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日子》》 · 倪萍 · 2026-07-25
《日子》
作者：倪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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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几个月的时间，除了必须的工作，剩余的生命都溶进了这本书里，每天
日出而写，日落而止，太阳和我一起翻晒着那颗沉寂多年的心灵。坐在书房
里的所思所想远比手下写出的字字句句多多了，常常是不自觉地停下笔来，
空坐半天，任往事纵情流淌。转眼间，许多记忆已成从前，昨天的生活也为
我的过去画上了一个逗号，带我走进了更深层的思考与探寻，生活使我顿悟，
生命不曾圆满。
书中的有些篇章是这些年工作之余断断续续写下来的。这次把它们集结
在一起，是想和观众坦诚地做一次话筒之外的交流。
如今这本书写完了，心却并没有像想象得那么轻松，这或许就是人生的
真谛，追求永远没有尽头，除非生命终止。
静下心来写书，使我有机会思索了许多书以外的东西，我并没有刻意计
划写什么，不写什么，我是随心所欲，有感而发。但是，回过头来再看文稿
的时候，却发现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那些日子，最难忘的那些人、那些事都跃
然纸上了。这些年，他们深埋在我心里，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失而减弱他们
的色彩，也没有因为磨难而改变我的人生观，我在灵魂里养育着做人的正直、
善良、热情，我始终要求自己保持一双明亮的眼睛。
其实，我对自己并不满意，总觉得我应该比现在做得好。知名度是源于
职业，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不能算是成功者，只能说我是幸运者。人性的
许多弱点依然在困扰着我，我不断地修正着自己，却也在不断地犯着错误，
摔着跟头，我想大概到老了也会这样..
书名用了《日子》，表达了我的生活态度，我渴望生命不愧对这两个字。
我喜欢老百姓的日子：高高兴兴上班来，平平安安回家去。
成长是生命的唯一证明。书中好几个章节都写了童年的生活，也许太遥
远了，写起来倍感亲切，距离增添了人生的魅力，距离展现了美。我一遍遍
地回想，一次次地追忆，似乎又过了一回童年，却有了“今不如昔”的怪想
法。生命要是能倒个个儿，我举双手赞同，我又可以回到那个梦牵魂绕的水
门口，这大概就是成长的悲哀吧，也许到老了又会怀念现在。人啊人，失去
了才觉得珍贵，拥有的却不懂得珍惜。
许多人不太了解，我从演员改行做了主持人，主持风格是怎么形成的，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似乎渐渐地理出了一些头绪。我以为，这一切其实是
我生活周边的亲人、老师、同学、同事、朋友以及社会在我还没有做主持人
之前就已经把我做人的风格塑造成了，风格即人格，所以我也特别写了他们。
如果要写下在我三十几年的生命中曾给过我帮助的那些人的话，光名字就能
写满这本书。为了报答这些善良的人们，我必须努力工作，要求自己做一个
正正派派有德行的人，我相信天空有一双比人间更明亮的眼睛在注视着我。
真正关上房门开始梳理自己的时候，才发现最痛楚的部分是那已经过去
了的婚姻，过去了的感情。是那些想抹也抹不掉的生活印迹！面对读者，我
思来想去，困难不在于是否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去，而在于我清醒地知道，曾
经的一切都是我与他人共同经历的生活、共同拥有的感情，从道义上讲它们
不完全属于我自己，为了尊重我们曾经度过的日子，我仅仅把属于我的部分
领走了，我相信在这一点上会得到读者的理解。
做主持人成了社会公众形象，时常觉得自己像街头墙上被孩子们涂抹的
画，一会儿红，一会儿白，今儿笑脸，明儿哭相，擦来抹去，印迹越来越多，
颜色也越来越复杂，连我也常问自己，这难道就是我？
一个不同寻常的
1997年春天到了，我心中隐隐有一种祈盼：凭借春回大
地的力量，让我的工作、生活都掀开新的一章，生命的航帆会再次扬起。一
路同行的不只是我自己，还有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更有我的观众。
日子
离别
1976年，我高中还有最后一学期就要毕业了，山东艺术学校（后来改成
山东艺术学院）到青岛招生。那时，我以全市考生第一名的成绩被学校录取
了。很快，中央戏剧学院、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北京电影学院都相继在青岛
招生，当时一些老师同学都曾劝我退了山东的学，再重新考北京的学，那时
候我很单纯，总觉得人不能那么做事。山东对你那么好，你不能不领情。后
来入学了，我才听老师们讲，他们就是听说北京的艺术院校要来招生，怕挖
走我这棵苗子，所以提早一个月给我发了录取通知书。至今，还有人说，倪
萍，你真可惜，如果..我知道人生没有那么多“如果”，你该怎样，一切
都早已安排好了，如果我那时考到了北京，也许还不如现在，反正“如果”
这两个字用不得。在山东艺术学校几年的学习，我从来没想过“如果”，我
只是踏踏实实地学习，珍惜社会给予我的一切机会，我由衷地说：没有那里
老师们对我的培养教育，根本没有我的今天。我清楚地记得，接到录取通知
书的那天，我几乎是从三十九中学的传达室飞到了我妈妈的单位。办公室里
只有我妈的同事徐叔叔，他正在吃午饭，我坐在那儿等。“你妈妈是我们这
儿带饭最差的一个了！”徐叔叔是南方人，边同我说话，边吃着米饭和红烧
带鱼。他语气里既有同情，也有看不起。我听了之后有说不出的反感，我心
想，你知道吗？我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录取通知书”，我以后挣了钱，会
让我妈成为这里吃的最好的人。妈妈回来了，四十多岁的她看上去还是那么
好看，刚洗完澡，脸上光亮亮的，我把这喜讯悄悄地趴在她耳朵上说了。妈
妈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高兴，她把通知书仔细地看了一遍，就说：“吃饭吧。”
妈妈带着我去了楼下的一个小饭馆，为我要了一碗馄饨，一个芝麻烧饼。她
坐在那儿吃自己带的饭，饭盒里有两块不大的剩馒头，角落上有那么一小堆
白菜豆腐，里边泡着一块萝卜咸菜，咸菜被菜汤泡得发白，白菜又被咸菜染
得泛红。
十七岁的我已经很懂事了，“妈，我吃不了这么多，咱俩分着吃。”
“你快吃吧，在我这儿你也吃不了几顿饭了。”母亲没有抬头。我摸了
摸口袋里的通知书，不敢再说什么，我生怕母亲难过。
什么时候开始想当演员的？对，就是那个夏天。学校参加农场夏收，我
们去了青岛著名的风景区八大关修葡萄园。劳动中间休息，我们都趴在农场
的院墙上看过路的人。一群与众不同的男女说说笑笑地朝我们这个方向走
来..高年级的同学中有人喊：“快看，电影明星于洋、杨雅琴！”于是，
墙上面爬满了三十九中的学生。那时，上海电影制片厂在青岛拍摄《第二个
春天》，当时那里还有郭凯敏、高博。
我们看他们，他们也在看我们，虽说明星们见惯了围观他们的人，但是
像我们那么整齐地排坐在墙上的并不多见，于是他们当中有人向我们挥手。
于洋突然指向了我：“那个小姑娘多好看，杨雅琴，瞧她那双眼睛多像你。”
我听见了！这话我们那一墙的同学都听见了！很快，我们学校都传开了，“她
被电影厂看上了。”那几天回家我天天照镜子，洗完脸还偷偷地抹妈妈那盒
“友谊牌”雪花膏，我去南海路的那个照像馆照了好几回照片，每天上学都
真是个孩子。
孩子的什么事都别想逃过母亲的眼睛，妈妈最先发现了我的变化。“你
别一天到晚胡思乱想的，你以为谁都能当电影演员？好好上学才是你的出
路！”我在母亲面前很听话，对她，我一直充满了敬畏。我不想让她为我担
任何心。我就真的收起心，开始好好学习了。
多少年过去，去年我见到于洋老师还提起过此事呢，他开玩笑他说：“那
么我就算是发现了你这个人才的那个伯乐了？”
确实就是那一次使我萌生了做演员的念头。我妈妈很反对，她希望我和
哥哥都在她身边，无论干什么，健健康康，快快活活，做母亲的就算放心了。
我妈妈无论如何不会想到，我日后真的做了演员，而且离她越来越远。
从接到录取通知书一直到离开青岛的一个多月里，走路我都下意识地跳
着走，内心快活得像一只即将要飞出笼子的小鸟，外面的世界对我有着强烈
的吸引力，我从小就是个不安分的人，耽于幻想，有时近于神思恍惚，我总
希望什么事都由自己来做主。不过见了妈妈，我还是有所收敛，我知道她从
内心是不愿意让我离开的。哥哥那时已经工作了，青岛有规定，家里只留一
个孩子在青岛，其他都要下乡去。
我妈妈生怕我真要下了乡，就我这性子，再一革命，找一个当地农民，
没心没肺地结了婚，那她这一生就算白受累了。反复掂量，反复权衡，她觉
得到济南读书也好，虽然是去学演戏，总比下乡好，就这么简单，母亲同意
了。
离别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我却看不出妈妈有什么变化，既没有高兴，也
没有难过，平平常常，莫非她承受的苦难太多了？我见她下了班回到家里总
在忙，给我准备的被子褥子都是新的，妈妈也很少和我说话。只是有一天，
她突然提出要去见见从济南来领我们的老师。我欢快地带她去了。老师们住
在海边的一所宾馆里。他们对我母亲说了许多感谢和安慰的话，我在旁边一
会儿给我妈妈倒水，一会儿给她削个苹果，显然，我的心已经站在学校那一
边了。我妈妈倒像位来访的客人，我相信那一晚妈妈已经真真切切地感觉到
我离开她了。
做母亲的是喜？是悲？只有她自己知道。妈妈很善良，她深明大义，掩
盖了自己的悲伤，反复跟我说，“这两个老师一看就是好人，交给他们我也
就放心了..”
以后的几天，妈妈总是很早下班，她一定是想多和我待一待，可我那时
偏偏怕跟她单独相处。和她在一起时，我就不由得紧张，笨拙，就怕哪句话
引起她的伤心，把她那十七年的苦水全都倒出来，我怕脆弱的我受不了。是
懂事还是不懂事？我至今不能判定。
在即将离别的日子，我多数是和同学、老师们在一起，去海边拍纪念照，
去同学家聚会。那个时候，能考上艺术院校，比今天出国都了不起得多，我
确实快活极了，很少能想起妈妈。或许是在潜意识中，我竭力不敢去想妈妈？
那滋味是很不好受的，我又何尝不依恋她？
有一天我回家，发现院子里有一个不大的鸡笼，里边有三只母鸡，妈妈
买鸡干什么？城市里不让养鸡。妈妈下班了，和往日不同的是她没有先进家
门，而是拎着书包蹲在鸡笼前看鸡，她默默蹲着，很久，很久。我从窗户上
看到了妈妈的悲楚，妈妈的寂寞，我心酸了。是啊，妈妈和爸爸分手这十几
年里，她的生命就是我和哥哥，她像母鸡一样呵护着我们这两只小鸡，在这
冷峻的时代，顽强地生活着，她的苦楚和艰难都被她一个人嚼碎了吞进了肚
子里，连一点儿残渣都没让我和哥哥看见。我们虽然没有和父亲生活在一起，
也虽然没有别人家那常有的一家人外出的景象，但是，我和哥哥都不觉得苦，
是妈妈尽了她最大的能力给了我们双重的快乐。妈妈的一家人，姥姥，姥爷，
舅舅，姨给了我们全部的爱。可如今，妈妈的两只小鸡翅膀硬了，要飞出笼
子了。
看到了妈妈的悲楚，妈妈的寂寞，我心酸了。是啊，妈妈和爸爸分手这十几
年里，她的生命就是我和哥哥，她像母鸡一样呵护着我们这两只小鸡，在这
冷峻的时代，顽强地生活着，她的苦楚和艰难都被她一个人嚼碎了吞进了肚
子里，连一点儿残渣都没让我和哥哥看见。我们虽然没有和父亲生活在一起，
也虽然没有别人家那常有的一家人外出的景象，但是，我和哥哥都不觉得苦，
是妈妈尽了她最大的能力给了我们双重的快乐。妈妈的一家人，姥姥，姥爷，
舅舅，姨给了我们全部的爱。可如今，妈妈的两只小鸡翅膀硬了，要飞出笼
子了。
夏天，妈妈带我和哥哥去第三公园看篮球比赛，大热的天，妈妈只买了
两片西瓜，她自己说不渴，回到家我和哥哥都看见她喝了一大杯凉开水。我
们也有惹她生气的时候，一生都不敢忘记——有一次妈妈突然发现了我们家
存放硬币的那个小钱盒子是空的，这半年以来，只要有了零钱就往里塞的钱
盒怎么会是空的？可底座明明是锁的，而且钥匙在妈妈手里。我和哥哥全慌
了，自己做的事当然自己知道。妈妈那一晚气得大哭了一场，她说她没想到
含辛茹苦竟培养了两个小偷，我和哥哥知道我们犯了不能原谅的错误，我们
按照妈妈的要求写了检查。那时我只上小学一年级，许多字还不会写，哥哥
怎么写我就怎么抄，整个检查把我们当时如何从里边往外倒钱，如何拿钉子
往外扒拉，钱都买了多少冰棍，写得清清楚楚。半年算下来，我俩从里边共
“偷出”七块多钱，比起现在的孩子口袋里几十块钱，我和哥哥那时真够可
怜的。在妈妈眼里这是一个品德上的错误，做了一辈子会计师的妈妈没有动
用过公家的一分钱，而她的这两个在学校里都是三好学生的儿女竟然做出了
这样的丑事，妈妈不依不饶，认为这事不算完，一定要告诉我和哥哥的老师。
我和哥哥都吓哭了，同学要是知道了这件丢人的事，我们就完了。我们俩都
是班干部，于是，我们又写一份更深刻的检查。我记得哥哥用了很多当时时
髦的词，如想过资产阶级的生活，贪图享乐，修正主义等等。很长时间妈妈
都没理我们，按照惯例，我们的检查一直贴在家里的门上，那时真怕家里来
个外人，只要有人来，我和哥哥就赶紧站在门那儿不动。妈妈狠着心对我和
哥哥教育了一段时间，为的是让我们一辈子都记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错误。
我和哥哥日后见了钱心中都有些怵，再吃冰棍也不觉得那么甜了。就这样相
依为命的女儿要远走了，妈妈心里太不好受了，但她没有地方诉说，那一晚
吃过饭，家里就不见她了。我前院后院地喊，仍没有回声。猛然我猜到了，
妈妈一定是在那儿，那块她常坐的礁石。我家离海边不远，夏天有时吃了晚
饭，妈妈就带我和哥哥去海边捞紫菜，她最爱坐在那块圆圆的礁石上看着我
们在海边嬉闹。果真如此，母亲孤伶伶地一个人坐在那儿，她像一块孤礁，
海风凉凉地吹着她，那晚的月亮很亮，海天相映，有一种白天的错觉。
在靠近她的过程中，我的心嫁海涛一样不平静，我甚至想：要是能把自
己分成两份该有多好，留下一份陪伴妈妈。
“妈，我走了家里还有哥哥呢。”
“真要是换你哥哥走，我也就放得下了。”
“你不是一贯偏心眼，向着我哥哥吗？”我还没忘了不失时机地找母亲
算帐。
“你是女孩子，记着，一个人在外，不管他是你的同学，还是老师或者
领导，只要是男的，不管年纪大小，绝不能单独在一个屋子里，要是他已经
推门进来了，你一定得把门开着，或者坐在门口。”这就是一个母亲对即将
走向社会的女儿的嘱咐。这一嘱咐，涵盖了母亲对女儿最本质的厚爱和对社
会最彻底的担心。我记着了，日后也真这么做的，大概和我交往过的人都说：
“倪萍，你一脸的正经！”或许这正是母亲教育的结果，她用她的苦难给予
我榜样，她用她的尊严给予我力量，我不能跨过母亲做任何一件对不起她和
让她伤心失望的事情，我是她的女儿。
离去济南还有一个星期了，我突然自己决定要去派出所把名字改了，把
原来的跟爸爸姓的刘萍改成跟妈妈姓的倪萍，那时候改名字真容易，我拿着
户口本就去街道派出所办了。由刘萍改成倪萍只是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对母亲
养育的报答，我单纯地认为，换了姓就可以抚慰母亲那颗苦苦的心了。而且
我要让“倪萍”告诉母亲，我是她的孩子，永远没有离开她。一生中这么重
大的事情就这么轻易地做了，这是我的性格，我日后也为这性格付出了相当
的代价。
改了名字是否抚慰了母亲，我不知道，母亲喜怒从不形于色。但这样做
一定深深地伤害了我的父亲。至今过去整整二十年了，我无数次地和父亲相
见，却从不愿提起我为什么改了姓，多少次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这是一
件熬人、累人又缠人的心事，事实上，当时我的一时冲动，心思全放在妈妈
身上了，我没有想到结果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而父亲也从不提起，我相信他
一定怨恨我，这怨恨源于叹喟我对他的不理解，这怨恨源于他对我深深的爱。
人人都说我长得像父亲，连走路的毛病都像。身子走出半天了，脚下还没有
启动。尽管我没有得到父亲的抚养，但我知道一定不是他不想抚养我，[奇`书`网`整.理提.供]他一
定有他的难处，那是父亲与母亲，与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难处，那个难处
一定有天大，一定是父亲和母亲战胜不了的。我做女儿的，没有权力要求父
母的爱情要服从于他们儿女的需要。父母把我健康地带到这个世界上，我已
经很感谢了，我有义务去报答他们的养育之恩，却没有权力要求他们为我而
去维持那没有感情的婚姻。
父亲在我的印象中很淡，但是自从我叫了倪萍后，父亲在我的生命中就
越来越重了，我给他写信落款都是写小萍，即使寄邮包需要在邮寄人那一栏
写大名，我也都写小萍，打电话也总是特别向父亲说：“爸，我是小萍。”
总想让这一点一滴的弱小的温暖去抚慰爸爸那颗凄凉的心，而掩盖的是我内
心巨大的沉重。
由刘萍改成倪萍，父亲从没有向他的同事提起过，只告诉人家他有两个
孩子，儿子叫刘青，女儿叫刘萍。父亲压根儿也不曾想到日后由于倪萍进入
了中央电视台做了一名主持人，从电视上无可商量地走进了他的生活，这给
他那多年的平静生活翻起了多少苦涩的涟漪，把他送入了一个怎样尴尬的境
地呀。他一面为自己的亲生女儿在电视上的风采而自豪，一面为字幕出现的
倪萍而难过，他的灵肉遭受着别人看不见的折磨。谁人父母不向他人夸奖儿
女？更何况他们这个女儿在他眼里是足以值得夸耀的。但是父亲没有勇气向
别人说起电视中的这个倪萍就是他的女儿刘萍。在父亲眼里，这里决不是最
原始的姓氏问题，是女儿的归属大事。
父亲是我最忠实的观众，也许他自我安慰，他也只能这样。他是否意识
到电视成为我们父女感情交流的纽带？他或许体验了电视给予的残酷与温
暖？反正每次打电话，他除了问问我生没生病之外，剩下的全是电视上的事，
哪些节目好，哪些节目不好，哪里的报纸怎么评价我，甚至哪一期我穿了件
什么衣服他都记得清清楚楚，父亲变了，变得像母亲，这真让我心痛，因为
用妈妈的话说，爸爸是个最没有人情昧的男人，可是长大了的我分明休味出
父亲其实是一个人情味十足的男人。他对孩子的关爱是何等的深厚！1993年
春节晚会直播完我刚回到宿舍，就传来了爸爸的声音，我兴致勃勃地大声在
电话里说：“爸，还像小时候那样，给您磕个头，就算拜年了！”我故意用
拳头敲打我眼前的那面墙，“听见没有，磕头了，我给您磕头了，快给我压
岁钱！”爸爸那边半天没说话，许久，许久，才听到了爸爸苍老的声音，“早
点睡吧..”
