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放下武器》》 · 许春樵 · 2026-07-25
郑天良说：“耿天龙的事现在还不能最后下结论，他只是从报表上看没问题。反正我在马坝乡这几年是没见到过有彩电票分到我们手里的，自行车好像有几辆。但报表上反映每年都分了一到两台彩电，究竟是商业局没分下去，还是分下去被我们乡政府干部贪污了，还要调查。”
黄以恒说：“我同意你的意见，但要快一点。下面我们还有许多事要讨论，不能总被这花花绿绿的电视机捆住手脚。”
黄以恒走了没几分钟，政府办送来了转“郑天良副县长亲收”一封信。
信是以“部分反对官倒的正义群众”名义写来的。信中揭发了耿天龙这三年来，造假报表，私自贪污了计划彩电七十六台，如果按每台比黑市平均高八百块钱计算，总共倒卖贪污六万零八百块钱，贪污计划冰箱四十二台，倒卖差价一万三千六百块钱，贪污计划自行车一百二十四辆，倒卖差价一万二千四百块钱，这些货全部都给了他儿子耿伟强。检举信中有一些很情绪化的内容，诸如耿天龙如此贪赃枉法，目无纲纪，罪大恶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之类。
检举信中还将十几份出库单的复印件都寄来了，上面有耿天龙的批示，“同意调拨”等字样，这些调拨单显然是去向有问题，因为一般计划彩电冰箱自行车都是凭票在商业局所属的“百货大楼”买货，不存在批条子调拨一说。
郑天良站起身来，打开窗子，窗外阳光正好。他首先想到的是，此事要让检察院直接介入了。
郑天良将这封举报信送到了黄以恒的桌上。黄以恒正在打电话，他放下电话时脸色极其难看，他对郑天良说：“柳河大桥的款子又出问题了，省交通厅说好的计划拨款八十万，现在又说什么桥不在国道省道线上，简直是刁难！我究竟要烧多少柱香，这项拨款才算合法？”，黄以恒从烟盒里拨出香烟扔一支给郑天良，自己点燃一支，大口大口地吸着：“老郑呀，我们这七品芝麻官真不是人干的，你说上面那些官僚们怎么就一点同情心都没有呢？”
郑天良没正面答话，就将举报信递到黄以恒的面前，黄以恒看了几眼后，轻描淡写地说：“商业局是你分管的，你全权处理吧。我马上还要去省城一趟，这钱拿不到手，桥就建不成。”说着就站起来准备出发。
郑天良说，“我的意见是让司法部门介入。”黄以恒说，“你看着办吧！”
宣中阳进来说车已经准备好了，黄以恒转身就走了。
郑天良将耿天龙召到办公室，他想核实一下，以免被动。可核实是根本不可能的。耿天龙说：“我唯一能告诉你的就是，我没有问题。”
郑天良扬起手里的检举信说：“那么这信上说的都是诬陷你了？”
耿天龙不动声色地坐在郑天良面前：“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许多人事情不能干，诬陷的本事一流，搞阶级斗争更是一把好手。没什么奇怪的。”
郑天良发觉耿天龙一语双关，他被刺了一下，就有些沉不住气了：“你这些事实明摆着，还有什么抵赖的？马坝乡从来没有见到过你发的彩电票，还有这些调拨出去的彩电冰箱自行车都到哪去了？”
耿天龙说：“是有些出入，但那是特殊需要调拨的。”
郑天良步步紧逼：“哪些特殊需要。”
8
耿天龙说：“反正不是我，我也不便说。”
郑天良拍桌子了：“是你儿子需要，当然不便说。”
耿天龙说：“郑县长，话可不能这么说。我老实告诉你，这些调拨彩电不是在你分管期内发生的，从组织纪律的角度，我是不能对你说的。”
郑天良火了，他指着耿天龙的鼻子：“你胆大包天，贪赃枉法，七八万的差价就在你批的条子下被套走了，你的权力是谁给你的？我把你送到牢里去！”
耿天龙说：“那好，你让公安局来把我抓走吧！”
郑天良向县委陈书记汇报了情况，陈书记说：“我同意让检察院介入，黄县长从省城回来后，我再向他通报。”
当晚，耿天龙就被“隔离审查”了，等到黄以恒三天后从省城回来后，耿天龙已经全招了。他说给他儿子批的彩电是二十六台，冰箱十一台，自行车三十六辆，其余都是黄县长、前分管刘副县长、于部长还有其他县领导调拨走了。耿伟强倒卖的彩电都是夹在县领导的调拨单中每次扣留几台，从来没有单独为儿子批过彩电。
耿天龙放出来后，停职反省，等候处理。
郑天良参加了县委常委扩大会，会上就耿天龙的问题进行调查核实。结论是耿天龙在“隔离审查”时的交待是基本准确的。至于县领导批的彩电冰箱都到哪儿去了，黄以恒在会上说：“我这几年共批过十四台彩电，其他同志也批过一些，这些耿天龙都向我汇报过。我们这些县长书记搞钱也不是太难的，我相信大家不会相信我们去倒几台彩电赚钱的。这些彩电冰箱都用于我们县里的工作中去了，不送能行嘛，项目从哪儿来，资金从哪儿来？有时去送这些紧俏商品还得我这个县长亲自送上门，在这个小范围里我讲句难听话，我那时候感觉自己就像一个送上门的婊子。东西送了，我们能不能把那些人讲出来呢？如果陈书记觉得有必要的话，我就一个一个地写下来，写下来后，我就辞职，因为此后县里的什么事也别想办成了。这次去交通厅也少不了要活动活动的，具体内容我能讲吗？反正现在八十万已经批下来，柳河大桥就要上马了，两岸六万多群众再也不需要坐船过河了。”
黄以恒一通慷慨陈词后，常委会上大家都不支声了，陈书记说：“我今年马上就要下了，平时我主要是抓党建和干部队伍建设，县里工作以恒抓得多，很辛苦也很不容易。今天这个会不是要大家来交待问题的，以恒这一点你要明确。大家交换一下意见，说清楚就行了。主要是讨论耿天龙处分的问题，检察院在等我们的批示，只要县委同意，他们马上就可以批捕。”
郑天良说：“我认为一切按法律办。除了县里工作调拨的外，他私自截留给他儿子耿伟强倒卖的彩电冰箱洗衣机差价案值近三万块钱。”
大多数同志的意见是，让耿天龙将差价部分退出来，然后再给予一个党纪处分。郑天良站了起来，他声音提高了八度：“如果耿天龙不依法处理，将来还会有许多个耿天龙接着贪赃枉法。”
黄以恒说：“老郑的意见当然是对的，但这个案子比较复杂，许多东西拿到法庭上，我们县委县政府也要当被告的。如果觉得这不会有损于县委县政府形象，如果我们当被告有利于我县的改革开放的大业，我倒不在乎上法庭为自己辩护。”
陈书记摆摆手说：“这件事，我看就这样处理吧，让耿天龙将差价款退出来上交县财政，然后让他提前退休，反正他也快到了。组织部于部长代表县委将这一决定向他通报一下，把问题讲透，他应该是能接受的，也不再搞什么党纪政纪处分了，都一辈子下来了，晚节不保，可惜了！”
黄以恒说：“为了淡化处理这件事，最好叫他打一个因健康原因而提前退休的辞职报告，影响要小一些。”
对此，大家都没有什么异议。郑天良没说话，他只是觉得这一切好像是发生在梦中，又像是发生在来世。夜已经很深了，窗外马路上，馄饨挑子敲着竹筒发出了单调而孤寂的声音，一些打麻将回家的人在夜色中匆匆经过，夜风掠过他们赌输了的脑袋。
耿天龙的政治生命在这个夜晚的宁静中，被馄饨挑子的竹筒声敲碎了。那天晚上，放出来的耿天龙在家里温暖的被窝里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梦。
一九八九年春天的空气特别潮湿，春雨蒙蒙中树在悄悄地发芽，县城和县城人们的脸上终日裹一层雨雾，湿漉漉的，能拧出水来。
我父亲带着老家的村支书洪宝和一个穿伽裟的僧人提着一壶香油和两只鸭子敲开了我舅舅郑天良家的门。我父亲放下鸭子向我舅舅介绍迦裟僧人说，“这就是玄慧寺刚来的悟能法师。”悟能法师双手合十行佛门大礼。
我父亲说悟能法师是从九华山过来的高僧，修行极高，能看来世，能断生死，在他眼里“菩提本无树，明镜也非台，世上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我父亲说得深情并茂，一脸的虔诚和膜拜的表情。我舅舅郑天良对家乡来的人总是很客气，他让坐递烟并招呼舅妈上茶。只是对眼前这个僧人并没有什么良好印象，他不认为外来的和尚会念经。
而这个外来的和尚不仅会念经，还念出了让我舅舅不可思议甚至有些愤怒的歪经。悟能法师双手合十，稳如泰山地说：“自此经年，吾国时运不济，郑先生也逢乖蹇，故玄慧寺当重兴千载之佛法，镇邪驱恶，方国泰民安，逢凶化吉。”
我舅舅被悟能法师文白夹杂的凶言咒语逗得笑了起来。
村支书洪宝说：“郑县长，玄慧寺要显灵，最少得先修十二间大殿，还得将佛像重塑，观音佛如果不能做成铜的，就先用水泥做胎再刷金粉，然后才能正式开光。”
我父亲接着说出了此行的实质性的目的：“实在要是不能全建的话，最少也得批六万块钱。”
我舅舅郑天良脸色挂不住了，他对洪宝说：“你是共产党员，怎么能带头搞这些名堂呢？”
洪宝脸涨红了，他说：“郑县长，我们知道你为官清廉，村里从来没找你开过后门，我是以村支书的身份向你申请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费。我听收音机里讲，中央还拨钱修西藏的布达拉宫哩，在悟能法师那里叫支持宗教自由，在我们共产党员这里，就是保护文物了。”
我舅舅说：“你这是乱弹琴嘛，县里的经济建设都没钱搞，现在还搞什么修庙。你说中央支持，你就找中央要钱去，反正我这里没有。”
我父亲、洪宝和外来的和尚碰了一鼻子灰，落荒而逃。
这一年还真出事了。先是胡耀邦突然去世，紧接着北京和全国各地就有了许多学生上街游行，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的浪潮席卷全国，一些长着胡子的人在背后煽风点火，他们打着这些旗号，实质上是要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党和政府当然不能同意，因为我们的幸福生活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现在要让我们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当然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全国人民都不愿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了，更何况那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苦大众还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合安县六十八万亩小麦在田里开始抽穗的时候，北京戒严了，一些学生提前回到了家里，他们带来了许多真真假假的消息，脸上的表情非常恐惧。又过了一些天，在麦收的日子里，人们在电视里听到了北京的枪声，闹出了人命，反革命暴乱一个晚上就被镇压了。小县城里人心惶惶，而乡下的农民们不管外面多么热闹，他们继续收割小麦，他们的未来在希望的麦田里。
省里的魏廷旺副书记也从电视上消失了，据说他与这场动乱有关，具体情况不得而知。郑天良听到这个消息并没有多少震惊，尽管小县城政界的人们都说郑天良是魏廷旺副书记的人，后台比黄以恒的市委书记梁邦定要硬得多，但郑天良并没有受到任何牵连，因为后来黄以恒和梁邦定都发现魏廷旺副书记跟郑天良确实没有多少联系，但官场上的事很难说，有时无中生有，有时有中生无，总之，宁愿做过，不能做漏，在魏廷旺没有出事前，他们对郑天良必须保持一种谨慎。
郑天良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深恶痛绝，他在党员干部一一政治过关的时候，情绪激动地说，如果要是实行资本主义，像我这样的农民子弟是绝对不可能走上领导岗位的。我是没有钱参加竞选的，马克。吐温的《竞选州长》里充分揭示了资本主义民主的虚伪性。郑天良当然过关，小县城在动乱期间本来就风平浪静。
动乱期间平静的政局，使黄以恒在陈书记退到顾问委员会后，顺利地就任合安县委书记兼政府县长。市委梁邦定书记在黄以恒就任的会上向全体党员干部们作了重要讲话，他用百分之八十五以上的篇幅肯定了黄以恒在合安县长的位子上所做出的显著政绩，政绩中包括了全市第一个“全省十强乡镇”马坝乡，还有柳河大桥、化肥厂扩建、县城改造、犯罪率降低、五年全县没出现过一个杀人犯等。梁书记尤其强调了市委对“五八十”工程的支持，并强化到战略的高度和改革的意义上予以肯定。他还说，“全体党员和各级干部对年轻干部要支持和信任，要服从和配合，要反对论资排辈，要反对倚老卖老，要用铁的组织纪律性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相信合安县在以黄以恒同志为核心的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一定会开创出改革开放的崭新局面。”
梁邦定的讲话既是代表市委宣布市委决定，也是政治捧场。这种捧场对于一个年轻干部来说，无疑是为敲山震虎稳定军心实行铁腕政治大造声势。
在中国的官场，任何人本事再大，如果没有上级支持，你也是寸步难行的。这就像孙悟空一样，尽管他一个跟头能翻十万八千里，但如果没有唐僧这个领导的支持和同意，他不仅翻不了跟头，还会被套上紧箍咒，倒在地上打滚。
郑天良多少是有些目无唐僧的，尤其是黄以恒成为他的唐僧后，人们总觉得黄以恒有点让着郑天良，最起码在公开场合黄以恒对郑天良非常尊重，搞得郑天良像是县长，黄以恒倒成了助手的样子。郑天良经常在县长办公会上向黄以恒发难，而黄以恒总是说：“老郑的意见值得我们重视，大家要认真研究。”而其他五位副县长几乎没人站出来公开支持郑天良，郑天良心里也很窝火，他觉得当副县长这两年一边享受着黄以恒的表面尊重，一边却又是一事无成，他提出要建合和酱菜企业集团的方案被县长办公会否定了。
黄以恒跟他之间就像解放前父母包办的婚姻一样，没有爱情基础，当丈夫的黄以恒却在父母弟妹姑嫂面前还得给郑天良这个小媳妇必要的尊严和脸面，倒是郑天良这个小媳妇有些刁蛮，时间一长，人们自然在感情上很同情大男人。
男人终究是男人。黄以恒当上县委书记后，“五八十”工程已经获得县人大的全票通过，其基本内容与黄以恒的最初动议几乎完全一样，只是写得更细了，更公文化了。黄以恒在县长办公会上说：“这个方案经过多方论证，集思广益，充分发扬民主才正式出台，郑县长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建议，为方案的完善和丰富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我还是赞成郑县长的工作作风的，敢于提不同意见，敢于直言。我是一个年轻干部，在发扬民主上应该走在时代的前面，希望大家为了合安的改革与发展，要多一点意见，少一点奉承。五八十工程的全票通过，实际上是我们这个班子集体智慧的结晶。以后大家不要在其他场合说这是我黄以恒的战略决策，要强调集体领导，不要突出个人。”
郑天良的反对意见没有被采纳，但落得了一个表扬。这种表扬有点像被人捅了一刀后，捅的人拨出血淋淋的刀说：“你的肌肉真结实。”
“五八十”工程在全县千人“三干会”上进行了誓师动员。县电台、电视台、报社连续推出“五八十工程系列报道”。从组织上到宣传上，铺天盖地，造成一种群众性、广泛性、政治性的声势。郑天良虽对“五八十”工程有不同意见，但既已形成决议，他必须参与进去，这是组织原则，也是工作职责。“十大亿元企业”的重担实际上就已经落在了他的身上。
“合和酱菜厂”这一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春天雨水太多，好多菜烂在了地里，夏天又持续干旱，几个乡的蔬菜都干死了，全县蔬菜产量锐减百分之四十。天灾过后，人祸又来了。被郑天良撤职的合和酱菜厂厂长赵全福自己另起炉灶，在马坝建起了跟合和对着干的酱菜厂，经过这几年发展，联合了大大小小十几个个体小厂，打出“全和”酱菜的商标，标签、外包装颜色跟“合和”几乎一模一样，公开跟“合和”唱对台戏。自郑天良出任副县长，这两年，“合和”系列酱菜销量一降再降，由最好年份的销售额四千多万元，已下降到二千八百万元，郑天良将厂长于江海找来狠狠训了一顿：“我不管你怎么干，明年你要是销售回不到四千万，我就撤了你，堂堂的全省全市乡镇明星企业干不过个体户，你还有脸来找我诉苦。”
“合和”的经营手段非常陈旧，在经营和管理上，不许给回扣，要靠质量赢得市场；不许偷漏税，要对国家负责；不许招收童工，要对祖国的未来负责。这些都是郑天良在马坝定下的规矩，于江海当然不敢违抗，可不知不觉中，赵全福已经从背地里杀了过来，来势汹汹，大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狠毒。赵全福先是请私人酱菜厂的各小老板们在一起喝酒，喝了三天三夜后，租了一辆面包车到南京又集体嫖了三天，所有费用都是赵全福的，他说：“我们只有搞托拉斯，才能将合和打垮，打垮合和，我请弟兄们到深圳去玩俄罗斯的、法国的、土耳其的，那奶子比你们脑袋还大。”他们在妓女的奶子上达成统一行动的联盟，成立了“全和酱菜责任有限公司”，赵全福任总经理，其他每个小老板都是副总经理，统一印制了名片，名片上还有一坛酱菜的图案。在销售过程中价格比“合和”低百分之十五，每瓶回扣一角六分，而“合和”是一分钱回扣也不能送，除此之外，对各大国营商场、调味品批发市场的采购员们还要请喝酒和玩妓女，他们的口号是，将“合和”彻底清除出华东地区，让他们卖到西藏去吧。今年菜本来就货源紧，“全和”高出“合和”百分之二十的价格收购蔬菜，菜农们将菜全都送到了赵全福的厂里，他们有信心争取在九十年代的第一年就让“合和”就地完蛋。赵全福说到这里，牙齿咬得格格直响。
于江海说：“郑县长，我实在是完不成任务，我们的销售手段太落后了，不给回扣，国营公司根本就不要你的货，而且我们的价格还比老赵他们高。他们基本上是不交税的，县税务局的人都被他们请到扬州、上海去旅游嫖娼，现在全中国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企业都在偷漏税，而我们什么都交。他们大量使用童工洗菜、晒菜、切菜和分拣，童工的工资是成人的三分之一，他们提价收购蔬菜能赚钱，我们按他们的价格收菜后出货就死定了。郑县长，你不要撤我了，我提前辞职。”
郑天良开始火气冲天，听到于江海痛说革命家史，郑天良坐在生硬的木头椅子上愣住了，他拼命地抽烟，一言不发，一张扭曲的脸在烟雾后面破碎了，郑天良没法接受这种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逻辑，连县里办事都要送省里市里的掌权人，那些国营商场的采购员们还能有多高觉悟，他这个乡村兽医在那一刻如同被放在一个酒缸里泡晕了，他记起了当年正流行的一首歌，“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他想不出头绪来，就骂了一句：“真他妈的可恶，这种敲诈勒索、行贿受贿简直比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可耻。”郑天良气得脸色发青，他将地上的一个正在爬动的无辜的蚂蚁狠狠地踩死了，他突然一下觉得自己非常缈小了起来，他的能力只够战胜一只蚂蚁。
于江海坐在郑天良对面像一个没腌熟的酱菜。
郑天良决定自己亲自出马，他要去扬州找“天和酱菜集团”的季虎彬总裁，他要请季总指点迷津，人家也是国营公司，现在销售额已经达到两个亿，为什么我们“合和”就不能实现一个亿，他把“合和”当作是全县“十大亿元企业”的其中一个，因此改造“合和”既是他的工作，也是他的义务。他和合和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这是他事业起点，也是他政绩的一个商标和品牌。他对于江海说：“你要是有种，就给我继续干，‘合和’酱菜由县里来抓，我亲自出马。”
郑天良第二天就带着于江海到了扬州，季虎彬总裁见到郑天良就紧紧握住他的手不放：“早就听说了合安县出了个酱菜县长，没想到就是你呀。看来我们当年的支持不仅出了经济效益，还产生了政治效益，无比荣幸。我要让他们将这段传奇写进我们的厂史。”
郑天良说：“真该感谢你对我们的支持，主要是我们全乡的老百姓从此走上了富裕的道路。不过他们富起来后就开始翻脸不认人了，儿子造老子的反了，高价购蔬菜，低价出产品，还搞不正之风，严重败坏了党风和民风。今天来还是向你求教的，还望你继续伸出共产主义的援助之手帮我们一把。”
季虎彬听着郑天良的话就像听一个一万年前的往事一样，很陌生，他说：“郑县长，你讲的这些情况，在今天商品经济条件下，很正常的。关键是我们如何适应形势，趁势而上。先吃饭，边吃边谈。”
季虎彬在市里最豪华的“天扬酒都”宴请郑天良，郑天良说：“不要过分破费，还是省一点钱用于建设吧。”
季虎彬说：“省钱是发不了财的，关键是如何挣钱。小平同志讲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保守不是社会主义，僵化不是社会主义，如果辩证理解，那就是，富裕是社会主义，开放是社会主义，自由化是社会主义。”
郑天良在季虎彬总裁的谈笑风生中有些僵硬起来，他不知道是自己出了问题，还是这世道出了问题。
酒过三巡，谈到“合和”厂目前的处境，季虎彬对郑天良说：“你们的经营思路要变，不能按以前那一套去做了。小平同志也说了，改革当中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是在所难免，没什么了不起的，要容许出现一些问题，不要怕，发展是硬道理，不管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所以说，只要让你的酱菜能卖出去，让资金能回笼，厂子有效益，手段为目的服务，不必把一些问题看得过于严重。”
