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部分

伪朝军在北疆军队的追杀中仓惶后撤，北疆军气势大盛，自后穷追不舍，双方前锋、后营人马紧紧咬住，直到冲到一条七八丈宽的大河旁，王晋见情况紧急，置后军还有四五千人没有渡河于不顾，果断命令炸桥。

炮营搬来了火药筒，朝廷的火药威力虽然不大，但好在当初有钱，积累颇多，用量倒是十足。在一声巨响中，刚刚逃上桥来的士兵和灰石瓦土一齐飞上半空，逃过河的伪朝军在庆幸自己逃生之余，眼见王晋如此绝情，又不免有种兔死狐悲之感。

云铮乃是元帅，没奈何亲自领这中军，但走得实在已经够快了，可是沿途只见到无数死尸，因为伪朝军在如此危急的时刻，逃地更快。待他冲到那座断桥河边，才见大军为河所阻，伪朝军已经逃之夭夭了。

云铮当时就有些发怒，喝道：“为何不渡河去追？”

前锋大将云凇急急上前跪报：“报元帅，河水湍急冰冷，方才末将派人试过，纵然只是轻装过河，中间最深处身材较矮的士兵也会被水淹没冲走，而且咱们的前锋军队以火器为主，涉水而过战力大减难以对敌。末将已派人就近砍伐树木搭设浮桥了”。

云铮闻言这才恍然，他对战略一事自问天下无敌，大战术上也很有一套，但这种具体的行军扎营之类，却反而不甚熟练。副元帅云逸驰马奔至云铮面前，笑道：“少帅虎驾亲征，真是势如破竹。伪朝逆贼望风而逃，根本不堪一击呀”。

云铮其实也有些得意洋洋，道：“我北疆天兵所至，魍魍魉魉自然不敢轻掠其锋。”

云逸嘿嘿笑道：“此番南下，少帅可真要立那不世之功了，到时候生擒林旭小儿，看看他这个无君无父的畜生那时候是何脸色。”

其实云铮知道，整个南下大军的信心现在都膨胀得太快了点，其实要不是云铮早知道可以偷渡过来，在这里布下精锐军队，又调海军战胜伪朝水师，同时出兵之前根据伪朝兵特点大量使用火器并配备了对摧毁士兵意志极其作用的手雷，此战焉能如此顺利？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伪朝军——特别是王晋这个京畿宿卫军副都指、前军副帅实在太废柴了。

不一会儿，砍伐树木的士兵扛着一具具简陋的浮桥冲到河边，云凇专门挑选身材高大结实的士兵下河托桥，可是此时已经是十二月份，又在北方，河水冰澈入骨，那些强壮的士兵入水片刻也激的嘴唇发紫，脸色苍白，站在水中摇摇晃晃，弄得士兵们不敢渡河。

云铮见状心中一动，忽地跳下马来大步奔去，跃进河中高呼道：“再下来一些，以手相结，把桥托得稳稳的，追上王晋，本帅再大排庆功宴犒赏三军”。

云逸等人虽知云铮武艺通神，但也还是惊呆了，他可是一军主帅，主忧臣辱，帅忧难道将就不辱？立刻失声叫道：“元帅，水流湍急冰冷，您快上来”。

“不要废话，你们下来！”

云铮此刻是云家军必胜之心的寄托所在，又是大帅嫡子，云逸真怕云铮有任何闪失，急忙一跃下马，匆匆淌进河里，搀住了云铮的手臂，把浮桥担在肩上，说道：“元帅，末将在这里托桥，您快上岸去！”。

“不，本帅乃是一军主帅，你们现在觉得本帅不宜亲自持戟上阵，那本帅就在这里为我北疆官兵呐喊助威！”

云凇、云冰、秦冲以及一干燕京诸将一见少帅下水，哪里还敢怠慢，众将领一齐奔下河去，把浮桥牢牢托起，向岸上高声大喝道：“少帅为三军将士扶桥，还不快快过河，奋勇杀敌？”

那些本来冻得瑟瑟缩缩的士兵见自家少帅如此，不禁大受鼓舞，纷纷下河扶桥，转瞬间二十余架浮桥在河面上升起，士兵们红着双眼飞快地渡过河去，象一只只野兽般嗷嗷叫着向远方追去。

脚底下那是踩的少帅的肩膀啊，别看这些士兵大多不识几个字，平素有些人也的确痞气十足，好象什么都不在乎，可是现如今少帅为他架扶梯，一双脚从少帅肩膀上踩过去，这些大头兵们一个个胸中血气翻涌：拼了，值了！就他妈地让人剁成肉泥，这辈子也值了。

坚持了一阵儿，云铮自己倒是没事，但估计武艺差他不少的诸将恐怕已经肢体冻得渐渐发麻时，云铮终于招呼众将和他从水里出来了，随军的白衣卫们连忙把少帅请进车子，换衣服、烘暖炉，云铮正换着衣服，云逸匆匆走来，掀开帘儿钻了进来。

他也刚换上套衣服，这小子武功虽然不错，但内力自然不能跟云铮这个变态相比，此刻脸色还是铁青发白，嘴唇泛着紫红色，见了云铮就说道：“少帅，仅凭扶梯难渡重物，末将已着上沿河岸上下寻找渔舟搭建浮桥了。方才找到一户本地人家，据说沿河岸下去，十来里地的地方还有一座桥，不过从那儿过了桥得绕过一座山岭才能回到官道上来。末将已让一位指挥使集中各营骑兵，从那里先行了”。

“好！不管如何，此战的要点就是要打出威风来，打得他落花流水，没有喘息之机！”云铮这时也没心思烤火了，再说他也不冷，一掀轿帘儿站在车辕上眺目观望全军过河。

军中将士排成二十多列纵队正在有条不紊地渡河，一见云铮现身于云鹰战旗之下，近处两队官兵最先高呼道：“少帅！少帅！云鹰永翔！”

继而全军欢呼万岁，声如排山倒海，一时气壮山河。

“少帅，这大军，的确是虎狼之师啊。少帅以身作则、恩待士兵，全军上下受此激励，漫说我军优于伪朝叛军，就算不如，少帅现在的军队也是以一当十，无人可挡啊！”云逸感慨地道。

云铮听得高兴起来，他直起腰背，扶着旗杆昂首挺胸于三军面前，面带微笑，威风凛然，过了一会儿，他悄悄扭头向云逸问道：“飞扬，你感觉到了么？”

“呃？感觉什么？”云逸莫名其妙。

云铮立即不悦，说道：“你难道没有感觉到，一股浓郁的王霸之气正铺天盖地的向你袭来？”

云逸一翻白眼，彻底无语了……

刚洗了个澡的云铮又挺起胸，昂起头，迎着凛冽的寒风，自我陶醉地道：“禀天地纯刚之精，钟河岳清淑之华，才高一世，气盖千古，智足以通天下之变，勇足以夺三军之帅。有泰山壁立之像，有凤凰高翔之趣。璨璨如峰头之玉，颢颢如水面之月。本帅自我而观之，实千古未有之名将也，飞扬以为如何？”

云逸一听，拜了下去：“少帅英明，少帅的确是千古未有之名将，千古未有啊……人家谁能自己这么说呢？”

伪朝叛军炸了桥，又逃了一阵，正想停下喘口气儿，忽地后方北疆官兵又追杀上来，更可怕的是，那些官军趵开蹶子跑的飞快，只有一个大兵冲在前头也敢舞着大枪往人堆里杀。

伪朝军又惊又奇，既没想到官兵这么快渡河过来，更没想到这官兵变的这么悍不畏死……不对，准确地说，是变的这么想冲上来送死。被人追的毫无颜面的伪朝军正想围上去干掉这个‘疯子’，只见陆陆续续又有更多的‘疯子’追了上来。

常言道横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伪朝军本来就是败兵，军心还没收拾起来，哪有勇气停下和人拼命，只得抖擞精神继续马拉松赛跑。伪朝军一路败，北疆的官兵一路追，伪朝军根本没有心思反抗，一路上遣尸无数。

幸好伪朝军过河后已经歇了一阵，气力已经有所恢复，而云家军的官兵却是一口气儿追上来的，而且他们背负的物资比遗弃了一切碍事东西的伪朝军要多得多，所以虽然把伪朝军追得落花流水，到后来彼此也渐渐拉开了距离。

伪朝军逃到东村凹时，总算摆脱了云家军官兵的追击，他们停下来粗浅一点人数，这仓促一战伤亡逃逸无数，竟然损失了两万人马。更惨的{奇}是伪帝登基为帝后{书}任命给王晋的两个副手庞林、赵德江全部战死。

庞林是被火炮炸死的，赵德江却是中了手雷爆炸射出的钢珠飞针，当时就疼的他原地表演起‘旱地拔葱’来，赵大将军正上上下下地蹦着，就被云家军火枪兵一阵乱枪打成了筛子。

王晋眼见如此惨状，不禁悲从中来，放声大哭，哭得涕泗横流，一旁众将和谋士等人自然苦劝不止，也有些原本忠于都指林坚的人则默不作声，只是也忍不住一个个垂头丧气。

这天下，真的没指望了么？

卷五 千军万马避白袍 第54章 天兵十万下洛阳（六）

“此战一定要打好，但眼下林旭已然是困兽之斗，若是如此死守洛阳，我虽然可以炮轰洛阳城，但洛阳乃是国都，若被我一战毁之，未免不美……等洛阳占了之后，还要安抚百姓，逐步恢复生产和贸易，让他们不至于因为战乱而避乱他处，再说也没多少可以避乱的地方了……”

云铮一边说，一边轻轻敲击着膝头盘算着。他身边的叶馨儿见状抿嘴笑道：“夫君，好不容易清闲片刻，又在考虑公事，这些事总要待战事平息才能逐步推行，如果急了反而欲速不达，现在想的太多也没有用，夫君且放宽心，船到桥头自然直，再说咱们就算攻下洛阳，只怕也得赶紧先解决江南的匪患才是。”

云铮笑道：“是是，我也想得头痛，好好，今晚咱们只淡风月，不论军事。”

叶馨儿浅浅一笑，捧杯道：“持杯遥劝天边月，愿月圆无缺。持杯复更劝花枝，且愿花枝长在，莫离坡。持杯月下花前醉，休问荣枯事，此欢能有几人知？对酒逢花不饮，待何时？”

云铮哈哈笑道：“好一个对酒逢花，呃……”

这叶馨儿还真是个魅人，时刻不忘展示自己的魅力，生怕错过了这次固宠的好机会。他笑笑道：“来，你我同饮。”玉杯轻轻一碰，两杯清酒入腹，云铮挟起一箸菜来。趁着颊齿留香，慢慢品尝。

叶馨儿莞尔道：“但凡饮酒，时节最好是春郊、花时、清秋、新绿、积雪、新月、晚秋；地点最好是花前、月下、竹林、高阁、画舫、幽馆、曲硐、菏亭；这人物嘛，则是高雅、豪侠、真率、知己、故交、玉人、**。夫君这些日子太过辛劳，若觉可意，今夜就好好轻松一下吧。”

云铮击掌笑道道：“喝酒还有这么些学问？春郊花时、花前月下、知己玉人，样样符合，是该多饮几杯。你这些日子跟着我奔波，也太过劳累，我的酒瘾小，你若喜欢，尽管多饮几杯。”

叶馨儿听他说知己玉人，心下欢喜，不禁向他巧笑嫣然，随即捧杯就唇。

晚风拂过，几缕青丝轻轻刮上她如玉的面颊，低唇就酒，脸侧露出那如钩玉般温润洁白的耳垂，风光一时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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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皇宫之中，金龙殿里传来男女调笑之声，红粉清帐，其中翻滚出几多Ying靡之风。

“洞玄子曰：夫天生万物，唯人最贵。人之所上，莫过房欲。法天象地，规阴矩阳。悟其理者，则养性延龄；慢其真者，别伤神夭寿……”。

“听不懂吧？别急，朕细细给你讲……洞玄子三十八技法呢，其实也并不难，比如这曝鱼、蚕缠绵、鱼比目、空翻蝶、鸾双舞、野马跃、山羊对树、吟猿抱树、猫鼠同穴、三春驴等等，其实动作也还是不难的，只消说上一遍你就做得到了……”。

一位少女红着脸儿，结结巴巴地道：“皇上，您，您说的……这都是什么呀？”

林旭捉弄她半晌，见她现在才明白过味儿，不禁心中大畅，哈哈笑道：“连这些你都不懂呀？哎呀，也对，你不是按照正常仪式进宫的，那些人也没教你这些伺候人的法子，不过朕不介意亲自教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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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旭已然完全不想什么国事了，他已经绝望了，全副身心都投入到最后的疯狂中去，每日便是饮酒作乐，收集洛阳城中的美女陪寝。

枢密院已经传来奏报，关中周家终于正式拒绝了林旭率军东出函谷关勤王的要求，而率十二万大军南下子午谷、奔剑阁而去，号称“南下助剿”，实则是趁冷家军和西川乱军都杀得疲惫的时候去捡便宜去了。

周晔终于还是不敢跟最近大发神威的北疆军直接交手，而选择了立关中而占四川，以当年秦国和后周的模式，希图据西而望东，至少两分天下。此时北疆军中有中原的伪朝林旭未平，中南是他们号称供奉的新帝林曦，其间还有已经投靠林旭的巴匪张剑渊，而东南膏腴之地则被浙匪占据，北疆军即便想跟他们东西而立，其难度也还不小，在这段时间里面，周晔觉得是可以击败冷家和西川乱军的。

林旭至此，外援全绝，南边虽有张剑渊阻挡林曦大军的北上，但也只能坐困洛阳，等着云铮的最后一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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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靖安元年一月十九日，日本国使臣大川勇东村景奉日本国王、摄政关白之命，朝觐大魏天子。

旭日东升，彩霞万道，各国使节肃立于汉口行宫前，辂车、步辇、龙亭、大象、骏马等陈列在南门内外。行宫前殿庭院内，丹陛下至朱门内，旌旗飘舞、刀枪林立，大汉将军们傲然挺立。

缺席了许多的六部九卿和侯爵以上的勋爵站在最列，许多将领则也站在其中，面色欢喜。

卯时三刻，两通鼓响，文武百官、勋臣功卿从南门的东西掖门徐徐进入行宫，按身份、级别、衙门，肃立在临和殿丹陛下、庭院内。

静鞭三响，鼓敲一通，乐奏《飞龙曲》，衮冕加身的林曦，骑乘大象御辇，虎豹开路，在导引官引导下，御临和殿，升宝座；文武百官俯地叩拜，山呼万岁。

如此肃严时刻，靖安皇帝一片沉肃，不过眉宇间意气风发，倒也颇有英武之气。他徐徐落座，唤道：“众卿平身！”

文武百官立起，分列左右，一位公公持拂尘立于御案一侧，扬起道：“宣日本国朝贡天朝使者大川勇、东村景。觐见！”

大川勇、东村景都是秋宫清子摄政关白派来的，自然听话得很，自南门外一路行来，再瞧见这等浩瀚磅礴的皇帝气势，更是敬畏自生。两人一人捧着进表，一个捧着礼书，在礼官导引下进入大殿，在事先安排好的位置停下，按大魏臣礼恭恭敬敬跪下。

大川勇展开进表，以汉语朗声宣诵：“日本国王臣敬仁敬上魏靖安皇帝陛下：皇天后土，齐归中华之风；甘露庆云，争献瑞麦之颂。是故天启大魏，万邦悉被光贲，海无惊浪，中国兹占泰平，凡在率滨，孰不惟赖。

钦惟陛下乃圣乃神，惟文惟武，光辉尧舜二典，度越汉唐中兴，布大魏于天下，遐迩同仁；望长安于日边，始终一节。兹特专使大川勇躬趋阙庭，仰望圣慈，曲察衷素，谨表以闻。臣敬仁诚惶诚恐，顿首谨言。”

大川勇宣罢进表，东村景又举礼书念到：“臣敬仁敬书上魏皇帝陛下：日本国开辟以来，无不通聘问于上邦，道义幸秉国钧，海内无虞。特尊往古之规法，而使使者通好。

献方物：散金鞘柄大刀两把、黑漆鞘柄大刀壹百把、枪一百把、长刀一百把、剑十腰、铠一领、铜丸一领、硫磺一万斤、玛瑙大小二十块、贴金屏风三副、砚一面并匣、同文台一个。敬仁诚惶诚恐，顿首顿首，谨言。”

林曦这个大魏天子，至此得到了第一个外国朝拜，倒是领先了即将崩溃的林旭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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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往后的几日，林曦加大了对占据武汉的张剑渊的攻击，强行把张剑渊逼回武汉周围，自己占据了主动。

