆，也没得罪过什么人。就这么个玩意儿，人家杀得着他吗?谋杀的动机何在?”

“所谓的不得罪人，吃喝玩乐，全都是表面现象。谁卧底会卧得鸡飞狗跳，让周围的人个个都讨厌他的?”

“所以，咱们得赶紧闹清，劳东林辞职去陶里根的真实背景。也得拿出事实来证明这一切只是表面现象才行。不能老让对方占着主动，老这么牵着我们鼻子走。要立即调整我们的工作方针，尽快拿出阶段性的战果来。你回去赶紧拿个调整方案。我告诉过你，这案子，上头是要限期破案的。是不是谋杀，得尽快给个明确的说法。告诉你吧，这是方书记的原话。”

“那么，他也认为两级交管部门所做的‘车祸致死’结论是错误的?”

“他没这么说。”

“那么，撤消专案的决定是错误的了？”

“方书记也没这么说。”

回到总队办公室，赵五六从自己身后的保险柜里取出一份书面材料，扔在邵长水面前，示意他看一看。

“啥”邵长水狐疑地问。

“让你看，你就看。多问啥?”大概是因为挨了袁崇生的一通“嗤儿”，心里有点烦，赵五六没好气儿地回答道。

邵长水这才折起身，拣起那材料，大概地溜了那么一眼，经验告诉他，这可能是一封“匿名告状信”=赵五六随后告诉他，在上头几位领导收到那些匿名邮寄来的光盘的同时，他也收到了这样一份“玩意儿”。“是吗?那您刚才怎么没跟袁厅长说呢?”邵长水问。“你噜苏啥。快看。”赵五六不想跟邵长水多解释。邵长水赶紧拿

起那材料来看。它的大意跟那个光盘差不多，只不过，它是文字的。而文字虽然在形象直观上差点劲．咀表意却要更为清晰明确直接：但它们总的意思，都是在说．劳爷在陶里根，并非似某些人声称的，是在搞什么“秘密调查”，而是拿着高薪，在“疯狂地享受生活”。当然，他在那儿，在高薪的刺激下．也“疯狂”地工作着，疯狂地为拥有数亿资产的远东盛唐国际科贸集团公司的那个老总饶上都“卖命”，仅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他为他建起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人事保卫工作制度和体系．调整了该系统数十人的工作岗位，却没让一个人下岗。他迅速取得了饶上都的绝对信任，但又绝对明智地拒绝了饶上都要把他提拔到副老总位置上的动议。他对饶上都说，一，我来集团公司的时间还短，我对公司的贡献和我操作公司的经验，都还不足以让我担当此要职。第二，我投身盛唐，只是要体会在另一种环境、另一种方式下活着的滋味，我想试着在这种环境这种方式下释放我在过去那种环境那种方式下释放不了的个人能量，同时，也想享受在过去那种环境和方式下，所不可能、也不前去享受的种种生活乐趣。所以我不想让什么“副老总”似的“紧箍咒”束缚了自己。我刚从一种“紧箍咒”中脱出，不想再接受另一种“紧箍咒”。如果我现在还只有三十岁，或者四十岁，那我哭着喊着也会把这“副老总”的权杖拿下。我拼出十年二十年去“牺牲”，还能剩个十年八年的时间去享受。但我已经是快六十的人了。我已经没有这个本钱再让自己去做什么“牺牲”和“奉献”了。几十年来．我已经做了太多的“牺牲”，太多的“奉献”，却只得到太少的“享受”和“快乐”。在余剩的那点人生时光里，我要把“享受”提升到适当重要的位置上去计量；把“获得快乐”列为我最重要的人生目标。至于“副老总”，那就算了吧。于是他在“疯狂”工作之余，“疯狂”地享受。在这几个月的时间中，你几乎可以在陶里根最豪华最时髦最昂贵最夸张的休闲娱乐场所里，看到他活跃的身影。在每一个最豪华最热闹最深夜最没有节制最奇出怪样的私人派对里，也总能听到他圆润醇厚的男中音在那里欢快地不知疲倦地荡漾着。他不仅自己“疯狂”地享受，而且也充分施加他对集团公司上层所能施加的一切影响，去改善员工的业余生活，让他们也得到相应的“享受”。所以，在不长的时间段里，无论在陶里根，还是仅仅在盛唐公司内部，他都建立了极好的口碑和人缘关系，获得“疯老头”和“好老头”的双料美称。在陶里根，在盛唐公司，可以说没有一个人不愿意结识他，并以能够结识他，跟他有所交往而引以为胜事幸事。“你们应该认真地想一想，在陶里根，谁会去杀这样一个快乐的疯老头好老头呢?”

