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放下武器》》 · 许春樵 · 2026-07-25
宣中阳已经听出了郑天良的意思，郑天良会上说的会后不说，会后说的才是最真实的思想，但他的辩证法运用得很纯熟。辩证法是一个很滑头的哲学，尤其是在评价人物或事件时，它既肯定又否定，你说它肯定吧，它肯定的时候不忘否定一下；你说它否定吧，它否定的同时还有肯定。你想哭它让你笑，你想笑它让你哭，所以辩证法又是一种哭笑不得的哲学。官场上玩辩证法可以玩得你拿起筷子不知道该夹碗里的哪一块肉。
宣中阳说：“老郑的哲学学得很好，辩证地历史地看待工业区的过去和现在，应该说是很公平客观的，我在这方面还缺少修养，所以我还要多向你学习才是。不过我的基本观点是，无论如何，黄市长在合安所做出的贡献和历史地位必须肯定，而且要放在第一位来看，不然将来中国的事情就没有人愿意干了，干的还不如看的。”
郑天良听出了宣中阳的弦外之音，他调整了一下辩证的尺度：“黄市长的历史功绩当然是第一位的，而且我坚持认为啤酒厂作为工业区的核心企业，作为合安县经济建设的形象工程，不仅要保住，而且决不能出卖主权。目前整顿市场联合执法队已经查扣了外地啤酒一千多吨，我的意见是还要加大执法力度，强化执法手段，增加执法人员。我想在原先执法队的基础上成立一个整顿市场联合执法领导小组，你来任组长，我任副组长，以表示县委县政府对此的高度重视。”
郑天良的这些话让宣中阳除了点头称是外，无话可说。
联合执法领导小组成立后，宣中阳和郑天良在联合执法队全体人员会议上一再强调，私自运输和销售外地啤酒的，发现一个查处一个，对于拒绝检查和对抗执法的要采取强制性措施。郑天良声色俱厉地说：“如果有谁胆敢顶风作案，让公安局给抓起来，决不手软！”
会后，宣中阳问郑天良：“市委叶书记对我们的联合执法是什么态度？”郑天良说：“正亭书记只考虑宏观决策方面的大事，对于我们这些临时性措施，他从没有提过具体意见，也不会提什么意见，我们又没让市委及市直机关买碧源啤酒。”
郑天良将于江海找到红磨坊的那间套房，于江海一进门就说：“老板，是不是要重用我了？我可是实实在在地想为你大老板多做一些事情，可你就是不给我机会。”
郑天良示意于江海坐下来，还给于江海递了一支烟，他说：“你小于干事胆子太大，好事能让你干坏，坏事就让你办得更坏。沈一飞将八千块钱回扣捐给福利院，你为什么开去年九月份的日期？为什么不向我汇报？搞得我非常被动，你怎么能这样冒失呢？我看你确实不宜再在民政局干下去了。”
于江海委屈地为自己辩解：“老板，日期是沈一飞让我填去年九月的，我当时也有些担心，我要向你请示，可沈一飞不让我跟你说，他说让你知道了，事情反而不好办。民政局我是实在不想呆了，再干下去我就成了福利院里的孤老了，人都快憋死了。”
郑天良说：“所以我要把更重的担子交给你，让你担任整顿市场联合执法队队长，徐仁福这个人太软了，县里决定把他换下来。你去干不可能享受徐仁福的待遇，人家以前就是副科级干部，你是副股级，我的意思暂时让你享受正股级待遇，其他的以后再说，关键是要干出成绩来。”
于江海激动得站了起来：“老板，你指向哪里，我打到哪里，决不让一瓶外地啤酒在合安出现。我是你一手培养起来的，将来的一切全靠你大老板栽培。”
郑天良打了个手势让他坐下来说话，他说：“你不要太得意，这个工作不好干，得罪人，压力大，是宣县长目前直接抓的一项重中之重的工作，关系到啤酒厂的未来和改革的方向，你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原则性要强，措施要得力，下手要果断，处罚要严厉。”
于江海又要站起来拍胸脯，郑天良打手势又按住了他。于江海坐着表白是很困难的，但郑天良不许他站，他只好坐在沙发上赌咒发誓地说：“头可断，血可流，碧源啤酒的阵地不能丢，老板，你就看我的行动吧！”
郑天良满意地点点头，同时要求于江海将电警棍随时带在身上，以防暴力抗法，一定要注意安全。在遇到危险的时候，直接向公安局卢局长请求派警力增援，我已经跟卢局长打过招呼了，要全力支持你的工作。
于江海走后，郑天良躺在沙发上喝茶，他感到很累，身体累，心也累。心累比身体累更让人难以忍受，他有点怀念从前单纯的日子，但那些单纯的日子里让他吃尽了苦头。
东店乡党委书记陈凤山找郑天良汇报工作，郑天良在电话里要他来红磨坊。陈凤山赶来的时候，郑天良躺在沙发上已经睡着了，他实在太困了。
陈凤山说：“郑县长，你跑到这地方来睡大觉，我见你比见皇上还要难。”
郑天良坐起来揉着眼睛说：“我都累死了，想躲起来睡一会儿，你又上门了，还没睡十分钟你就到了。”
郑天良招呼服务员倒茶，两个人抽烟喝茶谈工作。这个空间少了办公室里的严肃和正统，因而气氛也就温和得多了，光线和地毯都是柔软的，沙发也是柔软的，这柔软的氛围让人安宁而情绪稳定。
陈凤山说：“乡中心小学的丁校长死活不要啤酒，采用几乎是暴力的方法坚决抵制。我们在王桥集实验区是有过教训的，我只是吓唬他们，根本不敢让派出所去抓人。我是来向你请示的，他们不接受啤酒，我们就准备扣住工资不发，但要是再到县里来闹事，我又担当不起。所以来向你汇报，请求指示。”
陈凤山知道郑天良现在的份量，所以他最近一段时间来，请示汇报非常多，郑天良对这位当年共患难的战友多少还是有一份同事情感的，所以对陈凤山也是可以说一些不宜公开的话的。郑天良绕过陈凤山的话题说：“老陈呀，我们都老了，你好像还比我大两岁吧，让你这样的老干部卖啤酒实在有些于心不忍，但县里目前这种状况，不卖又怎么办呢。”
陈凤山听到郑天良很有人情味的话心里很是感动，他说：“郑县长，你是我的老领导，我真不想卖啤酒，更不想为黄以恒擦屁股，当年把我们实验区的钱用来建工业区，让我们垮台了，他上去了，想起来心里就是不服。这么多年，我好像是一个带罪之身一样，扔在乡下无人过问，你要不是叶书记重用你，和我也差不了多少。不过，能有你理解我的这份心，我也就满足了。”
郑天良看陈凤山真的感动了，就继续说：“对过去的事我们就不要再过多纠缠了，黄以恒的功过自有历史来评述。我是觉得我作为一个老同事，这么多年对你一直关心不够，当然我也无力关心你，这一点你也是很清楚的。我已经跟正亭书记交换过意见了，希望过一段日子能将你调到县里来，经委主任老高过了年就要退了，你来担任经委主任，跟我配合搞经济工作我是很有信心的。我总不能让你一辈子在下面卖啤酒，要让年轻人去卖。”
陈凤山浑浊的眼睛里闪烁起死灰复燃的光芒，他声音哽咽地说：“郑县长，你是我的老领导，我的为人你也是很清楚的，嘴坏心不坏，对你我是决没有二心的。你这不只是关心我，而是救了我。”
郑天良很欣赏这种感恩戴德的每一个细节，他像咀嚼着话梅一样越嚼越有味，嘴里还生出一些津汁来，被感恩是一种宗教仪式，神圣而光辉。郑天良沉溺于这种碎乱的想象，直到这些想象在头脑中暗淡的时候，他才说话：“老陈，这些话都是我们私下说的，不代表组织，也没有跟宣中阳通气。不过，正亭书记对你还是很赏识的，上次我在向他汇报啤酒任务摊派的时候，提到了唯一不愿跟宣中阳签责任状的就是你，正亭书记说你是一个有个性的干部，敢于犯上，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正派的干部，要重用，所以我提出让你到经委来担任主任，他完全赞同。正亭书记是一个年轻的有开拓精神的领导，所以对我们这些没有心眼的直脾气的干部是很器重的。”
陈凤山说：“只要有你和叶书记点头，哪有办不成的事，我会全力配合你的工作。只要你郑县长说一句，让我掉脑袋，我也决不装孬。”
郑天良示意他不要急于表白：“目前，你还是要想办法解决啤酒任务的问题。我同意你对中心小学采取的停发工资的措施，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问题暴露出来并不是坏事，有利于改进工作和进行正确的决策，如果乡中心小学老师到县里来上访，再能有媒体报道一下，我看不是坏事。”郑天良平静地说完这些话后，又看了一眼陈凤山：“听说你有个侄子在省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是吧？”
陈凤山不说话了，他已经完全听懂了郑天良的话。他换了一支烟，却将烟嘴衔倒了，然而他并没有觉察，点上火却烧着了过滤嘴，屋内就滋生出一层刺鼻的焦糊味。
郑天良平静地看着陈凤山，陈凤山不敢跟他目光相对，这时郑天良又说了一句：“市委在工业区的态度上是非常明确的，我们所做的一切只是在证明市委的决策是正确的，让你老陈卖啤酒绝不是啤酒厂的出路。”
陈凤山发觉嘴上的烟倒了，也就将本末倒置的这支烟扔进烟缸里，他重新在烟盒里拨出一支，点上火，烟雾并不能掩盖他坚决的表情，他说：“郑县长，我听你的，我们这些年也受够委屈了。”
郑天良嘴角终于流露出一丝不易觉察的微笑，他给陈凤山的杯子里加满水，说：“老陈，不要把这件事上升到个人恩怨这一层，我们都是共产党的干部，我们对合安的建设事业负责，对合安四十八万人民群众负责，也是对市委负责。你懂我的意思吗？”
陈凤山点点头。郑天良又说：“你老陈这个同志有时候就喜欢乱说话，以后要注意少说多做，更不要说一些无原则的话，这是我作为一个老同事对你的忠告。尤其是不要说我跟正亭同志的关系如何如何，我和正亭书记是一般的上下级关系。”
陈凤山若有所思地点头表示同意：“我会注意的，我会围绕合安的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来开展工作的。”
晚上，郑天良留陈凤山在红磨坊吃饭，又找来了沈一飞作陪，酒桌上三个实验区的老干部紧紧围绕在郑天良这个核心周围，他们只吃饭喝酒，不谈工作。赵全福吃完饭后要安排洗澡，郑天良说他还要回办公室处理文件和一天的汇报材料，先走了，他不管陈凤山和沈一飞是否洗澡，更不会跟他们一起洗澡。
于江海上任执法队长后，下手果然厉害，他腰里别着电警棍，挨个店铺地进行地毯式搜查，在吃饭的时候到各酒店侦察，不到一个星期，总共在县城搜到了一百多吨外地啤酒和洋啤酒，统统没收后还罚了十一万块钱的款。
三豹子已经坐牢去了，而他的残渣余孽们还在县城里负隅顽抗，在酒店里公然喝洋啤酒和外地啤酒，而且三豹子的一个小喽罗“耗子”开了一家商贸公司被扣了五吨外地啤酒，“耗子”不仅不交罚款，还带着一帮人到执法队要没收的啤酒。“耗子”对于江海说：“你算什么玩艺，还敢扣我的啤酒？是不是活的不耐烦了！”于江海手摸着电警棍说：“我是特高课的，没有我不敢抓的人，你要是不想跟三豹子一起到牢里去看今年的春节晚会，就立即给我滚蛋！”“耗子”手一挥喊：“弟兄们，上！我打的就是你这个特高课的小瘪三！”突然间，执法队的院子里已经乱成了一团，于江海的电警棍被夺走了，头上被砸裂了一道缝。其他队员连忙向公安局求救，“耗子”一伙全部被铐了起来。公安局要将人带走，于江海捂着一头的血说：“先将他们交给我们进行罚款处理，然后再移交给你们司法机关。”
警察走了后，于江海将自己的头简单地包扎了一下，开始了他对这帮地痞流氓的执法。八个小痞子都被关进了一间执法队的临时审讯室里，在执法之前，于江海给郑天良打了一个电话，问怎么处置，郑天良在电话里将于江海训了一通：“这种事还要向我汇报吗？如果不杀鸡给猴看，你执法力度能得到保证吗？”
于江海放下电话，将审讯室门窗关死，拉上窗帘，然后命令八个地痞剥光衣服一字排站好，他让另外两位执法队员端来了两盆开水，让八个俘虏先洗洗手：“你们的手力气大但太脏了，所以给我排队洗手！”
他从裤腰上抽出裤带，在每个俘虏洗手之前，于江海先用皮带猛抽一气，来一个下马威，稍一迟疑，又是一皮带，在一片嗷嗷嚎叫声中，俘虏们手上的皮在开水中迅速溃烂，一个个双手就像烂西红柿一样柔软而鲜红。于江海欣赏着这鬼哭狼嚎的场面，嘴里叼着香烟，然后将烟圈吐在俘虏们的鼻子上：“好，很好，你们就像李玉和一样有种，是个男人。”说着又一皮带抽到一个小混混的脸上：“李玉和从来不叫，你他妈的叫什么！”小混混的脸上一道血红的杠杠如一根颜色偏淡的红领巾蒙在上面，鼻子里也流血了。
轮到“耗子”洗手时，戴着铐子的“耗子”破口大骂：“你敢让我洗手，我放出去后就要你的脑袋。”
于江海上前狠狠地抽了一皮带，“耗子”脸上血流如注：“你他妈的还不愿金盆洗手，我让你下辈子出去！洗不洗？”
“不洗！”
“不洗给我吊起来抽！”说着于江海亲自动手将“耗子”用绳子倒背着双手吊在屋顶电风扇的铁环上，慢慢升高的“耗子”呲牙咧嘴地以残存的意志在手下面前冒充英雄。于江海看“耗子”像一麻袋粮食一样悬在半空，就抡起裤带对着“耗子”猛抽了五十多个来回，“耗子”渐渐地垂下了头，声音软弱地说：“大爷，饶了我吧！我洗手！”其他喽罗们也一起跪到地上向于江海求饶：“大爷，放了他吧，我们再也不敢冒犯你了。”
于江海说：“这还差不多，不是共产党员还充什么英雄。”
“耗子”瘫在地上，他的手臂骨折，于江海命令他手下的两个喽罗扶着他站起来洗手，这时开水已经不开了，于江海让人换开水，“耗子”手伸进去的时候，一声惨叫，昏了过去。
直到第二天下午，“耗子”老婆交来了两万块钱罚金，并写下“我们妨碍公务，干扰执法，罪大恶极，在执法队没有挨打，也没有刑讯逼供”的悔过书后，才放回家。临走前，于江海对奄奄一息的“耗子”说：“今天你总算知道了什么叫厉害了吧？”“耗子”咬着牙有气无力地说了声：“我知道了，大爷！”
第二天放人后于江海当面向郑天良汇报了这件事，郑天良狠狠批评了于江海一通：“你怎么能采用这种野蛮的手段呢，这是执法犯法！”于江海委屈地指着头上的绷带说：“老板，我的头都被这帮小痞子砸开了，现在还疼得厉害。不下猛药，根本就制服不了这伙歹徒。”郑天良又安慰说：“你到医院看一看吧，休息一段日子再说。”于江海说：“老板，我轻伤不下火线！”郑天良又批评他说：“这是办公室，你乱叫什么老板？”于江海说：“是，郑县长！”
于江海就是能干，通往合安的各条公路都被封锁了，一个月内查扣私运外地啤酒车辆二十八台，查获走私啤酒一千二百多吨，其打击力度和成果超过了前三个月的总和。然而就在这时，举报信也纷纷飞到市里、省里和中央。
黄以恒看了举报材料后，打电话让宣中阳立即停止这种暴力式的地方保护主义，他警告宣中阳说：“你这是在拿政治生命开玩笑，工业区垮台不要你负责任，但如果以这种暴力式的查扣封存外地啤酒而造成恶劣后果，你是要负责任的。”
宣中阳找到郑天良说：“联合执法队应该立即停止行动，明天，不，今天就让他们停止执法。于江海他们居然搞起了法西斯式的人身迫害和严刑拷打。”
郑天良说：“我不知道这件事，要是真的，就必须严肃整顿执法队，执法不能犯法。”
宣中阳以县委主要负责人的口气带有不容争辩的命令式的口气说：“就这样定了，执法队立即停止执法。你如果有什么顾虑的话，我去代表县委县政府宣布解散执法队。”
郑天良说：“还是我去宣布吧。”
执法队刚宣布解散，东店乡中心小学的四十多名教师坐着两辆拖拉机来县委县政府上访，他们在白布做的横幅上写着标语：“我们要工资，我们不要啤酒”、“坚决反对地方保护主义”、“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
陈凤山回到东店后，对拒不接受以啤酒抵工资的乡中心小学，采取了扣发工资的强制手段，当中心小学全体教师到乡政府论理的时候，陈凤山说：“你们跟我闹没用，我这是在执行县委的指示，就像你们今天到这来是执行了丁校长指示一样。”教师人群中都说：“走，到县委去，找县委县政府上访！”一呼百应，揭竿而起，就像当年的农民起义一样。
30
陈凤山在上访教师刚刚出发的时候，就打电话给郑天良，他说：“郑县长，乡中心小学四十多教师已经去县委县政府上访了，省电视台记者晚一个小时赶到合安，你看这样是否妥当？”
郑天良在电话里说：“我马上要去市里向正亭书记汇报这件事，你也要立即赶到县城来，一方面将教师劝说回去，另外你还可以让电视台采访一下于江海和‘耗子’，两方面的意见都要听一听，也不能说我们为了发展地方经济而采取的临时性措施就完全是错的，我不这么认为。”
郑天良打完电话下楼的时候，见装满两拖拉机的教师已经在县政府大院里打出了标语，围观的群众有四百多人。郑天良见人多，就让驾驶员将车开到县政府办公楼的后门，他夹着包，钻进车，迅速离去。
郑天良直接将车开到河远市鸿运宾馆后让驾驶员先回去，他让驾驶员明天下午来接他。驾驶员走后，郑天良立即上了沈汇丽的车，当他坐在沈汇丽家客厅里喝英国“威士忌”的时候，合安县城沸反盈天。
沈汇丽吊着郑天良的脖子说：“你为什么这么多天不来看我，想死我了。”说着就开始解郑天良的纽扣，郑天良穿着沈汇丽送给她的那件天蓝色的“金利来”衬衫，然而此时却没有心情，他说，“你要是这么喜欢我这件衬衫，我就还给你。”沈汇丽捏着他的鼻子说：“你说送我礼物，到现在还没送我。”郑天良轻轻推开沈汇丽：“别闹，你大哥还有事要做。”说着他就拿起手机给叶正亭打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叶书记，合安啤酒厂出事了，不愿以啤酒抵工资的教师已经将县委大院围了个水泄不通，还出现了执法队打人伤人事件。省电视台记者也来了，局面很混乱，我下午赶过去向你汇报。”
郑天良关上电话后，沈汇丽说：“你不是已经来了嘛，怎么下午才去汇报呢？”
郑天良一把将沈汇丽搂过来压到地毯上，咬着她的耳朵说：“我要先向你汇报，然后才能向书记汇报。”
沈汇丽说：“我比市委书记还重要？”
郑天良说：“你比省委书记还重要。”
两人在地毯上滚作一团，他们在上午的阳光照耀下你死我活地厮杀起来，沈汇丽总是显得无比贪婪，她将郑天良箍在两腿之间，腥红的嘴死死地咬住郑天良的肩。正在他们不分胜负的时候，郑天良的手机响了，沈汇丽不让郑天良从她身上下来，但郑天良像正在演奏的小提琴断了最关键的一根弦一样，哑了。
郑天良半途而废，沈汇丽瘫在地毯上像一只还没杀死的鸡一样全身抽搐，这种突然悬空让她生不如死。
郑天良打开电话，是宣中阳找他，他抹着头上的汗说：“正亭书记找我谈工作，我正在市里呢。有什么事吗？”
宣中阳说：“东店乡小学教师来上访，省电视台来采访了，记者还要了解于江海打人的事，这件事我不清楚，所以他们想采访你一下。”
郑天良说：“宣县长，你应付一下就行了，这件事也不要看得太严重了，你就把我们县里的真实情况跟记者说一说，执法队的事我也不太清楚。我的意见是要强调这是临时措施而不是长久措施，要突出是扶持重点企业，淡化地方保护，没什么了不起的。我跟正亭书记商量一下，看能不能将省电视台拍的片子不要播放，我们上下一起努力一下，你看怎样？”
宣中阳当然不好再多说什么，只是叫郑天良对叶书记不要说得太严重，他们准备请陈凤山出面做一做电视台记者的工作，能摆平尽量在合安就摆平。好在记者来之前执法队已经解散，销售啤酒是本着自愿的原则，东店乡中心小学事件只是个别事件。郑天良让宣中阳一定要跟陈凤山把道理说透，让他侄子不要听信举报材料，也不要以偏概全地报道。
放下电话后，郑天良去安慰沈汇丽，沈汇丽没有说话，但脸上还是掩饰不住那种釜底抽薪后的空虚和落寞。郑天良下定决心地扑过去，但身体已经不听使唤了。
下午四点半钟，郑天良才见到叶正亭。叶正亭正在陪同省交通厅长在考察河远通往省城的高速公路项目，晚上还要陪交通厅长吃饭看市杂技团的专场表演，所以中途抽空一个小时听郑天良汇报。叶正亭风风火火地走进办公室，他将公文包往桌上一扔，很恼火地说：“老郑，你们是怎么搞的，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存心是往市委脸上抹黑。”
郑天良掏出笔记本，翻开后开始汇报：“叶书记，我主要是忙于工业区招商合同协议书的论证和安排宣传材料，啤酒分销任务和执法队采取的行动措施是宣中阳在你没上任之前就定下来了，市里没有具体批示过这件事，我也没过问，宣中阳是执法领导小组的组长，没想到闹出这么大的乱子，这事与你叶书记无关，宣中阳和我负主要责任。”
叶正亭说：“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问题，而是如何消除影响，纠正错误。我早就接到了群众举报，而且指定让黄市长处理这件事，是黄市长没做批示，还是你们县里不执行黄市长的批示？”
郑天良说：“黄市长指示要我们立即撤销联合执法队，当天我就去宣布解散了违法检查市场封锁道路的执法队，至于是不是停止啤酒摊派计划的执行，我们没有接到市里的指示。”
叶正亭坐在转椅上没有立即说话，他陷入了沉思，眉头紧凑在一起，窗外漏进来的阳光落在他脸上，脸色却更阴沉。
郑天良接着说：“我根本就不知道执法队非法拘禁和打人的事件，这件事很敏感，一般我是不过问的，你也应该知道我的难处，啤酒的强行摊派一开始就让乡镇干部们叫苦连天，今天东店乡中心小学到县里上访仅仅是一个开始，后面还有许多单位要来闹事。但啤酒厂是黄市长的形象工程，宣中阳是不遗余力地力保啤酒厂，而且坚决不同意我们在深圳招商会上转让工业区的控股权，更不同意拍卖。现在省电视台一曝光，市里和县里就很被动了，你看能不能请黄市长出面到省里疏通疏通，将拍好的带子不要播放。”
叶正亭一拍桌子：“简直是乱弹琴！你们合安出了问题要市委市政府来给你们擦屁股，少来这一套。我赞成曝光，这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如果我们再姑息迁就这种无法无天的瞎指挥，你们合安的工业区只有死路一条。”