郑天良喝了一口酒：“季总，我不能完全同意你的观点。你总不能说党员干部接受贿赂去搞嫖娼就是对的吧？”
季总说：“这个问题在今天看起来很严重，但也许不要几年，你就会觉得我们今天探讨的这些原则性问题就不是问题了，甚至很可笑，你要是不信，有时间为证。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你搞企业就是要对企业负责对职工的利益负责，如果你没有效益了，讲再高的政治都是没用的，原来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在支持小岗村分田到户时不是讲过嘛，‘《人民日报》是不会给你饭吃的！’厂子垮了，对上对下都是没法交待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共产党员除了党性和原则外，他首先是一个人嘛。当年你办这个厂的时候，我觉得你的观念非常超前，怎么厂子办起来了，观念却降下去了。我觉得领导干部要向邓小平同志学习。”
郑天良不说话了，他心里很乱，他不想讨论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于是就直奔主题，请季总指点迷津：“你看就目前这种状况，我们在五年内能不能达到亿元的规模？”季总将一只煮得死不瞑目的螃蟹送到郑天良的碟子里：“是不是你又想放卫星了？”郑天良说：“我们用五年的时间达到你们一半的规模，总不会是空想吧？”
季总将一只螃蟹爪子咬碎，又放在碟子里：“也不是达不到，关键看你怎么做。就你们目前的经营方式和管理方式是肯定不行的，郑县长，我们是老朋友了，说话不好听，你可不要见外。”
郑天良说：“这点胸怀还是有的，良药苦口，我能咽得下去。季总，你能不能再发扬一次共产主义风格。”
季总说：“郑县长，我是讲不来共产主义风格的，共产主义要解放全人类后才能解放自己，我做不到呀，我现在自己都解放不了自己，怎么能解放你呢，现在市场竞争不是激烈而是残酷。”
郑天良说：“你能不能一边解放自己，一边解放我们呢？”
季总说：“这样吧，这件事一时也谈不清，我们晚饭后到宾馆接着谈，现在喝酒。”
晚饭后在宾馆讨论的结果是，要实现亿元规模，必须走联营的路子，将“合和”的产品全部交由“天和”的网络向全国销售，唯有这样，才有可能增加销售量，而生产管理这一块，由天和派人协助按天和的经营模式操作。合和每年必须增加两百万的固定资产投入和设备投入，给天和的回报是，销售提成百分之三十五，每年生产管理费五十万元。郑天良听了后，感觉到季虎彬也不是当年的无私帮助的阶级弟兄了，现在不仅开价了，而且开价还相当高，郑天良说：“我们销售给各地折扣只有百分之二十八，是不是太高了一点。”季总说：“我们现在给客户私人回扣就达到了百分之十五了。五年之内还要提高，用公家的权，赚自己的钱，现在已经不再时髦了，很正常。尽管这样，你还是有赚头的，如果真能达到亿元产值的话，一年三四百万利润是没问题的。”
郑天良跟天和集团达成了销售和管理的意向性协议，郑天良想等县里批准后，就正式签订合同并立即执行。他对自己的第一个亿元企业充满信心。
郑天良还没来得及跟黄以恒通报关于“合和”亿元企业的发展规划，黄以恒先找到了郑天良。已升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黄以恒秘书宣中阳走进了郑天良办公室，他恭敬的对郑天良说：“郑县长，黄书记叫你到他办公室去一下。”
这一次是郑天良去了黄以恒的办公室。
黄以恒热情地让郑天良坐在办公室里的两张单人沙发上，郑天良坐沙发还是有些不踏实，但他的屁股似乎比他的心理要进步了许多，落坐得很稳当。黄以恒跟他并排而坐，表示了一种平起平坐的姿态。一般下级到上级办公室，要么坐对面的小椅子上，要么就站着汇报或聆听教诲，以表示上下有别的等级。
两人坐定后，黄以恒先跟他说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他说我家的小建群非要吵着跟你家清扬一起上南门小学，两个孩子玩得像亲兄妹一样，现在的孩子太孤单了，要是不搞计划生育，每家有两三个孩子，做游戏玩弹子就有伴了。黄以恒跟郑天良都住在县委大院宿舍区，黄以恒在东头，郑天良在西头，两人平时互不串门，倒是两个孩子玩得很要好，喊小孩回家吃饭都是夫人去叫，一来二往，两位夫人就结下了深厚的感情。黄以恒夫人钱萍在商业局工作，经常会带两斤白糖送给郑天良夫人周玉英，周玉英说：“钱萍真不错，有情有义的。我真想跟他结拜为干姐妹。”郑天良说不行，此事也就不行了。黄以恒跟郑天良坐在沙发上抽烟喝茶，郑天良觉得一般以这种方式开头的谈话，肯定是很严肃的话题，但很严肃的话题在黄以恒那里又能以很轻松很随意的方式说出来。
9
郑天良在猜测黄以恒下面要说什么。也许是要他去省化工厅去跑项目和资金，上次去省城代表县政府给化工厅厅长送玉枕，郑天良就是不干。黄经恒就耐心地对郑天良说：“老郑呀，我们是求人办事，求人的事本来就是丢面子的事。”郑天良说：“我是求上级组织对我们支持，而不是求人。”黄以恒说组织也是由人来控制的，他们就是说不到一起去。郑天良虽然还不到四十岁，但他在县里已经被当成是八十岁的人了，大家说得客气一点叫“跟不上形势”，说难听点，就是“保守、僵化、顽固”。这个创办了全县第一个乡镇企业并且成了全省乡镇企业明星的改革家，不到十年，就被改革的潮流拒绝在主流舞台之外。尽管如此，市里、县里开会只要提及合安的改革开放是必须要提到郑天良的，这就像提到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要提到邓小平一样。
黄以恒跟郑天良关上门在屋子里抽烟，烟雾围绕着办公室的桌子和墙上的合安县地图在空中盘旋，闲谈中郑天良毫不节制地咳嗽了几声。县委办和宣中阳都知道黄书记只要是关上办公室的门，就意味着里面的谈话极其重要，任何人都不能进来，任何电话也不许转进来，这个规矩的执行和把握主要由宣中阳控制。
黄以恒总是先跟郑天良点上火，然后才点自己的烟，他的关键性的话就是在点烟的同时漫不经心地说出来的：“老郑呀，合和酱菜厂在我县改革开放的历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郑天良不知他要说什么就没有接话。黄以恒说：“但是任何事物都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酱菜生产的工业化程度要求不是很高，目前的生产经营主体已经转向了民间和个体户，政府的精力和钱恐怕更多的要用在大工业和新型产业的建设上了，为了建十大亿元企业，县里打算进行战略调整，把传统的农副产品加工业、手工业全部向民间转移，把乡镇企业办到乡下去，政府集中精力抓‘十大’。”
郑天良隐隐听出了这次谈话与“合和”酱菜有关，于是他就开始为合和厂的前景进行了自作主张的设计：“黄书记，昨天我刚去了扬州天和集团，季虎彬总裁愿意跟我们联营，进入他们的销售渠道后，用不了五年，合和就是亿元企业了，我正要向你汇报这件事。”郑天良平时很少在私下称呼黄以恒黄县长黄书记，也很少用“汇报”这个词，一般都是“有个事我们商量一下怎么样”，黄以恒就说“好吧请坐”。但今天他感到心里有些底气不足。
黄以恒根本不会接着郑天良的话题往下说，他必须按照自己的思维将谈话逐步深入下去，这是官场上级对下级的一种意志，这种意志保证不了，就会使权威到挑战。黄以恒还是很轻松地说：“我知道你对合和厂有感情，但作为党员，我们的感情还得服从于全县改革开放的大局，服从于整体的事业发展。好在你不是马坝乡乡长，更不是合和厂的厂长，你应该能想通。”
郑天良说：“合和厂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实现了联营和强化管理后，明年就可以重新回到四千万的销售额上。”
黄以恒说：“我只是跟你随便说说，先跟你事先通个气，关于五八十工程如何实施的问题，我们要拿到县长办公会上去讨论。”
黄以恒说得就像青菜烧豆腐一样简单轻松，而且没有把根本性意思说透，他让郑天良几夜都睡不着，合和厂究竟往哪里去，他在猜谜。
县长办公会晚上接着开。
会上的议题主要是“五八十”工程具体实施的事。其中争论最激烈的就是关于兴建年产五万吨啤酒厂和改造合和酱菜厂的事。由于县城的急剧扩张，原来在城边上的合和酱菜厂现在的位置已规划成了即将兴建的啤酒厂的新厂址，而且还在五条商贸大道之一的宏光大道的主干道上。
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宏光大道是县城连接工业区的唯一一条商贸大道，合和酱菜厂挡在道中间，要拆迁；十大亿元企业有七个在工业区，里面再放一个乡镇企业在里面，也很不协调。根据合安县经济战略调整的需要，乡镇企业一律要放在乡下办，县里要集中财力办十大亿元企业，合和酱菜厂由于经营不善再加上个体的酱菜生产已经规模化，夺取了合和的发展空间，县委县政府决定，停止对合和厂每年提供的一百五十万财政周转金，将钱集中起来办大事。合和厂在搬到马坝乡政府所在地后，承包给“全和酱菜有限责任公司”，条件是合和所有员工一律不许辞退，而且每年要上交乡政府二十万元承包费。黄以恒说：“租赁承包是目前经济改革中实行的一个新的政策，试行的效果很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也要求各地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转变经营观念，用灵活的机制来适应市场的变化。这次合和厂的租赁承包又走在了改革的前面，合和在过去和现在都是我们县改革的排头兵。”
郑天良像一个玻璃茶杯在坚硬的水泥地上被摔得粉碎，这支离破碎的碎片注解着他对毁灭的深刻感受。郑天良涨红了脸站了起来：“为什么要把全省明星乡镇企业承包给个体户赵全福，为什么合和厂有了转机还要把它扼杀掉，为什么工业区规划让合和厂既占了啤酒厂的位置又挡了宏光大道的路，为什么我这个管工业的副县长不知道工业区的设计，这是什么用心？”
黄以恒作为县委书记县长如果对郑天良随意发难无动于衷的话，只能说明他的权威是脆弱的甚至是不堪一击的。黄以恒不可能像郑天良那样情绪冲动，但他的话比郑天良更具杀伤力，他摆摆手，示意郑天良控制好情绪，然后平静地说：“郑县长，我真不知道你现在是分管工业的副县长呢，还是马坝乡的乡长或合和酱菜厂的厂长？同志们看得很清楚，你是在代表马坝乡和合和酱菜厂说话，那么你能不能也代表一下县政府说说话呢？合和过去是明星，但明星是不是也要搞终身制呢，大寨是毛主席树起来的明星，不同样也被历史淘汰了吗？是不是因为是毛主席树的，我们还要每年都去参观朝拜呢？这不符合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精神。我们对合和的历史地位和为改革做出的贡献是高度肯定的，也是任何人抹杀不了的。但自从你老郑到县政府后，目前合和销售直线下降，管理落后，观念陈旧，打不开市场，争不到货源，再这样下去，不要两年，这个厂就消失了，现在县委县政府通过承包的方式改变经营模式，既符合中央的精神，也等于是挽救了这个厂。工业区的规划是专家们定的，不是哪一个人定的，说老实话，我们都看不懂图纸，但我们应该相信专家，这是起码的科学态度。我希望郑县长不要把合和厂与个人的功过联系起来，而要与全县发展的大局联系起来。”
黄以恒的话将郑天良逼入死角，他的话让人们看到郑天良死死地抱住自己的政治金牌不放，似乎他要把自己的一生吊在这块金牌上，因此不顾全县的大局不顾自己的副县长的职责，一味地为个人的政治前途捞取资本保住资本。而郑天良的话又暗示了黄以恒所做的这一切都是蓄谋已久和别有用心的，利用合和厂暂时的困难打着改革的旗号将郑天良的政治资本全部没收，并逐出县城，斩草除根。
所有副县长副书记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谁也不会说出来，说出来的话都是刷过油漆的崭新的家具。大家都知道当年他们在朝阳公社共过事，对于其中的一些不便翻出的陈年老帐也是很清楚的，但任何人都不会也不愿承认所有矛盾与分歧与历史有关。历史是一个无耻的妓女，她可以任人把玩，但不可以放弃卖身的利益，这是历史和妓女的共同原则。
参加会议并不代表你就一定是举足轻重，分管民政、地震、抗洪救灾的副县长田来有按说在这个会上是不宜发表过多意见的，但他似乎很有点趁火打劫的意思，他看到郑天良坐在那里哑口无言，嘴里直喘粗气，就站出来拥护黄以恒的重要讲话，这个从县政府接待处主任提上来的副县长声情并茂地说了一些与会议议题关系不大的话，他说：“黄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高瞻远瞩，体现了我们党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更体现了黄书记把握全局控制全局的卓越的领导才能和改革开放的气魄与胆识，黄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是我们全县七五期间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纲领性文献。我个人表示坚决拥护衷心支持，并决心以实际行动为完成黄书记为我们规划的建设蓝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一部分与会的县领导想笑。黄以恒看田来有讲得有些过分，就批评说：“老田呀，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我们的决议是集体研究集体讨论通过的，今天也是为了取得统一的意见来进行讨论的。我的讲话不是我个人的，而是代表县委县政府这个集体的，我不过是这个集体的一个班长，一个站在前面第一个堵枪眼的人而已。”
郑天良站起来反驳田来有：“你老田除了说这些话之外，还能不能说一些让人听起来不恶心的其他话？要是现在还搞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帮肯定要提拔你，可惜他们都已经完蛋了！”
田来有脸也涨红了，他跳起来说：“你老郑怎么能这样说话？你这是侮辱我的人格。如果你一定要我再说一点其他的话，那么我告诉你，真正别有用心的是你，承包出合和酱菜厂你心疼了，你的金字招牌倒掉了，所以你恼羞成怒，对黄书记的话也不当一回事。你总是把个人利益放在党的利益和全县利益之上的，这就是我要说的其他话。不要再冒充什么正人君子了。”
黄以恒打断了田来有话，狠狠地批评了田来有：“你老田是什么意思？老郑没有你那么狭隘，你说话的动机我看也不见得就多么光明磊落。”
这时，其他县领导也出来和稀泥，说你们两人都少说两句吧，大家还是要以研究工作为重。
田来有被黄以恒呛了一顿后，脸上红一阵白一阵地。他就像一个不称职的饲养员在给老虎喂肉时反被老虎咬去了一个手指头，所以他坐在那里骨头缝里都直冒寒气。
在讨论上五万吨啤酒厂工程时，会上充分发扬民主，所有的民主都在论证这个决策的正确性和英明性，只有黄以恒比较清醒，他说现在不是论证上得对不对的问题，而是要讨论如何上：“我的意见是分两步走，明年一期工程投资六千万，年底就投入生产，第二年投入两千万，实现五万吨瓶装和散装啤酒的规模，实现产值一个亿，利税一千五百万。为了保证质量，提高竞争力，我们的建设必须高起点，上规模，设备要全部从德国进口。省计委已批准立项，明年春第一批设备就到上海了。”
郑天良说：“现在我们是不是头脑不要发热，周边南京、扬州、上海、徐州这样的大城市都建了啤酒厂，我们一个小小的县城，既没有资金保证，又没有交通优势，而且缺乏技术力量，有没有必要建这么大的规模？我个人是有不同意见的，现在要把明年对乡镇企业支持的六百万财政周转金都砍掉，有多少乡镇企业要垮台。”
黄以恒总是不紧不慢地伸出温柔一刀：“郑县长，我觉得你不像一个搞工业的副县长，很像美国参众两院反对党的议员们，但不同的是，你要干实事，而那些反对党的议员们除了想夺权外，是不干实事的。这就是区别。你讲的困难，我都考虑到了，而且考虑得比你还要残酷，但这就是挑战，这就是对我们能力的考验，我向市委梁书记立下了军令状，五八十工程如果不能实现的话，我引咎辞职。说老实话，我们在位一天，就得干事，干实事，干大事，这是改革赋予我们神圣不可推卸的职责。工作就是在挑战中完成的，没有哪一项工作是轻而易举地一步登天的，这跟你老郑当年办合和酱菜厂不一样了，那时候，你只要干了，就能赚钱，人们的意识和观念还不到位。而现在不一样了，我们的工作也不会是像造酱菜那样简单了。关于乡镇企业，要逐步向民间转移，向个体经营转移，这一点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都靠财政周转金活着，这样的乡镇企业是没有什么值得保留的。”
郑天良看黄以恒不动声色中又将他奚落了一顿，他就毫不客气地说：“黄书记，你不能对乡镇企业有偏见，财政周转金只是关键时刻支持一下，比如合和酱菜厂收菜的时候需要的资金量大，临时性的借用，不超过一年就还了。怎么能说靠周转金养活的呢？”
黄以恒说：“老郑，你看你真是三句话不离老本行，一谈又谈到合和酱菜上去，你总不能让合安县的整个经济发展的出路全都靠吃酱菜来实现吧？合和酱菜厂是在一年内还了周转金，可其他乡镇企业呢，至今还欠县财政三千多万没还，只要是县财政的钱，好像是外块，捞到手就不想还，当然更多地是还不起了。财政局李局长几次向我辞职，你们可知道我的压力有多大。如果我们不用有限的资金去搞大企业，不彻底改变全县的经济面貌，我们就永远穷争饿吵，永远不会有出路。”
会上的气氛有些压抑，会议室里的烟雾将一张张脸模糊了。他们在烟雾中发扬民主集中制，在一天一夜民主后，最后由黄以恒集中起来形成了决定。郑天良必须接受下级服从上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这天夜里，北方一股冷空气正在东移南下，明天和后天将影响我县。县电台的播音员就是这样说的。
等到他们散会的时候，郑天良裹紧了衣服，他的袖子里灌满了初冬玻璃碎片一样的风，抬头看天上，天上的星星各就各位，很遵守纪律，它们在各自的位置上发着清冷的光，它们永远也不开会，因而也没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想到这，郑天良身上打了一个寒颤。
合安县工业区离县城一点五公里，重新命名后工业区面积达八平方公里，大量农田被征用，一些农民由此而吃供应粮而成了县国营企业的工人，而合和酱菜厂的工人在城边上干了十年，不但没有成为城里工人，还要搬到乡下去，成为个体户的雇工，于是合和酱菜厂的工人们开始了集体抗争。
工业区工地上一片热火潮天，化肥厂、塑料厂、缫丝厂正在大规模扩建，电子元件厂、啤酒厂的拆迁和整地工程同步进行，“三通一平”在三个月里基本完成了，省电视台、市电视台的记者几乎常驻在这里报道合安县的“深圳速度”。工地上彩旗飘飘，尘土飞扬，机声隆隆，歌声嘹亮。可宏光大道建设与啤酒厂兴建工程在进行到合和酱菜厂时，遭遇了前所未有抵抗，城建局吴成业带领的市政工程队在合和酱菜厂被工人赶跑了，吴成业的眼镜在与工人的推搡中被打碎了，啤酒厂工地的推土机和挖掘机被扣留了，工人们还放掉了机器轮胎的气，让它们彻底瘫痪在工地上，像几条被打死的狗一样趴在那里不动了。工程不得不停了下来。
正在接受省报记者采访的黄以恒听宣中阳说吴成业要找他，他就对宣中阳说，让他等一会。黄以恒对省报记者说：“合安的改革与经济腾飞与省委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与全县三十八万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是分不开的，我们深切感受到人民群众的改革热情是空前高涨的。有了上级党委关心支持和人民群众拥护相应这两个保证，才有了今天的‘合安速度’。县委县政府的意志高度统一，我们认为，改革需要科学精神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更需要勇气和胆识，挑战和机遇共存，抓住机遇，乘势而上，错过机会，有负众望。县城的五条商贸大道拆迁建设正在同时进行，先扒房，进篷帐，支好灶，再给粮，拆迁户安置得很好；工业区进展一帆风顺，各项建设正在高速的有条不紊地进行中。”
送走了记者，工商局凌局长抢在前面要找黄以恒，吴成业说他先来的，就不答应凌局长先汇报，两个人在县委办吵得不可开交。黄以恒叫宣中阳让他们两个一起进来，都是为五八十工程的事。
凌局长说，由于拆迁范围太大，这个月工商税减收六十多万，而一些没有拆迁的工商户也赖着不交工商税，说拆迁影响了他们生意，收税的工商管理人员有好几个被打伤了，他气愤地说：“这些人简直就像天安门广场的暴徒，我请求县公安局派警察帮助我们镇压。”黄以恒说：“你怎么能把人民群众说成是暴徒呢，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要让人民群众充分理解五八十工程，要让人民群众自觉地支持和服务于这个大局。”凌局长火上浇油说：“除非你把他们都提拨为科局长，直接归你指挥了，他们才能服从大局。你不派警察，我只能对你说实话，下个月工商税要减少八十万，我已经做好了下台的准备，不过你要是撤了我的话，只会越收越少。”黄以恒坐在那里不支声了，他过了一会儿才说：“凌局长，我知道你们工作很辛苦，但是为了合安的改革发展，我们只能这样了，工作慢慢做。我将抽出时间来跟你一起下去收税，另外再让县电视台、电台、报纸加大对五八十工程的宣传力度，但绝对不能抓人。”
