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放下武器》》 · 许春樵 · 2026-07-25
郑天良又来了情绪：“我凭什么跟他协商，实验区资金是你说了算，还是他说了算？”
黄以恒说：“老郑，我们都这么大岁数了，不能再意气用事了。资金划拨是我说了算，你向我要资金没错，他向我要资金也对，所以你们如果都到我这儿来吵仗，剩下的就只有逼我跳楼了，你们两个多协商协商，一个是取得相互理解，另一个就是要显示出相互团结，团结才有力量。虽然他曾对你有所冒犯过，但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工作的性质上去看待，就不会有多大的矛盾，这就像你也经常不同意我的意见，没什么了不起的，都是为了工作嘛。我可从来没跟你过不去，我们的关系无论从公从私的角度来说，都是非常协调的。你老兄姿态高一些，中午我们在一起吃一顿饭，大家多交流交流。我现在要去见省计委的领导，一个副处长，对我们来说就是皇上，得罪不起。”
这时，宣中阳已经将田来有带过来了。黄以恒说：“你们两位一线将军交流一下建设经验，我先过去一下！”
田来有主动向郑天良伸出手，郑天良握着田来有的手说：“你这手温暖有力得多了。”
田来有满脸堆笑：“哪里，哪里，我是来向郑主任求教的，宝贵经验要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我哟。”
郑天良说：“黄书记叫我向你取经，你怎么没几个月就把这么大的工程给建成了，我怎么就建得那么难呢，有什么经验？”
田来有说：“郑主任这话就有点见外了，我能有什么经验。这只能说这里比你那里好干，那里就是难干，让我去我更是寸步难行。”
郑天良说：“不，只要有钱，你也能干好；如果资金不能保证，我在县里也同样寸步难行。你说是不是？”
田来有连连点头说：“是，是，没钱是干不成事的。如果没有黄书记压住计委给我资金保证，我也会是走投无路的。”
郑天良眉头皱紧了，他说：“黄书记并没有说要给你保证呀，他只说要保证我的实验区资金呀，他还要我跟你谈一谈，希望你不要把他逼得太紧了，尽可能让一点资金给我们实验区。”
田来有说：“我能有什么意见，黄书记只要同意，我还能把钱抢过来？”
郑天良说：“有你这个态度就行了，我马上找黄以恒算账。”
田来有走后，郑天良坐在黄以恒的办公室等他来了后摊牌。中午十二点二十分，黄以恒来喊郑天良一道吃饭，郑天良板着脸说：“你看是我掀你的桌子，还是你先免我的职？”
黄以恒先是一楞，很快又恢复了平静：“既不掀桌子，也不免职，吃饭！”
郑天良说：“田来有全说了，县里有的是资金，是你压住计委给县里的工程留住了。”
黄以恒举重若轻地说：“田来有懂什么？他要是什么都懂，我这个县长书记不就让他干了。你还能听他的话？凭心而论，你什么时候觉得他的话是可信的？包括那些在县长办公会上讲的话，你信还是我信？不就是现在没人嘛，你还要我把话说多明白？”
郑天良一时还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谁真谁假，他看一眼外面的天空，天空是蓝的，也是青的。蓝的青的都对，都不对。郑天良发觉这事情怎么这么难判断呢。郑天良准备跟黄以恒去吃饭，县委办副主任宣中阳跑过来说：“郑主任，不好了，实验区工地上出人命了！陈凤山叫你赶快回去。”
郑天良拨腿就往楼下直冲。
15
县委的车子在修好的合王公路上飞速前进，三十五公里路用了二十分钟就到了。回到实验区，陈凤山等人已经赶到了现场，郑天良也就马不停蹄直奔出事地点。交易市场南街在上楼板时，由于没钱租借起重机吊装，为了省几个钱，就动用民工抬水泥预制板，上午十一点的时候，金月村民工金太光在抬楼板时，木杠突然断裂，处于下面的金太光被楼板砸到脑门上，脑壳当场碎裂，脑浆就像浆糊一样喷了一地，现场惨不忍睹。郑天良赶到现场的时候，金太光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捶兄顿足，哭得死去活来。金太光被一卷席子卷好了放在工地上，就像一麻袋粮食一样，血迹已经风干了，只在土上留下一些浅浅的暗示。周围围满了群众，群众议论纷纷，他们都说怎么能用人抬楼板呢，这不是把人往死里赶嘛。郑天良出现的时候，金太光的妻子扑上来抱住了郑天良的腿：“郑主任呀，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呀，我家的顶梁柱倒了，上有老，下有小，我怎么活呀！”哭着哭着就将头往地上磕。
郑天良弯下腰扶起金太光的妻子：“大嫂，实在对不起，请你相信我们，我们会把你家安置好的。”郑天良眼圈也红了，他鼻子发酸。
沈一飞过来拉走了金太光的妻子，他说：“郑主任会为你处理好善后事宜的，先把后事处理了再说。”
这时一个推着平头的中年人站出来说：“不行，先谈好条件，人才能下葬，不然我们就将死人抬到乡政府去。”
沈一飞表现出了过人的勇气和胆量，他大声地说：“你们不要再逼各位领导了，出事故完全是意外。你们现在谁能代表死者家属谈判？”
推平头的中年人说：“我是他哥哥，我跟你们去谈。”
沈一飞说，“先将死者抬回去，然后我们才能谈判，如果你们把人抬到实验区办公室，性质就变了。”
在沈一飞的果断地应对下，死者金太光被抬走了，谈判也同时在实验区办公室开始了。郑天良要陈凤山和郭克林一起去谈，沈一飞说：“各位领导都不要去，你们考虑宏观上的大事，这样的事由我来处理就行了，我会把结果及时向你们汇报的。”
郑天良将陈凤山郭克林招进自己的办公室商量对策，他们怕死者家属闹事，更怕提出无理要求，陈凤山说：“都是黄以恒这个王八蛋，他要是保证资金投入，我们租几台起重机来吊装，也不至于出人命。”郑天良这次没有对陈凤山刻薄的语言进行批评。他确实感到了自己已经走上了一条没有退路又没有出路的绝境中，他没想到自己是如此脆弱，现在如果黄以恒要想捏死他，就像捏死一只小鸡一样容易，他是刚出壳的一只小鸡。
后半夜三点四十分，沈一飞走进了郑天良办公室。此时疲惫和焦虑的郑天良和陈凤山郭克林正坐在苍白的灯光下等结果，结果出来了，赔偿意外死亡补偿金一万四千块钱，外加丧葬费一千五百块钱，共一万五千五百块钱。一手交钱，一手安葬死者。沈一飞说：“他一开口要价五万，还要领导们参加送葬。我就说，你这是意外死亡，又不是领导们害死的，完全是无理要求。再说这次意外死亡死者本身也有责任，杠子是死者的，而且避让不及时。还有乡下盖楼房都是用杠子抬的，要是在其他地方，你可能一分钱赔偿也弄不到，金太光哥哥总算同意了现在这个方案。”
陈凤山高兴得跳了起来：“郑主任，我们这个办公室主任选对了，沈一飞真是谈判的一把好手，要价比我们预料的要少得多。”
郑天良没说话，他想死者也是怪可怜的，再多的钱也买不到一条命，钱可以复制，而命却不能复制，实验区没有更多的钱可以赔，只能如此了，后来他对沈一飞说了一句：“明天让财务上安排一下钱，越快越好。”
沈一飞在等待着郑天良表扬，可郑天良就是不说，沈一飞又问了一句：“郑主任，你看这样处理合适不合适，如果不合适我再去谈。”这多余的一句话纯属节外生枝。但这句话使郑天良无法吝啬地说了一句，“我看合适。”
这天夜里，郑天良做了一个梦，他梦见自己遇到了玄慧寺的悟能法师坐在他的椅子上对他进行审判，而审判的内容与法律毫无关系，悟能法师说：“欲海无边，佛法苦渡；墨汤无源，此中有我”。接着郑天良就被一股从天而降的黑色巨浪卷走了，他呛了许多口又咸又甜的水，在滔天骇浪中，他看到了讨饭的姐姐和肥胖的赵全福还有耿天龙等人坐在船上向他扔过来救生圈，救生圈始终离他只有几厘米，他就是够不着，他向岸上呼喊，岸在一万里之外，岸边坐着几个人，脸色很模糊地抽烟并且翻开了一张图纸，不知道在叽咕着什么。此时站在祥云之上的悟能法师对奄奄一息的郑天良说：“心狱自炼，万劫不复。”声音带有回声，类似于从电影院里发出来的。
郑天良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从窗外漫进来，屋内被阳光很不公正地分割成歪歪斜斜的几块，他面对着窗外的阳光发楞，梦中的事情一直想不明白。沈一飞喊郑天良吃早饭，食堂里早上为郑天良特地准备了鸡蛋炒饭和豆浆，沈一飞给郑天良端来一份酱排骨，郑天良有口无心地吃了几块，把早饭完成后，他到财务科问县里的钱是不是到账。财务科会计说早上刚到，只有三十万。郑天良气得骂了一句：“妈的！”
现在有一点钱就买一点材料，这哪像是搞建设，简直是让这群人在练习如何挤牙膏，牙膏是不可能一次性挤完的，所以郑天良只能今天用一点钱去买水泥，明天用一点钱去换砖头，后天再付一点钱给建筑工程队。陈凤山说江村砖瓦厂厂长坐在实验区要钱，欠的二十万块钱不付的话，这个厂就要垮了。郑天良说只能先付十万，还得给三条路上付十五万筑路费，不然民工全都要回家。路基如果夏天没有完工、沉降，下半年就无法铺沙石，年底市场开业就是白日做梦。
而上午，最要紧的事是将一万五千五百块钱先提出来付给死者家属，没有比死人更重要的事了。沈一飞到中午的时候已经将这件事全部处理好了。
郑天良给黄以恒打了一个电话，他说：“你打算还让我这里死多少人？”
黄以恒说：“还差二十万如果明天不拨给你，我撤了老蒋的职，如果撤了老蒋还不兑现，我就将我坐的这辆车抵押给你。”
郑天良说：“不是差二十万，而是一期投入还差一百二十万没到位，追加的钱要不要开常委会讨论，我随时准备回去参加讨论。”
黄以恒说：“追加的款项我已经跟各位都通了气，完全同意，只要贷款资金能周转过来，马上就拨给你。”
郑天良在电话里以哀求的声音说：“我的大书记，你县城两三个亿的盘子，可你却对我这三两百万这么划拨，你叫我怎么相信你是支持我的，又叫我怎么面对社会上的那些谣传。”
黄以恒说：“你是不会听信谣言的，这一点我对你十分放心。县城的工程虽说有两三个亿的盘子，但大都是专款专用，计委的账户上从来就没超过两百万，你也应该想想我的难处，这三十万还是从财政局账上划过去的，是发工资的钱，你不信就去问财政局李局长。怎么能说我不支持你呢。”
郑天良放下电话后，觉得黄以恒就像夏天一台运转不正常的空调，该放冷气的时候送暖气，当你正准备拆下来送去修理，它又开始送冷气，于是你就坐在冷气中又开始吃饭，刚端起碗，它又送来了暖气，你说它坏了，它却好了；你说它好了，它又坏了。郑天良实在拿不出一个确切的主意，以一种清晰的态度来对待黄以恒，所以他跟黄以恒之间的工作关系很富有诗意的飘忽，然而工作不是诗歌，更不能朦胧。黄以恒让郑天良这个尖锐而平面的人终于过上了诗性的生活。
郑天良为建设资金不能保证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沈汇丽的到来让郑天良死里逃生。
这是一个星期天，沈汇丽是坐公共汽车来的，下车后来到实验区办公室，实验区领导们都已经下去了，郑天良在柳下河村悄悄地召集了全体党员开会座谈，主要目的就是让党员们带头支持道路建设，带头缓收征地补偿金，郑天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说：“从大道理上说，这是支持改革开放和合安的经济建设，那么建设好了又是为谁呢？从小道理上说，实际上就是支持我们全体的柳下河村的老百姓自己，你们的粮食由于交通不便卖不出去，丰收了也发不了财，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公路建成后，你们的农副产品可以通过这条路运出去，也可以送到交易市场去卖。”党员的觉悟就是高，他们纷纷表态先让路，后补钱。甚至有个别党员提出，如果政府困难，明年给补偿费也行，但没有得到一致响应，郑天良说年底全部兑现。
这次没带派出所的人，会却开得很成功，郑天良的情绪就有些高涨。陪同他一起去的沈一飞说：“只要把话说开了，老百姓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郑天良说，“这不是给面子，而是我们的诚心打动了老百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他们一回到实验区院子，就见到了沈汇丽，沈汇丽一见到郑天良就说：“郑县长，你们星期天还在工作，都成焦裕禄了。”
郑天良有些吃惊，他对沈汇丽的牙齿耿耿于怀，他从来没见过这么洁白而密不透风的牙齿，因此就像所有的男人面对漂亮的女人都会放弃自负一样，他握着沈汇丽的手说：“我们乡镇干部哪有什么星期天，不比你们县里的干部。什么风把我们的大明星吹来了？”
郑天良居然开起了玩笑，一般说来，漂亮的女人对于防止和克服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是非常有效的，郑天良也不例外。
沈汇丽指着沈一飞说：“我来看看我哥哥，也来看望看望郑县长，不违反组织纪律吧！”
郑天良吃惊地看着他们：“怎么沈一飞是你哥哥？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沈汇丽说：“因为这不属于领导管辖的范围，所以也就没有及时向郑县长汇报。如果这违反了组织纪律的话，我现在就向郑县长检讨。”
郑天良觉得沈汇丽的话总是像她的牙齿那么磁性而富有光泽，听起来很舒服，任何领导都愿意接受漂亮女性的挑衅，这种挑衅使上下级距离土崩瓦解，距离在男女之间是很可怕的。虽然县里有传言说沈汇丽跟黄以恒有一腿，但郑天良宁愿相信这是谣言。
中午郑天良沈汇丽沈一飞在食堂小餐厅吃饭，沈汇丽带来了一罐子红烧咸鸭，当场也上了桌，沈一飞让食堂加了一个红烧鱼和一份红烧猪蹄，桌上基本上以肉类为主，郑天良吃得热血沸腾，他身上农民的习性非常顽固，吃饭喜欢吃荤，而不喜欢素菜，这是穷人翻身后对物质生活的一种报复。
沈一飞在饭桌上一再对沈汇丽说他在郑主任手下学到了不少东西，也有了不小的进步，还说郑主任对自己非常关心之类的话，沈汇丽说：“那我要向郑县长敬一杯酒。”沈一飞准备去拿酒，郑天良说：“我们就以汤代酒吧，下午还要去工地。”说着就端起碗里的菜汤跟沈汇丽碰了一下，沈汇丽回眸一笑，郑天良被她风情万种的眼神击得粉碎，沈汇丽说：“郑县长是我见到的最讲原则性的一个县领导，而且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我真的很钦佩郑县长。”女性的表扬有时候比上级领导的表扬还要让一个健全的男人感到光荣，郑天良心里自然就有了一些忘乎所以的情绪。
想起实验区工程建设的举步惟艰，郑天良感觉到有负于沈汇丽的表扬，他说：“我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可工作不把我放在第一位。实验区的工作快都把我压垮了。”
沈汇丽说：“有这么严重吗？在我的眼里，郑县长是从来没有什么对付不了的困难的。”
郑天良说：“不能这么说。比如有资金保证，我可以战胜一切建设速度和建筑质量上的任何困难；如果没有资金保证，我就战胜不了这些困难。”
沈汇丽不可思议地说：“资金算什么困难？拿国家的钱为国家进行建设，那么多银行开着不就是提供资金的吗。如果郑县长看得起我，我来帮实验区到银行贷款。”
郑天良没想到沈汇丽说到贷款就像吃猪蹄一样轻松，他很怀疑地看了一眼沈汇丽的牙齿：“你能给我贷五十万吗？”
沈汇丽说：“多的不敢说，一百万应该是没问题的。市工行孙行长每次来都是我接待的，他说如果我有什么困难，无论是公还是私，找他贷个一两百万没问题，只要县政府做担保一下就行了。”
郑天良突然一激动，对沈一飞说：“一飞，拿酒去，我要敬你妹妹一杯。”
他们那天三个人将一瓶洋河特曲喝了个底朝天，一百万贷款的意向是在酒桌上敲定的。郑天良想，这一下，他终于自己能找到米下锅了，省得田来有等人说他郑天良只会花钱不会搞钱，这一次，他要露一手，账算在追加投入的份上，县里拖欠的建设资金还得继续要。
郑天良跟沈汇丽一起回到了县里，车子是小傅开的，又稳又快，坐在车后的郑天良和沈汇丽有好几次腿脚不谋而全地碰在了一起，郑天良有一种被电流击伤的感觉，这种感觉使他的心杂乱无章地蹦跳着，而沈汇丽似乎没任何反应，她依然谈笑风生地跟郑天良说着一些似是而非的话题。郑天良并不在意沈汇丽跟黄以恒真有什么关系，他现在最在意的就是一百万能不能落实下来。车快到县城的时候，沈汇丽在车上对郑天良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不一定是一个好县长，但你肯定是一个好男人。”这句话郑天良好多年都没弄懂里面的意思。
第二天一大早，郑天良找到黄以恒谈到了县政府担保贷款一百万的事。黄以恒非常激动：“老郑，你能贷到款算是给县里解了大围，现在的银行已经被我们贷遍了，每家都拿腔拿调地大谈金融管理条例，好像我们把钱弄过来买酒喝买烟抽了一样，要不是合安是全省经济改革试点县，恐怕早就断粮了。”
黄以恒满口答应，而且同意将这笔钱作为追加的投入，一期剩余的款项照样付给。但黄以恒没问这笔钱是谁出面贷出来的，也没必要问，因为假如知道了不是郑天良亲自贷出来的，是很伤面子的，郑天良也没说。县政府签字画押大印一盖，手续就算齐全了。
没两天，沈汇丽就将贷款办出来了，郑天良对沈一飞说：“真不知该怎么感谢你妹妹。”
沈一飞说：“两个星期前，我跟她说了郑主任这里资金很紧，所以她出于对郑主任的尊重，主动对我说要来实验区看看，并一口答应找孙行长贷款。”
郑天良这次不是记住了沈汇丽美丽的牙齿，而是记住了一个深明大义的侠义女子的全部内涵，也许她是为了回报自己对沈一飞的提拔，也许是沈一飞主动找了沈汇丽帮忙并想表现出自己在关键时刻同舟共济的精神，当然也不排斥沈汇丽真的对郑天良发自内心的钦佩与欣赏。
贷款到账后，郑天良给沈汇丽打了一个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小沈呀，你可是我们实验区的功臣，将来实验区修志的时候，一定要记上你一笔，你这是名垂青史。”
沈汇丽在电话里笑了起来：“郑县长，我可没那种想法，为实验区贷款，我也没那么高的思想境界，我是为你郑县长贷款，换一个人，我才不干呢。这与我哥没有任何关系，我做事是出于我个人的意志。”
郑天良对着话筒感动了，他说：“将来如果你有什么困难，只要我能帮得上忙的，我决不推辞。我也是以个人意志说这话的。”
放下话筒后，郑天良忽然心里又涌起了一股悲凉，县里的工程竟要通过个人关系来办，他这个当县长的办不成的事却通过接待处的办事员办了，他这个县长还要为公家的事向下级表示感谢。这种感觉相当别扭，有点类似于儿子给老子送了一袋口粮，老子还要弯腰向儿子致谢。
县里的二十万也来了，郑天良终于喘了一口气，然而当他将八十万拨到公路建设上时，交易市场的建筑材料缺口又暴露了出来，水电改造还是无法正常进行。
正在这时，两个调查组几乎是相继进驻了实验区。郑天良傻眼了。
一个是省公安厅督察处和市公安局督察室的联合调查组绕过县公安局后调查实验区派出所所长钟明开枪威胁老百姓的事件，还有一个是省建设厅安全生产办公室调查实验区楼板砸死民工金太光的事件。
这两件事被定性为“事件”，而且是排好队一样地紧接着抵达实验区，两件事都与郑天良有关，在建设最紧张的关头，这两件事被调查让郑天良陷于绝境。
公安督察组的人对郑天良基本上是不需要什么文明礼貌的，他们吃住在实验区的小招待所，自己花钱，沈一飞想请他们喝一顿酒，那位省公安厅的邵组长扬起严肃的脑袋：“你这是什么意思？”沈一飞吓得不敢说话了。
调查主要围绕钟明违反了《人民警察枪支管理和使用条例》展开。但这件事是因为保护郑天良不受围攻而采取的危险措施，所以郑天良三天两头要被调查组叫到小招待所里问话，还做笔录。郑天良看不惯这些人板着脸一丝不苟的样子，他有几次差点向他们发难，他想责问：“你们究竟是来帮助我们改进作风的，还是来破坏我们实验区建设的？这件事既没伤人，也没产生什么游行示威的后果，给钟明一个纪律处分不就行了，没完没了地调查还让不让人工作了？”但几次话到嘴边还是忍住了。
邵组长只是摆摆手示意郑天良坐下来接受调查，他们拼命地喝水，却没人给郑天良倒一杯水。郑天良于是自己掏出香烟，也不给督察组的人抽，表现出明显对立的情绪。
邵组长问：“钟明去柳下河村是你让他去的，还是他自己要去的？”
郑天良心里窝火，未加考虑，随口说了一句：“我让他去的怎样？他自己去的又怎样？”
邵组长不耐烦了：“是我调查你，还是你调查我呀？”
郑天良咽了咽胸中的恼火，说：“是陈凤山同志让他去的，我同意的。所以说是我让他去的，与陈凤山没什么关系。你们就这样记吧。”
邵组长说：“这就是说实验区管委会主任到村里工作是警车开道，并让派出所长持枪械保卫。”
郑天良说：“不是警车开道，而是管委会的车子不在家，而且土路不好开车才让派出所的三轮摩托车去的，你要知道，我们可摆不起那个谱，我们只是干活的，如果没有三轮车的话，我们会骑自行车去的。钟明平时一直随身带着枪，因此也没不存在持枪械保卫一说，请你们这些没有呛过乡下灰尘的上级领导们不要无限地上纲上线了。”
邵组长看着郑天良傲慢的态度就不客气了：“郑主任，你的态度很成问题，最起码你是擅自动用警车。在没有任何人身伤害的前提下，在你的管辖范围内出了警察当着你的面威胁老百姓擅自开枪的严重事件，你居然无所谓，很轻松，好像只有你是在工作，别人都是吃干饭、乱找茬的。你知道现在是什么时期，人民警察用人民给他们的枪来威胁人民，这是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你能说你一点责任都没有？”
郑天良说：“怎么定性随你们的便，我要说的就这些，你们可以让市里将我撤了，没什么了不起的！”