郑天良觉得有必要适当地反抗一下叶正亭，于是就说：“叶书记，你不要光批评我，我这不是代表个人来向你汇报的，我是代表县委县政府来汇报的。我个人的立场是很明确的，但我必须要跟宣中阳搞好团结，我一直是按照你的指示来处理和宣中阳之间关系的。”
叶正亭打断郑天良的话：“你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定位在人际关系这方面，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只尊重事实、尊重规律，而不是尊重权力和人际关系，你必须要明确这一点。我想听听你对工业区的整体思路。”
郑天良翻开了笔记本的后面，开始谈自己的思路：“工业区改革的思路就是叶书记和市委的思路，我是不折不扣地坚决执行。目前，工业区缫丝厂已经和江苏的客商正式签订了转让控股权的协议书，百分之六十的工人全部重新上岗，县商业大楼也跟全国知名的‘合家乐’实现了联营，百分之七十的职工再就业，万源集团投资六千万元的罗马假日花园现代化小区已经立项，十二月份就要开工建设，工业区另外几家企业正在跟江浙沪洽谈合作意向，只有啤酒厂难度最大，盘子大是一方面，主要是周边地区的啤酒企业已经实现了名牌战略和资产重组后中外合资，所以我们的啤酒厂是毫无竞争力，合安是小地方，来投资的都是发达地区的民营企业，大企业根本看不上这里。所以我在制定招商标书时不是把啤酒厂作为合资企业对外融资，而是以拍卖和协议全权转让的形式制定了标书，在这个原则问题上我是不怕得罪宣中阳和黄市长的，因为我是在执行叶书记和市委的战略方针，也是本着对合安的经济建设的总体目标负责的。”
阳光渐渐稀释了叶正亭脸上僵硬的表情，他说：“我对你这一段的工作是满意的，市委也是充分肯定的，你对啤酒厂的改革方案我也是赞成的。我们需要一批原则性强事业心强的同志来担负起河远改革开放的重任。电视台曝光的事，你不要再说什么了，我都不怕丢脸，你还怕什么，这件事曝光有助于冲击一下我们封闭落后的保守观念，市委将对此进行专题研究。你回去后要多跟同志们交换意见，尤其是跟宣中阳同志要多交流，这个同志还是想干事的，黄市长对市委第二阶段改革方案也是完全赞同的，我们是共同研究后才出台的，所以不存在什么分歧意见，我最担心的是我们下面的同志有没有能力把市委的精神贯彻落实下去。深圳招商会回来后，我要到各县去检查落实情况，尤其要反对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河远的风气不改一改，是没有希望的。”
一个小时没到，叶正亭秘书小何就喊他去市委第二会议室与交通厅长洽谈高速公路建设的事宜。叶正亭走后，郑天良在市委办公室走廊里遇到了黄以恒，黄以恒主动伸出手来跟郑天良握了握，黄以恒说：“市里没开会呀！”郑天良说：“叶书记找我来谈工作。黄市长，你很长时间没回合安指导工作了。”黄以恒笑了笑说：“有你和宣中阳在那里，我很放心。”两个人在黄昏中握着手久久不愿松开，他们像两个远隔千山万水的和尚与道士突然碰面，毫不相干地互相肯定对方的袈裟与道袍。
黄以恒当然知道今天在合安发生了群众上访和记者采访的事，但他没问，郑天良也没说。
晚上，郑天良没有回合安，他被万源邀到了“梦巴黎娱乐城”吃饭，沈汇丽理所当然地也来了，酒桌上的格局与上次完全相同，陪酒的女经理们嘴唇鲜红地在郑天良面前晃动，沈汇丽在郑天良走神的时候，恰到好处地用腿警告郑天良不要吃着碗里又盯着盆里，郑天良用腿轻轻地撞了一下沈汇丽的腿，表示完全遵守纪律。灯光照亮了桌上或清蒸或红烧或油焖的动物尸体，郑天良发现盘碟中的动物们死不瞑目。
背景音乐是一首保罗。莫里哀乐队演奏的《LOVE IS
BLUE》，音乐流淌出的旋律像一层薄薄的雾笼罩着女人红色的裙子和桌上的菜，郑天良在这种梦幻情绪中优雅而轻松地将筷子伸向盘中的动物尸体，他仔细地体味着“我为鱼肉”的悲惨境界。
女经理们其实就是陪酒小姐，那位嘴角有一颗痣的小姐要跟郑天良喝交杯酒，郑天良看了沈汇丽一眼，沈汇丽面无表情，郑天良说：“实在对不起，我结婚的时候没喝过交杯酒，不太习惯。”
万源起哄说：“习惯是可以改变的，郑县长，你不能让我们的小姐独守空房，这太残忍了。”
那位嘴角上长着一颗美人痣的小姐托起郑天良的胳膊：“郑县长，皇帝还经常点后宫的妃子呢，您就宠幸我一次还不行吗？”
郑天良勉强地跟嘴角有痣的小姐套起了胳膊喝下一杯酒，酒桌上顿时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沈汇丽斜着眼睛看着他始终不说话。万源用一根牙签剔着牙缝对嘴角有痣的小姐说：“你知道宠幸是什么意思，不懂还乱说。那是要陪皇上过夜的。”
嘴角有痣的小姐很浪荡地笑了起来：“陪皇上过夜是每个妃子都向往的美事，我当然也一样了。只是皇上看不上我罢了。”
郑天良见沈汇丽脸色越来越难看，就对万源说：“万老板，我们能不能不开这种毫无实际意义的玩笑，我这个人思想解放还没到那个程度。”
万源就对一群小姐说：“你们都去吧，我要跟郑县长谈工作。”
一群鲜艳的小姐就像几盆盆景一样从这个空间里消失了。她们口红的气息粘在郑天良的鼻腔里久久不绝，于是他很舒服地打了一个喷嚏。
郑天良这时掏出手机给陈凤山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陈凤山说全都采访过了，包括宣县长、于江海、躺在医院里的“耗子”，丁校长是在县政府大院子里接受采访的，许多教师都争着接受采访，效果很好。他压低声音说：“宣中阳让我跟我侄子说情，还让县委办小胡送来了一个三万块钱的红包，可我刚才去跟我侄子说了后，他坚决不要。我马上要把红包退给小胡，他在宾馆总台等我回话呢，我让小胡自己去送。我侄子说谁送钱都不会收的。不说了，小胡过来了。”陈凤山还没说完就匆匆关了手机。
郑天良端起面前的一杯白酒，站起来敬万源和沈汇丽：“两位资本家朋友，我敬你们一杯，感谢你们到合安投资。”
万源一饮而尽，沈汇丽象征性地抿了一口椰子汁，她没情绪。
万源放下杯子说：“老板，你的地价太贵了，我实在吃不消。河远的地价才七十万一亩，合安要六十五万一亩，我可实在没什么赚头了。能不能给我放一放价格，我是不会忘了你大老板帮忙的。”
郑天良把玩着手中空虚的酒杯，然后很爽快地说：“价格问题还可以再谈，我肯定会尽力的，再说当年小沈还帮过我的忙，我要是让土地局以这个价格成交，也太不够意思了。”
万源给郑天良倒满酒：“老板，你真够义气，我敬你一杯，让百分之二十五怎么样？”
郑天良喝下杯中的酒，突然发现自己的酒量增加了，他说：“酒桌上说的话不能算数，我也不好跟你打包票，回去后还要跟土地局、国有资产管理局的负责同志进行协调。”
万源说：“我们也不为难你大老板，今天不让你拍板，喝酒，喝酒！”
郑天良打了一个嗝，按住酒杯，不动了，他说：“我不能喝了，地价的事，要等我从深圳参加完了招商会回来后才能定，你们赶紧准备资金到位，合同一签，立即动工，明年年底之前，一期工程一定要完工。”
万源拍着胸脯说一定按大老板的指示办。
吃完饭，万源照例请郑天良洗澡并说最好让妃子被宠幸一次。沈汇丽说要去停车场倒车，就自己一个人下楼了。她既没说让郑天良搭她的车回宾馆，也没说不让他搭车。
郑天良对万源说：“我既不洗澡，也不需要妃子，我马上回宾馆。”
万源也不挽留，只是悄悄地塞给郑天良一个很小的鼓鼓囊囊的真皮手机包，“老板，你的手机包可以换一个了，我这是在南京顺便买的，你拿去用吧！”
郑天良用手一捏，里面实实在在，他将包塞给万源，“你这是搞什么名堂，我有手机包，拿回去吧！”
万源在第一次简单地烟酒探路后，对这次送手机包已经有了足够的信心，他说：“老板，你不要这样不给我面子，让手下人看到了多不好。你为我帮这么大的忙，我送一个手机包又算什么呢。”
郑天良在推拉中处于下风，于是他就准备打开手机包看看里面究竟是什么。万源拉住他的手将他往门外推：“老板，不要看了，就一个包，没什么东西。如果里面有什么的话，我负责。空的，新包里总是塞了一些纸的。”
眼见着郑天良就被推到了包厢的外面。走廊里虽没有一个人，但郑天良在公开场合还是不好打开包。见郑天良的手在拉链处停止了，万源就安慰郑天良说：“老板，我也是共产党员，我以党性担保，我决不会做对不起朋友的事。这么多年，我跟那么多厅长市长县长们打过交道，没有一个人说我万某人过河拆桥。”
郑天良被连拉带推地拽到了楼下，沈汇丽已经发动了车子在门口等他。万源几乎是将郑天良推进了车里，连握手这一基本告别的动作都忘了做。
车里还是王菲的歌声在黑暗中盘旋，沈汇丽问：“老板，去哪里？”
郑天良说：“去地狱！”
沈汇丽说：“如果地狱里的门没有打开怎么办？”
郑天良捏了一下沈汇丽的大腿说：“地狱里只要有门，就会向我打开。”
沈汇丽说：“你这么自信？”
郑天良说：“因为我没有妃子，所以也不存在宠幸谁，只有地狱是我最后的归宿。”
沈汇丽用腿挤了一下郑天良，她在黑暗中笑了：“老板，我看到地狱的门的已经打开了。”
郑天良借着车内仪表盘上指示灯泛起的微光，他看到了沈汇丽洁白的牙齿闪过一道逼人的光芒，郑天良愿意在这道白光中化为灰烬。
第二天早上六点回到鸿运宾馆，郑天良从自己的公文包里抽出手提包，打开一看，是一捆印有领袖头像的纸，郑天良数了数，十四万整，郑天良平静地面对着价值十四万的纸，然后他用数学算式简单算了一下，如果给万源优惠百分之三十等于是让他赚了近二百八十万，如果是百分之四十就是三百七十多万。所以他面对这捆纸就像买了一部豪华轿车的人面对商家找回来的四毛钱零钱一样非常冷漠，他下楼后本来准备打出租车到偏远的地方存掉这捆纸，但发现宾馆旁边就有一个工行储蓄所，他轻松地走了进去就像走进自己的房间一样情绪稳定。他没戴太阳镜，更没有对周围的环境作出丝毫的分析，他觉得第一次卖淫的妓女才有心理压力，第二次第三次就像跟自己丈夫睡觉一样正常了。这种比喻实在有点有伤文雅，但一夜你死我活，他的脑袋昏昏沉沉，想不出更体面的比喻。一捆纸换来了一张纸，钱在没用的时候，本质上就是纸。他回到宾馆打电话让司机来接他回合安，打完电话倒头便睡，梦中世界非常无聊。
这天晚上，省电视台在晚七点三十八分黄金时间播出了采访合安市啤酒风波的《新闻调查》，题目是《地方保护主义执法必然违法》。长达十五分钟的电视专题片以合安县查扣的外地啤酒和洋啤酒的库房作为第一个镜头，然后详细介绍了合安县违背市场规律，对外封锁，对内搜查市场，强行推销本地啤酒，全县上下怨声载道，乡镇干部苦不堪言。由于将分销啤酒与乡镇干部的政绩考核挂勾，因此许多乡镇以啤酒抵干部教师的工资，最终导致了东店乡四十多教师群体上访的事件。但电视画面中剪掉了在县政府大院里静坐示威的镜头，只留下丁校长和部分教师被采访的特写镜头，背景被虚化处理，一片模糊。群众上访一律不许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中，这是宣传纪律，是安定团结稳定大局的需要。因此，调查执法队横行霸道，随意搜查店铺，违法扣留外地车辆，非法拘禁和打人事件就成了这个专题片的重点。
躺在医院病床上的地痞“耗子”一副可怜兮兮的惨相，他伸出被烫得皮开肉绽的双手，电视镜头又推了个满脸血污的皮带印痕特写，“耗子”声泪俱下地说：“执法队说他们是日本特高课的，下手比日本鬼子还要狠，用皮带抽，用开水烫，我守法经营，却被扣留了五吨外地啤酒，还罚了我两万块钱，我的手被他们打断了，家也被他们毁了，求你们青天大老爷为我们小民做主呀！”
其他受害者也纷纷站在镜头前控诉。于江海虽然头上也缠着绷带，但他的辩解显然是软弱无力的，观众更多地是同情“耗子”。
于江海说：“我正要上路查车，‘耗子’带着一伙人冲进执法队，上来就动手打人，公然干扰执法。”
记者问：“你们是在执法，还是在扰乱公平竞争的市场？”
于江海说：“当然是在执法。你别听‘耗子’的，他是一个有名的地痞流氓，跟‘三豹子’等一伙公开抢占民女，还开过妓院。”
记者问：“你有证据吗？再说他的抢民女、开妓院，也不该由你来管呀，那是公安机关的事。”
于江海不支声了，理屈词穷地说了一句：“是他先动手打我的。”
在采访县长宣中阳时，宣中阳显得很镇静，首先他代表县委县政府欢迎电视台记者的舆论监督，并且大谈了舆论监督对于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重要意义，然而闭口不谈外面群众上访的事，也不为摊派啤酒任务进行辩护，因为在电视上辩护稍加剪辑后容易给人造成强词夺理印象，所以宣中阳在讲到啤酒事件的时候，说得很原则，也很有境界，他说：“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必须遵循公平竞争的原则，任何地方保护主义都是没有前途没有出路的。”宣中阳的这些话不像是讲自己的事，倒像是在讲别人的事，弄得电视台记者简直就无法下手。
记者问：“宣县长，你能不能谈一谈用啤酒抵工资，以及查扣外地啤酒的具体事件，还有你们县委县政府的态度是什么？”
宣中阳说：“合安啤酒厂是合安重点国有企业，在遇到暂时困难的时候，采取了一些临时性的措施，但这个临时性的措施虽然时间是短暂的，但离市委市政府的改革精神仍有不相适应的地方，因此，我们根据市政府指示，早就解散了执法队。个别乡镇用啤酒抵工资是完全错误的，县委县政府已经召开了专门会议着手处理这个别事件。但总体来说，合安的大局是稳定的，发展形势也是很好的。”
宣中阳这番话真正显示了他的水平和经验，精明的记者在宣中阳的面前实际上经历了一次不算成功的采访。宣中阳根本不像是反省自己，而是像在表扬自己是如何对地方保护主义进行控制的，而强行摊派变成临时措施后就似乎是一个人在很体面的场合不小心打了一个喷嚏一样。
郑天良是在红磨坊的套房里看完了《新闻调查》，他觉得跟宣中阳比，自己是远远不及他的应付自如和从容镇静的。但专题片最后的评述还是让全省人民感受到了这件事的严重性，“我省的改革开放之所以在有些地区进展很慢，不是缺少机遇，也不是缺少资金，而是我们当地的领导干部缺少改革开放的意识，默守成规，观念陈旧，他们还活在计划经济的条条框框内，把经济腾飞的希望寄托在行政命令和地方保护主义的手段上。我们认为，温室里不可能长出艳丽的花朵，保护下的企业即使产生了效益，也只不过是掩耳盗铃的自欺欺人。合安县领导虽然注意到了地方保护主义的危害性，也采取了一定的控制措施，但啤酒风波仍然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这就是转变观念，面对市场，迎接挑战，公平竞争，与此同时，法制的保证尤为重要，无法无天，则无规无矩。”
看完了《新闻调查》后，赵全福问郑天良是不是要上三楼去洗个澡，郑天良说行，郑天良洗澡的时候，那位叫小倩的女孩蹑手蹑脚地进来了，女孩像一只小猫一样进来就脱衣服，郑天良双手捂住自己的裤裆，然后大声喝道：“你进来干什么？”小倩战战兢兢地说：“老板让我陪先生洗澡。”郑天良吼道：“你给我出去！”
女孩衣衫凌乱地哭着跑了。郑天良躺在水里，发现自己像一条饱满结实的鱼，鱼在水里自由而流畅，有一种安全感和归宿感。郑天良被热水包围着，心里无比温暖，他发觉自己身上的晦气和灵魂深处的霉菌在沤了许多年后，终于在这一天晚上从每一根毛孔里喷吐了出来，并洗了个一干二净。
第二天市委市政府责成合安县委县政府作出书面检查，并将此事通报全市。合安县委常委会在讨论好了书面检查的内容后，又作出了相应的处罚决定，东店乡党委书记陈凤山由于强行摊派啤酒造成干群关系恶化，致使四十多名教师上访的恶劣影响，因此县委决定给陈凤山同志行政记过处分；于江海因非法拘禁和人身伤害而被刑事拘留十五天，罚款五千元。县委取销了县直各单位及各乡镇啤酒分销计划，没有卖掉的啤酒一律进入商场店铺与其他品牌的啤酒一同销售。
至此，工业区的啤酒厂基本上已是死到临头，啤酒厂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癌症患者虽然嘴里还在喘气，但所有人都知道准备办丧事是眼下唯一能做的工作。
宣中阳和郑天良共同找陈凤山谈了一次话，宣中阳说：“老陈，你是代我们受过，我心里有数，也希望你不要有什么思想包袱，其实每个乡都是这么做的，只是你们东店乡天高皇帝远，老百姓太难管，你那里出了事，就有事了，别人有事没出事，就没事了。县委县政府对乡镇干部是最理解的。”
郑天良说：“其实你老陈也没什么委屈的，你是栽在你侄子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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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凤山闷着头抽烟，他声音灰暗地表态说：“我愿意接受组织上的处分，个人也没有什么想不通的。说实在的，现在处分我，等于是挽救了一大批其他乡镇干部，不然更大的乱子还在后头。我一开始不想跟宣县长签责任状，不是我跟县委对着干，而是东店是个穷乡，三天不吃饭，什么事都敢干，不要说上访了。所以我对今天这种结果是早有预料的，也怪我侄子六亲不认，我侄子挖坑埋我，我无话可说。”
宣中阳和郑天良又说了一些安慰的话，陈凤山有一种认罪服法的姿态，所以大家握手告别的时候，都动了一些感情。郑天良握着陈凤山的手说了一句：“宣县长已经说过了，我们是心里有数的，一切尽在不言之中。”
陈凤山走后，宣中阳跟郑天良坐在沙发上默默地坐了一会儿，宣中阳还是忍不住问：“老郑，这个于江海好像是你当年一手提拨的合和厂厂长。”
郑天良笑了笑说：“是的。但合和厂也是在他手里卖给了个体户赵全福的，我总感到这个人什么事都敢做，什么人都能卖。”
郑天良的这些话等于是向宣中阳表明了对于江海的基本态度，而且也为自己跟于江海的关系含蓄地定了性。
宣中阳接着说：“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让他干执法队队长呢？”
郑天良说：“徐仁福手太软，执法不力是大家都不满意的，所以公安局、经委的一些同志就向我推荐了于江海，说他原来在‘五八十’工程建设时当过拆迁执法队的队长，很有魄力，曾被拆迁户砸断了胳膊，黄市长非常赏识，那时你是黄市长的秘书，应该比我清楚。正因为有这些历史背景，所以有关同志向我推荐的时候，我也就没有过分反对，这件事我也向你汇报过。”
郑天良将自己与于江海之间的事推得一干二净，宣中阳有苦说不出，他说：“我也只是随便问问而已，今后我们在用人问题上确实要更慎重一些。不过，那帮小痞子也太猖狂了，先动手的肯定不是于江海。”
郑天良跟宣中阳嗯嗯哈哈地说着这些事后诸葛亮的话，越说越没意思，也就不说了。他们都感到这件事很窝囊。
合安县参加河远市深圳招商会本来是让宣中阳带队，但宣中阳说目前正在搞农村税费改革试点，任务重压力大，所以就让郑天良带队，成员有计委、经委、招商局、轻工局和工业区企业的主要负责人一行十一人成立了“合安县招商团”，宣传资料上把合安县说成是“襟江带淮，临东接西，物产丰富，人杰地灵”，而且以优惠的政策和优良的投资环境欢迎海内外客商来合安投资。经过反复论证，郑天良拍板最后的广告宣传语是：让客商发财，促合安发展。
叶正亭看了合安的招商资料和宣传材料后，在出发深圳前的河远代表团招商动员会上，狠狠地表扬了合安一通，说合安是领导重视，准备充分，材料详实，工作扎实。表扬合安实际上也就是表扬郑天良，郑天良第一次感受到被领导赏识的亢奋心理，这是他从政二十多年来从来没有过的感受，其实年轻时郑天良也不止一次被领导表扬和赏识，只是那时他被领导重视的时候自己反而忽视了，年轻气盛，不可一世。
出发前，赵全福到河远为郑天良送行，晚上万源做东，他们在“梦巴黎”吃饭，耿天龙也来了，他是来看望表侄女沈汇丽，顺便也为郑天良送行，他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了一起。万源上了烤全羊和油焖穿山甲，本来万源还准备了一道猴脑，但郑天良说吃活猴太残忍了，他坚决不让上，万源只好让厨师将已捉来的一只小公猴放了，小公猴死里逃生，但它逃得了初一逃不了十五，所有饲养在笼子里的猴子都是为劈开天灵盖而准备着的，它们在笼中坐以待毙。
酒桌上以郑天良为核心，右首是沈汇丽，左首是耿老，依次排开的是万源、沈一飞、赵全福，还有一个第一次出现的色相卓越的女孩，万源说这是他最近刚刚聘用的总裁助理杨小文，省艺术学院刚刚毕业。郑天良根本看不出这个女孩能助理什么，清水芙蓉般的女孩已成了万源床铺上的一条活鱼，还有那个今天没来的于文红，她们像香烟一样被揣在大款们的口袋里，想抽掏出来就用。想到这，郑天良心里掠过一丝莫名的惆怅，王月玲的影子在酒杯里浮现出来，而他只能靠想象来还原那短暂而又心惊肉跳的幸福时光。
万源说：“今天我们为郑县长送行，所以上茅台，这玩艺虽然不好喝，但名气大，耿老、赵总好不容易到我寒舍作客，真让我脸上有光了。”
赵全福说：“万总，今天是我为郑县长送行，晚上我买单。”
万源说：“知道你赵总是大老板，我虽然跟你比是个穷人，但一顿饭的钱还是能付得起的。”
赵全福有些急了，他涨红了脸：“万总，你这是什么话，钱多势子大，以钱压人，太不够意思了！”