北面云铮自从过了黄河，也是大力进攻洛阳四周的险要之地，而没有立刻攻击洛阳。因为云铮虽然知道这时最好立刻贡献洛阳，但把洛阳古都毁掉，这个事情他却是有些犹豫。而且此时传来了浙匪即将北伐的消息。

青龙教的目的是整个天下，这一点云铮早已知道，不过他并不担心他们能够达到目的。

再说自东南发起的北伐，真正成功的少，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外，也跟北伐的方略有关。以东南而北伐中原，进取北方，南北地理形势是其制定北伐方略的基本前提。

前面已经说过，东南立国，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其攻守、进退都是以它们为基础。这是江淮防御体系的正面。但无论以进以退，还须经营好东南的两翼。山东和荆襄是为东南之两翼，经营好此二地，进可以经略中原，退可以保障江淮防御体系的稳固。山东可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地区可以屏护长江上游。北伐作为一种进取的态势，尤须经营好两翼。其主要原因是，出淮河正面太远，其攻守往往失去依托，而山东、荆襄二地的山河形势足以作为屏障，也足以作为进取的依托。

青龙教现在既没有山东在手，也没有荆襄可据，云铮确实还没有担心到他们去。

而且，南方北伐成功者少，除了受到内部政治因素的牵制外，北伐方略不当也是其北伐无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祖逖北伐时，争于河南，而河南当时正是混乱和动荡的交汇之地。褚裒北伐，师出泗口而趋彭城，结果大败于代陂。殷浩北伐，意在北出许、洛，但先是有张遇据许昌之叛，以致自寿春出兵的计划受挫，后来移兵泗口、下邳方向，又有姚襄反目相攻。谢万北伐，由涡水、颖水北趋洛阳，却以燕兵势盛而仓皇退兵，招致士众惊溃，许昌、颖川、谯、沛诸城相次陷没。谢玄北伐，由下邳进据彭城，遣军渡河守黎阳，又遣刘牢之援邺城，他上疏请求自屯彭城以便“北固河上，西援洛阳，内藩朝廷”注：《晋书》卷七十九　谢玄传的建议亦为朝议所不允。刘宋元嘉北伐，目标也只在收复河南，结果每次都是旋得旋失。梁代萧衍北伐，战于淮南，与其说是进取，不如说是自保。陈代吴明彻北伐，是趁北方内乱，乘时进取，但也止于淮河南北。南宋张浚北伐，意在屏护临安，其布势重在淮河正面，而在两翼担任主攻的岳飞、韩世忠二将则势单力薄。端平北伐，短时间收复二京，也只是重复了刘宋收复河南四镇的覆辙。

卷五 千军万马避白袍 第55章 天兵十万下洛阳（七）

北疆军帅帐，总参谋部前敌军事会议正在进行。

行军元帅云铮端坐正中，他的左手边，新任副总参谋长云逸正在作战前军事分析。

“前次元帅已经说过，中原地理形势决定着中原的攻守形势。中原的不利之处在于其四战之地，最易受到来自周围地域的侵扰和挑战。不利既来自外围，经营中原时，亦当从其外围着手。那么我们现在就以洛阳城的攻取为角度，来看中原地区攻守的要点。

历史上，有不少攻取洛阳的成功战例。其中，以匈奴刘汉攻西晋洛阳之战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比较典型，其成功之处也颇有相通的地方。

西晋末年，刘渊在离石起兵反晋，建立刘汉政权，然后遣将四略。晋永嘉三年(309年)十月，刘渊遣刘聪、刘曜、王弥等率精骑五万攻洛阳，呼延翼率步卒继之。汉军强攻月余，未能破城。刘渊遂改变战略，召刘聪还平阳，而以王弥侵掠兖、豫二州，收其兵谷，以图再举；使石勒攻略冀州，藉以扫荡洛阳外围，破坏西晋的战争潜力，孤立洛阳。

次年，刘聪继立汉主之位，十月，刘聪再遣刘粲、刘曜及王弥、石勒等将率众四万攻洛阳。攻城不利，遂又采取前次的战略，命刘粲出轘辕，掠梁、陈、汝、颍间；石勒出成皋关攻陈留太守于仓垣，后更攻陷宛、襄阳，横行江汉间；王弥侵掠襄城诸县。中原经此扰掠，洛阳饥困日甚。

时西晋军队的主力为东海王司马越所部。司马越见洛阳困弊，欲自保实力，乃率部出许昌而转项城。司马越后以忧疾而卒，所部为石勒所歼。

晋永嘉五年(311年)五月，刘聪再遣大将军呼延晏率军攻洛阳，并令刘曜、王弥、石勒俱引兵会之，围攻洛阳。六月，汉军攻破洛阳，俘晋怀帝。匈奴刘汉攻洛阳之战比较成功。刘汉在两攻洛阳不利之后，均能改变战略，扫荡洛阳外围，打击洛阳外围的援兵，也破坏西晋的战争潜力，孤立洛阳，司马越所率西晋主力也以困弊出走而被歼，最后洛阳实已成孤城一座，既无力戍守，外援又绝，犹如瓜熟蒂落，其攻取易于反掌。此第一例。”

他环视了一下四周，众将都听得很仔细，现在总参的位置的确已经重要许多了，云逸便继续道：“唐初，北方主要有三支势力：唐据关中，王世充所建立的郑政权据中原，窦建德所建立的夏政权据河北。

唐武德三年(620年)，唐准备进取中原，攻洛阳。王世充闻之，也开始准备洛阳的防守，遣宗室诸王分镇洛阳外围各重要据点。他遣魏王王弘烈镇襄阳；荆王王行本镇虎牢；宋王王泰镇怀州；另以太子与其它诸王共守洛阳诸城，并选诸州镇骁勇者皆集洛阳，置四镇将军，募人分守四城；世充自将战兵总三万人以备唐。

这年七月，李渊诏令李世民督诸军击王世充。李世民率军至新安，即部署对洛阳的围困。他遣行军总管史万宝自宜阳南据龙门，将军刘德威自太行东围河内，上谷公王君廓自洛口断其饷道；怀州总管黄君汉自河阴攻回洛城；自率大军屯于北邙，连营以逼洛阳。郑军出战，均被击还，洛阳与外部的联系遂被切断。

这年九月，郑尉州刺史时德睿率所部杞、夏、陈、随、许、颖、尉七州降唐；十二月，许、亳等十一州皆请降唐；次年正月，梁州总管程嘉会以所部来降；二月，怀州刺史陆善宗以城降。洛阳形势更趋不利。唐军加紧了对洛阳的围困。

围困洛阳的行动耗时较长，唐军将士俱感疲弊，有思归之意，刘弘基等请求还师，唐廷亦有班师之议。李世民说：‘今大举而来，当一劳永逸，东方诸州已望风款服，惟洛阳城孤，势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弃之而去!’决计围攻洛阳。

王世充被困洛阳，遂请援于窦建德。武德四年(621年)初，窦建德率大军西进援王世充。唐诸将皆请避其锋锐。郭孝恪建议‘宜据武(虎)牢之险以拒之，伺机而动，破之必矣！’薛收也建议‘宜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世充出兵，慎勿与战；大王亲率骁锐，先据成皋，厉兵训士，以待其至，以逸待劳，决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过二旬，两主就缚矣！’李世民遂分麾下精兵。使屈突通等将与齐王李元吉继续围攻洛阳，自率骁勇三千五百人东趋武牢，以拒窦建德。这年四月，窦建德战败被擒，世充无计可施，遂降。

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前后两阶段的布势，都可谓切中中原形势的要点。前期围困洛阳城的同时，分兵扼洛阳外围诸险要，切断洛阳与外部的联系。王世充求战不得，外援无望，所据州郡遂纷纷降唐，洛阳顿成孤城一座。后期有窦建德来援，则又分兵扼守虎牢，阻建德军入洛阳之路，使其不得入险，建德战败被擒，洛阳更是势孤。李世民攻洛阳之战，用兵布势，蔚然可观，为历代攻洛阳之战中不可多得的典范。”

云逸分析完，看了看众将，问道：“诸位，何人为这两次成功的战例做评？”评价过去的战例，是由云铮提出，总参最近开始施行的新举措之一。

众将互望了一眼，云冰起身道：“末将请评。”

众将一起朝主帅位置的云铮望去，云铮平静地道：“准评。”

“谢元帅、总参谋长。”云冰躬身谢道：“元帅，诸位将军，冰以为，匈奴刘汉攻洛阳之战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有共通的地方。其攻取的目标虽在洛阳，但其着手却自洛阳的外围起。

洛阳号为四方之中，其形势之重却在其外围。从对洛阳与其外围关系的认识中，已足可蠡清攻取洛阳的时机与地理要点。所谓洛阳的外围，可从几个层次上讲。第一个层次是三川河谷的外围诸险要，如成皋、崤函、孟津、龙门等；第二个层次即为河南的四境，如西南南阳盆地、东南淮河上游、东北河内地区再加上洛阳城本身所在的三川河谷西北陕城、潼关一带，这些地域的一些战略要点是中原与其外围四方的联系通道；若将视野再放大些，则其外围可延及关中、河北、东南及荆襄等大的战略要地。四方之中的洛阳便处在这几层外围的包围之中。

所谓从外围着手，有一种自外向内层层递进的意味。对于最外圈的经营，实已涉及对于中原大的局势的判断，由此产生的主要问题即为经略中原、攻取洛刚的时机。前面第三节中已作专门论述，大体以纷乱之际，先据中原外围四角山川险固之地，积累力量，待时势有利，再相机进取中原。

时机成熟，进取中原之时，要控制中原局势，其要点却又在于河南四境形势的控制。河南四境为中原与其外围四方的联系通道，控制四境可以控制中原与其它地域的联系，即已大体控制中原局势。

中原局势大体控制，则洛阳自然落入掌握之中。但从万全计，对于洛阳城所在的三川河谷周围险要，仍当于以控制，以防困兽犹斗；此时，洛阳便如瓜熟蒂落，其攻取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匈奴刘汉攻洛阳之战和唐初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都是先从洛阳的外围着手。刘汉在两攻洛阳不利之后，改变战略，扫荡洛阳外围，打击洛阳外围的援兵，也破坏西晋的战争潜力，孤立洛阳，也困弊洛阳，西晋主力以困弊出走而被歼，最后洛阳变成孤城一座；李世民攻王世充洛阳之战，前期围困洛阳时，分兵扼洛阳外围三川河谷诸险要，切断洛阳与外部的联系，王世充所据州郡遍及河南大部，因为失去与中枢的联系，纷纷降唐，洛阳遂成孤城一座，后期针对窦建德来援，则又分兵扼守虎牢，阻其入洛之路，使其不得入险，建德败则洛阳势孤，望断援绝，不战自降。这两场战例的成功都在于其切中中原形势的要点，故虽以洛阳历代营建之都，而不必费力强攻，顿兵坚城之下。”

云铮见了众将若有所思的样子，心里满意起来，这次会议其实便是他导演的一场戏。云逸首先分析两次成功攻取洛阳的战例，然后由云冰来分析为什么这样的办法能够取得成功，最后得出结论：洛阳可以不必强攻，只需控锁洛阳周边要隘，洛阳迟早必破。

这个结论，正是云铮需要的而已。当然，他也的确认为，当前对洛阳就应该用这种办法，不仅可以保存自身实力不会因为不必要的战斗而损失，而且也是节约军火。——云铮发现，炮弹这玩意儿还是消耗太大了！尽管准备了这么久，可几仗下来，还是把他的存货打出去了一半！他现在要考虑节俭了。

并且，趁这个时机，也正是突出奇兵，解决山东这个战略要地的时候了。

卷五 千军万马避白袍 第55章 天兵十万下洛阳（八）

“皇叔祖，如今云贼兵锋锐利，一如当日安贼，朕却无潼关之险可以安坐长安。这洛阳……可已在云贼兵锋之下了。如今前锋既败，京都惶惶，朕……也唯有请皇叔祖再披征袍，帮朕挡住云贼，一俟张卿击破逆贼林曦，即可北上解我京都之围……”林旭紧张地请来林坚，对他坦言道。他把云贼此番南下当作当初安禄山南下，其实说来倒也有些相像。

安禄山于天宝十四载十一月初九，在范阳(今北京城西南)起兵反唐之后，率军长驱南下，直指东都洛阳。为阻安军攻占洛阳，唐玄宗于十一月十五日派特进毕思琛往洛阳募兵防守。十七日，命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赶赴洛阳，开府库，招募新兵，准备迎击安军。封常清昼夜兼程赶至洛阳，10日之内，招募新兵6万人；又下令拆毁洛阳北边黄河之上的河阳桥，以阻止安军从北面进攻洛阳。当得知安军已过黄河，便率所募新兵进屯武牢(即虎牢关，今河南荥阳汜水镇西)，阻击叛军。安禄山率军渡过黄河之后，迅速攻占陈留(今河南开封)，随即挥师西向，于十二月初八攻陷荥阳。安禄山留其部将武令殉守荥阳，命田承嗣、安忠志、张孝忠为前锋，进袭洛阳。途中与封常清部战于武牢。封常清所率皆为没有经过训练的新兵，而安军却是训练有素的劲旅，尤其是田承嗣、安忠志所率的前锋部队，多是骁勇善战的骑兵。唐军刚刚列好阵势，就被安军铁骑所冲垮，大败西逃。封常清收集余众拒战于洛阳城东的葵园，又遭惨败。再收兵与叛军战于洛阳上东门内，又败。十二月十二日，安禄山攻馅东都洛阳，叛军自四门入城，纵兵烧杀抢掠。封常清率残部与安军战于都亭驿，再败。退守宣阳门，又败。最后只好率领败兵，自苑西破墙西走，退往陕郡(治今河南三门峡市西)。河南尹达奚珣投降叛军，东京留守李憕、御史中丞卢奕等拒不投降，遭杀害。

林坚原本就得了万昌之遗诏，只等林曦北上，就要率军反正，此刻一听林旭这不要脸的竟然把张剑渊的巴匪降军当作救命灵药，心中更是大怒。但他此刻深知，要想拿到兵权，就只能先虚与委蛇。便冷静地点头道：“陛下，如今云贼攻势虽猛，然则虎牢关天险犹在，请假臣数万精兵，臣纵死，也定将云氏兵锋阻于关前。”

林旭看着林坚，林坚面色坦然。此时林旭早已无将可用，他只能用林坚，争取守住洛阳最后的门户。

“朕给皇叔祖八万精兵，请皇叔祖为大魏列祖列宗计，一定守住虎牢。”林旭决然道。

林坚躬身下拜：“臣，遵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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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牢关之名，源自西周时期。据《水经注·河水》记载，周穆王姬满在圃田泽打猎，命随从掠林惊兽时，忽然看到有老虎在芦苇丛中游荡，“天子将至，七萃之士高奔戎生捕虎而献之天子，命之为柙，畜之东虢，是曰虎牢矣。然则虎牢之名，自此始也。秦以为关，汉乃县之”。

在周穆王“柙虎”于此之前，汜水是周武王之弟虢仲的封地，史称东虢；因“柙虎”于此，方有“虎牢”之说，因此得名虎牢关。虎牢关之名，并非一成不变，随着朝代更替，屡有变化。自秦代起，开始在“虎牢”设立关口：秦代名之为虎牢关，东汉建武元年置成皋关，东汉灵帝中平元年设旋门关，魏、晋为黄马关，隋设金堤关；东晋太宁三年赵主石虎讳虎为武，唐代避高祖李渊祖父讳，亦改虎为武，称虎牢关为武牢关。在原先的历史中，北宋大中祥符四年，真宗以虎牢关为“玉关之枢会”，“鼎邑之要冲”，诏改为行庆关；明洪武四年改虎牢关为古崤关；明晚期至清复为虎牢关；因在汜水之西，有时也被称为汜水关。不过在现在这个空间，却没有这许多变化。至于这些关口名字虽然更迭，但其位置大致就在“虎牢”之地，而作为一个地理概念，“虎牢”的范围涵盖汜水镇一带广泛的地区，春秋时期也曾在此筑虎牢城，某个时期很可能并非只有一个关口。

一说虎牢关，人们最先想起的，恐怕是三英战吕布。因为《三国演义》的影响，人们记住了虚构的三英战吕布，记住了只有三国历史的虎牢关，却忘记了虎牢关过往的辉煌，忘记了成皋城的存在，以及那些真实的历史战争。

