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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高纬度战栗》》 · 陆天明 · 202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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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马上又流露出他的那种不高兴了,说道:‘没人逼你干啥。说不说,完全由你。’

“当然,那天我还是跟他说了我对顾这个人的看法。我跟他说,信不信由你,顾立源的确是陶里根现当代历史上有据可查的一个最富有开拓精神、最有实际作为的父母官,可以说是他开创了陶里根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奠定了陶里根现代化进程的坚实基础。从这个角度说,他又的确是优秀的、杰出的,是萌生在我们高纬度黑土地上一朵不可多得的‘奇葩’。虽然还不能说他‘无与伦比’——因为他毕竟还年轻,只比我大六七岁。伦比不伦比,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哩:但是,你想啊,不到四十岁,就已经走上正省部级岗位了,了不得啊。完全是一个奇迹、陶里根的一个骄傲。但我又要告诉你,他确实又是独断专行的.有时候也确实是蛮不讲理的,某种程度上甚至也可以说他是‘为昕欲为’的。但绝对不能说他是一个‘凶恶的霸主’;更不能说他只是在做秀,只是在为个人捞取政治资本。陶里根从一个破县穷县无人问津的边境小县,变成边贸、观光旅游的重要口岸,众目睽睽之下,迅速成长为一个地级市,GDP直逼省内一些副省级大市。这些年来,可以说星光熠熠,有口皆碑……这些变化的取得.的确是他主政陶里根阶段确立和完成的:这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是要影响陶里根今后几十年几百年发展道路的东西:

“那天我对劳爷说,现在很多人对陶里根时期的顾代省长有怀疑,说穿了主要是怀疑池跟远东盛唐的老总饶上都的那点关系,怀疑他和那个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关系。我本人就是被那些人打入‘陶里根集团’黑名单的。其实这些同志真是有所不知。他们不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逼出来的。他们只知道顾立源是靠那个‘边贸权’事件‘发迹’的。其实发生那个‘边贸权’事件后,等中央领导一走,顾立源的日子一下变得非常窘迫和艰难,而且这种窘迫、艰难的状况持续了相当长一段对间。为什么?陶里根这地方穷,但大伙都穷惯了.悠闲惯了:多少年多少代的父母官和普通百姓,都挺认可这个‘穷’的。现在说起来这是一件挺可怕、也挺不可思议的事情——居然会认可穷.可当时就是这样。因为认可了这个‘穷’,所以就一直这么穷了下来。同样是因为认可了这个‘穷’,所以这穷日子还过得挺悠闲,挺‘有滋有味’的。用大伙的话来说,我们虽然穷,但也没那么些烦心事。串个门啊,上江里去打个鱼,炖上一锅汤,再拿玉米面贴上十来个饼子,从酸菜坛子里捞一大碗酸菜,等那边太阳一落山,这边全家人已经热热和和喝上了吃上了……陶里根西部山区还出一种野果子,叫‘壳里红’,酸涩酸涩,却特别提神。据说这里头还含有一种良性的兴奋剂成分,会让人上瘾,但不伤身体。你看一人秋,陶里根家家户户房檐下都晾着一串串焦黄颜色的小果子。掰开那壳儿,里头有几瓣血红血红的果肉。等大雪封盖住了这个世界,几个熟人凑在火炉旁,沏上一壶酽茶,吧唧吧唧嚼着这血红血红的果肉,有聊没聊地聊上大半天,聊上一个冬天……一个春天……再一个冬天……聊上一辈子……上街上一走,见到的净是牙口暗红的熟人。到机关里一坐,半天也不一定有一个电话铃响。月底万一领不到工资,大伙也不用发愁,这是国家欠下的,党欠下的,都替你存着哩。无非就是存在了‘无锡(息)银行’里罢了,总有一天会发还给你的。况且也不是你一个人没领着,全都没领着哩,连县长县委书记的工资账上打的都是白条。只要山里还结着‘壳里红’,江里还蹦哒着鱼,粮袋里还剩着玉米面,大坛子里还腌着酸白菜……只要大雪没压塌了烟囱,炉子里还有最后一块柴火在熊熊燃烧,这日子咋过不是个过?咋过不都是一辈子?!但现在突然冒出来这样一个年轻人,议论什么‘边贸权,问题。这‘边贸权’是你随随便便能耍的吗?闹得不好,就牵涉国格人格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你能干,我也能干,还要外交部外经贸部干啥?真是的!!但没过太长的时间,上头还正经下发了一个红头文件,让陶里根进行边贸权下放的‘试点工作’。上头图省心。只说让你‘试点’,让你‘摸着石头’去过河。可河里的石头多了去了。到底要去摸哪块石头才能顺顺当当地过那河,他却不说了。他不说,我们咋干?县委县政府的领导都在边境地区工作多年,深知边境地区点点滴滴都跟外交、跟‘对敌斗争’联系着。而敬爱的周总埋说过,外交战线无小事。一旦出了这样的问题,负责任的是县委县政府领导,不是你顾立源!你说这让人‘烦心不烦心’!这段日子里,顾立源走到哪儿,背后都有人在指指戳戳。说啥的都有。红头文件下发两三个月,县里一直按兵不动。不敢动。省里老书记再三打电话催问试点情况,还询问那个姓颐的小年轻的情况,把县里几位领导‘逼’得实在没辙了.县长把顾立源找到办公室,说,你现在出足风头了,在老书记那儿都挂上号了,你说吧,这个边贸权.咱们咋个试法?顾立源说,让我想想……县长一听就火了,说,你这会儿才开始‘想想’?早干吗去了?你当时给老书记递小条儿的时候咋不想好了再递?你这一递.好嘛,你出名了,把我们全逼到绝路上去了。县里研究定了,这第一笔生意你去做。你给我立军令状。成了,我替你总结经验上报;败了,你承担全部责任。谈完话,给他五千元启动资金.五个从县政府机关分流下岗的中老年干部,由他牵头,独立创办一个‘陶里根边贸有限公司’,去进行这个试点。当时,所有的人都认为县里使的这一招,实在是太高明了。万一事情真成了,是他们与时俱进,大胆支持新生事物,启用年轻人,推进了改革;假如失败了呢!责任全在这个姓顾的小子和他的公司头上,县里的损失也就是这五千元现金,但却又借机把这个给县里捅下大娄子的‘出头椽子’给变相地开除了,还让他带走了五个下岗分流的老弱病者:那五个下岗分流的干部哭天抹泪地谁也不愿上顾立源那个‘边贸公司’去报到,谁也不愿跟这个‘傻小子’一起去承担这责任:拿着五千元的承诺,顾立源足足有好几晚上没法入睡。他知道自己一生的前程都维系在这一着上了。他坚信陶里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一定能在自由的边贸中找到巨大的发展空间。他坚信边境贸易能把这个沉寂了千数百年的边境穷县方方面面的经济潜力激活起来。但第一笔生意到底找谁去做,拿什么去做,做什么才能真正有利可雷。他不是学经济的,也从没做过生意,再说,区区五千元.真是只能哄小孩玩玩的,真要开做,他还得去找资金。可是县城里所有银行的领导那些日子里忽然间都‘出差’了,只要听说顾立源找他们谈贷款的事,都一律地婉拒。包括机关里的那些同事,平时都很熟,跟你谈什么都可以,只要说是谈‘边贸’.对不起,立即推托.下封口令,都不想‘沾包’,都怕被顾立源纠缠上了,以后要跟他一起来分担这个‘责任’。当时愿意走近顾立源的只有两个人,一个人是祝磊,另一个就是饶上都。祝磊在大学里是学经济的,分回陶里根以后,在县实验中学当教员。因为同是大学毕业后不得志而分回陶里根来的,他俩平时就有不少的接触。祝磊研究生毕业时做的毕业论文题目就是《试论我国高纬度地区边境贸易的现状和改革前景》,他很清楚边境两边互通有无,最需要的和能提供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第一份跟对岸进行物物交易的方案就是祝磊为顾立源策划的。而饶上都倒卖倒买所谓

的名犬时攒了些钱;另外,他在对岸生意界和政府里也有一帮子熟人。他愿意把这些钱和关系,作为‘资源’都拿出来供顾立源使用,条件只有一个:将来如果赚了,请还本付息。‘如果赔了呢?’顾立源当时这样问他。‘赔了,就算我交您这么个朋友付的手续费。’饶上都这么回答。后来租船的钱,买酒和水果的钱,雇船工和搬运工的钱,在对岸疏通关系请客送礼的钱……全都是饶上都掏的。饶上都甚至还答应了顾立源这样一个极为苛刻的,不仅‘不平等’,而且还带有一定侮辱性的约定:整个过程中,饶上都不得向外透露他参与了这件事。也就是说,花了他的钱,还不许他对人说这钱是他的。饶上都明白顾立源这么做的原因:饶有前科,政治上有污点。如果一开始就让人知道此事有饶的参与,而且是资金的主要投入者,那么,来自各方的阻力和压力,很可能就会使这件事早早地夭折了。

“对顾立源提出的这一切,饶上都全应承了。这让顾立源非常感动,也非常感激。对用不用饶上都的钱,跟不跟饶上都这样的人打交道,顾立源是犹豫再三的。要把对自己人生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第一步跟一个坐过一年半大牢的人‘勾搭’在一块儿,确实是要有一点勇气和魄力的,且还要有一点大智慧和大决断力。对于顾立源来说,当时已是别无选择。干成这件事是第一位的。他太需要干成这样一档子事了。他哆哆嗦嗦地前瞻后顾地花了饶上都的这一大笔钱。让他完全没想到的是,事情干成后所形成的轰动效应,居然使万分激动的陶里根人都无暇去追问顾立源当时是从谁腰包里掏出钱来运作这一切的……

“十年后,人们渐渐冷静下来,有人开始追问顾立源跟饶上都的这种种关系,也有人跟顾立源打趣道:‘你小子当年胆儿够大的。刑满释放分子的钱也敢大把大把地花。’

“顾立源冷笑笑答道:‘我也不愿花刑满释放分子的钱。我也.愿意花你们这些正人君子良家妇女的钱:但你们这些正人君子良家妇女当时让我花你们的钱吗?’

“顾立源这人讲情义;也重感情=他又看中了饶上都身上的魄力、毅力、干劲儿和聪明劲儿.甚至还可以说看上了他那点‘油劲儿’;虽然是个外来户,但又愿意扎根落户在陶里根。而这些年来.这样的人在陶里根越来越少了:只要有一点能耐有一点办法的.都想方设法往大中城市跑:据于以上这些因素,顾立源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在设法报答这个饶上都,并有意地为他创造了许多于事的机会和条件。包括那个副市长祝磊,也包括外头盛传的所谓的‘陶里根集团’,他们和顾主源之间的这种‘关系’,都是这么历史地形成的。就说那个‘玛里根集团’吧,主要是差不多时间跟顾立源似的从各大学毕业返回陶里根的一批年轻人。当时的这

批大学生还比较‘憨’。比较‘傻’,经不住人家三说两劝地,就回家乡来改变‘一穷二白’面貌来了。在他们以后,更年轻的一拨又一拨孩子,从陶里根考出去以后.你看还有谁回陶里根的?大学毕了业,宁可在北京上海或其他大城市‘漂’着,住地下室,打临工,谋个啥自由职业的混混,也不愿回陶里根。因此当初那一批大学毕业生在当地就成了宝贝。顾立源一掌权.很自然地就把这些同龄人拢到了自己身边,委以了重任。但他也不是只用那批大学生。你看我,年龄比他们小六七岁七八岁.拿的只是电大的文凭,不论从哪方面衡量,都是一个土八路.可顾立源不照样起用了我吗?我说到这儿,劳爷马上反驳道:‘这归根结底跟你是陶里根人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吧?’我又举了饶上都的例子回驳他:‘那你说他看好饶上都是因为什么?饶上都总不是羯里根人吧?所以,不能一概而论。顾立源用人,的确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和感情因素在里头,但谁当政,不用自己比较熟悉和比较亲近的人?用你是为了去做事,他不了解你,怎么敢放手让你去做事?你不亲近他,他怎么放心让你去替他做事?举贤不避亲,古已有之嘛。’

“听我说了这一大段话以后,劳爷呆在那儿,坐了好大一会儿,才低声地问道:‘那么,照你这么说,顾代省长在陶里根时期,十全十美了?可我听到的反映不是这样。’

“我问:‘你还听到啥反映了?是不是说饶上都私下里给他送了两套别墅?一套在北京,一套在上海。在上海的那套,说是花了一百多万美元,还是三十年代英国人建的花园别墅。光装修就花了二百来万人民币。有鼻子有眼,说得跟真的似的。拉鸡巴倒吧!你也不想想,像饶上都那样老练圆滑的商人,他真要给领导送个啥,能闹腾得满城风雨,路人皆知?反过来,你也可以做这样的推断,凡是闹得满城风雨,路人皆知的,一准是口头文学,民间创造,臆想的成分不会少。倒是不少人对他后期行政干预,愣让银行贷给饶上都五个亿,开发那个高档别墅区,又基本上没卖出去多少。让银行背上了个大包袱,挺有意见。但这样的事情,在现阶段很难避免。真的很难避免。这样的失误绝对也不止出现在顾立源一个人身上,也不是顾立源个人的人品问题,更不是他思想境界的问题。如果真要像香港那样实行高官问责制,真去严格追究这种失误的个人责任,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就要倒一大批人,而且是从上到下、各省各地都要倒一大批人,就有可能引发一场政治大地震。实事求是地说,把责任完全归结到这些高官个人头上,也是不公平的。因为……因为,问题的根源并不在个人身上。这里有一个大环境的问题,有一个体制的问题……’

“‘但是,许多陶里根的老人都告诉我,顾立源在当市长前,不是这样的。原先他也挺聪明挺能干,但也许是因为受父亲和家庭的影响,干啥都还比较小心谨慎,还知道这世界上有“不可能”这三个字。后来……后来,整个儿就不对头了,当了市长,尤其是他任市委书记以后,一直到调任副省长以前,变化特别大,简直就跟换,个人似的,简直……简直……怎么说好呢?用他们的原话说,这世界上好像整个儿……整个儿就没他不可能的事了。这个反映准确不?’劳爷郑重地问道。

“我当时是这样回答他的:‘我还是要劝告你,不要把这问题简单化了。非黑即白,非白即黑.都是不对的。’

“‘那么请你教教我,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才不至于简单化了?,劳爷挺认真地问道:

“我忙摆摆手答道:‘别说什么教教啊:咱俩谁教谁啊?你要这么说,我可就无地自容了。但我觉得要是能分这样三个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也许就会客观一些,公正一些。一,在这个阶段,我们这位顾代省长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二,请你注意群众反映中提及的一个限制性前提,他们说一直到调任副省长以前——也就是说,不少人都注意到,当他调到省里当副省长以后,情况又有好转,甚至是极大的好转:这一点是绝对不应该疏忽的。三,如果说他在担任陶里根市委书记兼市长期间确有所变化,甚至我们也承认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也承认因为这些变化,他在决策的推行过程中,酿成了某些失误=他本人固然要为这些失误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就像我在上面已经说到过的那样,实事求是地说,把责任完全推给这些高官个人.也是不公平、不公正的。我这么说,绝不是因为我自己现在也担任着一定的领导工作……’

“‘按你的意思,应该让谁来承担责任?社会?体制?这是不是太虚了?让纪检和司法部门怎么去追究社会和体制的责任,可能吗?’劳爷立即打断我的话.迟疑地反问道。

“‘当然不应该很虚化地让什么社会和体制来承担责任。’

“‘那让谁来为颐立源他们承担责任?’

“‘你……’

“‘我?让我来为他们承担责任?’

“‘还有我。’

“‘你?怎么又扯上你了?’

“‘是我们。我们这些部下、助手。普通工作人员,甚至普通民众。’

“‘你是说要由千千万万普通人来承担这些失误的责任?哈哈……’

“‘你别冷笑。我当然不是说,是我们这些人造成了这些失误。但是是我们这些人造就了这些高官们的变化,甚至还可以说促成和造就了他们的某些变态。’

“‘你再说一遍。是我们这些普通人造就和促成了他们的变化和变态?是这样吗?我没听错?’

“‘是的。你没听错。’我断然回答道。

“我完全没想到我这个回答竟然会让他感到如此意外和讶异。他一下愣住了,干干地咽了一口唾沫,嘴唇还微微地战栗了一下,但终究没发出声音。由于内心的抗拒和疑惑,眼睛迅速地睁大了,瞠瞠地打量了我好大一会儿,好像在打量一头突然张嘴会说人话的猩猩。后来他再没开口说过话,好像我的那个说法给了他挺大的打击,一时半会儿都没法从这打击中缓过神来似的。我也没再往下说。我不知道自己还应该再说些什么。我并没觉得自己刚才说了什么特别重大的话。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此会做出如此强烈的反应,会显得那么的震惊。然后默坐了一会儿,他就匆匆告辞了。等他走了后,我独自又呆坐着想了想:劳爷的反应在证明什么?证明他一生经历了如此之多的坎坷辛劳后,内心依然还敏感着活跃着、某些部分甚至还在鲜活地脆弱地期待着什么。也许吧……而再看看自己周围的人,虽然不一定像劳爷那样‘阅尽沧桑’,但不少人的内心往往早已麻木和世故化了。如果不和自己切身的物质利益挂上钩,他们是不会为一个形而上的议题而动真感情的。不再有激情。不再会激动。那天,我虽然并没有整明白那一刻在劳爷内心里产生的疑惑和抗拒究竟是什么,但我的确看到了一个稀罕的样本,一个人在过了知天命之年后,居然还能拥有一个如此激荡和鲜活的灵魂。隐隐问,这让我受到一种鼓舞和激励。但也要说一句实话,这种鼓舞和激励并没在我这儿延续太长的时间。我们这种人杂事太多,需要去应酬的关系也太多,没过两三个小时,我便恢复了往日的繁忙和‘杂乱’;一两天后,就把这事完全丢在脑后了。直到个把月后,再次接到劳爷的电话,说很想再跟我谈一谈。他的声调沉闷,语速迟缓,给我的感觉好像他还沉陷在那天的‘抗拒和疑惑’中似的。这才让我隐隐约约回想起曾有过那么一次未完的谈话。

“我问他什么时候能来省城?

“他说他这会儿已经在省城了。

“我告诉他,我正忙着。你如果有别的事要办的话,先去办别的事。等办完了别的事,再约时间见面。

“他说此次是专为来跟我‘再谈一谈’的。

“我问他想谈啥?

“他说上一回没谈完呐:得接着谈啊。

“我问他上一回还有啥事没谈完?

“他有点不高兴了。他说你这人咋这样?你丢下这么重要的一句话,怎么转过脸来就忘了呢?

“我想了想,还真想不起来那天我‘丢下’过一句啥话,让他觉得如此不得了,一定要追根溯源地将它谈论到底,便问,真对不起您老人家了,我说过啥,让您如此牵挂不下?

“他说,你操,真是贵人好忘事儿。你说是我们这些普通人造就了和促成了像颐立源那些高官们的变化和变态……

“我一听他居然在电话里就这么直呼其名地嚷嚷什么‘顾立源的变化、变态’,忙打断了他的话,把他约到办公室来当面谈。

“他如约赶到我办公室。他告诉我.上一回跟我谈了后,回到陶里根,就着手对我谈的那个问题认真做了番调查和思考,他现在觉得,我说的那个话,是有道理的。顾立源在陶里根任职后期思想作风上的确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促使他变化的原因多种多样,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确确实实要归结到某些普通人身上,特别是生

活和工作在他身边的那些普通人身上。

“我没想到他竟然是那么一个较真的人.还特地回去做了调查,调查完了还特地来告诉我他调查的结果,就对他哈哈一笑道:‘嗨,这话题完全是我们之间吃饱了喝足了在私下里闲扯淡的。你还真花那工夫去论证呢!至于吗?’没想到.我这句话又冒犯了他。他扔开他那个随身带着的黑色真皮男用手包,站起来,直瞠瞠地看了我一会儿,然后又焦躁地来回走了几步,再次在我面前站住,说道:‘闲扯淡的?你觉得你是在跟我闲扯淡?’

“‘我没说我跟你是在闲扯淡。我只说那天我说的话题是个闲扯的话题。’我忙解释。这时我的确有一点感觉到,随着在陶里根待的日子越来越长,劳爷他变得越发固执和偏激。或者说他好走极端也可以。

“‘怎么是个闲扯的话题?当代普通民众在为官者的腐败变质过程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这样的话题是个闲扯淡的东西?’他略略地眯起眼睛,又略带有一点嘲讽意味地反问我。

“‘我说它是个闲扯话题,并不是说这话题本身没有意义,或者说这话题本身不重要。是说谈论它没有任何现实作用。就算把这问题弄明白了,那又能咋样?法不责众。你还能把所有这些在为官者腐败变质的过程中起了作用的普通民众都弄去“双规”了?不可能也不应该吧?为官者你手中有权。你是强者。你得把捏住自己,不

能把责任推到弱势群体那边去……’我刚说到这儿,他立即打断了我的话,反驳道:‘我没那个意思要“双规”和处罚普通百姓。但我觉得必须闹明白,顾立源在陶里根时期的变化是怎么形成的。’

“你瞧,又是‘顾立源’。当时他给我的感觉就是那么拧,那么的死性子,一头扎在‘顾立源有变化’、‘顾立源为什么会变’这些‘泥坑’里出不来了。”

邵长水问:“那天你们没再往下谈?”

“……怎么可能不往下谈呢?他根本就不管你感不感兴趣,一个劲儿地把自己的想法腾腾腾地往外倒,给我的感觉,他就是想倾诉。一个多年来内心压抑了许多想法的人,好不容易逮着个机会,就拼命往外倾诉;而且还是个患有强迫症的人,完全不管不顾对方和周边环境的反应,只顾自己倾诉。这是我第一次感觉到他精神上有一点变化……当时还有点把我吓着了。”

邵长水问:“那天他一直没跟你谈及他到底掌握了顾代省长哪些问题?”

