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高纬度战栗》

作者：陆天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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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黑咖啡

下午五点四十分左右，他终于快步走了进来，疲惫，甚至还显得有一点点迟钝，眼圈分明虚肿着，同时隐隐透露出一些黑气。邵长水赶紧上前挪开小藤圆桌前的那把高背靠椅，恭请他入座，并招呼服务生赶紧上咖啡——动身上这儿来以前，邵长水着实做了一番调查研究，得知这位“劳爷”近些年颇“沾染”了一些“洋习惯”，比如说，有事没事，总喜欢喝点儿高档咖啡；酒桌上，也会时不时地点一两瓶白兰地、伏特加或毛姆、香槟之类的外国酒。劳爷在小圆桌前站定后，慢慢摘下那副柔软的黑色羔羊皮手套，然后，把几根苍白瘦长的手

指轻轻搭在桌边上，像个重症哮喘病人似的，吃力地鼓起胸膛，深深地喘吸了两口，再用那含义总是比较隐晦的目光迅速瞥视了一下周边的人与物，这才回过头来，盯住邵长水，嘶哑地，低沉地，同时又慢条斯理地问道：“你，就是那个邵长水？找我，啥事？”

邵长水是昨天下午才接到任务，让他上这儿来约见这位劳爷，给邵长水布置这任务的是他们省公安厅办公室前主任李敏分。李前主任因病离职在家休养都快一年多了，邵长水又是省公安厅刑事侦查总队的人，要派他外差，走组织程序，按说得由总队的领导来布置，即便因为情况特殊，必须由办公室的领导来谈，也应该由在位的领导来谈，怎么也轮不上这样一位已然不管事的“前主任”啊——况且谈的又是那么重要的一档子事，所以，那天当李敏分突然把邵长水找到自己家里布置这任务时，邵长水的确感到非常意外，同时也觉得这事儿办得多少有些“出格”，有些“诡异”，因而也有些“神秘”。但碍于自己刚调到省厅，还没有正式定岗定职，处境微妙，当下里他就没表示任何异议。再说，在调来公安厅以前，他多少也听说了这位李前主任的一点情况。李前主任年龄虽然不算大，四十刚出一点头吧，但警龄不短，二十来年了；父亲也是个老公安，是省厅早期的一位老厅长。此人活动能量相当大，会办事，在本省公安系统内外颇有那么一点影响力。邵长水同时也想到，李前主任此举，肯定不会是“个人行为”。至于这样一个办事本该十分规范的高级政法机关，居然不规范了，这里一定有某种原因，一定牵扯了一些不得不顾及的利害关系。至于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样的利害关系导致了这种不规范，就不是他这么个“新人”该过问的了，恐怕也不是他一时半会儿能整明白的。邵长水从警也快二十年了，也曾当过一任县公安局副局长。他当然懂得，此时此刻，对于他，惟一能做的，也是他惟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认真地听，坚决地执行。

李敏分当时对他说，你去陶里根找一位叫“劳爷”的老公安。“陶里根”就是眼下他来到的这个边境小城，离省城约七百来公里。这小城原先只是个县城，与俄罗斯隔江相望，历来盛产蓝天白云和狂风暴雪。这些年由于边贸大增，小城发展剧快，前些年升格为地级市，下辖三县两市，不仅从规模上比过去扩大了两三倍，从面貌上来看，也几乎等于全部重新翻造过了似的。

“听说过劳爷吗？”李敏分当时还特地追问了这么一句。

“大概知道一点吧。”邵长水点点头，谦和地答道。

其实李敏分这一问，完全多余。因为，但凡在省公安系统干过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这个“劳爷”的。劳爷，学名劳东林，堂堂一级警督，曾任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大要案支队副支队长，是省里出了名的刑侦专家，曾当选省十大神探，荣获过公安部颁发的二级英模称号，还曾被公安部刑侦局特聘为刑侦顾问，参与过许多震动全国的特大案件的侦破工作。就这么一个让圈里圈外无数人敬仰的“老公安”和“刑侦专家”，几个月前，突然不听所有人劝告，坚决要求脱去警服，辞职下海，抛家别妻，只身来到这个无比遥远的边境小城，在一家民企里当了一个不甚起眼的保卫部经理。

他图啥？

图钱？

不管熟悉不熟悉他的人，但凡听说此事，都会在心里打上这样一个大大的问号，同时也会纷纷地为之惋惜不已。也有人冷笑，说这是他“本性的再一次大暴露”——很多年前，这位曾反复结婚又反复离婚的劳爷，曾因“骄傲自满”、“脱离群众”和“放松自我思想改造”、“贪图生活享受”，在生活作风问题上犯过一次大“错误”，被取消过“二级英模”称号。有人则“深刻”地分析道，他这是被当前那种“一切向钱看”和“追求自我释放”的社会潮流搅的，临老了，还想学那些“弄潮儿”时新一把，拿自己的一生“赌”一回。没得“青春”可赌了，就赌一回“老年”吧。

等等等等，说啥的都有。不一而足。

当然，也有人不信这些“胡说八道”，比如，省厅和刑侦总队的几位主要领导就不信。他们太了解自己这个老战友、老部下了。说劳东林一生爱赶个时髦，生活上喜欢图个“优越”和“舒适”，说他反复结婚，又反复离婚……所有这一切，都不假。比如这老小子确实结过四次婚，又离过三次。但因此你就断定，他就是为了几张钞票才脱警服辞职下海的，他们不信。打死他们也不信。什么叫血染的深情和信念？每一位老警察都能用自己的一生来做这个命题的最真切的佐证。劳东林当然也不例外。当时，总队长和几个副厅长轮番地找他谈，劝他慎重考虑，但都谈不下来。最后无奈，厅长亲自出马。半夜。关上门。厅长对他说，今天我不跟你扯别的。你一定得给我说出个道道来，哪怕有一条能说服我，我一准让你走。但你要说不出个一二三四五、子丑寅卯午，那，这档子事，我跟你没完！我不会让你好受。你小子都快熬到退休年龄了，还跟我折腾个啥嘛？啊？劳东林当时涨红了脸，嗑嗑巴巴半天也说不上来个啥，满眼含着泪水，翻来覆去就说这么一句话：“这么着吧，你把我双开了。求你成全我这一回。”啥叫“双开”？“双开”就是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就是把辛苦一生得到的最基本的东西全扔了；即便这样，也要“辞职下海”！他这是疯了，还是怎么的？

他当然没疯。

“跟我说实话，又跟哪一个女孩缠乎上了？”厅长问。厅长跟劳爷是省公安系统最早一批干警培训班、号称“黄埔一期”的学员。当年在培训班上，活泼外向的劳爷是班委委员，而内向敦厚的厅长还只是个普通学员。后来人家进步快，当了厅长，但两人的关系向来非同一般，说话也就直截了当得多。

“你要还这么看我……这么着吧，你把我打死在这儿得了。”说着，劳爷摘下腰间的手枪，往桌上一扔，脸色顿时青白了。

“我想你也不至于那么没出息。”厅长瞟了瞟那支在劳爷腰间已经摩擦得不见蓝光的六四式手枪，轻轻叹道。

“相信我。让我走。你们多少年也没真正信任过我。这一回能信任我一回吗？相信我这个劳东林，绝对不会给你们抹黑丢脸……”

“哎哎哎，你这个劳东林，咋说话的呢？不信任你，还让你全权负责大要案支队的工作？全省评十大神探，是谁往上报了你的典型材料？啊！厅里要信不过你，那会儿部里聘你当顾问，我们随便拦那么一下，这大顾问你当得上吗？啊！我们为你做的这一切，在你眼里都不算数？你这人一辈子咋老这么偏激，爱走极端？临退休了，还不改改？咋整的嘛？啊！”厅长较起真儿来了。他知道劳东林这话是有所指的。劳东林对厅里多年来一直不给他把这个“副”支队长扶正了，耿耿于怀。对此，他们双方都有说头。从厅领导这一方来说，他们觉得，我们虽然没把你扶正，但也没再给大要案支队任命个支队长，你这个“支队副”在那儿实际上是在掌管着全盘。世人皆知，刑侦总队是省公安厅最重要的一个部门，而这个大要案支队又是刑侦总队最重要的一个部门，把一个重中之重的部门都交给你了，这不是“信任”又是什么？但在劳东林头脑里，事情当然就简化成这么一个公式：信任我，就把我扶正；不扶正，就说明你不信任我。而厅里至今没给他扶正，并不是厅里现任的这几位领导不愿意给他扶正，这里头牵扯众多一时掰扯不清的旧账儿、烂账儿，真没法说得清楚。

“不说了……不说了……”劳东林当时摇着头苦笑了笑道，“我这回请辞，跟这些以前的事没有任何关系。请相信我……”

“东林……”

“我用我三十五年党龄和四十年警龄向你保证。”

“你就不能跟我露个底儿？到底是咋回子事嘛，让你非得走这个绝门儿？”

“别逼我了。我真不能细说。再逼，你干脆掏枪打死我算了。”

“有那么严重？啊！”

“……”这该死的劳东林，喘喘地直盯着厅长，居然就不再吱声了。

后来，厅长在党组会上还是替劳爷说了话：“让他走吧。老同志了，唉……这也是天要下雨，娘要嫁。咋办？让他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去吧。”厅长定了调，党组其他成员也就默许了。虽然是让他走了，虽然也说了“让他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去”之类的话，但厅领导并没有就此撒手不管。依他们多年来对劳东林的了解，他们直觉到这件事里一定有名堂，而且还可能是个大名堂。这“名堂”如果仅仅跟他个人有关，倒也罢了，怕就怕名堂之大还不仅牵涉他个人。作为多年来负责全省大要案侦破工作的人，劳东林手里掌握着一批相当重要的机密情况。有些情况不仅涉及党政军某些要害部门，还涉及个中的某些要员。多年来，公安厅还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失密违纪事件。但这一回劳爷的态度和做派，却让领导们不得不产生了一点忧虑和警觉。于是，他们在随后的几个月中“稍稍”地注意了一下劳爷的“日常起居”。可以想见，一旦公安厅要关注起某个人的“日常起居”，肯定能把他的一举一动都摸个“门儿清”。但你还别这么说，大水要去搅和龙王庙，本来就不是常人能想到的那么轻松和容易。再说，劳爷在反侦查方面也是一把好手。厅里一直“关注”了好几个月，居然从中没能发现什么“名堂”。一直到最近，事情才有了一点突破性的进展。

这个突破性的进展是，据说——到目前为止，还只能是“据说”，因为还没有拿到什么过硬的证据来证实这个“说法”——据说，劳爷当初之所以不顾一切跑到陶里根去，是为了“秘密调查”省委省政府一位现任主要领导的问题。这位省领导曾经在陶里根担任过市委书记兼市长。他的一些问题“据说”也是任职陶里根期间“犯”下的。而这些个所谓的“重大问题”，“据说”还和两年前发生的一起“副市长开枪杀人”案有密切关联。（这位副市长姓祝，名磊，省城的原副市长，当年也在陶里根市工作过。）而这位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就是最近刚被任命为代省长的省委副书记顾立源。

这怎么得了？！！

这怎么可以？！！

不管劳东林现在是否还穿着警服，他毕竟曾是个“老公安”，而且，多年来又一直在本系统内一个很重要的岗位上担任中层领导工作，享有相当的知名度和社会影响。这样一个同志，未经任何组织授意、批准，针对现任的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搞这种“秘密调查”，是一种严重的违纪行为；如果让省委省政府知道了，作为本系统的主要领导，他们是绝对没法交代的。更让人震惊的是，“据说”这个劳东林凭着自己的老资格和多年来在司法界建立起来的老关系，还“煽动”和“纠集”了好些个老公安、老司法，协助配合他，一起来搞这个“秘密调查”。据说，这些个老公安、老司法，多数还都是在编的现职人员，都还穿着警服和制服!

这就更严重了。而且不是一般的严重。应该说是“特别严重”。闹不好，还可能会整出什么“政治事件”，就更难以收场。所以，必须立即加以制止。

为此，省厅的领导非常着急，非常恼火，也非常为难。

他们为难的是，自己还不能公开以组织的名义出面去阻止。因为：一，不管怎样，劳东

林本人毕竟已经脱了警服，离开了公安队伍。说得不好听，他现在已经是个“普通公民”了，他和你的关系，已然是“警民关系”了。只要他不触犯法条，就不在你管辖范围内。你公安部门要横加干涉人家的正常行动，人家是可以通过行政诉讼，倒过来告你侵权、违宪的。事情一旦闹大，惹得那些媒体追踪炒作，最后被动的和丢面子的可能还是你公安厅。这结局当然是省厅领导绝对不希望看到的。二，省厅虽然得到“密报”，知道有几个在职的公安司法人员掺和了这个“秘密调查”，但迄今为止，并没有搞清这几个人到底是谁。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省厅的领导觉得，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他们一定还要防止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省公安厅作为一级组织，在蓄意地压制下边的人“反腐败”，在蓄意庇护省上“有问题”的领导。社会上对那位顾代省长确有种种传闻，说什么的都有。作为省里厅局一级的领导干部，他们也听说过这些“传言”。他们甚至从内部还听说，中纪委接到过来自下边的“揭发信”和“告状信”，曾派人“秘密”地来省上对这位代省长做过一番“暗查（？）”……“传言”由来已久，似真似假，真真假假。但不管它出自内部，还是外部，传言总归是传言，在上边对相关问题做出正式表态之前，他们作为掌管一个系统的主要负责人，当然要以大局为重，以稳定为重，以组织原则为重，尽力地维护省上这个班子的领导权威。但另一方面，他们也不得不谨慎地做好两手准备。俗话说，既要防一万，也要防万一。也就是说，万一今后传言成真，那位代省长真有些什么事，被查处了，他们也不至于陷入被动才行。要知道，他们毕竟都是一些历练弥久，且又富有经验的从政者。而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生活中，这种谨慎的“两手准备”历来都是十分必要的。

所以，他们觉得必须劝阻劳东林这样的老同志在外“私自调查”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的问题，同时又不给人造成是以“公安厅”组织的名义出面在“干预”和“劝阻”。

经过反反复复地慎重考虑，他们决定派刚调到省厅来工作，但还没有正式定岗定职，为人又比较憨厚、机敏和勤谨的邵长水去做劳爷的工作，同时又决定让离职病休，但在群众中仍有相当威望的办公室前主任李敏分出面去找邵长水布置这个任务。他们甚至特别关照李敏分，布置任务时，不要把邵长水找到省公安厅大院的办公区来谈，在每一个细节上都要尽量地抹去“组织出面”的色彩。

最后，李敏分是把邵长水找到他自己家里去谈这档子事的。

家，从政治色彩上来说，应该是最中性、最恬和的了。

……

……

李敏分家在省城著名的大列巴巷中。那里曾经是一片高地。高地上曾经筑有中国最早的一条铁路。铁路两旁生长着一片茂密的白杨林。铁路早拆除了，迁移了，白杨林却依然还生长着。后起的巷子看起来却和白杨林同样古老。因此，很难说得清是巷子建在白杨深处，还是白杨长在巷子深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你现在走遍整个省城，已经很难再找得到长得如此高大粗壮茂密的白杨林了，也很难再找得到特点如此鲜明纯正的俄罗斯“木刻楞”小木屋了。这样一种小木屋，你在中国整个高纬度地带，比如说，即便上哈尔滨，也不多见了。而李敏分住的就是这样一幢小木屋，外带一个不算小的“小院儿”。

那天谈完话出来，已经过了吃晚饭时间。天色擦黑。初春潮湿的林下风再度变得阴冷生硬。但邵长水却浑身燥热，像一个高烧中的病人似的，止不住地战栗着，甚至战栗到上下牙齿都在捉对嗑击。他只能紧紧地抱住自己，一边往外走，一边不断地回顾那耸起在栅栏和杂草丛中的铁皮屋顶和高大的砖砌烟囱，不断地回顾李敏分家那幽暗宽大的雕花木窗户，整个人都处在一种从未有过的昂奋和茫然之中。他不知道自己到底在昂奋什么，更说不清那种莫名其妙的茫然感又从何而来。但当时他就是不能让自己平静下来，也不能从茫然中清醒过来。已然三张开外、好歹也当了一二十年刑警的他，真还没这么“昂奋”和“茫然”过。走出不多远，他便在无比寂静的白杨林中呆立了下来。呆立了好大一会儿，他才慢慢明白过来，这种昂奋和茫然居然来自于自己内心的一种“对抗”。在潜意识中，他没法让自己真正相信刚才李前主任跟他讲的那一切都是真实的，是已经发生的。他不相信，也不愿意相信它们是“真实”的。但他又必须承认它们是真实的，必须承认这一切不仅已经发生了，并且还在进行之中。正是这种突然发生在内心深处的“自我对抗”，骤然间把他推到了一个风光无比美好，但确实又面临万丈深渊的悬崖边上，让他一时间陷入了一种自己无法控制的兴奋和恐惧的心理漩涡中。

邵长水是伐木工的后代，父母和弟妹至今还在林区安着家。前边说过，他为人憨厚，勤谨，听话，本分，但又非常肯干，非常聪明，还愿意学习。这些特点决定了他前半生的人生之路走得相当的顺畅。高中毕业，成绩极其优异的他本来满可以去考全国重点大学，但出于家境和生活压力，也出于一种本能和直觉的选择，他考了省警校。很重要的原因，省警校不仅免去一切学杂费用，每月还有相当数量的津贴发放。除此以外，小小年纪的他，当时直觉到，像他这样没有任何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的人，只有当警察，今后才能不受欺负，也才会有一点可能去为别人办一点自己想办的事。（他的确是一个很愿意为人办事的人。）警校毕业，他被分回到偏僻的林区公安分局，当了一名刑警，而且就在这偏僻的经常会发生一些恶性大案的深山老林里，接连侦破了几起全省挂号的命案，很快引起了上头的注意，被提起来当了刑侦中队的中队副。那年他还不满二十二岁。后来就一直很顺，基本上两年一个台阶，一路往上走，一直到县局副局长任上，又赶上个好时机，被荐送到公安大学深造，去年调回省警校，搞了一段时间的刑事侦查教学和理论研究。前不久又接到调令，让他到省公安厅刑侦总队报到，内定了要他担任大要案支队的支队长一职。人说，当警察的时间长了，老在管别人，老在跟坏人打交道，老在接触社会阴暗面，一般都会发生两种变化：一种，因此看透社会，看穿人生，人就会变油，内心会变得阴暗沉重简单粗暴；另一种，即便不变油，也会变得机械单一，脑子里除了种种法规条文框框，就是上级领导的种种指令和要求。在他们眼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有问题的，都是需要管教的和管治的。有人说笑话，说警察谈恋爱，跟女方头一回见面，说的第一句话一定会是：“请出示你的身份证。”这两种说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实际上都说得有些片面。说这种话的人其实并不真正了解警察。多数的警察，心灵都处在一种激烈的对抗之中。他们既要对抗在执法过程中必然遭遇的社会黑暗（阴暗）面和权利交易的侵蚀和漫洇，又要对抗自己内心由此可能发生的种种畸变。对抗的结果，最终将决定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警察。可以说，一切都在过程之中。而邵长水却属于这样一种人，置“对抗”和“过程”于不顾，把“结果”看得高于一切。也就是说，他在过程的“对抗”中，可以不惜一切代价，不计任何得失，由它去俯仰跌宕闪失，而他只想维护一个结果：让自己做一个称职的好警察。这种质朴和单一，不能说跟他从小在林区长大没有必然的关联。你只要知道这一点，就可以充分理解这种关联了：不管在什么场合什么情况下，只要一看到巍峨大山，连绵丛林，他内心都会禁不住地打战，都会立即收敛起天性中本有的那一点点张扬，不自觉地变得沉默和固执起来。他潜意识地确信，人一生中有些事的结局跟亿万年都绝不动摇一点的大山一样，是不可变更的。而对于他邵长水来说，结局也只能有一个，那就是做一个好警察。他不想东张西望，也绝不旁骛另就。我再给你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了解他这个人了。三十多岁的他，按时下流行的算法，绝对还应该算是个“年轻人”和“年轻干部”吧。年轻人是易变的。他也曾在县公安局很风光地当过领导，在省警校当过让许多人赞羡的刑事侦查教研室主任，南来北往，东奔西跑，大小场面大小事情也都经历过不少，按说你不应该再在他身上找到原有的“土腥味儿”和“大碴子味儿”。不。直到现在，清早起来，他最想喝的还是掺和了小豆煮的苞米碴子粥，是焦黄喷香的贴饼子，假如能再有一碟小咸鱼和半碗加了许多蒜和辣椒腌制出来的酸白菜，他就觉得比去东京参加国际刑警年会，住在五星级的涩谷大饭店里吃的那几顿银光闪烁、发散着牛油或大酱汤气味的“乱七八糟”的早餐，要酣畅淋漓舒服熨帖许多。在当县公安局领导那两年里，别人给他送啥礼，他都让秘书给退了。但他会亲自打电话给县里专门出产黑小豆的六五六农场场长，让他们往他家给送那一煮就面，一面就粘，一粘就既养胃又补气的黑小豆来。当然，他之所以敢这么“直接打电话去要东西”，还有这样一层关系衬着，那位六五六农场的场长是他当年上小学时的同班同学。

也许同样是因为了这种“质朴”和“单一”，在某些人眼里，他稍稍显得有点“木”，有点“一根筋儿”，而在另一些人看来，他表露的其实是一种标准的“中国式农民”的狡黠，像是在“装傻”。不管说他是“一根筋儿”，还是说他在“装傻”，这些人指的都是他这么一个特点：在人生的某一阶段，他只关心在这一阶段里，该他关心、允许他关心的那些人和事。所以，他在当警员的时候，绝对不去掺和中队长们如何“勾心斗角”。他在当中队长的时候，谁上他跟前来说大队长和局长们的坏话，他都不听，还会特别认真地劝你不要到处