我悲伤着，我这个女儿究竟给他这个做父亲的都带来了些什么？什么都
没有，有的只是无尽的思念，无尽的牵挂，无尽的追悔，为这，我倒愿是个
平平淡淡的女儿，平平静静地像许多女儿一样，嫁个丈夫，生个孩子，过年
过节时，领着丈夫，抱着孩子，提着两瓶酒，回家去看望老父亲，和父亲一
同享受天伦之乐。
我十七岁离开家，就意味着母亲、父亲把女儿永远地送走了。
离开青岛的前一天，妈妈没有上班，她带我去中山路的一家表店买了一
块上海牌手表。这块表戴在我那细小的手脖子上是那么不协调。母亲和我商
量，如果我嫌表太大了，她就把她手上戴的那块罗马表送给我，妈妈那块手
表虽然很旧了，样子却很漂亮。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的日子里，商店是绝
不会单独为女人卖什么商品的，男人女人清一色的大圆手表。那块表，我不
怎么喜欢，却又不敢要母亲这块名贵的罗马表，我真担心像我这么丢三落四
的人，哪一天手表让我丢了，怎么向母亲交侍，这是父母结婚时的纪念品，
如今婚姻已经解体了，唯有这块手表是他们那短暂的爱情见证物，是一段可
以看到的历史，我决不能接受。我违心地告诉母亲我喜欢这块上海牌手表，
因为我知道在离家最后一天妈妈才来给我买这块表，她是反复考虑的，而且
最终是下了决心的，手表花掉妈妈一百二十块钱。这块表我一直戴着，直到
后来结婚，丈夫送我了一块小手表，我才摘去了一直压在我手腕上的这块大
表，妈妈给予我的这块手表里浸透的爱实在太沉重了。
那一天是
11月
6日，初冬的日子，我记住了我的第一次离别。
十七岁的我还不知道离别的记忆比铁轨长，只觉得离别就像远方伸来的
双手，要把我接向未来，接到无穷的风景地带，我在月台上悠然神往，很单
纯的渴望着未来，甚至都没有不安。
第二次离别是十年以后。也是初冬的日子，我提着一个比书包大一点的
手提箱登上了由济南开往北京的列车。车厢依然很拥挤，在熙熙攘攘的人群
中，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此行不是普通的旅行，而是人生的第二次行程。身
边的箱子不大，却很重要，那里有我全部的档案和户口，我是一个要去北京
落户的山东妞。接纳我的是中国最大的新闻机构之——中央电视台。
我走得很镇静，前景就像地球一样在我的脚下旋转，行程的意义，却只
是我的脚从这块云彩踏上另一块云彩而已。我表现出相当的冷静。没有向老
师、同学、同事道别，更没有告诉好朋友，统一的回答是：“还没有最后订
下来走的日子。”其实，火车票早已装进了我的兜里，不敢说真话，依然是
担心自己承受不了离别的时刻。我是个太看重感情的，也太看重友情的人，
人敬我一尺，我总想还一丈。济南有培养我的尊师，有与我共苦共乐的同学，
更有那曾经一同建立了家庭的，而今又双双把它撕碎了的丈夫，还有丈夫那
一家善良的亲人。
他早就郑重地和我讲好，“倪萍，咱们不是夫妻还是朋友，你走的那天
一定要告诉我，我去送送你，你济南没有什么亲人，我总是比你的同事近一
点吧。”他人很实在，也很善良。是啊，他曾多少次骑着那辆本田
125摩托
车去济南车站送我，可我们之间的最后一次机会，我却不给他，我的意气用
事绝不仅仅是一点尊严，而是我的胆怯！始料不及的婚变使我心灰意冷。我
心里分明还在怨恨他，不能原谅他，我更怕再见到他！
火车启动了，我使劲儿地看着窗外的济南，窗外风景不绝，窗内恩绪不
断，也算情景交融吧！再见了，我青春的最好时光都留在了这里，我却不能
不老实说我并不爱这个城市，这里没有我童年的海，让海的女儿在鲁西平原
上怎么生活！我干枯了，渐渐地要死去。
莫非真的碰上了好心的渔夫，又把我送回了大海？
就像因改了姓留给父亲的尴尬一样，我做了电视主持人，又把无辜的公
公婆婆推到了一个毫无办法、欲说难言的境地。不知道我们已经离婚的人见
了老人的面还夸我，“瞧，你儿媳妇倪萍在电视上多好，真亲切，真自然。”
据说很长时间我婆婆都不看电视。我之所以不愿再回济南，也是因为这一家
人。我回山东，在他人眼里，总是有些荣归故里的意思，那里的人们也总是
比别的地方更欢迎你，于是电视、报纸都会采访你，大街小巷好事的人又开
始议论你，先生一家的平静日子又得让我搅乱了。我不能帮助人家还去给人
家添乱，真不忍心，算了，就这样，我一直咬牙坚持着。在山东有些人眼里，
我真够心狠的了，也真够无情的了，我情愿承受这份冤枉。
这一次的离别今天看来是一个壮举，但那时的我对未来没有任何信心。
北京是一个人材济济的城市，对于一个二十七岁的单身女人它能给予什么？
也许人生从此就开始奔波了，山东有那么多看着我成长、了解我的老师，北
京有谁？举目无亲，也许我选择了一条错路。但是，就像我已经登上了这列
火车一样，我没有办法让火车再掉转回头，只好由它走了。坐在火车上，我
该想的都想到了，强烈袭击我的是那两个原本与我无关的字：闯荡。
离别了父母，离别了爱人，离别了老师，离别了同学，我一次次地离别，
一次次地失去，又一次次地得到。没有离别，你的成长是不是就会有缺憾？
没有离别，你是不是就不知道曾经拥有的弥足珍贵？
我感谢离别却不再想离别。离别实在是凄凉！
小时候的季节
——自题
过了这么多年的春夏秋冬，却比不过小时候姥姥家院子里的那个四季有
味道。春是春，夏是夏，秋是秋，冬是冬。四季的日子，那么清楚，那么分
明，那么亲昵，那么让你难以忘怀。思忖起来，那时的四季是作为一种性情
的熏陶和修养的操练，潜移默化在我的生命里。之所以认为那才是真正的春
夏秋冬，是因为如今的我对于自然的情趣只剩下一些浮念和偶感了。
先说冬天吧，那时冬天来了的标志是头场雪。雪下得很大。记忆中往往
都是清晨一醒来，黑的院子就全白了，白得那样纯澈，让你一下子就对冬天
有了深刻的领会。雪天里，姥姥总是家里第一个起来的人。常常是她推不开
那扇被雪封了的门而把姥爷从热乎乎的被窝喊出来：“快点！鸡窝门开了，
莫不是昨天晚上黄鼠浪子把鸡叼走了，快看看。”姥姥对于雪的喜悦表现出
比平时调门高一些，甚至是咋咋呼呼的。姥爷困意犹在地穿着空心棉袄，拖
着毛毡鞋就下炕了..我被吵醒了，披着被，跪到窗前，用哈气把玻璃化开
一片，惊喜地趴在炕上看着院子里的雪。一群鸡欢喜地从窝里跑出来，它们
伸着懒腰，抖着羽毛，爪子小心翼翼地踩着松软的雪。姥姥数了数，十二只，
一只也没少。姥爷瞪了姥姥一眼，返身又回炕上睡去了。小鸡们用爪子使劲
儿地刨着雪，饿了一宿的它们分明是想在地上寻食，或许还寻些好奇？姥姥
心软了，赶紧回家给它们拌了食，雪地上一群色彩绚丽的鸡围着姥姥转，性
急的公鸡频频跳起来抢姥姥手里的食，姥姥一边躲闪着一边说：“你又不下
蛋，喂饱了你也没用！”说归说，姥姥还是把鸡食槽放在了院子中央、任凭
公鸡母鸡你推我搡一起抢。
喂饱了鸡，姥姥家的烟囱开始冒烟了。袅袅的炊烟显得比雪薄，比雪清
幽。姥姥拉着风箱往灶里添着柴：“今年这雪来早了，菜地才清冷了几天？”
我趴在放灯的窗窝里大声叫：“姥姥，我的棉袄放哪了？”姥姥用手指指炕
席底下：“悟着呢！”我急不可耐地拖出衣服穿上就跑进院子里，仰着脸把
嘴张开，让那凉冰冰的雪花掉进嘴里。真好哇，软软的雪花飘落在脸上，鼻
子上，眼睛上，睫毛上。不一会儿的功夫，小脸就通红了。雪带给孩子的喜
悦是最最新奇的，雪使孩子的灵性雀跃。姥姥在屋喊着：“快，用手搓搓脸，
雪水洗脸又白又胖。”我乖乖地在雪中洗着脸，姥姥说得真对，果真一天都
爽气。
那时记忆中的冬天不下雪的时候少，什么样的雪都有。漫天的鹅毛大雪，
铺天盖地最气魄，有时一顿饭的工夫就把天地间的一切都裹住了。姥姥家的
院子最怕鹅毛雪，雪一大，院里埋的苹果、萝卜和放柴禾的草垛就分不清了，
三个雪山包连成一片。姥姥说她最喜欢青烟儿雪，雪不大却很均匀。无论白
天黑夜，它都一心一意地下，清漪缓缓，悠然绵绵，不停歇也不急躁，你化
了我再下，只有一个心眼，好像女人的爱情。我却喜欢那种罗面一样的雪，
很细很白，像往你脸上撒白粉一样，急匆匆却也很自在，你站在院子里，雪
会很温柔地向你亲近，雪多了，你一转身它又哗啦啦地落地了，身上没有一
点湿的地方，捧在手里仔细看，这些雪实际上是碎冰碴。每次遇上这样的雪，
姥姥就批准我在院子里玩。雪下多了，我就用扫帚把它们扫成一堆，像银白
的沙子。
冬天的记忆决不是冷。天越冷，姥姥家的炕烧得就越暖和，窗户糊上了
很厚的麻纸，一到做饭的功夫，我就盼着舅舅去井里挑水。冬天的井面结了
很厚的一层冰，你要是第一个挑水的人，你就得先往井里扔一块石头把冰砸
开，挑回家的水里自然冰冰水水都有。我踮着脚在水缸边上等着舅舅给我捞
一块冰上来。吃冰是要躲着姥姥的，姥姥说吃冰块会闹肚子。我常常是咬一
口，再把冰块放进棉袄里藏着。冰块把嘴冻得通红，我还站在姥姥面前说我
没吃冰。长大了，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清火解渴的冰块了，也再找不到那么
像冬天的冬天了。
冬天的记忆决不是冷。天越冷，姥姥家的炕烧得就越暖和，窗户糊上了
很厚的麻纸，一到做饭的功夫，我就盼着舅舅去井里挑水。冬天的井面结了
很厚的一层冰，你要是第一个挑水的人，你就得先往井里扔一块石头把冰砸
开，挑回家的水里自然冰冰水水都有。我踮着脚在水缸边上等着舅舅给我捞
一块冰上来。吃冰是要躲着姥姥的，姥姥说吃冰块会闹肚子。我常常是咬一
口，再把冰块放进棉袄里藏着。冰块把嘴冻得通红，我还站在姥姥面前说我
没吃冰。长大了，再也没有吃到过那么清火解渴的冰块了，也再找不到那么
像冬天的冬天了。
春天，燕子叫得最欢，姥姥家房屋顶上有个燕窝，它们不知躲在哪儿过
冬，春天一到就准时飞回家来，我们像欢迎远方的客人一样冲着燕窝反复唱：
“小燕子，穿花衣，年年春天来这里。”燕子叫得更欢了，似乎它们心底的
森林永远是绿色的，燕子唤醒了沉睡了一冬的农家小院。
记忆里的春是最熬人的日子，穿了一冬的棉袄总想脱下来轻快轻快，可
姥姥不许，“春捂秋冻”，姥姥的话一言九鼎，让你捂着，你就得捂着。记
忆中大人们却不用捂。春天一到，舅舅就脱了棉袄在院儿里开始修整莱地了，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舅舅在地边放一瓢种籽，有南瓜籽、窝瓜籽、黄瓜籽，
五颜六色的。孩子学大人，我也拿几颗葵花籽埋在墙院下，性急的我天天去
浇水，天天去看它，却总也不见它长出来。姥姥说，这入土的东西才怪了，
它要喝了雨水才能露头。于是我又天天盼着下雨。可雨总也不来，真是春雨
贵如油啊！
夏天是四季里我最过不够的日子，是要把我的快乐烧毁的日子。夏天是
连呼吸和影子都是滚烫的日子。中午火红的太阳把大人们都晒躺下了，孩子
们开始从粮囤里偷出一把麦子放在嘴里嚼，那粒粒麦子清新的气味让你的牙
齿踟蹰，你嚼呀嚼呀，直嚼到牙花子酸了，然后拿到河里去洗，洗到最后就
出来了一团黏得不能再黏的东西，我们把它粘在一根根长的棍子上，然后就
去小路两旁的杨树上粘知了。知了最容易发现，因为它总不停地叫喊，有时
一天我们能粘几十个，不管你粘走多少，第二天的知了肯定会比头天叫得更
欢。倒像是它们欢偷地迎接死亡，前赴后继潇洒地走向夏天的祭坛。我们终
于知道了：天下有粘不完的知了，于是我们的兴趣就更高了。孩子们的兴趣
再高也高不过夏天。
夏天最过瘾的是下雨，有时天闷得难熬，满身的汗黏得人喘不过气来，
就觉得困倦，姥姥就说：“坐在院子等吧，大雨一会儿就来。”雨前的靖蜒
飞得真急，像得了癔症，没有方向地乱撞，好像它们的老窝被推翻了一样。
雨前的孩子更像被谁惊散了，他们拿着大扫帚满街追赶着蜻蜒，蜻蜒飞得很
低，有时一扫帚就能捕七八只。大雨到来之前总是先有雷声传话，一阵清新
的空气，接着就是那凉爽的风。你要是贪凉不快点回家，大雨就从你头上泼
下来。有些孩子故意慢点儿跑，让雨水浇到他们身上，这样的孩子，回家少
不了挨一顿打。因为那时家家的日子都过得紧张，孩子们仅有一套遮体的衣
服，湿了就只好脱光了在家里用被子盖着，等待大人烧把火在锅台上烘干了
才能穿。就是这样，孩子们也认了，被雨水浇透了的痛快劲儿，大人们永远
体味不到。我比别人的孩子优越得多，我有一件塑料小雨衣。每到下雨，我
就穿上它在院子里接雨。我把家里能盛雨水的盆盆罐罐都接上雨水了。姥姥
说不管你种了什么，浇上雨水就会旺兴。
夏天可吃的东西也特别多，杏、桃、瓜、果，姥姥家院子里全有，最好
吃的是那刚爬上架子的黄瓜，花还没掉姥姥就摘下来给我吃，邻居们都说姥
姥太惯我，姥姥却说，不在妈跟前的孩子格外让人心疼。
夏天村里的货郎也特别多，满街的吆喝声搅得你在屋子里待不住。卖碱
的，卖胰子的，卖茄子的，卖蒜的，甭提有多少种了，不管什么货，摊前都
围满了孩子，不买看看也过瘾。最吸引我们的还是那冰棍箱：“冰棍冰棍，
三分钱一对儿。”卖冰棍的小贩吆喝得又冰又甜。三分钱一对儿，用如今的
价来算就是白给，可那时三分钱也不是家家都有的，姥姥常常跟卖冰棍的商
量，用鸡蛋换吧。货郎笑了“大娘，我拿着这个鸡蛋还要跑几个村，天黑到
家不就全成汤了？”姥姥说：“那我给你上锅煮一煮”。于是，一个煮鸡蛋
能换俩冰棍儿。货郎走了，冰棍我也吃完了，姥姥却说不上算。
夏天在记忆中不是热，而是热闹。
天气一凉，姥姥就说立秋了。秋天，乡下就更忙了，舅舅每天从山里回
家都不空手，不是一把山草莓就是一串野葡萄，偶尔也从地里拔一堆花生回
来放锅里烧烧。舅舅说，花生地要收准日子，收早了不熟，收晚了刨的时候
掉粒儿。
姥姥家的院子，秋天最好看。西院墙上挂满了即将成为瓢的葫芦，大大
小小十几个，错落有致地挂在那枯干的枝蔓上，很像一幅画。院子的大部分
地方都被两棵苹果树占据了，果实累累，常压弯了那树枝子。姥姥最怕起秋
风了。秋风在姥姥眼里像打劫的，于是秋风也就鬼鬼祟祟躲着姥姥，总是在
夜里刮。清晨一觉醒来，一地的落果、一地的落叶，一地秋风做案后留下来
的痕迹。
秋天，姥姥家的大院子就显得很小了，摘掉了花生的蔓子、掰了玉米的
秆子，紧靠墙堆成了两大垛，切成片儿的红薯，打成丝儿的萝卜晒了半院子，
还有那满院子飞跑的鸡，争先恐后地给姥姥下蛋；前来串门聊天的麻雀，启
程南飞的燕子也都发福似的，圆滚滚的，像子弹一样在半空中射来射去，真
是一片丰收的景象。
我印象里的秋天，家家都很富裕，孩子们手里总有吃不完的东西，大人
们手里也有了些零花钱了，于是，赶集就成了村里最热闹的事儿了。早起上
路时小推车上装得满满的农产品，待赶晌午回来的时候，空车上又换上了一
串用草绳穿着的红白相间的新鲜猪肉，推车的人脸上自然是绽开的笑容。亲
戚之间也开始走动了，隔三岔五的家里就会来客，客人一走，小孩的小肚儿
就滚圆了。我爱秋，大概就是爱这种气象，爱这种富裕的日子，爱满眼满心
已经变味了，是逐渐逐渐变味的，当我在那一瞬间意识到时，我知道我丢失
的是我那童年最清纯的感官，是那没有长大的一颗童心。
红皮鞋
一位心理学家曾经说过：作为孩子，如果他有福分有一个真正女性的母
亲，他亦会受了她的教诲，在生命初步即懂得河谓毫无保留而不求酬报的爱。
在母爱之中，他幼年便知道人间并不完全是敌害的；凡是乐观主义者，虽然
经过失败与忧患，而自始至终抱着信赖人生的态度的人们，往往都是由一个
温良的母亲教养起来的。我的母亲用她完满的情操，养育着我和哥哥。在我
的记忆中，蓝裤子洗得发白了，母亲就把它翻个个儿，熬过多少不眠之夜后，
里子朝外，又是一条新裤子了。驼色的条绒衣服穿小了，母亲就给我接上一
条咖啡色的滚边，缝之前把衣服边放水里反复洗几遍，为的是让它们颜色贴
近些。经过母亲的巧手，那外套看上去倒像一件天生就设计成两种颜色的新
衣服了。
妈妈给我们买鞋，也总买大一号的，既怕挤了我们正在成长的脚，又怕
鞋没穿破，脚就长大了。妈妈买的鞋穿起来不会像船一样晃荡，她不委屈我
们，不像有的家长给孩子买大好几号的鞋，鞋都穿破了，还大好多。妈妈恨
重视鞋，不知为什么，或许她知道“没好鞋，穷半截”的老话？
我清楚地记得我五六岁在农村姥姥家住的时候，妈妈给我寄来了一双红
皮鞋。那时，农村孩子真可怜，穿新衣服的几乎没有。一年四季总就那么一
件，穿在身上也就不脱了。大部分孩子都不穿鞋，撒丫子满世界走，只有到
了冬天，他们才在脚上挂那么一堆叫做鞋的烂棉花。在姥姥村里，我自然是
水门口的公主了，穿的、吃的都比他们好得多。
胶东的农村人特别讲面子，出门走亲戚，大人孩子都穿得挺体面，即使
旧衣服，也用淀粉浆子浆一浆，平平整整地穿在身上。新衣服、旧衣服都没
有的人家就管邻居借，我那时的衣服几乎都被人借过。不管是比我高半头的，
也不管是比我矮半头的，合身不合身的，都穿着我的衣服走亲戚。当然，还
的时候，人家也总是在衣服里包两个鸡蛋或大白馒头什么的。对于我来说，
最不高兴的事就是姥姥把我的衣服借给人家穿，干干净净的衣服，她们只要
穿一天，衣服上就留下一些汗渍，菜汤一类的东西，有的走亲戚好几天也不
回来，等还你衣服时，边边角角就有磨破了的地方。在我们家里这样的事从
来都是大人们说了算，孩子敢怒却不敢言。
那天，当我打开邮包，看到妈妈给我寄来的那双小红皮鞋时，我高兴地
举着鞋满院子跑。这是一双中间有根鞋鼻儿的娃娃鞋。妈妈真细心，一只鞋
里放了一双小花袜子，另一只里边塞了一包糖，我吃着糖穿着新鞋在姥姥家
的炕上来回走，生怕下了地会踩脏了新鞋，晚上睡觉前，我把它摆在了炕里
边的窗台儿上，刚躺下又忍不住地爬起来再看看，也不知看了多少回之后我
才睡着。
第二天早晨，我一醒来就发现窗台儿上的那双小红皮鞋不见了，我光着
脚跑到了院子里。院子中央站着邻居爱丽姐的妈妈，我知道坏了，这双红皮
鞋要借给爱丽姐穿着走亲戚了。“我不嘛，这是我妈妈刚从青岛给我捎来的，
我还没穿哪，我不给..呜..呜..”我哭着，上去夺我的红皮鞋。
“这都是我惯的，拿走，我就不信我管不了她。”姥姥，一个小脚老太
太，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劲儿，提溜着我就回到了我们家的东房。那是一
个专门推磨，堆放粮食的地方，窗户暗暗的。姥姥让我站在墙脚，把我狠狠
地说了一顿..
“这都是我惯的，拿走，我就不信我管不了她。”姥姥，一个小脚老太
太，不知哪儿来的那么大的劲儿，提溜着我就回到了我们家的东房。那是一
个专门推磨，堆放粮食的地方，窗户暗暗的。姥姥让我站在墙脚，把我狠狠
地说了一顿..
