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部分
《《放下武器》》 · 许春樵 · 2026-07-25
黄以恒有些惊讶地说：“怎么，清扬已经调过来了？没想到你动作这么快，我给开发办齐主任打个招呼，让他对清扬多关心一下。清扬这孩子我是看着她长大的，聪明漂亮又能干。”
郑天良说：“清扬要是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你批评她打她骂她都行，就算代我管一管她了。”
黄以恒说：“这我可不敢，但有一点我会做到的，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加餐，钱萍非常喜欢清扬，她在我面前说过好多次了，说想让清扬当儿媳妇。”
郑天良心里一阵激动，他没想到黄以恒已经将话题挑明了，这等于是两个父亲在公开谈儿女婚姻了，这种联姻将会使许多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起来，郑天良甚至觉得前面谈五十岁的话题完全是多此一举的。于是，郑天良就省略了许多必要的铺垫，将这件事定位在既成的事实上开始表态了：“两个孩子从小一起长大，也算是青梅竹马了，周玉英跟钱萍多少年的姐妹了，她们没事就通电话。钱萍跟周玉英也提起过这个事，我是完全赞同的，就怕高攀不上。”
黄以恒说：“这是哪里话，我们是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说这话就太重了。”
黄以恒虽然说了钱萍的态度，但自己并没直接表态，郑天良却主动表了态，他有点担心清扬跟吴颢的关系断不掉，但他相信清扬到市里来工作后，如果黄以恒打招呼能给她提个副科级干部，再让建群多跟她接近，清扬的感情立场是会转变的。
郑天良有些关心起未来的女婿了，他问黄以恒：“建群最近工作还好吧，这个孩子天赋很好，当信贷部主任是绰绰有余的。”
黄以恒吐出嘴里的烟雾，烟雾笼罩着昏黄的灯光，屋里到处弥漫着呛人的烟味，他看着墙上的一幅劣质山水画，语气平静地说：“上次我好像也跟你提到过，建群的学历太低，所以她在美国的姑姑就建议他到国外去留学。上星期刚走，到美国一个叫什么亚历桑那大学去读金融了，我希望他能回国，可她姑姑坚决不同意，建群也不想回国，他说还是在国外发展好一些。为这事我跟他们闹得很不愉快，儿大不由娘了，随他去了。”
郑天良像走在大街上被人平白无故地抽了一耳光，他想找抽他的人，但抽他的人却一点抽的痕迹也没有，因此这就更像自己抽了自己一耳光。郑天良嘴里咬着香烟，海绵烟嘴被他咬断了，他感到屋内的灯光像一层裹尸布一样将他的肉体和灵魂全都裹了起来，只等拉到火葬场火化了。
黄以恒又一次耍了他，而且耍得不动声色不露痕迹，杀人后连现场都没留下。两个月前郑天良问他清扬调市里时，他一口赞同，而就在自己为女儿办调动的同时，黄以恒却以最快的速度将儿子调到了美国，黄以恒明知建群追清扬，明知清扬要调市里，他却装聋作哑，让郑天良调好女儿后在猝不及防中突然一脚踏空。这一闷棍使郑天良彻底熄灭了对黄以恒的最后一丝幻想。
郑天良觉得自己从这天晚上开始，他和黄以恒的关系以及自己的政治前途已经全部结束了。
第二天回到合安后，郑天良一进家门，周玉英坐在老式吊扇下哭得无比伤心，他以为周玉英接到了钱萍的电话后受到了伤害和刺激，但郑天良要保持住镇静，他要劝自己的妻子：不是我们向黄家送女儿的，而是黄家的儿子追我们家女儿的，我们没有失去什么。
周玉英见郑天良进来后，拿起桌上的调令和一封信交给郑天良。
郑清扬已经在昨天不辞而别地离家出走了，留下的一封信上写着：
爸爸：
请原谅女儿的不辞而别。我和吴颢已经去南方了，具体去什么地方，我暂时不会告诉你，但请你相信，你的女儿已经长大了。
爸爸，我不愿意你为我安排一条铺满了阳光和金钱的道路，更不愿意让你包办我个人的婚姻，你丝毫不顾我的感情，一再地违背我个人的意志，我在走投无路的绝境下，只能采取这种逃婚的方式来反抗你的专制。
人是有尊严的，我不能过没有尊严的生活，更不能让任何人随意践踏我的尊严。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尊严的贫穷。爸爸，我感到你变了，你已经不是我心目中的爸爸了，你似乎已经忘记自己是一个质朴的农民的儿子，是一条铁骨铮铮的男子汉，你正在以牺牲自己的尊严和女儿的幸福为代价，不择手段地寻找你体面却又苟且的生活，我感到恶心。
我愈来愈强烈地感到，你们这些领导干部们并不打算好好地为人民服务，而是想尽办法让人民来为你们服务，为人民服务只是你们巧取豪夺的一个幌子，那些变味的口号和虚假的表演让我这个二十刚出头的孩子都感到忍无可忍，可你们却在自欺欺人中穿着皇帝的新装招摇过市，以为人民是多么地拥护你们，如果让我有权投票选举县长的话，我首先就不会将自己的一票投给你，因为你连做人的起码原则都愿意放弃，还能指望你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看看今天成群结队的腐败分子们，当他们被撕开伪装后，哪一个不是男盗女娼鸡鸣狗盗之徒，而我们的人民却把振兴的希望和下岗再就业的信心寄托在这些道貌岸然者空洞的讲话中。我真希望我的爸爸不要再往头上搽太多的摩丝来保持发型的正经，而应该扪心自问是否有愧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对你们寄予的神圣而庄严的期待。
爸爸，我和吴颢会以自己诚实的劳动养活自己，不要为我担心，我却是每天都在为你担心。我不知道自己这些过激的话能否刺激你已经渐渐麻木的灵魂，照顾好妈妈，少在外面鬼混，我一闻到你回来的酒气，我就想哭，哭我的爸爸醉生梦死地当官，当官如果不能为老百姓说话办事，还不如回到老家种地去，可老百姓对你们这些人却一点办法也没有。
我还想说，但我已经没有时间写了，吴颢正在车站等我。
再见了，爸爸！
女儿：郑清扬
郑天良捧着信，手指缝里夹着的香烟掉到了地上。他望着屋外猛烈的阳光发呆，他从女儿的信里得到的与其说是一种背叛的愤怒，还不如说是一种自己从仕途到家庭的全方位的失败，这种失败将他钉在这个夏天的上午，让他面对着万劫不复的深渊。
有一阵闷热的风从院子里吹过，墙外高大的梧桐树上有一片叶子飘进了院子里。郑天良下意识地走出屋外，弯腰捡起这片提前坠落的叶子，叶子青黄不接，上面有一些来路不明的虫眼，他仰头望了一眼天空，天空很安静地弯曲在头顶上方，他觉得夏天已经剩下不多的日子了。
郑天良从市里回来后就像提前落在他家院子里的那片梧桐树叶，看起来是青的，但实际上又是黄的，这种不伦不类的色彩正是他此刻的心情。
县委常委会上，郑天良慷慨陈词地说自己负责的四个乡镇五百二十吨啤酒在月底前全部落实到位，年底资金回笼毫无问题。宣中阳说如果哪个乡有难度，我亲自出马，但首先是分片的县领导要先下去，到各个乡镇去进行具体指导和调度，工作不能流于表面，要落到实处，这是目前县里的中心工作。会上还讨论了工业区企业合资合作的基本政策，宣中阳说县直三十多家中小企业都已经完全放开了，但工业区由县里控股的原则不能动摇，对于缫丝厂转让股权中江苏客商坚持私人控股，宣中阳要田来有副县长再去谈判，哪怕由对方持股百分之四十九都行，但绝不能控股。田来有说已经谈四个多月了，对方决不让步。郑天良说我们一年免税三年减税，这种优惠政策在外地是根本不可能有的，连外资独资企业也享受不到，只要工作做细做透做扎实，完全是可以谈成功的。
郑天良等于是将了田来有一军。从会上的情况来看，郑天良发现黄以恒并没有跟宣中阳提起过工业区可以由外来资金控股的事，黄以恒在他的房间说的那些话显然是试探郑天良的真实态度，郑天良发现自己差点又中了黄以恒的圈套，好在自己嗅出了黄以恒的心思，才没有说出出卖主权的话。工业区是黄以恒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如果都卖了，就等于卖掉了黄以恒的政绩与形象。郑天良对此成竹在胸。
开完会，郑天良并没有到乡镇去，他到红磨坊去了。这次毁灭性的打击后，郑天良政治进取心全面崩溃，但经过这么年的官场锤炼和摔打，他已经有了应付时局的经验，即调子要高唱，步子要低走；表态要坚决，行动要迟疑；面子要给足，里子要掏空。他绝不相信五千吨啤酒像五千吨自来水一样好卖，他觉得好戏还在后头。
郑天良说最近我有点累，想休息休息，赵全福看郑天良情绪不高，就问他要不要到三楼洗个澡，郑天良说算了不洗了，于是郑天良就在二楼开了一个套间让郑天良休息，吃过饭后赵全福说他要出差去山东，他将套房的钥匙给他，说：“你想住几天就住几天，吃饭我已经跟楼下打好了招呼，送到房间也行。”
郑天良接过钥匙说：“谢谢你，老赵，我想一个人呆在这里思考一些问题，就叫他们随便给我送点饭就行了。”
赵全福走后，郑天良关了手机，一个人在房间里睡到傍晚才起床。他起床后，穿一身睡衣，打开窗帘，看西边太阳已经落山了，血红的晚霞铺满了天空，他一支烟还没抽完，暮霭就在天边悄悄地漫上来，很快黑暗像潮水一样地淹没了县城。红磨坊里非常安静，没有一点声音，郑天良拉上窗帘，打开灯，独自一人躺在会客厅的沙发里抽烟，电视里正在播放动画片，猫跟老鼠在一起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地在一起喝酒。
手机刚打开，铃声就响了，一接电话，是东店乡党委书记陈凤山打来的，陈凤山在实验区撤销后，当了几年王桥集乡党委书记，三年前又调到东店乡任党委书记，这个十几年都提拨不了的乡党委书记资格老脾气大，工作上革命热情严重衰退，郑天良想起陈凤山心里稍有宽慰，这官场就像买彩票摸奖，有规则但没有规律，你以为自己很能干，但能干的不一定能提拨；你不认为自己能干，但提拨了你也就能干了。
陈凤山在电话里一通牢骚：“郑县长，你负责我们乡的啤酒分销指导工作，我打了一下午电话你都关机，到哪儿去了？你不来，反正我推销不掉啤酒。老百姓只喝白酒，死活不愿喝啤酒，都说啤酒不是酒，你叫我怎么办？”
郑天良说：“我身体不好，正在医院吊水。”
陈凤山说：“那我马上赶到医院去看你。”
郑天良说：“你就不要来看我了，还是想办法把啤酒销下去吧！”
陈凤山说：“我要是一个人能喝一百四十吨啤酒，我就一个人喝了，可我喝不下去，也没这么多钱喝。”
郑天良说：“吃财政饭的加大分配量，剩余的让各村包销。喝碧源啤酒，这既是经济任务，也是政治任务，是目前压倒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黄市长的指示我们一定要不折不扣地完成，不能讨价还价。”
陈凤山说：“黄以恒将合安搞得负债累累，欠了三四个亿，他官上去了，现在让我们来擦他的屁股，我干不了。”
郑天良说：“你这是什么话？合安的建设成就明摆在那里，没有黄市长能有五条商贸大道，能有工业区的七大企业，能有全县经济的腾飞？看问题要看主流，不要把暂时的困难夸大了，要有信心。我告诉你，宣县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如果啤酒销不下去，就请你将帽子交上来。”
陈凤山在电话里气急败坏：“我他妈的早不想干了，随时准备将这顶戴了十几年的破帽子还给县委。”
郑天良批评陈凤山说：“你发什么牢骚，你还想要挟县委吗？你不想要这顶破帽子，有人想要，你明天交上来好了。好像我不是十几年戴一顶帽子一样，共产党的干部整天想着当官做老爷，像话吗？”
陈凤山说：“那好，既然你们逼我，我就只好逼手下的老百姓了。乡党委乡政府干部每人十箱，中小学教师每人六箱，钱从工资中扣；每个农户家里分三箱，卖粮的时候直接从粮站划过来。其他乡都这么做了，我是不忍心，看来我也只好咬着牙做这种强奸民意的事了。”
郑天良说：“我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我只要你把啤酒推销下去，将钱给我送上来。”
放下电话，郑天良意识到东店乡难度很大，这个穷乡老百姓连电灯都点不起，百分之三十的家庭长年靠煤油灯照明，乡政府半年没发工资了，教师工资拖欠三个月没发，上个月还有教师到县政府静坐，现在强行推销啤酒，无异于火上浇油，无异于在炸药堆上扔火把。郑天良管不了那么多，他也不想管。
郑天良过了一会又给沈汇丽打手机，沈汇丽说她在河远市，郑天良说：“我前些天到市里去，你回到了合安；我在合安找你，你却又到了市里，我们就这么没缘分？”
沈汇丽问：“有什么指示事吗？”
郑天良说：“关于罗马假日花园的事，我已经跟宣县长交换过意见，他说完全支持，土地局张局长我也谈好了，地价还要继续谈。”
郑天良说完这些话，他为自己的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即兴发挥感到惊讶，他发现人说假话比说真话要容易得多。
沈汇丽说我马上回合安，你等我。
一个半小时后，沈汇丽已经走进了红磨坊郑天良的房间。郑天良提前让服务员送来了西瓜和听装可乐，所以一进门，郑天良就拉住沈汇丽的手说：“请坐，请坐，吃西瓜还是喝饮料？”
沈汇丽放下坤包坐到松软的沙发上，她说：“老板，你这很有点金屋藏娇的意思嘛！”
郑天良挨着她的身子坐下来，手拉着沈汇丽细腻柔软的手说：“除了藏你，还能藏谁？”
沈汇丽轻轻地从郑天良的手里抽出胳膊，说：“老板，你又来拿我开心了，我哪值得你藏呀？”
郑天良手更大胆地搭到了沈汇丽的脖子上：“我真希望你哪天能将我藏起来。”说话的时候，他用手抚摸着沈汇丽的披肩长发。
沈汇丽半推半就地拒绝着，人却在郑天良的得寸进尺中渐渐地倒进郑天良的怀里：“老板，你不能这样？”
这种软弱的反抗等于是变相地呼唤，郑天良将手伸进了沈汇丽的裙子下面：“你叫我大哥！”
沈汇丽脸色通红气喘吁吁，她摇摇头嘴里吐出棉花一样柔软的声音：“老板，你不要这样。”
郑天良看到沈汇丽已经如一瘫烂泥，他就轻轻地将沈汇丽放到地毯上，然后将她的裙子自下而上地剥光，等到他解开沈汇丽的乳罩和绣花蕾丝三角内裤的时候，郑天良发觉自己像一个气灌得太多的气球一样已经控制不住地要爆炸了。
然而，他仍然以极大的耐心细致地欣赏着眼前这一团雪白的胴体，长发散乱地铺在红色的地毯上，微闭双眼，脸色绯红，高耸的胸脯仓促地起伏着饥渴的欲望，他惊人地发现沈汇丽修长的腿像刚出水的藕一样新鲜而光泽，这两条腿将郑天良击垮了，他终于忍无可忍地扑了上去。
在他尖锐地进入沈汇丽身体的时候，他听到了贪婪而满足的叫声，如同死得其所的最后的呐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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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进入了一种虚幻而迷离的天地，在这片天地里，所有的挫折和磨难都被铺满鲜花的草地覆盖了，缥缈的音乐从蔚蓝的天空由远及近地渗透进湖水荡漾的水面，水面上一群白鹭一掠而过，音乐声突然惊天动地，郑天良以最快的速度随着音乐跳动的音符向空中盘旋，越升越高，越升越远，身体在蓝色旋律中融化，忽然眼前一道炫目的金光刺破苍天，刹那间，万物粉碎，天崩地裂，整个世界凝固不动了，郑天良听到了空调器里均匀的声音，他恢复了现实的知觉，沈汇丽紧紧地箍着郑天良，身上汗如雨下。
这个三十多岁的单身女人以她成熟的身体和配合默契的节奏让郑天良在这个晚上体验到了艺术与女人完美结合的巨大的杀伤力。郑天良陶醉于这种被瓦解被粉碎的感觉，他觉得自己压抑在灵魂深处所有的屈辱和愤懑都被荡涤彻底，这个晚上，他有一种再生的光荣和激动。原来女人是为男人疗伤的，这是郑天良在这个晚上最深刻的感受。
郑天良将沈汇丽抱进浴缸，浴缸很宽大，他想跟沈汇丽沐浴鸳鸯，放进水里的沈汇丽在水温的刺激下，像被手术台上中止了麻药一样，突然将郑天良推出门外：“你出去，出去！”
郑天良只好讪讪地退出水气迷蒙的卫生间。
沈汇丽洗好澡穿好衣服后坐在沙发上默默地流泪，郑天良走过来轻轻地擦拭她的眼泪：“小沈，我真的喜欢你，我觉得我为了你可以放弃一切，甚至是我的生命。请你不要相信我说的是假话，我从来没有感受到一个女人能这样让我不顾一切，我现在好像突然明白了，我们男人原来是为女人活的。我发誓，只要你认我这个大哥，我今生就是为你而活。”
沈汇丽不再流泪，小鸟依人一样地倒在郑天良的怀里，轻轻地叫了一声“大哥”，郑天良将她紧紧搂在怀里，嘴贴到了她的嘴唇上，两张嘴死死地咬在一起，如同两个不共戴天的敌人准备拼个你死我活，郑天良用舌头寻找他魂牵梦绕了十几年牙齿，沈汇丽的牙齿紧紧咬住了他，他感到气都喘不过来，这个没有丈夫的女人全身又开始抽搐和痉挛，郑天良也情不自禁地膨胀起来。
正在这时，郑天良的手机响了，一接电话，是沈一飞打来的。郑天良松开沈汇丽，坚挺的感觉土崩瓦解，沈汇丽躺在地毯上，胸脯急剧地起伏，一副死不瞑目的样子。
沈一飞在电话里问：“汇丽说晚上从市里赶回来找你有事，见到她了吗？”
郑天良一边整理着自己杂乱无章的头发，一边沉着镇静地说：“噢，是一飞呀！汇丽找我谈罗马假日花园开发的事，她来了一下，已经回去了。”
沈一飞说：“我打她手机打不通，也不知怎么回事？”
郑天良看了沈汇丽一眼，沈汇丽从包里掏出手机指了指手机屏幕，郑天良心领神会，他对沈一飞说：“她的手机没电了，临走前还用我手机给别人打过电话。”
沈汇丽沮丧地说：“不是没电了，是我关机了，我怕回来后有人找我，影响我跟你谈事情。”
郑天良说：“实在对不起，我理解错了。你赶紧回去吧，房地产开发的事我们改天再谈了，不然就要穿帮了。”
沈汇丽站起来整理自己的衣服和发型：“我不想在这种时候谈房地产的事情，我讨厌交易，今天的这种事是我的宿命，这个世界上只要你我在同一个空间里见面，我是躲不过去的。我认命。”
郑天良问：“你是不是觉得我欺负你了？”
沈汇丽摇摇头，笑了笑，走了。
沈汇丽的笑让郑天良情绪激动，他愿意被她洁白的牙齿咬碎。
郑天良不想回家去睡觉，他给周玉英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他今天晚上临时决定到市里有事，晚上就不回去了，周玉英在电话里说你在市里不要多喝酒，身体搞坏了划不来。郑天良听了这话，心里很短暂地涌起一种愧疚感，但他很快又平静了下来，他想，自己在生活中所遭受的打击和伤害不是周玉英能抚平的，他需要一种极端的刺激来平衡自己，而这一点没有受过磨难的人是不能理解的。他真希望沈汇丽跟黄以恒真有过一腿，而沈汇丽从来都不承认，这种事谁都不会承认的，就像沈汇丽也不会承认跟自己在地毯上的每一个细节。这样想着，郑天良心里就激动了起来。
郑天良睡不着，他一个人从红磨坊后门出去了，一个人沿着僻静的小路在黑暗中散步，而这个深夜里的黑暗反衬出的不是恐怖和阴沉，而是内心的宁静与熨贴，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郑天良以前从来没有这种感受。夜风一阵阵吹来，送来了些许凉意，秋天快要来了。小路上没有一个人，路边的草在黑暗中生长，高高矮矮的树在黑夜里沐风栉露，树叶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纯净的空气。
不知不觉中，郑天良走到了郊外今年刚开发的梦园小区，小区里住的人很少，夜又很深了，路上不见一个人，他想起了那位让他浑身颤栗的少女王月玲，他站在小区坚硬的水泥路上犹豫着，借着路边微弱的灯光，他抬头看见了眼前的这幢楼正是八幢，所有窗口都是黑洞洞的，只有四楼的一个窗口还亮着灯，王月玲在四0 六室，他想如果这个亮灯的窗口是王月玲的窗口，他就上去，如果王月玲此刻还没睡觉，这就是天意。
郑天良站在幽暗的夜色中仔细推敲着灯光的位置，确信是王月玲的住所后，他稍微犹豫了一下，扔掉了手中刚抽了两口的香烟，一头扎进黑暗的楼洞。本来他不想再跟这个比自己女儿还小一岁的女孩来往了，赵全福送给他的那套钥匙也不知放到哪儿去了。但此刻，他的内心却是被一种与性爱无关的意志控制着，就像一个癌症患者注射杜冷丁并不是为了治病而是让自己尽快毁灭，绝望者需要杜冷丁来维持其屈死前最后的辉煌。敲响了四0 六的门，门开了一道缝，穿着睡衣的王月玲从门缝里发现是郑天良，她就打开了门，脸上反射出激动的光芒：“真没想到是您，快请进！”
郑天良看了看身后确实没有一点动静，然后迅速闪进屋内，日光灯苍白的灯光很刺眼，定了定神，他走进对每个房间反复地看了看，没有任何其他人的迹象，郑天良嘴里却很轻松地说：“这房子不小呀，你一个住太大了。”
王月玲局促不安地搓着双手说：“我说房子太大了，赵总说是您安排的，还说是您让我当仓储部副经理的。我根本就不想在红磨坊做事，我真的要好好谢谢你。”
王月玲给郑天良倒来了一杯水，郑天良没接水，一把搂过王月玲：“你该怎么谢我呀？”手在她发育成熟的胸脯上循序渐进地忙碌了起来。
王月玲手中杯子里的水泼翻在地板上，她低着头一声不吭，郑天良很简单地剥去了王月玲的睡衣，如同芙蓉出水，水灵灵的王月玲被平放到木地板上，郑天良小心细致地趴到了她的身上，王月玲比沈汇丽瘦了许多，但乳房却是坚挺而扎实的，这种结构的完美使郑天良无法控制。
郑天良没想到自己有如此的力量，他持久而勇猛地骑在王月玲的身上，王月玲在本能的召唤下发出了断断续续的呻吟，墙上电子石英钟指向深夜一点二十分，屋外的田野里，蟋蟀的叫声尖细而悠长地钻进郑天良的耳朵里。
一切都结束后，王月玲扣好睡衣，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光，是感激，是满足，还是委屈，郑天良并不能读懂。
他问王月玲：“你知道我是谁吗？”