“没有。他一直就在跟我谈那个普通人的责任问题,都有点走火入魔的样子。他说,你别从表面上看.现如今好像大伙都在骂当官的,但一到各自的实际生活中.可以说没有谁不是在围着当官的转的,也很少有人不是去哄着当官、宠着当官、媚着当官的,同时也拼命地利用着当官的……他说,由于工作关系,他结识过好几位被公开表彰的‘反腐英雄’。这些同志的现状真是飞机上放鞭炮,响声高远,但在本单位本地区的日子,却都不太好过,有的甚至很不好过。日子好过的也有,但比较少……他还说,整个局势发展到今天,实际上广大群众也都跟着在腐败.大的大捞,小的小捞……打不完的假,查不完的伪劣商品,大小煤矿一个接着一个在爆炸,总也制止不住,就是其中的表现之一……”

邵长水心里略略地格登了一下.说道:“哎,他老人家怎么能这么看问题?”

“……然后他又举了个例子,问我.颐立源在陶里根被宣布任市委书记兼市长的那天晚上,发生了一件事,你知道不?

“我问:‘啥事?’

“他说:‘这事你一定知道:’

“我说:‘啥事嘛,快说,别卖关子=’

“他说:‘那天晚问许多人都上颐家去祝贺来着。’

“我说:‘嗨,我还以为是啥惊天大事哩:这又怎么了?祝贺一下,常情常理啊。犯啥党纪国法了?那天晚间我也去了。’

“他说:‘我知道你去了。在那儿一直张罗到天明,帮着沏茶递烟搬板凳的。’

“我说:‘咋的了?你觉得我们这样挺可笑?’

“他忙说:‘没有没有=’

“我说:‘那你说啥呢?’

“他说:‘那一晚上去了多少人?’

“我说:‘那没数。’

“他说:‘一直到天明都有人在他们家门厅里排队等着去作揖磕头哩。’

“我说:‘这没啥稀罕的。顾代省长打小生在陶里根,长在陶里根,他张口叫过人家大伯大爷大叔大哥兄弟阿姨姑姑姐姐的,不计其数。你说,他这么一个土孩子,今天当了自己出生地的父母官,一把手,这些大伯大爷大叔大哥阿姨姑姑姐姐妹妹们还不乐坏了?上门去道个喜,祝个贺,不应该?’

“他说:‘据我所知,那天晚上,确实去了不少你所说的这些大伯大爷大叔大哥阿姨姑姑姐姐妹妹,但这一类人基本都没进得了门。一开始还进去了几个,随后市里县里乡里大大小小的头头、市属县属乡属大大小小企业的大大小小的头头和大大小小民企的大大小小的老板都蜂拥而至,各种型号各种颜色的轿车从他家门前的院子里,一直停到外头的大马路上,来了六七个交警在那儿维持秩序。当然要让这些“列宁同志”先进去,你所说的那些大伯大爷大叔大哥兄弟阿姨姑姑姐姐妹妹们就只好在外头露天地里等着了……,

“我说:‘你看,你的情报还是不准确吧。一开始确实发生了这情况,但顾立源很快就发现这些普通百姓被挡在门外,他马上让他的夫人出面去接待那些大伯大爷大叔大哥兄弟和阿姨姑姑姐姐妹妹们……’

“他说:‘这样的祝贺和道喜差不多持续了十来天。’

“我说:‘这跟顾立源毫无关系。他既没号召、也没组织大伙这么干。’

“他说:‘问题就出在这儿。大伙儿主动地、上赶地、争先恐后地上门去表忠心……’

“我说:‘你怎么这么说话呢?什么叫表忠心?这是感情!’

“他说:‘哈哈,感情?泰求啊泰求,你拍拍胸口说句良心话,那天晚间来的那些头头脑脑都是出自对新任一把手顾立源同志的感情,才上家来敲这个门的吗?你当时一直在顾立源身边待着,你是听到这些头头脑脑们对顾立源说的那些肉麻话的……’

“我问他:‘你又没在场,你怎么知道这些同志说了些啥肉麻话?’

“他立即说:‘我有调查昕得的证言证词。你想看吗?’说着他就要从他那黑皮包里往外掏他的材料。我忙制止了他。我知道凭他的那点本事,要搞到那天晚上的真实情况是一件太容易的事。而那天晚上,来敲顾立源家门的那些同志中.的确有一些人说了一些非常肉麻、非常过分的话。有的说。顾书记,您来当这一把手,陶

里根就算是彻底有了希望了.在您手下。我这副科长,就是一直当到退休,也心甘情愿。有的说,颐书记,总算把您盼来了,我要是这会儿死了,惟一的遗憾就是没能在您的领导下多工作几天,没能多伺候您几天。说这话的同志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同志,而那年顾立源才三十多岁。他一进门,颐立源见是位老同志,忙上前去迎接。这位老同志跌跌撞撞地冲过去,忙把顾立源按住,不让他从椅子上站起,嘴里还说着:您千万别这样.千万别这样。今天能握到您的手,看到您身子骨这么健朗,我就踏实了:您千万保重,为广大人民群众一定保重好您的身子骨……”

邵长水吃惊地说道:“这些同志真敢说。那我也在基层待过,我们林场的人可没那么下贱。”

“……当然,话也得说回来.即便在陶里根,也不是人人都如此。但在某些圈子里、某些人群中.风气确实是这样……这个……我以前也是有感觉的……听他们说这样的话,看他们做这一号事,心里也是直发毛。比如,我们陶里根市有两位副市级的领导干部,对待顾立源就是这样,开个会啊.上下个台阶啊,他们都会争着上前去搀扶顾立源:尤其是在开常委会.或什么内部碰头会的时候,或者研究完工作,走出会议室的时候.我不止一次看到这几位老同志总会情自不自禁地,赶上前去悄悄伸出手去搀顾一把,就像搀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前辈一样。而这些副市级的领导同志年龄都比顾立源要大得多。资格也要比顾老得多。几年前他们都还是顾的顶头上司,都批评过训斥过顾,但到这个份儿上,他们就会情不自禁地恭恭敬敬地伸出手去搀扶顾……还有一个例子,也是那天劳爷说的,这事我也知道,说的也是被任命为陶里根市市委书记初期的一档子事。他被任命为市委书记兼市长以后,主要的办公地就从市政府大楼挪到市委大楼去了。那天他正式去市委机关大楼上班。您也去过我们陶里根,政府大楼和市委大楼相隔也就一个街区,直线距离还不到一百米,随便走走,也就几分钟的时间。但那天,市委办公室组织了二十个科级以上干部,统一着装,开着十辆黑壳子奥迪车去市政府大楼去接顾立源,同时又组织了市委机关大楼里所有的工作同志在大楼门前夹道欢迎。当天中午,又以工作餐的名义,在机关食堂摆了近三十桌,为顾接风。那天,因为是中午,下午还要接着上班,顾下令不许给餐桌上上酒,啤酒也不行。同志们纷纷地拿着饮料来向这位新任书记‘敬酒’。这顿饭一直吃到下午三点……也是在那顿接风餐上,有人开始称呼顾立源为‘老板’。从那顿饭以后,市委机关大楼里的人都称呼顾为‘老板’。”

邵长水问:“这些情况劳爷知道不?”

“他全知道。有些事知道得比我还详细。那天跟我说这些事的时候,津津乐道,说得两眼放光,满脸通红。看起来他在这上面还是狠下了一些工夫的。”

邵长水问:“他花那么些时间调查这干吗?”

“我想他就是要证实,顾立源身上后来发生的所谓的那些‘变化’就是被这些人围出来的。”

邵长水问:“他调查这个,跟他完成去陶里根的基本任务有啥相干?”

“我也这么问过他,你一个老刑警,秘密接受任务了解一个领导干部的工作生活情况,却去了解他周边的人怎么对待他的。你这不是老公公摸到儿媳妇被窝里,两岔了?”

邵长水问:“他咋回答你的?”

“他说,我不为什么,就是一条,了解真相。我说,你这不是扯淡吗?把一些领导干部发生变化的原因都归结到他周边的那些人身上,他本人就不要负责任了?他说,我没说他本人就不要负责任,但问题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又一个自己没法选择的圈子里。一个又一个。一个又一个。明白吗?这一个又一个圈子紧紧地包围着你,渗透着你,催化着你……真正是一个又一个!说到这里,他腾地一下站了起来,让两只手在身旁展开,就像一只耷拉着翅膀、在绝望中奔跑的老公鸡似的,满脸涨得通红.眼睛里闪烁着一种无奈忿恨嘲谑、以至还带一点绝望意味的光=而由于这种嘲谑和忿恨,致使他的嘴唇稍稍向上翘起,又略向一旁歪去。脸部的肌肉也在微微地抽搐着。当时真的又一次把我惊住了。‘一个又一个……完全是一个又一个。你没这种感觉?‘他怔怔地重复道。在此以前,我从来没见过他会陷入这样一种精神困境中,仿佛不能自拔。不仅在他那儿没见过.就是在周围许许多多比他年轻、比他生动鲜活的人身上,也没见过这样一种状态=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很难再看到一个‘正常人’还会产生什么‘精神困境’。‘大智不愚地调侃这世界的有之,‘腰缠万贯’而时不时地幽这世界一默教导

这世界一番的也有之,但真正的思虑者已经很少了,而且越来越少。‘正常人’似乎已经不再会为精神上的问题、思想上的问题和信念上的问题产生巨大的困惑了。而劳爷一向以来给我的印象也是聪明、通达又随和,讲究生活又精于工作。老于世故但又比较慎于人事。起码在跟我的交往中我从没觉察过他内心还埋藏着(涌动着)这样一股思虑的暗流=他这种叫嚷是不是一种发泄呢?因为一生的积怨?因为偶尔的‘残缺’?那也不至于激动怨忿到这样的地步,不至于把脸涨得通红,让眼神灼热并呆滞……毕竟是一个快要退休的人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和拆不掉的桥?他的这些表现确实让我感到非常意外.也难以理解……”

邵长水问:“您的意思是,您也觉得在陶里根的那段日子里,劳爷整个的人发生了一种让人不大好理解的变化。就像他老说别人在变化一样,他自己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对他的死,对他死之前所说的话、听做的事情,在做最后判断前,一定要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不能像考虑正常人那样.去对待和考虑在他身上发生的这一切?是这样吗?我没理解错吧?”

“我也很难说得清我自己的真实想法=这一段时间来,我的心情真的非常复杂……一个老朋友,活生生的,突然不在了……死了……说不清道不明的……而且头一天我俩还通过电话。第二天他就死在了汽车轱辘底下。真的让人很难想象……”

邵长水忙问:“劳爷死的前一天,您还跟他通过电话?他跟您说什么了?”

“没说啥啊。从语调、声音到谈话内容,都挺正常的。随便聊了几句家常,还问什么时间回省城,让我请他到一家新开的湘菜馆去吃毛氏红烧肉。”

这时,邵长水的手机突然响了起来。是赵总队打来的。邵长水立即对寿泰求说了声“对不起”,便上门外去接电话。赵总队关注着寿泰求这一回的谈话内容,他问邵长水,这位寿总谈出点啥名堂来了没有?邵长水压低了声音告诉赵五六,不能说一点名堂都没有,但好像跟破案都没啥直接关系。赵五六问,你没觉得他是在跟我们耍滑头吗?邵长水想了想答道,这倒没有。他这回谈的情况对我们进一步了解在陶里根那段时间中的劳爷还是有帮助的,就是跟破案的关系稍稍远了一点。赵五六又问,他还准备谈别的吗?邵长水答道,今天好像不会再说什么了。赵五六立即说道,那这样吧,你马上把他打发了,这儿有个女孩要见你。是你约了人家?邵长水一惊,忙说,女孩!这时候我还有心约啥女孩?赵总队,您就别拿我开心了。赵五六笑道,那就是人家想约你哕?邵长水忙说,赵总队,到底咋回子事,您就快说吧。别天上地下、水里火里地瞎搅和了。赵五六依然笑笑道,嗨,谁跟你瞎搅和了?就是有个女孩急着要找你哩。就是那个曹楠……邵长水这才松一口气说,是她呀?您早说不就完了。她在总队部呢?她有啥情况要谈?我总觉得这丫头挺神的,按说这样的事,像她这么个小丫头掺和不进来,也不该她掺和。但给我的感觉她掺和得挺厉害挺直接,还老在不该她掺和不该她出现的时候她出现了,掺和进来了。赵五六笑道,你这话算说对了。你知道她今天来找你想谈什么情况吗?她想谈她父亲曹月芳和寿泰求的情况。她说劳爷的死跟这二位有关……“什么!劳爷的死跟曹月芳寿泰求有关?”邵长水一震。“所以,如果那位寿总再不想谈啥了,你赶快把他打发了。我这就派人把这位曹姑娘给你送过去,或者你开车过来接也行……”邵长水忙说:“她已经在您那儿了,您跟她谈一谈不就得了,何必再把她弄到我这儿来呢?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道手续吗!”赵五六笑道:“银行爆炸案搞出点头绪来了,我这就上厅长那儿汇报去哩。”邵长水忙问:“那案子有线索了?咋样?”赵五六高兴地答道:“你先别急。先跟这位曹姑娘谈了:晚上我们碰个头,把各方面情况都综合一下,看来事情很有进展,形势大好啊。”

邵长水原以为,跟曹楠能谈上一个来小时就很了不得了,就跟赵总队约定晚饭后赶回总队部来参加“碰头会”,汇总情况;却没料这场谈话居然整整进行了五个多小时,等他赶回总队部,已是子夜时分,“碰头会”早散了。与会的同志有的回家了,不想回家的则在值班室那个大屋里喝茶、看电视、打牌。(值班室还有个小屋。正经轮值的同志是在那个小屋里守电话,他们当然是不会参与这些余兴活动的;至多,也就偶尔地踱出屋来瞧瞧“战况”而已。)总队的两位副总队长当然不能走,他们也得等邵长水回来,和赵五六一起听他那边的情况汇报,这时也和没回家的那些同志凑在一个牌桌上“拱”着“猪”哩。一俟邵长水的身影和脚步声出现在大屋门外的走廊里,这两位副总队长立马扔掉手中的牌,一边忙摘掉自己脸上贴着的那些长短不一的窄纸条(这是对输者的“处罚”:谁输一把,谁就在自己脸上贴一张纸条).一边冲邵长水嚷嚷道:“吃过饭了没有?咋整那么老长时间呢?赶紧上老赵那屋,都等你半天了。”赵总队在屋里听到他俩这一声吼叫。便迫不及待地迎出来,在办公室门口拦住邵长水就问:“咋样?劳爷的死能跟曹月芳和寿泰求拉扯上关系吗?”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件大事。邵长水把曹楠从总队部带走以后,赵五六立即将这个新得到的情况直接向袁厅长做了汇报:袁崇生立即指示.抓紧时间搞清这情况,有任何一点新进展,都要随时报告,而且还告诉赵五六,他今天晚上会一直守在办公室里等候这个“新情况”。

“劳爷的死真的跟曹月芳和寿泰求有关系?”未等邵长水坐定,赵五六又问。

“有关系。确实有关系。当然现在这还是曹楠这小丫头的一面之词,还得进一步调查取证核实……就说这‘有关系’,也不是那种‘杀人’和‘被杀’那样一种行为者和被行为者的关系。情况要复杂得多。这里还牵扯到究竟怎么定性劳爷的死这个老问题。”邵长水一边说,一边径直上赵总队的“食品库”里取出一盒双份装的葱爆牛肉方便面,熟练地揭去顶盖,取出调味品,哗哗地倒进开水,再把顶盖闷上,这才不无有些疲乏地坐倒在那张很旧的长沙发上,告诉几位领导,他还没吃晚饭。

一位副总队马上说:“那我给食堂打个电话,让他们值夜班的再给你弄点啥吃的?”

邵长水赶紧坐起身,冲着那位副总队长摆摆手说道:“多谢领导关心。就这牛肉面挺好,吃着挺滋润。我瞧那小柜里还有一瓶豆豉辣酱,一会儿,再拌点那玩意儿就齐活儿了。”

另一位副总队长笑道:“你小子倒好伺候,跟头骡子似的,有点料就能拉大磨。”

然后几位领导都不作声了,围着邵长水而坐,只听着他稀里哗啦地一个劲儿地嘬那香喷喷的葱爆牛肉面,只等他吃完这顿已然太晚了的晚饭,来谈曹月芳和寿泰求跟劳爷之死的关系。曹月芳和寿泰求都是劳东林特别信任的人,也都是各自工作岗位上表现相当出色的人,一位用他的一生证明了他是一个勤恳的值得信任的工作者和领导者;另一位则是这个高纬度地区的工业大省轴承制造领域冉冉升起的“明星”,他的能力和人品,也是有口皆碑的。他们怎么跟劳爷的死扯上关系了呢?而且此话又出自其中一位的亲生女儿之口。她为什么会在这么重大问题上,这么个关键时刻,将自己的父亲置于“万劫不得复生”的地步?

难道他们父女之间存有什么“深仇大恨”?

难道曹月芳和寿泰求真的和劳爷之死有关系?

这时,刑侦总队的这几位领导都静静地等待着邵长水来揭开这张“底牌”。

十八 曹楠的第一次讲述

邵长水是把曹楠带回到龙湾路八十八号去谈的。他喜欢那个环境。天一黑,大院、老树和几幢基本没人住的老式小楼,既给人一种压迫感,又给人一种空旷感。虚拟但又无处不在的“压迫”,实在但又多少有些难以捉摸的“空旷”:游移在这两种看起来互相似乎绝对排斥的生存感觉中,邵长水却能品味到自己最熟悉的那种

生命感受:打小在林区在大山沟里获得的那种生命感受:由遥远和寂静造成的“压迫”和“无助”,同样由遥远和寂静造成的那种“空旷”和“超然”。这些“压迫”和“无助”让他自卑,而那些“空旷”和“超然”却又让他对自己从未涉足过的山外那个新世界充满向往和激情。他一直在这种自卑和向往中挣扎:他害怕,他战栗,他既想摆脱,却又怀念留恋……

带曹楠回龙湾路八十八号的一路上,他注意到曹楠神色戚然,也许由于紧张,她的两只手拘谨地平放在自己的膝盖头上。这种坐姿,让邵长水想起看守所里的某些犯人,他们长时间带惯了手铐一类的械具,偶尔替他们摘去械具,他们也会习惯性地把两只手两条腿并拢了靠近了坐在那儿:她的脸色略有些苍白,眼睛定定地盯着正前方。但你可以特别明显地感觉到,她的眼神空洞。她向前看,只是为了回避邵长水打量她的目光:而此刻,其实她什么也没瞧见,甚至脑子里也是一片空白:在她后脊背上,却不时地在掠过一阵阵轻微的战栗……不由自主地从内心进发出的那种战栗……一阵又一阵……

进了屋,捧着茶杯默坐了好一会儿,她才得以让自己稍稍镇静下来。开始讲述前,她略略撩拨了一下“流落”到自己额眉上的那几绺略显散乱的头发,认真地看了邵长水一眼,问道:“你会相信我对你说的这一切吗?”

邵长水淡淡地笑了笑道:“我惟一可能的回答是,你说真话我就相信。而跟我们说假话的人,肯定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她眼神中很快掠过一绺悔意,好像在后悔自己居然会主动找上门来跟这样的人谈情况。但这种悔意跟它转瞬间到来一样,转瞬间又消逝了。只要一开始说话,她又变得很镇定很自信。也不再战栗。她那好看的瓜子脸上,那细润的皮肤上会自然地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不用靠得太近,也能从她的头发上脖梗里和衣服的缝褶间闻到一股股难以名状的清香。这让邵长水隐隐地惶惑和惶恐起来。邵长水打小有个“怪毛病”,要是喜欢上哪个女生了,就总能从她身上闻到那样一种不可名状的清香。即便对方明明没搽啥带香味的“涂料”,他也总觉得她特别的香。那时候在大山沟里,谁家会有那份闲钱给女娃买什么香脂粉饼之类的化妆品?可他就是能从她们身上闻到香味儿——只要她是他喜欢的那一个。为此闹了很多次误会,才闹明白,只有他喜欢的那一类女生(或女老师),他才会觉得她们身上发出的气息是香的。而且总是那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香味儿,让他心跳脑热浑身发胀。

今天怎么会从曹楠身上也闻出这样一种香味来了呢?

难道自己喜欢上这个小丫头了?

不会呀。自己从来也没转过这样的念头啊。再说,自己一直还在怀疑着她哩,她身上存在的那些个疑团一个都还没来得及澄清哩,哪还谈得上“喜欢”二字?

但这香味儿是明显的。而且就是那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味儿”。很熟悉,又很陌生的那种……咋回子事呢?一瞬间,他还真有那么一点心慌起来,忙起身给目己沏了杯茶,把椅子往远处稍稍移了点,又打开半扇窗户,透进些傍晚的凉风,这才完全消除了那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在犹豫和沉吟了相当一段时间以后.曹楠放下手里的茶杯,挺直了上身,用一种极坦诚率直的目光看着邵长水,开始了她的讲述。

她对邵长水说,我知道您一直在怀疑我.从那天大清早,我在李敏分主任家门前那棵白杨树下拦住你开始.您就开始怀疑我了。说起来,那天早上的事,实在也是干得有些莽撞。我本不该去的。但一时头脑发热,没管住自个儿,露了个大怯。后来,您大概就开始时不时地跟踪我了。那回在领事馆路西口齐神父家的小院里.其实我是看出您来了。我当场没吱声.事后也没告诉齐神父。我想我没做啥亏心事,用不着慌神.另外我觉得自己也该表现得成熟一点了。现在,许多事情已经由不得我们这一代人愿意不愿意,就把我们摆到了前沿这个位置上,逼着我们掺和进去。我希望自己能沉着冷静,少犯些一时头脑发热的毛病。当然.跟你们这些老前辈比,虽然不能说我们无知.但的确是不够老练,总还是显得稚嫩……

邵长水笑着问道,我很老了吗?都能算是。老前辈”了?

曹楠微微红起睑说道,我这里说的一老前辈”.是泛指的嘛。您别跟我这么较真嘛=

邵长水又笑道,不较真.不较真.请继续往下说。

曹楠脸上很快褪去了那层淡淡的红晕.低下头,稍稍地乜斜起眼,盯着那已经有一点发暗的房角.发了一会儿呆,大概是在脑海里搜索捡拾被邵长水打断的话头;过了一小会儿.她继续说道,既然你们早就开始怀疑我了。为什么不来找我呢?你们找这个,找那个,最后找了我爸,还找了那个寿泰求.裁是没来找我。为什么?

认为我不值得你们技?如果我真的那么没有价值,那您为什么还要跟踪我?

