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他之所以预先写了同第一个短篇结尾的有些幸福感、"某种乐趣"相对立、也就是同它正好相反的东西，是因为这个社会依然照旧制造如此软弱的人，而且是把大人孩子组合在一起。不停地生产文化水平低、孤独、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幸，干脆利落地全家自杀的人们不断出现的低谷，不是什么别的，就是我们的现代社会。

结果被推到这样的两难境地：自己正是为了改造这样的社会才劳动，但是也不能边把这些表现一个一个摆在脑子里并且深深地挖掘下去边干工作。而且这样思考生活意义也会妨碍"某些乐趣"。也许可以这样说，正因为这种思考强烈，这个男人才渴望"某种乐趣"。结果是，这么匆匆忙龌龌龊龊，能说道近了么？能说是在道上么？是在道上呢，还是离开了道？连我本人也模模糊糊看不清了。

心里干渴的他，嗓子干得刷拉刷拉而去了饮水处，看到一位年轻姑娘嘴对嘴地俯就着水龙头喝水，看到她那副姿态，本人感到"某种乐趣"。这个美好的短篇和中野另一部以构成中野人类观核心的价值，通过"某种乐趣"这面镜子看得清清楚楚的短篇，在中野逝世之后不久举行的集会上，重新读了这两部作品，使人想起，他对于妨碍"某种乐趣"的人们那些事情，以这两个短篇组成了揭发他们的论点。

中野重治的一生是怎样抗拒反对"某种乐趣"的事物，而且面对绝对优势的对手是如何给予艰巨抵抗的，只要看一看他的简单年谱就一目了然。

明治３５年即１９０２年，中野生于福井县一个自作农兼小地主之家，１９２６年东京大学新人会派他到共同印刷厂领导罢工。这完全是和"某种乐趣"相反一方的社会势力作斗争的工作。３年之后，他成了第一届众议院普选的候补议员，为前往支援工农党的大山郁夫，于高松遭到逮捕。这一年，他出席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的研讨会时被逮捕。他同反对"某种乐趣"的势力的斗争，早在昭和年代①尚未开始和刚刚开始的初期，就投身于反抗强权的斗争了。昭和５年即１９３０年，他以违反治安维持法嫌疑罪遭逮捕，被保释的第二年参加日本共产党，次年移送丰多摩监狱，判两年监禁。直到战败投降为止，他一直忍受着"保护观察处分"①的折磨，官宪也禁止他写作，战败的消息是他４３岁那年再次应征入伍成为一介士兵时听到的。

①１９２６-１９９０年--译注。

①对犯人不起诉处分者或缓期执行者，实行假释，但由"特定的人"观察指导，以期其自新。实际上就是监视其行动--译注。

昭和２２年，中野由共产常推荐为参议院议员候选人，结果当选。翌年福井大地震，他前往调查和救援，在美军占领的情况下，尽管他身为议员，却被当地的美国占领军逮捕而押送回东京。和反对"某种乐趣"者一直战斗不息的中野，昭和３９年却被日本共产党开除党籍。

中野重治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对手从国家权力到先锋政党的官僚主义，可以说多种多样。被开除党籍的３年之前，正在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斗争中的中野的思想，可以理解为如实地反映于前述两个短篇里了。"某种乐趣"似乎能解除"我"的极度干渴一般。我有些幸福感。那姑娘太爱干净了……

／她喝完了轮到我，喝完我擦了擦嘴边便又匆匆跑开了……

怀念中野重治的一生并重读他的作品，为了在纪念他逝世五周年的会上讲话作准备，这次不打算谈妨碍"某种乐趣"的事物，主要内容是使中野内心涌起微笑并给他以鼓励的"某种乐趣"的本身。

"某种乐趣"这朴素而单纯的说法，表现了历经复杂多变的生活磨难终于达到理性世界的中野其人。而且，传达给我们的是真实，同时也让我们受到"某种乐趣"的感染。从朴素的单纯之中，可以看出中野描写人的文学总体的巨大和确实。这次我想谈的就是从这"某种乐趣"中看到的对世界的把握，对人的把握，才是文学的特性。

关于中野重治的生涯和工作，卓越而周到的论考相继出现。通过这些论考，自然而然地到达深入研究中野的几多途径。然而中野重治一直和制造反对"某种乐趣"的社会斗争，他的工作只是表现了"某种乐趣"，但是却有充分的重要意义。我想反复强调，这些地方才是文学的有趣之处。这才是我向中野重治学习的所在。

从前边的引用文字中大概已经理解到，"某种乐趣"的另一主题是老年一代同青年一代之间文化上的断裂，以旧的一代的生活感觉水平所知道的事情，年轻一代却了解得很差。比如，翻译现场上语言与语言对译时的无从理解，就是具体表现。革命后新一代的生活感觉中，对于早期革命家的名字已经无缘了。中野对于这种断裂未必仅仅否定，而是以宽容的眼光对待。他认为，不知道也不要紧。创造新事物的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是无可避免的，那不要紧。如果没有这种情况甚至还不行。但是，尽管如此，对于空白视而不见，对于断裂听其自然，那也不行。

中野逝世五周年的集会上，我的目的是向此后创造新事物的年轻一代说说话，所以，从表现中野幼年与少年时代的《梨花》，直到反映被开除党籍之后那漫长日子的《甲乙丙丁》，总能找得到--不仅小说，随笔就更无须多说，即使评论文章，从他的思考、论述的文风本身，都能引起读者幸福的微笑--"某种乐趣"，所以我呼吁大家要接受这"某种乐趣"，以此为起点，这样，自然就不会有对于空白视而不见，对于断裂听其自然的事了。

这年的８月５日夜，我躺在从这里能够望见纪念原子弹灾害的那圆顶穹窿遗址的旅馆床上，眼睛凝视着昏暗，想着每次来广岛都给我以鼓舞的重藤文夫原子病医院院长，以及金井利博中国新闻社论委员。这两位已经逝世了。由此而来的感伤情绪一直纠缠着我。阳光普照的和平公园里，青年们正在为了明天的表演而练习管弦乐。宣传车播放着军歌开过去，那音量放大到正常的十几倍，几乎使全市都能听得见，可能是由于器械精良的缘故，声音并不破。同时播放演说：为什么反对保护日本的美国核武器？拿苏联钱的那些家伙们明天就要举行动员大会……如此内容的演说始终不停，音量高昂的大嚷大叫，听来原是所谓忧国派指斥国家主义的自立哪里去了的感事伤情的呼喊。

这时，我被床头收音机的广播吸引，终于坐起来，拧大音量，开始收听时事广播。这是广岛广播电台"阿保机--原子弹孤儿，颠沛的青春"节目。一个中年男子用浓重的大阪口音叙说着他的来历，女播音员不时插上几句解说词这样一种形式的节目，那中年男人说的话并不粗糙，大概是想把过去传奇式的经验说个一清二楚，所以每句话都发音很强，而且逐渐地有些气喘。看得出，讲话的人是个吃过苦的，然而也是一个为人朴实无华的人。

他讲的经历确实令人吃惊。此人现在在一个制造不锈钢洗碗槽工厂干活，老婆加上５个孩子，一家７口住在市营住宅，他的日常生活反倒令人难以置信。他的故事是他乘上阔别３９年的下关到釜山的班轮前往韩国的汉城，一路上边走边回忆的形式构成的。

《朝日新闻》社广岛分社拍的纪实电视片"每个人的战争·广岛"（最近，作为岩波新书由岩波书店出版）之中，因为叙述者"原子弹孤儿"现为工人的４７岁的友田典弘的电视片我看过，我想这里不妨说说友田先生的经历。

昭和２０年，友田的家就在以前的安川东侧沿河的大手町，因为战争期间的防火措施而被拆除了，儿童本来是疏散到乡下去的，他因为要和母亲在一起又从乡下回来了，结果遇上了８月６日这一天。那天他去上学，袋町国民学校距爆炸中心４８０米，他遭到爆炸之所以没死，是因为他当时正在钢筋混凝土校舍地下室的脱鞋处。"我在学校地下室看到的闪光简直没法形容。好像一个大电灯泡砰地一声炸了，白光一闪，一瞬之间眼前一片雪白。""除了上街道救护所领饭团子的时间之外，每天每日到处找我的母亲。到处堆着死尸，我一个死尸一个死尸地查。晚上住在楼房的地下室或者学校的废游泳池。记不得这种日子过了几天，有一天在街上见到一个熟悉的朝鲜人，他是以前曾经租住我家房屋的鞋匠金山三郎。／和他偶然相见，整个改变了我以后的生活。"

他们在京桥川的桥旁搭了个小棚子，两人就住在里边。这期间金山说要回国，友田下定决心要求金山带他走。从８月底到９月初，金山带着少年友田从广岛动身去了开往釜山的船码头。金山嘱咐他，绝对别说日本话，只喊我"阿保机"（爸爸）。

开往釜山的船是条大货船。船底上全铺着木板，几百个人大声说话，大声欢笑，热闹极了。现在回想起来，那船底的朝鲜人一定是为了能回到他们祖国满怀解放感吧，可惜我听不懂话。那场面越热闹我心里越没底，总想，他们要干什么呢？第二天一大早就到了釜山港，我一觉也没有睡，站在甲板上往下一看码头，只见许多警察已经等候在那里。对下船的人每个都问一遍。我很害怕，扯着金山的衣服，不停地喊上船之前教给我的那句"阿保机"。

和金山抵达汉城的友田起了个朝鲜名：金炯进，上了小学，一开头就受到金山兄嫂的白眼，等４０已过的金山结了婚，就立刻受他妻子虐待了。友田到了１３岁，他从家里只拿了一条毯子便出走了。有个叫东大门市场的大自选商场，他从那里偷些萝卜和白薯吃，靠这个活下来。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韩国的市场很景气。不过汉城的冬天也很冷，他免不了因冻伤而失掉了脚趾。

接下来就是战争。我记得那是昭和２５年的夏天打起来的。北方的军队潮水般涌进汉城，朝鲜战争开始了。坦克在大街上跑，子弹扯着一条红线在夜空中交相飞舞。到处都是市街战的战场。机关枪的响声分不出来自何方。我在市场悄悄弄下的那个窝和市场全化为乌有。／……我也只好向汉城以南３００公里的大邱一步一步拚命地逃。为什么碰上这倒霉的事，真是冤透了。

战后他当上了面包房的伙计，吃住都在那里，算是摆脱了流浪儿的生活。长到２０岁的友田，有一天被征到海军里当兵。"因为原子弹我成了孤儿，来到韩国，成了流浪儿，还得东奔西跑地逃战争之难，好不容易找了个干活的地方想喘口气，又给征去当了兵。为什么我总是这么倒霉？简直没法说！"他退伍之后，向广岛写了几封信，要求承认他是日本人，因此他有了回国的机会。可是当时他已经２４岁了，日本话他只记住"早晨好"、"再见"这么两句。广岛市长浜井信三给他当身份保证人，在广岛市找了工作，但一年之后去了大阪。在一家韩国人开的街道小厂干活，生活虽然苦一些，但是能用韩国话说话了，这对他来说就比什么都强。

从电视片上看，友田已是中年人，娶妻生子。一到夏天，因为原子病作祟，工作效率下降，一直被厂主评价为干活诚实的友田今年请了假，前往韩国，为的是找到金山的下落。金山如果健在，已经有８０岁了，友田打听到的消息只是朝鲜战争刚开始他全家就去了北方……

我听着纪实广播，听叙述者讲他颠沛流离的生活路程中，不由得想起伏尔泰的《老实人或乐观主义》。本来，这个大肆夸张苦难、颠沛的故事，是一部堪称实验伦理道德思想的小说。"被黑人海盗无数次殴打，甚至臀部的肉被割下来。被保加利亚士兵用竹板痛打。宗教裁判遭笞刑，判绞刑，挨解剖，干苦活划橡皮船……"（岩波文库版）

《书简》里也引用了同样的文章，老实人接受哲学大师乐观主义思想的教导，在三番五次的苦难之中也毫不动摇，如果有人问他乐观主义是什么，他总是理直气壮地回答他的看法。"'啊！'天真汉回答说：'即使遇到不幸，也把它看作全是善事而且像疯子一般这么说。'"

友田经历过原子弹轰炸和朝鲜战争这样的大灾大难，经历过各种困苦生活的磨炼，终于活了下来，但是他并没有想过一切全是善事。不过，从友田叙述的回忆之中，确实令人感到含有"某种乐趣"的气氛，虽然细微，然而却不乏光采。在化为一片废墟的广岛这片土地上，友田没有一个日本人可以投靠，是朝鲜人金山接受了他，和他一起先搭建窝棚："好啊，好啊，干得不错！别的不说，得先给咱俩弄个住处！"以后是去日本人大举撤退中的韩国，告诉他，只能叫他"阿保机"，然后带他回去。尽管金山的家人理所当然地指责金山"为什么带个日本人回来？"然而金山却始终庇护着他。正是战争方酣的时候，战况发生了变化，他得以回到汉城，他回到东大门市场看他的旧窝。友田谈到那时的情况是这么说的："可是到了夜里，几个不相识的孩子就来了。起初我还不知道这些孩子是怎么回事，一问才知道他们原来是朝鲜战争中失去双亲的孤儿。从此以后，我这原子弹孤儿就和他们开始了'共同生活'。"

纪实电视片上也描写了友田在汉城的唱片商店找到２５年前的流行歌"梦中故乡"，放在电唱机上和大家一起唱，以及在他干活的那面包房附近的河滩上吹口琴的镜头，这些当然会唤起友田的哀戚情绪，但是另一方面也有"某种乐趣"。今天的友田生活于大阪市井之中，他的精神支柱就是老实人历经苦难之后反复说的话："种我们园地要紧"。由此可见，《老实人或乐观主义》和一般激励人的文学作品具有共通的鼓舞人的意义，但同时也把人的生存之沉重摆在人们面前。从友田的回忆中清楚地看出，他和中野重治所写的文化水平低，孤独，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幸，干脆利落地全家自杀的人们根本不同，有真正的人的力量。而且，这种力量肯定也是人控告从原子弹直到朝鲜战争、社会罪恶、陷人以悲惨等等的巨大力量。如果用"某种乐趣"这句话提示，可能不怎么响亮。但是，如果通过中野重治的文学作品，再加上友田的经历而充实这句话时，我们是不是就发现，我们已经有了甚至可以说准确而严密的"某种乐趣"的定义？

我曾怀疑过，白天的电视节目常播放平常祭神节日抬的神舆的耍闹，并不怎么令人发笑，但是年轻的观众却像被人挠了胳肢窝似地发笑，如果让这些观众从显像管上每天都看这些，他们就不会感到"某种乐趣"，为了用挠胳肢窝使人发笑以补偿欠缺部分，才采用现场直播的办法。与世界的核体系。恢复"某种乐趣"，甚至应该说这才是最根本的生活目标。

九、恐怖与希望

法国的历史学家们，以及称之为《年报》杂志派的人们，他们的工作最近以来也集中力量向大众介绍。去年秋天和美国年富力强工作能力正旺的历史学家们生活在同一校园里，他们的工作是写经常教学用的书中一系列文章的第二稿，要求非专业的读者也能看得懂，所以就从卢罗阿·拉杜里的著作开始。前面业已提到，我当时正打算完成《谈日本现代的人道主义者渡边一夫》（岩波研究丛书）一书的定稿，关于法国中世纪以及文艺复兴的民俗，尽管有渡边一夫以其明确的观点写的东西，但是为了使年轻的读者先掌握一些必要的知识，能够同渡边写的联系起来，所以，研究室和教室的工作一完我就在宿舍的房间里读那些书。我曾读过拉布雷叙述他们的学派创始者之一鲁西安·费贝尔事迹的书，所以读起来熟悉而且愉快。

前面也详细提到，到巴克莱分校前来讲演遍及世界的核状况之下迫在眉睫的核危机的英国历史学家E·P·托姆斯其人，对于问题意识的悲剧性实际情况并不执拗，而是理智性的豁达，性格明朗，讲话强劲有力。我对他印象很深，读过他作为一位历史家工作之一而写的书，总而言之，学问的性质本身创造人的品质，而且他还坚强地反对并抗议核武器，所以我对他怀有充满敬意的信赖。（《魔女与夏里巴里》，新评论社出版）

该论文曾提到的娜塔莉·戴维斯的工作，这篇文章里也有。最近翻译出版的《颠倒的世界》上，出席巴普库克主持的研讨会的文化人类学家以及跨专门领域的学者们之中，看看戴维斯的工作处于领先地位，就完全重新认识清楚托姆斯、戴维斯等等历史学家们的工作，对于使同时代的所有文化问题活性化是多么有效。（岩波书店出版）