王月玲说：“我知道，我在电视上看见过你。”
“如果有一天警察问你跟我是什么关系，你怎么回答？”
“没有关系，因为我不认识你。”
“要是有人用电警棍电你，你还不认识我吗？”
王月玲坚定地说：“我从来就不认识你，电警棍电我还是不认识。”
郑天良很满意地点点头。他发现桌上堆满了课本和作业，就问道：“你在看什么书？”
王月玲低着头小心地回答着：“我想考大学。”
郑天良心里一阵颤栗，那时一种冰天雪地里当头一桶冷水的感觉，他被这个女孩的低垂的目光击穿了。郑天良翻过一本本作业和教材，见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像田里的庄稼一样稠密，他的手指逐渐僵硬在半空。郑天良掉过头，望着学生模样的王月玲站在自己身边，语气温和地说：“很好，我希望你能考上大学，有什么困难，你就直接找我。难得你在这样的环境下还能坚持读书。”
王月玲眼睛里闪着泪花，声音凄楚：“爸爸被炸死的时候，我读高二，妈妈生病了，是腰子病，弟弟妹妹们又要读书，出来打工实在没办法。我在班上一直是前三名”，她从地上捡起杯子，眼睛望着空杯子出神，“现在工作又不忙，工资也开了八百块钱，我想复习复习功课，明年考大学，就是外语难一些，其它都还好。”
郑天良轻轻抚摸着王月玲的头发就像抚摸着自己的女儿，他有些内疚地说：“请你原谅我，从此以后，我再也不会来了。”
王月玲说：“你来吧，我真要好好谢谢你。”
郑天良心里像被捅了一刀，他说：“你要是真的谢我，就给我考上大学。不然，你就不是谢我。”
王月玲哭了：“我听你的。”说着就失声痛哭起来。
郑天良从王月玲处回到红磨坊后，倒在床上突然又空虚起来，他感到自己正在被女儿郑清扬命名着，一种丧家之犬的孤独感袭上来，他不是不愿回到自己家里去住，而是自己已经没有家了。郑天良在迷迷糊糊中半睡半醒，虽然在女人身体上获得短暂的安慰，但在走出女人的身体之后，就走进了心的地狱，王月玲期期艾艾的眼睛在黑暗中注视着他，他的骨头缝里风声鹤唳。
啤酒的销售形势随着秋季的来临跟天气一样慢慢地由热变冷，在这个天气和啤酒销售同时降温的日子里，宣中阳有些坐不住了，他召集了县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和乡镇一把手会议，再次强调这是一次政治任务，不得讨价还价。目前，市场整顿联合执法大队在路上设卡，就像电影《渡江侦察记》里的敌情报处长说的那样，“命令沿江各部队，封锁江面，加强警戒，决不让一个共军和一张纸片过江”，县里要求执法大队将通往全县的各条道路昼夜二十四小时设卡检查，发现有外地啤酒进来的，一律先没收后重罚，决不让一瓶外地啤酒流入合安的餐桌，工商局罗局长说人手不够，于是会上决定成立以工商局牵头，县公安局、经贸委、轻工局、啤酒厂等五家单位组成的联合执法大队，抽调精兵强将，重拳出击，将外地啤酒在一个月内全部消灭干净，县城内五条商贸大道各批发零售网点要下发销售告示，不允许销售外地啤酒，像抓综合治理那样，标本兼治，打防结合。
为了让销售啤酒具有法律效应，会议的最后一项程序是，宣中阳代表县政府跟各单位各乡镇一把手签订销售碧源啤酒的“责任状”。陈凤山当场拒签：“宣县长，我们东店乡跟马坝和仁和乡不能比，他们是大户，老百姓手里有钱，我们是穷乡，粮食价格一跌再跌，化肥农药价格一涨再涨，老百姓连买化肥和农药的钱都没有，哪有钱喝酒。”宣中阳说：“你们乡虽然不富，但你陈书记有办法，我就不相信还有你办不成的事。”陈凤山说：“我当然可以压下去，但我承担不了压下去的后果。”
郑天良这时打断了陈凤山跟宣中阳的讨价还价，声色俱厉地说：“你老陈存心让我下不了台，为什么其他乡都能落实，就你落实不了？明天，不，今天下午我就跟你一起下乡卖啤酒！”
陈凤山不在乎宣中阳，但他有些含糊郑天良，他知道郑天良是个说一不二的人，就声音软了下来：“郑县长，我在电话里已经向你汇报过了，啤酒压下去的计划已经造好了，但我怕那些教师们再到县里来闹事。”
郑天良斩钉截铁地说：“你先跟宣县长把合同签了，剩下的事我们共同解决。”
在郑天良几乎命令的口气下，陈凤山很不情愿地在“责任状”上签了字，签完字后，宣中阳还跟陈凤山握了手，他拍着陈凤山的肩膀说：“现在哪是命令下级干事，简直是求着下级干事，就差向你们贿赂了。”陈凤山看了郑天良一眼，郑天良用目光示意他不要争辩，陈凤山于是就顺着宣中阳的话说：“宣县长，不是我跟县政府为难，而是我下面的人跟我为难，你说求下级干事，我回去要跪下来请下级帮忙，所以我申请县政府给我报销几条裤子。”宣中阳见陈凤山通情达理了，就说：“你们乡政府本来就有百分之十的销售提成，我想报个一二十条裤子还是不成问题的。”其他乡镇长们就都跟着笑了起来。
中午，县政府在蓝湖宾馆请各单位各乡镇一把手吃饭，每桌不许上白酒，只上碧源啤酒，生产“合安特曲”的县白酒厂已经股份改造给了几个民营企业家，规模又小，早已不属于县里重点扶持的企业。于是，中午的工作餐菜虽然不多，但每桌喝掉了三十多瓶碧源啤酒，人均达三瓶，宣中阳见大家喝得热火潮天，就有些兴奋，他举起酒杯对大家说：“我敬各位地方诸候们一杯，如果我们全县人民都能拿出这种热情喝碧源啤酒，一年一万吨是远远不够的。”
陈凤山脸红脖子粗，他倚老卖老地说：“宣县长，这不花钱的酒，一个农民一顿能喝六瓶，但你要是让他花钱，他连半瓶都不舍得喝。”
郑天良跟陈凤山坐在一桌，他捣了一下陈凤山叫他坐下来不要说话，陈凤山侧过脑袋悄悄地对郑天良说：“你还不知道，每个乡政府的会议室里都堆满了啤酒，连百分之三十都没推销下去，现在这些小年轻的乡镇长，麻木得很，为了保住那顶小帽子，不计后果地就把合同签了。”
郑天良说：“人家能签，你就不能签？怕什么，先签了再说，走一步看一步，天蹋下来由个子高的人顶着，还轮不到你顶天立地。”
陈凤山很糊涂地看了郑天良一眼，没听懂他的意思。郑天良端起杯子跟陈凤山碰了一下，算是向他敬酒，陈凤山一饮而尽，由于喝得太猛，部分酒水从嘴角溢出来漏进了颈脖里，看上去很像一条乳黄钯蚯蚓从嘴里爬了出来。
郑天良终于在会后到自己分片包干的四个乡镇跑了一圈，每个乡镇长都在向他诉苦，郑天良说了一些鼓励和安慰的话：“难度肯定是有的，但只要我们多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群众会理解我们的。我相信你们完全有能力完成县里下达的啤酒分销任务。”郑天良说的这些话，充满了一分为二辩证法，既肯定了难度，又强调了乡镇长们的能力，官场的这套办法叫做把面子给足，将压力压实。只给面子不给压力，工作就等于是没落实下去；只给压力，不给面子，工作容易受到抵触，这就是工作方法。要是在前些年，郑天良会将这些诉苦的乡镇长毫不留情地训一顿：“签合同的时候那么潇洒，现在你还叫什么苦？为什么不当宣中阳的面叫苦呀？什么作风！”现在他不会这样说话了，他已经成熟了，学会了太极推手。
有一种比较普遍的工作方法叫做“矛盾下移，成绩上交”，说的是当官要善于将困难和矛盾压到下面去，让下面的人去办，办成了后一定要将成绩交到上面去，即是上级关心支持指导的结果，你处于中间的真空地带是最安全最实惠的，将困难压下去后说明你工作很有针对性和主动性，将成绩上交后说明你很谦虚不狂妄，始终把上级放在主导地位上。而且这样做进可攻，退可守，比如说，啤酒计划已经分配下去了，如果没完成，那是说明工作确有难度或下面的人没办好，县里的态度和思路是积极的主动的；如果完成得很好，那就是黄以恒在复杂的局面中战略眼光的准确和深远，是市委市政府支持关心的结果，而宣中阳只是一个桥梁的作用。真空地带的桥梁架好了，实际上政绩也就有了。官场上最忌讳的就是将矛盾上交，将成绩下移或居为已有，这样的人一般说来不仅很难提拨而且很可能要迅速靠边站或挂起来，挂起来虽然不是处分，但示众的意义是很明显的，也有让你自我反省或自我欣赏的成份在里面，能不能幡然醒悟，还得看个人修练的程度如何，这里面非常复杂，郑天良用几十年时间才悟了个大概。
郑天良赶到东店乡的时候，乡中心小学的丁校长正在跟陈凤山吵架，乡一级政府的权威性是很脆弱的，老百姓跟乡长书记对着干也是不需要讲什么情面的，他们在政治上的前途有限决定了他们无所求而无所畏。
丁校长站着，陈凤山坐着，这不是一个打架的姿势，但绝对是吵架时的基本对峙。丁校长头发已经花白了，他唾沫飞扬地指着陈凤山说：“我们要工资，我们不要啤酒。中央三令五申要求保证中小学教师工资的按时发放，你们拖了三个月不发，我们到县里上访后，你们就用啤酒来糊弄我们。”
陈凤山涨红了脸，也没法热情接待郑天良，所以他就对丁校长说了一句：“中央要求按时发放工资，那你就找中央去要工资，我没有工资，只有啤酒。”
丁校长手指着陈凤山：“你还像共产党干部说的话吗？发不出工资，你就是无能，你就不配干书记。”
陈凤山走过去跟郑天良握了握手，让郑天良坐到椅子上，然后扭头对丁校长说：“我承认我无能，你有能耐你来当书记，明天我就向县委打报告推荐你来当书记，但我告诉你，你想无能都不会让你无能，不服不行。”
丁校长气得脸都紫了：“我们学校坚决不要啤酒，你看着办吧。”
陈凤山说：“你不要啤酒，就给我从小学校长的位子上下来。”
丁校长用嘲笑的口气说：“这次如果我抗不了你的啤酒，你不让下来，我会主动下来，我不会占着茅坑不拉屎。”
陈凤山拿起电话通知分管政法的副书记说：“给我将一百二十七箱啤酒送到中心小学去，我倒要看看谁敢不要？”
丁校长毫不示弱：“我马上回去安排教师堵住校门，不用发动，一呼百应，我们不会靠喝啤酒过日子。”
陈凤山说：“谁敢堵门，我就让派出所给抓起来。”
丁校长挑衅地说：“你敢，现在是法制社会，你们这些土霸王们作威作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丁校长说着转身就冲出了陈凤山的办公室。
郑天良给陈凤山递过去一支烟说：“老陈，你又何必跟下面的人吵架呢？有什么事坐下来好好商量，不要气了，哪天到县城，我请你喝两杯。”
陈凤山抽烟的时候，手在微微地抖动着：“郑县长，看到了吧，我们整天过的就是这种日子。做思想工作，怎么做，人家连饭都吃不上了，还谈什么政治和大局，但我没办法，你们压我，我只好压下面。”
郑天良安慰陈凤山说：“下面工作确实难做，将来有机会，我跟宣县长说一说，将你动一动，到城里安排一个职务，年龄也不小了，要让年轻人来干了。”
陈凤山有些感动：“郑县长，你是能理解我的，但是宣中阳怎么会让我调到县城呢。跟你说句实话，我在实验区属于站错队的人，有些话我不好说。反正只要黄以恒干市长宣中阳在合安不走，我是永无出头之日。说老实话，这么多年，我跟你并没有有多少个人关系，我当时是看你心急如焚的样子才凭良心做事的。我不会在那种时候看你笑话的，更何况我自己还是实验区的副主任。不说了，说这些陈年旧事倒胃口。”
陈凤山没把话说透，但郑天良已经听出了一些意思，他也没有接着往下说，心中已经有数。他岔开话题说：“啤酒的任务还是要压下去，有时候矛盾暴露出来也不是坏事，让县里知道你的工作难度。当然我的意见是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冲突。”
陈凤山说：“冲突是必然的，不冲突是偶然的。就连我手下直管的乡政府干部们都对我有意见，说我们乡计划要多了，好像是我在县里签了卖国条约一样，我毫不客气地对他们说，你们到县里去造我的反，把我赶下台决无怨言，这他妈的龟孙子的日子我已经过够了。”
郑天良安慰说：“目前这种局面也不是你们一个乡的事，其他乡也一样。我回去后要把这些事情向宣县长反映，让他推迟摧交各乡的货款，都把乡干部们逼急了，会出大事。”
正在这时，郑天良的手机响了，一接电话，是沈汇丽打来的，她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在电话里谈笑风生地说：“怎么我从市里一回到合安，你就下乡去了；我一回到市里，你又到了县城。”
郑天良不适合在这种僵硬的场合露出过分幸福的表情，他压低声音说：“实在对不起，我在下面落实分销啤酒的任务，有什么事吗？”
沈汇丽说：“推销什么破啤酒，又涩又苦，像喝洗碗水一样难受。没事，我想请你吃饭、唱歌。”
郑天良放下电话毫无必要地对陈凤山解释了一句：“市里来人了，要我回去陪同吃饭，真没办法，整天忙于接待，搞得跟三陪小姐一样。”
陈凤山没有在意郑天良的解释，只是说：“我已经让食堂准备了，中午好好喝几瓶碧源啤酒，为解决黄以恒的后遗症多做一些贡献。”
郑天良说不必了，他临走前告诫陈凤山说：“老陈呀，工作慢慢做，牢骚要少发，发牢骚不解决任何问题。丁校长闹事也不一定就是坏事，坏事有时能变好事，我讲过，不要怕矛盾暴露出来，也不要多发牢骚，你懂我的意思吗？”
陈凤山当然不懂，这是一个头脑比较简单的人，情绪性很强，就像早年的郑天良，郑天良为陈凤山的麻木而失望。
郑天良中午赶回县城的时候已是十二点半钟了，沈汇丽在红磨坊等他，走进去一看，郑天良发现了耿天龙在场，这个被他撤了职的商业局长明显已经老了，走路都有些蹒跚起来，脸上的老人斑正在以经济建设的速度与日俱增。郑天良走过去主动握住耿天龙的手说：“耿老，你最近身体还好吧？”
耿天龙握着郑天良的手，左手还托住了郑天良小臂：“托郑县长的福，身体还好，精神也不错，人到这个年龄，什么都想开了。”
沈汇丽说：“我表姑夫听说你要为我帮忙开发房地产，他说一定要来见见你，向你表示感谢。”
郑天良说：“耿老，你这就见外了，向我表示什么感谢呢，应该向小沈表示感谢，他回家乡投资，是对家乡的贡献。”
耿天龙说：“郑县长，小沈毕竟年轻，没经验，许多事还要靠你指点，我已经老了，所以我就把她托付给你了。”
郑天良说：“耿老，你可不要小看了小沈，她可是走南闯北见多识广，说指点谈不上，在开发过程中遇到一些具体的难题我还是可以在县里说上几句话的。毕竟我也是几朝元老了，宣县长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郑天良忽然说了一句：“小沈，有些事你可以直接去找黄市长或宣县长。”
沈汇丽有些不高兴了，她用目光盯住郑天良，像是表态，又像是宣言：“人跟人是不一样，官跟官也不一样，我不喜欢拐弯抹角的领导，说话总是留半句，让你反复猜谜语，我宁愿什么事不办，也不愿这样整天活在谜语中。你郑县长是一个敢作敢当的人，是一个直来直去的人，我就吊在你这棵树上了，即使你帮不了我的忙，或者让我倾家荡产了，我也认了。这就是命。”
郑天良听了心里很感动，这个女人已经将他跟自己的生死成败绑在了一起，这是一种灵与肉统一后的必然结果，他为那天晚上自己的冒失而自豪起来，从这个女人的表态中他获得了这么多年少有的自信。为了回应沈汇丽死心踏地的表白，郑天良也就当着耿天龙的面拿出二十年前的豪爽，讲出的却是原则性不强的话：“我不会赌咒发誓，但我知道什么叫荣辱与共。”
耿天龙会心地笑了，沈汇丽悄悄地在桌子底下捏了郑天良一下大腿，郑天良腿上的感觉向纵深方向前进，他感到自己从一上午的疲惫中坚硬了起来。
24
吃完饭，于江海和沈一飞都去上班了，郑天良、赵全福、沈汇丽、耿天龙四个人一起到了二楼郑天良住过的豪华套间，郑天良进去的时刻，看红色的地毯上没有任何痕迹，但地毯上依稀可见那天晚上的一些虚幻的造型也能闻出那天晚上遗留下来汗水的味道，他想起了天衣无缝这个成语。郑天良跟沈汇丽相互看了一眼，目光短兵相接又迅速离开。
沈汇丽要唱歌，赵全福让服务员拿来了一大堆碟片，沈汇丽打开电视，放上碟片，画面上男男女女们又唱又跳。
在音乐声的掩盖下，郑天良拉着耿天龙的手说：“耿老呀，当年有些事我可能做得太过了一些，还望你老人家能够原谅。”
耿天龙爽朗地笑了：“郑县长，你这是哪里话，我本来就要退休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我一个普通的小局长应该说没受多大的委屈，与你相比，我觉得你受的委屈比我要多得多。”
一席话说得郑天良脸色发烧，他说：“老人家说得好，我的教训是深刻的。”
耿天龙拉着郑天良的手像拉着自己儿子的手，声音苍白地说：“你的官是人民给的吗？哪个人民能提拔你？当然不是，个人服从组织是对的，但组织服从个人是不是客观存在？少数服从多数是对的，但多数要不要服从少数？民主集中制是对的，但民主的目的是走向集中呢，还是集中的目的是走向民主呢？你的官比我大，应该看得比我清楚。我说的话可能有些反动，但不是我自己要反动，现实就这么回事。所以我劝你能帮人办点好事就办点好事，人不能跟人过不去。”
郑天良像一个犯了错误的教徒正在接受神父的洗礼，他深深地觉得这么多年来，最失败是他郑天良而不是耿天龙，耿天龙毕竟看破了一切，所以他活得很平静，自己是两眼漆黑地在官场上跳舞，舞步乱踩，合不上脚步，先踩别人后踩自己，这种效果很像一个杀猪的抓着刀尖用刀柄往猪身上捅，结果猪脖子上被顶了一个印子，刀尖却反转戳进了自己的肚子里。
郑天良没有对耿天龙的话进行附和，他觉得他还没到说话随便的时候，更不能说不利于副县长身份的话，所以不掺和议论是完全必要的。他只听不说，最后他说了一句：“以后，我没事就去看看你老人家，不介意吧？”
耿天龙说：“我欢迎还来不及呢。”
他们谈话的声音淹没在音乐声中，沈汇丽独自唱了好几段扬剧，其中《梁祝》一段唱得声情并茂泪花闪闪，可惜郑天良对戏剧感觉迟钝，只是在沈汇丽唱完后热烈鼓掌。
沈汇丽跟赵全福合唱了肉麻的《萍聚》，赵全福破烂不堪的嗓子夸张而轻佻，声音就像从柴草烧的烟囱里冒出来的一样，混乱而又呛人。
沈汇丽建议跟郑天良合唱一段，郑天良连忙摇手说不会，大家热烈鼓掌，沈汇丽生拉硬扯地将郑天良从沙发上拽起来，他们唱起了旋律最简单内容最轻浮的“妹妹你坐船头，哥哥在岸上走……”
沈汇丽是演员出身，他发现郑天良的嗓子很富于磁性，中音部分雄浑宽厚，高音区嘹亮而尖锐，一种金属般的辉煌让沈汇丽激动得发抖，她几次情不自禁地靠向郑天良的怀里，只是由于场合特殊，她才控制住了自己被音色俘虏的姿势。
唱完后，掌声再次响起，耿天龙和赵全福连连叫好。沈汇丽拉着郑天良的手走回到沙发上，她望着郑天良差点喊出了“大哥”，她咽下到嘴边的字眼，说：“郑县长，你的声音真是太棒了，我没想到你的高音区那么辉煌灿烂，你要是简单训练一下，完全可以像帕瓦罗蒂一样唱出惊天裂帛的高音C 来。真是不可思议！”
郑天良被吹捧过分后就谦虚了起来：“你不要恭维我了，要真是像你说的，我还当什么县长，不如当歌星算了，一出场哼两首歌，就是几十万。”
沈汇丽说：“郑县长，我真的不是恭维你，你的音色和音质简直是完美无缺。不过，我要打击一下你的是，你不是唱通俗的嗓子，所以不可能有几十万的出场费，只能换几瓶碧源啤酒。”
大家都笑了起来，郑天良说：“看来我发财的梦就这么破灭了。”
晚上县政府要开县长办公会，郑天良跟沈汇丽公事公办地握手告别。临别前，走在后面的沈汇丽在走廊里悄悄地塞给郑天良一个手提袋，袋子里装着一件“金利来”蓝色衬衫，她说这是她在上海特地为他买的礼轻仁义重，郑天良说你这让大哥我怎么好意思呢？沈汇丽说你要是不好意思就再送我一件。他们两人走在后面，赵全福、耿天龙对他们短促的对话一无所知。
县长办公会上，郑天良说跑了一整天，销售形势非常好，群众的热情也很高，他与一些老百姓进行了交谈，一些党员干部说，不要说还给了我们啤酒，即使不给啤酒，县里建设需要钱，我们也愿意掏出来。郑天良说得面不改色心不跳，他甚至还总结性地说了这样一句：“如果按这样的销售势头，明年啤酒厂生产一万五千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宣中阳说老郑提到的典型宣传部要下去很好地抓一抓，利用媒体进行大力宣传。宣传部孟部长连连点头。
我现在必须回到我自己的现实中来，我没钱吃饭了。
二000 年初冬我的日子非常难过，硬着头皮找回家探望父亲的耿伟强借了两千块钱。耿伟强头发梳得油光涤亮，而且方向一致地向后脑勺铺去，这种大背头是大款和大官们的基本头型，区别在于大款们手上套一个或几个很夸张的钻戒，而大官们手指上一贫如洗，很廉洁。耿伟强有些怜悯地望着我：“老同学之间，还说什么借不借的，拿去花不就得了。”我说我正在写一本书，耿伟强说：“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人看书，脑子有雾了差不多，我平时只看黄色影碟和杀人放火的小报小刊。”我不好说我正在写一本类似于黄色影碟的书，就装得很崇高的样子说：“你这样有钱的人还是多读点书好，现在好书真不少。”耿伟强显然对我这个穷人说的话毫不放在心上，他打了一个响指说：“走，吃饭去，明年你要是混不下去了，就到南京跟我一起干。写什么破玩艺，没劲！”
拿了两千块钱后，我寄一千块钱给韦秀让儿子买奶粉以对付这个难熬的冬天，剩下的钱我就自己买一些方便面和劣质香烟，整天穿梭于河远和合安之间。由于我是一个无业游民，没有合法身份，所以调查我舅舅的事非常困难，公检法不让我看卷宗，纪检部门更是很怀疑地问我想干什么，我只好说，郑天良是我舅舅，我想了解一下他是如何腐败堕落的，他们说不行。这种民间调查的进度非常缓慢。这时我收到了书商姚遥打给我的传呼，我租住的车站小旅馆外有一个公用电话，回电话的时候，我跟电话亭的老太太吵了一架，她多收了我三毛钱，老太太嘲弄我说：“你一个大小伙子，整天看你不务正业地东游西逛，不想法子去挣钱，还好意思跟我为三毛钱争吵。我告诉你，超过一秒钟都要按一分钟计费，这是电信局规定的。”我被老太太呛得哑口无言。穷人在这个社会是没有什么尊严的，我真有些羡慕和向往腐败分子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先荣华富贵起来再说，枪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阿Q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姚遥在电话里要我到浙江千岛湖边上的来凤山庄开书稿通气会，华东地区的二十六个“枪手”全部到会，我问费用怎么办，姚遥说一切费用由他支付。于是我就坐了一整天长途汽车赶到了来凤山庄。这是千岛湖边上隐蔽在深山里的一个旅游度假村，冬季客人很少，山庄里除了我们这二十几个作者外，只有零星的散客进出山庄以显示出这里还没有沦落到荒无人烟的地步，游客们嘴里冒着热气，山区冰冷的风在他们的鼻梁上盘旋。