去乱说。等他当了局长，上省厅来参加省公安工作会议，多数局长在会余时间，都会安排一系列的交际和应酬活动，为自己，也为本单位下一步的发展，争取更多的方便条件，开拓更大的发展空间，他却很少这么干，甚至可以说，基本不会去这么干。最多也就是提溜几瓶用当地一种野果子酿制的特产酒（有时也会带几根直接从山里药农手中收购来的野山参），上厅长和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厅长家去看望一下，当然更不会想到要掏钱请财政局和政法委的什么人去某个洗浴休闲中心，去摁一下或搓一下。调到省警校当刑侦教研室主任，就一心扑在教学和研究工作上，带领一帮学员，把教研室积攒了多年、一直没决心去整理的几百起大案要案的原始资料复印件，分门别类地整理了出来，而对近在咫尺的省厅和省委省政府大院里发生的种种人事升迁变换的事，却不甚了了……正因为如此，当李敏分跟他谈到“劳爷”，谈到那个“顾代省长”，谈到人们怀疑这位代省长跟两年前那起副市长“开枪杀人案”有牵连，谈到“劳爷”和那些本系统的老同志背着组织在搞秘密调查活动……他越来越紧张，他的血一阵阵往上涌。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一直挺直了上身，一动不动地瞪大了眼睛看着脸色苍白、脸颊瘦削的李敏分。最后他只问了两个问题。一，您今天找我谈话，代表谁？这一点他必须闹明白。稀里糊涂的事情，邵长水是不干的。李敏分狡猾地回答道，这个问题你怎么想都行，就是别认为我今天是只代表我个人来找你的。我李敏分既没那个胆儿，也没那闲工夫。听李敏分这么回答，他打量了一下他，觉得他说得还算诚恳。看来李敏分有他的“难言之隐”，他就没再追问下去。接着问的第二个问题是，厅机关里有那么多能力高强的老同志，为什么一定要派我这么个“新手”去完成这任务？李敏分先是笑了笑道，怎么，你不想接这活儿？他很严肃地答道，这跟我想不想干完全没有一点关系。李敏分这才认真起来，回答道，派你去，是因为劳爷非常赏识你。你说的话，他可能会比较爱听。“扯淡嘛!”他立即反驳道，“除了在侦查员培训班上听他讲过课，我俩就没直接打过啥交道。怎么可能谈得上什么赏识不赏识？”“好吧，跟你透露一点内部机密，这也是有关领导透露给我的。你这次调省厅来，可能会接任总队大要案支队的支队长一职。这你大概已经有所闻了。你知道是谁力荐你来担任这个职务的？劳爷。劳爷这一生很少推荐人。他眼里也很少能瞧得上谁。多年前推荐过他的一个助手，现在已经当上了主管刑侦工作的副厅长。再一个就是你喽。哥儿们，你不容易啊，能让劳爷瞧得上，前途无量啊。”这个李敏分，说着说着，又忍不住调侃开了。

谈话结束时，李敏分交给他一把车钥匙，告诉他，已经为他准备好了一辆俗称“巡洋舰”的丰田越野。为了不招人耳目，这辆车挂的是民用车牌。同样为了保证任务的机密性，不再另派司机同行。“你单人单车执行这趟任务。你们刑侦总队那边，已经有人去打过招呼。所以，你不用再去请假。回来以后，也不用去跟他们销假。整个这次行动，你只需跟我保持单线联系就行了。最后也只向我汇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说到这里，一直显得不怎么死板和正经的李敏分突然板正起来，沉吟了一下，特地放慢了语速，加重了语气，几乎一字

一顿地强调道，“还有一点，你千万要记住，此去，你可能会从劳爷那儿听说一些情况，尤其是关于那位顾领导和那个开枪杀人的祝副市长的什么情况。不管是什么情况，只要跟他二人有关的，你都不能跟任何人去说。请注意，我这里说的是‘任何人’，包括我，包括你们总队的领导，也包括更高层的领导，你都不要说。你只汇报劳爷对这件事的态度。别的，你什么都不要说。这件事，闹不好，就关系到……关系到……”他犹豫了一下，似乎在考虑要不要跟邵长水把话完全说透彻了。说透了，会不会把他吓住？犹豫的结果，他还是把最重要的一句话说了出来。他觉得还是应该相信这个邵长水，把可能会发生的情况都告诉他，否则对他就显得有些不公平。他说：“闹不好，可能会涉及你自己的人身安全。”

当时邵长水听了，心里还真重重地格登了一下，禁不住悄悄倒吸了口凉气。

怎么还会涉及我的“人身安全”问题呢？这又从何说起呢？!邵长水一边思忖着，一边忙去打量自己面前的这位李前主任。看来这位李前主任绝对不是在“故弄玄虚”。但他为什么要这么说？这时，两人都沉默了一下。邵长水也没紧着往下追问。经验告诉他，政治性如此之强，且又敏感、复杂、微妙、多变的事情，对方如果觉得可以把更多的情况告诉你，他会主动说的。如果他不说，那就表示，他不能说。那你就不该追问。或者表示，他目前也还说不出更多的情况。那样，你就更不必去追问了，因为追问了，也没用。所以，还是别问。不问也罢。但他不信，共产党的天下，还能有人把一个堂堂的人民警察怎么的了？！况且又是他这样一个警察。表面看来谦和的邵长水，内心里还是挺相信自己的能力的。又稍稍地坐了一会儿，他拿起车钥匙就要告辞。这时，电话铃响了。为了不耽误李敏分接电话，邵长水加快了向外走去的步伐。但没等他走到房门口，却被李敏分叫住了。只见李敏分一边接着电话，一边着急地向邵长水做着手势，让他别急着走。几分钟后，邵长水见他脸色略有些变异，神情也略显得有一点慌张，放下电话对邵长水说：“你必须赶紧出发，尽快找到那位劳爷，搞清情况。”邵长水一愣，就这接一个电话的工夫，发生什么事了，居然让这位老兄的态度发生这么大的变化？

情况的确有变。李敏分告诉邵长水，半个小时前，省厅领导从内部得到消息，说省有关方面已经接到最高人民法院的通知，要暂缓执行“11．12大案”的死刑判决。所谓的“11．12大案”，就是那起“副市长开枪杀人案”。

“对祝磊暂缓执行死刑判决？为什么？”邵长水一震，忙问。

李敏分摇摇头：“详情还不清楚。但消息是确切的。只是还没正式对外宣布。情况暂时由内部掌握。”

一时间，两人都不说话了。两个人心里都明白，这个新动态很可能说明，最高方面也已经觉察到，“祝磊开枪杀人案”的背后的确还藏有一个必须进一步搞清楚的“大谜团”。为此，必须留下“祝磊”这个“活口”，等查清所有这些“谜团”后，再来执行这个死刑判决……

如果是这样，能不能证明社会上一直在流传的那种说法并非妄言：祝磊在案发前的确受到了来自更高方面的某个领导干部的陷害。他开枪杀人确实是“迫于无奈”。

如果是这样，能不能进一步证明社会上一直在流传的另一个说法也并非虚妄：陷害那个副市长的人就是那位“省委省政府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的顾代省长”？

如果是这样，能不能证明，劳爷“纠集”部分老公安干警，“擅自”秘密调查这位主要领导的问题，虽然是一种严重的违法违纪行为，但确也“事出有因”？

即便是这样，这位李前主任紧张什么、又忐忑什么？

上层机关的事情，真是复杂微妙……

李敏分在电话机跟前呆立了一会儿，然后目光炯炯地走到邵长水面前，再三叮嘱他，此行要特别注意安全。出发时间、行车路线、逗留地点等，都要注意保密。在陶里根活动期间，更不能大意，“最好让劳爷替你安排食宿。谨慎出入公共场所。”另外，“身边稍稍多带点现金。劳爷这家伙在生活上原先就比较讲究，出手比较阔绰。这一年多在‘海里’扑腾，常跟一些款爷打交道，生活上更讲究，出手也更阔绰。跟他接触，千万别显得太寒酸，别让他觉得你是个挺没劲的‘土人’。费用嘛，回来实报实销。但千万别傻乎乎地拿着发票直接找财务上去报。财务上，这些费用报不了。还是得找我。我想办法走别的账给你报了。”等等等等，跟个婆婆嘴似的，不厌其烦地叨叨了一大堆。{奇书手机电子书网}这也是在办公室主任这位置上“熏”出来的“毛病”。

又不是解放前搞地下斗争，也不是出国去搞特情，这么一档子事能有多“危险”？年轻的邵长水心里对李前主任的这许多叮嘱，虽然多少有一点不太认同，但在行动上还是认真执行了。那天，他就没回家，只是给在警校后勤上工作的妻子打了个电话，说今晚要加班，回不了家了，嘱咐她明天早晨别忘了给感冒了的小儿子按时喂药，便带上自己的那张“银联卡”，取了车，加满油，连夜往陶里根赶去。

二 高纬度

昨晚邵长水整走了一夜，凌晨时分赶到了这个边境小城，却一直挨到这会儿——下午五点四十分左右才见到这位劳爷。

邵长水到达后，按李敏分的指示，没惊动任何人，甚至都没按通常情况下必定会做的那样，先去跟市局的同志通气，自己掏身份证，径直在市公安局附近，找了个干净的小宾馆住下；略施洗漱，去宾馆周边找了个小摊儿，随便吃了点早点，回房间拉上窗帘闷头睡了会儿 ；到上午九点多钟，估计劳爷也该上班了，才拨通这老家伙的手机。原以为，老人家既然曾“热荐”过自己，一定还记得自己。却不料，报上姓名后，老人家只是不冷不热地“嗯”了一声，然后却问了这么一句话：“邵长水？哪个邵长水？”真可以说是劈头盖脸一盆冷水，差一点没把邵长水噎晕了过去。他忙定定神，详细说明自己到底是“哪一个”邵长水。老家伙听了，也只是哼哼，应了声：“有事吗？”在邵长水提出“见面谈一谈”的请求后，他倒是稍加沉吟就答应了。耳机里当即传来几下翻动纸片的声音，可能是在翻查当天的日程安排吧，然后就“初步定中午十一点半见”，还说好“一起吃顿饭”，地点定在市劳动局办的“大方酒店”。邵长水当时还松下一大口气，庆幸此行开局不错。却没料想，只过了一个多小时，老家伙打来电话，说中午可能不行了。什么时候能见，得过一会儿才能定。又过了四十多分钟，他又打了个电话过来，肯定地说，中午见不成面了。邵长水马上提议，那就一起吃晚饭。他说，晚上的事现在还定不了。啥时间能定了，我再电话通知你。你先去办别的事吧。邵长水忙接口说，我这回来，就是专程来看您的，除此以外没有任何别的事。您只管忙您的，我就在宾馆房间里等您的电话。您啥时候有时间了，招呼一声，我马上去看您。随叫随到。老人家迟疑了一下，应了声，那好吧，等我电话。随即把电话挂了。一句客气的话都没有，而且语调急切，似乎发生了什么很让他意外的大事。这样，十一点……十二点……下午两点……三点……一直等到下午四点多钟，都没来电话，邵长水真有点沉不住气了。一直等到晚饭前，终于来电话说，一起吃晚饭不行了。到这会儿，邵长水还忍着，忙说，那就晚饭后找个时间。他说，晚饭后也不行。这一下，邵长水可真熬不住了，一改和顺的口气说道，劳支队长，不能这样吧？您是我老师，老前辈。咱们虽然没怎么共过事，您现在又脱了警服，但再怎么说，咱们也是头顶同一个国徽，在同一条战线、同一条战壕里战斗过的生死战友……我已经跟您亮明了，我不是为个人的私事来走您这个后门的……我要跟您说的，不仅跟我个人没一点关系，而且还真不能在电话里跟您絮叨，必须当着面才能说，否则就……邵长水如此这般地理论了一番，老人这才口软了，在犹豫了一下之后，应道，这样吧，晚饭前，五点半到六点半之间，给你一个小时。行了吧？

我操，谁欠谁呢？“给你一个小时”？!

但，你还能把他怎么样了？谁让他是“劳爷”呢！邵长水忍了忍。就这样吧。

就这样，他还迟到了。劳爷推开这个咖啡吧玻璃门的时候，邵长水看了一下手表，准确时间是五点四十二分。整整迟到了十二分钟。十二分钟呐。假如拖延这十二分钟的不是这老

家伙，而是邵长水过去手下刑侦大队里的某位侦查员，他一准能把这小子的皮扒掉三层!十二分钟？怎么能允许一个侦查员在行动中延误十二分钟？别说是十二分钟，有时候延误几分钟、几秒钟，都可能造成嫌犯的脱逃，重要证据和痕迹的失落，造成百姓或兄弟们不必要的伤亡，给整个破案工作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但眼前迟到的是这位“劳爷”。你说我能把他咋样？

“对不起，让你等了一整天。”

老人总算表示了一下歉意，然后坐下，端起咖啡杯，小小地抿了一口。他身材不高，或者说准确一点，有点矮小。宽脑门，尖下巴，厚嘴唇。眼神闪烁不定。好像很紧张地忙碌了一整天，直到此刻依然“惊魂未定”。一个明显的证据是，他那双保养得比较细致平放在小藤桌面上的双手，不由自主地在那儿轻微地战栗着。

离给定的一小时时间，只剩四十八分钟了。怎么谈？邵长水默默地打量了老人一眼，心里暗自盘算着：此时此刻，自己既不能显露出焦躁，但又不能不着急。抓不住这转瞬即逝的机会，到明天，老家伙还能给我时间吗？这时，老人匆匆又喝了一口那黑咖啡，便放下杯子，站了起来，对邵长水说：“走。跟我走。”邵长水一愣。走？上哪儿去啊!还没正式开谈哩，就走？!邵长水不明白老家伙又在跟他玩啥花招。再说，这两杯价值近两百元的咖啡还没怎么“消费”哩，就白白放弃了？邵长水正迟疑着，那边老家伙却已经扔出两张百元大票，让服务生结账，一边揣起落座后就摆放在小藤桌子上的高档手机、高级烟盒和名牌打火机，向邵长水示意了一下，便照直向门外走去了。

邵长水犹豫了几秒钟才跟了过去。等他走到门外，老人已经上了他自己开来的一辆轿车。那是一辆崭新的奥迪A6。油光锃亮的黑色外壳儿，像非洲猎人的皮肤和时常茹毛饮血的矛尖一样，在丛林的暮色中，配合主人洁白的牙齿一起暗自闪烁。邵长水忙启动自己那辆差不多也有七八成新的“牛头巡洋舰”，紧随其后，默默驶出了城圈。先是往东，后来又往北，再穿过一大片白桦林，驶进一个新开发的别墅区。

前边说过，陶里根这边境小城，这些年靠发展边贸剧富起来，同时也吸引了不少有实力或没什么实力的投资商和投机商。城区骤然扩大好几倍。整个城政建设完全脱胎换骨，旧貌变新颜。过去只有县政府门前那条“大街”上有几家勉强能称得上“商店”的门市部。现在一二十条大小十字街，纵横交错，商家比肩而立，霓虹灯交相辉映。休闲中心洗浴房洗头房洗脚房练歌房等，则在表面的沉静中，争夺着另一种“辉煌”。郊外（所谓“郊外”，离市中心也不过二三千米），则建起不少商品房住宅区。而最“经典”的作品，便是邵长水此刻驶入的这个“别墅区”。这里大多是独幢别墅，每家可免费享有三百平米私家花园。也有一些联排的，则在第三层上带一个棕红色阁楼尖顶。那是模仿英国古典乡村别墅风格。大片带坡度有起有伏的草地和大棵凌空而起的热带棕榈树，则完全由人工铺排栽培而成。在每个关键的分岔道口，都立有木制的箭头式路牌，分别指向不同的分区。但从小区内的人气来看，可以判断出，开发商当初对这个边境小城的发展前景估计得未免有些过于乐观了一些，别墅的售出和入住率都不算高。车越是往里走，黑灯瞎火的窗洞门洞便越多。由于久远没能销售出去而空置的小楼，墙皮剥落、小园荒芜的场景接踵而至。出了别墅区后门，是一片非人工的柞树林。这时暮色已然深降，两辆车沿着柞树林里的小道稍稍往深处再走了一小会儿，便隐隐可以分辨出暗处有一道红砖砌的高头围墙突现在林中小道的左前方。等车子开到这道高头围墙跟前，再逼近了一看，邵长水才发现围墙中间还镶嵌着一扇巨大的黑铁门。早有两个头戴猩红色贝雷帽、身穿标准保安制服的小伙子上前迎接。“A6”闪了闪大灯，便顺顺当当地通过了。邵长水随即也闪了闪大灯，却被拦下了。小伙子索要特别通行牌照，却被在前边不远处停下的劳爷一声喝住。小伙子们忙乖乖地退到黑暗里。大铁门在两辆车进入后，随即又悄没声息地关上。偌大个院子中间耸立着一幢高大平正，带坡形屋顶的三层楼楼房。邵长水跟着劳爷刚走进这大院时，还以为这儿是小区的“会所”，也就是通常给业主们提供娱乐健身餐饮的休闲场所。但稍稍再往里走了几步，感觉又变了。他认定这是那种民营大企业家们所建的那种“精英会所”，或者说“私人会所”也可。也就是这些亿万或千万富翁们为建立、发展、巩固各种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建来专门用作接待或招待各方内部贵客宾朋的场所。说白了，就是请他们来吃喝玩乐消遣。这种特殊场所，往往桑拿保龄卡拉OK舞厅电子游艺，包括餐饮住宿，一应俱全。还包括轮盘赌老虎机和麻将牌桌等等。举办活动时，还一定会从外头请一些“高价”女孩来陪伴，或许还能请来些在校的女大学生、知名度或大或小的女演员女歌星，这就看老板方方面面的实力和手段如何，看他出手是否大方，大方到何种程度了。但看来这儿好像近一段时间以来都没举办什么活动似的，高大的枝形吊灯和宽大的台球桌、加长三角钢琴和半圆形的吧台，都或围上了，或盖上了防尘土的白布。四壁的大小窗户也全都紧闭着，一切笼罩在一片幽闭和沉寂的气氛中。楼里没有别人，只有三两个不算年轻的女服务员留守在几个关键岗位上。那神情好像在等候什么，又好像百无聊赖地没在等候什么。

……但突然地就不知怎么出现了一位同样算不上年轻，却长得非常端正饱满的女领班做引领，带着他们徐徐上楼，一路在前边默默地开灯开门，最后把他俩领进一个音乐茶座似的小厅里，沏上茶，调整好背景音乐的强度，便弯下腰，悄悄附在劳爷耳旁，用极低的声音问了句什么，一边还拿眼角的余光，迅速地向邵长水这边扫视了一下。邵长水马上脸热心跳起来。他猜到，这个女领班在按通常惯例，向劳爷请示，您带来的这位客人，一会儿还需要什么别的“服务”不。所谓的“别的服务”，就是指要不要找些女孩来做陪。劳爷立即摇了摇头，并用力挥了挥手把她打发了。后来邵长水才知道，这个“精英会所”，正是劳爷就职的那家公司老板，也就是这片别墅区的开发商，赫赫有名的盛唐集团公司老总饶上都，出巨资开设的。按饶总的规定，所有这些非对外营业的部门和人员都归公司保卫部经理管辖。所以，劳爷也可以说是这个“会所”和这些男女服务员们的总头头。那女领班很乖巧地离开时，又按惯例，把刚才一路开启的那些壁灯，一一关掉，把通过的每一个门洞逐一关上，在自己身后只留下主客们所需要的那种幽暗和宁静。就像以往那样，这些光临此地的贵宾将在这异样的幽暗和宁静中，尽情地享受某种免费向他们提供的喧嚣和放松。她当然不会知道，今天这两位却完全不一样，他们除了这幽暗和宁静以外，所需要的就仍然只有这幽暗和宁静了。