(这时候,邵长水很想趁机把这个莫须有的“跟踪”向她解释清楚了,但见她已经完全沉浸到自己的那个“讲述者一角色中去了,觉得此刻还是别打断她的为好,就没在这中间插上话去。)

曹楠说,其实我一直在等着你们来找我,也以为你们一定会来找我的。等了这么长时间,从初春等到暮春,这都到夏天了,既然如此,我想还是我主动些吧。不管谁找谁,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解决问题。我知道,你们会对我所说的一切,持很大的保留态度。你们不会相信我这么个“小女孩”能在这么大的一件事情里掌握到什么重要内情。恐怕也会对我主动来谈我自己父亲的情况,持极端怀疑的态度。我怕被你们起疑,这也是我迟迟没敢来找你们的一个重要原因。假如被怀疑,假如得不到信任,那一切就都没意义了。

“你们会相信我说的话吗?”说到这里,她突然再一次这么问道,脸色再一次变得非常苍白,不安;一时间,原先就比较尖削的下巴颏变得越发的尖削,原先比较尖挺的鼻尖,这时也变得更加尖挺了。

邵长水没回答她的追问。他根据自己多年来跟一些涉案人打交道的经验,知道其中一些人长期处于焦虑、困惑、绝望和紧张的心理困境中,下意识地会产生一种自闭、自卑和多疑,以至精神狂躁和抑郁的现象。按民间的说法,这些人特爱钻牛角尖死胡同。如果这时你正面去反驳他,或针锋相对地跟他们较劲、抬杠——哪怕你真是为了安慰他们和矫正他们,那也只会加剧他们的这种多疑和狂躁。这时,一个平和的眼神,一杯常见的茶水,或一支廉价的香烟,甚至漫不经心地递过去一块刚烤熟的红薯,或再加上一段或长或短的沉默……也许能让人和事都得以缓解……

曹楠象征性地喝了口水,又捋了捋那几绺再度“流落”到额前来的黑发。邵长水这才发现,在已然二十三四度的气温下,她里边居然还穿着棉毛衫。这使他疑惑起来,不知她脸色的苍白是由于心情的焦虑,还是更主要的由于身体的虚弱?

“咱们先谈实质性问题,再来解释我和这些事、这些人的关系。行吗?”她怔怔地问。

“随你。谈什么、怎么谈,一切都随你。”邵长水温和地答道。虽然早就在区图书馆那冷清而又温馨的环境中认识了她,但从来还没跟她单独面对面地长谈过,因此从来也没有这么近地观察打量过她。(这时,那股莫名的香味又时远时近地稍稍环绕过来了。)邵长水注意到在她左眉的眉尖处,长着一颗痣,因为受到眉毛的遮蔽,不靠近了看,不容易看得出来。而在她嘴唇的右上角处也长着同样一颗痣。这是他早就注意到了的。他记不清古代的命相书和流传在民间的各种说法中,是怎么评价长在女人脸上的这些痣的。他只是感觉到,由于多了这样的痣,她整个的外貌都变得较为丰富和复杂了。而且还带有一种奇怪的意味。(他的这种感觉是不是也因为潜移默化受那些命相书和民间说法的影响才产生的?但邵长水自认为是坚定彻底的无神论者.从不相信这些“胡言乱语”的。)

“我不知道我爸和寿泰求跟你们胡说了些什么。我想你们也不会告诉我他们对你们说了些什么。但是有两点,是我要着重地告诉你们的,也是我考虑来考虑去,决定主动来技你们谈的重要原因。这两点,他们肯定不会跟你们说的:如果说穿了这两点,他们在你们面前就会变得毫无价值了。所以他们自己是不会说的。第一,他俩一定会拐弯抹角、又千方百计地让你们相信,劳叔在陶里根后期,精神上已经不正常:他们跟社会上某些人一样,制造这样的舆论,就是要让人相信,劳叔不可能是被人谋杀的。他们一切言行的惟一目的就是要掩盖劳叔是被人谋杀的这个事实。第二,在劳叔死之前的两三个月,他们和劳叔的关系同得非常僵。劳叔发现,他俩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欺骗了他……”

“什么什么,你爸和寿泰求欺骗了劳爷?”

“是的。他俩欺骗和出卖了劳叔=他俩伤透了劳叔的心。劳叔后来压根儿都不愿再见他们了。这样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出事的那天,一直没有得到过缓解和改善。”

邵长水迟疑了一下,问:“但是.根据我们掌握的一个情况,劳爷在他留下的一份文字材料里,特地讲到了他和你父亲的关系,而根据他在那份材料里的描述,他和你父亲的关系不仅不像你讲的那么糟糕,而且还相当地融洽和知心。”

曹楠立即回答道:“那请你们赶紧查一查他这份材料是啥时间写的。我可以负责任地这么对你说,如果劳叔在这份材料里还那么说的话,那么,我确信,这份材料一定不是他出事前写的。就在出事前的几天,我爸为了缓和他跟劳叔之间的关系,还让我替他去找过劳叔,想约在一起再把一些他所谓的‘误会’解释解释清楚。但劳叔让我转告我爸,免了。根本不存在什么误会。一切都很清楚。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再见什么面了。”

邵长水一边听曹楠讲述,一边想道:这样看来,公安部的那份技术鉴定还是准确的。劳爷的“密文”真是事发前几个月就写下的。看来,他和“密文”名单里提到的那些人的关系后来的确发生了变化。而曹楠提供的情况,看来还是靠谱的。

“劳叔去陶里根是为了调查一位省领导的问题的……”曹楠继续说道。

“看来,你还真掌握不少不该由你掌握的情况。”邵长水情不自禁地感慨了一声。

“请不要对我抱什么怀疑态度,也不要对我有什么顾虑。这样会影响到您听我叙述时的心情和认真程度。至于我怎么会掌握到这些情况的、怎么会搅和进这些人和事情中间来的……我随后会向你们一一解释清楚的。”曹楠认真地请求道,“在调查的前期,他的确得到了我父亲和寿泰求的巨大帮助。我父亲和我们曹家的情况,我父亲一定都详细跟你讲过了。只要找到我父亲,找到我们老曹家任何一个中年以上的人,你就等于找到了一部陶里根的地方史和地方志。而找到寿泰求,你们就等于找到了打开顾代省长和祝副市长,还有那个大暴发户、典型的中国当代草莽英雄饶上都发迹历程的钥匙。年轻的寿泰求曾经受到这三个人的高度信任。这三个人都特别喜欢和看重寿泰求,都争着要把寿泰求招到自己门下,甚至都想把他培养成自己的接班人……”

“劳爷知道这情况不?”邵长水问。

“知道。当然知道。”

“他知道这情况,怎么还到寿泰求那儿去调查那位领导的情况?”邵长水谨慎地隐去了“顾立源”这三字。

“这就是寿泰求高明和狡猾的地方:他用一系列的假象取得了劳叔的信任,以为他是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出于公心,并坚持~种最起码的原则立场。但事实上他不是这样的人,要他真正做到这一点,也实在是难为他了。他有意无意地欺骗了劳叔,伤透了劳叔的心……”曹楠重复着这个结论,说到这里,她有些激动了,苍白的

脸颊上涌起潮红般的晕色:小小的鼻尖上微微地开始沁出汗珠。那些柔软而乌黑的发绺再度“流落”到她饱满的额头上来。邵长水意识到,再往下讲,可能就会接触实质性问题了,为了能让这个“小丫头”说得更系统更周全,他希望她能平静下来;于是拿起暖瓶往她的茶杯里续了点开水,并关切地说道:“喝口水。喝口水再说。”

“谢谢。”她一边说,一边略略欠起身.支出两根并不纤细、却匀称而白润的手指,在茶杯近旁的桌面上.轻轻地叩击了两下。这种完全世俗化的答谢动作,是邵长水司空见惯了的,对此应该是会不以为然的。但今天看到曹楠这么做.而且做得那么自然、熟练,不知道为什么,竟然让他感到很有那么一点“不舒服”。他担心接下来她会像某些女孩那样再漫不经心地点上一支汁么仕女烟,大大咧咧地吞云吐雾起来:所幸没有。但谈话开始以来逐渐在增加的好感,还是受到了一点影响。

“我先说说我父亲是怎么欺骗了劳叔.怎么让劳叔感到失望的。可以这么说,没有我父亲的帮助.劳叔刚到陶里根那个阶段,遇到的困难和阻力就会大十倍二十倍。虽然还说不上没法立足,但起码会给他老人家凭空增加相当多的麻烦=按说,陶里根地处边境,无论从心胸,还是眼界.都应该比内地那些县城里的人更超脱一些更豁达一些:豁达是事实。但超税就谈不上了。陶里根人特别抱团儿,排外。如果有人告诉您,那地方的人豪爽,热情,大方,特讲义气,那是说,在熟人之间、朋友之间、乡党之间,他们确实是这样的。但对于陌生的外来人,他们是警惕的.甚至还会有些欺生。近十来年,由于边贸开放.大量外来人员涌入,促成了陶里根的繁荣,也给陶里根人带来实利。在‘排外’、‘忌外’这一方面,陶里根人已经有了明显的收敛和改变。正因为如此,陶里根人对那个外来的‘暴发户’饶上都有一种特别复杂的感情。瞧不起他,却又暗自佩服他,害怕他,恨他。瞧不起他,当然是因为他有犯罪的前科,因为他那外来的‘流窜’的不安定的没有任何正式名分的前半生。佩服他的原因,自不用多说了。他身上拥有陶里根人特别缺少的那种火热劲儿,那种干起事来勇往直前不顾一切的冲劲儿,那种老子就是天下第一的狂劲儿和不干出点名堂绝不收兵的韧劲儿。这些劲儿,在悠闲惯了、偏僻惯了、一年的时问总有半年是在‘猫冬’,也自认落后惯了的陶里根人身上,确实是拿着放大镜找,也找不大到的。饶上都在陶里根干成的那几件大事,的确也是有目共睹的。那在城中心建起的第一个商业城、第一家大型游乐休闲中心、第一片住宅小区、第一座人行过街天桥……以至那使陶里根闻名国内外的第一次边贸活动……都是他的‘杰作’,都留下了这个家伙的手段、踪迹、身影和吼声。有人说,没有顾立源就没有

陶里根的今天。这似乎是一条‘绝对真理’。但也有人说,没有饶上都同样不会有陶里根的今天。这似乎也是有相当道理的。最实事求是的一句话是,正因为有饶上都这一号人在这里头‘搅和’,陶里根这摊‘死水’才汹涌得有了一番比较生动和宏大的气势。而这一点,仅仅靠陶里根人自己是不大可能办得到的,‘起码还要在寂静和落寞之中徘徊更长一段时间’。至于说到害怕他的理由,那就更可以想见了。饶上都从前在界河对岸做‘名犬’买卖时,经常地,披着件貂皮领的灰鼠皮大衣,穿一双前苏联时期坦克兵的高筒皮靴,戴一顶苏哈托式的直筒卡拉卡黑羔羊皮帽,手里牵着两条足有半人多高的德国黑背狗,身后跟着两个乌兹别克保镖。那保镖手里不是攥着根棒球棒,就是挥舞着细长坚硬的高尔夫球杆,穿行在江边那无数的狗摊儿中间。只要遇见有人经营了未得他允许而经营的那种名犬,侵犯了他的市场份额和权威,他一定会砸了他们的摊儿,没收了他们的狗,并且还会在摊主们的身上留下难以磨灭、也不易忘怀的‘痕迹’。这一些当然都是以往的记忆。自从这位仁兄成了远东盛唐国际科贸集团公司的老总,成了陶里根市政治协商会议的委员,成了顾立源启动和实旋‘创建新陶里根’计划最得力的伙伴后,他早把前苏联坦克兵皮靴扔了。甚至还可以这么说.现在,从饶上都嘴里听到的粗话脏话和荤话,要比从那些乡长镇长和一些作家、导演、演艺明星们嘴里能听到的还要少得多得多。佃你不要以为在必要时他就不会收拾你了。他就会宽大为怀,‘阿弥陀佛’了:那年有人在他建的那个商业城附近又建了个小商品市场,规模还不小,对他的商业城明显形成了竞争和‘威胁’。要是在五年前,他肯定就带人抡着大棒冲过去了=但现在他不会这么干了。经过一番运作,他出了个怪招,购买了那个小商品市场门前所

有公交车车站‘冠名权’,然后把这些车站全部搬离那个市场,搬到自己那个商业城的附近,直接把颐客都带到了自己的商业城里,有效地减少了小商品市场的客源。然后又运作了消防和卫生防疫等部门的领导,以该小商品市场存在严重消防和卫生隐患为由,强行让他们停业整顿,大伤了他们的元气……

“这样一个饶上都,没有颐立源的支持是肯定或不了气候的。人们有理由追问,你顾立源为什么会如此拼着命地支持这个姓饶的?陶里根银行的钱,你贷不到.我也贷不到,而他饶上都却能想贷多少就贷多少。这陶里根的几家国有银行简直就像是他饶家的私人金库似的。人们当然要追问.顾饶之间这样一种铁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劳叔到陶里根不久就听说饶上都曾给顾立源一个重达一百多克拉的钻戒。据说这钻戒还是饶上都最穷酸潦倒时,在对岸沃申斯克的一家赌场里,用他最后一笔睹资从一个非洲游客手上赢来的。这位非洲游客输掉了这枚价值连域的钻戒,同时也就输掉了他身上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返回非洲老家去的旅费也无从着落了,随后就跳进沃申斯克和陶里根之间的那条界河里,自尽了。据说,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大的钻戒,也就一百五六十克拉,为英国皇家所拥有。那么这枚一百多克拉的钻戒。应该也可以称得上是稀世珍品了。不知是巧合,还是冥冥中有所前定.得到这枚钻戒后,饶上都的命运果然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折,从此以后‘蒸蒸日上’,所以他把它看作自己的‘福神’,命运之星。民间流传的说法是,当他把钻戒送给顾立源时,还说了这么一句话,如果这个戒指真带着啥仙气儿的话,让它留在您那儿,比留在我这儿强。留在我这儿,它也就保佑了我一个人,但留在您手上,保佑了您的发达,也就能保佑一批像我这样的人。那就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吧,我的市长同志。(那会儿,顾立源还只是陶里根的市长,没任书记。)但还有一种说法是,顾立源没要这枚戒指,当场不仅把戒指‘扔’还给了饶上都,还把饶狠狠地‘骂’了一通,说,瞧你这点出息劲儿,才干了多大一点儿事,就想着要保佑这保佑那的了?!给我老老实实夹着尾巴做人吧。别尽拿着这么个破戒指,给我招事儿了!‘破

……破戒指……’饶上都一听急了,说话都有点结巴起来了,‘破戒指?您知道这一百多克拉能值多少钱?换一个主,拿一百万美金来我指不定还都不溜他一眼哩。“所以我说你没多大出息哩。一百万又咋的了?’听说顾立源说完这句话转身就走了,让饶上都自己在那儿闷站了好大一会儿,也没琢磨过来顾市长这一句‘没出息’到底是啥意思,是说‘只拿这区区一百万来买他这个市长的好,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还是‘只为了这区区一百万,有可能坏了他们今后远大的前程,太不值得’?还是说的‘他俩之间的这战斗友谊革命感情绝对不应该掺杂进钱这么个东西,不管钱多钱少,都不必要’?

“顾立源到底拿了这戒指没有?劳叔觉得这是应该闹个明白的。

“在我父亲的帮助下,他很快闹清了,顾立源确实没拿。而且还找到了两个证人:一个是饶上都的前任助理,一个是饶上都的现任助理。饶上都这家伙非常精明,他每隔一两年就要更换贴身的助理。他从不让任何一个‘外人’长时间地掌握他为人做事经商的秘密。那个前任助理曾经在事发后,亲耳听饶上都对他讲过顾立凉当场是如何拒绝接受那戒指的,并且还亲眼看到饶上都把戒指重薪锁回保险柜里去了。而那位现任助理则是在最近又一次看到饶上都从那保险柜里取出过那戒指.证明它一直还由饶自己收藏着。

“还有一档子事,也是必须整明白的.那就是饶上都以低于市场价好几倍的价格,获取江边一大片土地,并取得陶里根几家国有商业银行几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与此同时.颐立源从饶上都手上拿到两幢别墅。一幢在北京首都机场附近的一个高档别墅区里,另一幢在上海原英租界里。据说这两幢别墅的总价,折合人民币高达两三千万。而在上海的那幢完全是用美元购买的。如果说,发生在顾立源就任陶里根市市长初期的戒指事件,在民间流传时,就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那么.发生在顾立源任陶里根市市委书记兼市长后期的别墅事件,几乎是众口一辞.别无他说:顾肯定拿了这别墅。饶上都还专程陪顾立源去两地看过这两幢别墅。而据一些了解内情的人说,这件事饶上都办得比较隐蔽,他知道该怎么来保护顾立源:房契上都没写颐立源的名字=据北京一些从事房屋买卖中介的人说,在北京一些早期开发的别墅区里,可以找到不少这样的‘鬼屋’。它们从账面上看.早已售出,也办理了人户手续,也有人定期来为之交纳物业管理费,但就是没有人来装修和居住。这些小楼从开盘售出至今一直黑灯瞎火.野草疯长,落水管生锈。锈水洇黄了邻近的墙面,墙皮也已经斑驳脱落。据说这些房主人有一些是出国走了的,什么时候回来,回来不回来,都还说不好;另有一部分就是外地的富商买来送给当地当权者的。它们之所以空置着,有的是因为这些当权者不敢来使用.有的是没等他们来使用,事情败露,人就被‘双规’法办.再没机会来使用了。

“可以这么说,劳叔就是为了查清这档子事,才想到要去饶上都的那个远东盛唐公司谋职的.以便能就近从他们内部得到在外头得不到的真实情况。

“而替劳叔跟饶上都牵线搭桥的兢是我爸。那一段时间,饶上都经常上我家来找我爸。他想说服我爸.把‘曹不泉酒厂’这块老商标牌子转让给他去经营:‘酒厂这些年也不怎么景气了,您老人家也没那份精气神去折腾那些七七八八的事情。您开个价吧,我也就算做件善事,替咱们陶里根留下一块金字老招牌。您还有啥舍不得的呢?与其让它沤在您老手上,还不如让我来让它重放光彩。’这家伙也是因为财大气粗的缘故吧,说话就是这么自大和直率。我爸趁机就把劳叔介绍给了他。当然还不是用自家的那块金字招牌跟饶上都交换的。‘转让牌号的事,容我再捉摸捉摸。不管咋说,这也是祖上留下的最后一点东西。我是折腾不了它了。我那闺女将来能折腾动它吗?怕也难。交给谁呢?我总得掂量掂量吧?先让我在您那儿安插个人吧。让他代我就近考察考察您。这个劳东林是我最要好的一个老朋友。人家可是干了几十年的老警察,破案高手,省公安厅的神探。上您那儿干个保卫部经理啥的,别的我不敢吹,但我可以保您饶上都白天黑夜尽可以敞着门地放心睡您的大头觉了。’

“有了保卫部经理这个头衔,劳叔在饶上都身边,在公司各部门走动自然就都方便多了:没用太长的时间,他就确认了饶上都有在北京上海购买别墅的行为,甚至搞到了这两处房子房产证的复印件,搞到向售楼方汇出房款的银行汇单号,搞到了饶上都陪同顾立源去北京上海看房的具体时间、行程和从上海打回来的电话记录,还搞到了那两处房子的确切地址……现在剩下最后一件事,也是最关键的一件事,就是要确认顾立源是否已经从饶上都手上拿走了这两处房产。这也是最困难的。房产证上写的不是顾立源的名字。顾立源也没有入住。他本人没人住,家属亲戚也都没人住。他到底要没要这两处房产?从房产证上的日期推算,饶上都购买这两处房产的时间差不多就是他从银行获取那几亿元贷款,并从顾立源手中获得那几万平米江边土地的日子。应该说,从饶上都这一方来说,买这两处房子为了获取贷款和廉价土地做打算的意图是十分明显的。问题仍然在于,顾立源到底收了这点‘薄礼’没有。如果收了,捅开了这一个缺口,后续还能捅出几个‘两三千万’?那就很难说了。以饶上都这‘老光棍’(他至今没成家。当然,他身边不缺女人。但据说,在这方面他还挺严谨,从来不让乱七八糟的女人随便走近他。至于他到底是怎么解决他那男人的性饥渴问题,或者这家伙干脆就是个性变异,不存在什么对异性的饥渴问题,这我就不明细了)的豪爽大方,他对顾立源那种由衷的‘感恩戴德’之情,整出一两个、两三个‘两三千万’也不算多。但怎么确认顾立源是收受了这房子的呢?就在劳叔煞费苦心正要往下突

破这难关的时候,一件让他目瞪口呆、猝不及防、晴天霹雳般的事情发生了:那几位秘密地帮助他获取这些‘情报’的员工一夜之间全都被炒了鱿鱼。

“一时间,劳叔不知道究竟哪儿出了娄子。一时间,整个盛唐公司上下都人心惶惶,不知道饶老板为什么一下子开除了这么些人,而这些被开除的人中间有一些还是老板过去极为得力的亲信。事情是明摆着的,一定是有人出卖了这些人:但一向以来,劳叔跟这几位都是单线联系着的:如果问题没出在劳叔自己身上,就不应该发生这种‘一网打尽’的悲剧。他琢磨来琢磨去,在自己身上也没琢磨出啥纰漏。而除了劳叔自己以外,惟一还知道这几位底线的,就只有我老爸了。因为在整个过程中,劳叔没回避过我老爸,而且还经常跟我老爸讨论进一步的做法.该找谁,怎么个找法,找的时候又该对哪些问题加以特别的注意……

“难道真是我老爸出卖了他们?如果是‘出卖’了,为什么只开除那些人,而没触及这件事的始作俑者劳叔呢?饶上都甚至都没找劳叔谈一谈,哪怕做一个象征性的警告类的谈话都没有,好像劳叔跟这几个人压根儿就没一点关系似的=这也让劳叔困惑和忐忑万分。难道这几位的被炒,是另有缘故?这样的可能性不是没有。但是,同样是这几个人,凑在一起又干了一档极度冒犯饶上都的事,这样的几率的确太小太小。

“静待事态稍稍平息了一点.劳叔赶回省城来找我爸追问这事的原委。那段日子.我爸也不去陶里根了。一直‘躲’在省城的冢里,后来索性躲到码头街我那小屋里去了。当然,躲是躲不了的。躲得了谁,也躲不了劳叔……”

邵长水问:“大概是你向劳爷报告了你父亲的下落的吧?”