坐在一旁冷场了好半天的吴成业插话说：“前些年省委魏廷旺副书记来的时候，你不是让公安局抓人了吗？我今天也是来申请派公安协助我们抓人的。”
黄以恒说：“老吴呀，你是一个老知识分子了，怎么能说这样的话，这次天安门事件后，还能轻易出动警察吗？你这不是存心想让我县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毁在我手里吗？”
吴成业眼镜摔裂了，他从碎裂的镜片里看到的黄以恒也是一种分裂的形象，于是就说：“反正合和酱菜厂的工人已经将我的眼镜打碎了，下一步他们就准备将我的骨头打碎，如果你再不派警察加强力量，我只好先申请你赔我眼镜，然后再赔我骨头。”黄以恒说：“你为什么不去找老郑？”吴成业说：“郑天良现在是副县长，不是酱菜厂厂长，也不是马坝乡乡长，局面失控了，我当然向你求救，老郑是无权调动公安的。”黄以恒说：“你先回去，我马上跟老郑商量这件事的处理办法。无论如何，月底，一年要将道路让出来！”
凌局长和吴成业还没走，财政局李局长进来了，他一进来就喊道，财政上已经分文没有了，都用去“三通一平”了，老干部的医药费，还有下个月的工资，怎么办？我的县太爷！吴成业临走前丢下了一句话：“羊不吃草，想吃树叶，它爬到树梢上后，才知道要付出代价。”
黄以恒还没弄懂这话的意思，吴成业已经走了，凌局长李局长更是一头雾水，他们的理解能力局限在人民币的图案的设计上，这与他们的职业有关。
郑天良身上有许多农民的习性和乡村兽医的拙朴，他习惯于在一条直线上思考问题，又喜欢在一条直线上解决问题，他一直活在一个平面中，他生活在乡村土地上，土地的一览无余成为他的一种不可抗拒的性质。所以，他在当官十几年后，还是那般容易让人一眼看透，就像一桶透明的水。比如说在反对黄以恒的租赁承包合和厂这件事上，人们就一眼看出了他对合和厂的个人情感，而且捍卫得毫不含蓄，捍卫得理屈词穷，这就是他的直线思维的必然结果。
黄以恒找来了郑天良，他在沙发上坐定后，黄以恒照例坐在他身边的另一张沙发上，以保持永远平起平坐的格局。郑天良却照例表现出对五八十工程的异议，他说：“五条大街一起建，影响到近一百多家工商户，四百多户居民，十一个大大小小的工厂，税收大幅度减少，县财政眼看就要断炊，钱，钱从哪里来？我早就跟你提醒过，但你是一把手，就是不想对我的善意发扬一下民主。工业区现在是四面楚歌，有三个工程三个月开不出建筑费，工地的工人们要到县政府食堂吃饭，这些工作我可以帮着做，但钱怎么办？自来水厂说管线的钱不到位，马上就要停水，他们已经顶不住了。你想过没有，我们县三十八万老百姓现在每人要背上八千块钱的建设债务，而现在每人年均收入只有六百多块钱，如果让他们还清这些建设债务，不抽烟不喝酒不买衣服不娶老婆，全县老百姓要还十二年。你这不是大跃进那一套又是什么？”
黄以恒静静听郑天良将牢骚发完，然后问他一句：“你讲完了？”
郑天良说：“我当然没讲完，但这些就够了。”
黄以恒照例先给他递去一支烟，又点上火：“终于轮到我能说话了”，他永远是举重若轻地说：“关于五八十工程的事，现在再说是毫无必要的。天塌下来，我一个人顶着，资金的问题、社会稳定的问题由我来解决，而工业区的建设，你去解决，这是分工，也是职责。我今天找你来，就是让你去做一下合和酱菜厂的工作，让工人们立即撤出工厂，全和厂在马坝的新厂房我已经看过了，比现在的合和厂气派得多。我觉得这个厂的职工是会听你指挥的，再说啤酒厂的建设也是你负责的。老吴的眼镜都被工人们打碎了，这还像话嘛，但有一点我们必须保持一致，也就是无论如何不能激化矛盾，要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马上我还要去省里跑资金。这事我就全权委托你了。”
郑天良说：“工作我可以去做，但是他们提出的条件我答应不了。”
黄以恒说：“条件你可以代表县政府跟他们谈，我们人民政府不要忌讳人民向政府提条件，只要撤出工厂，什么都可以谈，就像只要台湾承认一个中国，什么都可以谈一样，原则立场是不能让步的。”
县委政府的车全都出去跑项目和资金去了，郑天良的外交能力是肯定不行的，这几乎已成了共识，所以就让他坐镇合安负责工程建设。郑天良答应立即去合和厂工地现场，郑天良这个人最大的好处就是一当他牢骚发完，份内的工作是从来不马虎的。没车了，郑天良说他骑自行车去，黄以恒说这不行，他让自己的司机沈一飞用桑塔纳送郑天良去现场。县里只有黄以恒一个人有桑塔纳专车，其他人都是从两办调车，车子都是“伏尔加”、“拉达”这一类老爷车。开专车的沈一飞地位比其他驾驶员自然要高出许多，也应了天子脚下五品官的老话。沈一飞穿戴整齐，雪白的衬衫领口常常挂着一根领带。
郑天良坐在沈一飞的车里，看到他脸上傲慢的神情很不舒服，他想要是其他人搭他的车还不知是什么脸色，他总觉得沈一飞的这种情绪主要出在领带上，因此从不穿西装的郑天良对沈一飞的领带耿耿于怀。
车窗外，尘烟滚滚，打桩机和推土机惊天动地地在吼叫着，只有啤酒厂那一块一片沉寂，天空由此被分割成清浊对比的两块。进入工业区，道路越来越难，路面被挖得坑坑洼洼，在距离合和酱菜厂和啤酒厂工地还有一华里的地方，沈一飞将车停下来了，他轻描淡写地说：“郑县长，前面路不好开了，你自己走过去吧！”
郑天良非常恼火，这不等于是将他逐出车外嘛，他压抑住情绪说：“我本来是打算骑自行车来的，可黄书记非要用车送，你得给我送到底。”
沈一飞从手上褪下了类似于伪军戴的白手套，面无表情地说：“郑县长，我马上要送黄书记去省城，晚了就赶不上了，关键是车底盘太低，如果碰坏了，就会误了大事。”
郑天良本来想说难道我去工地就是小事吗，但他忍住了，他下了车后自己冒着灰烟像穿行在一个找不到敌人却大肆轰炸的战场。他不想跟沈一飞计较，他认为这是奴才跟了主子后的一种典型的狗仗人势的张狂。黄以恒的司机将他扔在半路上，回去看来还得搭工地拉水泥的车。最初他还以为黄以恒的车要一直等他下班，这一厢情愿的提前幻灭让他心里很窝火。
合和酱菜厂大门口，几百工人正手里拿着砖头、扛着菜坛子与城建局和啤酒厂工地的工人们对峙在那里，一副誓与工厂共存亡的架势。
吴成业见郑天良来了后，就拉住他的袖子说：“你得赔我眼镜，你们的工人将我眼镜砸碎了。”
郑天良甩开吴成业的胳膊说：“你今天是为宏光大道来的，还是为眼镜来的？”
吴成业反唇相讥说：“我是坚决反对五条大道这假大空左倾冒进工程的，你的弯子转得比我快多了，该提拔了。”
郑天良向吴成业翻了一个白眼：“这是什么地方，现在你说这些有什么意思？”他本来想讲一句你真该当一辈子反革命，可时间地点不适合，他就不说了。
工人们见郑天良来了，就高声喊叫起来：“郑县长，你可得为我们做主呀！”
一些人上来拉着郑天良说：“郑县长，关掉合和厂，不得人心呀，这是存心跟你过不去呀，我们工人的眼睛是雪亮的。”
郑天良听到这话，心里一酸，他没想到工人们居然比他看得还要透彻，但他在这种场合，他不能火上浇油。他在问厂长于江海在哪里，工人们说于江海在县城澡堂子里做推拿，他的腰扭了，大概过一会就要回来，工人们也在等他回来决定是不是将推土机烧掉，以绝后患。郑天良说：“简直乱弹琴，这时候还有什么心思去洗澡推拿。”
正说着，于江海骑着摩托车从烟尘滚滚中冲了过来，他的头发上沾满了灰尘。见到郑天良连忙跳下车来：“郑县长，你也来了，我正想找你呢？”
郑天良说：“我看你动作灵敏得很，腰怎么在这时候扭了？”
于江海说：“不就是躲吗？你看这场面，我哪能对付得了。”
郑天良将所有职工全都集中到院子里，准备做思想工作并与他们就有关条件进行对话。酱菜厂院子里一片狼藉，几十个一人高的菜坛子站在各个角落像永远也平不了反的反革命，空洞的大口仰天长啸，坛口上落满了灰尘，一些过去的菜汁粘在坛口上流露出死不瞑目的印记。
郑天良站在一口倒扣在地的小菜坛子上，他顶着初冬的风声，大声地说：“同志们，乡亲们，合和厂不是关闭，而是易地发展，我们的‘合和’商标是经过国家工商局注册的，目前只是租赁给‘全和’厂使用，我们用知名品牌帮助马坝乡发展蔬菜加工的产业规模化，乡镇企业重心下移，乡镇企业向民间个体经营转移，这是县里统一的战略布署，是从全县经济发展大局出发制定的政策。另外，县工业区要建大企业，要发展支柱性工业，所以合和厂的搬迁也是为了服从于全县五八十工程建设的大局。”
郑天良的声音有百分之二十在风中被损耗了，但工人们总算听懂了郑县长的意思，他们看郑天良对自己亲手建起来的厂突然关闭没有丝毫的意见，也感到意外。既然郑县长都同意关了这个厂，再想挽救这个厂是没有什么结果的。但工人们提出了又一个要求，即工业区大量招工，他们要求转城镇户口进国营工厂工作。
10
郑天良感到不好办，他说：“如果工人的家在工业区内的王庙村，按规定是可以转城镇户口和招工的，但家不在王庙村的，就不能照顾了。进全和厂也一样是当工人，如果全和厂侵犯了你们的利益，县政府会出面维护你们利益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
工人们不同意，他们在下面喊起了口号：“我们要做国营厂的工人，我们不做个体户的雇工！”
场面一片混乱，有人开始冲击围墙外的推土机和挖掘机，他们手里拿着报纸，掏出了打火机，少数情绪化的职工喊出了“点火烧机器”的呐喊。
郑天良急了，他的头发在风中也乱了，他站在坛子上大声地喊道：“乡亲们，同志们，我们有话坐下来谈，千万不能干出违法的事情来，我求求你们了。”郑天良以他朴素的思维理解着这件事，真的点火烧起来，他就讲不清了，人们甚至会说这是郑天良煽动策划的，到时候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这时候，于江海在郑天良的指挥下到门外将工人们一一劝回工厂的院子里，然后他用一把大铁锁将门反锁上。
于江海跳上坛子，大声地说：“同志们，这件事已经有了转机，县里同意了我们的部分要求，县委县政府答应，合和厂家在工业区王庙村的工人全部招工进国营厂，不在王庙村的工人，由于为全县改革开放做出了贡献，县里特批三十五岁以下的工人一律农转非，招工进国营厂。这样我们非工业区的工人将有八十七人转国营职工。”
下面一片欢呼，郑天良脸色煞白。
工人们散去后，郑天良在厂长办公室里狠狠地训斥于江海：“这是谁让你这样乱宣布的？”
于江海不以为然地说：“县里决定的。”
郑天良发现这个自己一手培养起来的厂长，居然对自己说话还遮遮掩掩，就更加恼火：“县里决定的，我怎么不知道？县里决定的，你为什么不向我先汇报？”
于江海不支声，任凭郑天良咆哮怒吼，就是不说县里谁决定的，也不说为什么不向郑天良汇报的事。吴成业说：“老郑呀，你为什么要逼小于呢，他长的脑袋才有几两重？我早就说过，你是一个优秀的乡村兽医。”吴成业说话始终只说半句。
郑天良当然知道他被黄以恒耍了。黄以恒让他代表县政府跟工人谈判，但却又不给他开出底价，用一句似是而非的“什么都可以谈”来捉弄他，而他在没有黄以恒表态前，实际上是“什么都不可以谈”，谈了也没用。更让人忍无可忍的是，他居然将着埔丫��苛粮�擞诮�＃�谡飧鍪录�校��嗽斐傻母芯跏牵�虾统У那巴居诮�Ｋ盗硕寄芩悖�褪侵Ｌ炝妓盗瞬凰恪？br>
还有那个可恶的司机沈一飞。郑天良准备找黄以恒摊牌。
黄以恒从省城回来后，主动找到了郑天良，他没等郑天良发难，就说：“老郑呀，还是你出马管用，合和厂工人非常顾全大局，拆迁工作这么顺利，我没想到。这就是你的威望和威信。”
郑天良阴着脸问：“县里是谁决定另外农转非招工合和厂八十七人的呀？”
黄以恒一脸惊讶：“没有这回事呀，我怎么不知道？”
郑天良说：“没有人代表县政府打招呼，他于江海敢假传圣旨？”
黄以恒说：“是不是于江海在局面失控的情况下，自作主张说的话。我要追查这件事。”
郑天良看黄以恒一脸茫然，甚至还有点委屈的样子，他也找不出更好的理由来反击他。离开黄以恒办公室，他直接叫来了于江海：“你这个混蛋，县里是谁让你宣布另外招八十七个工人的？谁说的？”郑天良是可以骂于江海的，这个自己一手提拨起来的厂长，居然跟他玩起了迷魂阵。
于江海一脸痛不欲生：“郑县长，我实在对不起你呀！”
郑天良板着脸：“算我瞎了眼。”
于江海眼泪在眼圈中打转，他说：“郑县长，我看当时的情况很糟糕，如果要是真是点火烧了机器，几十万一台，我们赔不起呀，也会影响你的形象，所以我就随口自作主张地说了另招八十七人。”
“那我当时问你，怎么不说？”郑天良口气已经软了下来。
于江海终于抹了一把男人的眼泪：“郑县长，我怕你骂我。”
合和厂在机器的轰鸣声中土崩瓦解，郑天良苦心经营的合和酱菜厂不到一天就成了一片废墟。这一天，黄以恒找到了郑天良，先是说：“我让沈一飞来向你道歉，真不知道这小子居然把你丢在半路上，我已经狠狠地批评了他。你看是不是让他再写一个书面检讨？”郑天良说：“我不接受他的道歉，至于书面检讨你看着办吧！”果然在县直机关党员评议会上，沈一飞就自己的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在党小组会上做了深刻检查，检查中提到了对领导的服务缺少细致和周到，其中就提到了为了担心车子底盘碰坏，将郑县长没有送到目的地，郑天良坐在那里抽烟，一句话都没说。
在拆迁工作全部结束的时候，黄以恒和郑天良一起视察了宏光大道建设现场和啤酒厂建设工地，郑天良看着自己一手创办起来的工厂已是烟飞灰灭，胃里一阵阵发酸，腿脚软弱无力地踩在废墟上，他看到碎砖断瓦间有一只土头灰脸的老鼠很徒劳地在寻找食物，老鼠睁着一双鼠眼，以一寸的目光很迷惘地看着郑天良脚上的鞋子，鞋子上沾满了灰尘。
黄以恒看似很随意地对郑天良说：“合和厂为我县的改革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对这批工人妥善安排也是必要的，工业区需要大量工人，于江海假传圣旨，虽说有些恶劣，但也属迫不得已，我的意思是不只是招三十五岁以下的农转非，而是将四十岁以下的全部都招进来，也算是你对这些工人有了个交待，于情于理都能说得过去。这一决定最好还是由你去宣布。”
黄以恒这样一说，等于是此事已经没有再讨论的必要了，郑天良能做的就是宣布增加了一些招工名额。郑天良找不出适当的理由进行反击。
这次风波的结果就是，于江海为工人争取了权益，而郑天良却是对工人们的要求无动于衷。由于一个小厂长于江海居然为工人们从县里争来了八十七个招工指标，所以副县长郑天良非常被动，在良心发现后，他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由一开始的坚决不同意到很无奈地去重新多争取一些招工名额，以安抚人心平息众怒。郑天良在这个事件中里外不是人，尽管后来他看似做好人，实际上只是证明他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做好人。别人都看清了，工人也看清了，只有郑天良没看清，他无法在这错综复杂的情节链中理出头绪来。
关于这件事的内幕，二十年后，耿天龙和郑天良曾经有过一次对话。具体内容耿天龙不愿对我说得太清楚。
黄以恒的能力在五八十工程建设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能将别人办不成的事办成，将别人能办成的事办得更好。梁邦定书记在县五大班子会上说：“改革是什么？改革就是，只有想不到的，没有办不到的。合安县这一届班子把我们这些当年在这里工作的老同志们没有想到没有办到的事给办起来了，而且办得很好，五八十工程比原计划的速度要快得多，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创造了全市经济建设的又一个新的奇迹。今天我主要是代表市委向你们表示慰问和祝贺的。当然工程还在建设中，还会遇到一些困难，但市委相信你们，也会全力支持你们。希望你们县委县政府一班人一定要搞好团结，同心同德，团结是我们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梁邦定书记的讲话既是对黄以恒的肯定和支持，也是向县委县政府一班人敲响了警钟，不搞好团结不支持五八十工程就是反对改革，就是反对市委。所有人都听出了弦外之音，郑天良坐在下面埋头抽烟，若有所思。
黄以恒的本事就是每当工程建设遇到资金问题，遇到县财政发不出工资的时候，他总是能在关键时刻兵来将挡，水来土淹，砥柱中流而纹丝不动。一期工程还没结束时，他已经从省市各委办、厅局争取了四千多万建设资金，从省市县各家银行获得了建设贷款一亿六千万。黄以恒在县长办公会上说：“我不管你采取什么手段，能给县里弄来钱，就是我们的功臣。建设没有钱是不行的，我已经求爷爷拜奶奶当够了孙子，所以我希望县委县政府一班人都要出动，利用一切关系，将建设资金拉过来！”
郑天良是拉不到钱的。黄以恒说：“你坐在家里给我管好钱，我对你完全放心！”
郑天良不理解黄以恒的好意，却问起了另外一件事：“宣中阳怎么也插手啤酒厂工程了，没有你同意，他怎么敢带一个建筑队进来？而且没有进行工程招标。”
黄以恒说：“这怎么可能呢？县委县政府所有领导的亲属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都不许参与工程，这个规定还是我提出来的，我怎么能带头违反呢？”
郑天良说：“我要将他们逐出工地，所以向你先打一个招呼！”
黄以恒说：“老郑，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如果宣中阳打着我的招牌安排工程队进去，我马上就撤了他的县委办副主任的职。”
啤酒厂工地共有四支参加过招投标的工程队在建设，而宣中阳介绍的“万源建筑工程公司”负责土建这一块，土建总投资是一千二百万，单工程费就高达四百万，老板万源整天开着一辆“丰田”轿车，肚子挺得高高的，走起路来比县长书记还要阔气。
这天黄昏，沈一飞开着桑塔纳在啤酒厂工地将正下班回家的郑天良半路上截住，沈一飞从车里跳下来，表情灿烂地对郑天良说：“郑县长，晚上万源总经理请你去‘溢香阁’吃饭，上车吧！”郑天良看了沈一飞一眼，问：“是黄书记让你来接我的吗？”沈一飞说：“不是黄书记。”郑天良说了一句不去，就扬长而去。黄昏最后一缕阳光落在他的后背上，地上留下一个暗淡的影子，软软的，若无若有。
郑天良先将啤酒厂现场总负责、县经委主任秦得辉堵在工地指挥部的临时办公室里，他说：“是谁同意让万源公司承包土建的？又是谁让带来的？”
秦主任说：“是宣中阳。”
郑天良说：“你听宣中阳的，还是听我的？这里谁是总指挥？每个工程队进驻都要进行招标，为什么这么大的工程就随便让人进来了？”
秦主任委屈地说：“郑县长，你不要对我发这么大的火好不好，我不好向你多说什么，你最好还是问宣中阳去。”
郑天良找来了宣中阳，宣中阳抢先很客气地对郑天良说：“郑县长，这事我正要向你汇报呢，万源公司前天刚来，又没正式开工，算不上先斩后奏。”
郑天良说：“你竟敢瞒着黄书记私自将工程队就带来了，大兵压境，不是先斩后奏是什么？”
宣中阳说：“万源建筑公司是上面介绍来的，得罪不起。”
郑天良说：“邓小平介绍来的也不行！必须参加公开招标。”
郑天良要去找黄以恒，宣中阳将郑天良拉住坐下来，又给他递上烟：“郑县长，你消消火，不要再找黄书记了，他已经够辛苦的了，不能再为一个建筑队的事再去打搅他，我给你说清楚还不行吗？”宣中阳站起来又给郑天良倒了一杯水，将脑袋伸向郑天良压抑着声音说：“万源公司是省建行刘行长介绍来的，我们在省建行刚刚谈好了六千万贷款，刘行长提出来了，我们谁能顶回去？市领导也专门打招呼了，我们只能网开一面，以大局为重，以建设事业为重了。破一回例吧？”
郑天良坐在那里没说话，沉默了一会，问：“你怎么不向黄书记汇报呢？”
宣中阳说：“黄书记太忙了，我还没来得及向黄书记和你汇报。由于这是刘行长和市有关领导都同意的事，他们就把工程机械直接开过来找我了，我只好先把他们送到工地安顿好，然后再向你汇报。”
郑天良不想跟宣中阳纠缠什么，他准备向黄以恒通报，勒令万源公司必须先参加招标，然后才能进驻工地施工。
在郑天良找黄以恒之前，这天晚上，黄以恒却第一次走进了郑天良的家里。进门后，他先喊了郑天良夫人周玉英一声嫂子，然后就很随便地说：“请嫂子给我倒杯水吧，不要茶叶。”
郑天良看黄以恒上门，就热情地招呼他坐下来，他很是有点意外，一刹那间甚至有些受宠若惊，不过这只是一种情绪的一个瞬间，他对这个从前的下级总有那么一点抹不平的心理高度，他给黄以恒递烟的姿势就像当年在朝阳公社食堂里吃饭时他将一块肉夹到他碗里一样，有点俯视，还有点关切，内涵很复杂。
周玉英将水送上来后，问：“钱萍怎么没过来，还有建群呢？钱萍整天跟我说将来我们要结儿女亲家，建群跟我们家小清扬玩得好得很。”
两个女人经常往来，友谊很深，两家的孩子同在南门小学上六年级，零食都是伙着吃，上学放学一路来一路去。黄以恒接着周玉英的话说了一句：“就怕高攀不上哟！”郑天良说：“首先我就不同意，将来你家儿子跟你一样当了大官，我家女儿像我一样整天当个小媳妇，这个罪可不是好受的。”
大家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半真半假的玩笑话，说的和听的都不会当真。有科学家作过统计，串门子聊天谈话，哪怕话题再重要，百分之八十五以上都是废话，也许客厅本来就是为说废话而准备的。所以郑天良不打算将万源的事放在家里讨论和争执，明天到办公室再说。