在虎牢关与成皋城，历史上有名的战争有数十起，最有名的莫过于刘邦与项羽的成皋之战和李世民与窦建德的武牢之战。其实，成皋故城记录了楚汉战争的具体地形地貌，是刘邦、项羽对峙的核心地带。事实上，在《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有“（刘邦）与项羽战荥阳、争成皋之口，大战七十，小战四十”的记载。这也从侧面说明了成皋故城对双方的重要性。刘邦的胜利就在于认识到夺下并守着成皋的意义：最初，刘邦、项羽在荥阳形成对峙，刘邦处于弱势地位，被困于荥阳城中，粮道被项羽主力切断，无奈只得让大将纪信扮作自己诈降，而他则逃进成皋城，又从成皋渡河北上修武。夺韩信兵权后，再渡河夺取成皋，通过激将法激出项羽大将曹咎出城大战，从而夺得成皋城，从此一直占领成皋城与项羽周旋。成皋得失，成为楚汉战争的转折点，刘邦最终逼得项羽乌江自杀。

另一场著名的战争则是武牢之战（武牢即武牢关，李世民祖父名虎，唐代为了避讳，改虎牢关为武牢关）。公元620年7月，李世民率军攻打洛阳郑帝王世充，王世充向占据河北的夏帝窦建德求助，窦带领30万大军一路攻陷管城（今郑州），推进到牛口（今荥阳牛峪口）。　李世民深知武牢关的重要，带领3500人迅速占据武牢关，以阻窦建德西进，切断了窦与王世充的联系。李世民据武牢关之险，闭门不出，与窦建德打起消耗战；又悄悄派一支部队截断窦军粮草；随后牧马黄河北岸，装出已无粮草的迹象，引诱窦军发动最后的进攻。窦建德果然上当，在汜水东岸摆开二十余里阵势，欲与唐军决战。谁知李世民让军队闭门不出，等到窦军疲惫不堪正泄气的时候，猝不及防地杀出，最终生擒窦建德，为唐王朝的建立赢下了关键的一仗。

不过，不论是虚构的三英战吕布还是真实的两次虎牢关之战，都可以看出虎牢关的防守对于洛阳的意义。林坚率领八万精兵开往虎牢关之后的第二天，云家军前锋抵达，进行试探攻击之后，没有火炮的前锋将屯兵关前，并不强攻，而是等待云铮中军主力的到来。

一天以后，云铮中军主力抵达虎牢关，在大张旗鼓地观察了地形一番之后，北疆军便没有了声讯。

帅帐之中，总参谋部的一干将领都在。一见元帅回来，立即站起来行礼。云铮摆摆手：“免礼。”

他坐上帅位，问道：“怎么样，商量的结果是什么？”

云溪此刻站了出来，道：“元帅，总参的看法是，虎牢关天下至险，我北疆军若有天女散花炮在手，以前次元帅展示的威力，或可攻陷。但如今我军天女散花炮已经由副帅带去攻略山东，如此我等便少了一样攻城掠地的最佳利器。总参认为，如此之虎牢关，此时实无必要强攻。总参的意思，还是等副帅攻略山东之后，回军西进，届时既有火炮之利，又挟攻取山东之胜势，击破虎牢、直下洛阳乃是指日可待，此我等愚见，请元帅斟酌。”

云铮点点头，微微笑道：“此老成持重之言，倒也言之有理。”

云溪微微放心一些，他现在是代理着总参的副总参谋长，因为云逸奉命领兵东进攻略山东，所以总参这边的事情暂时就归他负责了。这时他一听云铮对这番话表示赞同，心里就松了口气，他就怕云铮前段时间打仗打得太顺，这时候没有火炮也照样硬攻，到时候万一损失过大，那就不好了。

“谢元帅。”云溪道。

云铮点了点头，却又道：“不过，现在有一个新消息，使得我们的计划不得不随之做出改变了。”

众将看着他，都好奇起来，早级问了起来：“不知元帅有何新消息？”

云铮指了指虎牢关的方向，道：“虎牢关中主帅林坚秘密传来消息，他要奉命反正投诚。”

众将讶然，大多人都不信，疑惑道：“那林坚乃是林旭皇叔祖，岂能叛他？”

云铮笑道：“林坚固然是林旭的皇叔祖，却也是陛下的皇叔祖。他自称手中有先帝的遗诏，命他先对伪帝虚与委蛇，待时机恰当之时反正，给伪帝致命一击。”

此言一出，帅帐顿时嘈杂起来。

卷五 千军万马避白袍 第56章 天兵十万下洛阳（九）

林坚既然联系云铮，并且把这么重要的情报表明了出来，自然不是随便说说而已，众将一起望着云铮。

云铮不负众望，笑了笑道：“林坚表示，将会控制住他此来所带的八万精锐，然后弃暗投明、临阵倒戈，他愿做我前军，扫平洛阳，生擒伪帝林旭，还我大魏朗朗晴空。”

众将一阵大喜，但云溪此时作为副总参谋长，却微微有些犹疑：“元帅，此事虽好，也要防备林坚有诈才是。”

云铮点点头，他当然知道此事的重要性。现在他将十五万大军分派了十万给云逸，让他趁洛阳被围，伪帝所掌握的区域民心浮动之机，迅速攻取山东，取得日后铁骑南下的重要桥头堡和基地。这个时候，他自己手边就只有五万人了，比对面的守军还少，守军除了先前放置在虎牢关的一万人，又开来了八万大军，加上临时抓的“民兵”，十万大军足足有余。万一一个不小心，被骗了进关，岂不是就要吃当年曹操在宛城吃的旧亏？宛城也还罢了，万一搞成怛逻斯之战那样，云铮岂不是要哭死？

要说前朝大唐，那是云铮最喜欢的朝代，比汉朝还让云铮喜欢，但大唐这一次失败，却是云铮极其郁闷的。他有时甚至觉得自己如果穿越成高仙芝该多好。高仙芝是个名将，但在当时却也犯了一些错误，云铮总觉得如果他能穿越成高仙芝，说不定就能挽回那样的良机。

当时，高仙芝击破小勃律一役，对中亚的局势产生很大的影响，中亚诸国也不得不根据自己的实力与位置，来估量最终要倒向大唐、吐蕃、大食中的哪一方。

到了天宝八载（749年），大唐政府授予突骑施可汗移拔担任西突厥十姓可汗，加强对西突厥的控制，进而增加在中亚的话语权。同年，中亚乌浒河沿岸的护密国的国王罗真檀前往帝国首都长安朝见唐玄宗，被唐玄宗授予左武卫将军。

就在大唐政府力图称霸中亚之时，吐蕃也不甘示弱，在吐蕃的支持下，位于印度北部的朅师国进攻小勃律，切断小勃律的运输通道。与大唐保持亲密关系的吐火罗也深感吐蕃的威胁，于是派出使者，向大唐皇帝唐玄宗汇报情况，请求唐帝国出兵，击破朅师国。

唐玄宗将击破朅师国的任务，交给了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

此时高仙芝的声名威震中亚，接到唐玄宗的诏令后，他于天宝八载十一月出兵，到次年二月抵达小勃律，这次进军小勃律，沿途非常顺利，在小勃律以及吐火罗国的支持配合下，朅师国哪里是唐军的对手呢？很快便被唐军所击破，高仙芝俘虏了朅师国的国王勃特没，并且另立其兄素迦为新的国王，将朅师国师置于大唐帝国的控制之下。

一连串的胜利，使得高仙芝俨然成为唐军在中亚的一面旗帜，这又激发起他的野心。

在中亚锡尔河流域，有一个国家称为石国（约在中亚名城塔什干一带），正好位于拔汗那王国的西部，由于大唐曾经出兵援救拔汗那王国，所以拔汗那一直对大唐忠心耿耿，在击平突骑施的战役中，还出兵协助过大唐。此时的石国随时都面临可能遭到大唐军事力量的打击，在这种情况下，石国决定与高仙芝和谈。

高仙芝答应石国的要求，与石国达成和平条约。然而，高仙芝却将这纸和约当作一个偷袭石国的一个绝佳机会。

天宝九年十二月，高仙芝悍然发动对石国的入侵。

当时大唐已经控制了石国东部的西突厥以及拔汗那，所以这次入侵非常突然，石国本来就是中亚的一个小国，军事力量并不十分强大，在与高仙芝签定和平条约之后，石国的戒备更加脆弱，根本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

在这种情况下，石国的覆亡是必然的。高仙芝仅用短短几天的时间，便攻克石国的都城，石国的国王以及他的军队全部被唐军所俘虏，高仙芝将石国的战俘押解回国。

就是在这场战争中，高仙芝干了两件坏事。

第一件，高仙芝下令屠城，将石国的老弱人口全部屠杀，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大唐之所以能在中亚诸国有很强的影响力，除了其军事力量之外，还在于它高举道义的旗帜，这次屠杀事件无疑使大唐的形象一落千丈。

第二件，高仙芝大肆掠夺石国的财富。高仙芝固然是一位杰出的将领，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贪婪。他一个人就掠夺了多少宝物呢？有十几斛的宝石、五、六匹骆驼所驮的黄金、宝玉，以及大量的名马。中亚是盛产名马的地方，汉代大宛的汗血马便是产于此，高仙芝将最好的良马也当作自己的战利品夺走了。

高仙芝发动这场战争，完全不是考虑国家的利益，纯粹就是为了中饱私囊，这次战争虽然胜利了，但是却为未来的怛逻斯会战的失败埋下了种子。

此时的中亚，一股反唐的强大势力结合起来了。

在石国灭亡之后，有一位王子侥幸逃脱，他奔走于中亚各国，控诉高仙芝的暴行，将其罪行总结为“欺诱贪暴”，共三条罪行：第一条，大国没有道义，公然撕毁条约，悍然发动侵略战争；第二条，屠杀老弱无辜；第三条，抢掠石国的财富。

中亚诸国对高仙芝的暴行深恶痛绝，结成反唐联合战线，但是这些中亚小国大多没有很强的军事力量，怎么办呢？只能借助于大食帝国的力量。

就在高仙芝入侵石国的这一年（750年），大食帝国政局出现巨变，阿巴斯王朝取代了倭马亚王朝，阿拉伯帝国迎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于阿巴期王朝的旗帜与衣着都是黑色，所以在中国史书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名称“黑衣大食”，这是一个强大的帝国。

中亚反唐诸国的打算是，联合黑衣大食的力量，向东进攻大唐的安西四镇。

高仙芝得知了这个计划，他准备先下手为强。当时黑衣大食的主力军，主要集中于伊拉克的两河流域，东部的力量相对比较弱，对于喜欢冒险的高仙芝而言，先下手为强、采取果断的主动突击，是击败黑衣大食以及中亚反唐势力的最佳时机。

然而，高仙芝却有一个不利的条件，就是他的兵力不足，安西驻扎的唐军人数大约只有两万五千人左右，虽然这支军队是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而且也有很多富于才华的将领，但是要与西方强大的黑衣大食帝国的军队相抗衡，这人数上就显得捉襟见肘了。

高仙芝几乎将安西四镇的主力全部押上了，总共投入两万人，除此之外，还必须要征用西域其他部落的军队，在当时，与大唐关系最密切的当属拔汗那国，所以拔汗那国理所当然出兵相援，可是胡人部落中实力最强大的十箭部落，高仙芝却没有征用其部队，这是为什么呢？

翻开史书，发现天宝十年时，有一则不起眼的记载：“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入朝，献所擒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石国王、朅师王。”注意，这里的突骑施可汗，是刚刚在天宝八年时被唐玄宗册封为“十姓可汗”的移拔，可是史料却没有说明突骑施可汗为何被高仙芝所擒，这是这件事至少说明高仙芝认为以突骑施为首的十姓部落是靠不住，所以高仙芝转而召集西域一些较弱小的部落。

西域胡人部落与拔汗那国共约有一万名士兵参加了高仙芝的远征军，这样，远征军的总兵力达到三万人。

但是高仙芝的这次突进并没有达到奇袭的目的，因为黑衣大食的军队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高仙芝率领大军突进七百里，抵达怛逻斯城，这座古老的城池将因为这场决定中亚命运的战争而载入史册。

黑衣大食的将领乞牙德率领阿拉伯军队也进抵怛逻斯，东亚与西亚最强大的帝国将在这里碰撞出八世纪中叶最有影响力的战争火花。

无论是阿拉伯军队还是高仙芝的唐军，都是久经沙场的战士，作战经验非常丰富，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虽然唐军在人数上居劣势，但是双方却是势均力敌，战斗持继了五天，双方均未能有效突破对方的防御。然而就在此时，第三方的力量卷了进来，并最终改变了怛逻斯战役的结局。　这支第三方的力量是葛逻禄部落。关于怛逻斯战役，最常见的一种说法，是高仙芝军中的葛逻禄部落的军队临阵倒戈，遂造成唐军的大败。

葛逻禄原本是西突厥的一个部落，但是一直以来，这个部落在西突厥诸部落中并不得势，权力都掌握在十姓部落手中，随着突骑施的崛起，突骑施基本上成为十姓部落的统治者，然而在盖嘉运与夫蒙灵詧击平突骑施之后，西突厥的十姓部落便走向没落了。而在这个时候，葛逻禄部落却开始强盛，这主要得益于它从后突厥灭亡中获取的利益，葛逻禄是消灭后突厥的重要力量之一，但是由于在实力上远逊于回纥，所以不得不屈居回纥的领导之下。显然，葛逻禄部落想要摆脱回纥的影响，树立自己在西突厥的地位，而恰在这个时候，大食帝国与大唐帝国爆发局部冲突，这对葛逻禄部落来说，真是翻身的大好机会。

于是，正当高仙芝的唐军与阿拉伯军队打得难解难分之时，葛逻禄的军队突然出现在高仙芝的后侧，对唐军展开猛烈的进攻。这种情况是高仙芝所没有料想到的，本来前线对大食军队的战斗就已经非常吃紧了，突然后翼遭到攻击，一时间军阵大乱，军心动摇，全线崩溃。

这一场对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怛逻斯会战，终于尘埃落定。　这场会战的失败，并非唐军的战斗力弱于阿拉伯军队，相反，唐军在兵力居于劣势的情况下，打得非常出色，也非常的勇敢。但是，高仙芝的失败，是在战略上的失败，阿拉伯人与葛逻禄部落结盟，并且在关键时刻，依靠葛逻禄军队在唐军后侧发动袭击，这是阿拉伯人取胜的关键。

云铮此刻最担心的事情，也正是林坚的投诚究竟是真是假。他点了点头：“此事的确事关重大，所以本帅给了林坚十天时间，让他用来稳定军权，这段时间中，他会清理被逆贼林旭所掌握的将领，而换上他的人。”

云铮顿了一顿，继续道：“虽然，如果他是诈降，那么我这样做，就会导致他多出十天时间来巩固关口，加固防御。但对我来说，这却是无关紧要的。眼下我们有了新的作战方法，自然不必一定要用士兵的生命去攻取这虎牢关天险，只须等飞扬回来便可，所以诸将不必担心，这十天内，本帅会做出判断，十天之后，自见分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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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性又扯远了点，送七八百字吧。

卷五 千军万马避白袍 第57章 天兵十万下洛阳（十）

望着城楼上忙忙碌碌的士兵，云铮有些感叹。别看这些士兵在城楼上看似忙碌，其实杂乱无章，做事没有一点规律可言，怎么看都达不到井然有序这句话所说的程度。

最近出兵南下，云铮经常觉得，天下幸而有四大边镇，幸而有云家。否则当初北宋的下场必然便是大魏的下场。

大魏如果不谈边镇，其实与北宋太像了。

当后人谈论中国历史时，提到战国时代的秦，通常都喜欢加上一个形容词说它是“强秦”，而谈到宋代时，则往往会形容它是“弱宋”。这个说话，从军事上来说的确如此，在我国历史中的各个朝代似乎很少有像宋朝这样如此积弱不振者。宋虽然勉强完成了统一，但始终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国家，甚至也摆脱不了贫弱的命运。严格说来，宋从建国之日起就只能算是偏安之局，而且也一直与外患相终始。为什么北宋一代会如此衰弱？这不仅是史学家，而尤其是战略家所应该深入探讨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以给予人们很多的启示和教训。

云铮自从开始学会站在全局看问题，就一直思索这些问题。宋代并无内乱，甚至少许的匪祸也不严重(《水浒传》是小说不足为证)。以政治而言可以算是相当的清明，一向困扰着中国政治的权臣、外戚、女主、宦官等问题几乎完全不存在，这在中国政治史中可说是少见的现象。用现代的说法来形容，宋朝的政治可以说是相当自由开放，至少士大夫阶级享有高度的言论自由。就一般社会阶层而言，所过的也可以算是一种精致生活，据外国人的考据，开封城内到处都有水声花香，生态环境保护得很好。民风文弱是生活方式的自然后果，官吏坐轿、妇女缠足的习俗都是起自这个时代。