太阳一偏西，我就跑到村口，去等我那双红皮鞋。一直等到太阳下山，
爱丽妈才领着爱丽姐回来，远远的山梁上，爱丽姐手提着那双红皮鞋，一瘸
一拐地向我走来。天哪，走近了我才看清楚，爱丽姐那双脚上全是血泡。再
看她手里的那双红皮鞋，前后的红皮子都不见了，鞋上露出来的像木头颜色
一样的皮子，鞋的原样已经没有了。我拿着这双少皮没毛的鞋哭着跑回了家。
我病了，为这双红皮鞋病了，姥姥自然心疼。爱丽妈过意不去，送来了
六个大寿桃馒头。姥姥用大红纸泡了一碗红颜色把我那双皮鞋又染红了。姥
姥一边抱着我，一边给我讲道理：“做人就要心眼好，你帮了人家，人家就
会记你一辈子，哪一家不是靠人家帮才能过好口子，人哪，就得心眼好，不
管你做好事还是坏事，老天爷从天上都能看见。”我从来没有见过姥姥这么
认真，这么有耐心地反复地给我讲这个道理，我是从姥姥的表情中揣摩这一
席话有多么多么的重要，于是，那一幕永远刻在记忆里了。
我记得，冬天，姥姥家要是来了要饭的，姥姥也总是把饭放回锅里，烧
一把草热热，才给他们吃，临出门，姥姥也总是让他喝碗热水再走。我总问，
为什么对要饭的还那么好？姥姥说，他们穿得少，吃了凉的就会更冷，肚子
里一口热水，有时候能抵得上一件棉袄，人哪有不要脸面的？要饭的也实在
是没法儿。
姥姥以她最质朴最善良的品质影响着我，而今我长大了，才知道这是多
么宝贵的一笔财富。没有多少文化的姥姥，改造了我身上的许多弱点，这些
年来，我一直记得姥姥说过的话，“帮助别人其实就是帮助你自己。”
去年，台里新闻评论部邵宾鸿找我借衣服，说她要主持一个欧美同学会
的联欢会，想让我帮帮忙。我说，没问题。[奇`书`网`整.理提.供]马上就选了四套不同类型的礼服
给她送去了。这么小的一件事，她却很感慨，她在给我的信里说：“虽然事
情本身不大，但可以看出你为人的一个侧面，这是进入影视圈里名气愈大的
人愈难得的，我为你高兴。”
我和邵宾鸿至今也没有见过面，都是彼此在电视上认识对方的，借衣服
这件事在我看来真是小事一桩。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是真正属于你自己的？
什么都不是，你一定要把实际上并不属于你的东西看得那么重，你从生活中
获得的快乐就会少得多，充其量，你只是物质的奴隶。对于我来说，这四件
衣服虽然属于我，它们曾经在屏幕上打扮过我，观众看过了，喜欢过了，价
值就已经体现了。不是什么东西都是越多越好，也并不是什么东西越多地属
于自己就越好。邵宾鸿一再说感谢我，我却想说要感谢姥姥，如果说我今天
身上还存有一些质朴、美好的东西，也是那些曾经向我借衣服穿的乡亲们所
给予我的。
我感谢曾在水门口的日子，是姥姥告诉了我慷慨待人才不枉一生的为人
之道。
水晨哥
——自题
小姨从山东来，吃过晚饭和母亲坐在桌边闲聊天，我坐在一旁翻闲书。
无意中听见她们提到了“水晨”两个字，随后就是姐妹俩的叹气声。“水
晨哥怎么了？”我忙问。
“你小姨说他快不行了，正在威海医院做手术呢。”母亲说。
“得的啥病？”
“肺癌。水晨这孩子一辈子都不舒畅，心里憋屈啊！”母亲很沉重。
我手中的那本闲书竟再也翻不下去了，眼泪一个劲儿地往上涌，不知是
什么压得我透不过气来，可分明又知道那是什么！我静静地站起来，离开客
厅，来到阳台上。1996年北京的夏天，奇热无比，面对万家灯火，我却感到
心里冰冷。
水晨哥是我儿时的伙伴，那时，一到假期，我和哥哥便来到姥姥家。姥
姥住的那个村子叫水门口，那真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小村庄，三面环山一面临
河，山不高却透迤起伏。西山是大片的果园，东山是梯田式的耕地，北山几
乎是树林连片，村口的南边是一条长三华里通县城的土路，和土路并行的是
一条河。夏天，我们几个小伙伴在河里嬉戏，洗澡，网鱼。冬天河上结了冰，
我们就用木头板做成最简易的冰车，在河面上滑冰。我们的小脸、小手都冻
得通红，可头上却冒着热气，摘了帽子、头巾，脑袋就像蒸锅，那会儿，我
们的笑声、喊声都给了冰河。
姥姥家地处村口最南头，一排溜五间大瓦房，还套起了一个大院子，门
口就是那条河。水晨哥家和姥姥家是一墙之隔，鸡犬相闻的邻居。姥姥家院
子里的两棵国光树是我母亲出生那年栽下的，等我出生了，这两棵果树就长
成了每年都结
1700多斤苹果的老树了。苹果树梢有一半伸到水晨哥家的院
里，而水晨哥家的伏苹果树枝又有一半伸过姥姥家院墙，远远看上去，简直
就是一家人。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刚开始，城里生活秩序就全乱了，山雨欲来的形势
连我们这些孩子都感觉到了。但农村依然那样平静祥和，虽说日子紧点，可
家家都过得安静和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人们的心绪好像没有受到任何
晃动。至今，我都特别怀念那段穷欢乐的时光。
夏天，天刚擦黑，一家人就围坐在院子里的小木桌旁吃饭。苯果树的叶
子、果实、枝杈都有它们各自的香味，互不干扰的香味，香得可以分出谁浓
谁淡。这时，姥姥会把掺了豆面的玉米饼子从大铁锅里铲下来，盛在一个大
盘子里端上桌来。玉米饼子黄焦焦的一面，松软软的另一面，简直能把你香
得翻跟头。姥姥做的饼子个头特别大，“哥，咱俩抬着吃一个！”我常和哥
哥开玩笑。其实，根本不用抬，我自己就能消灭一个，甚至还不够呢。太好
吃了，太香了，一把刚从菜地里拔回来的小葱，蘸着姥姥自己用黄豆磨的大
酱，再加上一碗用鸡蛋葱花蒸的猛子虾，让人吃的真不知怎样才算是饱了。
吃完饭，姥姥还没来得及拾掇，水晨哥就会跑到我家院子里逮葫芦蛾子。
院墙上的葫芦正在开花，散发出一团团诱人的清香。葫芦花是白色的，花心
是黄色的，葫芦花开到最巅峰的时院，傍晚每朵花上都会有一只葫芦蛾子盯
着。我和水晨哥常常掐下一朵葫芦花，高高地举在手里，然后屏息敛气地等
待着葫芦蛾子来盯。蛾子一旦盯上，我们就趁机把它逮住。记忆中，我们每
天举着葫芦花满院子飞跑。我们跑，花跑，蛾子也跟着跑，满院子的尘土，
满院子的欢笑，满院子姥姥的嗔怪声..
待着葫芦蛾子来盯。蛾子一旦盯上，我们就趁机把它逮住。记忆中，我们每
天举着葫芦花满院子飞跑。我们跑，花跑，蛾子也跟着跑，满院子的尘土，
满院子的欢笑，满院子姥姥的嗔怪声..
我这个城里来的孩子，对天黑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恐惧，所以，每次玩藏
猫猫时，我都紧紧地抓住水晨哥的衣服不撒手，嘴里不住说着：“水晨哥，
水晨哥，我跟着你，我和你一帮。”
“我是装坏蛋的，你家出身好，你装好人吧！”水晨哥推开我。
“你装啥人，我就装啥人！”整个晚上，我跟水晨哥在一块玩得快活极
了。
那天早晨一醒来，我就问姥姥：出身是什么？姥姥说：小孩子家，别瞎
问。
伏苹果是苹果树中最早熟的一个品种，伏天七月就完完全全熟透了。和
国光不同的是伏苹果周身都是绿色，典型的青苹果，摘下来，放上几天会特
别面，最大的特点是香。摘苹果的时候，水晨爹骑在树上，果树下，水晨妈、
水晨及他的两个弟弟一个妹妹一人扯一头线毯子，翘首等待。水晨爹一摇晃
树，果树发出籁籁声响，满树的苹果就会僻里啪啦地往毯子上掉。我像个苹
果蛾子一样飞来飞去。
俗话说青山不碍白云飞，苹果树并没有因为水晨哥家出身不好而少收，
满树满枝的苹果密密实实，树枝都像弓一样弯着，好多熟透了的苹果还没等
你用毯子去接，自个儿就从树上跳下来，摔得“鼻青脸肿”。那一刻，我最
开心了，满地捡着，满地跑着，满地笑着，满地看不够，长大了才悟出来，
那其实就是丰收的喜悦。
水晨哥家摘苹果的那天晚上，用姥姥的话说疯狠了的我天没黑就睡着
了。一觉醒来，却不见姥姥在炕上。我用食指蘸点唾沫，在窗户上悄悄地捅
了一个纸窟窿。姥姥的院墙脚下，堆着两筐绿绿的伏苹果。水晨妈手里拿着
两包“大众钙奶饼干”。（这是我妈妈每月从青岛给我寄来的“补品”，一
般来说，都被姥姥用作打点人情了，在姥姥眼里，鸡蛋、苹果就能把我养好。）
这样的情景我已经遇见过好多回了，两家的礼尚往来总是在天黑之后，
你送给我这，我递给你那，神神秘秘的。六岁的我无法知道这是为什么，好
多年以后姥姥才告诉我：水晨爹被村里定为坏分子，而姥姥家是军属，村里
干部开会说了：如果两家来往，就是阶级调和。
我七岁回青岛上学了，但是，年年暑假我都跟哥哥一起回到水门口姥姥
家。那里有我们最好的伙伴水晨哥。村里的孩子没有人理他，我和哥哥不怕，
我们也不是被水门口管的人。水晨哥为此感激得不得了，在他那幼小的心灵
上，我们是把他看成了一个正常的人，平等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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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几年，水门口还没有电。我最怵磨面了，窝憋在小小的碾房，推着碾
杠一圈圈走得没完没了。姥姥一让我推磨，我就把水晨哥喊来。“我来推，
你来扫。”每次他都这么说。我在前面用笞帚扫碾盘上的粮食，他与我保持
磨盘半径的距离，走得又稳又匀。
“水晨哥，你赶不上我。”
“水晨哥，你总是落我一段。”
“水晨哥，咱俩要能并排走就好了。”
面磨好了，我和水晨哥也都满身满头白面了。我笑水晨哥，啊，你成老
头了，白胡子老头。他也笑我，却并没有说我是老太太，他事事都让着我。
我清楚地记得当我上小学四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已经搞得翻天覆地了。
全国各地都在闹革命。青岛因为是沿海城市，各显要的机关、单位、街道都
挂上了大幅标语：“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大
人们都在说：要打仗了，台湾老蒋要打过来了。我们家当时住在信号山的半
山腰上，有消息说市里决定要把这座山挖空，将来好住人，藏人。整个青岛
人心惶惶，政府提出疏散人口，我妈妈担心万一打起仗来，我和哥哥没人照
顾，就把我们送回了水门口。
我和哥哥又回到童年的天堂，开始了乡村小学生活。这次回去，我发现
水晨哥变了，变得不像从前那么爱说话了。最不能让我理解的是他十几岁了，
却不上学，偶尔在学校门口遇见他，他也总是躲闪着。好几次我想问他，又
怕伤了他的自尊心。
我记得那是一个下雨天，天暗灰暗灰的。在农村，下雨就不上课了。我
从小就是个急性子人，去找水晨哥，我要当面问问他为什么不上学！我把自
己最心爱的小人书《三毛流浪记》送给他。我还记得我当时说的话：“水晨
哥，你们不认字的同学，只能看小人书上的画了，这本书送给你吧！”谁料，
水晨哥站起身扭头就走了。我气哭了，“人家好心好意，真不知好歹！”打
那以后，我和水晨哥的来往就少了，我从心里瞧不起他了，不认字，胸无大
志，将来有什么用？没出息。至今我都不能原谅自己：多讨厌多浅薄的小姑
娘。因为不久我就知道了，不是水晨哥不愿意上学，而是村里不让坏分子的
孩子读书！真对不起，水晨哥，原谅我那时的不懂事吧，我那时太无礼了，
我一定真正地伤害你了。
经历了和水晨哥那次“别扭”之后，十二岁的我仿佛突然长大了，再见
了水晨哥，我总是迎上前，亲热热地叫他。我竭力做出在我们之间任何事都
没发生过的神情。水晨哥却不再抬头看我。
阴历的七月初七，相传是牛郎织女相会的日子。这样的日子，农村是很
讲究的。姥姥因为我在，格外重视，头天晚上就把面发好了。姥姥东家跑，
西家借，把村里最好看的卡花模子都借来了，有小鱼的，有莲花的，有小猴
小狗的。姥姥一边烙花饼，一边把它们串起来，卡花可以染成五颜六色，煞
是鲜艳。串在一起挂在脖颈上，那感觉真比当今女孩子戴的项链还好看。姥
姥给我做的这个“项链”是可以美也可以吃的，那一天，我真是美得不知姓
什么。
夜幕下，凉风习习，我和姥姥一同趴在院墙上和水晨哥一家叙闲聊杂。
我手里拿着一个大鱼卡花，我指着鱼肚子上的两个字告诉水晨哥：“这两个
字念
feng（丰）shou（收）。”我好为人师的老毛病又犯了，水晨哥的脸一
下子暗了，他倔犟地走开了。
后来，我听小姨说，在他家的厢房里，水晨哥写了满满一墙的：丰收。
1969年的农村，还是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舅舅在村里当第一生产队的
队长。秋收大忙的时候，他们一整天都在地里。到了中午，各家都派人上山
送饭，那时的我已经算姥姥家有用的人了。每天晌午，太阳的影子就要和苹
果树对正时，我就抄起扁担，一罐水在前，一个小藤筐在后，挑着上山。舅
舅的午饭通常都是一碗萝卜菜，三个玉米面饼子。上山送饭是我最喜欢做的
一件事。一路上，肥嘟嘟的蚂蚱猛飞起来跌跌撞撞的，总往我脸上、身上冲。
老鸦无所顾忌地呱呱叫着，一起一伏地飞远，还有秋凤吹动杂草的簌簌响声，
都好听极了。
舅的午饭通常都是一碗萝卜菜，三个玉米面饼子。上山送饭是我最喜欢做的
一件事。一路上，肥嘟嘟的蚂蚱猛飞起来跌跌撞撞的，总往我脸上、身上冲。
老鸦无所顾忌地呱呱叫着，一起一伏地飞远，还有秋凤吹动杂草的簌簌响声，
都好听极了。
再后来，我回青岛上中学了，就很少回水门口了，但我常常惦记着水晨
哥，他不认字将来怎么生活？放一辈子牛，一辈子就耗在农村？不知怎么了，
我心里就是放不下他。
上高中的那年暑假，我又一次回到了水门口。水晨哥竟然结婚了！天啊，
他结婚了！他才二十二岁！
我一下子愣了。姥姥却说挺好的，省得一辈子打光棍。水晨哥会找一个
什么样的媳妇？我急于想知道。
水晨哥的新房紧挨着水晨妈东屋，屋子不大，收拾得整洁，利落。四床
簇新的被子摆在炕上最显眼的位置，一辆新自行车摆在屋子中间，此外，就
没什么了。
水晨哥和以前相比没什么变化，黑红的脸，小平头，一身石头般硬的肌
肉，他穿一件深色的背心，背厚厚的，只是堂堂一米七八的个子不那么挺拨，
他的背有些驼了。水晨哥见我来了，眼睛里全是高兴：
“小萍妹，你越长越高了..”
“嫂子哪？”话都出口了，我怎么觉得这么别扭，从来没叫过谁嫂子..
“你嫂子上山了。”水晨哥回答得很自然。
“哪个村的？”
“咱村后街的。”
“谁啊？”
“等子。”
“是喜来家的那个等子？”
“嗯。”
我简直不敢相信，等子会成为水晨哥的媳妇。那是一个怎样的女人：皮
肤又黑又粗，鼠灰的头发天生有些卷，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她只有一只眼，
另一只眼是因为她小时候得麻疹时弄瞎的，现在装了个玻璃球假眼。我无法
接受这一事实。
水晨哥为什么要娶她呢？我痛苦地问姥姥。姥姥认定菜里虫菜里活，命
跟命不一样，姥姥又告诉我等子是带着特殊的“嫁妆”来到水晨家的。等子
的叔叔是村干部，她爹又是大队会计，当时提亲时就把条件讲好了，贫农的
女儿嫁给富农，水晨哥家的弟弟妹妹就可以上学。
水晨哥所失去的，或者毋宁说是被人剥夺了的基本生存权利使他默默地
忍受成习惯了，他对生命有了另外一种随遇而安的平静。他还是他，没早没
晚地干着活。
再见到水晨哥，是十几年后了。我已调到中央电视台做了主持人。也是
一个夏天，我和哥哥一起来到了水门口。因为村里这时家家早有了电视机，
我的到来在村里就成事了。人们奔走相告，不大的工夫，舅舅家的院子里就
站满了人，许多孩子和年轻的小媳妇我根本不认识，只是一些上了年纪的，
或是当年姥姥的邻居我还有些面熟，大多都叫不出名字了，只有等子嫂我一
眼就从人群中认出来了，她还是那么不好看，却一脸的善良、淳朴。
我上前从人堆里把她拉出来，“等子嫂，你好吗？”
“萍妹还记得我，瞧我这脏样。”
等子嫂变化不大，岁月几乎没有给她特别的印记。她的两个孩子都是女
孩，脸盘、身架都像水晨哥，一双女儿穿得干干净净，小脸洗得白白的，头
发梳得光光亮亮的，我一见便有说不出的喜欢。看到孩子如同看到了水晨哥
现今的生活。
“你爸爸呢？”我问十岁的大女儿。
“爸开拖拉机上崖头了。”我心里再一次感受到一阵阵不可名状的失落：
这次又见不到水晨哥了。没成想，就在我若有所矢要离开水门口的时候，水
晨哥回来了。
水晨哥老了，看上去像一个小老头，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眉心皱着，因
为风吹日晒，皮肤又粗又黑，再也看不到水晨哥当年光亮的额头了。他见到
我显得非常紧张，手脚都不知道往那儿放似的，我心里一酸，霎时眼泪盈满
了眼眶..我忘不了儿时我喀嚓喀嚓大嚼着水晨哥家伏苹果的情景..