黄以恒当然不是为说废话来的，他招呼周玉英也坐下来，他说：“老郑呀，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不过这次到府上来主要是跟你谈一点私事，其实也是公事。”
说到这里，黄以恒停了下来，他端起茶杯喝白开水，白开水苍白无味。他看了郑天良一眼，郑天良故作镇静，倒是周玉英急不可耐：“黄县长，有什么事你尽管说吧！钱萍要给我买的黄颜色的毛线，如果紧张的话，就算了。我也是说着玩的。”
黄以恒歪过脑袋靠近郑天良：“我们两个人的共同点就是为了工作从来不顾家庭的，你本来就是一个工作狂，平时对嫂子关心很少，这么长时间了，嫂子工作都没解决。”
周玉英插上话说：“老郑这个人就是一个脑筋不会拐弯的人，整天就会说大道理，还是黄书记体恤民情，你看我们废品回收公司被小贩子们挤垮后，我现在一个月只有六十块钱生活费。”
黄以恒说：“我已经跟人事局打过招呼了，让嫂子进外贸局或商业局都行，总不能当了县长老婆，连一口饭也糊不到嘴吧？”
郑天良看着表情诚恳的黄以恒，他有些感动，但他还是说：“你的好意我领了，但回收公司有七十多职工都没着落，现在让周玉英去好单位，老百姓怎么看我们这些当领导的？”郑天良语气虽然平和，但里面多少还有点教育黄以恒的架势。
黄以恒说：“老郑呀，我这是以私人名义到你私人住所来跟你交换意见的，你可千万不要再给我上纲上线了。我是把我的意思转达给你，也体现我作为一把手对跟我一起干活的同志们的关心。我不关心是我的事，你不接受关心是你的事，话我只能说到这一步，如果你和嫂子都同意了，我明天就让人事局把这事办了，钱萍也整天批评我对你老郑的事不管不问，在此我向嫂子道歉。”
黄以恒的话说得既有原则性，又有人情味，周玉英感动得眼泪差点都流了出来，可郑天良就是坐在那里不表态。
黄以恒走后，周玉英跟郑天良大吵了一仗。
自从郑天良负责五八十工程后，郑家的院子的门铃就再也没有安静过，一旦夜幕降临后，各建筑公司、建材公司、砖瓦厂、钢材厂的大大小小的地下党们倾巢出动，他们在夜幕的掩护下怀揣着礼品和形形色色的动机按响了郑家的门铃。郑天良先是要求周玉英按门铃的所有人都不许进门，一律由周玉英挡驾，周玉英按照郑天良的要求说“我们家老郑不在家。”如果来人硬要往里闯硬要塞东西时，周玉英就堵住门说：“我要是收了你的东西，老郑明天就要跟我离婚。”说着就将门关死了。后来郑天良就将家里的门铃拆了，可敲门声比铃声更加恐怖。
在万源公司招标这件事上，郑天良坚持万源公司先招标，中标后才能参加工程建设。黄以恒说：“我还不知道这件事，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
这天晚上，省建行刘行长带着一行人来合安考察贷款投资的项目，晚上县政府在县城蓝湖宾馆请刘行长一行人吃饭，黄以恒要郑天良参加。一般说来，郑天良从来不参加陪客，可到县里来了以后，黄以恒对他说：“老郑，你不去不行，这不是公款吃喝，这是为了工作。你说谁不想回家吃一点可口的家常饭菜，谁难道是想为了给家里省一顿饭钱而参加公款吃喝的吗？不都是为了工作，这公款的酒是好喝的嘛，为了办成事求人喝酒，低下头颅，放弃尊严，你是人，我们不是人？”黄以恒不软不硬的几句话，说得郑天良毫无还嘴之力。所以郑天良在接待上级领导和有关行业主管部门领导的时候也就不得不去参加，而且他再也不提交伙食费的事了，马坝乡他定的规矩在这里已经作废了。他只是告诫自己能不参加尽量不参加，然而这种心理设计多少有些自欺欺人的意思，这就像一个小偷偷了人家手表后，安慰自己说，我能不偷尽量不偷。
蓝湖宾馆经过改造，院子里堆了一座假山，假山上流淌着自来水管子里冒出来的假水，假山假水烘托出宾馆院子里的一派虚情假意，郑天良走进来的时候喜欢将目光落在树上，树是真的，他发现这些树因为缺少风情而被假山假水一年四季地嘲弄着。
穿过宾馆二楼的宴会厅，来到了一个最大的包厢“惊鸿一瞥”，郑天良看到了宽敞的包厢里弥漫着温暖而抒情的光线，黄以恒正在跟一个头发很稀少的人兴致很高地窃窃私语，郑天良进来后，黄以恒向郑天良介绍了头发很少的人是省建行的刘行长，还有一位肚子挺得很高的胖子万源总经理，万源很困难地弯下腰同郑天良握手：“郑县长，久仰久仰，一直还没机会向您报到，也没来得及登门拜访，有失敬意，还望宽恕。”郑天良感到万源柔软而多肉的手上传递着一些别有用心的暗示。
在座的还有分管民政和地震的副县长田来有、经委主任秦得辉、县委办副主任宣中阳、最让郑天良吃惊的是沈汇丽也来了。黄以恒对郑天良说：“沈汇丽已经调到县政府接待处工作了，她可是我们县的形象大使。”郑天良也不由自主地跟沈汇丽握了一下手，他感觉沈汇丽的手有一种胶质的感觉，让你的手粘上去不容易松开，沈汇丽用她那“迷下蔡，惑阳城”的眼睛勾了郑天良一眼：“郑县长，以后我在你手下还望你多多关照。”郑天良对着沈汇丽灿烂的牙齿开了一句玩笑：“我想关照也关照不上呀，你归黄书记领导。”大家说笑了一阵开始喝酒。
郑天良对田来有不怎么搭理，他看不起这种脸上挂着讨好笑容的人，他觉得领导干部靠出卖笑容过日子是一件让子孙后代都很耻辱的事。而田来有却对郑天良显得相当客气，他在酒桌上多跟郑天良敬了一杯酒，而郑天良漫不经心地应付着田来有伸过来的杯子和笑容，一杯也不回敬。他实在搞不懂，这个场合田来有来干什么？而分管财政金融的陈副县长却没来。
酒桌上以刘行长为核心，左边坐着黄以恒，右边坐着沈汇丽，郑天良自作主张地挨着沈汇丽坐下，可黄以恒说：“老郑呀，你过来，我们俩坐在一起，关键时刻我可以给你代酒。”郑天良酒量有限，只好坐了过去。沈汇丽的身边迅速被万源总经理占领了。
喝酒的过程极其漫长，酒桌上的明星当属沈汇丽，他一杯一杯地敬着刘行长，刘行长眼睛毫不含蓄地色迷迷地咬住沈汇丽，有几次他因注意力过分涣散而将勺子里的汤倒进了自己的衣服上，其他人见刘行长如此这般，就不敢跟沈汇丽挑衅，而沈汇丽除了将刘行长当场放倒，还跟每人喝了两杯，郑天良感到意外的是，她跟自己喝了三杯。沈汇丽也喝多了，她硬着舌头说：“郑县长，我最佩服你了，你是真正的男子汉。”秦得辉站起来向沈汇丽发难：“黄书记就不是男子汉吗？说错了，罚一杯！”沈汇丽又倒满了一杯站起来说：“黄书记，我说错了，敬你一杯！”黄以恒笑笑：“他说的没错，郑县长就是一条男子汉！”万源是那种肚子大酒量小，有钱而没有身份的人，所以在桌上喝得谨小慎微，他给每个人敬酒的时候，都是双手捧杯，以示万分的虔诚。他向郑天良敬酒的时候还不忘说了一句：“往后还请郑县长多多关照！”
郑天良用一杯酒敬全体在座的人，宣中阳说：“不行，酒桌上无大小，郑县长不能搞特殊化，你这简直就像中央首长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庆招待会一样，一杯酒敬一万多个人，不行！”
郑天良根本就不睬他，自己先喝了下去，别人喝不喝，他全然不顾。
喝完酒，时间已经是晚上九点多钟，酒桌上的话是用水掺酒精勾兑起来的，半真半假虚实相间，离开酒桌全忘了。
郑天良有些累，晕晕乎乎回到家，倒在床上就想睡觉。这时，电话铃响了，他拿起话筒，是万源。“郑县长，你的公文包丢在宾馆了，我马上给你送过去好吗？”郑天良怕他有什么名堂，就说：“放在那吧，我明天早上去拿。”万源说：“我现在在刘行长房间，他明天一早就走了，他叫我送到你家去。”说着就放下了话筒。
郑天良硬着头皮在客厅里接待了万源，万源落座后一再道歉，仿佛他就是为了道歉才来到这个世界的：“郑县长，我向你检讨，本来我是应该第一个就向你报到的，刘行长还有市委梁书记也要我及时向你汇报情况，可我一来就忙着安顿机器设备，真是罪该万死，还望郑县长宰相肚里能撑船，饶恕小弟一回。”
郑天良终于第一次听到了求人的卑贱和猥琐，心里甚至有了一些同情。但他的话里很显然又搬出了刘行长来压他，而且他终于知道了市委梁书记是直接支持这件事的，但万源没有讲与黄以恒有关。郑天良说：“万老板，啤酒厂土建这一块按规定要招标，我们必须按规矩办事，你说对不对？”
万源说：“郑县长的话无比正确，当然要按规矩来。”说着就将郑天良的塑料公文包放到桌上说：“郑县长，我就不打搅你了，影响你休息了，实在不好意思。”
说着站起来就要走，郑天良看到包里就像被人打了一拳头一样鼓胀了起来，他说：“包里是什么东西？”
万源很轻松地说：“是我们公司的一些资料，请郑县长过目。”
郑天良不打开包，他说：“这些资料你还是先拿走吧，明天到办公室再给我。”
万源说：“明天还有一些资料要送到你办公室，这是给你的个人资料。”
郑天良说：“从小我们老家就有这个规矩，叫伸手不打送上门的脸，所以我请你将资料先带走，不然我就只好向县委汇报后再送有关部门了。你应该懂我的意思。”
万源说：“郑县长，兄弟我在江湖上混一口饭吃，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你怎么处理我的心意，我不管，但我得按我们江湖上的规矩办事。实在对不起了，我告辞了，打搅郑县长了。”说着就一头扎进了黑沉沉的夜幕中。
郑天良仍然坐着不动，他打开包一看，是几捆钞票，他喊房里的周玉英：“快出来，我们发财了，你给我数数，多少钱？”
周玉英从里屋出来后，看得眼睛都直了，她一辈子也没见地过这么多钞票。数了两遍，整整五万。周玉英数钱的样子像一个饿昏了老鼠面对一堆送到嘴边的面包，香气太浓，以至于不敢下口了：“老郑，这么多钱，怎么办呀？”从里屋跑出来的女儿清扬嘟着小嘴说：“爸爸，买一台彩电，再给我买一块巧克力，不，买三块巧克力。”
郑天良说：“睡觉去吧，好事都在梦里呢！”
11
第二天，郑天良上班后提着一袋子钱直奔县纪委，纪委周书记看着一大堆钞票就像面对一堆炸药，他不敢接。他问：“郑县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纪委收你的钱一定要搞清楚来龙去脉，而且你最好先向黄书记汇报一下。”郑天良说：“实话告诉你吧，这是万源公司给我的工程回扣款五万元，死活推不掉，我只好交纪委，再由你们转交给县财政，现在我们的资金非常困难，多一分钱也是好的。”郑天良看着不够冷静的周书记就有些不满，他扳着脸提高音量说：“这是按规定上交的，是我们每个党员必须遵守的纪律，不需要向黄书记汇报。你给我开一个收据就行了。”
纪委收下了郑天良上交的五万块钱，开具了收据。郑天良又叮嘱纪委周书记说：“此事不要对外讲，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周书记谨慎地点点头，郑天良就有些出言不逊地说：“我担心你这纪委书记究竟是反腐败，还是腐败反你？”
黄以恒还是知道了这件事，他对郑天良说：“老郑呀，我完全同意你的做法，让你负责五八十工程我就像上了保险一样放心。”
郑天良有些火了：“这个纪委书记老周怎么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呢，这种事说出来有什么意思，难道还要给我表扬授勋吗？”
黄以恒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这件事让我知道算不上违反纪律。”
下午，郑天良接到了梁邦定书记从市委打来的电话，电话里梁书记充分肯定了他拒腐蚀永不沾的清正廉洁的作风，他说我发现和培养的年轻干部不仅能力强而且作风过硬我感到自豪和骄傲。郑天良对着话筒接受着市委书记的表扬，一开始是站着接的电话，腿酸了，他就坐了下来，还顺便从烟盒里拨出一支烟，划着火柴，边抽烟边接受表扬，他总觉得梁书记还应该辩证地说点别的什么，可梁书记说出的真相却超出了他的预料：“万源公司参加五八十工程建设我是知道的，省建行刘行长给我打过招呼，为什么我不给你打招呼，就是怕引起误会，现在经营活动中不正之风愈演愈烈，我怕给你带来压力，我是向来保护年轻干部的。今天给你打这个电话，一是肯定，二是坚决支持你的工程招标的方案。任何人也不能破例，经济建设不能以牺牲党的形象和领导干部的政治生命为代价。”
郑天良放下电话，心里一股暖流就涌上了心头，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些愧疚的歉意，他以为这件事是梁书记插手的，可梁书记为了保护他，一直不给他打招呼，为了支持他，特地打电话给他信心。他想这可能是万源拉虎皮做大旗坑蒙拐骗的伎俩，他甚至怀疑刘行长也与此事无关，是万源跟宣中阳瞒天过海唱的双簧。但他又无法解释刘行长来的时候跟万源在一起喝酒。
黄以恒书记县长一身兼后，书记县长办公会就经常合在一起开，那些没进常委的副县长们经常在会前开玩笑说，黄书记兼县长我们都享受常委待遇了。黄以恒就说：“我们这些七品芝麻官们除了多干活外，还有什么待遇？”开会前的一些谈话总是轻松的，可会议一开始，话题就沉重了起来，脸上的表情越来越严峻。今天的书记县长办公会主要是讨论两个问题，一是建设资金如何保证到位，二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评比要合安县推荐一位人选，市委要求这次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不在基层推荐，要在县领导中产生，原因就是合安县的发展速度在全省后来居上，县级领导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在讨论建设资金保证到位的问题时，黄以恒用中性的叙述语气对大家说：“现在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如果工业区的电网建设都竖上电线杆可以省百分之四十的投入，但电路不埋入地下，一是影响工业区的现代化的水准，二是还有安全隐患，将来再改造还得花钱。啤酒厂工地眼看又要停工了，土建的资金必须立即到位，明年春进口设备还得要花五千万。省建行答应的六千万贷款现在又卡住了，一分钱也不贷过来，所以我们大家都想想办法，怎么再去疏通。现在这些掌权掌钱的老爷们，我们真是装够了孙子都不行，爷爷应该是疼孙子的，而他们不仅不疼孙子，还给手无缚鸡之力的孙子们小鞋穿。这是怎么回事呢？”
郑天良听出了黄以恒的话里似乎在征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但实际上是在说郑天良堵死了万源公司的路，让人家五万块钱打了水漂，结果省建行六千万贷款泡了汤，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黄以恒不知是在谴责省建行背信弃义，还是在说郑天良自作聪明误了县里的大事。总之黄以恒从来不会在公开场合以尖锐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和立场，这是官场之大忌。不公开尖锐并不是就丧失了尖锐的品质，绵里藏针，笑里藏刀就是另一种温柔的尖锐。
黄以恒不说，但田来有副县长站出来说话了，郑天良一直搞不明白会下总是笑眯眯的田来有一到会上就总跟他过不去。他收起了几十年如一日的笑容，表情严厉地向郑天良挑战：“省建行六千万贷款不到位完全是老郑造成的，我就一直搞不懂，你老郑究竟是以县里的五八十工程为重呢，还是以你个人的出风头为重呢？刘行长亲自来到合安考察贷款项目，又把万源请到了场，这都是不言而喻的事，你要人家刘行长跪下来求你赐给万源工程吗？而且宣中阳已经将底全都交给了你，你究竟是装糊涂，还是存心希望五八十工程在黄书记手里垮掉？五万块钱上交纪委，为什么不向黄书记汇报，为什么不想办法退给人家，自作主张交了后，为什么又让全县人民都知道了？好像别人都是贪官污吏，全县就你一个清官。这下好了，你为五八十工程已经挖好了坟墓，如何收场就看你的了。”
郑天良听着屋外的风声，他知道这个冬天在窗外正猛烈扫荡着一切残存的树叶和抵抗的烟囱。他不能容忍田来有的挑衅，于是他拍案而起：“你田来有算什么东西，除了讨好卖乖、出卖原则、无视党纪国法，你还能干什么？我在马坝搞改革开放的时候，你不就在县接待处负责倒酒泡茶和安排洗脚水，居然对我的工作都能指手划脚了。”
郑天良这些过激的语言无疑有点卖老资格和居功自傲以势压人的意思，但田来有也不是省油的灯，他跳起来说：“难道你还要躺在酱菜厂的酱缸里一辈子不爬起来？合和酱菜厂不也垮掉了吗，你卖什么老资格！你当公社书记，黄书记也是你的部下，所以你没有一天不希望黄书记继续听你的瞎指挥。省建行的钱是你搞黄的，还得要由你追回来。”
黄以恒先是不说话，当他们将话说得越来越过分的时候，黄以恒以一把手的权威制止了这种改变了性质的工作争执，他希奇$%^书*（网！&*$收集整理望在这个会上能把各种矛盾都暴露出来，但不希望人身攻击的话出现在这个场合，于是，他将手中的红蓝两支铅笔自上而下地顿了两顿，像一个音乐指挥家在处理休止符时的姿势：“少说两句好不好，就事论事，讨论工作，不是讨论谁的功过是非，更不要无限地上纲上线。老田，你这个同志就是有些喜欢夸大事实，我不赞成。”
老田这个从接待处主任提上来的副县长，没有什么政治资本，底气不足，但他在捍卫领导尊严与意志上，他是可以杀身成仁的，许多年后，郑天良才知道，一个上级能当众批评你，有时候就是一种关心和爱护，如果要是能骂你的话，那你差不多就可以进入亲信行列了。批评和骂在特定的历史场合就是一种荣誉。
田来有脸色苍白，郑天良直喘粗气，两人都不再争论。问题通过争吵已经非常明确了，黄以恒又说：“我们有了问题，关键是如何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而不是追究责任。要说责任，我的责任最大，如果我一开始就过问这件事，也就不会有今天这种局面。所以省建行我们还得去，该烧的香还得烧，如果你们其他同志不愿去的话，我就再去省城，求人求多了，就麻木了，我得拉上市委梁书记给我壮胆子，他跟刘行长是当年的老同学。”
所有的人将目光瞄准了郑天良，郑天良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还是想强词夺理：“如果刘行长因为万源招标的事卡我们脖子，我就到省纪委、中纪委告他去！”
县委副书记乔岸打断了郑天良的话说：“老郑呀，你说刘行长卡我们脖子，证据呢？刘行长从来没有提过万源的事，既没有会议记录，也没有批条子，你怎么告？”郑天良当然还没弄懂，刘行长来考察的时候让万源到场喝酒已经说明了一切，中国人历来讲究含蓄，官场上许多事主要靠暗示，暗示和听懂暗示是官场的基本功。郑天良在这方面简直就连幼儿园还没毕业。
乔岸的话让郑天良非常沮丧，他像一头被制服的牛，心犹不甘却又无能为力。于是他只好拼命地抽烟，香烟深入肺腑，脑袋里一片浓雾。
谈完了贷款的事，就开始讨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人选的问题，在这个会上，几乎没有一个人提到郑天良，郑天良在县领导中的基本评价是，这个人算不上什么坏人，但绝对是不能沾的人，年轻时，很有魄力，走在改革前面，人到中年，思想僵化，观念保守，不适应时代的变化，他的古怪与反常的言行使他已经逐步成为改革的阻碍和惰性力量。因此，他在县政府实际上是一个孤独的人，确实在进入县政府大院后，几乎看不出有什么过人之处。
县委副书记乔岸说黄以恒是当之无愧的人选，为了合安县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沤心沥血倍尝艰辛，所以大家也没有人提出异议。眼看就要一致通过的时候，黄以恒说话了：“我很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和鼓励，但我要说的是合安的改革与发展是大家共同奋斗的结果，而不是我个人的，这一点我在多次会议上都说过。所以我作为班长，如果把荣誉都留给我自己，这就等于认定了合安县改革发展是我个人的，群众的舆论也不好。”黄以恒喝了一口水，嗓音就清亮了起来：“我的意见是将郑天良同志推选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候选人。”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对这一提议感到很惊讶，在这个等于是清算郑天良严重失职的会议上居然又冒出了这么个截然相反的提议，人们都觉得这有点像在枪毙一个死刑犯的时候，当枪口已经对准脑袋的时候，突然拿枪的人宣布要给他授勋，刺刀下授勋是改革中出现的最高的仪式。
黄以恒清清嗓子说：“郑天良作为人选是当之无愧的，其理由有以下几点。一是郑天良从我跟他在朝阳公社共事开始就知道了他的为人，从不公款吃喝，吃食堂从不搞特殊化，朝阳公社也就是后来的马坝乡风气一直很正。这与他这个带头人的作风是密切相关的。二是从来不徇私情，在座的各位包括我本人，谁的夫人是在家待业的，谁的夫人只拿六十块钱生活费？没有。前不久，我还提到了将郑天良的爱人调到外贸局或商业局，人事局我也打了招呼，接收单位也落实了，可老郑就是不同意，他说回收公司七十多人都没安排，他不能搞特殊化。爱人跟他吵，他就是不答应。三是为官清廉，老郑从来都不用公款招待私人吃喝，回老家看望生病的姐姐用了一次公车交了十块钱汽油费，这次万源的五万块钱贿赂款上交县纪委，虽然客观上造成了省建行贷款不到位，但不能说他上交贿赂款就是错误的，难道一个党员干部把五万块钱留下来居为已有就是对的吗？显然这是说不过去的。这次贷款事件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原因，不能把社会的不正之风造成了我们工作受阻的责任划到老郑头上去，这是不公平的。”