曹楠说:“凭良心说,这一回还真不是我向劳叔禀报的。但我对我父亲那一段时间里的行踪的确心存疑虑。他为什么不去陶里根了,为什么莫名其妙地要住到我那小屋里来?那天,我下了班,匆匆在街上买了些熟食,还买了点蔬菜赶回码头街。熟食是给我爸买的,他爱吃那些猪头肉卤猪蹄什么的。蔬菜是给我自个儿买的。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每个星期最好有一至两天吃素,这样有利于保健和减肥,也有助于保持心理平衡和精神健康。等我气喘吁吁地上了那‘危楼’,刚要张嘴叫门,就听到从屋里传出一阵阵压低了嗓门的咆哮声。我立即就听出那是劳叔的声音。他不断地在追问,这到底是咋回子事嘛,你吭个气啊……你当面说人话,背后却不干人事,到底安的啥心嘛……但不管他怎么‘凶狠’,我父亲就是不作声。这时我既不知道他俩之间到底出了啥事,又不敢擅自闯进门去自讨没趣,只得干干地站在门外,完全被这么一档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呆了。你别看劳叔这人个性强,但他平时在熟人中间,是以随和、幽默、好逗人乐著称的。与人相处,他很少得理不饶人,更不会把人逼到绝境。当然,你要真把他欺负狠了,真惹恼了他,那九头牛也不一定能拉得转他,就像当年,上头有人找他谈话,只要他认一下错,就可以考虑让他保留二级英模称号。他说他没错。他说,你就是摘掉我二级英模的帽子,我还是没错。你们不是一直在教育我们为人做事要实事求是么?我没错,怎么认错?我没错去认错,还能算真正的二级英模吗?找他谈话的领导一听火了,大声责问,你还以为你是二级英模?年轻气盛的他立即跳起来反问,我怎么不是二级英模?有种,你把我这称号取消了啊,你送我去劳改啊!他以为这英模称号是国家公安部颁发的,省里不能把他怎么样。却不知,过了不长一段时间,英模称号真的被取消了,虽然没‘送去劳改’,也没开除公职,但最后还是把他的党籍给开除了。

“……又过了一会儿,我听见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跟我父亲说了很长很长一段话。我父亲仍然一声不吭;而后就听见门‘嘭’地一声被拽开了,劳叔满脸涨得通红地冲了出来,目不斜视地从我身旁跑下楼去……

“我走进屋,看见我父亲脸色苍白,整个人都跟瘫软了一般,萎缩在旧沙发的一角,眼神中充满了歉疚和无奈,满头花白的头发坟时显得特别蓬乱和凄怆,人也苍老了十多岁似的。后来我才得知.先是那几位中,有人绷不住了,悄悄地去饶上都跟前,把劳爷如何通过我爸找到他,秘密调查别墅事件的情况,一五一十,连汤带水地全端了出去。因为是‘单线联系’的.他当然说不出公司内部还有谁掺和了这档子事。饶上都立即找到我爸,逼问此事。他当然不能对我爸来硬的,他很坦然地对我爸说,你和那位劳先生到底想干啥,我没法干预,也不想干预.但我不能允许我手下出叛徒。您能帮我一点忙吗?我公司内部哪些吃里扒外的东西,在背后给我

捅刀子?当然,我也不为难您.市场经济嘛.我更不会让您白说。上一回不是说到我想买下您家那个曹不泉的金字招牌吗?上回开价多少来着?三百万?这样,我们来赌一把玩玩。我给您十分钟考虑时间,十分钟内您要够哥儿们.告诉我实情,我在那三百万上加价五十万。如果您还犹豫,还想再考虑考虑,我可以再给您十分钟时间,还可以再加您五十万,也就是说如果您在二十分钟内能说出实情,您能多拿到一百万:当然.如果您在二十分钟里还不能做最后决定,我还可以往上加价:但是.我不会无限制加价。那你犹豫到明天早上,我就彻底破产了:我有个心理价位,能容忍到某一个程度,如果到那时候,您还不想告诉我.那么这个价位将重新跌回到起初的那三百万。再往后.你每犹豫十分钟,我就往下降五十万。一直降到零价位,游戏结束。您这块金字招牌我也不要了,咱俩之间的交情也就结束:但您信不?您不告诉我,我也能把那几个王八羔子查个底儿掉:但您可就实实在在地损失了好几百刀呐。曹大爷,几百万啊.别说对您.就是对我.也不是一笔小钱呐。说白了,我今天就是拿这几百万来买你一个开口说实话。我必须把这几个王八羔子尽快剔除出去:你自己掂量吧。

“我爸一开始并不想对他说实话。饶上都真就开始了他这‘叫价游戏’。从三百五十万……四百万……一直到四百五十万……我爸还在犹豫……这时,饶上都一下把价位跌回到三百万……然后继续往下降。每降一回,就会少拿五十万。五十万啊!我爸辛苦了一辈子,辛苦出满头的花白头发,都没挣够一个五十万!而眼前,十分钟就损失五十万啊……我爸再也受不了了,前胸后背直哆嗦,身上直冒冷汗,就在饶上都把价位落到二百万时,他受不了了,把所有的事情都跟饶上都说了……

“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劳叔,但他又觉得自己实在也是没有退路可走,只能如此。从那以后,劳叔再也没来找过我爸。非常奇怪的是,过了几天,他主动去找了饶上都,一副很落魄、很沮丧的样子,把事情的责任全都揽到自己头上,‘请求’饶上都能免去对那几个同志的‘处罚’:这几个同志实际上并没有供出什么了不得的情况,只是说了公司买过这样两幢别墅。但他们并不知道这别墅到底是要拿去做什么用的。他们并不认为告诉我这些情况,对他们尊敬的饶总会构成什么‘危害’,所以请再给这几个同志一个‘机会’,让他们回到原先的岗位上去;况且他们也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需要这样一个岗位,这么一个‘饭碗’来养家糊口……

“饶上都斩钉截铁地回答劳叔,让那几个王八羔子回到原岗位上?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我现在不跟你说别的。这几个王八羔子心里要真有我这个老总,在跟你说这些烂事儿前,应该先来请示我一下。他们早就该明白,是我在给他们开工资,是我在养活他们。现在知道疼了?知道没钱养家糊口了?早干吗去了?蒋介石当年没杀那个抗上的张学良,那还把他拘了一辈子哩。这几个王八羔子必须离开公司总部。但看在你老的面子上,我可以在我管得着的范围里,给他们再找口饭吃吃。但他们必须给我立下书面字据,必须承认,原先跟你说的那些话都是放屁的话,是造谣,污蔑。人家顾代省长正经一个国家省部级干部,用得着上我这儿来找住房吗?这不是在歪曲寒碜我们党我们政府,毁坏我们国家干部的形象,存心跟改革开放过不去吗?

“劳叔说,你把我开了不就完了?这事是我起的头,你跟他们算啥账?

“饶上都嘿嘿一笑道,劳大哥,我不是不能收拾你,也不是不敢收拾你。我现在只是不想收拾你。不收拾你,是有几条理由的。头一个,我不希望这事在社会上闹大发了。您一走,这动静就大了。全公司的人都会怀疑到我这儿真要出什么大乱子似的。上下人心浮动,我的损失就太大了。所以,所以还真不能把你整走。你还得安安心心在我这儿干着。你愿干不愿干,都得干着。第二条.我瞧你还是个相当有能耐的人:再咋说.原先也是省直机关的干部嘛。这样的人才,在陶里根打着灯笼也找不见几个。我这人还就喜欢跟这样的人打交道。你能替谁谁谁来密查我,就不能倒过来替我去堵堵这窟窿?曹月芳咋样.也算是一个老资格了吧?二百万搞定。将来我给你的好处.一定会大大超过这二百万。当然,前提是你要真心替我干。现在不都在学习‘三个代表’吗?你说将来谁代表中国的发展方向?谁代表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是我?我们?还是那个都快走不动路的老书记?你干了这么几十年,他们给你啥了?你跟我干一干试试,看看我能给你啥?!好好想想吧,别再小事聪明大事糊涂了!别一辈子轰轰烈烈拳打脚踢到头来落一场空,还自以为能耐!

“应该说,我爸的‘背叛’,加上饶上都这一番连蒙带唬,对劳叔心理的打击特别大。头几天。他还真蔫头耷脑的,走起路来跟鸭公鸭婆似的,趿拉着腰,撇着个外八字脚.一海一侉地直晃悠,一点精气神都没了。听说饶上都为此还再一次把他叫到他那特豪华的办公室去‘开导’了一番=饶上都说.你这么跟家里死了爹似的,不是明摆着要告诉全公司的人,你跟那几个被开了的王八羔子是一伙的吗?晚上带你们保卫部的几个哥儿姐们去歌厅吼几嗓子去。我知道你歌唱得好,舞也跳得不错,撒开了玩儿一把。今天晚上的消费,开个票,回头我给你签单。

“据说,打那天起.劳叔就经常出入歌厅和洗浴中心。他能唱能跳能说笑话,不荤不素、雅俗共赏的黄段子张口就来,是个非常出色的晚会派对主持。再加上他单身一个.独自住在公司里,晚上有的是时间哄大伙玩儿。公司里谁搞聚餐、生日派对,谁办红白喜事都少不了他。那段时间里.他几乎天天晚上都闹腾到半夜一两

点才回他那单身宿舍。随后不久,饶上都把他原先使着的那辆旧沃尔沃换成了你们后来看到的那辆崭新的奥迪A6。他就是要让全公司的人看到,公司前一段是出了一点事,但那是小事,有人猜疑是这位从省里来的保卫部经理组织一帮人跟饶总过不去,现在你们瞧瞧,到底谁跟谁过不去?谁跟谁都挺好,公司内部天下太平……

“饶上都这人就是能玩手段。玩不了手段,他能做那么大的生意吗?

“应该说,也就是在这前后差不多的时间里,劳叔悄悄回省城去找过一回那个派他来陶里根的人。我不清楚这人叫什么。劳叔在非常痛苦的时候,跟我隐隐约约地说起过这档子事。但没告诉我这人叫什么姓什么。他只说那个人也耍了他一把。他特别伤心地跟我说,那个派我来的领导突然昏迷了,没来得及留下任何话。我问他,那你不能去找别的领导?他直叹气,摇着头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你不懂啊,小丫头,你不懂……我问他,我怎么不懂了?领导不都代表党和政府嘛,找这个找那个不都一样?干吗非得盯住一个?他苦笑笑,还是重复了那一句话:你不懂啊,小丫头,你不懂……

“那一段时期他的确显得有点灰心,也的确显得有点沮丧,但他表现出来的那一整套‘玩世不恭’的举止,给我的感觉,总好像是故意这么装给谁看的……是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

邵长水忙问:“哦?你为什么会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曹楠轻轻叹了口气说:“我也说不清楚……也许……也许我总不能相信,这么一个饱经沧桑的老警察,精神上心理上会那么脆弱,那么不堪一击……”

邵长水微笑着打趣道:“感谢你能这么信任我们警察。”

曹楠却很认真地答道:“也不是每一个警察都这么值得信任的。我爸也当过警察。”

邵长水模棱两可地说道:“你爸……”

曹楠忙接口说道:“这就不说我爸了。反正那一段,劳叔的日子不好过……”

邵长水说道:“再说说寿泰求吧:他怎么又让你那位劳叔失望的?”

曹楠这时坐直了身子,抻了抻了腰.打量了一眼窗外完全黑下来的天色,忽然说:“你们这儿没食堂吗?你们都吃过晚饭了?”

邵长水忙笑道:“我还真把这一茬给忘了哩。走走走,找个地方吃饭去。”

曹楠说:“你们这儿有食堂的话.咱们就在食堂里随便吃点得了,在食堂里吃还干净。”

一直闷头在一旁做笔录的那个女同志一边收拾着散页的笔录纸,一边笑着劝说曹楠:“难得咱邵组长大方一把,啥干净不干净的?走。马路对过那家川菜馆就不错的.麻辣都挺够味儿。”还一溜小跑,把复核组其他两位同志也一起叫上.一路嚷嚷着:“今天咱们可是托人家小美女的福了.得好好让邵组长出一把血。”

曹楠却噘起嘴说道:“谁是‘美女’?别骂人,行不行?”

那个女同志大笑道:“少见.真少见:小丫头片子还有不喜欢别人称自己美女的。美女好啊!你瞧我跟邵组长工作这么长时间,他就没想到要请我下一回馆子:我总结半天,原因就只有一个,我不是美女呗。”

邵长水略略红起睑.故意做出一副一咬牙切齿”的样子笑道:“请,今天好好请。放开你那丰硕的吐子.就好好搓吧,你!”

十九 曹楠的第二次讲述

(她使所有的人都产生了这样一种疑

惑: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呢?)

但等这一行人走出八十八号大门,曹楠却又变卦了,不想去吃晚饭了。“不会是因为叫了你一声‘小美女’,就气得连饭都不想跟我们一块儿吃了?没那么娇气吧?”那个女同志说道。“哪是?”曹楠赶紧红红脸辩解道,“人家胃不舒服……”这样,这馆子就没上成。复核组的几位同志上食堂去吃了,邵长水留下陪曹楠随便说了会儿闲话。等那位做笔录的女同志吃完了饭回来,又接着往下谈,话题自然就集中到寿泰求身上了。在重新开始谈话前,曹楠去了趟卫生间。趁她不在时,那位负责做笔录的女同志悄悄地问邵长水:“你说,她怎么会知道那么些情况?听起来,好像她全过程都参与了这些事儿似的。但实际上,小小年纪,别说全参与了,就是

半参与,也不可能嘛……甚至可以这么说……”这时,从卫生间已然传出轰轰的抽水声。邵长水忙做了个噤声的动作,打断了她的话,并轻轻说道:“嘘……这个问题,咱们待会儿再讨论。”其实这也是邵长水心里正在形成的一个疑惑,是啊,如此激烈深刻地发生在父辈们内心的矛盾冲突,她怎么了解得那么详细周全?还说得绘

声绘色,有板有眼,跟“真的”似的?

“咱们继续往下说吧。晚饭前的那一段,不知道我都说清楚了没有?”从卫生间回来,曹楠一边用一块洁白的手巾擦拭着刚洗过的手,一边略带着点不安地探问着。

“挺清楚。挺清楚。就这么说。咱们继续。”邵长水一边应和着,一边替曹楠的茶杯里续满了开水。

“谢谢。”她再次支出两根手指.在茶杯前的桌面上轻轻地叩击了两下。“该说那位寿泰求了.是吧”说到这儿,她稍稍地停顿了一下,仿佛起跑前要做些热身动作似的。“很少人知道劳叔和寿泰求之间还有这样一种密切的忘年情谊。劳叔曾经这样告诉过我.他羡慕寿泰求,也妒忌寿泰求。他说他从寿泰求身上重新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感受到了他曾经向往过梦想过企求过但又没能实现的那许多追求……他当然也清楚.寿泰求的事业起点比他高,工作环境工作要求也很不一样,两者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可比性。但说一句实在话,假如让劳叔年轻二三十岁,他很可能干得比寿泰求还欢实。时代啊……大环境啊……就是这么在决定着人的命运……”说到这儿,曹楠居然这么重重地感慨了一声,仿佛她已然是一个年迈的过来人似的。“劳叔跟寿泰求交往.除了刚才说到的怀有一种真诚的羡慕和善意的妒忌,不能说没有带一点虚荣:能跟这样一位省内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密切交在,自然也是一件可以让人感到非常愉快和自我安慰的事.甚至也可以说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同时,也免不了带有一点好奇:想了解这些新一代的政治明星、新一代的大企业领导人到底是在怎么生活和工作的?他跟我说过多次,说起来,寿泰求也应该算是那个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一员,但他跟这个集团的许多人不一样。他身上有一种相当难得的‘超团体’意识。也就是说.他所傲的一切,不仅仅是为了他自己和这个小团体的利益。他说,中国人千百年来习惯于拘囿于小团体中,最早是受家族和宗族束缚.后来又有帮会和行会、山头和宗派……总是把个人的命运和小团体的前程粘贴连挂在一块。现如今这社会,组织团体是需要的,但不能为了雷体而团体。在团体中,又能超团体,这才是真正的社会精英。他预料.寿泰求会成为一个……甚至比顾立源还有出息的顶尖角色……”

“既然这样,他怎么会对寿泰求感到失望了呢?寿泰求不是一直干得挺好的吗?可以说蓬勃向上。方兴未艾。他正在筹建的中轴集团,不仅在中国,在整个远东都是最大最先进的一个轴承生产基地。”邵长水问道。

“他给劳叔造成的伤害和失望当然不是在这些方面。”曹楠答道。

“哦?那在哪些方面?”邵长水又问。

“你们还记得,晚饭前我说劳叔在受到我爸的伤害后,去省城找过一位我叫不上姓名的人,又被那人伤了一回心的事吗?”曹楠问道。

“记得,记得。”邵长水答道。

“那人的确让劳叔感到伤心……说伤心也许还不够确切,应该说是‘寒心’才对……按说,劳叔也是一把年纪的人了,社会上的种种人和事,也见识得不少了,他应该能理解那个人的心情。那个人毕竟不是平民百姓,头上还有一顶挺大不小的乌纱帽,首先要保自己这顶乌纱帽是必然的事情。但这里毕竟还有一个道义问题啊,也有一个不能见死不救的问题啊。不管怎么说,只有他最清楚,劳叔上陶里根去,到底跟那位老书记存在着一种啥关系。现在老书记昏迷了,你倒好,赶紧把自个儿择清了,但劳叔咋办呢?你总得给句话啊。这样的事,让劳叔还能去找谁呢?他已经辞职了,脱警服了,总不能再去找过去的老领导。人家也管不着你这些糗事。找现任领导?现任领导是饶上都。能找吗?他在陶里根查的就是顾立源和饶上都的不正常关系。找饶上都说这事,那不仅仅是在找揍,简直就是在找死哩!他也不能跟自己的夫人说,不能跟自己的朋友说。甚至都不能随随便便趁着酒兴在哪家的客厅里、哪个餐桌上跟人瞎嚷嚷两句,发泄发泄内心的憋闷。那几天里,他太难受了。干了一辈子刑警的他,也经历过许多特别为难的人生时刻,遭遇过非常棘手的案子。那些个‘为难’和‘棘手’也曾让他觉得一时间茫茫天涯不见路,但那时候只要低头一看,身边总有一群同志、战友、亲人跟自己在一起,即便是发牢骚骂娘也有个搭伴儿的啊。可现在……生生让人‘撇弃’在这个遥远的陶里根……他当然也可以一跺脚一咬牙,去他妈的,老子不干了,回省城;凭自己这张老脸,还发愁在省城找不着一个能填饱肚子的饭碗?还非得憋死在远东盛唐这棵歪脖子树上了?他还真不信这个邪!但再一想,自己能这么拍拍屁股就走人吗?自己当初是干啥来的?调查虽然不能说已经整了一个八九不离十了,但也的确是抓到一些很有价值的线索了。澄清陶里根这锅汤,到底对全省人民、全国人民会有多么大的作用和意义,他劳东林管不了那么些,但眼见得这锅汤里确

实飘着那么几颗老鼠屎,还有那么一两只没烫死的贼老鼠在游动,作为一个老警察,自己能掉头转身就走吗?再说,老书记刚昏迷,自己就撂下这事开溜——这样的事,别人可以干,我怎么能干呢?

“苍天在上啊!!

“他们想欺负谁呢?

“欺负谁,也不能欺负我劳东林啊。我还就不信,这么个堂堂五尺汉子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愣找不着一个说理明事儿的地方了!还非得低着头哈着疆拍着谁才能把自己的小日子过下去了!