我和水晨哥面对面站着，他的眼睛始终不敢看我的脸，水晨哥童年时留
给我的印象太深了，这会儿见到他，有那么一种隔开了的，疏远了的感觉。
我和水晨哥又能聊些什么呢？说的全是没用的废话，记忆里留下的是我离开
水门口时，水晨哥站在村口送我，他像钉子钉在那里。
回青岛的路上，我们的话题全都是关于水晨哥的。舅舅告诉我水晨哥太
有福气了，水晨媳妇家里地里一把手，一年到头忙，水晨哥和孩子一天三顿
麦子面，偶尔吃个地瓜就算尝“鲜”了，水门口没有像水晨哥这么享福的了。
大家都知道，水晨媳妇这些年没吃过一顿好饭。水晨媳妇穿的绒裤，补的补
丁都把原来的绒面盖住了，没人见她扯过一身新衣服，可水晨哥这些年穿得
板板正正。等子以她的美丽爱情浇灌了水晨哥那多年受伤的心灵，一对好人
哪！
我的心完全可以放下了。
是啊，多少年来我一直忘不了水晨哥，我只想让从不间断的惦念陪我到
永远。真像季节与季节之间的交替那样自然，我极其渴望为水晨哥做一些什
么，这已经成了我的一个心病。
很长一段时间，我只能默默地祈祷上苍：愿好人一生平安。
我的祈祷没有奏效，好人也不能一生平安。今年春天，母亲又从青岛打
来电话，水晨哥在青岛最有权威的山大医院被宣判了死刑，最多也只能活两
三个月了。医院劝他们早点出院，省得人财两空。水晨媳妇哭着向主治大夫
说：“我就是去要饭，也要保住水晨。”母亲说，送他回家的时候，水晨连
话都说不出来了，眼泪顺着脸流个不停。他是放心不下他的两个孩子和他那
可怜的媳妇。母亲安慰他：“放心吧，孩子有我们大家，还有她小萍姑姑，
她一定会帮她们。”水晨哥点了点头。
话都说不出来了，眼泪顺着脸流个不停。他是放心不下他的两个孩子和他那
可怜的媳妇。母亲安慰他：“放心吧，孩子有我们大家，还有她小萍姑姑，
她一定会帮她们。”水晨哥点了点头。
这不能算是初恋
——莎士比亚
这真的不能算是我的初恋。
他是我的小学同学，姓谷，因为个子高，同学们都叫他谷风机。我那时
在班上的女生中也是个子最高的，所以班上站队的时候，我俩总是站在最后
一排，胳膊靠着胳膊，连呼吸的声音都听得到。有时做广播体操伸展运动时，
手臂总是碰到一起，我们从来没有像其他同学一样去到老师那儿告状，我们
彼此笑笑，好像都嫌自己胳膊太长了。
谷风机的数学很好，数学老师就特别喜欢他。数学老师姓冯，白白胖胖
的，脸上架着一副黑边眼镜，满眼的智慧，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冯老师有一对
特别细小的辫子。有一次，我看谷风机上课不注意听讲，在桌子上画冯老师
那两条小辫子。干嘛注意女老师的辫子？一向不爱告状的我，就莫名其妙地
告诉了冯老师，结果冯老师把我批了一顿，“你不用管人家上课画什么，你
看看人家考试的分数，你再看看你，整天马马虎虎，不是落一个小数点就是
忘了填得数，我倒情愿你也画，你给我考个一百分。”从那个时候起，我心
里就暗暗下决心，数学一定要超过谷风机，但终也没能超过。浑然不觉之中，
谷风机开始在我心中有位置了，时不时我也爱瞟上他一眼。
夏天来了，我们班野营拉练，谷风机被分配在炊事班，据说是他自己要
求的。那是个又苦又累又不讨好的差事，为此我们老师还表扬了他，说他专
捡重担挑在肩，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知为什么，谷风机竟然站起来，当
着全班同学的面儿说，他到炊事班，主要想学学做饭，回家好照顾他奶奶，
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老师生气了。
谷风机和我们同学都不一样，他的父母在很远的三线工作，青岛只有他
和年迈的奶奶住在港务局大院的一栋楼里。他平时不爱说话，常常一个人坐
在教室里愣神，下了课，同学们都出去疯一会儿，他总是不动，班上的集体
活动他也很少参加。我只记得他放了学后，老爱一个人拿着球去操场，一玩
就玩到很晚。那时我就想，如果太阳永远不下山该有多好啊。每次看到他只
身独影的样子，我小小的心灵竟会涌出一股同情感。
五年级我开始当班长了。有一次班会开晚了，班主任让男生送女生，谷
风机提出要送我，我当时又慌又窘。那会儿我们班上只有我一个不住港务局
大院，对于十一岁的孩子来说，我们家和学校的距离简直是太远了。因为学
校在观象山，我们家在信号山，我每天都要从这个山头走向那个山头。那晚，
走出学校的门，我的心就开始怦怦跳。谷风机跟在我后头大约有十几米。一
路上，我一直低着头走路，好像马路上的行人都在看着我们。现在想来多可
笑，一个十二岁的男孩送一个十一岁的女孩，真要遇上什么事，那十二岁的
孩子又能干嘛？可那时不一样，我骄傲地在前面走着，谷风机勇敢地在后面
跟着。快到我们家门口了，我停下来等他：“你回去吧！”谷风机脸上都出
汗了，“你们家这么远，你干嘛不转学，江苏路小学不更近吗？”他还没等
我回答，转身就走了。我望着他的背影，真觉得他很像个大人。
这以后，只要班会晚了，就一定是谷风机送我。对此，同学们竟有反映
了。说我们手拉着手走路，说谷风机还到我们家吃过饭。哪有的事？我觉得
委屈，因为那个年月的小孩不能承受这些，我不让谷风机再送了，但是日后
班会结束时，他还是照样跟在我后头，好像从来没听到过同学们议论一样。
“你真的别再送我了。”我跟他急了。他却慢条斯理地低着头说：“我不是
送你，我从这儿爬爬山路锻炼身体。”就这样，他一直送我送到小学毕业。
班会结束时，他还是照样跟在我后头，好像从来没听到过同学们议论一样。
“你真的别再送我了。”我跟他急了。他却慢条斯理地低着头说：“我不是
送你，我从这儿爬爬山路锻炼身体。”就这样，他一直送我送到小学毕业。
上初中，我和谷风机没有分在一个学校，我去了三十九中，他去了十一
中，从此我们再也没有见面。后来，我上高中时听说他就业了，因为家里有
一个接班的名额，考虑到他父母不在青岛，就照顾他了。时代真是个大魔方，
人的命运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显得多么渺小，多么无力呀。也许谷风机的奶奶
盼望孙子早点挣钱，早点成家立业，做奶奶的也就可以安详地闭眼了；也许
谷风机没有前瞻的目光，没有想到今日中国会对学历做出这么严格的规定，
总之，谷风机因为只念到初中毕业而奠定了他日后在这个社会中所承受的苦
难，我的痛心在于他本该是一个读完大学都轻松的男儿啊！而今，他只能在
码头上做一名普通的工人。
时光荏苒，日月如梭。1987年，在我们离开观象二路小学将近二十年的
时候，我们小学同班的同学竟然开了一次同学会，地点是在金到来家。通知
我的时候，我正在哈尔滨拍《雪城》。青岛——哈尔滨，遥遥千里，我却一
刻也没有停，三天的火车颠得我浑身都散架了，我的心比火车还快，早已飞
回了我的童年。我怀念那些纯洁的友谊，似懂非懂的情愫，甚至包括男女同
学之间稍稍的“亲近”..我真的想不出谷风机现在什么样子了。
“三岁看老，播地看苗”，我们班上的同学基本上没有变化得让你认不
出来，只是不能仔细看，因为越看越不像。我在三十几个同学中一眼就看到
了谷风机，他个子还是我们班最高的。我们握手的时候，我突然脸红了，同
学们都看到了，他们起哄了：“坦白，坦白，你们俩当年好过没有？”
我坦白：“绝对没好过，不信问谷风机。”
男同学又起哄：“让谷风机说，说说没关系，我们也不告诉你媳妇。”
“也算好过吧，因为我觉得她比别的女同学好。”噢，女同学们起哄了。
这起哄的声音又让我想起了我们小时候。那会儿下了课，男生女生都各
凑一堆玩，好像谁也不理谁，其实谁都在意谁。淘气的男孩子常把谷风机往
女生堆里推，一边推还一边喊着我的名字..现在想来可笑，可那时候真觉
得委屈。我好几次因受不了这样的场面，而跑回教室哭。为这，谷风机还和
推他的男同学打过架。我常想，谷风机上中学没有和我上一个学校，是不是
不想再让我受这份罪了？！
晚上，我们几个当年要好的同学没有回家，而是一起去了八大关，总觉
得有许多话还没有说，许多想知道的事还不知道。谷风机也在里边。路上，
金到来悄悄问我：“你说实话，你后来要是不去济南，你要是不当演员，你
就留在青岛和我们一样，你会不会嫁给谷风机？”
说实话，我没有认真地想这个问题。我沉默着。我想，爱应该是既能感
知，又能记忆的。而此时，我只能从金到来的假设中窥探出自己可能的境遇，
它让我发出了一种叹喟，这种叹喟是不能抵达另一颗心灵的。境况的差异，
决定了人的差异，也决定了这种距离成为魅力时，情感的无私与无价。
同学们在海边的礁石上坐了一排，夏天的海风吹得人都醉了。海水爬上
了礁石，每一朵浪花都是新的。我们一声不响，我们微笑，我们静静地合上
眼睛，风一动不动，月亮悄悄地打量着我们每一个人，童年在这里重新挤成
一团，像浅水中的一排小脚丫，干干净净，汇入蔚蓝的纯洁之中。
或许他们是故意留给我和谷风机单独说话的机会。
那一天，我们真的像一对恋人一样在沙滩上并肩走着，依然是胳膊挨着
胳膊，却没有了小时候那样的坦然了。这么多年彼此没有来往，该说什么，
从哪儿说起？我只知道他在港务局做了一名工人，其它呢？我的心一阵阵地
乱跳，生怕我们之间再说出一些不该说起的话题。
这也是我在故乡的海边第一次和一个男人并肩散步；月亮在前边牵着我
们走，海浪在后面推着我们行。这真该是一个醉人的夜晚啊，不管是不是恋
人，你都会不由自主地想挽起他的胳膊，搂起她的腰。
谷风机突然站住了：“你结婚了吧？”
我赶忙说：“结了。”我们又继续向前走着。
“你也结婚了吧？”我问。
“我早就结了，都有了一个孩子。”
“男孩女孩？”
“女孩。”
“女孩太好了，小谷风机吧，女孩都像父亲。”我心里平静了许多，月
亮也没那么圆了，海浪也退下去了一圈儿。
谷风机依然沉重地走着。“你还不知道吧，我女儿已经死了，才不到一
岁。”
“为什么？”我吃惊地望着他。
“先天性心脏缺血，咽气的那天，大夫让我把她送到太平间，我没去，
而是抱着她来到了海边，就在这个沙滩上走了一宿，一直走到天亮，那时候
我真想抱着她往海里走，让海把我们俩都带走。”我站住了，我看见了谷风
机那双绝望的眼睛。
“你没有孩子吧？你肯定没有这个体会，孩子死了，就像自己死了。”
望着眼前这个承受着巨大悲痛的男人，怎么也联想不到小时候那个谷风
机了。那时候天真的我们对于长大的憧憬什么都想到了，唯独没有想过灾难
来了怎么办？做了父亲以后，女儿死了怎么办？
“别难过了，再生一个吧。”我安慰他。
“你肯定没有做过母亲，孩子对于父母来说，这一个就是这一个，以后
就是生十个也代替不了这一个！”谷风机向着大海、向着我哭诉着。我们伫
立在沙滩上，我再也说不出一句话了。痛楚和暖流交织着，它们涌遍了我的
全身，我默默地注视着他，那个时候的我远比恋人更亲切、更自豪，谷风机
是把我当成亲人了啊！
就这样，我一直陪着他走，像小时候他护送我回家一样，我也护送着他
在人生黑暗的路上走一段吧。我陪着他在沙滩上走着，海浪越来越细，已不
去擦碰那些做梦的礁石了，我的那一排同学静静地坐在礁石上等着我们。原
来，大家都知道了谷风机的不幸，也都知道谷风机今天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
沙滩上再走一走，也明白了为什么要让我陪着他走。
如今又过去十年了，愿上天再赐给谷风机一个女儿，他会是这个世界上
最好的父亲。
姥姥（一）
姥姥（一）
——自题
我姥姥是个地道的乡下小脚女人，可她却有着一个男人的名字——刘鸿
卿。按说在她那年月，女人一般都没有名字，她不仅有而且那么响亮，原因
是她家当时挺富，父亲开了个大染坊，几个兄长都在青岛、烟台一带有买卖
操持。
刘鸿卿命不好，十六岁按照当地的八字风俗，嫁了一个铁匠铺的掌柜—
—我的姥爷倪润太，于是，这辈子他们就再也没离开过穷。姥姥认命，常自
我安慰：人命一尺，难求一丈，活着，就已经是造化了。姥姥如此达观，所
以她的日子在水门口村是出了名的红火。
“倪家媳妇好强啊！”知道底细的邻家女人都这么说。[奇`书`网`整.理提.供]每回姥姥听到这
些话，总是抿嘴一笑，挎起挖菜的篮子，一溜小跑地奔向河边，撩起土蓝色
的士林布大褂，一把泪水一把河水地往下抹，直到听见有脚步声，才又挎起
篮子往山上走..
在那不高的山顶上，可以看见娘家的那个村，也只有坐在那儿，她才敢
放声哭一场，末了，她还是自我安慰：人命一尺，难求一丈。
姥姥认命了。
当闺女时的姥姥，在娘家是出了名的巧手。村里谁家闺女出嫁都请她画
个鞋样，绣对枕头什么的，慢慢地她自己也积攒了一些花样。不知多少个圆
月的夜晚，拿出绣满龙凤的鞋样，用心丈量着她那未来的男人..
姥姥说，出嫁的那天她清楚地记着，老天一直阴沉着脸，坐在花轿里的
她不知怎么地，泪水一个劲儿地往下滴。第一次远离娘家，那滋味真不好受，
送她的两个哥哥一声也不吭，像和谁赌气。只有那吱扭扭的轿子声，在他们
兄妹之间传递着相互的嘱托。
“掀开盖头的那一刹，我眼前当时就黑了，你姥爷家的那间破屋啊，还
赶不上俺娘家的厦子（农村装草用的棚子）！”姥姥这样对我描述她初来倪
家的情景。“倒是看了一眼你姥爷，挺让人宽心的，黑溜溜的脸膛儿，立在
门口像副门板，话不多，一句一个响。”
我问：“那你们后来为什么老吵架？”（在我童年的印象里，姥爷、姥
姥没正经说过一句话，只要张嘴就抬杠，谁也不让谁。）
“鸡狗不合，老辈子的话都是有数的。”姥姥属狗，姥爷属鸡。
我又问，“那你们怎么还生那么多孩子？”
“老天把命都给你安排好了，孩子来了，你就得收着，你能咋的？也幸
亏有孩子拖着我，要不我早寻死了。你姥爷这人，他不说理呀，你妈小时候
夜里哭，他不打孩子，回手就给我一巴掌，那打铁的手，落在脸上，当时眼
底就出血了，脸肿得像发糕，第二天见了邻居，我推说是昨晚起夜，撞在门
框上了..”
姥姥也真够强的，嫁过来几年，自家就盖起了五间大瓦房，套起了一个
大院子。听说上梁的那天，来了足有五十个帮工的，可一到吃饭就全走了，
谁也舍不得吃倪家媳妇一口馒头，谁都知道这粮食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
多少年过去了，姥姥一提起这五间大瓦房就掉泪。
六十年代初，姥姥家的日子算真正地红火了。大儿子、大女儿在青岛工
作，二女儿在县里教书，小儿子在部队当兵。那时家家都在闹饥荒，水门口
的人吃光了山里的野菜，开始吃槐树叶子了，一个个脸肿得都认不出谁是谁
了。快过年了，孩子多的人家，爹妈都愁得要上吊。姥姥和姥爷商量，年二
十八把家里喂了一年半的肥猪给杀了！
一口大锅在堂屋正中央烧了一晌午，日头偏西，这头大肥猪才烂，姥姥
家门口已是水泄不通了，大人、孩子，能来的都来了，姥姥回忆说：“那口
猪也真是通人情，没吭几声就咽气了，这锅肉简直是奇香，这辈子再没闻过
那么香的猪肉了。”
姥姥说，她都记不得是谁先动了手，反正不大的功夫，锅底就朝天了，
姥姥和姥爷谁也没摊上一口，可那一夜他们睡得特踏实，直睡到大雪堵门才
起来。姥姥收拾着散落在院子里的猪骨头，看着蹲在石台上抽烟的姥爷，“哦，
他爹，这才想起来，启锅的时候，该再加一勺子盐。”
我记得在我十几岁的时候，家里发生了一件大事。姥姥最小的儿子在部
队当连长，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为救别人牺牲了。部队派人来给姥姥送遗物
的那天，姥姥所有的儿女都到齐了。他们生怕母亲承受不了这沉重的打击而
出现意外，部队还带了两名医生。姥姥说，那天她一看家里来了那么多首长，
就预感到舅舅出事了。她说，舅舅最近没往家里写信，她这些日子老做梦。
部队首长们望着眼前的这个慈祥的母亲，不知该怎么开口报告这悲痛的
消息。姥姥倒先张口了，“是不是道远在部队上犯了什么错误？”（我小舅
叫倪道远。）首长急忙解释：“不是，不是，大娘，你的儿子是好样的，是
我们部队学习的榜样..”姥姥说她不记得往下都发生了些什么事，只记得
那一夜，不到六十岁的姥姥一口后牙全酥了，舌头一碰就往下掉块儿..
夜里，姥姥点着油灯把舅舅在部队的立功喜报全都拿出来了，她贴了一
墙。一边贴一边自语：“人命一尺，难求一丈，当兵的命不在自己手里，好
哇，你是救别人死的，妈懂得你，好哇，孩子，尽做好事，下辈子你的日子
就好过了..”只是第二天村里来人要把门上挂的“光荣人家”牌子换上“革
命烈属”时，姥姥坚决不让。
母亲相信儿子没有死。
我的姥姥只上过半年的识字班，可她清楚，认字是天下最有用的，当年
她作主用卖花生种子的钱送我妈妈和舅舅到城里读书，这在那个年代对一个
小脚女人来说是很不容易的，这也是姥姥如今常夸耀自己的一句话：“我要
是当初不逼着你妈妈去青岛念书，认识了你爸爸，现在哪有你呀？”我也逗
姥姥：“人命一丈，难缩一尺，我命好啊..”其实我是我们这个家里最感
激姥姥的一个人了，没有姥姥，也许就真的没有我。
我生在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年代，家里有个大我两岁的哥哥，那时我
的父母只是机关的一般职员，雇不起保姆，他们又都是要求进步的青年，只
好把我送入几个月才能来接一次的长托幼儿园。严重的缺乏营养，又整日被
捆在小木马上，半年下来，我已经成了一个面黄肌瘦的小怪人了。
当时，在青岛上学的小姨，暑假回老家，把我的惨状禀报姥姥后，听说
姥姥一宿没合眼，把家里所剩的麦子面都烙成了火烧（这也是我至今最爱吃
的一种饼），连夜摘了一篓子酸苹果，就坐上了由石岛开往青岛的轮船来到
我家。那会儿，我父母住在青岛伏龙山的一套石头房子里。我妈回忆说：姥
姥来的时候，天还没亮，只听一个人轻轻地敲门，她以为是在做梦，开了门，
看见姥姥立在门口，一脸的雾水，一脸的汗水，一脸的泪水。“妈，出什么
事了？”“印子（我妈的小名），我想把小萍接回去..”姥姥泪如泉涌..
就这样，只有两岁的我，就跟着姥姥回到了我童年的天堂——水门口。刚到
村里，好奇的人都来看我这个从城里来的孩子。姥姥说，我见了谁都哭，把
人吓得只好等我睡着了才来，东家一篮子鸡蛋，西家一把红枣，姥姥的好人
缘使我成了村里最富有的孩子。姥姥说什么也想不到，我如今长这么大个子，
小时候真是个小懒猫，冬天，姥爷出门总是把我揣在棉袄里，有时在人家坐
半天，才听见棉袄里有几声叽叽，解开扣子，原来里面还有个我。
的一种饼），连夜摘了一篓子酸苹果，就坐上了由石岛开往青岛的轮船来到
我家。那会儿，我父母住在青岛伏龙山的一套石头房子里。我妈回忆说：姥
姥来的时候，天还没亮，只听一个人轻轻地敲门，她以为是在做梦，开了门，
看见姥姥立在门口，一脸的雾水，一脸的汗水，一脸的泪水。“妈，出什么
事了？”“印子（我妈的小名），我想把小萍接回去..”姥姥泪如泉涌..
就这样，只有两岁的我，就跟着姥姥回到了我童年的天堂——水门口。刚到
村里，好奇的人都来看我这个从城里来的孩子。姥姥说，我见了谁都哭，把
人吓得只好等我睡着了才来，东家一篮子鸡蛋，西家一把红枣，姥姥的好人
缘使我成了村里最富有的孩子。姥姥说什么也想不到，我如今长这么大个子，
小时候真是个小懒猫，冬天，姥爷出门总是把我揣在棉袄里，有时在人家坐
半天，才听见棉袄里有几声叽叽，解开扣子，原来里面还有个我。
天天吃鸡蛋，在那年月，如同登天。
可姥姥心里拿定了主意。
赶上初五的大集，姥姥去集上提回一篓子红皮大鸡蛋，只是手上的那副
从娘家带来的上乘银镯子不见了。那红扑扑的鸡蛋铺了满满一炕席。
早晨吃鸡蛋羹，中午吃鸡蛋饼，晚上吃鸡蛋面，我就这么吃了三个月。
鸡蛋真是个好东西，我的小脸开始泛红了，见了人就笑，姥姥用头绳给
我扎起两个朝天的小辫子，大伙逗我，“小萍，快，小辫子让蜜蜂扛走了。”
就这样，我在水门口住了整三年，当了三年姥姥的小尾巴，她走到哪儿我跟
到哪儿，在我的印象里，姥姥手里有吃不尽的好东西，姥姥的肚子里有讲不
完的好故事，我如痴如醉地追随着姥姥，听了许多本不该我那个年龄听的故
事，记住了很多我那个年龄本不该记住的事。长大以后我才知道，姥姥的故
事都是出自《三国》、《水浒》、《聊斋》，真、善、美，假、恶、丑，在
姥姥的嘴里都明明白白。
我的启蒙老师应该是我的姥姥啊。
后来，因为要上学了，只好回到青岛我妈妈身边，可是姥姥在我童年的
记忆里已经注入了我的生命，那时我记得大人们常问：长大了挣钱给谁花？
“给俺姥。”我永远都这么说。
姥姥还真花上了我挣的钱了。在济南上学的第一年，我们是.. 26块生活
费，我就先给姥姥寄了.. 10块钱，再后来，随着我挣的钱越来越多，我给姥姥
的钱就越来越多。今年过年回家，我一次给姥姥.. 2000块，还特意请朋友从银
行换了新钱， 50元一张，厚厚的一沓，姥姥嘴上说：“我一个老婆子，又
不出门，要这么多钱干嘛？”可转身就对邻居夸耀说，“小萍给我这么多新
钱..”
头一回去香港，我打电话问她要什么，她说买一包发面的引子，说邻家
张大娘的女儿就是从香港买的引子，发起的面特别香甜，你妈就爱吃这种馒
头。八十多岁的母亲还想着她的女儿。六十多岁的妈妈常说，只要有母亲在，
我就觉得自己不老。我也说，只要姥姥在，我总觉得自己还是个黄毛丫头。
做了主持人，姥姥是我最忠实的观众了，一到星期六，她就张罗着早吃
饭，千万别耽误了“综艺大观”。只是姥姥太偏爱我了，每回都说：“小萍
主持的这个节目比哪个都好看。”可小阿姨告诉我，姥姥也常对着电视里的
我叹气：“三十好几的人了，老这么一个人，孩子也不要，到什么时候才算
个头..”可是，每回姥姥见了我，又说：“萍儿，你干这个工作挺光荣，
连我都受到人们的格外尊重。”真怪了，姥姥从来没问起过我个人生活，内
心是不是真正的痛苦，莫非她是最理解我的？！
月
8日是姥姥八十六岁的生日，
我因为这周有直播，不能回去，特写此文，献给她老人家！祝姥姥生日快乐，
健康长寿！
1995年
8月
8日
姥姥（二）
——自题
姥姥在她八十八岁的时候，终于来到了北京，来到了我的家。
临行前她的儿女们都反对，母亲多次给我打电话：“姥姥年龄太大了，
这般年纪的老人了就如同熟透了的瓜，稍稍一碰就不得了。”我真是不甘心，
盼了一辈子了，好不容易有了大房子有了家，却熬到姥姥自己都做不了主的
年纪了。我悄悄给姥姥打了电话：“姥，你自己说，你愿不愿意来？你自己
感觉你身体行不行？”姥姥是个一辈子不愿给别人添麻烦的人：“我身体倒
是没事，就是去了要忙乎你了..”行了，我已经听出了姥姥的心愿，姥姥
这一辈子，太不容易了，她当然想来啊，外孙女家是个什么样，北京是个什
么样，电视台是个什么样，姥姥都惦记，姥姥比孩子还要新奇，姥姥期待着
呢。舅舅姨们经不住我的死磨硬缠，只好答应了。从青岛到北京的特快列车
要跑十六个小时，母亲做好了各项准备，给姥姥带了各种药，各种吃的，一
上车就和列车员打了招呼，并特别说这是倪萍的姥姥。（我做了主持人之后，
家里人从来不打我这个招牌，这次大概实在是怕姥姥路上会有什么意外，不
得已而为之吧。）姥姥确实因为是倪萍的姥姥而受到了列车员的特别关照，
那不大的软卧车厢里不停地有人来看她，餐车上还特别给姥姥做了面条，姥
姥不停地问母亲：“他们都认识小萍？”接站的那天我去得很早，我已经好
多年没有到站台里边接人了，这次接姥姥，又站在了那熟悉的站台口。世界
什么都在变，唯有这站台依如从前。站台是流动的历史，是人类最普通与最
复杂的情感的栖息地，站台是一种感伤，如今对我来说，站台还是那么亲切，
还是那么不一样，似乎只有站在那里，听到火车的鸣叫，脚下感觉到站台的
震动，你才知道相聚、离别是人生最有滋有味的日子。
火车进站了，我的心一阵紧缩，无数次地接送过亲人，惟独这一次不一
样，喜悦是那样地浓，这是接姥姥啊！姥姥是专门看我来的。啊，看见了，
十一号车厢，姥姥和妈妈正趴在窗户上向我挥手。
姥姥下车了，哪儿像快要九十岁的老人，她不要别人扶，也不要人家搀，
愣是自己走出了北京火车站。我们围在姥姥的前后左右，像看护一个刚会走
路的婴儿一样，既怕她摔倒了，又希望她能独立地往前走。我何止希望姥姥
走出北京站，她要能走回西城我的家，我都情愿翻着跟头过长安街。
姥姥终于双脚踩上北京的土地了，这是她的心愿也是我的心愿。小时候，
姥姥总是说我：“外甥狗，外甥狗，吃了就走。”我也总说：“姥姥，等我
长大了有了家，你就和我一块儿过。”如今多少年过去了，人都长得不能再
大了，也始终没有一个可以让姥姥来住的家，许给姥姥的诺言一直耿耿在心，
我一直祈祷上苍让姥姥多活些年，不仅能够活到我有个像样的家，而且还要
活到有个重外孙女。
和姥姥住在一起，我便有了牵挂，临出门总要反复叮嘱小阿姨把炉子关
好，把门看好，办公室有事，我也是一天打上几个电话才放心。怕电话有时
挂不好，还特意给小阿姨配上
BP机。下了班路过菜市场、商店也总是进去搜
索点特别的东西，好让在家盼了一天的姥姥有个惊喜。
我像保护文物一样爱护着姥姥。冬天里的第一次流感来到之前，我就一
连喝上几天板兰根，生怕我感冒而传染给姥姥。靠近年根的时候，也是我正
忙于排春节晚会的时候，姥姥开始打喷嚏了，吓得我赶紧让小阿姨在家里熏
醋，整整六大瓶醋，从早熏到晚，熏得我身上、头上到处都是醋味，可最终
没能让姥姥逃脱这次流感。姥姥开始发烧了。妈妈说得真对，姥姥这般年纪
真是熟透的瓜了，就这么一次感冒差点要了老人家的命。姥姥有多年的气管
炎，天一冷，呼吸就有些困难，这一感冒就了不得了，再加上发烧，而且连
续几天不退，最要命的是姥姥行动不便，在这么冷的天里不能出门，也不能
上医院。看着一口一口地向外倒气的姥姥，我害怕了，我把能想的办法都想
过了，我请赵忠祥老师帮我找离我家最近的一家医院的呼吸科主任。崔主任
来了，而且带来了一个治疗小组，她们认真负责地给姥姥看了病，做了一系
列检查，一次就给姥姥开了一千六百多块钱的药和针。病中的姥姥看着我给
大夫数钱，直向我摆手，我懂姥姥这是心疼钱，但我和大夫在全力抢救她，
她哪懂我的心，真的，再数多少我也不嫌多，只要能把姥姥救过来，只要能
减轻姥姥的痛苦..