通气会开了一整天，二十六个写手们分别通报了自己的写作进度并交流经验，有相当一部分写手已经完成了初稿，而我的调查工作还没有结束，但我只得打肿脸充胖子煞有介事说自己已完成了百分之六十的书稿，由于我说谎经验还不是很老练，再加上自己底气不足，所以就说得有些语无伦次，我更多地在讲郑天良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堕落以及在官场的兴衰际遇，在说了二十多分钟后，姚遥打断了我的话，严厉地训斥我道：“你是怎么搞的？我上次就跟你讲的很清楚了，我不是组织部门，我是一个书商，我不要贪官一生的档案，我要的是贪官们与女人之间赤裸裸的淫乱，这方面材料越多越好。你这简直就是在写《一百个贪官与一百零一个贪官》，而不是我所要求的《一百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不知道李成品究竟给我推荐了一个什么样的高手？”
我当时真想跳出来说：“郑天良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我没办法写出更多的淫乱，你要是不满意，我他妈的立即撤退。”可人穷志短，想起饥寒交迫中的妻儿和四万块钱的稿酬，我不敢反抗，我唯唯诺诺地说：“姚老板，我会尽最大努力按照您的要求去写的。”
来凤山庄的老总以为来的是二十六位作家，所以态度就非常热情，他在姚遥的坑蒙拐骗下，将最好的会议室免费给我们使用，还在山庄门口打出了欢迎标语，标语写着：“热烈欢迎华东地区二十六位著名作家下榻来凤山庄”。可实际上我们不过是一群被书商利用的打工仔，我们根本就不是作家，充其量是一些卖文为生的文字贩子，为了生存，低三下四，每人都有一把辛酸泪。
我心里非常别扭，晚上喝酒的时候，也没什么心情，看其他文字贩子们斗志昂扬，我感到我吃这碗饭吃得非常艰难，跟妓女没什么两样。姚遥见书稿进度很快，就说这次主要是请各位来交流情况，还有就是来度度假，晚上要给每位作家们安排一位小姐，放松放松，算我请客，大家尽情享用就是了。
我的心情本来就不好，而且也为自己的调查进度缓慢着急，最要命的是我调查的内容离《一百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相距越来越远，在这种糟糕的心境下，我只有借酒浇愁，江西写手竹节草对我说：“少喝点，不然晚上的项目就开展不下去了。”可我还是喝多了。
妓女进我房间的时候，我正在卫生间里呕吐，看着眼前风骚放浪的女人正用舌头舔着腥红的嘴唇，蓝眼圈别有用心地圈着我的目光，我很冲动，可身体却不听脑袋的指挥，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碰女人了，这种陌生感使我恐惧了起来，在妓女脱光衣服的时候，我的胃突然又痉挛了起来，钻进卫生间，吐出了黄胆，我看到水池里吐出了被嚼碎了的肉和蔬菜的残汁混在一起如同一堆浆糊，韦秀辱骂我是“嫖客”的声音灌满了耳朵，我的下身像被霜打蔫了的一只茄子，镜子里的脸色苍白，表情严重扭曲。走出卫生间后，我叫妓女穿上衣服立即离开，妓女穿好衣服嘲弄地向我吐了吐舌头，说了声“假牙”后翩然而去，我想说一句“公共厕所”反击，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我倒在床上像一条奄奄一息的狗，恶劣的情绪使我不敢面对自己真实的嘴脸，想嫖娼，但力不从心，而为自己力不从心又找了一个贞洁的借口，因为我决心对韦秀永不背叛。其实我跟张秋影是以爱情的名义间接地嫖娼。爱好女人是男人的天性，贪官如此，百姓也是如此，只不过时间地点方式不同，因而称呼也不同，比如民工在街边美容院玩女人叫嫖娼，大款和贪官们在豪华的别墅里玩女人叫“包二奶”，严格说来，只要不是跟自己的妻子睡觉，一律都是“嫖”的性质，在嫖这个问题上还是存在着等级制度的，而且也是不公平的。比如今天晚上在来凤山庄这个高尚的度假区里，嫖是受到保护的，大城市的星级宾馆也是一样的，只有路边店和小美容院才是真正打击的对象，地位低的嫖客是不受保护的。我在酒精的作用力下胡思乱想，晕晕乎乎地睡着了，隔壁房间里则传来鬼哭狼嚎一样的声音，这些文字贩子们将压抑的委屈免费倒进了妓女的器官的。
我现在必须回到我自己的现实中来，我没钱吃饭了。
二000 年初冬我的日子非常难过，硬着头皮找回家探望父亲的耿伟强借了两千块钱。耿伟强头发梳得油光涤亮，而且方向一致地向后脑勺铺去，这种大背头是大款和大官们的基本头型，区别在于大款们手上套一个或几个很夸张的钻戒，而大官们手指上一贫如洗，很廉洁。耿伟强有些怜悯地望着我：“老同学之间，还说什么借不借的，拿去花不就得了。”我说我正在写一本书，耿伟强说：“现在这世道还有什么人看书，脑子有雾了差不多，我平时只看黄色影碟和杀人放火的小报小刊。”我不好说我正在写一本类似于黄色影碟的书，就装得很崇高的样子说：“你这样有钱的人还是多读点书好，现在好书真不少。”耿伟强显然对我这个穷人说的话毫不放在心上，他打了一个响指说：“走，吃饭去，明年你要是混不下去了，就到南京跟我一起干。写什么破玩艺，没劲！”
拿了两千块钱后，我寄一千块钱给韦秀让儿子买奶粉以对付这个难熬的冬天，剩下的钱我就自己买一些方便面和劣质香烟，整天穿梭于河远和合安之间。由于我是一个无业游民，没有合法身份，所以调查我舅舅的事非常困难，公检法不让我看卷宗，纪检部门更是很怀疑地问我想干什么，我只好说，郑天良是我舅舅，我想了解一下他是如何腐败堕落的，他们说不行。这种民间调查的进度非常缓慢。这时我收到了书商姚遥打给我的传呼，我租住的车站小旅馆外有一个公用电话，回电话的时候，我跟电话亭的老太太吵了一架，她多收了我三毛钱，老太太嘲弄我说：“你一个大小伙子，整天看你不务正业地东游西逛，不想法子去挣钱，还好意思跟我为三毛钱争吵。我告诉你，超过一秒钟都要按一分钟计费，这是电信局规定的。”我被老太太呛得哑口无言。穷人在这个社会是没有什么尊严的，我真有些羡慕和向往腐败分子们花天酒地的生活，先荣华富贵起来再说，枪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阿Q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姚遥在电话里要我到浙江千岛湖边上的来凤山庄开书稿通气会，华东地区的二十六个“枪手”全部到会，我问费用怎么办，姚遥说一切费用由他支付。于是我就坐了一整天长途汽车赶到了来凤山庄。这是千岛湖边上隐蔽在深山里的一个旅游度假村，冬季客人很少，山庄里除了我们这二十几个作者外，只有零星的散客进出山庄以显示出这里还没有沦落到荒无人烟的地步，游客们嘴里冒着热气，山区冰冷的风在他们的鼻梁上盘旋。
通气会开了一整天，二十六个写手们分别通报了自己的写作进度并交流经验，有相当一部分写手已经完成了初稿，而我的调查工作还没有结束，但我只得打肿脸充胖子煞有介事"奇"书"网-Q'i's'u'u'.'C'o'm"说自己已完成了百分之六十的书稿，由于我说谎经验还不是很老练，再加上自己底气不足，所以就说得有些语无伦次，我更多地在讲郑天良是如何一步步地走向堕落以及在官场的兴衰际遇，在说了二十多分钟后，姚遥打断了我的话，严厉地训斥我道：“你是怎么搞的？我上次就跟你讲的很清楚了，我不是组织部门，我是一个书商，我不要贪官一生的档案，我要的是贪官们与女人之间赤裸裸的淫乱，这方面材料越多越好。你这简直就是在写《一百个贪官与一百零一个贪官》，而不是我所要求的《一百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不知道李成品究竟给我推荐了一个什么样的高手？”
我当时真想跳出来说：“郑天良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我没办法写出更多的淫乱，你要是不满意，我他妈的立即撤退。”可人穷志短，想起饥寒交迫中的妻儿和四万块钱的稿酬，我不敢反抗，我唯唯诺诺地说：“姚老板，我会尽最大努力按照您的要求去写的。”
来凤山庄的老总以为来的是二十六位作家，所以态度就非常热情，他在姚遥的坑蒙拐骗下，将最好的会议室免费给我们使用，还在山庄门口打出了欢迎标语，标语写着：“热烈欢迎华东地区二十六位著名作家下榻来凤山庄”。可实际上我们不过是一群被书商利用的打工仔，我们根本就不是作家，充其量是一些卖文为生的文字贩子，为了生存，低三下四，每人都有一把辛酸泪。
我心里非常别扭，晚上喝酒的时候，也没什么心情，看其他文字贩子们斗志昂扬，我感到我吃这碗饭吃得非常艰难，跟妓女没什么两样。姚遥见书稿进度很快，就说这次主要是请各位来交流情况，还有就是来度度假，晚上要给每位作家们安排一位小姐，放松放松，算我请客，大家尽情享用就是了。
我的心情本来就不好，而且也为自己的调查进度缓慢着急，最要命的是我调查的内容离《一百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相距越来越远，在这种糟糕的心境下，我只有借酒浇愁，江西写手竹节草对我说：“少喝点，不然晚上的项目就开展不下去了。”可我还是喝多了。
妓女进我房间的时候，我正在卫生间里呕吐，看着眼前风骚放浪的女人正用舌头舔着腥红的嘴唇，蓝眼圈别有用心地圈着我的目光，我很冲动，可身体却不听脑袋的指挥，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碰女人了，这种陌生感使我恐惧了起来，在妓女脱光衣服的时候，我的胃突然又痉挛了起来，钻进卫生间，吐出了黄胆，我看到水池里吐出了被嚼碎了的肉和蔬菜的残汁混在一起如同一堆浆糊，韦秀辱骂我是“嫖客”的声音灌满了耳朵，我的下身像被霜打蔫了的一只茄子，镜子里的脸色苍白，表情严重扭曲。走出卫生间后，我叫妓女穿上衣服立即离开，妓女穿好衣服嘲弄地向我吐了吐舌头，说了声“假牙”后翩然而去，我想说一句“公共厕所”反击，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我倒在床上像一条奄奄一息的狗，恶劣的情绪使我不敢面对自己真实的嘴脸，想嫖娼，但力不从心，而为自己力不从心又找了一个贞洁的借口，因为我决心对韦秀永不背叛。其实我跟张秋影是以爱情的名义间接地嫖娼。爱好女人是男人的天性，贪官如此，百姓也是如此，只不过时间地点方式不同，因而称呼也不同，比如民工在街边美容院玩女人叫嫖娼，大款和贪官们在豪华的别墅里玩女人叫“包二奶”，严格说来，只要不是跟自己的妻子睡觉，一律都是“嫖”的性质，在嫖这个问题上还是存在着等级制度的，而且也是不公平的。比如今天晚上在来凤山庄这个高尚的度假区里，嫖是受到保护的，大城市的星级宾馆也是一样的，只有路边店和小美容院才是真正打击的对象，地位低的嫖客是不受保护的。我在酒精的作用力下胡思乱想，晕晕乎乎地睡着了，隔壁房间里则传来鬼哭狼嚎一样的声音，这些文字贩子们将压抑的委屈免费倒进了妓女的器官的。
回到合安后，我的调查还是沿着我自己的思路进行着，我舅舅郑天良虽然像所有的贪官一样与女人千丝万缕纠缠不清，但我真正感兴趣的还是他灵魂深处潜伏着的贪婪与掠夺的本性是如何被唤醒并让他义无反顾地背叛自己。要找到这些背景远比写他与女人之间的淫乱要难得多，而且也很难明目张胆地下出结论。我所要做的和能做的只能是呈现而不是定义和结论。
秋天来临的时候，合安县的护城河里就落满了树叶，这个落叶的过程只有耿天龙这样的退休老干部才能在黄昏时分准确地捕捉到每个细节并会产生一些人生的联想，而忙碌的人们却不会对风吹草动产生任何感觉，他们只是在打了几个喷嚏后意识到天凉了，他们是通过加穿衣服来确认季节已经变了。
一九九九年秋天让河远市政界上下大吃一惊，主持工作的市委副书记、市长黄以恒并没有接任市委书记。省委任命四十二岁的省委办公厅副主任叶正亭出任河远市委书记。叶正亭曾任过前任省委顾书记的秘书，是省里重点培养的跨世纪的年轻后备干部，中央党校学习一回来就到了河远市任职，他比黄以恒市长还小四岁，年纪轻，政治经验却相当丰富。中国领导干部的秘书们之所以容易提拨，主要是因为他们长期在首长身边工作，耳濡目染，首长的工作经验和领导艺术以及高尚的品格学得快、领会透彻，所以秘书们的政治素质好，工作驾驭能力强，宏观决策起点高，这是一般干部所不具备的优势。至于一些人说秘书政治是裙带关系是吏制腐败，应该说这是很不严肃的，秘书提拨也是经过组织部门严格考察和公示过的，是无可挑剔的，是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
叶正亭一上任就显示了省委决策的英明和正确，他具有开拓精神，又是大学经济系毕业的高材生，他在调研了两个星期后，对河远的经济建设提出了全新的工作思路，极富于改革勇气和战略性眼光，市计委、经委、财政、轻工、商业等与经济密切相关部门的一把手全换了，一批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年轻人走到经济建设的前台。有人说这是叶正亭将黄以恒苦心经营的班底换了个精光，是对河远地方势力的一次大清洗、大换血，也有人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在美国都是这样的，很正常。河远的班子包括各县的党政一把手除了省里直接下派的一小部分外，其余都是在梁邦定和黄以恒手里培养起来的，基础牢固，队伍稳定，所以有人说梁邦定和黄以恒是河远的土皇帝，这些话应该说有些偏激。因为用什么人和怎么用人是个长期争论不休的话题，在反对资产阶级假民主的前提下，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干部任用上，是不应该在权力结构中搞什么反对党的，不然工作就没法开展，我们中国不能像西方和台湾那样在国会开会时打架，这与东方文明也是背道而驰的。
所以叶正亭来上任的时候，各县主要负责同志都参加了市里召开的会议，会上黄以恒同志代表市政府坚决拥护省委的决定，并且表示坚决支持叶正亭同志的工作，将河远的经济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高潮，黄以恒穿了一身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表现出了相当的诚恳，他说：“正亭同志年富力强，是经济专家，长期在省委省政府工作，有宏观工作经验和总揽全局的能力与魄力，我们要紧密团结在正亭同志为核心的市委周围，在正亭同志的带领下，扎实工作，努力拼搏，为全面开创河远工作的新局面而奋斗”。叶正亭书记充分肯定了河远市委市政府在经济改革中所做出的积极努力和卓越贡献，他表示要与市委市政府全体同志一道共同努力，为深化河远的经济改革和实现河远经济腾飞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会上说：“以恒同志既有地方工作经验，也有市里的工作实践，为河远的改革开放做出的成就有目共睹，在工作上将是我的最有力的帮手和老师。我们会一起努力把河远的事情办得让省委放心，让人民满意，让自己无愧。”
叶正亭和黄以恒两个人的表态既是政治性的也是个人化的，他们将政治表态与个人立场完美地统一在一起，使所有的人都觉得这种相互肯定虽然有些言过其实，但相互肯定总比相互否定好，因此会议是令人鼓舞的。只是叶正亭主政后，有意无意地正在按照自己的思路来重新规划河远的工作，改组内阁是局部的但却是关键的，它让人们看到黄以恒的班底正在被削弱，让人感到措手不及的是国企改革制定了新的方针和战略，叶正亭在召开的全市“国企第二阶段深化改革战略会议”上指出，“抓大放小要根据市场规律和企业自身的实际状况灵活地去理解和把握，不要教条地僵化地对所有企业一律都按抓大放小去对待，对于有发展前景的有市场竞争力的小企业不能放，要扶持；对于管理混乱技术与资金都跟不上且市场前景不好的大企业该放的放，该卖的卖，对于这些名不符实名存实亡的所谓的大企业就是要见死不救。改革是什么？改革是革命，是优胜劣汰，而不是论资排队按规模大小进行保护，说句老实话，有些所谓的大企业你是救不活的，与其迟死，还不如早点办后事。我还要跟大家说一句的是，抓大放小是国务院针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宏观性把握，不是针对每个市每个县的，县市一级是没有什么大小企业之分的，只有好坏企业之分，我们这次会议就是要让大家明白，市里对国企改革这一块，是按照企业效益好坏来决定扶持或改制的，而不是根据规模来制定改革战略的。”
叶正亭的话引起了与会者的强烈的反响，大家都感到这个年轻的书记就是厉害，中央的精神被他三下五除二就吃透了，而且站得高看得远，无论是气魄还是能力上都是令人心悦诚服的，相比之下，黄以恒的抱残守缺自然而然地暴露了出来，但相当一部分人认为，黄以恒不是没有气魄的领导，当年合安的五条商贸大道和工业区建设，就是气魄与胆识的集中体现，之所以在国企改革中行动缓慢反复论证，主要是出于谨慎，现在动不动工人就会闹事，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如果让工人们到省政府门前静坐示威，对他的政治前途肯定会产生负面影响；另外一个就是河远的大企业主要都集中在合安县，如果简单地卖了或改制了，等于是把黄以恒的政绩一笔勾销了，黄以恒的难处没有几个人能理解，其实他的压力比任何人都要大。历史就是包袱，不能甩，甩掉等于是否定历史。这种事一般人都不会干。
叶正亭对河远下一步国企改革定了调子，这个调子与黄以恒是有本质区别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所有与会人员在新鲜和振奋的同时，明显感到市委书记和市长在河远经济建设的思路上存在严重的分歧。
叶正亭在市委秘书长林彬和新上任的市计委、经委一把手的陪同下来合安调研，主要是对工业区进行考察，叶正亭在合安县级干部参加的形势分析会上，只字没有提对工业区改革的意见和措施，也没有对工业区目前四面楚歌的困境进行分析，他只是说合安工业区在我省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是做出过重要贡献的，至于下一步如何走，市委和市政府还要做具体研究。郑天良发现叶正亭甚至连在“国企第二阶段深化改革战略会议”上的基本观点都没有重申和强调，如果要是按效益来决定改制方案，合安工业区第一个要卖掉的就是啤酒厂，因为啤酒厂是亏损最大的企业，现在的市县两级政府硬着头皮向啤酒厂输血并用行政措施强迫全县销售摊派的啤酒，硬撑着挽救一个不可救药病入膏肓的企业。但大家都不说，叶正亭也没说。合安太敏感，工业区与黄以恒的政治名誉是连在一起的。
叶正亭没有让宣中阳等县领导班子陪他们吃晚饭，叶正亭一行自己在蓝湖宾馆吃工作餐，这使郑天良觉得叶正亭有点作秀，因为省里领导下来都是要县领导陪同吃饭的，难道你一个市委书记比省委书记官还大，也许是叶正亭不想跟宣中阳在酒桌上说太多的与工作无关的话。不过，散会前，林彬秘书长解释说：“叶书记要求全市各党政部门到下面去都不允许大吃大喝和前护后拥，这是叶书记改进我们工作作风的一个重要举措，市委马上就要下发专门的文件将其制度化，希望各位要理解并贯彻执行。”
宣中阳在走廊里对叶正亭说：“叶书记，我晚上回家吃过饭后到宾馆来看你，有些事我还想跟你私下里进行汇报。”
叶正亭说：“你的工作也够辛苦的了，晚上就在家好好休息，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我晚上也想歇一歇，看看足球，英超利物浦对曼联，一场龙虎斗。”
宣中阳对足球不感兴趣，但叶正亭这样说了，他也就只好顺着往下说：“那我晚上就不来打扰你了，好长时间我也没看电视了，看一场球赛放松一下神经。”
叶正亭说：“我们既要会工作，也要会休息，苦行僧的领导是很乏味的。要是我有钱，我也会像大连的薄熙来市长一样养一支足球队。”
他们说笑着握手道别。
郑天良回到家里让周玉英给他熬稀饭，赵全福打手机让他去红磨坊吃饭，但郑天良说不去，明天一早还有事。叶正亭在合安，郑天良不敢轻举妄动，他感到这个充满朝气与活力的市委书记总会要在河远做出一点什么事来，叶正亭跟黄以恒完全不是一个类型的领导干部。
25
郑天良被黄以恒釜底抽薪后一脚踏空，女儿郑清扬居然又跟吴颢私奔，他气得心脏痉挛，血压猛升，医生要他注意控制好情绪，保持平静的心态。于是他从沈汇丽的身体上找回了一种平衡，他想象着沈汇丽是黄以恒的人，一种被补偿的感觉每天都在抚慰着他受伤的情感。但这些话他是不能随便说的，在听到叶正亭出任河远市委书记的那天晚上，他在红磨坊喝得酩酊大醉，他尽情地笑和不计后果地喝白酒，赵全福说：“你有什么事这么高兴？”郑天良说：“我女儿从深圳打电话来了，她在一家广告公司任职，月薪三千块，比我还高两三倍，能不高兴吗？”赵全福看出了郑天良的心思，就跟他开玩笑说：“我觉得你是在为黄以恒连任市长而高兴。”郑天良扳起脸：“你不要瞎说，黄市长跟我公私关系都很密切，刚才他还给我打电话问我女儿清扬什么时候到市里上班，他还要为我女儿接风呢。我说女儿到南方去了，黄市长感到很惋惜。”赵全福问晚上是不是还回去住，郑天良说你给我在二楼开一个房间，当晚，他将沈汇丽从河远约回来，两人在套房里一夜销魂，沈汇丽问郑天良哪来那么大的力气真让人受不了，郑天良趴在沈汇丽柔软而光洁的裸体上热汗淋漓地咬着她的耳朵说：“因为你的身体就是一粒毁天灭地的‘伟哥’”。沈汇丽在郑天良的煽动下蛇一样紧紧箍住郑天良，两条蛇在吱吱作响的床上缠在一起，你死我活。那天晚上，郑天良死而复生。