郑天良听着黄以恒的话，是真的被感动了，他觉得自己受了这么多委屈，只有黄以恒是最了解他的，他内心里产生了对黄以恒的真诚的愧意。进县政府以来，他总是对黄以恒的决策持怀疑态度甚至公开进行否定，而黄以恒从来没有跟他发生过正面冲突，表现了一把手宽阔的胸怀和气度，虽说都是为了工作，但他内心里实际上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不信任和心理的不平衡。然而郑天良很快又为自己找到了一些借口，他认定自己绝对是从工作的角度跟黄以恒唱反调的，而一旦争执的事情形成决议后，他是不折不扣地执行的，就拿合和酱菜厂搬迁和承包来说，虽说跟黄以恒顶得很厉害，但最后他还是从大局出发去厂里做说服动员工作。他觉得他是支持黄以恒工作的，他给“五八十”泼冷水是怕黄以恒在工作中出现更大的漏洞，他这种支持比田来有的肉麻的吹捧和毫无原则的赞扬更真实更诚恳。想到这些，他也就渐渐地内心平静了下来。
黄以恒以一把手强有力的论述证明了郑天良优秀共产党员的必然性，他用这种方式说话的时候，看起来是征求大家意见，实际上是不容更改的意见。一般说来，领导说话的语气和叙述态度就已经告诉你发扬民主的尺度和距离是多远了，有时候，领导的话一出口就知道讨论只是一个仪式而已，所以做下级就一致说完全赞成或同意的话，不懂这一点，就说明你的修养还不够，功夫还不到家。所以今天黄以恒将话说到这个份上，很显然不是为了征求意见才这么说的。于是大家都表示同意。只有田来有没说话，但他也没说反对，应该算是弃权，不过这一票弃权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郑天良在这个冬天的晚上就成了“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黄以恒问郑天良有什么话要说，郑天良被田来有一开会就将了一军，气得情绪有点扭曲了，所以黄以恒让他表态的时候，他仿佛一个受委屈的小媳妇终于找到了一个出气的机会，他第一次说了两句套话：“感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也会把这个荣誉坚持和捍卫下去，我相信人间自有公道在，改革开放决不能以牺牲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为前提。我虽然做得还很不够，但我无愧于良心，无愧于共产党员的神圣职责。这就是我要说的话。”
虽然是候选人，但材料上报后，很快就获得了批准。郑天良从县城到省里同许多优秀共产党员们一起，坐火车到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了中央的表彰和中央领导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前后十多天时间，郑天良好像一直在梦中飞行，那种神圣与庄严的感觉就像一个教徒终于聆听到了神的召唤和上帝的福音。
这一年冬天许多豪华而体面的场景成为郑天良一生最重要的记忆。十一年后，郑天良被枪毙前回忆起这一年冬天北方的天空和阳光，不禁潸然泪下。
吴成业反对同时建五条商贸大道，认为这是穷人摆阔；郑天良反对上啤酒厂，说合安县建五万吨啤酒厂是不切实际的左倾冒进。尽管他们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但性质是一样的，即反对“五八十”工程，反对“五八十”工程，等于是反对黄以恒，而他们都是黄以恒在行政干部学院时的同学，小县城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风吹草动全城都能感觉到摇晃，所以县城里的政界的人们都说这是“第三梯队”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当中，黄以恒表现出了应有的大度和胸怀，以事业为重，以合安县经济发展的大局为重，忍让妥协，求同存异；也有些人挑拔说黄书记心太软，对两个反对派姑息迁就，这等于是政治上战略退却，等于是放任后院起火。不过，吴成业泥鳅翻不起大浪，他不过是城建局的一个副局长，就像一篇文章中的一个无关紧要标点符号，完全可以省略或忽略不计，而郑天良就不一样了，他是分管工业的副县长，负责着工业区的建设，他的杀伤力足以毁掉“五八十”工程，而黄以恒不但没有听信别人的谗言，还把“五八十”工程的重中之重交给了郑天良。明眼人都能看出来，吴成业反对后说不干就不干了，而郑天良却不一样，他虽然在会上反对，但他在会后仍然严格执行县委县政府形成的各项决议，工作照样地干，这就是说原则性比吴成业强。
吴成业在商贸大道建设中总是提出这样那样的责难和反对意见，黄以恒并不跟他计较，就让他在一边负责监管进度，决策上的事和投入的事就不让他插手了，拆迁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不让他出去冲锋陷阵了，现在县里成立了拆迁办，合和酱菜厂厂长于江海已经被招工进了拆迁办，转了城镇户口，还当上拆迁办第三小组的组长，享受副股级干部待遇，黄以恒就此事征求郑天良意见时还说对于江海这样的顾全大局的同志应该给予重用，并让郑天良负责找于江海谈招工转户口当股级干部的事，这等于黄以恒出礼金让郑天良出面做人情，郑天良找于江海谈话，于江海很平静，好像早就知道了这件事，他说他不想再腌酱菜了。郑天良感到于江海似乎从一开始向他辞职的时候就有些蹊跷，也许他早就跟黄以恒联起手来准备对合和厂下手了，但郑天良不往深处想，他是一个复杂问题简单化的人。吴成业在于江海负责宏光大道沿途农户拆迁后，就轻松了许多，他有时嘴里哼着京剧看于江海跟老百姓打架，实在过分了，他就上前去拉架。于江海干了一个多月，脸上就被划出许多道血痕，凭着血迹斑斑的形象于江海迅速地转干了，成为了正式的国家干部。国家干部于江海下手更狠了，终于有一天被老百姓砸断了一条胳膊，住进了医院，黄以恒到医院看望了他，称赞他为合安的改革与发展付出了血的代价，黄以恒让宣中阳送去了“蜂王浆”和“中华鳖精”，于江海感动得当场就流下了泪水。郑天良去医院看于江海的时候将他骂了一顿：“我要是再看到你跟老百姓打架，我就叫公安局将你抓起来！”第二天宣中阳告诉于江海，打他的几个老百姓已经被公安局抓起来了，拘留十五天，外加罚款。
黄以恒将吴成业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一开始两人还开了几句玩笑。当领导有时候要学会跟下级开玩笑，开玩笑表示领导很亲切，很平易近人，容易造成与民同乐的氛围。黄以恒最近也学会了开玩笑，有下级说黄书记也开玩笑了，黄以恒就说这叫苦中作乐，工作压力这么大，不开开玩笑，让神经松弛一下，那自己的办公室就离马克思的办公室不远了，这话就很有些玩笑的成份了。大家就都笑了起来，那年头有一首歌叫《笑比哭好》，劝人们不管面对如何的挫折都要笑，然而像于江海那样，腿都被打断了你还要他笑，这是不大可能的。
黄以恒将吴成业按到沙发上坐下，就开玩笑说：“你们当过反革命的就是不一样，走路都是横着走，文革中当过反革命的人就跟当过老红军一样，资格太老，谁都不敢得罪你们这些反革命。”
吴成业也被这无拘无束的玩笑弄得情绪很轻松起来，他说：“当过反革命的人就像出家的和尚，牢都坐过了，还有什么看不开的，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
黄以恒说：“是呀，连林彪都敢反，还不敢反县委书记吗？”
吴成业说：“我可没反过你呀，你不能再给我打一次反革命了。”
黄以恒说：“你反‘五八十’工程，算不算反我呢？那我告诉你，‘五八十’垮了承担责任的是我，而不是郑天良和你，我的老同学，你想过没有？你是不是觉得在老同学困难的时候应该帮我一把。”
话题渐渐切入正题。吴成业说：“我能做的事当然会做，我不能做的事想做也做不了。比如说，跟老百姓打架。”
黄以恒说：“你不要把话说得这么难听好不好，什么打架不打架的，这叫发生纠纷，出现纠纷妥善解决不就行了，怎么能把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对立起来呢？我今天找你来是让你做能做的事，你是同济大学建筑系毕业的高材生，给我设计一些民房总是可以的吧？”
吴成业说：“五条商贸大道你不让我设计，民房估计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黄以恒说：“商贸大道不是不让你设计，而是你不愿设计，县政府决定设计成统一的五层楼，你非要两层三层四层混着来，最后建出来就像参差不齐的狗牙一样难看，县政府能按照你的思路来吗？”
吴成业说：“不要再纠缠什么历史了，你要把我的历史翻出来，就是反革命。有什么事，你快点下指示吧！”
黄以恒说：“我们县已经被列入了全省改革试点县，所以我们无论经济建设还是城市建设、乡村建设都要走在全省的最前面。明年底工业区一期工程投产后，全省的改革试点现场会就在我县开，所以县政府决定，要把这个会开成一个改革开放的示范会，经济腾飞的经验会，城乡一体化的观摩会，到时候五条商贸大道、工业区七大企业全面投产，合安县两年大变样的蓝图基本就实现了。现在我们为了强化试点县的内涵，决定在三省交界的王桥集新建一个经济实验区，建成横跨三省的农产品、小商品批零集散中心，另外就是要在从邻县进入我县境内的十八公里沿线道路两旁建新型的农民新村，十八公里一字排开的两层小楼，要让省市领导们一进入到我县境内就要看到改革开放的崭新面貌。”
吴成业说：“你这不是形式主义是什么？农村真的到了那一步了吗？这种形象工程面子工程都是假大空那一套，如果每个老百姓都看透了共产党的干部搞形式主义搞花架子搞弄虚作假，他们还能相信你真的为老百姓办实事吗？”
黄以恒很平静地说：“我不同意你的看法，形象工程不等于是花架子，而是对客人的尊重和对自己发展的信心，如果你将合安县搞得又脏又乱苍蝇横飞屎尿遍地，是真实了，是显得很可怜了，是值得人同情了，外商和投资者可能会怜悯你，会给你送一些破棉袄旧鞋子，甚至还会捐一点钱让你买粮吃，但外商绝不会到这个破地方来投资的。你说是不是？你家里来客人总不会连马桶还放在屋里吧，美国政府接待中国首脑的时候，也要在白宫南草坪搞三军仪仗队、奏国歌升国旗吧，你能说这是搞形式主义搞花架子？”
吴成业还真辩不过黄以恒，他一时想不出什么话来对付他就接着说：“十八公里的两层小楼，钱呢？农民收入只有五六百元一年，一幢小楼少说得一两万，到哪儿去偷钱去？”
黄以恒以他一惯的举重若轻的语气说：“县里补一点，农民拿一点，银行贷一点，用三条腿走路，你看如何。现在我要跟你说的就是，没有钱找我，拿不出图纸来就找你。套型由你定，尤其要强调厕所的位置和设计，厕所干净整洁和保证用上井水是新农村文明的标志。”
吴成业说：“我反对你这种形式主义，但我决定这次执行你的指示。”
黄以恒说：“我们的钱很紧，要体现实用和美观相统一，你可不能按资本家的公寓设计哟！”
吴成业说当然不能再犯县城中心广场上的雕塑错误了。县城中心广场刚刚竖起了一座三十六米高的不锈钢雕塑，花掉了近八十万元钱，还是专门从上海找专家设计的，吴成业认为设计得很好，三个抽象的女性托起一轮太阳，长发在风中飘扬，微仰的头颅眺望远方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可县城的老百姓不买帐，他们在雕塑落成的第二天就编出一句打油诗：
合安领导瞎屌干
造个雕塑八十万
三个女人托个蛋
要多难看多难看
这四句顺口溜传到了黄以恒的耳朵里，他在晚上散步的时候又去看了看，确实有点难看，太阳白森森的，是像个蛋，三个女性面部生硬而含糊，眼睛鼻子都看不清。也难怪老百姓不满意，这雕塑家搞那么抽象干什么，存心是让人看不懂。所以他内心里也很不安，这次决定请吴成业出马设计新农村别墅，最起码可以省设计费，而且有话还好商量，今天以开玩笑作为他们见面的开场白，效果确实不错。
然而，吴成业拿出来的设计方案让他很不满意。
吴成业设计的农民新村两层小楼总共设计了六种套型，不是供选择的，而是六种套型间隔使用，造成一种参差不齐和错落有致的变化，黄以恒听了介绍后说：“你又给我来狗牙交错了，这十八公里农民新村就像一支迎接客人的仪仗队，要整齐统一，这是县长办公会上定下来的，如果这个歪戴帽子那个跷着二郎腿，这还像队伍吗？顶多是一支打了败仗的游兵散勇。”
吴成业说：“十八公里清一色麻将一样，没听说过。而且不符合基本的美学观点，建十八公里的房子，不对称的和谐是最起码的要求。”
黄以恒说：“你给我上美学课了，我听不懂。你不仅没按照县里的要求设计，而最大的问题是你将每户的水井都设计到楼的后面了，这样车辆经过这一路段时，就看到我们还没有吃上井水，而且改建的厕所也设计到了屋后，车辆经过时根本就看不到厕所。”
吴成业有些沉不住气了：“你这水井和厕所究竟是给老百姓用的，还是让领导们看的？你这不是花架子是什么？”
黄以恒说：“你不要吵好不好？我们的建设方针除了体现城乡一体化的建设成就外，还要把农民别墅建成一支展示合安改革开放成就的迎宾仪仗队，建成一个改水改厕走在全省最前面的样板和示范，所以我事前一再跟你讲要从设计中体现出改厕的巨大变化。”
吴成业说：“任何人都不会把厕所和水井作为设计的目的，作为一个设计者所能做的只是如何突出房屋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如何让人们感觉不到厕所和水井的存在。”
黄以恒说：“你是专业权威，我们当然要听你的，但当专业和政治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说政治服从专业呢，还是专业服从政治呢？”
吴成业说：“按文革的观点来看，一切为政治服务，林彪就曾提出过不能用军事代替政治。那么我倒要请教你，现在是政治挂帅呢，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呢？”
黄以恒心里暗暗叫苦，这个老反革命确实不是好对付的，于是他就岔开这个无聊的争执，说：“小平同志讲了，办实事，不争论。所以我想请你能不能修改一下设计方案，筛选出一种最好的套型作为统一的建设标准，另外就是要将水井和改进的卫生厕所位置移到楼的前面来，要让来合安的客人们都能看到。”
吴成业笑了起来：“将厕所放在楼前面？没听说过世界上还有如此漂亮的楼房设计。”
黄以恒说：“当然不能放在屋里，毕竟没有自来水冲，只能用井水冲，井放在楼前不难看，但厕所放在前面也肯定不雅观，我们之所以请你这个专家，就是要让来合安的客人们既看到了厕所，又感觉不出是厕所，这关键就是要靠你发挥专长了。”
吴成业说：“那么就请你另请高明吧。我是坚决不会这么做的，厕所放在家门前，夏天东南风一吹，家里全是厕所的味道，我不知道你们这些县领导们是怎么想的？你们出风头，连厕所也要当演员。我不干！”
12
吴成业扭头就走了，他是那种说得出来就能做得出来的人。黄以恒最终没能让吴成业帮上忙，他让宣中阳代表他去跟吴成业又谈过两次，希望他能改一改图纸，找外地专家设计还得多花好几万。吴成业说：“在钱和政治之间，钱必须要服从政治。黄以恒在乎钱就不会搞这个花架子工程了，现在许多农民都说没钱，要盖就让县里掏钱。我看他怎么办。”宣中阳也碰了一鼻子灰回去了，他对黄以恒说：“这个吴成业也许适合到地震局当局长。”黄以恒坐在那里，没有说话。那天他正在患感冒，他靠在椅子上想了好半天，终于意识到感冒并不是外部的风寒所致，主要是自己身体内部出了问题，内部出的问题才是病灾的根本原因，后来他又发觉这个结论实际上没什么意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早就讲过，内因是变化的依据，外因只是变化的条件。
郑天良从北京回来后，那种感觉也就是成语中所说的“满面春风”，他见人就散一支“中南海”香烟，他本想给黄以恒一包“中南海”，但觉得那样做未免有点讨好和感激的嫌疑，所以他就忍住了，只是在黄以恒刚抽完一支的时候，又递上去一支。郑天良有一种被接受洗礼后的澄明和清澈，他向黄以恒说起了中央领导跟他们在一起照相的时的情景，许多人为了能抢到跟中央首长最近的位置，甚至还发生了一些拥挤，郑天良说他就站在最后一排，他将照片拿出来给黄以恒看，黄以恒看到郑天良站在后面只露出一颗脑袋，仅有一粒黄豆那么大。黄以恒说：“不管怎么说，你总算是跟中央领导留过影的人了，这是你的自豪，也是我们全县党员的骄傲。”郑天良也不怎么谦虚了：“我虽然做的还不够，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从来都是把党的原则和组织纪律当作是自己工作和生活的一面镜子，时刻反省自己是不是以个人利益为重了。”黄以恒说：“这一点人民群众的眼睛也是雪亮的，所以我的提议并没有人站出来反对，这就是你的威望之所在，就连跟你争吵的田来有都没有表示异议。噢，我还要告诉你一声，这半个月你不在家，我们已经将省建行的钱又争取过来了，梁书记可是出了大力了，那天在省城跟刘行长都喝得夜里在旅馆里吐血了。所以钱的问题你也就不用担心了。这半个多月出去也够辛苦的了，先休息两天，洗洗澡，换换衣服，调整好了以后，再来上班。”
郑天良说要立即投入工作，黄以恒说在家陪陪嫂子吧。郑天良说老夫老妻的了有什么好陪的。黄以恒说就这样吧，说着就被宣中阳喊去参加电子元件厂的奠基去了。
郑天良觉得有些奇怪，为什么让他休息几天，这可是从来没有过先例，县里的七品官们还没那么娇贵，还有就是电子元件厂奠基，他这个分管工业和负责工业区的副县长为什么不去。他有些糊涂了。
两天后，黄以恒将郑天良找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天很冷，黄以恒让县委办公室的小林又拎了一个煤炉来取暖。等他们点上烟，泡上茶的时候，屋子里已经很暖和了。黄以恒这次先给郑天良递上烟，他说：“有一件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很难办，我也拿不出什么好主意。市里盯得紧，我想也许这件事只有你能帮我解围了。”
郑天良说：“有什么事，你就直接说吧，再说你是一把手，你可以直接指示我去做什么事，也不存在什么帮忙解围。除非你是私事。”
黄以恒诚恳地说：“说起来我们现在是上下级，但论年龄你是我兄长，论能力你比我强，论资格你也是我的老上级，有些很困难的事我还真不好以组织的名义向你提出来，但我想来想去，这件事还是得向你开口。”
郑天良有些耐不住性子了：“有话你就直说吗，我能做的事还有什么推托的，这点组织原则还是有的，更何况我还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嘛！”
黄以恒说：“你老兄能有这个姿态，我也就放心了。我们县作为全省的改革试点县，争来也是不容易，老书记梁书记也是立下汗马功劳的。试点县压力太大，我前天洗头的时候，发现头发居然掉了不少，你看头顶已经剩不了几根了，还不到四十就这样了，五十岁一过真不用洗头了。当然了，试点县也有许多政策上的优惠，贷款上的优惠，专项资金上的优先划拨，这都是其他县想争也争不来的。老书记对我们年轻干部的希望很高，他想把自己没有实现的一些宏伟理想通过我们这些年轻干部来实现，所以要求也很高，总是说要给我们压担子。我们都是老书记发现和培养的，所以对他老人家提出的一些建议是没有理由不执行的。关于在三省交界的王桥集建经济实验区的事，上半年我就采取了拖的态度，但老人家最近追得很紧，批评我执行不力，并要求我们县在年底前就要搭好架子，筹备组人员全部到王桥集报到，一期建农贸市场批零中心的五百万年底前一定要到位，其中省里拨二百万，市里一百万，县里拿二百万，二期明年下半年建小商品城，投资两千万，也是三家出钱。试验区是副县级建制，要派一个能力强，懂农业和商业的年轻干部去担任试验区管委会主任，这个人选可把我愁坏了。我想来想去，实在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因为那里的工作难度太大，一条小街，经济也不是发达，没有人能在那里干出名堂来，全县找不到能打开新局面的具有开拓精神的干部来，说老实话，甩手当官容易，真要是干实事，开拓出新的事业来，根本就不容易，这一点我们两人是最清楚的。现在想要去的人很多，但我能答应吗，能放心吗？那里干垮掉了，我怎么向老书记交差，怎么向全县三十八万人民交待。所以这一段时间来，我简直是彻夜不眠，想来想去，只有你去最合适，只有你能为我解这个围，只有你能在那里干出事业来。所以说，今天我找你谈这件事，既是代表组织，也是代表我个人，因为如果找不出合适人选来，我这个一把手就是无能。”
郑天良被黄以恒的诚恳打动了，他说：“我当有多大的事，实验区我去干不就行了，作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我是没有理由讨价还价的。还有哪些具体要求，你就直说吧，我很快就可以把班子搭起来开展工作。”
黄以恒用一种感动的目光看着郑天良，他真想跟他握一下手，但他还是忍住了冲动，他说：“我以个人的名义向你表示感谢，以组织的名义保证给予你全力的支持。合安县综合经济实验区是副县级建制，这是市里明确过的，你去了后的职务是县委常委、副县长兼实验区管委会主任，为什么要这样安排，我的考虑是，进入常委后便于你开展工作，保留副县长我也是有想法的，也就是说你老兄什么时候觉得不想干了，随时可以回来，给你留一个实职的位子，不能让你回来一脚踏空。车辆配备一部新桑塔纳和一辆三菱面包车，虽说离县城三十五公里，但开车回来也只要半个小时，嫂子去工作也行，留在县城也行。总之，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我们的目标是三年后实现亿元交易额，这样我们‘五个亿元乡镇’就可以很快增加一个，你的担子绝不轻松。”