郑天良的态度让调查组的人又多留了几天，他们始终在问钟明这样一个问题，郑天良知不知道你带枪去，知道带枪后他的反应是什么，你开枪后郑天良又没有将这件事上报，为什么要隐瞒这件事。钟明回答得含含糊糊似是而非
连郑天良也隐隐感觉到，调查钟明的事件变成调查郑天良的事件。
邵组长他们临走的时候跟郑天良打了招呼，他对郑天良说：“谢谢你的合作，不是我们跟你过不去，举报信中反映的问题太严重，我们不得不调查得细一点，这是我们的工作。看来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村里也去了，没有人吓出精神病来，也没有人当场昏倒。”郑天良敷衍地说了一句：“谢谢你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制课。”
他觉得这封举报信的内容比邵组长透露的内容要恐怖得多，那么是谁举报的呢？难道是村民，村民们对派出所掏枪开枪应该不会陌生，原来的王桥集乡收三提五统费和搞计划生育都是让派出所带着枪和手铐下去的，这样的事也不是发生过一起。郑天良不愿再往下想，他为工程的事已经焦头烂额。
夏天已经剩下最后几天了，实验区的建设工地连基础工程都还没完工，他准备到县城向黄以恒辞职，可这时，省建设厅安全生产办公室调查组又来了，他必须对金太光被砸死的事配合调查，如果派出所钟明开枪事件是间接地牵连到他，那么金太光被水泥板砸死这件事就与他直接相关了，因为这关系到郑天良如何对实验区建设进行管理以及如何抓安全生产的问题，当然还牵涉到对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责任感等严重问题。他这个一把手是无论如何也逃脱不了干系的。
调查组调查期间，黄以恒将郑天良召回县城进行了一次长谈。他看着垂头丧气的郑天良安慰他说：“老郑，不要有什么包袱，积极配合调查就是了。我找你来就是给你提醒一下，不要再像上次对省公安厅督察组那样，态度要诚恳一些，工作上出一点差错很正常，谁也不是圣人。问题可大可小，我们一定要争取最小的责任和最轻的处理，要把精力都用在工作上。说实在的，我是对两个调查组有看法的，也跟梁书记作过汇报，但这都是省里派来的，而且都绕过了我们县委县政府，现在只能争取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县里市里肯定是要做工作的，但你也要做一些配合性的工作，争取让事情尽快过去。”
郑天良像一头斗败了的公鸡，他闷闷地抽烟，有些心灰意冷的绝望，他说：“黄书记，你就答应我辞职吧！回来后，我什么权也不想要了，实在不行，我就回老家种地去。”
黄以恒笑了：“老郑你这是什么话，怎么有点像刘少奇受委屈时说的话一样，现在没有林彪四人帮了，你的问题也没有那么严重，说这些丧气话干什么？我的实验区还指望你呢，你一撂挑子，不是给我来了个釜底抽薪吗？”
郑天良想说，你只要我干活又不给我资金保证，是谁抽谁的薪。而这个时候，说这些话是没什么用的，现在是如何对付调查和减轻责任的问题。从黄以恒的话里可以明显听出，郑天良这次肯定是有责任的，而县里市里能做的工作就是责任大小的问题，这个调子等于已经定下来了，而且处分郑天良也是肯定的，只是如何处分轻一点。郑天良听出了这两个信息后，他想为自己辩解，如果资金及时到位，他怎么能让民工抬水泥楼板呢，不就是没钱租起重机械吗？但这种辩解在此刻是软弱无力的，不能说资金不足，就应该放松管理，更不能说因为资金不足，就可以无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黄以恒的另一层意思就是虽然郑天良有问题要处分，但实验区是不能撒手不管的，但黄以恒的话比这要有人情味得多：“实验区离不开你，你也离不开实验区，实验区不仅是县里的重点建设工程，也是实现你政绩的一个重要舞台。如果你现在撒手回来，舆论会怎么说，实验区又怎么好向全县人民交待呢？我毕竟是一把手，人民群众会说我用人上出了问题。所以即使目前困难再大，我们两人都要顶住，不能让人看笑话，而且你老郑也不是那种一遇到困难就轻易会认输的人。我知道你现在有些情绪，这可以理解，但就此放弃，这不符合你的性格。”
郑天良想说，你说过，我只要不想干，随时都可以回来，为什么不让我回来。但他仔细一想，现在回来又算什么，他怎么解释自己的落荒而逃，如果因为犯错误回来，则对他的将来等于是堵死了前途，如果因为工作干不下去回来，人家只能认为他是一个无能的平庸之辈。他不能对每个人说黄以恒资金不到位，那么人们要问为什么不给你到位，他不好解释。
郑天良觉得黄以恒是一个你想跟他发火也发不起来的领导，即使发火也会让你不到两分钟就发不下去，而黄以恒从来不跟人发火。黄以恒会很大度地劝你：“工作要商量着干，没有必要争吵嘛。”他还会讲团结的意义。领导就是嘴大，他怎么说都有理，下级总是理屈词穷。
省建设厅安全生产办公室调查组对郑天良比较客气，郑天良态度也很合作。调查组的组长林处长是一位中年人，他说他在很多年前就在报上知道了合安县的马坝乡是全省十佳乡镇之一，所以对郑天良非常钦佩，郑天良听了这话，心里不仅有些伤感。因为郑天良多年前是值得钦佩的，而多年后却无法再让人钦佩了；官当大了，名气却变小了；地位上来了，影响却下去了。这使他在这个多事之秋对自己十分敏感起来，他隐隐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气球，飘得越高，空气的压力越大，爆炸的机会越多，甚至有可能就在下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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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处长对郑天良还是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他跟郑天良的谈话显得很平常，甚至还有些温情的味道。林处长说：“其实这件事在全省的安全生产的事故中只是一件普通的意外伤亡，比起小煤窑瓦斯爆炸死几十人影响要小得多，这种事不举不调，不报不查，接到了举报，我们就必须查，这是工作，也是职责，希望郑主任能够理解。”
郑天良表现出了应有的诚恳和合作姿态：“不管别人怎么举报，总之是我们工作中出了问题，有问题就不能回避，这次调查对我们工作以及对我本人也是一个警示。我将承担我要负的责任。”
林处长一行四人先在外围进行了调查和了解，并且对建设现场进行了勘察，现在的工地上已经租用了两台起重吊车，只是两层小楼用起重吊车给人的感觉有点小题大做。金太光家属见来了调查组，就想再要一笔钱，说一万五千五百块钱买一条命太亏了，他老婆带着孩子跪在林处长面前，眼泪鼻涕含糊不清地纠缠在脸上，样子很凄惨。林处长说他主要是来调查事故情况的，不是落实赔偿的，而金太光的妻子却哭着请林处长这个青天大老爷给她做主家里稻子在田里没人收割顶梁柱倒了。
调查组最后一次跟郑天良见面时有这样一些对话。
林处长问：“郑主任，工程质量管理是你负责还是陈凤山负责？”
郑天良说：“具体分工是陈凤山副主任负责工程，我负责落实资金与钢材水泥计划等。因为我是一把手，是总负责，所以我不打算推卸责任。”
林处长问：“陈凤山副主任有没有向你请示要求租用起重吊车以保证施工安全？是不是你为了省钱不同意租用吊车？”
郑天良说：“陈凤山没有提过租用吊车的事，因为乡镇工程中的两层楼施工都是用人抬楼板。我是提出过要节省开支这一总的原则，但没有不同意租吊车一事。我们的资金非常紧张，工程时开时停，如果下一步资金还得不到保证的话，实验区就是一个半拉子工程。”
林处长说：“资金紧张与安全生产是两回事，不能用资金紧张来牺牲安全生产，按规定建楼房必须要有起重设备，你说是不是？郑主任，如果要落实这次事件的责任的话，你觉得你应该承担什么责任？我们心里会有一个数，以便向上级汇报。”
郑天良说：“我的责任是管理不严，安全意识不强。”
林处长点点头，说：“郑主任对这件事的认识是到位的，态度也是诚恳的，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向上反映的。请郑主任放心，我们不会让你过分为难。”
调查组走后，秋天已经正式抵达，田里的稻子成熟了，棉花也起摘了，树上的苹果红了，庄稼人开始收获他们构思了整整一个季节的成果。而这个秋天，郑天良面对着半拉子工程，他觉得自己两手空空，一贫如洗。
这一年年底的时候，合安县的五条商贸大道和工业区的七大企业已经建成并正式投产了。啤酒厂六月底开业已经生产出了类似于德国口味的啤酒，目前产量不高，销路不错，电子元件厂八月份投产后为上海的一家电视机厂生产电视元件，黄以恒数次去上海厂方协商，上海的这家电视机厂终于同意拨给合安县六百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这些电视机全都分配给了省市进入合安境内的十八公里公路两旁的农民新村的住户，农民说盖房子已经借了太多的债，没钱买，县委县政府决定先送到农民家里，钱以后再付，农民不花钱还能有电视看，当然愿意。另外缫丝厂、轻工机械厂、水泵厂都在十月份陆续投产，整个工业区厂房林立机器轰鸣，一派工业现代化的繁荣兴旺的景象，面对这一大片工业区，县城的老百姓们对黄以恒不得不刮目相看，他们都说黄书记不仅能干而且敢干会干，是合安改革开放真正的领路人。只有五条商贸大道还有些不尽人意，县里要求五条七百五十米的千米大道两旁商店十月底之前必须全部开业，但由于县城商户只需一条半街就够了，所以县委县政府要求县直各单位落实五个铺面，每个乡镇必须安排二十户进城，完成不了任务，动员不来商户，各单位、乡镇自己掏钱买铺面。眼看离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召开还有不到一个月，铺面销售和出租还有百分之三十没着落，黄以恒紧急召集县直各单位和各乡镇一把手开会，黄以恒在会上说：“商贸大道的建设是百年大计，是合安县保持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战略性工程，也是我县经济建设成就的集中体现，所以我们各单位各乡镇要提高认识，要有长远眼光，这些铺面在五年十年后就会成几倍几十倍地升值，我简直想不通为什么有些单位有些乡镇在这个问题上始终表现出小农意识和小市民的狭隘目光。如果你们在座的各位对人民不负责任，对合安的经济建设不想承担责任，那么县委县政府也不能对你们负责任，我今天要重申的是，如果你们的计划铺面在十月二十日前还不能进驻的话，我请你们把帽子交出来。我就不相信，合安县找不到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的科局长和乡镇长来。”
黄以恒语气是平静的，但平静语气的背后是斩钉截铁的不可越雷池一步的界线。因此这平静就像悄无声息的手术室里一把锋利的刀子伸进了病人的肚子里。
十月底，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的一切工作准备就绪，合安县五条商贸大道有四条构成了“井”字形城市框架，纵横交错的五层新楼和新开张的店铺将合安县城渲染得繁华而气势恢弘，向工业区延伸的宏光大道就像一把勺子的勺柄恰到好处地将城区与工业区连成一体，这样无论从工业区到城区还是从城区到工业区，所见到都是工商一体化经济腾飞的兴旺景象。
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召开前，郑天良的处分决定也下来了，市委下了一个文，内容如下：
关于给予郑天良同志行政记过的处分决定
合安县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管委会主任郑天良同志，由于管理不严，工作不细，责任心不强，四月十八日擅自动用警车和警力到柳下河村开展工作，在干群关系紧张对立的时候，郑天良同志没有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局面化解矛盾，致使随行的实验区派出所所长钟明违反公安部《人民警察枪械管理和使用条例》向群众开枪示威，造成了严重的负面社会影响。五月十三日，实验区建设工地在没有起吊设备的保证下，无视生产安全，致使施工的民工用木杠抬楼板非法安装，造成木杠断裂、民工金太光被楼板砸中头部当场死亡，后果极为严重，群众反响强烈。
郑天良同志作为实验区的主要负责人，对这两起事件负有领导责任和管理责任，根据十一月十二日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给予郑天良同志行政记过处分。（涉及两事件的其他人员，建议合安县委县政府另行处分，并将处分决定上报市委）
抄报：省委组织部、公安厅、建设厅安全生产办公室
抄送：市人大、政协、纪委、市直各单位、各县县委、县政府
中共河远市委员会
一九九0 年十一月十三日
文件下发后，黄以恒找郑天良谈了一次话，他们两人在深秋的下午坐在黄以恒办公室的沙发里喝茶抽烟，黄以恒安慰郑天良说：“为这事，我找到市委好几次，梁书记倒是没话说，而且也坚决不同意处分，但市委也不是梁书记一个人就能说了算的，省里有关部门只知道查，根本不知道在下面工作的难处，死死盯住不放。梁书记最后只能保证不在党内给予处分，行政记个过，也算是给上面一个面子，不得已而为之。梁书记叫我给你打个招呼，叫你不要有思想负担，他来合安还会找你谈一谈。”
郑天良脸色灰暗，声音软弱而无力：“我给县里的工作抹了黑，深感内疚和不安。但这两件事也是事出有因，黄书记你应该很清楚。”
黄以恒歪过头，窗外的阳光就从他脸上移走了，他说，“确实这两件事也不算什么，但问题就在于有人告上去了，开枪也就是扣了一下板机，也没任何伤亡，工地砸死人是常事，乡下搞工程哪有什么起重机，但这些事摆到桌面上就不好说了，什么警察开枪威胁人民群众，领导干部无视民工安全，让民工被楼板活活砸死了。听起来就很吓人。现在真是没办法，不干事什么问题都没有，一干事就会出事，其实我也一样，只不过目前还没被抓到把柄而已，有时想想，真有点灰心，我们图什么，不就是图能干出一点事业来吗？”
郑天良说：“我真搞不懂，是谁把这些事告到省里去了，目的是什么？用心何在？”
黄以恒说：“是呀，现在你不干事，说你无能，一干事就会触及到一些人的利益，就会跟你捣乱。中国经过文革这些年，有的人一辈子什么本事都没学会，就是学会了告状和看笑话。”
郑天良说：“这次处分之后，我决定立即向县委市委提出引咎辞职。”
黄以恒说：“县委以及我本人是不赞成你辞职的，这一点我上一次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你一定要把实验区干下去，让成绩来说话。”
郑天良说：“你让我怎么干呢？”
黄以恒说：“县里的工程已经全部完工了，剩下的工程就是实验区了，我会全力支持你的，二期小商品城明年一定要上马。”
郑天良想说，你连一期的钱还欠五十万没到位，还谈什么二期？这半年来被调查组搞得晕头转向，一期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现在只是一个半残废的工程，根本就赶不上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了。他有一肚子怨言，但此刻却发不出火来。
黄以恒仍然很轻松地对郑天良说：“这个处分决定对外就不公开了，知道的范围越小越好，虽说小平同志也三起三落，但我们这些七品芝麻官们，经不起折腾，所以我对梁书记讲了这个想法，他也说这个处分决定主要是做给省里看的。梁书记明年春天就要退居二线了，他对我们两个从他手里提拨起来的年轻干部一直是关怀备至的，处分你就跟处分他老人家一样让他难受。”
郑天良说：“实验区没能赶上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我有责任，所以我请你认真考虑我的辞职请求。”
黄以恒说：“实验区你有什么责任？要说有责任，责任全在我，我没有及时跟上资金，怎么能把账算到你头上去呢？实验区没完工是为县里的工程做出了牺牲，这一点我要在常委会讲透讲到位，你只有功劳和苦劳而没有责任。再说谁也没有强制性地要求实验区今年一定要完成一期开业，只是提出了一个争取完成的软性目标，不完成是因为客观原因，而不是主观原因。我当然想同时完工，但在资金实在太困难的时候，只能从大局出发了，没有人会揪住这件事不放的。不信你去查一下去年底县长办公会的记录，我提出的目标就是实验区争取今年完成一期工程向现场会进行展示，绝没有说一定要完工。今年春天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是这么说的。”
郑天良感觉到自己就像一团橡皮泥，捏成什么形状完全在于黄以恒，而不在泥本身，他突然感觉到作为一个下级，不承认自己是泥是要犯错误的，他是被黄以恒塑造着的。
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十一月二十日在合安县隆重举行。合安县城到处张灯结彩、旌旗飘扬，城里弥漫着新鲜油漆的味道，江浙沪运来的各种真的假的商品堆满了商铺，全县数十万次民众前仆后继涌进县城，不少人在广场的“三个女人托个蛋”的雕塑下面照相，他们都为合安的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而骄傲和自豪。工业区里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货车和集装箱源源不断地开进开出，一派繁忙的节奏。现场会来了近千人，省市五大班子全部到场，各县书记县长以及分管工业的副县长、经委、计委、工业、商业的局长们全都聚集到了合安县。整整一个星期，参观学习、研讨座谈、喝酒跳舞，既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黄以恒的脸上并没有太多的欣喜和激动，他在介绍经验时说：“虽说我们县今年的工农业总产值将要完成二十一亿，但我们离江浙及沿海地区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决不能固步自封骄傲自满，万里长征才走完了第一步，所以与其说在合安开现场会，还不如说是开找问题的会、开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黄以恒的话在会场上引起了热烈的掌声。这个目前全省建设得最好、经济成就最高、发展最有活力的县委书记能以如此清醒和理智的态度对待成绩，其居安思危高瞻远瞩的目光使所有与会人员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教育，黄以恒不是谦虚，而是将合安放在整个沿海东部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中来衡量自己和要求自己，这就是一种现代意识和战略眼光。省委顾书记在视察了十八公里的农民新村后，从楼下到楼上，再从楼上到楼下，他看到了一往无际的两层小楼连接着县城和另外一个穷县，他还看到每家都有电视机，用上了井水和卫生厕所，不管怎么说，这些都摆在每个人的面前用事实说话，所以黄以恒再谦虚也掩盖不了自己的政绩，当顾书记看到啤酒厂里许多辆外省的货车在这个初冬的季节排队拉啤酒时，他被感动了，在总结大会上，顾书记情绪激动地说：“我从合安看到了什么叫‘深圳速度’，从合安也看到我省改革开放的光辉前景，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创造出属于我们自己的奇迹，江苏浙江能做到的，我们省当然也能做到，合安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合安给我们提供了信心。合安这一典型在三省交界的地方具有特殊意义，它是我省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也是一个桥头堡，它向人们证明我省的改革开放正从合安与东部沿海地区形成连接的通道，而且以同样的速度和规模将我省的经济融入沿海东部经济圈。”
郑天良也参加了六天的现场会，会上没有人提到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那里太远而且也没建成，当然也就不会去参观。没几个人认识郑天良，郑天良就像一个废弃的塑料袋被扔在风中，人云亦云地跟着大部队参观喝酒吃饭，分组讨论会上，他很想说合安今年的工农业总产值不可能有二十一个亿，顶多只有九个亿，但他面对着这个咄咄逼人的工业区以及五条商贸大道，郑天良如果唱反调的话会被人认为是别有用心，他在一片掌声中反而有了做贼心虚的心态，他没想到自己此刻成了一个贼。
省市各大新闻媒体连续一个星期报道合安县的经济建设成就，省报还发表了社论，题目叫《合安速度带给我们什么》。中央的媒体也水涨船高地给予了大篇幅的报道。
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不到一个月后，黄以恒调市里担任河远市分管工业的副市长。郑天良继续担任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管委会主任，他的处分虽然没有公开，但全县人民都知道了这件事，而且消息像感冒病毒一样传染得很快。乔岸接任县委书记，市轻工业局局长赵根苗调任合安县县长。