几天针打下去，姥姥还是不见好，我做了最坏的打算，不管姥姥是否愿
意，我一定要送她去医院。专家还对我说：像姥姥这种病，如果吸呼再困难，
痰上不来就要切开喉管上呼吸机。我知道这回我的祸是惹大了，我怎么向她
的儿女们交待，我是对他们做过保证的呀，我附在姥姥身边和她商量：“去
医院吧，去救过毛主席的那个医院（姥姥对毛主席最有感情）准能治好。”
姥姥还是摇头：“不想遭那个罪了，我也活得够本了，来你这个家看看
我就了心事了，也就能闭眼了。”
“姥姥，你别老说闭眼，你不答应过要帮我看孩子吗？为了我，你也得
使劲儿挺过来..”我守在姥姥床边急得直哭。
“看你，还是小时候的毛病，动不动就哭，快擦擦，姥姥最见不得你掉
泪了。”姥姥把她那洁白的小毛巾递给了我，我却用它擦去了姥姥眼角的泪
水。
“那赶快打电话叫舅舅姨他们来北京吧！”姥姥坚决不同意：“快过年
了，别叫他们，我要是能这么闭着眼睛睡过去就算是有福的了。”
那一夜，睡梦中姥姥开始说胡话了。真是破天荒，第一次我自报家门给
医院打去电话，他们很快派了两位专家到家里来给姥姥看病。不知为什么，
两次姥姥病危我都是找的部队医院，事后姥姥自己说，她儿子曾在部队当过
兵，她是烈属，总觉得是儿子把她救活的。
感谢上苍垂怜，姥姥度过了年关，我也直播完了春节晚会。年初一，我
病倒了，望着躺在床上的我，姥姥格外心疼：“都是我把你累的。”我说：
“姥姥，都是你把我吓的。”
姥姥病愈后精神比从前更好了，穿上我给她订做的深灰白线格背心，表
妹说姥姥像冰心老人，姥姥说我要是能像人家那样识文认字的就好了，只可
惜像个睁眼瞎子，守着这么多书都看不了一本。我姥姥不认字却最爱惜书，
每天起来都忘不了两件事：一是浇花，二就是给书掸灰尘。有时我看见姥姥
一个人在书架前立半天，很是好奇，姥姥常常说：“钱花在这上面最值了，
有多少书就有多大出息。”没有文化的姥姥常说出一些人生的哲理。我猜想
姥姥她一定为自己不曾读过书而懊悔，要不，她在那么穷的年代怎么会让她
的儿女们去城里读书呢。姥姥爱护书，也爱护读书的人，我们家那间书房，
不管谁在里边读书，写字，姥姥总是放轻了脚步走，而且还安排小阿姨炖一
锅好汤，在她的眼里，凡是读书就一定费脑子。姥姥年纪大了，没事坐在椅
子上，就常常睡着了。但是倘若给她念上一段书，多长时间也不瞌睡，我们
说姥姥是“唯有读书高”哇。姥姥说：听旁人念书，脑袋清醒。
也许是离开家太久了，一个人闯荡的心太累了，所以和姥姥一块儿过的
日子就觉得特别有意思，也是因为姥姥的到来，我那本来只能算是一个住的
地方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家，多年不吃的饭菜又都捡回来了。一日三餐，顿顿
都有新花样，朋友，同事来吃饭都夸姥姥，八十八岁的姥姥又催着我把日子
过起来了。星期天得空了，还常常开车带着姥姥去那些大商场逛逛，逛累了，
再带姥姥去尝尝那些京城小吃。在姥姥面前，我拥有得那么多，却总觉得什
么也没有，什么都是虚的。我认得那么多字却赶不上姥姥的知书达礼，我总
在想，到底什么是文化？谁又能说姥姥没有文化？
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上演了，我和友人去看了，觉得很不错，回到
家里吃饭时还觉得眼睛涩涩的，我劝表妹抽空去看看。我们的对话被姥姥听
见了，姥姥放下饭碗，自言自语地说：“雷锋这孩子要是活到现在也是快六
十的人了，也准是有儿有女有孙子的人了。”姥姥说得那么伤感，那么动情
的原因只有我知道：她是想起了和雷锋先后差不多牺牲的小儿子。是啊，小
舅舅如果活着也是快六十的人“姥姥，你是不是又想小舅了？”我看着愣神
儿的姥姥。
“雷锋有福啊，他是到那边找他爹妈去了，人家孩子不孤单啊，哪像你
小舅，孤零零地一个人，他这个不疼孩子的妈还不快去找他，我活这么大岁
数有什么用..”
我宽慰姥姥，“人一旦升入天堂他就转世成为一个新的生命了，小舅早
就活了。”“好哇，愿他再转世生在一个好人家，享享福，上上学，你小舅
舅可聪明了，家里几个孩子就数他念书好..”
那一晚，姥姥一直在说小舅，说雷锋。都说时间是医治伤痛最好的良药，
可对于母亲来说，儿子离去的伤痛只有生命才能医治，母亲不存在了，伤痛
才会随着生命而消失。
姥姥真是让我读懂了人生的一本连环画，虽然线条那么简单，字义那么
直白，我却从中领悟出了许多做人的道理，我知道终有一天，姥姥要离我而
去的，生老病死我怎么能够抗拒？我只是祈盼姥姥能活得再长一些，和她一
生所受的穷苦相比，她的好日子过的实在太少了。我和表妹努力地使姥姥过
得快活，多忙的日子，我们也会定期陪她打会儿牌，多晚回家也要上姥姥屋
坐一会儿，凡是姥姥没有见过的东西，我们都尽量买给她，贵的东西我们都
说成很便宜，为的是姥姥吃起来不心疼。
生活在姥姥身边，越来越感到姥姥是一座桥。这座桥飞架于溪水之上，
轻盈而刚劲。它把我的过去和今天的两岸连接起来了，姥姥这座桥千姿百态，
她一直以不同的方式与我的或快乐或苦闷的行程相伴，她保佑我从此岸走向
彼岸，她拉着我的手相互勉励，相互信赖地超越自己身上所有的平庸和龌龊，
使我能心安理得地走到永恒的真情面前。
雨伞
雨伞
——自题
亚里士多德曾说过：“希望是一种清醒的梦境。”
我一直希望有一把母亲那样的雨伞，伞很大，伞布很厚，伞柄是竹子的。
小时候，只要下雨天，我就希望母亲领上我，不是为了去哪几，而是躲在那
雨伞下面看看雨水。青岛的路多是上下坡的石头路，不管下多大的雨，雨一
停，雨水就不见了。“它们都流到哪里去了呢？”这是我常常想问的问题。
我还特别喜欢听雨滴打在伞上的声音，那声音是天籁。
单身的母亲一直尽她最大的可能给我和哥哥以快乐。下雨天，只要她不
上班，总是撑开那把雨伞带上我出去走走，有时雨大了，母亲把伞偏向我这
一边，回到家她的裤子就全湿透了。后来我长高了，母亲即使是把雨伞都偏
向我，也不能完全阻挡风雨对我的袭击时，母亲就给我买了一个脖子上系带
的雨衣。我对母亲说：“要是花一样的钱还不如买一把小雨伞。”母亲说：
“你还太小，小孩子打着雨伞，万一来了台风，伞就会借着风的力量把你带
走了。”于是我一直穿着那件小雨衣，可心里也一直惦记着母亲那把大伞。
我常想，什么时候下雨能让我一个人出门呀！我急等着长大！
为了伞我常常渴望下雨，只有下雨，母亲才把它从很高的柜子上面取下
来，下班回来她也不会立刻收起来，而是要放在走廊上晾干，也只有在这个
时候我才有机会，趁妈妈不注意，我把伞举起来，到院子里走一走。邻居奶
奶总说：“孩子，晴天打伞的孩子不长个儿。”老奶奶的话自然要听的，于
是，我赶紧把伞收起来。
我喜欢母亲的那把雨伞，还因为它的颜色特别明亮，土黄中带有橙红的
调子，这在那个时代就格外地漂亮了。我总问母亲：“我们为什么不穿像伞
那样颜色的衣服？”妈妈说：“这是过去的老货了，现在哪有？”年幼的我
自然不懂为什么老货比新货好，为什么老货现在没有了。但妈妈没有正面回
答。
好几次我央求母亲：“等我长大了，台风不会刮走我的时候，你就把这
把雨伞给我吧。”母亲答应了。于是，我就觉得那把黄伞属于我了。下雨天，
母亲带走时，我总担心风太大了，会把我的雨伞吹破了，我嘱咐妈妈，“等
风小点儿再出门吧。”母亲一定特别感激，每一回都冲我"奇"书"网-Q'i's'u'u'.'C'o'm"摆摆手：“上班哪
能迟到啊！”风雨中母亲和伞一起走了。下班时我会不听哥哥的劝阻到路口
等母亲，其实也等那把雨伞。有时，我还在同学面前，说我有一把雨伞，那
伞有着太阳般的颜色。可雨天，我又总是穿着雨衣上学，于是，同学中就有
人说，她吹牛！听到同学们议论，我决定瞅个机会把我们家的雨伞带到学校
去，让伞给我露露脸。
青岛的海洋性气候，下太阳雨是常有的事儿，俗语说：岛上的天像孩子
的脸说变就变。那天中午，天空突然暗了下来，我知道要下雨了，太好了，
我高兴地跑回家，踩着凳子取下了我的黄雨伞，一溜小跑地到了学校。上课
的铃声已经响了，我故意把脚步放慢，我是最后一个进教室的，我手里拿
着的那把明晃晃的大伞全班同学都看到了，我得意地坐回我的位子，一边听
着课，一边看着窗外，我希望雨再下大点。
放学了，同学们都挤在学校门口等着雨停，只有我撑起了雨伞挤出人群，
走出了学校。那一份优越和那副自豪劲儿我至今还记得，我放慢了步子，尽
可能让同学们都能看见我那把漂亮的雨伞。
我不想失去那把伞。
我和伞平安地回到了家，我的书包成了一团水，母亲没有批评我，而是
把我的书、作业木全都摊开，放在炉子边上一页一本地烘烤着，我围着毛巾
被坐在床上抹眼泪，看着倚在墙角也陪我一起滴泪的伞，我心里知道了，大
雨伞就是给大人用的，没有母亲为我撑着伞，我一个小孩怎能抵挡住风雨呢？
从那以后，伞在我心里，莫名其妙地有了一种图腾般的禁忌，我只盼望长大
了也能有一把母亲那样的伞。
真正开始用伞是在珠江电影制片厂拍电影《山菊花》内景的时候。那时，
广州正值梅雨季节，没有雨伞简直出不了门，我在那儿住的半年里买了三把
雨伞。我买雨伞特别讲究，一是要伞大，二是要布面厚，三是要颜色好看。
那时自动雨伞很流行。托人从石狮带回来，也就十块钱一把，我却不喜欢，
总去市面上寻找那些长把的，用手撑起的老式雨伞。拍片休息时，在屋里呆
闷了，打着一把伞去赤岗走一趟心里就满足了许多。出去走走，不仅可以享
用一下伞，最重要的是可以欣赏那由五颜六色花伞装点的街市，千滴雨万滴
雨，千把伞万把伞，伞的花色太多了，除了单色之外，花伞几乎是没有重样
的，但是唯独不曾见过母亲那样的黄油布雨伞。当然不会有了，那都是老货
了，母亲不是说过了吗？
从广州回青岛，我还特意买了好几把雨伞带回去，母亲怪我尽乱花钱，
说一把雨伞能用好些年。我们又翻出了家里那把大黄伞，我们都长大了，黄
伞也随母亲一起老了，伞的中心和四边都被母亲用布缝过了，黄油布上也有
了许多洗不掉的斑点。我和母亲都笑了，同时想起了我小时候说过的那句话：
“等我长大了，你把这雨伞给我吧。”如今我真大了，雨伞我却不能再用了，
它已经经不住风雨了，它老了，它要退休了。母亲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又把
伞包好，仔仔细细地存放起来了。我懂母亲，伞是我家平凡生活的一个帮衬，
是我们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这些年，每次出门我都忘不了带上一把雨伞，伞成了我的装饰品了，可
惜如今用伞的机会太少了，出门坐车，好心的司机会在雨天一直把车开到你
的门口。就为了撑起一把伞，有时雨天我特意出去走走，观赏一下雨中的伞
景，却总是失望地回来。如今人们已经忙得没有了悠闲的脚步，悠闲的情致，
悠闲的回忆，所以，伞也被撑得满街飞跑，人多的地方伞互相碰撞，谁也不
肯躲谁，谁也不肯让谁。偶尔一对情侣依偎在伞下，但不久他们也要收起那
美丽的伞而钻进出租车里。
前几天我在一个酒店里开会，无意中发现了那里的一把伞，老式的一把
大伞，伞柄、伞骨、伞圈都是老式的，唯独伞面现代，是由灰白红黄四种颜
色交织的小格子，伞把是竹子做的，我当即买了它，真够贵的，九十五块钱。
我把伞筐摆在了我的书房里，那里有一堆我喜欢也曾用过的伞，其中，最让
我喜欢的一把当是挚友送我的那把铺满报纸的雨伞，报纸的刊头、标题、文
章、图片无一不真实地印在伞上，那伞别致新颖得令人叫绝，那把伞会告诉
你这是一个多么智慧的报社，雨伞的设计者又是多么独具匠心。
大伞，伞柄、伞骨、伞圈都是老式的，唯独伞面现代，是由灰白红黄四种颜
色交织的小格子，伞把是竹子做的，我当即买了它，真够贵的，九十五块钱。
我把伞筐摆在了我的书房里，那里有一堆我喜欢也曾用过的伞，其中，最让
我喜欢的一把当是挚友送我的那把铺满报纸的雨伞，报纸的刊头、标题、文
章、图片无一不真实地印在伞上，那伞别致新颖得令人叫绝，那把伞会告诉
你这是一个多么智慧的报社，雨伞的设计者又是多么独具匠心。
初为北京人
初为北京人
——自题
那年月，在中国人的生活中，户口算是最难办的一个问题了。多少人只
因这一张小小的户口卡片，夫妻分居几十年。有些人为这一件事奔波了一辈
子，最后是户口解决了，人也退休了。
在户口问题上，我办得奇快，从启动山东的户口到落上北京的户口只用
了一个星期的时间。那天，当我在前门大街边的一个很简陋的平房里签上倪
萍两个字的时候，窗户里的那个民警同志操着一口纯正的北京口音跟我说：
“成了，我告儿您，您现在就算北京人了。”
初为北京人的我，一下子有了“可靠的未来”，走在大街上真有些不一
样了，脚下轻得要飞起来。我沿着前门大街往长安街走去，我就是想在长安
街，这条最能代表北京的马路上以北京人的身份走一走，看一看。其实，这
里我十几岁时就曾来过，后来又在北京拍电影来过无数次。但是今天不一样，
我像第一次结识它们，我把周围的一切都看得仔仔细细。北京就是北京，她
虽然古朴，但却透着一种少有的大气，让你只能对它肃然起敬。
我从天安门一直走回了公主坟，一路上我好几次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摸那
证明我已是北京人的小纸片，生怕乐极生悲，把它丢了。走在街上，多少有
些羚羊征服山涧沟壑的得意，更有一份新生的亲情。
是不是北京人，对我真的就那么重要？当然！生活和事业都将从这里掀
开新的一章。就像当年从青岛去济南一样，城市所给予一个人的机遇差别很
大。在北京，你都可以把银河当成保龄球道，你尽管挥洒。这在我日后的工
作中全都做了最好的证明。
我庆幸在我二十八岁的时候成了北京这个城市的一位市民。那时我就想
了，北京，感谢你收留了我，日后我会和北京人一样爱你，保护你，建设你，
为你争光。也请你多多关心我这个外乡人，如有不妥之处，千万别臆测我，
别磨难我，要多多原谅我。
那一晚，我以北京人的身份在西郊的专家公寓平静地度过。时间是
1990
年
11月
6号，与我离开青岛去济南是同月同天，老天爷确实能掐会算。
第二天一大早，迎着耀眼的太阳，我来中央电视台报到。一切和我想象
中都不一样，车辆和人流，青得像七月的柿子，涩得让你张不开口，这里没
有人在等待我，更没有人盼着我来，我连大门口都进不去；我对门卫说：“同
志，我是来报到的！”“等着！”传达室里已有几十个人在那儿办进门手续，
门卫很不耐烦。此刻，中央电视台的大门成了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我耐心
地等着，一直等了一个半小时，才有人问我，“你找哪个部门？”“我是来
文艺部报到的。”
“等着吧，一会儿有人出来给你开进门条儿。”于是，我又规规矩矩地
等了一个半小时，熬过十一点钟了，文艺部来了位秘书才把我领进去。办公
室的人都三三两两开始去食堂吃饭了，我又坐在那儿等，昨天办户口时的那
些好心情全都没有了。
我低头看着自己早起精心选择的这套裙子，心里笑了，真可怜，换上这
套，又脱下那套的，忙乎了好一阵子，这一上午了，谁看你一眼了？估计头
发也乱了，衣服也皱了，算了，我为自己松了一口气，这一放松，人倒整个
的平实了，我不再那么提着气了，你以为你是谁？既来之则安之。
的平实了，我不再那么提着气了，你以为你是谁？既来之则安之。
是
2449，我是中
央电视台进台的第
2449号人。我上班了。
头一回坐在那属于我自己办公用的写字台前，不知该在上面做什么，办
公室的导演们来去匆匆，我像陌生人一样坐在那里等待着分配工作。
办公室里的三部电话此起彼伏，但这一切都跟我没有关系。
奇怪，我怎么坐在这儿了？世间最复杂的事往往就是最简单的事，往往
又最不可思议。生活在不断地挣脱惯有的轨道掷出常理，到达想象力所不能
企及的地方。我努力地回忆着一切跟这次调动有关的人和事，努力地想理出
一条清晰的线路，我是怎么由一个山东话剧院的话剧演员成为中央电视台的
主持人的，一切一切都是从那次青岛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开始的。
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会成为一名职业主持人。
说实话，从前，我把主持人这个职业看得很轻，报报幕，背几句台词，
没有什么艺术可言。我崇尚我所从事的话剧艺术，当你如醉如痴地在舞台上
生活于艺术中的时候，是那么地忘我，那么地幸福，艺术会在那一刻让你永
恒。我曾决心献身于她。
1987年春节，我回青岛过年，被电视台作为家乡的名人请到了剧组。当
时我已经拍过了电影《女兵》、《山菊花》、《流泪的红蜡烛》、《祁连山
的回声》等影片，片子虽然都不是很有影响，但在当时，我们国家一年才生
产几十部电影的时代，在剧院里能够被选中去拍电影的人并不是很多，我在
山东就算小有名气了。和我同时被请到剧组的还有唐国强、宋佳，我的两位
同乡，和我们见面的是他们从中央电视台请来的女导演刘瑞琴。刘导个子比
我还高，人长得很帅气，据说六十年代曾是一位出色的摄影师。我们的见面
竟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个转折点。
她一开始就喜欢上了我：“这个姑娘不错，愿不愿意主持节目？”
因为她是中央电视台的导演，我说：“愿意。”就这样，生平第一次做
主持人是和唐国强主持的
1987年青岛春节联欢晚会。那次的录制时间紧，台
词本子边拍边修改，给了我很多创作上的自由，青岛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我
对那里的人，那里的生活都太熟悉了，主持起来得心应手，我也第一次在世
人面前显示了做主持人的潜能，这一切给刘导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也就是
这个时候，刘导决定请我在她导演的大型系列片《人与人》中担任第三位主
持人。
专题系列片《人与人》是我没进电视台之前就很喜欢的一个栏目，它以
短剧、小品、歌舞的形式艺术地表现了生活中一幕幕真实的悲喜剧。整个节
目以主持人前后贯穿、边介绍边议论为主，在这里，主持人很重要，也很有
光彩。参加此片拍摄的都是当时最走红的演员。我很珍惜自己在艺术道路上
的这次机遇，但也决没有想到我会因此喜欢上了主持人这一职业。
转过年来的夏天，我接到了刘导的正式邀请，来北京录制《人与人》。
我还记得当时剧组安营扎寨的地方是北京火车站对面的四星级酒店——
国际饭店，我不由得感叹中央电视台就是国家大台，哪像电影厂，甭提多寒
酸了。就说堂堂的八一电影制片厂，多了不起的演员来这儿拍戏，也都住在
厂区后边的那个四层平板楼的招待所。
那时，我连中央电视台的大门还没进过。
进剧组那天，刘导正在国际饭店二楼的大堂拍摄，我没有打招呼，悄悄
地找了个角落坐下，谁也不知道我的到来，谁也不认识我是谁，那天正在录
制成方圆的歌。
地找了个角落坐下，谁也不知道我的到来，谁也不认识我是谁，那天正在录
制成方圆的歌。
《人与人》当时已经有两位主持人了，一位是我前面说的李小玢。以前
我曾很多次在人民大会堂看见过她报幕，她常穿的衣服是无袖的旗袍，一条
大辫子放在胸前，很典雅很东方味。她的主持风格既亲切自然又不落俗，我
一直视她为我们国家最好的报幕员。另一位就是方舒，她因主演《日出》中
的陈白露而荣获那一年的“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女演员，可谓如日中天的
明星。和她俩相比，我简直两个口袋都是空的，一不漂亮，二没有名气，我
甚至有些悔意，在这里是否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刘导一直鼓励我，她一再坚
持说我行。
李小玢是个快言快语的人，心肠极善，她是整个《人与人》剧组第一个
和我打招呼的人。“山东老乡，我老家也是山东的，不过我从来没回去过。
你保证特别上镜，我会看人。你这衣服哪儿买的？不错，挺漂亮，谁的‘开
心果’我吃点儿。”她的话没有逗号也没有句号，她坐在了我的身边，吃起
了我当时带来的一袋“开心果”。“开心果”继而引来了王洁实、谢丽斯、
张暴默。事后好几年，洁实见了我还说，那个一直坐在旁边吃“开心果”的