今晚，郑天良在家里吃饭坚持保留着农村用的大碗，他嫌城里的小碗吃饭太麻烦，尤其是喝稀饭三两口就卷进了胃里，今天晚上郑天良喝了两大碗红豆稀饭，小菜是周玉英腌的五香萝卜干。周玉英说：“你看你的吃相像从牢里刚放出来的。”郑天良说，“牢里整天是酒肉，所以从牢里放出来的人吃稀饭就特别香。”
女儿从深圳打电话回来了，她说自己在深圳很好，让父母放心，她还在电话里对郑天良说：“爸，我留给你的那封信太刻薄了，你可不要生我的气哟。我在深圳拉广告，发觉这里的吃回扣和以权谋私勒索钱财简直到了不顾廉耻的地步，相比之下，老爸你还是算相当廉洁的了。”郑天良听到了女儿的表扬，比听到领导的表扬还要高兴，他对着话筒谦虚地说：“你老爸做得还很不够，还需要继续努力。”这个电话让父女之间的隔阂一下子全消除了。吴颢在一家外企当工程师，月薪四千多，他们每个星期才能见一次面，大家都很忙。
郑天良觉得女儿离家出走从客观上为自己解了围，不然送上门的女儿一脚悬空，这会让他在进退两难中蒙受巨大的耻辱。所以他在前些天去市里开会遇到黄以恒时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黄以恒问起清扬的事，郑天良轻描淡写地说：“清扬嫌市里的发展空间太小，在我把调令拿回去的时候，招呼没打一声，跑到南方去了，死活不愿来河远。真没办法。”他的意思是女儿根本看不上你家建群，所以就以先斩后奏的方式对权势进行了一次坚决的反抗。说完这些话，郑天良心里就像夏天吃冷饮一样神清气爽。他似乎看出了黄以恒脸上有一丝落寞的神情，这种神情对郑天良是一种安慰。
郑天良放下饭碗的时候，家里的电话铃响了，郑天良拿起电话，是市委秘书长林彬打来的，他说叶书记让你马上到他房间来一趟。
郑天良心怦怦地跳个不停，他在激动和迷惘中调整不好自己的情绪，他不知道叶正亭找他干什么，所以也不知道自己该以怎样的姿势和心态跟叶书记说话，他甚至想到了是不是叶书记知道了他跟沈汇丽和王月玲的关系，要是那样的话，他就全完了。但他坚信，这两个女人不会出卖自己，也没有必要出卖自己，而赵全福只是隐约知道一些，他手里绝没有证据。不知怎么了，郑天良越往下想，心里就越没有底，而且想的都是一些令人绝望的事情。
赶到蓝湖宾馆二O 九套房，轻轻敲门，里面的声音说请进，郑天良稳定了一下情绪，故作镇静地进去了。
叶正亭好像还没洗澡，他衣冠整齐地坐在会客室的沙发上看电视，电视里的利物浦队欧文刚刚攻进一个球，屏幕上的曼联主力贝克汉姆一脸沮丧，郑天良看不懂这些，叶正亭关了电视站起来跟郑天良握手：“老郑，你好！怎么晚上这么老实地呆在家里，没出去潇洒潇洒？”
郑天良心里一紧张，鼻子上汗都冒了出来，他感到心脏都提到了嗓子眼了，叶正亭难道已经知道了什么，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在叶正亭没有彻底揭穿他之前，还是稳定了一下语气说：“叶书记，我的工作范围很窄，晚上从来没有什么应酬。”
叶正亭让郑天良坐下，将身边提前泡好的一杯茶推到郑天良手边：“请喝茶！我知道你分管的工作根本不够你干的。你是合安班子里资格最老的一个，几朝元老了，对县里的情况很熟悉，所以我找你来谈一谈，一是想了解一下合安的真实情况，同时也想给你压压担子。”
郑天良一听是了解情况和压担子，他心里的警报一下子就解除了，他对压担子这一信息的反应异乎寻常地敏感，他知道压担子在官场有两层含义，一是将你平调到最没人愿干最难干的地方挂起来，像晾衣服一样晾在那里示众，比如当年陈书记让他去东店乡当党委书记，还有后来黄以恒让去王桥集经济实验区；另一层含义就是予以重用或提拨使用。叶正亭刚来河远，与郑天良素昧平生，不存在晾他的理由，所以他的心跳由紧张而激动起来。他说：“叶书记，我在合安已经干了二十多年了，副县长也干了十一年了，情况了解得比较多。我个人更愿意在叶书记这样作风正派、眼光超前、具有开拓精神的年轻干部指挥下多做一些实际工作，有什么指示，我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执行照办。”
叶正亭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反应，他看了看正襟危坐的郑天良，手指轻轻地敲着沙发的扶手：“很多同志都向我提到过你，说你是一个正直的敢于犯上的县级干部，我也希望你能犯一犯我，只要是为了工作，我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更不应该因此而淹没掉才干。我知道，你是八十年代最早搞乡镇企业的改革带头人，在全省都是很有影响的，在县里也分管过工业，是抓工业的一把好手。”
郑天良听到叶正亭的这些话，眼泪都差点流了出来，叶正亭居然对自己的历史功绩和所受过的委屈一清二楚，虽然没有明说自己多年来遭受的压抑，但显然叶正亭心里有数。郑天良在这种时候，必须控制住自己感情，不能流露出任何情绪来，于是他用曾经沧海般的语气说：“叶书记，我这个人始终坚信这样一种信念：千年一瞬，百年人生；做事做人，时间为证。我是农民出身，我有最朴素的思想感情和党性原则，也正因为我了解老百姓的艰难，所以才对左倾冒进和花架子工程进行坚决抵制，也得罪了不少领导。不过，我这个人组织原则还是很强的，组织上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信任我就多干拼命干，不信任我就少干不添乱，毫无怨言。”
郑天良等于是含蓄地讲出了自己目前的处境，但一个基本原则是对事不对人，把握分寸，适可而止。由于内心比较激动，他就想抽烟，于是他掏出普通的“红塔山”烟，递一支给叶正亭，叶正亭说：“我不会抽烟，你抽吧！”郑天良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把烟放回了烟盒里，他说：“我平时也很少抽烟。”叶正亭没有再强求，所以他们在无烟的环境下说着没有雾气的话。临来前，周玉英拿了一包“中华”给郑天良，郑天良却要“红塔山”，周玉英说给市委书记敬烟要拿最好的，郑天良呛了她一句：“你不懂，拿红塔山！”
叶正亭只字不提郑天良与黄以恒的关系，也不提他目前的职务与分工是否合理，他依然将他们的谈话定位在工作的范围内展开，偶尔向工作的边缘靠一靠，这就显得既有原则性又有人情味。叶正亭说：“合安的国企改革目前是全市的重点，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我在上次会议上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步子要大一点，思想要再解放一点，你是合安工业区的创始人之一，我也听说过你当初对工业区有过不同意见，后来到了一个什么实验区当主任去了是吧？你能不能对我谈谈你对工业区的看法，谈谈目前合安改革的方案和思路。要讲真话，不要有什么顾虑，现在很少能在公开场合听到真实的声音，这种坏风气不刹一刹，河远的经济是没有什么希望的。”
郑天良顺手摸出了一支烟，但他还是放了下来。他不知道是否要将他与黄以恒的分歧全部说出来，还是部分说出来，是带着情绪说出来，还是客观地说出来。从叶正亭来河远后的举措以及前不久的国企深化改革会议精神看，叶正亭是希望郑天良将话说透彻的，是想听到真话的。但由于是初次见面，郑天良还是决定客观地部分地说一说他与黄以恒的分歧和对工业区的态度。因为，如果要是太过分或很情绪化，那么任何领导都会觉得有朝一日你不称心如意了，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极端和情绪化只能使你充当打手而不可能成为亲信，只能利用但不可重用，这是郑天良从二十多年经验教训中总结出来的。
于是郑天良说：“当初黄市长刚当上合安县长，想干事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合安的地理位置劣势和全县经济形势不适宜于在那个时候，盲目追求规模与速度，不计后果地上工程，大张旗鼓地搞花架子与形式主义。五条商贸大道铺面招租不到百分之三十，强压各个乡镇买铺面，虽然卖下去了，但还是花的政府的钱买的，等于是自己卖给了自己，现在还有百分之三十空在那里，而且时间一长，当初的设计与建筑质量已经远远落后于时代了。工业区一口气上了七大企业，基本上就没产生过效益，啤酒厂投资计划是八千万实际超过了一个亿，设计规模是五万吨，但从来就没生产过三万吨啤酒，造成了设备大量闲置，比如机床厂还没投产就倒掉了，加上通向省市沿线的十八公里农民新村建设，全都是靠贷款建的。现在全县还背着四亿多银行债务，加上拖欠工资一个多亿，如果我们县是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已经资不抵债，只差宣布破产了。这就是历史与现实的实际情况。我当初反对五八十工程并不是对黄市长本人有什么意见，我们是省行政学院‘第三梯队’培训班的同学，又都是梁邦定书记选拨的年轻干部，支持他的工作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我发现五八十工程完全是五八年大跃进式的假大空的面子工程，所以在县长办公会上就极力抵制，唱了反调，但没有人支持我的观点，再加上那个时候省市都在支持合安，银行贷款就像草纸一样一车车拉到了工地，所以就上马了。我当时是分管工业的副县长，我的思路就是我在马坝乡的发展思路，即根据合安的实际情况，应该走‘由小而大，由农而工’的循序渐进的道路，但没有被采纳。后来，黄市长就将我调到王桥集实验区去当管委会主任了，由于选址不对，再加上投资跟不上，所以实验区也就短命夭折了。回到县里后，我自然就成了败军之将。”
叶正亭一边听一边点头，他显然已经听懂了郑天良的意思，但他没有表态，他又问：“你觉得目前工业区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郑天良说：“我完全同意叶书记在前不久国企深化改革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在市县这一级，本来就没有什么大小企业之分，只有效益好坏之分，叶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是合安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我完全拥护。目前我县最需要解决的就是抓好放劣，全面改革产权制度，实行股份制改造。在叶书记讲话精神指导下，我以为最重要的是解决啤酒厂问题，现在生产一天就亏损一万二千块钱，目前靠这种地方保护主义政策强行推销啤酒，老百姓怨声载道，乡镇干部有苦说不出，但正如您所说的，没有一个人敢说真话，乡镇一把手都签了责任状，回去后就利用行政手段层层下压，我到东店乡去落实任务的时候，看到了中心小学校长带领教师堵住校门口，坚决不要啤酒，干群关系极度对立。东店乡党委书记是唯一拒绝跟宣中阳签合同的人，但由于不销啤酒就要交帽子，还是签了。他对我发火说，他肯定完不成任务，只等着县里革他的职，他说他已经干够了。我觉得这种强行摊派啤酒的办法不仅工作难度大，更主要的是违背了市场经济规律，用不公平的手段是不可能救活一个企业的。啤酒厂这个包袱是背不起的，我的意见是坚决卖掉，而不是县里控股，如果我们还死死抱住啤酒厂不卖掉的话，后患更大，快刀斩乱麻，越快越好。其他企业也应该是该转让控股权的要转让出来，如果转让控股权还不行的话，就彻底卖掉，没什么了不起的，工业区没有一个企业是值得救的。”
叶正亭只是点头，还是不表态，他继续问：“你觉得哪些企业应该进行扶持？”
郑天良说：“我们合安县从本质上说是一个农业大县，应该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基础上，大力发展优质高效农业，经济结构应调整到对农产品的深加工上来，应全面加快农副产品商品化生产进程。比如，合和酱菜厂现在已经成为全县最大的民营企业，也是上交地方税收最多的企业。这个企业原来是乡镇企业，由于黄市长在任合安县长的时候提出将乡镇企业下移，向个体化经营靠拢，所以被强迫卖给了个体户。这个企业被迁到乡下后，现在规模大了，想迁回县城，县里还是不批，认为不能让民营企业卷土重来压国有企业，迟迟没有同意。现在中央也提出了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和多种经济形式并存的战略，但我们县的思想还是没有跟上。我认为要扶持以农业深加工为主的企业，分布在我县乡镇的缫丝厂、粉丝厂、酱菜厂、玩具厂都应该扶持，因为这些企业劳动力成本低、就业人数多、效益好，虽说是个体民营，但税收是国家的，大批闲散劳动力获得了就业机会，我觉得转变思路非常重要，但目前阻力比较大。”
他们一直谈到了深夜十二点，叶正亭说：“老郑，你的思路很清楚，问题分析得也很透彻，如果合安国企改革向纵深推进的话，我看让你来分管工业是最合适的，我明天就找宣中阳谈这件事。你看怎么样？”
郑天良没觉得是重用，而是觉得这是给自己平反，他有一种沉冤昭雪的激动，但他还是试探性地说：“叶书记，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相信只要有你叶书记的支持和指导，我会拼尽全力去完成你交给我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只是我自己年龄不小了，就怕思想跟不上趟了，都快退居二线的人了。”
叶正亭手一挥：“我知道，你今年才四十九岁，比我也大不了几岁，怎么就想到往回缩了，合安的国企改革搞好了，你就是最大的功臣。对于功臣，党和政府是不应该也不会忘记的。”
叶正亭的这句话等于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即郑天良只要能够完成市委交给的任务，叶正亭肯定是要给予重用和提拨的。这对郑天良来说，无异于黑暗中的阳光，绝望中的号角，他拍着胸脯说：“叶书记，我不想赌咒发誓，你就看我的行动吧！”
这个夜里，郑天良做了一个漫长的梦，他梦见自己在秋天的风中飞翔，天空是澄碧的蔚蓝，云在他脚下缭绕，光线穿透云雾和他的头发像梳子一样匆匆经过，他在梦里对沈汇丽说，这就是腾云驾雾。沈汇丽粘在他的怀里幸福地笑了。
第二天下午在县委常委扩大会上，叶正亭参加了会议但没说话，宣中阳代表县委宣布了对县领导班子分工的调整，他说：“根据工作需要，郑天良副县长分管工业和商贸，也就是抓经济的副县长，主要负责合安第二阶段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工作，田来有同志分管民政局、老干部局、地震局工作。也就是这两个同志的工作对调一下，田来有同志这些年来，为我县经济腾飞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工作吃苦耐劳任劳任怨，以大局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度的政治觉悟和思想素质。目前合安遇到的困难也是全国遇到的困难，与田来有同志个人没有直接关系，这一点必须要强调清楚。郑天良同志是人所共知的抓工业的专家，是我省最早发展乡镇企业的带头人，思路新，办法多，既有宏观经验，又有具体实践，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所以县委决定让郑天良同志主抓全县的经济工作，实施国企改革战略调整，是合适的也是正确的。”
宣中阳肯定田来有的话在这种时候很像是致悼词，田来有脸色青黄，一声不吭，霜打过一样表情枯萎，他闷头抽烟的形象让人想起了一个坐立不安的刚落网的嫌犯，这个比喻虽然有点损人，但很准确。
屋外秋天的树叶正在秋风的荡涤下由青变黄，很像田来有的脸色。
郑天良正襟危坐，一脸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神情，他不会也不值得得意忘形，因为他不过是回到了原来自己的位置上而已，至于说抓工业的经济副县长抵三个副县长用，他还没有体会过，最起码以前分管工业时他没有什么特别感觉，不过田来有现在坐的是二点二排气量的“奥迪”，而他只坐普通“桑塔纳”，这是不争的事实。他想趁这个机会表扬一下田来有顺便再表一下态，但显然宣中阳和叶正亭都没有这个意思。简单宣布调整分工后，大家就开始讨论工业区的改革方向，叶正亭只听不说，而郑天良却理直气壮地大谈叶正亭在全市国企第二阶段深化改革战略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大谈全市在叶书记这个核心领导下改革的前景和目标，在谈到工业区改革的时候，他只字不提具体的方案，仍然用叶正亭的讲话精神，“没有规模大小企业之分，只有效益好坏企业之分”。其他县领导也是围绕着叶正亭的讲话精神大谈改革的新思路和新战略，就连宣中阳在内，所有人就是不谈工业区和啤酒厂，民主党派副县长朱清润连一句话也不说，这个当初公开反对推销啤酒的中学教师专注地看报纸，就像一个学生在课堂上开小差一样。叶正亭用平静的目光注视着会场，他似乎感到了什么，所以也不说工业区的改革方案与思路。整个会议务虚而空洞，类似于一次毫无意义的政治学习，所有的人都在谈叶正亭的讲话精神，但所有的人都不谈实际的事情。叶正亭听得有些烦燥，眼睛经常走神，他看到窗外一棵法国梧桐树枝繁叶茂地挡住了屋内的光线，窗外漏进来的阳光支离破碎，如同一些碎玻璃片扔得到处都是。
会议临结束前，叶正亭还是忍不住发了一些抽象的火：“我知道，你们做官都做得很油滑了，一上午开的是什么会？空洞无物，废话连篇，你们都信奉，会上讲的不做，会后做的不讲，我要说的是，在我任市委书记期间，会上讲的会后必须做，会上不讲的会后一律不许做，谁做了，我就撤谁的职。合安怎么办？我不给你们定调子，我让你们自己拿方案，我倒要看看你们用什么办法糊弄我。不要开口闭口谈我的什么讲话精神，会上的讲话是经过市委常委会讨论的，请你们不要往我一个人头上套。”
叶正亭讲完话的时候，宣中阳不停地抹鼻尖上的细汗，只有郑天良注意到了这个细节，他感到眼前这个宣中阳现在很脆弱，不堪一击。
叶正亭临走前，又找了郑天良谈了一次，他先是说了一句：“我对你今天会上的表现很不满意，不说实话，不敢说真话，一个领导干部怎么能这样没有原则呢？我是不是要重新认识你？”
郑天良腿有些软，但他还是振作精神说：“叶书记，我向你保证过，你要看我的行动，而不要看我说了什么话。尽管你讲的都是对的，但对的并不一定就是管用的，并不一定就是有效的，这就像讲吸烟有害健康一样，当然是对的，对于一个嗜烟者来说，当然也是不管用的。”
叶正亭听了这个话，用力地点了点头，对郑天良这种有分寸的犯上叶正亭很满意，他对郑天良说：“你现在要做的工作就是对工业区企业进行全面的资产评估和经营审计，看看这工业区究竟还值多少钱，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你要对市委负责，当然要多跟宣中阳同志商量，合安的担子很重，我就看你的了。”
叶正亭将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了郑天良，郑天良接过叶正亭手机号码就像接到委任状一样激动，因为找叶书记一般都是通过秘书去找，而书记的手机号码只告诉省委主要负责同志或者自己的情人，不向下级公开。宣中阳也只有叶正亭秘书的号码，而没有叶正亭的手机号。号码分出了在上司那里的等级和亲疏。郑天良已经从叶正亭的话里听出了弦外之音，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合安的工业区改革要直接对市委负责，而不是对县委负责（当然要注意尊重宣中阳同志）；第二、目前要做的工作是清产核资，为转让和拍卖产权做好准备；第三、要通过公开的审计，发现工业区的问题，找出问题的根源，审计的是经济，找出的问题肯定要落实到个人身上，有没有腐败存在？
郑天良觉得如果田来有不审计出一点问题来，田来有是不甘罢休的，他下面的那批人也是不会老实服贴的。下马威是必要的，就像当年郑天良自以为是地到实验区赴任，当他整天找黄以恒要钱时，他才知道了什么叫下马威。
郑天良先找到宣中阳说：“你看田来有的奥迪车是不是换过来，这倒不是讲排场，主要是接待投资商和去省市办事时体面一些。”
宣中阳说：“车我看就不必换了，老田心里还有些情绪，再换车不就激化情绪了吗，给你重买一辆奥迪，将旧桑塔纳淘汰给行管局接待处。”
郑天良笑了笑说：“县里哪有钱换车呀，我就凑合着算了。”他根本不是想换车，而是要看看宣中阳对田来有的态度。
宣中阳说：“要是这样，你外出办事或接待，就用我的奥迪吧，大家都勒紧裤带过苦日子。”