第二年，郑天良再也找不到黄以恒要钱了，他向新县长谈到实验区的事，赵县长说：“实验区的事要重新论证，另外投资规模是不是要这么大，我还要跟黄市长交换一下意见，但一期工程一定要完成，不然投资就浪费了。”
他找乔岸书记，乔岸书记也说：“王桥集那个地方地理位置从地图上看是很优越，但到实地一看就不是那么回事了，虽在三省交界，但离外省的几个核心城市太远，所以在运输上会加大成本，形不成优势，我们当初在决策上可能出了一些问题。我倒希望你在常委会上能把实验区的事讲透讲准，争取形成投资的一致意见，如果确实很有前景，我们会把实验区继续办下去。”
郑天良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敲不开主人门的乞丐，诚心想讨饭，但没门。
黄以恒也来县里视察过几次工作，郑天良就像在救自己的一个患了绝症的儿子，希望能把实验区继续办下去。黄以恒对他说：“我马上召集你们县委县政府全体同志开会，重新论证，我当然也不能保证自己当初的决策就是完全正确的，而且建实验区是市里的意见，也经过县委常委会县长办公会讨论后才决定上马的。我作为共产党员，还是有勇气面对失误的，你也不要怕，实验区的大方向是对的，我历来是坚持这一观点的。不过，无论如何，一期工程必须建成，我这次来的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保证一期的五十万投资立即到位。”
郑天良发现黄以恒的这些话，等于已经为实验区在致悼词，而且悼词的内容充满了辩证唯物主义精神，他所能做的工作看来就是准备后事和为实验区立一个一分为二的墓碑。
黄以恒召集了县委常委扩大会，会上黄以恒强调指出了如何发展县城商业与工业区的完善和市场开拓等问题。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地做着记录，郑天良也掏出本子记得一丝不苟。最后，黄以恒才说：“乔书记、赵县长，你们看什么时候能将实验区一期还差的五十万元给老郑拨过去？”赵县长说：“我们很快就会拨过去的。”黄以恒说：“我要的是时间表，很快是多长时间，能不能给我一个明确答复？”赵县长放下手中的笔说：“黄市长，明天，不，今天下午就拨过去。”黄以恒很满意地点点头说：“实验区当时是市里决定的，也是我们一致讨论后决策的。所以我对实验区要有个表态，一是大方向没错，二是规模与发展前景可以重新论证，三是一期工程今年必须完工，四是老郑在实验区是做出贡献的。这一点我在离开合安前没来得及讲，今天我再次强调一下。”
钱当然很快就到了，但实验区的建设与灭亡是同时进行的。郑天良不能让手下的人泄气，所以他总是斗志昂扬地在检查交易市场的粉刷与装修，到处招商拉客户，他就像面对一个身患绝症的亲人，瞒着病情，装得无事一样，这倒不是存心欺骗，而是妄想着出现奇迹，比如说是误诊或病灶自动消除。他仍幻想着有朝一日黄市长坚持实验区全面上马。
一九九一年底，实验区一期工程完工，入住商户不到百分之四十，交易额比一个普通的农贸市场大不了多少，三条通往外省的公路只修了土路基，睛天满路灰，雨天一路泥，交通影响了交易，但县里再也拿不出钱来了，因为工业区资金仍然缺口很大，几个开工的企业设备改造和生产规模无法扩大，只有啤酒厂是死保的企业，所有的贷款全用于啤酒厂上规模。
一九九二年虽然小平同志南巡讲话要“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但王桥集实验区终因一期工程建成后交易量太小，二期便不再投入，市里决定撤销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管委会，原实验区仍恢复为王桥集乡。交易市场由王桥集乡政府管理。
郑天良回到县城继续担任副县长一职，但他由于是以一个失败者的面目回到县城的，所以当然也不可能提拔，黄以恒指示一定要将郑天良同志安排好，所以官回原职也属理所当然。只是原分管的工业这一摊子现由田来有分管，而且工作卓有成效，当然也不好动他。所以乔岸就跟郑天良谈了一次，让他分管原来田来有的那一摊子，也就是分管民政、地震、老干部局这一块。以后有机会再进行分工调整，希望郑天良能够把这一摊子抓起来。
郑天良只是点了点头，没有说话，烟雾在郑天良的胡子的缝隙里缭绕，乔岸发现他的胡子长得快有寸长了，就对郑天良说：“老郑呀，回去把胡子剃干净了再来上班，不要让人家感觉到你好像真的是打了败仗一样。”
郑天良心里有了一丝感动的情绪慢慢地滋生出来。
郑天良离开王桥集的那天，天很冷，当郑天良卷好铺盖上车的时候，天就开始下雪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将王桥集的许多人和事都掩埋了，郑天良的心回到了一九四八年冬天的淮海战役的战场，玄慧寺下面的一往无垠的雪野上，到处都是国民党战败的残兵败将，他们像兔子一样地逃命。后面的枪声不绝于耳。
郑天良一直没有对人讲过离开王桥集时的这种狼狈不堪的感受。但他直到临枪毙前的那一刻，他都准确无误地记住了一九九二年冬天的一片白茫茫的雪景。
17
我再次回到省城的时候，城市里的树全枯了，耳朵里灌满了冬天的风声，这个别人的城市越来越陌生了，如果不是我的儿子在这里，如果不是这里还有我没离掉婚的妻子在这里，我会毫不犹豫地将这座城市从我的生活中开除出去，这是一个让我输得精光的城市。
然而，我还是回来了。我想看看儿子，也幻想着妻子在我分别这么长时间后能够冲淡一些对我的仇恨，最终能像收留一个难民一样地接纳我。还有在合安期间写的几篇小稿子也该有些稿费进账了，我的冬天已处于食不裹腹的绝境。城郊结合部租的那间民房已经退掉了，我回到了我们只有一间房子的小家，可一挨门框，韦秀就将我往外撵：“你还有脸回来，孩子的生活费一分钱也不付。出去！”韦秀几乎将我轰出门外，儿子看我回来了，他不说话，默默地跑过来，轻轻拽我的裤腿，像两个地下党正在危险的环境里接头。我一把抱起儿子，在他脸上亲了又亲，儿子的脸冰凉，我的心更凉。
韦秀站在阴暗的屋里抹着眼泪，她的脸上没有任何脂粉和化妆品的痕迹，她靠打零工与儿子相依为命。三十岁的女人看上去比祥林嫂还要苍老，我是她生活中毫无保障的危险品，是她年轻岁月里的一道伤口。
如果我用十来年挣的十几万给她买了一套房子而不是去开什么餐馆，一家人就会过上平安无事的生活；如果我不跟那个叫张秋影的女人滚到一张床上去，即使餐馆倒了，韦秀也不会如此绝情。我知道一切都是我的错，但我不知道能用什么来为自己赎罪，因为我不能因为一次过失而上吊或服毒自杀，我没有勇气也不愿付出这样的代价。
韦秀的意识中也许还残留一日夫妻百日恩的感觉碎片，所以当我再次抱着儿子走进充满了腌咸菜味道的一间小屋时，她就没有再拿起菜刀和煤钎来轰我，她毕竟在我有钱的时候跟我一起享受过肯德基和一枚金光闪闪的戒指，这些物质记忆应该可以瓦解她对我的部分仇恨。
这次回省城总共只拿到了四百多块钱稿费，我就像孔乙已买酒喝时一样从口袋里摸出了三百块钱放在了桌上。然后将刚买的一小包饼干拆开来给儿子吃，儿子贪婪地两块两块地往嘴里塞，嘴巴鼓得像金鱼的肚子，嘴角上粘满了饼干碎屑，儿子专心致志咽饼干的表情让我手脚冰凉。我心里暗暗地发誓，有朝一日，我也要让自己的儿子吃上烤羊肉串和炸鸡腿。
我对韦秀说：“我正在写一本书，写完了后可以挣四万块钱稿酬。等钱拿到手后，你就不要再去打零工了，再过几年，我们会买上自己的房子的。”
我这样说等于告诉她我不想离婚而且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韦秀的眼睛里放射出死里逃生的光辉来，她先用很怀疑的眼光看着我，然后说：“你要是把挣来的四万块钱全都交给我，我就不离婚了。”
我听了这话后有些气愤，就嘲讽地说了一句：“你的意思是只要我有钱了，以前的事就一笔勾销了，你不觉得用钱来赎回自己失去尊严对你对我来说是一件可耻的交易？”
韦秀终于哭了起来，她抹着脸上的泪水哽咽着说：“我一个人实在活不下去了，这样总比出去卖淫好。”
我听到这话心里一阵酸楚，自己的女人最起码在内心深处已经不止一次地认真思考过卖淫的事了，我还有什么权力指责嘲弄一个无辜女子，所有罪过都是我这个无能的丈夫造成的。我嘲弄了自己。
于是，我走过去抹去了韦秀眼角的泪水，她的泪水没有一点温度，就像她此刻的心情。我说：“挣来的钱全都交给你，我会对你和儿子负责任的。”
韦秀软软地靠在我的胸前，像一团棉花，我感到了棉花的重量。
这天晚上，韦秀给我做了一顿萝卜排骨汤，一家三口喝着带有荤腥的骨头汤，竟吃得热血沸腾，儿子将骨头啃得一览无余，他的鼻涕非常坦率地拖进了碗里，碗里的热气袅袅如烟。
我住下了，我们在一张腿脚摇晃的床上重温了夫妻间已经陌生了的事情，竟也像喝骨头汤一样令人感动。
第二天，我找到书商姚遥的时候，姚遥对我前一阶段调查的内容毫无兴趣，他用戴着钻戒的中指漫不经心地敲着玻璃桌面：“我不知道你调查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对读者来说有什么意义，郑天良以前就是雷锋张思德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在的读者要的是郑天良赤裸裸的堕落与淫荡，而不需要你的考证与考据，这是一个功利化阅读的时代，人们读书就像手淫一样，只要发泄，不需要其他意义。你懂吗？而我们这套书的名字叫《100 个贪官与他们的女人》，一定要有女人，写好郑天良关键是要写好他与女人的关系，越多越好，越细越好，如果不能让读者感到刺激和放下书就想去嫖娼，我看你这本书也就PASS掉算了。”
为了四万块钱的稿费和韦秀那张日益枯萎的脸，我不得不放弃尊严指着手里搜集到的一大包原始材料说：“姚经理，郑天良跟所有的贪官都一样，当然不会放过女人的，我之所以对他的历史进行调查，主要是想寻找他堕落的某些结论之外的依据和原因，这也是新闻媒体上不可能披露出来的，应该有卖点。不过，我向你保证，这本书我要用百分之七十的篇幅写他与女人的关系。”
姚遥非常蛮横地一挥手，做出一个果断否定的手势：“不行，必须要有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篇幅。你必须要先搞清楚我们出这套书的真正的目的然后才能动笔。”
我点头哈腰地连声说是，我感觉到自己那一刻的表情就像一个不讨皇军喜欢的汉奸一样，露一嘴歪牙，满脸可耻的笑容。为了不让韦秀卖淫，我只好在精神上卖淫了。这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年代。
回到合安，我继续去了耿天龙家，老人对我倒是很欢迎，因为我陪他度过了死一般沉寂的晨昏，而且让他在回忆中一遍遍地重温旧梦，这无疑是在为一棵快要枯死的老树及时浇水。但当我问及郑天良与女人的关系时，他不情愿地说：“我对这些捕风捉影的事从来就不愿相信，而且法院并没有认定的我外甥女沈汇丽借郑天良的三百万是因为男女关系，这完全是诬陷。说郑天良贪污受贿我也想不通，你舅舅当年口袋里连五块钱都没装过，这个人怎么就成了一个贪财的人，我想这里面名堂大着呢。但我不想说得太多。”
耿天龙对郑天良有怨气，但没有仇恨，他想用他的一脸老人斑掩盖起历史真相，但我跟耿天龙的认识恰恰相反，我说：“现在的克隆技术已经表明，当羊的身上被注入了狼的基因后，羊比狼更加凶狠。”
耿天龙抚摸着黄昏里的鸟笼，然后对着笼中的鹦鹉说：“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接着鹦鹉学舌，很是没趣。见耿天龙死活不愿讲我舅舅郑天良男女关系的事，而且明显表现出对我的冷漠，我就走了，而且不打算再来找他调查什么了。这个起初让我感到很随和的老人这一刻让我反感，因为郑天良的腐败堕落与女人有着因果关系，这不是写书挣钱的需要，而是我调查中不可回避的内容，我相信检察院的举证，而不相信耿天龙的掩饰。这个老人如果还在台上的话，我相信他是什么事都会干得出来的，这不是我不尊重老人，而是这个老人不尊重事实，我敢保证，许多退下来的老人中，他们的老人斑后面隐藏的不仅是衰老的年龄还有见不得人的罪恶。
我独自一人走在县政府宿舍区院子里，寂静的水泥路两边的法国泡桐树裸露着被歪曲了的枝干光秃秃地站在风中，如同一些守灵的老人循规蹈矩地站在冬天清淡的阳光下，此前飘落的树叶以及我舅舅在这条路上踩过十几年的脚印一起下落不明了，舅舅家的房子依然还缩在西边的角落里，敲门进去的时候，舅妈周玉英一见是我，就拉着我的手哭了起来：“你舅舅，没了”。我看见舅妈的头发已经花白，枯涩的脸上没有一丝血色，她的手在冬天青筋暴跳，血管里流淌着掺进了盐酸和耻辱的血液。
院子里的冬青树依然青翠，这是一种坚守贞操的树。只是梅花树已经枯死，而月季花、海棠等花木一律赤裸枝条，死活不明。一些空洞的坛子罐子东倒西歪地分布在各个角落里，还有碎砖、破塑料袋穿插其间，院子里的景象无比荒凉。舅舅被枪毙后，舅妈仍住在这个院子里，她每天倚在门边晒太阳，从早坐到晚，她在回忆中还原舅舅郑天良的形象，然后就六神无主地流着眼泪。
舅舅家的格局与我十二年前的记忆惊人一致，除了多一台二十一寸的彩电外，看不出任何变化，陈旧的家具以及四处弥漫着腌菜的味道。我看到木质的椅子上多了两个布垫，墙壁的颜色呈暗黄色，灯泡上还缠了一些蛛网，在灯泡下方的方桌上，我舅舅的骨灰盒放在当中，骨灰盒是暗红色梨花木的，中间部分嵌着舅舅年轻时的一张黑白半身照片，舅舅以平面的方式贴在骨灰盒上朝气蓬勃，脸上挂着年轻的微笑和欲盖弥彰的自负，舅妈在骨灰盒前摆了一个小香炉，一柱檀香燃起缕缕清烟。我站在舅舅的骨灰盒前，想起了过眼云烟这个成语。
舅舅的家如同一个废弃的破庙，这里面的陈设和布局使我无法将这个空间和一个受贿索贿四百多万的腐败分子联系起来。我更愿意相信这个空间里住的是一位两袖清风、廉洁奉公的海瑞包公，确实，我舅舅在“双规”一个月前当选为“全省十佳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我想不通的是，一个月前舅舅是人民满意的，一个月后人民就不满意了，进去了，进去就再也没出来。不过，胡长青的“三讲”评定也是很优秀的，后来也枪毙了，这样一想，也就容易想通了。
我问舅妈表妹郑清扬到哪里去了，她说表妹郑清扬一直不知道舅舅的事，她在深圳打工。
舅妈周玉英跟我讲起了舅舅最后几年的事情，她只是陈述，而不分析原因。
转眼六年就过去了，六年是一个时间长度，又可以是一个性质概念，比如说六年可以打两次解放战争，但只花三年就已经改变了政权性质。六年中合安县许多人出生了，又有许多人死掉了；许多人清醒了，又有许多人糊涂了；许多人提拨了，又有许多人下台了。许多人当中的郑天良一如既往地当着他的副县长，这个分管民政、地震、老干部局的副县长除了不停地要钱救济残疾人花钱让老干部们下棋打牌旅游外，不可能挣一分钱，因此他无足轻重可有可无地占着一个位子，在政府副县长中像一个摆设，甚至还有点节外生枝的多余。六年中，从王桥集经济实验区落荒而逃的郑天良在县里生活得非常低调，开常委会和县长办公会的时候，总是一个人缩在角落里孤独地抽烟，在县里重大决策时，各位县长书记们高谈阔论畅所欲言，郑天良目光总是紧紧盯住墙上的一只木质挂钟，他发现这只钟越来越老了，平均每年以慢二十分钟的速度老化，每次开会前秘书们总要站到椅子上将钟调准，他觉得自己就是走得很不准确的老钟。会议结束前，县长书记总是很客气地问郑天良：“老郑，你还有什么意见？”这句话很有点对家里来了客人的礼貌成分在里面，郑天良声音苍白地说一句：“我没意见。”其实有意见也没什么意义，郑天良知道没有人会把他的意见作为意见来看待的。不过，这些年，郑天良闲暇的时间多了，社会上的朋友倒是结交了不少。失意的人总是这样安慰自己：“当官是暂时的，朋友是永远的”。郑天良在朋友面前找到了随心所欲的感觉，这种感觉类似于丧家之犬重回家园般地温暖和亲切。
这时，已是一九九八年夏天的一个黄昏。
郑天良从“桑塔纳”轿车里走出来的时候，“红磨坊”的迎宾小姐就看到了头发梳向脑后、肚子微微向前挺起、身穿“梦特娇”T 恤的郑天良副县长，郑天良的车是贴着“红磨坊”门前的迎宾小姐停下来的，所以他一下车就直接踏进了开着空调的“红磨坊”大厅。
“红磨坊”是县城东郊僻静处的一个酒楼，酒楼原来是县食品厂的三层楼的车间，食品厂倒闭后，现“合和酱菜有限集团公司”总裁赵全福就租用了厂房开了酒楼，由于合和集团总部还在马坝乡，所以租用县城食品厂这幢楼开酒楼主要是用来接待前来洽谈业务的各地客商。一楼是大厅和十二个包厢，二楼是客房，三楼是桑拿中心和娱乐中心。这个酒楼实际上是合和集团的内部招待所，从来不对外营业。赵全福现在的年销售收入早已超过一个亿，是合安县第一利税大户，也是县里唯一的一个亿元企业，而且在三年前已经买断了“合和”商标，成为一个完全的私营企业。改革就是这么无情地将一切的虚幻的荣誉和光辉冲刷干净了，几年前合安县“五八十”工程中的七大亿元企业有的还没建成就垮了，剩下的基本上都是苟延残喘奄奄待毙，它们将在合安县志中永垂不朽，并成为合安人民群众记忆中的一个神话。
赵全福的女秘书于文红在大厅里迎接郑天良，她一上来就挽住郑天良的胳膊说：“郑县长今天真的好潇洒哟！”郑天良感觉到了于文红细腻的臂膀在他的胳膊上留下了一些别有用心的暗示，于是他也就顺水推舟地开了一句玩笑说：“我在赵总的面前哪里还敢潇洒。”于文红用胳膊调戏了一下郑天良：“我就认为你最潇洒嘛！”
郑天良跟于文红相互姿势暧昧地上了二楼，赵全福在楼上一个装修豪华的套间里等郑天良，赵全福上来拉住郑天良的手说：“老板，你发福的速度太快了，爬两层楼头上都出汗了。”他对于文红说：“你快去让楼下送一盆冰西瓜来！”
于文红像小鸟一样欢快地闪了出去。赵全福对郑天良说：“文红很听话，就是花钱太厉害，刚去了新马泰港，又要我陪她去夏威夷，哪有时间。”郑天良说：“你让她一个人去不就得了嘛。”赵全福将嘴凑到郑天良的耳朵边，悄悄地说：“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女人，放在外面谁敢放心呀！除非你大老板陪他去，钱由我来出。”郑天良笑了起来：“你想腐蚀我呀？”说完两人都不同程度地笑了起来。
于文红原来是苏州一家娱乐城的坐台小姐，赵全福在苏州出差时在包厢里认识的，一来二去，两人都说有了感情，有了感情就走到了一起，于是就聘为女秘书。而于文红说女秘书如今在社会上已经臭名昭著，声名狼藉，所以就让赵全福任命她为集团公司总裁助理，其实于文红除了陪客人喝酒和陪赵全福睡觉外，实际上是助理不了什么的。因此尽管于文红名片上打上了“总裁助理”，但在人们心目中她仍然是女秘书，赵全福这样的人出门在外如果没有女秘书是很让人看不起的，所以带她出差的时候，经常脱口而出向人介绍说“这是我的女秘书”，弄得很尊严的于文红跟他吵了好几次。赵全福只好将她按在床上向她道歉。
于文红端着西瓜进来了，这时郑天良就看到了于文红的手指上、手腕上、颈脖上、耳朵上挂满了丁丁当当的金饰，嘴唇涂得猩红像刚吃了生肉似的，眼圈蓝得有些过分，全身上下洋溢着俗不可耐的气息。只是那挑逗的眼神使任何正常的男人都无法控制住自己黄色的想象。
晚上吃饭的时候，赵全福问郑天良要不要将于江海和沈一飞叫过来，郑天良说不用了。沈一飞现在是县轻工局副局长，虽说他原来是黄以恒的驾驶员，但由于跟郑天良在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患难与共了两年，所以在撤销实验区后，沈一飞找到郑天良请他帮助安排，郑天良让他去找黄以恒副市长，而黄以恒说县里的事他不便插手，沈汇丽就请郑天良吃了一次饭求他看在当年帮实验区贷款的份上帮沈一飞一把，郑天良找到乔岸书记，据理力争说：“如果不安排好沈一飞，就是对实验区进行了全盘否定，就是对实验区的干部不负责任。”乔岸终于同意让沈一飞平调到县轻工局当副局长，所以县城舆论界都说沈一飞成了郑天良的人了，他们之间走动当然也就多了一些。于江海虽然当上了国家干部，只是在城市拆迁完成后，再也无事可做了，赵全福让他到酱菜厂当业务员，他留恋国家干部的身份，死活不去，黄以恒当然不会为这个副股级干部说什么话的，他就眼泪鼻涕一把地找到郑天良，求老领导收留他，于是郑天良就将于江海调到自己分管的民政局，先是当普通老百姓，直到最近才给他任命了一个副股长。郑天良内心里对于江海有不可饶恕的怨恨，他之所以收留他，一是证明这个自己培养起来的年轻人最终还是回到了自己的怀抱，另一个就是这个年轻人在关键时刻也许还有用得着的时候。所以郑天良对于江海总是很贴心的样子，但外界的人并不知道郑天良对沈一飞的真实态度，他压住于江海不提拨正股长，人们更多认为郑天良历来是一个正派的人，从不以权谋私。这一口碑在一九九八年夏天仍然坚如磐石。
赵全福又问郑天良：“沈汇丽最近从深圳回来了，要不要把她叫过来。”
郑天良沉默了一下，说：“我看这就不必要了吧！”
沈汇丽在郑天良回到县城后不久就辞职下海了，先在上海，然后又到深圳，据说生意做得很大，也有人说她做得一败涂地，究竟做什么生意，做得怎样，郑天良不得而知，这么多年都没联系过，他只知道她是离婚后辞职下海的，他只知道这是一个侠义女子，他还记得沈汇丽的牙齿是最好看的。郑天良的记忆中只保留了沈汇丽一份残缺不全的档案。
这样，晚上在“浣溪纱厅”吃饭的只有赵全福、于文红、郑天良三个人。
赵全福见人少就有些抱歉：“大老板，实在不好意思，除了文红，没人陪你，让你受冷落了。”