郑天良非常简单地看待这次人事安排，所以答应得非常爽快，他觉得自己可以独挡一面地大干一场了。
而当郑天良去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上任后，县城里政界的人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没想到，黄书记不动声色地就将‘五八十’工程的钉子给拔掉了。”
黄以恒的谈话在许多年后被郑天良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是到实验区是组织安排，刚刚当选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应该是无条件服从组织安排的。二是戴高帽子给足面子，将郑天良打扮成一个除了他实验区就地球不转了的唯一人选。三是激将法，这个工作不好干，是全县没有任何人能胜任的，所以你去上任就是全县唯一能干的人材。四是以情感人，以情动人，安排好位子，还进入常委，随时都可以回来，县里还留着位子，可进可退，进出自由。但一当你上任了，实际上也就骑虎难下了，对于郑天良这样的人，好进不好退，干好了是县里的支持，干不好就是你的无能，回来也只能是灰溜溜的。五就是通过这些明升暗降、表面重用实际是弃用的方式将影响着“五八十”工程顺利进行的保守僵化不适应时代潮流的绊脚石搬开。
上任的那天，王桥集还举行了隆重的实验区挂牌仪式，市委梁书记、县委黄书记及五大班子全体成员全都到场，省市县电视台摄像机反复转动着，将一张张光辉灿烂的脸留在了胶片上。
仪式结束后，黄以恒对郑天良说：“今后由我的司机沈一飞负责为你开车。”
郑天良说：“怎么好意思用你的司机呢，我重新配一个司机。”郑天良不喜欢沈一飞。
黄以恒说：“沈一飞技术好，我就忍痛割爱一回吧，要让他充分保证你的安全。”
这时，大家招呼上车了，所有领导和来宾们都跟郑天良握手道别，几辆大面包车在滚滚尘烟中疾驰而去，当郑天良孤独地站在路边向面包车挥手告别的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远离了合安县的政治核心了，实验区的牌子临时挂在乡政府牌子旁边，有点寄人篱下，更像一个不合法的伪政府一样被悬挂在冬天的风中。
郑天良产生这种感觉的时候，他似乎意识到了一点什么。但这时候，过年的日子已经临近了，小镇上到处都是杀猪宰羊的声音，鞭炮声断断续续地响起，空气中弥漫着火药的香味。安排好了单人宿舍，支好了取暖的煤炉，他仿佛又回到了朝阳公社。
郑天良打电话让沈一飞来接他回家过年，一切只有等年后再说了。
县城里五条商贸大道一起修，拆迁工程庞大，百分之四十的老城在推土机的轰鸣声中成为废墟，站在县政府办公楼里向下看，整个县城像被刚刚轰炸过一样呈现出一派劫后余生的荒凉，砍倒的树歪在碎砖断瓦中，干枯的枝叉在寒冷的空气中流露出死不瞑目的绝望。黄以恒对郑天良说，“毛主席讲过不破不立，我们正在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
数千老百姓在帐篷里度过了除夕，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新年的鞭炮声中。
各个乡镇舞龙、舞狮的队伍都来了，锣鼓队、高跷队还有一些花灯在县城的废墟上经过。他们盲目乐观的情绪感染着每一个市民，市民们在这些队伍经过时就自发地燃起了鞭炮，县政府大楼顶上的高音喇叭里整天播放着《亚洲雄风》的歌曲，这一年北京要举行亚运会，县城里的人被歌声鼓舞着在大街上扭起了秧歌。
大年初二郑天良回乡下给姐夫拜年，去年他给姐姐买了一件羽绒服，姐姐说穿不惯这轻飘飘的东西，还是老棉袄厚实，郑天良说姐姐你的胃不好这衣服是暖胃的，姐姐就说让兄弟破费了，郑天良说没有姐姐我就活不到今天，说到往事，姐弟俩唏嘘不已，没想到姐姐还没将衣服穿热就去世了，郑天良看着姐姐的遗像愣了好半天。今天他给姐夫带去了一条“红梅”香烟和两瓶县酒厂生产的“合安特曲”，周玉英带着女儿清扬在厨房里帮着洗菜做饭，而外甥大宝却在舅舅来的这一天出远门到同学家去了，他对父亲说不想见舅舅。饭后姐夫对郑天良说：“玄慧寺是靠乡邻们筹钱修的，才建了三间正殿，悟能法师云游四方也化了不少缘，你要是能批就批一点钱，村里人对你有些意见，再说悟能法师就是灵，他说今年国家要出事，你也有灾，全应验了。天安门闹出了人命，你也被下放到了乡下。”姐夫迟疑了一下，带有征求意见地说：“你最好去玄慧寺烧几柱香，也请法师给你解一解凶结。”
郑天良当然不会去玄慧寺烧香拜佛，他说：“我是共产党的县长，怎么能干这种事。”但他说完后心里却有些虚怯，他没想到当了常委后却被理解成了遇到凶险，到王桥集实验区被看成了降职，郑天良觉得姐夫的话肯定不是代表他一个人的观点。他不会解释什么，但心里还是有了一些当年刚坐沙发时的感觉，有点不踏实。
回到县城后，黄以恒要请郑天良一家过来吃饭。黄以恒想推掉，他不愿意搞这种吃吃喝喝的名堂，但周玉英却非要去，就说：“大过年的，你抹人家黄书记的面子，还有一点人情味吗？钱萍说老母鸡汤她昨天就炖好了，还烧了你最喜欢吃的红烧猪蹄。”郑天良问钱萍是怎么知道自己喜欢吃猪蹄的，周玉英说是黄书记说的。郑天良听到这里心里还滋生出一些感动来，吃猪蹄还是十多年前在朝阳公社食堂时的习惯，那时每到星期天加餐，食堂万师傅总要给单身的公社干部们加一个荤菜，征求郑天良的时候，郑天良就说红烧猪蹄，工资低，一个星期只能奢侈一次。
周玉英要带点礼品到黄以恒家去，郑天良不同意，周玉英说过年不能空手到人家去，你去乡下不是也带礼品给你姐姐姐夫吗，郑天良说那是亲戚。周玉英坚持拎上了从姐夫家带回来的一瓶芝麻油，郑天良看了看就没再争执什么，但他心里还是有点怪怪的，那是一种吃饭时牙齿硌到了一粒沙子一样的感觉，虽不伤人但又很别扭。
两家虽说一个在院子东头一个在西头，郑天良从来没踏进过黄家的门，倒是黄以恒为周玉英工作的事到郑府上征求意见，黄以恒将私事放在私下的场合办，将郑天良的事当作是自己的事来办，大年初三又将郑天良一家人请到自己家里，这就多少将两人的关系放在私人的范围里来对待，而这两次私人交往如果要概括一下主题的话，即黄以恒不仅对郑天良尊重和关心，而且愿意以一种私人感情来消化工作中的一些分歧和社会上的许多谣传。
黄以恒一见面就紧紧握住郑天良的手连连道贺：“郑兄、嫂子，新年好！快请进！”
郑天良也同贺新春，周玉英手里拎着一瓶芝麻油奔厨房找钱萍去了，两位县长夫人见面就谈如何烧菜的事。两个小孩在院子里玩起了花炮和橡皮筋，下午的阳光落在院子里，冬青树和腊梅花的枝叶与花瓣相辅相成。
黄以恒让郑天良坐在沙发里，郑天良个子高大，一下子又陷进了弹簧里，不过他很快调整姿势让自己稳定下来。黄以恒泡茶递烟的动作极其熟练，这让郑天良又想起了朝阳公社的一些生活场景，这种历史场景的还原总是容易破坏郑天良平静的情绪，这时，他就感到历史确实是一个包袱。
黄以恒坐下后说：“年初一要去几个退下来的老干部家拜年，昨天去建群外婆家拜年，直到今天才有空请老兄过来叙叙。”
郑天良说：“我也是从乡下才回来，总体看来，农民收入有提高，但思想觉悟始终提不高，过年就是忙赌钱，还有就是封建迷信活动很盛行。”
黄以恒说：“是呀，我们现在改革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观念和行动都跟不上去，这一点你在几年前那篇文章所提到的观点是很准确到位的。”
一提起那篇文章，郑天良很自然又联想起了行政干部学院的日子，又想起了省委魏廷旺副书记。这种联想让郑天良无法面对往事。他岔开话题说：“没想到你家里比我家也好不到哪儿去，也不装修装修？”
黄以恒指着简陋的家具和朴素的墙壁：“好像比你面积要大一些，多一间房，另外就是我有十七寸的彩电，就好这么多。”
郑天良也就顺水推船地说了一些心里话：“可我们有些干部却把掌权当着捞钱的工具，我真搞不清他们是怎么想的？”
黄以恒说：“是呀，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要那么多有什么意思。我记得好像是香港的哪位富豪说过，人是1 ，钱是0 ，钱越多，0 就越多，比如从100 到10000 ，如果人没有了，也就是1 没有了，剩下的全是0 了，钱就毫无意义了。”
他们有一句没一句地说着一些尽可能与工作无关的轻松的话题。黄昏在他们谈话的过程中一点点地来临了。厨房里的菜香味一阵阵地飘过来，钱萍招呼吃饭。
两家六口人，桌上堆满了二十四个菜，冷盘、热炒、烧菜、烩菜、汤煲一应俱全，郑天良差点说出了“吃饭还要搞这么多形式主义干什么”，但大过年的，场合不对，也就不说了。黄以恒拿出了一瓶“茅台”，他一边给郑天良倒酒，一边解释说：“我这可不是什么搞腐败捞来的，我是特地为你来在百货公司买的，当然了，这是钱萍开后门买来的。我们两个在县里一年忙到头了，开后门买一瓶好酒也算不上什么滔天罪行。”
郑天良似乎也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驳黄以恒，即使能找出来，也不能在黄以恒将自己待为上宾的时候，为一瓶好酒上纲上线。
黄以恒不停地给郑天良夹红烧猪蹄，又招呼钱萍给周玉英舀老母鸡汤，从场面上看，不像上级请下级吃饭，倒像下级请上级吃饭。郑天良在这种感觉中对黄以恒就多了一份情感的东西，情感就像老母鸡汤，又浓又稠，让你无法拒绝。
两个孩子吃两口，就去玩一气，他们对吃饭不感兴趣，他们生活在游戏中。
桌上实际上只有四个大人在吃喝，黄以恒倒了满满一大杯酒敬郑天良夫妻俩：“我一直是把老郑当作兄长来尊重的，这不仅是因为老郑年龄比我大又是我以前的老上级，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合作中，无论我们遇到什么工作分歧，但最终都是老兄让着小弟，而且在很多谣言和挑拨离间中能保持清醒的头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所以我以私人的名义向郑兄和嫂子表示感谢。”说着一仰脖子将酒全都倒进了喉咙里。
郑天良也站起来回敬黄以恒夫妻，一是对盛情招待的感谢，再就是接着黄以恒的话表明了态度，他说：“当我以工作为重，以事业为重，以党的原则为重的时候，我就不会把工作分歧上升到个人恩怨上去，也不会相信什么谣言。”
黄以恒接着说：“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喜欢将一些似是而非的事无限地扩大化和阶级斗争化，比如说在老郑到实验区任职一事上，就有人传言说这是梁邦定书记的安排，说我跟老郑都是梁书记的人，是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其实这完全是我跟老郑协商的结果，那根本就不是一个什么美差。进常委怎么啦，以老郑的政绩和能力，早该接任县长了，但有些事就是摆不平，市里县里的有些人就是不希望我们两个人同时上嘛，我都干累死了。”
黄以恒叹了一口气，又给郑天良倒满酒，郑天良说自己酒量不行，黄以恒就说你喝半杯我喝满杯，两人你来我往竟将一瓶酒对吹了。
周玉英在用汽水敬黄以恒夫妇，她说：“我家老郑是直脾气，有得罪黄书记的地方，还请你多多包涵，他这个人没心眼。”
黄以恒也恰到好处地说：“我有时候跟老郑沟通不够，事情一多，就不大注意细枝末节了，在有些事上做得也很不周到，也产生了一些误解，还望郑兄和嫂子能宽恕。”
灯光照耀着桌上渐渐变凉了的菜，郑天良面前是一堆骨头，嘴上不可避免地油光灿烂。这次家庭宴会不知不觉中就成了一个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聚会，成了一个互相谅解互相团结的聚会。家是一个充满温情的地方，家里的事任何时候都显得很好解决，因为家里的矛盾是定位在自家人这一性质上的，所以一般说来，私人的事在家里解决，工作上的事在酒桌上解决，这几乎就成了中国国情的另一道风景。
临走的时候，黄以恒送给郑天良一条“红塔山”香烟，郑天良坚决不要，黄以恒说：“你不要把我们的私下里的关系工作化好不好，这是老弟给你老兄的一点敬意，总不能算是我向你行贿吧？你不还带来一瓶芝麻油吗，如果你非要在大过年的时候按工作原则办事，那你就将麻油带回去，另外我们再坐下来算算今晚的伙食费，人均分摊一下要付多少钱。这不是存心要将我们的关系庸俗化嘛。”
郑天良无话可说，周玉英接过黄以恒的香烟，说：“只要是黄书记给你的，一千条也照收不误，既不是建筑队给你的，也不是下级给你的，怕什么？”
黄以恒说：“嫂子，我可没有一千条烟送老郑，我这还是从牙缝里抠出来省给他抽的，因为他烟瘾比我大。”
郑天良晚上回来后，躺在床上想了很久，他觉得黄以恒对自己除了在工作上有些分歧外，在对待妻子周玉英工作的事上，在推荐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这件事上，在对他的人格尊重上应该说是无懈可击的，即使在他当副县长一事上也都是当作自己的事来办的。从私人情感上说，黄以恒对自己关爱有加，到王桥实验区当管委会主任，给自己的进退都留好了路，还进了常委。把三省交界的这样一个全省瞩目的综合经济实验区交给自己，也就是给了自己第二次独挡一面再创辉煌的机会，也等于是为自己下一步的政治前途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舞台。这里面包含着信任，更包含着关心，但黄以恒不愿直接说出来，他只是说这是不好干的工作，是一个让他很为难的工作，只有不好干的工作为难的工作才能做出政绩来。
九十年代第一个春节是郑天良过得最愉快的一个春节，他像一个加满了油的推土机，野心勃勃地要在王桥集推出一片崭新的世界来。
年初六一大早，郑天良就让沈一飞开着县委的一辆旧的桑塔纳送他到了王桥集乡，路况太差，沙石路坑坑洼洼，车子开到半路坏了，郑天良下车后，看光秃秃的土地在阳光下就像被撕碎的枯黄的古书铺在冬天的风中，郑天良站在风中抽了一支烟，又撒了一泡尿，上车后，他感到有些冷。沈一飞捣鼓了好半天才将车子弄响，破旧的车子与破烂的道路相互折磨，车轮下面发出古怪的声音，像一个残废的老人发出的哮喘声。
沈一飞现在的态度很好，他上下车前都主动为郑天良开车门，郑天良就不客气地对他说：“像你这样把注意力放到开车门上的司机，我对你能否把好方向盘很不放心。”沈一飞态度谦恭地说：“黄书记叫我一定要将郑县长服务好，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还请郑县长多多批评。”
郑天良问：“黄书记叫你给我开车门了？”
沈一飞不支声。郑天良并没有考虑如何让黄以恒兑现配一辆新桑塔纳的事，他在想如何让第一期五百万资金尽快到位，通往县城的这条路简单地维修一下就要花四五十万，而实验区的农副产品交易市场占地一万二千平方米，即使建简单的铺面，加上道路水电改造，至少要六百万，五百万根本不够，还有王桥集位于合安县的“西伯利亚”，要想让外省的商户们都来交易，首先是王桥集联结外省边界的三条公路四十七公里按初等级标准修建，至少也要三百多万，还有二期的小商品批发交易市场的资金两千万能不能保证得了，县里的“五八十”工程资金缺口大概还有一个亿左右，这种矛盾怎么解决。好在合安县现在是全省经济改革的试点县，有省市领导的支持，银行里有的是钱，银行里的钱是国家的，国家当然不会在乎合安县两三个亿资金的。社会主义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拿国家的钱办小家的事，花国家的钱比花老子的钱还轻松，有时儿子不还老子的钱，老子跟儿子动手打架，但花国家的钱没人来跟你打架，钱不是银行私人的，你花的钱都用在了建设上，又没贪污，怕什么呢？因此官员们最担心的不是欠债，而是借不到债，一些地方官员的政绩就是靠从银行搞来多少钱而评定的，不搞白不搞，为了借债搞一点不正之风就像儿子借老子钱的时候给老子送一包点心一样文明礼貌。郑天良没本事搞钱。
郑天良是在酒桌上找到王桥集乡党委书记陈凤山的。
虽然年初六正式上班，从上到下实际上并没有多少工作要做，县里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叫“初六上班点个卯，十五小酒没喝好，二十上班手不熟，三十才算节过了”。王桥集乡政府院子里空空荡荡，办公室除了一个值班的办事员外，还有几只麻雀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地叫着，它们似乎缺少过年应有的食物，声音有些烦燥。郑天良问陈凤山在哪里，值班的说在郭乡长家里喝酒。
郑天良找到陈凤山时，他们在郭乡长家已经将八瓶白酒掀了个底朝天，酒肉的气息四处蔓延，一个个喝得红光满面，郑天良要是平时，可能就要发火了，但今天是过年第一次见面，而且在行政关系没理顺前算是站在别人的地盘上，他就忍住了。他进去后只说了一句：“各位诸侯新年好！”
陈凤山歪歪斜斜地站起来紧紧握住郑天良的手说：“郑主任，你也不先打个电话来，来来来，先喝两杯！”其他乡干部依次站起来跟郑天良握手，他们的手上沾满了酒和油汤。
沈一飞说郑县长已经在乡政府食堂吃过饭了。陈凤山就说那就晚上到他家接着喝。这时已是下午三点半了，郑天良说：“老陈，我们还是先把合署办公后的工作议一议吧。”郑天良用了一种商量的口气。
陈凤山一听说工作，马上就借着酒性发作了：“他黄以恒搞什么名堂，实验区连个招呼都不打立即上马，一味地命令我们先配合，可王桥集乡干部们怎么安排，他就像对待没娘老子的孤儿一样不管不问了，连个交待都没有，你叫我们怎么工作？”
郑天良解释说：“县委还没来得及做过细的分工安排，但你们都是实验区筹委会的成员，王桥集乡改为综合实验区后，我们现在要立即着手平整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的土地，先让机器开进去，尽快拿出工程设计方案和建设招标的条件。这些前期规划工作必须在正月十五前要完成，不然就不可能在年底跟县城工业区同时举行落成典礼。”
陈凤山将一杯白酒一口喝下去，声音吵哑地说：“郑主任，钱呢？五百万到位多少了？我听说才划过来二十万开办费，工程一上马，花钱如流水，现在搞工程的，可不都是优秀共产党员，‘不见票子不拉弦’。我说这话绝没有对你郑主任的不敬，我是对黄以恒没有信心，更何况你本来就是被黄以恒排挤出来的。”
郑天良沉不住气了：“你老陈怎么能这样说话，建实验区是市委的决定，我也是市委任命的，而不是黄以恒任命的，怎么能说出排挤这种没有原则的话呢？没钱由我来找县里和市里，但你们作为实验区筹委会成员，下午，不，马上跟我一起回乡政府开会！上班时间还在喝酒，成何体统！”
郑天良一扳起脸发火，所有乡干部们的酒全醒了，他们抹着脸上的虚汗，纷纷离开一桌子残羹剩汤，他们从鸡鸭鱼的残骸中站起来，像一群喝醉酒的俘虏被郑天良押进了乡政府会议室。他们知道郑天良的脾气。
13
陈凤山原来跟黄以恒在县政府办是同事，省农校毕业的，不知什么原因，提为副科级秘书后就被下派到了合安县的“西伯利亚”王桥集乡，他对黄以恒很不满，郑天良的理解是可能是因为两人在同一个办公室上班，而且自认为能力不弱，而一个上去了，一个却下来了，心中难免有些怨言，而郑天良在这种时候，却必须要从大局出发，维护黄以恒的威信，春节过后，他更加明确了这一原则。
陈凤山对郑天良说：“郑主任，我比你更了解黄以恒。”郑天良对陈凤山说：“我不希望你再说一些人际关系上的事，我们要多谋事，少谋人。”陈凤山说：“你不谋人，人要谋你。郑主任，你要不是有省委魏廷旺副书记给你谋一下人的话，你还不是在东店乡跟我一样喝得醉熏熏的。”郑天良说：“我即使在东店乡也不会像你这样不思进取，自甘沉沦。”陈凤山苦笑了笑：“郑主任，我肯定会支持你的，但我支持你就把实验区办起来了？”郑天良说：“我只要你支持就够了。”
郑天良知道陈凤山心里憋着一肚子窝囊，这个自命不凡的人当然不敢跟他摆老资格，他在朝阳公社当书记的时候，他还是一个普通的办事员，但陈凤山心里不服黄以恒是能看得出来的，而现在的黄以恒根本不需要陈凤山这类角色来评定功过是非，他是市里省里树的典型，连郑天良现在都不得不让他三分。陈凤山并不一定反对建实验区，他真正反对的是没有让他主政实验区，副县级职位是他们这些乡长书记们一生而为之奋斗的最高理想，可这个理想却偏偏在机会来的时候又失去了，他对黄以恒过激的评价就在所难免了。
从年初六开始，郑天良就将乡政府的大小官吏们全都作为人质绑架在乡政府的会议室里，家在这里的回家吃饭，家不在这里的一律吃食堂，谁都不许喝酒，包括陈凤山在内，还没人敢反抗郑天良，郑天良觉得在乡镇这一级他总是能那么一呼百应如行云流水，这也许真应验了老反革命吴成业的那句话：“你只适合在乡镇当一把手。”这话究竟是说他的能耐只能在乡镇当头呢，还是说县一级的衙门根本就容不下他这样的人呢？无论往哪一方面想，都不是好兆头。不过，在这关键时期，他不愿往深处想。
吴成业是年初七到王桥集的。吴成业最初在电话里答应了郑天良的请求，可沈一飞车子开回去接他的时候，他却不愿来，他说如果设计的交易市场被否定了还不如不来，郑天良在电话里骂他道：“你这个老反革命，怎么就喜欢跟革命唱对台戏呢。你要是不来，我明天早上就赶回去吃住在你家里，只到你答应为止。”吴成业在电话里说了一句：“好吧，我答应你，但一个无赖是干不成大事的。”郑天良说：“我从来没说让你来帮我干大事，不就设计一个交易市场吗，也就四五百万的盘子。”