郑天良见两位大老板为自己送行争着付钱差点就要互相下不了台，他就一锤定音说：“你们这些资本家要是再给我摆阔，我让你们一人掏一百万，[奇`书`网`整.理提.供]救济下岗工人去！”
耿老说：“郑县长说得好，都知道你们有钱，但有钱也要注意谦虚谨慎，谁付账都不是大事，重要的是你们都有为郑县长送行这份心就够了。”
喝酒的气氛比较好，大家都开怀畅饮，两瓶“茅台”很快就见了底。酒少话多，郑天良不停地向耿老敬酒，他说：“眼看着我也就老了，知天命的年龄才知道应该如何做人做事，年轻时不识时务，还望耿老海涵。”
耿老回敬了郑天良一杯说：“我平时对一飞、伟强和汇丽经常说，与人方便，与已方便，人生在世，草木一秋，积善行德，福荫子孙。共产党的官，二寸宽的纸条，让你当在理，不让你当合法。”
郑天良虽然没有正面附和，但还是以敬酒来表示敬意。
吃完饭，万源请大家洗澡，郑天良说他要回代表团驻地市委招待所，赵全福说你们先上去洗，我将郑县长送回去后马上就回来。在出门的时候，郑天良悄悄地对沈汇丽说了一句：“今天是下不成地狱了。”沈汇丽说：“地狱今天插上了门拴。”他们短促的对话没有人听到，听到了也不知所云，这是特工人员接头时的暗号。
赵全福在送郑天良回市委招待所的路上，交给郑天良一个信封，他说：“我这次本来也想去深圳参加招商会，但我目前并不需要引资，最着急的还是合和厂回迁，还请你大老板尽快帮我立项。”
郑天良接过信封问了一句：“这里面是什么？”
赵全福说：“几张华盛顿头像，你到深圳少不了应酬，还得去中英街转转，看到什么好的礼品，也给我带一份。最好送我一双皮鞋，鳄鱼的。值不少钱呢。”
郑天良用手捏了捏信封，好像也没多少，就装进了公文包，他说：“这让我多不好意思，谢谢了！”
赵全福说：“谢什么，你们当县长的那点钱还不够我抽烟的，我这点小意思，也只够买几包烟抽的，不要见外。”
郑天良回到市委招待所后，打开信封一看，两万美金。这时有人敲门，郑天良迅速将华盛顿头像装进公文包里，然后整理了一下头发去开门，来人是市委书记叶正亭。
这天晚上与其他任何一个晚上都没有什么两样，城市里到处是醉生梦死的灯火，穷人们在街头摆摊谋生，有钱人在洗澡和泡小姐，乡下的农民们早早地进入了梦乡，他们在梦里耕田种地。
后半夜的时候，一股寒流抵达这座城市，第二天早上，郑天良发现窗子玻璃又冷又硬，窗外的大街上行人在清冷而稀薄的光线下如蚂蚁一样爬向他们自己应有的位置。
我抬起头看了一眼天，天空飘着冰冷的雨，裹紧衣领，我爬上了开往武汉的长途公共汽车，为了省钱，我不能坐空调大巴，而这个国产的老爷车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在凄风冷雨中哼哼唧唧地向着目标爬行。
车里都是穷人，一路上，走走停停，上上下下，先是一个玩易拉罐的骗子跟几个同伙联手骗了一个老农准备去武汉看病的三千块钱，那个害病的老农以为那八万块钱一等奖肯定能让他死里逃生，而我知道这只能使他离死亡更近。后来有几个卖秘鲁币的人上车没有得手，但车到黄梅县一带的时候，还是有两个做小买卖的商贩被偷走了六千块钱，车上气氛很紧张，车厢里是刺鼻的方便面、卤鸡蛋和烟草的气息，还有一些小孩的尿味夹杂其中，那位在孙子陪同下去武汉看病的老农在车子经过一处山路拐弯时终于嚎啕大哭起来，邻坐的一个小采购员模样的人在骗子下车后告诉他那个特等奖易拉罐盖是假的，老农哭着要跳车，他的孙子也陪着他一起哭得六神无主。驾驶员麻木不仁地说：“今天算好的了，马上就到武汉了，要是遇上劫匪，全车人就都分文不剩了。”驾驶员就像一个长年累月杀猪的屠夫，他对所有乘客就像对所有即将挨刀的猪一样表现出死有余辜的冷漠和残忍。我有些看不下去，总觉得这个老农像我乡下的父亲一样孤苦无助，我在骗子们行骗时不敢站出来主持正义，这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死，我有儿子，还有无人赡养的老子。这时，我决定要为老人做点事，于是我站起来说：“各位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每人为这位老人捐十块钱吧，不然他连今晚吃饭的钱都没有了。”在我的呼吁下，大多数人都掏出了十块钱交给了我，有些人不情愿，我就向他们鞠躬，其中有一个腿有残疾的年轻人红着脸捐了八块钱，他说如果都捐了，他转车买车票的钱就没有了，两个被偷了六千块钱的小贩哭丧着脸没有捐钱，我也就认了，但司机不愿捐钱，他说：“我每天跑这条线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如果都捐，我还不破产了。”我攥住卖票的小伙子的手说：“你们必须捐五十，你们只知道收钱，对乘客的财产安全一点都不负责任。”小伙子问司机怎么办，司机说不要睬他，乘客纷纷谴责这种见死不救的行为，我将卖票小伙子的胳膊反背过来：“捐不捐，不捐我今天就将你扔到车外去！”车上的乘客跟着我起哄，司机在前面发话了：“给他五十块钱，认倒霉吧！”我收下五十块钱后说，“倒霉的是乘客，而不是你。”
我自己捐了二十块钱，因为我也没有再多的钱了。当我将四百二十八块钱交到老农手里的时候，老农让他孙子给我跪下，我拉起了正要下跪的小孩。说：“老大爷，天上掉不下馅饼来。以后注意一点就是了。”
做完这一切，我突然有了一种神圣的感觉，这一段时间，我一直活得非常猥琐，妻儿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书商对我指手划脚，而为了挣钱养家糊口，我忍辱负重，出卖尊严，也出卖我舅舅郑天良的历史，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舅舅那些令人龌龊的丑行在我面前越堆越多，面对我舅舅的丑行就像面对着阴冷潮湿的女人的月经一样让我恶心，但为了生存，我不得不继续恶心下去。
书商姚遥批评我说如果郑天良这个腐败分子与女人的淫乱写得不充分，就决不出版我的这本书。我坐这趟车去武汉是为了找王月玲进行采访，想从她那里能不能得到一些我舅舅的有关材料，我得继续将恶心当作米饭来吃，我得继续寻找并陶醉于月经的气息。
王月玲现在是武汉一所综合性大学经济系本科二年级学生。她在回到老家后用自己挣来的钱进了高考补习班，去年以全县总分第二名考进了这所知名的高等学府。我找到王月玲的时候，她正在图书馆看书。我将她约到了学校留学生俱乐部里喝咖啡。
王月玲坐在我的对面，穿着一身浅黄色的纯棉休闲夹克，里面是一件薄薄的白色羊绒衫，一头乌黑的头发沿右耳际向后甩开，显示出不对称的和谐，她的脸上没有丝毫风尘的气息，纯净的表情和书卷气使我无法开口向她问起那些龌龊的事情。她的经历有些传奇，乡下打工妹在失学三年后又考上了高等学府，曾引来许多记者苍蝇一样地扑进了这所高校，见多识广的王月玲面对我的时候显得很平静。见我没开口，她就说：“我早已经不是新闻人物了，去年刚进校时，有不少记者采访我，今年你还是第一个。其实我没有什么可采访的，家里穷，辍学打工，心不死，边打工，边复习，就考上了。多少有点运气吧！”
我相信没有记者会知道她在合安县打工的真实历史，我本来不想问，但为了挣那笔可耻的钱，我还是咬着牙说了一句：“你在合安县打工的时候认识一个叫郑天良的人吗？”
王月玲突然脸色刷白，一种不会掩饰的难堪不由自主地暴露了出来，我从她这个表情上很轻易地就判断出了她与我舅舅郑天良肯定是有特殊的关系。她咬着嘴唇，很困难地说：“我不知道你问这是什么意思。”
我故作镇静地说：“郑天良已经被枪毙了。”
王月玲说：“我知道。但我不想说我跟他是什么关系，因为这是我的隐私。”
我说：“这就是说，你承认你跟郑天良是有关系的。”
王月玲点点头，她眼睛注视着咖啡屋外面的树，树在这个季节赤身裸体。
我说：“真不好意思，我不是一个记者，我是一个关注打工群体的社会问题研究者，因此很希望你能说一说一个打工妹与副县长之间的真实关系。”
王月玲很怀疑地看着我：“你该不是为那些庸俗小报写别人隐私的写手吧？我看你很像，所以我不打算说什么，我只能说郑天良曾经救过我，他让我从地痞流氓的威胁下逃了出来，并让坏人绳之以法了。他跟赵总关系很好，我是赵总手下的一名部门副经理，帮助我也就是帮助赵总。其他我不想说什么，因为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关系。”
我说：“那么那套房子是怎么回事？房产证是你的名字。”
王月玲说：“我不知道，也没想过要那套房子，而且那套房子的合和集团的，我只能理解为是职工宿舍，或特殊照顾部门负责人的宿舍。我在岗位上是称职的，我在合安就像你现在在武汉一样，是一个过客，没有其他意义。”
这样的采访基本上是失败的，但给我的一个重要信息就是，王月玲肯定是与郑天良有关系的，而且关系并不像她所讲的那样简单。因为在审判我舅舅郑天良的时候，法庭并没有认定这一事实，这应该算是一个意外收获。然而除了王月玲片言只语外，我只能靠判断和推理维持自己对窥探他人隐私的自信，这使我又倍感沮丧。
深圳是一个到处流淌着欲望和野心的城市，夜晚的霓虹灯以及歌馆酒楼里纸醉金迷的生活，即使是一个植物人也会在这片诱惑中苏醒过来并立即投入到享乐与挥霍的疯狂中。男人们的手在这样的夜晚除了数票子外就是数女人的头发，子夜时分，才是真正寻欢作乐的开始，郑天良的眼睛里到处晃动着女人的猩红的嘴唇和避孕套性药的形象，他发觉自己这么多年来活得没有一点人味。为一些蝇头小利被别人暗算也暗算别人，就像一群蚂蚁为了争夺一块骨头的领地而斗得头破血流，蚂蚁们在骨头上寻找尊严。
河远市深圳招商会在海天大厦会议大厅隆重举行，省市电视台跟踪采访报道，副省长邱云峰以及省计委主任、经委主任还有河远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都参加了招商会，叶正亭和黄以恒是这次招商会的主角，简洁的开幕式后就是与中外客商进行商务洽谈，中外客商来了六百多人，半年多的网上宣传和东南亚美加地区的广告宣传引起了广泛的响应，许多河远籍的海外华人为家乡举办的这次招商会而自豪，所以纷纷回国参会。一些合作项目的意向书与正式投资合作协议书先后举行签字仪式。
河远市的一些工业企业跟东南亚港台客商达成了合作意向，有两家正式签署了合作协议书，而各县的招商引资成效并不明显，主要是河远的地理位置不好，既不沿江，又不临海，典型的一个内陆地区，除了劳动力便宜外，几乎毫无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加工工业可以在这里投资，但交通又不方便，全市唯一的一条连接省会的高速公路还处于纸上谈兵阶段，因此，招商谈判相当困难。几个投资不大的来料加工企业是早就谈好的，这次拿到招商会上签协议，等于是撑门面的表演。
尽管如此，全市最大的企业河远钢铁厂在第三天终于还是跟美国的一家公司联营成功，美方投入资金一千万美元建设一条螺纹钢生产线，而且正式签署了合作文件。而合安县的招商项目几乎无人问津，郑天良急得再也无心关注深圳的万家灯火，他的头上不停地冒汗，连女儿的电话也懒得打一个。就在合安工业区招商即将两手空空的时候，在郑天良苦口婆心地说服推销下，第四天的时候合安工业区水泵厂、电子元件厂等四家企业跟广东和福建的有关企业达成了合资意向，三家企业由对方控股合资经营，电子原件厂则被东莞的一个民营的电子公司以两千三百万买断经营。可合安啤酒厂招商材料和文件一直没有人感兴趣，然而就在招商会结束前的那天下午，啤酒厂招商失败几乎已成定局的时候，一位拄着银色手杖鹤发童颜的台湾客商走到了合安的招商台前，他的身边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西装革履的年轻人。
台湾客商叫江本仁，是台湾最大的啤酒企业“中飞集团”的总裁，身边拎着公文箱的年轻人是一个真正的总裁助理，名叫孔令根。他们并没有接到邀请，也没打算参与招商，因为他们下榻在海天大厦的三十六楼，每天上楼下楼必然看到了陈列在一楼大厅里的河远招商的各种宣传材料，所以就顺手拿了一份。老先生并不知道河远是什么地方，但在中午午休前随手翻宣传材料的时候，在第六页里看到了合安这个地名，老先生从床上坐了起来，他的心一下子提了起来，他睡不着了，他对助手说：“四九年我离开大陆前接到的那封信就是从合安县寄来的，也许他们知道，我们去找一找合安来的人！”
郑天良在房间里接待了江本仁先生，互递名片后，郑天良眼睛一亮，他看到了啤酒厂的未来在江老先生的名片上欣欣向荣。而老先生落座后并没有谈招商的事，他问郑天良：“县长先生，四八年冬到四九年初的时候，贵县可有人知道一个国军的女逃兵江可馨？我四九年初曾收到过一封她从合安寄给我的信，后来就再也没有音讯了。”
郑天良心里一紧，手指间的香烟不经意地抽搐了一下，烟灰落到了地毯上。江可馨正是当年在玄慧寺为他母亲接生的那个年轻而美丽的女人，郑天良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声啼哭正是面对着江可馨，他的生命是江可馨给予的，可江可馨已经被当作国民党特务被枪毙快半个世纪了。这段历史一直被郑天良埋藏在心灵深处，除了乡下的年逾古稀的老人们还记得这件事，谁也不知道，他也从没说过，因为对乡下人来说，江可馨只是一个年轻而美丽的接生婆，至于五0 年从玄慧寺抓走后被枪毙没有几个乡亲知道真正的性质是什么，他们当时与军管会的对峙完全是出于朴素的人道主义立场，知道当时那件事的人大都不在人世了。郑天良心里很乱，他不知道该怎样对老人讲述这件事，也不知道江可馨与老人是什么关系。于是，他就问了一句：“我知道一点，请问您为什么要打听这个女逃兵，你们是亲戚，还是……”
江本仁的脸上反射着窗外的阳光，枯萎的眼睑里闪动着急切而焦虑的神情，他颤颤微微的放下手中的茶水，部分茶水泼洒到了手缝里，老人干裂的喉咙里挤出了迫不及待的声音：“江可馨是我妹妹，四八年三月从上海静安护士学校被动员入伍的。她现在在哪里，还活着吗？”
郑天良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老先生，事关政治性质他不好表态，但与他个人相关的部分，他还是鼓足勇气连根拔起，他站起来走过去紧紧握住老人的手：“江先生，我就是您妹妹救活的，江可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出生的时候难产，家里都为我母亲准备好了棺材，是江可馨在玄慧寺为我母亲接生后救下了我。她在我老家的玄慧寺里住了将近两年。五0 年后她就离开了我们村子，后来的情况我就不清楚了，但我可以为您打听打听。”
江本仁努力睁大眼睛，他死死攥住郑天良的手不放就像攥住自己妹妹的手一样，老人摩梭着妹妹救下的这双手，老泪纵横。他声音哽咽地说：“县长先生，我能到妹妹从前住的地方去看一看吗？”
郑天良说：“江先生，我代表我们县委县政府热烈欢迎你去合安访问，并保证做好一切接待安排工作，你妹妹的事将由县档案局和县志办负责调查，一定要把事情弄个水落石出。”
江本仁说：“真的谢谢你了，县长先生。”
孔令根不停地做着记录，还用微型摄像机拍下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孔令根说老先生太激动了，要先回去休息。郑天良说晚上我让市委叶书记和市政府黄市长陪同请江先生和孔先生吃饭，同时商定一下江先生访问合安的日程安排。
孔令根说：“你们太客气了，我们没有对合安做出任何贡献，受之有愧。”
郑天良说：“哪里，哪里，我们这次来既招商引资又为推动两岸关系做了件实事，一举两得，意义非常重大。”
孔令根扶着老先生走后，郑天良在房间里地毯上走来走去，他激动得浑身发抖，这是他的一个最新体验，一般人们通常说吓得浑身发抖，没想到激动也是可以浑身发抖的。他为时隔五十年还偶遇救命恩人的哥哥而激动，更为遇到这个亚洲知名的啤酒集团的总裁而激动，他要用最完美的礼仪来善待这位老人，只要能让老人将合安作为他生命黄昏里的一个精神家园，一个割不断的历史情结。剩下来合资或买断合安啤酒厂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只是郑天良不知道该如何告诉老人江可馨被作为国民党特务枪毙的事。江可馨一开始是国民党军队的护士，后来共产党军队渡江的时候，她在玄慧寺里也帮助救治过共产党解放军的伤员，如果不是为了想回老家照顾害肺病的哥哥而跟那位解放军的首长一起走的话，她就会是另一种人生，更不会被枪毙。郑天良感到不好说，于是他去找叶正亭。
招商会已经准备收场了，所以整个下午都比较清闲，郑天良走进二十四楼叶正亭房间的时候，黄以恒也在里面，他们正在评估这次招商会的成果，总体看来，他们都认为这是一次成功的招商会，二十六个企业签署了合资合作意向与协议，协议投资金额达三点六亿，只是合安啤酒厂没有谈成，有点遗憾。
听了郑天良的汇报后，叶正亭高兴得站了起来，他对黄以恒说：“老黄呀，你们这批三梯队的干部就是厉害，郑天良居然用搞统战的方式钓到了一条大鱼。晚上我们一起参加合安的宴会，争取把国民党的钱划过来！”
黄以恒说：“老郑的能力是县级领导干部中大家公认的，我早就想应该把他放到更重要的岗位上去。”
叶正亭根本不打算跟黄以恒讨论干部问题，也没搭腔，他问郑天良：“黄市长对你很关心，但我们任用干部是靠政绩作为依据的，你打算如何让江本仁到合安投资？有什么好办法？给我们说一说。”
郑天良说了江可馨的事，认为自己不好开口说出真相，如果江老先生知道妹妹是在合安被军管会枪毙的，他是决不会踏上合安土地的。他之所以想去，是因为他还存在着一丝幻想，即使找不到妹妹，也会把合安作为妹妹的第二故乡在感情上给予尊重。郑天良反问两位领导怎么办，他说只要不说出真相，他完全可以将资金拉过来，但如果隐瞒真相不讲实话，这就牵涉到一个政治态度和立场问题，他不想负这样的责任。
叶正亭看了看黄以恒，黄以恒看着窗外深圳的天空，脸上没有明确的表情。叶正亭问黄以恒：“老黄，你有什么好办法能挽留住江老先生？”
黄以恒将目光从天空收回到屋内的茶几上，他笑了笑说：“我相信老郑是会有办法的。”
黄以恒的表态等于没有表态。郑天良将希望的目光咬住了叶正亭，叶正亭发觉如果自己不拿意见，今天这个场合是不会有任何结论的，但他也不能过于说得太明白。所以他对郑天良说：“我和黄市长参加你晚上举行的宴会，这就是最大的支持，至于如何说江可馨的事情，怎么说，说什么，由你自己决定。都过去半个世纪了，不必纠缠一些令人伤感的往事，你可以灵活掌握，国共两党的历史问题应该由历史来结帐，而我们这些人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来做事的，手段为目的服务，目的为政治服务。”
叶正亭的话同样讲得很原则，但一个基本立场是明确的，即拉来资金是第一位的，其它的怎么说主要是围绕拉资金这个中心展开，郑天良心中有数了。
晚上在海天大厦最豪华的宴会厅宴请了江本仁和孔令根，交换了名片后，叶正亭和黄以恒及市主要负责人先后向江老先生敬酒，并热烈欢迎江老先生去合安访问，叶正亭在酒桌上指示郑天良：“江老先生回合安，一定要通知我，市委市政府很重视江老先生的访问，县里对江老先生访问过程中的安排一定要细致周到，如果江老先生有什么不满意的，我拿你们合安的领导是问。”
江本仁先生看市县领导如此重视，心情就很激动，他声音不连贯地说：“感谢各位的盛情款待，我妹妹在合安县至少住过两年，合安的粮食和水养育了我妹妹，我即使找不到我妹妹，亦或我妹妹不在人世了，我也会把合安作为我妹妹的另一个故乡。”老先生站起来敬所有的人一杯酒，郑天良扶着老人的胳膊，让老人站稳，老人一饮而尽，脸上泛起了一层红光。
32
郑天良在给老人敬酒的时候说了一句很动情的话：“江老，我敬您一杯酒，也算是我敬您妹妹江可馨小姐一杯酒，江可馨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一直没有机会表达我的感激之情，今天总算有了这个机会，这也是缘份。”郑天良说得眼泪在眼圈中打转，他觉得如果一开始是表演的话，而话说到最后，却是发自内心了。
江本仁先生更相信命运和天机，他掩饰不住激动，手抖得厉害，杯中的酒摇摇晃晃。他喝下酒放下杯子对郑天良说：“县长先生，您是一位仁义至善的官员，妹妹虽生死未卜，而郑先生却诚心可鉴，令老朽至为感动却又无以为报。我知道你们现在还有许多困难，但你们为了百姓四处奔走，筹措资金，寻求发展，是为爱民如子。如果市长县长先生们认可的话，合安啤酒厂我们中飞集团愿意合作，我老了，具体的事宜我将授权我的助手孔令根全权行政。”
叶正亭带头鼓掌，像听到一声号令，酒桌上立即掌声一片。
当天晚上，郑天良跟孔令根先生连夜洽谈，至后半夜两点，他们签署了合作意向书，台湾中飞啤酒集团以一千二百万美元收购合安县啤酒厂，生产东南亚知名品牌“中飞”啤酒，与此同时，中飞集团还将投资建设一条罐装啤酒生产线，年设计产量十万吨，规模还将扩大一倍，立足华东，面向全国市场。
孔令根开始曾提出与合安共同出资扩建啤酒厂，郑天良说：“我们的体制有问题，管理也跟不上去，再说县里也拿不出钱来投资，我不能骗你，更不能让到我合安投资的朋友无利可图，所以希望中飞能够协议收购。至于收购价格，等你和江老先生到实地考察后，正式签署收购协议文本时，还可适当作些让步。”
孔令根说：“这样也好，我们可以自主地经营，只是在税收政策上郑先生能否给我一些利益。”