……

劳爷落座后，张开嘴狠狠地倒吸了一大口气——他的确患有轻度的肺气肿，然后再次习惯性地掏出他那些小零碎，手机烟盒打火机什么的，一一陈放在面前的玻璃茶几上。邵长水注意到，他吸的烟是软盒中华。（这一点倒没什么特别稀罕的。因为他调到省厅后，发现省厅处以上干部平时吸的都是软盒中华。有一部分吸“三五”。要是单纯论工资收入，省厅的这些中层干部平日里应该是吸不起“中华”和“三五”烟的。）打火机是美国大众化的名牌“ZIPPO”。据说越战时，美国大兵就是用这种打火机去点燃浇在越南平民身上的汽油的。这是众人皆知的“轶事”。这些年，它流传到中国，以它的皮实耐用和特殊的历史经历，成为部分人喜好的收藏品。邵长水还是在破获一起金融诈骗大案时，在主犯手里第一次见到过它；后来又多次在一些年轻的老烟民手里见过它；再往后，就不再觉得它有多么稀罕了。倒是后来劳爷又掏出一根烟嘴，让邵长水觉得很有点不一般。那是一支用黑色水晶特制的玩意儿。短短的，亮亮的。一头箍着镀金的嘴口，做得十分精致，又很简约流畅。盛放在一个同样精妙的特制麂皮小口袋里。小口袋上用金线绣着个英文大写字母“L”。显然是别人专门定制来送给劳爷的礼物。再仔细看他那身着装，黑棕色磨砂皮敞袖口夹克，里头穿的是驼色的鸡心领牦牛绒衫和小蓝白格的全棉衬衣。下身穿一条深藏青直筒纯毛哔叽裤，样式稍嫌老式了一点，但再往下看，他那双皮鞋却又绝对地“新潮”：钝圆的大笨头，加上厚厚的生胶底，裸露在鞋帮和鞋底交界处那一道道粗犷的线脚，让人怀疑它的主人今天出门仓促，慌忙中穿错了儿子的鞋了。而且还是个不满二十岁的小儿子的鞋。从李敏分嘴里，邵长水已经得知，老家伙向来活得精细和讲究，辞职下海后，手头较为宽裕，就更讲究，更精细了。但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他竟然能穿得这么时尚。劳爷会生活，业余时间好玩，打猎滑雪溜冰台球麻将扑克保龄，修理钟表家用电器，相面测字打卦看手相，无一不精通，还以此闻名圈里圈外。这样的人，在普遍以生活粗放，秉性粗犷，但又外粗内细，外冷内热，表面木讷内心躁动而著称的刑警队伍中，着实罕见。前边我们说过，他结过四次婚。这在刑警队伍中也实属稀有。你看他都不留在刑警队伍中特别流行的那种小平头，而是那种书生气较重的分头。头发稍显花白，但依然浓密。他身上惟一让人觉得有一点错位，跟周身的扮饰不太协调的东西，是他戴着的那块手表。居然还是一块老式的天津产的机械手表。表把和表壳上的镀铬层都已脱落得斑斑驳驳的了，表面的衬底也已经发黄，表带显然早已不是原配的。无论它是多么的过时和老旧，这么些年来，同事们和战友们中间，却从来不会有人嘲笑这块表的“露怯”和“寒碜”。因为大伙都知道这块表是他那位结发妻子当年留给他的定情物，也是他认定了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的少数几样身外之物中最重要的一件东西。他那位结发妻子也是一位警察。妻子的父亲也是一位警察，而且是他俩在省公安干警培训班（省警校的前身）学习时的“教官”。妻子后来调到省安全厅工作，那年被派到国外执行任务，在一次莫名其妙的严重“车祸”中牺牲了。“车祸”严重到那种程度，连个全尸都没找见。只象征性地领回来一点不知真假的骨灰和出差时带去的衣物。后来他不敢再找女警察。妻子去世的头几年里，他只要一走近穿警服的女子，总能在恍惚中好像又听到妻子的脚步声和咳喘声。后来的两任妻子都不是当警察的，他又总和她们合不来。勉强一起生活个一两年两三年，到头来，总还是免不了要分手。造成分手的导火线总是这么一个问题：他不愿再和她们生孩子。（不是不跟她们过夫妻生活，而是千方百计地不让她们、或不许她们再怀上他的孩子。这让她们感觉自己受到了极大的轻蔑和侮辱。）第四任妻子比他小整整十岁，是个中学老师，能干，爽朗，大大咧咧，又非常会体贴人。这些方面都挺像他那位结发妻子。当然最让劳爷松心的是，她从来不跟他提“怀孕”、“生孩子”的事，好像她自个儿就挺不想要孩子似的。她天天在学校里给孩子们讲“男女平等”“男生要懂得尊重和爱护女生”，在自己家里，却天天“甘心情愿”地忍受着这位劳警官极端的“大男子主义”和极典型的“大丈夫主义”。一直到她三十七岁那年，发生了这么一回事。平日，肯定都是她先到家。那天，劳爷都回家很长时间了，她才姗姗蹭进家门。劳爷挺不高兴，倒不是说一定得她先回来伺候晚饭什么的。你可以晚回来，学校里也总会有些意外的事要处理，但你打个电话通报一下总还是可以的吧？不吭不哈，晚回来好几个小时。劳爷打电话到学校去找人，校方说她下午三点多钟就请假走了。去哪儿，不知道。你干嘛呢？下午三点多钟，到这会儿都快九点了，六个小时，你干嘛了？……劳爷憋了一肚子火，通通通通，像发射连珠炮似的，一通宣泄。对方也不吱声，脸色苍白地坐在门口那个小凳上，换了鞋，等劳爷把第一通火发完，勉力站起，歉然地笑笑说，我这就做饭去。但摇摇晃晃走到厨房门口，腿一软，却扑通一下，跪倒在厨房的水泥地上。劳爷忙上前去扶，这才发现，她双手冰凉，额角布满细碎的汗珠，身上发散着一股医院里特有的那种消毒水的气味儿，浑身上下抖个不停。他忙把她抱上床，紧着追问，出什么事了。她只是不说。他返回外屋，去翻她的手包，从那一摞医院出具的账单和化验、手术单据上，他才得知她是去做引产手术了。这之前，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而像她这样的“高龄孕妇”，怀孕五个月，再去引产，本身风险就大。况且又没有丈夫陪同，术后又自己一人挣扎着回家，看样子，是想“瞒天过海”，明天还要去上班，简直是在玩命。劳爷记得几个月前，有一回过夫妻生活时，他有点性急，就没采取措施，事后，他挺担心，老问，怎么样，没事吧？她总蔫蔫地说，谁知道呢，等等看吧。当月，还来了例假。他松一大口气。后来，他又稀里马哈地凑合过两回，以为也不会有事，却偏偏种上了。得知自己怀上后，她激动万分，但也一直在暗自忐忑。她知道自己应该把怀上孩子的消息告诉他。但她又不敢。她知道，他一旦得知，一定会让自己打胎。她不愿意打掉这个胎儿。她希望留下自己的血脉。她想做一回“母亲”。她渴望有人叫她一声“妈妈”。她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她甚至想过，哪怕日后劳爷知道了要跟她离婚，她也要留下这孩子。时间流逝，胎儿在她腹中一天天长大，她的决心却一天天减弱。权衡来权衡去，她还是没法拿“离婚”做代价来为自己争取一个做“母亲”的权利。是的，这个世界上，男人千千万，但像劳爷那样，虽然有时候对人挺有点“蛮不讲理”的，但在他身上毕竟始终保持着一种生活的朝气和对事业的追求精神。这样的男人，说实话，也并不好找。结婚这么些年，劳爷很少跟她谈自己的工作。只要一有案子，人就往往没个人样了，经常几十天不回家，即便回来，也是倒头就睡，一睁眼就吃，然后换换衣服，又赶紧走人。案子要上了线索，还好说一些，就怕上不来线索，整个人更像是走了魂儿似的，即便呆在家里，也是傻不愣愣地呆着，看谁谁不顺眼，说啥啥来气儿。现在从上到下都提倡“经济效益”、“物质利益”，但这些刑警，一年破一个案，跟破一百个案，在个人“经济效益”、“物质利益”上几乎没有任何差别。（这两年开始发一点破案奖，但总量也是微不足道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傻哥儿们干吗还要非死磕着去破那些案呢？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她知道这就是“灵魂”在起作用，这就是“精神”在起作用。她看重这些还能让“灵魂”和“精神”在自己身上起作用的男人。看他破不了案时的悲苦和死也不甘心的模样，她真心疼，真感动，真发奋。她向学校大门走去，站在几十个纯洁的孩子们面前时，她真感到自豪。她愿意伺候这样的男人。你说，一个人，跟另一个人，在一张床上，一个屋顶下过一辈子，图啥？图啥到最后都会发腻。只有图那点心疼，那点感动，那点自豪和那点能让自己不断跟着一起发奋的东西，才会永远勃发新鲜。这道理许多人都不懂。但她却坚持着。一直到昨天，胎儿已经有五个月大了。她知道再不去引产，就晚了，必须下决心了，或者拼一个离婚，保住胎儿，或者就……她最后下了决心，决心独自一人向医院走去……

她一边平静地流着泪，一边苦笑着向劳爷讲述了这一切。劳爷被深深打动了，被深深震撼了。在这样的女人面前，他终于看到了自己的“自私”和“偏执”。等她说完，他没吱声，继续默默地坐了一会儿，上街去买了一只乌鸡，两斤红枣，三斤桂圆，四个猪蹄，五瓶蜂皇浆，六盒黑芝麻糊，等等等等……每回端着炖好的鸡汤送到床前时，妻子总是慌不迭地折起身，要说一声：“谢谢。”听到她一次又一次由衷地“感谢”，他感到心酸。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酸。睡到半夜，他总是听到她在偷偷地抽泣。他知道她依然还在为自己“早逝 ”的孩子伤心。可是每当他伸手过去，安抚她搂过她时，她会立即止住了那抽泣，一动也不动地躺着，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的。他在家里待了三天。第三天晚上，他对她说，明天我得去支队看看了。她忙说，没事的，你早就该正常上班了。他说，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一下。她挺紧张地抬起头打量他，迟疑地问，啥事么，整得那么严重？他沉吟了一会儿，说，好好补养身子，等你把身子补得差不多了，咱们就把那件事办了。妻子心里一怔，格愣地问，办……办啥事？他说，咱们要个孩子吧。猛然间，妻子没听明白，又问，要……要啥孩子？他说，要个咱俩的孩子。妻子像是被什么巨物击中了似的，瞪大了眼问，咱……咱俩的？咱俩的孩子？他的脸微微一红，低声答道，是啊。你不是挺想要个自己的孩子吗？咱俩就要一个吧。你还不到四十，还能赶一趟末班车。妻子一听，完全愣住了，脸色先是大红，而后青白，泪水一下泉涌般滚出眼眶，咬紧牙关，止不住地战栗和抽泣起来。先是小声抽泣，不一会儿便倒在床上，绝望般地大声号啕起来。妻子最后告诉他，没指望了，这次做引产手术时，为了一了百了，为了今后永远不再给他添烦恼，她已经让大夫把她两侧的输卵管全结扎起来，彻底地绝育了。

三 瞒天过海

不知是因为劳爷这家伙特别爱好喝黑咖啡，还是这个“精英会所”原先就有这么一个待客项目，他俩在二楼幽暗的茶座式小厅里坐了没多大一会儿，那位女领班又给他俩每人送了一杯黑咖啡过来。黑咖啡喝着虽苦，但闻着，的的确确挺香。而莫名出处的背景音乐在深棕色的方木柱和大棵的桶栽凤尾竹之间悉心游巡。其间不时出现的钢琴独奏段落，让人跳出这幢空空荡荡，略嫌清寂的会所大屋，去体会一种清新和悠远，仿佛那半亩阴暗的山涧池塘中忽然游出两三尾金色的鲤鱼，又忽然间飘洒过一阵青豆般的雨点。

落座后，劳爷好长一段时间都低垂着脑袋，不开口。其实，昨天下午，或更早一点的时间，内部有人已经从省城打电话来告诉他，省厅这一两天里可能会派一个叫邵长水的人来找他“说事儿”。应该说，他对邵长水的到来是有一定思想准备的。也应该说，接到邵长水到达后打给他的第一个电话时，他所做的那种显得过于生分的反应，其实是一种故意的做作。他觉得对待“说客”，不管他是谁，一般情况下，一开始都不能表现得过于热情。而今天临近中午时分，也是这个“内线”又打电话来告诉他，最高人民法院决定暂缓对祝磊执行死刑判决。正是这个电话，使他改变了中午原定和邵长水“共进午餐”的约定。这个消息当然会给劳爷相当的震撼。也让他感到高兴，感到宽慰。首先，这说明相当高的一级组织已经意识到祝磊这案子并非是孤立的命案。暂时不处决这个开枪杀人的副市长，绝对有助于进一步搞清案子背后的谜团。而这个决定，同样也有助于劳爷完成自己的那个“使命”。当初他的确从某人那里领受了这样一个“任务”，要查一查代省长顾立源在陶里根任职期间的问题，查一查祝磊的犯案跟这位顾代省长到底有何种关系。即便不可能“彻底查清”，也要查出个基本情况来，给人以这样一个回话：顾在陶里根任职期间到底有没有问题。顾和祝磊的出事到底有没有关系。从这个角度来说，最高院的这个最新决定是有助于他完成任务的。他应该为此感到高兴和宽慰。但这时他却高兴不起来。在陶里根的这数月，他内心发生了一种让他自己也感到“可怕”的变化。他说不清这到底是一种什么变化。惟一清楚的是，自己在变。惟一清楚的是，一直以来以为这一把年纪和阅历的自己，不会再改变什么了，但事实上，却还在变，而且还发生了相当重大的变化。现在，“老辣”而“狡黠”的他，从最高院的这个最新决定中，品味出的反倒是一股“火药”气息。也就是说，最高院的这个最新决定，有可能使他，也有可能使那个“副市长”祝磊面临一个更加危险复杂的局势。他知道有人希望尽快处决这个祝磊。这样就可以一笔抹去许多尚未得到揭露的内幕。

拿到死刑判决后，祝磊一直声称绝不上诉，诚心诚意接受党和人民对自己最严厉的惩罚；从此以后便再不开口说话，一直沉默了六天，一直盘腿坐在市局看守所的死刑犯囚室里，一动不动。几天时间，头发便全花白了。到第七天，他开始躁动，打颤，开始坐不住了。他常常仰头呆望囚室上方那个小小的铁窗。他会突然回过头来征询般看着那几个被派来监督守候他的“难友”。（犯罪分子被判死刑后，看守所方面都会派一些表现较好的轻刑犯进驻同一监室，去执行“监护”任务。除了监督，从思想上帮着做些疏导工作外，也确有从人道的

角度出发，在生活上给予恰当的帮助的意思。因为被判死刑后，一直到被执行前为止，人犯都得戴着手铐和脚镣，生活上确会感到有所不便。）深夜他会突然大汗淋漓地惊起，嘴里嘟嘟囔囔地不知在念叨些什么。他急剧地消瘦，不肯吃东西。有一天，他躺了一整天。不吃。不喝。不动。一直闭着眼睛，流着虚汗，喘着粗气。把那几个监护他的“难友”吓得够呛，也担心得够呛。一直到傍晚时分，仍不见有啥缓转，他们不得不向管教报告。当管教带着狱医和两名“队长”赶来时，他却已经坐了起来，突然间变得无比地镇静和平和。头脑也变得很清醒。他说，第一，他决定要上诉了。第二，他需要一些纸和笔，要写一份重要的材料。材料写得很长，也写得很快，显然是早就“烂熟于胸”。写完后，密封好了，他说他一定要亲自当面交给省委书记本人。看守所方面告诉他，这是不可能的事。你要认清自己的身份。你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副市长”了。你现在要严格遵守监规。你可以写任何你想写的交代、揭发材料。但任何材料必须经看守所方面转交。“如果谁想见谁就见谁，这还叫看守所吗？这点道理，还用我多说？这一段时间以来，你对我们的工作，一直都配合得挺好的，表现得挺有风度，挺有水准。这一回，咋的了？”“我知道我现在是死刑犯，不能提这样的要求……”“那不就得了？把材料给我们。你还信不过我们？”“我这材料里涉及党内重大机密。”“你不是已经密封了吗？”“对不起。我必须当面交给省委书记本人。”“我说你这人啊，你不想想，你当副市长那会儿，一张嘴就能见到省委书记本人吗？不能吧？那时候都不能，这会儿怎么就能了呢？摔了这么大个跟头，怎么还没明白点事理儿？得了得了，快把材料交出来吧。别添乱了。”但不管看守所领导怎么劝说，这位前“副市长”都不肯把材料让他们转交。看守所的人其实也没太把这档子事当一回事。有的领导还认为：“嗨，啥材料，啥重大机密嘛。还不是为了多活几天，编出来的借口呗。这手法，小儿科，早先好些个死刑犯都跟我们耍过!”更多的人则是嘲笑这位“副市长”死到临头还“书生气”十足，“他想见省委书记？真是做梦娶媳妇，尽在想好事。我还想见总书记哩。见得着吗？嗤!”事情暂时就这么搁下了。但这件事不知怎么搞的，明里暗里地给透出去了。几天后，两个中年男人，带着省政府办公厅的介绍信，由检察院的一个同志陪同，到看守所里来提审这个“副市长”，让他交出这份“涉及党内重大机密”的材料。“副市长”那天却一改往常的态度，矢口否认写过这样的材料。这两个中年男人带人上监室搜了个底儿朝天，也一无所获，甚至还把“副市长”带到一个空屋子里，悄悄地对他动用了一点刑讯手段，想逼迫他说出材料所在，结果仍一无所获。

这份“涉及党内重大机密”的材料就这样突然地失踪了，在众多看守人员和监护人员的眼皮底下，失踪了。消失得无影无踪。它去哪了？有人甚至怀疑他到底写过这样一份材料没有……

但根据同监室那几个“轻刑犯”的“揭发”，他的确写过一份很长很长的材料。负责这几个监号的管教也亲眼见到过那个装着这材料的厚厚的牛皮纸信袋。那，这材料哪去了？“

死刑犯”在最后被执行前，或被改判前，是不可能见到任何外人的。他的活动天地也就在监室这小小十几平米的方寸之内。况且二十四小时都有人跟他生活在一起。即便这些监候者有打盹疏忽的时候，监室内还安得有监视摄像头，二十四小时监视着他的一举一动。可以说是众目睽睽。众目睽睽之下，这材料怎么可能就此不见了？即便烟消云散，那也总得留下一点烟迹和云踪啊。但是，偏偏踪迹全无，完全彻底地蒸发了。这也让人太匪夷所思了。

一天多后，同室的轻刑犯在帮“副市长”擦澡时，发现他两臂内侧临近腋窝处，出现两个乌黑的淤血块，好像是有人用金属般坚硬的东西，在此处用力夹击过。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老人还是小孩，此处的肌肤最娇嫩，神经元也比较集中。他们悄悄地惊问他，这是谁整的，下手这么狠？！他却只是笑笑，摇摇头说，没事，没事，是我自己一不留神磕的。

如果材料不见了，人再被处决了，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天下因此也就“太平”了。现在人将被推迟处决，一切遗留问题都将重新摆到相关人士面前。命运之火将重新煎熬某些人。为了保存自己，他们绝不会放过一切在这关键时刻蓄意要跟他们作对的人的。其中当然也会包括他，劳东林。

他知道自己这段时间来在陶里根所干的一切，最终是瞒不过这些人的。他们最终是要跟他“摊牌算账”的。到底会在什么时候跟他摊牌、采取什么方式摊牌，他现在当然还不清楚。但是，最高院方面的最新决定必将促使这人加快跟他摊牌的步伐。这一点，他是充分估计到了的。

怎么办？

这时刻，他需要一点时间，冷静下来考虑一下。

一定要冷静。千万要冷静。

……风轻轻掠过会所后头那片柞树林，这使得傍晚时分的这座精英会所显得越发的寂静。邵长水面前的这杯黑咖啡只象征性地喝了一两口，而劳爷跟前的那一杯，却已经续过两回了。续过两回，他俩还一句话都没说哩。邵长水没开口，是自从进了这大屋子以后，他立刻觉出劳爷除了疲惫，还显得有些神不守舍，有些心烦意乱。在没有搞清劳爷如此烦躁的原因前，他不想贸然开口，怕按错了哪个“按钮”，一下惹爆了这个颇有些个性的老家伙，反而把事搞砸了。前不久，曾发生过这么一档子事，当时省厅办公室的新任主任，带手下两个工作人员，也上陶里根来找过劳爷。当时，那位主任是奉命来向劳爷索要一批文字资料的。“老家伙”干几十年刑警，有一个难得的长处：天天记日记。记“破案日记”。坚持二十多年，这些文字的价值就不得了了!无论从它的文献价值，还是对当前刑侦工作的实际指导意义上来看，都可以说是极其珍贵的，无法替代的。正因为如此，省公安厅和省刑侦总队的领导一直在动员说服“老人家”能把这些“日记”交出来。他们也一再向“老人家”保证，日记里但凡涉及他个人生活隐私的，组织上一定加以妥善处理，或删，或改，怎么删，怎么改，都由他自己决定；甚至还答应付给他一笔相应的“资料费”或“教材费”做补偿。需要的话，还可以从政治部宣传处调一名“笔杆子”来帮他做文字方面的整理工作，等时机成熟，再由组织出面，上外头找一家可靠的出版社，帮他正式出版这本“日记”。（当然不以日记的形式和名义出。至于到底以什么名义和形式出版，到那时候再说。）按说，这么做，于公于私，都是件双赢的好事。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这件事情上，“老家伙”却一直跟领导虚与委蛇地对付着，周旋着，既不说自己真有这么个“日记”，也不说没有；既不说把它提供出来，也不说不提供。那天，那位办公室主任等一行三人，长途驱车数百公里，从省里赶到陶里根，把老人约到江边一家高档饭店的高档包间里，冷拼热炒，划拉了一大桌；临了，又专门上了一道“鲍鱼拌饭”。点这道名菜时，主任真犹豫过。最好的鲍鱼拌饭，一例就得五百多。一般的也得三百多，当然也有一百多的。由于这一回是厅领导亲自交办的差使，别说点一例鲍鱼拌饭，就是点个三例五例，回去肯定也都能报了。总的原则是不能怠慢了这“老家伙”，得把“日记”搞到手。这一点，这位新近提起来的办公室主任，虽然年轻，但还是明白的。但是，这段时间以来，厅里的办公经费和办案经费相当紧。同志们外出办案，都得自己掏腰包先行垫付差旅费。医药费也只给报一部分。这些窘况，作为办公室主任的他，自然是清楚的；想到这里，他一咬牙，给“老人”点了一例五百多的，给自己和两位随行人员各只要了一碗价值十五六元的乌鱼蛋酸辣汤。没曾想，这一下可把老人惹翻了。他心想：朋友之间吃饭，就图个顺气合意痛快。你这是在干啥呢？!手头紧，咱们都喝酸辣汤也没啥。多年来，跟弟兄们一块儿破案追逃，蹲坑守候，一个发面饼一壶凉白开一坨干嚼面，嘎吱嘎吱，咕嘟咕嘟，夏天经受着比桑拿房还蒸人的闷热，再合着那一窝窝比大拇指盖儿小不了多些的蚊子，冬天经受着比刀子还锋利的西北风的“凌迟”……啥样的罪没一起受过？不都生扛过来了!今天你让我瞧着你们稀里哗啦喝那啥也不是的酸辣汤，我要咽得下这名贵的鲍鱼拌饭，我劳某人不成了啥了？!!你这不是明摆着在埋汰人，不想让我好好吃这顿饭嘛!“埋单!”老人马上板起脸，推开刚端上来的那例用两根鲜亮翠绿的油麦菜围衬着的“鲍鱼拌饭”，收拾起撂在桌面上的高档手机和名牌烟盒打火机，一甩手，居然就起身照直往外走了。走过账台跟前，“啪”地拍出一张银行卡，还把这顿饭的账给结了，真是一点面子也没给那位年轻的办公室主任留，整得他相当难堪，相当憋气，回去还没法跟领导交代。邵长水今天当然再不能这么干了。但不开口又怎么能摸清他这颗“炮弹”里的“装药情况”呢？真叫人左右为难。其实，劳爷心烦意乱是因为他正焦急地等着几个“朋友”的回话。刚才得知最高院方面的那个决定后，他觉得这时最重要的是得保证祝磊的人身安全。有人既然能堂而皇之地进入监所去搜抄那份材料，当然也有可能派人去加害他。所以，放下电话后，劳爷立即又打了一圈电话，去探问情况。比如，有关方面对祝磊已经采取了什么保全措施、还应该采取哪些更保全的措施。更重要的是，怎么把他的一些设想传递给有权采取这些措施的那些“朋友”和“战友”那儿去。这种“传递”，还得做得比较巧妙，不能伤了这些“朋友”和“战友”的“自尊”，也不能让他们感到太为难了。

再说，他也完全明白邵长水这时想跟他说些什么。他这时根本没那个可能跟邵长水去讨论什么“公安纪律”问题。他已经为了回避这个重大的纪律问题，脱去了他不想脱的警服，离开了这个从心底里来说完全不愿意离开的队伍。他已经付出了如此重大的代价，现在，还要扯啥扯呢？这难道不也是“生不留青史名，死不溅千古血，生死两由之，天地自苍茫”么？！