他们和她们，以及早已逝世的林达夫在他一生的最后著作中，不是以对话的形式而是独自书写的形式完成的最后作品《精神史》上，无不对于历史家的定义作了如下的规定，而他们和她们是与此定义完全相符的人。|Qī-shū-ωǎng|"历史家，如果真的名实相符，除了是他人写的'历史记述'的受用者之外，他必须是一个经常随机应变，或者使时代、时间逆行，或者横向滑行，有时还要把钟表的时针停下来，自由自在跳跃旋转的人。必须事前就要知道，精神史的入门，是强制进行最极端的操作的。如果向古代传统寻求'精神史'的守护神，那么，既不是缪斯九神之中的库利奥，也不是阿波罗，确实应该是密教元祖的俄耳甫斯，特别是冥界、地上界、天上界的使者海尔梅斯神。"

我正在打算和敬爱的朋友中的学者、艺术家们创办冠以海尔梅斯之名的季刊杂志，希望历史学家们向这个杂志寄稿。我边读渡边一夫的著作，边整理连续讲演的记录，同时也看法国历史学家的工作，这里不妨列举一个颇感具体而且必要的例子如下。渡边一夫的《泰平日记》中，从佛朗索瓦一世时代的一个市民的日记中引用了如下一段：

１５２５年１０月，巴黎发生了令人吃惊的疯狂事件。即：五六个人骑着驴，戴着绿色呢绒头巾，在市内十字街，特别是法院大广场的大理石台前，拿着一张卷轴纸，大喊大叫，念上面各种荒唐话，和演滑稽戏一样，实际上是另有打算。这些人特别喊得凶的是'国王要死，贤人们隐蔽之，呆子们全出来'，大肆嘲弄揶揄。原因是把监禁在西班牙的国王（佛朗索瓦一世）去世的消息封锁起来不让大家知道的事终于流传开来的结果。……摄政太后要求巴黎市副长官莫兰处罚他们……但是根本没有执行。据传说，这些人是最高法院书记会的书记员。

这件事渡边一夫理解为确如日记作者的结论，是政治意图的行动。也就是被禁止示威游行的巴黎市民，表面上是演滑稽戏，实际上是自我显示的政治行动。我对这一结论是赞成的，但是也认为，既然有滑稽表层，自然就有滑稽深层，应该强调两者的活力，所以我对年轻人加上了自己如下的解说：

如果这仅仅是政治性的事件，那么，既然摄政太后已经提出要求，巴黎市副长官早就把示威的人抓起来了。因为事情是最高法院书记会的人们干的，这也是谁都知道的事。之所以没抓他们，还在事件的背后不仅仅是政治，用宇宙论的说法就是法国人自古以来的信仰根深蒂固，副长官莫兰是不是对此感觉很深？

不过，如果１５２５年１０月发生的最高法院书记会的书记员的滑稽戏，仅仅是几个人一时冲动的偶发事件，我的话应有的说服力可就大打折扣了。我想找历史的佐证，巴克莱分校的历史学家告诉我要读《年报》杂志派的Y＝M·贝尔塞的《节日与叛乱》，从那本书上我找到确实合适的一段。这本书有日译本（新评论社出版），所以引用该译文如下。

中世纪的胡闹表演，是１４００年形成制度的，这个制度规定，各社会团体自己演滑稽戏，自己表演自己，用这滑稽镜子照出自己丑态，而且规定这是一项义务。隶属巴黎最高法院的司法书记表演小组，是由年轻的律师、检察官构成的，这是一个这种身分的人居然在大街上表演胡闹审判的时代。但是，这个传统到了１５世纪被严厉禁止，因此，１６、１７世纪成了已经是惟有宫廷里年轻贵族们才耍闹的一种游戏。

就这样，民俗传统的滑稽戏表演，突然遭到政治权力的压禁。然而该政权的危机表现在群众面前的是软弱无力，这也是对权力的一种反馈。明白这个过程，我以为就能够更清楚地理解佛朗索瓦一世时代一个市民的日记，以及渡边一夫解释的意义。

也是这本书上，贝尔塞详细论述了从节日祭祀移向叛乱--如果读一读同一主题的另一册著作，即：鲁罗阿·拉杜里的《传说的狂欢节》，就会看到更强烈的魅力。这本书也和贝尔塞一样，同是朴实无华的作者写的书，两者一齐读，更能准确理解原意，我以为这是给非专业人员用的--的过程，同时给节日祭祀下了下面的定义："节日祭祀，一定以某种形式的恐怖或希望反映该时代的精神。"这不能不使我对于自己从事的文学来一个根本的反省。

我以为自己对于文学，和同龄的历史家贝尔塞对节日祭祀一样，一直未停止过思考。我认为，文学，一定以某种形式的恐怖和希望反映该时代的精神，或者说必须反映。我必须明确地说，也许有人说，这并不是一想就能理解含义的定义，但是我自己把过去许许多多的联系在一起，受同样表现的贝尔塞简明的表现所启示，才能发表这样的见解。我开始表明节日祭祀与文学有相似之处的见解，是借助于历史家安利·鲁菲普尔的巴黎公社研究，至于对两者的综合，在我眼前架起联结两者的桥梁者却是前面提到的巴普康克等人，以及构筑世界范围具有同时性工作的文化人类学者山口昌男。我经常从学者那里学到立足于他的专业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而确立的简明扼要的定义。

我确确实实受到贝尔塞启发的是他那简明的定义和简明语言的组合：恐怖或希望。我曾经对《危险与希望--美国的科学家运动》这本书有极其深刻的印象，因为这本书符合１９４５到１９４７年这个重要分歧点的年代，详细谈了原子力给人类带来的危机，而作为能源它又给人类带来了希望。这本书的标题是奥本海默博士１９４５年１１月于洛斯阿拉莫斯谈原子力时说的话。他说："不是只有巨大的危险，而且也有巨大的希望……如果今后能够谋求和平，那么，就存在为此而开始使必要的变革得以实现的希望。"此书著者A·K·史密斯是一女历史家，她的丈夫是曼哈顿计划①的参加者。从那以后，危险和希望这个词就刻在我的脑子里。可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说起来实在滑稽，那时我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一说起希望，必提绝望这个词和它对称，所谓言语对称结构的所有者一般。（紫竹书房出版）

①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制造原子弹的计划的代号--译注。

由此我思考了贝尔塞对于节日祭祀所下的简明定义，它的方法，恐怖与希望的对置，如此等等的深义。这时，与此相应的事自然也就浮上心头。最近我不再担任为发给新作家文学奖而设的评选委员会的委员了。那时我就想今后要写写小说，但是现在写作而且发表作品的青年人给我寄来很多信，从邮戳上看就知道是寄自全国各地的。寄信人表示自己从您担任文学奖评委的评选方法以及所作的评语中得到关心。由此可见，您给新进作家的信表现您的诚实。据说您今后不再参与新进作家的文学奖评选活动了，是对担负下一代的作家们不感兴趣了么？您如果依旧关心，您现在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什么呢？

把许多信的内容综合起来并加以概括，所问的内容大致如以上所说。对于这些信我是打算回答的，而且如果说到给年轻作家的信，我就想到应该学习贝尔塞，也就是前面提到的话。文学，一定以某种形式的恐怖和希望反映该时代的精神，或者说必须反映。按照这个方向，希望大家努力奋斗，而且完成语言活泼，语言和形象活性化的新创作。自己已经是并不年轻的文学一代了，但决心按此方向努力，以上所说就是我回信的主要内容。

我们共有的时代精神即恐怖和希望。如果有人问：我们的时代精神的特性是什么，我以为回答者一定感到困难。对于我们的现在与未来，我们能够抱什么样的希望？这可能也是难于回答的问题。倒是恰好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一直在多么恐怖之中暴露着而活到今天，但是对此从来不屑一顾，然而实际上恐怖却赤裸裸地悬在我们面前。

打开当年９月２１日的晨刊报纸，看到这样一条消息：海上自卫队的p３c对潜哨戒机，于隐岐岛西北的海上发现苏联的GⅡ级弹道导弹潜水舰一艘，浮上水面冒着白烟。我的反应是：一个巨大的恐怖实体确确实实地摆在我们的眼前，恐怖的根源完全是非常荒唐露骨而且十分拙劣的人所作所为。不久的将来，人类将在几乎原始的--即使原始人也未必制造这种事故--极其单纯而偶然事故造成的开端，就发动一场最后战争，把从原始时代直到２０世纪人类创造的历史，把这整个历史时期创造的文明，把走向未来的极具可能性的文明，也就是人类的希望，一古脑儿毁灭！也就是说，我们是在如此规模、如此具体的恐怖之下，营造着我们的生存基础。使我们感到窒息的恐怖实体的情况如何，不妨引用一下当天晨刊报纸商品目录般的文章。

GⅡ级是普通动力推动的潜水舰，水中排水量３０００吨。司令塔内装有射程２４００公里，１００万吨当量的核弹头的SSINIS弹道导弹三发。p３c飞机发现的时候，潜水舰的司令塔里正往外猛喷白烟。正赶上收拢导弹，SSICNIS的固体燃料已经点火，一旦潜航，发射管进水，就很可能灭火。固体燃料如果继续着下去，导弹就会引爆、发射出去的危险可就大了。这是军事专家观察的结果。如果SSINIS引爆，一定落在１２００至２４００公里的范围之内，尽管安全装置没有打开不会爆炸，但核污染却是免不了的。（《朝日新闻》）

对于我所担心的问题，专家没提到，所以也许是外行人的杞忧，不过，核导弹从苏联潜水舰上发射出去了，雷达上业已发现，美国的核防御网将要立刻反击，好像是瞬时之差没有发生大事，实际上却是SSINIS导弹因火灾而起了火。这一事故前后，我国因为可能搭载托马霍克巡航导弹的舰船入港，日本非常紧张，日本列岛周围也十分紧张。

事故之后的第３天，这天最后的电视新闻节目说，苏联的逆火式轰炸机２０架南下日本海，我听了这个报道之后，尽管已是深夜，仍旧回到书桌前，重新读了华盛顿研究机关的"军备竞赛与核武器研究计划"的负责人W·M·亚钦去年秋季发表的那篇论文。"美国国防部综合评价局，进入１９８４年之后，为了帮助太平洋军司令部，预定向它推荐'为了掌握高水平的中国、苏联、朝鲜半岛、日本（包括美国在内）复杂的军事形势而作的关于东亚的评价'。这个评价里有'苏联远东的脆弱性'和'日本自卫队的改观以及对将来方向的理解'。／这两者有密切的关系。日本需要加强努力的是集中力量于防空和对潜作战，利用苏联远东地理上的不利因素。如果将来美苏对立，从日本海上封锁它的出海口，就是美日两军的主要作战项目。因此，由于苏联继续在亚洲配备战区核武器（执笔此文时的情报说，新SS-２０基地增加了３处，加上以前的，在远东总共配置了２７个发射台），以及给海军广泛配备核巡航导弹，如果发生冲突，发展成为一场核战争的可能性极大。／美国的攻击型潜水舰，已经在苏联一向视为圣域的鄂霍次克海加强了对苏联潜水舰尾行作战活动。另一方面，苏联增加了以其逆火式轰炸机对美国舰艇的追踪，以及对日本领空的入侵，正在提高在日本周围的海军作战速度。必须铭记，冷战开始以来美军进行的最大的两项"热"战，在亚洲已经开始。／……出于各种各样的政治原因，美国不会放下亚洲地上射程远的战区核武器。但是，对于距离遥远，而且以海军为主力的控制区域来说，从海上发射的巡航导弹最合适，所以，现在正加紧配备。因此，对这个地区"平衡"的评价难以想象，从某种意义来说成了过去。"（"海上核战争"，《世界》第四六○期）

我们仅仅从最近的报纸、电视报道所接触的情况来看，就已经确实认定亚钦一年之前展望的亚洲形势毫未改变，然而还必须强制我们把这大规模的可怕的事故因素看成当今的头等好事。

在巨大的恐怖面前，有正气的人应该怎样行动？大概不外乎创造希望的根据，按对抗恐怖的办法行事吧。这就是说，面对笼罩一个时代的恐怖必须建立起与它对抗的希望。把两者的关系当作各具强大力量的事物，就能明确时代精神。我以为，特别是使之显在化，表现一个时代精神的有节日祭祀，有文学，总之，把同时代人所制造的恐怖与希望全都表现出来。

那还是我儿童时代住在位于森林中一个峡谷里的村庄时候的故事，现在回想起来，可以说我体验了节日祭祀和文学的本质。后来接受了鲁菲普鲁和贝尔塞以及山口昌男指引的新思考方法，才感到这个体验直接地和有意义的血脉联接在一起了。

与其说夏天的节祀，倒不如直接了当地说跳盂兰盆舞更正确，本来是先举行祭祀，从傍晚开始跳盂兰盆舞，这是定不可移的。直到现在我们村乃至日本全国都是用灌的领唱唱片领舞。战败的第二年，战后办的盂兰盆舞是在小学校院子里搭上指挥台，指挥者边打大鼓边唱"民谣"，以农业为本职的演者领舞。本来以扩音机播放的唱片为主流，但唱"民谣"①的演唱者看看站在舞蹈者圈外的那些上年纪的人，发现他们的反应冷淡。

①原文为"口说"，意为即兴演唱。译成"民谣"，因为它的词虽是自编然而用的曲子却全是民谣的旧曲--译注。

然而我这看热闹的孩子却被"民谣"吸引住了。那演唱者从指挥台下来显得心情不痛快，我大概是没有勇气直接问他所唱的内容，便问我的祖母和她身旁的老人们。据说，战前一位小学教员直接采访演唱者们，把唱词用蜡版印成小册子，他借来看了，演唱的就是本子上印的。据说它的名称以其暴动的领头人为名，就叫"蚕福"，它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无法无天的人领导的一次农民暴动的故事。我听后记下来的几段盂兰盆曲全是那上面的。战败之后不久，在民主主义的改革氛围之中，把暴动过程编成了"蚕福"当作盂兰盆舞的伴歌，我像受到冲击一般，印象极深。

我作为一名作家，一如我过去的工作所示，这番经历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细想起来，我是从这次盂兰盆舞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根是养育了自己的这片土地的民俗与历史，也是第一次碰上以某种形式表现恐怖与希望而反映时代精神中的一时衰退的状态。其次，"蚕福"暴动的"民谣"本子上，尽管记的全是古式的叠句，但它却唤起了我这少年活生生的想象力，的确是以某种形式表现恐怖与希望而反映时代精神，我们当地土生土长的原始文学。如果重读那誊印本小册子，在我脑子里起结晶作用的结果，一定与以前大不相同。不过，"蚕福"暴动的"民谣"以下述骨骼依旧活在我的脑子里。

暴动者对"蚕福"的恐怖，随后是对他的党徒们强迫命令，让他们参加暴动，党徒们对此行动的恐怖。因此造成的艰苦生活之中却充满也许会出现什么好转和变化的希望。如此等等，我觉得仿佛几股绳子搓在一起一般。派人去河的下游市镇，从粮仓扛出大量的白米，碰倒的酒桶，那酒奔流不已，这些描写，简直是祝祭时候的气氛，它使我的心为之震颤不已。结局暴动遭到镇压，"蚕福"及其党徒均被处死。为了请他们的亡灵不危害本村，对于"蚕福"等人之死，以哀叹的调子唱出他们的结局。这纯粹是出于安魂的动机创作了"民谣"，作为集合在一起的众人跳盂盆舞的伴歌，大家自然是同意的。总而言之，它是大家确认越过各种各样危机一直生存下来的本村共同体的希望，尽管作者不详，但是它表现了我们森林中峡谷村庄的文学，而且它是生机勃勃的。

恕我冒昧，对于年轻的作家们，或者今后想当作家的青年们，我一直想说："在你作为一名作家的生涯中，把我以上所说的"蚕福"暴动的"民谣"具有的意义，这回作为你的课题思考思考。最近以来我常常看到，新进作家们自己既没有战争体验，也没有战后混乱期的体验，既没有参加过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斗争经验，也没有参加过大学的学生运动的经验，一句话，对于社会无任何反应的时代之子，而这种时代之子在发表谈话或者随笔和论文，这实在令人感到奇妙之至。