妞儿就是你呀，我们当时还说山东如今比北京都富裕了，瞧，人家的零食都
换成“开心果”了，咱们还是果丹皮。从他的谈话中，我感到他骨子里透着
一份北京人的傲气，也有一份王洁实的实在。
轮到我要正式录相了，给我化妆的是中央台最年轻的化妆师邵京京，一
脸的水灵，一脸的娟秀。她并没有因为我是山东来的而怠慢我，她极认真地
把我打扮得秀丽得体，那一天我的上场着实让周围人吃了一惊。事后李小玢
说：“当时我都愣了，这家伙真上镜，台词说得真好，这个倪萍将来准出名，
弄不好出大名。”那天我确实不慌不忙，胸有成竹地面对镜头，面对我面前
的这些大明星们，我心里已经给自己鼓劲儿了，北京人有什么了不起的？明
星怎么了？和外地人相比，你们的成功机会是一百，而我们只有一，一百比
一，你们当然应该是成功者了，外地人想成功要付出多少啊！这也许是我的
本性，有了压力反而使我竭尽全力。那天录相导演很满意。
很快，我就和李小玢成为好朋友了，她传授给我很多主持节目的好经验，
也告诉了我许多她个人的秘密。那时，她执意要去香港结婚，她找到了一个
理想的丈夫，她的代价是抛弃她正在蒸蒸日上、前途无量的事业。那时，电
视刚刚在中国大地普及，她又是第一个走上电视的文艺节目主持人，我现在
常跟她说，如果当时你不走，根本没有我今天的份，刘导也不会想到要去外
地挖掘新人，找到我。李小玢当时要去做一个纯粹的女人，是谁也挡不住了。
这一点，我尤其钦佩李小玢的豪情，她在爱情面前没有私欲。
《人与人》都是十几集一起拍，每次都是李小玢、方舒她俩先挑剧本，
剩下的才是我的。我一直记着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所说的话：“只有小演员没
有小角色。”我忠诚地热爱着我心目中的艺术。我清清楚楚地知道，做为主
持人，我的先天条件和外型都不能和她俩比。我很知足，能够有机会在中央
电视台的节日中出现就已经很不错了，我努力地工作着。后来，由于李小玢
的婚期已到，许多集的《人与人》她都扔下了，我也就很幸运地都拾起来了，
这样只剩下我和方舒了。我对方舒一直很尊敬，我为自己能与她共同主持节
目而欢喜。
持人，我的先天条件和外型都不能和她俩比。我很知足，能够有机会在中央
电视台的节日中出现就已经很不错了，我努力地工作着。后来，由于李小玢
的婚期已到，许多集的《人与人》她都扔下了，我也就很幸运地都拾起来了，
这样只剩下我和方舒了。我对方舒一直很尊敬，我为自己能与她共同主持节
目而欢喜。
现在，坐在办公室等待分配的日子难熬之极，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会怎样，
没有目的的等待如同无线的风筝，随风飘来飘去，一点主动也没有。
早上，我总是第一个来，生怕一上班领导会找我。下了班，大家都走了，
我再等会儿，又怕领导来找我，我不在。那几天真是饭一送到嘴边肚子就饱
了。我依旧是耐心地等待着，我知道离开了山东，我就是飞上了天空的那只
风筝。
终于，文艺部主任邹友开找我谈话了：“台里决定让你接手‘综艺大观’，
你要有信心，试试看，谁都是从头开始..”普普通通的话语，却让我感到
温暖，也感到了力量，我的压力更大了。
“综艺大观”的导演们做梦也想不到，他们自已那么钟爱的栏目，在收
视率正出现好的势头的时候，“上面”会派这么一个主持人来。
导演和主持人的合作，其性质很像婚姻。起初是恋爱的日子，不管你们
是经人介绍的，还是自个儿认识的，初次见面有了好感才能开始谈下去，最
终结果或是分手或是结婚，婚后的日子好好坏坏，全靠双方协作，双方心领
神会，坚持下去了，一同走向圆满辉煌。如果坚持不了，中途想分手了，那
也是一把水银洒在地上的事，谁都爱莫能助。
我和“综艺大观”的初恋不堪回首。
那些日子，我的导演们有无数个理由可以说我不合适做这个栏目的主持
人。我却没有一个理由能向他们申辩我可以。我们就这样僵持着。如今我经
常跟他们开玩笑，瞧你们的认真劲，差点儿扼杀了我。可我那时的尴尬，那
时的难堪，那时的痛楚远比没有被选中的媳妇难受多了，因为我知道，这一
切是缘于导演们对“综艺大观”的那份厚爱，那份责任。本来呢，他们是想
借此机会，向全社会公开招聘，一定要找一个比杨澜更好的主持人。因为那
时的“综艺大观”和“正大综艺”在收视率上一直是并驾齐驱，偶尔有些差
别却也不大。在他们看来，首先两个栏目的主持人要有个胜负之分，如果说
当时的王刚、成方圆主持下去，和杨澜打个平手，如今换上这个山东来的倪
萍，还有什么可比的。导演们气疯了。在他们眼里我像一群羊中的一头羊，
看不出什么区别。那时我和杨澜真是没法比。杨澜的纯情，杨澜的伶俐，杨
澜的轻松，杨澜的一切都是一片阳光灿烂，杨澜的出现，使刚刚开始发展的
主持人队伍呈现了一道霞光。我的自信全没有了，初为北京人的那份喜悦荡
然无存，我万万没有料到自己陷入到如此困窘当中。包括你想挣扎说明的机
会都被人剥夺了，我甚至也认为困窘是自取的，寒酸不堪也是自取的。
但是，这是一次机遇，把我推上了悬崖。领导决定，就用我了，因为距
离下期的现场直播日子只剩下十七天了。
已经没有时间再犹豫了。也就是说不管男女双方是否满意，婚期已定，
宾客也都接到了喜帖，你只有硬着头皮往前走了。再丑的媳妇也要见公婆了。
1991年
1月
5号，是我第一次主持“综艺大观”的日子。
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我会刻骨铭心地记住这个日子，因为这是我生
命中最重要的一天，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命运改变了我，这种改变是我的
家人、同事、朋友，特别是我自己始料不及的。
在这个世界上，大概只有我会刻骨铭心地记住这个日子，因为这是我生
命中最重要的一天，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命运改变了我，这种改变是我的
家人、同事、朋友，特别是我自己始料不及的。
我强迫自己再次闭上眼睛，八点半钟，母亲的电话把我吵醒了。“妈！”
我的声音开始异样了。人哪，不管你多大，只要妈妈在，总觉得自己仍然是
个孩子，妈妈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猜你昨晚没睡好，抽点空中午打个盹，
要不到了晚上没精神。”妈妈说的跟白莉导演一模一样。
母亲真是了解我，她女儿最大的缺点就是遇事沉不住气。
我是个孝女，不想让年近六十的母亲为我担这份忧，“我昨晚睡得挺好
的，你放心！”放下电话，我开始愣神了。其实，妈妈昨晚一定没睡好，我
从十七岁离开家一个人到济南读书，这些年的日日夜夜，妈妈不知有多少个
不眠之夜是因为惦记我，“儿行千里母担忧”，女儿对母亲来说，一个忧字
是远不能代替的。
妈妈如今患了严重的青光眼，都是为我所害。八十多岁的姥姥可以作证：
“你妈呀，常常半夜爬起来坐着，我看她坐久了，就下床跟她说会儿话，说
的全是你。”前年母亲来北京在同仁医院做手术，我执意要代替哥哥在手术
单上签字，母亲的责任应该都由我来负呀！
1991年
1月
5号，那天真正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是度日如年，好不容易熬
到了晚上六点钟，我化好了妆，一个人在候播厅里来回走。翻了几十遍的台
本还在手里紧紧地攥着，生怕丢掉了它我会忘了，其实这些台词我都熟得倒
背如流了，怎么练习时一张嘴就出错，见鬼了！还有两个小时就要直播了。
我却一点儿信心都没有了。那种无助的感觉是难以用语言来描述的。要命的
是，我又开始想家了。这时候想家有什么用？我恨自己没出息，你不是整天
觉得自己怀才不遇吗，你不是早就盼着有机会一展身手吗？一个“综艺大观”
把你吓成这样。当时，心情和处境的不佳给了我极大的压力，也激发起我内
心深处的倔犟。我清楚地意识到人生就是这样，当你没有站立起来的时候不
会有人注意你；倒下去就更不会有人理睬。我不想走回头路，不愿意就这样
回去面对山东的父老乡亲。
我要坚持走下去。我说过，当时的我已是个成熟的人。我能坐下来，沉
着冷静地审视我自己。现在我还保存着那时我写下的日记。我通过对自己客
观的分析获得了信心。
我的舞台素质好，受过严格的训练。山东艺术学院的学习和山东话剧院
的培养使我有着很到位的舞台感觉。徘练《王昭君》时，整整一上午，三个
半小时，我穿着戏装只做一件事——王昭君出场。只听见导演一次又一次他
说：“上来——下去！..”我一遍遍走着，全团的同事都在台下看着，一
直到我的自尊心完全崩溃，站在台上痛哭。导演对我说：“你刚上场时的感
觉一看就是刚吃了豆浆油条，脸一抹就是昭君，是空的！怎么会是出塞的昭
君？这件事对你有好处，让你明白演员是什么，舞台是什么，绝不是随便穿
上戏装，变个脸就可以演戏的。”
直到我的自尊心完全崩溃，站在台上痛哭。导演对我说：“你刚上场时的感
觉一看就是刚吃了豆浆油条，脸一抹就是昭君，是空的！怎么会是出塞的昭
君？这件事对你有好处，让你明白演员是什么，舞台是什么，绝不是随便穿
上戏装，变个脸就可以演戏的。”
前面说过，我已拍过七部电影和三部电视连续剧。其中《雪城》使我获
得“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女演员的荣誉。但我最大的收获是通过上万个镜
头的拍摄达到了对镜头的熟悉和了解。“综艺大观”的直播现场有六个讯道：
正拍摄你的摄像机与其它五台机器的区别不过是机器上微弱的红灯。在灯光
闪烁的演播现场，要毫不费力地找出那小红点。都是因为我曾经拍过电影、
电视剧，才会对镜头那么熟悉。我走到哪里，心里很清楚现在是什么景别以
及摄像机的方位，因此，舞台上这方面的操作不是问题。这一点对初做主持
人的我帮了大忙。
话剧演员的出身还使我懂得如何与观众交流。那么我还缺什么？缺少的
也许是在电视台工作的经历，可是，这一次我做了，不就有了么？
于是我认真地对自己说，你可以。
“你可以”三个字是基于我对自己的了解。也是我当时作为一个观众对
什么是一个好的主持人的希望。我以为在观众的衡量尺度上，他们决没有规
格上的严格定义，他们只简单地要求你能真诚地与他们平等地交流，你既不
比他们高也不比他们低，你们只是可以对话的朋友，他们信赖你就可以接受
你。而对于我来说，那时候固然不知道到底怎样才能“主持”节目，但在社
会上已经生活了二十几年的我，起码懂得如何尊重别人，如何把心交给朋友。
我想主持人也是人，虽然化了妆，穿上了与平时略有区别的服装、站在了一
个更大的空间里与更多的人讲话。但是与一个人交流和与更多的人交流，在
情感上，态度上，本质上实际是一样的。
只要真诚地把心交给别人，就一定能唤起别人的真情。于是，我一开始
就把观众当成了我的朋友。这是我做主持人的起点，我要求自己，在电视上
要把真诚视如生命，在观众面前决不可以做作。
“泥巴，吃饭了。”牛群给我带来了一盒饭，我感激地看着他，不是为
这一盒饭，是为他在我最初踏入电视屏幕所给予我的帮助。牛群是我第一次
主持”综艺大观”的特约嘉宾主持人。这是个心地清澈见底的男人，在排练
中他无数次地鼓励我：“倪萍，你永远记住，谁都是从零开始的。我看你这
个零比别人起点都高。”
第一次的“综艺大观”我如同站在人生的悬崖上，后面根本没有退路。
回山东吗？已经不可能了，主持不行了，就等于自己跳下山涧了，永远不可
能再上来。我只能背水一战了。观众开始入场了，领导们也都陆陆续续地来
了，全体同志拭目以待。导演白莉从二楼导播台看出了我的紧张，她在开演
前的十分钟又跑下楼来拍了拍我，“倪萍，别紧张，记住，你是最好的！”
有那么一刻，失败的预感已经很强。直到导演对观众介绍，说我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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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主持这个节目，望大家支持。..忽然间观众席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灯
火辉煌的那一刻，我感受到观众“同情弱者”的善良；也在那一刻，我又知
道了自己是谁，知道自己身在何处——这是中央电视台，这是“综艺大观”
的直播现场，与当年我熟悉的话剧舞台一样，一样有着我可以与之倾心交流
的观众。
“感觉”就这么找到了，而且在节目进行中，我很下意识他说了一段台
本上根本没有的话，但它确实是我的肺腑之言：“我过去和大家一样，是坐
在台下看电视的观众，但是从今天起我从观众席上走向了这个主持台。所以
我最知道观众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我愿意在观众和电视之间架起一座桥
梁，希望大家能多支持我这个新来的主持人一路下去，行云流水，现在再看
当时的节目带，我依旧觉得极其顺畅自如。
三个多月后，我就获得空缺了四年的星光奖最佳主持人的荣誉。我很重
视这次得奖，这意味着在我刚踏入电视圈，没有来得及对自己的主持进行什
么“思考”、“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行家们的肯定。这无疑给了我
继续前进的勇气。
第一次现场直播已成记忆，其中的酸甜苦辣带来了“一览众山小”的明
悟；我感到我的才情的喷发是从
1991年
1月
5日的那个日子开始的。
现场直播
——自题
来中央电视台工作，第一次主持节目就是现场直播。这种时效性很强的
电视形式从一开始我就喜欢上了，而且越来越上瘾。这可能与我的个性有关，
它节奏快，充满着刺激，充满着创造，遍布着挑战，它就像一场有组织、有
准备却又是不见硝烟的战斗，而主持人恰是这个战场的指挥官，你既可以按
事先导演已经布置好的战术打，也可以根据实战出现的新情况自作主张，确
实有点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的潇洒。你越是一个训练有素、身经百战的老兵，
你的仗就越会打得漂亮，打得从容。当然，既然是战斗，自然会有流血、牺
牲，也会有打败仗的日子，尽管你身经百战，但你不可能永远是常胜将军。
总之，你在进行一个有意义、有生命的战斗，你当然也就一直不能忘记自己
是个战士。
俗话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竭尽全力想做一名好兵。
电视在中国已经有四十多年的历史，而且我们国家的电视刚起步那会儿.
全是现场直播；可时至今日，仍还有人不断地问我：“你的节目真是现场直
播？”我无言以对。也许，我们现场直播节目做得太有边有角，太无漏洞了。
现场直播和录播其实区别很大的。做惯了现场直播，偶尔有一次让我去
做录相节目，就觉得是一锅温吞水，永远烧不开，即使节目后期可以编得细
致一点、技术上完善一点，也全然没有了电视的特点。录相的时效性、现场
性和直播节目不可同日而语，比如直播那天，刚好下大雪，我在节目中随口
就会说出：今天北京下了今冬以来头一场雪..对于观众来说，马上就有了
此时此刻的感觉。录相则不然，录相总要提前一段时间，你哪能预测以后会
怎么样？它几乎剥夺了你即兴发挥的才能，录相节目最不舒服的就是主持
人，一遍往往不能成功，再来第二遍、第三遍，所有工作人员都不会达到实
战状态，总觉得还有可以重来的余地。传播中的艺术节目和纯艺术的不同点
很微妙，它本质上不是艺术，而形式上又要有艺术的欣赏性，同时也要有广
阔的可视性，电视文艺没有太大的保留价值，但是它的时效性、广泛性、时
代感又是其它艺术所不能比拟的，电视的某种粗糙是观众能原谅和接受的，
但是电视的虚拟却是观众不能认同的。
这些年，我主持的节目百分之九十都是现场直播。直播锻炼了我，也培
养了我，最初上电视因为不懂什么是现场直播，因而也就不紧张，后来因为
熟悉了直播，一段时间在直播中总是很紧张。
就其人的本性来说，在众人面前说话最容易词不达意，也最容易说错话
了，除非他是个天生的演说家，然而能做演说家的天才大概只有万分之一吧。
言多必失，这是中国的一句老话了，如今我对这句话体会最深了，感叹也是
最重的。是啊，我的工作就是在众人面前说话，虽然说的话有所准备，有所
设计，有一个大的轮廓，但毕竟还是要通过你的嘴说出来，而且节目常常要
发生变化，需要你临场发挥，驾驭全局。这时，你才能懂得为什么说世界上
最难的事就是把话说对了，说好了。说得天衣无缝是多么辛苦！
回头看我这些年的现场直播节目，许多时候的即兴发挥都留下了遗憾。
这是我的水平、我的文化和我的学识所限，尽管这样，我喜欢直播节目依然
远远超过了录相节目，更喜欢直播节目中的即兴发挥，发挥好了，它一定会
成为那场节目的华彩乐章。
现场直播中，最大的困难是很多事情是你无法预料的。不记得有多少回
了，直播时，我在有惊无险中，悄悄地躲过了观众的眼睛。
1990年春节晚会，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重要的节目。晚会中的许多电
报、电话都是临时交给主持人的。你基本上连看一眼的时间都没有就上场了。
我记得，接近零点时，我刚下场又被导演推上了台：“快，这是四封电报，
马上宣读，时间要占满
1分
20秒”。我接过电报一扭头就神采飞扬地走向了
主持台，为了把即将到来的零点高潮推上去，我边走边用激昂的语调说：“亲
爱的朋友们，我手里拿的是刚刚收到的四封电报，第一封是侨居马尼拉的..
第二封是..第三封是..第..”当我要读第四封电报时，才发现我的手
里已经空了。坏了，少了一封电报。我这时已经用余光看见了导演在台下拿
着这封电报向我示意。此时的我既不能下台拿，导演也没这个胆量给我送上
来，但观众已经听得清清楚楚我说的是四封电报，瞬间，大概也就是两秒钟
吧，我就作出了决定，我合起手中的电报说：“今天晚上，打到直播现场的
电报不计其数，特别是海外华人，他们都想在这个阖家团聚的夜晚为祖国亲
人送上他们的祝福，由于时间的关系，在这里我就不一一宣读了。海外侨胞
们，你们的问候，祖国人们都接受了，也请允许我代表祖国人民，向远离亲
人的海外侨胞祝福，祝全世界的中华儿女万事如意！”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
声，观众没有看出我的破绽。我走下舞台，看了一眼墙上的倒计时钟，一秒
不差。台下的导演拥抱了我，她手里还举着那封忘了交给我的电报。
当然，直播中我也有束手无策的时候，那种尴尬、那种无奈真是难堪，
我记得
1993年我们曾专为几对金婚的老朋友举办过一期“综艺大观”，他们
都是我们国家各行各业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其中有一位是我国第一代气象专
家，曾多次受到毛主席、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她年轻时曾留苏、法、日等国
学习，是一腔爱国之心让她放弃国外的优厚待遇，又回到中央气象台工作。
当我把话筒递给她的时候，她顺势就接过去了，对于直播中的主持人来说，
如果把话筒交给采访对象，就意味着你工作的失职，因为你手中没有了话筒，
现场的局面你就无法掌握了，更严重的是，对方如果说了不应该说的话，你
更被动！但那时众目睽睽，我又不能再把话简要回来。
“我首先感谢今天我能来到你们中央气象台。”这位阿姨第一句话就说
错了，全场观众大笑。
我想，这正是我把话筒接过来的好时机，可我伸手，她却躲开了我，我
只好追上话筒伸长了脖子：”阿姨，这里是中央电视台。”
“是啊，我感谢你们中央气象台。”全场观众更乐了，我也乐了，我想
替她解释，可我手中没有话筒，我只好又伸手，那位阿姨推开我的手，我只
好再次伸长脖子：“今天阿姨金婚，在这幸福的日子里她太激动了，对气象
台太有感情了。”
她并没有理睬我，她继续说：“我当年在苏联、日本留学，都比中国..”