从内政的观点来看，宋朝的成就绝对不比其他任何朝代差，但可惜的是安内并不足以攘外，宋朝之亡是亡于外患，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警惕的事实。近代西方学者论国家利益时，认为生存为首要，如果政府不能确保其国家的生存，则其他一切成就即令再显著，结果也还是等于零。宋朝的往事在这方面足以发人深省。

大魏之所以比宋朝要好一点，云铮觉得，其实主要是四大边镇的功劳，特别是云家和周家。宋朝政府对于文人采取尊重和优待的态度，对于武人则采取轻视和抑制的态度。所谓“文人管兵”的原则在宋代的确已做彻底的实施。宋朝以科举取士，有“一考定终身”的趋势。甚至有人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引尹洙语)。在这样的风气之下，职业军人感到自惭形秽，完全丧失自尊心，而且人微言轻，对于国事根本没有发言权。另一方面，文人都向考试的窄门里钻，读书就是为了应考，于是一切经世之学也就无人讲求。所以南宋刘克庄有诗云：“先皇立国用文儒，奇士多为笔墨拘。”

而大魏则不然，太祖皇帝麾下的几员大将各有其兵，以至于太祖自己也没法削掉他们的兵权，于是干脆做出相信他们忠心的模样，赐封出八大世袭罔替的名门世家，并且将它其中外四家分镇边疆。如此一来武人的地位得到了保障，武人在朝中也还有说话的全力。而云周等家在朝中也有势力，所以文人并不能完全压制武人，于是大魏倒是扛住了辽国和西夏的侵扰，直到现在发生内乱。

然后，便是变法。无论宋朝的变法，还是大魏的变法，都变出了大麻烦。宋朝的变法，后来不少人说宋朝亡与执拗君子王安石；而现在大魏之所以焦头烂额，也未尝不是万昌大用秋临江的缘故。

一般人都知道王安石变法，实际上，宋代共有两次变法：一是仁宗庆历三年的范仲淹变法；二是神宗熙宁二年的王安石变法。前者可以算是后者的先声。

仁宗深感辽夏交侵，而财政又已达崩溃边缘，遂决定重用“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要他负改革之责。范氏遂提出十项政见以为变法张本(即著名的“十事疏”)。其项目为：(1)明黜陟；(2)抑侥幸；(3)精贡举；(4)择官长；(5)均公田；(6)厚农桑；(7)修戎备；(8)减徭役；(9)覃恩信；(10)重命令。概括地说，前五项是属于人事改革的范围，最后两项则以提高行政效率为目的，只有第六和第八两项与经济有关，而与国防有关者则仅为第七项。

由此可知范氏的看法是必须从根本着手，首先改进公务员的素质，并提高行政效率，否则其他的政策即令再好也无法推动。这种观念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必须假以时日，始有成功的希望。

仁宗几乎全部接受他的建议(仅第七项恢复府兵的观念因朝臣反对而被否决)，但是范仲淹的改革计划却与士大夫(官僚集团)的既得利益冲突，于是引来极大的反对。仅仅一年的时间已经使他感到难以招架而只好自动求去。仁宗也不敢与举国汹涌的公众意见相抗，遂干脆打消变法的念头。

但变法的要求事实上依然存在，范仲淹的尝试虽然失败，不到30年王安石又继之而起。王安石的变法不仅规模较大，而且时间也较长，所以其产生的冲击以及在历史上的地位也远超过范仲淹。王安石受到神宗特达之知，于熙宁二年为相，到熙宁六年，先后共5年，新法次第成立。到熙宁七年四月，暂停新法而王安石也随之罢相。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又去，从此不再起。但神宗仍继续推行新法(元丰八年即1085年神宗逝世时大部废止)，直到哲宗元祐元年其全部废止，所以新法之实施，先后共计17年之久；

所谓新法的内容相当复杂，而且项目繁多，不易列举。概括言之，可分三大类：(1)经济政策，如“均输”、“免行”、“方田”、“水利”等；(2)社会政策，如“青苗”、“免役”、“和买”、“市易”等；(3)国防政策，如“保甲”、“保马”、“置将”、“军器监”等。关于王安石的变法又有下述几点特别值得注意。(1)他与范仲淹有极大差异，即范氏重视人事和行政改革，而他完全不考虑这些问题，只重视新制度的建立。有人认为这是儒家与法家，也就是人治与法治两种思想的差异，实际上并不尽然。王安石从未以法家自居，而且常以孟子自命。真正的原因可能是他看到范仲淹的失败而有所警惕，并且知道人事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不欲因此而树敌过多。(2)王氏的新政几乎都是长远计划，对于当前的难题并不能提供立即有效的解决方案。宋朝的大病为贫与弱，而问题的关键即为如何消除冗兵与冗官，他的新政对此可谓文不对题。反而言之，为了推行新政，他更增加机构和人员，而为了立边功，自然也不能裁兵。(3)王氏的作风非常特别，大致说来，他对于旧的东西几乎完全不动(这可能是害怕反对)，但同时又增设许多新东西。此种叠床架屋的办法完全不合乎行政管理的原则，所以他的改革效率极差。

王安石的新法虽然勉强推行了17年，但其最后的失败则为注定的命运，绝非任何人力可以挽回。因此，后人对其失败的原因其实不必花费太多笔墨去加以检讨。在另一方面，值得指出的是，新法即令能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对于宋朝的弱势也仍然不会有太多的补救。宋朝的病到神宗时已经很严重，要想治疗必须动手术或注射特效药，而王安石所开的药方只是一些温补剂，好像维生素等，这种药固然有益于健康，但不能治重病。所以就事论事，宋朝的两次变法都是徒劳无益的。

已故当代战略大师，法国博弗尔将军曾经指出：人类的命运受到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哲学思想，另一个是战略。战略固应接受哲学思想的指导，但适当的战略选择又是保证哲学思想得以实现的惟一途径。范仲淹和王安石都不缺乏哲学思想，但却未能选择适当的战略，此实为变法不成的主因。

云铮此刻的心思是，大魏已经无可救药了。虽然如果现在没有了巴匪、浙匪，大魏朝廷看上去仍然能算一个富足的朝廷，但实际上云铮觉得，其根子已经烂了，他现在已经少了很多顾虑，这个大魏，不能再由林家的人乱折腾下去了。

宁鹏轩忽然出现在帅帐内，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来的，出了云铮自己。

“风哥，林坚约你今夜虎牢关上一叙。”宁鹏轩平静的道。

云铮瞥了他一眼，问道：“他想做什么？”

“他说，他有先帝留给他的亲笔诏书，证明他是被迫潜伏于乱贼林旭麾下的。”

云铮笑了笑：“答应他，就说本帅今夜必到，让他决定地点吧。”

宁鹏轩没有多劝什么三思而行，他知道云铮必然是有必胜的把握，知道林坚不能将他如何才这么说的。

“是，风哥，那我去了。”

“去吧。”云铮回头坐下，淡淡地道。

卷五 千军万马避白袍 第58章 天府之战（一）

就在云铮答应与林坚会面的同时，周家军在周晔的指挥下，兵分两路，南下进入天府之国四川，正式开始干涉四川，谋求东西割据。

周家关中军南下，一路由周晔亲自率领，一路由大将华骋率领，两军一共十二万大军，号称三十万大军，气势汹汹而去。

关中军的主力，原本一共十五万左右，从去年开始增加到十八万，后来皇室的龙翔卫和凤舞卫都开始扩军，而北疆云家军也不甘示弱，鹰扬卫也开始扩军，这样的情况下，周家自然不会坐视不理，自然也一样把虎翼卫扩大到了十二个卫，这样周家的总兵力就超过了二十万。这一次周家军南下，周家很是犹豫了一番兵力部署，原本周晔觉得要保持绝对优势一举解决蜀中，最好是一次出动十五万以上的大军，但家族内部觉得西边有西夏的威胁，而东北的云家也很难预料，万一两者有一者动了，五万军队恐怕不顶用，所以最后只好留下八万大军镇守关中，周晔率领十二万精锐南下。

周晔欲攻占四川，以当年秦对六国之势面对可能崛起的云家，也是很正确的战略。

众所周知，长江、黄河分别流贯中国南方和北方。四川和关中在南、北方都据上游之势。诚如前人所论：“自蜀江东下，黄河南注，而天下大势分为南北。故河北（黄河以北之地）、江南为天下制胜之地，而挈南北之轻重者又在川、陕。夫江南所恃以为固者，长江也，而四川据长江上游，下临吴、楚，其势足以夺长江之险；河北所恃以为固者，黄河也，而陕西据黄河上游，下临赵、代，其势足以夺黄河之险，是川、陕二地常制南北之命也。”

在几大战略要地中，论山川险固，无如四川。四川是典型的盆地地形。中国地形中东西向的山脉与南北向的山脉在这一带纵横交错，形成封闭完整的盆地。青藏高原上一座座大型山脉东西延绵，至四川西部嘎然而止，成为四川西部屏障；秦巴山地横亘其北，为其北部屏障，也是中国地理上的南北分界线；巫山分布于其东；折向西南，经大娄山而与云贵高原相接。

在盆地外围的每个方向，都是重山峻岭，层峦叠嶂，防护之厚非其它地域可比。四川的西、南两面地形地势险恶，在古代多属羁縻之地；东、北两面是其与外界的主要联系方向。

四川每被称为天府之国。四川境内，长江及其支流呈向心状汇入盆地底部，东流出川。江河冲积，形成肥沃的平原，宜于农业生产。四川地区物产丰富。《汉书》地理志载巴、蜀、广汉等地“土地肥美，有江水沃野，山林、竹木、蔬食、果实之饶，南贾滇、僰偅，西近邛、笮马旄牛。”常璩也曾记载过蜀地的物产，称“其宝则有壁玉、金、银、珠、碧、铜、铁、铅、锡、赭、垩、锦、绣、犛、犀、象、毡、牦、丹黄、空青、桑、漆、麻、苎之饶。”四川地多盐井，获利丰饶。

四川的开发比较早。战国时，秦蜀守李冰营都江堰，灌溉良田千里。秦汉时期，蜀地富商闻名天下。东汉初，中原饥谨，而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履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诸葛亮隆中对策之时，称益州是“天府之土”，“民殷国富”。唐、魏时期，益州富裕与扬州相埒，赋税为天下最。

昔人常称蜀道艰难，实际上，这主要是说四川与外部之间的交通条件很差，而在四川盆地腹地成都平原，交通条件还是比较好的，所谓“浮水转漕之便”主要是利用长江及其支流建立起来的江河水运系统。长江下通东南，主要支流氓江、沱江、涪江、嘉陵江、乌江、金沙江则通往盆地四周，岷江、沱江、涪江、嘉陵江尤为盆地腹地的交通要道。涪江在历史上通常谓之内水，岷江在历史上通常谓之外水，沱江在历史上通常谓之中水。三水皆为成都与重庆之间往来的重要通道。成都和重庆是这个水运系统的两大枢纽，分居其上下游。

四川与外部的联系主要是通过其东、北两个方向。长江三峡是其与东方之间的往来孔道，嘉陵江及其支流河谷低地是其与北方之间的往来通道。两个方向的往来通道俱极险要。大抵东面为水路，行江道；北面为陆路，行栈道。这两个方向又分别归重于两大重心：重庆和成都。

由重庆东出，经三峡可入湖北，大抵以夔州为其门户，瞿塘关（亦称江关、捍关）即在此处；从成都北出，由金牛道、米仓道可入汉中，另由阴平道可通陇上，大抵以剑阁为其门户，剑门关即在其附近。

夔州即今奉节。《读史方舆纪要》称夔州“控带二川，限隔五溪，据荆楚之上游，为巴蜀之喉吭。”夔州扼守江关，为四川的东面门户；从东面入川，不下夔州，便无可能；一下夔州，便已过三峡之险，而夺蜀之东面门户。故王应麟称夔州为“西南四道之咽喉，吴楚万里之襟带。”

战国时，巴楚相攻，楚置捍关以拒巴。东汉初，公孙述割据益州，遣将军任满下江州（今重庆），东据捍关，后又遣田戎出江关以攻夷陵；东汉大将岑彭攻益州，先破田戎，入江关，益州东面门户遂开。三国初，刘备为收复荆州，率大军出川攻吴，在夷陵惨败之后，退屯白帝，扼守江关；刘备死后，李严屯白帝城，以备东方。西晋灭吴，王濬楼船之师自益州东下白帝，以攻吴之西陵。东晋时，恒温讨李势、朱龄石平焦纵，也都由白帝逆江西上。南朝刘宋为控御三峡一带的蛮夷，特设三巴校尉，治白帝城，以确保益州与东南联系的畅通。隋灭陈，杨素益州之师，亦由白帝而下。唐平萧铣，李靖率军自益州出夔州。五代时，王建、孟知祥先后割据四川，也都以夔州为其东面门户。北**蜀，刘光义由归州进克夔州，因以入川。明初，明升据蜀，傅友德从北面进攻，汤和从东面进攻，蜀军固守翟塘，汤和百计攻之，才下夔州，遂与傅友德合围成都。

川东地区虽以夔州为门户，其形势之重却归于重庆。三峡上下，两岸皆崇山峻岭，长江水道在这一带犹如一个细长的瓶颈，东出宜昌，西出重庆，地势才稍稍平坦，重庆便处在这个细长瓶颈的西端。在夔州与重庆之间，长江两岸的山脉大体与长江平行，这样，从四川经三峡东出，要想绕过重庆是很困难的。重庆一带众水汇集，北面的涪江、嘉陵江、渠江会合后，在重庆汇入长江，南面还有綦江、赤水河等发源于云贵高原的河流。在蜀道艰难的四川，江河运输是其最主要也是最便捷的交通方式，这样，重庆在川东地区实居枢纽地位。

从三峡入川，到重庆后，可分几个方向通往成都：循涪江北上，可至绵阳而出成都之北，历史上通常谓之内水，合州（今之合川）为其重要据点；从重庆溯长江、岷江而上，可出成都之南，历史上通常谓之外水，嘉定（今之乐山）为其重要据点；另由重庆西上，再由沱江北上而趋成都，历史上通常谓之中水，沪州为其重要据点。

东汉岑彭讨公孙述，在江州（重庆）兵分两路，遣臧宫行内水，自率主力行外水；刘备入成都，取道内水；东晋时，恒温平李势，取道外水；刘裕遣刘敬宣讨焦纵，刘敬宣先从外水进攻，不利，后刘裕再遣朱龄石攻焦纵，密赦朱龄石以疑兵从内水进攻，仍以主力从外水取成都，另遣臧熹从中水取广汉。

内、外水为重庆与成都之间的主要通道，内水涪江尤为重要。涪江中分益州，绵阳、合川分处其上、下游。绵阳即古涪城，居成都之北，入涪城即已夺成都之险。合川即古合州，三江汇集，“凭高据深，屹为险要”。蒙古蒙哥汗攻四川，即死此城之下。昔人保成都者，往往上戍涪城，下戍合州，以控涪水上下游。

川北门户则无如剑阁。四川与汉中之间的通道有二：金牛道和米仓道。金牛道最早为秦惠王伐蜀所开，其后，钟会攻蜀汉，西魏尉迟迥取梁益州，后唐郭崇韬伐蜀，北**后蜀，蒙古攻南宋，都曾由此进兵。金牛道北起陕西勉县，南至剑阁之大剑关口，中间越最高峰曰朝天岭。剑阁为其门户。

在剑阁县北二十五里有剑门山，亦曰大剑山，其东三十里有小剑山。两山相连，山势绝险，飞阁通衢，谓之剑阁。大小剑山延绵两百多里，峰峦联络，延亘如城，下有隘路，谓之剑门关。因其山峭壁中断，两崖相嵌，如门之辟，如剑之植，故名剑门。

用“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来形容剑门关之险绝无夸张。三国末，钟会率大军入汉中，南下阳平关，将趋剑阁；姜维从沓中疾速回兵退屯剑阁，列营守险，以拒钟会，钟会大军不能进。两晋时，巴氐人李特率关陇六郡流民就食巴蜀，李特见剑阁之险，感叹道：“刘禅有如此地，而面缚于人，岂非庸才耶！”后来李特之子李雄割据益州，建立成汉。南北朝时，南北双方争益州，剑门关是其咽喉。北魏正始二年（505年），北魏大将邢峦攻取南朝萧梁之汉中，并南入剑阁，梁军退保涪城。邢峦上表魏主，请求增兵，乘胜取蜀，表中称：“蜀之所恃，惟在剑阁，今既克南安，已夺其险，据彼界内，三分已一。瞻望涪、益，旦夕可图。今若不取，后图便难。……又剑阁天险，得而弃之，良可惜矣。”