郑天良说：“一年免税，三年减税，这个我可以保证，但前提是必须要保证我百分之八十的工人上岗。”
孔令根说：“规模扩大后，我还需要招收大量的员工，如果原来的员工都是技术熟练的工人，我会照单全收的，只是他们养老和退休问题自聘用之日起在我们足额上交后全部要交给社会保障部门。”
郑天良说：“没问题，看来孔先生对大陆的国情还是很了解的嘛！”
郑天良回到房间兴奋得睡不着，正在这时，手机响了，深夜两点了，是不是谁打错了，要是平时，他早就关机了，今天忘了关，却深夜响起了铃声，兴奋之余的郑天良心情良好地拿起电话，是陈凤山打来的。
郑天良问：“老陈呀，怎么深更半夜不睡觉，打电话要我撤销你的处分吗？这件事我和宣县长心里都很有数。”
陈凤山在电话里说：“我不是为我自己的事，本来不想告诉你，但这件事也不知道你跟宣中阳两个究竟是葫芦里装的什么药，所以想来想去还是跟你汇报一下。”
郑天良说：“有什么话就快说吧，拐弯抹角干什么？”
陈凤山说：“今天晚上，于江海的一条腿被人卸掉了。我刚从医院回来，真惨！血肉模糊，右腿被砍断了，医生说接不上去了。”
郑天良头上惊出一头冷汗，谈判成功的喜悦被这后半夜的血腥荡涤干净，他鼻孔里冒烟了，声音也琐碎了起来：“生命可有危险，凶手是谁？抓到了没有？”
陈凤山说：“于江海是在吃饭回来后在西门的一条小巷里遭到暗算的，被过路人发现的时候，失血太多，病危通知已经下了，但我估计不会有生命危险，毕竟只是砍了一条腿，而不是脑袋。他老婆在医院里又蹦又跳，哭得死去活来，说于江海为工作得罪了人，还被拘留了十五天，如果县里不处理，她就要到县委大楼上吊。凶手估计是‘三豹子’手下的人干的，很可能是‘耗子’，可‘耗子’已经失踪了，公安局卢局长到他家扑了个空，他家里人说他到南方去出差了。”
郑天良放下电话，再也没有了睡意，他望着头顶上的天花板发呆，天花板上一无所有。这时，床头的电话响了，一个温柔而性感的声音在电话里问：“先生，您可要按摩？”郑天良说：“怎么个按法？多少钱？”电话里声音浪荡了起来：“想怎么按就怎么按。不贵的，六百。”郑天良对着电话大叫一声：“你以为你是电影明星呀！”他不等小姐继续挑逗，狠狠地放下了电话。
郑天良一夜无眠，第二天早晨的阳光是在他清晰的注视中升起来的，一点都不神秘，天亮后，他的脑袋里晕晕乎乎，像空腹喝进去了二斤多烧酒。
郑天良直到临走前才在机场跟女儿郑清扬匆匆见了一面，他发现女儿比以前更加漂亮而前卫了，一头染黄的头发和一脸斗志昂扬的表情，深圳原本就是一个蠢蠢欲动的城市，它改变着每一个匆匆走动的行人以及女儿郑清扬。在这个城市里，人们临咽气前想的最后一件事肯定不是父母与爱情，而是自己的银行帐号的密码。
郑清扬给父亲带来了两条走私的“三五”牌香烟，郑天良问女儿：“吴颢怎么没来？”清扬狡黠地说：“他怕你揍他，不过香烟是他买的。吴颢说如果你不骂他拐骗了女儿的话，他要我代他向你鞠一躬。”郑天良宽容地抚摸着女儿虚假的黄头发：“你来深圳是对的，吴颢是一个有志气的年轻人。”郑清扬听到这话忍不住在大庭广众下流下了感动的泪水，她对着父亲深深鞠了一躬，郑天良连忙抓住女儿的手，说：“女儿能自已主宰自己的命运，我为你骄傲和自豪。”广播里通知4207航班已经开始检票了，郑天良跟女儿道别，女儿塞给他一千块钱说是给妈妈的，郑天良收下后说：“你要多保重，经常打电话回去！”
郑天良在检票口回头看了一眼女儿，他发现女儿热泪盈眶。那时候，郑天良并不知道，这是他这一生中同女儿的最后一次见面。郑天良临执行死刑前，脑袋里最后定格的画面就是机场父女分别的一幕。
郑天良从深圳招商会回来后发现太阳在天空停留的时间太短，冬天清冷的空气中，阳光本来就软弱无力，刚刚从楼房的后面升起来，还没让人充分感受到阳光的质量，太阳就撤走了，这使忙忙碌碌的郑天良有一种要跟时间和太阳赛跑的紧迫感。招商会在全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省市电视台报纸连篇累牍地为这次招商活动大造舆论，叶正亭的魄力和能力就这样通过电视报纸在全省全市不胫而走，作为跨世纪的年轻干部，叶正亭的政治形象正在被各种小道消息反复论证和推敲着，而正是通过这次招商活动，郑天良在叶正亭的心目中留下了一个重要的位置，叶正亭在郑天良跟台湾中飞集团签署了协议收购啤酒厂意向书的第二天，看着两眼布满了血丝的郑天良，叶正亭毫不掩饰地说：“老郑，你是一个靠能力靠实力证明自己的干部。”仅这一句，就让郑天良整整回味了一个冬天。
郑天良最后一晚上的谈判成功使河远市深圳招商会协议投资金额达到四点六亿，增加了百分之三十，这是铁板钉钉的事实，黄以恒在叶正亭说了那句肯定郑天良的话后接着说了一句：“只要能给老郑权力，他是什么事都能干成的。”郑天良听了这句话，总感到有些味道不对，像肯定，更像是嘲讽。不过，此刻的郑天良，是根本不在意黄以恒说了什么的，他只需要认真研究叶正亭的每一个字的笔划和结构就行了。
全市上下全面落实和贯彻深圳招商会的各项协议内容，一个全面推动和深化河远经济改革的热潮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着，郑天良整天忙着接待和谈判，每天喝酒喝得五脏六腑热血沸腾。他感受到了疲倦，但疲倦被一种事业的成功瓦解了，宣中阳在市委强大的政策压力下，再也不敢坚持对工业区严防死守的态度了，他就像一个毫无抵抗力的将领面对着分崩离析的阵地，任其自生自灭。鉴于叶正的亭的政治行情看涨，黄以恒也丧失了跟叶正亭刺刀见红的勇气，所以他在深圳招商会之前就已经放弃了对合安啤酒厂的捍卫，只是郑天良卷土重来的猖狂让他在冬天还没来临的时候就不停地咳嗽了起来，他在一天晚上给宣中阳打了一个电话，电话里说的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宣中阳的最后一句话让黄以恒一夜无眠：“我想有人已经开始自掘坟墓了。”
在合安县，郑天良提出的各项方案基本上没有通不过的，几乎在常委会上例行公事地通报一下，没人反对，常委们都知道，郑天良的提议就是叶正亭的提议，只是相当多的同志认为郑天良每当在会上提出一项议案的时候，总不忘说：“我已经跟正亭书记交换过意见，正亭书记要求我们态度要坚决，行动要迅速。”大家认为谁都知道你是叶正亭的人，何必要每谈事情非得要把叶正亭挂在嘴上呢，而且不用“汇报”用“交换意见”这一平级之间使用的概念，这是以势压人，也是气焰嚣张，不过大家都认为郑天良确实是一个能干的角色，比起宣中阳来，郑天良是一个能大打出手冲锋陷阵的战士，而宣中阳更像一个温和的摇着扇子的谋士，为人做事都有些偏软。人们隐隐地感到，郑天良正在取代宣中阳成为合安县的政治核心，因为他的动议在会上没人反对，而宣中阳的提议只要郑天良暗示性地不同意，就没法通过。这使得郑天良像正的，宣中阳成了副的。然而，无论是郑天良和宣中阳，他们都对这一事实采取了默认的态度，因为政局变了，其政治结构也得跟着变，这是常识。
工业区在长期争论不休中一直僵持不下，而深圳招商会一结束，一切都既成定局，郑天良发现小平同志讲得是对的，不要争论，争论是没有意义的，一旦生米做成了熟饭，不吃也得吃。原来有些看起来很复杂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重要的是要找到简单化的途径。合和酱菜厂回迁在两天内就立项了，郑天良要求规划局第三天就在工业区内啤酒厂东侧划出了一块两万平方米的空地作为新厂址，第四天的时候，赵全福就拿到了县里关于合和回迁的批文，而这些事情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深圳招商会刚刚结束一个星期。赵全福将郑天良请到了红磨坊，见面就握住郑天良的手说：“老板，你这是比深圳速度还要深圳速度，我真是服了你。”
郑天良很平静地说：“这么多年来，一直没帮上你忙，这不是我不尽心，而是有心无力，现在让合和回迁也是难度很大的，我跟正亭书记商量了好几次，他总算给了我支持。”
郑天良接着又说了一句：“你要的‘鳄鱼’皮鞋我已经买回来了，哪天到我家里去拿。”
赵全福说：“老板，我是跟你说着玩的，你还当真了，太谢谢你了。”
“这叫什么话？一双皮鞋也值得谢？”郑天良搭了一句腔就言归正传地说：“老赵呀，合和回迁是从全县经济发展的整体格局考虑的，但外面人多嘴杂，说什么这是有意要将合和安排到啤酒厂旁边来证明当初黄以恒决策的错误，这是挑拔我和黄市长的关系，你要在外面多做一些解释，要将这些不利于领导干部之间团结的话堵死。”
赵全福说：“嘴长在人家鼻子下面，我可以做一些解释工作，但事实毕竟是事实，我是不想搅到你们领导之间的是是非非中的。”
郑天良用警惕的眼睛看着赵全福：“老赵，是不是你也这么认为？”
赵全福毫不含糊地说：“老板，不是我这么认为，而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当初我就不同意把合和建在工业区，躲得越远越好，可你大老板不答应。”
郑天良用手指轻轻地敲着桌子：“既然这样，那我马上就撤销批文，你找宣中阳批吧！”
赵全福一见郑天良脸色不对，就忙着检讨：“老板，你还真生气了？我这不是说着玩的嘛，我听你的还不行吗？”
郑天良坐在赵全福的老板椅上，每次郑天良在赵全福办公室都是这样的，赵全福坐在他对面的小椅子上。老板桌太大，郑天良见赵全福弹烟灰时胳膊伸得太远就将烟缸往他面前推了推：“我一回来就忙着合和回迁的事，你还说这样的话，太让我失望。我已经跟你说过不止一次，合和回迁到工业区是考虑到工业区要能体现出我县经济改革的整体形象，而不是跟啤酒厂唱对台戏，啤酒厂由外资收购后生产规模要扩大一倍，这种扩大再生产与黄市长打的基础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黄市长当年建工业区，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外资投入。”
赵全福连连称是，他除了表明这些言不由衷的态度外，别无选择。晚上吃饭的时候，万源也从河远赶来了，他在酒桌上显得非常焦急：“老板，你要我在月底开工，可你至今地价还没有降下来，我实在买不起呀！”
郑天良一点都不着急，他说：“你的合伙人小沈怎么没来？你嫌价高了，也许她认为正合适呢，项目是她最初申请立项的。”
赵全福插了一句：“小沈太不像话了，半途把我甩掉了，专捡有钱的大款傍，让我一点面子都没有。”
万源说：“你赵总说话不嫌牙酸，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好的大企业，鬼才想搞房地产开发，你一心想着回迁合和发大财，我们这个小项目，你哪能看得上。”
郑天良看两个有钱人又在互相抬杠，就打断他们无聊的争执，说：“还是谈点正事吧！万总，地价我跟土地局和国有资产管理局都进行过磋商，他们认为最多优惠百分之二十，但我坚持百分之三十，目前工作难度比较大，你还不能急。”
万源说：“我知道工作难度比较大，但你大老板只要开口，下面的人是不敢反对的，谁不知道现在合安是你大老板说了算。百分之三十是我的底线，再高，我就揭不开锅了。”
郑天良说：“你们这些大款们在我们面前一个个都装成贫下中农，而在小姐们面前，唯恐小姐们不把自己当地主富农待。我知道你万总的底细，地价的事我还要跟他们慢慢商量。”
大家继续喝酒，酒喝得上了兴头，说话也就无所顾忌，万源说土地局和国有资产管理局他会方方面面都照顾到的，关键是你大老板要果断拍板。
趁着赵全福上厕所的空档，郑天良借着酒力说：“当然了，如果我真的拍板，优惠百分之四十也不是没有可能的。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一个协调的过程。”
万源看着郑天良，郑天良目无表情，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就像说菜里可以多放一点盐一样轻松和随意。万源已经全听懂了，但他嘴上说：“那就太好了，我真的还要敬你一杯。”
这天晚上，郑天良放给了万源一个诱饵，至于万源咬不咬钩，完全在于万源的态度，郑天良只不过是一个站在水边的戴着太阳镜的钓者。
赵全福到郑天良家拿皮鞋的时候，提了一个手提袋，手提袋里装有两瓶茅台酒，听说是来拿皮鞋的，周玉英倒完茶后就回到了房间里去了，郑天良跟赵全福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合和回迁后的发展规划，晚上十点多钟，赵全福才离去，临走前，赵全福对郑天良说：“你给我买皮鞋，又不让我付钱，我就带两瓶酒给你，算是用酒换皮鞋吧！”
郑天良说一双皮鞋算什么呢，还带来了酒，太客气了。赵全福说合和回迁没有你大老板帮忙根本是不可能的。说着两个人就握手道别了。郑天良回到客厅里继续看电视，他不想立即睡觉，虽然人很累，但许多事情必须要在晚上考虑，白天的时间已经全部交给了工作。看电视只是一种样子，其实电视上放的是什么，他是熟视无睹。夜里十一点钟左右，郑天良听到了屋外冬天的风声，他有些冷，就在脚上套了一双棉鞋，又猛喝了几口热茶，心里和脚上就都暖和了起来。这时，手机响了，打开电话一听，是万源打来的，万源在电话说：“老板，我的钢材、水泥、沙石全都准备就绪了，图纸也出来了，绝对河远一流，可你地价迟迟不给我降下来，我实在没法开工呀，求你大老板开开恩，能不能这两天就把地价谈定将土地使用证开出来。”
郑天良对着电话说：“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跟他们协调了好几次，阻力太大，尤其是百分之四十优惠，难度特别大。另外还有一些税费减免，我也要同时跟有关部门商量，我要让朋友们来投资一定要有利可图。但这需要时间，慢慢来，你也不要太急。”
万源说：“老板，你明天晚上在家吗”
郑天良说：“明天晚上暂时还没有安排，应该在家。”
万源说：“我明天晚上到你家去当面向你汇报地价和土地证的事，好吗？”
郑天良说：“那好吧，我明天将其他活动推掉，我在家等你。”
放下电话，郑天良走进自己的房间，见周玉英已经睡着了，他轻轻地带上房门，走进客厅，小心谨慎地打开了赵全福带来的两瓶酒，第一瓶酒货真价实，他拿起来摇了摇，他听到酒在瓶里面真实的声音。郑天良坐到沙发上抽烟，眉头皱得很紧，香烟刚抽了两口，他突然从沙发上反弹起来，打开另外一瓶，盒子里没酒，是压得很扎实的领袖人物头像，领袖们被挤在酒盒子里闻够了酒的气息，脸色都有些苍茫，郑天良将领袖们从酒盒子里倒在茶几上，一数，整整三十万。
郑天良将领袖们重新装进酒盒子里，然后按原样放在手提袋里，悄悄地走进了西厢房里清扬的空房间，清扬的书橱下面是一个酒柜，里面堆满了烟酒，他也不知道这些烟酒是谁送来的，送来的是什么烟酒。他将装有领袖头像的那盒酒放在最里面的位置并撕下了一个香烟的过滤嘴塞在盒子的缝上作记号。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周玉英也渐渐地习惯了下级和厂长经理们带一些烟酒登门汇报工作了，一开始，她跟郑天良谈起了这是腐败行为，郑天良说烟酒不过是一种礼节性而已，周玉英说这些礼节性的烟酒太贵了，郑天良说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其实跟当年穷的时候走亲访友带一包茶食点心一样，我如果都拒绝了人家的心意，这以后工作还怎么做，许多事情是配合才做成的，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郑天良义正辞严地说：“但有一点是明确的，烟酒破例收下，但钱一分不能要，无论我在不在家，你我都不准收任何人的一分钱，懂吗？”周玉英连连点头。
郑天良走进房间的时候，周玉英正在打呼噜，这个长年没有工作的老太婆，不会打扮，不懂修饰，身上的肉又松又皱，他这时想起了沈汇丽，还有那个王月玲。
第二天晚上，宣中阳和郑天良陪省经委齐主任吃完饭后，安排好了齐主任到宾馆休息，宣中阳说：“老郑，我们晚上是不是开一个碰头会，研究一下明天向齐主任汇报工业区改革的汇报提纲？”
郑天良说：“不用了，明天我汇报，有不完善的地方，你做补充。情况我很清楚，关键是突出改制的成绩而不是困难，说老实话，省经委是不可能给我们帮什么忙的，一切都要靠我们自己。正亭书记交待过，招商会后，向省市领导汇报时，不要宣染悲观失望的情绪，要振作精神，要对深化国企改革充满信心。你看这样行不行？”
他们在蓝湖宾馆的走廊里一边走一边说，酒的气息尾随着声音一路缠绵，宣中阳见郑天良这样说了，也就没有持不同意见。
郑天良回到家里坐在沙发上继续看电视，电视放的是什么，他同样熟视无睹，他感到屏幕上走动的都是表演的人，表演的人头发和鞋子都是精心设计的。
万源一直到晚上十点半钟的时候，才敲响了郑天良家的门，他是拎着一个棕色公文箱进来的，公文箱上显然还带有密码锁。进门后，郑天良热情让座，周玉英早就被郑天良安排睡觉去了，所以郑天良亲自给万源倒了一杯茶还给他剥了一个香蕉。万源看了看郑天良家的房子想起了十年前在这个空间里的一些相关场景与细节，他说：“老板，你这家也太破了，哪天我让工程队来给你装修一下。”郑天良用眼睛的余光瞟了棕色密码箱一眼说：“凑合着住吧，我们当领导干部的已经穷惯了。”
万源很轻松地笑了笑说：“老板，你们当领导的穷与改革开放的精神是不相符的。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领导干部当然不该贫穷，所以我对现在宣传领导干部两袖清风一贫如洗是有看法的，美国总统的年薪是二十万美金，而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才拿三四千美金的年薪，你们这一级领导年薪一千多美金，这是不公平的，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比美国要难干得多，工资应该更高才是。”
郑天良说：“我们是共产党领导，共产党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贪图享受的，美国总统克林顿不仅每年要公开地到戴维营休假，还牵着一条狗，作为国家的主要领导人，这样做影响是很不好的。”
万源说：“不仅如此，他还利用职权，奸淫了手下的工作人员莱温斯基小姐，这也是很不好的，即使找个情妇，也不能乱搞身边的女孩子，要不就跟希拉里离婚，跟莱小姐结婚，就像孙中山跟宋庆龄一样。”
他们在这个冬天的夜里说着一些无关紧要和说与不说都没什么意义的话，就是不谈地价和土地证的事，一般说来，如果是声称上领导的门谈工作，那肯定就不是谈工作；如果声称上领导的门看望看望，那很可能就是谈工作。这是最近几年刚刚形成的一种逻辑关系，身在其中的人都很清楚这一点。
聊到十一点多钟的时候，万源看了一下表，说要告辞了。他们至始至终没谈一句工作上的事，一切都尽在不言之中，这就像两个真正相亲相爱的人，见面肯定不会说“我爱你”，但他们的爱情在无声无息中坚定而牢固。
万源临走前说了四个阿拉伯数字，“5118”。郑天良没有接话但他已经牢牢记住了这个数字，可他嘴上却说：“你的箱子带上！”
万源用十年前同样的话说：“里面是罗马假日花园的设计图纸和项目论证报告，请老板审核一下，多提意见。”
郑天良没有坚持让万源带走文件，只是将他送到门口，一开门，一股冰凉的冷风灌进了屋子里，郑天良的脸上像被刀片刮了一下。
万源走后，他推门进去看了看周玉英，周玉英又在打呼噜，她在梦中过着幸福而美满的生活。郑天良关上门，来到客厅，他又放下客厅的窗帘，走到窗子边，没有听到一点动静，只听到了一些琐碎的风声。他回到沙发上坐定，将密码箱平放在茶几上，然后在黄铜色的密码上依次转动了“5118”，“叭”的一声闷响，箱子弹开了，最上面几张领袖头像随着气浪简单地跳跃了一下，不影响大局。郑天良将箱子里的钱倒在茶几上论捆数了数，一百万。
如果按百分之四十优惠，万源赚三百七十万，各项减免税再下调一下，可以省下五百万。想到这，郑天良心里比较踏实了。他将箱子锁进了女儿房中的酒柜里，他想最近应该抽空到省城去一趟，他要将复杂的东西简单化处理一下，换成一张纸。