“他知道找寿泰求有风险:因为在许多人眼里,寿泰求也是‘陶里根集团’的人,而且,这小子跟颐立源之间的关系也是明摆着的。但是,从前一段接触下来的情况看.寿这人应该是一个明大理儿的年轻领导,知道怎么把友谊和原则、把私交和大局区分开来处置。兴许,还真的只有这小子才能帮自己出一点点子了……

“想到这里,他马上给寿泰求打了个电话,约了个时问就去省城找他了。

“那天,他准备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当初怎么会辞职去了陶里根、这段时间来在陶里根又遭遇了些什么、特别是最近以来又发生了些什么……一古脑儿向寿全盘托出=他曾预料,在听完所有这些情况后,寿泰求会被‘吓一跳’的.会有所犹豫和迟疑,会掂量一下,到底要不要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帮这么一位已然辞了职的老警察的忙;如果要帮的话,怎么帮才比较台适……劳叔甚至都想好,如果寿泰求表示为难的话,他决不勉强他。不同的人在社会这大沙盘上所处的位置不同,扮演的角色不同,本来就不能做千篇一律的要求。他觉得,只要寿泰求能耐心地听他把情况说完,让他把该发的牢骚都发完,即便啥话也不说,即便最后只是咬着牙,跟他一起轻轻地骂一声‘他妈的,这些人……’以此来表示一下道义上的支持和真挚的同情,他觉得也就足够了。因为就是这么一点点的支持和同情,他目前也不能上别人那儿去获取。但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刚讲到那人把自己叫到兴安宾馆,隐晦地传达了老书记的想法,寿泰求突然叫了一声:‘别说了,你别往下说了……’劳叔愣了一下,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怔怔地打量了一眼寿泰求,只见他一下子变得十分的矛盾,十分的为难,而且还十分的不耐烦,眼神中出现了一种非常陌生的东西,那是一种猜疑,一种惊惧,一种世故,一种紧张,一种埋怨……一种把所有这些神情交杂混合而成的神情,让这个寿泰求在这一刻变得十分的疏远陌生和生硬。当时他俩是在寿泰求的办公室谈的。寿泰求立即起身上外头走廊里探视了一下,确认了门外和走廊里没有任何人在那儿‘偷听’以后,又出去把最外头那扇大门锁上,再回来关上办公室这扇门,最后回到座位上,以不容辩驳的口吻对劳叔说道:‘不要再跟我说下去了。到此为止。记住我这一句话,你今天啥也没跟我说,我啥也没听见。’劳叔当时还不明白寿泰求说这话的真意是什么,还愣愣地说道:‘你听我把事情跟你说完嘛。你帮不帮我出点子都在其次,我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这档子事。说一说……’

“‘我让你别说了就别说了!’寿泰求突然又叫了起来,‘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寿泰求极其严厉和生硬的神情和训斥一个淘气孩子的口气,再加上那高八度的音量和带有一点撕裂声的音质,让劳叔完全呆住了。寿泰求这时可能也意识到自己有些失态,在稍稍沉静了一会儿后,缓和地解释了一句:‘跟我说这些没用。你也不该跟我说这些。这事儿……是绝对不能乱说的……对不起……’寿泰求的口气虽然有所缓和,但劳叔仍然从他的眼底深处看到了一种极少出现过的紧张和厌烦。他立即明白了,寿泰求是不愿意跟这件事沾边儿。他可以跟他在一起议论那位顾代省长,但是如果牵涉到‘查证’,而且又不是从正规的纪检系统下来的查证,他觉得自己绝对不能沾边儿。

“如果事情仅仅到此就为止了,那么.对劳叔的伤害和打击也.许还不会像后来发生的那么大。话说到这个份儿上,当然就无法进行下去了。劳叔呆坐在那儿,惶惶地不知所措。而寿泰求似乎也不想再说些什么、或做些什么来改变现场的那种尴尬。劳叔知道自己该走了。在稍稍又呆坐了一会儿后,他拿起自己的那个手包,向寿泰求告辞。寿泰求果然也就没再挽留。据劳叔后来讲。那天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寿泰求办公室门的,待他有些清醒.发现自己已经走到大街上了。等上了自己的汽车,他又在车里杲坐了一会儿,从头至尾把刚才在寿泰求办公室里发生的那一幕。重新检视一遍,但在脑海里反复翻腾的却只有那一句话:‘我让你别说了就别说了。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这时,劳叔的手机响了。他马上直觉到这电话可能会是寿泰求打来的。于是他启动了车,一边慢慢驶离寿泰求办公楼,一边打开手机去接这电话。电话果然是寿泰求打来的。劳叔一走.寿泰求清醒了,意识到自己做了一件非常‘混蛋’的事:自己等于是把劳叔从办公室里‘赶走’了。他的确没想到这个老警察今天竟然是来跟自己商量怎么去调查顾代省长的!自己怎么能掺和这种事?在中央没有正式表态以前.自己哪怕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都可能犯下不可逆转的错。在陶里根时.他就亲身经历过这么一档事,当时他刚从基层调到市政府办公室当副主汪.同时又让他兼任一位常务副市长的秘书。任命下达后,当时任市长的顾立源还把他找到办公室去谈了次话,问了问近来生活工作情况,然后就叮嘱了一声:‘到市政府机关,要好好干,政治上要保持一致哦。’寿泰求自然极其坚决和痛快地答应了。他觉得顾市长说的这‘保持一致’,就是红头文件上经常强调的要跟‘党中央保持一致’.那还有啥说的?!过了几个月,他觉得自己干得挺勤谨.也挺顺溜。没想,有一天下班前突然接到颐立源秘书的一个电话.让他下了班.到市长办公室来一趟。他以为是顾市长召见理.下了班便匆匆去了。但办公室里却只有那位秘书一个人在。他正要询问顾市长上哪去了,那位秘书笑道,你就别找了,就咱哥儿俩随便聊聊。然后那位秘书告诉他,顾市长对他近来的工作表现非常不满意。‘我……我咋的了?’他一愣。‘你咋的了?’那位大秘书笑了笑,问道,‘最近拆迁办在全市范围开了个工作会议,对不?’‘是啊。这是市长碰头会上定的。’他忙解释。‘整个会议的议程是你安排的?’大秘书又问。‘是啊,是根据市长碰头会议定的大框框,具体拟定的会议议程。’‘你怎么没安排市长到会上去讲话?“这……’他忽然觉出问题的严重来了,忙解释道,‘这……这个……这个是市长碰头会上定的。会议由分管拆迁工作的常务副市长主持并做总结讲话。没说还要请市长到会讲话。“碰头会上没说,你就不安排了?那把你放到市政府办公室去当这个副主任干吗使的呢?啥叫保持一致?啊?非得要让市长亲自来求你了,你才安排他去讲话?“不不不……我绝对没这个意思?’‘那你是啥意思?“我错了……’不到一个月,他就被调离了市政府办公室,到下边一个濒临破产的小厂去当厂长。如果他不是把这个濒临破产的小厂整治得有声有色,如果不是后来在市经贸办公室副主任的位置上又非常出色地整治了好几个濒临破产的国有小厂,他寿泰求以后的前程就很难说了。即便这样,顾代省长至今见了他还常说他:‘你这个寿泰求啊,该咋调教才行呢?你总是以你自己为主。眼里没人,可不行啊!’

“是的,这可不行。

“那天他在电话里跟劳叔解释道:‘……大哥(他一直管劳叔叫大哥),你想怎么干,别人又让你怎么干,这些我都不管,但是你别跟我说那些。我要听你叨叨地说那些,我不就成了在跟你一起合谋反对现任的省领导了?你应该能体谅到我的难处……’后来寿泰求在电话里还说了啥,劳叔压根儿就没再昕下去。他听不下去了,当时他整个人都木了。人家什么时候挂的电话、他自己又啥时候关的手机,他整个儿都想不起来了。他只知道一边听着手机里的杂杂声,一边下意识地操纵着汽车,木木然地差一点把车都开到人行道上了,只是车轮被马路牙子重重地硌了那么一下,才把他从那懵懂的状态中震醒,忙本能地往回打了把方向,才没闯出大祸来……

“后来他再也没找过这个寿泰求。他不责怪他们,但也不想再去‘妨碍’他们。”

说到这里曹楠停顿了一会儿。

邵长水问:“你通过这两个事例,想告诉我们什么?”

曹楠说:“就算劳叔在陶里根后期整个人的状态和心态有相当的变化,那也是由于这些重大的挫折造成的。那只是一种挫折感,绝对不是什么精神异常……”

邵长水接着问:“挫折感过于重大了.有没有可能造成人的精神异常呢?”

曹楠一下激动起来:“你们为什么一定要把劳叔往精神异常那儿想呢?你们为什么就一定不相信他是被谋杀的呢?”

邵长水说:“我们没什么一定或不一定。我们的方针就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曹楠迫不及待地打断邵长水的话.站起来说道:“行了,别跟我说这些空洞的大道理了!”

邵长水诧异了.甚至是非常的诧异.定定地看了看曹楠.略带一些责备的口气说道:“怎么了.小丫头.我们没强迫谁接受什么结论。我们还没做结论哩。再说.你也不必那么害怕某一个结论。

一切都在调查核实范围之内。劳爷是我的同行、战友、前辈,你说我们能让他不明不白地冤死吗?但现在有人说他后期精神异常,我们也不能不听啊。也得核实.能排除的就排除。就是要排除,也得拿出充足的理由和证据。我说一句‘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怎么就变成是‘空洞的大道理’,招你那么不痛快?我告诉你,有时候还就得说说大道理。十三亿人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面积哩,五千年历史,还有个台湾问题在较着劲哩,还有几千万农民吃不饱肚子哩。光说小道理行吗?光凭个人兴趣办事行吗?你这个丫头!”

曹楠不作声了。

二十 看守所里的秘密

随后,邵长水就向赵总队做了详尽的汇报。

听完邵长水的汇报,赵五六稍稍沉吟了一会儿,从身后的保险柜里取出一份笔录递给邵长水。邵长水问:“啥?”赵五六说:“你看看呗。东坝河那边送来的一份笔录。”东坝河是省城的一个街区。五年前,那儿还属于地偏人不多的近郊城乡结合部。因工作需要,刑侦总队在那儿以租代买,整了两套农家大院,跟人家签了三十年的合约,把原先的土院墙和破平房全扒了,重砌了一道两米高的红砖围墙,建了一幢三层楼的简易楼房,设了一个“工作点儿”,专办大案要案。总队内部的同志习惯称它为“东坝河分部”。这些年,东坝河建了不少中高档楼盘,已然成了省城相当繁华的一个新街区。附近的开发商多次找赵五六洽谈,愿意用高价盘下他们占据的这六七百平米地方,做统一规划,赵五六都没答应他们。“那你出个价。”他们无奈地对赵五六说道。“不是价钱问题。,’赵五六回答他们道。“那是啥问题?”开发商们一筹莫展地问。“啥问题也没有。就是不想把所有的便宜都让你们这些人给占了。”赵五六答垣。这一段时间以来,负责侦破“车祸”和“银行保险柜被炸、保安员被杀”等几个相关案子的同志就集中在这院子里上班。

那是一份对肇事司机的讯问笔录。这家伙仍然不承认是他把看方向盘撞劳爷的,仍然说不清楚事发当时方向盘到底还是不是掌握在他手里,更说不清楚驾驶室里那神秘的“另一人”的来龙去脉。而根据他的描述,技侦科的同志画出了“另一人”的肖像。同志们拿着这画像,在事发地点附近各街区和村镇进行排查指认.也没有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至于银行的那个案子,原先还有点进展.查出那个被杀的保安员居然也是陶里根籍人氏。这个信息让大伙眼睛都一亮,以为这一下可以逮住一点什么了。紧接着派人上陶里根查他的社会关系,却发现他是个孤儿,在陶里根早已没了亲人。当过一年多兵.表现不好,受处分提前退伍:回到地方后,不知怎么搞的,又让他“混”进了保安队伍。据说人挺怪僻.又内向。平时一般不爱跟人交往;但前一段染上了好赌的毛病,听说是欠了一屁股的赌债。能不能从他的那些赌友中找到一点线索?暂时还没什么头绪。

“银行被炸现场经过仔细清理。发现被炸的保险柜不止一八零七号一个。为此有同志提出.在没有充分证据坐实案犯就是冲着一八零七号柜子去之前,还不能认定这起银行保险柜被炸案和劳爷的非正常死亡案是有内在连带关系的……现在看来,一八零七号柜子也有可能是被误炸的。这两起事很可能没有必然的联系。”赵五六说道。

“这看法,可太有颠覆性了……”邵长水迟疑地说道。

“从今天曹楠提供的情况来看,劳爷后期生活和精神状态上所发生的那一系列‘变化’,有可能是为了争取在陶里根继续待下去,把调查工作做到底而采取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是他的一种伪装和权宜之计。但这也有可能不是‘伪装’,不是什么‘权宜之计’,而是发生在他内心的某种真实变化:”赵五六慎重地分析道,“其实你们都不太了解东林,别瞧他平时总是显得那么自信,那么有能耐,那么强硬,其实他心底挺软弱的,就像咱黑土地上的某些沼泽地一样,表面上草木茂盛,底下却是一块块相当较弱的‘湿地’;加上他这人又比较情绪化,遇到一些想不通的事.就爱自己跟自己死顶牛,顶死牛,钻到死胡同里一旦出不来了,兢可能发生整个人都崩溃的现象……”

“您的意思.好像也是在说劳爷不是被谋杀的……”邵长水惊异地问,“但是……但是……劳爷确确实实在我手上写下了‘谋杀’这两个字。如果不是谋杀,他干吗要这么写?那些人干吗要冒那么大风险上我家来窃取那张拓片?他们为什么要害怕我们把这张拓片公之于世?”邵长水问。语气渐渐有些激动了。

“听说有这样一种精神症状,得了这病的人老是会觉得周围所有的人都要谋害他迫害他……”

“您认为劳爷有精神分裂症?!”邵长水一愣,大声地反问,几乎要喊叫起来。反应如此激烈,不仅让他自己感到诧异,也让赵总队感到诧异。

“冷静一点!”赵五六立即呵斥道,“现在没人下结论。都在做分析和推断。但,所有这些说法一定都要整明白,到底是,还是不是。要客观。要冷静。不能带任何框框。刚才曹楠在这问题上嚷嚷时,你怎么给她做工作的?这会儿,你自己怎么也迷糊了?”

“我可能有些不冷静……但我真的很难接受这样的说法:劳爷在精神上出了什么毛病……如果说,有人这么说,是因为他们并不了解劳爷的为人。可你们都是他的老战友,一起工作战斗了几十年。你们应该特别清楚,像他那样的同志,在精神上到底会不会出问题……”邵长水有些不无沮丧地说道。

“……但最近我多次问过自己,我、我们真的很了解劳爷吗?我、我们真的很了解我们自己周围的那些朋友、同志、亲人吗?我们看到他们笑,他们哭,看到他们吼叫,他们沉默。但是我们关心过他们到底为什么要笑,为什么要哭,为什么吼叫,又为什么沉默吗?我们只要他们听话,能好好干活儿,好好读书,别给这社会捅娄子就行;别的,我们真正关心过、了解过吗?”赵五六突然很严厉地发出一连串的责问。但从他的神情上看,这些责问似乎更多的是针对他自己的,更多的是在做一种自责,“尤其是这些年,人与人之间更谈不上什么关怀,只要能挣到钱,只要能满足某种欲望就行……”

“……”邵长水不作声了。这是他的习惯,也是他的“优点”,即便在最必要的情况下,他也不会在领导面前连续提三个以上的问题。况且这时刻,领导又发了火,又在做深刻的反思,他更是不会再去自讨没趣了。

“你马上去劳爷家走一趟,找嫂子好好地谈一谈。我们一直忽略了他身边最亲近的人,他老婆、他女儿。她们应该是最了解他内心的。别跟她们谈案子,就谈为人和内心,谈谈那一些在他活着时,被我们忽略了的方面,真正把握住他最后阶段的内心走向,关于那个曹楠小丫头,你还有什么情况要补充的吗?”

“嗯……关于她……我们组里的同志都觉得,这丫头简直是太神了。以她的年龄和阅历,她不应该知道这么多事情的,也不该跟这样一群大人和老人混得那么熟,那么知根知底儿……”

“有个情况你可能还不知道吧,这丫头跟顾代省长、跟判了死刑的那位祝副市长,都有来往,也‘混’得特别熟……”

“是吗?”

“大吃了一惊吧?有一回你不是告诉过我.她上李敏分家门前拦截过你吗?告诉你,她跟我们这位李前主任也相当的熟,而且不是一般的熟。”

“哦?”

“从你上一回跟我谈了她这些情况后.我觉得应该关注一下这个丫头,让人稍稍上了一点手段,大概齐地了解了一下她,好家伙,真不简单哩!说不定还是条大鱼哩!”

“大鱼?她直接掺和了这些案子?不能吧?”

“现在当然还不能下这样的结论,说她掺和了案子:但说她在某些方面、某种程度上肯定和眼前这些个案子发生过相当的关系.这是没错的。所以,你以后在跟她接触的过程中,要特别加以小心。我估计她还会主动来找我们。这丫头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她不像一般跟案子有关的人那样,躲着警察。回避警察,她不,她是主

动找上门。通过这主动接近,来影响甚至左右我们的侦破方向。”

“她企图影响和左右我们的侦破方向?您是不是有点高看了她……”

“你瞧你瞧,你还是把她看简单了吧?你是不是都有点喜欢上这丫头了?啊?据我了解,这丫头可是挺招人喜欢的。要不,她怎么能跟那么些大人物走得那么近?”

“赵总,你在说你自己吧?”邵长水脸轻微地臊热起来。他忽然间想起自己从她身上闻到的那一阵香味,为此竟然有一点自责和不安了。

第二天,邵长水带人再次找泉英嫂子谈了一回。因为事先有约,等他们赶到时,泉英和劳爷惟一的女儿小小已经在家等候着了。进屋后,跟上一回一样,邵长水还是先去劳爷的遗像前敬了三支香。灵堂至今还没有撤,灵前供奉的是劳爷一大一小两张遗像。两张遗像上的劳爷都穿着警服,大的那张是近年来照的彩照,略小一点的那张黑白照片则是早年刚被评为全国二级英模时照的,胸前还戴着那枚亮闪闪的英模章。

应该承认,年轻时的劳爷真够英俊的。

“今天我们再聊聊劳爷出事前的一些情况。非常对不起,又得让你们去回忆那些伤心的事……”

“只要对你们破案有用,让我们怎么着都行。”小小插话道。这闺女也有二十来岁了,提到父亲,眼圈依然立马就泛红。这时,紧坐在继母身旁,懂事地挽着继母的胳膊,相依为命似的依偎着。

“……要谈东林的变化,我和小小仔细回想了一下。东林出事前,整个人的确有相当大的变化。他以前不爱跟我们说他外边发生的事,更不爱说对这些事的感受。谁要主动打听,闹不好了还会挨他一顿赳。但那一段,知不道为啥,他特别爱说。以前他也很少着家。这一点,我想不用我多解释,你们都应该特别能理解。但出

事前一段,他只要回省城,就很少上外头去转悠。老在家里憋着,憋得我心里都直发慌,有时就往外赶他,希望他上外头去转悠。当时我还给赵总队打过电话,请他能不能抽点空儿,找他聊一聊………”

“那会儿,赵总队特别忙,也没想到后来会出那样的事。所以,他俩一直也没聊成。”劳小补充道。

“对这一点,赵总队觉得特别遗憾,特别对不起劳支队长。”邵长水忙代总队长道了个歉,虽然赵总队并没有授权他这么做。然后他又提示般地问道,“你们还记得他跟你们说了些啥吗?那一殷时间,他心里到底有啥不痛快?在陶里根到底谁招他惹他、跟他过不去了?”

“我俩归纳了一下,那段时间.他跟我们说得最多的是这样二个方面的事情。”劳小从桌子上一个旧铅笔盒里取出一张纸条。她照着那纸条上写的,一条一条阐述着.“第一,他跟我们讲了许许多多有关顾立源和祝磊的好话……”

“讲他们的好话?啥内容的好话?”邵长水忙问。

“那可太多了……”劳小一边回想着,一边本能地看看自己的继母,那意思好像是要继母在这时帮着提醒一下似的。

“主要还是讲,他完全没想到这两个年轻干部在陶里根创业初期居然有那么不容易,那么有干劲有创意,又那么的能吃苦……总之来说,都是些好话:”泉英说道。

“……他为什么要跟你们讲顾代省长和祝磊的好话?”邵长水又问道。

“这,他就没跟我们解释了。”小小说道:

“总是有感而发的吧。”泉英解释道,“你们应该知道东林这人,是很容易被感动的。原先人家是让他去调查问题的,结果一去,听到、看到了不少好事儿,就回家来大发感慨了呗:而我们有一些年轻干部,当初起步时,的确是挺出色的.为国为民干了不少的名堂。您看我们学校里刚提起来的那两个年轻校长和书记,就是这样……”

“行了行了,您就别说你们学校里的那点破事儿了。咱们接着往下说。我爸说得比较多的第二方面内容是,当官真好……尤其是在下边当乡长镇长县长和县委书记.真是要啥有啥想啥来啥。”

劳小看了一眼那纸条说道:“第三……”小小又看了一眼那张纸条,继续说道,“第三,他真正能体会到这些年下边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领导干部会出问题,会发生重大的变化。他说,真不能完全责怪他们本人。这跟他们所处的环境是有关系的。谁到那样的环境里都得变,都有可能出问题。”

“他说‘那些个发生变化的干部’,是泛指的,还是有具体对象的?”邵长水敏感地问道。

“嗯……”泉英犹豫着不知是该照直说呢,还是应该有所保留。

“干啥嘛。都到这份儿上了,还吞吞吐吐啥么!”小小着急了,撇开纸条,呵斥了她继母一声,便对邵长水说道,“当然是有所指的。”

“指谁?”