郑天良这时拿出领导的尊严说：“老赵，你以后少叫我老板老板的，我是人民政府副县长。还有，我来吃饭要那么多人陪干什么？是不是生怕全县人民不知道你跟我的关系呀？”
赵全福说：“老板批评得对，我下次保证不在有别人在场的时候喊你老板。吃饭由你来定人，我是觉得沈一飞、小于跟你这么多年了，才自作主张地想出了这个馊主意。”
郑天良说：“你要考虑到我的影响，我不可能像你们生意人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有女秘书，我能有吗？”
赵全福笑了：“只要大老板有这个想法，包在我身上了。”
郑天良说：“你是想把我往火坑里送呀？”然后扭过头对于文红说：“你可要给我管好赵总，不能让他乱说乱动。”
于文红恰到好处地用浪荡的目光飞了郑天良一眼：“郑县长，我哪能管得住赵总，他一晚上要三个女人陪他睡觉才能睡踏实。”
郑天良将头又歪向赵全福：“你老赵也是五十几岁的人了，要收敛一些。”
赵全福哈哈一笑，露出一嘴被香烟熏黑了的农民牙齿：“大老板，你听她的话年都能过错了日子，她老给我使小性子，说光着身子睡觉全身发痒。不听她胡说八道，我们喝酒。”
菜不多，但很精致。红烧野生甲鱼、剁椒鱼头、高邮湖大闸蟹、铁板牛柳、椒盐羊排，外加几个素菜，于文红上了一瓶“五粮液”。
郑天良酒量有所增加，但仍不胜酒力，三杯下肚，脑袋里已经开始起雾，于文红在他的眼前晃动着饱满的乳房和嘴唇，他被于文红迷离的目光击穿了，他感到全身发热。
赵全福跟郑天良又碰了一杯：“大老板，合和是在你手里办起来的，也是在你手里从县城被撵到乡下去的，我希望还能在你的手里迁回县城来。合和无论是国营还是私营，它都是与你大老板联系在一起的，它就像你的亲生儿子，不管跑到天边还是国外，它都是你的儿子。”
郑天良一听到合和，心里就有些隐隐地疼痛，当初为了建工业区上啤酒厂，强令将合和酱菜厂迁到乡下去，还承包给赵全福个人经营，现在看来，这件事完全是别有用心的，什么战略转移，什么承包经营，完全是黄以恒借口将黄以恒的政治影响从合安县人们的记忆中抹去。这几年，他总算看清了，但看清了又能怎么样，他的命运还是捏在黄以恒的手里。黄以恒如今已经由河远市副市长升任市长，而他仍然是副县长，而且还是分管民政、地震、老干部局这些只会花钱不能挣钱的摊子。
郑天良不会将自己的情绪暴露给赵全福这样的人，他只是说：“合和回迁的事我现在做不了主，既不当县长，也不管工业。”
赵全福说：“我现在的企业集团声名在外，但一问地址，马坝乡，小酒店里全是苍蝇，没有宾馆，更没有小姐愿意去，长期下去，合和就垮了。我为这事找过宣中阳县长，但宣县长说合和回迁县城投入太大，我说投入再大我又不要政府的一分钱，可他就是不答应。”
郑天良听到这话，心里很恼火，但他在这个地方不能发作，发作也没有用，他只是淡淡地说：“是呀，现在办企业并没有限制，我们县里还要招商引资呢。”
赵全福说：“我跟宣县长也讲了，其它企业能来县城买地建厂，为什么我就不能，宣县长说合和是全县利税大户，是重点保护企业，要是花几千万再建一个新厂，县里的税收就得不到保证。”
于文红插话说：“宣县长讲的当然是有道理的，你一搬家就会减少利润，县里当然少税收，谁叫你把企业做这么大的呢。”
赵全福说：“你懂什么，这里面关键是合和迁下去是黄市长决定的，宣县长没有黄市长批准怎么敢同意回迁呢？”
郑天良说：“当初黄市长那么爽快地就答应把合和商标给你租用，现在也应该很爽快地让合和厂再迁回来，因为现在形势已经变了，十五公里县城经济圈如今根本就没法形成。你去找黄市长说说，他会同意的。”
赵全福说：“我已经找过黄市长了，他先说马坝离县城只有十二公里，本来就在县城经济圈之内，然后又说回迁的事也是可以考虑的，等机会再说。他还要我找县委县政府谈这件事。”
郑天良说：“合和这件事比较敏感，有一些历史原因在里面，所以我不好出面多说什么。你应该能明白。”
赵全福说：“合和回迁如果你不出面肯定就办不成，但我相信你肯定会有一天能说上话的。老实说，黄市长在合安铺的摊子太大，如今全奇$%^书*（网！&*$收集整理完了，县里现在还欠银行四个多亿，黄市长的风光已经过去了，升市委书记是肯定没戏的，黄以恒没戏，宣中阳也不会在合安成多大气候的。所以我把赌注押在你身上，因为合安只有按照你当年由小到大、由农而工的思路才能发展起来，不然绝没有出路。”
郑天良听了这话心里还是很激动的，他这几年来之所以能跟赵全福恢复关系，也就是赵全福对郑天良的能量和才干看得最清楚，这个被他撤过职的人内心里却如此认他的账，这就是眼光和胆识。只不过赵全福决定不了他的命运，郑天良马上就要奔五十了，而副县级的干部五十岁就不再提拨了，所以郑天良的政治前途只剩下一年半时间了，如果一九九九年还不能扶正的话，这就意味着他的政治生命全部结束了。对于黄以恒，他从内心里心悦诚服，他觉得黄以恒在合安县的“五八十”策划是他最成功的政治表演。郑天良现在终于弄懂了，官场有些人有政绩能上，没有政绩也能上，而有些人没政绩不可能上，有政绩同样不能上，政绩是相对的。黄以恒扔给合安县四亿多债务，工业区企业除了啤酒厂还在苟延残喘外几乎全部倒闭，但他照样当上了市长，他从内部得到的消息是黄以恒很快就会接任市委书记。宣中阳是黄以恒的秘书，跟着他到市里后，不久就升为市政府副秘书长，等到黄以恒两年前当上市长的时候，宣中阳就回到了合安县任县长。宣中阳来任县长的时候，郑天良已经平静得多了，他发自内心地尊重宣县长，表示要全力支持宣县长的工作，没有一点摆老资格的意思。郑天良想起他当年写的那篇文章中提到的观点，转变思想容易，落实在行动上很难，当初他对黄以恒虽然在思想上认同了黄以恒是他的上级，但他在言语上和行动中却常常有自己是上级的表现。他发现原来这篇文章是为自己写的。年近五十的郑天良，希望黄以恒当上市委书记后能在宣中阳改任县委书记的同时将自己动一下，他对自己当县长是有信心的。这两年，他主动改善与黄以恒的关系，黄以恒对他仍然很客气也很尊重，郑天良去市里甚至还请他吃饭，但就是不跟他交心，即使看起来交心的话，回来后一想还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比如黄以恒对郑天良说：“老郑呀，你看一转眼我们都由年轻人变成老同志了，眼看时间不多了，我真的为我们这些老同志着急，你说是不是？”这话听起来是很关心郑天良，但“着急”的是什么呢？是想办法为他这样的老同志提一下而着急呢，还是因为根本就提不上去了而着急呢？怎么理解都可以，都对，都不对。
所以在赵全福说到他们之间微妙关系的时候，他绝不会附和，而且还说了维护黄以恒形象的话，他说：“老赵，话可不能这么说。建工业区的大方向是没错的，县里的决策也是正确的，之所以今天出现这种局面，有大环境的影响，比如说东南亚经济危机；也有我们管理水平跟不上去的原因，人才严重不足，好设备没有好人去管理和使用，你总不能让黄市长去车间管理机器吧？所以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问题。中央决定开发海南的政策并没错，但海南的泡沫经济是投资商的行为，这与中央决策是没有关系的。”
他们的讨论越来越深刻，于文红就越来越疲倦。她给郑天良倒满了一杯酒，说：“郑县长，我再给你倒一杯，要是我倒满口后渗出来一滴，我认罚一杯；你要是喝漏下一滴，就罚你一杯。”
郑天良看着于文红挑衅的眼神，在小范围里就有些放开了，他说：“满口是多少？”
于文红说：“满口就是酒比杯口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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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同意打赌，赵全福推波助澜。于文红倒出的酒像泡沫一样有粘性，高出酒杯一截就是不往外渗，可郑天良端起杯子还没喝就漏出了几滴，于文红使出惯用伎俩，逼着郑天良喝下去后，又加了一杯。然后，郑天良说他来倒，让于文红喝，可酒喝多了后，郑天良还没倒满，酒就渗出了杯口，于文红欢呼雀跃，郑天良在于文红的欢呼声中很愉快地将酒又喝了下去。
郑天良发现这种氛围很轻松，感觉也非常明亮，有点类似于一个在大街上尿急了的人终于发现了一个装修豪华的厕所。
郑天良是从包厢里摇摇晃晃地出来的。赵全福扶着郑天良说：“大老板，上三楼洗个澡吧！”
郑天良挣脱了赵全福的胳膊，硬着舌头说：“不，我回家洗澡。”
于文红架住郑天良的另一只胳膊，郑天良甩掉赵全福的时候却没有甩掉于文红的胳膊，于文红的胳膊像胶一样牢牢地焊住了郑天良的胳膊，郑天良嘴里一遍遍地说着不，腿却在于文红的指挥下上了三楼。
三楼装修最豪华，连走廊里都铺上了红色的地毯，两边的墙上挂着半裸体的中外女人油画，猩红的灯光照亮了女人性感的乳头，乳头像草莓一样鲜艳。
赵全福将郑天良安排进一个里外两间的桑拿房，外间是一个月牙形的浴池和一个玻璃钢罩罩着的桑拿间，墙上依例挂着一个全裸的女人用色情的目光盯住了水池里翻起的人造的浪潮。赵全福说：“老板，你洗一个澡，我下楼跟几个客户谈点事情。里面一间是休息间。”说着就跟于文红两个人相亲相爱地下楼了。郑天良晕晕地看着这个小巧而精致的空间，他三下五除二地将衣服脱光，然后随手向里间一扔，独自跳进了热浪汹涌的水池，池子边上是大理石做成的，光滑而细腻，裸体坐在上面，就像坐在女人的腿上一样，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郑天良身体内就像有一个囚犯正在准备越狱逃跑。
在池子里将自己泡得松软如海绵的时候，身体内力量却正在紧急结合，他看到自己的身体无比结实而强硬，于是他就第一次钻进了玻璃罩内的桑拿间，一股热浪直扑全身，电炉里鲜红的炭石如同炸裂的欲望，欲望蒸烤着郑天良摇摇欲坠的意志，他看到自己的裸体大汗淋漓，一种死得其所的念头在他被酒精武装起来的脑袋里像旗帜一样飘扬。
从桑拿间出来后，郑天良又在喷淋头下冲去了全身的热汗，然后一个人走进里间穿上雪白的棉巾料的睡衣，关上门，挂壁式空调里送出一阵阵清凉的风，如同少女的手抚摸着郑天良疲倦的身体，里间比外间大得多，一个棕色的组合式真皮沙发摆放在空调的下方，茶几上放着水果、听装可乐、中华香烟和一杯泡好的绿茶，正对面是一台二十九寸“东芝”彩电，柜子下面明目张胆地放了一堆色情碟片，一张铺着雪白床单的按摩床放在内侧，一面贴满了墙壁的镜子反映出了这个空间里所有的细节。郑天良赤脚踩在墨绿色的地毯上，脚底就有了一种酥痒的感觉，他没有接受过按摩，他觉得按摩的感觉肯定就是这样的。
郑天良沦陷在沙发里看电视，电视上正在举行内衣模特展示会，那些青春艳丽的少女们向郑天良做着各种挑逗性的造型，郑天良以男人的目光撕开了模特们形同虚设的内衣。这是一个独立封闭的空间，郑天良在酒精的提醒下放纵自己的黄色想象，他此刻感到，原来男人在神圣的工作之外是很虚假的。
郑天良坐在烂泥一样的沙发里，再也没有不踏实的感觉，他知道自己的屁股已经越来越腐朽。
当一个身穿粉红色衣裤的少女敲门进来的时候，郑天良居然出奇地平静，他像看电视屏幕一样看着少女。少女穿短裤，上身套一件睡衣，没有纽扣，两根细细的带子象征性在胸前系一个活结，两个饱满的乳房欲盖弥彰地藏在衣服后面，就像两个名声很大的优秀演员在登台前故作矜持。
少女恭恭敬敬地站在郑天良的面前，轻声细语地说：“先生，我来给您按摩。”
郑天良看着少女细如瓷器的脸上洋溢着压抑不住的青春，两个水汁充盈的眼睛里流露出羞怯和温柔的光辉，与此同时，郑天良还闻到了少女身上散发出的幽暗的清香，他拉住少女的手问：“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
少女低眉顺眼地说：“赵总不许我们问先生的名字。”
郑天良抚摸着少女的手问：“那么，你叫什么名字？”
少女说：“先生，我叫王月玲。您躺到床上去，我为您服务。”
郑天良躺到按摩床上，他看到镜子里的自己肚子非常丑陋。王月玲解开他睡衣上的扣子然后用细腻的手轻轻地抚摸着他的肚子，王月玲的头发垂下来同时在郑天良的肚子上隔靴搔痒，郑天良用手摸住王月玲的腰，渐渐地王月玲的衣扣就松开了并露出了两个活蹦乱跳的乳房，郑天良忍不住用手摸了摸，一种坚硬的感觉在乳房和他的下身同时产生了。
当王月玲的手深入到郑天良下身的时候，郑天良终于将王月玲连人带头发一起箍到了怀里。王月玲说：“先生，您别急，让我自己来脱吧。”
王月玲脱掉了身上最后的掩盖，赤裸地站到了郑天良的面前，郑天良被这惊心动魄的身体刺激得从床上反弹了起来。
当他和王月玲在床上滚作一团的时候，他看到了镜子里的王月玲像鱼在临死前一样垂死挣扎，一种被撕裂了的呻吟在屋内四处弥漫。郑天良有一种枯木逢春感觉在激荡着自己不计后果地透支生命的能量，还有一些吸毒般的缥缈与幻觉使他在这个夜晚与孙悟空一起腾云驾雾。
大汗淋漓的郑天良从王月玲身上翻下来的时候，他体会到了崩溃与四分五裂却原来是无比辉煌。王月玲帮着郑天良擦去了额头的汗，然后又给他倒了一杯水，她小心地问：“先生，我可以穿衣裳了吗？”
郑天良说：“不，你过来。”说着又一把将她拉进自己的怀里，就像将自己一只宠爱的猫攥在手中。
赵全福亲自开着他的本田车送郑天良回家，上车后赵全福塞给郑天良两条“中华”烟，郑天良对香烟没有在意，只是板着脸批评赵全福说：“老赵，你给我搞什么名堂，想送我下水吗？”
赵全福笑着说：“老板，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我首先把你当作是男人，其次是当作朋友，然后才是县长。”
郑天良说：“你要知道，我们接受异性按摩是什么处分吗？开除党籍，撤销职务。”
赵全福说：“我就不相信领导干部都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连克林顿都喜欢女人，有什么了不起的。”
郑天良说：“克林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而我们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不一样的。那位小姐给我按摩了一会儿，也没什么感觉，我就让她走了。”
赵全福在黑暗中笑了，他说：“老板，要是没什么感觉，下次我就给你安排到位，怎么样？”
郑天良说：“你给我少来这一套，你要是再趁着我酒喝多了胡来，我不会放过你。”
赵全福说：“如果你非要承认自己接受小姐按摩了一会儿，我也没办法，反正我没安排小姐，我这里也没有小姐，我只是让你去洗个澡而已。你承认，我不会承认。”
郑天良听了赵全福这话，心里就有些感动。他觉得赵全福这个人不仅讲义气，而且讲策略。赵全福暗示郑天良，如果要是有人将这件事捅出来，那就是郑天良自己，赵全福绝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生意人以诚信为本，不然在江湖上是没法混下去的。郑天良心里就像当年坐木头椅子一样踏实了起来，他觉得自己有点庸人自扰。
赵全福一直等到郑天良用钥匙打开自家的门后才离开，他将两条烟塞到郑天良手里，郑天良说：“你这么客气干吗？”
赵全福说：“我们俩谁跟谁呀，说这些话你不觉得见外吗？”说着就将郑天良推进了门里。
夜已经很深了，县政府宿舍大院里静寂无声，只有一些知了在树上不知疲倦地叫着，似乎发泄着对闷热天气的不满。
周玉英摇着扇子在等郑天良，她百无聊赖地看着电视上的一些无聊的电视剧，见郑天良进门就倒了一杯水送来，她打着哈欠说：“你酒量不行，以后就少喝一点，喝酒会误事的的。”
郑天良看着皮肤粗糙面色苍茫的妻子，心里就滋生起一层愧疚，然而王月玲精细而光滑的胴体不可抗拒地又在他的眼前呈现了出来，他有些烦燥，于是就点了一支烟，让烟雾将王月玲的身体从视线里淹没。
周玉英问：“这烟是谁给的？”
郑天良说：“赵全福非要送给我，我真拿他没办法。”
周玉英说：“现在上面要求领导干部管好自己的家属，争做贤内助。看来要我这个家属管一管你这个领导干部了。”
郑天良说：“我会注意的，别人的烟我肯定是不会要的，赵全福是我的老部下，关系不一样。”
周玉英说：“你别忘了，赵全福是在你手里被撤职的，你要防着他一手。”
郑天良说：“我不撤他的职，他能有今天？没有我的合和品牌，他能发得了财？这一点赵全福比谁都清楚。”
周玉英睡觉前对郑天良说：“今天建群来了，他给你带了两条玉溪烟，还给我带了两盒‘太太口服液’。”
郑天良说：“你为什么不打电话让我回来？”
周玉英说：“建群说你工作忙，就不打扰你了，这孩子很懂规矩。”
郑天良问：“清扬对建群什么态度呀？”
周玉英说：“清扬跟他打了一个招呼，就说晚上要去自来水厂加班，这孩子好像对建群没什么意思。”
郑天良说：“既然钱萍和你都有结儿女亲家的意思，两个孩子又是青梅竹马，你就要多做一些工作，总不能让我这个当爸爸的跟女儿谈这种事吧。”
周玉英叹口气说：“建群三天两头从市里打电话来找清扬，可清扬这丫头总是很冷淡，有一句没一句地敷衍着，最近他跟吴成业家儿子吴颢打得火热得很，吴颢在电子原件厂倒闭后下岗了，清扬就迷他。要是实在不行，就算了，儿大不由娘了。”
郑天良很生气地说了一句：“女大要由娘。”
黄以恒的儿子黄建群没考上大学，花钱上了个市电大，算是有了大专文凭，毕业后分到了市工商银行，二十三岁就已经当上了信贷部主任，权力很大；郑天良的女儿郑清扬考上了市轻工学校，毕业后回到合安县，进自来水厂当技术员；吴成业儿子考上了省机电学院本科，毕业后分回合安县电子原件厂当工程师，可电子原件厂已经几乎倒闭，所以也就下岗了，据说他正准备到南方去找工作。郑清扬长得像郑天良，个子高挑，身材苗条，有男孩的自信却又不乏女孩的温柔，她和黄建群、吴颢从小学到中学都是同学，关系也很近，而同住一个院子的郑清扬跟黄建群从小玩得很要好，到市里上中专后，每到星期天，黄以恒爱人钱萍都要接郑清扬到家里加餐，所以清扬跟市电大读书的建群来往就多，建群对长得青春靓丽的清扬情有独钟，可清扬长大后却对建群没了感觉，急得钱萍经常跟周玉英通电话，她在电话里总是说清扬贤慧懂事，我家建群要是能高攀上真是前世修的福份。女人们在电话里总是唠叨不休，可孩子们已经长大了，黄以恒郑天良根本不管孩子和女人们的事，他们都在干公家的大事，当然顾不了自己家的小事。不过，最近半年，郑天良开始重视起两家结儿女亲家的事，他想找机会跟郑清扬谈谈这件事，当然最好能由周玉英做通工作。可女儿郑清扬现在居然跟吴成业的儿子吴颢打得火热，吴颢虽说是本科毕业，可人已经下岗，吴成业这几年更是越混越差，脾气怪，人缘又不好，几年前被调到了县纪委当上了副科级督察员，不仅没提拨，还从一个实职变成了一个虚职，是“三梯队”干部培养中的一个败笔，吴成业在政治上基本上已经彻底没戏了，他就像一棵风化的枯树，慢慢地在变成一块化石。这些年，郑天良跟吴成业也没有了什么来往，因为郑天良已经不习惯再听吴成业那些怪话。
这一段日子，郑天良很想找一个机会去老家看看，也想拨一些钱将玄慧寺修一修，乡亲们意见太大了，如果可能的话，他想拜会一下悟能法师。
合安县工业区在夏天的阳光下依然呈现出气势磅礴和恢弘夺目的轮廓，连绵成片的厂房和旗杆一样笔直高大的烟囱错落有致地书写着合安县经济建设的历史，只是工业区的厂房里再也听不到机器轰鸣的声音，烟囱里也不再冒出工业的灰烟，偶尔有一两辆汽车在厂区里经过，每个人都闻到了久违了的汽油的味道，许多企业的金字招牌已经生锈，门前几面颜色暗淡的旗子已经放弃了对艳丽色彩的记忆，它们在残酷的市场经济大潮中低下了脸面。电子原件厂、缫丝厂、轻工机械厂、水泵厂早已停机，除非有来料加工，厂房的机器才偶尔启动，机器开动的一刹那，车间里的麻雀们惊恐万状，像弹片一样在屋顶上乱飞，因为麻雀将自己占领车间合法化了，开动机器反而侵犯了它们安居乐业的生活。工人们都放假回家了，他们在县城摆地摊、卖小吃、卖淫，你要想整顿市容，没门，想收税，就掏下岗证，好像下岗了就是天王老子一样，该尽的义务不尽，该交的钱不交，冲击政府办公机关还不敢铐他们，所以一些领导干部讲我们现在讲人权有点过分了，美国的公民谁敢冲击政府。像吴颢这样的年轻人准备背井离乡到南方闯天下，而一些国营企业的老职工们就三天两头到县政府闹事，静坐示威，冲击县政府，甚至打出了这样的标语口号：“一生交给共产党，老来反而没人养，本来指望靠儿女，儿女如今全下岗。”县政府拆东墙补西墙，凑钱发每月128 块钱的下岗生活补助，由于当初建工业区招了三千多国营职工，这样每月发下岗最低生活保障金全县就要多支出近四百万。欠银行的四个多亿按县委赵根苗书记的话说就是：“要钱没有，要命全县有四十二万条。”银行说能不能先付一些利息，赵书记说我要是能付得起利息就能还得起钱。至于建通往省市十八公里的农民新村贷的款，农民有钱也不愿还，说这是政府让他们建的，现在房子结构又旧，又不实用，甚至有人说要政府倒赔钱，气得赵根苗牙疼。
赵根苗书记说他自从来合安当县长起就没过过好日子，还有两年就要退了，所以他自从宣中阳来任县长后，就经常生病，经常往市里跑，在医院一住就是一两个月，合安县也就靠宣中阳一个人撑着，宣中阳当然无话可说，他是黄以恒市长的秘书，他咬碎牙齿也得往肚里咽，不能往地上吐。
投资超过一个亿的啤酒厂，号称合安经济的“航空母舰”，虽说最高产量从没达到过五万吨，但还是有过年产三万八千吨记录的，九二年前后人们喝啤酒喝疯了，啤酒厂曾出现过连夜排队等着拉啤酒的车辆，曾有两年创造过近千万元利税的。但好景也只有两年，最近这几年，由于外国啤酒渗透，以及合资啤酒企业的大面积扩张，加上消费者口味越来越挑剔，合安啤酒厂的“碧源”牌啤酒再也喝不出德国口味了，德国设备却不产德国口味的啤酒，许多人很是想不通，后来知道了要想有德国口味，得有德国技术，而德国技术要钱去买，当高速公路四通八达的时候，交通不便的合安想合资也没门。这世道变化太快。