前面我引用了亚钦的论文中长长的一大段，对于可能是一触即发临战形势下的亚洲海域，特别是日本海、冲绳和本土海港的状况，每天都有报道，如果对于这些报道不屑一顾，那么，我们就不能不承认，日本和日本人在２０世纪就被推到最危险的局面。我们不能脱离社会现实，我们还不是自甘处于我是无根之草，大发快活汉子那种慨叹的状态。社会状况、时代将我们席卷而去的危险统统向我们袭来，个人无力逃避，如此危机，难道不是今天的现实情况？

新进的年轻作家们，对于新鲜事物的感受以及语言感觉，与过去的作家相比，显示出卓越的水平。他们如果很好地抓住时代，创造出独自的文学，那就明显地超过我们旧时代的文学。同现在的恐怖对抗又怎样生存下去？同这种恐怖相比，能创造出多么大的、多么有保证的希望的根据？思考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年轻的作家就会自然主动地承担起今天最敏感的时代精神的责任。我相信，他们如此这般创作的文学，也就是以某种形式表现恐怖与希望而反映今天核状况下的时代精神的文学，同时代的日本青年肯定以读者心情而翘首期待。我并不要求青年作家们以今天的核状况和日本人的关系直接地作为主题写小说，在把贝尔塞关于节日祭祀的话移到文学上的定义的基础上，"以某种形式反映"这一部分确实是很重要的。我曾几次提到，我编辑了广岛、长崎受过原子弹轰炸的人写的以原子弹为主题的短篇名文选集《未知的将来》。即使类似这样预先限定主题而征集的短篇，作家们也是确确实实地各自构筑了自己的文学世界，并且斑斓多彩，可以这样说，我反倒从中看出受到鼓舞的文学特性。

我对于年轻的作家们的希望只有一个，那就是，在今天的核状况之下，日本和日本人被逼进穷途末路，以及直接给我们带来的恐怖，千万不要仿佛它实际上并不存在而不予理睬。隐歧岛的近海上，苏联的GⅡ级弹道导弹潜水舰正在冒白烟。这也许就是不仅使日本而是使整个世界的大雪崩之势走向毁灭而扣动扳机的事故。要敢于直面冒白烟的潜水舰照片上表现的恐怖吧！然后以人的自然本色，满怀与之对抗的希望，为此希望而活跃想象力吧！我想对你们说，在这一过程中你们锻炼的时代精神，即使写的小说是以漂浮于东京的消费生活表层的青春为主题的，也是以某种形式反映了时代精神，使你们的文学优于进退维谷中的同时代文学。

确实有可以示之于众的这类文学表现的例子。"冲绳·通过文学反核反战思考之会"出版的《从岛的空间--１９８４·冲绳·反核反战文学名作选集》中有一篇诗，标题为"回帐篷村--难民收容所时期"。作者牧港笃三是冲绳市的市民，冲绳之战他曾在该地，有此经历，战后在被占领下的冲绳立即把他记录出版的报界人士。他也是把美军政之下冲绳人的心态，以及冲绳人与本土的日本人、美国人之间微妙的阴暗关系，以批判的眼光如实写出来的人。

黎马嫩的巴勒斯坦难民帐篷／那照片是报纸上看到的／仿佛半是辛酸半是高兴／但是飘动的是悲哀气氛／／帐篷之形万国一致／正中竖一根棒，四方打上桩／用绳子固定在现实的砂子上／帐篷村里过日子的人又多又杂／每天纷纷攘攘／／夜间从帐篷里落下星星碎渣／人们的牢骚，仿佛蛴螬鸣叫／这就是民众单位的村庄／月夜使帐篷翻倒／住民弹向空中／／难民一无所有／可算赤贫／但是他们有歌声和哀叹声／不过前途依旧让人担心／／和坐在沙发上，打开取暖器／膝头盖上毛毯的时光大不相同／令人担心呵／帐篷村拥抱着我／传来一股味道／帐篷村露出一张脸向外张望，一张无妆无饰的脸／是个年轻女人的胜／进了帐篷，惟有寂寞的老人脊背／那似乎是人的脊背／早霞升起／帐篷里满是亮光／回去吧，回到帐篷村……

舒缓有致的散文调子--由于那切割式的韵律，表现了冲绳语的声调，和超现实主义心象一起成为诗人的个性--里，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营，冲绳在战争结束时的帐篷村，现在的冲绳基地的生活，这三层自然而然地重叠在一起，表现了现实的而且深刻的观照。在冲绳之战巨大的恐怖中活下来的人，既有对前途的担忧、叹息，也有明确的希望，在这里都有清楚的再现，谁都能够理解，这些总体，肯定就是战后立即出现的冲绳的时代精神。以此为主轴，向着现在的黎巴嫩和冲绳的时代精神，而且明确地发出"回去吧，回到帐篷村"的要求救济的呼声……我将要看到，渴望挫败新而巨大的恐怖的呼声呼唤冲绳的时代精神，必将提示给大家。与其说是对年轻的新作家说的，不如说这是对我自己说的更恰当，本土上的日本人的文学，仿佛已经完全离开了这位冲绳诗人的时代精神，而且必须把它看成对我们是致命的缺陷。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如果我们在这种核状况之下居然能够活了下去，那么，我就有个预感，后世史家可能作出这样的概括：２０世纪末也有文学，但是这种文学并没有以某种形式表现恐怖和希望而反映时代精神。而且这种预感一直威胁着我。因为到那时候，我们的文学将被判定，在渡过这核危机上它是无效的。

十、多方面的观察

酷暑的夏季已过，只是感到季节的循环如此，其实并没有觉怎么难熬，不过也确实庆幸一家平安。就在这样气氛之中的一天，晚刊报纸死亡报道栏的一则标题却立刻使我紧张起来。之所以如此，一是事情本身太出乎意料，给我们带来巨大悲痛；二是不知道该怎样告诉身有残疾的儿子。我和妻子仿佛额头碰到额头一般低声商量一番。那条报道是这样写的："森安信雄先生，日本大学名誉教授，９月２８日下午３点１８分，因肺气肿于东京都板桥之日本大学板桥医院逝世，终年６７岁。／……专业为脑神经外科学。历任第三十届日本脑神经外科学会会长，第十届日本临床电子显微镜学会会长。"当天晚上，我和妻子在先生遗体前得以拜读先生于２１年前写的一页日记。日记上写的是给一个新生婴儿也就是我的儿子作头部手术获得成功的事。完全是科学家的文笔，记叙简明扼要。文章提到当时我这个年轻的毫无经验的父亲，满怀焦虑不安，听到终于度过这个难关时如何高兴的反应。的确如日记所说，由于森安先生出色的手术，儿子才开始明确地走上了生命的道路，我这父亲和儿子一起得救，这种想法至今铭记在心。我记忆之中，当时先生比现在的我还年轻，修养极佳，举止文雅，意志坚定，是一位理智型科学技术家，如此等等印象极深，一位救人的人，这形象特别鲜明。

近２１年之间，儿子的身体不断地出现障碍，我和妻子之所以没有过于胆怯，没有丧失勇气而甘于失败，完全由于先生在紧要关头一定采取适当措施救治和给我们以鼓励的结果。现在先生逝世，我们今后将无所依靠的哀思更深。我们之所以为先生的逝世感到仿佛心灵的支柱折断一般哀痛，是因为有一个智能发育较晚的儿子，但是毕竟随着年龄长大，再加上先生的关怀，他也渐渐适应社会了，现在能在区立福利作业所劳动。我们夫妻悄声说的就是这些话。

说话的次序可能颠倒，快到动身前往吊唁的时间了，我终于告诉儿子：现在从报纸上看到先生去世的消息，并且把那条消息读给他听。开头，儿子好像遭到沉重的一击，一时茫然不知所措，对于报纸上的消息和我的解说，一概不能如实接受。然后也不知道他是发火了还是讨厌我的话，立刻把我的话打断，大喊大叫地说："过６０岁死了，是可喜的事！"我一时沉默无话，他也不再说什么了。

从先生住宅出来，回家的路上我和妻子去了四喜饭馆①，这是我们家从来没有的习惯，去了这里，是因为妻子太郁闷难解的缘故。难怪她心里烦闷，因为先生去世对她来说的确是一个巨大冲击，其次便是儿子说的那句话--儿子不过是从过去的学校里或者现在的作业车间偶尔听来的带有厌世情绪的话，在家里像念台词一样重复一下而已--使她非常生气。

①原名"寿司"，与四喜二字恰好谐音。制法是把米饭抖上醋和盐，平摊在紫菜上，再摊上鱼、肉、菜等等，卷起来切成一指厚的片。既可当点心，又可当快餐--译注。

我和妻子之间的谈话当然不可能心情愉快。照顾我们儿子达２０年之久的先生突然去世，但是儿子却说过了６０死了是可喜的事，如此无情无义，妻子为之愤慨是理所当然的。我对妻子说，儿子的话根本不会拿这事当玩笑逗乐，但是，对于他受到此番打击的结果如果不注意费些时间观察下去，只对他这话的表面斤斤计较，是否有些肤浅？比如，我们本来担心儿子一听到这消息可能号啕大哭，弄得我们束手无措，但是还把这消息告诉给他，然而他却把感情深藏内心，保持着表面看起来平静的态度，现在我们都不在家，只留下弟弟妹妹看门守户，他那反应还不是最坏的呢。我这样说着也渐渐和妻子一样陷入忧郁之中。

第二天，因为星期天而不去上班的儿子，一整天什么话也不说，饭也是自己一个人草草了事，吃完在自己的房间一躺，对着电视新闻栏目望着，但是不看节目，向来喜欢听的超短波广播节目也不听了，整个一个人退回到小时候那副模样。星期一凌晨３点左右，住在他隔壁房间的我，心里总是不安便醒了，因为好几次都有前兆--也许是妻子把我叫醒告诉过我，儿子犯病之前也曾敲过墙，反正我醒来去看他的时候，儿子连身也没翻仍在睡觉--随后便是儿子身体僵硬，脖子往后仰，呼吸急促，发作的程度从来没有这么厉害，我只是守在他的旁边，别的毫无办法，等他发作完之后再过一会儿，儿子照例充满感激之情地说："又是爸爸来救我！"到这时候他的发作完全停止，我把他依旧沉默不语的情况以及他发作的情况告诉妻子之后就睡下了。午饭之前起来一看，儿子在昨天还毫无兴趣的录音机之前摆起架式戴着耳机呢。据妻子说，仔细听了一下耳机漏出的细小声音，好像是肖邦的"奏鸣曲第二号"。下午开始，我们叫他他也答应了，一到晚上，就开始了他那唯一的一项智慧型活动--作曲。五线谱纸上开头就是"M安魂曲，E小调"。

据儿子说，他生下来的时候的重大疾病经先生给他治好，这事他听过无数次，铭记在心，而且自己记事之后一个接一个的难关都是经先生之手才得以度过的。先生作为一位医生，而且对我们多年来始终如一地知己相待，一直受到我们的敬爱，然而我们却突然收到他逝世的消息。这对我们无异于突遭暴力一击。我儿子对于消息本身和告诉他这消息的我，乃至对于外界社会，一律排斥和拒绝，这就是儿子的第一阶段。紧接着便是第二阶段。这种排斥和拒绝持续下去，并且非常顽固从而进入第二天，便是发作。于是以自己最喜好的音乐，通过自作的送葬进行曲的奏鸣曲悼念他所敬爱的人之死，终于以其自作之曲达到他诚心诚意地表达了他内心的哀伤与追悼的情思。最后儿子复归于家庭，乃至复归于社会。关于精神医学，我连启蒙的书都没读过，儿子受到巨大的冲击之后，我观察他从痛苦中恢复过来的过程，我觉得他的发作--我以为类似癫痫--恐怕心理方面的作用未必不处于重要位置。

和残疾的儿子一起生活中，他常常几乎是没有任何预示就表现出幼时的举止，必须观察他的内心世界，而且是尽可能地想方设法地多方面观察他的内心世界，这成了我们家庭生活的基调。这种观察给我们一家带来的效果，是给我们打算从受束缚状态之下把儿子解放出来的设想增加了力量和勇气。这次，我们观察到儿子对森安教授之死是以全身心地接受的态度这一发展过程，才使我和妻子从悲哀的笼罩中回到平静。这样卓越的医生之死，对于许许多多的人来说，当然是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

日本笔会每年举行"狱中作家之日"，我在今年的集会上讲了话。我明明知道可能受到过分偏于个人经验的批评，但是我依旧从前面写的这件事开始讲起。讲演的题目，本来选定威廉·布莱克预言诗《阿美利加》的一节之中，"锁链拴着的灵魂"那句话。"让转动石磨磨面的奴隶跑到原野去吧。／让他们抬头仰望天空，在光辉灿烂的大气中纵声大笑吧。／他们被关闭在黑暗和哀叹之中，３０年的日日夜夜全是疲惫不堪。／他们的脸上连一瞬之间的笑容也没有，让锁链拴着的灵魂，快快站起来吧，把眼光高高扬起吧。"

围绕着这诗句，我已经写了小说，也用来作过讲演。小说确实是以我的残疾儿子为内容的。前面提到的讲演中，我介绍了《布莱克，帝国的反对者》作者D·V·阿德曼，以《阿灵利加》中的几节写成的１７７６年"独立宣言"的诗，以及它的表现、读解。我们知道，阿德曼１７９３年写的这长诗，在昂扬法国革命精神，在欧洲整个地区被当作美国独立原理的追求生命、自由、幸福的权利，以及推翻压迫的权利，看作给他们带来了力争解放的思想而被热情讴歌。前面引用的一段就是和自由有关的部分。（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有人看了我引用这首诗的小说，他没有看它的结尾，只凭看到的描写过程的文章，就批评我是把残疾孩子和他的父母一起，全当作锁在终生残疾这条锁链上的灵魂了。然而我考虑着布莱克的根本思想，同时也想到另外一面是这现实世界的人全都被拴在锁链上了。有残疾的人遇到偶发的一些事情时，就更加陷于窘境，在这些方面使他们得到解放这一点，和一般人是没有什么不同的。

如果细说起来，以我的儿子为例，他在某个时间点上是怎样退到倒退的方向而痛苦不堪，随后又怎样趋向于前进的方向，或者再迈出一步解放自己，即使我们家人也难于掌握他这个过程。至于他本人，就更是困难的了。残疾孩子不可能认识到他自己的心理上如果朝着治愈方向去想，有意识地这么作，该怎样加快地治好自己。然而一般普通人却是无论谁都能自觉做到的。

根据我个人的经验，我以为下述内容很重要：残疾儿在日常生活上，以及偶尔遇到自己无力处理的困难时刻，他们是怎样感悟、思考、行动的？对于这些，不仅他的家人，即使周围的人也应该尽可能多方面地注意观察和理解。有的时候--重度残疾儿更是常见的情况，他们在许多场合是和他的家人一起痛苦地奋斗，这种情况是常见的--残疾儿不知应该如何感悟，不会思考，也不能行动，所以还必须力求了解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我想，经过努力，把残疾儿全身发生的信息同狱中作家越过人为的传达障碍发出的信息相比，前者未必是轻率的想法。我们需要的是努力把这种缺陷部分，或者在传达过程中难保完整的信息，如何复原、修复，然后很好地理解它，以及怎样才能创造出达到这一目标的能力。

透过历史的时间的障壁读原著，也是如此。试举眼前的例子，对前面引用的布莱克的原著的理解，对于本世纪的研究者们来说，的确是需要努力的。布莱克长而且大的预言诗，除了唯一的例外，在出版书肆是找不到的，这位既是画家又是诗人，只有以其天才的艺术完成的彩饰版画才能被人们看到。布莱克生前，已经有人对他预言诗大加贬斥，说他的诗带有狂气，含义脉络不清，随意夸张。开始给予明确评价之后--那是凯恩斯主编真正的原著印刷刊行的本世纪以后的事，这样一来，甚至有的研究者简直把１７５７年生１８２７年去世的布莱克，当作２０世纪的诗人来研究--首先是由叶芝代表、立足于西欧密教传统的理解，此后是结合同时代的情况进行的解释。可以说，它的顶峰便是阿德曼的研究。

今天的布莱克研究者们的工作，有上面提到的阿德曼，以及注意对其倾向的研究的同时，把秘教传统中的布莱克当作从今天走向明天的水瓮座时代预言者的卡斯林·莱恩，他们确实多方面地理解布莱克的原著，而且把它作为一个人的事业综合集中。由于多方面地理解和综合集中，今天呈现于我们面前的布莱克形象，曾经被锁在历史时间障壁的灵魂得到解放，既显示了他新的光辉，也使我们许许多多的人受到鼓舞。