“顾代省长呗。”

“小小!别乱说。”泉英一下脸都变色了。

“啥乱说?!”小小的脸也变色了,“邵叔叔他们来就是要搞清楚爸最后阶段的思想脉络和行为指向,搞清楚他到底得罪过哪些人,招哪些人不待见来着。这才能查出是谁谋害了他。”

“那我……我们……就更不能乱说了……”

“谁乱说了?我爸告诉我们,他在陶里根的确了解到顾代省长在那儿当头头时,曾经干得非常出色,也可以说非常杰出过,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才。但后来这人变了。也许在许多方面他仍然是非常优秀和非常杰出的,但在另一些方面,他的的确确变了……变得跟原先那个顾立源很不一样了……”

“小小!你给我闭嘴!你知道你在瞎说些什么吗?”泉英几乎要哭出来了。

“我没说我爸是顾代省长杀的。”

“小小!”泉英一下冲到劳小面前,大声叫道,“你给我出去!出去!你要是不出去,我就不谈了。”这个温文娴静、向来颇能忍辱负重的中学女教员,在关键时刻关键场合还是显出了她“为人师表”的决心和坚守“原则立场”的本色。她知道邵长水他们是代表公安厅方面来找她谈话的。她知道他们是在侦破东林这个案子。她知道自己应该讲真话。她知道讲真话的人到最后是不会吃亏的。她知道,即便因为说真话遭遇什么坎坷,根据为人的一贯道德守则和社会法规,她仍应该不顾一切地向着代表组织而来的邵长水他们说出真话。几十年来,她也是这样去做的,也是这样教导着自己一拨又一拨的学生们的。但是……但是……但是……今天面对着东林的遗像,眼看着那些花圈上的黄白色菊花一天天枯萎,这屋子里再也不可能响起东林那坚实而轻快的脚步声……她觉得要自己说出真话竟然是那么的艰难。过去每每遇到这样重大的事情,总有东林为她拿主意,总有东林出头露面去处置。俗话说,天塌下来有大个儿扛着。现在“大个儿”不在了:她心里一下空了。她知道这空档是永远也填补不上了。她恍惚=她不知所措。她害怕……她哆嗦……她知道,东林的死跟这个家以外的那个社会、跟那个社会正在发生的变异和动荡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她不是怕死。她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对待这一切。她不知道哪一天会有怎样的一辆卡车,一双同样罪恶的手在门外等着她和小小……

……足足有几十秒钟的时间,她就这样一动不动地和同样倔强不肯退让的小小面对面地僵持着:后来还是邵长水他们把小小拽出了屋子。泉英才颓然跌坐在椅子里.过了好大一会儿,才无比歉疚地对邵长水他们说:“太对不住你们了:让你们见笑了……”

“没事没事……”邵长水忙安慰道:

“泉嫂,您不必害怕,有话只管照直说,厅里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您一家人的安全:”跟邵长水一起来的那位女同志也上前来安慰道。

“我不是害怕……不……不是害怕……”泉英站起来勉强地笑道,但连日的悲痛,寝食失常,再加上刚才那突然的爆发,使早已处于心力交瘁中的她再也支撑不住了.摇晃了两下就倒下了。邵长水等赶紧把小小叫进屋,几个人一通忙乱,把泉英送到附近的医院,经过大夫仔细检查,说是并无大碍.只是悲哀过度所致。回到

家,把泉英安顿着躺下,从家里翻出些红枣枸杞银耳之类的补品,赶紧给炖上,又嘱咐了小小不要再跟她顶嘴,并留了电话号码,一旦情况有变,让小小赶紧通报。

但没料想的是,邵长水等回到龙湾路八十八号不久,就接到小小的电话,说是要跟工作组的同志“谈谈”。

“还是先照顾好你母亲,别让她再增加思想负担……”邵长水在电话里劝说道。

“是我继母让我来找你们的。”小小在电话里答道,“她觉得刚才挺对不住你们的。耽误了你们这么重要的事,实在不好意思。”她告诉邵长水,她已经在八十八号传达室里了,“我在用手机跟你们通话哩。”

小小告诉邵长水,他们从劳家走后,她继母冷静地想了想,把小小叫到床前,先检查了自己刚才的态度,然后就让小小立刻去找“工作组同志”,把被她中断了的这场谈话“赶紧继续进行下去”。她对小小说:“你想说什么就跟他们说什么吧。我想,这也是你父亲希望我们做的。当然,你要慎重。因为我们提供的任何一点情况,都可能影响工作组下一步的工作,影响到他们能否准确破解你父亲之死的谜团。事关重大。至于别的……我想,只要我们自己实话实说,别的……别的……暂且就顾不了那么多了……”

“你继母真是个好人……”邵长水感慨道。

“是的……”小小眼圈略略地红了,“一会儿,她还会亲自来找你们谈的。她说有些情况我不一定知道,她也不想让我知道。所以,她要单独找你们谈。”

“那敢情好。不过你继母她身体这么虚弱,还是我们上家去跟她谈。”邵长水忙应道,并小心翼翼地问道,“刚才在你家时,你说到你父亲在事发前经常会跟你们谈到顾代省长……”一边问,一边注意着小小神情的变化,惟恐问话不当,把她给吓住了。

“是的,他特别感慨,一方面确实感到顾立源很优秀,很突出;感慨在陶里根那样的小地方能涌现一个像顾立源那样优秀的领导人材,确实是件百年不遇的好事;同时他又感慨在陶里根那地方当官,要不变也很难……”

“为什么?”邵长水发现小小很愿意把谈话深入进行下去,便赶紧问道。

“他说,在陶里根那地方当官,那才真正是‘味道好极了’。那味道好到能让你忘了自己到底是谁,用一句能用的俗话来说,就是能让你完全找不到北。到后来.你要不变都难。我父亲说,在那种环境下,把谁放在那儿,放到那样的位置上.都得变,只不过是变名变少、量变还是质变的问题而已……”

“他详细跟你们讲了顾代省长在那段时问里到底发生了哪此变化没有?”见小小并不回避顾立源这个敏感话题,邵长水便又试探着从这方面追问了一下=

“那倒没有……”小小立即回答道,但叉赶紧解释,“不是我不愿跟您说,他真没有跟我们详细讲这方面的情况。您要知道,他干了一辈子的公安工作,特别讲究什么内外有别、不该说的绝对不说……那段时间里,他在家说的已经够多的了,已经让我和继母特别吃惊了……”

也许是看到邵长水不无有些失望,小小便忙补充道:“有一句话,他跟我们讲过多遍……”

“是吗?哪句话?”邵长水果然马上打起精神追问。

“他说,陶里根这地方就是格涩,别瞧淘里根偏僻遥远,它还真是个出人才的地方,但也是个毁人材的地方……”

“比如说……”

“比如说,陶里根那地方的人太会伺候领导了。就拿电视台来说吧,在顾立源以前,有一任市委书记是陕西人,电视台就老播秦腔。后来有一任书记是江苏人,电视台就老播锡剧,有一任书记是福建人,电视台就改播高甲戏。整个把电视台变成市委书记个人爱好的点播站了。到顾立源上任.池们得知顾立源在大学里还是校内一个诗社的成员,一度曾热衷过诗歌朗诵,于是在综艺栏目中,不断安排诗歌散文音画配=文化系统也在各区县各街道各学校各社区组织诗歌朗诵小组.毫不夸张地说.当时在陶里根市内拥有的诗歌朗诵团体,数量之多.活动经费之充足,演出之频繁,绝对能比全省的总和还要多:而听着那鸟语一般的锡剧和高甲戏和酸不溜丢的诗朗诵,陶里根市民居然没人提出任何异议.就那么忍受了。当然,话又得说回来,他不忍受.又能咋的?再比如说,顾立源在兼任市委书记和市长以后,太忙,市委常委中居然就有同志主动提出,‘为了保证顾书记有更多的时间集中精力去运作大事,以后讨论研究一般问题的常委会议,就不必牵扯他的精力了。我们几位研究商量一下,初步做个决定,再向他做个汇报,再由他最后拍板就行了’。久而久之,顾立源推翻市委常委会决议的事就经常发生了。书记凌驾在常委会之上的事,在陶里根就成为‘正常现象’了。其实,最早,这不是顾立源自己要求的。当然,因为你是一把手,你可以拒绝和反对。但,一把手也是人啊!谁经得住周围的人年年月月日日地在自己耳边说,你行的,你可以这样的,你应该这样的……谁经得住周围的人都在向他低头、向他‘下跪’?在我们社会中,没有一个法条是在强硬地保障和保护下级和普通民众可以对当官的说‘不’字的。没这样的保护和保障,谁敢说不字?谁又敢不下跪?一个当权者,听不到不字,而眼前的人膝盖和脖梗又都那么软。这种情况延续一年可以,两年可以,十年八年下去,他怎么不发生根本的变化?怎么不会认为自己就是奥林匹斯山顶上那个法力无比的天神,是可以‘无所不为’的呢?他说,一旦让一个人觉得自己是可以‘无所不为’的以后,离‘为所欲为’就只有一步之差了……”

说到这里,劳小停顿了一会儿,好像在整理自己的思路似的,然后她又接着说道:“我爸说,在陶里根这种现象很普遍,有些特权不是领导们原先就伸手要的,而是大伙主动给的。越给越多,越给他就越想要……到后来,顾立源偶尔地出席一次常委会,常委们都会起立欢迎。顾立源当众批评常委,能说出这样的话:‘你自己瞧瞧,这是人干的事吗?’在陶里根这已经成了一个‘习俗’,一个‘传统’,在党政机关里是这样,在一些民营企业里,甚至可以更加地变本加厉。那些私营老板在自己的企业里绝对实行自己一个人说了算的管理方法。就拿我爸所在的远东盛唐来说,大小会议室全挂着老板饶上都的大幅肖像,就像当年挂马恩列斯毛的肖像一样。饶上都自己都看不过去,三番五次要求手下的人把他的大幅肖像撤换下来,但撤了好几年,一直撤不下来。在盛唐公司,不管大会小会,您去听听,所谓开会,实际上只是饶上都一个人在说,别人在听在记。我爸还给我们举了个例子,那是说他自己的事。他说,那天,刚宣布他担任保卫部经理,到中午,他正在收拾自己的办公桌。就有人轻轻地敲敲他办公室的门,然后探进个脑袋来微笑着轻轻问:‘劳经理,还没吃吧?我替您打饭去?’吃完饭.很自然地有人就把他的碗筷拿去洗了。上面没规定你必须替经理打饭,更没有规定你必须替经理洗碗,有些规定甚至还反对这么做,但是在陶里根,就形成了这样一种风气:只要你刚当上个组长,马上就会有人来‘伺候’你。在那些民营公司里,你瞧那些员工看老板的眼神,完完全全是木然的绝对顺从的和毫无自我意识的……党的干部还有党在管,可谁来监管和约束这些民企老板.谁来约束他们中肆意侵犯员工利益的行为呢?当下有人想站出来说说这些老板,而有些所谓的经济学家权威还大声叫嚷.你们这样会损害中国经济发展

和改革开放:可是他们想过没有.这样下去,久而久之会发生什么?啥事都怕久而久之啊……是的.钱是挣了,楼是盖了,高速公路绿地也是比从前多了,小汽车开得呜呜的,久而久之下去会怎么样呢……”

说到这里,劳小又停顿了一会儿。

“你父亲还跟你们说些别的什么吗?”邵长水问。

“在一段时问里,他翻来覆去地就跟我们说这些……”小小答道。

“你不觉得……他这样……这样……有些不正常吗?为什么老说同样的话?”邵长水谨慎地试探着。

“我觉得他很正常。”也许小小听说了外头关于他父亲事发前精神有些不正常的传闻,她对这样的说法就特别敏感,也特别反感,反应也特别激烈,“他是性情中人,要关注起某件事,就会比一般人更投入。那些人红嘴白牙瞎编我父亲精神不正常,那绝对是在造谣污蔑!他任何时候都很清醒=我了解他。他比我们许多人都清醒。”她满脸涨得通红,两眼灼灼地闪烁着湿润的光。邵长水当然不敢再就“正常不正常的问题”跟翅掰扯下去了。没等跟小小谈完,传达室打来电话,说是有一个中年妇女要找“邵组长”。

“不会是我妈吧?”小小忙叫道。

邵长水赶紧上大门口去看,果然是泉英嫂子。

“您瞧,说好我们上您那儿去听您谈哩。怎么就跑来了呢?’’邵长水赶紧把她迎进办公室。然后,劳小又稍稍地坐了会儿,就知趣地告辞了。

“小小说的情况,对你们有用吗?”泉英问道。

“有用。有用。你们说的任何情况,我们都有用。”邵长水忙应道。

“我不想让小小掺和我这谈话,是不想伤她的心。东林在他这个女儿心中所占的位置太重要了。有些话,从别人嘴里可以说出来,但不能从我嘴里说出来。她要知道我也在说同样的话,她会非常非常接受不了的……”泉英说着,眼圈又红了。

“没事。您大胆说,不管您说啥,我们都一定给您保密。您喝口水,慢慢说。”邵长水忙安慰道。

泉英接过邵长水递给她的茶杯,却没有立马去喝,只是低垂着头,默坐了一会儿,而后才慢慢地说了起来;但她一张嘴说话,就让邵长水大吃了一惊,因为她也认为劳爷在出事前,精神上出现了一些不太正常的现象。她说得很慢,但却说得很清楚,说得很肯定。这让邵长水感受到一个意外的打击,一时间他屏息静气,只觉得自己呼吸都有些困难了。心跳加剧。毕竟她是劳爷的妻子,是最了解他内心状况的人,也是最爱护他的人。况且她又是一个中学教员,受过高等教育,知道什么是精神异常和心理变态。她说出的话,做出的判断,应该是有权威性的,也是不容置疑的。

泉英说那一阶段劳爷失眠得厉害,整夜整夜地睡不着,头疼……他还会长久地独自闷坐在一个角落里落泪……他会不断问泉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他继续在陶里根待下去,会不会有生命危险……

“这些情况小小不知道?”邵长水问。

“小小真的不知道这些情况。在白天,或者在小小面前,东林他还是比较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的。”

后来在分析汇总情况时,有一位副总队长却不同意泉英的这种看法。他分析道:“如果东林他能在小小在场的时候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就说明他在精神上没出啥大问题=最多也就算个神经衰弱之类的事。真的要犯了精神异常症.是不可能自我控制的。那就跟真正喝醉了酒的人老以为自己没喝醉.是一样的道理。”

赵五六没参与这个“神经衰弱”和“精神异常”的讨论,他只是追问:“劳爷最早感到自己生命受到威胁,那是啥时候的事?你问了吗?”

“问了。”邵长水答道,“泉英嫂子说.她最早听劳爷说到这话,大概是事发前两个多月。”

“两个多月?那是他在余达成、曹爷和寿泰求那儿连续受挫以后的事喽?”

“是的。也是他在陶里根故意放肆吃喝玩乐的时候……”

“在陶里根,他显得那样的放肆和放纵.可是一回省城的家,到了深夜,他却又显得那么的痛苦和矛盾,还明显感到了威胁和恐惧……”一位副总队长感慨道。

“你有没有问嫂子。在这个时间段里。劳爷跟什么可疑的人接触过?或者有什么可疑的人去找过劳爷?”一位副总队长问。

“我问了。”邵长水答道,”嫂子说,也没见他跟什么可疑的人来往。劳爷一向是好交朋友的=但这段时间。只要一到家,就很少出去串门、应酬。”

“在这段时间里,有没有一个神父来找过劳爷?”赵总队突然这么问道。

“有……”邵长水答道,心里却格愣了一下。据泉英嫂子回忆,这一段时间里,确有个神父来技过劳爷。但这情况他还没汇报,总队长怎么就追问起它来了呢?难道,总队长扶另外什么渠道也掌握了这情况?“泉英嫂子说.这件事让她还挺糟心的。因为后来的一段时问里,不知道咋整的,劳爷总找来不少天主教的书,经常一个人在那儿有看没看地翻看着,还经常傻傻地在那儿发呆……嫂子说她瞧着他那模样,心里都直发毛,真怕他走火人魔,钻了牛角尖,再也出不来了……”

“天主教基督教都是正经教门,一般情况下不会让人走火人魔的。”赵总队随口这么解释了一下,又问道,“那神父都跟劳爷说些啥了?”

“嫂子说,这,她不知道。那神父每回一来,劳爷就把他拽进房间里屋,关上门,单独跟他说悄悄话,从来不让她旁听。”邵长水说道。

“你马上再去找一下泉英嫂子,让她看看这张照片。”赵总队边说边掏出一张照片,递给邵长水,“让她指认一下,上她家去找劳爷的是不是就是照片上的这一位?”

邵长水接过照片来一看,照片上的这位神父留着挺大一部胡子,不是他意料中的那个白白净净、斯斯文文的齐德培神父。但后来经泉英认定,那段时间里上她家来找劳爷的,就是这位大胡子神父。

“要不要马上去找找这位大胡子神父?”邵长水请示道。

“先别着急,一会儿我带你去见个人。”赵总队神秘兮兮地微笑道。因为龙湾路八十八号小食堂的肉饼做得“一级棒”,每回上这儿来,只要临近饭口,赵总队总会留下来吃这肉饼。那天也一样。中午时分,他让小食堂那个白案师傅替他烙了两张又软又香的肉饼,又熬了一大碗稀稀的苞米碴子粥,剥两头紫皮蒜,来一碟拌了辣酱的米醋,别的啥也没要,喝着嚼着,稀里哗啦吃了个透心舒服,痛快。而后上办公室,拼凑起三把靠背椅,拿一摞学习资料当枕头,呼呼地睡了四十来分钟,开上车,把邵长水带回省厅大院。进了他的办公室,按老规矩,先给邵长水沏了杯茶,又给自己那个大茶杯续满水。

“让我见谁?人呢?”办公室里并没有别人。邵长水迟疑地问。

“急啥嘛。八十八号那个做肉饼的小伙子手艺不错。听说是河北香河人,正宗出肉饼的地儿。咱们想法子把他弄到咱总队来,让他专为咱们做肉饼。咋样?”总队长兴致勃勃地说道。

“这……”邵长水又迟疑了一下,说道.“这还不简单,只要您总队长一声令下,调谁不成啊?”

“这小伙子跟我说过好几回了.他挺想当刑警。咱们用这个名义把他调来,以后咱总队搬出大院.独立门户,总得另起炉灶单开伙,就让他在我们的小食堂里掌白案。”

“那敢情好。”邵长水说道。

“那就这样说定了,把他调来先搁在你们大要案支队当个普通警员。等正式成立总队小食堂了.再让他归位。”赵总队正有滋有味地做着“肉饼憧憬”时,电话铃响了=他拿起电话,跟对方说了句:“人安置好了?行。你们在二号楼里等我一会儿。”就挂了电话,赶紧对邵长水说:“让你见的人已经到位了。”

“啥叫到位?搞得那么神秘=您到底要让我见谁啊?”邵长水问。

“你猜。”

“我的总队长,您就饶了我吧。”

“让你见个神父。”

“大胡子?”

“不对。”

“齐德培?”

“算你小子脑瓜子够用:还有个人。猜。”

“那还用猜?其中一个如果是齐德培的话,那另一个肯定就是那小丫头曹楠了。”

“好好好,脑瓜子真够用的。”

“您这会儿把他们请到这儿。想谈冶?”

“请?我可不是请他们来的。说‘抓’吧.有点不准确,也不符合法律手续:可说‘请’.的确不符合实际情况。说‘带’吧。我让人把他们带到这儿来了。”

“出啥事了?”邵长水略微地一愣。

“我不是告诉过你,这一段.我一直捉摸着曹楠这丫头绝对不是一盏省油灯,安排人盯着她。嗨.还真盯出点名堂来了。”

“哦?”

“跟你说实话,我从来就不信像东林这么一个老刑警,一个老同志,会跟某些人说的那样,遭遇一些坎坷,一些想不通的事,就会窝窝囊囊地整出啥心理异常精神崩溃的名堂来了。你以为他是大学校园里那些只会玩自我的白面书生呢?他把一些东西藏到了银行保险柜里。如果他精神崩溃了,能这么干?从爆炸现场找到了一些纸屑屑,从这些纸屑屑上残余的个别字迹来看,这份东西很可能就是祝磊所写的材料,那份在看守所里突然失踪了的材料。如果情况属实的话,现在需要回答的问题是,这份材料是怎么落到劳爷手中去的。这份材料里到底写了些什么东西?炸保险柜的犯罪分子又是怎么知道这个保险柜里藏着这份材料的?这起事件跟劳爷之死又有什么关系?”

“原先上头不是不让碰别的问题,只让查劳爷是怎么死的吗?”邵长水问。

“不把这些事整明白了,能闹得清劳爷之死的真相吗?”赵五六反问道。

“那……”邵长水噎了一口唾沫,问道。

“那啥那呢?”赵五六反问道,“我们碰啥别的问题了?我们还是在查劳爷是咋死的。”

邵长水迟疑了一下,还是追问了一句:“上头能允许我们这么往深里查吗?”

“他没说让,但也没说不让。只给了个大原则:只查劳爷是怎么死的,别去碰这以外的问题。从各方面的情况看,现在应该这么说:后阶段,劳爷用自己生活上的‘放纵’来做掩护,使自己"奇"书"网-Q'i's'u'u'.'C'o'm"周围一下激化起来的矛盾渐渐得到平息。如果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劳爷真的是堕落了,或者精神崩溃了,他不应该被害。那些人干吗还要杀害一个已经自我堕落和崩溃了的人?这说明,那些人后来也发现劳爷在‘蒙骗’他们。还有一个推断就是,他们突然之间发现劳爷还在搞秘密调查,并且帮着转移了祝磊的那份材料,并且把它藏了起来。他们很可能正式或非正式地跟劳爷下过‘最后通牒’。但劳爷没答理他们。他们才最后下了这毒手=我们不想知道祝磊在他的那份材料里到底揭发了谁的什么问题.但我们必须搞清楚劳爷在这档子事情里到底扮演了个啥角色.这个角色对他的最后死亡究竟起了什么样的作用。”

“您派人去查了?”

“那当然。”

“查出啥结果来了?”

“问遍了看守所所有相关的同志.都问不出名堂。他们只肯定祝磊写过一份很长的材料,但写完后.再要找它,就突然找不见了。他们证明,劳爷没有到看守所去接触过祝磊。他想接触,也不可能让他接触。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实际上他也没去。他一个老警察,当然是懂这里的规定的。既然池没去过看守所,也没接触过祝磊,那么这份材料七搞八搞地最后是怎么落到他劳东林手里去的呢?这里总得有个通道啊:总不能跟变魔术似的,吹一口气,就从看守所挪到他劳东林那儿去。但看守所的同志一口咬定,这个阶段从来也没有一个外人进入过祝磊住的号子……只发现了一个人……一个神父……”

“一个神父?”邵长水差一点又大声叫了起来。

“是,一个神父。”

“神父怎么进了看守所?”

“是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再追问.才知道,这是祝磊提出的要求。他想在就刑前,找一个神父探讨一下生和死的问题,以求得心灵最后的安抚。”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这么个高学历的副市长转而寻找宗教的心灵庇护了?可能吗?”

“倒也不是不可能:现在这些中青年领导干部,包括你我这样的在内,并没有像老一代那样.经历持别严格的、甚至可以说都有些残酷的政治磨炼和现实汰选。有些人的并迁真的只在某些上层领导的一念之间,就会发生极大的起落。为此,某些年轻干部的信仰根底,精神寄托都比较浮泛.很容易动摇和转移,甚至都很相信

天命。他们中间,请算命师替自己算命,预测前程,禳解灾祸的,大有人在。而这样的事情在各地都可以说并不稀罕。我还听说过这样一档子事,不知道你注意过没有,省电视台每年春节晚会上都有一个黑黑胖胖的中年汉子,穿着红西服,坐在贵宾席上。每回晚会都会给他好几个特写镜头。据说这黑胖子就是省内一个特别著名

的星相大师,是省电视台台长的好朋友,常在一些省市领导的家中出入,为他们测算官运。这几乎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所以,当看守所的领导听祝磊说,想找个神父来谈谈,也都没觉得有啥不正常。立即把他的要求报告给市监狱局。监狱局领导觉得这事太重大。不敢做决定,又往上报到市里。最后主管这方面工作的市领导批示,鉴于祝磊的特殊身份,满足他的这个要求……后来祝磊就点名要圣西堂的神父到看守所来跟他谈话……”

“圣西堂的神父?齐德培?”

“对,就是那个齐德培。”

“他过去跟齐有过接触吗?”

“经了解,出事前,他从来没跟这位齐神父有过接触。”

“那他从哪里知道这个齐德培的?为什么一定要点着名地要他?这里一定有鬼!”

“作为一个前副市长,虽然不信教,没接触过宗教界人士,但他还是有可能知道市内几个大教堂里的主要神职人员的。但点着名地要某一个人,这无论如何是有一点让人起疑的。后来我亲自又去看守所做了一番了解,又发现了一点儿破绽。”

“哦?”

“我了解到,他这个要求是突然之间提出的。提出以前,没有一点要‘皈依宗教’的迹象,甚至都没有跟同一号子的人谈论过什么宗教问题。但有一天他突然就提出了这个要求。”

“在这一天前,发生了什么事?”