郑天良很客气地说那怎么好意思。宣中阳说同甘共苦是应该的。宣中阳已经从郑天良与田来有调整分工这件事中发现了一点什么，他打电话向黄以恒请示的时候，黄以恒说：“市里的干部调配与分工一定要听叶书记的，不要有什么抵触情绪，党管干部这一原则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宣中阳听了黄以恒的话很泄气，他知道黄以恒许多话不会直接说，他从语气和语速中听弦外之音。
宣中阳对郑天良从这个秋天的上午开始必须正眼相看，他正眼看郑天良的时候，发现郑天良头发已经染过了，乌黑发亮，全毛的西装笔挺，眼睛里流露出的是谦虚而镇静的目光，由于目光过于自信而镇静，所以谦虚就成了一种装饰，郑天良最近从尼克松的回忆录中读到这样一句话：“任何伟大而杰出的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谦虚者，谦虚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宣中阳面对郑天良这种表情的时候，一时还调不准自己的态度，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他已经做好了像黄以恒一样不接任书记的准备，该坚持的一定要坚持，这是他对黄以恒必须捍卫的一个原则立场。
宣中阳跟郑天良坐在自己办公室的会客厅里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宣中阳说：“老郑呀，啤酒销售形势很好，如果能完成一万吨销售计划，每年赚个六七百万是不成问题的。你看在下一步改革中该如何给啤酒厂进行准确定位呢？我是很赞成前几次会上你对啤酒厂的分析与判断的。”
郑天良说：“我的基本观点不变，前天晚上，正亭书记找我去他房间谈话，我也阐明了这个我以前的观点。啤酒厂的困难是暂时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是应该重点扶持的企业。”
郑天良用了个“正亭书记”和“房间谈话”这两个词来表述他与叶书记的关系，宣中阳愣愣地看着他，一时想不出这究竟是什么关系。但他还是从郑天良对啤酒厂的态度上看到了郑天良是坚定信心不动摇的。他问：“叶书记对啤酒厂是什么意见？”
郑天良说：“正亭书记没有正面表态，我想他是能听得进去我的意见的。”郑天良将自己和叶正亭的关系越说越近，好像自己已是叶书记的智囊团成员一样，甚至可以左右叶书记的决策。这种拉大旗做虎皮的叙述冷静而平淡，似乎这在许多年前就已经是事实了，郑天良是个不能小看的人物，当年省委副书记魏廷旺点名要让他当副县长，连分工都给他定好了，现在又跟叶正亭关系非同一般，这让宣中阳一头雾水，在这个时刻，宣中阳无法怀疑郑天良说话的真实性，因为叶正亭跟宣中阳谈到调整分工时，没作任何解释，只说了一句：“你看是不是让郑天良分管工业？”一个字都不愿多说，宣中阳不敢问为什么，无条件照办，他要接任县委书记的权力攥在叶正亭手里，而不在田来有手里。
郑天良发现宣中阳情绪很混乱，就像一个迷惘中的青春期少年第一次观看女性蕾丝内衣表演一样无所适从。郑天良虽然也很谦恭，但少了许多诚恳的眼神，最重要的是他的腰坐直了，腰是一种象征，宣中阳对郑天良腰的变化相当敏感，但他显然不好跟他探讨关于腰的姿势问题，他们谈工作。
郑天良开始跷着腿，发现有些不妥，就放下了，因为宣中阳没有跷腿，在上级面前公开跷腿是不能容忍的，最起码是不礼貌的。郑天良放下腿后说：“宣县长，我对你一直是支持的，而且我跟黄市长都是从邦定书记手里培养出来的，所以从感情上说，我目前分管工业要抓的头等大事就是加强联合执法力度，要将外地啤酒统统赶出合安，明天我就去市场整顿联合执法队开会，加强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每条路全部堵死，城里销售的外地啤酒一律查封并重罚，田来有在这方面手太软了。还有一个我要向你汇报的是，根据正亭书记的指示，全县没有改制的企业一律要进行资产评估，同时进行经营审计，然后根据量化的数字来决定改革的方案。所以审计局和财政局以及经委、计委都要抽人，我将人员组织好了后，你去做一个动员报告怎么样？将县委、县政府的态度明确一下，我不借助你的支持，工作是开展不下去的。正亭书记抓工作要求很严，我觉得工作压力很大。”
郑天良看似谦虚的汇报只能是更突显出他韬光养晦之后指点江山的强烈意志，宣中阳感到这根本不是向他汇报工作，而是郑天良宣布自己代表县委和县政府所做的决定，这种征求意见完全是一种礼貌，如同一个寡妇的再婚仪式一样没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宣中阳感到脊梁上一阵凉风自上而下尖锐地穿过。
郑天良重新分管工业后，县里舆论界一片哗然，有人说田来有出事了，也有人说田来有能力不行，还有资深人士说郑天良跟黄以恒一直是离心离德的，重用郑天良是叶正亭对宣中阳的钳制，是对黄以恒权力体系进行削弱的步骤之一。当郑天良在赵全福红磨坊听到赵全福将这些信息告诉他的时候，他只是含而不露地笑了笑，然后把玩着手中的白瓷茶杯，言不由衷地反驳说：“外界希望我们领导班子内部出现矛盾越多越好，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共产党的干部一切都是根据工作需要来安排的，本职工作都做不完，哪有那么多时间搞什么矛盾，这纯属别有用心。”
赵全福于文红将沈汇丽请来一起陪郑天良吃饭，赵全福说：“我早就说过，老板肯定会时来运转的，小沈呀，如果我们要是买股票的话，郑老板的股我们是买对了。”
沈汇丽紧挨着郑天良，鲜艳的嘴唇在郑天良的视线里如同刀子一样锋利，他感到沈汇丽在桌子底下用腿跟他交流，郑天良装着没反应，一次次地让开。他刚刚被重用，一时还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所以也拿不出恰当的表情来应付这个场面。他总觉得目前这种形势下，他应该有所收敛，酒桌上他居然不合时宜地要了一听椰子汁。
沈汇丽一针见血地对郑天良说：“老板，你总不能一阔就变脸，刚被上司看中，该不会立即就对我们这些穷朋友摆什么谱吧？”
郑天良看着沈汇丽雪白的牙齿，端起一杯椰子汁向沈汇丽敬酒：“小沈，你说这话就太不够意思了，我又没提拔，拿我开什么涮？”
沈汇丽不依不饶：“不行，你要是有诚意，就喝白酒，男子汉喝奶算什么？”
郑天良发觉自己就像一滴油早就渍渗透进了毛料衣服里，越想洗掉却凝结得越牢固，赵全福沈汇丽这些朋友们就是一件吸附力很强的毛料衣服。于是郑天良义无反顾地重操酒杯，将一杯白酒干脆利索地倒进了喉咙里：“今后，还要仰仗你们两位资本家为合安的经济建设多做一些贡献，你们的贡献就是我的贡献，所以还望多多支持。尤其是小沈，你的罗马假日花园要抓紧开工，征地的事我在一个星期内给你办好，我够不够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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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汇丽又用柔软的腿在桌子下面贴紧了郑天良的腿，这一次郑天良没有拒绝，两条腿在桌面上酒肉的掩盖下相互勾结一拍即合，腿与腿之间甚至还有了一些相依为命的感觉。沈汇丽用眼睛勾了一眼郑天良：“太谢谢你了，吃完晚饭我请你唱歌，你的嗓音迷倒了半个中国的少妇们。”
郑天良不知该如何回答，他象征性地泯了一口酒后，说：“我现在忙得气都喘不过来，这么多年歇惯了，一下子紧张起来，真是焦头烂额。”他含蓄地回避着沈汇丽的邀请，他想，不能放纵自己，更不能因为女人而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他在一本小说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男人绝不会因为喜欢女人的裸体而放弃自己的事业。于是，他的腿从沈汇丽的腿上挪开了。
赵全福和于文红轮番向郑天良敬酒，赵全福问：“老板，合和厂回迁的事，你看多长时间能搞定？你现在是抓经济的副县长，一个抵三个用，我看中的那块地你是不是这几天就能给我定下来？”
郑天良说：“合和厂回迁县城比较麻烦一些，因为牵涉到你投资后减少了利税上缴，还关系到县里对民营企业的基本方针问题，我需要跟许多同志进行沟通，首先是宣县长那里就有不少难度。不过我的态度是很明确的，一定要回迁，而且要迁到工业区去，这一点我已经跟正亭书记交换过看法。”
赵全福张着嘴，一块鸭骨头僵在嘴里左右为难，他显然对郑天良的表态感到紧张，在吐出了骨头后，赵全福说：“老板，我可不想到工业区去凑什么热闹，那里都是国营大厂，我这个体户去那里名不正言不顺。”
郑天良并不看赵全福，他说，“你看中的城边上的那块地，县里要统一开发，工业区当初征地太多，现在还有大量闲置的土地。另外，我要纠正你老赵的一个错误观点，不要再说什么个体户不个体户了，现在是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时代，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例越来越大，将来工业区可能都是民营企业。我的意见是让你的合和厂建在啤酒厂旁边的空地上，两万多平方，足够你用的了。现在根本不是你建在哪儿的问题，而是让不让你建的问题，不要想得太简单了。”
于文红站起来又向郑天良敬了一杯：“还请你大老板多多帮忙，赵总是不会忘记你的大恩大德的。”
赵全福说：“这事就全权拜托你大老板了。我老赵这个人你是了解的，我不会说什么漂亮话，但我心里是有数的，你就放心地为我疏通，所有的费用都由我来出，尤其是新来的叶书记那里，你要帮我将工作做到位。”
郑天良在自己的位置被他们完全确立后，就很放心地笑了，他说：“工作我可以帮着做，但你们一定要能为合安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来，也让我脸上有光。”
吃完饭，沈汇丽上了事先定好了的二楼的套房，这是她跟郑天良的专用房间，房间里的地毯和马桶上的温度都是熟悉而亲切的，但沈汇丽万万没想到的是，郑天良在房间坐了几分钟就走了，他说：“晚上还要回办公室看材料，叶书记说九点四十分打电话找我谈事情，所以我得回办公室，你们在这里玩一玩唱唱歌。”郑天良说得很诚恳，沈汇丽失望地看着郑天良，脸上无比地凄楚，看着郑天良的背影从楼道里消失的时候，沈汇丽发现郑天良的皮鞋在经过走道里地毯时，一点声音都没有，无声无息。
赵全福开车将郑天良送到县政府办公楼，临走前，他将一个塑料袋塞给郑天良：“老板，合和回迁的事全靠你了，我请你帮我在市领导那里疏通疏通，要是不够的话，我再给你补上。”
郑天良一捏，知道是钱，就说：“你这是干什么，我怎么能要你的钱呢？”
赵全福站在黑暗中压低声音说：“这几文小钱不是给你的，而是你代我请有关方面领导喝喝茶的一点茶水费。不要推来推去的，让我太不好意思了。”
郑天良将钱往赵全福手里塞，这时，县政府看大门的刘大爷提着水瓶过来了，他说：“郑县长，你晚上加班呀？我这就给你送水去。”郑天良缩回了拉拉扯扯的手，嘴里很含糊地应付着。赵全福趁着这片刻的功夫一头钻进了车里，他对郑天良说：“就这样吧，改天我再向你汇报迁厂的事，厂房我已经请上海的专家设计了。”一副公事公办的口气。郑天良手里攥着一包钱，就像攥着一包炸药和一包罪证，他眼睁睁地看着赵全福消失在黑暗中。
县政府大院里寂静无声，秋虫在草坪里唧唧地叫着，它们和刘大爷一样都不知道郑天良手里攥着的究竟是什么。郑天良抬头看了一眼天空，漆黑一片，偶尔见几颗小星星在黑暗的天幕上鬼火一样地忽隐忽现可有可无。郑天良冷静地将一包东西揣进公文包里，公文包平安无事，像一个饿急了的人吃得太多而鼓起了肚子。
走进三楼的办公室，郑天良反锁上门，灯光照亮了这个已经不再朴素的空间，他倒了一杯茶，躺在沙发上点上烟，然后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脸上并没有发烧，心里也很平静，他没有立即看钱，而是一个人坐在那里研究自己的心境，为什么一点奇异的感觉都没有呢？既没有多年前面对意外之财的愤怒，也没有一夜暴发的激动。也许他早就在等待着这一天了，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一切却是那么平静而安宁，也许是他以前所捍卫的东西在多少年之后被证明毫无价值，所以他就像一个小学生做错了作业一样，发现一题就改了一题。
日光灯管里发出呜呜的声音，那是整流器对灯管老化做出的反应，自己也许就是一只老化了的灯管，虽然也在发光，但光的纯度和色彩已经非常模糊。他想起了在灯光之外的千千万万的妓女们，当一个守身如玉的良家女子对卖淫极度恐惧并且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那只能说明她对卖淫的无知，而一旦脱光衣服第一次迎接一个嫖客后，原来发现卖淫远没有想象中的艰难和罪恶，第二天走在大街上，她仍然享受着平等的阳光和均匀的空气，她与所有的人没有任何区别，所以第二次第三次卖淫的时候就根本没有了丝毫的心理压力。人们通常都说，迈出第一步很难，此后就容易了，郑天良发现这世上从来就没有什么难与不难一说，你想做就不难，不想做就难，难不过是一种借口，是一种缺少勇气的胆怯和懦弱。
郑天良在这个秋天的晚上心里极其平静，他觉得自己奋斗了这么多年目的是什么越来越不明确，如果说在马坝乡创办合和酱菜厂是为老百姓脱贫致富的话，那么去王桥集经济实验区更像是为了给自己争一口气，而今天对工业区进行改革又是为了什么呢？啤酒厂是扎在他心头近十年的一把刀子，他的尊严和政治前途在这把刀子的下面支离破碎。这使他这么多年来一直不愿正视碧源啤酒的瓶子更不愿看到瓶子在酒桌上被碰倒后的玻璃碎片，碎片割裂了他的前半生。他不愿沿着这种残酷的逻辑继续往下想，此刻他想到更多的是，其实人活着最大的意义就是让自己活得更好，无论你是当官还是做生意，都是想改变现状让生活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和境界。当皇帝是这样，修鞋卖菜也是这样，你只有自己活得更好了，才能对社会有贡献，才能为别人服务，比如说赵全福吃喝嫖赌随心所欲，但他为国家上交的利税很多，是为人民为社会做出贡献了的，而一个乞丐是无税可交的，他生活得很差，所以也对社会没有贡献，也不可能为人民服务。当官有权才能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同时，人民也要为你服务，这就是他和赵全福与沈汇丽的关系。符合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公平原则。
郑天良这样想着，觉得逻辑上还是有些不通，但他又不可能想得太清楚，所以也就不想了，他觉得任何事情只要内心里没有压力和恐惧，还是顺其自然为好，存在的就是合理的，而合理的却不一定就存在。
于是，郑天良打开公文包，掏出了鼓鼓的塑料袋，塑料袋是“为民商场”专用袋，上面还印有红色的“为人民服务”的字样，模仿毛泽东的字体，只是印刷不是很讲究，部分笔划被歪曲，如同冬天一棵老树上光秃且没有生命力的枝叉。郑天良将“为人民服务”的袋子扔到了地上，里面还有几层报纸，报纸拐弯的地方刊有端正党风反对腐败的杂文，这篇杂文包裹着钞票就像一把弯曲的匕首和投枪，软软地回忆着鲁迅时代的一些陈年往事。
郑天良对钱的认识是很含糊的，他家里总共只有两三万块钱，他以为赵全福让他帮着疏通关系的茶水费顶多只有五六千块钱，可他发现百元面钞摊在茶几共有十捆，一捆一万，整整十万。这时郑天良心跳了起来，他不是为接受这十万块钱而恐惧，而是感到赵全福这个个体户怎么有这么多的钱，一甩手十万块，居然还是茶水费，十万块钱要买多少茶水，难道他们这些个体户真的比他这个县长对社会的贡献还要大，如果不是他郑天良当年在马坝乡创业，赵全福能有今天吗？他心跳的是社会分配如此不公平，一个乡下的赌棍嫖客花钱像流水，十万块钱是茶水费，那吃一顿饭是多少钱，批一块地又是多少钱？
郑天良将地上塑料袋重新捡起来，装好钱后又塞进包里，然后走到门边将耳朵贴到门板上听外面有没有动静，几分钟过去了，走廊里悄无声息。他听到了楼外的一些风声水一样趟过寂静的夜空。
这时，郑天良整理了一下西装领口，将包放进文件柜里，又毫无必要地锁好，手里攥着钥匙，这才坐到办公桌边的真皮沙发转椅上，他给叶正亭打电话，一看时间，十点四十分，叶正亭每晚十二点以后才睡觉，所以此时打电话恰到好处。
郑天良给叶正亭打的是手机，这样叶正亭就能清楚地在手机显示屏上看到这是郑天良从办公室打来的，叶正亭在电话里说：“老郑呀，还在办公室没回家休息吗？都快十一点了，你要注意身体哟！”
郑天良说：“叶书记，这么晚了，你不还是没有休息吗？合安的问题很多，你又给我压这么重的担子，我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哪里敢这么早就轻松地睡觉了。”晚上被沈汇丽赵全福灌多了酒，说这话的时候，郑天良还情不自禁地打了一个酒呃。
叶正亭听到酒呃声后问：“老郑，你是不是身体不舒服？”
郑天良很无奈地说：“有点感冒，不要紧的，我还能扛得住。”
叶正亭很显然对郑天良的这种工作态度很满意，于是就说：“合安的担子确实很重，但你是一个正派而又很有经验的干部，我不压给你，又能压给谁。”
郑天良手里把玩着文件柜的钥匙：“听说工业区要彻底改制，各企业提交的股权转让和产权制度改革的报告还有合资意向书全都堆到了我的桌子上，白天没时间看，只好利用晚上看了。总体看来，各企业的思想认识是统一的，完全符合你对河远经济改革的总体思路，即能改就改，不能改的就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赶紧走。工业区企业必须在年底之前完成产权制度改革，明年要以全新的面貌启动，除了缫丝厂已经有一家江苏客商愿意控股合资外，其他的企业都要卖掉，但我考虑，卖企业的前提是保证工人就业，减税而不能免税，而且减税不能超过两年，要在整体上维护合安的利益。”
叶正亭说：“老郑，你的思路和我完全一致，但由于合安复杂的历史背景，你要注意协调好关系，尤其是宣中阳同志，你要跟他多商量，多汇报，拿不准的可以向我汇报。”
郑天良说：“叶书记，我给你打电话正是要你给宣中阳打个招呼，一个是让他知道清产核资和审计是市委的决定，另一个是让他能在清产核资和审计领导小组成立的会上做个宣传动员，中阳同志比较敏感，我怕他不知道这件事会有看法，而且有可能要影响到你和以恒市长的关系。我在计委、审计、经委等各部门抽调了二十六个人，要求在两个月内必须全部完成这项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加班加点是少不了的。”
叶正亭说：“我回来后已经跟宣中阳打了电话，以恒同志也知道了这件事，你不要在任何场合说这样或那样的人际关系问题，这都是不符合组织原则的，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要有组织纪律性，以恒同志对第二阶段全市国企深化改革是非常支持的，我们的意见是高度一致的。”
郑天良听了后连连称是，他说：“叶书记的指示我一定会牢记在心上，请你放心，我会为执行你的指示而赴汤蹈火的。”他发觉叶正亭越是讲他跟黄以恒高度一致，这里面问题就越大，就像黄以恒从来都跟他郑天良称兄道弟一样，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兄弟关系。所以郑天良觉得必须在电话里向叶正亭一再重申自己的政治立场和感情态度，这样的话说得再多也没关系，就像农村腌菜时的一句俗语叫“盐多不坏菜”。
最近一段日子以来，郑天良经常半夜回来，所以他要周玉英不要等他睡觉，今天他回到家的时候，周玉英已经睡了，他将塑料袋里的钱先是放在床头柜里，但怕被周玉英发现，就放到了冰箱里，冰箱里也不安全。郑天良站在客厅里呆了有一支烟的时间，还是拿不准主意，最后他决定放到大衣柜的隔板后面。放好后，他上床睡觉，竟睡得无比踏实，一夜无梦。
第二天早上，郑天良在厨房喝稀饭。天有些凉，周玉英在给郑天良找毛衣，她在大衣柜里翻了好半天没找到毛衣，却找到了一个塑料袋，她一边往厨房走，一边对郑天良说：“怎么大衣柜里多了一个塑料袋，里面包的是什么东西？”
眼见着周玉英已经打开了塑料袋，正准备撕开报纸，郑天良一个箭步冲上前去说：“不要动，里面是文件。”说着就从周玉英的手里夺了过来。
周玉英一脸糊涂地看着郑天良：“文件放到大衣柜里干什么？让我看看是什么东西？”周玉英说着就要上前去夺。
郑天良脸色都变了，他死死地抱住一包东西，坚决不松手，周玉英这时发起了脾气：“郑天良，你背着我搞什么鬼名堂，是不是女人的照片？不讲清楚我就到纪委去告你！”
郑天良因为过于心虚，动作变形得有些厉害，这与他的身份和工作经历很不相称，他在周玉英步步紧逼下，迅速调整了一下情绪，反戈一击说：“难道我什么事都要向你公开吗？你是县里的哪一级领导呀，我所有的事都要向你汇报？所有的材料都要经过你看？”
郑天良以进为退，反而让周玉英陷于被动，她有些不知所措地望着郑天良，郑天良脸色很严峻，饭碗里的筷子掉到了地上，稀饭上残存的热气细若游丝一样地冒起来，很快又在空气中碎了。
郑天良将塑料袋重新裹上，然后走到周玉英身边对她说：“我告诉你这里面是什么东西，但你千万不能对外讲。”