到正月十五晚上九点多钟，前期规划已经完成，交易市场的图纸是吴成业设计，一个十字小街向四面幅射，两层青瓦白墙的带有徽派建筑特点的铺面古色古香错落有致，郑天良说：“你可千万要为我省钱哟！”话说得小心翼翼不敢得罪。吴成业说：“每个铺面除了马头墙要多花三四百块砖头外，造价比农民家建房子都要省百分之二十的钱，比黄以恒找人设计的通往省市的那条窗口道路上的农民新村造价每幢要省百分之三十五的钱。你看能给我多少奖励吧？”郑天良说晚上我奖励你吃红烧猪蹄，吴成业对陈凤山说我的智慧就值三个红烧猪蹄，陈凤山笑着不答腔，郑天良说：“不，你最少也得值四个猪蹄。”设计方案一致叫好，而平整土地的工作在初八就开始了，陈凤山动用乡农机站的推土机，又招了两百多民工，昼夜不停地奋战在工地上，因为是在乡政府边上的农田里建市场，所以也不存在拆迁的事，农户们在献出土地后，每户只要花八千块钱，就可以得到一个铺面，而每个铺面的造价是一万四千多块钱，其余都由政府贴了。工程建设分工已经明确，水、电、路、工程招标、质量监督、招商入住、包括建澡堂、办学校、邮局、厕所等等都已经落实到人了，郑天良总负责，主要是筹划资金到位，保证工程顺利进行，按计划年底举行落成典礼已不成问题。所有的人眼睛都熬红了，他们有人胆大妄为地跟郑天良开玩笑说：“郑主任，你的政绩主要是靠绑架人质实现的。”郑天良并不生气，他说：“反正喝酒喝不出政绩来，小平访问日本的记录片里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日本人靠玩命干出了奇迹，即使像吴成业这样的科技分子，他不玩命，就不会设计出大家都满意的图纸，也不会让他的科技知识变成生产力。”郑天良说完这句话，走到窗前听远处工地上的推土机还在轰鸣着，他对一屋子乡干部们说：“走，到食堂去，我请你们喝酒。”
夜幕下的王桥集，正在酝酿着郑天良压抑了好几年的欲望和梦想。
吴成业在离开王桥集前一天晚上跟郑天良进行了一次长谈，吴成业从来不把郑天良和黄以恒当成领导，他把他们当成是同学，从关系上说他跟郑天良更近一些，所以平时来往也多一些，但吴成业跟郑天良就没说过什么好听的话，今天也不例外，他坐在郑天良的单人宿舍里，手里捧着一把自带的紫砂茶壶，说：“老郑呀，你要是想干事呢，就在下面干；你要是想当官呢，就在上面干。”
郑天良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好像在上面干的人就不是干事的，当官跟干事在你这里就是对立的，岂有此理。”
吴成业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水，嘴角上还挂着漏出来的一滴：“当官和干事在你身上就是对立的。在上面干，既要会当官也要会干事，或者说既要会干事更要会当官，你是属于那种会干事不会当官的人，当官对你来说不仅干不成事，而且还会当不成官，失败是注定的。”
郑天良将烟掐灭在烟灰缸里，恼火地说：“难道我现在不是既在当官又在干事吗？”
吴成业说：“假如我说你现在既不是在当官，又不是在干事呢？”
郑天良真火了：“我不听你胡说八道了，你这样的老反革命除了牢骚之外，就不能说一点好听的话，说一点安定团结的话，唯恐天下不乱。”
吴成业摆摆手：“不说了，不说了，我们下几盘象棋吧！”
郑天良跟吴成业摆上棋盘，一直杀到夜里两点半，总比分是八比七，郑天良赢了，吴成业说：“在实验区这个地方，我必须让你赢。”
郑天良说：“好像你让我赢的一样，我这是凭实力赢来的，不服，再来一盘。”
这时，沈一飞喊两位吃夜宵，食堂做了两碗骨头汤泡锅巴，郑天良吃完后还问这是谁安排的，沈一飞说黄书记要我做好服务工作，是我让食堂做的。看着眼皮发涩的沈一飞，郑天良并没说反感的话，只是说：“你赶快去睡觉吧，明天还要送吴局长回去。”沈一飞走了，郑天良望着他孤独而凄凉的背影，心里有了一丝怜悯。
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的资金只到位三百万，这比黄以恒答应的去年年底全部到位不仅晚了两个月，而且还有两百万没到齐。郑天良给黄以恒打电话要求在五百万之外再追加一百万建设投资，因为当务之急是要修好王桥集到县城的三十五公里公路，还有通往外省交界的三条四十七公里道路，单这一项工程就需要一百多万，如果路修不好，市场建起来也没人来经营，另外还要在三省边界的县市要提前做宣传、打广告，这也需要一大笔资金，如果资金紧张的话，郑天良建议小商品批发商城缓建，用这笔资金来完善道路交通、电网改造和自来水工程，小镇上至今还没有自来水。郑天良说起来没完没了，他在向黄以恒求援，黄以恒在电话里说：“你说的意见很好，我完全同意，现在你是实验区的一把手，要放手把工作抓起来，有些事你可以不向我汇报，我完全信任你。资金的事我再来协调，争取尽快到位。”
郑天良放下电话的时候，想了一会儿有些惘然了，一期投入本来说好了是要提前到位的，现在还要协调，“尽快到位”还要“争取”，他想问哪一天到位，但他似乎要是这样问，就是对黄以恒的不信任，此时，他突然感到自己在这个边远的“西伯利亚”离开黄以恒还真是无法干下去，在县里的时候怎么一点这种感觉都没有呢。有一个民间传说中说，一位长得很漂亮的小妾，总认为自己很漂亮，给一个有钱而没有牙齿的老爷做偏房很冤枉，同床异梦，后来有一天老爷对小妾说“你到扬州看一看琼花吧”，于是就给她带足了盘缠上路了，到了烟花三月的扬州的时候，小妾发现钱没有了，她原以为自己很漂亮，肯定人家会争着给她吃的穿的，可没人给她免费的午餐，除了进窑子当妓女，无路可走，于是小妾开始怀念那个没有牙齿的老爷来，她一身褴褛蓬头垢面地回到了老爷的怀抱，哭着说：“我再也不离开老爷了”，老爷抚摸着小妾的头说：“我没有牙齿有钱，你有漂亮的脸蛋没有钱，你做偏房一点都不亏，谁也没欺负谁，我们之间很公平。”郑天良小时候听这个传说时没任何感觉，他今天回忆起这个传说的时候有了一些感觉，但究竟是什么感觉，还是想不透彻。郑天良想问题就像他下棋一样，只能看到下一步，而一个优秀的棋手，下棋看五步。这是吴成业说的。
郑天良将到位的三百万挤出二十万来修连接县城的三十五公里路，本来要四十万，现在沿途有四个乡镇愿意动用农用拖拉机无偿运送沙石、民工无偿上路在狗啃过一样的路基上铺沙石，这样就省下了二十万。他们热烈欢呼县里拿钱修路，乡镇长们也都说还是郑县长体恤民情，可谁也不知道这是实验区的钱，县里的钱都用在五条商贸大道和工业区工程上了，全县除了连接省市的那条道路铺了柏油，其余都是伤痕累累，像被鞭子抽烂了脊背。郑天良还拿出了五十万先将连接外省的三条四十七公里道路铺垫干土路基，等资金一到位，再铺沙石。如果路和交易市场同时完工等于也就能按时开业了，如果路不修好，交易市场建成后除了供参观用之外，毫无意义。陈凤山不同意郑天良的意见，他说：“先把市场建起来，修路的钱等黄以恒拨过来再修，不然，你到时候，一件事也做不成。”郑天良自信地说：“资金没问题，关键是我们必须要将修路和建市场同时进行，这才是有效的，我们不能干没效率的工作。晚半年开放市场，要损失多少钱。”陈凤山不跟郑天良计较，只是说了一句：“郑主任，你不要以为我是反对你，我只是出于好意给你提个醒。哪有实验区已经开工了，班子还不组建的？他黄以恒工作再忙，也该到这里看看，你现在虽有分工，但由于职务不明，职责也就不明，郭乡长到洪山砖瓦厂谈好了三百万块砖的价格却不敢拍板，搞得人家怀疑他是假冒的领导，问他什么职务，他说是筹委会委员，人家说不跟委员谈，要跟领导谈。我们这不是要官，而是要那些官们对我们下面的同志负责，你都是我们的头了，我们又还能有什么官呢，不就是为了方便工作嘛。”
郑天良专门到县里找黄以恒，可黄以恒却很难找到，一会在市里，一会儿又去了省里，临时约好的见面时间，他一进城，县委办却又说黄书记被市委梁书记叫去了。“五八十”一期工程今年年底建成，这是县里最关键的一年，年底的全省经济改革现场会要在合安召开，县里大大小小的头头们自从过年后就没睡过安稳觉，大家都在玩命。县委常委会和县长办公会几乎已经取消了，有什么事黄以恒电话里通气讨论，黄以恒说：“今年我们一定要从文山会海中解放出来，把时间全部用到工作中去。”
让郑天良感到气愤的是他走后，工业区建设改由田来有副县长分管了。他问了几个常委和副县长，关于田来有的分工调整为什么不经过县长办公会，其他领导都态度很暧昧地说，这是特殊时期的特殊分工。从这一天起，郑天良开始慎重地考虑起了社会上的谣言，田来有虽然经常在会上被黄以恒批评，但他仍不遗余力地赤裸裸地宣传黄以恒的讲话精神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郑天良不能在县城久等，他要沈一飞在县城死守，只要黄以恒一回来，立即打电话让他赶回来。交易市场工地的水泥和钢材时断时续，资金不到位，工程无法按时完工。郑天良坐公共汽车回去的时候，头上冒出了冷汗，当他看到沿途四个乡镇老百姓在尘烟灰土中义务铺沙石，心中稍有安慰。
回到实验区，陈凤山冲进了他的办公室，他将帽子往桌上一掼，说：“郑主任，这他妈的没法干了！”
郑天良甩给他一支烟说：“你是骂我呢，还是骂谁呢？”
陈凤山说：“我骂黄以恒，他把钱全用在县城的面子工程上了，财政局李局长已经对我说了，砸锅卖铁先保证县城的建设，这是黄以恒定的调子，我不用问就知道你这次去县里一分钱也没要到。”
郑天良说：“实验区本来就是县里的五八十工程之一，保证县城商贸大道和工业区建设，并不是就让我们实验区停止建设，黄书记完全同意我们关于修路的方案和投资规划，你就给我少发一点牢骚。”
陈凤山说：“我们现在纸上谈兵，做黄粱美梦，郑主任你不觉得有点底气不足吗？反正我是受够了。我先跟你汇报一下工程情况吧，通往外省三条路的干土路基工程现在修了不到一半停下了，张庄村和柳下河村的老百姓不许施工，要把土地征用补偿费先付了才给动工，我去做说服工作，老百姓说我已经不是乡里的书记了，就不买我的账，我叫派出所去抓人，派出所说县里有过明确指示，六四以后，合安县不许出现一例警察与老百姓冲突的事。”陈凤山端起郑天良的杯子咕咕噜噜地喝了一气，“交易市场工地开工量不足百分之四十，材料跟不上，有两个建筑队已经走人了。”
郑天良坐在木头椅子上，望着窗外的树全绿了，春天已经到了，他的屋里还弥漫着阴凉的气息，他拉上陈凤山说：“走，到现场去！”
交易市场工地上，只有零零碎碎的一些人在干活，十字街只能看到一个暗示性的轮廓，砖头水泥钢材全都用完了，郑天良和陈凤山穿行在有些清冷的工地上，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工地上没有旗帜和标语，也没有人声鼎沸的劳动的场面，他们更像是来凭吊一处刚刚挖掘出来的遗址，春天的风漫过郑天良的头发和这片新鲜的遗址，然后将一片片尘土卷向半空。
郑天良正在揉眼睛里的灰沙，一个戴安全帽的人跑过来拽住了陈凤山的胳膊：“陈书记，你得给我把前期的钱付了。”
郑天良睁开眼睛看到戴安全帽的人一脸酱菜的颜色，戴安全帽的汉子用不信任的目光咬住陈凤山：“你说开工一个月内付百分之三十的建筑费，我都干两个月了，你一分钱也不付，我手下六十多个民工要我的命，他们说我是骗子。你现在要么是给我付钱，要么就给我一个个地去向民工解释。我不像其它工程队，只干了几天，撤走了损失不大，我都干两个多月了，两条水泥路都快铺完了，你们当领导的要讲良心。”
这个拽住陈凤山不放的人是交易市场修路的工头王富安。
陈凤山挣脱了王富安的手指着郑天良说：“这是实验区的一把手郑县长，我是按照他的指示办的，我没骗你们。资金一时没周转开来，但绝不会不给钱，政府说话还能不算数，难道郑县长还能骗你吗？”
郑天良问王富安：“按百分之三十，要付你多少钱？”
王富安说：“一万一千三百四十九块。”
郑天良说：“明天下午三点你去乡政府大院实验区财务科领钱。”
王富安有些不放心地说：“你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手下的民工们还等着这些钱回家买化肥呢。”
郑天良有些恼火了：“我什么时候说过假话？”
郑天良跟陈凤山走远了，郑天良感觉到身后的目光如同钢针一样尖锐。
陈凤山说：“郑主任，你这一说真话，说假话的就只剩下我了。不过，好像财务科说食堂买米买油的钱都不够了，还是你权力大好，一锤定音，我们说话不算数，全成了骗子。”
郑天良心里有点烦：“这种时候，说这话有什么意思？难道让王富安跟你在工地上打架？是我说话不算数，我是骗子，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你非要我跪在王富安面前承认吗？”
陈凤山看郑天良脸色难看，就骂了一句：“妈的，黄以恒是最大的骗子。”
这一次郑天良没有反驳。他想着半拉子工程的远景，心里就像塞满子碎砖断瓦和废钢筋。
沈一飞的车子在县里没回来，回来也无法开到乡下的土路上去。郑天良跟陈凤山坐派出所的三轮摩托车前往张庄村和柳下河村，陈凤山问驾车的派出所长钟明带没带枪，钟明说枪带了但他不敢拿出来，陈凤山说保护郑县长怕什么，钟明就说如果真出现了危及郑县长安全的事，他会掏枪来维持局面的。郑天良坐在车后说问题没那么严重。
郑天良一路上五脏六腑差点被颠得吐出来，他的鼻子里呛满了灰尘。他准备找群众谈一谈，要他们以大局为重，支持工程建设，征用土地补偿金下半年保证兑现，而且每亩可以从三百六十块钱，提高到三百八十块钱。郑天良和陈凤山看到路基建设全都停了下来，眼看和外省的通道就此截断，他就像被人拦腰砍了一刀一样，身首异处。
地里的麦苗在经历一冬的严寒后，它们在春风的鼓舞下从田地里纷纷地站了起来，满眼的绿色张扬着复苏的生命和压抑后的崛起，郑天良的视线里铺满了这种旺盛的气息。
到了柳下河村，郑天良本来要找一些村民代表们来谈一谈个人与集体、小家与大家、局部和大局的关系，可几十号老百姓却不请自来了，他们将郑天良和陈凤山堵在村委会的院子里，不让进屋。钟明所长拨开人群说：“让郑主任进屋跟大家谈。”一个楞头楞脑的小伙子堵住门说：“不行，就在外面谈判，让他们这些官老爷们与农民打成一片。”钟明有些火了：“你什么态度，敢这样跟县长说话？”小伙子嘴上留一圈胡子，扬起一颗蛮横的脑袋：“怎么了，你县政府欠我们老百姓钱不给，还有理了？我们是老百姓，你能把我的扁担开除了，让我当国家干部，我马上就不要钱了。”下面一片哄笑声。
郑天良感到农民的觉悟甚至不如文革时期了，那年夏天，他们村里肥料坑发生中毒事件，老百姓都是带头往前冲，想到这，他的情绪非常低落。但他必须要保持住镇静，他大声地说：“同志们，建交易市场，没有路就没有生意，有了路，大家都可以去经商，而且外省的商贩们才能把我们这里的农副产品运出去，这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工程，同志们一定要以大局为重。补偿金下半年全部一次性兑现，而且每亩提高二十块钱。”
下面一阵起哄：“我们要现钱，不给现钱不许开工！”
人群中站出了一位歪戴帽子中年人，他走到郑天良面前，问：“你就是实验区主任？”
郑天良说：“是的！”
中年人说：“你看我穿得很破，但我不骗人，你穿得很整齐，只能说明你是一个穿着干净衣服的骗子。为什么其他几个村都给钱了，不给我们村，欺负我们这里人老实，是吗？告诉你，我们老百姓的意见是下半年每亩提高二十块钱也不干，现在我们宁愿降低十块钱一亩，来现钱，马上开工。”
陈凤山不能容忍曾是自己子民的老百姓骂郑天良是骗子，他拿出了乡党委书记的权威喝斥道：“你再敢骂人，我就将你铐起来！”
老百姓们全都吼了起来：“你这个下台干部，还敢耀武扬威，只要你敢动一下手，我们就叫你们站着进来，躺着出去！”说着就围了过来，手和拳头也攥紧了，少数人还扬起了手中的铁锹，跃跃欲试。
派出所长钟明一看情况有些失控，就从怀里掏出手枪，他爬到院子里一个报废的石碾子上，将枪指着下面黑压压的人头大声嚷道：“全都给我往后退，谁要是再敢胡来，我就不客气了。”
衣服很破的中年人将郑天良的袖子拽住了，并做出了扣押人质架势，“你要是敢开枪，我们就将县长扣起来！”
钟明见几个老百姓同时围住了郑天良，就对着蓝汪汪的天空开了两枪：“退回去，谁再敢碰一下县长，我就打死谁！”
下面的老百姓被刺耳的枪声吓住了。他们开始往后撤退，嘴里却喊着：“政府要对老百姓开枪了，你们是国民党！”
郑天良还没游说就被逼入了死角，而且毫无还手之力，他感到无比悲伤，这个当年被老百姓前护后拥的乡党委书记，当了几年县长后居然落到今天这种窝囊的境地。他不知道是老百姓变了，还是自己变了，抑或是世道变了。
回来的路上，郑天良批评了钟明：“老百姓不就是有点情绪吗，有必要掏枪吗？”
钟明说：“要不是六四事件，我他妈的非要铐几个关起来！”
陈凤山说：“郑主任，你现在不在基层干了，你不知道现在老百姓多难管，比如说计划生育、三提五统的上缴，做一万年思想政治工作也不管用，你不带枪，不搬他家具和粮食，什么工作都开展不下去。谁不想和平相处呢，实在没办法，可你们在上面的有几个知道我们基层干部的苦处呢。我是赞成对六四的处理的，中国还没到搞民主的时候。”
郑天良对陈凤山的怨言一句也听不进去，他只是觉得无比窝囊，如果资金能按时到位，哪怕追加的资金一半能得到落实，他也不会遭遇如此被动。回去后立即起草追加投入的报告，不然实验区就无法运转，不要说二期小商品城了，就连农副产品交易市场也会成为空中楼阁和一个不能插花的空花瓶。
陈凤山被颠得脑袋直晃荡，他的声音在三轮摩托车上被撕裂成一些语言碎片：“你负责，搞，钱，我负责工程，今天让你来，受苦，也就是让你，知道我的，难处。有钱，我就，能搞好，工程。我，不想当骗子。当然，你也不想当骗子。那么，谁来对我们，这些不想，当骗子的人负责？”
郑天良心里乱极了，他没有理会陈凤山的话，也没有责怪他将自己放在火上烤的意思，他知道陈凤山心里的牢骚总是太多，主要是快半年了，县里不给他们明确职务，名不正言不顺地充当着伪军的角色。因为筹委会成员都是临时的，除了郑天良一个人是市委直接任命过的外。
三天后，沈一飞打电话说黄书记回来了。于是，郑天良就连晚跟陈凤山等人商量追加投入的报告，一期工程预算不足包括修路原来总共要追加二百万，现在打报告减为一百五十万，交易市场缺额部分通过铺面招租和发售从商户手里筹措一部分资金，另外再从银行贷一部分资金，然而贷款必须由县政府出面才能办到，而几家银行已经被县城的几大工程贷得鼻青脸肿，郑天良是无法贷到钱的。另外他还准备了一份实验区工程进度的提纲准备向黄以恒汇报，这时候，他才意识到，黄以恒确实是他的上级，他确实需要向黄以恒汇报，他离开黄以恒就像鱼儿离开了水，瓜儿离开了太阳一样会渴死枯死。
当郑天良跟陈凤山等研究好了汇报提纲和追加投入的报告后，已是晚上十一点多钟了，回到宿舍，郑天良接到了黄以恒打来的电话。黄以恒在电话里说，“你就不要过来了，明天早上我准备到王桥集综合实验区去，一是去看看你，二是看看工程，三是将悬而未决的班子问题定一下，组织部余部长跟我一起去，有关班子配备我先跟你通个气，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我看还是要将陈凤山和郭克林用起来，都是一些年富力强的同志，跟你配合也不错，拖这么长时间，主要是考验他们是否能真正地支持和配合你的工作。”
郑天良一听这话，心里不得不佩服黄以恒考虑得细致周到。在陈凤山的反复的牢骚中，郑天良嘴上没说但心里也有些觉得黄以恒确实对下面的同志不够负责任，现在才知道黄以恒是为自己考察班子，让他们在悬空时看能否支持郑天良，能否对郑天良服气，事实证明，这两个人对郑天良从人格上到工作上都是尊重和支持的，陈凤山虽然说话较冲，但郑天良定下的事，他是会不折不扣地完成的，他觉得陈凤山跟自己的脾气有点像，只是他现在是一把手，好多时候要收敛一些。所以他完全同意县里安排。
郑天良只是不清楚为什么黄以恒对这里的工作了解得如此全面，因为春节后他除了开过一次常委会后，他们就没见过面，也没汇报过具体工作，电话里黄以恒总是说对你完全放心，根本没谈到过陈郭二人的事情。他估计这可能与沈一飞有关，他觉得沈一飞实际上将这里的情况像复印机一样复印给了黄以恒，沈一飞充当的是特务的角色，但自己是在实实在在地工作，郑天良甚至愿意多一些特务将自己的辛苦和艰难能复印过去，他现在对沈一飞并没有多少反感了，他觉得沈一飞对自己态度极其谦恭而尊敬，服务得无微不至，他现在对这样的奴性的部下少了一些恶意，多了一些宽容，而且沈一飞并没有在黄以恒面前说什么坏话，他现在连关系都转到实验区来了，沈一飞不可能拽着自己的头发飞起来。
黄以恒的小车开进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的院子，是上午十点钟。郑天良见到黄以恒就像一个端着破碗流落街头的孤儿遇到了一碗香喷喷的白米饭，这种感觉让他觉得自己孤立无助，孤立无助的时候黄以恒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黄以恒下车后疾走几步上前跟郑天良紧紧握手：“老郑，辛苦了，辛苦了！”然后又一一跟实验区筹委会成员们握手，在握住陈凤山手的时候，黄以恒说了一句：“我早就说过，老陈的能力不仅在于能当好一把手，而且还能当好副手。”陈凤山勉强地笑了一下，搞不懂这话是褒还是贬。
14