郑天良连洗都没洗就上床了，周玉英的呼噜声让他无法入睡，一百万块钱在黑暗中像一百万大军将他团团包围了，与此同时一百万大军还将合安县全都占领了，眼前是百万大军雪白的刺刀如同沈汇丽的牙齿一样闪着逼人的寒光，耳朵里灌满哗哗作响的拉动枪栓的声音，郑天良浑身直冒冷汗，他坐起身，黑暗中一片虚无，什么也没有，那枪栓拉动的声音变成了墙角里老鼠互相打斗的响动。他烦燥不安地爬起来，蹑手蹑脚，披衣下床，坐到客厅里。在黑暗中点燃香烟，烟头上的火星或明或暗，就如同他此刻起伏不定的情绪。一些杂乱无章的想象纷至沓来。屋外初冬的风声越来越紧，他感到了有些冷，于是他在黑暗中裹紧了棉袄。他发觉他从来不花钱也不需要钱，但这段时间以来，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接收了钱，甚至给万源一个诱饵硬是诈了他一百万块钱，他想为自己找一个理由，也想让自己的身上的冷汗尽快地风干，然而他无法找到一个答案。手指被香烟烧烫得疼痛起来，他摸索着在烟缸里按灭了烟头，又摸出了一支烟，打火机微弱的气焰在黑暗中便割出一团亮光，点燃烟，亮光瞬息就灭了，无踪无影。他发觉人生就像这打火机的亮光，全部的力量和勇气也许只为了那短暂的一次燃烧，而燃烧的意义也只是为了点燃一支香烟。打火机的一生很大程度上只是为了点燃香烟活着的，但如果打火机一生点燃一支香烟的理想都不能实现的话，那么打火机很可能就会点着一所房子或一个油库，虽然打火机不是为了点房子和烧油库而制造的。这样解释虽然有些勉强，但他还是为自己这么多年来宦海沉浮找到了部分借口，并不是他需要钱，而是钱需要他；如果他手里没有钱，别人手里的钱就不是钱；钱是死的，人是活的，他必须用权力证明钱是活的。郑天良觉得钱在自己的手里就像一位被校长开除的小学生在玩一种扑克“钓鱼”游戏，钓的扑克牌越多，心里就越得到安慰，小学生从扑克牌的数量上获得了胜利与满足，而这一手的扑克牌其实并不是他真正所需要的生活，因此在没有课桌和书本的时候，扑克牌的数量成了另一种存在的象征。郑天良觉得自己这么多年来就是一个被留校察看并且永远留级的小学生，他连续十二年被以种种理由合法合情地原地不动留级，于是当他在与赵全福万源这些老板们玩一种“钓鱼”游戏中突然获得一大堆钞票的时候，就如同被开除或留级的小学生赢了一大把扑克牌，他得到的不是成就，更不是胜利，而仅仅只是安慰。这样一想，郑天良坐在黑暗中突然内心滋生出无限的悲凉，他对钞票的占有只是手淫一样苍白的快感，一种毫无实质性意义的安慰。而除此之外，他又能怎样呢，即使让他在五十岁扶正了，这也是他政治上的最高峰了，因为黄以恒注定了是他一生的阴影，他只能在黄以恒的阴影下靠排列组合扑克牌打发越来越乏味的时光，当扶正的机会越来越近的时候，他突然感到了这最终目标是那样的廉价，他甚至感到了自己积极卖啤酒厂的是一件相当无聊的冲动。夜深人静是一个容易让人情绪糟糕的时刻，郑天良坐在后半夜的孤独与虚无中，情绪一败涂地。
后来，他在沙发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夜半睡半醒，天将亮时，他被冻得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这时他直起僵硬的身体，钻进被窝囫囵吞枣地睡了一会儿。
33
第二天太阳从窗前依旧升起，郑天良起床后对深更半夜坐在客厅沙发上胡思乱想的任何细节全都忘掉了，他在刷牙时试图回忆起一星半点，可所思所想已经被牙刷刷得踪迹全无，就像经历过了一次精神梦游。郑天良只记得密码箱里的一些抽象的数字和今天必须要让万源的地价降下来。就着酸咸菜，郑天良频率很快地喝了两大碗稀饭，周玉英说：“你就像牢里放出来的一样，吃相太贪。”郑天良脸色大变，声嘶力竭地吼道：“你说什么屁话，谁是从牢里放出来的？”
周玉英被郑天良突如其来的变脸吓懵了，她软弱无力地反抗道：“我不过是随便说说嘛。”
郑天良放下筷子夹着公文包出门了，出门前，他声音温和地对周玉英：“我急着要去开会，所以吃快了点。”
周玉英愣在门口，看郑天良越来越胖的身体摇晃在早晨的阳光下，初冬的路上落满了树叶，郑天良的皮鞋踩在落叶上，少数叶子在鞋底下烂了。
抖擞精神的郑天良一上班就召集了土地局、国有资产管理局、税务局、财政局、预算外资金管理局主要负责人联合召开协调会，会议还没开始，会议室里就已经是烟雾缭绕，十来杆老烟枪们一支接一支地喷云吐雾，他们的眉毛和眼睛的距离在烟雾中更加紧凑起来。郑天良用食指敲了敲会议桌，示意正式开会了，于是下面便不再交头接耳。郑天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罗马假日花园早就通过立项了，但至今还没有就相关的优惠政策进行讨论研究，也没有办理好开发手续，开发商一直开不了工，很着急，正亭书记对我们办事拖拉也提出了批评，尤其是对优化投资环境表示了直接的怀疑。我是诚恳地接受了批评，当然也做了一些辩解，因为这一段主要是忙于工业区的改制和合资事宜，这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不是我们不想办，而是没时间办。由于罗马假日花园是我县第一个高标准现代化住宅小区，它将成为体现我县人民生活水平达小康的一个标志性的形象性的工程，所以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中阳同志也多次指出要把小区建设成全市乃至全省的一流的花园小区。考虑到资金拉来得很不容易，也考虑到六千万的投资规模以及特殊影响，所以我们要提供比其他投资更优惠的条件，我的意见是地价优惠百分之四十，各项税费减免百分之三十。大家议一议吧！”
郑天良在定好调子后，充分发扬了民主，但各局的局长们你望望我，我望望你，将自己的瞠目结舌的表情尽可能地压抑在内心深处，屋内烟雾缭绕，大家在烟雾中沉默。过了好半天，土地局张局长说了一句：“如果按百分之四十优惠，将来审计这一关也过不了呀！我们最多不过优惠百分之二十五。”
郑天良说：“我真不知道，为了合安的经济发展，纪委、审计部门究竟要不要围绕这个中心工作，九二年小平南巡讲话时讲得很清楚，改革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我们前怕狼后怕虎，什么事能干成？如果坚持啤酒厂协议转让是出卖主权而抱残守缺按兵不动的话，同志们想一想，我们县里领导就整天忙着接待上访和卖啤酒去吧！”
郑天良讲得很严厉，他顺便将宣中阳和黄以恒也刺了一下，所有人都听出来了，在合安，他郑天良是可以指点江山的，对宣中阳也不例外。
国有资产管理局的严局长是一位老干部，他适当地表示了担忧：“如果开了百分之四十这个先例，再有开发商来征地，是不是就不好控制了？”
郑天良说一不二地敲了一下桌子：“如果再有开发商按照罗马假日花园的标准帮着合安树立对外形象，一视同仁，这一点，县委县政府的态度是明确的。”
郑天良这些话说完后，再也没人表示不同意见了，这个方案就这样通过了。民主集中制的程序是很明显的。
会议一结束，郑天良先给万源打了一个电话，万源说我在电话里给你大老板磕头了，郑天良说你不要磕头了，赶紧给我在月底前开工，万源说他如果不能在月底开工就枪毙他。然后，郑天良又向宣中阳汇报这次协调会的内容，他汇报得很简单，只是说比其他投资商更优惠一些，主要是考虑到拉来资金不容易，而且万源说他十年前就得到过黄市长和宣县长的支持与帮助，所以我也就破了点例，你看如何，要是不合适的话，我们还可以重新再议。宣中阳说了一句，既然已经定了，那就按照你的意见办吧：“不过，我跟这个万源没有什么特别关系，黄市长也不会跟这样的人有太多交道的，当年是省建行行长介绍来的。不必因为十年前的那件迫不得已的小事影响你的思路。”
宣中阳的这个话等于是告诉郑天良他不反对是因为郑天良已经决定了，而不是因为自己与这个万源有什么瓜葛。郑天良听懂了，但他向宣中阳汇报礼貌大于程序，所以在宣中阳不讲礼貌的时候，他也就不会过分理睬了。
一直等到参加完了罗马假日花园的开工典礼后，郑天良才算松了一口气。看着推土机、挖掘机和建筑工人们开进了工地，工地上彩旗招展、鞭炮齐鸣，郑天良戴着一朵鲜艳的假花站在旗帜与鞭炮的硝烟之间，面部表情谦虚，心里却是豪情万丈，因为谁都知道，这是郑天良的政绩，但郑天良却坚持要宣中阳宣布奠基仪式正式开始，宣中阳当仁不让，因为合安毕竟他是一把手县长。一个星期后，江本仁先生和孔令根先生要来合安访问并正式签署啤酒厂协议转让全部产权的合同文本。合和酱菜集团的新厂房已经在工业区圈好了范围，元旦前举行开工典礼，工业区其它企业已经在最近合资合作成功，工业区的厂房开始冒烟，机器开始转动。郑天良觉得他与黄以恒最大的区别就是，黄以恒靠娘老子的钱大兴土木，而他郑天良则是借船下海后靠大兴土木来还娘老子的钱；一个是靠花娘老子的钱装点门面，一个是靠花别人的钱为娘老子挣面子。谁是真正的改革者，人民群众心里自有一杆秤，所以郑天良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安排好了江本仁先生参观访问日程的具体细节后，郑天良才抽空去了一趟省城。他让驾驶员将他送到省城“新安国际大厦”立即返回，驾驶员问要不要来接他，郑天良说他自己想办法搭便车回去，因为他在省城有许多事要办，要呆两三天。驾驶员走后，郑天良比较轻松地提着一个公文箱走出了宾馆的那扇充满了惰性的自动开关的玻璃门。省城不像河远，几乎没人认识一个副县长，像他这样的副处级干部，在省城简直就不是官，人们都说省城的处长比处女还多，虽有些夸张，但事实上也差不了多少。一辆红色的出租车停在玻璃门边，宾馆门僮为郑天良打开了车门，郑天良钻了进去，司机问他去哪里，郑天良说：“开到郊外的高新技术开发区银行。”司机问去高新区哪家银行，郑天良说中国银行。
门铃里的声音说请进，保安走了。郑天良上楼的时候才发现门铃里说话的那个声音正是纪天平。原来他最起码在十点前就回来了。
郑天良拎着烟酒和白菜进去后，跟纪天平夫妻握手，老乡之间显得很亲热，但纪天平的亲热里仍有一些距离表现在言谈举止中，这种距离就像爱情一样，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纪天平的姿势和语言都很规范，年轻而成熟的举止让第一次见面的郑天良不敢敞开心扉说话，纪天平说：“宣县长前些天到我这儿来过一次，谈到了你们工业区改革的事，省委一般说来不会干涉县一级的具体事务的，县里的事找市里就行了。我看，黄市长对合安还是很有感情的。”纪天平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并且明显表现出对郑天良套近乎的冷淡，因此，那种看似亲切温和的语言充满了装饰性。郑天良没想到纪天平才上任不到一个月，黄以恒与宣中阳都已经提前捷足先登了。郑天良在这种亲切友好但又无法亲密无间的氛围里也只能说一些套话，诸如纪处长是合安老乡，合安的事情还望纪处长多多关心和支持，欢迎你回家的时候到县里看一看，给我们指导指导工作。
坐了不到半个小时，郑天良就告辞了，他说：“时间不早了，我就不打扰纪处长了。早就想来拜访你，可深圳招商会后，我的工作实在太忙，失礼了。”
纪天平让郑天良将带来的东西带走，郑天良说：“这是礼节性的拜访，你这让我太不好意思了。”
纪天平看到袋子里装的是烟酒和一棵白菜，也就没有过分坚持，他说了一句“太客气了”就跟郑天良握手道别。
走出楼道，鼻子里又灌进了一股凉风，郑天良在冷热不均的刺激下打了一个喷嚏，心里有些窝囊，他发现自己给人家送来了东西，还要检讨，因为他犯了打搅领导休息的错误。省委书记秘书一卸任至少是副厅级，怪只怪自己官当小了，小官除了在老百姓面前外是谈不上有什么尊严的。郑天良只好将窝囊的情绪和凛冽的寒风一起咽进了肚子里。
回到宾馆刚进房间，沈汇丽到了。屋内中央空调温暖如春，郑天良一进门就将沈汇丽搂进怀里，沈汇丽说开车累了，要洗个澡，郑天良却将沈汇丽剥了个干净，按到地毯上，两人如点着汽油的草堆在地毯上熊熊燃烧起来。郑天良在沈汇丽的身上找到了征服的自信，他将一腔的窝囊全都浇铸进了沈汇丽的身体里。当他满头大汗地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他感到自己的心里渐渐地平静了下来，喘气的声音也均匀了起来。
两人共同洗完澡后，他们躺在被窝里相拥着说话，柔和的灯光照耀着两张喝醉酒般红晕的脸，他们相互感受着对方的呼吸以及身体里反射出的欲壑难填的信息，郑天良发现沈汇丽像一条光溜溜的鱼在自己的怀里滑来滑去，鱼的感觉刺激着他干燥的皮肤，他情不自禁地又翻身压了过去。最终两人像一瘫烂泥一样倒在床上。床单被蹂躏成一团乱麻。
电视里的凤凰卫视正在播放一部爱情电影，电影里一个长相很苍老的男人正在对一个裸体的少女赌咒发誓地说我爱你，沈汇丽爬过去咬住郑天良的肩头撒娇地说：“你看人家都说，你也说一句给我听听。”
郑天良推开沈汇丽细腻白嫩的胳膊，说：“那都是骗人的，说的话不做，做的事不说。那些肉麻的话是演戏的，你要我演戏吗，我可演不过你，你是演员出身。”
沈汇丽又像蛇一样地缠着郑天良的脖子：“我就要你演戏嘛！说，说一句给我听听。”
郑天良就是不说，他从床上翻下来，然后打开手提箱，从里面拿出铂金钻石项链，套在沈汇丽的脖子上：“这是我从深圳中英街给你买的，一直没机会送给你，我这种求真务实的表现总比赌咒发誓好吧。”
沈汇丽激动得眼睛里闪烁着泪光：“老板，大哥，你太好了！”她又搂住了郑天良疯狂地又咬又啃起来。郑天良在沈汇丽潮湿的暗示下，再次澎湃，但他发现自己老了，他说：“对不起，这些天我太累了。”
沈汇丽安慰说：“你心里有我就行了，看你给我买的这条项链，值不少钱吧？”
郑天良说：“一万四千块钱。千金难买一笑嘛！”
沈汇丽说：“这么贵重的项链，我真戴不起，我要当了它用于房地产开发。”
郑天良说：“难道你把我对你的一片心意准备一起当了？”
沈汇丽脸上浮现出深刻的无奈，她说：“大哥，万源的资金已经全部到位了，可我还差三四百万，这些年我在外面并没有赚多少钱，你帮我想想办法吧，贷一点款给我。资金不到位我就成了骗子。”
郑天良坐在床上不说话了，他从床头摸出一支烟，点燃后大口大口地吸着，一支烟很快烧光了，他说：“我说过我要帮你，但现在银行是肯定贷不到的，而我自己只有几万块钱，全都给你。”
沈汇丽粘在郑天良的胸脯上，她说：“几万块钱管什么用，而且我也不想跟你个人借钱，虽说现在银行商业化了，但你跟叶书记是铁杆，只要叶书记出面，市行贷个两三百万是不成问题的。”
郑天良感到了沈汇丽肉体的压力，他说：“我怎么开口呢？我跟叶书记怎么解释这笔贷款的内涵？你这不是存心让我鸡飞蛋打吗？”
沈汇丽用手轻轻抚摸着郑天良的鼻子：“要不，你就想办法帮我从有关企业拆借些钱吧。只要一期工程完工，明年就可以还上了，按银行贷款利息支付，还不行吗？”
郑天良说：“从老赵那里给你借两三百万吧。”
沈汇丽缠住郑天良的脖子说：“我们不让老赵参股，他对我已经有意见了。再说我不想从这个暴发户那里借钱。”
郑天良陷入了沉思，他搂着沈汇丽一同躺到了同一个枕头上，他说：“你不要急，我再想想办法吧！”
郑天良第一次感受到了女人的压力，平时都是男人压在女人的身上，但长此以往，总有一天，女人要压到男人身上，当女人压到男人身上的时候，那就是一件不合常规的极其危险的游戏了。这时，郑天良脑海里涌现出新闻报道中出现的一个个腐败分子的形象，他们几乎都无一例外地要与女人发生性关系和金钱关系，直至自己身败名裂，难道这些宿命式的故事也要在自己的身上重演吗？但他相信沈汇丽与那些女人是不一样的，沈汇丽在他最没有权力的时候跟自己好上的，而且多少年来一直对自己崇拜有加，他们的性关系是建立在感情基础上的，沈汇丽因为自己跟一个陪酒女喝一杯交杯酒都耿耿于怀，这种醋劲就是感情的明证。她是不会害他的，更何况她要钱不是为了存银行和花天酒地的享受，而是用于发展和投资建设。这与那些纯粹金钱关系的女人们是有本质区别的。想到这，郑天良就为自己的小心眼而自责起来，于是，他进一步搂紧沈汇丽，沈汇丽在他的怀里孤立无助，就像一个婴儿嗷嗷待哺。
江本仁先生和孔令根已经到了河远，宣中阳郑天良赶到河远迎接并参加了市委、市政府举行的招待宴会，叶正亭和黄以恒代表市委市政府对江本仁先生前来访问和投资表示热烈欢迎。江本仁先生致答谢辞说两岸同胞同根同源报效国家当仁不让，老先生尤其说到了妹妹在合安逃难两年，与合安已是一脉相承，此次寻亲，承蒙体恤关照，令老朽感激涕零。江本仁文白夹杂，抒情与议论相结合，全场掌声雷动。
第二天，由市公安局两辆警用引导车开道，在与合安交界处，合安公安局两辆警车迎接，然后继续拉着警笛引导着车队向合安疾驶，沿途许多群众驻足观看，他们一知半解地说中央领导来了。
县档案局早就找到了国民党女特务江可馨的全套档案资料，郑天良看完资料后找档案局长陈鹤龄谈了一下午，他要求陈鹤龄必须从大局出发，从优化合安的投资环境出发，从保护江老先生身体健康的原则出发，对江可馨的生平进行重新介绍。陈鹤龄说隐瞒真相不太好，不符合历史事实，郑天良说，现在经济建设是压倒一切的中心工作，我们所有的工作都必须围绕这个中心来开展，不必纠缠历史旧账，更不要伤害老人的感情，历史已经过去，过去的就要让它永远过去。郑天良说得斩钉截铁，根本不容陈鹤龄讨价还价。具体内容他们经过一下午紧急磋商，已经形成了一个总的提纲。郑天良要求陈鹤龄一定要介绍西郊的一处乱坟岗上的江可馨坟墓的大致方位，因为江可馨被枪毙后确实被埋在了西郊，只是具体位置不详。这倒是事实。
宣中阳只参加了江本仁先生到合安的欢迎宴会与欢送仪式，具体事宜全都由郑天良一手安排，宣中阳说他目前主要是抓农村的税费改革工作实在抽不出身，舆论界普遍认为这是宣中阳对卖啤酒厂消极态度。有叶正亭书记的支持，郑天良当仁不让，卖啤酒厂就无疑是卖掉了他十多年来的缠绕在身上的委屈和耻辱。按照事先的计划，郑天良先带江本仁和孔令根考察了啤酒厂，啤酒厂强打起精神，硬着头皮地彩旗招展鼓乐暄天地欢迎江本仁先生到来，本来已经停产的车间继续生产，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厂房宽敞雄伟，储罐也擦得一尘不染，厂内外到处是一片繁荣昌盛。江本仁连连说好，而且对工业区的环境也赞不绝口，只有孔令根默不作声，郑天良一上午都在关注着孔令根的脸上的气象指数。孔令根对郑天良说要看啤酒厂的有关资料还要对设备进行重新检测和评估。郑天良说啤酒厂已经经过省市权威部门进行评估过了，目前这个厂的资产总值是一个亿。孔令根笑着摇摇头。郑天良幻想蒙一个亿过来就能还清啤酒厂所有的欠账，但孔令根显然比郑天良更加精明。
下午听沈一飞汇报和介绍啤酒厂的建设与发展的情况，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虚假的，诸如年产量五万吨，年实现利税六千万等等。这时郑天良插话说：“这是指最好的年份，现在利税不到一千万了，所以才协议转让产权，以实现啤酒厂的第二次腾飞。”江本仁先生在听完了汇报后说：“我已经同意收购合安啤酒厂，在这里生产名牌中飞啤酒，具体事宜明天由我的助理孔令根先生代表我全权谈判，也同意郑先生提出的签署正式转让文件的方案。”
第二天上午，郑天良陪同江本仁和孔令根一行来到了县档案局会议室听取档案局长陈鹤龄介绍江可馨在合安的经历。
一走进档案局会议室，一幅高一米二宽八十公分宽的黑白照片已经装裱在檀香木的镜框里，镜框里的江可馨美丽而清秀，眼睛又黑又亮，这是她被军管会抓到县里松绑后拍的第一张照片，而另外一张五花大绑验明证身的照片则不能拿出来。此时，江可馨正以冷静的目光注视着离别了半个多世纪的哥哥江本仁，江本仁一见到妹妹的照片，嘴唇哆嗦着，终于，老人扔下手杖，禁不住抱住妹妹的照片失声痛哭起来。老泪纵横的脸上抽搐痉挛起来，郑天良扶住老人，劝老人家不要激动，坐下来听陈局长介绍江可馨的详细情况。
老人落坐后，陈鹤龄局长开始介绍。这是一位头顶已经完全光秃的老局长，整天埋在故纸堆里，没见过世面，更没有说过今天导演好了的台词，所以心有些虚，他没说话脸已经红了，郑天良提醒他说：“陈局长，你就详细地介绍吧，江本仁先生来我县投资，与她妹妹在我县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你一定要满足老先生的愿望。”
陈鹤龄毫无必要地咳嗽了两声，有些掩饰紧张的样子，他说：“江可馨小姐是一九四八年因不愿参加内战而自动逃离了国民党军队，在界牌乡玄慧寺以避战乱，其间她以自己高明的医术救助乡里百姓，看病送药，无微不至，与乡邻关系很好，乡邻们也常以米面和粮油接济江可馨，逢年过节，邀江可馨到家里吃饭，与当地老百姓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一九四九年春解放大军渡江时，江可馨还帮助过解放军救治伤员。一九五0 年人口普查时，查明其身份是上海静安卫校毕业，其时她一直惦记在上海生病的哥哥，但由于战乱，音讯全无，所以江可馨就留在合安参加了革命工作，在县医院当护士。一九五一年春患疟疾，因国民党和美国政府对新中国实行封锁，在缺医少药的境况下，不治身亡。逝世后由政府棺葬在县城西郊坟地，由于江可馨坟墓无人祭扫，因而也渐渐位置模糊，但大体方位在东北角。根据县委县政府的指示，档案局找到了江可馨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江可馨获得新生后在县城照的，现放大赠交江本仁先生，以慰思亲之情。本县对江可馨照顾不周，还望江先生多多包涵和宽恕。”
江本仁老先生听完了介绍后颤颤微微地站起来对着在坐的各位深深鞠了一躬，又对着自己妹妹的像鞠了一躬。他抹着枯涩的眼泪：“感谢合安县政府让我了却了寻找妹妹的心愿，感谢合安政府和乡亲对妹妹的照顾和体恤。妹妹虽已故去，但她亡灵有知，当与我一样感激涕零。”说完老人又鞠了一躬。
郑天良代表县委县政府将江可馨的像片交给江本仁的时候，老人家又一次哭了，他不停的摸着妹妹的脸，将像片贴在胸口上，嘴里嘟嘟囔囔的说着：“妹妹，我对不起你，我有罪呀！”
孔令根将这一激动人心的场面一一记录在录像机镜头里。
在西郊乱坟岗上，江老先生面对着一片被荒草淹没了的乱坟，将一瓶白酒横洒在地上，然后又亲手点着了纸钱，老人的手在风中颤抖，眼中已经没有了泪水，嘴里喃喃地说着：“妹妹，哥哥来看你来了，你安息吧！我要把工厂建在这里，让你每天都能感知到哥哥在你的身边。”