周玉英像犯了错误虚心接受批评一样地点了点头。郑天良压低声音悄悄地对她说：“最近县里正在对工业区进行审计，一些领导干部在审计中出了问题，这里面是某领导的违法乱纪的账本和票据，要严格保密，所以我昨晚在办公室看完后就带回来，当然也是不能让你知道的，因为纪委都已经介入了，懂吗？你摸摸，这么软，像照片吗？”
周玉英用手捏了捏，薄薄的，软软的，确实不是照片，于是她就很委屈地说：“我怕你在外面学坏，你都一个多月没碰我了。我老了。现在领导干部不少人都在外面搞女人。”
郑天良心里一惊，但很快又镇静下来：“你看我是那样的人吗？最近工作太忙，我都累得要死，回到家倒头就睡，真没办法。”
郑天良用手拍了拍周玉英松驰的肩，算是表示了一种歉意。
郑天良揣好保密的“材料”到办公室去了，他提前半个小时上班，将钱锁在文件柜里后，坐在办公室里喝茶，大楼里人都来齐的时候，今天和以往任何一天都没有任何两样，只是一些人穿上了羊毛衫。
宣中阳在清产合资和经营审计联合小组成立会上做了宣传和发动，他说这件事关系到合安下一步改革方案的制定，关系到合安国企的发展前途，所以希望同志们要认真对待，努力工作，在郑县长的直接指挥下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这项工作。最后他还强调了几点：“清产核资原则上是就高不低估，不能让国有资产在股份制改造和产权制度改革中流失掉，还有一点就是经营审计主要是审计经营管理中的合法性问题，宜粗不宜细，对事不对人，要防止通过审计来整人。”
宣中阳这些话讲得很重，而且口气也比较坚决，这使郑天良感到宣中阳与前些日子自己刚分管工业时相比，态度上有了很大的改变。宣中阳这些话明显是说给郑天良听的，既是提醒，也是警告。郑天良在具体布置的时候，充分维护了宣中阳的权威，而且也一再重复了审计是经营性审计，而不是对领导干部个人的审计。
二十六个精兵强将分头进入了工业区各个企业。
郑天良将沈一飞找到了红磨坊套房谈话，这一段时间，郑天良经常在红磨坊找人谈话，这里比较安静，干扰小，也比较隐秘。
沈一飞坐在沙发上，郑天良想起了沈汇丽的造型，他发现这兄妹俩有许多相同之处，沈一飞的身材一直不发胖，而且牙齿也很整齐光洁，这种遗传使他们具有先天的优势，这就像当官有娘老子做后台一样，与生俱来，一路高歌。
沈一飞在郑天良面前始终保持着感恩的心情，语言和动作都非常规范，从不敢造次。他的轻工局副局长是郑天良为他争来的，尽管沈一飞出任副局长更多的是郑天良为捍卫实验区政治的尊严，当时甚至差点跟乔岸书记拍桌子吵翻，但沈一飞内心里还是感激郑天良的。
郑天良剥了一个桔了递给沈一飞，沈一飞说：“老板，怎么好意思让你为我剥水果，我自己来。”
郑天良将桔子塞到他手里，说：“不要客气了，领导就是服务嘛，我为你服务是应该的。”
郑天良的话让沈一飞一时无所适从，他接过桔子迟疑了好半天都没吃，直到郑天良自己也吃了起来，他才食不甘味地咬了一瓣，桔子很酸。
郑天良说：“你今年好像也快四十了吧？按说也该动一动了。”
沈一飞心情有些紧张地说：“四十一了，还望老板能继续关心我栽培我。”
郑天良说：“你原来是黄市长的驾驶员，其实他要是愿意提拨你，打一个招呼就行了。”
沈一飞说：“老板，你是知道的，我自从到实验区后跟了你，黄市长就根本不管我的事了，再说我不过是一个驾驶员，他那么大的官是不会管到我这一级的，我也不会去求他的。”
郑天良说：“话不能这样说，你当初的副科级还是黄市长定的嘛！”
沈一飞说：“没有你大老板的点头拍板，我哪有今天的副科级。”
轻松的闲话里已经包含了重大的主题，这就是郑天良暗示沈一飞可以动一动了，如今郑天良是叶正亭书记看中的抓经济工作的副县长，又是多年的常委，权倾一时是不争的事实。沈一飞脸上泛起了一层想入非非的光芒。
郑天良说：“这么多年来，我对你一直是比较偏爱的，毕竟在实验区患难与共过，感情上不一样，但是我说不上话。好在现在正亭书记对我比较支持，在我分管的范围内，我还是可以说一些话的，宣县长对我这个老同志也是很尊重的。”
沈一飞想入非非的光芒开始转变成迫不及待的企求：“老板，我是你的人，我的一切都要靠你。你栽培我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郑天良突然变了脸，声音严厉了起来：“但你背着我究竟干了什么？”
沈一飞一下子脸色刷白，结结巴巴地申辩道：“老板，我真的不知道犯了什么错误。”
郑天良拍着茶几说：“你要不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我今天就不会找你来谈话，我让纪委检察院的人找你谈。你说，你这个轻工局副局长都敢这样干了，要是当局长，你还能刹得住车吗？”
沈一飞低下头不吱声了，他脸色惨白。
郑天良说：“审计小组已经将啤酒厂问题搞得很清楚了，你居然跟田来有两个人到浙江和福建出过两次差，不是为了推销啤酒，而是应广告客商邀请去游山玩水，三十万广告投放到两个没有销售网点的穷县，广告做了，一瓶啤酒都没销过去。一个县长一个局长居然私自做起了下属企业的广告代理，而且专捡没有销售网点的地方做，安的是什么心！你说你打算是向我坦白，还是向纪委检察院坦白？”
沈一飞抹着头上的汗，目光涣散地看着郑天良，声音颤抖地说：“老板，我向你坦白，请你看在多年跟着你的份上，拉我一把。”
郑天良面无表情地说：“说吧！”
沈一飞交代去年夏天浙江和福建的两个县级市的广告公司上门来要做碧源啤酒的广告，并说他们那个小地方不喜欢洋啤酒很欢迎价廉物美的碧源啤酒，他们提出先打广告，后做代理，田来有一口答应，并让沈一飞陪他一同去两个县去考察市场，去了后广告商安排他们游玩了普陀山和武夷山，一天晚上酒喝醉了后，他们两人接受了两个小姐的色情服务，服务后本来是沈一飞代表啤酒厂与广告商签广告合同，但广告商说他们还是希望田县长签，而且还暗示性地说了一句：“田县长，昨天晚上给你安排的确实是处女。”田来有当时脸色就青了，只好被迫跟两个广告公司签了广告合同，每个广告公司给了他们三万块钱回扣，共六万块钱。回来后，田来有让沈一飞到啤酒厂叫厂长杨功成汇出了三十万广告费，但此后两家广告公司却只字不谈啤酒代理的事，田来有和沈一飞都打电话去催广告商赶紧播广告和销售啤酒，但对方很无赖地说他们那里的男人只喜欢小姐，不喜欢啤酒。等于是白白被敲诈了三十万，田来有从此也只字不提了，六万块钱回扣，分给了沈一飞一万五千，沈一飞只收下了八千。这就是事情的全部真相。
郑天良恨铁不成钢地说：“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我真该让你到大牢里剃光脑袋过军事化的生活。”
沈一飞扑通一声跪在了郑天良的面前：“老板，我求你救救我，我真的不想去浙江福建，田来有说我在轻工局分管啤酒厂，是他硬逼着我去的，钱也是田来有硬塞给我的。这事全是他干的。”
郑天良气喘吁吁地说：“你给我把八千块钱交到民政局去，捐给福利院，让于江海给你打一张收条，日期写去年九月份，如果纪委和检察院找你的话，你就说回来后当时就捐了出去，玩小姐的事田来有承认你也不要承认，不然，你的前途就到此为止了，剩下的我来帮你解决。现在就去办，越快越好。不要对任何人讲我找你谈话了，听懂没有？”
沈一飞泪流满面地从地毯上爬起来说：“听懂了，老板，你是我再生的父母，从今往后，我再也不给你脸上抹黑了。”
沈一飞走后，郑天良站起来走到窗前，他发现远处的工业区悄无声息地匍匐在黄昏里，夕阳照耀着不再冒烟的烟囱和冷漠的厂房，工业区如同一片豪华的墓地。
郑天良站在黄昏的光线里拿起手机给审计局李局长打电话：“老李呀，我是郑天良，去年八月份啤酒厂的两笔三十万广告费是打往浙江福建两家县城的广告公司，[奇`书`网`整.理提.供]从账面上看有没有问题呀？”
李局长说：“没有问题，发票是正规的税务发票，而且两家县电视台的广告合同也附在后面。”
郑天良说：“你给我查一下，去年啤酒厂有没有往那里发货，如果没有发货，那么这三十万块钱广告费该怎么解释，看看经办人是谁？”
郑天良在指导清产核资和经营审计小组工作时，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啤酒厂督阵，他在翻看账目时，偶然看到了一份广告合同，签合同的人不是啤酒厂厂长杨功成，而是田来有，查同时期出差报销的发票，填报销单的是却只有沈一飞一个人的名字。郑天良觉得这份合同有些蹊跷，而且肯定与田来有有关系。杨功成是田来有的亲信，不可能从他身上有所突破，于是郑天良就找来了沈一飞，软硬兼施，没几个回合，沈一飞就老实就范，而且牵出来的主要人物就是田来有。
郑天良给叶正亭打了一个电话，叶正亭在电话里火冒三丈：“这群败家子，一个都不能放过，不管是什么背景，一查到底。”市纪委立即介入，三天后，田来有在家里的温暖的被窝里被宣布实行“双规”，杨功成与沈一飞分别接受了一万五千块钱和八千块钱回扣，这两人交由县纪委处理，杨功成最后被检察院批捕，沈一飞由于已经提前将钱捐给了县福利院，所以一身清白地出来了。
27
沈汇丽的征地计划已经批了下来，沈一飞也放了出来，他们请郑天良在红磨坊吃饭，酒过三巡，沈汇丽别有用心地对郑天良悄悄地说了一句：“老板，你已经有两个多星期都没答应跟我一起唱歌了。”沈汇丽在“唱歌”这个词上加重了语气，郑天良当然懂得沈汇丽此时说唱歌的真实含义，但他还是将错就错地说：“实在对不起，我太忙了，连吃饭都没时间，更顾不上唱歌了。”
正说着，郑天良的电话响了，吴成业在电话里说：“已经快三点了，怎么还没到办公室来。”郑天良发觉这顿饭吃的时间太长了，于是他就对在座的说：“我要回办公室有事，你们继续聊吧。”说着站起身就走了，他知道吴成业找他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事，但他又不能向酒桌上的人说。
刚刚担任县纪委副书记的吴成业似乎在抓经济案件上比任何人都要积极，在这次清产核资和审计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全都移交给了县纪委，目前已经抓了三个，撤了六个，还有十几个人的问题正在调查之中。
郑天良赶到办公室的时候，吴成业站在郑天良办公室里看墙上的合安县地图。两个人这些年已经很少有来往，所以相互之间说话就少了许多随意和轻松，吴成业见郑天良满脸通红，就说：“我看你这位县长大人现在越来越如鱼得水了，不要脸喝红了心变黑了，也不要哪天逮到我的手里，让我跟你过不去。”
郑天良听到这话非常刺耳，自己的女儿被他家儿子拐到了南方，吴成业对此从来没有发表过一句家长的意见，郑天良当然不会跟他讨论儿女的事情，他把自己的女儿跟吴成业儿子的关系定位在同乡同学的关系上。不知怎么，这些年来，他看吴成业越来越不顺眼，这个人一副反革命分子的样子，牢骚多，怪话多，副科级一干就是十几年，眼睛里从来没有上级。郑天良见吴成业出言不逊，就反唇相讥说：“我真要是有什么问题了，好像还轮不到你来查，除非明天早上你就升为市纪委书记。”
吴成业没有跟郑天良纠缠，他开门见山地说：“沈一飞是放出来了，但他的事情还没有结束。”
郑天良说：“沈一飞主动将钱捐给了福利院，这种行为正是拒腐蚀永不沾的具体体现，我们要充分肯定并要对这样的同志进行重用，县委已经研究过了，沈一飞的责任感是非观很强，他马上就要出任啤酒厂改制领导小组组长，全权负责啤酒厂的工作。”
吴成业说：“你不要再给我打什么掩护了，我们已经经过笔迹鉴定了，沈一飞捐出去的真正的日期应该是最近这一个月内，而不是去年九月，这种典型的弄虚作假是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是迫于审计的压力做出的一种无奈之举。所以我已经向县纪委常委会提出了建议，对沈一飞实行双规，也许还有更多的问题被掩盖着，他都敢这样弄虚作假来欺骗组织，他还有什么事不敢干。”
郑天良一听这话，心里有些慌了，但他调整了一下情绪，又故作镇静地说：“你是代表县纪委来跟我谈话，还是代表你个人？”
吴成业是一个说话不会拐弯的人，他说：“我既是代表组织，也是代表个人，我是向你核实一下沈一飞这个人的一贯表现，也想争取你这个分管县长的支持。”
郑天良说：“沈一飞一贯表现很好，我个人反对对沈一飞采取措施。你那个鉴定不具备权威性，所以你无论代表纪委还是代表个人，我都要申明一点，纪委既是在捍卫党的纪律，更是要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不能带着整人的目的去抓党纪，沈一飞的事情县委常委会上我们已经做了结论，而且也向纪委通报过了，沈一飞在这件事中本来就是被动的，而且是田来有强行塞给他的，无论是当时捐的，还是后来捐的，他在主观上都没有对这八千块钱有据为已有的主观故意。看问题要客观，要多角度地看。”
吴成业说：“我不管你怎么解释，反正我的意见是，这个案子要重新审理。笔迹鉴定我可以带到省公安厅去做。”
郑天良说：“你是不是被打成了十几年反革命，对所有自由生活的人都充满了仇恨和敌意？我再问你一句，就八千块钱也值得你揪住死死不放，而且人家提前都捐了出去。你究竟想干什么？是不是沈一飞是在我手里提拨起来的，你不把他送进牢里，心里不平衡，是不是？那好吧，只要县委能通得过，你马上就可以把沈一飞带走。我不想对你解释了，我马上还要到工业区去，你看着办吧。”
郑天良拂袖而去，他将吴成业扔在办公室里。吴成业看着屋外稀薄的阳光，两手抄在袖子里，擤了一把鼻涕，走了。
第二天，郑天良建议宣中阳召开常委会，立即任命沈一飞为啤酒厂改制领导小组组长，全权负责啤酒厂全面工作。郑天良现在是分管工业的常委副县长，任命一个副科级的临时小组长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会上几乎没怎么讨论就通过了。文件下达后，县纪委常委会面对着县委的文件当然不能再采纳吴成业的意见了。因为说到底也就是八千块钱的事，虽说五千块钱就算重大的经济犯罪，但真要是八千块钱都双规逮捕，那监狱是远远不够的，现在的几千块钱，有时也只够吃一顿饭。
县城太小，一有风吹草动，舆论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清产核资和审计联合小组进驻工业区后，县里的一些不怀好意的人就在酒桌上茶楼里议论开了。他们希望局面越乱越好，领导们之间斗得越凶越好，田来有“双规”，杨功成被捕，还有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工业区的厂长经理们正在接受调查，一时间，县城里风声鹤唳，谣言四起，老百姓当然期待着抓的人越多越好，这会使他们贫穷而又无法享受腐败的平庸生活变得踏实和自信起来。县城政界的主要观点是，对工业区采取的行动是叶正亭对黄以恒地方势力的一次政治清洗，郑天良在这次清洗中冲锋陷阵是对黄以恒这么多年压制他的一种反抗，也是他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一个重要标志，有人说，宣中阳肯定要调离合安，郑天良接任县长或书记的可能性相当大，这种政治走势在这一年秋天更加明朗。
自叶正亭来合安调研后，黄以恒再也没有来过合安，也没对合安发表过任何一次具体的讲话和指示，宣中阳也没有了以前的气势和劲头，他有一种得过且过穷于应付的架势。郑天良在叶正亭的支持下，已经成了合安说一不二的人，他几乎每天都出现在电视新闻里，宣传部孟强部长要求县电视台成立一个专项报道组，及时准确地将郑县长抓经济工作的镜头报道出来，他对电视台台长说，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大合安经济改革力度的关键时期，电视台成立专项报道组是宣传中心工作的需要。孟强向郑天良汇报了这件事，郑天良说：“孟部长，不要多报道我的镜头，县里要突出宣县长的核心地位，请你们把握好分寸。”孟部长说：“我们宣传工作主要是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开展的，所以这不是突出你郑县长，而是突出我们的宣传方针。”郑天良点点头，然后请孟强部长晚上一起共进了晚餐，蓝湖宾馆的总经理安排了最好的一个包厢“天柱厅”，郑天良又邀来了沈一飞、赵全福、沈汇丽等人作陪，酒桌上，郑天良对孟强说：“赵全福已经宣传得很多，他是我们县的明星企业家，名声在外了。小沈这次回家乡来投资，开发我们县最现代化最时尚的住宅小区罗马假日花园，手续已经全部办下来了，一旦开工，你们要多多宣传。我们这些当领导的要少宣传，要把企业家推到新闻宣传的前台去，我提一点意见，供孟部长参考。”孟部长说宣传企业家是肯定的，小沈回来投资我们会作为重点宣传的。沈汇丽有些情绪激动，就很夸张地跟孟部长喝了个双杯，赵全福说郑县长偏心，沈汇丽就说赵全福为富不仁。喝酒的气氛相当热烈。沈汇丽是歪歪斜斜地离开酒桌的，临走前，她抓住了郑天良的手，手指狠狠地抠着郑天良的手心，郑天良让赵全福的总裁助理于文红扶住沈汇丽，说：“小沈喝多了，你照顾一下。”于文红迅速上前架住了沈汇丽的胳膊。沈汇丽醉眼惺忪地对郑天良说：“老板，你什么时候陪我唱歌呀？都快一个月了。”
郑天良没有理睬沈汇丽，他跟孟强部长说笑着向外走去。郑天良有些后悔让沈汇丽来，本来是想帮她宣传宣传，可她太容易失态。
郑天良回办公室看材料，发现东头宣中阳办公室的灯也亮着，他就走过去，敲门进去了。宣中阳见郑天良进来后就站起来让座，郑天良坐在宣中阳对面，两个人点上烟开始说话。宣中阳说：“晚上没回去休息？”郑天良说：“你和正亭书记将这么重的担子压到我的身上，回家也睡不踏实，所以就利用晚上时间处理一些材料。合和的报告已经送上来很长时间了，你看我们是不是找个时间在常委会上议一议，正亭书记要求我们思想再解放一点，步子要大一点。我看可以让合和厂回迁县城。现在将这么好的一个企业办在乡下是影响我们县改革形象的。”
宣中阳说：“老郑呀，你的意思我懂。但有一点应该要慎重考虑一下，迁厂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更何况又不要县里拿钱，完全是应该支持的，但你想过没有，合和厂当初作为乡镇企业迁回乡下是黄市长的意见，现在已经变成民营个体企业了，让这个厂迁回来是不是要证明黄市长当初的决策是错误的？是不是在客观上用民营企业来压目前不景气的国有企业？而且你还要让合和厂迁到工业区里成为啤酒厂的邻居，这是什么意思嘛？”
郑天良笑了笑，没有正面接宣中阳的话，只是笼统地说：“宣县长，你说这话就有些上纲上线了，我看问题没那么严重。”
宣中阳说：“不是我看得严重了，而是你本来就做得很严重。啤酒厂当初是在合和厂的厂址上建起来的，你现在要让合和再迁回来用酱菜厂压啤酒厂，是不是做得太不含蓄了？我不说，别人会说，舆论会说，你是封不住老百姓的嘴的。再说，啤酒厂今年下半年通过我们的努力已经走出了困境，明年实现赢利已成定局。我同意你在叶书记没来之前对工业区的评价，工业区的大方向是对的，思路也是正确的，目前的困难完全是暂时的，甚至是人为的。我们共产党的县委连这几个企业都管不好，还要我们干什么？”
郑天良看着一贯沉稳的宣中阳有些情绪化了，他反而镇静了起来：“宣县长，我到目前为止，还是坚持自己的这一观点，即使正亭书记来调研的时候我在会上都没有对工业区和啤酒厂说半个不字，你应该很清楚我的立场。现在的清产核资和经营审计完全是市委的决定，而且是为下一步改革做准备的。只要市委没有对工业区和啤酒厂下达明确的指示，我决不会改变自己的看法。”
宣中阳说：“但是你已经让田来有进去了，也让杨功成被捕了，还有十几个厂长经理们惶惶不可终日，这哪里是在清产核资，简直是在搞文化大革命，是在整人。都抓进去了，谁来干活？”
郑天良看到有一个苍蝇在深秋夜晚的光线中软弱无力地飞行着，他看着苍白灯光下的苍蝇走投无路，他的视线沿着苍蝇飞行的轨迹左右移动着。过了一会儿，他仍然不紧不慢地说：“清产核资出现的问题是我远远没有想到的，而且老田这么大年纪了，还干出这些事来，为了区区几万块钱，把自己的名誉都毁了，实在不值得，我也很痛心。你要找吴成业谈谈，这个同志就希望我们出事，我前天已经跟他严肃地指出来了，纪委要为经济建设帮忙而不要添乱，你看他一见到谁有问题了马上就兴奋。老田的事审计部门要是事先向我汇报，我肯定要按住不动，这倒不是保护腐败，而是本着对干部负责的态度，干了一辈子了，不容易，偶尔有个过失，内部消化了不就得了。而纪委和检察院是靠抓人多少来评定工作成绩的，抓的越多成绩越大，所以我找你商量一下，想想办法，我们到市里去跑一跑，找正亭书记和黄市长说一说，能不能网开一面，不要弄到检察院去，让老田把钱退了，回来后再说。”
宣中阳很不放心地望着郑天良，然后说：“叶书记那里只有靠你去说情了，我是不敢为腐败说情的，老田自己不注意，咎由自取，谁也救不了他。”
郑天良说：“当然了，求情是不能放在桌面上说的，我们这是私下里说说，传出去是很不好的。但是，我很为难，因为我跟老田调换了分工，人家以为是我在搞老田，其实这件事我一点也不知道，据说是杨功成在审计调查的时候供出了老田，县纪委立即就通报市纪委，我找了市纪委的同志，但市纪委的人凶得狠，一个小科长都敢对我指手划脚的，根本不让我插手。我的意思是，明天我们俩去市里，你不好讲，我来讲，当面向正亭书记和黄市长求情，只要我们尽到努力了，我们也就对得起老田了，这种做法虽然不符合组织纪律，但说老实话，我们现在抓工作应该要将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起来，毛主席就曾表扬过邓小平是‘这个同志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话又说回来了，与那些几百万几千万的大贪官比起来，老田的这三万多块钱根本不算什么。”