说到我和"狱中作家日"的关系，我过去和狱中的文学家还真的有过关系，我对这文学的工作直到现在依然关心，这人就是韩国诗人金芝河。他的书，屡遭禁止发行，他也屡次被关进监狱，在这过程中，当诗人被宣告死刑的时候，他最后采取绝食斗争以示抗议。许多的声援集会我都参加了。还有，去年我在加里福尼亚大学巴克莱分校讲学的时候，和当地大赦活动的支持者们召开了"谈金芝河的文学及其人"的集会。该地来自韩国的移民依然增加，集会又是在韩国留学生较多的巴克莱分校举行，所以我也作好了思想准备：对于金芝河抵抗的政治体制未必持批判态度的人们，对于日本人传达金芝河思想的这次集会如果出面妨碍开会，那就听其自然了。然而不仅韩国人听众，即使白人知韩派的听众也有热情反应，我再次感到金芝河深厚的影响力。

我有时候也想过，日本人对金芝河显示的文学方面或者超文学的信息，如何理解的问题。日本人对于韩国和韩国人不怎么了解。日本人对于朝鲜这个国家和朝鲜人曾有过的犯罪行为业已忘却，现在的课题是对于朝鲜半岛这两个国家没有加深了解，不同水平的指责已经屡屡出现。在这种情况之下，日本人广泛的关心可以说只集中在一个诗人金芝河上了。他的作品中对日本和日本人的批判，把《源氏物语》的题名游戏文字化，改为《粪氏物语》就是极好典型。它对我们的眼睛和耳朵来说决不是舒服的。所以，日本人对金芝河热情容纳，我以为确有深层意义。他从狱中发表的《良心宣言》，给与日本年轻一代的冲击是惊人的。

但是失掉自由的金芝河所表现的既有复杂的侧面又极其明确--政治层面如此，文学层面也是如此，我认为金芝河属于亚洲式奇形怪状现实主义的形象体系，在文学上把自己从根本上引到自我革新的方向上，我是这么想，也这么写了--而形成对照的是，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出现了奇妙的现象。随着时间的进展，把金芝河关起来的总统遭到暗杀，然而他的苦难日子仍在继续，最后获得释放，但是诗人的自由却受到了限制。日本的新闻记者是用不着多说了，像那些精力旺盛的作家也前往韩国逗留不返，很想和他见面。我作为参加过拯救金芝河运动的人，曾经拟定旅行计划，申请护照前往韩国旁听对金芝河的宣判但遭到拒发签证，因为有此经验，又使我考虑到像我这样的人再同金芝河联系是否合适，所以我只好不再作亲赴韩国的打算，注意新闻记者和作家的报道。

但是关于金芝河自由受到限制的为数不多的报道，我觉得几乎没有新的情报。我所看到的只是，金芝河在繁华街大喝其酒，或者我和金芝河喝了个通宵，如此等等而已。我想，如果对金芝河的工作依旧关心的人，即使酒席上和金芝河谈过话，他也不可能不问问他根据狱中写的创作笔记完成的叙事诗《张日谭》的进展状况，然而关于叙事诗的事连提也没有提过。

和他见过面的日本作家说，金芝河现在不考虑政治批判那样的小事，而是构思更大的更有普遍意义的问题。现在只能看作方向上大致未错的信息而已。不过人们当时对于这个信息主要理解为新闻记者们散布的"转向"说的一个补充。总而言之，金芝河获得释放，虽有一定的限制然而还算得上自由了，允许多方面地观察他，但是却不允许把这些观察可能综合成真实的信息传达给外界，结果仍旧是把他罩在一个奇怪的障壁里。以上这些就是我几年来的感想。

然而金芝河自己打开这信息封闭环境的是他那大说①《南》第一卷的出版。虽然遭到韩国禁止发行的处分，但是已经决定停刊的文艺杂志《海》仿佛开了最后一朵花，刻不容缓地把它翻译出来，组成特辑出版，计划之周到，速度之快，我以为是特别出色的。对于金芝河八年来的沉默曾作过种种猜想的日本人来说，《南》第一卷的出版，可以这样说，这是以综合手段送来准确无误的巨大信息。因为它是对于作者具有唤起多方面观察理解力量的作品，而且如果将其内容综合概括，那么，经过多年考验和锻炼坚定不屈的诗人之像，仿佛近在我们身旁一般站立起来了。它使我们不能不想到，文学原著决不会被其后的信息所搅乱，它是具有强大的直接的影响力。

①即并非"小说"之意--译注。

作为一个日本作家，我初次接触大说《南》的感动，是以极短的时日读完翻译稿而获得的，为《海》的特辑选的同哲学家鹤见俊辅之间的对话，我以为表现得最直率。这里且把我的话引用几段。

关于《南》这部作品，早就听人说过，我曾担心我作为一个日本人是否能够理解它，但是读了立刻明白，很容易理解。结构方法，形象，语言，都是经过深思熟虑，我觉得金芝河本人也想希望读者很好地理解这部新作品的形式而尽心竭力了。其次，"大说"一词的意思包括整个结构和主题，金芝河作为一次尝试而自己写的，同时它也说明作品。／……在开头的介绍作品那部分所写的"大说"，或者称之为广大说的意思，使人很容易明白，至于作品生命的中心思想"万国生计即南朝鲜"这种含有政治意义的主题，一如开头的精采说明，作品的展开上没有过不足之感。我倒觉得的确是一部通俗易懂的作品。设定的名叫'广大'这个讲述人……好像是出于最下层社会的罪犯，他自称有些道听途说的学问。规定这么一位朗诵人，可能是这部作品最成功之本，但是并非自己特意把自己降低，而是让在和那个人相同的位置上。是金芝河从过去到现在包括政治在内的生涯，把他引导到这个位置上的。／这部作品是以文学把宗教的内容、宇宙论的内容，乃至人民大众的内容等等全都包容进去，既广且大，这在以往的世界里是未曾有过的。与其说它是小说，倒不如称之为诗的世界更合适。我以为它把《圣经》、《可兰经》，以日本来说就是《古事记》，总之它把这些经书一类里面的神话全都包容进去了，我觉得它使宇宙的整个内容复活了，在这一点上，它是以文学回归到原点处的形式完成这部作品的。

说"万国的生计即南朝鲜"，虽然世界到处一片混沌，但是表现了它是其中最苦的，最受蹂躏的，苦难最多，然而生命的恢复最有可能性的地方。它的成就在于净化整个世界，甚至是使宇宙复苏的主题。表现这一主题，对于生命本身有了很深的理解。生命，人、兽、草、虫都有。虽然个个孤立毫不相关，但就整体来说也可以说是一个，这前半部分，如以日本为例，构思好像同武田泰淳，属于佛教的。生命这一主题虽然出现数次，虽然和性与生殖纠结在一起。布莱克写他最后的预言诗《耶路撒冷》的时候，把所有人类全都合并为一个巨人。合并为海神之子这位神人。虽然全人类合并了，然其中还有原子一样一个一个的人活着。在这个之上的整体就是耶稣、基督。布莱克说，而且它也是想象力本身。和基督教的一个想法相似，这就是：人虽然是一个一个的人，但是不论从历史来说，还是以相同时间来论，全有一个一个的生命，而且这些人构成的整体是一个巨大的生命团块。我的看法是，金芝河是单独的一个人，然而他的思想是人类自古以来培育起来的思想之一。

有人说，金芝河现在是否依旧持抵抗的态度还值得怀疑。我想还会出现这样的人：从金芝河这部《南》来看，他实际上并没有对韩国的现政权坚持对立的态度。不过我从这部作品看到的是，金芝河描写的敌人都是最高层的。……此时，金芝河把敌人规定为兜率天王，兜率天王是天国的王，可以说最高、最大的敌人了。面对这样的敌人，他简直是赤手空拳，破罐破摔，不住嘴地骂骂咧咧地战斗中，清晰地浮现出自己所想的世相。我以为他是以这个形式对现政权用'广大'这个人物给予批判。／细一寻思，搞政治论争的时候，虽然有无论如何得下决心把对方打倒不可的办法，但是实际上把对方一个一个地打倒也不是个办法，必须和包括他们个体的整体一决雌雄才行。这方面的描写，书里常常出现。"

"昨天夜里找出有关金芝河的计算机软盘，先从新闻报道看起，当我看到觉得这个人这样下去再也活不成了的时候，就同时想起那一天发生的事来。但是，他依旧活着。有报道说他已经转变方向了。想到这里这报道也不是不可想象的，可是"良心宣言"却发表了。／想到这里，就觉得历史对于正直地生活下去的人是很严格的。我是个悲观的人，所以觉得历史就是这样对待人的。把历史称之为时间也未尝不可。也许是最理想的形式。金芝河活到八十年代之后写出了《南》这部作品。我以为在发起救援金芝河的运动中无论多么乐观的人，十年前这件事是办不到的，可以说，完全是一种空想。

文学对于一般的社会人，今天究竟有多大程度的效用，究竟还有什么任务？我特别对小说作了观察，我以为，对现实情况尽可能多方面地了解，在此基础上概括人的行为，它就有模范的效用和任务。金芝河的作品那样具有巨大综合性的诗也是如此。

在这里如果按小说来谈，那么，小说作者的想象力，即使表现现实的一个侧面，也要把对象多方面地分段化，每一分段都要掌握它的真实性，并且加以概括，使文章和形象提示的情节发挥作用。读者的想象力也是以同样的作用，接受小说表现的内容。表现某一现实的时候，如果不把它多方面地分段化，既不能保证整体的真实，而作为单个存在的作家，必须超越单个的制约，要到达某一普遍表现的完成，除了经过这一概括之外别无他途。单方面地论述自己想法的写法，作为单个存在而受限制的方面只有扩大的作家的精神作用，不可能使他的小说达到普遍的表现。金芝河的大说《南》，只有彻底的表现上的多面化和概括，才能完成了今天和明天的朝鲜民众的整体规模上的自我表现。

然而在经过多面化表现的总体上，一般说来，在其贯穿作品整体的文体上，也应该有经过概括的单个的声音。用观察理解这文学典型而锻炼出来的手法，多方面观察理解现实的形貌。然后，对它给与以自己为主体的概括，我认为这才能够说我们掌握了今天的现实，掌握了同时代。所谓掌握今天的现实，掌握同时代，也就是掌握今天的危机的现实，遍布危机的同时代，除此之外别无其他。

掌握这样的现实，这样的同时代，肯定会导致我们对遍布深刻恐怖的世界有所认识，这样一来，我们岂不是在没有任何希望的援手之下，给吊在半空中了么？我在前面的引文之中提到我是悲观主义者，但是我接着也说了下面的话："我想，金芝河自己也许不可能１０年前就预料达到《南》这部作品的文学与生涯之路吧。但是，现在看来，他的本质和奋斗精神中早就自然地联系在一起，所以才有现在的《南》。我觉得这差不多是文学的恩宠。

从文学这个·知的单一领域更加扩而大之，对于哲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现在新的带有强大活力的知的领域，我们过去没能看得清的现实的侧面，当作彻底的多方面的能使我们看得见的方向，这是谁都应该注意到的。如此多方面地看到时代危机的形势，掌握了这些·知的领域，那么，我们在危机形势面前是朝后退的方向走呢？还是在这危机形势之中，朝着探索打开现实局面的方向走呢？

我开头所说我有个残疾儿子，我们一家人都得应付他所造成的危机，我认为按前述中后者的标准行事才是人理所当然地选择的道路。与残疾儿子一起生活二十余年，每天都接受这样的经验和教育，因而使我这样思考了。

十一、战斗的人道主义

中野重治殁后五年之会，因为经办的年轻人们特别卖力，堪称一次盛会。我想这是中野的书简集《致我所爱者》（中央公论社出版）包括青年在内的读者特别广泛的反映。对中野的生涯给予支持的伟大女性们，只看其中的原泉、佐多稻子和在场的青年们联欢，就可以体会到"某种乐趣"的滋味。内容丰富的话在之前已经反复讲过了，轮到我上台的时候已经时间无多，再加上我们善于使用预先写好的草稿，来不及讲完就下了台。我想把准备讲的后半部分写在这里。"我在《读日本现代的人道主义者渡边一夫》里也曾说过，渡边一夫１９４８年写了'文法学研究者也必须诅咒战争'和'难道人就避免不了成为机器么？'中野重治把这两篇随笔牢牢记住，第二年年初以往复书简的形式给予批判。

扼要地说，中野认为渡边犯了堪称为"文法的"错误。中野说："你写道，'人成了机械、制度、意识形态或者神的奴隶与工具，拼死拼活，符合必然性的人们能够活了下来，如果是文艺复兴以后人获得人类解放的结局，或者它也是历史的必然，那么，按我的见解，那简直是天真而又天真特别天真的反动言论。'但是，如果是这样，它岂不是和你所说的'所谓人道主义……是文艺复兴期的宗教改革，１８世纪的法国革命，产业革命，１９世纪的共产党宣言这一连串人类最有声有色拼命奋斗的结果'这一说法在文理上岂不互相矛盾了么？你还说，'如前面所说，如果成为机器是近代人的结局，那只能是瞑目瞎想而不是别的'。我认为这'如果'二字用得太不合适了。"

虽然这样批判了，但是中野在信的结尾却是这么说的："我自己就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这样写，我想你大概不会笑我。……我担心的是，你的文章的力点，在文法上恐怕会滑向悲观主义。反正被引向悲观主义，这是年龄或者说我们这个年龄的经历造成的结果吧。不过重复地说来，最浅薄的乐观主义者们既然愿意战争，那么，我们悲观主义者就必须毅然决然地前进了。"

作为有较深的理解能力和经历的文化人，都不是肤浅的悲观主义者，从他们各自对现状的认识出发--如果是那样，能从社会的前线退下来么--但是为了改造它能够果敢地前进么？从如果派和但是派的对立，就是用以看渡边一夫和中野重治相互关系的方法。

尽管如此，我还是常常想起渡边总是念念不忘的瑟南古①说的话："人，归根结底也许是要毁灭的，也许剩下的只是虚无而已。但是，即使抵抗不也是照旧毁灭么？""所以我真想说，难道渡边不也是属于中野的但是派的人么？顺便要提到的是，渡边在战败整整一年之后，翻译出版了托马斯·曼的《五个证词》，这本书有安德烈·纪德写的序。渡边一夫本来是研究法国文学的，但他却旁及自己专业以外的德国文学。这里我想引用《五个证词》中一段。因为它是中野重治殁后五年之会上我本来要讲的，但是没有来得及讲，所以把它写在这里。这是年逾７０的曼在危机正趋于严重的时刻，以"告欧洲"为题而写的文章的结尾部分。

①Etienne，法国作家（１７７０-１８４６）。受卢梭影响颇深。悲观厌世思想的杰作《奥贝曼》为其代表作--译注。

世界也许已经到了恐怕难以收拾的地步。既然无法从昏睡中把它弄醒，使之恢复意识，那么，世界就的确无可救药了。／所有的人道主义之中，都有脆弱这一要素。它是对于一切狂信主义一概嫌弃，清浊并饮的性格，以及趋向于宽大的怀疑主义的倾向，以一言以蔽之这都是因为它那本来具有的温厚。这样，在某种场合，对于人道主义本身就能成为致命的东西。今天对于我们极为必要的也许是战斗的人道主义，证明自己确实是威风凛凛的人道主义，确信自己的自由与宽容、自由检讨的原则，决不可能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就给吞食下去的人道主义。难道欧洲的人道主义再也不能使它获得更生，为它的原则夺回战斗力了么？如果不能自觉，不能使它恢复生命力，为战斗而作好准备，那时候，人道主义必然灭亡，与此同时，欧洲大概也要灭亡吧。那时欧洲这个名称，已经不过仅仅是地理学上历史学上的表现而已。那样，我们就得从今天开始立即在时间与空间以外寻求避难所，除此以外难道还有别的道路么？

我对于企求生活于战后新生活之中的渡边一夫--他的性格是喜欢低声说话--所抱的希望，主要不是他自己写的文章，而是他翻译的文章所表现的，因为，我感到这里的的确确寄托了他的想法。也就是说，渡边其人的中心思想还是对于战斗的人道主义，证明自己确实是威风凛凛的人道主义，确信自己的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的原则，决不可能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就给吞食下去的人道主义，怀有最后的希望。

渡边一夫这种姿态如果和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的中野重治的姿态加在一起，我以为那才是今天核状况的时代之下，我们必须和他们这样的思想家联系在一起的必然性。相信在如此严重的核危机之中，核武器战争之后获得胜利的国家会幸存于世的人仍然存在，也就是说，头脑最简单的乐观主义者们还有。覆盖全世界的核权力统率部证明了这帮人的存在，而且我国的外交政策却是支持他们的，扩充军备的政治家掌握政权，对此给予赞赏的文化人不在少数。