我强行抢下了话筒，我担心她说错，她一定是想说，都不如中国好，因为她
是一个爱国的科学家。现场直播时的气氛是很容易让人紧张的，特别是面对
镜头时，就很容易说错话。这位阿姨个性太强，愣是第三次从我手中夺去话
筒，舞台上的我们来回夺着话筒。原规定她只讲三十秒种，结果她讲了将近
五分钟。台下的导演急得向我做停的手势，领导也向我挥手，我更是浑身出
汗、七窍生烟。面对上亿观众，我绝对不应该再抢话筒，再说咱们中国人最
讲礼貌，不能随便打断别人的讲话，更何况年轻人对长者。但没有人知道我
们的直播时间一分一秒都是事先周密安排的，她要占了五分钟，就意味着后
面要有一首歌今天唱不了。
现场直播给主持人提供了一个更大的发挥现场，这种发挥绝不是瞎闹
哄，一定要与节目的主题相关联，这需要你平时的生活积累，有较宽的知识
面和一定的文化功底，同时还要有驾驭语言的能力和现场的应变能力。
记得， 1995年初我们曾做过一次以母亲为主题的“综艺大观”，导演
是刘铁民。我非常喜欢这类有人情味的主题节目，当节目快结束时，导演急
勿匆地告诉我还剩余三分多钟时间，可是已经没有节目了，让我即兴发挥，
把这三分钟的时间填补上。三分多钟，生活中就一眨眼儿的功夫，可在电视
上，在直播现场，三分钟，太长了，说什么，多少话才能填满这三分钟呀。
直播就是战场，你来不及周密策划，在场上你也找不到任何可以商量的人，
最重要的是观众并不知道你是临场发挥，他依然要你准确得体，职业要求你
必须具备这种能力。而现场你不能有片刻的停顿，我一边往台上走，心里一
边激烈地盘算，说什么？对，说观众，我走向了观众席。
“我想知道，今天在场的观众朋友们，有哪位是陪同母亲一起来看‘综
艺大观’的？”此时，我脑子里迅速在做着下一步的打算，如果一个也没有，
我会如何？如果有，我该说什么？
观众席上一位清秀的小伙子站起来，“我！”。
我惊奇地，“是吗？可不可以把你的母亲介绍给大家？”
小伙子看了看母亲，说：“可以。”
“请这位母亲站起来好吗？”那位母亲笑盈盈地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站
起来。
“这位妈妈，我们都为你自豪，有这么好的儿子真幸福啊！小伙子，孝
敬老人是最受人们尊敬的，我们都应该向你学习，请坐下。”她们母子又在
热烈的掌声中坐下了。
我回头看了看导演，他还示意我再说点什么，因为时间还有一分钟。说
实话，往下再说什么，我已经很自如了。因为那时我和观众一起感受着这份
中华民族的美德，我的心被感染着。想到电视是对着干千万万个家庭，对着
千千万万个有父母的儿女，我激动了。我转向了镜头：“儿子带母亲来看节
目本来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但我常常在我们的演播厅里看到的却是一对对情
侣，一对对夫妻，有的是父母带着孩子，我却很少看见儿女陪着父母来的。
其实，老人更需要多出来走走，他们更愿意来看看电视台是什么样，演播厅
是什么样，倪萍是什么样，我希望从今天以后能在这里见到更多的孩子陪着
是什么样，倪萍是什么样，我希望从今天以后能在这里见到更多的孩子陪着
好坏坏，对对错错，经历过数百次的直播、数百次的战斗，应该说我是个老
兵了。也许有一大，我会离开这个战场，但我依然会说：现场直播是我生命
中最重要的一段日子。
不平凡的夏天
不平凡的夏天
，
我们心相连，
我们共同创造美好的明天。
——赈灾义演主题歌
新华社北京.. 7月.. 15日电：据民政部门提供的资料，连日来，安徽、江苏、湖北、
四川、贵州等省洪涝灾情继续发展，损失惨重。
1991年.. 6月.. 29日以来，江淮流域气候异常，连降暴雨、大暴雨。淮河第二次特
大洪峰排山倒海般涌入安徽境年， 22个蓄洪区已有.. 16个被滔滔洪水吞没，其余.. 6
个年涝积水，汪洋一片。安徽省更是雪上加霜，损失惊人。
截止.. 7月.. 12日统计，安徽省有38个县（市）城区进水，其中两次进水有8个，
合肥市区局布积水达0.3—1. 5米深。全省夏粮减产43.5亿公斤，油料减产2.6亿公
斤，受灾人口.. 4400万人，其中重灾民.. 1400万人，特重灾民.. 1000万人，死亡增加到
337人，伤.. 3948人，死亡大牲畜.. 10776头，倒塌房屋.. 96.7万间，损坏.. 129.6万间，
各项直接经济损失.. 113.3亿元。
截止.. 7月.. 13日统计，江苏省..
截止.. 7月.. 13日统计，湖北省..
截止.. 7月.. 13日统计，四川省..
截止.. 7月.. 13日统计，贵州省..
这是.. 1991年.. 7月.. 16 日的《人民日报》提供的有关华东水灾的真实情况。
七月流火，北京夏季最炎热的日子。那几天各种宣传媒介诸如报纸、电
台、电视台每天都有来自华东地区灾情的消息。那时，我们剧组正在紧锣密
鼓地筹备下周的“综艺大观”，我们当时就住在电视台对面不远的一个平房
里，我清楚地记得，会议室里四个电扇同时吹着，我们每个人还是一身身的
热汗流淌。导演刘铁民在院子里心情烦躁地来回走着，他铁青着脸，紧锁眉
头，让人感觉到他的内心深处憋着一股无名火，果然，他拍桌子了：“华东
灾情这么严重，咱们还在这里设计什么娱乐节目，方向不对！”室内的气氛
骤然紧张起来，大家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是好。
天气更闷热了。
电话铃声打破了寂静，文艺部邹友开主任来电话了，“台里决定以你们
‘综艺大观’的这块直播时间做一台赈灾义演的晚会。”接到了命令，全剧
组群情振奋，一片欢呼，大家的心全都想到一起了。我们电视工作者的神圣
职责就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剧组的每
一个人都深深地意识到了自己这次所肩负的重担。
紧张周密的节目策划工作开始了。晚会以什么形式出现？主会场设在哪
里？安排什么节目？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论，大家在操作的方法上见仁见
智，各有不同的意见，但有一点是共同的，这就是要以真挚的情感，真实的
画面来唤起亿万同胞对灾区人民的关爱和支持。一连几天，我们冥思苦想，
争论不休地苦干到后半夜，节目总体框架构思出来了，美中不足的是大家总
觉得缺少来自灾区第一线的动人心魄的报道，虽然可以从每日的新闻联播中
剪辑一些新闻镜头，但艺术效果却难尽人意，缺少一种令人血脉贲张的强烈
震撼力。
导演刘铁民郑重地提出：“咱们最好自己去灾区拍些我们需要的东西，
我们去了感受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光坐在家里设计不行。”策划曹勇等编
创人员一致同意铁民的意见。刘铁民继续说：“明天我就带一个小分队出发，
以最快的速度返回来。”
导演刘铁民郑重地提出：“咱们最好自己去灾区拍些我们需要的东西，
我们去了感受就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光坐在家里设计不行。”策划曹勇等编
创人员一致同意铁民的意见。刘铁民继续说：“明天我就带一个小分队出发，
以最快的速度返回来。”
经过紧张的准备，我和年轻编导张海潮，制片主任王森山，还有那一期
“综艺大观”的嘉宾主持黄宏一起出发了。启程时，铁民神情凝重地把我们
送出了大门口，他不厌其烦地一遍一遍叮嘱我：“如果水太大，交通阻断，
你们人回不来，二十五号前务必把你们录的带子想办法送回来。”“导演的
心真够狠的，只要带子不管我们，如果我们牺牲了请帮我们申请烈士待遇，
我们是因公啊。”我和黄宏与导演开着玩笑上路了。
说实话，那时我的心情忐忑不安，充满了焦虑，我不知道自己柔弱的肩
头能否挑起这副沉重的担子。到了那里拍什么？怎么拍？怎样和文艺节目结
合起来，我们心里一点数也没有，特别是我，一个栏目的主持人，第一次离
开自己的编导去独立操作，真像是一条在汪洋大海中失去了舵手的船。
一整天的转乘飞机，我对空中的感觉完全颠倒了，只觉得自己乘坐的飞
机像被一根看不见、摸不着的绳索固定在空气中不走了。
飞机进入河南境内，从空中俯瞰下去，洪水滔滔，浊浪滚滚，大片大片
的田园村庄被洪水淹没了，连成了一个一个的大水湾。越往南飞灾情越严重，
到了南京一带，洪泽湖已经不见了踪影，因为整个华东地区形成了一个巨大
的湖泊，看了令人触目惊心，那时我对水火无情这句古话有了更深刻的体验
和认识。
我们乘坐的飞机降落在南京就不能再往前飞了，因为前方再也没有可供
降落的跑道，机场早已沉入水底。在南京军区的帮助下，我们借了一辆军用
吉普车，日夜兼程疾速开向安徽方向。直到那时，我们也还没确定最后的目
的地是哪里，我们想一路走一路看，哪儿水灾最严重，我们就把摄像机架在
哪里。
一路上的颠簸劳累，使我们这些平日都像是得了“话痨”的电视人变得
沉默寡言了。沿途的景象残破不堪，许多房屋，被水浸泡后倒塌了，路上坑
坑洼洼的，许多道路桥梁都被洪水冲垮了。交通状况变得十分糟糕，我们的
车走走停停，速度慢得像蜗牛爬行。我们一边看着地图，一边倾听着收音机
里的灾情报道。从播音员那焦急万分的语气中，我们知道了寿县正处于城破
人危的生死关头。寿县城里的十万男女老少被围困在浩森的大水中，古老破
败的城墙难以承受洪水的猛烈冲击，已经部分开始倒塌了，水位线高出县城
地面二十公分，随时会遭受到灭顶之灾。军令如山倒，某集团军的数万官兵
正在那里全力抢救。
获悉这万分危急的消息，我们几个人商量后立即决定赶赴寿县。我们怕
路上开车的小战士打瞌睡，一路上就让黄宏和他说笑话，小战士脸上的表情
却始终严肃认真，一心一意地开着车，不苟言笑。为了抢时间，争速度，他
开足了马力，我们的车颠簸奔驰几乎是在飞，我们的头不停地往车棚顶上碰
撞，地上的路不平，好几次都有车翻人亡的危险。年龄稍大点的王主任不断
地提醒小司机：“慢点，慢点。”黄宏苦中作乐：“好哇，太好了，我终于
有机会和倪萍小姐碰撞了。”
地提醒小司机：“慢点，慢点。”黄宏苦中作乐：“好哇，太好了，我终于
有机会和倪萍小姐碰撞了。”
这一路的灾区采访，我确实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黄宏。
经过长途奔波，我们终于到达了寿县。但洪水如铁桶般围住了县城，我
们只能在城外观望，却进不去。寿县是一个很古老的旧县城，整个城市被旧
城墙围得严严实实，如果不是大水，这个县城会非常壮观，如今它已危在旦
夕了。我们决定乘船进去，如果仅在城外，能拍什么呢？虽然当地的同志坚
持不让我们进城去采访，说是太冒险了。他们也是好意，怕城墙倒塌了，大
水冲进城，我们会淹死在里边。我们说我们都会游泳，不怕。没有商量的余
地，二话不说，我们进去了。
我从来不曾怕过水，但是那一次不同，置身在浩淼无边的洪水中，沉浮
于水天相连的波峰浪谷里，人显得是那么渺小，生命是如此的脆弱。我当时
心里充满了恐惧。或许这次进城真的就死了，好多事情还没做，好日子才刚
刚开始，我母亲怎么办？我甚至多少有些后悔，其实不必一定要来寿县，我
个性里的东西让我讨厌，凡事太好强，总想做得最好，性命关天绝非儿戏。
我们几个人坐在左右摇晃上下颠簸的小木船上谁都没有说话，黄宏平日
那年画一般的笑脸上也笼罩着一片沉郁的阴云，我不知道他们此刻在想什
么，但大家都意识到了这次进寿县采访是一次拿性命做赌注的冒险。
当洪暴之灾侵吞我们美好的家园的时候，人们于滔天巨浪和污泥浊水之
中，昭示出的却是人类不屈不挠的意志和崇高的品德。寿县城里成千上万的
人日夜奋战在一道道防洪堤坝上，人们以蚂蚁搬山的精神，抗击着洪水的日
夜噬咬。首先接待我们的是奋战在这里已经四十个日日夜夜的某集团军的军
首长。他们连夜为我们开了会，向我们介绍了灾区的情况，并表示全力配合
我们拍摄。真是亲人解放军。
那天晚上，我们去的四个同志谁也没合眼，房子里的蚊子、苍蝇太多，
搅得人不得片刻安宁，最让我们不能安宁的是明天怎么拍。我们住的地方是
寿县的一个中学教室，我们四个人坐在操场的地上直到东方发白，终于琢磨
出一个理想的拍摄方案，这才有了后来大家看到的一组反映灾区现状的感人
的镜头。
水情在不断地恶化，我们的思想境界却在不断地升华，水给人们带来了
新的凝聚力。
在寿县，我和黄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激情，我们一边采访，一边编
写小品，《找亲人》就是在抗洪大坝上诞生的，不，确切地说，是眼前在泥
水中日夜奋战的人民子弟兵感动了我们。
四十度的酷暑，所有生命都挤在一条宽只有几米的大坝上。虫子、蛇、
人，都到了最危难的时候。只有我们的解放军，日夜泡在水里，麻包一个个
地扛，石头一块一块地搬，平均几分钟就昏倒一个战士。首长心痛地告诉我
们，气温太高了，战士们体内缺盐，汗出多了就虚脱。我的眼睛一阵阵地被
涌出的泪水盖住，在那里，我真正懂得了人民子弟兵这五个字的全部含义。
从我记事起，只要有困难，有危险，就有解放军出现，他们的天职好像就是
奉献。
奉献。
夜幕降临了，太阳收起了它野性的灼射，河水开始降温了。大坝上掠过
一丝丝凉意，战士们全在微风中倒下，睡着了，和战士们搏斗了一天的洪水
也似乎被这景象感动了，变得平和安静了。
我们几个人坐在大坝上没有一点睡意。说实话，对灾区的实际情况我们
没有充分的估计，不知道被大水毁坏的家园是什么样。大自然啊，你多么慷
慨，使人类进入了一个文明时代，你给人们的是那么多，而今你又暴虐成性，
去掠夺，去摧残，去制造死亡。我恨你，恨你这么无情无义。
田园乡村在我心里曾是一幅很美的画，红的房子，绿的树，褐色的小道，
金色的麦田。而今被大水冲成这般，如同一个人被翻开了五脏六腑，那么不
堪入目！
望着守在岸上的老百姓，我问：“你们为什么不从水里抢救出点值钱的
家什，怎么全是水缸、棉花套什么的？”
他们哭了：“这就是最值钱的了。”我震撼了，为他们的贫穷！
更让我震撼的是年轻的妇女们，许多人手里都扯着两三个孩子，有的一
家四个孩子。我气愤了，山东人的脾气又来了：“谁批准你们生这么多孩子？
国家一再要求一对夫妻只能生一个！你们不知道吗？男孩女孩不一样吗？要
命就要命在愚昧，你哪有能力抚养好这么多孩子！多简单的道理：一碗米饭
分四个孩子吃，他们能吃饱吗？要是一个孩子吃，不挺好..”我站在大坝
上，像个妇联干部一样训斥着这些年轻的母亲。
别怪我，姐妹们，我实在是心痛你们，孩子多了，孩子受罪，做母亲的
不是更受罪吗？我们就这样一代一代生下去，什么时候才能过上好日子？
天空的月亮依旧那么明亮，它并没有因为人间汪洋一片而暗淡，依然那
么富有同情心。
仰望天空，今夜的月儿分明比平常还要亮，它是使出了全部的能量为灾
区的黑夜带来一片光明。坐在大坝上，我沉浸在对故乡月夜的遐思中，也是
坐在水边，听着拍岸的涛声，望着海上升起的明月，波光粼粼的神秘的大海
与辉映夜空的一轮明月，组成了一幅充满诗意的画面。
是啊，大海为什么胸怀宽广，为什么能接受大自然对它的袭击，无论风
多大，无论雨多旺，很少听说有海啸的时候，莫非海就是比河宽广，海生来
就是人类的朋友？那么河呢，河不也是我们赖以生存的血脉吗？
借着月光，我有点想家了，离开北京时走得太匆忙，没有给母亲打电话，
倒也好，不知道我来灾区也就没有什么牵挂了。而战士们的母亲该是如何地
牵挂他们？四十多个日日夜夜了，他们无法和家里通信联络。对，何不借这
次赈灾义演请他们给家乡的父母点个歌，以此向家人报个平安。
第二天，我们就在大坝上向战士们发了纸条，请他们把家庭地址、父母
的名字和所要点的歌都写在上面。我们收了整整一大书包点歌的纸条，战士
们情绪激动，踊跃参加。一方面可以和家里联系了，一方面又上了我们的节
目。战士大多都是二十二三岁的小伙子，他们围着我和黄宏不停地点歌，首
长说这是他们来寿县以后心情最欢快的一天。想到过几天我们就要离开这里
回北京，而战士们不知还要和洪水对峙多少日子，我们的心情就很沉重，万
一洪水再度袭来，寿县保不住了，战士们年轻的生命就有危险了。部队首长
说：“我们这次来，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们被他们这种精神感动
着。我和黄宏强烈要求为战士们演出。
长说这是他们来寿县以后心情最欢快的一天。想到过几天我们就要离开这里
回北京，而战士们不知还要和洪水对峙多少日子，我们的心情就很沉重，万
一洪水再度袭来，寿县保不住了，战士们年轻的生命就有危险了。部队首长
说：“我们这次来，就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我们被他们这种精神感动
着。我和黄宏强烈要求为战士们演出。
我的嗓子肿胀异常，每呼吸一下空气，每吞咽一口唾液，都疼痛难忍，
心里害怕真到直播那天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用什么向全国的观众介绍灾
区情况。猛然，我发现了大坝上有划着小船进来卖冰棍的小伙子，我买了六
根冰棍，一共花了二十块钱，平常几毛钱一根竟卖到了几块钱，真有发国难
之财的啊。我无力和他争辩，只要凉就行，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把六根冰棍全
部糊在了脖子上，凉冰冰、黏糊糊的黑糖水顺着脖子往下流淌，我感到舒服
极了，我真想就此倒下..
我们竟在大坝上睡着了..
突然震耳欲聋的声音把我们惊醒了，我们的摄影师眼尖，他最先发现了
一架疾速而至的直升飞机。
大坝的人群一片欢腾，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了，所有的人都跑向了大坝的
中心。飞机着陆了，舱门打开了，李鹏总理，还有当时的卫生部陈敏章部长
以及安徽省省长、省委书记一行从飞机上躬身走下来，我们简直不能相信自
己的眼睛，我们以新闻工作者特有的职业敏感，扛起摄像机就向着飞机着陆
点跑去。
几百米，不长的距离，我却觉得自己的双脚沉重得不听指挥，怎么也迈
不动步，但我照样一个劲儿地踉踉跄跄地往上冲。视线中的人群拥挤着，
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我和所有的人在那一刻，像是受了委屈的孩子见
到母亲一样，双眼噙满了激动的泪水。没有了审批的过程，也没有办理的时
间，我们高举着话筒拼命挤进了人群。
李鹏总理先看到我们了，他问道：“这不是倪萍、黄宏吗？好哇！你们
也来灾区了。”我们借此难得的机会采访了李鹏总理，我说：“总理，人们
在这样的时刻见到自己的总理，心里特别感动，过几天，我们中央电视台将
在黄金时间向全国现场直播大型文艺晚会赈灾义演，请总理给全国的观众讲
几句话..”
采访很成功。李鹏总理还特别表扬了我们这种心里装着人民的新闻工作
者的责任感。
总理和当地的各级领导饭也没吃，水也顾不上喝，就在大坝上召开了紧
急会议。经过一番周密的论证，最后决定以大局为重，炸掉一条堤坝，改变
洪水的流向，淹掉一部分田地，保住寿县的几十万老百姓。消息传出，几乎
所有的人都禁不住哭了，人们用眼泪感谢党和政府的关怀，许多老百姓不由
自主地采用了一种古老而传统的姿势来表达他们由衷的感激之情，他们跪下
了..
我们每个人感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捐资捐款是下一步更加艰巨的
任务。我们举办的赈灾义演所承载的不只是一台晚"奇"书"网-Q'i's'u'u'.'C'o'm"会，因为它寄托着灾区千
百万人民的深切渴望，启迪着全国亿万人民的爱心。
在回南京的路上，制片主任发现车厢后面不知哪位部队首长悄悄地给我
们放上了一箱他们在危机时刻用以救命的压缩饼干。我们谁也不忍心吃，灾
区环境恶劣，战士们的伙食太差了，由于洪水冲垮了通往那里的路，他们顿
顿只能吃那拌上盐水和咸菜的挂面、米饭，常常是饭筐上糊着一层赶不走的
苍蝇..我心里默默地向战士们行着军礼。
吉普车经过长途奔驰，终于风尘仆仆地驶进了南京军区招待所的院子。
我们高兴地跳下车，却不见小刘动弹，我的心中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他
累死了！”因为车轮停止转动的同时，小刘的头一耷拉就伏在了方向盘上一
动也不动了。
我们四个人慌忙扔下了手中的行李，一起扑向他，“小刘，小刘，你怎
么啦？”我声音嘶哑地喊着，小刘依然一动不动地趴在那儿。
“完了，他肯定是活活累死了！”半天功夫，小刘才醒过来，他揉着酸
涩的睡眼，抱歉地说：“我睡着了。”我们四个人谁也说不出话，黄宏搂过
了小战士：“兄弟..”他的声音哽咽住了，再也说不下去了。四天的朝夕
相处，患难与共，我们却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其实何必非要知道名字，“解
放军”三个字就代表了一切..