梁承圣二年（553年），西魏大将尉迟迥率军攻益州，梁将杨乾运以剑阁降魏，尉迟迥遂入剑阁，占领益州。五代时，后唐军攻孟知祥于益州，前锋入剑门关，破剑州，但以大军不继，退保剑门，孟知祥闻讯，急遣军赴剑州屯守，后唐军再次来攻，败还，孟知祥遂割据益州。后周王景攻后蜀，蜀主敛兵聚粮于剑门、白帝，为守御之备，王景亦不能克。到北宋时，王全斌统兵伐后蜀，兵至益光（今昭化），蜀军扼剑阁以御之，宋军不能进。后有降卒向王全斌进言：“益光江东越大山数重，有狭径名来苏，蜀人于江西置栅守之，对岸有渡，路出剑门南二十里，至青疆店，与官道合，由此进兵，则剑阁之险不足恃也。”王全斌采其议，遣奇兵循此路迂回至剑门之南，夹攻剑门，才破剑门关。明初傅友德不攻剑阁而出阴平故道，亦属避实击虚，绕开剑阁之险。

在剑阁南北，又有绵阳和广元夹峙剑门险要。广元为历史上的利州。自汉中由阳平关故道入蜀，遇到的第一道防护即为利州。由利州可西趋剑阁，也可向南迂回阆中而出剑阁之后。以受敌次序而论，实以利州为首险。守利州可以同时屏护剑阁和阆中两个方向。

绵阳为历史上的涪城、绵州，为剑阁以南、成都以北的重要据点。自剑阁、阴平两路趋成都，都必经涪城；且涪城扼涪江上游，控守自内水趋成都之路。诸葛亮死后，蒋琬主持蜀汉军事。蜀汉延熙四年（241年），蒋琬请自汉中徙屯涪城，说：“涪水陆四通，惟亟是应，若东北有虞，赴之不难，请徙屯涪。”北魏邢峦、五代石敬塘攻蜀，前锋均已破剑门关，蜀军退守涪城，遂得以保蜀。邢峦在表请魏主增兵取蜀时说：“今王足前进，已逼涪城；脱得涪城，则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早晚耳。且臣之算意，正欲先图涪城，以渐而进；若克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断水陆之冲，彼无援军，孤城自守，何能复持久哉！”故守涪城，可以应接三路；涪城不守；则成都大势已去。

四川北面另有阴平道可通陇上。阴平道以地居岷山之东摩天岭之阴（北麓）而得名。由阴平（在今甘肃文县）而南，经龙安、江油至绵阳，可出成都之北。在阴平东南有桥跨白龙江上，即所谓阴平桥头。阴平道极险峻，平时惟樵猎可通。

蜀汉建兴七年（229年），诸葛亮北伐，平定阴平、武都，谓“全蜀之防，当在阴平”，因而置戍；后因“流马”小船发明，白龙江水运频繁，因而开发成为川、陇之间的一条通道。曹魏景元四年（263年），钟会、邓艾伐蜀时，屯田沓中的姜维闻讯提醒后主亟遣兵守护阴平桥头，后主却未在意。姜维迅速回军扼守剑阁，扼钟会大军于剑门之外。邓艾向司马昭请示从阴平道进兵：“今贼摧折，宜遂乘之，从阴平由邪径、经汉德阳亭，趣（趋）涪，出剑阁西百里，去成都三百余里。奇兵冲其腹心，剑阁之守必还赴涪，则（钟）会可方轨而进；剑阁之军不还，则应涪之兵寡矣。军志有之曰：’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司马昭从之。邓艾遂自阴平行无人之地七百里，出剑阁姜维军后，先登至江油，击破涪城、绵竹，进逼成都。刘禅震惊，自缚出降。

自邓艾以后，阴平遂成为取蜀之一捷径，据蜀者亦多注重对阴平道的防御。五代时，石敬塘攻两川，西川帅孟知祥一面遣军争剑阁，一面派军趋龙州（今龙安），扼守要害，以备阴平故道；石敬塘果然遣军欲从阴平道进兵，因西川兵有备，败还。后世明初傅友德伐蜀，扬言出金牛道，而潜引大军循邓艾阴平故道而趋成都。

这是川北的几条交通孔道。因四川重心在成都，由金牛道进出最为便捷，故金牛道为川北要冲，剑阁为其门户，为历代攻蜀、守蜀者所重视。阴平道则以地形偏僻险恶、易被忽视而更隐蔽，由此进袭成都往往能收出奇制胜之效。从米仓道南下巴中可趋重庆，南北对峙之际，由米仓道进军可威胁川中与东南之间的交通线。

这是四川东、北两个方向交通孔道及其攻守要点的大致情况。前人有言“成都之险，不在近郊，而在四境之外也”。据蜀者必东据江陵，北守汉中，四川之险才称稳固。据江陵可全据巫山之险，守汉中可全据大巴山之险。

相比较而言，汉中对于四川的意义又有过于江陵。汉中夹在关中和四川之间，汉中对四川拥有地理上的优势，而对关中则只是共享秦岭之险。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汉中的归属关系到南北均势能否维持。自汉中越秦岭北进较难，而越大巴山南进则相对容易。若汉中归北方，双方以大巴山为前沿，则地理上的优势在北方。故守汉中是守四川之上游。而江陵居四川之下游，自江陵入翟塘，须逆江流而上。历代攻蜀，从汉中入剑阁灭蜀者居多。所以前人有言“巴蜀之根本实在汉中。未有汉中不守而巴蜀可无患者也。故昔人谓东南之重在巴蜀，而巴蜀之重在汉中。”

北守汉中，东据江陵，这种态势不但守险稳固，以进取而言，亦较积极。据江陵可以东临荆楚，守汉中可以北窥秦陇，且藉汉水东下，还可呼应两路以出中原。历史上，以公孙述全盛时期和刘备跨有荆、益、汉中之时为历代据蜀者最好态势，而以荆邯对公孙述的建议和诸葛亮的隆中对为经营四川的最好策划。

眼下江陵虽不在周家之手，但汉中却是周家牢牢掌握之地，周家出汉中，经子午谷南下，周晔主力进逼剑阁，华骋的奇兵则往阴平关而去。

周家对蜀中的攻略，在全天下目光聚集在洛阳剧变，遭到北疆云家军和南方林曦平乱大军的南北夹击之时，周家地悍然出兵干涉冷家蜀中辖区，又再次吸引了天下人的目光。

----------最近的战略分析确实是多了些，而且不做作的讲，这确实是开始拖剧情了。因为编辑要我本月结束，但如果本月结束（31号）的话，剧情就只能写到天下几分，这样一来我就必须把字数控制住，阅读的平顺性肯定要打折扣。

现在正式公布一件事情，即本书将会在本月31号小结局。所谓小结局，就是说其实后续还没有写完，但就整体规划而言，也可以算是告一段落了。在这个时候结束，唯一的好处是，云铮依旧只是“少帅”，不违背《极品少帅》这个书名。而继续写下去的话，就有可能……

嗯，后续的情节，也许会在今后出续集吧。感谢各位一年来的关心，《少帅》一书写到这里，我虽然对其中很多地方也有不满，但有一点我还是满意的，即没有无故断更一日。

祝大家心想事成，万事如意。

卷五 千军万马避白袍 第59章 天府之战（二）

冷家跟西川叛军打了这么久，已然都有些筋疲力尽，周家精锐的关中军一到，自然锐不可当。剑阁、阴平关之冷家守军早已调去与西川叛军周旋，此时剑阁、阴平关天险防守极其薄弱，一旦被攻击，很快失陷。四川的大门，已经向周晔敞开。

四川据长江流域的上游，故历代经营天下者无不汲汲于四川的上游之势：以北方进取南方，取得四川便可顺流长驱，直下东南；以南方对抗北方，确保四川可以屏护上游，确保江南形势的完整。

在统一战争中，四川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四川地区在战国时期为巴、蜀之国。巴、蜀分据两川（川东、川西）。周慎靓王五年（公元前316年），秦惠王趁巴蜀两国相攻，遣司马错统兵伐蜀，击灭蜀国而并其地。史载“蜀既属秦，秦以益强，富厚，轻诸侯。”秦取巴蜀，不仅增强了其国力，且改变了对楚国的战略态势。巴蜀之地成了秦胁楚、攻楚的一个策源地。在秦与楚的外交斗争中，可一再看到诸如“一军下黔中”、或者“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之类的威胁。秦据汉中、巴蜀，大大削弱了楚国的地位。西汉初，刘邦被封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巴蜀之地为其统一战争提供了人力、物力支持。

如果说四川的战略意义在秦汉时期还是潜在的，那么，秦汉以后，随着南方地区经济的开发和社会政治力量的兴起，四川地区的战略意义开始突现出来。

三国后期，邓艾刚刚灭蜀，即上表建议经营蜀地为伐吴作准备：“今因平蜀之势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时也。留陇右兵二万人，蜀兵二万人，煮盐兴冶，为军农要用，并作舟船，豫备顺流之事，然后发使告以利害，吴必归化，可不征而定也。”邓艾虽死，但后有王濬在益州经营水师，图吴上游。西晋代曹魏后，羊祜上表陈伐吴方略：“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青、兖，并会袜陵。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后来西晋灭吴之战，基本上按照羊祜等人的建议展开。

自此之后，“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的局面一再启发着以北方图江南者的战略思路。前秦苻坚伐东晋之战的进军部署即与西晋灭吴之战如出一辙。前秦建元九年（373年），前秦已攻取梁、益二州；建元十四年（378年），作为伐晋之战的前奏，苻坚遣军攻打襄阳，并欲亲自出征，凉州刺史梁熙谏阻苻坚出征，并陈伐晋方略：“陛下必欲廓清江表，亦不过分命将帅，引关东之兵，南临淮泗；下梁益之卒，东出巴峡。”伐晋之战拉开序幕后，前秦除以苻融、慕容垂分别率军趋淮河和襄阳外，另以姚苌督益、梁二州诸军事，率蜀地之兵顺流而下；只是前秦战争准备不充分，以至淝水一败而全局崩溃，未能达到预期效果。

魏晋南北朝时期长达三、四百年的南北分裂以隋灭陈而告终结。隋统一天下，所因袭的成资可以追溯到西魏。早在西魏时，尉迟迥就统兵入川，占领南朝益州。隋开皇八年（588年）十月，隋灭陈之战拉开序幕。其进军部署亦与西晋灭吴之战颇似，也是从下游、荆襄、益州三个方面同时进攻：盖州方面，杨素率水军出永安（今四川奉节），顺流东下；荆州刺史刘仁恩出江陵，溯江西上，配合杨素夹击据守西陵峡口等上游各地之**；杨俊率水陆军出襄阳，进屯汉口，切断建康与上游的联系。杨素在永安，造“五牙”大舰，上起五层楼，高百余尺，容战士八百人。大举之日，杨素率水军东下，舳舮被江，旌甲耀日。杨素坐平乘大船，陈人叹为江神。杨素、杨俊将上游**悉数牵制在湖北境内。贺若弼、韩擒虎则率军在下游强渡长江，合围建康。陈后主陈叔宝被俘，陈亡。

蒙古攻南宋，每次都必攻四川。蒙古军南下，往往兵分三路，分别向江淮、荆襄、四川发起进攻。蒙古窝阔台汗时期，蒙古军三次攻入四川，并试图由重庆、万州、夔州东下，出荆襄之上；蒙哥汗时期，蒙哥汗采用降将郭宝玉所建议的大包围战略，欲以迂回南宋长江防线的后方，其进军云贵之战亦以攻略四川为前奏；蒙哥汗八年（1258年），蒙哥发军三路，倾国南下，蒙哥亲率蒙军主力入川，欲先攻占四川，然后东出夔门，与其它两路会师鄂州，再顺流直下，攻取临安。不过，战事因蒙哥汗在合州（今合川）的阵亡而出现转机，蒙哥汗阵亡后，蒙古军北撤。到忽必烈汗时，蒙古军将攻宋重点移至襄阳方向，但无论是攻襄阳期间还是后来东下临安期间，蒙古军都在四川发起牵制性作战，以破坏宋军上下游之势的维系。

历史上，几次南北对峙都以北方统一南方而终结。北方能统一南方，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对四川上游的经营。

南北对峙时，四川对于南方的意义有过于北方。诚如顾炎武所论：“蜀居天下之上游。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蜀为一国，而不合于中原，则犹可以安。孙吴之于汉、东晋之于李雄是也。蜀合于中原，而并天下之力，资上流之势以为我敌，则危。王濬自巴丘东下、刘整谋取蜀以窥宋是也。故守先蜀。若辑蜀之人，因其富，出兵秦、凤、泾、陇之间，以撼天下不难，故战先蜀。”

三国时期，魏、蜀、吴虽曰三足鼎立，但鼎立之势的形成，实赖孙刘两家结成联盟以共同维系长江上下游之势。孙权袭荆州后急于与刘备和好，诸葛亮主政后也设法修复孙、刘联盟，都是出于这种考虑。是后，蜀汉的北伐与孙吴的北伐东西呼应，从东西两个方向牵制和分散了曹魏的力量，二国北伐功虽不就，但对三国鼎立局面的维系无疑还是功不可没。待魏灭蜀，控制四川上游，吴只得增戍荆州，甚至一度迁都武昌（今鄂州），以应付上游“受敌二境”的不利形势。随着名将陆氏父子的谢世，孙吴上游的形势极其不利。如羊祜所言“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虽有智者不能为吴谋矣。”

东晋南朝时期，桓温和刘裕分别以平李势和焦纵而收复四川，使长江上游获得屏护。西晋末年，四川即为巴氐人李特所据，李氏所建成汉政权一直延续到东晋。晋永和元年（345年），桓温出任荆州刺史，江夏相袁乔建议恒温伐蜀：“今为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虽险固，比胡为弱，将欲除之，宜先其易者。蜀地富饶，户口繁庶，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国家之大利也。”桓温遂率军伐蜀，收复益州。

苻坚伐晋之战的前夕，前秦已攻占汉中、益州和襄阳，准备从益州、荆襄、江淮三路伐晋，东晋上游防线面临巨大压力；东晋负责上游防御的桓冲试图以反攻襄阳和益州来破坏前秦的攻势准备，但未获成功。淝水之战后，前秦瓦解，桓冲趁势收复益州。

东晋末年，益州又为焦纵所割据。刘裕先后遣刘敬宜、朱龄石两度统兵入川，才收复益州，保障了江南形势的完整。此后，南北双方在梁益一带互有攻伐，但得失不常。“侯景之乱”后，西魏宇文泰趁梁萧绎、萧纪兄弟内乱，认为“取益制梁，在兹一举。”遣军攻取梁朝益州及荆襄之地，南方遂渐趋不利，连维系偏安之局都岌岌可危。

南宋与金对峙，南宋主要依靠川陕－荆襄－江淮一线形成“常山蛇势”，以四川与陕西相表里，共同维系上游之势。四川既为东南上游屏障，又为甘陕前线的后盾。这种态势一直持续到了南宋与蒙古对峙的时期。蒙古窝阔台汗时期对四川的大举进攻曾使两川残破，南宋实赖名将余玠守蜀有方，才保住上游根本未被动摇。到了蒙哥汗时期，蒙哥意识到欲破南宋江防体系，必须从上游着手，遂亲自统兵攻四川，甚至不惜亲临合州钓鱼城下，指挥攻城，结果中炮石重伤身亡。蒙古军因大汗身亡而撤回北方，南宋才得以继续偏安江南。

四川若是为一个单独的割据政权所控制，东南的压力相对还要轻一些。但是，作为长江上游的四川与作为黄河上游的关中靠得如此紧密，而四川与东南相距遥远，中间又隔三峡险要，联系脆弱，以至四川地区出现的任何机会都很难不被北方所利用。南北朝时，北魏邢峦攻取梁州后，上表请略益州，说：“扬州、成都，相去万里，陆途既绝，惟资水路，水军西上，非周年不达。外无军援，一可图也。”即是看到了立足东南的政权在四川的不利形势。

因此，尽管四川居长江上游，对于东南意义重大，但在南北双方对四川的争夺中，以北方成功者居多。通常，北方在四川的成功便是南方覆亡的开始。这就是顾炎武所说的“昔之立国于南者，必先失蜀，而后危仆从之。”