“是啊,我就向曾跟他同一号子里的服刑人员和看守所里的管教法警了解,在这一天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一开始他们也说不出啥来,觉得那几天里一切都很正常,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但无意间谈的一个细节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们说那天之前,祝磊见过他的辩护律师。我就追查,那个律师当天跟祝磊到底谈了些什么。我问了当时在场的一个法警。他说详细的记不住了,但大概的印象,他俩都在谈上诉的事,祝磊还问了一下家人的情况。祝磊跟他的妻子关系并不是太好!但他非常喜欢、也很为自己那个即将中考的儿子担忧。除此以外好像并没有谈什么不该谈的内容。我马上调来当天当时的电子眼监视录像带,一开始也没看出什么名堂。我反复看,一点一点地在慢放中过滤每一个镜头和画面,终于发现,有一个瞬间,那个律师突然低下头,用极低的声音说了句什么。因为声音压得很低很低,他说的那句话没能录下来。肯定是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因为从画面上看,祝磊听得特别聚精会神,而且还有一种欣喜和惊诧的神情从他睑上一掠而过。我复制了一盘这录像带,让总队技术科的同志对这一段画面的音像做了放大的技术处理和分析,原来十分低沉和模糊的声音中。隐隐约约地能听出‘神父’两个音来,然后又读他们的唇语,基本上能读出‘齐德培’三个字……”

“啊,这太关键了!”邵长水兴奋地叫道:

“是啊,我立即找到这位律师。不等我放录像,只是把录像带往他面前一撂,他就什么都招认了。确实是他提示祝磊,向看守所方面提出要求,见神父齐德培。这是他目前惟一既可以见到、在见的过程中又可能不会受到太严密监视的外人。在这一点上,即便是律师也没那么‘方便’。也就是说,即便是律师,要想从祝磊那儿带出什么东西,目标也太大了。”

“哦,他们是通过神父把那份材料带出来的?”

“是的。神父去见祝磊,总要带圣经去.再带些说教的书籍和材料。虽然他进出号子也要接受检查:但对这样一类极少在看守所出现的人物,又是神职人员.又是领导特批的人,年轻的法警们很自然地有一种恭敬的心理,检查了一两回,没发现啥问题,以后的检查就随意多了,而材料就是这样被夹带出来的。”

“律师为什么要他把材料夹带出来?”

“这事的根子当然不在律师身上。当然是有人去找到这位律师,让他给祝磊递这个信息,做这样的安排的。”

“谁?曹楠?”邵长水的心又格愣了一下。

“对,就是这个小丫头。”

“我的天呐,她在这件事情中卷得那么深?为什么?”

“是啊,是得认认真真问一个为什么了。所以最近我才对她上了些手段嘛,就是要搞清她在这个案子中到底在扮演着一个啥样的角色。前两天眼线报告,她和那个齐德培可能要‘出逃’……”

“出逃?”

“我只是借用这个词儿而已,准确一点地说,应该是‘出走’。小丫头很机敏,可能感觉出些什么来了,想拉着那位齐神父一起上外头去躲一躲。今天在火车站,让我给截住了。”

“您……用啥理由截的人家?”

“要存心找茬儿截,还不好办?反正人已经‘请’回来了。你先跟他俩去谈一谈。到需要时,我再出面。这是那个律师的交待材料,你先看一看,心里有个数,然后就去跟他们谈。”

一个小时后,邵长水就已经坐在圣西堂后院那排神职人员使用的“办公室”里了。那是一溜坐北朝南、一明四暗、五开间的青砖大瓦房。房前还带一溜两米宽的廊檐。麻条石铺砌的台阶前,盛开着洁白的圣棒花。

齐德培和曹楠都在办公室里等着。

“如果可以的话,请上我住处去谈?”齐神父脸色有些灰暗,神情有些委顿沮丧,不等邵长水坐稳了,就提出这样的请求。他当然不希望在自己“办公”的地方接受警方的“讯问”。在车站检票口,听那个检票员说他们的车票有些问题,让他俩上办公室去澄清一下问题时,齐神父还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曹楠却意识到他们已经被警方盯上了。小丫头立即低声地对齐神父说了声:“一会儿不管发生啥,您把事情都往我身上推。”到了车站办公室,赵五六派去的警员已经在那儿等着他们了,对他俩说:“有点事情想跟你俩谈一谈,能不能跟我们走一趟?”齐神父还想问:“到底是什么事?”曹楠却已经很平静地站起来准备跟那两位警员走了。让他们意外的是,警车居然没把他俩带往警局,而是把他俩一直送回了圣西堂。而且还没有一直开到教堂门口。而是在离教堂还有五六十米处,就把他俩放下了。其中的一位警员对他俩说:一在接到我们的电话前,请不要离开神父的办公室:我们希望能用一种非常自然的方式来进行这次谈话。希望你们能体会到我们的用心,更能配合我们的工作。”头一回有幸乘坐警车的齐神父此时已经紧张和难过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还是曹楠.平静地说了声“谢谢”,就拉着神父下了车。走出一二十米了,他俩回头看了看.那辆警车还停在那儿,似乎是在“监视”他俩:回到齐德培的办公室,神父刚想张口问什么,曹楠忙对他做了个噤声的手势,一边抬起头四下仔细打量,好像是在寻找什么窃听装置似的,然后在一张旧报纸上写了这么两句话递给神父:“别紧张,有我哩。事情的根子都在我这儿。您只管实事求是地说就行了。”

……仍然是那个领事馆路西口的九号院。小院依然那么静谧,洁净。齐神父住的是一个大套间。外间足有二十多平米,既是他的书房,又兼做了客厅。东窗下陈放着一张很大的书桌。一尊耶稣受难的红木雕像。一部电脑:里间肯定是卧室了。通卧室的门上挂着一幅用细白布做衬底绣制的门帘:门帘没绣圣像,大部分地方都留白了,只在一只角上绣了一只当下极为流行的“流氓兔”。一见之下,邵长水就觉得这样的门帘眼熟。肯定自己曾在什么地方见过。但当时不知咋搞的.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在哪儿见过了。一直到跟齐神父谈完话,走出这院门,回头再打量这个近年来被翻修一新了的院子,才想起.在嘻杂的码头街,在曹楠住的那个房间的房门上,见到过完全一样的白布门帘,完全一样的“小流氓兔”……

“事情都是我让齐神父干的。有啥话。找我说。“一坐下,曹楠就这样宣称道。但光跟我装大个儿不行.得有实际行动。”长水淡淡地笑了笑道。

“阴谋策划从看守所死刑犯那里秘密转移材料”,光凭这一点,就已经触犯了法律,要拘要捕并不是不可以的。对这一点,曹楠自然是清楚的。这时,她的脸色已经渐渐地灰白下来,已经充分感觉到事情的严重性了。

“怎么谈?”邵长水问。

“这事……主要责任在我……我……我来谈……”曹楠怔怔地看着邵长水,说道。

“材料是你们交给劳爷的?”

“是的。”

“你们又怎么知道祝磊那儿写了这样一份材料?”

“嗯……”曹楠犹豫了。

“你不是要装大个儿吗?怎么一接触到实质问题就又往回缩了?”

“请允许我仔细想一想。”

“这有啥可想的?实事求是地说,不就行了?”

“如果允许的话,我想好好梳理一下前前后后的这些事情。能跟你们有个全盘托出。如果你们还相信我的话。请给我一两天时间……”

“一两天时间?别让我们再上海南岛去找你哦!”

“这哪会……”曹楠脸略略地红了红。

“祝磊写的那份材料,你们都看过了?”

“嗯……”曹楠迟疑地瞟了齐德培一眼,答道,“看了……”

“再谈的时候,能跟我们回忆一下那份材料的详细内容吗?”

“尽量回忆吧。但不太可能回忆全了。”曹楠答道。

“请你也帮着回忆一下。”邵长水转身又对齐德培说道。

“材料取回来,他连包都没打开就交给了我。他根本就没看。”曹楠急急地抢白了一句。

“……”邵长水疑惑地看了看曹楠,又看了看齐德培,只见他略有些慌忙地点了点头说道:“是的,我当场连包都没打开,就交给了曹楠姑娘。”

“那天,我一直在这屋里等着他。”曹楠说道。

“材料后来又怎么转到劳爷手里去了呢?”邵长水问。

“是我送去的。”曹楠答道。

“是当天就送去的?”

“不是……隔了一天吧……”

“你让一个大胡子替你送的?”

“……”曹楠一愣,忙红起脸,点点头说道,“是的……是的……哦,你们连这都知道了,那还问啥?”

“问,并不表明我们没有掌握实情=这也是对你们认错程度和改错决心的一个考察和考验。希望你们不要一错再错。据说上帝是特别宽宏大度的,他用他的宽容来救赎众人的灵魂。但是法律就不一样了。因为它管的不仅仅是灵魂:它要建立公认的秩序。这就需要严肃和严谨,一视同仁:我可以给你们一两天时间,但不能再跟我们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了。”

“不会。绝对不会。”曹楠立刻保证道:

这时,从门外走进来一个便衣穿着的侦查员,把邵长水叫出去,低声说了句什么,又交给邵长水一样什么东西。一会儿,邵长水回到屋里,把一张旧报纸放到曹楠面前.指着曹楠在旧报纸上给齐德培写的那两句话,很平静地对说曹楠说道:“记住,不要跟我们玩任何小动作。法律的忍耐和宽容度是非常有限的。”然后,扔下那张报纸就走了。

二十一 曹楠的第三次讲述

第三天上午,曹楠如约来到龙湾路八十八号。为了给曹楠一点真正的精神压力,邵长水经请示赵总队批准,从各个方面都认真做了些准备。首先把谈话的地点从“复核组”所在的二号楼挪到了五号楼。八十八号院里一共有四幢小楼,但不知道怎么会出来这么一个“五号楼”的序列号。是因为当初行管部门把属下其他院子的小楼放在一起统一编号的缘故?这已经没人说得清了。五号楼的外形和内部格局,和二号楼完全一致,只是因近来很长一段时间没人去使用,显得格外的空阔和清静。邵长水派人按“预审室”的模样把客厅重新收拾了一下,设置了“主审官”和“书记员”的位置。把曹楠的位置安在屋子的正当间,让她前后左右都不着边,产生一

种孤立无援的感觉。当然,跟真正的“预审室”不同,这儿“被告”所坐的那个椅子,并没有用铆钉固定在地面上,也没附加任何限制她活动的装置。邵长水觉得,即便是这样,也能给她一个明确的警示:事情已经发展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了,可不能再稀里马哈了。

曹楠显然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一走进这大厅,她就略略地哆嗦了一下,等到跚跚地被人引导到那把椅子上坐下,就觉得相当的不自在了,本能地、无助地去打量了一下已经在正前方那排桌子后就坐的两位“书记员”,又回头去看了看另一位男工作人员——就是这位男工作人员“引导”她到正当间落座的.而现在他则静静地

坐在门口的一把椅子上,脸上没有一点表情。而在场的这几位,包括那个男工作人员,不仅对她求助般的目光都不做任何反应,甚至连看都不看她一眼。

她深吸了一口气,略略地有点心慌起来了。一会儿,邵长水大步走了进来,在场的工作人员都起立迎候.她也不由自主地跟着站了起来。

“曹楠,我希望你今天能说实话。”邵长水走到自己的位置前,一边整理着桌子上那些纸张铅笔和其他的小摆设,一边故意把声音放低哑了,庄重地功诫道。

“那当然……”曹楠立即答应。

“那就谈吧。”

“行。”曹楠木木地答道。

“你知道从看守所一个被判了死刑的罪犯那儿把材料转移出来,是什么性质的行为?”一接触到实际问题,邵长水的语气立即显得非常生硬和冷淡。

“我……”她想解释。但她的眼眶突然湿润起来,突然间一股酸涩和寒伧的感觉止不住地从心底涌出。她为自己居然“沦落”到这样一种困境而不由自主地难过起来。

沉默。

些微的哽咽。

邵长水没紧着催促。他等待着她从慌乱和不知所措中恢复平静。看来,所有这些安排和设置,已经开始发挥作用了——她的心理防线在一点点崩塌。

昨天晚间,邵长水已经和那位齐神父长谈了一次。那是晚饭后时分,突然接到齐神父打来的电话,说是愿意“好好地和政府方面的人谈一谈”,而且“有一件十分重要的东西要交给政府方面”。邵长水立即带人赶到领事馆西口郡个九号小院。

他万万没想到,齐神父要交给他的竟然会是祝磊写的那材料的复印件。齐德培说,他从看守所里挺专手务转移出来后,当即就把它交给了曹楠。但几天后,曹楠又给了他这样一份复印件,嘱咐他.好好保管,说不定以后还要派上大早场。齐神父一边说,一边转身去身后一个专座上取下一个十字架。这时,邵长水才注意到,在神父的这个书房兼客厅里,收集、陈放着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用各种材质做成的十字架。而他取下的那个,是其中最大的一个,也是最粗犷简约有力的一个,未加任何雕饰,就是用两根涂了柏油(或烤焦了)的矿坑木或铁道枕木钉成的,显现着一种原始的质朴威严博大和崇高,同时也意味着生存的全部重负和艰困。

齐神父先把那个笨重粗大的十字架依靠在自己的膝头上,再把它翻转过来。邵长水看到它后面有一个小小的暗钮。神父揿了一下那个暗钮,“咔嗒”一声,那根纵向方柱的下部居然弹开了一扇小门。小门里边是一个凹坑。神父从那凹坑里取出一摞A5复印纸的散页。完成所有这些动作,对于体不虚力不弱、年事也不算高的齐神父来说,应该是毫不费劲的,但是,当他把那些A5复印纸好端端地整理齐了,安放到邵长水面前时,他竟然咻咻地喘息着,额头上同时油津津地渗出了一片细小的汗珠。

显然,此刻他内心处于极度紧张之中。

“请……请您……请您给我打个收条……”最后神父还提出了这么个要求。

接下来,邵长水就无心再跟神父多谈了。他要赶紧回去向赵总队报告这件事。祝磊的材料里到底能提供多少破案线索?这是邵长水这一刻最关注的。邵长水大概齐地向神父了解了他是怎么从看守所里把这材料转移出来的过程,然后对他简要地进行了一番守法教育,并告诫他这一段日子不要远行,不要离开省城。如果要离开,事先一定要打招呼,要得到批准,就赶紧回省厅去汇报了。当然,在走之前,他还向神父提了这么几个问题:

一,材料是怎么到劳爷手中去的?

神父说,他不知道。

二,是谁让他去看守所转移这份材料的。

他犹豫了好大一会儿说,是曹楠。

三,曹楠又怎么知道关押中的祝磊有东西要转移出来呢?

神父说,是祝磊托他的辩护律师把这样的口讯带给曹楠的。那时候只有辩护律师还能见得到祝磊。由于律师的目标太大,很难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东西转移出来.最后才不得不想到了“神父”这一招。

据说这个点子还是劳爷想出来的。

律师为什么会去找劳爷“出点子”呢?

据说,一开始祝磊是让律师去找曹楠的。曹楠又去找了劳爷。

祝磊怎么会那么信赖曹楠?他俩又是怎么相识的?他俩之问到底又是一种什么关系?这些问题.神父就说不清了。

昨天晚上邵长水最后向神父提的一个问题是关于祝磊的,也是他个人一直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祝磊最后是否真的表态要“皈依”天主?齐神父说,其实他一直也没傲这样明确的表态。倒是跟我探讨了一个有关教义方面的很重要的问题。祝磊问过我,耶稣基督到底是人,还是神,教会方面到底有什么理论?神父说,当时要在看守所那样的环境下,详尽透彻地讨论这个宗教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不可能的。但问题的提出者又是一个即将终结自己生命的人,这又给讨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最适合的气氛和条件:超脱和超然。因为一个看重自己灵魂质量的人.在生死之交时,总是比无数还在俗世中沉湎的俗人要更容易接受绝对真理,也更能接近和理解人生的本质。所以.神父当时就跟他引用了奥古斯丁的一段话……邵长水问.奥古斯丁是谁?神父说。简单地说吧.他是我们天主教历史上一位非常伟大的理论家。一千五六百年前的人了,他的理论影响了在他以后产生的昕有基罾教的教派和哲学。他说过这样一段话:上帝之子耶稣基督既是上帝.又是人;在万世之前是上帝,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是人……总是上帝和人之间惟一的中保(中介?),只有通过他.人间的罪孽才能得到赦免。神父告诉祝磊:“耶稣基督之死,是这种赦免的基础。也就是说,他用他的死,换来了世间罪孽得以赦免的可能……”他听了后,就呆住了.一动不动地看着神父.足足呆坐了有一两分钟……邵长水淡然一笑道:“怎么?他还真把自己比作耶稣基督了?还想用自己的‘死’去赦免谁呢?”神父忙说:“没有没有。他当然不会这么狂妄和幼稚。但我的那句话对他的确有触动。他脸色一下变得极其灰白,眼眶里甚至都涌满了泪水,过了好大一会儿,才说了这么一句话:是啊……人世间的许许多多的‘明白’也都是要用‘死’才能换得的……”

祝磊的这句话,还真让邵长水“沉重”了一整夜。

有了齐神父提供的这些情况,邵长水觉得今天“拿下”这个小丫头,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了。

“先说说,你带着那位齐神父准备往哪儿跑?',等曹楠稍稍平静了一点,邵长水便问道。

“不是跑……一只是想去避一下风头……”曹楠略略地红起脸答道。

“那还不就是‘跑’?”邵长水反驳道。

“……”曹楠又红了红脸,惶惶地看了看邵长水,没再说话。

“你知道你自己问题的严重性吗?”

“知道……”

“知道,还不说实话?”

“我一定说实话……”

“你很敬重你劳叔,对不?”

“是的。”

“你希望我们尽快澄清劳叔之死的谜吗?”

“当然……”

“如果你劳叔是被人谋杀的,你当然也不想成为谋害者的帮凶。对不?”

“那是那是。”

“可你为什么还向我们隐瞒关键性的重要情节?”

“没……没有啊……”

“没有?”

“真……真没有……”

“我要举出这样的例子来,咋办?”

“我受罚。严厉的惩罚。”

“好。这是你自己说的:我先问你.你们搞到祝磊写的那份材料后,又干了些啥?”

“没再干啥了呀。我马上把材料交给了劳叔。他把它藏到银行保险柜去了。”

“你确认你自己再没干啥了?”

“没有……真没干啥了……”

“你想听听齐神父向我们交代问题的录音吗?”

“齐……齐神父?”

“你再看看这是啥?”邵长水从一个卷宗里掏出一摞那材料的复印件,把它举了起来,对着曹楠用力地晃了晃,说道,“需要我请书记员把它拿到你面前来仔细鉴别一下吗?”

“……”曹楠的脸色一下灰白了=

“如果你真心实意地帮着我们破案.为汁么不主动向我们提供祝磊写的这个材料?”

“……”曹楠怔怔地看着邵长水.一动不动地呆坐着。

“还有,那天早晨,你突然出现在李敏分家门前的白杨林里,警告我在向李前主任汇报时一定要有所保留……”

“那天……我没在警告您……我只是想……只是想劝告您……”她结结巴巴地辩解道。

“不要跟我抠字眼儿:警告也罢.劝告也罢.你怎么知道那天一大早我会赶回省城来向李前主任汇报的?这事儿,除了我自己,李前主任和我们刑侦总队的主要领导以外.任何人都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时间、地点都那么精准。你筒直跟那位搞到德军进攻苏联、日军进攻珍珠港情报的战略间漂一样.神通广大,法力无边啊?!你为什么对李前主任有那样一种戒备心理,但又一直跟他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你那么敬重劳叔。但在他突然死去后,却又长期隐瞒着对破案有重要意义的这份材料。你到底是什么人?你到底想干啥?小小年纪,想在这样的事情上跟我们玩游戏?你知道后果是什么吗?!”

“我没在跟谁玩游戏……没有……”她哆嗦着,低声地喃喃着,眼泪在眼眶里亮亮地滚动着。

“今天我们不谈了。”邵长水突然站了起来,“你这个态度,我们没法谈。今天你也别回去了,就留在这儿,好好地想一想。啥时候真正想通了,真正愿意跟我们开诚布公地交流了,我们啥时候再谈。我们不是拘押你。这一点要跟你说明白。我们不这么做,不等于不可以这么做。就凭你组织人从看守所死刑犯那儿转移材料

这一件事,我们就完全可以刑拘你。我们没这么做,这对你,对我们,都意味着什么,你应该能想明白。我想,你也应该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宽恕的机会不会总是留给那些存心跟政府跟法律对抗的人的。”

随后,曹楠被带到楼上一个空房间里。那天她没吃午饭。饭送到她被“软禁”的那个房间里以后,她说她不想吃,心里难受。她一直躺在那张空木板床上,辗转反侧地,到傍晚时分,她坐起来,呆想了一会儿,说她可以谈了,愿意“真正开诚布公”地谈了。邵长水让伙房里单给她做了碗西红柿鸡蛋面条,然后几乎一直谈到天明。

谈话还是在那个布置成“预审室”的大厅里进行的。强光灯把大厅某些部分照得惨白。但某些部分却依然隐没在黑暗中。她首先声明,她从来没有想过要跟谁“玩游戏”,更不是在存心“耍弄谁”。现在她知道自己错了,但她的错,的确不是存心的;那错里,更多的包含着无奈和不知所措。就是到现在这会儿工夫,在许多

事情上,她仍然不知道到底应该怎么做。她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很长一段时间来,她其实一直是凭着一种直觉和内心的召唤在做这些事。她知道自己所做的这些事,有一些是反常规的,有一些甚至是很“危险”的,但却扛不住自己内心的那种声音、那种涌动的召唤和激励……而在理性的层面上,她真的没有认真去想过,到底该不该这样去做,做了以后,又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结局,什么样的后果。

在“发表”了这样一通开场白以后,她问:“我想从头一点点说起,可以吗?”