不一会儿，放在茶几上的手机便激烈地震颤起来。劳爷赶紧抓起它，匆匆对邵长水说了声“对不起”，就走到一旁去接电话了。两分钟后，他回到座位上，对邵长水说了句：“今天谈不成了。咱俩改天再找个时间聊吧。”一边收拾他那漂亮的烟嘴打火机和烟盒，一边就要走人。

“劳支队长，能容我说一句话吗？”邵长水站着没动。他觉得，如果今天果真连一句话都没说上，就让他这么走了，不仅显得自己太窝囊，也显得太不公平。

劳爷拿着那些零碎玩意儿，稍稍滞顿了一下，匆忙应道：“说，你说。”

“我绝对没那个意思要来干涉您的行动。您是老前辈，一生坎坷，功勋卓著……”邵长水恳切地说道。

“嗨，别扯淡。到底要跟我说啥？”劳爷很干脆地打断了邵长水的话头，催促道。

“有您那样的经历，又有您这样的智慧，我当然相信，您干啥事，都有一定的道理……”

“……”劳爷眯起眼，定定地看着邵长水，等待他往下说。显然，邵长水的从容，也让他从一时间的躁急之中平复了下来。

“我说的都是真心话。但是，也请恕我直言，我只想请您考虑一个问题，您把那么些还没脱制服的老同志都拽进这档子事情里。您，为他们考虑了退路问题吗？也替咱厅里几位领导考虑了影响问题吗？”

“谁拽谁哦，小伙子……”劳爷那尖细的眉梢敏感地耸动起来，嘴边很快地掠过一绺自嘲般的苦笑，然后很快看了下手表说道，“没时间跟你扯这个了。但我想，咱俩一定得好好谈一次。小伙子，看来，你不仅不了解情况，而且还有许多糊涂观念要澄清。你这么看问题，是不行的。多少年来，我就是这么糊里糊涂地走过来的。不少人还这么糊涂着哩。可总还以为自己活得特聪明，挺自在哩。这样吧，你把手机开着，等我来约你。我们一定得好好谈一次。无论如何也得谈一次。”临走前，他又交代那位女领班，为邵长水准备一顿精致的晚餐。屏风后头一张紫酱红色的硬木八仙桌，由一盏落地的宫灯幽幽地照亮着。不多会儿，菜肴都盛在一套五寸青花缠枝献寿餐具里，由那位女领班亲自送来。全都是很清淡爽口那一类的，比如百合西芹、芙蓉鱼片、清炖粟子乳鸽等等，就他自己一人在灯下寂寂地享用。给他的感觉，仿佛不是他在那儿吃东西，而是这一整幢完全蔫不出声的大屋子，在默默地细细地嚼着他。吃罢晚饭，女领班在递上热毛巾把的同时，还随意地问了一声，要不要给他开个房间休息一下。她此问，肯定没别的含意，但邵长水却慌忙地谢绝了。他谢绝，除了“防患于未然”，这一刻也确实觉得自己不仅不需要什么休息，反倒想四处去走一走。几分钟后，他便沿着来时的那条路，把车慢慢开出了这个近似无人居住的别墅区。

出了别墅区，再回过头来鉴识方位，就能很清楚地感觉出，这座“精英会所”（或称之为“私人会所”也可）跟那个咖啡吧一样，都坐落在那条著名的滨江大道上。不过，一个在大道的西头，一个在大道的东头而已。而那个咖啡吧离那条被当作国境线使用的大蒙江，直线距离只有百十来米。它身后还长着几十棵几十米高、水桶般粗的加拿大黑叶杨，层层簇拥在一起，颇为壮观。大蒙江宽阔，绵长。冰封了一个冬天的它，这时正嘎嘎巴巴地开着江。对岸就是异国那广袤而神奇的土地。（据说有史可证，对岸沿江那六十多万平方公里，曾是

我们的国土，一百多年前才被强力割据过去。也就是说，一百多年前，这条宽阔的“界河”大蒙江，原只是咱中国的一条“内陆河”。）一漫坡倾斜的河滩地里正弥漫着初春的泥泞，空气中流淌着一股挡不住的清新。耸立在江边码头上那些棕黑色的仓库已经非常陈旧了。偶尔驰过的老式公交车，孤单地行走在新添置的异形路灯和霓虹广告下，使这儿的寂静和空旷加进了一种深邃和寒冷……前边已经说过，陶里根这边境小城，二十年来，尤其是近十年，几乎是每天每周每月都在发生让人瞠目结舌的变化。滨江大道，街心花园，四星级的国际友谊饭店，边贸一条街，各式各样的交易中心，旅行社，洗浴中心洗头房洗脚房练歌房餐厅宾馆……几十年前的旧街道，一条也找不到了。甚至连几十年前的老房子一间都找不见了。只在土地规划局对马路保留了一幢老楼。楼不高，两层而已，铸花的铁栅栏和黑漆的大铁门，土洋结合，中俄风格皆备，据说是这小城历史上惟一一个老字号酒厂老板留下的私产。据说当年这家酒厂酿制的高度烈性酒，曾受到界河对岸那些男人们的特别青睐。界河对岸那个城市，二十年来市容可说是基本没什么变化。新盖一个歌剧院，五年了，灰秃秃的水泥墙还被脚手架包围着哩，跟一条被馋猫舐过的死鱼似的，只剩个骨架，嶙嶙峋峋地耸立在寒风里。相比之下，陶里根真可谓是“突飞猛进”了。而这一切变化都是那位代省长顾立源在这儿担任市委书记和市长时发生的。那个阶段，他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雷厉风行，排除一切阻力，用了一切手段，撤换了几十个不听话，或工作不得力的下属，留下了一摊儿的确不容任何人忽视的“业绩”。他就是土生土长在这条界河边的。这儿的人，秋冬季节，习惯把外衣披在肩上。他也喜欢披着外衣。他个儿高，嗓门又大，人们常见他披一件黑呢大衣，拧着眉头，随便往那儿一站，特有一种气势，不出声也自生三分威。他在陶里根那会儿，上下都不称他“市长”和“书记”，只称他“老板”。而在他身边工作的那些助手，当面直呼他“老大”，背后也只加个姓，称“顾老大”，或者称“咱老大”。他上哪去，都是一辆英国的陆虎越野，后面再跟一二辆黑壳大奥迪。坐车，他习惯坐副驾驶座，即便坐奥迪，也喜欢坐在前边。别人告诉他，副驾驶座坐不得，一是危险：但凡出车祸，最容易受伤的就是坐在这位置上的人。再者，这是秘书警卫的座位，跟您首长的身份不相称。他拧起眉头，挥挥手说，啥秘书不秘书的？你瞧不起秘书？我跟你这么说吧，乡长，说穿了就是区长的秘书。区长，就是县长的秘书。县长，就是行署专员的秘书。将来有一天，我万一要能上省里干个啥，你们别以为就有多么了不得，那也是在给中央领导当秘书，当跑腿的，你以为咱们是啥呢？！传说中，他是一个特别会办事的人，而且还是一个特别热心替人办事的人。方方面面的关系都处理得不错。事实上确也如此。所以，在他身上居然能发生这样的“怪事”：他当区长时，一些副县长县委副书记或一些委办局的主要头头会倒过来“求”他为他们到县长县委书记跟前去说合某些大事。而他当县长的时候，地委和行署的一些领导经常派他去省里为地区跑一些项目，跑一些额度外的资金。因为他跟一些省领导的关系的确比他们还要近。他这人还有一点好，不仅为领导办事热心，手下的人求他办事，他也一样热心。他还特别器重那种有能力会干事的人。当然也得有个前提，那就是你得能为他所用。当年，那位祝副市长研究生毕业，为照顾家庭困难，无奈回到陶里根来当了个中学教员。那时候，陶里根还只是个县级市。那年月，别说研究生，就是大学本科生、专科生，只要能去了中等以上的城市上学，绝少还愿意回县里来谋生的。听说有这么一个研究生回来了，他第二天就去看望了他。要知道他当时的身份无非也就是个机关小办事员，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他还是尽自己所能，为祝磊解决这困难那问题的。两人成了最好的朋友。后来他被提起来当了县领导，迅速把祝磊提起来，坐到了学校副校长、校长的领导岗位上；后来，也是通过他的举荐，祝磊才得以到省财经学院工作，重返省会城市这个人生大舞台，才一步步走上了省会城市市政府领导这么个重要岗位。

这样的两个人之间，到底会产生什么矛盾？以这位代省长的脾气个性和阅历，怎么会去“陷害”一个一直被自己器重、亲手提拔起来，而且无论从行政级别还是行政职务上说，一直比自己都要低许多的人？

邵长水真是想不明白。

邵长水把车停在离咖啡吧不远的界河边上，打量着这小城的夜景，看着在黝黑的江面上来回穿梭的气垫船上发出的灯光，听着从咖啡吧里传来的低微的美国乡村音乐，一边等着劳爷的来电，一边在心里这么翻腾着。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手机突然响了。邵长水赶紧拿起来接听，是劳爷打来的。好像是出了什么事。只听得劳爷从牙缝里嘶嘶地出气，短促而低粗地呻吟着，让他马上去见他。邵长水忙问，怎么了，您在哪儿呢？劳爷说，你上医院来吧。赶紧。邵长水忙问，干吗去医院？您怎么了？劳爷不耐烦地打断他的问话说道，你就赶紧吧。我出车祸了。我在地区人民医院急诊室哩。邵长水忙问，没什么要紧的吧？我这就去。劳爷哼哼了两下说道，暂时还没死哩。以后，就难说了。你快来吧……

邵长水忙赶到急诊室，眼前的景况居然比他能想象到的要严重得多。出现在他眼前的劳爷，整个儿跟一个血人儿似的，已经打上吊针，输上氧气了。脸色青白得厉害。一条左腿肯定是撞断了，好像在离开车祸现场时，就被去抢救的医护人员用夹板绷带固定住了。那洁白的绷带也早已让渗漏出来的鲜血染透。但，主要的伤恐怕还不在那条腿上，而是在额头和胸部。由于胸腔内部什么地方已然破裂，这时，劳爷每一口急促的喘息，都会从他嘴角处迸出一丝丝带血的泡沫。即便在这时刻，他的一只手还紧捂着他那个黑色的真皮小手包，好像怕谁夺走它似的。让邵长水吃惊的是，到了这一刻，生性固执和要强的他还在跟那个主治大夫较着劲。主治大夫要立即把他送到手术室去做急救手术。他却固执地、十分吃力地反复说着：“……转院……你给我转院……我不在你这儿动手术……”主治大夫好像跟劳爷挺熟。（边境小城就那么点儿大，人与人之间，特别是有一定声望和地位的人，很容易熟识起来。）他很严正地告诉劳爷：“劳经理，情况很危险。时间也有限……如果不马上进行手术，我就不能为你保证什么了。”但劳爷还是坚持要转院，看到邵长水走进急诊室，他立即示意主治大夫，他要跟邵长水单独说一会儿话。

“劳经理，您真的是不想要命了？”主治大夫说罢，额头上渗出些冷汗珠子，但仍然无可奈何地走了出去。

这时，劳爷已虚弱到极点。（邵长水完全想不到，一个多小时前，还是那么自信强硬的一条汉子，仅仅间隔了这么短的一段时间，已经连话都快说不动了。）等急诊室的门在那位主治大夫身后关上以后，他闭上眼，让自己稍稍喘息了一下，才吃力地抬起一只手，示意邵长水挨近一些，听他说话。等邵长水弯下腰，贴近了他的时候，他说出的一句话，着实让邵长水吃了一大惊。他说：“救……救救我……救救我……”

邵长水一愣。不听大夫的处置，却要他来救他。什么意思？“还是听大夫的话，赶紧去做手术吧。”他着急地劝道。

“不能在这儿做手术……明……明白吗？不……不能……”他想用力抓住邵长水的手，详细解释一下这个医院和这几位大夫的“背景情况”，但这时他已经完全没有那个力气了。但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出，他的这个恳求是那么的急切，无奈。这一瞬间，他眼眶里甚至迸出了泪水。很绝望，很焦虑的一种泪水，而后用力抓过邵长水的手，抓起那根带血的绷带，在邵长水的手心里，歪歪扭扭地写了两个血字，“谋杀”。

“是……是……是谋杀……谋杀，不……不是正……正常的车祸……明……明白吗？”他低声地喘息道。他含着眼泪，试图向邵长水说明真相，但已经没有力气再往下说了，只能又干干地咂咂嘴唇，再一次喘息着合上了眼睛。本想休息一会儿，攒点力气，再跟邵长水做一点什么交代的，这时听到诊室门外响起一阵杂乱的脚步，透过门扇上那两块窄长的磨砂玻璃，可以隐隐绰绰地看到，又来了好几个人，聚集在急诊室的门外，好像马上就要闯进来似的。

劳爷感觉到了外头的这个阵势，浑身止不住地战栗起来，拼尽最后一点力气，再度示意邵长水靠近他，用罕见的毅力，从自己那个手包里掏出两样东西，塞进邵长水随身带着的那个手包，并示意邵长水赶快把手包的拉链拉起来。这时，他已经没有任何力气再做任何动作了。那个带血的手包，也“啪嗒”一声，从他指缝间滑落了下来。邵长水刚要弯腰去捡，诊室的门被推开了。大夫、院长和闻讯赶来的盛唐集团公司老总饶上都、市交通管理局事故处理科的几位同志……一大群人一起涌了进来。邵长水潜意识地警觉到，自己这时不能去碰劳爷的这个手包，不能在劳爷的手包上留下一点自己的指纹。为什么自己不能碰这个手包，为什么不能在它上面留下自己的指纹。碰了它，留了指纹，又会怎么样……所有这些问题，这时他还都说不清。只是多年的刑警生活和刑侦经验“融合”“转化”成本能里的某种东西，在提醒他，警告他：“别碰它，别在它身上留下你的任何痕迹。”他服从了这种发自本能的警告，一个激灵，一哆嗦，立即缩回了已经快要触碰到那手包的手，直起腰，向闯进门来的那一帮子人转过了身去。

已经毫无自主力的劳爷很快被推进了手术室。那个带血的手包也被那一帮人中的一位捡拾起来，带走了。劳爷被推离这个诊室时，脸色灰白，神情却显得非常平静，似乎像是昏迷过去了，眼睛再也没睁开过。但邵长水却感觉到，劳爷此刻是清醒着的。他的眼皮在轻微地战栗，他左手的两个手指也在不住地抖动着。可以看得出，他是想努力睁开眼，张开嘴，想最后再跟邵长水说一点什么的。只是，他没有力气再睁开眼了，没有力气再说任何话了。

一个多小时后，已经摘去手术手套和口罩的主刀大夫，很平静地走出手术室，对等候在门外的那些人说，很抱歉，因为伤势太重，送来得又太晚，劳经理没能抢救过来。“真没想到，他的生命力和生存欲望还那么强，血压、心跳和脑电波完全消失后，他的呼吸还一直坚持了好几分钟。真是奇迹，完全是个奇迹。”

四 一场春雨，是绵绵细雨

离开医院后，邵长水马上回到那个小宾馆，匆匆办了退房手续，本想马上离开这个边境小城，当晚就赶回省城去。但是，车出了城，飞一般地跑了十来公里，却怎么也没法再往前走了。他浑身胀热，呼吸短促，手脚酸软，脑子里一片空白，根本看不清路况，也注意不到那些呼啸而过的大货车的状况。在通过一段破碎的路面时，他几乎没加任何处理，整个车被一个大坑颠飞了起来，脑袋猛地撞到车顶上，胸部也被方向盘重重地那么磕挤了一下。眼看失控后的车子斜刺着直向路边的水泥护栏冲去，他这时突然清醒过来，惊慌中，本能地去点 了两脚刹车，又往回打了半把方向。车几乎擦着那水泥护栏，又往前滑行了那么几十米，才慢慢停住了。

脑袋嗡嗡地胀疼，胸口也隐隐闷疼。不知何时，车外淅淅沥沥下开了小雨。听着小雨均匀地打在挡风玻璃和车顶上的窸窣声，过了好大一会儿，浑身一直紧绷着的他，才慢慢有所松弛下来。借着大灯的强光，他仔细观察了一下前后左右的情况。发现路的左前方不远处有个出口，出口外连着一条并不太宽的砂石路。黑暗中看不清这条砂石路到底通向何处，但砂石路两旁各栽种着一排高大的杨树，在黑夜里，这些拥有粗大树身和巨大树冠的老树，把这条路掩蔽得很严密。他这时正需要一个比较清静而又确保自己不受干扰的地方，停了车，让自己认认真真地把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好好评估一下。于是松了手刹，挂上一档，慢慢把车踅进那砂石路口，又往里走了二三十米，这才完全停了车，灭了灯，熄了火，松开安全带扣，长吐出一口气，往座椅上一靠，忍着头部的胀疼，对自己面临的局势，细细检点起来。

首先他确定，自己在事发后，立即慌急慌忙地离开这小城，是非常不明智的。假如，劳爷确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是被“谋杀”的，那么“凶手”一定早就盯上了劳爷，因此一定也掌握了他邵长水的动态。甚至还可以做这样的推断，“凶手”决定今天对劳爷下手，很可能跟他俩今天的这个见面不无关系。（跟最高人民法院的那个最新决定也有某种内在的关系？）“凶手”，或“凶手”背后的人，不希望劳爷把他近几个月来调查了解所得，交到邵长水手里，所以抢在他俩细谈前，下此“毒手”“灭口”。如果这个判断成立，事发后不久，他突然“失踪”，离开了这个小城，只能被这帮人认为，他已经从劳爷嘴里得到了什么情况，他们就会或明或暗地追踪过来，要纠缠他，控制他，甚至在必要时，也未尝不会对他下什么“毒手”，以图“灭口”。为此，现在他必须以一个平常人的平常姿态，出现在他们面前，以便能让他们错以为，他从劳爷那儿没有得到任何东西。

假如不是谋杀呢？那自己更没必要这样“匆匆逃离”此地了。他更有那样的义务，留下来帮着把劳爷的后事料理好。

总之，不管是谋杀，还是不是谋杀，保持平静，暂时留下，是惟一恰当的做法。留下，看一看，也许还能看出一些名堂来呢？

慌个啥嘛！

想到这里，他倒吸了一口凉气，稳住自己的情绪，掏出手机，给小宾馆前台打了个电话，说明自己就是刚才退房的客人，并亮明了自己省公安厅刑警的身份，是来此地办案的；并问，在我退房这段时间里，有人来打听过我吗？听到前台服务员回答说没有，他稍稍松了口气，立即又关照道，因为工作需要，他得马上回来，还要住原来的那个房间，并请他们在电脑里删去刚才退房的记录。

赶回那个小宾馆，他怕已经有人在监视这地方了，便没像先前似的，大大方方地从正前方进入小宾馆大门口的停车位，而是绕到后门，把车停到后院一个背静的角落里。他也没直接到前台去取房门钥匙，也没坐电梯上楼，而是走安全通道，爬楼上了自己住的那一层；到房间门口，才打电话让前台服务员把房门钥匙送到他手上。接过钥匙前，他掏出带有金属警徽牌牌儿的刑警证，让那个前台服务员看过，然后把他请到自己的房间里，告诉他，不管有谁来打听，都不能跟他们说，他刚才退过房。“这是破案的需要。千万别跟我二五眼了。啊？”他再次强调了一遍。那服务员忙点点头，问：“假如有人来找你，让见不让见？”他说：“除了别透露我退过房，别的，该干吗还干吗。真有人来找我，你们得问明白来人的姓名和单位，先往我房间里打个电话通报一下。”

送走服务员，他锁上房门，拉上窗帘，关掉大灯，只开一盏台灯，戴上手套，既迫不及待，又小心翼翼地从手包里掏出劳爷塞进去的两件东西。一件是一个袖珍的小记事本儿，另一件是一把形状颇有点怪异的钥匙。这两件东西上，现在都沾着劳爷的血。袖珍的小记事本做得十分精致，仿羊皮的封面上，烙着凹凸不平的几个俄文字母“HEPKA”，页边都镀着金粉。扉页上还印着一条活蹦乱跳的鱼。（后来邵长水打听到，这种鱼是出产于俄国中部著名的勒拿河里的红鳟鱼，而“HEPKA”这几个字在俄文里，也就是“红鳟鱼”的意思。）打开记事本，大部分的页面都是空白的。只有一头一尾，各有几页是写了字的。头上的几页，写的全是英文字母。邵长水懂一点英语，根据他掌握的那一点英语单词和英语拼写知识，他断定，这些英文字母完全是无序罗列在一起的。或者可以说是借用英文字母，劳爷自创设计的一种“密码语言”（？）。记事本的最后几页上，倒是让人看得挺明白，那里抄写了一份五笔字型的字根表。看来，下海后，劳爷为了让自己适应新岗位的需要，学习在电脑上使用五笔输入法进行文字录入。五笔输入法，有它的优点，但它的难度恰恰就在初学时，必须熟记大量的字根符号。许多年轻人都怕学这“五笔”。相对于一个五六十岁的老人，就更不是件简单的事了。看来，他学得也不轻松，把这些字根认真抄在记事本上，随身带着，以备随时查用，方便记忆。“唉，这个赶时髦的老头……”邵长水轻轻地感叹道。而那把钥匙，方头，扁平，窄长，缺口部分全是一些大小不等的正方形。它指定不是常见的老式门上那种撞锁的钥匙，也不会是时兴的防盗门上的那种多棱形的钥匙。它会不会是劳爷自己在这小城里居住的那个单元房的门钥匙呢？他是个敏感多疑，而戒备心又挺重的人，他有可能把自己房门上的锁换成某种新式的锁。但邵长水又想，假如是他房门上的钥匙，那应该是一把经常使用的钥匙，按常规，它应该和别的那些经常使用的钥匙串在一起，应该是一大串。“车祸”是突发的。他不可能事先就想好了要出事，事先就把这把钥匙从钥匙串上取下来，准备着交给邵长水。当时劳爷从手包里取出这把钥匙时，既没有那个可能，也确实不是从钥匙串上取下它的。这一点邵长水记得非常清楚，劳爷是一下就掏出它来的。也就是说，它在劳爷的手包里，一直是单独存放着的。或者说，由于它的特殊性，在车祸之前，劳爷就把它单独取下来，放在手包里了。那么它的特殊性在哪里呢？它有可能是一把开启什么锁的钥匙呢？劳爷在预感自己生命之源将不续时，居然把它和那几页“乱七八糟”的英文字母一起，当作“十万火急”、“万分重要”的东西，留给那时那刻他认为惟一值得信赖的邵长水。他想干什么？他想告诉他什么？他想让他去找什么？保存什么？躲开什么？……