卷五 千军万马避白袍 第60章 天府之战（三）

在分处中国四角的几个区域中，四川的地形最封闭，这使得四川比其它地域具有更大的独立性。治乱交替之际，四川总会产生割据政权。两汉之际，四川为公孙述建立的成家政权所割据；东汉末年，四川先是为刘焉、刘璋父子所割据，后又为刘备建立的蜀汉政权所割据；西晋末，四川又为李雄建立的成汉政权所割据；东晋末年，四川又为焦纵所割据；五代时，四川先是为王建建立的前蜀政权所割据，后又为孟知祥建立的后蜀政权所割据。即便今时今日，它也为冷家所占据。

没有一个分裂动荡的历史时期四川地区不产生独立的割据政权。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在那么多建立于四川的政权中，没有一个政权完成过统一天下的大业。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当有多方面的原因。

首先，当与一种跟险峻的四川盆地很难说没有关系的政治上的“盆地心态”有关。历代据蜀者大多在政治上安于偏安割据，不思进取。

在政治与地理因素之间的关系上，中国古代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在德不在险”　。广义地讲，德可代表一种政治上的积极进取，险可代表其可以凭恃的地理条件，“在德不在险”意味着：惟有政治上的积极进取可以保障其政治上的兴盛强大。四川天府之国，山川险固，物产丰富，“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这本是据蜀者可以凭恃的有利条件，但历代据蜀者几乎一无例外地未处理好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安于偏霸，安于割据，不思进取。

公孙述据蜀，惑于图谶，帝制自为，却“不能因隙立功，以会时变，方乃坐饰边幅，以高深自安。”天下未定，就大摆皇帝派头，“出入法驾，銮旗旄骑，陈置陛戟，然后辇出房闼。”他的同乡马援奉陇西魄嚣之命出使益州，探查情况，以决定归汉还是归蜀，公孙述也是大摆礼仪。马援当时即对其随行者说：“天下雌雄未定，公孙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饰边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于是归报魄嚣说：“子阳（公孙述字）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专意东方。”建议魄嚣归附刘秀。史载公孙述“又立其两子为王。群臣多谏，以为成败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遽王皇子，示无大志，伤战士心。述不听。惟公孙氏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

本来公孙述初起事时，“远方士庶归之者甚众”川外那些失败的豪杰也纷纷投奔公孙述，但公孙述的这种作派搞得他外则被群雄所孤立，内则为士庶所离心，所以刘秀在削平东方群雄之后，举兵临蜀，蜀便不能幸免于灭亡的命运。

在东汉末年的群雄中，刘备本以匡扶汉室为号召，与汉室的关系是他的政治资本。但他初定益、梁二州，便谋称汉中王，臣下相谏，不惜寻隙杀之，割据之心，隐然可见。刘备死后，诸葛亮主政，仍以北伐中原、兴复汉室为号召，力图摆脱偏霸局面；诸葛亮死后，姜维继承诸葛亮的遗志，北伐中原，但以刘禅之昏庸，姜维最后也只得屯田沓中以避祸。

公孙述和刘备在历代据蜀者中还算是较有作为的，志望尚且如此，更不必说其他人了。据蜀者若安于割据，不思进取，则瞿塘虽险，毕竟岑彭、刘光义、汤和曾入其门户，剑阁虽险，毕竟钟会、邓艾、邢峦、尉迟迥、郭崇韬、石敬塘、王全斌、傅友德曾突破其险要，至于李势、焦纵据蜀，东不过垫江，故桓温、刘敬宣、朱龄石攻蜀时，入川之路畅行无阻。顾祖禹对此总结道：“四川非坐守之地也。以四川而争衡天下，上之足以王，次之足以霸，恃其险而坐守之，则必至于亡”

其次，在四川的历史上，一直存在着本土势力与外来势力之间的矛盾。四川的割据政权大多为客籍集团所建。客籍集团作为一种外来势力，与四川本土势力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这种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四川内部的力量。

历史上，四川本土未能成长起强大的政治力量。这跟古代四川的民风也有一定的关系。据《汉书》地理志载，四川“民食稻鱼，亡（无）凶年忧，俗不愁苦，而轻易Ying佚，柔弱褊隘。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隋书》地理志也记述了古代四川的民风：“其人敏慧轻急，貌多蕞陋，颇慕文学，时有斐然，多溺于逸乐，少从宦之士，或至耆年白首，不离乡邑。人多工巧，绫绵雕镂之妙，殆侔于上国。贫家不务储蓄，富室专于趋利。其处家室，则女勤作业，而士多自闲，聚会宴饮，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其边野富人，多规固山泽，以财物雄役夷、獠？，故轻为奸藏，权倾州县。此亦其旧俗乎？”《汉书》和《隋书》地理志的记载至少可以代表东汉和唐朝时期对四川民风的一种总结性描述，从这些描述中似可一窥蜀人不乐仕、不热心政治的性格。

当然，蜀人不乐仕跟中原王朝政治上的抑制有关。宋人郭允蹈曾论及对蜀人的这种排抑政策：“自晋永和而元温始平李氏，讫梁承圣而蜀乃尽入于周，跨历四代，咸抚而有。虽苻坚之侵陷，焦纵之盗窃，声教暂阻而旋即讨平，其职贡于江东者年所居多，而蜀士未有光显者，岂果无人！当两汉之际，蜀人文章节义足以冠冕海内、柱石帝京，夫岂足用于两汉而无用于晋宋齐梁者，失在于不能招徕也。”除了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中原王朝尚能奖掖蜀人外（如西晋灭蜀之后为招徕吴人曾在一定程度上重用蜀人），中原王朝大多在政治上抑制蜀人。在南北对峙的形势下，东南政权为确保上游之势，对四川也是重在控制而轻于治理。

四川本土未能形成强大的政治力量，历代据蜀者中，除割据时间很短的焦纵是四川本地人外，其他据蜀者均系外地人。这是巴蜀政治史上的一个很独特的现象。据蜀者并非蜀人，这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一个与四川本地人之间的关系问题。

历史上，每逢动荡之际，四川周围即产生大量流民，涌入在当时相对比较安定的四川，寻找生存机会。流民数量往往很大，又多依其豪帅，结族而行，习于战乱，颠沛流离中，组成武装以自保，置身于异地他乡，内部也比较团结。这些流民往往就成为据蜀者的一项可以利用的资源。大量流民的涌入，又不可避免地会与四川本地人产生矛盾，如何处理这种矛盾遂成为摆在历代据蜀者面前的一个突出问题。

最早据蜀者为公孙述所建立的成家政权。公孙述本是关中扶风茂陵人，其主要追随者有延岑、田戎、吕鲔、荆邯等。延岑本是南阳人，最初起兵汉中，又拥兵关西，先附南郡秦丰，后归公孙述；田戎本是汝南人，最初起兵夷陵，也先附秦丰，后归公孙述；吕鲔本是众多的“关中豪杰”中的一位，像他这样的“关中豪杰”，“往往拥众以万数，莫知所属，多往归（公孙）述。”公孙述的重要谋士荆邯本是扶凤平陵人。川外士庶则是成家政权兵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史载荆邯建议公孙述出兵后，公孙述“欲悉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可知“山东客兵”为其兵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主客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公孙述的战略决策。公孙述本欲从荆邯之议，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但“蜀人及其弟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固争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数请兵立功，终疑不听。”公孙述空有“西帝”之名，而未能出川以争天下，虽有谋士规谏良策，却不能付诸实施，这种主客矛盾造成的擎制当是其原因的一个方面。

东汉末，四川为刘焉、刘璋父子所据。刘焉本是江夏竟陵人，在黄巾起义后的纷乱局面中，以九卿之尊出任益州刺史。刘焉入川时，适值南阳、三辅流民数万户流入益州，刘焉“悉收以为众，名曰‘东州兵’。”东州兵遂成为他在益州统治的基础。刘焉入川后，“欲威刑以自尊大，乃佗（托）以他事，杀（益州）州中豪强十余人。”于是，“士民皆怨。”刘焉统治期间，益州发生犍为太守任岐和校尉贾龙发动的叛乱。到了刘璋统治期间，情况更糟，“东州人侵暴为民患，不能禁制，”于是，“旧士颇有离怨。”此间又有中郎将赵韪“因人情不辑，乃阴结州中大姓，还共击璋，蜀郡、广汉、犍为皆反应。”这次叛乱波及颇大，东州人害怕被杀，于是同心协力，为刘璋死战，才击破叛军。诸葛亮在隆中对时所言“刘璋黯弱”，不能辑抚主客矛盾是其主要表现之一。

取代刘璋据蜀的是刘备。刘备本是河北涿郡人，其重要谋士诸葛亮乃山东瑯琊人，武将关羽、张飞为河东人，赵云为常山人，马超为凉州人。刘备入川之初，在缓和主客矛盾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注意吸纳益州士人参入到蜀汉政权中来。不过，这时候的益州士人，既包括益州本土士人，也有早先追随刘焉、刘璋父子入川的外籍士人。故蜀汉时期主客矛盾造成的消极影响较小，但也影响了诸葛亮的许多政策。

西晋末，四川又为李特所据。李特本巴氐人，东汉末迁于略阳北。齐万年在关中起义时，略阳、天水等六郡百姓数万家流离迁徙，就食汉中、巴蜀。李特为其豪帅。大量流民的涌入影响了四川当地人民的生活。晋廷处置流民的政策也不尽恰当，诏令召还蜀地的六郡流民。流民大恐，并伴随着大量的谣言。李特遂利用这种情势，并采取了一定的策略，将流民组织起来，在四川起兵。李特初起兵时，既得流民拥戴，又与蜀人约法三章，“施舍赈贷，礼贤拔滞，军政肃然，蜀民大悦。”蜀地诸坞堡亦附李特，六郡流民遂分散各坞堡以就食。西晋益州刺史罗尚则设法离间蜀人与流民的关系，密约诸坞堡共袭流民军，杀死了李特及其兄李辅等，李特兵势大挫。后来李特之子李雄等领导流民继续战斗，终于击破罗尚，据有益州。不久，蜀地名士范长生依附李雄，李雄以范长生为丞相，此事对蜀人与流民的关系影响甚大，此后，蜀人遂附李雄，李雄遂称帝于益州，国号大成。从大成政权建立的前前后后来看，蜀人的倾向对于其势力的兴衰有着很大的影响。

东晋末年的焦纵叛乱则是四川本土力量的一次显现，但这次叛乱本身就是四川本地势力与外来势力矛盾的产物。前秦统一北方时，一度占领益州，前秦瓦解后，东晋收复益州。桓玄叛乱失败后，桓氏残余势力在荆襄上游不断制造事端。桓振在荆州起兵时，益州刺史毛璩发蜀兵东下以攻桓振。蜀人不乐从征，益州参军、巴西人侯晖等遂谋作乱，强胁巴西人焦纵为主起兵反晋，杀毛璩全家，据益州称成都王。

关于此间蜀人与东晋之间的矛盾，从后来刘裕对伐蜀将领的选择上可以看出来。刘裕遣朱龄石伐蜀，毛璩之侄毛修之固请从行，刘裕考虑到蜀人与毛氏之间矛盾，担心毛修之入蜀后为了报仇而多所诛杀，遂不准；朱龄石平蜀后，对于缮后事务的处理亦颇合刘裕意图，很注意缓和蜀人与晋之间的矛盾，平焦纵之后，所戮只焦纵一祖之后。此事也足见在此之前蜀人与外来势力之间积怨之深。

五代时的前、后蜀和元末的夏政权也都是客籍集团所建。前蜀政权为王建所建，王建本许州舞阳人（河南），任利州（治所在今广元）刺史，以兼并西川帅陈敬宣而据蜀；后蜀政权为孟知祥所建，孟知祥本邢州人（河北），后唐灭前蜀后，孟知祥为四川节度使，后来孟知样兼并东川帅董璋而据蜀。

至于其三，四川建立的政权从未统一过天下，也跟四川本身的地理形势有关。四川的地形固然限制了外部势力的入侵，但也未尝不妨碍了自身向外面的扩展。

任何一种势力，在其积累阶段可凭借四角山川险固之地作为根据地，但要统一天下，则必须于完成积累阶段后进取中原，只有中原才是真正逐鹿问鼎的竞技场。四川只有两个主要的方向可通往外部。历代据蜀者大抵东守夔门，北据汉中。自夔门东出而达荆襄，荆襄与中原之间尚有大别山、桐柏山相隔；自汉中北出，越秦岭、陇山可达关陇，关陇与中原之间又有崤函之险相隔。这样，在四川与中原之间有着双重的限隔，每一重限隔都很险要，致使川中势力很难跻身到中原逐鹿的群雄之列。这是四川易于产生割据政权同时又没有一个政权统一过天下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在四川的历代割据者中，公孙述为其始作俑者，其手下谋士对于蜀地经营的策划也基本上成了后来据蜀者的一种模式。

王莽代汉自立，绿林、赤眉起兵反莽，各地豪杰亦纷纷起兵。时扶风茂陵人公孙述为导江卒正（王莽时多改地名官名，导江卒正即蜀郡太守），他也在蜀郡起兵，据有益州，自立为蜀王，都成都。部下李熊对公孙述说：“今山东饥馑，人庶相食；兵所屠灭，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实所生，无谷而饱；女工之业，覆衣天下；名材竹斡，器械之饶，不可胜用；又有鱼盐铜铁之利，浮水转漕之便。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捍关之口；地方数千里，战士不下百万。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所谓用天因地，成功之资。”建议公孙述称帝。公孙述遂自立为天子，并置文武百官，遣将军侯丹开白水关，北守汉中；将军任满从阆中下江州，东据捍关，于是尽有益州之地。

这期间，东方群雄混战正激烈，那些失败的豪杰纷纷归附公孙述。此前在汉中起兵的延岑、在夷陵起兵的田戎、在关中起兵的吕鲔都于此时投奔公孙述，公孙述皆予以重用。他遣李育与吕鲔出陈仓，欲以图关中，遣任满与田戎出江关，欲以取荆州，但都被东汉击还。此时，东汉已初步略定关中、荆州。

东汉建武七年，刘秀大致削平东方群雄，将图陇、蜀。这年，陇西隗嚣称臣于公孙述。公孙述部下荆邯见东方将平，建议公孙述说：“宜及天下之望未绝，豪杰尚可招诱，急以此时发国内精兵，令田戎据江陵，临江南之会，倚巫山之固，筑垒坚守，传檄吴、楚，长沙以南必随风而靡；令延岑出汉中，定三辅，天水、陇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内震摇，冀有大利。”公孙述同意荆邯的意见，“欲悉发北军屯士及山东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两道，与汉中诸将合兵并势。”但蜀人及其弟公孙光以为不宜空国千里之外决成败于一举，坚决反对，述遂停出兵之议。次年，隗嚣败亡，蜀中震恐。公孙述这才按荆邯的建议采取行动，遣魄嚣部将王元与领军环安引兵上陇，拒河池（今甘肃徽县西北），遣田戎、任满引兵下江关，田戎拔夷陵，进据荆门。但此时外部环境已很不利，汉军已经控制了关陇、荆州等地，因而蜀军的行动没有取得荆邯所预期的效果。

东汉建武十一年，刘秀遣岑彭率荆州诸军从东道由荆门西进；遣来歙率陇西诸军自陇西南下，两道钳击，会攻成都。东路岑彭军强攻荆门，经过苦战，攻拔荆门，并长驱入江关。田戎放弃三峡，退保江州（重庆）。北路汉军则因公孙述派刺客暗杀来歙而止。刘秀又陆续遣吴汉、刘尚率军增援岑彭。岑彭进至江州，留军一部围困江州，自引大军直指垫江（今合川），攻破平曲，收其米数十万石。公孙述遂重点防御东路汉军。岑彭留臧宫率军一部在垫江一带与蜀军相持，而自率主力溯长江、岷江而上，直逼成都；臧宫所部也击溃蜀军，进抵平阳（今绵竹），从北面直压成都。这时，公孙述又派刺客刺杀了岑彭。吴汉受命指挥作战。这年十一月，臧宫与吴汉会师于成都。城下一战，公孙述重伤身亡，蜀地遂平。

李熊对公孙述所建议的“北据汉中，杜褒、斜之险；东守巴郡，拒捍关之口；”是为公孙述起兵的第一阶段的事，即完成割据，这一点公孙述做到了；至于第二阶段，“见利则出兵而略地，无利则坚守而力农。东下汉水以窥秦地，南顺江流以震荆、扬。”则是要谋求向外扩张，出兵的时机是“见利”。设使公孙述能及早就北与隗嚣连衡，东面结好秦丰，那么趁东汉尚未在关中和荆州站稳足跟，必能略定此二地，突破割据一隅的偏霸局面而发展到争雄天下的阶段。但公孙述大举发兵向外攻略时，关中已被东汉冯异等略定，荆州已被岑彭等略定，秦岭、巫山之险已为双方所共，故公孙述所遣北上攻关中之军每为冯异等击还，东出攻荆州之军每为岑彭等击还。公孙述采用荆邯的建议充其量只能完成一种较好的防守态势。