合安的工业区面临着向何处去的抉择，根据国务院关于国有企业扭亏解困的战略目标，合安工业区势必也要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在抓大放小的前提下，理顺产权关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然而，股份制改造在政府的拉郎配下，出现了许多乱点鸳鸯谱的尴尬，国企股东之间权力之争利益之争昼夜不息，各股东心怀鬼胎相互拆台，结果许多好企业被坏企业拖垮了，导致下水救人的人也被水淹死了。因此政府提出了加大改革力度，资产重组多元化，股份制公司除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产业外完全可以私人资本和外来资本控股，要盘活资产，而不要盘死。这前后许多种药方对合安都没有太大的影响，因为合安这地方偏安一隅，许多政策还没来得及掌握，又有新政策出台了，所以他们只是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然而到一九九八年的时候，形势越来越严峻，县里挺不住了，县乡财政已经陷于崩溃，拖欠工资报不了医药费的老干部们毫不客气地冲进县长书记办公室要他们下台，甚至骂出了“滚蛋”这样的字眼。
于是，黄以恒市长来到了合安县进行国企改革调研。
黄以恒带着秘书和市政府秘书长市经委主任等一行在合安调研了两天，市县电视台的记者们准确无误地将黄市长调研的细节记录在镜头上，其中还看望了部分特困职工家庭，黄以恒将两百元红纸包着的慰问金一一送到特困职工的手上，每户还有一桶色拉油和两袋面粉，这些特困职工是精心挑选过的，所以他们在电视上都被感动得流下了泪水，并纷纷对着电视镜头表态说：“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心，我们一定要振作精神，自谋出路，为党分忧，与政府共渡难关。”
可电视新闻播出后，第二天就有两三百人到县政府静坐示威，他们打出了标语：“给我们油和面粉，还有红纸包慰问金，我们愿意为党分忧”。宣中阳急得找财政局江局长：“你赶紧想办法给他们补齐这两个月的下岗生活费，黄市长在这里调研，这么多人闹事，像话吗？”江局长说：“县直的工资都发不下去，我到哪儿弄钱去？”宣中阳说：“我不管你到哪儿弄钱去，中午黄市长从乡下回县城前你发不出钱，我就撤了你！”江局长说：“除非动用上半年的准备报销的老干部医药费。”宣中阳说：“你看着办吧。”说完扭头就走。
郑天良当然没有陪同黄以恒调研，但他作为常委参加了合安经济形势分析会，五大班子全体成员都参加了。郑天良这个常委按说应该是常务副县长，可他却管民政局、地震局、老干部局这些部门，角色既别扭又有些不伦不类，乔岸答应过适当机会调整分工，可直到乔岸退到县人大当了主任、田来有将工业区分管得快要全军覆没了，也没有调整他的工作，郑天良觉得王桥集实验区客观上已经成为他失败的永久性标记，就像刻在脸上的“刺青”一样无法抹去。
下午，静坐示威的下岗工人们离开了县政府大院，他们领钱去了。黄以恒并不知道上午发生的这一幕。
县政府会议室里气氛凝重，空调里吹出的冷风让所有的人都不再出汗，但他们都听到了冷气进入毛孔时丝丝入扣的声音，黄以恒看到所有的人都打开了笔记本，又看到了一张张绷紧了的脸，他很轻松地开始调研分析，这种举重若轻的大将风度令郑天良钦佩不已。
黄以恒说：“这次来合安，既是调研，也是来看望以前的老同事、老领导、老朋友，看到同志们精神饱满、工作兢兢业业、思路清清楚楚，我感到高兴，也深受鼓舞。通过两天的调研，我有这样几点感受，一是合安的班子是团结的战斗的富于开拓精神的班子，是有凝聚力的班子，县委县政府的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二是合安在工业企业深化改革、农业产业化调整的经济发展战略中，思路明确、措施有力、行动迅速、成绩显著；三是合安的人民群众思想解放、观念超前、顾全大局、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迅速提高。所有这一切，都是合安县县委县政府总揽全局、勇于开拓、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的结果。
合安的商业发展在全市仍然处于领头羊的位置，五条商贸大道形成了以百货、五金、建材、农产品、医药五大类的规模经营，这在全市乃至全省始终保持领先地位，工商税上交地税这一块占全县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六，这是了不起的成就。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带动了个体私营经济的迅猛发展，以马坝乡传统蔬菜种植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酱菜加工厂达六十多家，其中合和酱菜已成为华东地区的知名品牌，仅合和一家每年就向县财政贡献三百多万。这个功劳应该要记在郑县长的头上，因为马坝乡的蔬菜种植和酱菜加工业是从郑县长手里发展起来的。还有东店的水产养殖业、王桥集的优质水稻种植业都已形成了规模，农民的收入成倍地增加，我看了一些农民新建的别墅，电话、彩电、冰箱、摩托车，还有不少农民买了汽车，人均住房达到四十多平方，比我们当县长当市长的还要阔绰。这就是成绩，这就是变化。
所以我们各级领导干部的目光要从困难中看到前景，要从成绩中找出差距，偏执一点，都会使我们盲目悲观或得意忘形。一定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来看待我们工作中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所以合安的主流是好的，但也有问题，主要是国企改革这一块。合安国企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它既是合安的，也是全市的和全国性的，目前国企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所以我们今天要单独提出来进行分析，我的意思是今天下午这个会要开成找问题的会、分析问题的会、解决问题的会，我不定调子，主要听大家发言，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尖锐的问题都要摆出来，不要回避。说实话，讲真话，实事求是。“
县委赵根苗书记干了六七年，毫无提拨的迹象，有人说他姑父原来是省人大副主任，所以就从市里下派到合安任职，本想过渡一下有所作为，但其姑父因为经济问题提前被革职，再加上这几年合安县经济始终没有质的飞跃，所以提副厅级就变得非常缈茫起来了。这些传说是真是假很难说，因为现在一些小道消息水份太大，有点像瞎子算命一样，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赵根苗是从市医院赶回来陪同黄以恒调研的，据说他的胆囊的确有问题，所以他在发言时就说：“我虽然胆出了问题，但我的心还没坏掉，脑子也还能正常运转。黄市长给了我们很多鼓励，使我深受感动，因为黄市长知道我们在县里工作的难处和艰辛，这种安慰对我们在焦头烂额的困境中来说无疑是打了一支强心针。正因为黄市长能够理解我们，所以我就把合安的问题作一个真实而严峻的汇报。我们的财政收入是一点二亿，而可用财力只有八千万，行政事业人员及离退休人员工资、下岗工人生活保障金就需要九千多万，工资缺口一千多万，办公经费无处支出，市政建设分文没有，吃饭财政是保证不了的。吃饭保证不了，导致了公安乱罚款、乡镇乱摊派、教育乱收费，人民群众意见很大，县里也没办法。百分之七十的乡镇发不出工资，县直工资拖两三个月纯属正常，上面只是下文件涨工资，可我们没钱发，这种调资等于是上面请客，下面买单，可我们哪有钱买单？这两次调资全县都没兑现，老干部们只知道叫我们下台，谁又知道我们的压力有多大。黄市长只调研了几个好的乡镇，而大多数乡镇过的是朝不保夕的日子。说句难听话，现在有些乡镇就是靠乱收费活着的，一旦费改税了，乡镇一级财政就彻底崩溃了。你现在要处分乡镇长，他们诉起苦来能流泪。县城国有企业这一块大家都已经看到了，我们也想进行股份制改造，可你想卖都卖不掉，本县的资金不愿投进来，外面的资金不敢投进来。我们愿意拿出最优惠的政策，三年减免税收都行，但就是拉不来资金。工业区的企业只有缫丝厂目前江苏一家企业有意向进行投资，但他们要控股，一控股，我们就没有主动权了。其他企业一点合资参股意向都没有。工业区只有碧源啤酒厂一家还在生产，但生产一天就亏损一万二千多块，不生产不亏损，我的意见是能不能先停下来，等找到合作伙伴了再说，我们实在耗不起了。”
如果说黄以恒的话还有点一分为二的辩证法的话，赵根苗的话则根本没有辩证法的意思，而且几乎是毫不含蓄地要求将黄以恒重点扶持的啤酒厂停产，黄以恒春天在全市工业会议上就强调过，国企改革要本着抓大放小的原则，要扶持一些重点企业，要保住支柱性的产业不能放松，赵根苗的话很显然已经在跟黄以恒唱对台戏了。
黄以恒平静地听着，没有表现出一丝的情绪和不满，他手中转动着红蓝两色铅笔，说了一句：“根苗同志的意见值得我们研究和重视，这是最基层最真实的声音。下面还有谁再谈谈自己的高见。”
按说下面应该是宣中阳发言，宣中阳清了清嗓子正准备发言，沉默了好几年的郑天良却站了出来，这使许多人就像吃烤鸭的时候突然发现酱红色的烤鸭从盘子里站了起来而且发出嘹亮的叫声。所有的目光都注视到了郑天良将手里刚抽了两口的香烟按灭在烟缸里：“我来说两句”，郑天良半路杀出，大多数人都在惊愕中皱了一下眉头，他们相信郑天良人嘴里吐出来的肯定是狼牙，因为郑天良压抑了这么多年，总算等到了工业区四面楚歌的这一天，然而，所有的人都失望了，他们像面对一串几百年前的密码一样无法破译。郑天良翻开自己的笔记本，似乎早有准备，他说：“我虽然没有参加调研，这几年也没分管工业，但我对合安的经济形势与发展前景还是有一些认识的，我认为黄市长对合安的分析与判断不仅是准确的，而且是具有指导性意义的，县委县政府应该发文全面学习和贯彻黄市长调研期间对我县经济形势所作出的重要指示，要把黄市长的讲话精神贯彻到我们的思想中，落实到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全县的干部群众要以黄市长这次调研为新的起点，全面开创合安经济的新局面。抓大放小是一个原则，就像四项基本原则一样不能动摇，我们即使再困难也要保证啤酒厂的正常生产，不能将我县的标志性企业停下来，停下来不仅影响我们战胜困难的信心，更是违背了黄市长年初在全市工业会议上提出的战略性方针，所以我不赞成啤酒厂停产。困难是暂时的，工业区和啤酒厂的大方向是对的，是符合经济改革潮流的。不能因为暂时的困难而连啤酒厂这样的企业也任其自生自灭，要政府干什么？就是要办大事，抓实事，攻难事，回避困难等于是临阵脱逃，我认为如果形势好转后，工业区的其他企业都要重新运转起来，我相信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在黄市长的直接关心下，我们的工业区一定会再创辉煌。”
19
郑天良的话像一磅炸弹在会议室里爆炸了，赵根苗书记用怀疑的眼光看着郑天良，田来有副县长目的很不明确地朝郑天良笑了起来，而郑天良却专注地看着黄以恒的表情，黄以恒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他只是说：“各种意见都可以发表，我主要是听取大家的意见。”
郑天良为这样一次公开的表态已经酝酿好几年了，他知道这样的表态使自己几十年来所捍卫的某种原则彻底报废，但如果报废能够重新唤起人们对他的记忆，他必须硬着头皮粉碎自己，这是一种就着蜂蜜咽下苍蝇的感觉。屋外的阳光很猛烈，郑天良面对着空调，脸上还是冒出了一些汗来，这使他的平静的脸色逐渐歪曲成一种掩耳盗铃的夸张表情，更让他感到失望的是，他没想到黄以恒居然对他的讲话没有一句评价。郑天良重新点烟的时候，打火机与烟卷之间差之毫厘，以为点着了，但嘴里吸不到烟味，如此反复三次，火与烟才真正亲密接触。郑天良贪婪地吸了一口烟，烟雾笔直地深入肺腑，胸中的烦燥开始平息。郑天良相信，他的这番话不可能不触动到黄以恒内心，只是黄以恒作为市长从来都是镇定自若，不轻易流露出情绪罢了，这是高级干部的基本素质。所以郑天良就对自己的这番话有了一些把握。他觉得黄以恒如果能意识到自己对他的心悦诚服，并且感受到自己真心诚意地向他示好，总比与跟他唱对台戏要好。因而郑天良耸了耸肩，端坐在自己的位子上，脸上更加合理地平静起来，就像他跟王月玲最初剥光衣服一样。他觉得背叛意志比背叛肉体还要容易些。
宣中阳是跟在郑天良后面发言的，他所讲的话等于是将黄以恒的话进行了一次详细的注解或翻译，他强调指出黄市长来合安调研是市委市政府对合安县的关心和支持，是黄市长深入基层密切联系群众工作作风的最直接的体现，是合安县干群开拓进取战胜困难深化改革的前进动力，在谈到具体改革方案上，他坚持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的基本思路，“中小企业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四十的改造，并理清了产权关系，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小企业改造中，有的是参股，有的是政府放弃了控股权。如何放小，我的理解是没有前景的小企业干脆就卖掉，根据投资比例，分清债权债务，政府帮助投资者处理好与银行的债务关系，优化投资环境。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转让股权中必须保证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工人在原企业就业，这是一个政策底线，如果中小企业改革不能保证工人的利益，我们就不是在为人民服务而是为资本家和大款们服务了。另一个原则就是抓大，这个大一定要抓住，工业区内的七大企业是我县国企的象征，无论是采取合资合作或股份制产权转让，都必须坚持由政府控股，这是主权问题，小平同志讲主权问题是不容讨论的，如果我们连大企业都卖光了，我们就等于是败家子，人民群众也是不会答应的。对碧源啤酒厂要实行政策倾斜，政府要出台扶持政策，在目前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发动全县城乡人民喝我们自己的‘碧源’啤酒，将任务分解到各乡镇和县直各机关单位事业团体，将啤酒任务与党政干部的考核与考绩联系起来，只要大家同心同德齐心协力，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扭亏解困的目标。”
田来有也说了与宣中阳同样的话，人大主任乔岸与宣中阳的意见也基本相同，只是提出了啤酒厂除了要扶持之外，还要加强自身的造血功能，要积极开拓市场，想办法引进外面的资金，也可以加入大的啤酒集团，用人家的品牌。调研会很快就开成了表态会，除了书记赵根苗一个人外，意见惊人一致，即工业区不仅要办下去，而且要体面地有尊严地办下去，合资合作都可以，但绝不出卖主权，标志性企业碧源啤酒厂不仅不能停产而且要把品牌打出去。
其实在这种场合，黄以恒是不需要表态的，这既是他调研后的慎重，也能看出下级对他态度的揣摩是否深刻透彻，和平年代当领导的权威不是体现在呼风唤雨上，而是体现在下级对上级的能否及时心领神会上，这种心领神会就像爱情一样含蓄而美妙，一个眼神，一个暗示，心有灵犀，水乳交融，所以说那些看上去咄咄逼人吒咤风云的人要么是小官，要么是肯定当不了大官。
黄市长最后总结性的发言当然也不会表态，尤其是对敏感的工业区七大企业。他先说了这次调研很成功，收获很大，听了大家的话以后，很受启发，回去后他要将一些具体的情况与体改委和政研室的同志们进行分析研究，要向市委常委会进行汇报，然后再拿出全市工业企业改革下一步的具体措施来，他最后说了一句：“市县两级重点扶持的碧源啤酒厂今年亏损部分市里补贴两百万，这是年初就定下来的，我回去后让资金立即到位。”
听话会听音的人已经从这句话里弄清了黄以恒的基本态度，这是当官的基本功，就像一个站在水边钓鱼的人，看到一个水花就知道了鱼在什么位置，更像一个恋爱中的女人接到一张异性的电影票就能立即意识到爱情已经开始了，只是有的人功夫好反映敏锐，有的人天生迟钝，这种区别将会使一些人一辈子钓不到一条鱼，活到八十多岁也没经历过一次辉煌的爱情。
黄以恒认为人开窍有早有晚，发育快的孩子从小学就会给女生递纸条了，而像他这样的人到年近五十才开窍，而这个年龄窍门一开，就会突飞猛进地将失去的时间夺回来，行动上也就更加果断和勇敢。不开窍的时间很长，而开窍却是一刹那间的事，有如神示，灵光乍现，一秒钟之内完成了。
会议结束后，赵根苗拉着黄以恒留在会议室里单独说了几句，他诚恳地对黄以恒说：“黄市长，我不是存心跟你唱对台戏，这是我真实的个人想法，也不是代表县委县政府说的。”黄以恒很随意地说：“你解释这些干什么？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就这么脆弱吗，只听好话，不听刺耳的话，一点不同意见也听不进去？本来就是讨论和分析，各抒已见畅所欲言。”黄以恒岔开话题问：“你的身体怎么样，我回去后找市人民医院的专家权威们给你会诊一下，拿出一个详细治疗方案来，千万不能将身体搞垮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也是反革命的本钱。”
赵根苗说：“感谢黄市长的关心，我的身体真的有点吃不消了，你看能不能让我回市里，要是身体还能干的话，就随便给我安排一个岗位，人大政协都行。确实是身体撑不住了，我提前退下来，让宣中阳放手干，他年轻，有朝气，也有经验，我总不能占着茅坑不撒尿呀！”
黄以恒说：“宣中阳就是太年轻了，所以市里还不放心，你作为老同志，多带一带他，同时你也要多注意休息和养病，俗话说三分病七分养。”
赵根苗很绝望，他觉得黄以恒的态度是既不让他多干，也不让他不干，有了成绩是宣中阳干的，出了问题他有领导责任。
这时，黄以恒的秘书喊他上车，晚上县委县政府在蓝湖宾馆宴请黄以恒。
赵根苗站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看着黄以恒的背影发呆。会议室里烟味很重，空调忠于职守地继续吹着冷气。赵根苗走过去关上空调，屋里立即就闷了。
晚上蓝湖宾馆“望月厅”摆了两桌，黄以恒说大家一起吃一个工作餐，所以宣中阳只让办公室安排了简单而朴素的四荤四素几个菜，酒喝的是本地的“合安特曲”和“碧源啤酒”，财政如此紧张的形势下大吃大喝是不得人心的，所以黄以恒对县里的安排很满意，他对身边的宣中阳和乔岸说着一些很私人的话：“现在的领导干部都是在走钢丝，从中央到地方，没有哪个一把手能睡上安稳觉，改革是一场革命，革谁的命？其实最先革的是领导干部的命，工作越来越难做，是因为权力越来越相对化。不知你们能不能理解这一点。”宣中阳和乔岸都说确实如此。
席间，黄以恒站起来向大家一一敬酒，酒桌上不谈工作，气氛也就轻松了许多。在敬到郑天良时，黄以恒说：“老郑呀，你的肚子也挺起来了，可要注意三高呀。”郑天良跟黄以恒碰了一下杯：“我的血压血脂和胆固醇刚做过检查，医生说有点偏低。”郑天良说得很谨慎，像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面对着亲切而威严的老师，黄以恒说不高就好。
宣中阳过来跟大家敬酒时，总说这样一句话：“菜不好，但酒要喝好，饭要吃饱。”大家就都说宣县长像一个吝啬的农民在招待乡下的穷亲戚。黄以恒接上去说：“我们这些当领导干部的，一定要保持心态平衡，要敢于过穷日子，要有勇气做穷亲戚。延安时期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口袋里连一个铜板都掏不出来。”
晚餐快要结束的时候，郑天良的手机响了，是赵全福打来的，他要郑天良跟黄市长说一说合和厂回迁的事，谈完后他开车去接郑天良到红磨坊喝茶。郑天良说了声行，就关上了手机。
吃完饭，黄以恒回宾馆二楼的套间，郑天良也跟了过去，他发现黄以恒身边宣中阳寸步不离，他就在宾馆大厅里止步了。其他陪同吃工作餐的同志都说黄市长累了就不打搅了，于是纷纷跟黄以恒握手道别，宣中阳跟黄以恒上楼后，郑天良只好坐在大厅的沙发里跟黄以恒的秘书小潘聊天，郑天良掏出中华烟给小潘抽，小潘说谢谢郑县长，我不会抽，于是他们有一句没一句说着一些无关紧要的话。大约一个小时后宣中阳下楼了，宣中阳问郑天良：“怎么，老郑还没回去？”郑天良说我跟潘秘书聊一聊天，马上就回去。等到宣中阳走出宾馆大厅的玻璃门后，郑天良才跟着小潘去找黄以恒。
黄以恒已经脱了上衣准备洗澡，见郑天良进来了，就穿上衣服热情让座。郑天良说：“黄市长，打搅你休息了。”黄以恒说哪里哪里。
郑天良在外间的沙发上坐定，黄以恒给他泡茶，郑天良站起来说，“黄市长，你坐，我自己来泡。”郑天良先将黄以恒自带的玻璃杯里加满水，然后又给自己倒了一杯。