邵长水说道:“只要是实话,只要跟案子有关,怎么说,说什么,你自己决定。”

她点点头,忙说,那我就从头说起。先说我和李前主任、劳叔他们这些前辈和领导的关系。你们一定知道我是他们的好朋友,但不一定知道我还是祝副市长和顾代省长的好朋友。李前主任和劳叔经常到图书馆来找资料。因此,我们认识得比较早。祝副市长是李前主任介绍我认识的。他经常开一些书单来,让我找齐了给他送到他办公室去。一开始,送完书,他就让我走了。后来总要留我在他那儿聊一聊。他和李前主任一样,家庭生活不太美满。李前主任的妻子和儿子都下海做生意去了:在那片白杨林里,在那幢老式的木刻楞大屋里,撇下了他自己一个人。他需要一个女儿那样的小辈来陪伴他,满足他做父亲和做男人的心理。在这一点上,祝副市长似乎也存在着同样的“困境”:祝副市长的妻子是他大学里的同学,至今还在一个学术机构从事经济方面的研究工作,听说是搞什么制度经济学研究的,是个非常有个性有主见、自由主义色彩相当浓烈的女学者:妻子不太赞成他从政。她认为中国在今后一百年内,缺的不是官僚,而是真正能产生思想并有勇气表达自己思想的学者。中国需要一批真正的脑袋。但她也不干预他的选择;当然,说实话,她想干预也干预不了=于是两人相敬如宾,各干各的。有个儿子,非常聪明好学.却不幸得了先天性进行性肌肉萎缩症。也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大.他全身的肌肉将逐渐萎缩,最后导致多器官衰竭而终:这是一种迄今为止都无法医治的疾病。大夫的判定是,活不过十八岁。儿子的不幸加重了原先就笼罩在他家庭上空的那块阴影:也正是为了不让儿子的心灵和生存信念遭受更大的打击,争取让他活过十八岁.夫妇俩才维持至今没离婚。说老实话,他是第一个“发现”并公开说基我身上有一种清淡的香味的人:后来祝副市长经常带我去参加他们那个所谓的“陶里根集团”的聚会。那样.我又认识了顾代省长:我认识他的时候,他还是陶里根的市委书记兼市长哩;不久.就调到省里来当副省长了。顾代省长后来还经常跟人开玩笑说.我是他的福星,给他带来了“好运”,所以他要把我“收编”为他的干女儿。但这也只是说说而已。他的情况,你们应该更了解。在调到省里来以前,他真是一个啥事都敢干、啥话都敢说、在陶里根绝对是老子天下独一份儿的人。但自从调到省里以后,尤其是当了代省长以后,可以说,他好像整个儿都换了个人似的,方方面面都收敛了,慎重了,当然也不会去干那种“收编”哪个女孩为自己的“干女儿”那一类事了……

下面,我将着重说说劳叔和我。当然,还会涉及那几位。特别是跟案子有关系的,涉及谁,我再连带着说说谁的事。到那时候,我会再说得详细一点儿。

……劳叔出事,当天晚上我就知道了。消息是李前主任告诉我的。事后我才知道,您给他打完电话,他随后就给我打了个电话,告诉了这情况。他知道,在我心里,劳叔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我是真把劳叔当“父亲”来对待的。他也清楚,许多前辈和领导对我都不错,但是真正把我当“女儿”来看待和交往的,也只有劳叔。在电话里,他还告诉我,您将在第二天一早赶回省城向他汇报情况。他之所以要告诉我这个,是因为我们曾经约好了在那天的上午,要由我陪他去医院检查身体。这样,我就得知了您向他汇报的准确时间和地点,才会那么准时准点地赶到那片白杨里去等候您。这里并没有别的机巧。

听到劳叔出事,我当然心如刀绞。那晚,我差一点要连夜赶到陶里根去探个虚实。我不相信劳叔会出事。他这一生曾多次跟死亡擦肩而过。他这人乐于、也精心于处置自己的生活。我绝对不相信,像他这样一个人竟然会就这样“轻易”地离开这个他无比热爱的人世。一时找不到去陶里根的车,是我当晚没成行的重要原因。当然,如果我一定要找,我还是可以找得到的,我可以强令一些朋友,开着他们的私家车,把我送到陶里根。但我最后没下那样的决心,就是因为经过再三权衡,我觉得我必须留下。比起赶紧去探望一下已然出事了的劳叔,我觉得更重要的恐怕应该是怎么保证他在陶里根所做的那件“伟大”的事情能有一个合乎他愿望的结局。对不起,这里,我用了“伟大”这个字眼儿来界定劳叔在陶里根的行为,以后,我会向你们解释我为什么要这么说。也就是说,当时我觉得,阻止您向李敏分汇报——如果阻止不了,也得向您及时发出警报,让您在向他汇报时有所保留。这是比任何一件事都要重要的。当时我并不知道您从陶里根、从劳叔那儿到底带回了一些什么情况,我也并不太清楚您当初到底又是带了个什么样的具体任务去陶里根见劳叔的,但我觉得.您代表省厅组织去看他,劳叔一定会极其认真地对待您的:我知道,在陶里根的那几个月里,劳叔一直感到很孤独。他不止一次向我讲过他的这种“痛苦”。多少年来,他虽然有时在单位里表现得很“孤傲”,很“不驯服”,很“特立独行”,让一些领导总觉得他是个刺儿头,不敢、也不愿意重用他。其实他这人满不是那么回事。他一生都“在组织”,“在集体”。从他的内心来说,他特别看重这个。组织”和“集体”。也就是说,他既像当代的许多年轻人那样.非常讲究“自我”,追求着一种“自我”,但他又特别看重“集体”和“组织”,尤其在“计较”着这个“组织”和“集体”对待他的态度。这是他一生做人最大的矛盾所在,也是他始终更改和泯灭不去的“人生烙印”。因此,组织上一旦派人去看他,他一定会十分的兴奋和激动。虽然表面上他仍会表现出某种矜持,或冷漠,但实际上他会是感激的。所以,我相信在出事的最后一刻,如果他明显预感到自己已经没有可能再活下去了,他会跟您说一些他不能跟其他人说、也没来得及跟任何人说的情况……而这些情况.我觉得恰恰是不能让李敏分知道的。

“为什么?”邵长水问,“劳爷的死,跟这位李前主任有关系?”

“那倒不是……”曹楠迟迟疑疑地答道。她的迟疑让邵长水觉得,这里头可能还隐着什么难言之隐。

“那是什么问题?”邵长水又问。

“……”曹楠又迟疑了一下,深深垃吸了口气,这才又往下说道,“他从来就没支持过劳叔.一直对劳叔去陶里根的行为表示不理解,甚至觉得他这么干,特别幼稚.特别的不成熟……”

“这很正常,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赞或蒡爷这么干的。包括我们机关里的那些同志,都对劳爷的做法表示不理解。我想他们都不会同意你把劳爷去陶里根的行为说成是一个什么‘伟大’的行为。”邵长水说道。

“所以你们……”

“我们怎么?”

“没怎么……”

“所以我们跟李敏分都是一路货。是吗?那天晚问还发生了什么事?我相信你不会仅仅因为这一点,就大清老早地赶到李敏分家来堵我的。”

“是的,那天晚上我还跟李敏分大吵了一场。”

“你跟他干仗了?”

“是的。狠狠地干了一仗。”

“为什么?”

“您老说我大清老早地赶到那儿去堵您,其实不是……您见到我的时候,我脸色是不是特别难看?”

“是的……”

“那天,我根本就不是赶过去的,干脆就是在那白杨林里待了大半夜。”

“怎么回事?”

“那天,李敏分给我打完电话后,我就去他那儿了。当时我的确非常难过。我没法独自待在码头街那个小屋里,我急着找车想去陶里根。他把我狠狠骂了一通。他说你去干吗?添乱呢?我冲他大声喊叫,说在劳叔最困难的时候,我们都没能帮他一把。现在劳叔死了,让人谋害了,我要去看他。他也冲我喊叫道,你怎么知道他是被谋害的?别乱说一气。你给我冷静一点。现在人都已经死了,哭有啥用?喊叫又有啥用?然后他就把劳叔狠狠数落了一通,说他压根儿就不该去陶里根出这个风头。说他的死,压根儿就不可能是谋杀。他说我其实并不了解劳爷。他说他总想跟别人不一样。磕磕绊绊过了这一生,一直都没真正吸取教训。因为没能充分实现他自己的这种‘不一样’的追求,到后期,他内心都有些变态了。所以,很难说得准,他这个死.到底是怎么回事……听他这么说,我完全忍受不了了,就跟他干了起来……后来他索性说我也是个变态。我就跑了出来……”

“然后……然后……你就一晚上没回码头街?”

“是的……我走到大街上……然后又回到白杨林里……回到白杨林里,然后又走到大街上……我一次又一次地想去敲李敏分家的门,想告诉李敏分,劳叔肯定是被人谋杀的。在他被害以前,我们没能制止这样的谋杀,没能从根本上帮助他。现在他死了,我们应该有所行动,救救更多像劳叔一样的人……但是每每走到李敏分家门前,我伸不出手去再敲他的门=我害怕再看到他说劳叔内心变态时的那种眼神,害怕再看到他说我也是个变态时,眼睛中包含着的那种轻蔑。”

“你就这样在外头整整转了大半夜?”

“是的……”

“……你可真是劳爷忠心耿耿的好‘闺女’。有你这么个好‘闺女’,他老人家死也闭得上眼了。”

“可那又有啥用呢?”

“好,我们既然已经把话都说到这个份儿上了,那么我想直截了当地问一句,为什么你会那么肯定地认为劳爷是被谋杀的?你拿到什么证据没有?”

“没有。”

“那你做出这样的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劳叔在事发前一个多月.就对我说过。他说,假如有一天他在陶里根突然出事,那一定是被谋杀的……”

“他说了理由了吗?”

“没有。”

“你也没追问他?”

“我问了。”

“他怎么回答你的?”

“他说,你不该知道得太多。知道得越多.对你越没好处。”

“你就没再往下问了?”

“他都这么说了,我还问啥?”

“可是……你应该知道,在出事前很长一段时间,他在陶里根已经停止所谓的调查活动了……对谁也构不成威胁了……”

“是的,他跟我谈过这一点。他说他必须要转向了,否则在陶里根就待不下去了。”

“他没转向前,人家都没谋害他;转向后,为什么还要谋害他呢?”

“这大概就跟我有关了……”

“怎么又跟你扯上了?”

“后来我如果不把祝副市长写的那份材料交给劳叔,他就不会出这样的事。”

“你的意思说,那些人害他,是因为他藏着祝磊的那份材料?”

“是的。劳叔跟我说过,材料转到他手上后,有人匿名给他打过电话,威胁他,让他把材料交给他们。”

“那些人怎么会知道这份材料到了他手上的呢?当时不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这档子事吗?”

“是的……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着这个问题:这些家伙怎么会知道材料转到了劳叔手上的呢?想得我都快疯了。头疼得跟要爆炸似的,一下子吃三四片止痛片都止不住……”

“你跟另外的谁说过这事儿没有?”

“你想,我能到处去乱说吗?”

“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

“……”曹楠把头低了下去,脸上同时出现了一种很奇怪的恍惚不定的神情。

“你一定跟谁说起过这档子事……对不?”

“真的很难想象……”

“不管是能‘想象’,还是不能‘想象’,请你实话实说地告诉我们真相。”

“有一回……有一回……很偶然的情况下,我跟李前主任说过这档子事。”

“你不是已经跟他大吵了一场吗?怎么又跟他扯这个?”

“不,那还是大吵前的事:当时劳叔还没出事哩。对于李敏分,其实我一直是挺尊重他,也挺信任他的,如果说,在我心里,我一直把劳叔当父亲一样来看待,那么,这位李前主任"奇"书"网-Q'i's'u'u'.'C'o'm"在我心里,一直是我走出校门后所遇到的、也是我久久敬奉的第一位人生老师。我认识他的时候,才十八九岁,完全是一个不懂世事的小女孩。心里充满着自我憧憬,而且也只存着这些自我憧憬=而这位李前主任,既是干部世家,又接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且博学多闻,涉世又深,难得的是心地善良,还很会办事.在省城拥有一个相当广泛而又可靠的人际关系网。他的成熟、从容和丰富的阅历,还有他能如此平等地对待我这样的小辈,就必然让我觉得他这人充满了魅力。再加上这些年,人际关系中真诚的成分越来越少.机巧和利益的成分却相对在增加。这种变化往往会给一些像我这样刚进入这社会的女孩造成许多的茫然和惶惑。在这个坎节儿上.如果能遇到这样一位大男人,他不仅体贴大度、又在跟你近距离的接触时还能懂得自律,你当然会把他奉为‘老师’.而且还暗自感到欣慰和幸运,甚至还会产生一种‘成就感’:请你们别嘲笑我们。现在回想起来,这些错觉的产生,很可能跟人们常说的那种女孩一般都摆脱不了的依赖性和虚荣心有关……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常常去李敏分家。我喜欢听他谈天说地。我也感到,有我在那儿,正如他后来经常对我说的那样:‘他那个萧瑟的白杨林和沉闷的木刻楞大屋就有了太阳和月亮,就显得异常的生动和温暖。’这一点,其实也让我挺有成就感的。他不太会说笑话.但他却有许多难得的回忆。关于他自己、他父亲、他妻子、他的白杨林、他收藏的那许许多多古董和书籍,特别是关于他的这个工作圈子、他那些上级下级战友哥儿们姐儿们……他只是很少说到缝的儿子.也很少说到他的母亲。我至今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很少提及他的母亲.但能让我非常明显感觉到的是,他总在刻意地回避谈及他的儿子。他结婚早,相对他的年龄,他不该有那么大的一个儿子,但他偏偏就有了。儿子的性格像他妈。用李敏分自己的话说,这儿子从小就不拢他。人家的儿子是小时候不喜欢父亲,到大了都会比较尊重父亲。但他这个儿子不知道为什么,直到现在为止,都跟他不亲。不仅谈不上亲近,甚至都谈不上接近。‘啥原因?不会不是您亲生的吧?’有一回我还跟他开过这样的玩笑。‘照你这么说,他是隔壁张木匠的种了?可我们家隔壁就没住过张木匠啊!’他笑着这么回答我。但接下来,我就发现他的神情会很快变黯淡了。儿子对他有意的疏远和‘蔑视’,的确是他心里永远的一块痛。正因为这样,他常常会呆呆地看着我,突如其来地说上一句:‘我真羡慕你爸。他只生女儿,而没生儿子。“那我爸还羡慕您哩,只生儿子,没生女儿。’我就这么笑着反驳他。然后他就叹口气,摇着头,再不说什么了……他那缺少亲情的生活,也使我越发地‘可怜’他,越发地愿意去接近他。”说到这里,曹楠稍稍停顿了一下,小小地啜了口茶,然后又说道,“吵过那一架后,虽然还常见面,但我的确有一段时间就没再去他家了。后来还是他主动给我打的电话,约我到他家好好聊聊。他想听我弹弹钢琴。其实我的钢琴弹得并不好,只是在五六岁的时候让爹妈逼着学过几年,后来也就放弃了。当然,弹个小曲什么的,还是可以的。有一回我弹琴的时候,突然感到他在我身后贴着我,离我很近很近,都能让我强烈感觉到从他身体上发出来的那一种男人的炽热和气息。而且他的那只同样炽热的大手,一动不动地放在我瘦弱的肩头上。以前他有时也会偶尔地拉拉我的手,摸摸我的脸,或者开玩笑似的搂我一下,但从来没有像这一回那样,让我震动和战栗。当时大概因为我正在键盘上跳动的手指不由自主地停顿了一下,而且整个人都变得僵直了,不知所措了,让他感觉到了我内心那种异常的反应,他的手也颤抖了一下,随即他的身体便离开了我,然后又顺势把手收了回去。当时如果我顺势往他身上靠那么一下,我想事情会出现另一种走向的。然后我就找了个借口,很快离开了他家。也许是让他感觉到我不喜欢这样过分的亲昵,以后再没有‘碰’过我。这反而让我觉得有点尴尬。有时我还故意跟他‘撒撒娇’,拉着他的手说点什么。但他再也没有那样接触过我。

“……有一回我俩就这样默默相对坐着,看到他故意疏远我的样子,我真的有一点过意不去,总想告诉他一点什么事儿,表示我对他的信任。后来我就跟他说了这份材料的事……”

“他当时有什么反应?”邵长水问。

“他当时整个儿都愣那儿了,都不相信我说的是真事儿。直到我一点一点把事情的全过程说清楚后,他才信了。”

“那么,有可能是他把消息透出的吗?”这时,邵长水忽然想到拓片在自己家失窃,关系人中好像也涉及这位李前主任,便这么问道。

“我不愿意这么想……”

“现在不是你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要搞清到底有没有这个可能。”

“我一直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直到那天劳叔出事,晚间和他大吵以后,我突然觉得,劳叔的死跟这件事很可能是有关系的……”

“那我一开始问你李敏分跟这件事到底有没有关系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跟我说没关系?”

“……”她歉疚地低下头去,没有正面来回答这个“为什么”,过了一小会儿才又补充道,“这也是我第二天一早要拦住您,希望您在向他汇报时要有所保留的重要原因之一。我担心您把一些真实情况连锅端给他了,说不好还会……闹出什么更大的事来……”

“你可真行,南京到北京,绕出这么一大圈儿去,才说到这么个实质性问题上。”

“对不起……”她又惶惶地道了个歉。

二十二 仙客来

谈完,又让曹楠把讯问笔录逐字逐句地校看了一遍,签字认可,并让她在所有那些涂抹删改过的地方一一按上手印,以证明这些涂改也是经过了她本人审定认可的,并非他人后来妄作。办完所有这一切,已然是后半夜时分了;安排组里的一位女同志带曹楠去休息,邵长水自己则匆匆回到二号楼,立即给赵总队打电话,要求连夜汇报。邵长水这时的确有些激动。如果曹楠关于李敏分的那些话,全是事实话,那么,整个案件很可能就从这儿取得决定性的突破性了。赵五六在电话里对邵长水说:“那你就赶快过来吧,我这儿正好也有些新情况要告诉你。”等赶回总队部,汇报完毕,让邵长水感到意外的是,赵五六并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那份激动和兴奋,反而沉吟了一下,这样反问邵长水道:“你觉得曹楠这小丫头说的能是实话吗?”

赵总队这么反问,却让邵长水感到意外,便在略略一愣之后,赶紧问:“咋的了?您那儿关于她,又拿到了啥新情况?”

赵五六蔫不吱声地从抽屉里取出一个卷宗,往邵长水跟前一扔,说道:“你自己瞧。”

邵长水拣起卷宗袋,掏出里头的“囊”一看,却是从齐神父那儿取回的那份祝磊写的材料,便迟迟疑疑地问:“您不是让技侦科的同志去做鉴定了吗?鉴定出啥问题了?”

“鉴定出啥问题?鉴定出大问题了。鉴定结果,这是个赝品,假招子,伪劣产品,经人改写过的。压根儿就不是从原件上复印下来的。”赵五六说道。

“伪……伪造的赝品?”邵长水震惊了.忙说,“可从这份复印件看,它可全是祝磊亲笔手书的……”

“是手书,但不是祝磊亲笔:是有人模仿祝磊的笔迹,伪造的。”

邵长水又一愣,说道:“这可能吗?模仿一个人的笔迹,写个三五个十来个字,签个名,伪造个借条收条什么的,还有可能;这可是好几千字哩。把一个人的好几千个字都模仿下来,没有三五年的工夫,恐怕不行吧?可这份材料从祝磊那儿转移出来,到交到我们手里,一共才多长时间?如果说,有人在三年之前就知道祝磊要杀

人,就开始下功夫模仿他的笔迹,伪造他三年后才开始写的一份长达几千字的材料,这也确实太有点‘天方夜谭’了吧?”

“人工模仿几千字的笔迹。当然很困难。但是现在国际上已经编制出这样的软件。国内坊间也已经发现有了盗版了。现在通过一台高性能高配置的电脑模仿他人笔迹做伪,并不是一档子什么特别困难的事,更不是只有在‘天方夜谭’里才讲得出的事情。”

“他们为什么要藏起原件?他们通过伪造,想掩盖什么?误导什么?他们的动机何在?”邵长水怔怔地问道。

“是啊,这正是我们下一步要搞清的。”赵五六说道,“到底是谁整了这鬼名堂?曹楠,还是那个齐神父?或者中间还经过了一些别人的手?但神父先生交出来的这份材料肯定是伪造的。”然后赵五六又告诉邵长水,他已经找那位齐神父谈过了。齐德培一口否认是他伪造了这份材料。听说自己交出来的这份是“伪造”的,他显得很吃惊,完全一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的样子,一再强调曹楠让他保管的就是这一份。他藏起它以后,一直到交给我们的那一刻为止,再也没动过它。他说可以对着上帝发誓,以他母亲的名义发誓。他说他没任何必要动它嘛:他说他甚至都没仔细地看过它。从参与这件事的那一刻起,他一直很不安,一直很后悔,一直不想再碰它……他曾多次要求曹楠尽快把这份材料取走。曹楠也答应过他尽快把它取走的……没想到.最终还是出事了……

“那他跟曹楠‘出走’、‘逃跑’又是怎么一回事?”

“他不承认这是‘出走’,更不承认他想跟曹楠一起‘出走’。他说他是个神职人员,而且是个虔诚忠实的神职人员,即便要出走,也不会拽着一个女孩一块儿走……他说他只是送曹楠到省城远郊一座乡村教堂去住两天……曹楠想找个特别清静的地方休息一下。他就给她介绍了这个地方。送她过去,安顿好了,他马上就要回来的。为此,他随身只带了一个小包,包里就带了一套换洗的内衣裤和简单的洗漱用品,连应该带的刮胡子刀具都没带,就足以证明了他既不是‘出走’,更不是‘外逃’。”

“但曹楠承认是想出去躲躲风头。”

“看来这女孩不简单。很不简单。”

“要不要马上再去接触她一下?”

“别急。先别急。先别打草惊蛇了。”赵五六说道,“再观察她两天。如果真是她伪造了这份材料,总是有目的有原因的,她总是想干点啥的,暂时把她内控起来,严密监视她,瞧瞧她还有多少把戏要跟我们玩。”

然后他们又分析研究了一下李敏分的情况。这件事当然让他们非常为难。先后两件事都牵扯到了这位李大官人,但又都没有确凿不移的证据能坐实什么。如果说,曹楠的“揭发”是正确的,凶手确实是因为得知劳爷拿到了祝磊写的材料才起意要“杀他灭口”,而他们又是从李敏分的嘴里得知材料转移到劳爷那儿去的,那么这事就相当相当严重了。不管李敏分这么于的主观动机究竟是什么,都说明李敏分已经卷进了这个案子里,成了“凶手的同谋”。这几乎是难以想象的。李敏分为什么要向杀害劳爷的人提供情况?为什么?!如果说,曹楠在这一档子事上没说真话,是在“栽赃陷害”李敏分,那么走漏拓片下落的事,又怎么说呢?那档子事好像也牵扯到了李敏分。那可不是曹楠“栽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