由此可见，四川惟有在一个整体的大棋局中，才显示出其不可忽视的战略地位。若仅为一种单独的割据势力所有，那么，构成其割据基础的地理因素同时便也构成了限制其向外发展的一个消极因素。

此时周晔正是看明白此点，又深知如今蜀中危局，正是出兵霸占的好时机。一旦占据蜀中，则与关中的关河四塞连成一片，真正是进可攻退可守。

周晔大军一路攻克兴元、利州、巴州，尽占蜀北之地，而后两军会师南下进攻梓州。一旦梓州被克，则成都指日可待！

卷五 千军万马避白袍 第61章 云逸的左勾拳

冷兵器时代的冬天，并不适合战争。然而正是这个不适合战争的冬天，南征的北疆军却打出了一场质量极高的战争。

腊月初三，云逸率大军离开云铮的帅旗，一路东略，以短短十天时间，从孟津杀到济南，一天时间攻破济南，继而分兵略地，在区区半个月的时间内肃清山东境内两百人以上的伪朝正规军队，伪朝官员九成九就地选择投诚——因为云家代表的林曦是手持玉玺的天子。

于是，腊月二十七，云逸宣布山东已被全境占领。

但此时，他并不急于回事河南，与少帅云铮一起攻破虎牢关。因为少帅已经给他传来最新命令，让他领兵南下，攻略黄淮，至于虎牢关，已有林坚作为内应，指日可破。

从青龙教目前的情况来看，他们必定是打定了主意要跟北疆云家军南北对峙了。云铮岂能让这个想法获得成功？

整个东南的防御格局是一个以长江和淮河为依托的多层次的防御体系。

纵观历史，建立于东南的政权多以建康为政治重心。建康作为江南都会实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建康据险临江，交通便利，西通巴蜀、荆襄，东接三吴，北面两淮。巴蜀、荆襄足以屏护上游；三吴富裕，足以提供人力、物力支持；两淮地区为攻守进退之所，以攻以守，皆当以建康为根本。

建康本身“前据大江，南临重岭，凭高据深，形势独胜。”古代南京城周围山丘很多，如钟山、覆舟山、幕府山。孙吴最初建都于此，诸葛亮称“金陵，钟山龙蟠，石头虎踞，帝王之宅也。”晋室南迁，亦建都于此，其后，宋、齐、梁、陈频繁嬗代，但都不改旧辙；梁代经历“侯景之乱”后，改都江陵，但很快亡于西魏。五代十国中的南唐也建都于此；明统一全国后，也定都于此，后虽迁都北京，但金陵一直是作为陪都。在近代，南京还作过太平天国和中华民国的都城。

南方赖以对抗北方，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南方一些军事重镇的形成，都是以此为基础的。长江纵贯东西，延绵数千里，再加上其支流，将一片辽阔的地域联系起来。长江上通巴蜀、中经荆襄、东连吴越，上下游之间相互呼应，使整个南方地区的形势得以完整。另外，长江本身即发挥着阻挡北方铁骑冲击的天堑作用。魏文帝曹丕南征孙吴，兵至广陵，面对长江，不得不感叹：“魏虽有武骑千群，无所用之，未可图也。”次年，魏主再次大举伐吴，见江水波涛汹涌，又感叹道：“嗟呼！固天所以限南北也。”两次亲征，都只得引兵退还。苻坚伐晋，以为自己拥兵百万，“投鞭于江．足以断流”，但终不能越长江而灭晋。

淮河与长江相表里，发挥着双重的屏障作用。顾祖禹总结道：“自南北分疆，往往以长淮为大江之蔽。”又曰：“江南以江淮为险，而守江者莫如守淮。南得淮则足以拒北，北得淮则南不可复保矣。”如果说长江的防御是纯被动的，那么，淮河则兼有防守和主动进攻两层意义。南方对抗北方，以守而言，则守淮河可藉淮南的广大地区作为纵深；以攻而言，则出淮北可以进取中原。淮河支流多源于淮北，特别是泗水，稍经开凿，即能连通黄河，从而使南方的力量能远投到黄河流域；而单守长江，则一处被突破，便已入其心腹。历代保据江南者，对于淮河与长江的这种唇齿关系多有论及，守江必先守淮的议论亦随处可见。如南宋吕祉言“江淮之险，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自昔立国于南，则守江以为家户，备淮以为藩篱。”

故长江之守重在上下相维，淮河之守重在内外呼应。

南宋吕祉给宋廷上《东南防守利便》，特著“建康根本论”、“江流上下论”、“江淮表里论”三论，建议：立都建康以为兴王之基；屯兵江陵、襄阳、武昌、九江以固上下游之势；守江以治内，备淮以治外，表淮而里江，如此则中原可复。

山东和荆襄犹如东南的两翼，屏护着整个江淮防御体系。山东足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足以屏护江汉上游。前人曾言“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北据山东以固淮泗上游，西保荆襄以固长江上游，是为保据东南者的最好态势。

但眼下，青龙教既无江淮，又无江汉。反而云铮早已看出问题的关键，宁可不要云逸十万大军回援虎牢关，也要他立刻南下，夺取江淮。

伪朝现在的淮河防线是什么样子呢，大魏在淮河一线置列有一系列重镇，以扼淮河支流与淮河的交汇口。在淮西，主要是寿春（今寿县）和钟离（今凤阳），在淮东，主要是淮安和盱眙。

淮河上游支流主要有颖河和涡河。颖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颖口，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涡口。寿春正对颖口，挡颖河、淮河方向的来敌；钟离正对涡口，挡涡河之冲。南北对峙之际，钟离与寿春俱为淮西重镇。

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有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入淮之口曰泗口，或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交通要道，山阳和盱眙即在其附近，控制着泗水方向的来路。在这一方向，若取更积极的态势，还可经营彭城（今徐州）以图北方。

寿春即今之寿县。淮河主要支流颖河在其附近汇入淮河。颖河为中原与江淮之间的一条重要交通线，颖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颖口。寿春正对颖口。自颖河或淮河上游而来之敌，必经寿春。顾祖禹称寿春“控扼淮颖，襟带江沱，为西北之要枢，东南之屏蔽。”另外，寿春一带，为黄淮平原的一部分，土壤肥沃，灌溉便利，宜于屯耕。故其地利足以为战守之资。

战国末，楚失鄢郢之地后，东徙淮南，一度以寿春为都。西汉时，寿春为淮南王国都。淮南国地大力强，值汉廷削藩之余，怯不自安，遂谋起兵。伍被建议：“略衡山以击庐江，有寻阳之船，守下雉之城，结九江之浦，绝豫章之口，强弩临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东保会稽，南通劲越，崛强江淮间，可以延岁月之寿。”

东汉末，袁术据寿春，帝制自为。曹魏正始四年（243年），邓艾行巡淮河南北，行视陈、项以东，至寿春，上表建策，建议：“令淮北屯二万人，淮南屯三万人，什二分休，常有四万人，且田且守，岁丰常收，三倍于许。如此，计除众费，岁完五百万斛，以为军资；六七年间，可积三千万斛于淮上，此则十万之众五年食也。以此乘吴，无往而不克矣。”主政的司马懿采行其策，在淮河南北大兴屯田，广开河渠，以增灌溉、通漕运，自是以后，每东南有事，大军泛船达于江淮，资食有储，而无水害，为以后西晋灭吴打下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双方对峙于江淮之间，寿春挡南北之冲，为南北双方争夺的急所。司马睿初定江东，应詹即建议说：“寿春，一方之会，去此不远，宜选都督有文武经略者，远以振河洛之形势，近以为徐豫之藩镇。绥集流散，使人有攸依，专委农功，令事有所局。”　东晋立足江东，但仍以收复中原为号召，故经营寿春，以守而言，可为淮西重镇，以进取而言，可与中原形势相呼应，且两淮间为流民所集，招集安抚，意义亦大。晋太和四年（369年），豫州刺史袁真据寿春降前燕，前燕、前秦同时出兵救援，晋大司马桓温率军击破前秦援兵，攻破寿春，收复寿春。时参军伏滔随恒温至寿阳，以淮南屡叛，遂著《正淮论》言寿春之重要曰：“彼寿阳者，南引荆汝之利，东连三吴之富；北接梁宋，平途不过七百；西援陈许，水陆不出千里；外有江湖之阻，内有淮淝之固。龙泉之陂，良田万顷，舒、六之贡，利尽蛮越。”苻坚伐晋，前锋已拔寿阳，但就在寿阳附近的淝水，谢玄所率晋军击破前秦军队，收复寿阳，前秦经此一败，顿成崩溃之势。东晋末，刘裕“欲开拓河南，绥定豫土，割扬州大江以西、大雷以北悉属豫州。”侨立豫州，治寿阳，作为北伐中原的一个前进基地。王镇恶、檀道济趋许洛之师即由此出发。刘宋时期，无论是北伐还是北伐失败后收拾残局，寿阳都显示出了它作为淮西一方重镇的地位。萧道成代宋自立，北魏即发兵来攻，寿阳是其主攻方向之一。萧道成以垣崇祖为豫州刺史，镇寿阳，他对垣崇祖说：“吾新得天下，索虏必以纳刘昶为辞，侵犯边鄙。寿春当虏之冲，非卿无以制此虏也”萧齐末年，豫州刺史裴叔业以寿春降北魏，北魏发兵接应，寿阳并淮南之地遂入于北魏。梁趁北魏内乱，收复寿阳及淮南之地，“侯景之乱”时，东、西魏趁利南进，寿阳及淮南之地又入于东魏。陈太建五年（573年），吴明彻北伐，收复寿阳，陈主为之下诏曰：“寿春者，古之都会，襟带淮、汝，控引河、洛，得之者安，是称要害。”吴明彻兵败后，寿阳连同整个淮南又被北周攻占，陈人不得不凭江而守，形势极其不利。

五代时，后周世宗征南唐，攻寿州近三年而不能克。后来南唐寿州守将以望断援绝而降。寿州一降，江北诸州次第风靡。宋金对峙时，金兵南下江淮，寿州每为极冲。吕祉言：“淮西，建康之屏蔽，寿春又淮西之本源也。寿春失，则出合肥、据历阳，建康不得安枕矣。”

涡河为中原与江淮间的又一条重要交通线。涡河与淮河的交汇口曰涡口。凤阳正对涡口，挡涡河之冲。南北对峙之际，凤阳与寿春俱为淮西重镇。凤阳在南北朝时为钟离郡。南朝刘宋失淮北诸州之后，只得凭淮河而守，钟离正档自许洛方向南下之冲，北魏每次南下，钟离都是其主攻方向之一。梁末，钟离与寿春俱入于东魏。

在这个时代未曾出现的宋金对峙时期，金人立刘豫于中原，欲以华制华。宋绍兴六年（1136年），刘豫侵淮西，朝议欲弃淮保江。枢密使张浚力反之，说：“淮南诸屯，所以屏蔽大江；使贼得淮南，因粮就运，以为家计，则长江之险与敌共有，江南未可保也。淮东宜于盱眙屯驻，以扼清河上流；淮西宜于濠、寿屯驻，以扼涡、颖运道。”　濠州即凤阳。濠、寿二州分别控扼涡、颖二口，为扼守淮河的关键。绍兴十一年（1141年），张浚、刘琦、杨沂中三大将之兵败于濠州，宋廷遂决计议和。

淮河下游主要支流有泗水，泗水亦曰清河。古代泗水自山东南流，经兖州、济宁、徐州、宿迁，在淮安附近汇入淮河。淮河下游河道变迁很大，特别是黄河改道，夺汴、泗等河而入海，故今之泗水、淮河已非当年旧貌。泗水入淮之口曰泗口，亦曰清口、淮口。淮泗水路自古为南北交通要道，西晋王濬攻吴，杜预曾写信鼓励他直捣建康以灭吴，然后，“自江入淮，逾于泗汴，溯河而上，振旅还都，亦旷世一事也。”根据杜预书信中所提示的线路，王濬水师可由建业？直驶洛阳，可知汴、泗二水藉淮河而连通黄河、长江两大水系应该是比较早的事；桓温、刘裕北伐，都曾开通泗水水道；隋炀帝开大运河，也利用了汴、泗二水。

淮河下游重镇主要有淮安、盱眙，扼守淮泗水路。淮安在东晋南朝时为山阳郡，隋唐及宋代时为楚州，元明清时称淮安。曹魏黄初年间，魏主曹丕亲率水军循蔡、颖、涡等水入淮而至广陵，舟师即由淮安而南。东晋南朝均以淮安为重镇，祖约、刘隗、荀羡等将先后镇守其地。东晋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大将彭超建议苻坚说：“愿更遣重将攻淮南诸城，为棋劫之势，东西并运，丹阳不足平也。”苻坚从之，遂发兵攻淮阳、盱眙。

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败后，山阳太守萧僧珍悉敛百姓入城，筑堤蓄陂水，欲待魏兵至时，决堤灌之。魏军经过山阳，未敢攻城。刘宋泰始年间失淮北诸州，北魏将山阳、彭城一带经营成南逼江淮的一个基地，南朝再谋北进，形势已很不利。陈代吴明彻北伐围攻彭城时，周将王轨轻兵南进，袭据清口，切断了**归路，明彻遂败。宋室南迁，倚江淮以屏蔽东南，山阳的地位再次重要起来。吴表臣曰：“山阳控扼之地，失之则无以屏蔽淮东。”徐宗偃亦曰：“山阳南北必争之地也，我得之，可以进取山东；敌若得之，淮南不能以朝夕固也。”大运河道经淮安，故元、明两代均设重臣、置屯军以经略之。元末农民起义时，元将董搏霄守泗州，曾建议元廷增戍淮安：“淮安为南北噤喉，江淮要冲之地，其地一失，两淮皆未易复也。则救援淮安，诚为急务。”

盱眙为淮东一方重镇。盱眙在秦末一度是楚怀王的都城。东晋时，羌人姚襄在淮南击破殷浩之军，进屯盱眙，晋廷不能制。东晋太元三年（378年），前秦将领俱难等攻陷盱眙，直到淝水之战后，东晋才收复盱眙；义熙年间，晋廷置盱眙为郡，刘宋时因之。刘宋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北伐失败时，盱眙太守沈璞以盱眙地处冲要，乃缮城浚隍，积材谷，储矢石，为城守之备；北魏南进时，淮河一带郡县守宰多弃城逃走，沈璞坚守盱眙；辅国将军臧质军溃后，亦率余部入盱眙，二人合力坚守盱眙，魏主拓跋焘自瓜步北撤途中，亲自指挥强攻盱眙三十余日而未能破城，只得烧攻城器具而走，显示出盱眙在淮东地区确为一方重镇。北魏退去后不久，刘义隆即以其弟刘义恭为南兖州刺史、骠骑将军，都督十三州诸军事，移镇盱眙，以重振江淮地区残破的防御体系。次年，刘宋撒南兖州并入南徐州，另置淮南都督，驻盱眙，开创屯田，应接远近。

彭城为淮北根本。彭城附近众水汇集。泗水从彭城附近流过。泗水向西北上溯，开巨野泽可入黄河，南流途中又汇纳汴水、雎？水等河流。隋以前，汴水在彭城附近汇入泗水。刘裕灭后秦之后南归，舟师自渭入河，又开汴渠，自河入汴，遂归彭城。雎？水则在邳州（今邳县）附近汇入泗水，雎？水入泗水之口曰雎？清口。沈攸之攻彭城不利，即败于雎？清口。

彭城可说是四战之地，为历代兵家所必争。彭城在楚汉之际曾为西楚霸王项羽之都。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之际，徐州乃纷争之地，陶谦、刘备、吕布、曹操都曾力争徐州。孙权一度也想攻取徐州，但吕蒙以徐州“地势陆通，骁骑所骋”，且地近许洛，虽攻取之，日后曹操也必全力来争，不如袭取荆州，全据长江。

南北对峙形势下彭城的地位更加重要。在江淮防线的几个层次中，长江翼蔽江南，淮南翼蔽长江，淮北翼蔽淮南。而在淮北地区，实以彭城为其根本。彭城地近中原，又介南北之间，水陆交通便利，可为战守之资。苏轼论彭城地位曰：“徐州为南北襟要，京东诸郡邑安危所寄也。其地三面被山，独其西平川数百里，西走梁宋，使楚人开关延敌，真若从屋上建瓴水也。”