黄以恒给郑天良递过来一支“玉溪”烟，先给郑天良点上，郑天良说你先来，黄以恒却执意先给郑天良点，郑天良就将脑袋凑向黄以恒手指上方的一绺火焰。
房间里空调温度适中，地上铺着灰色羊绒地毯，墙上挂着一幅仿制的黄宾虹山水。黄以恒看着有些拘谨的郑天良就问：“嫂子最近还好吧，也没时间去看她，代我向他问个好。”
郑天良说：“你很忙，没关系的。”
黄以恒没有问起郑清扬，也不谈今天下午会上郑天良的表态，这使郑天良感到很有些失望。郑天良过了一会还是主动地说：“我认为工业区的企业，只要时机一成熟，应该全面恢复生产，出卖主权的事坚决不能干。”
黄以恒没有顺着郑天良的思路说下去，他说：“如果不实行股份制改造，不进行资产重组，重新恢复生产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改革的思路可以更宽一些。”
黄以恒的话就像冬天的一盆冷水浇在郑天良的头上，很显然黄以恒不想在这些问题上跟郑天良进行深入讨论，所以他又补充了一句：“工业区的前景市里将要拿出一个系统的方案来，回去后我们还要深入研究。”
郑天良看着黄以恒的这种态度，有一种热脸贴人家冷屁股的感觉，心里很是窝囊，但他此刻不能表现出真实的痛苦和失望，于是他就掉转话题想说一点私事：“黄市长，钱萍和建群还好吧，建群是一个很懂礼貌的孩子，前些天来合安还给我带了两条烟，给周玉英带了‘太太口服液’，周玉英都舍不得喝。”
黄以恒先是一愣，既而又迅速地平静下来，说：“这是应该的，晚辈尊重长辈，天经地义。这孩子学历太低了，还需要深造，我看他干信贷部主任完全是滥宇充数。”
郑天良说：“建群聪明，能力强，拿个学历不成问题，很有发展前途，”他迟疑了一下，“我家清扬不想在县里干，她想调到市里去工作，你觉得怎么样？”
这种投石问路的试探由于缺少掩饰使郑天良心里被一根针一样的东西刺了一下，但他对针刺的感觉已经不再强烈了，他现在只对刀有些畏惧。
黄以恒说：“我看可以，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市里的发展空间毕竟比县里要大些，清扬这孩子上进心还是很强的。”
郑天良听了这话，心里一阵激动，他觉得钱萍不可能不跟他提建群与清扬的关系，黄以恒的这种表态，无疑是对两个孩子发展关系的肯定和认同。只是老不管少事，所以他们两个当父亲的才用地下党接头暗语的方式在谈论这件事。郑天良的积极和主动不只是对儿女婚姻的一种态度，而是对黄以恒政治立场的彻底转变，他希望黄以恒能理解这一点，他相信黄以恒已经完全听懂了。
现在最大的难题是清扬对建群不感兴趣，如果黄以恒知道这一点，这是有伤黄以恒面子的，所以他表现出的主动还包含着两个家长在这件事上尊严的平衡。因此，郑天良准备通过自己的努力将女儿调到市里去，黄以恒没有说清扬调动由他来办，可能正是出于一种保持不失尊严的应有的矜持。郑天良能理解这一点。
在他们谈话即将结束的时候，郑天良试探性地说了一句：“黄市长，你看时间过得太快了，一眨眼，明年我就五十了，知天命的年龄一切就只能靠老天帮忙了。”
黄以恒看着郑天良有些忧郁而无奈的表情，就像面对着一个冬天在寻找一件棉袄的贫农，于是他对贫农说：“说句老实话，我们共产党的干部，一是要有真才实学，二是要有机遇。许多年前我就说过，你老郑的能力明摆在那里，为合安改革开放所做的贡献也是人所皆知的，只是机遇没跟上。五十岁并不一定就是终点，关键看有没有机遇。”
黄以恒的话虽然有些模棱两可，但还是给了郑天良绝处逢生的希望，给了他悬崖边上一根粗壮结实的绳子。郑天良在这种时候，也没有必要再死要面子而不要裤子了，他给黄以恒点上烟：“黄市长，你是知道的，我不过是一个乡村兽医干上来的，身上的农民习性太重，以前对你黄市长也有过一些不恭，虽然不是出于恶意，但毕竟是冒犯过你的，好在我们两家关系一直都是亲戚一样走动的，我也从来没有背后对你做过什么动作，如果你能清楚这一点，即使你在当上市委书记后不给我动一动位置，我也就心满意足了。你知道，我没有后台，要有后台，也只能是你了。”
郑天良等于已经是公然地伸手要官了，他说完这句话的时候，脸上有些发烧，但他用一种意志控制住自己慢慢滋生出来的羞耻感，于是他端起茶杯猛喝一气，所有耻辱和仓惶就随茶叶汁一起咽进了肚子里，还带着茶叶的清香。
黄以恒看到了郑天良鼻尖上冒出来的一层细汗，他喊来服务员说：“太热了，将空调温度打低一点。郑县长比我胖，出的汗就是比我多。”服务员调低温度后走了，郑天良说：“好多了，好多了，我主要是不能喝酒，晚上喝了几杯酒，就容易出汗。”
黄以恒等郑天良坐稳后，就有些推心置腹地说：“老郑呀，有些事我本不该跟你说，但我今天也多喝了两杯，就违反组织原则给你透露一些信息。你的问题我在市委常委会上提过不止一次，我曾经提议你到兴安县任县长，但市委内部的意见不统一，至于什么原因我就不能再多说了，我相信你到这个年龄应该明白了，其实我们共产党的干部除了政治素质之外，最主要的能力是协调能力，对上对下以及相关部门协调不好，就没法开展工作，所以说协调能力也就是工作能力，如果你是一个杀猪的，把猪能捅死，这就够了，但你是县长，只是每天二十四小时地干活是远远不够的。”
郑天良听得连连点头，他说：“黄市长批评得很对，我这个人农民出身，只会冲呀杀的，从来不讲究协调，有时候还很固执，得罪了不少人，只有你黄市长最了解我是没有坏心的。”
黄以恒说：“我们之间的关系，那年春节在我家吃饭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知已知彼，有些分歧只是工作上的分歧，丝毫不影响我们私人之间的关系和我们两家的关系。没有哪一件事，我不是站在你的立场上考虑的，就是那年王桥集实验区出的那些事，我也是跟市委争执了好多次的，而且在县里并没有产生什么影响。所以你不要为我们以前的工作分歧耿耿于怀，更不能往其他方面去想。另外我还要纠正你一点，即我不是市委书记，也不是你的后台。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还是要讲一点原则的，没有原则是要犯错误的。”
郑天良感到黄以恒的话确实很交心，指出了自己的缺点，甚至透露了一些内部的秘密，但事后一想，那又算什么秘密呢，放在桌面上讲也是没什么出格的地方的，而且黄以恒断然否定了后台一说，等于是否定了他会为他在五十岁时扶正而出最后一把力，一切都在原则下进行谈话，所以这个谈话也是可以放在办公室里进行的。
尽管如此，郑天良要做的事是先把女儿郑清扬调到市里去。
郑天良告别黄以恒的时候，黄以恒将他送到了楼梯口，两人紧紧握手。
赵全福的本田车停在宾馆外面，郑天良一出宾馆大门，赵全福就上来扶住郑天良的胳膊：“老板，上车吧！”
郑天良没有立即上车，他向四周看了看，夜已经很深了，只有一些卖小吃的大排档的摊子在夏夜里苦苦等待着下一个客人，这些孤独的摊子像妓女一样寻求谋生的出路。
确信无一个熟识的人，他才敏捷地钻进车子里。
车到红磨坊后，两人直奔三楼的桑拿房里间的豪华的按摩间，茶已经提前泡好了，郑天良无心喝茶，他想撒尿，在撒完尿后，他坐下来与赵全福一起抽烟。赵全福问：“老板，你跟黄市长谈得怎么样？”
郑天良说：“回迁的事问题不大，但要等工业区下一步改革方案出台后统一考虑。”
赵全福说：“合和并不打算在工业区落户，我想在东门城外单独买一块地盖厂房。”
郑天良说：“这件事你不要急，目前我还说不上话，等到黄市长当书记了，一切就好办了。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会尽力的。”
赵全福说：“老板，你真是我们的大救星，你有什么要办的事，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郑天良说：“你去市里活动活动，给我在市政部门搞一个调动名额来，要正式工身份，能不能办到？
赵全福笑了起来：“我以为有多大事，调一个人又不是杀一个人，我在一个月内给你把调令开来，要调的这个人是谁？”
郑天良说：“这你就不要问了，开调令的时候我告诉你。我这个身份不好到市里去为一个普通的调动再去卖面子了，所以请你帮个忙。你打算怎么调动？”
赵全福说：“老板，这种小事你当然不要出面了，你帮我们办大事，迁厂买地，我帮你办小事。怎么调动太简单了，三五万肯定能搞定，要是关节太多，大不了十万块钱。”
郑天良说：“你这不是搞行贿受贿了吗？”
赵全福说：“老板，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怎么能叫行贿受贿，这叫互相帮助交朋友，你说我们这些人要这么多钱干什么，吃喝玩乐一年花不了十几万，多挣钱不就是为了多交一些朋友，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
郑天良被赵全福一开导，也就找不到反驳的理由了，于是就说：“反正你给我抓紧办了。今天我开了一下午会，晚上又喝了不少酒，跟黄市长磨嘴皮子磨了两个多小时，我回去休息了。”
赵全福说：“洗个澡再回去。”
郑天良抓起手提包要走：“你少给我来这一套，你想腐蚀我呀？想抓住我把柄是不是？”
赵全福将郑天良拉住又坐下来：“我只是让你洗一个澡，没有任何意思。也不会安排任何人给你按摩，我也是共产党员，这点觉悟还是有的。上次我就说过了，反正我这里没小姐，也没什么其他服务，除了一楼餐厅外，二三楼从来不对外开放。”
说着赵全福就一个人走了，留下郑天良关在屋里。
屋内只剩下空调器里流淌出的扫地一样的声音，含糊而暧昧的灯光暗示了这个空间胡作非为的合理性与安全性。此时，郑天良被一种巨大的孤寂包围着，他感到自己活得太累了，黄以恒似是而非的态度以及他出卖了全部尊严的举止言谈像钉在他骨头里的钢钉，五十年梦游一样的岁月使他面对自己就像面对一个空洞的鸡蛋壳，这个炎热的天气里他身心疲惫情绪被捂在一床棉被里窒息，他想摔碎一点什么，但眼前都是别人的东西，于是他只好将烟头死死按灭在烟缸里，烟头如同一个十恶不赦的敌人。
郑天良非常马虎地脱去了自己的衣服，在伪装被剥尽后，他对自己的身体充满了敌意，毛孔里流淌着汗水和欲望，臃肿的肚子里装满了酒肉和形形色色的动机。于是，他迅速跳进水池里，让滚热的水和雾气掩盖起身体的真相，然后他在自欺欺人中怀念乡下的水稻和母亲留在这个世界里的最后一个痛苦的造型，他一生下来就是一个没娘的孩子。
桑拿间里蒸去的只是能量，而不是毒素，玻璃钢罩是一个透明的棺材，他在棺材里安排自己的四肢。
洗好后，他躺在沙发上接受空调的抚摸和安慰，他想离开，但他的腿脚并不听从大脑的指挥，大脑是领导，腿脚是群众，这是一种典型的下级不服从上级的表现。
那个让郑天良第一次领略到掠夺与征服意志的少女王月玲终于出现了。她还是第一次进来时的装束，身上所有衣服都是象征性的，就像一个苹果上贴了一个激光仿伪标签一样，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先生，您好，我来为你服务。”
郑天良和王月玲都感到很放松，他们没有丝毫的陌生与紧张，郑天良轻轻地将王月玲拉进自己的怀里，极轻松地剥去了王月玲粉红色睡衣，他的手在少女的身上紧张地忙碌了起来，王月玲以最快的速度在郑天良的怀里贪婪地呻吟了起来，郑天良被这呻吟声激怒了，他站起来将王月玲抱到按摩床上。
当郑天良心满意足地从王月玲身上下来的时候，他的眼前浮现出了自己的女儿郑清扬的影子，一种被击穿了的感觉让他浑身痉挛。他用声嘶力竭的声音吼道：“快，快穿上衣服。”
王月玲像在手术台上被突然中止了麻药一样地惊恐万状，她嗫嚅着将衣服套上，然后瑟瑟发抖地看着郑天良。郑天良示意王月玲坐下来，王月玲小心谨慎地坐在郑天良身边，她颤抖着说：“先生，我有什么地方做错了吗？”
郑天良已经穿好衣服和皮鞋，他点上香烟，扭曲的脸在烟雾的后面破碎。
郑天良跟王月玲保持一段距离，问：“你今年多大了？家在哪里？为什么到这个地方来？”
王月玲小声地说，“二十一岁，家在湖南，爸爸开石头被炸死了，妈妈有风湿病，弟弟妹妹上学没钱。我是赵总从长沙带过来打工的。”
郑天良发现这个王月玲比自己的女儿清扬还小一岁。他咬了咬牙，将包里的四百块钱，掏出来全都给了她。王月玲说：“谢谢先生，我有工资，赵总不许我收先生的钱。”
郑天良说：“你拿着，不要对赵总说就是了。”
王月玲吃惊地看着郑天良，忽然说了一句：“先生，您穿上衣服好像在电视上见过你。”
郑天良说：“你不要乱说，我从来没上过电视。”
王月玲有些兴奋了：“真的，我在《合安新闻》上看到的就是你呀。”
郑天良说：“你看错了，以后不允许再干这种事了，知道吗？”
王月玲点点头说：“赵总说这是我的工作。”
离开红磨坊，赵全福送郑天良回家，郑天良对赵全福说：“老赵，我可告诉你，如果你要是再让王月玲做这种事，就不要怪我跟你过不去了。”
赵全福说：“老板，我知道你不会做那种事，但我的客人需要呀，没办法。你要是不让她做服务员，我就让她换一个工作。我听你的”
郑天良说：“你在县城不是有一个仓库吗，让她在你的仓库当保管员怎么样？”
赵全福说：“老板怜香惜玉，真是大恩大德之人。你看要不要在县城给她买一套房子？”
郑天良说：“这就不是我的事了，随你的便。你付出一套房子都不能偿还对人家的伤害。”
20
车子在县政府大院里划了一个弧线，停在郑天良家门口，在郑天良掏出钥匙开门的同时，赵全福又塞给郑天良两条烟。
夜已经很深了，县城沦陷在梦中，梦中的人们过着无比幸福的生活。
这一年夏天天热得有些过分，县城道路两边的树从早到晚卷着叶子以保存维持生命的最后的水份，一些进城的驴车咕吱咕吱地从大街上辗过，大街上就留下苍白的车印和一缕浅浅的灰烟，驴的舌头吐出来拖在夏天的阳光下，喘息声粗重而焦渴，驴消极怠工，主人于是从车后舀一瓢水给驴喝。中午时分，大街上已没有行人，商铺的主人们有的坐在吊扇下喝茶抽烟，光膀子搭一条毛巾不断地抹汗，有的就趴在柜台上睡觉了，他们的嘴里情不自禁地流出了一串口水。
这个闷热而寂寞的中午，郑天良和沈一飞、沈汇丽、于江海先后来到了赵全福城郊的“红磨坊”。今天是沈汇丽做东请郑天良吃饭，她邀请的几个人都是郑天良这条线上的人。
郑天良是先到的，他在赵全福的办公室里聊天，赵全福从黑色的真皮包里掏出一串钥匙：“老板，根据你的最高指示，我已经将王月玲小姐调到了仓库，房子在梦园小区八幢四零六，一百二十平方，花七八万简单装修了一下，家电也配齐了，你哪天有空去看看，这是钥匙。”
郑天良说：“这可是你给她安排的，与我无关，我也不会去看的。再说你跟王月玲什么关系，不归我管，我也不会管。”
赵全福急了：“老板，我可以对天发誓，我要是跟这丫头上过一次床，天打雷劈，人家才来还不到一个月，我一直是为最重要的客人留着的。你可千万不要冤枉我。”
郑天良说：“你说这些话对于我没有任何意义，我从来也没有要调查过王月玲是什么身份和做了哪些事，我只是觉得人家小姑娘是很纯洁的，不要学坏了，所以才让你给她换个工作。”
赵全福说：“所以我就想让你多教育教育她，不要让她学坏了，在我身边，确实很难保证得了她会做什么不体面的事。我这个人最大的毛病就是好色，狗改不了吃屎，我就把她交给你了。”
郑天良说：“老赵，你们企业家是享受特权的，我们党政干部不能跟你比，所以你不要害我，我也不会上你的当。”
赵全福拍着自己肥沃的胸脯：“老板，你至今还是把我当外人，我真的觉得活的一点意思都没有了，说老实话，我赵全福这么多年走南闯北将合和做大，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信用和不出卖朋友。”
楼道外面响起了沈汇丽跟于文红的说笑声，赵全福趁机将钥匙塞进了郑天良的包里并迅速拉上拉链：“老板，不要再拉拉扯扯的了，让别人看到不好。”
郑天良正想将钥匙掏出来还给赵全福，沈汇丽已经进来了。沈汇丽虽说三十多岁了，但她经过几年的商场磨砺，非但没有衰老，反而更加风韵迷人，脸上的化妆恰如其分，眼睛里弥漫着万种风情，目光反射出烫人的温度，身体比以前更加丰满而质地柔软，两个饱满的乳房躲在真丝薄纱的后面将绣花乳罩挤得透不过气来，让郑天良感到惊心动魄的是她的牙齿依然洁白光泽，这是一种可以咬碎男人所有傲慢与尊严的牙齿。
沈汇丽走过来紧紧握住郑天良的手：“郑县长，回来后一直忙着在市里买房子和装修房子，没能专程看你，真不好意思。中途回过一趟合安，听说你不想让赵总叫我陪你吃饭，我也就知趣地没来打扰你。今天请你来聚聚，一是赔个不是，二是表示我对你的尊敬。回到家乡父母官的身边，就有一种叶落归根的感觉。”
郑天良握着沈汇丽柔软而抒情的手，闻到了她身体内弥漫出来的令人昏迷的幽香，他急于洗刷自己，因而也就不遗余力地解释：“沈小姐，几年不见，你说起话来就像阿庆嫂开茶馆一样滴水不漏了，不过你这样说话我可就太委屈了，首先我不知道你回过合安，其次是赵总说让你来一起吃饭，他也没讲你在合安，我知道你在市里买了房子，如果让你从市里赶六十多公里回来陪我吃饭，我的压力就太大了。只要你回来了，我就肯定能见到你，这不今天终于见到你这个大明星了。”
沈汇丽有些撒娇地说：“郑县长，你不让我陪你吃饭好像我还犯错误了，今天你要给我说清楚。”
赵全福打岔说：“好了，你们都不要争了，是我不好，既没理解透郑县长的意思，也没做好沈小姐的思想政治工作。我犯错误了还不行吗？”
大家愉快地说笑着，在赵全福过分奢侈的办公室里坐下喝茶。
沈汇丽在沙发上坐定后，郑天良跟她交换了一下目光，他们没说话，但眼睛里的意思让彼此都觉得有点暧昧，年近五十的郑天良似乎也不会太介意自己还要捍卫什么，他觉得他用一生捍卫的东西在这个世界面前实际上分文不值，这就像一个修练不到家的和尚临死前提出要吃一块肉一样，这既是和尚的错误，也是和尚所捍卫的教义最终贬值的必然。
有了这种心态，郑天良说话就放松得多了，他首先要抹平自己与沈汇丽在年龄和地位上客观存在的距离，于是就幽默地说：“小沈，你回来投资，我们应该请你吃饭才是。”
沈汇丽将温度很高的目光停留在郑天良的脸上：“我回来投资，如果没有你郑县长的支持，肯定是死路一条，只要你答应支持，我就是死在你手里，也心甘情愿了。至于请我吃饭，你安排好时间，我即使被任命为美国总统了也不去上任，留下来吃你的饭。”
赵全福插上去开玩笑说：“小沈，你是愿意死在郑县长手里，还是死在郑县长怀里呢？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是不好交待的。”
沈汇丽说：“赵总，你什么时候嘴里能吐出人牙来，你的合和酱菜就能走出华东冲向全国了。”
赵全福嬉皮笑脸地说道：“合和酱菜只要能冲到你嘴里就行了，我不想冲得太远，不然吃进去吐不出来了。”
沈汇丽对郑天良说：“郑县长，你看，赵总典型是一个农民暴发户，钱多了除了会吃喝嫖赌，绝对没有其他用途。”
赵全福说：“怎么没有其他用途，你拉着我在合安共同开发房地产，没有钱，靠裤裆里的小腿打桩呀？”
沈汇丽见赵全福越说越不像话，就有些恼怒，但她尽量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说：“赵总，年龄上你都可以做我长辈了，听我说句真话，不要有钱了，就以为什么事都能做，什么话都能说。如果你还是这样不尊重女性，我可以放弃你的百分之三十的投资，不在合安投资也没什么。”
赵全福被沈汇丽呛得直翻白眼，这个农民出身的暴发户只得靠油腔滑调来掩饰自己的尴尬，他摸着自己的鼻子说：“我要是再敢冒犯你沈小姑奶奶，你就让郑县长把我拉出去毙掉算了。”
郑天良没有必要在这些无聊的话题上纠缠，他问沈汇丽：“你能不能投一些钱到我们工业区？房地产在合安市场不大，老百姓的房子都够住了。”
沈汇丽可能还沉溺于刚才的不愉快中，就说：“你那个工业区倒贴我钱，我也不想入股，我管不好企业，更不想管工业区的企业，那都是黄市长搞形象工程建起来的，就像蜡烛做的鸡蛋，只能看，不能吃。房地产前景当然是很好的，合安没有一处高档生活小区，全是鸽子笼一样的房子，深圳珠海你去看看，哪一处小区不是公园式的时尚与天人合一，我这个高标准高起点与工业区是有本质区别的，我不仅是让人看的，更是让人住的。”
郑天良听到沈汇丽对工业区的不屑一顾，心里有些为黄以恒难受，都说黄以恒跟沈汇丽有一腿，可沈汇丽眼里的黄以恒不过是一个花瓶。但郑天良不会说黄以恒什么，他只是按照沈汇丽的话题往下说：“如果你真要是在合安开发房地产，我会尽最大努力支持你，毕竟你当年也算帮过我的。”
沈汇丽不高兴了：“郑县长，你怎么能说我总算也帮过你的忙，那是我实实在在地帮了你的忙，王桥集实验区揭不开锅的时候，我帮你贷了一百万，至今还没还。你说过只要是我私人的事，你一定会竭尽全力帮忙的。我想在合安南门红草湖买一百亩地建一座时尚的‘罗马假日花园’，买地要靠你出面，价格也要靠你优惠，合安我不就你这么一个朋友。”
郑天良很愿意接受朋友这个称号，朋友是指平辈之间的关系，朋友之间是肝胆相照心心相印的，所以他从今天一见到沈汇丽的面就想把她定位在朋友这个层次上。因此他很爽快地说：“你回家乡投资，我们欢迎还来不及呢，根本就谈不上帮忙，而只能说是服务。我作为你这个资本家的朋友，一定会尽力的，只是我目前还说不上话。”沈汇丽说：“合安县领导中就数你资格最老，我就不相信还有谁敢不买你的账。”
郑天良也用了朋友这个字眼，但他加了一个定语资本家，这就多少带有了一些调侃的成份，也掩盖起了他内心深处的某些真实的动机。郑天良面对着赵全福和沈汇丽的热情与恭维，他有些不敢消受的胆怯，此时他最明显的感觉是官太小，权也太小。当一个官员准备毫不利人专门利已的时候，他的官永远都嫌小，权力永远都不够用。
说话间，沈一飞、于江海也到了，他们围绕着郑天良，众星捧月。