深深忧虑有朝一日出现核冬季把整个地球冻住的人现在还有，他们是名副其实的悲观主义者。参加美国八大学足球联盟之一的布朗大学里，投票赞成大学里该预备核爆炸之后自杀用的毒药的学生们，一定当作悲观主义者受到批判。不过他们对美国政府的核政策却给与了尖锐的批判，由此可见，这些悲观主义者们正是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正因为是核时代，才是不能缺少他们的时代。

中野重治在前面提到的往复书简里对渡边一夫说："我把我的手放在你的手上。"我在这个会上说，我也想把自己的手放在他们的手上，更希望青年们许许多多的手放在他们的手上，就这样，潦草地结束了我的讲演，所以没有时间谈到渡边、中野这两位思想家与核状况在现象方面的直接联系。我想作为中野重治殁后五年之会的报告之一，应该把它写在这里。

这年从秋末到冬初，中间只隔了一周，我去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和中国新疆的乌鲁木齐与吐鲁蕃旅行。现在是刚刚回国，把所见所闻熟悉一番，和青年时代的旅行比较起来，那是要用更长时间的。在旅行过程中，特别是相隔四分之一世纪重访中国，应该是认认真真地理解才对。但是在这里也只能像写"草书"一般写一写。

从德克萨斯大学往回返的时候，顺便到巴克莱--和去年秋天在同一研究所生活过的朋友会会面，看看在此工作期间给我以鼓舞的树木，怀着这种想法才绕道而来--时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尽管正是总统选举之前的忙乱时期，然而继去年秋季E·P·托姆逊的讲演之后，今年秋季批判核状况的高质量的讲演系列照旧开始举行了。连续一周的讲演之中有一天是邀请了西德的进入议会大搞反核运动的培特拉·凯里和巴斯齐安将军，特别是前者的发言，大受学生听众的欢迎，这种情况据说是常有的。大学的美术馆里正在开威廉·莫里斯的展览会。

展览会展出的是莫里斯制作编织品、彩色玻璃制品、书籍装钉等等，那些书籍包括莫里斯的《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运动》在内，大部分是评传方面的书，而作者就是E·P·托姆逊。我认为，去年秋季托姆逊的讲演所播下的种子，居然这样多方面而且扎实地在巴克莱生根发芽。听过托姆逊关于批判核状况演说的学生，相隔一年之后，从展览会上看到莫里斯的实际制作和构想的世界史，可以说接触了一个杰出人物的正确生活态度的典型，其意义是深刻的。我以为托姆逊一定会想到，假如莫里斯生活在今天的核状况之下，肯定认为他是最可信赖的民众反核运动的领导者。

从新疆往回返的路程中，经西安、北京然后在上海稍事逗留，我们一同旅行的伙伴得以拜访了当今亚洲最大的作家之一的巴金。我在今年于东京举行的国际笔会上听到巴金的讲演，那是最使我感动的讲演。那一天迎来了他的８０岁生日，这位大作家对我的旅行伙伴竹西宽子说，他也去过广岛，他一直祝愿被炸的人们幸福地生活着，《仪式》一书的作者竹西也以谦和但也如实而有充分信心的独特语言作了简短的应对。当时那番光景是令人难忘的。

我对于作家们的谈论，以为他们或者她们是把自己的话写成文章的人，所以我的习惯是从不引我耳朵听到的他们说的话。在上海，时序已是初冬，下榻之处有广阔的前庭，树上仍有尚未辞枝的红叶，我在房间里引用兼有宽松与紧张气氛的两位文学家的文章。

先从《仪式》开始。"那夏天的晚霞之美，并不仅仅是夕阳的缘故。苍茫之色首先从东方消失，渐渐地溶进灰黑色，天空虽然增加了暗度，但是晚霞始终未敛。不仅这样，随着相反一方的天空转暗，这一方的红光却亮了起来并且越来越扩大。阿纪蹲在不知是谁家的旱田的那块洼地里，一动不动，呆呆地仰头望着傍晚的天空。／早晨、闪光、爆炸声、喷烟、疾风、火……到此为止还记得清楚。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样了。这就是阿纪的记忆中填补不上的空白部分。／阿纪苏醒过来的时候，觉得自己好像被不认识的人搂着向大海跑去。他眼前看到的是扯开口子的衬衫，烧焦了的裤子，渗着血的短衫，少一只袖子的单长衫，灼伤的皮肤，坐在地上哀哀无告地看着眼前过往行人的老人，两臂搂着孩子的年轻女人，光着一双脚的大学生……'着火啦！'有人这么喊了一声。回头望去，只见市街被黑烟包围，阿纪一点也估计不出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想一想都觉得可怕。／阿纪提着一个空铁皮水桶来到那块洼地蹲下。'为什么拿一个桶来呢？'往这聚集的人以奇异的目光看着他，尖声地说。人们的嘈杂声突然停下来的时候，听到低沉的海啸。快到傍晚时刻，洼地上奇形怪状的人越聚越多。／已经不是夕阳残照的时刻了，地上的余烬烤着天空，一直烤了一个通霄，过不多久天亮了，同时再也看不见余烬的光彩。天亮之前，令人恐怖的声音像雪崩一般三番五次地摇撼着这块洼地。风送来烤肉的香味。也时时传来蛙声。

巴金在国际笔会东京大会上的讲演中有下面一段话：

亲爱的朋友们！讨论核状况之下的文学时，我们不能忘记当前紧迫的国际形势。外国军队依旧侵犯别国的领土，杀戮别国的人民大众，破坏别国的文化。两个核大国之间的核裁军谈判毫无进展，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世界各国人民头上正在吊着达摩克里斯的剑。说不定有朝一日核弹头就落下来，那时候蒙灾受难的就决不是广岛那么大的范围，整个文明世界统统遭受巨大灾难。但是，核状况下的文学也决不是悲观主义文学。不论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把人民大众的力量估计过低。因为人民大众永远是我们作品中无可取代的主人翁。发达的科学技术应该给人类带来幸福，原子能应该贡献于人类的进步。和平建设才有助于促进人类的繁荣昌盛，对于作家来说，拥护和平是无可回避的责任。／核状况下的文学，本来应该是建设和平的文学。文学是应该表现人类如何以其才智建设美好生活和灿烂文明的。作家的笔应该产生大量打动人心的作品，用人民大众在生活中创造的奇迹丰富我们的作品，反过来再用我们的作品鼓舞读者。在东京大会的会上，用兴高采烈的语言，推心置腹地畅谈我们美好的未来--这完全是理所当然的。然而我们却做不到。因为我们的头上笼罩着乌云，我们耳朵依然听到战争的呼喊。我们不能忘记广岛的悲剧。／……我们反对战争，尤其反对核战争。我们坚持和平，尤其希望长期的和平。对于我们自己的力量不能估计过低。我们手里的笔能够产生力量。以文学具有的无言的感化力培育人们的灵魂。

竹西宽子仿佛以其明朗平静而且始终强韧有力的声音谈她的回忆。巴金那和霭可亲的面孔蕴藏的是强烈而毫不动摇的祈念。我们可以分出能理解这些话的人和不能理解这些话的人，前者之中也可以分出从中立刻看出战斗的人道主义的人和对此视而不见的人，最终的结局难道不是这样分的么？我们如果仔细看看自己周围，或者如有扩而大之能观察海外的眼力，那么，就会在许许多多的地方，许许多多的情况之下，战斗的人道主义，证明自己确实是威风凛凛的人道主义，确信自己的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的原则，决不可能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就给吞食下去的人道主义，直到现在仍被优秀的人们坚持不懈。对于主要靠写出来的语言表达观察的情况和人这种类型的我自己来说，这也就是最上限了，我自己是这么看待自己的。

同时对中野重治所说的喜欢玩弄战争的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们，也不能不看到他们是执同时代的牛耳的人。而且，一旦战争开始，那就是把世界推向灭亡边缘的核战争。我们的确是被这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们多方面多水平地包围着，饱尝着陷于深刻恐怖的苦味。

例如，《世界》杂志４６９号译载的MIT《科学技术舞台》杂志刊登的乔纳桑·B·达卡的论文中，似乎信手拈来一样就能举出形容这种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实态的多种例子展示给读者。原来这些乐观主义者们全是玩弄战争的人，他们打着大义名分的招牌，声称免于敌国的侵略而保卫自己的国家，为这种荒诞不经的所谓大事而奔走呼号的消息灵通人士。

关于开发以BMD也就是宇宙空间站为主，靠激光制导的弹道导弹防卫系统的问题，达卡的论文结尾部分表明了冷静的专家们带有批判性的推测。激光BMD系统最坏的情况--指苏联以全面的核战争向美国挑战时，按战略家们的构想，除了情况特别明显之外未必会发生--出现时，必须应付苏联发射的两千个大陆之间弹道导弹和潜水舰发射的导弹，短时间之内进行的如此高密度的防御能作到么？宇宙空间站如果建成，那么，苏联也可能按照俗话所说"笨枪手多开枪，反正总有打中的"道理，制造更多的、成本比较便宜的核弹头。况且苏联已经开始生产巡航导弹，它和美国的托马霍克一样，能在宇宙激光射程之外的低高度飞行。还有军事卫星的突然故障，不是照样能导致核战争的么？

既然批判的条件如此明确，宇宙空间站的开发不就应取消了吗？然而并非如此。里根总统把此项研究开发计划说得很好，用词很美，说它是"把希望给与未来的绝妙之物。"综合参谋本部花大力气建成综合宇宙司令部，总统本人和安全保障会议决定对该计划给与巨额资金。随后是众多的科学家和技术家开始工作，那规模巨大的活动带来的喧嚣，甚至从达卡的论文上也能感觉到。如果中野重治健在，我以为一定称他们为当今的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苦涩与愤怒之色形之于外，厉声谴责，然后号召大家：正因为这样，我们悲观主义者必须坚决前进。

新疆之行回到北京之后，我们一行人加上外交官们举行午餐会，我在这个会上发表了一通议论，因为虽然交往时间很短，但是具有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精神，人格高尚、经验丰富的实业家首先提出问题：特别重视核武器而扩充军备的西方既把苏联请到裁军会议的圆桌上来，应该是为了实现和平的，那么，过去的扩充军备难道不是有积极意义的么？

对于实业家根据过去与现在情况的意见，我倒是对现在与未来的估计并重而发表了反对意见。因为这反对意见正是我常常思考的课题。记下它的内容之前，我先把回国之后立刻读到的新闻报道"美苏裁军的新谈判"这一消息展示在这里。我这里引用的是《朝日新闻》１１月２３日华盛顿发出的报道。

美国白宫２２日发表，同意举行美苏两国新一轮一揽子裁军谈判，作为预备谈判，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与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于来年一月七八两日在日内瓦会谈。发表此项新闻的总统助理麦克法伦（国家安全委员会负责人）谈称，新一轮谈判包括核武器以及宇宙武器等等一切有关裁军问题。总统助理强调，此次谈判并非只是去年年底相继中断的日内瓦美苏两个核裁军谈判，即战略武器谈判（START）和限制中距离核力量谈判（INF）的重新开始，而是新的谈判。此次谈判可以看作，两个谈判处理的中长距离的攻击核武器之外还加上了宇宙武器的限制、禁止，以及禁止化学武器、禁止核试验等等，意味着包括一切裁军领域。

去年秋季我在美国逗留期间，因日内瓦谈判中断的新闻带来的心情郁闷和动摇，在本书开头第一章里已经有了。但是美苏之间重开裁军谈判，肯定是一种鼓舞。其次，可以明显地看出，此次重新开始谈判的动机，是因为美苏两国对于无休止地开发宇宙武器都感恐惧之故。总而言之，表面上有了进展，促成这次重开裁军谈判的直接原因，可以看作由于双方都对无止境地开发宇宙武器怀有恐惧。１９８３年３月２３日，里根总统向全国发表电视讲话，表明保卫美国免受核攻击的长期规划，其中开发宇宙空间站系统的特大扩军计划是把苏联引到裁军谈判的桌上来的，这种情况也并不是不可能的。

因此，前面提到的那位实业家所谈，可以说是现实的。近来综合性杂志有一股潮流，甚至用夸张的语言说没有扩军就没有裁军谈判，用这种臭不可闻的歪理代替一般理论的论文也出现了。但是，我对于上述现象虽有所见，然而却依旧反对扩军是实现和平的跳板这类看法。因为就今天的核状况而论，开成一次裁军会议，和在此之前行之已久的核武器开发与生产、储备等等可怕的效果，不论任何时候，都是以和这类会议的成果极不相称的汹涌澎湃的规模进行的。也就是说，一次裁军谈判即使取得成果，现实的看法无非是有得有失，总归是使世界危机前进了一步。

根据前面列举的塔卡论文，重新观察这个问题。下面引用的部分中，虽然塔卡的论文只谈北大西洋会议（NATO加盟国的议员团）的反应，但是，关于开发激光宇宙空间站对给与日本周围国际政治方面的影响之程度，恰好清楚地露出了欧洲反应内在的一面，活现出一幅足以陷我们于痛苦的示意图。

靠战略的防卫即使能够使美国本土免遭核导弹的攻击，但是也破坏不了指向西欧或东亚的SS－２０那样的苏联中距离导弹、短距离导弹和炮弹一类的战术核武器。所以，靠保护美国之盾把美国和其他同盟国之间的命运分离开，把对美国的"核保护伞"的信赖性搞垮，那么，在抑制苏联对欧洲的攻击，美国就不得不依靠常规武力了（笔者注：在东亚，由于增加了托马霍克搭载舰船和日本加强了扩军，得到直接增进，而且目前仍在前进）。更进一步说，美苏如果一起配备防卫系统，据说就能保障各自本土的安全，因此，也许挑起一场包括欧洲的核战争在内的"有限的"纠纷（笔者注：有必要使围绕日本列岛海域的核战争恶梦再次重复么）。所以北大西洋公约总部警告说，美国的战略防御能引起"同盟国内危险的分裂倾向"。

概括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在今天和明天的核状况之下，把新的扩军用于裁军谈判的条件这一有冒险性的危险上，任何谈判的成果都不可能得到平衡。我已经重复写过，除非从乔治·凯南起，凡是真心忧虑今天核状况，有多年来身居负责岗位，有经验有思考的有识之士们提出提案时，首先是核保有国主动地开核裁军会议，以此为立足点，召开一次本质上和以前大不相同的核裁军谈判，就根本不可能是"把希望给与未来的绝妙之物"，这事我在北京那次午餐会上本来想说，但是担心有损于那个团聚气氛而没有说，但明年想公之于众的想法。重复地说，我对于托姆逊、凯南以及凯利，对于战斗的人道主义者都有深刻印象。尽管凯南总是自觉地以基督教徒为立足之点而发言，最近他的谈论中还不习惯"战斗的"这个词，但他毕竟是个温厚的人。

他们的战斗的人道主义，正如曼自己就是这样的人一样，毕竟通过苛酷的现实经验，特别是经过了反对把自由与宽容，自由讨论的原则被它的仇敌们寡廉鲜耻的狂信主义眼看着给吞食下去的锻炼。谈文化大革命中自身经历的巴金的《随感录》、《真话集》无不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在东京的讲演中，巴金排斥了悲观主义文学，这位老大家憎恶最肤浅的乐观主义者们，他那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有的、包括对自己充满苦涩的自我批判的书，是使人完全相信的。

如果重新考虑战斗的人道主义的定义，我认为它和中野重治所说的果敢地前进的悲观主义者是表里一致的。只要从日本人这方面来看今天的核状况，我一直在想，我们自己把自己无条件地搞成了深重的悲观主义的俘虏。大学时代就是好朋友的一位医学家对我说，你没有因为悲观主义而自杀，与其说是由于自我勉励的精神力量，倒不如说是由于强健的肉体的力量，这一点也许你自己没有意识到。我的身体的确如朋友所说那么强壮，没有麻烦他们当医生的。

回想起来，中野重治和渡边一夫都是身体强壮的人。如果他们携起手来，以果敢地前进的悲观主义者的姿态大步前进，可以想象那前景是错不了的。而且通过这一想象，我对于他们共有的战斗的人道主义有了更明确的定义。我想把它用自己的语言传达给年轻的人们作为自己的一项工作，才写了这篇文章。