寒冷的风吹起老人一头稀疏的白发，纸钱烧起的灰在空中漫天飞舞，几只饥饿的乌鸦在头顶上盘旋，突然间又像弹片一样四处飞溅。荒凉的阳光无济于事地铺陈在乱坟上，多了一份凄清。
江老先生由于情绪过分激动，中午和晚上都在宾馆里休息，晚宴也没参加，他在房间里按照自己带来的食谱让宾馆做了简单的几个菜。下午郑天良、沈一飞以及经委、计委的同志都参加了在蓝湖宾馆会议室举行的第二轮谈判，啤酒厂转让价格从一千二百万美元降到了九百万美元，但孔令根在这一价格上仍死活不愿成交。孔令根无比狡猾，他以曾经沧海的阅历和企业家的精明让郑天良无计可施，孔令根不紧不慢地说：“中飞接手后要全面改造车间和生产线，而贵方的资产折旧按百分之七计算显然是不公允的，起码按百分之二十五计算，另外就是这里的地理条件局限性明显，运输成本大大提高，因此减税期限至少不低于三年。”沈一飞沉不住气了，他针锋相对地反击说：“孔先生，我们建厂的投资额超过了一个亿，当初建设项目表你已经看到了，低于九百万美元是不好向县委县政府交待的。你说运输成本提高，但你还忽视了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劳动力成本很低，现在的投资方向正从沿海向我们内陆地区转移，而合安正处于沿海向内陆的过渡区域。如果孔先生认为我们报价太高的话，我看不签也可以。”
郑天良立即打断沈一飞的话：“谁让你乱表态的，有你这样谈判的吗？”
沈一飞在郑天良强大的声音压力下，不敢说话了，他看到郑天良的眼睛里露出了闪闪寒光。
孔令根却不以为然地对郑天良说：“郑县长，各方面的意见都要听取，沈先生讲的也有他的理由，我们只是看问题的角度不一样。此次谈不成的话，我们还可以下次接着谈。我将贵方的意见带回去交由中飞董事会讨论，我的权力范围是很有限的，希望郑县长沈先生能够理解。”
孔令飞想就此关上谈判大门，争执不下导致了冷场，郑天良急了，但他尽可能轻松地说：“国共两党还能坐到一起谈判呢，我们两岸合资方还有什么谈不成的事，经济谈判比政治谈判肯定要容易得多。”
尽管如此，晚宴上气氛仍然是相当友好的，郑天良很好地控制着酒桌上的氛围，使紧张严肃的谈判在此时变成团结活泼的感情交流。郑天良要让江本仁先生出席一下晚宴的开场式，孔令根说老先生上午情绪太激动了，年纪大了，需要静养，还是尊重他老人家意见吧。江老先生可以不到，但郑天良礼数要到。
吃完饭，县政府接待处李主任问要不要给沈先生安排到歌厅或休闲中心去活动活动，孔令根说谢谢没有这方面的爱好，他只是想去喝喝茶，这是他在台湾唯一的一个爱好，郑天良说我带孔先生去喝茶吧，大家都累了，回去休息吧。郑天良这句话等于告诉各位孔先生晚上的活动由他来安排，于是所有的人都趁夜色散去。沈一飞作为啤酒厂的负责人想跟着一起喝茶，郑天良说：“你也回去吧，有些事我要跟孔先生单独谈一谈。”沈一飞只好说是。
人都走后，郑天良跟孔令根上了赵全福的车，他们直接来到了红磨坊二楼的套房，进去后，会客厅里已经摆好了果盘泡好了绿茶，墨绿色的地毯上看不出沈汇丽的汗水和姿势，但郑天良每走进这个房间的时候，总有一种重温旧梦的情绪在心里慢慢地滋生出来。
赵全福在离开套间的时候，郑天良跟了出来，他在走廊里对赵全福说：“你到三楼安排一下，待会让孔先生洗个澡，一天工作下来，太累了。”
赵全福问郑天良：“老板，你顺便也陪一下吧，这是规矩。”
郑天良说：“老赵，你这简直是胡来，我怎么能跟你们资本家一样随心所欲呢，我是政府官员。”
赵全福说：“那好吧，你去不去我不管，我先安排好三个桑拿间。刚从四川来的几个妹子，很有味道的！”
郑天良没有理睬他，径直回到了套间跟孔令根在柔和的光线下喝茶聊天，聊天跟谈判不一样，多了一些随意性，少了一些严肃性，聊天是一件很放松的事。聊天跟开会客观上是唱对台戏的，会议上不能说的话就在私下聊天的时候说。所以郑天良就说了工作场合不能说的话：“孔先生，这是黄山云雾毛峰，如果你觉得口感好的话，我让他们给你准备几听。”
孔令根打开白瓷茶杯盖，一股少女般的清香深入肺腑，端起茶杯，浅尝辄止，孔令根连声说好，郑天良立即打电话给接待处李主任：“你给我准备六听黄山云雾毛峰送给江本仁先生，要特级的！”
孔令根说：“郑县长，真是太谢谢你了！家父也很喜欢绿茶。”
郑天良笑着说：“这点小意思，哪里值得谢呢，你来投资，我要感谢你才是。令尊大人在哪里高就，欢迎他也到我们合安来作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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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令根说家父就是江本仁先生，他自己是一个孤儿，是江本仁先生从孤儿院领回来抚养的，从美国大学毕业回台湾后，先跟着老先生做实业，后因才智超群，又由养子晋升为女婿，孔令根说：“家父没有儿子，只有三个女儿，我虽是家父的助理，但实际上中飞集团等于也是我自己的企业。所以郑先生应该能理解我锱铢必较的真实思想了，因此，我代表中飞集团来跟合安县政府谈判，实际上是我个人跟你郑先生谈判，如果这样理解的话，我觉得一切都好商量。”
郑天良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后，心里一阵激动起来，他觉得孔令根把他跟自己定位在私人关系这一层面上，而且更把他看成是合安县的象征和化身，也许孔令根从短暂的接触中已经看出了郑天良在合安县举足轻重的能量，而且这种关系定位明显带有某种私人之间有话好说的暗示。但郑天良还是很有分寸地说了一句：“感谢孔先生对我的信任，孔先生太抬举我了，其实我只是一个抓工业的副县长，工业区虽然我当家，但县里主要领导还是宣县长，不过我们很团结，一般说来，我的意见也就是他的意见。”
孔令根看了一眼郑天良，问道：“所以我把郑先生视为自己的朋友和合作伙伴。郑先生在实业界没有投资吗？如果有投资，我们也可以私人进行合作。”
郑天良说：“我们共产党的干部跟你们国民党干部是有区别的，我们共产党干部不允许经商办实业。”
孔令根说：“国民党官员是肯定不许经商的，我听说大陆官员都有变相投资的实业，郑先生这么精明能干，也可以投资办一些实业，如果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话，我可以支持一点点嘛！”
郑天良说：“那是国民党反动宣传对我们共产党干部的诬蔑，历史都过去这么多年了，马上就要跨世纪了，两党这样搞来搞去很没意思。我就没有实业。”
孔令根说：“实在对不起，我对大陆不是太了解，只是听说而已。我也是一片好意，请郑先生不要误会了。”
郑天良觉得孔令根的话里有话，于是就说：“当然了，如果有一天我县长不当了，我就到你手下打工，还望孔先生能给我一个工作岗位，如果要是投资的话，我一定请你支持。”
孔令根扶了扶鼻梁上的金边眼镜，其实眼镜非常牢固，他是用这个动作掩饰一下自己的尴尬：“郑先生不愧为国之栋梁，人之模范，钦佩，钦佩！”
郑天良给孔令根的杯子里加满了水，他说：“我是不需要你支持什么的，不过我有一个做实业的朋友，目前周转资金上有些困难，如果孔先生愿意的话，是否可以给我的朋友一些支持？”
孔令根端起的茶杯在嘴边僵住了，他放下杯子，显示出前所未有豪爽：“你的朋友也就是我的朋友，有什么困难我理当帮助，要多少？”
郑天良说：“三百万，如果有困难的话，两百万也行。”
孔令根说：“中飞集团虽说在台湾企业中排名只有第十六位，但两三百万美金还是不成问题的。”
郑天良连忙说：“不是美金，是人民币三百万。”
孔令根很轻松地笑了：“那太小意思了，郑先生把账号告诉我吧，我马上通知香港的分部将款子今晚就打过来。”
郑天良立即站起身到走廊上打电话给沈汇丽，沈汇丽告诉了银行账号并在电话里狠狠地亲了郑天良一口：“老板，你对我太好了。”
郑天良将写着纸片上的银行帐号交给了孔令根，孔令根当即打电话到香港，香港分部答复是明天一早对方就可以收到钱了。这一切，在十分钟之内就完成了。郑天良对这个速度感到无比震惊，他不知道这是他权力的作用，还是孔令根利益的作用。
那一刻，郑天良心里立即列出了一道算式，三百万人民币在孔令根那里等于郑天良口袋里的三百块钱或三十块钱，反过来想，孔令根口袋里的三十块钱或三百块钱，要让他这个拿工资的副县长挣上二百四十多年，二百四十多年够他活三辈子。面对着这个比自己小十岁的年轻人，郑天良发现孔令根如果是一只老虎的话，自己只是附在老虎皮毛上一个小小的跳蚤，小到可以忽略不计。
郑天良当然不能在孔令根面前表现出这种卑微的情绪来，他说：“孔先生，我给你打一个借条吧！”说着真的就打开公文包拿出了纸笔。
孔令根摆摆手说：“郑先生，这点钱也值得打借条，这不把我们之间的情谊打得一文不值了？你想，三百万人民币还不到四十万美金，这点小钱算什么，在香港只能买到两小间房子，一辆一般般的劳斯莱斯汽车。你就是不还我又怎么样呢？以后再说吧！”
郑天良坚持要打借条：“如果我不打借条，将来就说不清了。”
孔令根有些生气了：“如果郑先生执意如此，就是看不起我，那我们就无法合作，我马上让香港分部停止汇钱，明天立即打道回府。”
郑天良急了，他怕啤酒厂合作就此搁浅，只好说：“那就这样吧，等我朋友收到钱后，我让朋友给你打借条。”
孔令根说不急不急。他没有立即跟郑天良探讨啤酒厂转让的价格，如果现场交易，那就太功利主义了，更没有一点朋友间的情分了。郑天良发现孔令根是孔子的后代，做人做事都是符合仁义礼智信，于是他给赵全福打了一个电话请孔令根到三楼去洗澡。赵全福走进来用农民的语气说：“请两位老板上三楼，新来的几个妹妹，味道好极了！夜宵也准备好了，洗完澡就吃夜宵。”
郑天良说：“你带孔先生上去吧，我还有点事。”
孔令根说：“郑先生不够朋友了，一起喝茶，怎么能将我一个人丢下来洗澡呢？既然郑先生有事，我也回去了，一起走吧！”
郑天良愣住了，他觉得自己无言以对，说有事纯属借口，说共产党干部不能洗澡的话，你连三百万块钱都“借”下了。他在孔令根的面前已经是一个裸体，实在也没有必要再掩饰什么了，于是他点点头说好吧。
孔令根对这样的安排显然是很满意的，他对赵全福说：“听郑县长说，赵先生是著名实业家，今后来合安投资还请多多关照。如果这里洗澡条件很好的话，我打算在你的红磨坊长年包租一个套房。你看如何？”
赵全福说：“我这红磨坊是不对外营业的，但孔先生包租，我破个特例，也好让脸上光荣光荣。”
上了三楼换了鞋后，孔郑赵三人分别进了三个独立的桑拿间。为郑天良服务的是比王月玲更小的一个少女，郑天良毫无心理压力地完成了对少女的分析推敲和骨肉拆解，他觉得这是为了工作而洗澡，为了合安的改革而研究少女的器官，如果不洗澡不研究少女的器官就可能会使合作泡汤，会使合安的经济建设遭受损失。他在少女身上的时候听着少女嘴里发出的带有方言性质的呻吟时，他甚至有了一种神圣而又崇高的感觉。隔壁的桑拿房里的声音有点恐怖，像杀猪一样的嚎叫，郑天良认为女人在男人面前最美丽的声音就是被撕裂后的嚎叫。
第三天上午，休息充分的江本仁先生在郑天良陪同下访问玄慧寺。两辆警车在前面开道，乡村土公路上尘土飞扬，太阳挂在冰冷的天空一动不动。
界牌乡政府的领导已经在玄慧寺等候，郑天良和孔令根搀扶着江本仁老先生气喘吁吁地登上了玄慧寺，冬天的玄慧寺，孤寂而冷清，寺院四周的树全枯了，只剩下一些裸露的枝叉像老人枯瘦的手一样在有风的天空下摇晃着，并发出了阵阵萧瑟的喧哗声，只有麻雀一年四季都情绪高涨地在寺院的屋檐下乱窜。
江本仁在寺院里参观了江可馨曾住过的那间禅房，禅房里一柱清香幽幽地燃烧着，郑天良指着一张事先准备好的老式架子床说，“这就是江可馨女士睡了两年的床铺，乡亲们每年来寺院进香的时候，都不忘在床头烧一柱香以纪念江可馨女士，她在村里非常有人缘。”说着郑天良又手捧一柱香走过去插在香炉里，然后行注目礼。江本仁走过去跪在地上用手抚摸着床铺的边框，然后爬过去为妹妹点上一柱香。江本仁一句话都没有说，也没有流泪，他只是默默地看着摸着，他想从这些生硬的床板上摸到妹妹的留下的温度。最后江本仁先生到正殿里对着观音像跪拜进香，几个僧人在悟能法师的带领下，念起了《般若经》，悟能法师已经老了，他的脸上同样也生出了蚕豆大小的老人斑，他微闭双眼嘴里念念有词。陪同的界牌乡领导对郑天良说：“郑县长，玄慧寺在你的家乡，又是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能不能拨点钱修一修，我们不想再建九十九间半了，但建三十六间总还是需要的。现在只有十来间，太寒碜了！”
江本仁先生从佛像前爬起来对身边的孔令根说：“捐二十万块钱！此乃妹妹落难的地方。”这是江本仁先生在玄慧寺说的唯一一句话。
孔令根当即开了一张支票交给悟能法师，悟能法师嘴里又念了一气，法师要留下姓名，江本仁先生摇了摇手表示不必了，孔令根说：“法师，家父信奉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至人无已，请谅解！”
这时，郑天良走到法师面前问了一句：“法师，你还认得我吗？”
法师微闭双眼，一言不发，嘴里说着一些让郑天良根本无法听懂的话：
善恶之报
如影随形
三世因果
循环不失
这几句偈语并不难懂，但悟能法师说得又轻又柔又含混，郑天良实际上没听清楚，但他感到这几句偈语并不是吉兆。他心里像被掏空了一样不敢面对真实的香火。回到县城后，郑天良立即找到了文物部门要求给玄慧寺拨款十万元，文物局长说这要宣县长批，郑天良说我先在界牌乡的报告上批，然后你们再拿去给宣县长批。
在与台湾中飞集团签订正式转让协议的前一天晚上，县委常委会开得非常激烈，宣中阳公开跟郑天良干了起来。宣中阳对工业区的事一直没有干预，但这一次，他还是忍不住要跟郑天良摊牌：“九百万美金是我们转让的底线，你现在要以七百万美金成交，我们怎么向全县人民交待？五百万美金四千多万人民币的国有资产就这么流失了，这个责任我负不了。”
郑天良发现这是宣中阳第一次跟他发火，但他并不在乎宣中阳发火，他早就想好了对策，于是他以退为进，反戈一击，“当年的一个亿的投资，现在还值一个亿吗？当年的设备，现在还值原价吗？这次谈判我是嘴上都起了几层泡，如果你要是认为这个价格不能接受的话，我们可以不签转让协议，明天就让江本仁先生回台湾去。你是一把手，我服从你的意见，但你要知道如果不是江本仁的妹妹这一历史背景，江先生是根本不可能来投资的。”
宣中阳说：“我知道卖啤酒厂卖工业区你吃了不少辛苦，但我弄不懂的是，你怎么不像是代表县政府跟台商谈判，反倒像是代表台商跟县政府谈判一样，一味地强调台商不能接受，为什么不考虑我们能不能接受？”
郑天良见宣中阳话中有话，就反击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今天的常委会上你要说清楚。你还在用卖工业区这一概念，而不使用市委市府二十六号文件中所说的产权转让，这是什么心理？说到底，你还是把工业区看成是一个政治象征，而不是把它作为合安深化改革中产业化企业来对待。这种以个人情感代替党性原则的态度与改革精神背道而驰。”
宣中阳觉得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索性在常委会兜个底朝天，让大家也多一些判断的参考，他说：“你老郑不要摆什么大道理，工业区改革是经济行为，但最早把它政治化的是你老郑，而不是我，自二十六号文件后，黄市长从来没有对工业区下达过一句具体指示，倒是你最积极地要把啤酒厂甩出去，而且要来个斩草除根，工业区那么多空地，为什么要把合和迁到啤酒厂隔壁，这是什么用心？你不要把别人都看成是傻子和呆子。”
郑天良在宣中阳咄咄逼人下有一种剥光了衣服的感觉，但他不能表现出来，于是他说：“宣县长，按说我不该跟你争执，你是上级，我应该听你的，所以我宣布从明天开始，我再也不分管工业了，你是一把手，你应该对合安的经济发展负责。但我要说明的是，合和回迁到工业区是从全县经济整体形象考虑的，至于建在啤酒厂旁边是因为合和需要两万平米的厂房，只有啤酒厂东侧有这块地，这是专家论证的，你上纲上线地看待一个厂的位置是因为你头脑中从一开始就定好了性质，所以合和即使建在工业区外，你还是可以说这是还乡团反攻倒算，你是上级，怎么说怎么有理。还有我要申明一点，啤酒厂在招商会上根本无人问津，参加招商会的同志十分清楚，我们是在最后半天抓住了这个不是机会的机会。按说国有企业转让全部产权应该要通过招标拍卖的方式进行，这是国务院规定的。我们的程序确实有点问题，但我要说的是，如果啤酒厂公开招标拍卖，六百万美金要是能转让出去，我马上就跳楼自杀，为自己丧权辱县的行为赎罪！”
郑天良说到这里情绪激动了起来，他的眼睛里湿润了，深重的气愤和委屈弥漫在脸上。其他常委们都说，大家不要再争了，都是为了工作，更不要说伤感情的话。大家一致认为马上向市委市政府请示，让市委市政府拍板。
第二天上午，接到合安县申请报告的叶正亭和黄以恒双双赶到合安，上午两位市领导参加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讨论研究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的价格问题。
当宣中阳将啤酒厂投资情况以及转让价格带有感情色彩地介绍后，叶正亭首先发话：“我的一个原则立场是，啤酒厂转让是国企改革产权制度的一个尝试，方向是对的，措施也是正确的，但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这一改革不能以国有资产流失为代价，七百万美元就买下了这么大的企业，资产折旧高达百分之三十以上，快一半就没有了，这是说不过去的。我不知道你郑天良是怎么谈判的，如果我们都这样血本无归地将企业都卖了，我们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叶正亭说得很激动，他显然对郑天良随意又降了两百万美元非常恼火。郑天良在叶正亭面前是唯一敢顶撞的下级，他情绪激动地站起来说：“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从今天起就不打算管工业了，所以我建议按国条院规定，对全部转让产权的国有企业进行公开招标，将啤酒厂拿到省城或深圳去拍卖，别的我不敢保证，但我可以保证如果六百万美元有人要，我立即从这楼上跳下去。我希望各位领导都到第一线去试试看，看看我们的企业究竟还剩多少魅力，说句难听话，啤酒厂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女人，虽然是贵族血统，但人老珠黄了，不值钱了。不是我连蒙带骗，台湾中飞集团能到这地方来投资？我可以很负责任地说一句狂妄的话，除了我，谁也做不到！”
郑天良的话很狂，但这狂话让叶正亭受到了很大的刺激，他非常欣赏那些能在面前发脾气的下级，更欣赏像郑天良这样大刀阔斧拿得起放得下的改革干将。郑天良一通狂话，竟让叶正亭也一时无法开口了，他将目光转向黄以恒。
黄以恒语气很平静，他说：“我同意叶书记对合安改革的原则性立场，合安啤酒厂有过历史贡献，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它已经完成了历史史命，啤酒厂全部转让产权是改革的必然，我们必须要尊重这一历史规律。这需要我们大家都要转变观念，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是经过思想反复的，没什么了不起的，很正常。刚才我听了天良同志热情洋溢的发言，很有启发，我觉得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工业区改革就像当初工业区建设一样，根本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轻松，我是深有体会的，许多在桌面上合理的，拿到工作中就不合理了，在桌面上不合理的，却又必须要在工作中实施。确实按国务院规定，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应该进行公开拍卖，但天良同志说得对，公开拍卖是卖不到六百万美元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十年前合安是有优势的，但十年后这个优势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人家发展了，我们原地不动，十年前周边省份都没有高速公路，但现在人家都有了，但我们省没有，我们不但优势没有了，还变成了劣势。这就是历史与现实的矛盾，所以说合安今天的困境是有很多原因的，你总不能让一个县拿钱来修高速公路吧？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七百万美元虽然离我们理想的价格少了许多，但实际上我们企业贬值的速度比折旧本身要高得多，我们只能从长远来考虑这件事，因为台商来后，我们的就业人员还要增加，规模扩大后税收也相应增加，无形的社会效益和有形的经济效益都足以让我们下定决心签字。台商肯定不会比我们头脑简单，但我还是相信只有错买的没有错卖的。我的个人意见供大家参考，大家也可以议一议，当然最后还得由叶书记拍板。”