这一连串的谜底究竟是什么？

他为什么认为自己的死是“谋杀”？

邵长水仔细端详着那把钥匙。钥匙尾部的方孔上系着一块真皮做的钥匙坠。这是块椭圆形的皮子。皮子的边缘整齐地轧出一圈锯齿形的花纹。整块皮子跟一只压扁了的鸡蛋差不多 大小。皮子的糙面上隐约可见用圆珠笔写着几个英文字母：“GWTYOAG”。同样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字母组合。邵长水努力把它们分拆开来解释。假如只是“ＧＷ”，那是制导武器“Ｇuided

Weapon”的缩写。后头的“ＴＹ”则是英语中“总产量”（Total

Yield）的缩写。如果再加上后面的几个字母，又没意义了。难道说，这把钥匙能开启某种制导武器的总产量的秘密？这种解释不仅牵强附会，而且有点荒诞不稽。再分拆开来看，前头三个大写字母“Ｇ、Ｗ、T”再加一个字母“W”，则是那本著名的通俗小说《飘》或《乱世佳人》的原著名《随风飘去》（《Ｇone

With the

Wind》）的英文缩写。但这里在“G、W、T”之后，并没有什么“W”，再加上后头的那五个“Ｔ、Ｙ、Ｏ、Ａ、Ｇ”字母，却同样读不出任何意义来。

那么这七个字母排列在一起，到底说明什么？

解释这七个字母都这么费劲，那好几页的无序英文字母组合就更不知怎么去破解了。

这老小子在跟人玩啥呢？

正在踌躇为难时，房间里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边境小城夜雨的寂静中，那老式拨号电话机的铃声听起来特别惊心动魄，头皮都会为之一乍一麻。邵长水本能地跳起，忙拿手包把桌上那两件东西遮盖起来，这才折身去接电话。电话是前台服务员打来的。他告诉他，刚才有人打电话来询问，一个叫邵长水的旅客，是否退房走了？

“你怎么跟他说的？”邵长水忙问。

“就按您吩咐的说的。我说，我帮你上电脑里查一下。然后，故意耽搁了一小会儿，再回他话，说您没退房。我没说错吧？”

“你没问打电话的这人，他是谁？”

“问了……”

“他怎么回答的？”

“那家伙贼凶，恶狠狠地拽了我一句说，你管那么多闲事干啥？说完，啪的一下，就把电话撂了。”

“哦……谢谢你了……”

放下电话，邵长水倒有些紧张起来。如果说，在这之前，他还不能那么太有把握地肯定，那场导致劳爷死亡的车祸，就是“谋杀”，那么，现在他几乎可以百分之百地认定，这是一场谋杀。

如果不是“谋杀”，不会有人特地打电话来追问他的去向的。无论是在省城，还是在这边境小城，除了李敏分等极少数的几个人外，没人知道他邵长水来这儿找劳爷说事儿，更不会有人知道他住在这个小宾馆里。甚至连李敏分都还不知道他住在这儿。在这小城里，他只跟劳爷一个人说过他这住处。他们打电话到这儿来查询他的下落和去向，只说明他们的确在严密监视劳爷一举一动，通过这个监视，同时也掌握了他邵长水的住处。就是这帮一直在严密监视劳爷的家伙，制造了这起“车祸”。劳爷预感到了这一点，也直觉到了这一点。

这时，邵长水意识到，自己决定返回，的确是个“英明”决策。他马上回到医院，又去劳爷就职的那个盛唐公司，以一个正常人的姿态出现在众人面前，询问这起“交通事故”的处理情况，询问劳爷遗体处理情况。然后又给李敏分打电话通报了这些情况。他告诉盛唐公司方面的人，省厅刑侦总队近期要举办一个侦查员培训班。他是来约请劳爷去讲课的。可惜啊，居然出了这样的事……

第二天，劳爷的妻子、女儿赶到这边境小城陶里根。省厅也派人来参与料理劳爷后事。邵长水便在连绵不断的细雨朦胧之中，悄悄地撤离了陶里根……

回到省城，同样的雨居然还在下着。一场细雨范围下得这么大，时间下得这么长，在这高纬度的北中国，还真不多见。在一般人看来，这应该是一场好雨。高纬度地区城市里的冬天，总是很脏。无数个取暖用的煤炉，伸出无数根锈迹斑斑的铁皮烟囱管，它们产出的粉尘和渣屑，会把雪都染黑。人们总是等待春雨来洗刷大地，还他们一个洁净的世界。但在邵长水看来，眼前这场雨，恰似他此时此刻的心情一样，阴暗和湿冷。“救我……救救我……”他无论如何也挡不住劳爷这个哀告声在自己耳边反复响起，也无法阻止眼前一再出现劳爷要求转院治疗的情景。一再出现劳爷被推进手术室去的那一刻，脸上出现的那种完全绝望、完全恐惧、完全无奈的神情。他不明白，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特定情景，特定力量，会把一个如此干练老到的人逼成这样？邵长水觉得，一个人只有在被没顶而来的巨大漩涡吞没的那一瞬间，才会出现这种完全绝望、完全恐惧和完全无助无奈的神情。他确信，如果仅仅是肌体上的挫伤，即便是十分严重的挫伤，也不可能让劳爷这样的人产生这样一种“绝望”和“恐惧”。从警这么多年，劳某人肯定不是头一回受伤，更不是头一回遭遇车祸。虽然他妻子说他伤病时特爱哼哼，那也是在家里，在他妻子跟前。即便那样，也肯定不会无聊到“无助”和“恐惧”的地步，更不可能因此而发出“绝望”的哀鸣，说出“救救我”之类哀求的话。劳爷为人历来自信。但这一回却完全丢失了自信。他不愿死去。但这一刻，他却清清楚楚地挣扎在死的不可抗拒之中……为此，他后悔自己所做的那一切了吗？邵长水从他努力想睁开的眼皮上，从他哆嗦的嘴唇上，从他抽动的眉尖上，从他不甘心松开、却又不得不松开的双手上，感觉到，有一种叫“后悔”的阴影已经逐渐地蒙蔽住了他的全身……

到底是怎样一种力量，居然能使劳爷这样一个人的心态最终发生如此巨大的“畸变”？它深深震撼了邵长水，这是一种平生从未感受过的“震撼”。说起来，都有点像一个孩子突然瞧见自己最崇敬的父亲被人戴上了手铐，押上囚车那一瞬间所受到的震撼一样……

……

回省城的这一路上，邵长水把车开得十分小心。李敏分在电话里再三提醒他：“千万千万要给我注意安全。实在不行，你就把车撂在市局院子里，甭管它了，坐飞机回来。陶里根每天都有一个航班直飞省城，现在不是旅游旺季，机票还是好买的，折扣也打得挺厉害。你千万别给我省这钱！”但，邵长水还是没坐飞机。不是舍不得那点机票钱，是不舍得把那辆

七八成新的丰田越野留在市局院子里，请市局的同志暂为保管。他太知道基层县局市局那帮年轻小子的“德性”了。你要把一辆高档进口车交给他们保管，就等于委托一群“饿狼”保管一块“带血的新鲜五花肉”，还能有个好？但“安全”的确是要注意的。来的时候，这一路，邵长水走了约八九小时。这回去，他整整走了十四五个小时。不只是遵照李敏分的“叮嘱”，放慢了行车速度，更重要的是他压根儿就没走原先的国道和高速。尤其是高速，通常情况下，每天几乎都会出几起车祸，撞几辆车，死个把人。如果有人存心要在高速上害你，出了事，还真让人整不明白真相。于是，在某些路段上，邵长水不仅不走高速和国道，甚至都不敢走省道，索性甩开大道，一头攮进广阔的原野之中走乡村小道，让你压根儿就摸不着他的行踪，找不见他的去向。傍黑时，你瞧着他拐进路边“姐妹花”小饭馆，点了大盘的“杀猪菜”、“手撕肉”，要了当地用纯高粱蒸的六十二度白酒，边吃，还边跟那对二十啷当岁的“姐妹花”开着不咸不淡的玩笑，似乎当晚铁定是要在小饭馆后院那用水泥预制板搭起来的“住宿部”住下了，或者还有可能跟那对“姐妹花”成就一番“好事”。但到明天早晨你再看，他早走了。肉吃了不少，酒基本没喝。等天黑透，餐厅旁的“卡拉OK厅”亮起红红绿绿的串儿灯，破旧的低音炮里不断传出让人忘乎一切的轰鸣声时，他悄悄上路了。摸黑慢慢开出一两里地，才开亮车灯，加大油门，一直到离省城还有一百来公里时，他才突然拐上高速，以一百四五十码的车速，飞一般直扑省城，直扑李敏分家。敲开李敏分家小院的门，一夜没睡的李敏分，焦急万分地问，怎么走那么长时间？怎么把手机也关了？你要急死人呢？！！邵长水啥也不说，只是揉着酸涩疼痛的腰肢，一屁股坐倒在那只深棕色的磨砂皮小沙发里，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指着暖瓶和水杯，嘶哑着嗓门，说了一句：“先给我倒杯水，行不行？”

五 再一次惊愕似乎就不是来自意外了

汇报整个持续了不到一个小时。出乎邵长水意料的是，来听取他汇报的，除了李敏分，居然还有刑侦总队的总队长赵五六，政治部的副主任袁家良，还有厅办公室的现任主任董铁。（就是这位年轻的董主任，上一回带人去陶里根向劳爷索取“破案日记”，碰了个软钉子回来。）当然，这些领导都是冲着“劳爷之死”来的。在这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邵长水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让自己的汇报尽可能地保持一种必要的客观和冷静。但仍然不知怎么搞的，平时轻易不动感情的他，居然哽咽了好几回……特别是说到劳爷临终前的那一幕情

景，说到他拉着他的手，恳求他“救救他”的时候，邵长水几乎都有些说不下去了。但领导们的反应却也是出乎他意料的平静（他完全能理解他们这时的“平静”）。他们好像在事前已经从谁那儿领受了什么指示，统一过各自的态度和想法，不管邵长水在汇报中怎么强调事发当时是如何的紧急，整个事件可能隐衬着一个怎样严重的背景，又怎样形象地描述劳爷的绝望和无奈，这几位领导只是听，只是问，绝口不做任何分析性的议论，也不发表任何表态性的言论。

也许受到领导们这种高度自控力的感染，一开始相当激愤的邵长水，后来也渐渐趋向了平静。

“当地交管部门最后是明确做出了结论，这事故确实是由无任何加害意图的意外车祸造成的？”赵总队长最后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他在听取汇报的全过程中一直没出过声。

“是的。”邵长水平静地答道。

“实际上，你还没来得及跟劳爷细谈，他就出事了。是吧？”董主任要澄清的是这么一个疑问。

“是的。”邵长水仍很平静地答道。

“情况嘛，大致就这样了。辛苦你这一趟，够累的。好好休息一下。”袁副主任最后则由衷地向邵长水表示了组织的关怀。

邵长水本想趁机催问一下自己工作安排的问题，转念一想，这时候谈自己的事，似乎有些不合时宜，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然后，袁主任又特地关照邵长水，回到机关，轻易不要跟人谈论劳爷的事。当前，不少人都对这档子事“特别感兴趣”。但不同的人是“怀着不同的目的”来关注这档子事的。因此，在上边对这档子事没有做出最后结论和处置前，要特别谨慎，以免干扰了上边的相关部署。邵长水立即表示自己一定不会去随便乱说。待领导们走后，他又在李敏分那儿稍稍坐了会儿，喝了会儿闷茶，随即，也告辞起身了。

走出那个被高大白杨树包围着的院落，雨已经不下了。发动了车以后，邵长水却又在驾驶座上呆坐许久。他觉得自己浑身不得劲儿，一时间却又搞不清楚到底是哪儿不得劲儿。一种莫名的遗憾，一种同样莫名的失落，一种由这遗憾和失落造成的歉疚，突然涌上已然疲惫不堪的心头。从警这么多年，他领受过无数次任务，出过无数次外差，但从没有一次像这一回这样让自己感到如此的失落和遗憾。

“难道我做错了什么？”为人精细而稳重、因此有时还显得多少有一点优柔寡断的他，一遍又一遍地这样追问自己。

是的，从陶里根回来的一路上，他心里一直很乱，一直在“隐疼”着，人也烦躁得不行。要知道，他从小生活贫寒，绝不是在象牙塔中被呵护大的。从警的这十来年，他更是经历过不少惊心动魄的大案要案，比如一家数口惨遭灭门，十五六个花季少女在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相继被同一个连环杀手奸杀抛尸荒野，还有人抢劫银行后在逃跑时残忍杀害负伤了的同伙，而那个同伙正是他的同胞亲弟弟……等等等等，可以这么说，这一二十年来，他曾看到过人性中最丑陋最凶残的一面。这些都曾经给他带来过极大的震撼，但是，相比之下，却都没有那天劳爷在他手掌心中写下“谋杀”二字，让他感受到的震撼和冲击大。过去给他震撼的那些案犯，绝大部分都生活在底层，或者文化偏低，或者在人格上还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严重缺陷；或者在心理、生理方面都存在着某种不健全……邵长水无论在自己的潜意识层面上，还是在显意识层面上，从来都没把这些人当作自己的“同类”。是的，他承认他们也是人，但在他看来，他们绝对是和自己完全不同的另一类“人”。这类人就叫“罪犯”。他们仿佛是“天生”的“异类”。他们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要和社会作对，就是要和当警察的自己作对。追踪他们，抓捕他们，依法严惩他们，虽然很辛苦，有时也很危险，但他以此为自己的“天职”。忠实执行此天职，的确在他心中能引发一种别人难以体会得到的快感，甚至会产生一种欲罢不能的冲动。但在劳爷写下那“谋杀”二字的当时，他脑子却一下僵住了，空白了，心尖都麻木了，战栗了。然后听到劳爷“恳求”他“救他”。劳爷的这种“绝望”，让邵长水突然感到，这世界上其实有一种严重的人生威胁和挫折，是他还没遭受过的；还有一种人生经历，是他只听说过，却还没亲历过的；而有一种人生责任，他赞美过，却从来也没有认真去实验过、承担过；还有一种“敌手”，是作为“破案高手”的他从来也没有面对过的。这些“敌手”，人模狗样，在生活中“装”得比他还要像个“人”，活得比他要潇洒自如豁达得多。而另一些人，却活得那么沉重、艰难，也是他难以想象的……

有人说过，在我们的社会里，是不用去呼唤“苍天”的，因为在我们的社会里，正义总是能战胜邪恶的。邵长水从小就是这样被教育大的，在获取了这种基本信念以后，他再也没有动摇过。如果劳爷真的是被谋害的，而且是被蓄意谋害的，那么这又说明了什么？

一个功勋卓著的老刑警被人谋杀了。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什么？说明了什么？

……

一时间他找不到答案。或者说，在潜意识的层面上，他还不敢去面对这个答案。

心里很乱。

想到这里，他忽然禁不住深深地自责起来。在医院里，自己为什么没有尽一切努力满足劳爷的请求，帮他转院急救呢？也许在转院的路上，当时流血已经过多的劳爷仍避免不了一死，但那样，劳爷总是抱着一线生的期待离去的。这跟让他在绝望和恐惧中死去，就太不一样了。但当时，自己竟然完全呆住了。面对劳爷的哀恳，在自己的潜意识中，却总觉得如果要帮他转院也必须先“请示”上级……在潜意识中，自己甚至还产生过这样的顾虑，该不该过问这转院的事……有一个瞬间，自己甚至还隐约地觉得负伤后的劳爷提出这么个“要求”，是不是显得有些“矫情”，过于“偏执”、“多疑”……关键的几分钟时间，就这样被自己延宕和迟疑了过去，让一切都成了悔不该当初的往事。自己明明还不老嘛，心灵深处怎么会攒下那么多左顾右盼、优柔寡断的“潜意识”？邵长水，你从来也不是个呆木的傻子，但关键的那一刻，你却偏偏呆傻住了。如此宝贵的几分钟时间啊……

“谋杀”。

丰田越野终于慢慢驰出了大列巴巷。然后提速，加档。再提速，再加档。车速刚违规地提到七十码以上，猛地冲过闹市区的一个红绿灯路口时，他却猛踩了一下急刹车，让车在路当中停住了。骤然之间，他想起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应该办，自己却忘了办了。什么事？一下子却又想不起来。但确实有一件这样的事被自己疏忽了。很重要的一件事。到底是一件什么事呢？怎么会想不起来了呢？仿佛在高考现场，卷子做到一半，突然一下子脑子空白，精神近似失控了似的。心跳急剧加快，呼吸突发地变得粗短，脑门子上一下涌出一片热汗，眼前的一切都有点模糊起来……即便是这样，他仍然想不起来，到底是一件什么重要的事被自己疏忽了遗忘了。邵长水，今天你是怎么了？这时，他听到车外响起一片杂乱的喇叭鸣叫声，还看到有人瞪着眼在冲他吼叫，还看到一位交警异常愤怒地冲他跑来。他这时才一下清醒，自己违规停车，堵塞了交通，便赶紧向那位交警出示了自己的警官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警察”专用的金属徽章，赶快把车开到一边马路旁停住。

那位交警当然没有多找他的麻烦，但看到他的脸色，却以为他病了，不放心地守护了他一会儿，见他脸色不再那么黄白可怕了，又关照了几句，才姗姗走开。然后，他闭上眼，让自己的呼吸和心跳也慢慢恢复正常，又过了两三分钟，他才终于想了起来，刚才向领导汇报时，自己居然忘了把劳爷托付给他的那两件东西交给领导。如此敏感的物件，汇报当时不交，事后再去补交，领导会怎么想？领导会相信你真是因为一时疏忽，才“忘”了交的吗？这两件东西对澄清整个事件的真相可能会发挥关键性作用。你小子把如此重要的东西“扣”在自己手里，想干吗呢？哦，真他妈的是自找麻烦。

现在怎么办？

当然是赶紧去找领导说明情况，把东西交了啊。

但总得找个合适的理由啊。刚调到省直机关，正等着定岗定职哩，总不能就此给领导留下这么个“马大哈”和“浑不经事”的印象。怎么搞的嘛，好歹也是堂堂的一个一级警督， 也可以说是“久经沙场，身经百战”的了，咋会这么犯浑了呢？

为此，他后悔不已地又在车里静静地坐了几分钟，逐渐捋清了这一天多来自己纷繁杂乱且又起伏不定的心绪，才觉出，造成这样的“疏忽”，并非偶然。

首先，从潜意识的层面上来分析（妈的，又是这个“潜意识”），自己的确有一点不舍得“交出”这两件东西。虽然现在谁也说不清这个“关键性作用”到底是什么，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它们不重要，不关键，劳爷绝对不会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拼尽最后一点力气，把它们托付给“省厅来的同志”。而对于一个刑警，特别是像邵长水这样“身经百战”的老刑警来说，对重大案件的重大线索和物证，天生会有一种特殊的情感，特殊的兴趣。线索和物证简直就是他们事业生命的内核儿。

实事求是地说，邵长水从来没有想要私自留下这两件东西，也从没想过要背着组织去干些什么。没有。对组织和领导，他从来就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可以说从祖父、父亲那儿，他就“遗传”了这样一种“知遇之恩”。那天，他被任命为当地县公安局的副局长，当时祖父还没过世，任命下达后的几天，祖父让父亲到县里来找他，让他回林场去说话。他那会儿特别忙，回不了林场，就让父亲带了点祖父特喜欢的狍子肉和高粱酒，请父亲转告祖父，他老人家想跟孙子说什么，孙子全明细。他孙子一定会忠于职守，努力去做一个“请党和人民放心”的公安局长。父亲却苦笑着对他说，你还是回林场一趟吧。你爷爷想让你干的事，你压根都不明细哩。跟你这么说吧，从你当上这县公安局长这一天起，你爷爷就没好好睡过一个安稳觉，一直替你担着这份大心着哩。他笑道，他担啥心哩。我不是说了吗，我一定会好好干，争取当一个全省、乃至全国最出色的公安局长。他爸还是苦笑着直摇头叹气，直说，你不懂你爷爷哩。后来，他爸跟他解释，他爷爷怎么也不能相信，上头怎么会把“公安局长”这么个好官差安到他孙子头上。“凭啥哩？”指定上头有一帮好人。他一定要当面去谢谢这帮好人，要报答这帮好人。他总觉得自己的孙子打小就特别愣，特别实诚，就不懂怎么去伺候人。“他就怕你想得不周全，干得也不周全，指不定在哪件事上得罪了这帮好人。他说，好人也罢，坏人也罢，他这一辈子见多了，他们有一点是一样的，那就是都是得罪不起的。今天他们瞧得上你，发给你这张委任状。这委任状不就是一张纸吗？明天当他们发现你不是全心全意替他们干的时候，就把这张纸一收，你又啥也不是了。天堂地狱，云里雾里，无非就是这么一张纸的事。可有这张纸和没这张纸，在现如今可太不一样了。你头脑一定得明白，咱邵家这一大家子人今后过得咋样，全指着这帮人，指着这张纸哩。”爷爷的想法让邵长水哭笑不得：他老人家要亲自上县里来摆上几桌，请请这帮好人。邵长水说，几桌？几桌够吗？他爸说，那该请几桌就请几桌。爷爷说，这钱他掏。他原先替你攒了一部分盖房子的钱。现在看来这房子用不着他替你盖了，就把这笔钱花了，请请这帮子好人吧。邵长水急匆匆抢了一句说道，他有这钱，我还没这脸办这样的事哩！多丢人呐！这话可把他爸气坏了，结巴了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话来，跺跺脚，转身就回林场去了。邵长水赶紧开上车去追。他爸说啥也不上车。后来还是县局办公室的两个小伙子开着另一辆车，把老爷子请上车，送回了林场。据说后来，他爷爷为这事还大病了一场，几乎有一年多的时间都拒绝再见他这个最心疼的孙子。是的，回过头去看，老人们的想法确有许多地方是“幼稚”的，“陈旧”的。但有两点却让邵长水感动万分。其一，他们一直真诚地在为儿孙们操心，而且是不计回报地在操着这心。这心恐怕是要一直操到他们离开这人世为止。真可谓“可怜天下骨肉情”。其二，老人家非常纯朴，或者说非常拙朴地道出了一个当今“天下第一真理”：他邵长水，或者说，他邵长水这一大家子人离开了“这一帮好人”，这一纸“委任”，可以说就一无所是，甚至可能会一无所有。他邵长水当然不可能那么愚蠢笨拙地公然在县上摆上十几二十桌“宴请”方方面面的领导（好人），以感谢他们对自己的培养和提携。但是，他必须要非常非常认真地处理好这方面的关系。要绝对忠诚。这是他确信无疑的“不二法门”。应该说，这些年来，他一直也是这么做的。只要领导有吩咐，他绝无二话，绝不讨价还价。加上他的聪明、踏实、肯干和坚毅，也缘于他为人的正直，他的生活之路的确也相应地显现了一种顺畅和通达。