此次中国之行，对于作家的我来说，最使我感动的是，在北京参观了鲁迅故居和博物馆的时候。青年们常常念诵的裴多菲的诗句，我看到鲁迅也引用过，为了很好地理解它的思想，我想起《野草》这个有名的短篇，由此也想到１９３２年他在上海出版的自选集上的自序，我想把其中的一段抄在这里。他也是战斗的人道主义者。是竹内好译的。"我开始写小说是１９１８年，《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的时候。……但是老实说，我对'文学革命'还没有热情。我看到辛亥革命，看了第二次革命，看了袁世凯炮制的阴谋和张勋复辟的阴谋，看了其他许许多多，完全怀疑了，失望之余非常沮丧。今年，民族主义文学家在某小报上写道：'鲁迅深表怀疑'。说的一点也不错。我目前就怀疑这些人未必是民族主义文学家，谁也不知道今后变成什么样。不过我也怀疑自己的失望。因为我看的人和看的事极其有限。这想法给了我拿起笔的力量。／'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我觉得这么谈的鲁迅才是最值得记住的具备战斗的人道主义的、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

十二、"此项待续"

和这些生在同一时代的、而且以彼此了解深以为幸的人们一起，以编辑者为中心多方筹备的季刊《海尔梅斯》①（岩波书店出版）终于创刊了。纪念出版的集会上编辑者们谈话的时候，我引用了两首诗。这些诗是从以前每逢自觉意识到生活转换期的时候，就像地下水一涌而出一般在我心里复苏的诗，也是年复一年徒增感慨而反复吟诵的诗。总之，花费好长时间和朋友们创刊了新的杂志，也可以说这是自己的人主告一段落，自然而然地有此表露吧。

①HermeS希腊神话中为众神传信，并掌管商业管理道路之神--译注。

第一首诗是叶芝的作品，是长诗《一九一九年》的一段。我曾经为加深记忆而把它试译出来，夹在全诗集里。"飞向荒凉天空的天鹅。／它的形象带来了粗犷，也带来了愤怒，／所有的事物应该让它结束，／用回忆描写我辛劳备至的人生／甚至半靠思索描写／甚至仅仅写了一半／啊，我们已经进入梦境／为什么现在不抹掉恼人的困厄／寒冬的风吹来／不学不行么？梦中我们的头已经破碎。"

当时我特别注意布莱克的新柏拉图主义，所以对我来说，这首诗首先使我深入地理解了这部作品，原来早就由叶芝经过先进地侧面研究，认为它是布莱克重振风采的很有力量的作品，并且在"柏拉图周年"时提到它，同时称它是歌颂新柏拉图主义的灵魂与肉体的作品。

那印象一直持续到现在，再加上想到它是表明多年工作的诗人一生之中分歧点的作品，仿佛诗人那粗犷的叹气声依然回响的作品，所以照旧打动我的心。因为我也正处在一生中的分歧点，怎样发出回声，有待我不久的将来以小说的形式表现--总之，随笔文章过于带有自白式的多义性--它的内容。所以，我把天鹅的飞翔当作粗犷和愤怒的象征在头脑中描绘，同时重复了下面一段："啊，我们已经进入梦境／为什么现在不抹掉恼人的困厄／寒冬的风吹来／不学不行么？梦中我们的头已经破碎。

另一个诗是奥登①的《一九二九年》中的一段。这位诗人使我对诗的感受性受到尖锐而且深刻的影响。我这里引用深濑基宽的译文。奥登是对叶芝怀有复杂心情然而深表敬意的晚辈的诗人。奥登悼念叶芝逝世的诗中，下述一段我至今仍然牢记在心："诗人啊，起步吧／一心一意地朝着暗夜的深渊之路走去吧／你以沉静的声音／述说我们的欢喜之路吧／／给诗的调子培上土吧／从诅咒之中开辟出葡萄田吧／把人间的蹉跌／以悲叹的欢喜歌唱吧。／／在心脏的荒野之中／让厚惠于人的泉水喷出来吧／让幽囚于牢狱者尽成自由之人／教给人们以赞美之道吧。"

①Wystan Hugh Auden，英国诗人（１９０７-１９７３）。艾略特之后的新诗运动的代表人物。经常发表政治色彩极浓、社会主义内容的诗。代表作有《不安的时代》--译注。

《一九二九年》在下述写得很美的开头部分已经肯定地发出了不祥之音，这是充满苦涩的自省自察的诗，我读了它的开头部分。

那是复活节的时候，我在公园里漫步／边走边听池中的蛙鸣／美丽的云团在那辽阔的晴空／十分悠闲地飘然而去，我却目不转睛地望着它／给新的名字加进新的意义／对伸过来的新手用新的力量去握，为不停地前进的人世而使用新的语言／这是世上所有的恋人和诗人们都能看得见的季节。／边想这些忽然看到／孤零零的一个男人坐在便椅上哭泣／低着头，咧着嘴／衣冠不整，面貌丑陋，像个刚出蛋壳的雏鸡。

现在重新把它抄在这里。对于为纪念《海尔梅斯》季刊创刊而前来相聚的人们，我把这两篇诗各引一段并讲了话，但是我仍然担心，是否没有很好地传达我的意思。至于在我的讲话里怎样把这两篇诗联系起的，我看只要明白叶芝的《一九一九年》和奥登的《一九二九年》相隔十年而标题相似这一点就行了。

于是我想重新整理自己对这诗的感受。看一看一定的生存期间一直从事文学工作--说看一看一直在艺术以及其他领域工作也可以，与艺术无关的工作也一样。我注意的是一定的生存期间这个问题，这里我想立足于自己的经验说话，所以先把文学工作当作立足点，然后再向一般方面展开--觉得准确到连年、月、日都清清楚楚。这时，断开之处的两侧就像两脚各踩一侧站在那里一样，过去的工作就会叠在上边，回顾一定的生存期间，过去自己从来没看到的光景，自己本人在这一光景里往往是轮廓分明，分明得使自己不能不为之愕然。

使我觉得这个自己，或者是不学不行么？梦中我们的头示经破碎而必须向自己诉苦。或者这个自己在清楚地看到从过去到现在的生存光景之中，和那个坐在便椅上哭泣，低着头，咧着嘴，衣冠不整，面貌丑陋，像个刚出蛋壳的雏鸡的人一模一样。

奥登的诗没有完，接下去便是以下这样的句子。

因此我想起了死去的人们／他们的死成了季节开始的必然条件的人们／对于这个季节只是凄凄惨惨回头望去／对于圣诞节的愉快怀念不已的人们／在沉默中消失，泪眼矇眬的冬天的对话等等。

我对于这些诗的思索，主要是因为我自己现在正碰上它，同时也因为我对死去的人们抱有真挚的感情，比如说和十年之前自己所感受的，已经完全不同了。

如果整理一下自己过去所思考的所谓死的定义，可能是这样的：年幼的时候，对于某些人的死，感到失去了极其宝贵的人，似乎出现了无法恢复原样的坑，而且这种感觉翻来覆去很难抹掉。但是自己现在意识到的是与此不可比较的几乎是暗淡的感情。总而言之，也就是自己已经找到自己的感觉是：他们死去的同时，活在这个人世上所遇到的最好的东西确实因此而丧失了一部分，已经无可恢复。我常常--差不多完全像个退职老人那种感触--怀念那些死去的人们的同时，也看到了和他们一起去了另一世界，对于这个现实世界所谓最好的部分久久念念不忘的自己。死去的人们之中，我最思念不已的是渡边一夫，他晚年常说，自己最亲近的人已经大多去世。那句话的最深层所包容的巨大的哀叹，到了我现在这个年龄我才觉得，有着现实的同感。

年龄？对你来说，你是不是说得有些为时过早？既然这样，我就换个说法，只好说这个时代使我如此感知而早熟的。使我不能不感到，在这核时代，难道不是核覆盖了整个世界而且成了一种象征，它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事物涂上了一层怎么也擦不掉的脏东西么？难道不是它让万民期望的高度科学技术社会前进的巨流，按照它所指的方向滔滔前进的么？我难以忘怀的许许多多死去的人们，在朝着规定方向的文明前进之中，无不坚决拒绝按它所指的方向前进，我也是按照他们这样展开思路的。总而言之，我的感情有时是被这样捆得紧紧的：那些死去的人们是没有直接的支持者的，而现在的我们又是正在被黑暗的浊流推着走下去，这个现实世界里，太阳全被阴翳挡住一般，毫无生气。

如果还要引用深濑基宽译的艾略特的《空虚的人们》中的诗句，那么，我想引用如，因为我感到这一节最恰当地表现了我的内心所思："两眼发直地瞪大着眼睛／渡到彼岸死的王国的人啊／如果有心就把我们记住--／你成不了猛然纵身跳进地狱的魂灵／你只是空虚的人／只是剥制的人。"还说"在死的梦幻的王国／梦中的我害怕那凝视的眼睛／这眼睛，并不露出来／那眼睛在那里么／斑斑剥剥照在圆柱上的阳光／那里一棵树在摇曳／人声在风的歌里／比一颗黯淡下去的星星／还遥远还沉重的风的歌。"

不言而喻，我也并不是一天到晚仅仅思考那些死去的人们的事，也不是仅仅思考他们从这边带到那边去的美好事物。如我开头所写，和自己差不多年岁相等--也就是同年代的生者与死者--的人们一起，创刊新杂志这样的事，的确是可喜的，而且以这种可喜的心情办下去。然而即使在这种积极的、有充实感的工作之中，和它带来的勃勃生机的喜悦并不矛盾的死去的人们那种阴翳插了进来。

具体说来，《海尔梅斯》的发刊词上引用了，对于编辑同人来说无可代替的人，已经成了死去的人们中一员的林达夫的话。我发表在创刊号上的小说里，把围绕林达夫之死的思索作为最大的主题。总而言之，活下来的人们在他们自主的行为之中，总想把死去的人们带到另一世界而又无可代替的东西，或多或少地拿回现实世界来。把取回来的东西当作给与自己的智慧的资产，当作精神的资产，认真地给与重新认识，并且把它传达给下一代，我对此一定尽力而为，在这里先记下这一笔。

让我再一次引用艾略特的作品，前面的那诗的结尾是这样的："这样，这个世界就算完了／这样，这个世界就算完了／这样，这个世界就算完了／毁灭没有完，因为人在哭哭啼啼。"想到核时代亲眼目睹这个世界完全毁灭，那么，反复吟唱This is the way theworld ends，紧接下去的Not with a bang but a whimper．这一行，我以为具有极其生动的预言性。在核状况的沉重和黑暗日渐加大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让Withapang把这个世界毁灭，在最后关头只靠Whimper的呼喊而不奋起抵抗是不行的，这样的反省会激发我们奋起。总而言之，我认为在这个时代甘当果敢前进的悲观主义者，应该说是我们生存态度的根本定义之一。

关于我们的生存态度的根本定义。我总觉得，具体地思念死去的人们之中这个人那个人的时候，他的定义中最具体的东西好像在自己的心里反刍一样。我在前面的文章中已经写了和他们的直接关系，写了他们给与我的生存态度的定义。残存的记忆之中他们直面的那些各种各样的生存局面不断地重现，他们昭示给我的生存态度的定义在我心中复苏的时候，他们已经是另一世界的人--尽管这种丧失之感再次感觉深而且重，但恰好因为这个缘故才有如此感觉--了，但是他们的生存态度的定义，现在仍然对于活着的我们起着作用，我相信，等我们走向另一世界的时候，他们昭示给我们的生存态度的定义上必须再加上我们的补注，传给活着的一代，而且也能够这样传下去。

我手头有一篇最典型地表明着今天的情况之下，去了另一世界的人和活着的人们以及下一代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的生存态度根本定义。这就是广岛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们跨过巨大困难而活跃的"日本受害团体协会"，于１９８４年冬发表的《原子弹受害者的基本要求》。这是比多年来要求制定"原子弹受害者支援护法"运动更向前迈了一步的文章。我说多年来，证据之一便是我十年前写的《面对情况》的文章结尾部分用了"耻"的回忆这句话，现在把其中的一节引用在这里。

"恐怖心和被动的情绪相反，它是源于想象力的人的自我表现，本质上是能动的，它突出地表现在（我并不是没有一般日本人引以为耻的记忆而写的）冬天或者通宵静坐的那些受害者要求制定受害者支援护法运动的全部过程中。受害者们已经是中、高年龄的人，他们为了健康和生活而要求国家给与援助，理由正当，但是他们提出此项要求的同时，还希望对他们要求国家走向和平之路的意志给与充分肯定，并且表明坚持此项运动的精神。／他们是原子弹带来的人间悲剧的体验者。饱尝痛苦与辛酸而活下来的受害者，他们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对于核武器恐怖掌握最现实、最科学的确证的人。然而他们却不是被恐怖所能动摇的人。他们能动地为自己的健康和生活而斗争，并且为此不惜向政府挑战，同时更高瞻远瞩，怀有强烈希望国家和平的意志。他们对核时代的想象力，是把自己的健康与生活同希望国家和平的意志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们才坚持要求制定受害者援护法的运动，并迈出了第一步。"

这一运动影响之下形成了全国规模的高潮，具体表现就是作为厚生大臣咨询机构而成立了原子弹受害者对策基本问题恳谈会，但是，１９８０年政府却明确表示拒绝制定"原子弹受害者援护法"，政府按此方针行事，居然无视受害者们多年的奋斗以及国民的支持。然而受害者们决不屈服，他们差不多用了五年的时间，与专家反复讨论，表明"受害者团体协会"的基本构思才得到认可的就是这篇文章。文章根据长期运动的经验和周到的讨论，通俗易懂地表达根本性的设想。我是该文章的参与其事的人，对该文怀有敬意，不妨引用其中几段如下。

美国投原子弹，造成了人类史上最早的核战争灾难。／其行为是无差别、非人道地对待战争，其违反国际法一事，已经由原子弹裁判裁定，日本政府也认为"违反国际法精神"。强制他人受原子弹灾害，决不能再次发生。／决不允许重演的原子弹灾害，根本不是由于受害者的责任引起的。"追本溯源，战争乃国家之行为而发生者"（１９７８年最高法院判决）。／反人类的原子弹灾害既然是战争的结果产生的，对其受害给与补偿，乃实行战争之国理所当然之责任。／及时制定'国家补偿之原子弹受害者援护法'乃日本政府的义务。／日本政府关于对日和平条约，放弃对联合国提出一切请求损害赔偿权，其中包括原子弹受害者之请求权。这不仅无视原子弹受害者，事实上也放弃了追究投掷原子弹之责任。对美放弃请求权的政府更应根据本身之责任及早制定援护法。／尽管如此，日本政府不仅同美国占领军一起一直掩盖原子弹受害之事实，而且原子弹受害者最需要援护的１２年之间不采取任何援护政策，弃置不顾。在此期间许多受害者已经去世。／其后，作为运动之成果，制定了原子弹受害者医疗法、特别措施法，但对最多受害者的死者却没有补偿，各种津贴支付要领上还有所谓限制所得规定，简直谈不到对受害者给与"国家补偿"。甚至为了掌握原子弹受害者的实际情况应该作的调查，政府直到现在从未实现过。／原子弹受害者对策基本问题恳谈会对于上述意见，认为受害者的对策"应该是立足于广义上的国家补偿的见地考虑的，然而却以现行两法来充当。而且还说什么国民对于战争的牺牲"必须忍受下去"从而拒绝制定援护法。国家补偿的原子弹受害者援护法直到现在之所以仍未实现，是因为日本政府拿基本问题恳谈会的意见作挡箭牌，让原子弹受害者们依旧"忍受"下去，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广岛、长崎被炸以来已逾四十年，受害者很快就老龄化，"如不尽快补偿，我们就等不及了"，这呼声令人痛心。／核战争迫在眉睫的今天，为了使受害者生命多延长一天，让他们继续呼吁废除核武器，援护实为不可或缺的延命之粮。

没有直接表现"受害者的要求"，紧接着便是下面的话："当此被炸４０周年之际，受害者作如下由衷的呼吁。／不要发动核战争，废除核武器！／现在要立刻制定援护法！／此项要求有成果时，受害者才能以'和平柱石'的面貌生存下去，死去的人才算瞑目。／要筑起为了防止人类'重遭灾难'的城堡。--这是历史给与原子弹下幸存下来的我们的使命。惟有完成这个使命，才是受害者能够留给下一代的惟一的遗产。"

把死去的人们和活下来的我们联系在一起，这不就是很好地表现出给下一代留下核时代认真的生存态度的定义么？表明胸怀此志而仍然活下去，虽有困难然而真挚地坚持生存的定义，这就是许多走向老年的受害者们生存态度的定义。从今年冬天起重新开展的以达到"原子弹受害者之基本要求"为目的的受害者团体协会的运动，必须要求日本各地许许多多的人们给予大力支持，特别是要求青年们参加此项运动，学习广岛、长崎受害者们生存态度的定义，对他们来说也是最重要的自我教育。