“一份细致入微的心理剖析，一个形象生动的录像光盘，几乎同时送到关键部门关键人物的办公桌上。人家也是有组织有计划地在行动着哩。而且，工作还真是做得够周全够到家，也够及时的了。应该派他们来当这个反刑侦总队的总队长。”等邵长水看完这份材料后，赵五六感慨道。

“那您觉得我们该怎么来调整我们的工作?”邵长水心里这时却只想着怎么落实刚才厅长的指示。

“你说呢?”赵五六反问道。

“我能说个啥?当然听领导的。”邵长水诚恳地答道。

“长水啊长水，你这人啥都好，就是把自己包裹得太紧。处处设防，滴水不漏。这样不行啊……”赵五六长叹一声说道。

“我……我又咋的了……”邵长水微微红起脸，问道。

“你……”赵五六只说了个“你”字．就再没往下说。赵五六自己是一个绝对忠实于上级的“下属”，他也希望自己的下属对自己能“言听计从”；但他并不希望下属对自己一味盲从。这也不是因为他头脑里真的有多少“民主观念”，而是由于工作性质和经历决定的。刑事侦查这营生，可以说，不管是谁．一开始接手一个案子，都是两眼一抹黑。绝对不会因为谁警衔上的豆豆比谁多，谁的行政职务比谁高，谁就一定比谁有多少先见之明。任何一个案子的侦破都需要集体努力。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环节上的疏忽大意，懈怠麻痹，都有可能使几十、甚至几百个同志在几天、几星期、甚至几个月几年中所做的努力付诸东流。许多大案要案看起来都

破得十分“偶然”。岂不知这”偶然之间’’．正是这个集体的许多“不起眼的人”，在许多“不起眼的时刻”．做了许多“不起眼的努力”，才会产生这“偶然的决定性的一瞬间”。所以，他总是要求在他手下工作的每一个侦查员、每一个科、队长都把自己当成总队的主要领导，都能积极主动地负起该负的那一部分责任，他允许、也提倡他们大声地当面说出各自的想法．甚至跟他争吵。他最烦的就是手下的人对他说：“您说呗。您是领导：您说啥我就干啥呗。”这种时候，他往往会给一句这样的回答：”我让你去吃屎，你吃吗?”

今天他没这么“刺儿”邵长水。他得给邵长水稍稍留点面子。

为坚决贯彻落实省委和厅领导的相关指示，赵五六从总队和市局刑侦支队抽调了五位同志，让他们在第二天上午八点，准时赶到他办公室，正式成立劳东林车祸案的”复核小组”。与此同时，他又从省警校刑侦系和下边市县刑侦大队抽调了三位同志，让他们在同一时间赶到省城龙湾路八十八号报到。抽调这三位同志来“帮工”的公开理由是“抢救性地协助省公安系统退休老同志整写同亿录和业务工作经验总结”。而真正的原因则是，让他们来给邵长水当助手，根据袁厅长口述的十六字方针：“调整部署、加强力量、缜密侦破、加快进度”来专攻“劳东林致死”案。

为什么要成立两个组?为什么一个放在明处，另一个却要加上那么些“伪装”，放在暗处进行?原因很简单。赵五六这回是汲取了上一回专案组最后不得不被迫撤消的教训，是要拿明的那个，来保护(掩护)暗的这个。换一句话也可以这么说，是拿明的那个来吸引所有仇视者阴谋者捣乱者破坏者的视线和火力，以便能让暗的那个能相对从容地去完成“安放炸药”的任务，最后能“炸开”那道遮挡在事实真相面前的“顽固屏障”。