黄以恒的话让大家都很吃惊，就连宣中阳也半张着嘴，眼睛里异常迷惘。郑天良尽管对黄以恒有成见，但此时黄以恒的表态，就像自己在雪地里快要冻僵了时候突然送过来了一双棉鞋，这双棉鞋提供了他一身的热量。他也没想到叶正亭如此不给情面地当众对他进行质疑，他的心里有些乱。
宣中阳和其他常委们见黄以恒与叶正亭明显调子不一样，而且黄以恒居然为郑天良说话，一头雾水，没有人敢发表意见。快到中午了，叶正亭要郑天良先去稳住江本仁和孔令根，就说要等市委批复，暂时让他们在宾馆里休息，接下来我们中午吃完饭接着议。
下午五点钟的时候，会议终于有了一个初步意见，即以七百二十万美元成交，郑天良及时跟孔令根进行通报，孔令根虽有些看法，但还是同意了。这二十万美元更像是给叶正亭和宣中阳面子，很奇怪的是，黄以恒居然坚定不移地站到了郑天良的立场上，黄以恒坚持的一个观点就是合理合法不一定合乎现实逻辑，他的意思好像是说叶正亭书本经验和理论经验在工作中实际上是要打折扣的。这一次叶正亭没有拿出一把手的权威，做了一次妥协。
晚上的签字仪式在蓝湖宾馆会议厅正式举行，叶正亭黄以恒出席了签字仪式，他们站在江本仁先生的两边，形成了以江本仁为核心的格局，胸前的假花在闪光灯下绚丽灿烂，宣中阳和孔令根代表双方在转让协议书上签字。市县电视台电台和报社派出了最强大的报道阵容，这一全市瞩目的改革新闻以最快的速度传遍了全市，第二天省电视台也播放了这条新闻。
这一年冬天，天很冷，风很大，郑天良的心里阳光弥漫。
啤酒厂卖掉的第二天，合和酱菜集团回迁县城工程正式破土动工，只是合和回迁的奠基仪式很简单，处理也比较低调，连市电视台都没请，县电视台只做了一个扼要的报道，宣中阳和郑天良同时出席了仪式。鞭炮一炸，锣鼓一响，摄像机镜头跟着一转，郑天良致祝贺词，赵全福答谢，宣中阳宣布合和厂新厂房建设正式开工，各种工程机械就开进了工地。郑天良代表县委县政府的两百多字的贺词中四次用到了“回迁”的字眼，而宣中阳在宣布开工时却没有使用“回迁”这一概念，而用了“新厂房建设”，官场上使用概念的不同意味着政治立场的不同，同一件事情用什么概念和怎么用概念，这是很讲究的，比如说啤酒厂改革究竟用“卖”还是“转让全部产权”，这就有很大区别。当然这里面的窍门和玄机赵全福之流是不懂的。中午赵全福在红磨坊摆了二十桌，但宣郑二人都没参加，只是一些前来祝贺的商界朋友们喝了个半死不活。
尽管合和回迁处理得很低调，但县里舆论界还是议论纷纷，他们认为将合和回迁定在啤酒厂卖掉的第二天，很有象征意味，啤酒厂原先是占了合和厂的厂址建起来的，十年后啤酒厂垮掉了，合和厂又回来了，这等于是让这两个同时出现的场面在强烈鲜明的对比下共同为历史作证，为黄以恒和郑天良重新进行评价，甚至还包含着其他一些意义在里面。
在合和开工的鞭炮声中，隔壁的啤酒厂冷冷清清地站在冬天的风中就像一座历史的墓碑。
参加完了合和的开工典礼，当晚十点钟郑天良一个人没打招呼直奔河远沈汇丽的公寓，沈汇丽一见郑天良并没有立即拥抱，她吃惊地问：“怎么不事先打一个电话来？”
郑天良脱下自己的大衣说：“下午在市委汇报工作，晚上又被正亭书记叫去谈事情，刚谈完，偷偷就溜过来了。”
沈汇丽接过郑天良的大衣后，挂在衣架上，然后倒来了两杯英国威士忌：“老板，真的要好好谢谢你，这三百万可真帮了我的大忙了，不然万源就要把我当骗子对待了。”
郑天良别有用心地看着女人的牙齿，他说：“你怎么感谢我呀？”
沈汇丽走过去轻轻地搂着郑天良，然后循序见进地将舌头伸过去，而郑天良今天晚上却跟沈汇丽洁白的牙齿过不去，他用自己被烟熏黄的牙齿跟沈汇丽洁白的牙齿进行牙对牙地交锋，这种以硬碰硬的感觉使沈汇丽非常痛苦，但郑天良却在坚硬的碰撞下全身迅速膨胀起来，他们像电影慢镜头中两个中弹的士兵一样摇晃着慢慢地向下倒去，倒在地毯上后就必然呈现出临牺牲前的抽搐和痉挛。屋内的柜式空调呜呜地送出一阵阵热风，两个光荣就义的士兵在地毯上没有留下战斗的鲜血，却留下了稠密的汗水，他们周围的地毯上潮湿了。
两位烈士在死后不久又活了过来，死而复生的郑天良想抽烟，他问沈汇丽的烟缸在哪里，沈汇丽说在房间里，郑天良去卧室拿烟缸的时候，看到烟缸里有几个新鲜的烟头，郑天良突然心里一紧，沈汇丽是从来不抽烟的。
这时沈汇丽也进来了，她说：“这几天睡眠不好，我就抽了几支烟。”
郑天良说：“你应该抽女士摩耳烟，怎么抽这种呛人的男人香烟呢？”
沈汇丽说：“我随便买了一包烟。”
郑天良说：“还有吗，能不能给我抽一支！”
沈汇丽说：“抽完了。”
郑天良说：“这么巧，我第一次发现你抽烟，要抽又刚好抽完了。”
沈汇丽搂着郑天良的脖子说：“老板，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呢？允许你抽，就不允许我抽？”
郑天良笑了笑说：“我是怕你被人欺负！”
沈汇丽撒娇说：“你要是怕我被人欺负，就离婚娶我！”
郑天良不说话了，他发现这个单身的女人又不是自己的老婆，吃什么醋呢，这个世界什么都不是你的，权力荣誉女人只不过是一件临时的衣裳，随时都可以穿上，随时也都可以脱掉，有时候不是你想脱，而是被别人剥去了，都一样。
郑天良穿好了衣服，看到沈汇丽将自己送的那条白金钻石项链戴在脖子上，他心里稍有安慰。但情绪再也提不起来了，他像一个漏气的自行车胎一样，任沈汇丽怎么打气，就是鼓不起来。
郑天良跟沈汇丽坐在沙发上喝洋酒，洋酒的味道跟洗锅水一样难喝，喝到胃里倒海翻江。郑天良问：“罗马假日花园进展很快，我发现你怎么不常去合安工地？”
沈汇丽说：“万源是大股东，我只是偶尔去看你一下，而且我露面太多，可能对你影响也不好。”
郑天良说：“三百万我是冒风险弄来的，你对任何人不要说一个字。”
沈汇丽说：“老板，我虽然是女流之辈，但规矩我还是懂的。这三百万我想把它作为你的股份，等到楼花售完后，三百万的利润全归你。”
郑天良说：“这不行，党政干部明令禁止经商。”
沈汇丽吊着郑天良的脖子说：“党政干部还明令禁止不准找情人呢！”
郑天良被沈汇丽堵得无话可说了，于是只好敷衍说：“我们俩是什么关系？”
沈汇丽说：“你又不同意合伙经营，那你说是什么关系？”
郑天良不说话了，他在想沈汇丽是不是说她跟万源上床是因为是合伙经营关系，所以就不是情人关系，他对烟缸里几个陌生的烟头保持着高度警惕，隐约可见万源掐灭烟头时的最后的动作很粗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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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汇丽说：“老板，你不同意入股，那这三百万怎么办呢？”
郑天良说：“你先拿着用，等收回投资后再说吧！”
沈汇丽说：“既然你不愿投资，那就算我借你的吧，我给你打个借条。”
郑天良说：“什么借不借的，你赚了钱当然不会忘了我的，打借条也太不讲情义了。”
沈汇丽说：“我以公司的名义借钱，我也不会让你为难的。”
郑天良当时脑子有点糊涂，也就没有坚持不打借条的事，而正是这张借条，使后来的故事发生了性质变化。第二天早上，沈汇丽开出了一张一式两联的借据，上面写着“借到人民币三百万元整，借期一年，利息按还款当年银行贷款利率支付。”
郑天良当时不想要借条，可就在这时，他的电话响了，于是在仓促中就将借条塞进了公文包里，回去后又很马虎地锁进了自己办公室的保险柜里。郑天良接过电话一问，他的脸色顿时严峻了起来，原来是叶正亭打来的。啤酒厂三百多职工分乘十辆客车直接到了省政府门前静坐示威。省政府办公厅要求河远市和合安县领导立即赶到省城去将工人们领回来。
叶正亭在电话里说：“你们怎么一点迹象都没发现，厂子卖了后，思想政治工作是怎么做的？”
郑天良说：“我让沈一飞召集全体员工开了会，沈一飞还说职工非常欢迎这次改革，所以我就没去再做工作。这个事件肯定有背后的原因，为什么不去县政府和市政府静坐示威，而是直接去了省政府，这是有预谋的政治策划。”
叶正亭在电话里说：“给我回来后查个水落石出，谁破坏改革，我就撤谁的职，我就不相信，河远正气压不了邪气！”
郑天良从沈汇丽的被窝里爬起来直接赶到了省城，叶正亭没去，他让黄以恒去了，郑天良和黄以恒在政府面前见面了，黄以恒说：“老郑，不要怕，多做一些思想政治工作，相信工人们会通情达理的。”郑天良气呼呼声地说：“这个沈一飞，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在蒙我。”
三百多工人将省政府门前的长江路堵死了，交通也瘫痪了，警察在维持着秩序，他们主要是防止工人们冲击省政府。工人们打着标语喊着口号，情形跟八九年春夏之交很相似，有点骇人听闻，好在最近上访的比较多，见多不怪了，因此警察们脸上还是比较平静的。工人们在寒风中打出了，“合安啤酒厂工人请求省领导为民作主”、“卖厂不得人心”、“将损失的国有资产夺回来”、“严惩卖厂的腐败分子”、“共产党万岁”等标语。郑天良看到这些标语心里很紧张，他发现这些标语很明显是针对自己的，他的心跳得很厉害。省信访办的主任还有省政府办公厅的副主任要求黄以恒和郑天良立即跟工人们进行对话，省委宁书记指示要缓和矛盾，防止激化，必须在中午下班前处理好上访事件，并对事件的进行调查。
郑天良站在省政府门前，手里抓着信访办提供的话筒大声地说：“工人同志们，我是郑天良，我代表县委县政府来帮你们解决问题来了。”第一句话还没说完，下面就哄了起来，口号声此起彼伏：“卖厂可耻，还我碧源！”
郑天良等口号声喊完，自己接着喊：“工人同志们，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是市委市政府适应改革形势做出的正确行动，是符合改革精神的，不改革没有出路，不改革没有饭吃。别的我不想多做解释了，但我今天向你们保证的是，工人们百分之九十明年要在中飞啤酒公司就业，我保证你们到外资企业后工资提高百分之三十，我保证你们的养老退休金按月足额地交到社保局，这一切，我们都已经在啤酒厂转让协议中写得很清楚了。工人同志们，如果我今天说的话不能兑现，你们就一起冲到我家里去找我算账。”
下面的工人们喊道：“我们不相信腐败分子的假话！”
郑天良心里凉了半截，他没想到工人们公开喊他腐败分子。但他还是鼓足勇气喊道：“你们现在立即回去，明天由我和宣县长到厂里去跟你们签就业保证书，我说到做到。等到台商过了元旦后，再跟各位签订正式的劳动合同。”
黄以恒也重复了郑天良的观点，而且表示市委市政府完全支持郑天良县长代表合安县委县政府做出的承诺。
省信访办的胡主任也拿起话筒强调指出省里完全同意河远市和合安县做出的正确决定，请大家放心，党和政府对你们是负责任的，要以大局为重，立即回去，一切要坐下来谈，有话好好说。
不到十一点的时候，工人们全都散去了。这时刚刚赶来的沈一飞被郑天良堵在省政府门口训了个鼻清脸肿：“沈一飞，你这个混蛋，思想政治工作是怎么做的？还用好话来糊我。你说工人们热烈欢迎改制就来了三百多人上访，如果不欢迎还不把省政府给炸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坐牢！你作为啤酒厂负责人，你要对这次事件负责。”
沈一飞一脸委屈：“郑县长，我去做动员报告的时候，工人们还鼓了掌，没有人反对，肯定是听了谣言才来上访的。我只能按照你的要求做说服动员工作，但我防不了谣言，再说厂子卖了后，我实际上已经是个空架子了，说话也不管用了，你应该能理解我。”
看着可怜兮兮的沈一飞，郑天良气得嘴唇乌紫。
原来有人散布谣言说台湾老板兼并啤酒厂后，百分之九十工人要解雇，而且对解雇的工人生死不管，更可气的是卖厂只卖了个半价，四千多万被县里市里领导拿去私分了，每人都有份。工人们觉得市县领导合穿一条裤子，都是一些不管工人死活的腐败分子，有理也讲不通，所以就直接到省里来上访了。省委宁书记在“内部情况”上批示说：“合安半年内发生两起群体上访事件，这绝不是偶然的。希望河远市委和合安县委县政府要认真总结教训，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这个批示等于是批评，叶正亭打电话给郑天良让跟自己一起去专门就此次上访事件向省委宁书记作了一个半小时的汇报。汇报结束后，郑天良回到合安再也没有追查是谁组织和策划了这次上访事件，郑天良在县委常委会上没有说具体汇报内容，而是说了这样一些话：“省委宁书记说，合安的改革方向是正确的，措施也是得力的，上访事件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宁书记准备过一段时间来合安调研，要对我们工作进行具体指导，所以根据正亭书记指示，我们从现在起就要做好迎接宁书记调研的全面准备工作，工业区企业一定要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宁书记的面前。”
转眼间就过年了，年头岁尾的空气中飘满了火药的香味，郑天良第一次以良好的心情来体验过年带给他的成就和收获。市里对合安的班子已经有了初步的动议，元旦后，市委决定，赵根苗书记由于健康原因将调到市里任政协宗教委员会主任，宣中阳主持县里的全面工作，据说等春天工业区全面启动后，宣中阳任县委书记，郑天良任县长，这已经是不公开的秘密了。至于让宣中阳任书记，有人说这是叶正亭在搞政治平衡，其实合安县的实权将牢牢控制在未来的县长郑天良手里，郑天良本来就不是一个等闲之辈。郑天良过年的时候，用大部分时间来回味五十岁这个年纪对于他最后的意义，三四个月的时间就将工业区这个烂摊子重新收拾起来开张，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了，他觉得自己做一个市长也是绰绰有余的，最起码不比黄以恒差。
过年的时候，登门拜年的人络绎不绝，他实在记不清拜年的来了多少人，只是记住了没来拜年的人有几位，好像也只有两个乡的书记乡长没来，这两个乡的头是因为过了年就要退了，所以他们有胆量不拜年。郑天良让周玉英买了三百多个一次性纸杯，春节过完的时候，只剩下不到十六个了，因此来拜年的人数大约为二百八十四人左右。二十八个乡党政一把手和部分副职，县直各单位主要负责人，各工厂企业的厂长经理，还有一些有想法的普通百姓也来拜年了。
拜年主要是送礼，送礼比较难听，所以拜年就是一个幌子，做掩护用的。
断了一条腿的于江海从医院里出来后也到郑天良家拜年，他一进门就哭：“郑县长，你可不能扔下我不管了，我这是为了县里的工作而致残的，可县里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平反，也没有个交待，我老婆要跟我离婚，郑县长，我是你一手培养起来的，你可要救救我呀！”
郑天良拉起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于江海：“大过年的，哭什么？你的事我当然是要管的，只是这一阶段忙于工业区的改革，所以县里还没来得及研究你的安排问题。凶手一定要绳之以法，我已经跟公安局说过多次，这个案子不能拖，不然合安的社会稳定就得不到保证。”
于江海说：“郑县长，凶手没抓到前，县里能不能给我定个因工负伤，另外就是我都付出了一条腿，总该给我适当安排一下，如果实在有难度，，残联副主席也行，弄个副科级，老婆就不会跟我离婚了。”
郑天良说：“这事还要跟宣县长商量，你放心，我会充分考虑你的事情。”
于江海临走前丢下了一个信封，郑天良执意不要，于江海说也没带什么东西，这点小意思就算两盒糕点吧。在推拉争执中，残废于江海还跌倒在了茶几边，杯中残余的水也就此泼翻在地。于江海走后，从屋里出来打扫的周玉英发现了信封，脸上有些迷惘，郑天良将信封交给周玉英说：“你给我将钱收好，等过了年，全部上交县纪委。”周玉英数了数说一万块钱，郑天良生气地说：“想拿一万块钱买一个副科级，我绝不会让他得逞，想贿赂我，没门！”
周玉英说：“你接收了那么多人的烟酒，每人送的烟酒都值千把块钱，不是贿赂又是什么？”
郑天良说：“这不一样，烟酒是礼节性的，送钱就太肮脏了。”
周玉英笑了起来：“烟酒不就是把肮脏包装了一下嘛，其实都一样。”
郑天良说：“过年后，一些非亲戚朋友送的烟酒也要交到纪委去。”
春节期间，公开送信封的共十一万五千块钱，这些钱都由周玉英送到了县纪委，而大部分塞在烟酒盒子里的领袖头像总共是多少谁也不清楚，赵全福万源等人拜年送的烟酒盒子里塞的都是银行很喜欢的纸，郑天良悄悄地将那些纸都送到省城交到银行里去了，他将一大堆纸换回了一张纸。将钱看作是纸就像恐怖分子拉登把“恐怖袭击”说成是“圣战”一样，比较体面。
过了年后，郑天良感到工作轻松多了，他主要就是忙着接待陪同和参加各种宴请，还有就是奠基剪彩之类的事情。中飞啤酒公司从美国进口了一条罐装生产线，投产时郑天良参加了第一罐啤酒下线仪式，他接过了生产线上下来的第一罐啤酒，也接过了他为之呕心沥血奋斗来的沉甸甸的政绩，政绩不是商标，而是品牌的内涵。
中飞兑现了诺言，让百分之九十的工人重新上岗，一些感恩戴德的工人们在拿了第一个月高薪后凑钱给县政府送了一个匾，上面用黄铜镶了四个大字“爱民如子”，虽然这四个字有些封建色彩，但这是一种朴素的情感，
孔令根经常过来，他包租了一套红磨坊的套房，他来的时候都要邀请郑天良去喝茶，但郑天良决不洗澡，孔令根也不勉强，他们相安无事地喝茶聊天。谁也没再提起过那笔三百万块钱的事，大家心里都很有数。孔令根知道如果没有这三百万，就不会有一百八十美元的让价；郑天良认为如果没有这三百万，合安啤酒厂就不可能成功转让掉全部产权，他们两人心照不宣地将茶继续喝下去，一直喝到郑天良走进了班房。
工业区的缫丝厂、电子元件厂、水泵厂等所有企业在一九九九年春天的时候，好像喝醉酒睡了许多年后突然醒来，他们在资本家个体户的手里重新勃发出对市场的贪婪和欲望，就像一个酒鬼对酒的热情一样。合和回迁工程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向空中延伸，而罗马假日花园则已经完成了一期工程的百分之八十，花园别墅式的楼房已经开始在炫耀最初的轮廓。郑天良春天的心情很好，酒量好像也与日俱增，他常常批评赵全福万源说：“你们这些资本家只顾赚钱，从来就不讲究朋友间的交流和谈心。”于是他们就从工地上撤回来陪郑天良喝酒聊天，最近郑天良突然对麻将感起了兴趣，几个资本家们经常陪郑天良在红磨坊打麻将，原则上一个星期打两次，每次输赢不能大，二三十张纸为宜，郑天良说：“我跟你们资本家不能比，来小一点，以娱乐为主。”资本家们都说郑老板话的就是有水平，娱乐为主，刺激为辅，所以每次郑天良只能赢上个七八十张纸。
省委宁书记是春天来考察调研的，他看到热火朝天的工业区后，又听取了合安县政府的汇报，他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合安的改革是具有典型意义的，所以要让省里的主要媒体进行广泛的宣传。但我不主张在经济建设中树什么典型，因为典型往往容易使一个地方为了面子和榜样而不顾实际地自我膨胀，好多典型就是在树过头后垮掉的，而且每个地方的情况也不一样，不可照搬，合安的经验我以为最主要的是，根据本县的实际进行了国企改革，走出了一条有自己特色的新路子。比如说你的工业区在产权制度上的改革是对症下药的，一个县的经济实力是救不了这么大工业区的，啤酒厂转让全部产权需要勇气还需要胆识，虽然有些波折，但毕竟成功了。当然了，你们河远有正亭这样的经济专家主政，有以恒这样经验丰富的同志共同努力，省委省政府对河远和合安的改革是充满信心的。”
省委宁书记的话让郑天良最激动，因为讲合安改革的成绩等于是讲他郑天良的成绩，只是宁书记对典型的议论居然与黄以恒当年在合安的经历惊人相似。不过，宁书记刚来，他即使知道合安的历史，也未必知道当时的县长书记是黄以恒，不然他就不会轻易说出这种否定历史肯定现实的话来。郑天良看到黄以恒的脸色很平静，只是他用红头铅笔在记录，让郑天良发现了他内心的颤抖。
秋天来的时候，到处都是收获的景象，郑天良接任县长虽已成定局，但组织部门一直没有找他谈话，他更不好在正亭书记面前提这个事，不然他的形象就全完了，好不容易碰到一个识才的领导，必须时刻注意维护好自己的政治形象，他不仅不跟孔令根洗澡了，而且连沈汇丽那里也不去了，特殊时期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他想担任县长后再去沈汇丽家地毯上重温旧梦，沈汇丽不止一次在电话里心情急切地让他去河远，可郑天良总说自己很忙，而沈汇丽来合安的时候，郑天良连见也不见了，秋天的时候，郑天良突然宣布麻将也不打了，他对赵全福万源说：“你们要抓紧时间把工程质量抓好，这样打下去是会误事的。”资本家们都诚恳地接受了批评，点头说：“老板说得对，男人要以事业为重，打牌玩物丧志。”国庆节前，市委要求每个县上报一个全省“人民满意十佳公仆”的候选人，由于快要放假了，宣中阳说国庆以后再议吧。郑天良觉得“人民满意十佳公仆”对于他来说非常重要，这既是提拨前的政治铺垫，也可以为他洗刷掉在工业区改革中的一些消极传言。