应该提到，我们早就有负面的经验，但是，被核状况之下的悲观主义--并非果敢地前进的悲观主义者，而是守旧的悲观主义--拘束而不能重新振作的自己，认识到这是耻辱从而觉醒的，正是受害者团体协会以及受害者们的思想和行动促成的。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这些人顽强地主张要建立没有核武器的世界，但是另一部分人却认为废除核武器无望，这就等于把自己置于无舵之船一般，所以自己决不能对此采取容忍态度。

这几年，不论在欧洲，在美国，有人告诉我，他们对于广岛、长崎的受害者们谈自身经历的话，听了大为感动，并会见了那里男女老少市民运动家们。每次和他们谈话，我总的感觉可以大致概括如下：广岛、长崎的受害者已趋老龄化，帮助他们的年轻的社会事业义务工作人员们展览被炸实相的照片，同时口述他们个人的经历。地上受灾的人之多之惨，规模之大，给每个参观者以巨大冲击。而且，他们述说众多的生活于悲惨之中的受害者们的经历--当然是那些众多被炸后死去的人口述而由义务服务人员转述的--这份辛劳非常感动，因为这对于防止未来重现原子弹受害者的惨剧很有帮助，而且关键的地方很受鼓舞。其次是因此他们也意识到，客观上核状况的条件越来越恶化--必须把它推翻，然而推翻它的方法和劳动量也日渐困难和增大--的情况下，人类是主体条件，有朝一日必然废除核武器，对于这个方向和理由更加相信。

想到这些，我再次想起死去的人们之中，不用说对于我自己，即使对于众多的同时代的人也是无可代替的渡边一夫喜欢引用的塞南库尔说的话，那勉励人奋进的声音，仿佛清清楚楚地响在耳边。

也许人要灭亡的。但是在抵抗之中倒下去好不好？假如我们抵抗以后仍是虚无，也不要把它硬说成是正确的好不好？

只凭这样的话，我对塞南库尔新的认识也许很难让人理解。但是，假定一位受过原子弹灾难的老年人出现于寒冬之夜的集会--它不是作家靠他的想象力编造的场面，而是根据前面提到的基本方针开展的国民运动"受害者团体协会"的集会上屡见不鲜的现实场面--的时候也这么说：也许核武器终于毁灭了人类，也许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在抵抗中毁灭好不好？即使我们抵抗之后是热核战争的虚无，也不要把它硬说成是正确的好不好？那么，听到这些话的新一代首先是他们自己受到鼓舞与勉励，一定奋发而起，为了不要出现全人类沦为这种虚无而仍旧说成正确的局面而下定决心，希望加入到原子弹受害者的运动中来，这样，岂不就找到了自己主体的存在了么？这样，就和果敢地前进的悲观主义者的决心直接联系一起了。总而言之，我相信这就是在我们自身之中复苏渡边一夫、中野重治坚持的生存态度的定义，把广岛、长崎３０余万死去的人们的遗念，让下一代当作筑起积极的城堡的使命，同幸存的原子弹受害者的生存态度的定义一致，并为此而奋起。

我在开始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想到中野重治战后第一部小说中有"此项待续"这句话，自己也三番五次地感到必须写，实际也这么说出去了。在这篇文章结尾的时候，发觉要写"此项待续"的想法比预感更加强烈。我现在意识到也写过现在的自己正处在生存的断缝之处，正因为处在这断缝之处，所以脑子里常常想到，面对这断缝之处自己该如何把自己的人生连结起来，即使从这一意义来说，"此项待续"对现在的自己就是一个重要课题。

何况自己已经是生存处于断缝之处的年龄，这把年纪的自己同要求和我谈话的新的一代之间，很明显的一点便是越过了这断缝之处，那么，这接合之处又是什么呢？这个问题不能不使我反复思索，所以，包括许多意义的"此项待续"就在我心中时明时暗。比如，中野重治写了"此项待续"，他是如何续起来的，从他的工作中可以明显地看得出来，然而中野是死去的人们之中的一位，他以后的"此项待续"，我也曾想过自行其事地续下去的方法，但是这种想法有时并不能约束自己。

这些文章里反复写了我那残疾儿子的事，以此为主题的小说连续短篇集《新人啊，你醒来吧》的结尾处，我对于２０岁的儿子拒绝人们给他起的那个"好啊"的外号一事发了如下的感慨。

儿子啊，我们从来就没有给你起过用"好啊"这样的婴儿奶名，一定叫你"小光"。因为你已经到那个年龄啦。一喊你小光，你和你弟弟樱麻两小青年人就站在我们面前哪。这时我把熟记在心中的布莱克给《弥尔顿》作的序中常常念诵的诗句，口若悬河般地念出来。Rouce up，O，Young Men of the New Age！set your foreheads against the ignorantHirelings！醒悟吧，啊，新时代的青年们！对于无知的雇佣兵们，你们要热情对待！因为我们的兵营、法庭或者大学都雇着雇佣兵。他们如果有所作为，那才是永久抑制智力之战，把肉体之战久久拖下去的人们。在布莱克思想指引之下，我的幻视中新时代青年一代的儿子们--在这穷凶极恶的核时代之下，更需要多多亲近雇佣兵们--身旁，感到仿佛还有一个青年人，也仿佛重生的自己站在那里。来自"生命之树"的声音是勉励人类的话，这话仿佛是对不久即将走向老年而必须承受苦难的自己说的一般。"不要怕，海神之子啊！我如果不死，你就不能生。／但是我如果死，我再生的时候将和你在一起。"

写在这里的死和再生的主题，当然是以时代、世界的死与再生这一课题而展开的，但就其根本来说，正如这里谈个人的感怀一样，是把自己作为单独的个体对死与再生有所思索。所以，只要和小说的形象有关，我就把它放在主人公＝我的祈求的层面上来完成现实的表现。但是把同一主题重新写成随笔文章，我就怀疑，是不是没有把它写成有说服性的东西。因为我没有对来自"生命之树"的声音的主人耶稣、基督的信仰，所以感到甚至前面引用的布莱克的文章，也只能说仅仅是在小说里地地道道是我自己的文章但意义却是共有的而已。

但是我确实想过，把时代、世界的再生和单独个体的再生放在一起，当作最实际的课题思考，首先是把它放在我利残疾儿子的共同生活上，联系布莱克诗里的形象而表现在小说的情节之中，使它成为支撑我现实生活的力量。然而小说的情节随着覆盖时代、世界的核武器黑云更密更浓，作为难以动摇的主题--可以认为，不深思这个问题，作家就一步也不能前进的紧迫问题--确实在自己头脑中开始存在了。我决心坚持"此项待续"以为我自己的生存和文学的课题。至于"续"下去的方法，我现在已经自觉地意识到，和自己有联系的死去的人们的关系上，比较清楚，然而和新一代的联系方法就比较不清楚了。因此，我想在这里更加认真地写下"此项待续"。

附录——我在暧昧的日本①

大江健三郎

灾难性的二次大战期间，我在一片森林里度过了孩童时代。那片森林位于日本列岛中的四国岛上，离这里有万里之遥。当时，有两本书占据了我的内心世界，那就是《哈克贝里·芬历险记》②和《尼尔斯历险记》③。

①该文为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７日，在斯德哥尔摩瑞典皇家文学院发表的讲演全文。该讲演标题直译应为《暧昧的日本的我》。因文章中多处借此标题进行对比说明，为便于理解，除标题外，文中各处均直译为《暧昧的日本的我》。

②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

③１９０９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儿童文学女作家拉格洛芙的作品，在我国被译为《骑鹅旅行记》。

通过阅读《哈克贝里·芬历险记》，孩童时代的我为自己的行为找到了合法化的依据。我发现，在恐怖笼罩着世界的那个时代，与其呆在峡谷间那座狭小的房屋里过夜，倒不如来到森林里，在树木的簇拥下进入梦乡更为安逸。而《尼尔斯历险记》中的少年，则变成了一个小不点儿，他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并进行了一次充满冒险的旅行。在这个故事中，我感受到若干层次的官能性的愉悦。首先，由于像祖先那样长年生活在小岛茂密的森林里，自己天真而又固执地相信，这个大自然中的真实的世界以及生活于其中的方式，都像故事中所描绘的那样获得了解放。这，就是第一个层次的愉悦。其次，在横越瑞典的旅行中，尼尔斯与朋友（野鹅）们相互帮助，并为他们而战斗，使自己淘气的性格得以改造，成为纯洁的、充满自信而又谦虚的人。这是愉悦的第二个层次。终于回到了家乡的尼尔斯，呼喊着家中思念已久的双亲。或许可以说，最高层次的愉悦，正在那呼喊声中。我觉得，自己也在同尼尔斯一起发出那声声呼喊，因而感受到一种被净化了的高尚的情感。如果借助法语来进行表达，那是这样一种呼喊："Maman，Papa！Je suis grand je suis de nouveau unhomme！"criatil。

他这样喊道：--妈妈、爸爸，我长大了，我又回到了人间！

深深打动了我的那个句子，是"Je suis de nouveau un homme！"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继续体验着持久的苦难，这些苦难来自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家庭内部，到与日本社会的联系，乃至我在２０世纪后半叶的总的生活方式。我将自己的体验写成小说，并通过这种方式活在世上。在这一过程中，我时常用近乎叹息的自吻重复着那声呼喊："Je suis denouveau un homme！"

可能有不少女士和先生认为，像这样絮叨私事，与我现在站立的场所和时间是不相宜的，可是，我在文学上最基本的风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现在，谨请允许我稍稍讲述有关个人的话题。

半个世纪之前，身为森林里的孩子，我在阅读尼尔斯的故事时，从中感受到了两个预言。一个是不久后自己也将能够听懂鸟类的语言，另一个则是自己也将会与亲爱的野鹅结伴而行，从空中飞往遥远而又令人神往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结婚后，我们所生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弱智儿。根据Light这个英语单词的含义，我们替他取名为光。幼年时，他只对鸟的歌声有所知觉，而对人类的声音和语言却全然没有反应。在他六岁那年夏天，我们去了山中小屋，当听见小鸡的叫声从树丛对面的湖上传来时，他竟以野鸟叫声唱片中解说者的语调说道："这是……水鸡。"这是孩子第一次用人类的语言说出的话语。从此，他与我们之间用语言进行的思想交流开始了。

目前，光在为残疾人设立的职业培训所工作，这是我国以瑞典为模式兴办的福利事业，同时还一直在作曲。把他与人类所创造的音乐结合起来，首先是小鸟的歌声。难道说，光替父亲实现了听懂小鸟的语言这一预言？

在我的生涯中，我的妻子发挥了极为丰富的女性力量，她是尼尔斯的那只名叫阿克的野鹅的化身。现在，我同她结伴而行，飞到了斯德哥尔摩。

第一个站在这里的日语作家川端康成，曾在此发表过题为《美丽的日本的我》①的讲演。这一讲演极为美丽，同时也极为暧昧。我现在使用的英语单词vague，即相当于日语中"暧昧的"这一形容词。我之所以特意提出这一点，是因为用英语翻译"暧昧"这个日语单词时，可以有若干译法。川端或许有意识地选择了"暧昧"，并且预先用讲演的标题来进行提示。这是通过日语中"美丽的日本的我"里"的"这个助词的功能来体现的。

①此处意译应为《我在美丽的日本》。因文章中多处将其与《暧昧的日本的我》作对比说明，为便于理解，特直译为《美丽的日本的我》。

我们可以认为，这个标题首先意味着"我"从属于"美丽的日本"，同时也在提示，"我"与"美丽的日本"同格。川端的译者、一位研究日本文学的美国人将这一标题译成了这样的英语《Japan，the Beautiful，and Myself》。虽说把这个句子再译回到普通的日语，就是"美丽的日本与我"，但却未必可以认为，刚才提到的那位娴熟的英译者是一个背叛原作的翻译者。

通过这一标题，川端表现出了独特的神秘主义。不仅在日本，更广泛地说，在整个东方范围内，都让人们感受到了这种神秘主义。之所以说那是独特的，是因为他为了表现出生活于现代的自我的内心世界，而借助"独特的"这一禅的形式，引用了中世纪禅僧的和歌。而且大致说来，这些和歌都强调语言不可能表现真理，语言是封闭的。这些禅僧的和歌使得人们无法期待这种语言向自己传递信息，只能主动舍弃自我，参与到封闭的语言之中去，非此则不能理解或产生共鸣。

在斯德哥尔摩的听众面前，川端为什么要朗诵诸如此类的和歌呢？而且还是用的日语。我敬佩这位优秀艺术家的态度，在晚年，他直率地表白了勇敢的信条。作为小说家，在经历了长年的劳作之后，川端迷上了这些主动拒绝理解的和歌，因而只能借助此类表白，讲述自己所生存的世界与文学，即《美丽的日本的我》。

而且，川端是这样结束讲演的：有人评论说我的作品是虚无的，可它却并不等于西方所说的虚无主义，我觉得这在"心灵"上，根本是不相同的，道元的四季歌命题为《本来面目》，一方面歌颂四季的美，另一方面强烈地反映了禅宗的哲理。我觉得，这里就有直率和勇敢的自我主张。他认为。虽然自己植根于东方古典世界的禅的思想和审美情趣之中，却并不属于虚无主义。川端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在向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寄予信赖和希望的未来的人类发出心底的呼喊。坦率地说，与２６年前站立在这里的同胞相比，我感到７１年前获奖的那位爱尔兰诗人威廉·勃特勒·叶芝①更为可亲。当时，他和我年龄相仿。当然，我并不是故意把自己与这位天才相提并论。正如威廉·布莱克②--叶芝使他的作品在本世纪得以复兴--所赞颂的那样："如同闪电一般，横扫欧亚两洲，再越过中国，还有日本。"我只是一位谦卑的弟子，在离他的国度非常遥远的土地上，我说了以上这番话。

①威·勃·叶芝（１８６５-１９３９），爱尔兰诗人，剧作家，１９２３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②威廉·布莱克（１７５７-１８２７），英国诗人、画家、神秘主义者，著有散文《天堂和地狱的结婚》（１７９０）等文学作品。此外，还创作了一批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绘画作品。

现在，我总结自己作为小说家的一生而写作的三部曲已经脱稿，这部作品的书名①，即取自于他的一部重要诗作中的一节："从树梢的枝头，一半全是辉耀着的火焰／另一半全是绿色／这是一株被露水湿润了的丰茂的大树。"他的全部诗集，在这部作品的每一处都投下了透彻的影子。为祝贺大诗人威·勃·叶芝获奖，爱尔兰上院提出的决议案演说中，有这样一段话："由于您的力量，我们的文明得以被世界所评价……您的文学极为珍贵，在破坏性的盲信中守护了人类的理智……"

①书名为《熊熊燃烧的绿树》。

倘若可能，为了我国的文明，为了不是因为文学和哲学，而是通过电子工程学和汽车生产工艺学而为世界所知的我国的文明，我希望能够起到叶芝的作用。在并不遥远的过去，那种破坏性的盲信，曾践踏了国内和周边国家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则是拥有这种历史的国家的一位国民。

作为生活于现在这种时代的人，作为被这样的历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忆者，我无法和川端一同喊出"美丽的日本的我"。刚才，在谈论川端的暧昧时，我使用了vague这一英语单词，现在我仍然要遵从英语圈的大诗人凯思琳·雷恩①所下的定义--"是ambiguous，而不是vague"，希望把日语中相同的暧昧译成ambiguous。因为，在谈论到自己时，我只能用"暧昧的日本的我"来表达。

①凯·雷恩（１９０８-），英国女诗人，著有《坑坑洼洼的土丘》、《失去的国土》、《在荒凉的海滨》等诗集。

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１２０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