宣中阳见郑天良说得很诚恳就勉强答应跟郑天良去市里一趟，郑天良说以向书记市长汇报清产核资和审计结论的名义，顺便引到田来有的问题上去，这样过渡就比较自然了。
第二天，宣中阳到市委向叶正亭和黄以恒汇报合安县工业区的情况，郑天良发现黄以恒跟叶正亭很亲密，叶正亭在听汇报的过程中给茶杯里加水时，主动先给黄以恒的杯子加满，黄以恒说：“还是我自己来吧！”，叶正亭说：“不要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斤斤计较了，总有一天我们退下来都成了老百姓，你不还是我的老兄。等级制度让我们在倒茶问题上都深受其害。”黄以恒和宣中阳郑天良都不同程度地笑了起来。
因为宣中阳和郑天良主要是为田来有求情来的，再加上黄以恒在场，合安工业区问题无疑是相当敏感的，所以郑天良汇报工业区清产核资和审计情况的时候非常原则而抽象，只是说已经提前完成了这项工作，但只字不提实际资产情况和审计中存在的问题，不拿出具体数字来。而七绕八绕后，却绕到了田来有的问题上，郑天良说：“田来有同志为工业区建设做出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工作一直是任劳任怨不计个人得失的，所以拿了两三万广告回扣完全是一时糊涂，而且这与贪污受贿还是有些区别的，应该把它定性在经营活动中吃回扣这一层来考虑，田来有的问题是属于领导干部不恰当地参与了经营活动，而不是受贿。所以请叶书记、黄市长能不能从这个角度来从轻处理。”
黄以恒很详细地看着郑天良，像在研究一件出土文物一样地推敲着郑天良的表情，然后问了一句：“老郑，你是来汇报工作的，还是来为田来有求情的？”
宣中阳看了看郑天良，郑天良说：“汇报工作，也顺便说一说县里对田来有问题的基本态度，中阳同志和我的意见是一致的。”
宣中阳点了点头，表示肯定。黄以恒说：“我不知道你们合安县委的领导同志是如何理解以法治国的，法律是不是在合安已经成了一纸空文？感情能取代法律吗，市委市政府能以行政命令来废除国家的法律吗？我不会这样做，叶书记也不会这样做。田来有的蜕化变质和腐败堕落是他自己个人的行为，不代表合安县整个班子的形象，不需要开脱什么，他的问题由纪委和检察院来定。”
郑天良觉得黄以恒的这番表白既可理解成他对部下的冷酷无情，也可以理解成他对叶正亭的试探，抢先表明正义后，他要看叶正亭对自己的部下究竟是什么态度，因为叶正亭知道田来有是黄以恒重用的人，现在已经被“双规”，下一步是不是要斩草除根赶尽杀绝。
叶正亭在黄以恒讲完后，劈头盖脸地将郑天良训了一通：“你今天根本不是来汇报工作的，而是来为田来有求情的，耍什么滑头？有你这么汇报的吗？没有具体数字，没有详细的情况分析，没有对形势的基本判断，没有对未来的整体思路，我不知道你郑天良这个全省最早的乡镇企业明星书记是真的，还是假冒的水货？如果下一次你还是这样来汇报工作的话，我就请你让贤，你这简直就是在浪费我和黄市长的时间。”
郑天良抹着鼻尖上的细汗，声音软弱地为自己辩护说：“叶书记黄市长，工业区清产核资和审计情况我们只是简要地汇报一下，具体情况我们还有一个详细的汇报材料，明天就报来。”
叶正亭严厉地说：“所以你们就打着汇报的幌子来为田来有说情，搞什么名堂！田来有不抓起来，你们合安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田来有前仆后继。搞经济建设，领导干部过不了金钱关，是绝对不能用的。之所以让你协助中阳同志抓经济工作，就是因为许多同志反映你的作风一贯是正派廉洁的，看来对你要重新认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我在河远一天，就不会让腐败分子安稳地过日子，谁也不行！”
郑天良和宣中阳等于走进了死胡同，他们非常失败地离开了市委办公大楼。黄以恒让二位中午留下来吃饭，宣中阳和郑天良都说要赶回去有事，就告辞了。走出了飘扬着旗子的大楼后，郑天良对宣中阳说：“知道市委市政府的态度也好，虽然碰了个鼻青脸肿，但我们对老田是仁至义尽了。”宣中阳没有搭腔，一脸的无奈。郑天良说他还要到经委去一下，宣中阳就先回去了。
郑天良住进地处偏僻的“鸿运宾馆”后，关上门，一个人坐在房间里从公文包里掏出十万块钱，他感到这包钱放在身边就像怀里揣了一颗劣质手榴弹，随时都要爆炸，他想把这颗手榴弹扔掉，扔到河远的银行里，这样安全一些。中午一个人在餐厅吃了饭后，趁着中午所有的人都下班回家吃饭的空档，郑天良戴上太阳镜悄悄下楼上了出租车，见四周没有一个熟人，他叫出租车开到市郊开发区的一个中行营业部，营业部里没有一个人，他匆忙地推门进去，将太阳镜压低在鼻梁上，憋着声音在柜台上用十万块钱换了一张存单，在填写存款人姓名时，郑天良写上了“周玉英”三个字，柜台里那位嘴上涂满了口红的女员工扬起又细又弯的眉毛问郑天良“你是周玉英？”郑天良心里一惊，然后又反戈一击道，“有什么不妥当吗？”女员工笑了起来，她说“没什么，因为我婆婆也叫周玉英，没想到你跟婆婆是一个名字”。郑天良稳定了一下墨镜，说，“看来我和你婆婆还有些缘分。”说着打了一个响指，做出一付玩世不恭的大款神情。
回到宾馆，他摘下墨镜，然后推开卫生间的门，卫生间里一无所有，只有抽水马桶放水的声音异常尖锐地经过他的耳膜，他怀疑是不是刚被人用过或有人来过？于是他很怀疑地盯着马桶，十五分钟过去了，马桶放水的声音一如既往。郑天良谨慎地走过去，掀开抽水马到成功桶盖，他发现原来是水箱漏水。其实他并不想上厕所，这种多此一举的动作从一开始就让他外强中干的表情四分五裂。此刻，他有些报复性地狠狠地关上了卫生间的门，然后又拉上了厚厚的窗帘，午后灿烂的阳光被关在了屋外。白天的灯光有些别扭，它给人一种做作和故弄玄虚的氛围，这使郑天良对这个空间产生了部分的抵触情绪。于是，他坐到房间的沙发上点燃了香烟，香烟在他的头顶上腾起柔软而安静的几缕青雾，惶惑的心溪水一样地逐渐平息下来。他从包里摸出了存单，他发现上面全是机械的图案和电脑打印的数字与符号，看不出一点人的痕迹来，存单其实就是一张纸，郑天良感到这张纸对他不构成威胁，心里就越来越踏实。抽完了烟，郑天良站起身倒在床上，他最先听到的是自己呼吸的声音，这么年来，从来还没有感受到过自己的呼吸的声音，这声音粗糙却均匀，缓慢却流畅，如同一架用了许多年的风箱，自己的生命就在这风箱里进进出出几十年了。郑天良躺在松软的席梦思上浮想联翩，他觉得自己像一个特务，又像一个演员。特务和演员的主要行为就是表演，人活着也是表演，表演具有创造性，所以让人很振奋，很有成就感。如果说生活是一门艺术的话，生活的基本形式就应该是表演，表演才能产生出艺术。
就在郑天良想入非非的时候，手机响了，郑天良一惊，像听到警笛一样有短暂的紧张，但在确认了是手机铃声后，他镇定地打开电话，是叶正亭打来的。叶正亭问：“你回到合安了吗？”郑天良说是的。
郑天良说：“你赶紧准备好工业区各企业的对外招商引资的具体材料，尤其是对投资环境和投资优惠政策要介绍清楚，要突出工业区的规模效益，用铜板纸彩印工业区宣传画，下个月河远市要在深圳举行招商引资洽谈会，我们已经在深圳广州和香港及东南亚的一些媒体上刊登了宣传广告，而且在全球重要的网站都发布了信息。你们工业区是重点，不对外融资，只能是死路一条。”
郑天良听了后非常振奋，他知道啤酒厂是想保也保不住了，工业区和啤酒厂就像一道简单的数学题1＋1＝2 一样，转让股权和拍卖是唯一出路。当然即使再简单，他还是要将公式演绎一遍的，所以他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他在电话里对叶正亭说：“叶书记，这太好了，我们合安的广大干部群众早就在等待着这一天了，但市里一直没有明确的措施，再加上我们改革思路长期处于含糊状态，我们做具体工作的同志真是无所适从。还有一点，我向叶书记要汇报一下，今天上午为田来有说情的事，你应该能看出来，我是被宣中阳拉来的。县官不如现管，你又要我平时多尊重宣中阳，所以我不得不来，这是团结的需要，也是无奈的选择，所以请叶书记能够谅解。”
叶正亭说：“我当然知道是怎么回事，如果真是你郑天良来说情，我会立即就将你撤了。好在以恒同志与我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而不是捞钱一方。”
郑天良在电话里连连称是，他说：“叶书记，我这个人就是想干点事，对钱实在没多少兴趣，生不带来，死不带走，放在身上还是个累赘。”
叶正亭说：“你不要再进行廉政表白了，赶紧把招商引资的宣传材料落实好。”
郑天良关上电话往松软的席梦思床上一倒，将十万元存单拿在手里，存单上生硬的数字和规范工整的图案像手铐脚镣一样地呈现在他的瞳孔里，他听到了手铐脚镣丁丁当当的声音，于是他匆忙地拿起电话拨响了赵全福的手机，他要让赵全福将这十万块钱拿回去，赵全福接通电话的时候，郑天良突然发现了存单上是周玉英的名字，于是他对赵全福说的第一句话是：“没什么事，我是想问问合和这些年你总共赚了多少钱？”赵全福说：“我也不知道赚了多少钱，不过赚钱也都是少不了朋友们帮忙的，除了你郑老板我没给过你一分钱好处，其他朋友们的茶水费不付一些是说不过去的。你要是有什么困难，跟我说一声就行了。”郑天良说：“没什么，我是随便问问。”郑天良合上电话又躺到了床上，这时，他发现屋顶上有一个暗褐色的斑点，他在猜测这个斑点究竟是蚊子还是苍蝇临死前留下的痕迹，也许是一个误入歧途的蛾子遭遇了最后一击留下的。他爬起来打开窗帘，然后坐在沙发上观察着斑点，屋外的阳光漏进来，斜射到屋顶上，斑点的颜色就渐渐地淡了起来，后来就在郑天良的视线里一片虚无了。
郑天良准备洗个澡后退房，然后立即回合安。
郑天良洗好澡后，他在卫生间的镜子里看着自己的裸体，这个已经日趋肥胖的裸体已经不属于周玉英一个女人了，它不是周玉英的专利，所以它已经占领过另外两个女人，这种裸体走私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罪恶感，也没有背负多少道德上的压力，他觉得男人的裸体本来就是为女人准备的，女人是一个抽象的集合概念，从纯粹的性的意义上理解，占领一个女人和占领一万个女人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如果不是道德或纪律或金钱的约束，任何男人都是愿意占领更多女人的，克林顿也不例外。大多数人都这样想，但大多数人都不这样讲。这也应验了，嘴上讲的行动中不干，行动中干的嘴上不讲，这不是人的虚伪，而是人生存表演的一种基本素质。这个世界所有的人都是戴着面具跳舞的，但所有的人都在文明的面纱下将自己打扮得无比纯洁，克林顿要不是那个莱温斯基的朋友为钱所诱惑而出卖了克林顿，克林顿就是纯洁的，他的西装领带上看不出丝毫淫荡的迹象，还有王宝森、陈希同这些比他官大得多的老党员老首长们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他郑天良跟这些同志比，简直就是一个害虐疾的小蚂蚁，这样一想，他看到自己在镜子里的裸体一贫如洗，裤裆里的器官无比自卑。
他裸体走出卫生间踩在松软的地毯上，踩地毯的感觉很像接受异性按摩。正准备穿衣服，电话又响了，是沈汇丽打来的，沈汇丽问：“老板，你怎么跑到河远去了，我到合安你就到河远，我回河远，你又到了合安。难道我们真的这么没缘份？”
郑天良一听是沈汇丽的声音，他的身体开始发热，在这个远离家乡远离熟悉目光的宾馆里，他的身体情不自禁地坚硬起来。他发觉自从调整分工后快一个多月了，他有意无意地回避着沈汇丽，颇有一种小人得志的自负，然而他并没有得志，更何况政治前途与拥有情人之间本来就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他杞人忧天的表演实际上是对自己的残忍和对沈汇丽的不尊重，于是，他对着电话说：“有没有缘份不在于你我是不是在一起，而是在一起的时候能不能你死我活。”
这句带有挑逗性的暗示使沈汇丽在电话里很纯洁地生气了：“老板，你说话怎么这样不正经，你在房间等我，我现在就赶回去找你算账。”
郑天良穿好衣服准备等沈汇丽跟他在床上算账，他一遍遍地回忆着红磨坊里的地毯以及地毯上的汗水，那些清晰的细节就像黄色录像一样在这个黄昏的空间里呈现在他的眼前，他发觉男人在回忆自己的艳遇的时候记忆力最好。
一个半小时后，宾馆房间的门轻轻地敲响了，郑天良毫无必要地整理了一下自己已经很流畅的头发，他在想是不是一见面就跟沈汇丽紧紧拥抱，省略纷繁复杂的前提直奔主题，还是循序渐进地层层深入。他感到这段日子很累，周玉英松弛的身体让他已经没有了激情，他跟周玉英那种例行公事的夫妻生活，简直就像一个管理很差的单位应付上级检查一样。此刻，他想起沈汇丽风情万种的肉体，决定一进门就单刀直入。
门开了，郑天良正准备张开双臂箍住沈汇丽，但两条胳膊在半空中僵住了。他吃惊地发现沈汇丽身后紧挨着一个身体无比肥胖的男人。男人的脸上堆着笑。
沈汇丽进屋后关上门，向郑天良介绍说：“这位是万源建筑集团的总裁，万源先生，万老板。”
万源伸出柔软多肉的手紧紧握住郑天良的手：“郑县长，你好。多年前我还得到过郑县长的关照，给我发包了合安啤酒厂的工程。”
郑天良握着万源的手想起了十年前他将万源的钱交到县纪委的事，这个被他搞得狼狈不堪的老板最后还是工程中标了，郑天良却政治上落标到实验区当了主任。时过境迁，大家心里都有数，所以也不会过分计较，郑天良握着万源的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我可没帮上你什么忙，差点还坏了你的事。”
万源满脸堆笑说：“哪里，哪里，郑县长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我非常钦佩你的原则性，只可惜像你这样的干部太少了。那时候，我们都还年轻，你的做法我能理解，我想郑县长现在我求你帮忙，该不会将我轰出门外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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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笑着说：“当然了，在我的权力范围内，我还是会帮忙的。现在的领导干部为发展地方经济都要学会跟企业家打交道，学会跟企业家交朋友，老赵和小沈这些资本家都是我的朋友，能交上你万源这样的大老板做朋友，也是缘份。不过，我可有点实用主义，如果不能给我们合安的经济建设做出贡献，我就不敢交资本家朋友了。”
沈汇丽已经给他们泡好了茶，她坐在床上跟郑天良万源面对面：“老板，我跟万总到合安找你就是为了在合安投资的事。在你大老板的关心支持下，罗马假日花园总算立项了，现在我已决定跟万源集团合资共同开发。”
郑天良愣住了：“你不是说跟赵全福联合开发的吗？”
沈汇丽说：“老赵本质上是一个农民，太小心眼了，我不想跟他合作。再说他的合和厂要回迁，一时拿不出更多的钱来，他只愿出四百万参股，而我们总共投资需要六千万，那点钱根本不管用，我就一脚蹬了他。现在一期工程连征地就要投入四千万，我的财力根本就不够，所以找到了万大老板，万老板现在固定资产总值就超过了一个亿。”
万源说：“我们集团下面正好有一个水泥厂，还有一个预制件厂，水泥和楼板都可以自已解决，降低成本。”
郑天良问：“投资比例怎么定？”
沈汇丽说：“万源集团占百分之七十，我占百分之三十。也就是说由万源来开发罗马假日花园，我是股东之一。”
郑天良感到自己忙了好半天，却是在为万源帮忙了，再加上这个不速之客坏了自己的好事，心里就有些龌龊，他摆出一副官腔说：“万总，非常欢迎你到合安投资，不过你不能亏待小沈哟，她可是这个项目的真正立项人。”
万源又给郑天良点上“中华”烟点头哈腰说：“我心里有数，小沈拿百分之二十的资金，占百分之三十的股份，我想这个项目是你郑县长帮着办下来的，今后还少不了要你支持，我跟小沈已经商量过了，送你百分之十的股份。”
郑天良感觉这可不是什么小事，所以当然不能答应，他说：“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我决不能要你的股份，你送我股份的同时等于也送了我一副手铐。”
万源看了看郑天良说：“郑县长，反正你给我们帮忙，我们心里有数。不要股份，我也不会忘恩负义的，我在江湖上闯荡这么多年，讲义气够朋友，这是最重要的，万源集团能发展到今天，靠的就是我的为人，做生意其实就是做人，所以我所结识的厅长市长县长们没有一个人讲我万某人是不够意思的，这一点请郑县长放心。”
郑天良不敢轻易吃这颗定心丸，但也不会像八年前那样莽撞，所以他只好含糊地表态说：“你的义气对我们共产党干部就是一种邪气，我们的标准不一样，所以你的股份我是不敢要的，抽烟喝酒吃饭，这还差不多，属于交朋友的范围，而除此之外，就违法乱纪了。”
万源说：“好吧，我们先去吃饭吧，请郑县长到我的食堂尝尝烤全羊和油焖穿山甲。”
万源这些年从做土建工程起家，逐步到承包省内外好几条高速公路建设，狠赚了一笔后，在河远市买下了一个水泥厂，建了一个配套的水泥预制件厂，又在市中心繁华地段开了一个“梦巴黎娱乐城”，里面吃喝玩乐一条龙服务，万源请郑天良去吃饭的食堂，就是娱乐城三楼的“罗浮宫”。
“梦巴黎”共六层，三楼的“罗浮宫”金壁辉煌，墙上是米黄色带暗纹的进口真丝墙布，屋顶巨大的莲花座吊灯碎珠撒银一般照亮了墙上的半裸体女人的油画和铺满了地面的波斯地毯，郑天良一看到地毯就想起了沈汇丽的造型。他感到这个空间不仅比赵全福的红磨坊气派，而且要豪华得多。
晚上万源找来了几个年轻漂亮的女经理们陪郑天良喝酒，这些经理就像赵全福身边的于文红一样，除了陪酒陪笑陪睡和姿色极具杀伤力外，是不可能“经”手“理”出什么头绪来的。沈汇丽穿一身羊绒套裙，她在桌子底下用腿暗示了郑天良好几次，告诫他不要在美女如云时迷失了方向。郑天良用目光向沈汇丽表示，他的腿绝不会在桌子下面犯自由化错误的，也绝不会跟其他女人以腿相勾结的。
吃饭过程中，万源一再提出了请郑县长在征地价格上给予关照，“一亩六十五万，征地就要花去一千万，太高了，虽然小区是按欧洲风格建的，但房屋价格实际上是卖不上去的，毕竟合安老百姓经济实力还有限，两千块钱一平方都有难度。我们高标准建设是从长远考虑的，也是从合安的对外形象上考虑的，希望郑县长能把这些道理在县里讲透讲到位。”
郑天良别有用心却又看似很随意地对万源说：“万总，这个事我一个人说了不算，你应该跟宣县长谈一谈，当年你承包啤酒厂工程就是宣县长带去的，是黄市长支持的。”
万源直截了当地说：“郑县长，我这个人明人不做暗事，睁眼不说瞎话。现在你是抓经济建设的常委副县长，又是叶书记的红人，在你分管的范围内办事，你不点头在合安肯定是办不通的。我当年找宣中阳和黄以恒是对的，现在不去找他们也是对的，这点风向看不出来，我就白混这么多年了。再说，当年我找他们办事，事成后也是有交待的，现在只要你出面讲话，他们是不会反对的。我有数。”
郑天良从万源的话里已经听出了一些意思，也就是说他在八年前跟宣中阳和黄以恒的交往也是事出有因的，这就说明这世界绝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郑天良听了这些话，心里有了一些底。
吃完饭，万源请郑天良到五楼洗洗澡捶捶背，郑天良说他没有这个习惯，下午已经在宾馆洗过澡了，沈汇丽对万源说：“郑县长可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不要拉领导干部下水了，我送郑县长回宾馆。”说着沈汇丽就拉着郑天良走了。临走前，万源将一个印有“金陵饭店”的手提袋交给郑天良，郑天良坚决不要，万源说：“郑县长，你真让我太没面子了，我这又不是贿赂你，也就是几包烟，算什么呢？抽烟喝酒总是不犯法的，与腐败更沾不上边。”
沈汇丽接过手提袋下楼了。郑天良上了沈汇丽的红色“尼桑”车，这时两人就可以在车内无所顾忌地自由地用腿交流了，郑天良先是用腿抵了一下沈汇丽的腿，沈汇丽说：“老板，我在开车，如果出了事，你打算怎么向警察解释？”
郑天良就说：“我告诉警察，我被一个漂亮的女人劫持了。”
沈汇丽说：“告诉我，我要把你劫持到哪里去？是宾馆，还是我家里？”
郑天良说：“我现在已经失去了人身自由，劫匪将我劫到哪里算哪里。”
沈汇丽歪过头向郑天良卷了一下舌头：“我把你劫到地狱里去。”
郑天良说：“我早就想看看地狱是什么样子了。地狱里有什么？”
沈汇丽说：“你希望地狱里有什么？”
郑天良说：“我希望地狱里有你。”
沈汇丽说：“我是陪着你一起下地狱的，当然有我，还有床和地毯。”
郑天良说：“你就是我的地狱。”
沈汇丽说：“下了地狱，你就获得了再生。”
车子迅速地滑过一段灯火通明的大街，然后钻进了一个小区。他们在幽暗的灯光指引下爬上了一幢楼房的一套复式公寓里。
沈汇丽拉着郑天良进屋后，将屋内所有的灯都打开，又脱去了羊绒套裙的外罩，于是两条雪白的胳膊就暴露在晕黄的灯光下，这是一套装修得淡雅而清爽的复式公寓，所有的家具和饰物都泛出了琥珀色的光辉，沈汇丽打开了组合音响，楼上楼下顿时灌满了王菲的歌声：“想走出你控制的领域／ 却钻进了你安排好的战局／ 我是一颗无奈的棋子／ 今生注定无处逃离”。
沈汇丽用两只玻璃杯倒来了英国“威士忌”，她将杯子递给郑天良：“我们喝一杯吧！”
郑天良说：“有这个必要吗？”