他不是看不到一些当领导的缺点和问题。他只是觉得这不是他该管的事。他只是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种好自己那“一亩三分地”。说实话，正因为他只注重自己眼前的那“一亩三分地”，久而久之，造成他对“一亩三分地”以外的某些事和问题的“迟钝”和“麻木”。他也不是不明白自己在那些方面的“迟钝和麻木”，但他乐意自己的这种“迟钝和麻木”。直觉告诉他，许多领导都喜欢自己身边的人和手下的人一方面都精于勤于“埋头拉车”，另一方面，在计较领导们的优劣短长时，又都能表现得特别“迟钝”和“麻木 ”。他自觉不自觉地要求自己这样去做。久而久之，他甚至都有些反感那些老在他耳边说领导这不好那不好、又不好好干自己本职工作的人。尤其是在归他管辖的范围内，他绝不允许这种言行泛滥。当然，有一点还是要特别加以说清楚的，他这人还是允许部下给他提意见的，有时甚至还会主动地去向下属们征求意见。他只是不许他们在背后胡乱议论更高层的领导。他不希望他们没事找事，不希望他们捧着蜜糖罐去捅马蜂窝。

正因为这样，对于社会上早有流传的什么“代省长问题”和那个“副市长问题”，在省公安系统内早有流传的什么“个别老同志背着组织在调查省领导问题”等说法，他不是一点都没耳闻过，但也只是当“谣传”听那么一耳朵而已，然后哈哈一笑，或默默地叹口气摇摇头，就过去了。对这些“谣传”，他从没有真正上心过，也不可能让它们在自己心中扎根，更不会让它们影响自己日常的情绪和行为。所以，陶里根之行，给他的震撼就格外地大。劳爷临死前挣扎着在他手掌心上写下那“谋杀”二字，在他一向以来执著而又平稳的心态中几近于发生了一场地覆天倾的震动。震动之所以那么大，是因为这些在他看来本绝对不可能发生在“我们”中间的事，居然就发生了，而且确确实实是发生在组织内部，发生在“我们”中间。

他开始问自己：如果劳爷确是因为秘密调查“代省长问题”而被杀，事件的主谋又可能是“我们”中间的什么人，那么能说那个“代省长”真的犹如“白璧无瑕”，不存在一点问题？

他再问：如果这位代省长确有问题可查，那么……那么……那么……那么还要问什么呢？

他觉得，假如真是那样的话，要追问的问题就太多了。最起码，应该有一群人被带上历史和政治的质询台接受质询。其中的某些人甚至还应被绑上历史的耻辱柱，接受公理和道义的审判。当然，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即便那位“代省长”的问题被整明白了，他本人最后也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是不是就能说解决了全部所有那些该解决的问题了呢？但是……但是……但是什么呢？

是的，又“但是什么呢”？

他不愿意再细想下去。

想得太多，太深，又解决不了，到头来，只能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但事情已然到了这一步，完全不想，他心里又难受，又不安。一种潜意识（操，又是“潜意识”）在告诉他，无论怎样都不能把劳爷托付的这两件东西轻易地交出去……

我们当然还不能说，他最后没有交出这两件东西，完全是这些潜意识起了作用。今天一大早，在李敏分家小院门外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也促使邵长水在最后一刻，竟然会莫名其妙地“忘”了把那两件东西交给领导。

事情是这样的：当时，邵长水经过整整一夜的长途跋涉，刚回到大列巴巷，疲惫不堪地下了车，正要去按李敏分家门铃，突然听到有人在他身后轻轻地叫了一声：“邵助理……”声音清脆，气息微细，似乎是个女人（女孩？）的声音。他一惊。说起“邵助理”这称呼，还有这么一段前因。前边交代过，邵长水奉命到刑侦总队报到后，总队的领导并没有按常规应做的那样，立即给他定岗定职，而且也不跟他说明其中的原因。（现在当然知道，这是领导故意安排的。他们就是要利用他这一段还没有“定岗定职”的空白身份，以便派他去陶里根做劳爷的工作。）空挂了那么七八天。他既不好意思找领导去催问，又不想闲逛，只得去光顾坐落在省公安厅大院附近街道上的一个区图书馆。他早就听说，这个区图书馆因为紧挨着省公安厅，离省中检、中法也不太远。为了充分利用这个独特的地缘条件，办出自己的馆藏特色，大概又因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缘故，它收集和收藏了在省内来说可谓最为丰富齐全的公安司法图书典籍。尤其让人感兴趣的是，它拥有一份最为全面的剪报资料，收集了从解放初到今天为止，有关省内所有公安司法活动的新闻报道资料。这份“剪报集”中当然也包括了这几十年省内破获的许多大要案的报道，提供了足够多的研究线索和资料。邵长水在省警校主讲刑事侦查学时，就有心对本省的刑事侦查史做一次系统的全面的梳理，苦于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资料，这件事一直就搁浅在那儿。现在，时间突然间涌到了自己面前，资料也近在了咫尺，“旧愿”和“积习”让他频频走进这个区图书馆的特色典藏室。一来二去的，就认识了这个“特色典藏室”的管理员曹楠。曹楠大概也就二十三四岁。小丫头据说身上可能有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的俄罗斯血统，长得俊秀清雅，白皙的皮肤下，清晰地显露出一条条细细的浅蓝色血管。她生性沉默寡言，少年老成。不知道为什么，她总是称邵长水为“邵助理”。邵长水笑着问过她，你干吗要封我这么个官衔？她却很认真地反问，那你让我称呼你什么？总不能叫你名字吧。邵长水笑道，叫名字又有何不可？叫名字显得亲切嘛。她却一本正经地摇摇头回答，那不行。谁跟你亲切？你们这些男人别尽想好事。你要觉得叫“邵助理”不妥，那我就叫你“邵公安”。但后来，她还是叫他“邵助理”。

整个省城，只有一个人称他“邵助理”，就是这个曹楠。

难道是她？

声音像叫唤了一整夜的纺织娘，在黎明前终因困乏，变得微细而断续。一开始邵长水还不能确定这的确是有人在叫他。他甚至怀疑自己出现了瞬间的幻听。他忙用双手使劲胡撸了 几下脸，又扶住潮湿的门框，定定神。有几秒钟时间周围很静，只有湿重的树叶在晨风中翻动，发出一阵阵呆滞的沙沙声。就在他打算再度伸手去触摸那门铃按钮时，那幽灵似的叫唤声又在他身后某个地方轻轻地响了起来。

“邵助理……”

这一回听分明了，的确是有人在叫他，而且那叫声也显得更加急切了一些。声音透过雨霁后在凌晨时分所形成的那一道道淡淡的雾霭，直逼他后脑勺而来。他忙回头去寻找。一个黑影很模糊地从灰蓝色的空间里飘过，并且在马路对面的几棵大树底下站住了。

“邵助理……”

第三声。这一回听真切了。叫声就是那黑影发出的。是女孩。熟悉的，不太熟悉的？曹楠，不是曹楠？总之是个女孩。他镇静了一下自己，慢慢走了过去。

果然是曹楠。她穿着便服。大概在门外这潮湿的白杨林里等待了很长时间，冻得嘴唇都已经有点发紫了。紧紧裹住她双肩的那个羊毛大披巾似乎也已让晨露打湿。同样打湿了的黑发则粘贴在了她苍白的两颊和显得有点过于饱满的额角上。因为寒冷，因为紧张，她不住地在打着寒战。

“咋回子事？你待在这儿干吗呢？”邵长水惊愕地问。

“小点儿声……”曹楠惊慌地往树底的阴暗处退了退，好像非常担心让人发现了她似的。邵长水却一直站在原地没动，只是瞪大了惊愕的眼睛，疑询似的看着她；同时压低了声音，又问了句：“咋回事嘛？”

“……”曹楠定定地看着他，只是喘着粗气，哆嗦着身子，不作声。

“瞧你冻得。走，跟我上李主任家里暖和暖和。”邵长水邀请道。他知道，这个曹楠跟省厅许多人都有来往，混得也挺熟，便发出了这样的邀请。

“不！”小丫头很坚定地说了个“不”字，然后略有一些张惶地看着邵长水，问，“劳……劳叔是死……死在您怀里的？”

“也可以这么说吧。”

“……”小丫头的眼圈立刻红润了起来，问道，“他临咽气前，跟您说了些什么？”

“你打听这干吗？这跟你有关系吗？”邵长水立马警觉起来，反问道。

“……”小丫头不说话了，但仍定定地看着邵长水，似乎并不甘心在邵长水那儿一无所获，但一时间又似有点不知怎么再问下去。

“还有啥事？有话赶紧说。啊？”邵长水催促道。他早就觉出，这丫头跟公安厅某些人的关系，可能不一般。今天似乎得到了印证。

“……”小丫头继续又犹豫了一会儿，才试探着问，“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

“啥话？”

“……”她又看了看邵长水，似乎还在犹豫。邵长水则没再催她。他预感她会说出什么让他感到意外和吃惊的话来。他等着。

又等了一会儿，她终于开口了：“您一定觉得我今天的做派有点怪异。现在我没时间跟您解释，的确也没法让您相信我。但是……但是……现在我……我只能说……一会儿……一会儿，在跟李主任汇报的时候，请您一定要有所保留。”

“保留？为什么？你要我别跟李主任说真话？”

“您怎么理解都行。就是……就是希望您一定要有所保留……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您自个儿心中一定得有数……”

“啥叫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哪些能说，哪些不能说，能说得明白一点吗？”

“对不起……天快大亮了……咱们以后有机会再谈……”说着，她便匆匆离去。但向白杨林深处走了没几步，她却又回过头来，走到邵长水身边，低声说道，“有个情况，您可能还不知道，那个判了死刑的副市长，最高院不是已经做出决定，暂缓执行他的死刑判决了吗？！”

“是啊。这又怎么了？”

“他死了。”

“死了？”邵长水重重地一震，赶紧说，“怎么可能！？”

“消息来源绝对可靠。他死了，突然之间就死了。”

“死在哪儿？”邵长水追问。

“当然是死在看守所里。”

“看守所里？怎么死的？”

“说是自杀。”

“自杀？不可能。完全不可能。判死刑这么长时间，他都没自杀，现在决定暂缓执行他的死刑判决了，有可能活下来了，反而去自杀了。从逻辑上、常理上说得过去吗？”邵长水分析道。

这时，从李敏分家的院门里传来一些窸窸窣窣的声响，好像是有人在院子里走动。小丫头便慌慌地走了，迈着细碎的步子，严严地裹着那块羊毛大披巾，双手抱在胸前，佝偻起略显饱满的肩膀头，很快消失在阴暗潮湿的林间深处。

看着小丫头的背影远去，邵长水的心再一次被搅乱。如果换一个这样年纪的小丫头，来找他说这么一番话，他绝对会付之一笑，不加以理睬。但这话从曹楠这么个丫头嘴里说出来，他却感到异常沉重。就因为她可能跟省厅里的某些人“关系不一般”，可他并不具体了解他们这关系到底是怎么的“不一般”。接触了几回，他只具体地感觉到小丫头为人比较稳重，内向，头脑清楚，不乏主见，也就如此而已，居然来“警告”他，在汇报时，对堂堂省公安厅办公室的前主任要“有所保留”。她知道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吗？但她是怎么知道我今天要向李敏分汇报的？怎么知道我今天一大早会从陶里根赶回来？我和李敏分之间的这点事，连厅里的许多领导都不知情，她怎么掌握得那么清楚？居然还来“警告”我？！这小丫头是什么人？难道说，这位李前主任也卷进了事件里？如果他卷进了，一个跟公安厅没有任何直接工作关系的小丫头又怎么能知晓？

事情好像有点乱了套似的。

邵长水又默默地朝白杨深处打量了一眼。这时，天光渐渐转明，曹楠的身影已经完全消失。但刚才在打量小丫头时，邵长水却发现，几天不见，小丫头居然明显消瘦了。而在邵长水疑虑重重地打量她的时候，她也在瞠瞠地打量着邵长水。在她清澈的眼神中，淡淡地浮漾着一绺忧虑，一丝不安。但这点忧虑和不安在她目光中表现出来，居然像清晨湖面上飘动的 那一层浅灰色的雾纱一样，委婉、缠绵和坦然。

现在的年轻人，真是难以捉摸。有的浅薄得要命，除了金钱和自己，除了电脑游戏中那些个精彩的虚幻世界和另一些同样浅薄得要命的歌星影星，他们啥也不知道不关心，也不想知道不想关心。有的，却又清醒得要命，反叛得厉害，绝对不承认“现实的就是合理的”这个流行了很久的“准公理”，以谁也无法探知的心态，“张狂”地，却又极其生动地做着接管这世界的准备。他很难把曹楠完全归到这两类中的哪一类中去。但直觉告诉他，小丫头今天的行动是经过认真斟酌的。她没乱来。乱套的肯定不是她，也不应该是这个世界。当时他只问了一句：“一会儿，如果我要找你，怎么个找法。”小丫头迟疑了一下回答道：“我有您的手机号。我跟您联络吧。”

天呐，她，一个区图书馆的管理员，居然会有他的手机号。她到底是什么人呐。

后来，邵长水在汇报过程中，特别注意到，李敏分一字没提那个副市长已经“突然死去”的事。

是他不知道这个消息，还是故意不想告诉他？

以李敏分在上层拥有那么多重要的内部关系来看，他不知道这消息的可能性极小。看来是不想告诉他了。这也没什么，在公安系统内，一向以来都有这么个好传统，不该你知道的事，同志们之间不会随便乱传乱说的，也不会去瞎打听。

但是，即便是个傻蛋，也会从接连发生的这三件事之间（最高人民法院下达暂缓执行死刑命令、劳东林因“车祸”暴死和“副市长”突然“自杀”），感觉出一点什么来。李敏分有意向他隐瞒“副市长自杀”这个消息，是不是为了不让他感觉出这里必然存在的某种联系？不希望他由此做出某种推断？难道……难道，这个李敏分跟劳爷之死、副市长之死真有什么掰扯不开的牵连？

另外，曹楠要是没有掌握一点李敏分的什么“情况”，她绝对不会老清黑早地上李家门口来堵他，更不会让他在汇报时一定要对李敏分“有所保留”。

那么，曹楠到底又掌握了李敏分的一些什么“情况”呢？

她，一个区图书馆的管理员，怎么会搞到李敏分的情况？为什么要去搞李敏分的情况？等等等等。真可以说是越想越复杂，越捉摸越糊涂。

也许，一切都是这小丫头“编造”出来的。她原先就患有精神狂想症？

后来的时间里，他忐忑……他焦急地等待着曹楠的电话。但一个上午过去了，曹楠却一直没来电话。邵长水托人从侧面去区图书馆了解了一下，证实小丫头精神正常，头脑清醒。这反而让他更“迷糊”了。快到中午时分，还不见来电话，他真有点急了。一直到要开饭了，办公室的人都去了食堂，仍不见有电话来。他主动往区图书馆那儿打了个电话。没人接。

想了想，干脆去瞧瞧吧。区图书馆里已经没人了。大门二门都锁上了，整个院里都空空荡荡的。他掏出手机来查看，显示屏上也没有“未接电话”和“短信息”的显示。奇怪啊！她天不亮，跟救火似的赶到李敏分家门口来堵他，这会儿怎么又完全不见动静了呢？到底在搞啥名堂？!他在紧闭着的图书馆大铁门前默默地发了会儿呆，决定先去把午饭吃了再说。

刑侦总队在省厅大院左翼副楼的顶层。整占了一个楼层。他按往常的惯例，没坐电梯，是走着往下去的。刚走下一层去，透过通平台的玻璃大门，随便地向下扫了那么一眼，却让他吃了一大惊。他看到，曹楠那小丫头正跟李敏分肩挨着肩地，走出他们省厅的食堂，走过大院的中心花圃，正向大院的后门外走去。两人神情亲和，好像在小声地说着什么悄悄话。他立即倒吸了口凉气。难道说，今天老清黑早，在李家小院门前白杨林里发生的事，只是李敏分借助曹楠小丫头，故意导演来考验他的一场“戏剧小品”而已？难道说，省城的人际关系，也会像某些名利场上显示的那样，充满着“险恶”和“阴谋”？他不敢相信，当时在白杨深处，曹楠脸上显示出的那种忧虑和焦急，苍白和抑郁，全是“演”出来的。他更不相信中国当代会有这样演技高超的演员，能在自己的眼神中“扮演”出那样一种神情，要知道那是一种发自灵魂底部的战栗和忧虑啊。一向声称自己身上没有一点艺术细胞，也从没有演艺经历的邵长水却坚信，这样一种战栗和忧虑是绝对伪装不出来的，也是表演不了的。况且曹楠压根儿就不是个演员。她年轻，也许会幼稚，但绝不虚饰。但是……但是，又怎么来解释眼前这个景象呢？

人类啊，难道你只能在自私和虚伪中奔突贲张吗？

他呆立在那儿，目送着这两人出了大院。随后，李敏分上了一辆等候在大院后门口的红旗车。曹楠等那车开走后，一边向不远处的区图书馆走去，一边掏出手机，不知在给谁拨号。几秒钟后，邵长水口袋里的手机响了。他慌忙掏出手机来看，正是曹楠打来的。

“说话方便吗？”曹楠问。

“……”邵长水愕愣了一下。一时间，他居然有些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了。

“喂，是您吗，邵助理？怎么不说话？”曹楠问。

“啊……是我。你说，咋的了？”邵长水忙回答，竟然有一点语无伦次了。

“什么‘咋的了’？不是说好，咱们约时间要见一面的吗？”曹楠反而显得很有理，也很有“成竹”似的。

“啊……对。见面。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哩。你说，啥时间见，在哪儿见，听你的。”

放下电话后，他却呆坐了好一阵。

真去见她，还是就此回避不见？

如果按邵长水过去的脾性和习惯，他指定是要回避了，不会再去见她。凡是领导没指派的事，在他，一定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况且又是这么一个小丫头，你去跟她再蘑菇个啥嘛？但今天，邵长水却有点“反常”了。他想去见她。而且非常想去见她。为了劳爷？为了那一天一夜的陶里根之行？为了接二连三发生的大事小事迷事浑事？为了心头凝结的所有的谜团？一切都说不好。反正他想去见见这个小丫头。

六 江边三号码头

一小时后，邵长水按曹楠定的时间和地点，正要赶往江边三号码头街九号院去见她的时候，却接到了赵总队的电话：“出大事了。你赶快过来，跟我一起去出现场。”赵总队要去看的现场，就是祝磊“自杀”的现场。这事当然耽误不得，邵长水赶紧顺延了跟曹楠的见面时间。等他和赵总队等一行人驱车急速赶到，省公安厅、市公安局和司法、检察等各方面的负责人都已经赶到了。现场位置在市局第一看守所一个窄长的天井里。市局第一看守所是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建的老式“监所”红砖楼，成放射状，上下三层。以管教办公室为中心，放 射出五条笔直的“筒道”。每条筒道两侧，便是拘押那些犯罪嫌疑人的“监所”。一间挨一间，小铁门，大铁锁。门上留着小小的窥视孔。

这些年中央实施反腐败战略，由此落马的中高级官员一年比一年增多。这些出问题的官员经党和政府的纪检、监察部门审定，一旦移交司法部门处理，进入司法程序，在正式批捕后，都会暂时拘押在这里；等法院审理完毕，宣判有罪，定下刑期后，才会送往监狱服刑。为了便于管理，市局看守所把这些“前官员们”都集中关押在三楼的那三条筒道里。这三条筒道中，有一条是专门关押前厅局级以上的高级干部的。其余的两条筒道，一条关押中级以下的官员，另一条则是专门用来关押“死刑犯”的。有个常识性的问题可能并不为多数读者知道：犯罪分子一旦被判死刑，就留在看守所里等待最后的执行，不再往监狱送了。因此，祝磊这一年多一直被关在三楼那间被称作“C－10”的监室里，等待最高法院下达最后的死刑执行命令。那天突然接到最高院暂缓执行死刑的命令，也许是太兴奋了（？），他突然感到胸闷，左心前区剧烈疼痛，浑身乏力，脸色苍白，浑身冒冷汗，被紧急送往看守所的医护室治疗。看守所的医护室在一楼。当时有一名管教带着两名法警监护着他，往一楼走去。据当事人回忆，快要走到楼梯口时，他突然推开身旁的法警和管教，急速向筒道尽头跑去。等两名法警追赶上去，他已经纵身跃出窗外，坠下楼去。其中一名法警跑得快，还拉了他一把，叫了声：“祝副市长，你别这样……”但还是没拉住。

由于大伙一开始就没往“他杀”上想这件事，现场保护得并不好。揭开覆盖尸体的床单，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撞击的致命伤出现在头部。祝磊跃出的那个窗口的下方，恰好有一块大石头，祝磊掉下来以后，他的头就撞到这块大石头上。后来的尸检报告也证实，造成祝磊死亡的惟一原因，就是头部的这个撞击伤。

事情似乎是很清楚的。所有到场的领导在认真听取了事发现场几个当事人的陈述后，又根据尸体检验结果，一致都认定造成祝磊死亡的原因为“自杀”。

可是，祝磊早不自杀，晚不自杀，为什么偏偏要在最高人民法院对他的死刑下达了暂缓执行的命令后，才去结束自己的生命呢？你不结束我的生命，那就让我自己来结束它吧。难道他那么盼望死？如果他认为自己罪该万死，又非常想死，为什么当时对死刑判决还提出了上诉？他上诉，就说明他觉得自己罪不该死，至少说明他还不想死。他既然认为自己不该死也不想死，为什么偏偏要在最高院给他一线生机时，却又突然去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完全不符合常情和常理啊。