酒桌上，郑天良成了当然的核心，每个人都争着向郑天良敬酒，而郑天良只要用一杯酒回敬所有的人就行了，郑天良感到钱固然神通广大，但钱在权力的面前却仍然无法摆脱自卑，赵全福沈汇丽的钱比自己要多得多，但在这个酒桌上，权力比金钱更有尊严，因此他的情绪在几杯酒下肚后，渐渐地膨胀起来。他喝酒抽烟的姿势也逐渐地生硬起来。
沈一飞问郑天良：“宣县长要我们轻工局制定县直各单位各乡镇承包啤酒的计划，还要让工商局成立市场管理执法队，将外地啤酒统统赶出合安，我认为啤酒厂靠任务摊派、层层分解下去是救不活的，全县四十二万人都喝碧源啤酒也是不可能的。”
郑天良不想在公开场合对宣中阳的决策说三道四，更不想扯出黄以恒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所以他就很明确地告诉沈一飞：“这是县委常委会研究决定的事，你只管执行，不要有什么对立情绪，要服从大局。”郑天良对沈一飞其实还是留有一分疑心的，他不相信沈一飞在关键时刻就会为他赴汤蹈火的，沈一飞的可贵之处在于他的投机品质使他能从容地在任何上级面前进行周旋而已。
只有于江海是一个地道的孤儿，他是不可能进入黄以恒和宣中阳视线的，当初之所以被招工转干充当敢死队员，完全是瓦解合和酱菜厂的需要，于江海在一块骨头的引诱下出卖了合和厂和培养他的郑天良，如果没有郑天良动了恻隐之心，于江海连如今的副股长也干不上。于江海在郑天良面前永远是一个负罪之身，虽说都没有挑明，但郑天良和于江海心里都是心照不宣的，但当于江海双手捧着酒杯给郑天良敬酒的时候，郑天良就对沈一飞说：“一飞呀，小于是一个很能干的年轻人，在民政系统有点屈才了，你看能不能在你的轻工系统找一个位置，让年轻人发挥一下聪明才干。”
于江海激动得舌头发硬，他断断续续结结巴巴地说：“全靠郑县长栽培。”
沈一飞说：“老板你要是能给我个机会，我得给你烧高香了，只是我这个副职，想为你效劳，又使不上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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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良听着手下人的这些话，心里很舒服，这就像一个乞丐被另一个乞丐当作大款一样地膜拜，虽然虚幻了一些，但毕竟腰杆被捧直了。
沈汇丽跟郑天良敬酒的时候，没有人发现郑天良用挑衅的眼神直逼沈汇丽，沈汇丽毫不胆怯地以风情万种的目光拥抱郑天良，这种目光的勾结类似于两个毒品贩子正在做生意。沈汇丽说：“我不是把你当县长看的，我是把你当朋友待的。”郑天良说：“在你这个资本家面前，县长是没有价值的，只有朋友才会坐到一起喝酒。”沈汇丽用目光勾了他一眼：“朋友帮忙与县长招商引资提供方便还是有区别的。”郑天良在沈汇丽温情而性感的目光滋养下，心里蠢蠢欲动，嘴里只是连连说：“那当然，那当然。”
赵全福似乎已经看明白了一切，想插科打诨两句，但他被沈汇丽嘴唇上的口红震住了，他只好默默地将自己的酸涩咽进肚里。
沈汇丽在两瓶五粮液掀了个底朝天后，问郑天良：“听说你老家玄慧寺有一个高僧悟能法师，能断前程，看生死，能不能劳你大驾带我去拜访一下？”
郑天良听了后稍作沉思，说：“我是不相信迷信的，但你沈小姐提出来，恭敬不如从命了。”
赵全福自作多情地说：“这好办，我开车送你们去。”
沈汇丽说：“我只要郑县长陪我去就行了。”
郑天良说：“还是让老赵跟我们一起去吧。去玄慧寺不好让县里派车。”
赵全福拍着胸脯说：“我是聋子耳朵，当个摆设还不行吗？”
沈一飞见赵全福话里有话，就顶了赵全福一句：“赵总，你哪天能学正经了，合和厂迁县城才有意义，要不然还不如让你在马坝乡跟猪马牛羊为伍。”
吃完饭，郑天良并没有安排沈一飞于江海等人上三楼洗澡，这是郑天良事先交待的，此后不管是谁跟郑天良到红磨坊吃饭，一律不许上三楼，他自己也不例外。所以他们就到二楼开了一个包间打扑克“斗地主”，郑天良当了一下午地主，却输了个精光，沈汇丽赢了三百多块钱，她最后的总结是：“只要有郑县长在场，我就会有好运气。”
打牌过程中，郑天良曾接到过县政府办的几个电话，他一边打牌，一边说：“我正在接待一个外地客商，谈一些合作方面的事情，明天再说吧。”
直到黄昏时分，郑天良才跟沈汇丽赵全福三人开车去玄慧寺。
车在玄慧寺后面停下来，三人气喘吁吁地爬上伏牛岗上的玄慧寺。他们站在高岗上喘气抹汗，郑天良极目远眺，看眼前一马平川，绿油油的水稻在夏天的黄昏里铺陈出农民们秋天的希望，零星的农民在田头打农药施肥，岗下面的肥料坑早已不见，而那些惊心动魄的画面却在他眼前纷纷复活了，那是让他发迹的画面，时过境迁，肥料坑没有了，他当初的救人的动机也没有了，一些杂草和树抹平了历史和郑天良的光荣与骄傲。
玄慧寺周围树木参天，树上的知了正不知疲倦地叫着夏天，一些晚归的鸟飞进密匝匝的树叶深处，它们回家了，而郑天良此刻没有回家的感觉。他看到玄慧寺虽说这么多年来香客捐赠和僧人们化缘建起了四间大殿和五间禅房，但与当年鼎盛时期的九十九间半相比，不仅规模小而且建筑也因资金不足而显得捉襟见肘，粗糙的墙壁和水泥梁柱给人一种穷于应付的仓促。郑天良想，确实应该想办法给玄慧寺弄一些钱修一修了，人到了年近五十这个年龄，就喜欢回忆，他回忆起自己就是在这个寺里出生的，他向这个世界喊出的第一声就是从这里发出的，也许自己的一生就被这座寺院概括了，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在玄慧寺，而不在自己手里。他这样想，但他不敢这样讲。
悟能法师坐在椅子上微闭双目，手里轻轻敲着木鱼，观音像前香烟缭绕，一个小和尚盘腿坐在垫子上嘴里念着谁也听不懂的经文，沈汇丽三跪九叩，匍匐在观音像前，点上香，又向玄慧寺捐了一千块钱，悟能法师说了句：“阿弥陀佛，请事主留下姓名。”沈汇丽说：“法师，行善善自身，我不必留名，只请法师为我指点迷津，以使我不致陷于不测。”
法师说了声“善哉，善哉”，嘴里便念念有词，最后他用比较清晰的声音说了下面这句话：
佛法不有亦不无
一切皆待因缘立
无我无作无受者
善恶业报亦不失
沈汇丽听了这些偈语后，一头雾水，她睁着美丽而迷惘的眼睛，等待悟能法师解析偈语，法师微闭双眼，声音幽幽地说：“佛不算命，命在真如，偈语在心，心即能悟。”
郑天良完全是一副陪同的身份，也没有向悟能法师说起过在自己家里曾见过面，那年见面时法师说的几句偈语，让他度过了痛苦而失败的两年时光。他有些恐惧法师对他透明的判决，但又希望听到法师给自己指明一条于凶险官场中挣扎求生的道路。他不好直接说出自己的意思，但赵全福此时却不失时机地对郑天良说：“老板，你不让法师给你指点指点？”
郑天良说：“你要知道，我的身份与你们资本家老板不一样。”
赵全福从口袋里掏出一捆钱说：“政府提倡宗教自由，我来替你捐功德箱。”
郑天良将赵全福的钱塞回去，自己从包里掏出五百块钱：“你这是对佛的大不敬，我求法师指点，与你无关。”
法师收了钱，然后开始为郑天良念经参佛。悟能法师没有正眼看郑天良，好像也不认识郑天良，他的声音平均而中庸。
今日不知明日事，愁什么
儿孙自有儿孙福，忧什么
岂有人无得运时，急什么
举头三尺有神明，欺什么
得便宜处失便宜，贪什么
冤冤相报几时休，结什么
世事如同棋一局，算什么
聪明反被聪明误，巧什么
是非到底见分明，辩什么
穴在人心不在山，谋什么
一旦无常万事休，忙什么
郑天良基本上没听懂悟能法师的意义，但他只记住了“岂有人无得运时，急什么”，他觉得这句话是对他未来的预测，是对他前途的肯定，也是对他目前烦燥心情的一种安慰。后面的话由于他没听清，也没时间听清，所以也就没听懂，他激动于法师的前三句，而且认定前三句是最准的，这就像药瓶上写着药的主治功能一样，最有效的是前三种症状。
回来的路上，郑天良心里很有些无可名状的喜悦和激动。天黑了下来，他跟沈汇丽坐在车后，手就情不自禁地跟沈汇丽的手交流了一下，沈汇丽没说话，但她将身子往边上挪了挪，以保持距离。
晚上三个人在红磨坊吃了一个便饭，沈汇丽说吃完饭后要回去看看父母，赵全福接到了一个电话，他关上手机后对郑天良说：“老板，你要调到市里的那个名额基本上已经办成了，估计下个星期就能开调令了，局长已经搞定了，人事局还有两三个办事的科长没有摆平，接收单位可能是市黄淮海开发办，事业单位。”
晚饭吃得很仓促，饭后，赵全福开车分头送郑天良和沈汇丽各奔东西。
回到家郑天良见女儿郑清扬正坐在屋里的一个吊扇下跟周玉英一起看电视，郑清扬见郑天良进来后就说：“爸，我们家是不是要买一台空调了？我都快热昏过去了，你总该同情同情我们吧！”
郑天良放下包，接过周玉英递过来的一杯茶，坐到椅子上说：“你投错胎了，在我们这个家庭，永远是不会过上时髦生活的。家里的钱还要留着给你妈养老，我还指望你挣钱孝敬娘老子一台空调呢。”
郑清扬抹着脸上的汗说：“自来水厂一百多个人，每月三五百块钱工资，真让人没法活了。”
郑天良说：“所以我也想让你动一动，调一个工资高的单位，找一个有发展前途的地方。你妈也在这，我们可以商量商量这件事。”
郑清扬说：“县里没有一个好单位，怎么调，往哪儿调？”
郑天良说：“我考虑把你调到市里去，市里的发展空间毕竟要大得多。”
郑清扬说：“爸，你也不要给我转弯抹角了，说直接一点，你就是想把我卖给黄叔叔家当儿媳妇，今天我也向你们二老正式宣布，我已经跟吴颢谈上了”
郑天良说：“你怎么能跟吴颢谈呢，一个下岗工人。”
郑清扬说：“不是下岗工人，是下岗工程师。他马上就要去深圳了。”
郑天良拿出父亲的威严：“不行，吴颢父亲吴成业脾气怪，人缘又不好，对你们的将来不可能承担任何责任，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我不能让你受罪。”
郑清扬说：“我是嫁给吴颢，又不是嫁给他爸爸吴成业，他脾气怪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不会指望他父亲给我们安排一条什么道路的，也不会指望你给我们安排出路，我们靠自己。难道你今天的一切是外公外婆给你安排的吗？”
郑清扬的话像连珠炮一样密集地扫射着郑天良的良苦用心，他有些招架不住，于是就采取一种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方式企图感化郑清扬：“清扬，你应该知道，你爸爸之所以到今天原地不动，就是吃了一切靠自己的亏，总以为自己能干，就应该前程似锦，可实际上呢？如果能有人为我安排前途，能有人为我的前途铺平道路，最起码要少走弯路，少受苦吧。没看到你爸的头发都白了吗？”
郑清扬说：“你说明白一点不就得了，你想让我嫁给黄建群，然后让黄叔叔给你安排一条光明的道路是吗？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为你感到羞耻，而且也绝不答应，这是赤裸裸的交易，这是让我一辈子都感到下贱的事。”
郑天良心里有一种被戳穿了的疼痛，她觉得自己的女儿很像年轻时的自己，有个性，很自尊，但社会需要的是共性而不是个性，有个性的人是孤独的人，当有个性的人不能离开世俗生活时，就会在成长过程中为个性付出惨重的代价。郑天良能理解女儿对自己个性的遗传，甚至有些被感动，他从女儿的身上找到了自己年轻时代的影子，那是一种血气方刚勇往直前的气魄。但他在这个年纪，是不会轻易跟自己女儿过不去的，因此他声音倍加恳切地说：“你爸爸要是像你所说的那样低三下四奴颜婢膝，早就提拔上去了，我只是觉得我们两家关系一直比较近，而且建群对你又很好，你们从小在一起长大，容易相处一些，建群的妈也多次跟你妈提到过你们两人的事。就是这些原因，没其他原因。调市里我绝不会求你黄叔叔的，我不会让他觉得我把女儿送上门的，如果你不跟建群谈，我也不会有意见。我只是希望你能有更好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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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清扬依然一针见血：“我相信你的正直，但这只能说明过去，你今天这样做，恰恰说明你已经为你以前的正直后悔了，你随时准备与世俗合作，随时准备向可耻的生活进行妥协，我一点都不为自己的将来担心，我为你的将来担心。你现在似乎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背叛自己，背叛良心，我不管现在的社会如何堕落和腐败，但我依然对吴伯伯保持尊重，他是一个从不背叛自己的人。你没发觉你现在经常是深更半夜才回家吗，你没发觉你的皮鞋最近换成了鳄鱼，裤带已经是金利来的了。我发觉了这个社会成群结队的腐败分子们的堕落就是从皮鞋和裤带上开始的。”
郑天良有一种被女儿剥光了衣服撕碎了灵魂的痛苦，但他内心里拒绝承认自己的堕落和腐败，他只是一种求生的本能在激励着自己改变策略，一种压抑太久后的偶然越轨，他下决心不跟王月玲那个女孩再来往了。那是他酒后的荒唐，并不是出于本意，还有沈汇丽，他要对她风情万种的眼睛进行精神戒严。
郑天良理屈词穷，但他必须按照自己的意志将这件事在最简单最合理的层面上铺开，他说：“你现在还小，有些事争论是没有任何结果的，需要时间，需要经历来理解生活和理解长辈。我要对你说的是，首先我准备通过我的努力而不是求黄以恒把你调到市里去，其次我不会逼着你跟黄建群建立恋爱关系，这是你个人的自由，第三，我不赞成你跟吴颢的关系也不强迫你跟建群的关系。这是我的原则立场。我对你的调动主要是出于一个父亲的责任感和对你发展前途的全面考虑，希望你能理解。”
周玉英批评郑清扬说：“你对爸爸太无礼了，话说得这么难听，一点都不理解你爸的一片苦心。”
郑清扬已经不打算再争论下去，也许觉得自己的话过于伤人，就说：“我知道爸的好心，如果我调到市里工作，下一步要做的工作就是调吴颢。建群的性格我不喜欢，我们只能是一般朋友。”
周玉英说：“建群哪点不好，又能干，又懂礼貌。”
郑清扬说：“建群说话总是留半句，跟他在一起聊天太累了。你们总不能让我跟一个连谈话都累的人过一辈子吧。”
周玉英说：“那是人家有修养，我就不喜欢乍乍呼呼的人。”
郑天良坐在沙发上抽烟，吊扇旋转出稠密的热风将烟雾粉碎，屋里的烟味和咸菜的味道由此及彼。
县长办公会上继续讨论工业区的深化改革，焦点主要是碧源啤酒厂。大家的意见比较统一，即抓大放小首先是要保住啤酒厂，只有民主党派副县长朱清润提出了不同看法，这个从中学教师一步登天的副县长用中学教师的语言絮絮叨叨地说了一大堆，他最后的意见是：“对啤酒厂的保护实际上是保护弱者，打击强者，是违反市场经济规律的。将啤酒销售任务分解到各单位各乡镇实际上就是强迫全县人民喝碧源啤酒，是对消费者意志的公然侵犯，现在要工商局成立市场整顿执法大队，将外地名优啤酒统统赶出合安，这是典型的地方保护主义，也是对市场竞争公平原则的公然践踏。所以我的意见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啤酒厂的问题，就应该进行资产重组和进行产权制度改革，部分股份转让是一条出路，交出控股权是第二条路，还有第三条路就是彻底卖掉，干净利索地甩了包袱。”
朱清润副县长的话像在会议室里扔了一颗深水炸弹，虽然没有在水面上炸起滔天巨浪，但在每个人的心底里却有着摧枯拉朽的毁灭性力量，即使是宣中阳，也未必真的对这首巨型航母充满信心，啤酒生产仍在继续，库房里产品堆积如山，每开工一天一万两千多块钱的亏损让任何铁石心肠的人也要为之心颤。毕竟现在找不到一个企业能每天向县里贡献一万多块钱，市里的两百万补贴虽然拨过来了，但县里每年还要贴进去三百多万，银行在金融改革后再也不听县里的指挥了，贷款比抢劫的难度还要大。宣中阳一出面，行长就说：“宣县长，县里还有这么多贷款连利息都没还上，我实在做不了这个主，省行央行对我们管得很死，贷出去收不回来，我们连工资都不准发，现在银行的商业化逼得我们六亲不认，实在没办法，请宣县长谅解。”县行的行长不是宣中阳任命的，所以他就动不了行长的一根汗毛，权力控制不到的地方，扫帚到了，灰尘照例也不会跑掉。
朱清润的话说完后，会议室里沉默了一会儿，大家正在酝酿如何发言，郑天良提前站了出来，他旗帜鲜明地表示：“我只能说朱县长的意见是书生之见，看起来是很有道理，但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这就像烟盒上打上‘吸烟有害健康’一样，道理是对的，但在现实中毫无意义，抽烟的人还是照抽不误。公平竞争也是相对的，你对外地啤酒公平了，对本地啤酒就是不公平，什么地方保护主义？这叫发展时期的特殊的产业政策。国际市场也是一样的，比如日本对本国的农业就采取了限制进口增加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美国对中国的纺织品实行配额许可证制度，在全球范围内看这就是地方保护主义，还有我们国家在WTO 谈判中金融电信市场决不让步，也可算作是一种对地方的保护，很正常。在中国有些事只能讲，不能做，而有些事只能做，不能讲。什么地方保护主义、公平竞争等等，只是说说而已，如果我们死搬教条地去实施，那只能是自掘坟墓的事。工业区的啤酒厂的困难是暂时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我认为首先立足于本县，然后向全市全省全国市场进军是完全可能的，毕竟九三年九四年碧源啤酒在南京上海杭州等地都有过红火的销售历史，这几年虽然受到了洋啤酒和国内名牌啤酒的冲击，但碧源啤酒的知名度还在，影响力还在，只要我们保住生产，然后再扩大销售提高产品质量，加大广告宣传，在市委市政府以及黄市长的关心支持下，我们就一定能够走出暂时的困境，再造辉煌。碧源啤酒厂凝聚了多少任县领导的心血，是合安经济改革的重要成果和象征性工程。我完全赞成宣县长的意见，我们现在缺少的不是市场，而是信心。”
郑天良似乎又恢复了沉寂多年的语气和豪情，他的发言慷慨激昂，既说理又抒情，既正视困难又鼓舞人心，这就让朱清润的意见被击得粉碎，朱清润坐在边上眼光有些迷惘，一种参政而不会议政的尴尬显而易见地暴露了出来。
宣中阳发言的时候却没有完全对朱清润表现出全盘否定，他说朱县长的意见是对的，也是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但我们目前所采取的保护措施并不是千秋万代永恒的措施，这不过是一个临时措施而已，最终中国的市场化进程还是要按照朱县长的思路发展的。这很有点像郑天良打了朱清润一棍子，宣中阳又给朱清润揉了揉并且说棍子打的不是地方。朱清润因此也就得到了一些安慰，田来有等副县长基本上都是按照宣中阳的思路发言的，所以这个会应该说是一个团结的会是一个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会，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宣中阳最后做集中性的发言，赵根苗书记在市里住院，宣中阳实际上是县里的党政一把手，因此他的意见就是文件的蓝本，是民主集中制的最后的体现。
宣中阳说：“眼看就要到秋季了，五千吨的啤酒任务要抓紧落实，我让计委和轻工局拿出了一个初步方案，但他们给每个乡镇的任务分的太少了，我的意见是每个乡根据人口多少，加大销售力度，一万人口的乡镇，底数是一百吨，超过一千人口增加十吨，我算了一下，人均也就是八九瓶啤酒，酒量大的一个人一餐最多能喝五六瓶，顶多三五次就喝完了，我们全县的老百姓如果半年内连三五次酒都喝不上，那我们就毫无改革成就可言了。县直各单位吃财政饭的人均三箱啤酒，我看难度也不是很大，如果按照这个数字，每年分两次一万吨啤酒是完全可以自产自销的。有一万吨做保证，啤酒厂就能保住了。要克服畏难情绪，要把啤酒任务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今天，我们合安目前最大的政治就是服从大局落实啤酒分销任务，我对有些乡镇长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如果完不成任务，年终考核只能以不称职来评定，啤酒销不下去就请他们把帽子交上来，为什么平时非要喝白酒，既浪费钱，也伤头，影响工作，喝啤酒是一种现代文明的标志。我已经指示县电视台电台报纸进行全面宣传啤酒的营养价值和文明风范，这也是我们改变群众生活习惯，培养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的一次重要革命。”
宣中阳的话在第三天就变成了县政府的文件和新闻媒体连篇累牍的宣传重心，一时间，全县掀起了一股“做新生活文明人，喝碧源牌鲜啤酒”的群众性热潮。宣中阳在县电视台做了一次长达三十分钟的电视讲话，号召全县人民喝碧源啤酒，县医院的专家在电视和报纸上开设了专题讲座，全面系统地介绍了喝啤酒对延年益寿和身体健康的重大意义，郑天良在喝啤酒运动的第三天终于在县报第一版上发表了一篇评论《知名品牌的战略性发展思考》，文中列举了大量知名品牌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甚至还举出了日本“三菱”重工在六十年代初经济危机的时候差点被卖掉的例子，以此证明知名品牌前进道路的坎坷，最终指出了碧源牌啤酒作为合安和全省的知名品牌应如何面对挑战进行战略性发展。郑天良甚至不切实际地将碧源啤酒的现状与共产党的长征联系起来考察，从而得出以退为进，以局部发展壮大后夺取大城市乃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构想。