龙湾路八十八号是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它曾是省安全厅的一个“点儿”。所谓的“点儿”，从大面上来说，你可以理解为“工作场所”，或“接待处”。至于安全部门的人在这“点儿”上到底干些什么，那就不是你我应该去细问的。据说，龙湾路的这个“点儿”，曾经是用来关押和审讯被捕获的“敌特间谍”的。它当时的作用跟公安系统的“看守所”差不多。当然，它跟人们通常印象中的“看守所”就太不一样了。人们通常印象中的看守所迹近于“监狱”，但龙湾路八十八号却完全就是个花园别墅，一个有点老式，有点过时了的花园别墅。只是有一道比较高的围墙，但又没有设置高压电网。有一度，院子附近的路口上曾醒目地矗立着这样一块告示牌：“军事驻地五百米内不准停车”。但很快，这样的告示牌也被撤消了。它因此变得越发的悄没声息。院子不大，老树却不少。院子里始终静悄悄的。紧闭着的黑铁门，很少见到它开启。即便有车出入，往往也要等到后半夜时分。这使它在周边居民心中更增添了几分神秘感。后来由于种种外头人不可能知道的原因，“点儿”从这儿撤走了，它空关了好长一段时间。“但见风暗泣，不闻人叹息”。什么时候又交由省公安系统接管的，那外人就更不清楚了。甚至有人说，这里曾长期“软禁”过“四人帮”在东北地区的主要干将。也有人说这里曾集中了一批我国最优秀的导弹专家。让老美和台独分子“胆战心惊”的东风三号导弹就是在这院里设计论证的等等等等。这些，你就只能听一耳朵而已，不能完全当真了。

通知邵长水去龙湾路八十八号报到的同时，还通知他把家搬了。

“搬家?有那必要吗?”邵长水心里格登了一下，但脸面上还是微笑着问道：

“多问啥嘛：照着办吧：”赵总队挥挥手，说道。

什么叫有必要?什么叫没必要?劳东林就是突然间被人“撞”死的。下一回他们会撞谁?谁能预测得到?这叫“防患于未然”。现在是不让说“阶级斗争”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汹涌的大潮之下，在初级阶段这一切都还不那么规范的特定条件下，“钱”和“利”的斗争，会不会有日趋激烈的趋势?让我们屏住呼吸，走着瞧。十分

钟后，慧芬略有些慌张地打电话来问邵长水：“厅里开来两辆大卡车，还来了一帮子人，呼呼啦啦地说是要给我们家挪挪地儿。这是咋回子事嘛，整得鸡飞狗跳猫上墙的!”邵长水答道：“听着，我也是才知道这档子事。别哆嗉。也别咋呼。马上按厅里的安排去做。豆豆到家了吗?好，我马上安排人去接豆豆。你管好蛋蛋就行了。”豆豆蛋蛋是他女儿儿子的小名儿。

十二 共和国骄子

夜幕刚刚降临，大屯区李家堡街道办事处门前那条坑坑洼洼的小街上就跟开了锅似的喧腾起来。甩卖各种日用杂货的地摊儿像夏天雨后林子里那些疯长的蘑菇，霎时间便占满了小街两边所有的空地。摊主们各自点着一盏电石灯，照亮各自面前那一小片地面。这种富有原始魅力的火苗，在由人流造成的空气波动中，幽明地闪烁着晃动着，成了这“圪瘩”一大景观。

大屯区是省城著名的重工业区。省内在全国排得上号的几家重型机械厂、轴承厂和汽轮机厂又全集中在李家堡。全省最高的烟囱、最宏伟的厂房、吨位最大的锻压机、体积最庞大的龙门刨和龙门吊、单炉容积最大的电炉、全国名气最响年龄最大的劳动模范群体……也全都出在这儿。街区里，不时有古老的蒸汽车头拉着炽热的钢锭；生铁块、焦炭和各种型号的线材、板材，在浓烟的伴随下，啸叫着穿梭往来；再加上老有三十多吨的大卡车拉着矿石和各种辅料从你身旁震颤而过。在这儿，你根本无法分清，哪个是街区，哪个是厂区。或者应该这么说：街区就在厂区里，厂区包容了整个街区。它在经济建设方面的重要性，从下面这一句话，你就可

以充分体会到：多年来，人说，只要俺李家堡“一着凉”，全省当年的生产计划肯定就要“感冒发烧”，以至全国某些方面的经济指标因此也会“哆嗦几下”。为此，每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和党代表中，肯定都会有“李家堡人”。在那个年代里，从上到下，似乎都习惯了这样一种看法：没有“李家堡人”的参与，什么样的大会，都不具备足够的“代表性”和“权威性”。但他们忽视了这里潜伏着的一个重大隐患：李家堡的辉煌是仗着“国家订货”和“国家包销”支撑着的。～旦“国家”撤出．“市场”进入．”国家“不再为你“包产包销”，几十年来隐在这些“天之骄子”深处的体制性弊病，便突显无遗。为了适应市场竞争，它们必须瘦身．必须改制，必须低下自己“曾经高傲的头颅”，一切从零(更多的还得从负数)开始……船大难调头啊。数以十万计的工人开始下岗．数以千计的干部得重新寻找生计。要知道这儿有许多家庭．三代人都在一个厂子里谋生。全家老小几十张嘴都指着一口大锅给淘挨吃喝。一旦这个厂子这口大锅陷人“转制转产”或停产熄火的阵痛中，对这一类家庭的打击，几乎可以说是“毁灭性”的和“颠覆性”的。煌煌“李家堡”一时间不可避免地变得十分的“黯淡”和“冷清”了……