当然，如果不是自杀，又不是其他原因造成的正常死亡（如病故等），就只能是他杀了。如果真的定为他杀，这问题就复杂了。因为他杀就得有凶手，就得有杀人动机，就得是有人从窗口把他推下楼去的。谁会是这个“凶手”呢？他（他们）为什么要杀害祝磊？事发现场除了祝磊，只有三个人：两个年轻的法警和一位从基层派出所调来看守所已经工作了五年的中年管教。三名司法人员集体“谋杀”一名死刑犯，可能吗？他们又为什么要这么干？这……这……这如果不是天方夜谭，也绝对是荒谬之极的旷古奇闻……

……回省厅的路上，车里一片静寂。所有人都被涌上心头的这些个疑团窒息住了。回到办公室，赵总队也没像往常那样，立即召集所有去看现场的同志坐下来好好地研究分析一下案情。既然领导们都已经认定祝磊的死亡是“自杀”，还用得着刑侦总队再去“研究分析”吗？但他还是把邵长水留了下来。

“你怎么看这件事？”他问邵长水。

“嗯……”邵长水犹豫了一下。

“别跟我‘嗯’。照直说。”

“很难说。”

“啥叫‘很难说’？你不认为祝磊是自杀的吗？”

“总队长，咱们都处理过那么些命案了。您说，祝磊在这个时候‘自杀’，说得过去吗？”

“……”赵五六沉吟了一会儿，突然从记事本里取出一张皱皱巴巴的小纸条放在邵长水面前。

“啥玩意儿？”邵长水问。

“你瞧瞧呗。”赵五六不动声色地说道。

邵长水展开纸条。只见纸条上没头没脑地只写着这样一句话：“石头是事发头天晚上才挪到现在这个位置上去的”。

“有意思……”邵长水仔细地研读了两遍纸条上的那句话，又翻过来倒过去的，查看了一下这纸条纸张的大小、质料、样式，问道，“这是谁给您的？”

“有人偷偷地夹在我记事本里的。”赵五六答道。

“夹在您记事本里？”

“看完现场，我们不是全都去了看守所那个会议室喝茶休息吗？当时我抽空上了趟厕所。因为瞧着会议室里全都是我们自己人，我就把背包、记事本什么的全撂在会议室的桌子上了。等我上完厕所回来，发现记事本里夹着这么张纸条。”

“他啥意思？那块石头是事发前被人有意挪到现在这个位置上去的，整个事件是有预谋的……”邵长水分析道。

“三个司法干警联手谋杀一个死刑犯，你觉得可能吗？”

“……的确有点玄。”

“就算有人在事发前搬动过这块石头，那搬石头的动机和起因多了去了，比如，有人在那儿干活儿累了，搬块石头过来坐会儿歇歇，没想到第二天让祝磊碰了个头彩。不一定非得是一种杀人的预谋，安排好了就是让祝磊的脑袋往上砸的。”

“是的，各种可能都存在……应该赶快找到这个写纸条的人。这个人应该不难找。他首先应该是看守所内部的人。不是看守所内部的，不可能对石头的位置发表看法。他又应该是那一会儿能进入会议室的。进入不了会议室，也不可能在那儿把纸条塞到您的记事本里。而当时，能同时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人并不是太多，应该不难查。”

“……”赵五六不作声了，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收起那张纸条，告诫邵长水道，“这件事，暂且不要对外声张。一切都等我向袁厅长和焦副厅长汇报完了再说。咱们再看看厅领导的意思。”

“那当然。那当然。”邵长水忙答应，然后他又说，“这件事还有一个地方有点蹊跷。我是今天一早回到省城就知道祝磊出事了，当时天还没怎么大亮。那么，祝磊真正出事的时间要比这还要早。但通知我们去看现场，都是什么时间了？中午以后了。中间隔了多少小时？！事情发生在看守所。都是懂法的人。按要求，发生这么大一件事，必须立即报警，保护好现场，并通知刑侦部门尽快派人勘查现场和确定死因。为什么隔了这么长时间才通知我们去看现场？而且现场破坏得那么厉害。那天井里人来人往，光乱七八糟的脚印就踩了六七十个。这些都很难解释得通。”邵长水一口气说下来，见赵总队只是怔怔地听着，不作任何反应，又坐了一会儿，见总队长还是闷坐着不作声，知道自己该走了。

在往外走的时候，他也曾犹豫过，要不要把曹楠对李敏分的“怀疑”和自己手上还拿着劳爷留下的那两件东西，一并向赵总队报告了。但犹豫的结果，他决定暂时不报告。他想，自己刚到省厅，还没定岗定职，因此，不管干什么事，都得坚守两个原则，一个是“十分把握”的原则。凡事没有十分的把握，宁可暂时先不做。比如，曹楠和李敏分，到底是咋回子事？还没完全闹清楚嘛。别说十分，连一分把握都没有嘛。没把握，就先不要去乱说乱汇报。尤其像牵涉到李敏分这样一类在整个公安厅里都要算是“重量级”的人物，那就更得谨慎。第二个就是“留有余地”的原则。凡事都要做得留有余地。这个“余地”，就是利于“自我保护”。劳爷的那两件东西，早上汇报时忘了交，这会儿再交，总得有个好的说辞。这种事，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领导上要不跟你计较，它也就不算个事儿；但一旦要正经计较起来，也可以据此闹你一个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既然已如此了，暂且还是别做得太仓促了。但他还是顺便跟赵五六报告了一下，他要去看望一个叫曹楠的女孩，向她了解一点情况。这样轻描淡写地报告一下，也为日后万一需要将这件事认真做什么汇报时，埋下一个伏笔。

码头街几十年前是这座省城有数的几个“繁华”、“热闹”去处之一。那年月，既没有空中交通那一说，陆路交通也非常落后，仅有的那种烧木柴的汽车，数量少，质量差，完全不敷使用。惟有水运较为发达。因此，码头，就成了南来北往、人货交流的重要枢纽。俗话说，汽笛一响，黄金万两；篙橹一动，就娶新娘。这儿当年是富商巨贾、恶霸行帮、军警宪特、小偷流氓、戏馆妓院、说书看相和苍蝇老鼠狗貔豺狼云集的地方。三号码头街是当年来自徐州的一个富商耗巨资盖起的一条住宅街，只租不卖。一条街上盖了二十来个院子，每个

院子都跟北京的四合院似的，用几幢房子围起一个封闭的院落。但它跟那古老的四合院又不同，它包围院落的不是青砖平房，而是砖木混砌的三层楼房。这二十来个院子历经世纪风雨，幸存的不多了。九号院，便是既侥幸又不幸能留存至今的少数几个院子中的一个。说它“侥幸”，是因为不管怎么的，它被保留下来了。它“长寿”，七八十年来有幸亲历时代变迁风云，作为时代的象征，历史的见证，它至今享受着这个城市里多数人的尊敬和关切。几年前，大院门口还被挂上了市级文物保护牌子，经常会有一些中小学的学生和外地游客在老师和导游的带领下，上这儿来参观寻访。说它“不幸”，它毕竟是作为“旧社会”的象征而存留的。“伤痕”累累，老态尽现，生活设施极其落后。冬天，楼上住户的生活废水通过他们自己安装的二三十米长的塑胶管子，直接排往院子中央的地沟里，常常在院子里积起一个个巨大的黄褐色的冰砣子，和堆积在廊檐下那一个个黑色煤堆，形成叹为观止的景象。一到夏天，不可免的遭遇就是气味难闻。这里的住户当然强烈要求拆迁这样的院落，多次联名上书市府和省府。他们希望，即便为留做“教育基地”用，最起码，旅游局、文物局和教育局一起掏点钱出来，改善一下这儿的生活设施，以便住户们能在这儿安心地住下去，充当“旧社会”的模特儿。这件事已经引起市里各级领导的关注，但也挺让他们为难。主管领导说，这条街的状况，是一定要改善的。但市政建设资金有限。当前市政建设的面铺得又比较宽。要照顾的重点又比较多。完全要由国家掏钱来修缮改建它，确实困难重重。这条街的问题研究过多次，都以不了了之而了之。好在这些老房子目前还能住人，还能凑合。至于今后怎么个改，何时改，就只能等慎重考虑研究出个结果来再说……况且，有关领导并没有要求这些住户非得留住在这儿发挥什么示范教育作用。房子空关着，一样能充当“教育样板”。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很明白的。

一部分住户便搬走了。现在新房多的是，只要你兜里掏得出人民币。但并非所有的住户兜里都掏得出那么些人民币的。应该说，大部分住户还是买不起新房的，尤其买不起市区繁华地段新建的那些楼盘。

曹楠住三楼。实事求是地说，她至今还住在这儿，主要的原因还不是“人民币”问题。

邵长水通过一段搭建在户外的木楼梯，颤颤巍巍地上了三楼。这段木楼梯好几个柱脚都有些歪斜，分别都绑上了或支撑着加固的木条。楼梯板早已朽蚀发黑，也都开裂了。三楼的廊檐下堆满了各家各户淘汰出来的旧东西。这些旧东西，卖又卖不出个好价钱，今后恐怕也不会再去使用它们了，连送人大概都不大会有谁愿意接受了，但那些户主却仍然不舍得扔，都用旧席子破毯子将它们包着裹着，也就是堆放在廊檐下蒙尘而已。

曹楠的住房在三楼右侧最后第二间。门上果然如她在电话里强调过的那样，挂着一块非常干净的白布帘子。白布帘子一角粘着一个时下流行的日本卡通“流氓兔”彩贴。屋里收拾得十分干净。从种种陈设和装饰来判断，显然是一个女孩的“单身”住处，必不可少地散发着一股淡淡的香味。一开始邵长水怎么也不相信这就是曹楠的住处。因为曹楠平时给他的印象是，“气质不凡”，穿着也比较“得体和高贵”，似不该住在这样一种“贫民窟”里似的。坐下后，他略略地打量了一眼屋内陈设，微笑着，略带一点诧异的口吻问道：“你咋就整了这么个住处？”大概已经不止一次经受这样的质疑了，曹楠都有点不屑于认真去回答了，只是淡淡地笑了笑，回答道：“是啊。这有什么问题吗？”“没有没有。这能有啥问题？”邵长水忙笑道。后来他才知道，两年前，城（市）改（造），曹楠家遭遇拆迁。全家都挤到亲戚那儿去暂且过渡。她一个大姑娘见天在人家里吃住，既不方便，也不自在。那时，“劳叔”还没离开省厅，得知这情况后，动用了点关系，又请房管所的头头吃了顿饭，可能还给人家许了什么愿办了些什么事，她就不太清楚了；最后给她在这儿整了这么间房，应该说救了大急。再怎么说，有了属于她自己的一个空间，总比跟亲戚家的大男大女们挤在一起强。她当时只想临时凑合一下的。后来，全家回迁新房，得到一个两室两厅的单元套。新房虽说比她们家原先在大杂院住的那两小间平房宽敞多了，也亮堂多了，厨卫设施也周全多了，但毕竟还是得跟妹妹住一个屋。她绝不是嫌弃妹妹和父母，但毕竟已是二十大几的人了，真的非常想拥有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非常希望每天能有那么几个小时，每星期能有那么一两天、两三天，完全归自己支配。她知道，人是不可以完全只属于自己的，但完全不能属于自己的日子，的确也难以忍受。于是，她说服了家人，允许她在新家和码头街这两头轮流住着，来回跑着。她清楚，在省城，无数像她这样年龄的女孩子都还不可能独自享用这么一个“生活空间”。而自己一开始独立生活，就能找到一份比较体面的工作（虽然区图书馆的月收入有点儿少），又能拥有这么一个“独自享用的生活空间”（虽然老旧得不成个样子），但她真的已经挺知足的了。

自称了解曹楠的人，都说她生活上容易满足，人际交往上绝不惹是生非，秉性恬淡兼容，趣味习性高雅平和。有时还稍稍显得有一点孤僻，有一点忧郁。这倒反而给她增加了一份“旧时邻家女”的可人疼惜处。但这些说法其实是很片面和很主观的。你要是真的有可能往深处去“阅读”她，交往她，你大概就不会只得出如此浅近，又如此一厢情愿的结论了，你就会知道这女孩绝对不像你们平时看到的那样恬淡自适。她的内心、她的个性和作为，都远比一般人所能感觉到的要复杂和强烈得多，而且还应该说是复杂强烈得“多得多得多”。这

女孩的与众不同处在于，她并不在乎自己住得怎么样（虽然她很会装饰自己的房间），她也不在乎自己穿成个啥样（虽然她总能淘买到比较便宜的最新时装），更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她（偏偏不管走到哪儿，她都比较吸引人的眼球）。说她“我行我素”，许多时候她却又显得特别老实听话；说她“老实听话”，却冷不丁地总能干出一些让你大跌眼镜、连连跺脚，甚至“痛不欲生”的事情来。界定她，最准确的词语是，“说不准摸不透”。这是她的妈妈和她中学时代的班主任积多年的“痛苦”与“骄傲”得出的惟一结论。

邵长水敲开房门时，曹楠显然还在为他的到来做着最后的准备。她显然没料到他能来得这么快。她好像在屋里匆忙地撤走一些陈设，又挪动一些陈设。这是她一贯的“手段”和“伎俩”：接待不同的客人，或不同时期接待同一个客人，她总会刻意地要挪动和改变一下房间里的陈设。即便不为客人，只为自己，过上一段时间，她也会去挪动和改变的。丁零当啷地折腾到半夜，折腾到灰头土脸，筋疲力尽，往地板上一躺。她喜欢给自己创造惊喜和新鲜感。一个花瓶在同一个地方，她绝对不会让它安安生生待上一个星期。一年下来，这只花瓶能在她房间里整个儿“游”上好几圈。她总在寻找各种各样的最佳结合点，临界点。对于她的这个“特色”，她妈和她那位中学时期的班主任是有分歧的。这也是她俩在她的问题上表示出来的惟一的分歧。她妈认为，她的这种不稳定性将使她痛苦一生。班主任却认为，也许会很痛苦，但却使她有可能走向成功。“成功？谁？她？谢谢吧。”她妈苦笑着摇了摇头。

邵长水一眼就注意到房间里有一个角落是专门陈放书的。书架做得非常别致。是在一根立轴上装了许多块可以推拉移动的搁板。搁板和立轴都油成了深棕色，并显露着原木拙朴粗犷的木纹。每一块搁板上陈放的是不同类别的书，或是不同用途的书。比如，有一块搁板上放的全是动物学方面的书。另一块搁板上放的则是她一个好朋友所需要的文字资料。那个好朋友怀孕了，快要生了。于是她收集了许多关于坐月子的、关于育婴的、关于早期开发幼儿智力的、关于妇婴卫生的、关于催奶和退奶的小窍门的……书籍和剪报，以备“咨询”。（这大概跟她常年在图书馆工作养成的习惯有关。）但有两块板上放的却全是公安和司法方面的书。刚走进房间时，他还看到她床头放着一本刚看了一半的书。没容他细看，她就抢着去把书塞到枕头底下去了。但一晃之间，邵长水还是看到了书名上的两三个字，好像是专讲性学的。藏起书，她的脸色并没有像想象中的那样，应该大红起，只是略显得有一点尴尬，微笑着把枕巾重新铺整齐了，这才回身去给邵长水沏茶。这个二十多岁的丫头，偷看一点性学方面的书籍，邵长水觉得还可以理解，时代毕竟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嘛；但她为什么对公安和司法那么感兴趣，这倒让他有一点颇费思量了。

“为什么要我在汇报时对李主任有所保留？”邵长水一边继续打量着屋内的陈设，一边带着微笑、却又直截了当地问道。他微笑，是希望尽量减少“公安干警”跟人谈话时总免不了的那种居高临下的生硬感，不希望吓着了这小丫头。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对这个“小丫头”充满了疑虑，而且近日来这疑虑越来越大，但还是挡不住那种直觉上的好感。

曹楠没马上接邵长水的话茬，沏上茶来后，默坐了一会儿，在此期间也给她自己沏了杯 茶，端在手里，慢慢地抚摸着旋转着那廉价的贴花玻璃杯，低声问道：“劳叔的后事都办妥了吗？是拉回省城来火化，还是就地火化？”

“案子查清前，根本谈不上火化的问题，更谈不上在哪儿火化。”

“那就一直在医院太平间的冷库里冻着？”

“大概吧……”

“……”她眼圈骤然红起，又沉默了。

“还是说说李主任的事吧。”邵长水催促道。

“您是不是觉得我这个人挺可疑的，手伸那么长，管那么多闲事？”曹楠试探着问。

“你说呢？你觉得自己可疑不可疑？一个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居然知道省公安厅一个刑侦人员的动向，不仅知道我去了陶里根，还知道我哪天会赶回来汇报，还在去汇报的路上拦截了我，向我发出那样一种严重的警告……你说你到底是个什么人？你到底跟我们公安厅内部的哪些人有过来往？你为什么要掺和这种不该你来掺和的事？”邵长水正襟危坐地发出一连串问题。

“审讯我呢？”曹楠抬起头，轻轻地反问。

“你觉得这就像审讯了？你见过真正的审讯吗？”

“……”曹楠低下头去，又不作声了。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邵长水再一次催促道。

“……劳叔没跟您说过什么吗？”过了一回，曹楠这么回答道，提到“劳叔”，她的眼眶立刻湿润了，语调也马上沉降下来，甚至不由自主地哽咽了一下。

“……他应该跟我说些啥？”邵长水追问道，口气渐趋严厉。

“……他没跟您谈过李主任，也没谈过别的什么吗？”曹楠脸颊上泛起一层淡淡的红晕，惶惶地反问道。

“他应该告诉我一些什么？他又跟你说了些什么？”邵长水逼问。

“那天，他告诉我……他出事了……”

“他出事后还给你打过电话？”邵长水一惊。

“是的……”曹楠说着，眼泪止不住地涌了出来。

“他咋说？”

“他说他出事了。可能不行了……他说李主任这人看问题比较片面，让我今后在跟他的接触中一定要多加留意。”

“是谁告诉你，我今天一早会去找李主任汇报的？”

“……”曹楠又不作声了。显然这个问题可能点到了某个要害上。过了好大一会儿，她才说道，“……是李主任自己告诉我的。”

“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事？”

“因为……因为……”

“因为个啥？”

“因为本来约好今天早上我要去他那儿看他的。他说，让我改期，因为您要去，还有赵总队长和其他一些领导都要去他那儿听汇报……”

“劳爷为什么让你对李主任要多加留意？”

“当时在电话里他没细说。当时那个情况，他也不可能细说。”

“那他也没让你来劝阻我啊。”

“可他说了这么一句话，他说，如果他真不行了，今后有什么事，尽可以跟您多交流。他说您是个好同志。当时他已经说得非常吃力了，然后又说了一句。他说，小楠，看样子，{奇书手机电子书网}我是真的不行了……这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说到这里，曹楠忍不住大声呜咽起来。

“关于李主任，在此之前，他还跟你说过些什么？”

“……”她抬起头怔怔地想了想，刚要回答，外头楼梯上突然响起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那脚步声显然是曹楠熟悉的。听到脚步声一下下逼近，她脸色立即变得惊慌起来。

“是李……李主任……李敏分……”她呆愣住了，忙转过头去告诉邵长水。

“他怎么来了？你也约了他？”邵长水也愣怔了一下，问道。

“没……没有……”曹楠慌慌地答道。

“那他怎么来了？”邵长水问。

“最好别让他瞧见你来我这儿了……”曹楠慌忙擦去脸上的泪痕，又从床头的一个粉盒里取出一个粉扑，轻淡地补了补妆，拿起那个白色的小皮包，一边向门外走，一边吩咐邵长水道，“一会儿，等我把他引开后，您再走。”又急急地问，“您的车没停在院门口吧？”听到邵长水回答她：“车停在马路对面那个洗浴中心门前了。”忙说：“那好。那好。”这时李敏分差不多已经快走到三楼的楼梯口了。只听到她匆匆迎住李敏分，并在楼梯口跟他说了几句什么，便引着他往楼下去了。

邵长水回到省厅，又在办公室待了一会儿，再回到家，已经很晚了。妻子和孩子都睡下了。在过厅里稍歇了会儿，等妻子那边再度发出间歇性的低微鼾声，便悄悄从壁柜自己专用的那个抽屉里取出劳爷的那两件东西。

回来后，他还一直没捞到工夫仔细琢磨过这两个“宝”。他把它们存放在一个香樟木雕的小首饰匣里。这雕花木匣还有一点小小的来历。它是省警校附近艺术专科学校的一个女学生送的。去年，警校和这个艺专搞“军民共建”，邵长水被派去为艺专高年级的学生讲司法常识课。邵长水是个“侦破能手”，但口才并不好，攒了一肚子的侦破故事，总也讲不生动。但不管他怎么讲，总有那么一个女生，老是听得那么专注，课前课后还老主动地帮着擦黑板、灌暖瓶……十节司法常识课讲完后，他的“共建”任务就算告一段落。回警校后的某一天，传达室忽然打来一个电话，说是有人给邵教官送来一小包东西。邵长水问，是谁送的。传达室的教工说那人放下东西就走了，没留任何话，也没留姓名，看模样是个女学生，但肯定不是咱警校的学员。邵长水打开那小包看，里边包着的就是这个雕花小木匣。匣子里也没任何留言之类的东西。但直觉告诉他，它肯定是那个“特别专注”的女孩送的。为什么一定是她，他自己也说不清。他当然不会以此为借口再去找那个女孩。但他却出于一种异样的情感，一直挺珍视这件小东西，后来就把它收藏了起来。

小木匣上的浮雕其实并不精致。特别精致的东西会特别昂贵。那样的东西估计她也送不起。打开匣盖前，他习惯性地戴了副侦查员勘查现场时常用的手套，并且调整了室内的灯光，拿出自己那部心爱的佳能相机，准备把这两件东西都拍了，留个底。他想到，自己还是得尽快地把这两件东西交给组织上。他不可能、也不应该长久地把它们扣留在自己手中。做好这一切准备后，他轻轻地掀开匣盖，一桩完全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木匣子里竟然空无一物。那两件东西全不见了。霎时间，他的脑袋嗡地一下炸响起来，后脊梁上立刻渗出一片冷 汗。这怎么可能呢？东西是他亲手放进去的。家里的人，无论是妻子，还是孩子，从来也不会动他的东西。这是多年来立下的规矩，养成的习惯。它们怎么会“不翼而飞”了呢？他呆站了一会儿，惊醒过来，忙不迭地去抽屉里翻找，甚至盲目地在整个壁柜里翻找。都找不见。再一次呆住。再去叫醒妻子，为了不至于吓住她，尽量和缓了口气，问她动过他抽屉里的东西没有？