赵全福打电话让郑天良到红磨坊小聚，他还说请沈汇丽来陪郑天良喝酒。郑天良是天黑后悄悄赶到红磨坊的，没让赵全福来接，也没让县政府的车送，更没打的，他一个人在夜幕的掩护下，沿着护城河走了二十分钟才赶到。
他走进了赵全福为他安排好的二楼的一个套间。
赵全福看到身体肥胖的郑天良满头大汗，立即让于文红端来了一盆冰西瓜送来：“我说去接你，你不同意，这满头大汗就是为廉政建设付出的代价。”
郑天良将一大瓣西瓜几口卷进胃里，胃里就像有一个少女正在摇一把扇子一样舒服熨贴。他没说出这种有些不健康的感受，却说：“老赵，你这种人做事从来不计后果，我真担心哪一天栽在你手里。”
赵全福说：“天地良心，我要是哪天坏了你大老板的事，我出门就被车撞死，不撞死回到家里被电触死。”
郑天良说：“我只是提醒你一下，不要什么事都做得太过了。合和厂最近怎么样？”
赵全福说：“托你大老板的福，生产销售两旺，厂里有总经理负责，我这个当总裁的主要精力用来考虑迁厂的大事，另外就是交交朋友享受享受生活。你看要不要将王月玲提一下，当仓储部副经理怎么样？”
郑天良说：“王月玲的事与我有什么关系，以后少在给我面前提她。你给的钥匙我也不知丢到什么地方去了，哪天找到了还给你。我们跟你不一样，你一定要清楚。”
赵全福说：“老板，你放心，刚才的话等于我没说还不行吗？”
郑天良又喝了许多水，这时赵全福才对郑天良说：“老板，你要调动的人我已经落实好了，全都搞定了，市黄淮海开发办，事业单位，收入还不错。你把名字告诉我，明天我就去市里拿调令。”
郑天良面无表情地说：“郑清扬。”
赵全福张着嘴，舌头卷了几卷，好半天才说出话来：“老板，你太不把我当朋友了，早知道是你千金，我多铺几两银子，让邱局长安排一个更好的单位了。”赵全福颇有些后悔，他挠着头顶上很少的几根头发，一脸的无奈。
郑天良说：“老赵，这个单位很好，我很感谢你。花了不少钱吧，我是要还你的。”
赵全福说：“说钱不就太难听了，我想为你效劳还没有机会呢。这次老板给我这个机会，我还没把事情办好，真是该死。”
沈汇丽来了后，他们就不说了。赵全福要去办公室接待浙江的客商，就让郑天良和沈汇丽在房间里先聊着。
沈汇丽穿了一身黑色真丝长裙，领口很低，胸脯前一条雪白而深刻的乳沟清晰地暗示着附近的乳房具有相当的质量和弹性。郑天良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些吮吸和匍匐上去的念头。
沈汇丽坐在郑天良旁边的沙发上，大腿部分从开叉的裙边上暴露无遗，她脚上穿一双棕色的皮凉鞋，裸露的脚指甲上涂满了鲜红的指甲油，像十枚熟透了的草莓排列在地毯上，郑天良被这种自上而下的肉质包围着，心里面在所难免地有一种欲望在挑拨离间。
沈汇丽从真皮坤包里掏出一叠打印好的材料，递给郑天良：“老板，这是我们打算在合安县开发罗马假日花园的投资意向和建设方案，请老板指点。”
郑天良接过材料，简单地翻了翻，说：“很好，我要是有钱，真想也投上一股。”
沈汇丽露出一排让郑天良惊心动魄的牙齿：“老板，你要是诚心帮忙，我们会给你一些干股，决不会低于百分之十。”
郑天良发觉沈汇丽改称自己老板了，就觉得亲近了许多，县长是一个政治概念，很威严也很没有温度，尤其在私下场合，这些年领导干部的职务称谓已经被哥们和老板代替了，小官常被称为哥们，大官则被称作老板，一旦以哥们老板相称，也就是不分彼此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患难与共，生死相依。郑天良此刻带有试探性地对沈汇丽说：“你怎么能称我老板呢？我是政府官员，这样称恐怕不太好吧。”
沈汇丽有些撒娇地说：“那我就称你大哥，反正我不喜欢叫官职，硬梆梆的，没有一点人情味。你总不能叫我称你叔叔吧？”
郑天良说：“你叫我叔叔也是可以的，我比你大十四岁呢。”
沈汇丽纠正说：“不对，大十三岁，你比我大姐还小一岁呢，我叫你大哥一点都没占你便宜，只是我攀不上这位大哥罢了。”
郑天良说：“你总不能在公开场合叫我大哥吧，影响很不好的。”
沈汇丽说：“那我在公开场合称你县长，在私下场合称老板行了吧？”
郑天良笑了起来，他又试探性地问了一句：“在我们两个人的场合，你就叫我大哥。”
沈汇丽有些警觉起来：“难道我们两个还有什么更私下的场合？”
郑天良说着就有些情不自禁地将手攥住了沈汇丽的胳膊，他说：“现在难道我们不是在两个人的场合吗？”他的手在沈汇丽的胳膊上紧张地忙碌起来，沈汇丽往后缩，她胀红了脸说：“郑县长，我一直是很尊重你的，你不要这样。”
郑天良凑过身子将沈汇丽尽可能地圈到自己的怀里：“你说错了，怎么能喊我县长呢，我是你大哥。”
沈汇丽从郑天良的手里挣脱出来，她红着脸站起来说：“老板，你不能这样，我一直是把你作为偶像来崇拜的，我曾经认为这个世界就剩下你一个正派的男人了。你这样会毁了你在我心目中的形象。”
郑天良有些泄气地坐在沙发上，他没有恼怒，也没有尴尬，他摸出一支烟，点燃后，猛吸一口，说：“请原谅，小沈，我不是有意的。”
沈汇丽眼圈红了，她有些伤感地说：“我真的不愿把你想象成一个坏人。如果我在言语上有什么不妥的话，我请你原谅，都怪我这些年在商场上"奇"书"网-Q'i's'u'u'.'C'o'm"呆久了，自己也变得轻佻了。”
郑天良被沈汇丽潮湿的眼神感动了，这个B 型血型的人总是容易被激怒和被感动，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容易被粉碎的人。他说：“都不说这些了，我们谈点别的吧！你在玄慧寺那几句偈语是不是悟出来了？”
沈汇丽摇摇头，一种无奈、一份迷惘。
这时，赵全福进来了，他喊郑天良沈汇丽一起去吃饭，赵全福用鼻子闻了闻这个空间，从现场没有嗅出任何气息。酒桌上，三个人谈笑风生，一切都像没有发生过，赵全福继续称郑天良老板，而沈汇丽称他郑县长，郑天良心里还是有些酸酸的，这是公事公办的称谓，他有一种被抛弃的孤独。
郑天良晚上回到家里跟周玉英要了五千块钱，他说女儿调动的事已经请人给办好了，办事的人花了不少钱，不能让人家既卖面子，又贴钱。周玉英从一个老式的箱子里翻出一个蓝布包，然后从里面很痛苦地数出五千块钱恋恋不舍地交给郑天良：“老郑呀，这是不是行贿受贿呀，我还想评贤内助呢？”
郑天良说：“你以为我想花钱呀，实在没办法，现在办事就这么混帐。你不要对外说，谁也不会知道的。”
周玉英说：“家里现在还剩不到两万块钱了，我每月只有一百多块钱的生活补助，你又是个不贪的人，将来退休了要是生个大病，怎么办呢？”
郑天良说：“船到桥头自然直，不要想那么多，我这个副县长退休后国家不会见死不救的。”
郑天良将钱装进包里后，找郑清扬谈话，周玉英将客厅里的灯关了，为的是省电，他们一家三口在电视屏幕微弱的光线下说话。
郑清扬听说调动已经办好了，就说：“最好将吴颢也一起调过去，不然我就不去报到。”
郑天良说：“你先去，吴颢的调动下一步再说。”
郑清扬说：“不行，要去一起去。你不帮忙，我直接去找黄叔叔帮忙。”
郑天良沉不住气了：“不许找你黄叔叔，如果你要是去找他，你就不要去了，我是从来不愿求人的，更不愿求比你爸官大的人，你应该知道我的脾气。”
郑清扬不买账：“我去找他，又不要你去求，怕什么？”
郑天良说：“你去找他不就等于我去找他，你黄叔叔肯定以为我无法调动吴颢了才让你去找的。听爸一句话，你先去，然后我再想办法，一年之内，肯定能调成，你们现在又不打算结婚，等一两年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要逼你爸逼得太狠了，我为你调动的事已经卖光了面子，不是为我女儿，我杀头也不干求人的事。”
郑清扬说：“既然这样，那我就一年后再调到市里去吧。”
郑天良说：“明天你的调令就开过来了，怎么能拖到明年呢？你真想把我气死呀！”
周玉英在这种时候总是帮着丈夫说话：“清扬，你这孩子真不懂事，你爸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钱，怎么这么不讲理。”
郑清扬反唇相讥：“是我不讲理还是你们不讲理，没有经过我同意，就把调令开来了，我还有没有人权。”
郑天良火了：“你讲什么人权，你以为你在美国呀。你的人权是我给你的，所以我必须首先对你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负责，这是最大的人权。”
“我要是在美国，我早就让你站到被告席上去了，什么年代了，你还这样搞专制主义家长作风。”郑清扬气得哭了。
郑天良也气得直喘气，他有点伤感地说：“我明天把你的调令开回来，去不去你看着办，我作为家长，尽到我的责任，此后我也不会再管你了。”
郑清扬说：“在这之前你就不该管我了，我已经长大了。”
谈话极其艰苦而且没有实质性地进展，郑天良一夜无眠。
第二天晚上，赵全福从市里开回了调令，调令上要郑清扬同志于一个星期内到市人事局报到。
郑天良从赵全福手里拿过调令如同自己拿到了调令，他感谢不尽地说晚上要请赵全福吃饭，并立即打电话给政府办让他们在县政府招待所蓝湖宾馆安排一桌饭，政府办三分钟后给郑天良打过来手机，说已经安排好了，在二楼的“菊香厅”
郑天良在赵全福的办公室里将五千块钱交给他，说：“我不能既让你出力，又让你花钱，这五千块钱，你先拿着，要是不够，我以后再补给你。”
赵全福很生气地将钱扔给郑天良：“老板，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么点小事，还给我亲兄弟，明算账，你不是存心要腌臢我吗。”
郑天良又将钱塞过去：“这是我的做人原则，五千块钱一定要收下。”
赵全福笑了，他给郑天良点上烟，又将钱塞到他怀里：“以后再说吧，不要搞得那么刺刀见红的。我要说一分钱没花呢，那你给我五千块钱就是行贿了；我要是说五万块钱都不够呢，那你还得要补。朋友之间，这点小事，你让我好心都办成坏事了，推来推去，我的面子往哪儿搁？”
郑天良说：“究竟花了多少钱，你给我报个实价，我会想办法补齐的。”
赵全福说：“老板，人事局、开发办的头头们，还有具体的小科长们，哪柱香都得烧，现在调动的行情在我们县里都要两万开外了，市里什么价还要我说吗，不说最好，不说就等于我一分钱也没花，这样我们两个人心里都高兴。再说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不就是还有几文小钱吗，能给朋友帮个忙，也是理所应当的，难道将来你要给我帮忙，还要跟你先定好价格后才办，这不是太庸俗了嘛。合和商标是你创的，现在让给我赚了多少钱，你说我应该给你多少钱？不是分文没有吗，我就觉得你大老板够处，能交上你这个朋友，我死后的灵魂都会干净些。”
郑天良让赵全福说得目瞪口呆，要是真的花了五万，他是砸锅卖铁也付不起的，此刻他在两袖清风的时候，只好顺水推舟地说：“你不要，我也会记着这笔账的。”
赵全福说：“这就对了吗，哪天我破产了，没饭吃了，我向你伸手要口饭吃，你最起码不会用棍子将我轰出门外的。你说钱重还是人重呢？大家不就图个开心，图多个路子。”
天黑了下来，郑天良将沈汇丽和沈一飞、于江海一起约到了蓝湖宾馆的“菊香厅”，他没有说这是酬谢赵全福的，而是说回请沈汇丽的，沈汇丽激动地说：“老板，真的太感谢你了，你能看得起我，是我上辈子的造化。”
郑天良听了这话，又有些心猿意马起来，他悄悄地走到沈汇丽的耳边低声地说：“我真不知道这是以老板的名义招待你呢，还是以大哥的名义宴请你。”
沈汇丽一听这话就说：“郑县长，感谢你代表县政府请我吃饭。”
郑天良听到了沈汇丽高跟鞋的声音准确无误地踩到了他跳动的心脏上，心脏里鲜血哗哗地流淌如同自来水管爆裂了。
晚饭的气氛热烈而轻松，他们一鼓作气喝了两瓶“合安特曲”，又喝了一箱十二瓶啤酒，于江海讨好地说：“郑县长，我看了你在报纸上写的那篇文章，真是既有理论观点，又有实践依据，非常好，我学习了好几遍才弄懂。”
郑天良说：“小于，你这话是说我的文章深刻呢，还是不好理解，要读好几遍，我这水平也太差了点。”
于江海连忙站起来说：“太深刻，太伟大了，我响应你的号召，敬你一大杯啤酒。”说着一干而尽，大家看着于江海仰起的脖子上青筋暴跳，就像在吞咽一只青蛙，就都很愉快地笑了起来。
沈汇丽在向郑天良敬酒的时候，没有用任何称呼，她只是用眼睛看着他：“我也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拼命喝啤酒。”她实际上端起杯子浅尝辄止，郑天良却记忆深刻，他闻到了沈汇丽身上的味道比啤酒的味道更加鲜明。啤酒的力量是有限的。
郑天良只是用一杯白酒和一杯啤酒先后回敬所有的人，最后他特地跟赵全福单独喝了一杯，说：“老赵，敬你一杯，尽在不言之中。”
赵全福受宠若惊地将一大杯酒倒进了脖子里，这时沈汇丽不干了，她抗议说：“老板，你单独敬赵总，就把我们扔在一边了，太欺负人了。”
郑天良像所有的男人一样，面对女人撒娇总是气短，他只好向每人敬了一杯而且首先敬了身边的沈汇丽，他在碰杯的时候有意无意用胳膊碰了一下沈汇丽，这种碰撞可以从任何角度去理解，碰撞的双方是否心有灵犀决定了碰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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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晚上，郑天良喝多了一点，他回去后很兴奋地对女儿郑清扬说：“调令开来了，一个星期内去报到，到时候让你妈陪你去，顺便也去看看你钱阿姨。”
郑清扬看着酒熏熏的父亲，接过调令后平静地说：“那我就准备到自来水厂把手续办一下吧。”
晚上睡觉前，郑天良将五千块钱交给周玉英：“调动没花钱，全还给你，不心疼了吧？”
周玉英说：“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可能全坏了的，像你这样的领导干部还是占大多数的，电视上也说腐败分子只是少数人，是一小撮。”
郑清扬拿到调令的第三天，郑天良去市里开会，会议结束后的当天晚上，他给黄以恒打手机说想去看看黄市长，黄以恒说他正在接待省里来调研的陈副省长：“你来河远市，还是我去看你吧，陪陈省长吃完饭后，我到你房间去。”
郑天良坐在房间里看电视，电视上的每个频道都在播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他心不在焉地揿动着手中的遥控器，电视蹦出的画面里几乎都是男人和女人在抒情或拥抱接吻，不论白天晚上，男女们都好像既不上班也没有紧急处理的事务，似乎活着就是为了相互调情和赌咒发誓。郑天良有些烦燥，就关了电视，调情的男女们一秒钟之内就被轰到屏幕后面去了。郑天良想跟黄以恒谈谈自己的想法，但怎么谈，还是不好开口。过了五十岁的副县级干部而不让提正县级职务，省里的这个规定简直就是杀人不见血，他这个年纪在中央是年轻干部，在省里是中年干部，而到县里就成了老年干部，他有些想不通。难道在小地方当领导衰老速度就比在大地方要快二十年吗？真是庙小和尚老，小官吏们是门缝里的形象，都是扁的。他希望黄以恒能在当书记后拉自己一把，这话肯定要说但又不能说得太多，这使郑天良心绪不宁起来。后来他终于使自己平静下来，他想，在别人的屋檐下，低头不是耻辱，而是一种无奈，郑天良用这种理解来安慰自己。女儿过几天就要来报到了，他不好说儿女们之间的事，但可以请黄以恒多多关照，至于清扬和建群两个孩子如何发展关系，他更不能公开说，从调动这件事中黄以恒应该能看出他郑天良积极的态度，只要他不公开谈女儿跟建群恋爱的事，他就不伤面子。然而，钱萍肯定对黄以恒说过建群追清扬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郑天良等于是将女儿送上门来了，这种感觉让郑天良内心里还是相当的别扭，仿佛有一条发臭的死鱼堵在他的喉咙里。
黄以恒到郑天良房间时已是十点多钟了。一进门，郑天良就迎上去同黄以恒热烈握手：“黄市长，应该是我去看你，这么热的天你还到我房间来，真是太让我过意不去了。”
黄以恒笑着说：“老郑，你说这话就太见外了，你到河远来，就是我的客人，我来看你是应该的，明天中午我请你吃饭。”
郑天良给黄以恒让座，又将黄以恒自带的杯子里倒满水：“谢谢黄市长，明天一早就要赶回去，我负责四个乡的啤酒计划落实，不下乡镇是不行的。宣县长要求我们县领导班子全部都要下去，确实，我们这些领导干部们要不深入到基层去，工作就不会做得很扎实。”
黄以恒掏烟，郑天良及时地将一支“中华”抢在前面递了过去：“抽我的！”
抽烟喝茶是在私人空间里谈话的基本背景和氛围，就像在舞厅跳舞时的背景音乐一样必不可少。
黄以恒说：“没时间的话，那就下次来我再请你吃饭。合安的情况怎么样？工业区产权制度改革的路子可以走得更宽一些，我跟宣中阳也说了，缫丝厂、水泵厂等我看可以让投资者控股。”
郑天良对黄以恒的话揣摩了一会儿说：“黄市长，我们的中小企业基本上都放开了，但工业区的大企业投资都在千万元以上，是我们县里的经济改革的支柱型企业，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重要成果，目前暂时的困难完全是可以战胜的，县里的班子也很有信心，只要市委市政府特别是黄市长继续关心和支持我们，没有什么过不去的火焰山。最近宣县长主抓龙头企业啤酒厂，层层发动、广泛宣传、计划到乡，落实到人，五千吨啤酒任务很快就完成了，如果明年还是按照这一思路，全年两次发动，全县很轻松就可以销一万吨，实现产值三千五百万，不仅扭亏为盈，而且还能创利税六百多万。如果加强管理和技术改进，加大广告力度和销售网点的覆盖，啤酒厂就必然立于不败之地了，我跟宣县长和田来有也讲了，明年最好往中西部打开市场，华东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市场份额以洋啤酒名牌啤酒为主，我们向中西部开拓市场，这是一次重要的战略转移，就像红军长征一样。我在文章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不知道黄市长看到没有。”
黄以恒说：“你的文章我已经看到了，写得很好，思路也很新，我们现在就缺少肯动脑筋、会想办法的领导干部。”
郑天良终于听到了黄以恒对自己转变政治立场和感情立场后的肯定，心里就有了一种收获的心情，他于是也就深入一步往下说：“黄市长，我比你还大三岁，时间已经不多了，倒不是我肯动脑筋会想办法，我是想趁现在身体和头脑都很好的时候能多做一些工作，能为合安的建设多出一些力。不然将来真是一生一事无成了，这么多年了，黄市长你应该是最了解我的，我郑天良从来都是把工作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的。”
郑天良说完这些话的时候，额头上并没有冒汗，他觉得自己是发自内心说这些话的，虽有伸手要官的嫌疑，但他的出发点是想做事、做实事、多做事。黄以恒并没有在郑天良的暗示下表态，作为他这一级领导也不应该在私下场合对部下封官许愿，这是起码的组织原则。所以他既顺着郑天良的心思又避开实质性地接过话题：“老郑，这一点我确实是很清楚的，你这个人的工作能力和事业心在县处级这一级干部中也是大家公认的。与那些占着位子不干事不能干事的干部相比，你是他们的楷模。”
黄以恒的这些评价虽然很高，但就是不谈提拔的事，这就像一个家长总是在表扬自己孩子聪明而又懂礼貌，但就是不给钱买一块糖吃，而孩子的最高目的却是不要表扬只想吃糖果。
郑天良又从另一个侧面试探黄以恒：“黄市长，明年我就五十了，提正职的最后一年，我想明年春天就退到人大政协哪怕去干一个副职，让宣县长他们这些三十几岁的年轻同志放手干，你能不能给我跟宣县长说一说。”
黄以恒不会不知道郑天良是在故意撂挑子试探自己，但他不直接说出来，而是太极推手一样地跟郑天良闲聊：“即使我同意，宣中阳也不会同意的，而且我根本就不同意，宣中阳这样的年轻同志如果没有你们这些老同志的支持，没有你们的传帮带，是很难开创新局面的。”
郑天良说：“我到人大政协后，一样地支持宣县长的工作，你可以去问一问宣县长，这两年我是真心诚意地支持他的工作的，毕竟我也快到知天命的年纪了，再也不会像三十几岁的时候那么冒失了。”
黄以恒看郑天良存心要他给予实质性的承诺，他就跟上一次一样地含糊地说：“你的事无论是从公还是从私的角度，我一直是很关心的，这一点我上次跟你说得很清楚，要等机会。中国能干的人很多，但领导岗位却很少，谁上谁不上，因素也很复杂，不是哪一个人也就能说了算的，所以我们都要有平常心，你说是不是？”
黄以恒等于是告诉郑天良机会还是有的，但又说机会来了也不一定就肯定是属于你的，这类似于对一个常年淘金的人说，这地底下肯定有金子，但金子是不是你的还不肯定。郑天良的心悬在半空七下八下地乱跳着。
但此刻郑天良还是从黄以恒的话里隐约感觉到了黄以恒当上市委书记后必将要对自己所说的“等机会”做出必要的回应。市委王书记退下来后，黄以恒已经主持工作四个多月了，全市上下都认定黄以恒接任市委书记是顺理成章的事。
郑天良按照自己的设计开始说第二个话题，他似乎有些平淡地说：“清扬已经调过来了，下个星期就要到市黄淮海开发办报到。来了后，还要请你这个当叔叔的多多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