一九九九年国庆中秋的假期是连在一起的，国务院一口气让全国放了七天假，郑天良在假期快结束前患了一次感冒，第二天的时候还发了一些烧，于是他就到县医院最好的病房里住下来吊水，谁知前脚刚住进医院，紧跟着前来的慰问的各乡镇长和科局长以及厂长经理们全来了。两天总共吊了三瓶水，可收到的人参、燕窝、脑白金等各种营养品三百多盒，慰问金三十二万元。出院那天，周玉英说：“你们当官的也太不像话了，患一个感冒就送了这么多，要是患个癌症还得了。”
郑天良说：“患癌症就没有人送了，”他披上棉袄又说了一句：“你怎么整天就说这种倒霉的话，人家也是一片心意嘛。”
周玉英说：“县医院那么多老百姓都在住院，为什么不去送心意，不去送钱？我发现你们当官的要想捞钱太容易了，患个感冒吊两瓶水就能赚三四十万，我的乖乖，你一个小县长患感冒就赚了三四十万，要是市长省长患感冒那还得了。”
郑天良说：“不要乱说！这些钱和东西都不能收，一律要全部上交县纪委。”
周玉英问：“营养品也要交？”
郑天良说：“全部上交，而且由你去交，这样有利于你贤内助评选。”
郑天良熬到十月八号才出院，出院前，他给宣传部长孟强打了一个电话，他说自己的驾驶员车子出了点故障，借孟部长的车到县医院来帮我老太婆拉一点东西。他放下电话自己就走了，留下周玉英等车来接。孟强正好路过县医院，就让司机拐进去，然后让司机帮着将东西搬到车上，周玉英是抱着一包钱上车的。
孟强问开到哪里。
周玉英说：“县纪委。”
孟部长愣了一下，没说话。
国庆节后的第一次常委会就是研究上报全省“人民满意十佳公仆”的侯选人，组织部长王敏章念了一遍评选标准，除了政治标准外，主要有两条，一是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二是作风正派勤政廉洁。还有相关的评选细则。这个敏感的话题使所有的人都不好轻易提名，所以会上常委们就拼命地喝水抽烟上厕所。这种场合一般提出一个候选人后，别人都不好再有异议，因为类似的荣誉既是具体的，也是抽象的，如果要论成绩突出，毕竟不是你一个人功劳，上级的支持同志们的配合同样是很重要的，成绩是大家的，都有份；要说廉洁，谁也没有贪污受贿，都很清白。
郑天良若无其事地抽着烟，心里很着急，他看了一眼孟强，孟强终于还是首先说话了，但他说得很策略：“我是搞宣传的，对有宣传价值的典型材料从来都是不想放过的。现在腐败现象确实很严重，但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我们要宣传那些能够代表我们党和政府正面形象的先进人物，要突出党员干部作为民族脊梁的特殊意义。从这个角度看，我觉得郑县长做得比较突出，今年春节的时候上交了十一万五千块钱，国庆中秋两节期间又交了三十二万块钱，而且郑县长的爱人一直没有工作，郑县长从来没有利用职权为自己爱人安排单位。对自己的爱人决不照顾这一点最起码连我也很难做到，郑县长不让宣传，但我们宣传部如果不宣传这样的典型，这就是我们的失职。”
孟强的话意思很明显，但他又没直接说出来，在这个场合有点仅供参考的味道。孟强知道郑天良与宣中阳的关系很微妙，但郑天良毕竟是叶正亭的红人，行情一路看涨，而且郑天良又打电话向他借车去医院拉礼品现金直接送纪委，这种暗示如果孟强还看不出来，那也就在官场上白混了。然而孟强只能这样表态，对郑天良来说，等于是提名，而给宣中阳的暗示是，这是从宣传角度来考虑，不代表十佳人选就一定是郑天良。
孟强的话说完后，还是没有人表态，宣中阳先用笔在文件上划了几道杠杠，然后说话了：“我认为孟强的话说得还是有些片面的。”宣中阳看了一眼郑天良，郑天良脸上一种绝望的神情油然而起，其他人也停下了手中的笔，不知宣中阳是不是又要在这件事上跟郑天良再叫一次板，这使大家对将来的书记县长的合作前景很是担忧，他们等待着宣中阳发难。
宣中阳喝了一口水，放下手中的笔说：“之所以说孟强说得片面，是因为老郑的事迹不能仅仅停留在宣传宣传这个层次上，而是要给予一个政治上的评价和定性，所以我认为，老郑作为全省十佳候选人是最合适的，老郑在主抓经济工作这段时间的成绩是省市都肯定了的，吃的苦比我们任何人都多，苦吃得多，别人送得也多，但三四十万礼金全都上交了，这就很不容易，这就是一种境界，所以这个政治荣誉理所当然地应该属于老郑。当然了，我不是说大家都没做工作，也不是说大家就不廉洁，而是老郑确实比我们做得要更突出一些。这是我个人意见，大家也可以发表不同看法。”
郑天良重重地松了一口气，但他发觉宣中阳的话虽然目标明确，但内容却还是有点暧昧。然而，在这种时候，郑天良已经很难在内心里把宣中阳作为一个对手来看待了，他很冷静地弹了弹烟灰，等待着各位各位们最后的态度。
宣中阳这样一说，大家都无话可说了，一般说来，一把手定了调子后发扬民主，那种民主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证明一把手的话是正确的，而不是唱反调，这也是常识。再说这也就是一个荣誉而已，荣誉有用的时候非常有用，没有用的时候就是一个缎面的证书而已。一般说来，大官是从来没有政治荣誉的，他们不需要荣誉，他们给别人颁布荣誉。县直机关的优秀党员里肯定没有县委书记，省直机关优秀公务员里肯定没有省长，就这么简单。
郑天良最后作了表态，他谦虚地说：“感谢宣县长和同志们对我的信任和鼓励，我做的还很不够，但我时刻想到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是一个共产党员，每当我想到乡下那些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父老乡亲的时候，我就不忍心收受礼品，不忍心为爱人谋了取私利，更不忍心收钱。作为十佳候选人，我今天要表一个态，不管能不能评上，我都会时刻按照一个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时刻想到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如果评上了，那我也只能说，证书是我的，荣誉是合安的，是大家的。”
上报的十佳材料由县委宣传部孟强部长亲自负责，妙笔生花，事迹感人，执笔的宣传科长小刘差点都流泪了，他说没想到现在还有这样正派廉洁的领导。在全市上报的材料中，郑天良的材料最过硬，市委决定将郑天良作为全市的唯一一名候选人上报省委。
这天下午，黄以恒来到了合安，宣中阳郑天良一行陪着黄以恒视察了工业区，工业区企业已经全面恢复生产，产权制度改革后，政府已经不再参与经营活动，所以政府领导来企业就像游客一样轻松，黄以恒站在中飞啤酒生产线旁，手里拿着一罐啤酒对陪同的宣中阳郑天良说：“政府主要就是抓制定政策和宏观调控，政府办企业就像企业办政府一样角色是错位的，也是办不好的。”
宣中阳郑天良连连点头，郑天良说：“正亭书记也说过，政府本来就没有办企业这一职能，但计划经济逼着我们去搞企业，结果人累垮了，企业也办垮了。”
宣中阳说：“也不能这么说，我就不相信你老郑管不好一个企业，主要是政府的事太多了。”
郑天良笑着说我没有这个本事。黄以恒接上来说：“中阳，你的观念转变还是跟不上去，老郑说得是对的，政府就是不该办企业，政府要把税收抓好，把企业投资环境抓好，把市场公平竞争保护好。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实现权力和义务的平衡。”
他们心情很轻松地边看边谈，像说着一些与已无关的话，确实宣中阳也感到了压力小多了，今年的财政收入增长了百分之六十，拖欠的工资也全部补发了，合安县目前是百废俱兴，政通人和。一路上各企业陪同的资本家们态度谦恭，诚惶诚恐，再也不像以前领导一到企业就是厂长们叫苦的，工人们喊冤的。所以黄以恒一行可以从容平静地面对着电视台摄像机镜头并发表理论联系实际的感想与观点。看着一大片拨地而起的合和厂房，黄以恒说：“合和在乡下发展壮大后，将新厂建在县里，天地更广阔，势头更好了。”赵全福点头哈腰说：“全靠黄市长支持，如果当年没有黄市长的扶持，合和哪有今天。”郑天良看了一眼赵全福，赵全福将后面的话都咽下去了。
参观完了工业区，天色已经是傍晚，郑天良留黄以恒在合安吃晚饭：“黄市长，合安虽然不富，但现在我们还是有信心留你吃一顿晚饭的。”
黄以恒说：“不用了，我马上还要赶回市里去接待省委领导。下次来合安我一定要好好地在你们这里喝上一场。”说着黄以恒就钻进车里走了。
送走了黄以恒，赵全福给郑天良打了一个电话，让他在蓝湖宾馆门口等他，郑天良刚合上电话，赵全福的车已经停在了他的面前。车子直接开进了红磨坊，到了二楼套间坐定后，他们一起喝茶抽烟，郑天良说：“老赵，你有什么事，直说吧！我说过，在你们的工程没有结束完工前，我不打算打搅你们，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赵全福说：“省委宁书记秘书纪天平的岳父去世了，今天上午刚刚火化，纪天平在南店乡，你不去看望看望？”
郑天良一想，这个纪天平回来后居然也不跟县里通知一声，作为老乡，他是应该去看望一下的，郑天良说：“那我只能以私人身份去了，县里不好直接出面，因为他岳父只是一个农民，县委县政府都不好直接出面吊唁。”
赵全福说：“那当然了，只能以私人名义去，因为全县一天要死很多农民，你们县长书记不可能都去吊唁，纪天平是一个前途不可限量的人，领导的秘书过不了几年就是领导。”
郑天良说：“你不要乱说，纪天平是一个很优秀的年轻干部，跟我的私交也不错。我们晚点去吧，大白天去群众会有看法的。”
赵全福说：“太阳马上就要落山了，我们现在就去。”
但郑天良还是等到天暗下来后才跟赵全福一起开车去南店乡。
从南店乡政府到纪天平岳父家的路很不好走，土公路上坑坑洼洼的，车子在路上像一个不会跳舞的人乱扭一气，抵达纪天平岳父家门口的时候，郑天良发现了很多小车停在那里，他撤不回去了，只好硬着头皮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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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屋后，郑天良发现黄以恒和宣中阳正在堂屋里对着纪天平岳父的遗像鞠躬，黄以恒和宣中阳三鞠躬后才发现了郑天良，郑天良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神色，黄以恒却平静地说：“老郑，你也来了？我是在离开合安前听说了这件事，顺便来看一下。”郑天良说：“我也是刚刚听说的。”
黄以恒宣中阳跟纪天平握手后先走了。
郑天良和赵全福对着纪天平岳父的遗像三鞠躬，脸上显得很沉痛，他们很悲伤地握着纪天平夫妇的手说“节哀保重”，纪天平夫妇身上缠满了白布披麻戴孝地说“谢谢”，郑天良和赵全福又到里间看望了睡在床上的纪天平岳母，郑天良当着纪天平的面将一个装有一万块钱的信封交到了老人的手里，信封上写着郑天良和赵全福两人的姓名，至于钱是谁出的，已经不重要了。郑天良声音悲凉地说：“老人家，你要多保重！”老人在床上哭得很伤心，手里的信封攥得很紧。
香烟缭绕，屋场上摆了十几张桌子，一些和尚在超度亡灵，而乡邻们正在准备大吃大喝，在农村死人跟结婚一样，喝酒吃肉是少不了的。此地当然不可久留，郑天良坐下来跟纪天平聊了几句后就告辞了。
天已经彻底地暗了下来，还有车辆陆陆续续地前来吊唁，郑天良和赵全福出村刚上土公路，他发现迎面一辆车灯光很亮，赵全福骂了一句：“妈的，跟我错车还不关强灯，我也打强灯。”两个强灯对射，很刺眼，郑天良隐约发现车号是叶正亭的专车号，他还想仔细辨认，车子已经错过去了。他想可能是自己看错了。
赵全福突然说了一句：“老板，刚才过去的车子好象是市委一号车。”
郑天良在黑暗中冷冷地说了一句：“不是，你看错了！”
郑天良对深秋的天气非常敏感，他常常在秋风的暗示下，产生一些人生如树叶飘零的伤感，这一段本来心情很亢奋，但今天参加了死者的吊唁后，这种糟糕的情绪又从内心深处窜了上来，他听到车窗外的风声正在夜幕下扫荡。
转眼就是年底了，郑天良终于当选了全省“人民满意的十佳公仆”，省报头版刊登了“十佳”的大幅照片和事迹简介，郑天良在照片上笑得很灿烂，他的目光正在看着报纸外面的世界。颁奖大会那天，郑天良从来没有感受到过如此强烈的闪光灯从不同角度将他们定格在镜头里并成为一段光荣的历史。省委姜副书记在给他戴上授带的时候还说了三个字“祝贺你”，郑天良感到领导的手又柔软又温暖。十佳公仆们手里捧着证书肩上挎着授带面对在场的记者们的拍摄，郑天良感到自己戴授带很不习惯，大红的绸带斜挎在肩上，总有一种饭店迎宾小姐的感觉，他闻到了省委大礼堂里的空气有些浑浊和稠密，竟头上冒出汗来，后来郑天良回忆起这一细节时，觉得自己主要是内心比较虚，当时没有明确地感受到这一点。
郑天良回来后就被市委找出去谈话了，叶正亭黄以恒和市委组织部张部长共同找他谈话，郑天良被市委任命为临水县委副书记代县长，待县人大常委会通过后任县长。郑天良有些意外，但他觉得离开合安也是一件能够接受的事，因为合安与他有太多的纠缠，他一走，那些能公开和不能公开的事等于也就一起带走了。那里的账等于是结清了，他走出市委大楼后，甚至感到了一丝轻松和解放，这种感觉使郑天良对那个冬天的下午充满了感动。
五十岁这一年，郑天良赶上了提正职的末班车。宣中阳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合安县委书记，县长将由市里派一位更年轻的同志担任，这个人就是叶正亭一年前刚提拨的三十二岁的市经委主任经济学硕士申文康。
合安上下很快都知道了郑天良要调到临水县去任县长，县里各界都在为郑天良送行，由于一个星期后就要去报到，所以郑天良接受送行宴会的密度太大，有时一天要喝四五场送行酒。在这个空档，他还要跟宣中阳谈一下工作上的事。
宣中阳说：“老郑，以后我们还要多向你们临水县学习取经，我们兄弟县之间要加强交流和合作，但是你不能将合安的投资商挖走，给我手下留情。”
郑天良说：“宣书记，你以前是我的领导，今后仍然是我的领导，如果我们临水有同志来参观取经，你可不许保守哟！”
他们说着一些很体面很轻松的话，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功成名就的从容与自信。郑天良说：“临走前，我只有一件事，希望宣书记能帮一下忙，也算是我私人求你的了。”
宣中阳说：“有什么话直说，只要能办到的，我决不推辞。”
郑天良给宣中阳点上一支烟，说：“我这个人一般说来，从来不将公事私办的，但这一次是迫不得已的。你知道陈凤山已经五十三岁了，在下面干了快二十年了，一直没提，他原来跟我在实验区也吃了不少苦头，现在身体也不好，跟我讲过多少次了，我都没理他，我走了，也就提出来请你帮忙。你看能不能将他平调到经委当主任，让他休养生息。如果有困难的话，随便安排一个岗位也行。”
宣中阳说：“这么点小事，还不好办，正好经委主任老高退下来了，我马上就办。”
郑天良说：“那就太谢谢你了，如果临水那边有什么事，你给我打个电话就行了，我一定照办。”
两人说得很轻松愉快。郑天良没有提到沈一飞和于江海的事，至于为什么，也许只有郑天良内心里清楚。
临行前的一天晚上，郑天良参加了赵全福在红磨坊举行的送别宴会，这样安排等于是给了赵全福最大的面子，因为压轴的都是重头戏，就像歌舞晚会上，最后出场的都是大腕明星一样。赵全福邀请了全县各界人士一百多人在红磨坊欢送郑天良赴临水县就任，宴会上大家都说着最美丽动听的语言赞美郑天良的丰功伟绩和优秀品质，郑天良听起来怎么都有点像致悼词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让他的笑只能是僵硬地堆在脸上，而缺乏一种发自内心的真诚流露。
就在送行宴会刚刚进行到中间部分的时候，大厅外面进来了几个不速之客。郑天良首先看到了脸色阴沉的吴成业，这个县纪委副书记还是一副落难才子的打扮，身上的衣服又旧又暗，郑天良刚想上去跟他打招呼。一个戴眼镜的陌生人站到了郑天良的面前，他打开公文夹问道：“你是郑天良吗？”
郑天良正在接受着一群人的敬酒，他端着酒杯不知所措地说：“是的，我是郑天良。”那一刻，他的心里乱极了，所有敬酒的人都愣住了，他们端着酒杯无所适从。
戴眼镜的人声音稳重而扎实地说：“郑天良，我代表省纪委向你宣布，从现在起对你实行‘双规’，在规定的时间规定的地点将你的问题交待清楚。跟我们走吧！”
大厅里的客人们全都张着嘴，热闹的场面刹那间一片寂静，能听得见蚂蚁在油腻的地面上爬动的声音。所有的人神情恐怖地看着郑天良从大家的视线中消失。
郑天良此刻反而镇静了起来，他脚踏实地跟着几个人走了。在跨出红磨坊的玻璃大门的时候郑天良问了吴成业一句：“他们是不知道我在哪儿吃饭的，是你把人带来的？”
吴成业面无表情，声音冰冷地说了一句：“不，是你把人带来的！”
郑天良有点丧失理智地说：“我终于被你逮到手里了。”
吴成业说：“不，你终于被正义逮到手里了。你说过，你的问题不归我管。”
郑天良走出红磨坊大门后，他抬头看了一眼漆黑如锅底的天空，天空什么也没有，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冰凉的风。上车前，他又回头看了一眼灯红酒绿的红磨坊，他知道这可能是他留在红磨坊的最后一眼了，合安一切的人和事都从这个晚上消失了。省纪委的人很宽容地让郑天良站在那里多看几眼跳跃着物质光辉的霓虹灯，而吴成业打开车门说：“外面太冷，老郑，上车吧！”
郑天良说：“我可以跟家里人打一个招呼吗？”
吴成业说：“我估计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毕竟不是让你去参加十佳颁奖会。”
纪委的一个同志说：“你家里会有人去打招呼的，但不是你。”
郑天良问吴成业：“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
吴成业在车里说：“我不知道，因为你不归我管，你要是归我管的话，也许你注定不会吃上这顿饭，更不会坐上这辆车了。”
这天晚上，天气预报说从西伯利亚来的一股寒流在越过黄河淮河以后向偏东方向移动，请各有关部门做好防寒防冻的准备。
一夜风声不止，第二天早上，合安县第一位上街打扫卫生的清洁工发现地上全都结冰了，地上的污秽杂物很不好打扫。天确实很冷。
我舅舅郑天良的一生到这里实际上已经结束了，至于如何案发以及如何审判，很显然不是这本书的主要内容，我能做的就是将我舅舅郑天良从一个乡村兽医如何走向一个十恶不赦腐败分子的全部历程展示出来，至于如何评价我舅舅官场奋斗挣扎的几十年，那是读者的事情。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一个腐败分子的堕落决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也不是我们平常所总结的那样草率，作为郑天良经历的叙述者，我必须直面他的灵魂以及他灵魂蜕变的轨迹，这不仅因为他是我舅舅，而是我对历史对真实的一种尊重和起码诚实的态度。而今天我们越来越缺少诚实，我们满足于肤浅的宣泄和情绪化的愤怒，在义愤填膺的发泄中，没有人知道，我们离真实已经越来越远，我们像消费一次性筷子一样消费着腐败分子们的人生，这使我们忘记了官场和商场具有同样的性质，任何人也逃脱不了长年累月挣扎中的技术性生存所不可抗拒的游戏规则。官场也像足球场一样，进攻是最好的防守，防守是最高质量的进攻，进攻有时导致了疏于防守，防守有时又让进攻成为虚构，这是是非非进进退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就是郑天良的一生。一万个人眼中有一万个郑天良，我的任务就是让我和读者都尽可能地逼近真实。
我舅舅郑天良是在二000 年九月二十九日被枪毙的，枪毙郑天良迎国庆，这是大家都能理解的，这一年胡长青、成克杰在我舅舅之前就枪毙了，所以枪毙我舅舅的时候并没有在全省引起多大反响，而出租屋里的穷人们却对枪毙了小官很不高兴，酒也喝得索然寡味，他们都说枪毙一个副县长就像枪毙一个蚂蚁，我说那枪毙乡长村长又算什么呢，他们不说话了。
我舅舅被认定的的受贿索贿款折合人民币是四百一十四万，也就是孔令根和万源都证实的那几笔钱，另有二百三十万块钱不能说明收入来源，这就是说赵全福贿赂的钱还有其他企业送的钱以及逢年过节收的钱都没有全部招供出来，我舅舅死活不愿交待，检察机关说：“你不招也罢，反正四百万也够极刑了。”于是我舅舅就哭着跪在检察官面前说将钱全退了只求放他一条生路，检察官说你不退也是不可能的一切依事实为依据依法律为准绳，话说得很原则，我舅舅就哭得更伤心。所有的腐败分子们最后都是要哭的，也都是要悔过的，包括胡长青成克杰都哭了，我舅舅郑天良没有理由不哭，只是哭得毫无必要，因为法律审判的时候从来都不以哭的数量和质量来定刑，也不以忏悔书是否写得深刻而减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