东晋隆安三年（399年），北魏灭后燕，后燕慕容德率余部南走，谋先据一方，作为根据地，部下张华建议攻取彭城，尚书潘聪则力陈彭城乃晋之重镇，争之不易，他说：“彭城土广人稀，平夷无险，且晋之旧镇，未易可取，又密迩江淮，夏秋多水，乘舟而战者，吴人之所长，我之所短也。不如取广固而据之。”

潘聪是看到了彭城对于东晋的意义，才得出“未易可取”的结论。刘裕和刘义隆都曾以彭城作为北伐的基地。刘裕北伐后秦，即以彭城为其前进基地；刘裕以北伐之功先后进爵宋公、宋王，彭城是其封地的都城。刘宋元嘉北伐，彭城也是作为北伐的前进基地。元嘉七年北伐时，长沙王刘义欣出镇彭城，为众军声援；元嘉二十七年北伐前夕，王玄谟为彭城太守，进策经略中原，上表曰：“彭城要兼水陆，请以皇子抚临州事。”刘义隆遂以第三子刘骏为徐州刺史，镇彭城，为北伐作准备。在这次北伐失败后，刘骏与江夏王刘义恭坚守彭城，北魏南下，未敢轻攻彭城。

刘宋泰始年间的内乱中，宋明帝缮后不当，致使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刘宋试图夺回彭城而未遂。此后，北魏积极经营彭城，作为南逼江淮的一个基地。北魏初据彭城，主将尉元上表请经营彭城：“彭城贼之要蕃，不有积粟强守，不可以固，若储粮广戍，虽刘彧师徒悉动，不敢窥觎淮北之地，此自然之势也。”

北魏太和四年，北魏徐州刺史薛虎子上表：“国家欲取江东，先须积谷彭城。切惟在镇之兵，不减数万，资粮之绢，人十二匹，用度无准，未及代下，不免饥寒，公私损费。今徐州良田十万余顷，水陆肥沃，清、汴通流，足以灌溉，若以兵绢市牛，可得万头，兴置屯田，一岁之中，且给官食。半兵芸殖，余兵屯戍，且耕且守，不妨捍边。一年之收，过于十倍之绢，暂时之耕，足充数载之食，于后兵资皆贮公库，五稔之后，谷帛俱溢，非止戍卒丰饱，亦有吞敌之势。”到陈代时，吴明彻趁北周与北齐相争之机北伐，收复淮南，并试图进争淮北，收复彭城，但他在围攻彭城时，兵败被擒。南朝经略淮北的最后一次机会也失去了。

唐代藩镇割据时，淄青节度使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桥（今安徽宿县北符离集）、涡口，一时南北漕运之路断绝，江淮进奉船千余艘泊涡口不敢进。李泌建议唐德宗说：“江淮漕运，以甬桥为咽喉，若失徐州，是失江淮也。国用何从而至！宜急建重镇于徐州，使运路常通，则江淮安也。”

邳州（今邳县）可谓对徐州地位的一种补充。邳州也在淮泗水运线上，北近齐鲁，南蔽江淮，为南北水陆交通的一大要冲。从淮安自泗口入泗水，逆泗水而上，至邳州，自邳州向西北沿泗水上行可至彭城而趋中原；自邳州向东北，正对沂水河谷，可趋山东。邳州与淮安俱为淮北与淮南的重要衔接点。南方争淮北、北方争淮南，都必争邳州。刘裕北伐南燕，舟师自淮入泗，至下邳（今邳县）后，留船舰步行而进；灭南燕后，又欲“留镇下邳，经营司、雍”；卢循东下建康，刘裕还师，兵至下邳，以船载辎重，自率精锐步骑归建康。刘宋泰始年间，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降北魏。北魏尉元经营彭城，曾上表请经略下邳、淮阳等地以挫宋军：“若宋人向彭城，必由清泗过宿预，历下邳；趋青州，路亦由下邳入沂水，经东安，此数者皆宋人用师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预、镇淮阳、戍东安，则青、冀诸镇可不攻自克。”沈攸之沿泗水北进，试图收复彭城，在下邳附近的清雎？口被北魏击败，淮北诸州遂不可复问。陈趁北方内乱遣吴明彻北伐，下邳一带又成为争夺的要点。五代初，淮南割据，抗衡中原，邳、徐一带控淮泗之路，为南北争夺的要点。朱温以争邳、徐而阻杨行密，后周则以取邳、徐而逼南唐。

这是东南地区江淮防御体系的大致情况。大体说来，可以分为几个层次：长江一线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线上有京口、广陵、姑孰、历阳等重镇，守护江南；长江至淮河之间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区域内有寿阳、钟离、山阳、盱眙等重镇，守护淮南；淮河至黄河之间又可作为一个层次，在这一区域内有彭城、邳州等军事重镇，守护淮北。

这几个层次基本上显示出了南北双方随着势力消长而表现出的攻守形势。南方强盛时，可以前出淮河以北，进取中原；南方衰弱时，则往往退守长江，消极防守；南北双方势均力敌时，则往往以淮河一线为对抗的前沿。

云铮现在需要的，就是确立北方对南方的绝对优势，要一举将青龙教的势力赶回江南，等北疆军占领中原之后，挟中原河北之力，再拿下江汉，然后方才容易平定江南。

于是刚刚拿下山东的云逸，立刻点起大军，以一记神速的左勾拳南征而去了。

卷五 千军万马避白袍 第62章 大魏土崩（本书终）

治则合，乱则分。历史治乱更替，天下大势也随之分合变迁。

自万昌朝进行变法开始算起，仅仅一年时间，天下便已大乱，由治入乱的速度如此之快，历史上前所未有，甚至比当年秦国还要崩塌得快。但大魏崩塌之后的结果，却与秦国不同。

见过林坚之后的云铮终于在两日之后接受了林坚的投诚，轻易得到了洛阳最后的天险虎牢关。其后以林坚麾下主力为两翼，分夺洛阳周边各要隘，亲率主力大军进军洛阳。

云逸大军自山东南下黄淮，顺利攻占整个苏北。洛阳外围天险虎牢关失守、皇叔祖林坚投诚靖安帝林曦的消息传到皖北，皖北的伪朝中央军立即向分兵前来的云逸投降。

至此，云家的北疆军占领整个中原、山东和黄淮平原，以长江为界，与青龙教隔江相对。

关中周光帅的大军则一路势如破竹，击败早已筋疲力尽的冷家和西川叛军，与林晟率领的龙翔卫和冷家残存的军队决战成都。冷家战败之后，竟然毫无骨气地投降周晔，此事实让天下哗然。周家从此独占关中、蜀中，称霸华西。

云铮攻破洛阳之日，伪帝林旭**与太和殿。太和殿这座象征皇权的金銮殿，数月间两度被焚，大魏末日气象显露无疑。

得到中原的云铮遂亲率大军南下，与林曦合围击溃张剑渊的乱军，而后便留下部分军队继续清剿叛军，自己却带着林曦回到洛阳正式登基。

只是，回到洛阳的林曦悲哀的发现，此时的洛阳，再不是林家的洛阳了。至于他这个皇帝，也早没了号令天下的能力。

其实历史治乱分合的演变有其自身的逻辑，地理环境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统—首先必须以社会政治方面的凝聚力、向心力为基础，其次才是地理上的经营措置；分裂也首先是社会政治方面出现离心力，然后地理上的离心力才显现出来。

若单从地理因素来看，中国的地理环境的特点是整体的统一性和局部的独立性并存，既存在有利于统一的因素，也存在着离心的因素。

中国现有版图所包括的这片地域基本上是中国历史展开的舞台。由于地形地势的缘故，这片地域的东、南二面都是浩瀚的海洋，西南、西北都是险峻的山脉，北面是大漠。地理环境相对封闭，相对独立，自成一统。秦和西汉相继建立起了大一统的帝国，并为确保帝国的安全而进行了积极的拓边，帝国的疆域基本上达于这片地域的天然极限。统一的观念随着统一帝国的建立而逐渐深入人心，并成为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即使是在天下纷乱之际，逐鹿的群雄也大多怀着重新统一天下的抱负。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中，统一的大局基本上得以维系，这种跟中国地理环境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广泛深入人心的统一的观念乃是一个最基本的因素。

另一方面，中国的版图如此辽阔，境内的山河分布纵横交错，又形成了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小区域，各地域之间地理环境、生产生活方式、民族、文化、社会风俗等诸方面的差异很大，要实现真正的统一，必须对上述各方面进行一种深度的整合，否则，上述诸方面的差异在一定的条件下便可能表现为潜在的离心力，在特定的情况下就有可能被诱发出来。

在中国版图内的各区域之间，既存在促进彼此联系的有利条件，也有将彼此相对隔绝的天然屏障。如长江和黄河这样的大江大河，在东、西部之间就是一种联系的重要纽带，在南、北方之间却是一种天然的限隔。像太行山、秦岭、大别山等大的山脉，在古代的交通条件下，的确就是一种天然的限隔；但这些山脉的断层地带或河流穿切而形成的河谷低地却又提供了可供穿行的交通孔道。

至于地理因素究竟是发挥出促进联系的积极作用，还是发挥出离心的消极作用，则视当时社会、政治的整合程度和中央政权经营措置上的得当与否而定。

当一个王朝强盛的时候，它的统治者往往能够以一种王者包容天下的宽广胸怀，推行比较积极的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和文化政策，而且，所推行的政策也往往能收到比较积极的效果，从而将中国地理中有利于统一的积极因素发挥出来，将潜在的离心力降至最低，使其并不发挥实际的消极作用，统一的局面因此得以维系。

而王朝衰弱，往往积弊太深。它往往会在潜移默化中积累下许多的矛盾和问题。在积弊中酝酿着广泛的矛盾，在积弊中滋长着各方面的离心力。随着社会上广泛的矛盾和离心力的滋长，地理上的离心力也开始显现出来。这种离心力增长到一定程度，就可能破坏统一，形成分裂的局面。

在治与乱的更迭、统一与分裂的交替过程中，地理因素是在社会、政治等其它更为根本性的因素起作用的前提之下才发挥出来的。

治乱更替，统一和分裂也随着交替变迁。王朝衰弱，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通常普遍而且广泛；当其积弊难返之时，矛盾和问题往往就集中在某几个主要的尖锐的问题上。这时候，稍有契机，矛盾便迅速地激化，而形成燎原之势。这种契机在历史上通常表现为周期性出现的严重的自然灾害、穷兵黩武不能自拔的对外战争、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等等。一旦出现这种局面，统治秩序便随之迅速崩溃，统一的局面也迅速解体，而出现群雄逐鹿的局面。

在旧的统治秩序和统一局面解体之后，历史常常藉分裂和动荡而酝酿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中国历史上经历了三次比较长时期的分裂。三次长时期的分裂是春秋战国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五代十国及宋夏辽金先后并存的时期。在这三次长时期的分裂之后，分别完成了三次大一统的局面。这三次大一统分别为秦汉、隋唐、元明清。在每次大一统期间，又都经历过短暂的震荡。从秦到西汉、从西汉到东汉、从隋到唐及元、明、清的嬗代，改朝换代的过程都经历过短暂的震荡。每一次大分裂之后的统一都比以前的统—更深刻、更广泛，社会的整合程度也更高。

旧的统治秩序解体通常是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社会矛盾激化，社会离心力滋长，统一的中央集权遭到削弱，各地域的独立性突出出来，地理上的离心力也开始显现山来，从而使天下呈现出分裂的局面。

要重建新的统治秩序，重建新的统一局面，就必须先整合各种社会矛盾，消弭各种政治上的离心力，才有可能消除地理上的离心力，结束分裂，重建统一。只要社会上广泛的矛盾和问题依然存在，政治上的离心力并未消除，地理上的离心力就会继续存在，统一局面的重建便很困难。

王夫之曾论及王朝衰亡的两种形式：一种是土崩，一种是瓦解。他说：“土崩、瓦解，其亡也均，而势以异。瓦解者，无以施其补葺，而坐视其尽；土崩者，或欲支之而不能也。秦非土崩也，一夫呼而天下蜂起，不数年而社稷夷、宗枝斩，亡不以渐，盖瓦解也。栋本不固，榱本不安，东西南北分裂以坠，俄顷分溃而更无余瓦，天下视其亡而无有为之救者；盖当其瓦合之时，已无有相浃而相维之势矣。隋、元亦犹是也。周之日削，而三川之地始入于秦；汉之屡危，而后受篡于魏；唐之京师三陷，天子四出，而后见夺于梁；宋之一汴、二杭、三闽、四广，而后终沉于海。此则土崩也。或支庶犹起于遐方，或孤臣犹守其邱陇，城陷而野有可避之宁宇，社移而下有逃禄之遗忠；盖所以立固结之基者虽极深厚，而啮蚀亦历日月而深，无可如何也。土崩者，必数百年而继以瓦解，瓦解已尽而天下始宁。”

王夫之描述了两种王朝衰亡形式所表现出的特征。大体说来，瓦解意味着全面的混乱和无序，持续的时间通常比较短，重建新的统治秩序通常也比较快；土崩则意味着在整体的秩序崩溃之后尚有局部的秩序保存，其衰亡往往要持续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新的统治秩序和新的统一局面的重建也往往要经历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秦、新、隋和元的灭亡便属于瓦解，东汉、西晋、唐和宋的衰亡则属于土崩。

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两种不同的形式，原因当然是复杂的。

一般说来，那种**程度比较高的朝代在统治秩序解体之后，容易出现瓦解的局面。这种朝代高度**的统治往往制造了一个权力结构单一的社会，在最高统治层与最下层民众之间，缺少与皇权分享权力的中间势力。其暴虐的统治遂在最高统治层与最下层民众之间造成了最直接的矛盾。徐乐在上汉武帝书中说：“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乱而政不修。”说的实际上就是这种最高层与最下层之间最直接的矛盾。因为缺少与皇权分享利益的社会阶层，也就缺少可以缓冲和分散矛盾的中间力量，一旦它的统治因某种原因而削弱，稍有导火线，即可导致矛盾的普遍爆发，结果其皇权遭到的是普遍的反对。所以，它在整体的秩序解体之后，连局部的秩序也没法维持，因而出现王夫之称之为瓦解的那种普遍的动荡和混乱。

秦、新、隋和元在这方面比较典型。这些朝代大多统治暴虐，高度**，横征暴敛，轻用民力。这样的王朝在皇权削弱后，逐鹿的群雄往往大大小小数以十计。但在经历了时间并不长的一段动荡和混乱后，大多灰飞烟灭，天下重归一统。

而那种**程度不高、或是其**因某种原因受到削弱的王朝，在其统治秩序解体之后，容易出现土崩的局面。这种朝代的统治秩序中存在与皇权分享权力的中间势力，这种中间势力既是削弱皇权的力量，也是维系皇权的力量。在皇权受到挑战时，这种中间势力可以起到缓冲和分散矛盾的作用。这样的朝代，即令整体的秩序解体了，但那些中间势力尚可维持或建立局部的秩序。这种势力作为政治上的离心力，若与地理上的离心力结合起来，往往导致分裂割据的局面。

东汉、西晋和唐的衰亡就属于这种情况。东汉的皇权本已受到宦官和外戚的削弱，在经历黄巾大起义的冲击之后，权移州牧、刺史。后来割据四方的军阀大多便是这些州牧、刺史。东汉末年的军阀割据最终演变成了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

西晋惩曹魏之亡而重用宗室，重行分封制。“八王之乱”中，导致西晋衰乱的是这些宗室藩王，“永嘉之乱”中，负责维持地方秩序的也是这些藩王，重建司马氏社稷、保有江南半壁江山的司马睿也是藩王出身。在西晋的统一“土崩”之后，出现的是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长期对峙的局面。

唐经“安史之乱”后，权移藩镇，渐渐演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导致唐室衰弱的是这些藩镇，最终取唐而代之的是藩镇；但在唐最终灭亡之前，负责维持地方秩序、使唐的统治在“安史之乱”后衰而不亡又得以维系了百余年的也是这些藩镇。唐亡之后，五代十国的建立者们实际上也是这种势力的演变。

作为王朝衰亡的两种形式，瓦解是全面的混乱和无序，无迹可寻；而土崩尚存局部的秩序，有迹可寻。

大魏，便是亡于土崩。

如今之大魏早已名存实亡。

华北、中原、黄淮和江汉皆被云家掌控，此天下第一大势力。

关中、蜀中为周家把持，此天下第二大势力。

东南的苏南、皖南、浙江、福建、江西为青龙教占据，此天下第三大势力。

唯一安宁未变的，唯有江家两广，而江家却趁机占据了云家没有来得及占领的湖南。此为天下第四大势力。

四分天下，至此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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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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