邵长水每一回走进这条李家堡小街，每一回看到那些夜色中蹲在自己的地摊前“卑怯”地吆喝着那点小生意的“工人弟兄”，他心里都会止不住地涌起一股股酸热=他知道这些人，几年前，头上很可能都还闪耀着“七级老师傅”、一科长”、“段长”、“车间技术员”或“工会小组长”、“先进生产工作者”、“模范共产党员”的光环，为了不至于发生“所有人和大船一起沉没”的险象，他们无奈地悲壮地被要求先期跳离大船，让自己沉浮在“海”中自行谋生。他们中的某一些人，因此有可能游到某个小岛上，抓住一片阳光和绿阴，重建自己的“多彩人生一”有的呢．兴许就可能遭受没顶之灾了……

邵长水今天是根据劳爷在“密件”里所提供的那份名单，来寻找一个叫寿泰求的人的。赵五六给他的任务是找到这份名单上所有的人，搞清他们和劳爷的关系．并进一步闹明白劳爷到底为什么要辞职下海去陶里根的“背景情况”．以及他这几个月在陶里根到底“忙活了些啥”?赵五六虽然在厅长跟前替劳东林说了不少好话，但对于他脱光了身子躺在一个陌生女子面前的场景，也还是希望能找到一个贴切的解释．并希望从中找到造成他“死亡”的真正原因．

邵长水和他那个三人小组围绕着这份名单，为完成这任务，已经忙碌了十来天了。

在复核组成立后，第一次开会，研究确定下一步的侦破方向时，邵长水和赵总队曾发生过矛盾。邵长水当然不会去跟赵总队眇架干仗，但他还是婉转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同想法。他分析道，从破译的“劳爷密件”看，重点有这样三个：一，劳爷强调如果自己出事，那一定是被谋杀的。这预测到底准确不准确?如果准确，凶手

又是谁?这是明摆着一定得闹明白的。二，劳爷说“可以初步认定，顾代省长在担任陶里根市委书记兼陶里根市市长期间，曾经收受远东盛唐国际贸易科技开发公司董事长饶上都巨额贿赂，并利用手中的职权，帮助饶从银行至少获得过五亿元的低息贷款，并助他以低于市场价十倍的价格，圈进近十万平方米的国有土地。”此说，依据何在?他是否已经拿到了什么证据?如果拿到了证据，那么，这些证据现在又在何处?如果他没有拿到证据，他又是依据了什么，做出这样的结论的。这一点，按说是“石破天惊”的大事，但关于这，袁厅长有明确指示，不让去趟这“雷区”，那么，复核小组的侦查重点就得越过它。第三，劳东林在陶里根待了这几个月后，内

心发生了一些让人不好理解的变化。甚至让他对“受贿”的顾立源和行贿的饶上都，对暗中跟踪监视、以至可能要加害于他的人都产生了种可以理解，并想跟他们沟通的感觉。这让人感到太奇怪了。这种事情发生在刚刚参加工作的年轻刑警和干警身上还情有可原。因为在实际生活中，有些犯罪分子的确不像我们某些文艺作品和中小学政治课中描述的那么“面目可憎”、“举止粗俗”。有的甚至“风度翩翩”、“面容姣好”。有的还可以说出自某一些“正当理由”才走上犯罪的不归路的……为此，是有可能引发某种“同情”和“怜悯”的。但这样的事，发生在劳东林身上，就不可理解了。就像一个经验老到的外科大夫，绝对不可能再对从活人身体中流出的每一滴血、割下的每一块肉，再大惊小怪了。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的内心在这几个月里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到他后期在陶里根的行为了没有?如果影响到了，他为什么还认为那些人要谋害他?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当然所有这～切，都集中到这一点上。那就是给车祸案准确定性：到底是不是“谋杀”，如果是，真凶又是谁……