她问，啥东西？

他说，放在一个小木匣里的东西。

她问，是放在那个女式首饰匣子里的东西？

他脸微微一红，说，啥女式不女式的，我抽屉里就那么一个小木匣。

她说，如果你说的就是放在那个女式首饰匣里的东西，那的确是有人拿走了。

他立即站起，急问，有人？谁？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就随随便便让人拿走我东西？

她说，你领导来拿，我能不给？再说，当时怎么找你都找不见。打你手机，你又把手机关了。我怎么跟你说啊？

他不想跟她再胡扯八扯的了，忙问，领导来拿的？哪位领导？

她说，还能有哪位领导？要是别的领导，我也不会给啊。可你们刑侦总队的赵总队长和你们厅办公室原先的那个李主任，他们两个，我能不给？

他一愣，是他俩？

今天下午，总队长和李敏分突然上家来找邵长水。很着急的样子。说是有两件很关键的东西，要立刻从邵长水这儿取走；并且还说，要取的这两件东西跟某一起大案有关。既然跟案子有关，那就更耽误不起。妻子跟邵长水生活了这么些年，耳濡目染，也知道，不管是什么东西，只要跟破案有关，它们对于这些刑警来说，肯定就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于是在问清了是两件“小东西”以后，慧芬（邵长水的妻子姓孟，名慧芬）立马想到了那个小木匣。她早就从长水的抽屉里注意到了那个“女式”的“首饰匣”；只是出于高度的信任和必要的尊重，没开口追问它的来历罢了。后来也果然从木匣里找到了那两件东西。

他们怎么知道他手里还有这两件东西？而且还知道得那么具体：是两件“小东西”？完全不可思议嘛。事发现场只有他和劳爷两人。天知地知，他知我知。如果不是劳爷的“鬼魂”去告发，赵总队和李敏分怎么会知道他手里还留着劳爷的这两件“小东西”？

真出“鬼”了？

不可能嘛。

现在，领导们会怎么看待他的这种“欺瞒行为”？

在公安队伍中，下级对上级有意隐瞒重大案件的关键情节或证物，这就不仅仅是个“过错”问题，情节和后果严重者，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他越想越胆颤儿。一时间，邵长水脑子里跟开了锅的稠粥似的，烫烫地，灼灼地，一片空白，一片昏暗，又一片粘稠，一片翻腾……

正在这时候，家里的电话铃响了。电话是李敏分打来的。李敏分让他立马到他家里去一趟。

“立马？”邵长水忐忑地问道，同时又情不自禁地向依然漆黑一片的窗外瞟了一眼。

“立马。就这会儿。”李敏分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不出所料，在李敏分家等候着他的，还有赵总队。同样不出所料，讯问是严厉的。由于深夜还没休息，身体原本就不好的李敏分，脸色在灯光下显得格外的苍白。而黑脸膛的赵总队则神情森然肃穆。劳爷的那两件东西就在台灯旁放着。

“咋回子事？”赵总队问。

“没咋回子事。”邵长水答道。

“没咋回子事，你为什么不把它们立即交出来？！”赵总队又问。

“你们要相信我，就听我解释。要不信，我就啥也不说了，你们直接给处分就行了。东西我的确没在第一时间里交给领导。但绝不是故意的。确实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你早上不交，还可能是疏忽，或大意。可下午呢？晚上呢？这会儿都几点了？下午你还外出了一趟。这你怎么解释？！”李敏分反驳道。

“邵长水，据我们了解，你过去不是那种藏奸耍滑的人嘛。”赵总队说道。

“我现在也不是。”

“哈哈，你瞧他把自己说得。”

“这档子事，我的确做错了。但我确实不是故意在跟你们藏奸耍滑。”

“说实话吧。”

“我说的每一句都是实话。刚才我说了，你们要相信我，就听我解释。要不，就直接给处分得了。”

“嗨，还挺横!处分？你以为你能逃过处分？你以为你解释清楚了，就能不处分你？告诉你，话说得清楚说不清楚，处分都是要给的。现在就看你的态度了。如果发现你还在耍什么小动作的话，处分？那就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处分的问题喽。”李敏分的一番话，顿时把现场气氛整得非常紧张。他这是在拿搞“对敌专案”的劲头，在跟邵长水谈话。

邵长水低下了头去，不再作声。一路上他已经想好了。这事要放在平时，肯定不至于这么严重。但偏偏牵涉到一个“代省长问题”，又发生了劳爷的“非正常死亡问题”，这一关可能就会不怎么好过了。真是一不留神撞到枪口上了，也是倒霉蛋催的，让自己赶上了这一茬。但不管咋的，都必须过。最终哪怕要付出很高的代价，那也得付。现在最重要的是重新取得领导的信任。有信任才会有谅解。有谅解，才会有“特殊政策”。要取得这种重新信任，惟一的办法就是“真诚”。彻底向领导敞开心扉，亮出“底牌”。反正已经这样了，爱咋咋的。不管怎么样，自己的确没有要跟领导唱对台戏的想法。于是他把自己从到陶里根前后，一直到今天为止的内心感受和过程中所产生的一些思想波澜，实实在在地说了一遍。

真是人说的：大机关没小事，半点儿都疏忽不得啊。

“这么说来，你是对我们这些人有怀疑，才不舍得交出这两件东西的？”听完了邵长水的陈述，赵总队哑然一笑道。

“我怀疑谁，也不能怀疑您……”邵长水的脸微微一红，赶紧解释。

“言下之意，就可以怀疑我了？”李敏分冷冷一笑道。

“李主任，您这么跟我咬文嚼字，我就没活的了。”

“你留这两件东西到底想整个啥？”李敏分依然不依不饶地追问。

“我哪想要整个啥？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把它们给疏忽了……”邵长水赶紧撇清。

“稀里糊涂？你是稀里糊涂的人吗？你不想整个啥，干吗要私自‘秘’下这两件东西？”李敏分死咬住不放，青白起脸一个劲儿地追问。

“如果李主任一定要这么认为，那我也就没得可说的了。反正是我错了，你们瞧着办吧。”说完，邵长水低下头去再不作声了。他觉得该说明的已经说明了，自己就不能再跟领导“顶牛”了。

“要不是我们亲自去陶里根走了那么一回，还真不知道有这两件玩意儿落到你手里了。”赵总队叹着气慢慢地说道。原来，事发后，赵总队等人随省厅主管刑侦的焦副厅长一起到陶里根去处理劳东林的后事，同时又大概齐地把事情发生过程了解了一下。陶里根人民医院急诊室的一个护士反映，事发当时，她从门外路过，无意中从虚开着的门缝中看到，浑身是血的劳爷挣扎着从一个黑色的手包里掏出一点什么东西给了一个“三十来岁、中等个儿、身穿黑色皮夹克、留个寸头”的男子。

“这个‘三十来岁、中等个儿、身穿黑色皮夹克、留个寸头的男子’，你说是谁？”赵总队问道。

“是我……”邵长水歉疚地点了点头说道，然后小心翼翼地问，“焦副厅长亲自查下来，得出什么结论了吗？是谋杀？还是个纯粹的交通事故？”

“结论？哪那么容易……”赵总队答道。看得出，他有些闪烁其词，不想正面回答邵长水的问题。邵长水也很知趣，就没再追问下去，默默地又等待了一会儿，见两位领导也保持着沉默，好像不是要继续再在这件事上追究和批评他了，便站了起来，诚恳地说道：“我回去好好写个检查。看……还要不要在刑侦总队的全总队大会上做一次公开检讨……”

“这个，你等通知吧。”李敏分说道，“这件事我们还得向厅领导汇报哩。眼看就要开两会了（省人民代表大会和省政协会议），厅领导就怕出这样那样的事，一再关照大伙，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在重大问题上千万别出什么纰漏。你也是个老公安了，应该懂得这些。”李敏分得理不饶人地叨叨着。

“那，下一步……我……”

“你先别考虑你自己的工作问题。刚才李主任已经说了，下一步的事，你等通知。”赵总队很干脆地说道。

邵长水的心整个儿地一凉。一震。事情怎么一下就闹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连工作都不给安排了？不至于呀。他怔怔地看了看眼前这两位领导，似乎要从他们的神情中探查出一些如此严厉的真正原因来。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过一两分钟，李敏分又问了句：“你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说的？”他怔怔地答道：“没了……”李敏分又追了句：“真没了？”他仍怔怔地答了句：“没了……”他俩就让他回去了。

回到家，慧芬居然还没睡，还在大房间里不安地等着他。

“没事吧？”她忐忑地问道，一边赶紧给他拿来拖鞋。换了鞋，他一声不吭地往床上一倒。慧芬便在床沿边上呆呆地坐下，既不敢探问领导把他叫去后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也不便随意说些软话来安慰，只得忧心忡忡地看着两眼发直、一个劲儿地只知呆望天花板的他。

“你睡吧。明天上班还要起早。”过了一会儿，邵长水说了这么句话。

“那……你也睡吧……把外衣脱了……”慧芬赶紧起身，想为邵长水打开被子。但邵长水却没动弹。过了一会儿，他突然从床上坐起，直奔壁柜而去。不知他要在壁柜里搜寻什么，总之，上下左右所有犄角旮旯里全搜索了一个遍，好像还是没找到，便转过身来，瞪大了眼睛，急急地问慧芬：“你到底让赵总队和李主任从家里拿走了几件东西？”

“两……两件……”慧芬结巴地答道。

“到底拿走了几件？”他提高了声音再问。

“两件。就是你放在那个女式首饰匣里的那两件东西。”慧芬答道。

“那，我夹在这个小镜框后头的那件东西呢？”他举起一个小镜框，大声问道。小镜框里存放的是他们家一对宝贝儿女的照片。当时女儿十一岁，儿子一岁。他还给照片题了个名，就叫“十一和一”。这是长水最喜欢的一张照片。

“……”慧芬不说话了。

“你把我夹在这镜框背后的那片东西，也交给那两位领导了？”邵长水真有点急了。

“没有……”慧芬艰难地答道。

“没有？那东西呢？”邵长水忙问。

“东西……”

“东西你给我放哪儿了？”

“东西我烧了。”

“烧了？天呐。你烧了？你！”邵长水一下冲过来，好像要一把揪住慧芬的头发，痛揍她一顿似的。但冲到慧芬跟前，他却绝望地站住了，悲怆地看着惊惶失措的妻子，极度无奈地摇着头，一副欲哭无泪的模样，嘴里却只是喃喃地数落着：“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烧掉的是啥吗？你知道你烧掉的是啥吗？你干吗不跟我商量一下？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烧掉的是什么吗？”

那天，在陶里根，带着劳爷写下的那两个血字回到宾馆房间，邵长水愣愣地呆坐了好大一会儿。他完全想不到事情会发生这样的突变，完全想不到事情整个儿地会有如此尖锐和激烈的变局。一个“奉命”秘密地来调查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问题的老公安突然死了，他说自己是被谋杀的。从小唱着“一条大河波浪宽”和“花篮里花儿香”长大的他，心灵受到的震撼可以说无法形容。同时，内心也一直在翻腾，考虑回省城后，怎么向组织汇报，要不要如实报告劳爷本人对这起事件性质的判断。从良心上、从职业道德和规范上来说，他应该如实汇报，也必须如实汇报；从感情上，从职业本能和直觉上，他确信劳爷不会在临死前还“做秀”、“造假”。也许有人会做秀造假，但劳爷不会。是的，现在谁也说不清劳爷这个血淋淋的判断背后到底还传递了哪些重要信息，更说不清他老人家做出这样的判断依据又何在。但有一点是应该能肯定的：他在自己生命最后时刻留下的这两个字，一定包含着他这几个月来秘密调查所得的全部认知和切身体验。这两个血字也可以说是一个老刑警用他一生的良知和生命勇气写成的，是他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告白。虽然说得简单而残酷，但其内涵，和半个多世纪前牺牲在法西斯绞刑架上的那个捷克民族英雄优利乌斯·伏契克最后喊出的那一声：“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要警惕啊！”是同样的深长和沉重。邵长水觉得自己如果不能如实汇报就完全愧对这位老前辈和自己头顶着的那颗国徽。但经验告诉他，如实汇报，一定会引起各方面的震动。就像祝磊是不是自杀的一样，劳爷是不是被谋杀的，必将引发极大的争议。引发这些分歧和争论的原因，有技术层面上的，但更多、更重要的恐怕还会是政治上的。如果将来案子能查清确是谋杀，那啥事都没了，万一查不清呢（这是很可能的事。要知道，迄今为止，命案的破案率在有些省，只能达到百分之三四十），那肯定会惹下大麻烦。有人就会对当初主张这事是谋杀的人进行打击报复。而最早明确说出劳爷是死于谋杀的人，就是他邵长水。

他倒不怕凶手和隐藏在这些凶手背后的策划者和指使者们恨他。警察不让这些混蛋们恨，还能叫警察？他只是担心由此会失去领导和组织的信任。作为一个老公安干警，他深知，一旦失去组织和领导的信任，那就等于政治上“毁灭”。因此，到时候，他必须拿得出过硬的证据来证明，这“谋杀”一说，不是他邵长水“居心叵测”和“哗众取宠”的发明，确系出自劳爷自己的判断。应该说，这一点，连劳爷都考虑到了，否则他不会拼尽最后一点力气也要在他的手掌心上留下这样两个血字。留这两个血字，就是为了让邵长水拿去作证的。回 到宾馆，邵长水对着这两个字，琢磨了好一阵子，因为血字在手掌心上无论如何也是持久不了的。怎么才能把这两个字留存下来呢？照相？录像？倒是可以留下这字迹的影像，但都不足以证明这两个字确确实实是老爷子自己写的，没法证明这两个字确实是劳爷用自己的血写成的。琢磨到最后，邵长水才想到用一种透明胶片把这两个字从自己的手上“粘拓”下来。这样，不仅留下了字迹，还留下了包含着劳爷DNA成分的血痕，同时也留下了他自己掌心的掌纹……这样，在需要它发挥作用的时候，这张透明胶纸就能起到它应该能起到的那种关键作用……

但是，慧芬却不问青红皂白，把它烧掉了……

慧芬啊慧芬，慧芬啊慧芬……你知道你烧掉的是啥吗？

“你……你啥时间烧掉的？”

“……”

“你张嘴啊！”

“赵总队和李主任上我们家来把那两件东西取走后……”

“他们来取他们的东西，你干吗要烧我这个东西？”

“长水……你可能还不知道，这些日子，外头关于劳爷的死，议论特别多，谁都明白这案子不是一般的复杂，牵扯到上层许多关系，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那种刑事案。咱们苦了这么些年，好不容易从深山沟里调进省城，好不容易让咱两个孩子也有了个省城户口。你就是不为别的着想，只为咱这两个孩子今后的前途着想，也不能在这案子里陷得太深了……”

“我愿意往里陷吗？啊？你跟我一起生活了这么长时间，怎么还不明白，这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身不由己的，是由不得你愿意还是不愿意的。事情已经落到你头上了……”

“落到头上了，你可以别管那么多嘛。你非要较那个死劲儿，把所有的事都整得那么明白？在省城办案，跟过去在小县城办案不一样。在小县城，我们对付的，纯粹是一帮子地痞流氓恶棍。在省会这样的大城市里，事情就不会那么简单，就可能搭上许多特别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这些关系也红也黑，红里带黑，黑里又可能带一点红。在这圪瘩，你得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你非得把所有的事都整明白，就可能把所有人都得罪完了。没有一点关系，你也就没有立足之地了，我们还能在省城这么个大地方待得下去吗？”

“你觉得我邵长水是全凭关系上来的？”

“我没这么说。”

“你没这么说！说你糊涂，说你啥也不懂，你还不服气！你知道这张透明胶片为什么不能烧吗？你知道这张透明胶片上留下的痕迹对我、对我们这个家、对你口口声声要保护的这 两个孩子有多么重要吗？可你把它烧掉了！也不问问我就把它烧掉了。你想一想，你有多浑啊！”

随后，邵长水把这张透明胶片在今后证明自己的“清白”方面的重要性，细细分析给慧芬听了。慧芬终于不再“强词夺理”了。她开始害怕起来。她惶惶，不知所以。完全说不出任何话来了。但“沉默”毕竟不能弥补她已然造成的这个过错。邵长水一时间真不知道该怎么狠狠地“训斥”她，“数落”她，才能解了自己的心头之气。

但，训斥也罢，数落也罢，解气也罢，不解气也罢，同样都不能再使那份已经被烧掉的“证据”重新复原了。

此刻的邵长水，真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

“你……”他咬着牙，狠狠地瞪了慧芬一眼，转身向门外走去。他不想再看到她了——起码在今天晚上，在自己心头的怒火还没有平息之前，他要一个人找个地方好好待一会儿。却没料，刚走了两步，就听到身后响起一阵翻箱倒柜的声音，紧接着又听到慧芬一声战栗的叫喊：“你别那么性急嘛……”再回过头来看，只见慧芬手里捧着一个双耳釉下彩寿星献桃罐，脸带愧色，喘喘地看着他。

“啥意思呢？”他愣愣地问。那罐子是他们家平日存放零碎杂物的。还是结婚那会儿，她从她们家抱过来的。

慧芬见长水站住了，便慌慌地抱起罐子，向桌面上倒去。稀里哗啦，从这个大肚子的老式仿古罐子里倒出一堆东西。然后又“啪”地一声，掉出一本旧版本的“刑事侦查学”教材。一见这本“刑事侦查学”教材，邵长水心里格登了一下。因为从陶里根回来后，他就是把那张透明胶片夹在这样一本教材里的，然后才又转移到那个小镜框后头去的。不等他发问，慧芬哆嗦着双手，已经把教材翻了开来。邵长水看到，那片拓有“谋杀”两个血字的透明胶片，安然无恙地躺在那略略有一点发黄了的书页中间。他心里一激动，冲过去，一把把慧芬抱住，紧紧地搂进怀里，好大一会儿，什么也说不上来，只是不住地念叨着：“你啊你，你跟我在整啥名堂呢？你跟我在整啥名堂呢？你没烧啊？那你跟我演的哪出戏呢？”

慧芬却只是不作声，好半天也没能止住身上那阵战栗，然后便伏在长水怀里，心酸地低声哭泣起来。

七 木刻楞屋子里的灯光

交了检讨，领导再没找邵长水的麻烦，也再没让他插手劳爷的案子。祝磊“自杀”的事情，似乎也没下文了。邵长水当然也不会主动地去过问。公安干警跟军队一样，即便周围早已枪林弹雨，但没有命令，你仍然不能瞎往上冲。于是，对于邵长水来说，这事儿好像是就这么过去了。紧接着，公安部向全国各厅局下达了“命案必破”令，集中力量侦破多年来没能破得了的一批“命案”。厅党组立即响应，部署执行。经省委省政法委批准，省厅随即成立“命案必破指挥部”，由主管刑侦工作的焦副厅长亲自挂帅，调集全省刑侦队伍的精兵强

将，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刑侦总队毫无疑问地作为这一会战的基干力量，被推上了第一线。邵长水也临时被抽调到指挥部，作为焦副厅长和赵总队的主要助手，忙碌在破案前线。随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可以说是忙晕了，经常要同时奔波在几个大案之间，参与研究、确定侦破方向，部署侦破力量，及时掌握工作动态，分析总结最新规律，拟定供领导选择的下一阶段工作最佳方案等等等等，忙到了根本就分不清什么叫“忙”和“闲”的程度。“陶里根之行”在他心里留下的那点撞击和创痛因此也渐渐得以平复。只有一件事，他依然耿耿于怀，那就是领导上一直没给他定岗定职。他不知道个中原因究竟何在？是因为自己最后阶段犯的那个“错误”，还是因为别的什么？他没法去估摸，也不敢去探问。但要说领导不信任自己，不重视自己，怎么又会把自己放在眼前这场大会战的指挥部里，当主要助手在用着呢？想到这儿，他又稍稍地安心了。但每每地只要一想到定岗定职的事，他又难免会心烦意乱起来。就这样，一会儿安心，一会儿又不安心，一会儿平静，一会儿又不平静，在这交替嬗变的折磨中，终于过去了十来天。“劳爷”的死最后被定性为车祸致死，只是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肇事司机因酒后驾驶，致人死亡而逃逸，已被正式逮捕。但跟“谋杀”无关。劳爷的遗体随即也被火化。焦副厅长和赵总队长代表厅党组和总队全体同志去看望了劳爷的家属。劳爷最后供职的那个盛唐公司给家属发放了一笔相当丰厚的“抚恤金”，并且出资在省城著名的福德园公墓里为劳爷购买了一块墓地。骨灰安葬的那天，原计划只是由盛唐公司和刑侦总队去几个领导和员工、干警代表，协同家属举行一个小规模的安葬仪式。却不料，呼呼啦啦地一下到了五六百人。仅自发来跟劳爷告别的干警就有二三百人，他们一律穿着深灰色的警服。仪式进行过程中，又一直播放着电视剧《便衣警察》的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搞得现场气氛相当的凝重。特别让人感动的是，现场几乎没有人哭，却充满着一股难以化解的疑虑和悲愤情绪，像层层浓重的乌云锁住了大雪覆盖的群山。人们默默地拥抱劳爷的妻子和他那惟一的女儿，用力地却又无奈地握着她们的手。既然事故的性质已经定了，人们当然无话可说。但谁能相信，劳爷之死真的是由这个浑蛋司机酒后驾驶无意间造成的呢？在邵长水走上前向劳爷的墓鞠躬致意时，在场所有的那些干警几乎都把目光紧紧地盯住了他。他们都知道，他是惟一亲历了劳爷出事全过程的人，而且，劳爷还是“死在他怀里的”。他们还听说了，他在汇报中曾向领导“反复强调”过，劳爷是被“谋杀”的。此时，他们把目光都投向他，心情是复杂的，但共通的一点，似乎是都想从他此刻的神情中，能看出一点他对这个事故结论的态度，以印证他们自己心中的那点怀疑。但他们失望了。出现在众人面前的邵长水，跟绝大多数人一样，神情是悲哀的，但也是木然的。他默默地鞠躬，默默地注视着那墓碑，再默默地合着那昂扬悲壮的曲调，又慢慢回到那深灰色的队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