我们一行四人终于回到了北京。跨进剧组那排小平房的时候，新闻联播
正在报道我们在寿县大坝上对李鹏总理的采访，人还没到家，新闻先到了。
铁民说我们立功了，我们却也看到了留守在家里的每一位主创人员都是通红
带血丝的双眼，他们也一定为这台晚会几天几夜没合眼了。
7月.. 25日，赈灾义演现场直播的紧张时刻到了，全台上下，各个技术部
门都拿出了最好的人力物力，我们把主会场设在了宽大的月坛体育馆，为的
是让更多的观众参与这次节目。
演员阵容更是空前的强大，大家纷纷主动要求参加，老艺术家厉慧良先
生是被人用轮椅推上舞台的，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和孙女小香玉特地
从河南风尘仆仆地赶来了。著名电影演员田华、赵子岳、刘江、陈强都是七
八十岁的老人了，大热的夏天也都背上锣鼓上台说起了“三句半”。年轻演
员不仅人来了，也把自己对灾区人民的一份份深情厚谊带来了，黄宏、郭达、
赵本山、蔡明、杭天琪、宋祖英等踊跃捐款，两万元、一万元、五千元，他
们把自己的钱放进了晚会所设的捐款箱里，舞台上的他们个个是光彩照人，
舞台下的他们也是那么美好善良。幽默的赵本山在台上说：“我是农民的儿
子，现在家乡兄弟受灾了，我当然应该帮，我拿两万..”那感人的场面对
人是一个精神洗礼。场下的观众许多人不知道要捐款，但也把身上的坐车的
钱掏了出来，5块的， 10块的，捐款箱里的钱越堆越满，盛不下的是血浓
于水的亲情。我常说，在现场直播中主持人是个战士。那天的赈灾义演确实
像是在打一场仗，往日综艺晚会的轻松全然没有了，舞台上下的人们都在严
阵以待。我的心更难以平静。在即将直播的时候，台长突然把我叫到一边：
“今晚体育馆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所有的线路都会掐断，唯有你手里的这支
话筒会开着，由你酌情处理现场情况，不要慌乱，这是组织决定。”台长和
我说话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了体育馆外正有几辆红色的消防车在往里
开。我无须问为什么，做这样的善事，做这样的节目就一定有人不高兴，就
一定会有人破坏，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啊！
像是在打一场仗，往日综艺晚会的轻松全然没有了，舞台上下的人们都在严
阵以待。我的心更难以平静。在即将直播的时候，台长突然把我叫到一边：
“今晚体育馆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所有的线路都会掐断，唯有你手里的这支
话筒会开着，由你酌情处理现场情况，不要慌乱，这是组织决定。”台长和
我说话的时候，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了体育馆外正有几辆红色的消防车在往里
开。我无须问为什么，做这样的善事，做这样的节目就一定有人不高兴，就
一定会有人破坏，有些人唯恐天下不乱啊！
两个小时的现场直播赈灾义演成功了。全国各地的捐款像雪片纷纷飞向
电视台。
日夜穿梭，七年的时光一晃就过去了，我也经历了许多人世间的风风雨
雨，但是赈灾义演那令人激动振奋的场面却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我衷心
感谢自己所从事的这份工作，因为它使我能够发挥自己最大的能量，为养育
我的人民奉献出一份微薄之力，人生不能仅仅是遂己所愿，而应该是尽己所
能。与此同时，我也在艰苦的生活中得到了锤炼，实现着自己的人生价值。
拾不起的碎屑
——自题
做主持人以来，生命的记忆好像到达了前所未有的最佳状态，几年来所
有的感宫都像是在全天候开动，它使我的心灵一次次受到震动，它让我在回
忆中产生一次次不能忘却的反响。经历将我裹挟。连我自己都吃惊，凡是经
历过的事情就再也忘不掉了，凡是见过的人就都永远地记住了，更别说文章、
稿件、台词了，这些基本上都是过目不忘，许多时候临近直播，节目还要改
动，我也会在最短的时间里把它输入脑海中..
我可以赞美我的记忆力，却不敢夸耀我这小小的胸怀，一些本来可以忘
却的碎屑，却总是不由自主地落入纸上。也许，这一次把它抖落出就不再拾
起了。
1992年，是我最忙碌的一年。6月份一个月里我就同时担任着四台节目
的主持人，其中两期“综艺大观”，中德两国在亚运村举办的北京—波恩盛
大的啤洒节现场直播。最重要的一台就是北京—东京现场直潘“中日友好歌
会”。这台晚会和我同台主持的日方代表是翁倩玉，这位在日本堪称不败美
女的三栖明星，有着一副最上镜的面孔：美丽，华贵，而且她对出镜服装的
考究在日本演艺界是出了名的。
我穿什么？我不知道。
翁倩玉来北京了。一行几十个人的日方工作组浩浩荡荡地住进了梅地亚
宾馆，翁小姐和家人单独住在贵宾楼这个北京迄今为止最好的酒店。
双方见面的那天，我特意选了一套浅灰色的裙装，我要求自己以最佳的
状态出现在日本人面前，我连工作用的那支笔都换上了最好的。没有早来一
分也没迟到一秒，九点钟我准时到达工作现场。和我一起到达的是这次晚会
的中方代表，晚会总导演黄一鹤、苏峰。
NHK的电视同行全部到齐了，翁倩玉不在，日方导演非常礼貌地向我们
解释：“娇蒂（翁小姐的艺名）正在路上，长安街堵车，请多多原谅。”我
们自然没话说，心里却噎得不得了，谁让咱们的马路这么不争气呀，这里是
北京的长安街啊。
幸好翁倩玉不久就到了，或许她的血液中有着浓厚的中国情，或许她骨
子里一直没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她见了我们没有丝毫的陌生，我们像多年的
同事一样很快就开始工作了。她热情地在中日工作人员中担任着翻译，几乎
一句话也不落下，这位日本同行的敬业态度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临近中午了，我们的工作只完成了一半，日方导演提出要工作完才吃饭，
中方表示同意。误点吃饭是我们这行的家常饭，司空见惯，更何况那时中日
双方合同上写明工作餐双方自理。十二点整，一位日本小姐端着一个精美的
托盘，恭恭敬敬送到了翁倩玉面前，里边装有巧克力、小点心之类的甜食外
加一杯鲜果汁。翁小姐彬彬有礼地先问我吃不吃，我赶紧摇头，剩下的时间
翁小姐一边斯文地吃着东西，一边和我们工作着。不知为什么，我们都很不
习惯，希望上午的工作早点结束，好离开这里。两点钟了，双方关于哪位歌
手先出场的问题争执不休，对我和翁小姐两位主持人谁先说第一句也是意见
不统一，特别是我坚决不同意剧本上为我写的第一句台词：亲爱的日本朋友
你们好，首先我代表中国人民在这里给你们鞠躬了。中国人民凭什么在中国
的土地上首先向日本人鞠躬？我和那位翻译争得面红耳赤，翁倩玉倒不介
意，从中做着调解，我始终不放弃，坚持我的立场。
不统一，特别是我坚决不同意剧本上为我写的第一句台词：亲爱的日本朋友
你们好，首先我代表中国人民在这里给你们鞠躬了。中国人民凭什么在中国
的土地上首先向日本人鞠躬？我和那位翻译争得面红耳赤，翁倩玉倒不介
意，从中做着调解，我始终不放弃，坚持我的立场。
“中日歌会”的策划者很智慧，他们把舞台设在了劳动人民文化宫的太
庙前，宏伟的建筑向世人展示着这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家那举世无双的
民族文化，展示着民族建筑的大气磅礴，最智慧的是从电视语言上、视觉上
一看便知道这里是中国。
舞台设计者在太庙前搭了一个露天舞台，预定直播那天晚上六点钟准时
在北京和东京通过卫星频道向全世界直播。初夏傍晚的北京，天空还没有黑
下来，在晚霞的映照下，太庙显得更加庄严深沉、气派辉煌，大殿的轮廓也
显得非常清晰，非常漂亮，非常气魄！
彩排的那天，突然下雨了。这是我们原先设想中最担心的事。我仰望天
空，想看看这是场阵雨还是绵绵细雨。一片白晃晃的东西遮住了我的视线，
这是什么？我猛然回头，看见一个弱小的姑娘在我身后踮着脚尖为我撑起了
一把白色的雨伞。“不，不用。”我十分感激的同时，发现翁倩玉站在我身
边，也有一位先生为她撑着伞，她笑着对我说：“没关系，你不要客气。她
是为我工作的人。”撑伞的人一副受指使的表情。我想了想，还是离开了雨
伞。表面上好像很不习惯让别人这样侍候，而实际上是受不了来自对方的那
份优越感。风雨中，NHK的电视同行们如同战士一般，迅速麻利地跑向了各
自的岗位，他们用那些很专业的雨具给摄像机、灯光、轨道车穿上了衣服。
日方的导演坐在一条长凳上专心致志地继续修改着分镜头，身边有两位为他
撑伞的人，好像天空从来不曾下过雨。
而舞台上全乱了，中方的工作人员基本上都没准备雨具。大家也没停止
工作，个个忙得不亦乐乎，只是在雨中被淋着的那副样子，让我看了心里难
受。特别是黄一鹤导演，这位年近花甲的老导演，曾执导过三届春节晚会的
大导演，全身都湿透了，他在雨中站着，时而翻着剧本，时而指挥着演员，
他在舞台上来回跑着，许多次滑倒，他又迅速站起..我的视线情不自禁地
在日方导演和中方导演间来回穿梭，我的心甭提多难过了..
直播的那天，我比规定时间提前半小时到达现场。提前来到现场，这已
经是我多年的习惯了，凡重要的时刻我都是早早到来，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把
心安静下来。那天来劳动人民文化宫的人很多，各方组织来的上千名观众，
数百名工作人员，几十位歌唱演员，全汇集在此。整个大殿前后全是人，在
熙攘嘈杂的人群中，我找不到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
三点钟，翁倩玉来了，她见我手捧剧本在大殿外溜达，“倪萍，到我房
间来吧，那里安静些。”“你房间？”我以为听错了，她在这里怎么会有房
间？我跟着她走进了门上贴有“翁倩玉小姐化妆、休息间”的房间。这是一
个足有二百平方米的后殿，大殿内空荡荡的。里面摆放着一张很大的桌子，
桌子上放满了各种水果。我像个客人一样被翁倩玉招待着。我心里很不舒服，
我谎称我要去化妆了，正要走，便被刚进门的翁小姐的丈夫拦住了：“在这
里一起吃饭吧，你们今晚直播，要吃好。”翁小姐的日本丈夫很热情。他为
翁倩玉准备了丰盛的晚饭，那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保温筒，里边装着刚从贵
宾楼运来的各种小吃。我赶紧说：“不，不吃，我们电视台也专门给我准备
饭了，谢谢！”我慌忙逃走了。
那天我确实是从心里要和翁倩玉一比高低。我也有我的优势，我首先个
头比她高，差不多要高出十公分，这里又是我熟悉的北京，台下又是我的老
观众。
徐晶把我打扮得美丽动人。我带着三套专为这次晚会订做的服装走向了
舞台。舞台已经被清场，闲人不能靠近了。我寻找着服装间，没有，我找不
到换服装的地方。如果要换衣服，也要到离舞台近千米的一个侧殿，这怎么
行？中场换衣服根本来不及，跑那么远，怎么可能。翁倩玉在哪儿换？她带
了五套服装，她在哪换我就在哪儿换。然而，我错了，舞台上场口专为翁小
姐用木头搭了一个临时的服装间，门上用中文写着“翁倩玉小姐服装间”，
门口站着一位日本服装师，她像一个卫士一样守护在那里。我抱着衣服愣在
那儿，这房子无论是中国人搭的还是日本人搭的，他们都应该想到，倪小姐
也是女人，也不能当众露天换衣服！我急了，绕着舞台找了一圈儿也没见着
我的服装间。我到哪儿换衣服呢？不听话的眼泪又往上涌，时间已经不允许
我再拖了，直播很快就要进入倒计时了，我仰着头把泪水咽回去。我跑出了
人群，跑到了公园里的一棵大树后面，换上了我的演出服。
晚风中，我瑟瑟发抖地向舞台走去。八盏大红宫灯把太庙装扮得分外明
亮，可我的心却蒙上了一层黯淡。我以最大的毅力稳定了自己的情绪，谁是
最后的胜利者要看今晚直播，千万不可以因小失大，中日歌手擂台赛，我这
个啦啦队队长不能先倒下，决不能被这么点失意误了大事。灯光下我看见了
我的“战友”在舞台那边向我招手：毛阿敏，成方圆，毛宁，谢小东，林萍..
一个个光彩照人，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我的心激动了，我的血沸腾了！我
扔下了另外两套服装，今晚不换了，索性就穿这一套了！衣服并不重要，重
要的是我的精神，我的气质，我的语言，我的民族自豪感！我的祖国和人民
期待着我能赢！中日歌会那时在我心里，已不仅仅是演员之间的较量了，我
觉得这是中国与日本两个国家的较量。
台口站着我和翁倩玉，她确实太漂亮了，楚楚动人。但不知为什么，那
一晚她也显得紧张不安，好几次她在打量我，我们的目光多次相撞，却没有
说话。她翻动着手中的剧本，月光下她想再看一眼，这都是主持人的通病，
即使再熟的台词，临上场了也想再翻翻，翁倩玉也不例外。“叭”一束很细
很明亮的灯光照在她手中的剧本上，一个小伙子手里举着电简站在她身后，
身边服装师为她整理着衣裙，另一个音响师为她拿着话筒。这时候的我看到
这些不再受刺激了。
在热烈的掌声中，我和翁倩玉站在了观众面前，那一次我和她都很漂亮，
我们各自代表着自己的国家，又有各自深爱着自己的观众，同时我们又是音
乐共同的传播者。当然我们也没有回避中日双方的擂台，我们各自向东京和
北京的朋友介绍着我们的歌手，那晚，我竭尽全力地向日本观众介绍我们的
演员，什么当今中国最杰出的，拥有几亿观众啊，什么中国最有实力的歌手，
什么最著名啊，我都用上了“最”字。这在我主持生涯中是破例的，我一向
不在节目中轻易地把“著名”两个字加上，以示“著名”在我心中的珍贵。
日方的歌手实力也很强，也是日本当今最红的歌手，如五轮真功等等。
直播成功了。东京在我们还没有撤离现场的时候就打来了祝贺的电话，
电话中还特别赞美了我，并邀请我近期访问
NHK。紧接着中央电视台总编室
也收到了很多国内观众打来的祝贺电话。
谢幕的时候，翁倩玉把她父母介绍给了我，说两位老人今天专程从日本
飞来北京陪伴女儿现场直播。望着他们一家子在舞台中央合影，刚才在台上
那么神气的我一下子软了，不想在那辉煌的地方再待一分钟。太和殿成了我
的伤心地，我只想马上离开，离开。
回到梅地亚宾馆，中日双方当晚在那里举行了庆功宴会，我没去。关上
门，我放声痛哭，把所有的委屈，所有的怨言，所有的劳累，所有的苦衷全
哭走了。眼泪平息了，我安慰了自己，我渐渐地睡去。似睡非睡的我环视着
那中日合资的梅地亚宾馆客房，仿佛这几天我是在日本做节目，这一切都发
生在日本。如果真是日本，而不是在我自己的祖国，这一切就算不上什么
了..
中日歌手擂台赛结束了，我的心绪却久久难平，一切尽在不言中。我比
任何时候都更加希望我的祖国繁荣，昌盛，富强。
我感到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天那么挚爱着我的祖国。
想念百花山
——自题
即使是生活在北京的人，大概也不会有多少人能知道，在距离这个城市
一百多公里以外有座叫百花的山，那里海拔二千六百多米，是北京地区最高
的一座山峰，我们的微波中转站就设立在它的山顶上。
当千家万户收看电视的时候，谁也不知道就是这个小小的中转站把北京
的节目传向祖国各地，再把华南、华中一些地区的节目通过微波传进北京的
每个有电视的家庭。1995年，就在大雪即将封山的.. 10月份，我们随同北京
市无线管理局的领导一同驱车去了百花山，我们将要把那里的情况通过“综
艺大观”介绍给全国的观众。
百花山，一个多么美丽动听的名字。它的花从惊蛰第一声春雷响起便绽
放。先是一小朵出来探探春，接着就是几百朵、几千朵、几万朵，一眨眼的
工夫，山坡就被姹紫嫣红的花朵遮盖住了。秋天更是满目绚丽繁华似锦，仿
佛绣上了一条厚厚的花毯。百花山的花儿大多是些无名野花，看上去并不像
牡丹那样华贵，玫瑰那样鲜艳，但她们那欣欣向荣的蓬勃景象却令人赞叹不
已。许多城里人上山来，想把这些花移植回家，却很难成功。她就是要做野
花，自由自在地生活在疾风劲吹的山野中。活是百花山的花冠，死是百花山
的花魂，忠实于生养她的大山，装点着哺育她的大地。
我们上山的时候，花的繁茂已经隐去了，而花的影子似乎还在，汽车沿
着弯弯曲曲的山路盘旋而上，车窗外送来一缕缕幽香。越往山上走，我们越
心惊胆战，山路陡峭险峻，狭窄的一条路刚刚可以放下四个轮子，我们乘坐
的是北京吉普，好几次司机停下来，镇定一下情绪再继续往上开。事后司机
说，我要是早知道上山的路这么危险，你们就是拿枪逼着我，我也决不来。
到了山顶上，我们真是有一种死里逃生的感觉，站在温度低于山下摄氏十度
的山顶上，遥想远在北京的家，似乎我们已经到达了另一个截然相反的世界。
和北京相比，和我所工作的中央电视台大楼相比，这里确实是另外一个
世界。微波站只有六个人，四个人是监护和修理微波机器的工程师，两位是
保卫微波站的解放军战士。山顶几间平房是他们的宿舍，宿舍简单得像一个
平面图，桌子、床都像贴在墙壁上的一条线，清苦中带有几分庄严。最边上
的一间是他们的厨房。微波站的工作间设在一个山洞里，一排徘现代化的机
器常年在这里有规律地运转着，这里的机房宁静而有序。
山上的同志们为我们准备了丰盛的午饭，微波站的六个同志像迎接亲人
一样，欣喜欢快毫不掩饰地都写在了脸上。我们上山的每一个人都不忍心动
筷子，不忍心和他们分享这对他们来说如过年一样的饭菜。百花山由于海拔
高，冬天来得早， 10月底就基本不能上山了，微波站的同志每年从.. 10月
上山一直要待到来年的.. 4月才能下山。冰雪把上下山的道路都封锁了，他们
吃的粮食、蔬菜都要在.. 10月份以前运上山来，因为道路险峻不好走，许多东
西要靠人力背上来。我们去厨房看了看，除了大米白面外，蔬菜就只有大白
菜、萝卜和土豆了。
“水盛在哪儿？”我很好奇。
战士指指天，“在那儿！”
“天上？”
他们笑了，他们真的是靠雨水、靠雪水来维持这半年的生活。
“那也就不是百花山了，这里每年都下大雪，雪多得我们都吃不完。”
微波站的同志乐呵呵地告诉我。
这是我们吃的最难忘的一顿饭了，越不想动筷子就越放不下筷子，微波
站的同志热情地一个劲地往你碗里夹菜，我平时滴酒不沾，那一顿也喝了不
少二锅头，体验到了山上人的热情，也感受到了他们工作的不易。战士说了：
在这里最难熬的日子是白天，除了风就是雪，几个月和家里联系不上，看着
天上飞翔的鸟儿都特别羡慕，工作的辛苦就是寂寞。看着一个个年轻的生命，
他们的青春，就在这里像水一样流走了，上山的时候二十几岁，该下山了，
他们也到了两鬓染霜的退休年龄了。面对和我在一个行业中工作的我的“同
事们”，面对和我一起为广大观众服务的战友们，我一句感谢的话也说不出
口，感谢这两个字的力量对他们来说太轻太轻了，社会分工就这样不同，总
是有人做幕后工作，总是有人甘当配角，总是有人去干吃苦受累的活，也正
是因为有了他们这些将生命与青春无私奉献给通讯事业的人们，才有了我们
清晰而亮丽的电视画面，才有了千家万户的欢声笑语。这里是一片净土，他
们生活得很单纯，甚至可以说简陋而艰苦，他们的理想也很现实，就是盼望
这个冬天快点过去，来春早点到达百花山，接替他们的六个人能上山来，按
时接班。他们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地在山上工作着。没有微波站，外地的许多
节目根本收不到，大部分的电视节目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清晰。他们为此而自
豪，觉得自己工作得有价值。每年的除夕，是他们在山上最难熬的日子，阖
家团聚，儿女情长都远离了他们，为了安全播出，他们上半夜不准喝一口酒，
直到天将破晓，电视上已没有了画面，亿万个家庭熟睡的时候，他们才能喝
上一杯舒心解乏酒，才能体味一下节日的欢庆气氛。那个时候，他们六个人
往往都会喝得一醉方休。他们说：醉了就睡了，睡了就不想家了。下山的时
候，害怕山路危险的那份恐惧全然不在了。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
我们是一辈子只走这一次险峻的山路，而微波站的同志们就这么走着一辈
子。他们曾感到危险吗？他们曾害怕过危险吗？生命也是需要比较的，不平
凡和平凡之间的差别竟是那么具体。百花山啊，你生长着这一山的无名小花，
就是为了赞美那些平凡的普通人吧！我们相约在“综艺大观”的直播现场与
他们通话。周末，当亿万观众守候在电视机前等待“综艺大观”出现的时候，
无线局的同志正在接通百花山通往中央电视台.. 1000平米演潘厅的线路。虽然
因山高，线路很难畅通，但他们竭尽全力。我们的目标是共同的，就是要把
微波站的几位同志介绍给亿万观众。二十点零五分，我们如期在电视里见面
了。我激动得全然忘了原来准备好的台词，上来就问：“今夜山上冷吗？想
家了吧？”山上的人比我更激动，他们一拥而上，都在抢话筒，却又都说不
出一句完整的话，我只记住了他们说：“感谢全国人民这样惦记着我们..”
我相信，现场的观众都被他们感动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并不是所有的
人都能称职地做好微波站的一员。你有技术，你还要奉献，奉献是什么？是
实实在在的付出。
在百花山上度过的短短半天时间，我将铭刻在心。
演出服
有的只是对昨天明媚轻盈的告终？
——自题
在北京居住的日子里搬了无数次家。每每搬动那些属于我个人的家什
时，最沉重、最犯愁的就是那些演出服了。起先是十几件，而后是几十件，
如今足足有上百件了。这些扔不掉又穿不得的衣服，成了我的一块心病。在
冥冥之中我告诉自己，决不能亏待它们。就像老兵用的枪，老船长手中的罗
盘。这些演出服也决不只是些衣服，它们是我苦战七年的主持生涯中与我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