沈一飞从车后面搬下了几箱鸡鱼罐头还有一箱“红塔山”香烟，这是县里给实验区同志们的慰问品，郑天良说：“黄书记，你真把我们当作是困在上甘岭的志愿军战士了？”陈凤山接上去说：“我们现在比上甘岭还要艰难，上甘岭战士只要守住阵地就行了，我们不仅要守住，还要进攻。”黄以恒说：“你们用战争来比喻合安县改革开放的建设事业，很准确，我现在满脑子听到的不是机器声，而是枪炮声，这是一场必须打赢的战役。这些慰问品是我让宣中阳昨天临时准备的，你们这一块是最艰苦的，挂牌后我第一次来，代表县委县政府表示一点心意，算不上腐败，也不要有什么顾忌。”郭克林乡长显然有些感动了，他说：“有黄书记这份心，我们就足够了。”
沈一飞还从郑天良家里带来了两瓶黄豆烧咸猪蹄，这是周玉英特地为郑天良烧的，郑天良发觉沈一飞这个人就是比较细，这肯定是他有意安排的。
寒暄了一气后，黄以恒就要去看实验区农副产品交易市场的建设工地。于是他们用一个多小时视察了十字街的半拉子工程，黄以恒很高兴地跟零零星星的工人们握手，他对郑天良和陈凤山等陪同的人说：“建设速度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而且设计也很完美。”郑天良说，“现在开工不足百分之四十，资金是最大的问题，黄书记你得救救我们实验区。我们连买米的钱都没有了。”黄以恒吃惊地问：“还有这样的事？我马上让计委拨一百万过来。”
回到从前属于乡政府的实验区会议室，黄以恒当着全体人员的面立即给县计委蒋主任打电话：“我不管你有多困难，你得先给我拨一百万过来。不行，啤酒厂工程即使停下来，也要保证实验区的资金。这里是最困难的时候，我建议你老蒋什么时候下来看看，郑主任他们的工作精神是会打动你的铁石心肠的。你们在城里有酒喝，郑主任他们这里却连米都没有了。我们都太官僚了。明天不行，马上就拨！”
黄以恒绷着脸放下电话，郑天良陈凤山等人都没说话，但他们还是被黄以恒的这种工作作风打动了，他们围着椭圆形的会议桌静静地坐下来，准备黄书记做重要指示，所有的人都按规矩打开了笔记本准备做记录。郑天良也从口袋里摸出一个蓝色封面的笔记本，他知道今天的会议内容必须要记。
郑天良主持会议，他先请组织部余部长宣布实验区的班子组成名单和任免事项，除了郑天良已经由市委任命为实验区管委会主任兼党委书记外，县委任命陈凤山同志任管委会副主任兼党委副书记、郭克林同志任副主任兼纪委书记，其余的乡干部们将分别担任人事科长、财务科长、保卫科长、后勤科长、设备科长、办公室主任等，其任命工作由实验区党委决定后报县委组织部备案，这是组织人事权下放的一个重要改革措施。
新上任的陈凤山郭克林照例要表态，一个是感谢组织上信任，感谢县委县政府对我们工作的肯定，同时也还得要表示一下全力支持郑天良同志的工作，搞好团结，扎实苦干，绝不辜负县委县政府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殷切希望，绝不辜负黄书记对我们信任，甚至还说出了一些标语口号式的决心，诸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类言过其实的话。这样的话不过是套话而已，所以说也就说了，听也就听了，谁也不会当真，全国的干部们上任都是这么说的。
郑天良对实验区的建设工作进行了长达一个半小时的汇报，他根本不谈成绩，而只谈问题，其中首要问题是资金，资金直接关系到工程能否按时完工；其次是道路建设的追加部分一百五十万能否批准并在六月底前到位，如果路修不好，年底很可能工程完工后也是有场无市；第三是周边省份的宣传、广告问题，资金投入不低于百万，究竟这项工作由实验区来做，还是纳入到全县的“五八十”宣传中一起做。郑天良说：“我们新班子虽然今天正式组成，但这个班子的工作从去年底就正式开始了，大家都憋足了劲，要为我县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大干一场，但我现在深深感到，如果没有县委县政府的支持，没有黄书记的支持，我们是不可能做成任何事的，人定胜天在王桥实验区是不可能实现的。”郑天良说这话绝没有有意恭维黄以恒的意思，他是发自内心地感觉到了个人的缈小以及黄以恒主宰生死命运的不可撼动的地位。
会场上官最大的人要么第一个讲话，要么就是最后一个讲话，据不完全统计，最后一个讲话的居多，就像最著名的歌星总是最后压轴一样。黄以恒在最后做重要讲话。
黄以恒说他今天主要是来看望大家而不是来视察，因为这里的工作由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郑天良同志主政是不需要视察的，他是代表县委县政府在实验区主持工作的，而且郑天良同志的工作能力工作作风是公认的，作为我县改革开放的旗手和领军人物，郑天良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深化改革的今天实现二次创业和再造辉煌，这一点县委县政府包括我本人深信不疑，“当然，实验区还面临着一些困难，刚才天良同志已经讲得很充分了，但这个困难是前进中的困难，是发展中的困难，所以我们就不会因此而放弃努力。实验区面临的困难也就是县里遇到的困难，我们现在不缺少热情，不缺少干劲，不缺少革命加拼命的精神，缺少的就是资金。实验区是全县一盘棋中的一个重要棋子，从全局来看，要向实验区倾斜，资金问题我回去后要协调，要保证实验区的建设资金，哪怕是县城工业区项目缓建停建，也不能让实验区停下来，同志们，王桥综合经济实验区是我们全县一盘棋中的重中之重，是第一个以农业开发和农村市场为战略目标的大工程，我心里实际上比同志们还要着急。
尽管遇到了这么多的困难，但在郑主任的直接带领和统帅下，实验区克服了许多困难，取得的成就明摆在这里。这次来看了后，我有三个没想到，一是没想到建设速度如此之快，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二是没想到同志们的工作热情如此之高，不计得失毫无怨言地奋战在第一线上；三是没想到实验区遇到的困难如此之大，工程开工不足，资金严重短缺。但我有信心，因为我们首先有一个坚强团结的领导班子，有一支能战斗能吃苦的队伍，有县委县政府的强力支持，没有什么克服不了困难，没有什么跨不过去的火焰山。“
黄以恒的讲话赢得了下面的热烈的掌声。郑天良迟疑了一会，也跟着鼓起了掌，他的两个手掌很不团结，每次相击，都是蜻蜓点水，比较勉强。作为实验区一把手，他想问黄以恒五百万即使明天拨过来一百万，还有一百万什么时候到位。计划投入的资金都不能保证，那么追加的道路建设资金、水电改造资金又在什么时候能落实。黄以恒什么都答应了，但他就是没有时间表。郑天良想再次就这些事让黄以恒拍板，但如此在公开场合发难，等于是逼其就范，有点“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一样，郑天良有这样的胆量，却没有了这样的勇气，因为每一分钱都必须要黄以恒签字才能划拨。
黄以恒临走前还到郑天良的宿舍坐了坐，他看到一间破旧的屋子里只摆放着一张木床和一张开了裂缝的桌子，就想起了十几年前在朝阳公社的那个相同的空间，只是黄以恒不需要再给郑天良送上火钵，但他仍然说：“老郑，你这床怎么行呢，明天我叫县委办宣中阳给你送一套新家具来。”郑天良说：“我凑合着没事，可工程一点都不能凑合，你还是从其他地方挤一点钱给我吧。”黄以恒说：“资金的问题你放心，我会解决好的。”郑天良想反抗一句说你去年就答应五百万提前到位，可推后了半年都不到位，我怎么放心。可他还是压抑着自己的情绪没说。位卑言轻，英雄气短，他仰起头望着屋顶发愣，屋顶的木梁上，一只蜘蛛为自己编织罗网，它在寻找一种作茧自缚的生活。
黄以恒又对郑天良说：“你赶紧把部门负责人的班子配好，用人标准由你定，我不干涉，但我有一个建议，跟你对着干的人坚决不能用，不然工作你就没法开展。当然这是我个人意见，供你参考。你看沈一飞怎么样？”
郑天良看了黄以恒一眼，没说话。
黄以恒说：“一飞年轻不太懂事，但自从上次挨了批评后，现在完全变了一个人，为什么要让他为你服务，就是要让他从灵魂深处端正态度，转变感情立场，我看他一回县城就主动到你家找嫂子给你带菜，而且言谈中对你非常尊重。我把自己身边的人配给你，不仅是要彻底改造一飞的世界观，对他也是一个磨练，不然就不会有进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飞为你服务，让外界的谣言不攻自破。我建议让沈一飞做办公室主任，副科级，让他在你手里提起来，这比我提他更好。这个意见，我也是供你参考，决不强求。”
黄以恒的话总是滴水不漏无懈可击，郑天良没想到沈一飞派到他身边来工作居然被黄以恒分析出这么多的意义来，而且都是合情合理。郑天良说了一句：“沈一飞的事，我再考虑一下，这不是大问题。我现在最着急的是资金到位的问题。”郑天良说完这句话就后悔了，他觉得自己有点无耻，搞明码交换，即你保证我资金到位，我给你的驾驶员提为副科级。副科级在县里就是高干，它相当于省里的副厅级、中央的副部级，县里的特权是从副科级开始的，干不到这一级，就不能算领导干部。
黄以恒没有正面回答郑天良的话，只是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这件事你不要过分有什么压力，我随便说说而已。”临走前，黄以恒还说了一句：“老郑，你都过四十的人了，要注意身体，不能因为工作而累垮了身体。这话我可不是随便说的。”
黄以恒离开的时候，天已经晚了，乡村土公路总是灰雾蒙蒙，郑天良目送着黄以恒的黑色桑塔纳一头钻进了灰雾中，落日的余辉尾随着一团灰雾渐渐远去，直到成为视线里的一个黑点。
晚上，实验区党委会接着开，各科室人选很快就落实了，原来的副书记副乡长全都成了副科级的正科长，因为实验区是副县级，所以下属部门的正职只能是副科级。在讨论办公室主任人选时，陈凤山和郭克林几乎一致推荐由沈一飞出任，郑天良说：“一个驾驶员当办公室主任是否合适？群众会怎么说？再说谁来开车？”陈凤山说：“车由乡政府驾驶员小傅开，技术不比沈一飞差。”郑天良说：“这么多人选，怎么你们俩都推选沈一飞？”陈凤山说：“黄以恒跟我和老郭都打过招呼了，难道没跟你打招呼？如果你觉得不给沈一飞任命有利于我们实验区工作的话，我们就跟你一起抗一回圣旨。”老实的郭克林说话了，他脸上始终挂着一种与世无争的表情，他不紧不慢地说，“黄书记并没有坚决要提沈一飞，难就难在这里，我认为这是黄书记在考验我们的政治立场，提不提沈一飞实际上也就是表明黄书记在实验区说话能起多大的作用，其实黄书记要想提沈一飞，放在县里任何单位都很容易。”陈凤山说：“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为了避人耳目，将沈一飞放在下面提，目标小一点，不然在县里容易引起舆论。”郑天良最后表态说：“老陈，不要把问题复杂化。我同意提沈一飞为实验区办公室主任，主要是小沈在后勤服务这一块做得很出色，而且在县委办呆了很长时间，耳濡目染，工作能力组织能力都足以胜任这个职务。”
郑天良从来不愿在下级面前暴露他对黄以恒的真实态度，这不是他狡猾，而是他的组织原则和他的做人原则，有什么分歧拿到会上当面摆开，会后绝不轻信谣言和传说。
第二天上午，各部门负责人任命的名单已经上报县委组织部，郑天良找正职谈话，陈凤山和郭克林找副职谈话，这是组织规定，也是例行公事，其套路像数学公式一样步骤明确逻辑严密，无外乎组织上对你很信任，相信你一定能胜任，再说几句勉励的话，被任命者首先感谢然后是表态。郑天良跟沈一飞谈话的时候，有些改革精神，郑天良一上来就说：“黄书记跟我打了招呼，所以我们就决定让你出任办公室主任，你有什么想法？”沈一飞眼睛里放射出翻身解放的光芒，毫不含蓄地表示出了放弃方向盘后的激动：“郑主任，黄书记虽然打了招呼，但最后还是你拍的板，没有你力排众议，就不会有我这个办公室主任，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人了，如果我对你有二心，我就是畜牲。”郑天良有些火了：“沈一飞，你怎么能这样说话？什么你的人我的人，大家都是在为实验区工作，工作干不好，我会立即就撤了你。”沈一飞拍着胸脯说：“郑主任，你批评得对，我也不会说话，反正你以后看我的行动好了。”
［请看小说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这种谈话就像两个鱼贩子不谈鱼的问题却谈起了打渔的人穿什么衣服以及用了什么型号的鱼网。
宣中阳押着装满了家具和办公桌椅的两部“解放”牌大卡车开进了实验区的院子里，一张带席梦思的大床、一个组合柜、一把转椅、一个崭新的办公桌搬进了郑天良的房间，郑天良对宣中阳说：“我要这些家具干什么，我要的是建设资金。还有那些办公桌，坐在办公室里是建不成实验区的。”宣中阳抹着头上的汗说：“这些家具和办公桌椅是县里临时调拨的，黄书记说你们现在的条件很艰苦，必须要从细节上进行关心和支持，当然了，你的家具也是公家的，不是给你个人的，也就三四件，算不上什么不正之风。”郑天良始终感到他们现在所做的一切离建设主题太远，而主题却被一个个细节淹没了。
财务科会计向站在一堆家具和办公桌椅间的郑天良汇报说：“县计委的钱到账了，不是一百万，而是五十万。”
郑天良站在春天的阳光下，脸上直冒虚汗：“说好了一百万，怎么又变成五十万了？”
会计是一位小女孩，她被郑天良暴跳如雷的声音吓住了，声音软弱地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郑天良将一肚子无名火发到了宣中阳的头上：“宣中阳，你给我将这些破玩艺全都给我拉回去，搞什么名堂！不给钱，给这些柜子桌子当棺材用呀？！”
宣中阳声色不动地说：“郑主任，黄书记也有他的难处，工业区土建工程虽然完工了，但外装修和设备款缺口很大，计委蒋主任肯定是分两批划拨，黄书记说的话，他是不会打折扣的。”
郑天良情绪有些败坏，说话也就难听：“宣中阳，你怎么只为工业区说话，而不为我实验区说一句话，难道实验区不是县里的工程？”
宣中阳还是不温不火地说：“郑主任，你对我发这些火我能理解，可我是做不了主的呀，我的任务就是把这些东西送给你，请你放我一马！”
郑天良不支声了，他知道将无名火发在宣中阳身上无济于事，也不公平。他站在一堆家具和办公桌椅中间，像被关进了一个牢笼。
这五十万就像一枚石子扔进了一个水缸，刚溅起一些水花就无声无息了。郑天良首先付了几个工程队的施工费，然后剩下的钱全都用到了修路上，他对陈凤山说：“砖瓦想办法先赊过来，水泥厂看能不能跟他们通融一下，缓一缓付钱。”陈凤山说：“看来，我只好去砖瓦厂水泥厂行骗了，好在我小时候跟人学过算命，会一点骗术，重操旧业，争取再发挥发挥吧。不过县里没有钢厂，没法骗，三百吨钢材计划早下来了，工地急需，没钱买，怎么办？”郑天良说：“我马上去县里要钱！”
郑天良赶到县城后并没有见到黄以恒，他没有跟黄以恒约好，因为约好了也没用，黄以恒说走就走了，事情千头万绪，黄以恒的时间和自由已经不属于自己了。果然郑天良来的时候他已经到上海押运啤酒厂进口设备去了，本来黄以恒可以不去，但他说要亲自到上海找专家对德国的设备在港口进行检查，如果是旧设备或坏设备，当场就不允许出关。近一段时期，国内许多地方都被洋鬼子骗了，黄以恒说六千万人民币的学费是谁也付不起的。
郑天良让县委办安排了一辆车子去工业区看了看，工业区的建设非常快，大片的厂房已经建成，合和酱菜厂已经成了啤酒厂的厂址，这个完全投产后年产值一亿元的特大型企业将成为合安县的另一个标志，看着连绵成片的厂房，郑天良只能靠回忆来想象酱菜厂的位置，啤酒厂和酱菜厂是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合安县经济成就的象征，县城里的人都说郑天良的酱菜厂除了还留一个被个体户租用的虚名外，连一个遗址都没留下，很有点斩草除根的味道。今天郑天良在这片工业区迅速经过的时候，他就有了一种匆匆过客的感觉，酱菜厂不属于他了，工业区也不属于他，“西伯利亚”的实验区的命运也牢牢控制在黄以恒的手里，此刻他无法控制住这种联想，当这种联想渐渐清晰的时候，郑天良脸上就一阵阵发热。
五条商贸大道也已经完工，一些工人们在墙外面刷黄颜色绿颜色紫颜色的涂料，路两边正在种植花草，一些回迁户已经迫不及待地将坛子罐子提前往新居里搬。吴成业陪郑天良视察，他对郑天良说：“五条商贸大道每条只有七百五十米，而不是原先设计的一千米，糊弄一下上级领导，没人拖着皮尺来量。主要是商户招租不到百分之二十，资金又跟不上。只能如此了。”郑天良对商贸大道和工业区本来就有不同意见，这是他预料之中的事，他在此刻自我反省的是，建王桥集综合经济实验区是不是也存在着左倾冒进的成份在里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越来越感觉到实验区建在那个地方，看起来是三省交界，但向外的道路一条都没有，没有任何优势可言，还不如建在东店乡，但为什么要建在那个鬼地方，他想起来有些后怕。如果建实验区也是假大空搞面子工程，他现在已经成了这种假大空面子工程的忠实的执行者和捍卫者。当年他在马坝乡当党委书记的时候，之所以能有后来的“全省十佳乡镇”，就是走了一条稳打稳扎，先小后大，由农而工的道路。想到这，郑天良的头上就冒出了许多汗，阳光照耀着他的头顶，他感到自己的头发粘在头皮上就像他必须粘住黄以恒一样，他成了粘在头皮上的一根头发。
中午在大街上，他遇到了于江海跟赵全福正一起去下馆子吃饭，于江海紧紧握住郑天良的手：“郑县长，老领导好长时间没见面了，我们一起喝酒去！”于江海已经转为副股级国家干部了，手心里热乎乎的，很有些小人得志。曾被郑天良撤职的赵全福在租用了“合和”商标后，已经成为个体户中全县的首富，有小道消息说黄以恒最近刚换的“丰田”轿车就是赵全福送给他的，赵全福好像跟郑天良之间没发生过任何事，他笑容满面地握住郑天良的手：“郑县长，你中午一定要给我个面子，没有你和于队长将合和厂工人造反的风波平息，合和厂就不会顺利搬迁，就不会有我赵全福的今天。我一直想去王桥集看你，又怕你太忙，影响你工作。”郑天良发现赵全福的话里充满了得意与嘲讽，他就有些气急败坏，气得一过分，说话就容易有失分寸，郑天良挣开赵全福的手指着身边的吴成业说：“我跟吴局长中午已经约好了在一起吃饭，所以我不能领你的好意，我要告诉你的是，你赵全福再牛，也是一个体户！”
赵全福张着嘴，舌头僵在牙齿的后面，说不出一个字来。
吴成业拉起郑天良就走：“个体户怎么了，个体户就是比你这个副县长牛。有本事你也开一辆豪华车给我们露两手！”
吴成业拉着郑天良走远了，于江海赵全福面对着两人的背影苦笑。
黄以恒从上海回来了，郑天良将他堵在办公室里，黄以恒喜形于色，他抢在郑天良前面说：“老郑呀，设备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的，从德国法兰克福运来的，机器上的油纸都是新的，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们从复旦大学请来了专家，还有南京的专家，六月底我们就可以喝上最纯正的德国口味的啤酒了。”
郑天良沉着脸坐在沙发上：“到时候，你喝啤酒，我喝农药。”
黄以恒说：“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还不让你喝啤酒？”
郑天良终于发作了，他站起来指着黄以恒灿烂的表情：“你给我装什么糊涂，说好了五百万提前到位，开工快半年了，钱断断续续，工程停在那里。你在县城里有钱买花种草，我那边连买砖头的钱都没有，说好的一百万，怎么变成了五十万？你这不是耍人吗？”
黄以恒收起脸上的光芒，显得很惊讶：“这是怎么回事，老蒋怎么能这样做呢？我来给他打电话，让他来一下。”
计委蒋主任在电话里说他正在接待省计委的领导一时过不来，关于拨款一百万的事，因为要保证田来有副县长给啤酒厂厂区买进口草皮还有花木，所以提前被拨走了，要等下一批贷款到账才能考虑实验区的钱。另外，田副县长要求缫丝厂从西安进的设备钱一定要留足，我实在没办法。电话按了免提，所以郑天良全听到了，他对着电话吼道：“你这个姓蒋连他妈的蒋介石也不如，你只保证田来有，我他妈的实验区是小娘养的？”老蒋在电话里抗议说：“你们领导怎么能随便骂人？你们有权，你们现在就开会把我撤掉算了！”黄以恒说：“大家都不要吵了，都是为了工作，犯不着伤感情。我要你下笔贷款到账，首先保证郑主任的实验区。”说着就挂断了电话，黄以恒的意思也就是这是不容再讨论的事，就这么定了，所以他不跟老蒋再打口舌官司。
郑天良又向黄以恒发难：“田来有何德何能？让他来分管工业区，调整分工我怎么不知道，你把我这个常委、副县长像耍猴一样耍？”
黄以恒将郑天良按到沙发上坐下来，他给他点上烟：“老郑呀，我们都冷静一点好不好，你有困难向我发火，我有困难向谁去发火？我们大家为了合安的事业只有团结起来才能形成合力，我知道你吃了不少苦，县里虽说对实验区很重视，但停留在口头上和文件上的多，实际行动少了一些，各部门有意无意地将资金向县城的几大工程倾斜了，毕竟这里的盘子要大得多，你看我不是在努力地纠正这一点嘛。关于田来有的分工，我只能说是临时分工，带有特殊性，几个副县长一人一摊子，你一下去，我怎么办？田来有的威望当然没有你高，如果拿到会上去讨论调整分工，不也是吵得不可开交吗。所以我只好专制一回，反正是临时性的，也算不上犯多大的原则性错误。不过，田来有这几个月干得还是不错的，工程进度和质量管理像你一样的严格，人真还不可貌相呢。我马上将他叫过来，你们俩也多多交流一下，资金的问题你也跟他协商协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