他认为，在这三条里，重点不用多说也应该是第一、第二条。复核组的工作重点应该放在抓捕那个事发后从驾驶室“神秘失踪”的人，组织力量去重点突破银行保险柜被炸和保安员被杀案，不妨也可以把邵家失窃列为重点。这几件事情，突破了哪一个，都有可能“掩住葫芦拽出瓢”，准确为劳爷之死定性，让犯罪分子归案。但从赵总队的安排来看，却把工作的重点放在了第三条上，也就是首先去闹清劳爷去陶里根的背景和他内心变化的状况。

劳爷去陶里根的背景和这几个月内心变化的情况，固然和案子的发生存在着某种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从这儿着手去破案，就像从北京去天津，却不走京津塘高速，编要先坐火车到大连，拐回头来再坐船横跨渤海湾，直逼天津港似的．整个绕了一个大弯。有必要费那个劲吗?

这么干，的确有点绕。赵五六当然是清楚这一点的。实际上，他也做了两手安排：另外安排了一部分工作力量直接去侦破“车祸案”和“银行保险柜被炸案”，侦破邵长水家失窃案，而让邵长水去调查“背景”和“内心变化”。作为劳东林的老战友和老上级，他的确特别想知道这两个情况：一，东林当时到底为什么死活要辞职下海去陶里根?二，他在陶里根的那几个月里，到底遭遇了些啥?他的内心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

对于赵五六来说．闹明白这两点，跟闹明白整个事件到底是不是一场谋杀，真凶到底是谁，是一样重要的。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更重要。

有人说，劳东林就是为了钱才死活闹着要辞职脱警服去陶里根的；有人还说，劳东林这些年熬不住整个社会的动荡和浮躁，在种种浪潮的冲击下，心态上早就有了大的变化了，到陶里根后，只不过由于“土壤”、“气候”等条件齐备．越加变本加厉，变得有一点拿捏不住自个儿了而已。他就像一个每天下午都要经受低烧潮热折磨，晚上又在淋漓盗汗中辗转惊诧的病人那样，在兴奋和喘息中昂起，却又日渐地虚弱，忐忑，最终在歇斯底里中消亡……为此，有人甚至说，他的死，很可能就是失望和绝望后的“自杀”。啥“谋杀”，啥“车祸”，全都是这个老家伙跟大伙开的最后一个“玩笑”而已。

真是这样吗?

赵五六不信。但又不能不信。

他和东林在一起工作几十年。如果追问一下，自己真的很了解这个老战友吗?还真不敢这么说。再仔细回想一下，他发现，自己跟劳东林之间不仅说不上特别深入的了解，甚至都说不上有特别密切的来往。这让赵五六确实吃了一惊。再往深处想想，也是啊，东林这家伙在单位里跟谁有过特别密切的来往和接触?真还没有；能回忆起来的，还只是一些案子上和工作上的接触和往来。这种接触和往来虽然非常频繁，但都不属于“交心”这一类的。他那矮小的身影，匆匆走进会议室，又匆匆地(总是有点“孤独”的样子)奔向案发现场……在讨论案子的会议上，有时他能一下子侃侃地谈上一两个小时，激动地冲到反对他的人面前，把唾沫星子直接“喷射”到人脸上。有时，却从头至尾，默不作声，最后只丢下一句：“别扯鸡巴蛋吧，你!”转身走人。多年来，这家伙的确有些难缠，但却从来也不会“歇斯底里”，更不会向人“示弱”。后来接受他正式辞职报告的是赵五六，代表组织跟他做最后告别谈话的也是赵五六。在那场合下，劳东林虽然表现得有一点“伤感”，但仍然没显露

半点的“虚弱”和“歇斯底里”，眼睛里仍然不时地闪烁着他固有的那种“自信”。

到陶里根后，一开始他还给赵五六打过几次电话；回省城来探家时，还上省厅来看望过赵五六。但很快就中断了往来。两个多月前，赵五六陪同公安部和邻近几个省主管刑事侦查的厅领导，过江去跟俄方内务部的领导商谈联合打黑事宜，路过陶里根，在市局举办的一次欢迎宴会上突然见到了劳东林。那次见面的感觉，就有一点怪，总觉得劳东林在躲着他。那次宴会，本没有劳东林啥事。市局的邀请名单中原先也没有池。后来还是赵五六想起了他，要求市局邀他作为省厅一位“退休老同志”和“刑侦方面的老前辈”出席酒会。在那回酒会上，赵五六已经觉出劳东林这家伙有些变化。他自始至终一直显得特别的寡言少语，坐在一个离主桌较远的位置上，既不主动跟人去敬酒．也不跟人交谈，甚至都不找厅里的几位老领导、老熟人碰碰杯．说说话。赵五六原想在宴会以后，再找他聊聊，问问近况的．却没料到，宴会刚宣布结束，一转眼间，他就不见了，完全是“不辞而别”。当晚给他打电话，手机也关了。后来一直到离开陶里根，赵五六再也没见上劳东林。当时，赵