把国家和国人撕裂开来的这种强大而又锐利的暧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间以多种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现代化，被定性为一味地向西欧模仿。然而，日本却位于亚洲，日本人也在坚定、持续地守护着传统文化。暧昧的进程，使得日本在亚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向西欧全方位开放的现代日本文化，却并没有因此而得到西欧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说，理解被滞后了，遗留下了阴暗的一面。在亚洲，不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会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现代文学而言，那些最为自觉和诚实的"战后文学者"，即在那场大战后背负着战争创伤、同时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家群，力图填平与西欧先进国家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诸国间的深深沟壑。而在亚洲地区，他们则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了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我志愿站在了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们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现代日本无论作为国家或是个人的现状，都孕育着双重性。在近、现代化的历史上，这种近、现代化同时也带来了它的弊端，即太平洋战争。以大约５０年前的战败为契机，正如"战后文学者"作为当事人所表现出来的那样，日本和日本人在极其悲惨和痛苦的境况中又重新出发了。支撑着日本人走向新生的，是民主主义和放弃战争的誓言，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根本的道德观念。然而，蕴含着这种道德观念的个人和社会，却并不是纯洁和清白的。作为曾践踏了亚洲的侵略者，他们染上了历史的污垢。而且，遭受了人类第一次核攻击的广岛和长崎的那些死者们，那些染上了放射病的幸存者们，那些从父母处遗传了这种放射病的第二代的患者们（除了日本人，还包括众多以朝鲜语为母语的不幸者），也在不断地审视着我们的道德观念。

现在，国际间有一种批评，认为日本这个国家对于在联合国恢复军事作用以维护世界和平持消极态度。这些言论灌满了我们的耳朵。然而，日本为重新出发而制定的宪法的核心，就是发誓放弃战争，这也是很有必要的。作为走向新生的道德观念的基础，日本人痛定思痛，选择了放弃战争的原则。

西欧有着悠久传统--对那些拒绝服兵役者，人们会在良心上持宽容的态度。在那里，这种放弃战争的选择，难道不正是一种最容易理解的思想吗？如果把这种放弃战争的誓言从日本国的宪法中删去--为达到这一目的的策动[奇+书+网]，在国内时有发生，其中不乏试图利用国际上的所谓外来压力的策动--无疑将是对亚洲和广岛、长崎的牺牲者们最彻底的背叛。身为小说家，我不得不想象，在这之后，还会接二连三地发生何种残忍的新的背叛。

支撑着现有宪法的市民感情超越了民主主义原理，把绝对价值置于更高的位置。在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民主主义宪法下，与其说这种情感值得感怀，莫如说它更为现实地存续了下来。假如日本人再次将另一种原理制度化，用以取代战后重新出发的道德规范，那么，我们为在崩溃了的现代化废墟上建立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性而进行的祈祷，也就只能变得徒劳无益了。作为一个人，我没法不去想象这一切。

另一方面，日本经济的极其繁荣--尽管从世界经济的构想和环境保护的角度考虑，这种繁荣正孕育着种种危险的胎芽--使得日本人在近、现代化进程中培育出的慢性病一般的暧昧急剧膨胀，并呈现出更加新异的形态。关于这一点，国际间的批评之眼所看到的，远比我们在国内所感觉到的更为清晰。如同在战后忍受着赤贫，没有失去走向复兴的希望那样，日本人现在正从异常的繁荣下竭力挺起身子，忍受着对前途的巨大担忧，尽管这种说法有些奇妙。我们可以认为，日本的繁荣，有赖于亚洲经济领域内的生产和消费这两股潜在势力的增加，这种繁荣正不断呈现出新的形态。

在这样的时代，我们所希望创作的严肃文学，与反映东京泛滥的消费文化和世界性从属文化的小说大相径庭，那么，我们又该如何界定我们日本人自身呢？

奥登①为小说家下了这样的定义：他们"在正直的人群中正直，／在污浊中污浊，／如果可能，／须以羸弱之身，／在钝痛中承受，／人类所有的苦难。"我长年过着这种职业作家的生活，已然形成了自己的"生活习惯"（弗兰纳里·奥康纳①语）。

①威·休·奥登（１９０７-１９７３），出生于英国的美国诗人，著有《新年的信》（１９４１）和《不安的时代》（１９４８）等诗作。

为了界定理想的日本人形象，我想从乔治·奥威尔②时常使用的形容词中挑选"正派的"一词。奥威尔常用这词以及诸如"仁慈的"、"明智的"、"整洁的"等词来形容自己特别喜爱的人物形象。这些使人误以为十分简单的形容词，完全可以衬托我在"暖昧的日本的我"这一句子中所使用的"暖昧"一词，并与它形成鲜明的对照。从外部所看到的日本人形象，与日本人所希望呈现的形象之间，存在着显而易见的差异。

①弗·奥康纳（１９２５-１９６４）美国女小说家。

②乔·奥威尔（１９０３-１９５０），英国小说家、社会评论家，著有《一九八四年》（１９４９）等讽刺性作品。

倘若我将"正派的"人这一日本人的形象，与法语中"人道主义者"的日本人这一表现重叠起来使用的话，我希望奥威尔不会提出异议，因为这两个词都含有宽容和人性之义。不过，我们确实有一位前辈不辞辛劳，为造就这样的日本人而付出了艰辛的努力。

他，就是研究法国文艺复兴时期文学和思想的学者渡边一夫①。在大战爆发前夕和激烈进行中的那种爱国狂热里，渡边尽管独自苦恼，却仍梦想着要将人文主义者的人际观，融入到自己未曾舍弃的日本传统美意识和自然观中去，这是不同于川端的"美丽的日本"的另一种观念。

与其它国家为实现近、现代化而不顾一切的做法不同，日本的知识分子以一种相互影响的复杂方法，试图在很深的程度上把西欧同他们的岛国连接起来。这是一项非常辛苦的劳作，却也充满了喜悦。尤其是渡边一夫所进行的弗朗索瓦·拉伯雷②研究，更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①渡边一夫（１９０１-１９７５），日本的法国文学专家、评论家，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大江健三郎的恩师。

②弗·拉伯雷（１４９４-１５５３），１６世纪法国文艺复兴文学的代表作家、医师、人文学者。

年轻的渡边在大战前曾在巴黎留学，当他对自己的导师表明了要将拉伯雷译介到日本去的决心时，那位老练的法国人给这位野心勃勃的日本青年下了这样的评价："L′enCtreprise inouie de la traduction de l′in traduisible Rabelais"即"要把不可翻译的拉伯雷译为日语，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企图"。另一位惊讶的帮腔者则更为直率地说道："Belle entreprise Pantagrueline"，即"这是庞大固埃①式的、了不起的企图"。然而，在大战和被占领期间的贫困、窘迫之中，渡边一夫不仅完成了这项伟大的工程，而且还竭尽所能，把拉伯雷之前的、与拉伯雷齐驾并驱的、还有继他之后的各种各样的人文学者的生平和思想，移植到了处于混乱时期的日本。

①拉伯雷的代表作《巨人传》中的巨人王。

我是渡边一夫在人生和文学方面的弟子。从渡边那里，我以两种形式接受了决定性的影响。其一是小说。在渡边有关拉伯雷的译著中，我具体学习和体验了米哈伊尔·巴赫金①所提出并理论化了的"荒诞现实主义或大众笑文化的形象系统"--物质性和肉体性原理的重要程度；宇宙性、社会性、肉体性等诸要素的紧密结合；死亡与再生情结的重合；还有公然推翻上下关系所引起的哄笑。

①米·巴赫金（１８９５-１９７５）前苏联文学理论家、批评家。

正是这些形象系统，使我得以植根于我置身的边缘的日本乃至更为边缘的土地，同时开拓出一条到达和表现普遍性的道路。不久后，这些系统还把我同韩国的金芝河、中国的莫言等结合在了一起。这种结合的基础，是亚洲这块土地上一直存续着的某种暗示--自古以来就似曾相识的感觉。当然，我所说的亚洲，并不是作为新兴经济势力受到宠爱的亚洲，而是蕴含着持久的贫困和混沌的富庶的亚洲。在我看来，文学的世界性，首先应该建立在这种具体的联系之中。为争取一位韩国优秀诗人的政治自由，我曾参加过一次绝食斗争。现在，我则对中国那些非常优秀的小说家们的命运表示关注。渡边给予我的另一个影响，是人文主义思想。我把与米兰·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精神"相重复的欧洲精神，作为一个有生气的整体接受了下来。像是要团团围住拉伯雷一般，渡边还写了易于读解的史料性评传。他的评传涵盖了伊拉斯谟①和塞巴斯齐昂·卡斯泰利勇②等人文学者，甚至还包括从围绕着亨利四世的玛尔戈王后③到伽布利埃尔·黛托莱的诸多女性。就这样，渡边向日本人介绍了最具人性的人文主义、尤其是宽容的宝贵、人类的信仰、以及人类易于成为自己制造的机械的奴隶等观念。

①德·伊拉斯谟（１４６６B６７-１５３６），荷兰文学家、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文主义者，著有《格言集》（１５００）、《痴愚神礼赞》（１５１１）和《对话集》（１５１８）等文学作品。

②塞·卡斯泰利勇（１５１５-１５６３），１６世纪法国人文主义者、新教神学家。

③玛尔戈王后（１５５３-１６１５），１５７２年与法国国王亨利四世结婚。

他勤奋努力，传播了丹麦伟大语法学家克利斯托夫·尼罗普的名言"不抗议（战争）的人，则是同谋者"，使之成为时事性的警句。渡边一夫通过把人文主义这种包孕着诸多思想的西欧母胎移植到日本，而大胆尝试了"前所未闻的企图"，确实是一位"宠大固埃式的、了不起的企图"的人。作为渡边的人文主义的弟子，我希望通过自己这份小说家的工作，能使那些用语言进行表达的人及其接受者，从个人和时代的痛苦中共同恢复过来，并使他们各自心灵上的创伤得到医治。我刚才说过被日本人的暖昧"撕裂开来"这句话，因而我在文学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图医治和恢复这些痛苦和创伤。这种工作也是对共同拥有日语的同胞和朋友们确定相同方向而作的祈祷。

让我们重新回到个人的话题上来吧。我那个在智力上存在着障碍、却存活下来的孩子，在小鸟的歌声中走向巴赫和莫扎特的音乐世界，并在其中成长，终于开始创作自己的乐曲。我认为，他最初的小小作品，无异于小草叶片上闪烁着的耀眼的露珠，充满新鲜的亮光和喜悦。纯洁一词好像由in和nocea组合而成，即没有暇疵。光的音乐，的确是作曲家本人纯真的自然流露。

然而，当光进一步进行音乐创作时，作为父亲，我却从他的音乐中清晰地听到了"阴暗灵魂的哭喊声"。智力发育滞后的孩子尽了最大努力，以使自己"人生的习惯"--作曲，得以在技术上发展和构思上深化。这件事的本身，也使得他发现了自己心灵深处尚未用语言触摸过的、黑暗和悲哀的硬结。

而且，"阴暗灵魂的哭喊声"被作为音乐而美妙地加以表现这一行为本身，也在明显地医治和恢复他那黑暗和悲哀的硬结。作为使那些生活在同时代的听众得到医治和恢复的音乐，光的作品已经被广泛接受。从艺术的这种不可思议的治愈力中，我找到了相信这一切的依据。

我无须仔细进行验证，只是遵循这一信条，希望能够探寻到一种方法--如果可能，将以自己的羸弱之身，在２０世纪，于钝痛中接受那些在科学技术与交通的畸形发展中积累的被害者们的苦难。我还在考虑，作为一个置身于世界边缘的人，如何从自己的意愿出发展望世界，并对全体人类的医治与和解作出高尚的和人文主义的贡献。

（许金龙　译）

颁奖辞

歇尔·耶思普玛基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

大江健三郎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倾力描写光。讲述人蜜（蜜三郎）因为长子出生时就患有严重的先天性脑功能障碍，夫妻关系不和，就与渴望成为激进派活动家而壮烈捐躯的弟弟鹰（鹰四）一起回到故乡四国，来到祖祖辈辈居住过的、偏僻荒凉的山谷。

一天夜晚，蜜看见弟弟在性兴奋的刺激下赤身裸体地在新雪甫降的雪地上转圈奔跑，身子在雪堆上翻转滚动。此时此刻，鹰就是一个世纪前农民起义领袖叔祖父的兄弟，就是现代暴动的煽动者。几百年间的风云变幻都凝聚在这一瞬间。有人认为，从这个场景可以窥见大江叙述的精采，他把发生在两条不同的时间轴上的一系列事件准确地推向悲剧的顶峰。还有人认为，这种手法的运用是把过去交织进现在的一例。人物重新出场，情节展开变化。大江的作品中，这种为数众多的来自过去的挑战不断地呼唤着新的回答。我们真切地回想着逃避到祖祖辈辈居住的僻远的深山、一个世纪前的农民起义、龃龉不睦的兄弟间的紧张关系、孩子的残疾造成的精神打击。

核武器的悲惨后果是与脑功能障碍的儿子问题自然相关的另一个主题。人生的悖谬、无可逃脱的责任、人的尊严等这些大江从萨特中获得的哲学要素贯彻作品的始终，形成大江文学的一个特征。但是，大江也提出了另外的主张，即应该认识难以捉摸的混沌不清的现实，这就需要"模特儿"。

这种连续不断的反复逐渐形成其作品的特征、特色，从而导致更加宏大的作品构思。读一读《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足球队》、《MBT森林的神奇故事》等长短篇小说以及去年译成法语的《致令人眷念的年代的信》，就可以明确这部作品的位置关系。为了创作幻想式的自传，大江采用了日本第一人称小说的写作技巧。

大江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部小说百分之八十的情节是虚构的。对于讲述人的人生绝对必需的人物吉哥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学创作，他以与实现留在祖先的森林里耽读但丁这个梦想的讲述人截然相反的人物形象而出场。于是先前的作品重新映照着新颖的文脉的新光，获得公正的位置。例如在《万延元年的足球队》中不仅改变了吉哥服刑十年的犯罪形式，而且也变更了祖先生活的有关资料。

我们处理大江作品中连续出场的作品主题以外的东西。作品群在一个伟大而精巧的构思中互相感应、变换。从这一点上可以说，这位作家不仅仅在写书，而是在"构筑"作品。如果再补充一句，就是大江在他的新著《熊熊燃烧的绿树》中，将焦点重新对准父亲与智力功能障碍的儿子之间的共生，从而把他先前的整个题材颠倒过来。他以反论语言"Rejoice！（高兴吧！）"结束全书。

也许大家会以为这是严谨缜密的构思，其实并非如此，莫如说这种固执的尝试似乎产生于富有诗意的迷恋。大江说他的创作是驱除自我内心中恶魔的一种方法。我祈愿他的驱邪不会成功……。然而从与恶魔的搏斗中产生的作品超越了作家的意图获得以外的成功。

大江说他的眼睛并不盯着世界的听众，只对日本的读者说话。但是，其中存在着超越语言与文化的契机、崭新的见解、充满凝练形象的诗这种"变异的现实主义"。让他回归自我主题的强烈迷恋消除了（语言等）障碍。我们终于对作品中的人物感到亲切，惊讶其变化，理解作者关于真实与肉眼所见的一切均毫无价值的见解。但价值存在于另外的层次。往往从众多变相的人与事中最终产生纯人文主义的理想形象、我们全体关注的感人形象。

大江先生：

您主张如果要以我们的感觉把握现实就必需"模特儿"，实际上您的作品给我们提供了这种接连变化和持续不断的神话的"模特儿"。通过这些模特儿，我们可以了解过去与现在的相互作用，可以区别作品中人物的微妙处境。

我高兴地代表瑞典文学院对您荣膺１９９４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表示最衷心的祝贺，并邀请您前来接受国王陛下的颁奖。

（郑民钦译）

答谢辞

大江健三郎

我是一个在幼少年时代全面接受尼尔斯·霍格逊影响的奇怪的日本人。有一段时期，甚至能够详细地说出瑞典美丽的国土的地名，比自己国家的地名更加熟悉。

①这是大江健三郎于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０日在斯德哥尔摩颁奖仪式后的晚宴上的致辞。--编注

②S．O．L．拉格洛芙，１８５８-１９４０，瑞典女作家。曾任教师，作品宣扬母爱和人性的善良。著有童话《尼尔斯历险记》、小说《古斯泰·贝林的故事》等。１９０９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这是女作家首次获得该奖。尼尔斯·霍格逊是《尼尔斯历险记》的主人公。--译注

我先前对《源氏物语》不感兴趣。比起紫式部女士，我更对S．O．L．拉格洛芙②感到亲近、怀有敬意。但是，我必须再次感谢尼尔斯和他的朋友大雁，因为这只大雁使我重新发现了《源氏物语》。

《源氏物语》的主人公光源氏呼唤天空飞翔的大雁，要它寻找梦中都无法相逢的亡魂的去向。

我在尼尔斯的引导下追求西欧文学也是灵魂的去向。我作为一个日本人，希望我对文学、文化的探索对西欧能多少有所报答。

这次获奖不正是给予了我报答的机会吗？给予我的还很多，而报答才刚刚开始。这盛大的晚宴也是一个给予。

（郑民钦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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