沈汇丽用迷蒙的眼睛看着他：“这是我对客人的尊重。”
郑天良接过杯子：“即使是一杯老鼠药，我也只好喝下去了。我是下了地狱的人。”郑天良一饮而尽，而沈汇丽只是象征性地抿了一下嘴唇。
郑天良放下杯子，将沈汇丽搂进怀里，沈汇丽杯中的残酒泼翻在地毯上，两个人忍无可忍地滚作一团。
王菲继续在音响里抒情，她的歌声缠绕着两个赤裸的身体盲目而又无济于事地在这个空间里旋转。沈汇丽用洁白的牙齿咬着郑天良的肩部：“我恨死你了，你这么长时间都不睬我，我要让你下地狱。”
郑天良在沈汇丽牙齿的启发下，像被激怒的公牛，他似乎要耗尽一生的力气，同这个酒香浓郁的肉体决一死战，他喘息声音断断续续地灌进了沈汇丽的耳朵里：“我要死在地狱里。”
两人翻滚的肉体从地毯上翻滚到沙发上，又翻滚到房间的床上。
屋外的风声、屋内的歌声、地毯上床上的呻吟声，声声入耳，入耳成诗。
墙上有一只猫眼钟，钟摆很有节律地按部就班地走着不变的步伐，而郑天良和沈汇丽却毫无节奏地在相互折磨中体验生命的疯狂，这种不计后果的消耗最终让两人土崩瓦解，他们四仰八叉地倒在地毯上，像两团泡软了的面包被扔在晕黄的光线下。
汗水渗透进地毯，地毯无声无息，任劳任怨。
狂风暴雨之后，王菲也累了，唱完了，音响就哑了，电流的声音清晰地滑过他们的听觉。郑天良咬着沈汇丽的耳朵说：“宝贝，我想喝水。”沈汇丽用潮湿的手指抵着郑天良的鼻子说：“大哥，我要喝酒。”
但沈汇丽还是给郑天良倒来了一杯水，沈汇丽喝下杯中的残酒，将酒杯放在地毯上，他搂着郑天良的脖子说着女人常说的一句话：“你真行！”
得到表扬的郑天良被这句表扬激励着，他翻身骑到沈汇丽的身上，企图重蹈覆辙，可他不行了。沈汇丽抚摸着他力不从心的身体，安慰着说：“没关系。”
两人依依不舍地穿上多余的衣服，相拥着倒在沙发里。郑天良突然问：“你在市里，难道黄以恒不来找你吗？”
沈汇丽警惕地看着郑天良，有些生气地说：“我告诉你，我跟黄以恒没有任何关系，当年他看中我的是我能喝酒，是为他的工业区拉钱当陪酒女的，这让我受到了莫大的耻辱。我不能说他对我没有想法，当年每次到市里出差到省里出差他都要带上我，除了工作需要外，还有其他企图，最终导致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和我的家庭破裂，我为什么要离开合安出去闯荡，就是因为我受不了黄以恒的关心，我讨厌他那种既心怀鬼胎，又不敢光明磊落地表白，说话做事都是阴阴的，真没劲。但我早就跟你说过，人跟人不一样，也不是所有的男女只要在一起就会产生感情，就会上床的。”
郑天良听了这些话后很舒服，但又有些失望，他当然希望黄以恒染指过沈汇丽，这会使他内心平衡起来。然而沈汇丽说的很像是真的，符合实际，所以他又为沈汇丽不事权贵而兴奋。他将沈汇丽的手攥在手心里，问：“你跟我好，是因为我能帮你忙吧？”
沈汇丽从郑天良的怀里抽出手，哭了：“八年前你在实验区就答应过我，只要我有什么私事，你全力以赴帮忙，不是我求你，而是你在兑现自己的诺言。我承认，我十几年前就喜欢你这种男子汉的气质，但我只是尊重你敬佩你，并没有想到爱上你，是你让我到红磨坊的，你害了我。我也认命了。”
郑天良愧疚地将沈汇丽拉进自己的怀里，说了声：“对不起，我也是一直很喜欢你的，我跟黄以恒不一样的是，他不够坦白，我却是敢爱敢恨的。之所以我们在十几年后能相好上，这是老天的安排，这是缘份。我比你更相信宿命。”
夜已经很深了，郑天良要回宾馆，沈汇丽抱住郑天良的脖子：“我不让你走。”
郑天良是第二天早上六点钟的时候离开沈汇丽的被窝的，临走前，沈汇丽将万源的手提袋交给郑天良，里面是四条“中华”烟，还有一块缎面盒装着的“劳力士”手表，郑天良说：“万老板给我这干什么？要值好几百块钱吧？”沈汇丽笑了：“你这个土老冒，这是世界名表，三万多块呢。”郑天良说，“你给我将烟和表送给万老板去吧。”沈汇丽说：“要送你去送，我不送，这点小意思，还不够他在南京一晚上潇洒的小费。”
郑天良像小偷一样悄悄地下楼了，在小区里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宾馆退房，然后立即赶回了合安，忙着落实下个月深圳招商会的宣传材料。
郑天良回到县城，上午九点半参加了“合家乐”超市的开业典礼，超市由原县商业大楼与苏州“合家乐”商业连锁集团合资兴办，这个合安县的第一家大型超市是郑天良亲自谈判拍板的，对方占百分之五十一股份，县商业大楼占百分之四十九，完全按“合家乐”经营模式操作，录用原商业大楼职工百分之七十，这是郑天良主抓经济工作后的一个最大的动作，全县上下为之一震，都说郑天良就是有魄力。所以郑天良胸前戴着红花站在剪彩仪式上，沉着而自信。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汽球和彩带在空中飘舞，城乡老百姓将大楼门前挤得水泄不通，郑天良跟宣中阳谈笑风生，脸上放射出功成名就的光芒，摄像机镜头将这历史性的画面一一记录在镜头里。郑天良为这商业大楼合作的事也曾与宣中阳有过一些争议，宣中阳说，如果让对方控股，我们的国有企业等于就是丧失了主权而且职工的利益得不到保证，郑天良说，与其这样半死不活地百分之百的拿不到工资，还不如让百分之七十的人先拿到工资，更何况税收还是我们的。在这个没有地理优势和经济实力的地方，如果不转让控股权，融资一分钱都是不可能的。宣中阳虽有看法，但还是尊重了郑天良的意见，合作就成功了。
十点半钟郑天良又去参加了工业区缫丝厂与江苏客商的谈判，郑天良同意让对方控股百分之六十，但对方要求所有的工人全部解除劳动关系，然后由他们根据需要重新聘用，郑天良说百分之六十的职工要上岗，这是我们的合作底线，股份制改造除了盘活存量资产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工人重新上岗，而不是拿国有资产换钱花换酒喝的。谈判陷入了僵局。郑天良说谈成谈不成不要紧，中午共进午餐是必要的。在蓝湖宾馆的酒桌上，县经委、计委、轻工局的同志们轮番敬酒，江苏客商李军是一个从事丝织业的个体户，年龄也只有三十岁左右，过于精明就显得更加狡猾。江苏劳动力成本高，蚕茧收购价比这里高百分之二十，郑天良抓住这个利益杠杆，跟李军太极推手，柔中带刚，软中使劲，左右缠绵，上下无边，弄得李军既想撒手，又不忍放了这块带刺的肥肉。
郑天良在酒桌上称李军为老弟，这种称呼让李军有些手忙脚乱，有钱人往往缺少政治人格的支撑，所以他们需要权力对自己的尊重，一声老弟让李军端起酒杯就要跟郑天良干一个满杯。郑天良说我虽然没有酒量，但老弟如此慷慨，我作为老兄也只能是舍命陪君子了。酒桌上的气氛比谈判桌上总是要轻松友好得多，酒精的作用有时比文件的作用还要大。
酒过三巡，郑天良对满脸通红的李军说：“老弟，你说挣钱是为了什么？除了自己吃用外，就是证明自己的价值，而你的价值不仅仅是钱的数量，还包含着这个数量是不是与贡献社会造福于民联系在一起。贩毒分子钱很多，但没有意义，腐败分子钱也多，同样没有意义，因为这些钱来路不正，又不能造福于民，我觉得你们企业家的光荣就在于既赚了钱，又造福于社会了。我作为县长，我做的工作就是保证让你赚钱，赚不到钱找我，但你要做的工作就是要保证我合安贫苦职工的利益，我们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两全其美。”
郑天良说着又敬了李军一杯，李军涨红了脸站起来说：“郑县长，你是一个真正为老百姓办事的清官，有你这些话，我现在就拍板，成交了！”
郑天良也站起来回敬一杯：“我代表县委县政府和下岗职工向深明大义仁爱至善的老弟敬上一杯，我向你表示感谢！”
酒桌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李军将酒倒进喉咙里：“就凭你郑县长这般爱民如子，在合安就是亏本，我也认了。”
有人说办公室是用来喝茶看报纸的，会议室是用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贯彻文件的地方，这话虽然有些偏激，但许多事情确实是在酒桌上而不是在办公室里办成的，所以说喝酒也就是工作：“每天二三场，每顿四五两，喝酒干革命，把胃献给党”也是有部分道理的，这就是中国国情，尊重国情，就是实事求是精神的具体体现，郑天良在以前是不懂这些的。他如今懂了，工作也就顺利了，事情也就好办了，当天下午，工业区缫丝厂与李军签定了合作协议书。
晚上，郑天良陪省政协视察的同志吃完饭，没有回家，他到红磨坊找老赵，老赵在马坝合和厂总部，于文红一个电话，十五分钟后赵全福就赶回来了。赵全福说：“老板，厂房回迁设计方案已经拿出来了，我不太满意，上海的设计专家们将大门搞得只剩两根柱子和半扇披风，没有门楼，也没有石狮子的位子，而且还不建围墙，太美国化了。”
郑天良说：“你老赵太土了，人家这是现代化设计，你就整天知道喝烧酒，哪天也要改喝一喝英国威士忌嘛，我也在试着喝。要围墙干什么，你的厂建在工业区里，工业区本来就是一个整体，这就叫对外开放。”
赵全福说：“老板，设计方案到在其次，你什么时候能让我们合和立项，我都急死了，罗马假日花园已经批下来了，你可不能不管我呀。”说着他又心怀鬼胎地看了郑天良一眼：“老板，红磨坊没有洋酒，蓝湖宾馆也没有，你的威士忌是在沈汇丽家里喝的吧？”
郑天良狠狠地锥了赵全福一眼：“我在省城的一个朋友家喝过，沈汇丽家有没有我不知道，我也没去过。”
赵全福笑了笑：“老板，我跟你开个玩笑，你解释干什么？”
郑天良说：“合和回迁要跟工业区的改革同步进行，这与小沈的房地产开发是不一样的，回迁的事年底前肯定会有着落，所以你不要急，啤酒厂的事能落实，合和厂的回迁也就落实了。”
赵全福说：“我知道老板对合和厂是有感情的，但我不想跟啤酒厂扯在一起，我真想离啤酒厂越远越好。”
郑天良说：“听你的，还是听我的，你要是有本事，你找宣县长批好了。哪怕你将厂子建到县政府大院子里去，我也不想管。”
赵全福见郑天良有些不高兴，就不敢再坚持自己的痴心妄想了，他说：“老板，我听你的。是不是找几个人来陪你玩两牌？”
郑天良说：“我都累死了，还有心思打牌。到三楼去洗个澡吧！”
赵全福对于文红说：“你让新来的小倩去给老板放水！”
郑天良有些恼怒地说：“谁也不许去，我一个人洗澡休息一会儿就回家。你要是再搞什么小姐，我马上就叫公安局将你这里封了，一点都不考虑我的影响，搞什么名堂！”
于文红尴尬地站在那里，她无中生有地搓着手，局促不安。
赵全福说：“老板批评得对，我一定执行照办，不让服务员为你放水。”
郑天良洗好澡一个人躺在里间的沙发上看电视抽烟，他感到极度地疲惫，他想起了在这个空间里王月玲留下的一些姿势，那种清风拂月的意境正是他此刻最好的安慰，他真想让王月玲来陪陪他。如果说沈汇丽的牙齿让他惊心动魄的话，王月玲的乌黑的长发在拂过他赤裸身体的时候则让他有一种回到母亲怀抱的安祥，而他从来就没见过母亲。他拿起电话，找到了王月玲的传呼号，但他在正准备拨号时，还是放下了。王月玲太小，比自己的女儿清扬还小一岁。他的眼前始终晃动着女儿的影子。
屋内的空气有些沉闷，那张洁白的床单上曾留下过并不洁白的造型。郑天良感到自己像一件被拆散了的儿童玩具一样，骨肉错位，支离破碎。
手机的铃声总是以突如其来的方式响起，这使他感到人活在现代通讯手段里，每天都在被这烟盒大小的东西暗算，电话与天空看不见的网络相勾结，没有绳索，却让你无处可逃。郑天良懒洋洋地在电话响了好几声后才打开。
原来是王月玲。郑天良有些不安地想，难道是赵全福蓄意安排的，他不知道是让王月玲到这儿来，还是自己到她的住处去，此刻的选择是极其困难的。
郑天良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码的，王月玲说是赵总告诉她的。郑天良问有什么事，王月玲在电话里哭了：“我怕，我怕，求你帮帮我！他们每天晚上十一点都要来轰门，还说如果我再不答应，他们就要砍断我的胳膊。”
王月玲告诉郑天良说，县城黑道上的老大“三豹子”看她一个人住在一套公寓里，两个星期前就白天到仓库来找她，叫她陪他出去喝酒，王月玲不答应，于是，这几天他就带着一帮人每天晚上十一点钟准时来敲门，而且还从门缝里塞进了一千块钱，她将钱又塞回去，三豹子就在门外叫嚣：“如果明天晚上你还不开门，我就废了你的两条胳膊，让你永远也开不了门。”王月玲哭着说她很怕，三豹子的手腕上和胸口上刺的全是豹子的图案，牙齿呲在嘴的外边，都能把人吃下去，恶得狠。
郑天良知道县城里的黑社会老大是“三豹子”，这个人在县城开了一个酒店和一个舞厅，平时气焰十分嚣张，看上谁家女孩，先是自己用，用完了后强迫在舞厅坐台，手下有二十几个打手，号称合安第二公安局。县城里的老百姓谁家遭到盗窃或打架纠纷，不向公安局报案，都去找三豹子报案，最后由三豹子摆平。没想到这个三豹子居然也欺负到外乡女子王月玲的头上。郑天良虽然嘴上没说，但他心里还是认定，欺负王月玲等于是欺负他郑天良。
郑天良问王月玲：“你跟赵总汇报了吗？他为什么不出面？”
王月玲说：“赵总让我找你，他也害怕三豹子。”
郑天良说：“你不要怕，现在还不到十点，我马上通知公安局让他们在十一点准时将这帮王八蛋统统抓起来。”
王月玲在电话里哀求道：“我怕，你来帮帮我吧！”
郑天良安慰王月玲说：“我是不能到场的，但我会让三豹子今天晚上在看守所过夜。你放心吧！”
郑天良打电话将赵全福叫上来，然后劈头盖脸将赵全福骂了一顿：“你他妈的想把我往牢里送呀，搞什么名堂？自己不出面摆平，让我来处理，你不是存心让我难堪，我跟王月玲是什么关系？”
赵全福抓着自己的头皮，吞吞吐吐地说：“你跟王月玲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做企业的人不想惹事，也惹不起这些地痞流氓。王月玲是我手下职工，她求你，等于是我求你，老板，你想想办法吧！”
郑天良穿上衣服，叫赵全福跟他一起去县政府他的办公室。
进了办公室后，郑天良用办公电话立即给公安局长卢时打了一个电话，他要卢时在五分钟内立即赶到他的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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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时在四分半钟的时候急冲冲地站到了郑天良的面前，郑天良一见卢时，也没让他坐下，劈头就责问道：“卢局长，你是不是打算让县委任命三豹子这样的地痞来当公安局长呀？你打算让他的合安县第二公安局办公到什么时候？”
卢时不敢坐下来，他站在灯光下一时摸不着头脑，有些发愣：“郑县长，三豹子有什么事，你尽管下指示，我马上去逮了这个龟孙子。”
郑天良指着赵全福说：“赵总的企业要不要保护？公安局要不要维护合安企业的安全？这是肯定的。我这个分管县长和你这个公安局长都是有责任的，市委正亭书记已经跟我说过多次了，要在合安进行一次彻底的打黑除恶行动，不然将来工业区对外招商引资就不能保证安全的投资环境，我看你就从今天开始，先拿三豹子开第一刀。他居然要对合和厂仓储部女副经理进行公然强奸，还要砍断人家的胳膊，每晚十一点准时去轰门，明目张胆地强迫妇女去卖淫。这样的恶霸不抓起来，老百姓会怎么来看我们县委县政府为民办实事，为民保一方平安？连赵总这样的人都怕他，都要来向我求援，普通老百姓都能来找我吗？”
卢时被郑天良训得头上都冒汗了，他转了转头上的大盖帽，意识到合安的黑恶势力的严重性，连市委正亭书记都高度重视了，他不敢小觑这件事，更不敢对郑天良的指示打一点折扣，郑天良在合安是人所共知的铁腕和实力派人物，得罪了郑天良等于是得罪了叶正亭书记，除非他这个公安局长已经干腻了。于是，卢时对郑天良拍着胸脯说：“我一定执行你的指示，马上就带人将三豹子抓起来。”
郑天良说：“我不仅仅是要你抓起来，而是要将他送到牢里去，让他到大西北的沙漠里去反省罪行，除恶务尽，斩草除根，不留后患。我现在就在办公室等你回话。”
卢时像战争年代的指战员接受了上级命令一样，居然不适时宜地说了一声：“是！”
卢时出门后在走廊里通知防暴队紧急结合。屋里的郑天良通知宣传部孟强部长让电视台配合公安局防暴队跟踪拍摄，彻底将这个恶势力团伙打掉。
布置完了这一切后，他又给宣中阳打电话，宣中阳正在省里开会，听了郑天良的通报后，宣中阳说打黑除恶好，早就该行动了。
一切都做完了后，郑天良往沙发上一倒，赵全福给郑天良点上烟：“老板，你太厉害了，几个电话就把一切搞定了，我真佩服你。”
郑天良说：“你也坐下来歇歇吧，陪我一起等卢时的好消息。”
赵全福坐下来后，郑天良说：“你看我们这些当领导的多累，一天到晚，时间从来就不是自己的，过了年我都五十了，真的要退居二线休息休息了。”
赵全福说：“老板，你想退也退不下来呀，合安将来还不是你的天下。”
郑天良听了这话心里很顺当，但他没有流露出来，他郑重其事地对赵全福说：“事情处理好了后，你给一笔钱，让王月玲那个孩子回老家去，人家还要考大学，你这是作孽呀！”
赵全福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郑天良：“老板，这么一个绝代佳人，你真的一点都不动心？你这不是让我白费心思了吗？拍马屁拍到马腿上去了。”
郑天良说：“人家才多大，比我女儿还小一岁，你是存心要把我送进地狱里去，我干了这么多年，我怎么能轻易就上了你的当。”
赵全福笑了，他心中有数地说：“不喜欢女人的男人不是好男人，就连太监李莲英还娶了好几房呢。至于说年龄小不敢动手，那也是说不过去的，只要不是自己的老婆，所有的男人都希望相好的越小越好。”
郑天良说：“你再胡说八道，我就让卢时将你一起抓起来。”
赵全福嬉皮笑脸地说：“好，好，不说了，我听老板的不就得了。”
十一点二十分，郑天良办公室电话铃响了，卢时汇报说他们出动了二十一名防暴队员，带着压满了子弹的微冲，当场将三豹子等四人全部都按倒在水泥地上铐起来了，舞厅和酒店也同时被查封了。
郑天良兴奋地一拳砸在桌子上：“好，我要到市委为你们请功！”
一个星期后，王月玲离开了合安回老家，赵全福给了她五万块钱，并要用车子送她回湖南老家，赵全福说这一切都是郑县长安排的。王月玲听了后哭了，她既没要钱，也没让车送，自己坐汽车回去了，临走前，她给郑天良打了一个电话，她声泪俱下地对郑天良说：“你是我的大恩人，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郑天良在电话里勉励她几句，说：“我希望能听到你考上大学的喜讯。”
王月玲从此在合安县城和郑天良的生活中消失了。她走的时候，天气已经很凉了，她看到了天空有一群大雁人字形地向南飞去，她沿着大雁飞行的方向往南而去。
这一段时间，郑天良对自己的肚子越来越不满意，每天忙于谈判和迎来送往，吃喝酒肉太多，他明显地感到自己的肚皮隆起的速度比合安改革的速度还要快，从沙发上站起来需要有一个弯腰的动作相配合，他发觉弯腰时胸部与腿之间就像塞进了一个气囊一样别扭。他抚摸着自己的肚子，觉得自己全身的结构已经很不合理了。
然而，他必须从沙发上很困难地弯腰站起来，还有许多事要等着他去处理。
这一次是宣中阳约郑天良谈工作。郑天良到宣中阳办公室后对宣中阳会客室里的一盆柑桔盆景赞不绝口，在一方人造的瓦盆里，歪曲的枝叶间结满了橙黄的桔子，给人一种巧立名目的巨大震撼，宣中阳说：“你要是看中，就搬到你办公室去吧！”郑天良说：“我怎么能夺人所爱呢。”
宣中阳说：“我并不喜欢在屋里有这种人造的风景。”
郑天良说：“正好相反，我不喜欢屋子外面人造的风景。”
这些对话说完的时候，两个人都意识到这颇有点“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但两人都没有必要明说。
宣中阳说：“老田的事你听说了吧？检察院已经批捕了。”
郑天良说：“我已经知道了，市中院准备判三年，缓刑三年，反正是用不着去劳动改造了。虽然正亭书记那天批评我们两个，但我们的求情实际上是起了作用的，如果严格按受贿来定，那就不存在缓刑了。正亭书记刀子嘴豆腐心。”
宣中阳对郑天良这番表白没有发表看法，他说：“田来有被捕了，工业区要在下个月深圳招商会上全面卖掉主权，这样一来等于就是彻底否定了合安改革开放的成就，等于就是全面抹杀了黄市长为合安经济建设所做出的贡献，许多退下来的老干部也纷纷向我表示不满和抗议，我简直有点招架不住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合安的改革开放的成就，如何看待黄市长在合安改革进程中的作用和历史地位。”
郑天良捧着钢化玻璃杯，看茶叶在玻璃的后面上下沉浮，他感到人生就像这杯中泡着的茶叶一样，浮在上面的茶叶总要下去，在杯底泡得太久的茶叶有时也要浮上来，这上上下下你来我往，完全是人生或仕途的一种写照，很有趣。他尽可能抽象地说：“历史是迂回前进的，有时会有一些反复，很正常。合安改革开放的成就和黄市长在合安的历史地位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工业区毕竟是我省经济建设的示范园区，当初建工业区的思路是对的，也是不容怀疑的，但今天遇到了困难后对外开放和招商引资也是对的。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我们要不要融资和引资的问题，而是我们能不能把资金吸引过来，难度很大，招商会决不是舞会和联欢会，我对招商引资到工业区的前景很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