五六只以为那几天里劳东林可能遇到啥不顺心的事了，就没怎么太往心里去。但现在看来．这个判断显然是草率了，也肤浅了……

前一段日子，有人从陶里根回来．曾经告诉赵五六，说他们在那儿见了劳爷，说“劳爷”近来。思维变得有点不正常，说出话来，经常有些前言不搭后语，经常会发生常识性的逻辑错误。赵五六还把这几位同志狠狠“训斥”和“挖苦”了一通。在省公安厅、刑侦总队，人们一向认为，劳爷不仅个性最强，思维也是最清晰、最有条理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前言不搭后语．经常会发生常识性的逻辑错误”?但是，现在看来，对这个“最清晰和最条理”的界定，的确要存疑了。劳爷一方面说，通过这几个月的调查“已经初步认定某某某收受了某某某的巨额贿赂”，但接下来却又说“某某某是个好同志”，“某某某在陶里根的开发中确实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他到底想告诉人们什么?他到底得出了什么结论?在那个光盘里，如果他仅仅看到劳爷在那儿赴宴、打高尔夫、搓麻将、洗桑拿、接受异性按摩……那还真如他在袁厅长面前所做的辩解那样，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但问题在于，除此以外。赵五六还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一种“东西”——尤其是在最后几个场面里，他从劳东林的眼神中，看到了一种“痴迷”和“放浪”。这的确让他感到“惊骇”和“战栗”。(赵五六让技侦科的同志认真鉴定了这个光盘。结论是，它确实是现场摄录的，没有经过电脑制作伪造。)

看来，几个月的陶里根经历，的确让劳东林的内心发生了某种变化。他的为人、习性、脾气……都发生了某种变化。这一些，跟他最后出事，都有关系?赵五六想整明白这一点。他想在破案的同时，搞清楚自己这个老战友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在陶里根到底遭遇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变化……

于是，秘密走访那份名单里列出的十多人，自然就成了解决这“当务之急”的首选措施。这件事就交到了邵长水头上。让邵长水去做这件事，是因为比起总队里的其他同志，他对劳爷没有太多的“先人为主”的东西，在调查中也不会加入太多个人主观意愿的东西，加上他性格中的沉稳实诚和机敏，赵五六认为他是干这档子事的最合适的人选。

原以为，这是一个比较容易完成的任务。把名单上的十来个人走访一下，就可以把情况搞清楚了，接着还可以让邵长水投入到侦破“车祸”和“银行保险柜被炸”等案子的工作中，两头都不会耽误。但没想事情并没有预想的这么简单。首先是邵长水对这个任务理解得不那么深刻，接受得有点被动。这倒没成为什么大的妨碍。因为邵长水毕竟是个组织性和纪律性都比较强的同志，认识虽有不一致，但行动中，还是坚决执行，照办不误的。问题反而出在名单中的那十多个人身上。这些人完全不像劳爷在“密件”中写的那样，是能积极配合的。他们承认自己跟劳爷相识相知相交已久，承认自己是劳爷的亲密朋友。他们都钦佩劳爷的为人，不否认在自己生活的某一阶段得到过劳爷巨大的帮助和启迪，对劳爷的死都感到震惊和悲愤，感慨悲壮之情无不溢于言表。但是……只要一提到劳爷在陶里根的“秘密调查”，再提到“劳爷的死因”，提到“那起车祸”，他们又恍惚了，畏缩了，迟疑了，或慌张，或沉默，或无奈，或推托，或王顾左右而言他，或金蝉脱壳而抽身。无论男女，到了这关键时刻，忽然间都变得不是他们原来的那个自己了，场面上无一例外地都会出现短暂的尴尬气氛；然后，他们无一例外地毫不迟疑地都会说：“不知道。啥秘密调查?不知道。劳爷都辞职了，还调查谁?就算他调查谁，也不会跟我们说呀。要跟我们说了，那还算啥‘秘密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