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生的定义》

作者：[日]大江健三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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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亲切"的定义

我现在正准备在世田谷市民大学讲演的讲演稿。主办单位指定的讲演内容是这样的：希望我把三年前在小樽召开的全北海道残疾儿童福利大会上讲的话继续讲下去。上次大会的讲演记录，业已以"为了和不可能'亲切'相待的人斗争下去"为题出版发行了。于是我就把该文章重新读了一遍，考虑如何接着往下讲。（该文载《核之大火与"人的"呼声》一书，岩波书店出版。）

正如"残疾儿和我"这一恰如其分的副标题所示，我在有残疾儿的父母们面前，讲了自己和生下来就头部缺损的儿子共同生活的经验。而且，我谈的问题重点在于，眼前似乎即将面临破坏整个世界的核威胁时代之下，同残疾儿共同生活的经验。

现在的核状况，深刻的程度更严重了。凡是以世界的今天与明天的视野看待日常的人，任何人都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如果与此相联系回头看看·单·个家庭--也就是巨大的核威胁之下一个市民的家庭--无非是每天无可避免的老问题，即：拖着一身残疾的儿子如何成长，以及同他的发育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而屡屡出现的新困难，再加上如何战胜这些困难等等。因此，我自己也情不自禁地涌现继续上次讲演的想法。

继续，这种说法总是浮现于我心头的话，中野重治战后写的第一部小说《五勺酒》中的一节里就有："从什么写起好呢？写也写不完，说也说不尽的样子。结尾处打算加上'此项待续'，然而如果忘记而漏掉，也请权当有它而读下去。"我也权作"此项待续"开始我的话题，但是我以为"此项待续"的话已将告终。

儿子就在眼下的３月毕业于青鸟养护学校的高等部。这样，和学校之名沾边儿的缘就算断了。他的身高和体重都超过父亲，是条大汉子，和同班另一条更大的汉子是好朋友，他俩虽然各有不同的残疾，但是彼此身体状况不佳的时候，被周围吵闹得快喘不过气来的时候，或者为了强忍住被来自体内的不安征候快要吞没的时候，他俩各伸一只手紧紧握在一起，一动不动地坐着，这种情况，是学校与家庭的联系本上写着的。一毕业，和这位朋友也不得不分手了，对于儿子来说，再想遇上同样的朋友恐怕是不可能的了。

去年秋天，他参加了将来毕业后开始的区的福利作业训练，他母亲陪他坐公共汽车上下班。偏巧我当时正在加里福尼亚大学巴克莱分校，也就是这段时间儿子经历了双亲之中父亲不在而情绪波动的阶段。可能又加上在作业所接受训练感到紧张，上作业所上班时，公共汽车碰到路上堵车，那粗暴的言语和举止，常常使他母亲十分为难，不知所措。

这时我就通过国际电话，一连几天和他交谈。很明显，儿子一肚子委屈，非常抑郁，问他的话答得一点也不爽快。没有过多久作业所那边的事就辞了，重返学校。但是这时候也屡屡发生事故，有的是上学时在车站上台阶，上到半路犯了病，跌破嘴唇，有时是蹲在台阶转弯处的平台上，再也不动了。这都是熟人通知家里才知道的。

这些情况，儿子把信寄到巴克莱分校的宿舍我才全知道的，那些信，文章的背后用文学语言来说都蕴涵着某种动机。信的后半部分文思混乱，我这做父亲的也读不懂，至于前半部分的文章，开头一行就对我在国际电话中说的那些强硬的话给以斥责，并且全给挡了回来，用他的观点加以解释，随后是很好地表现他现在的内心世界，给我的印象是让我了解了儿子新的侧面。他那信上说："实在对不起啦。我的嘴疼了之后，下台阶的半道上就犯了病，我就吼起来了：'我算不行啦，活了２０年可真遭罪。'"

看到儿子新的侧面，知道他这是故作含糊的说法，老实说，我远离儿子，一个人在异国他乡生活，同样情绪不安，还有一层，此时美国的核导弹设在西德，因此，苏联在日内瓦核裁军会议上退出会场，成了世界核状况恶化的转折点的开始，所以我的心情当然也十分郁闷。我们作父母的总算好歹迎来了儿子２０岁的生日，当然高兴，妻子更为之高兴，生日那天一到，当时恰逢参议院选举，便带着儿子急急忙忙地去投票，她说："假如让他弃权，那可就白养这么大了。"我当时就觉得发现了妻子又一个新的侧面。我们的儿子这２０年一天一天地活下来，完全是在强忍着残疾给他带来的困难中度过的，那是不言而喻的痛苦的人生，我想，他是不让我们想到他的痛苦才不叫苦的。

就这样，如果用现在的语言来说，对于陷进烦恼的我，常常读的米尔查·埃利亚德从１９５７年到１９６９年和我们同时代日记合订本这部书，就是一个很好的鼓励。（"Nosouvenirs" Harper ＆ Row）

当然，像埃利亚德这样极具多样性、有巨大精神世界的学者、艺术家的日记，决不可能仅有单一的方向性。第一次遇上埃利亚德考察核武器对现代造成的危机时，我倒有一种心头黯然、对他颇有嘲讽的心情。

１９５９年岁尾，埃利亚德在回答芝加哥大学的学生们提出的关于原子弹的问题，这段回答是这样记载的："基督教徒大概不应该怕这种炸弹。因为它意味着世界的末日到来。因为它成了'最后的审判'。印度教徒大概也同样。'卡里·瑜珈'界向混沌倒退之中结束，然后出现新的世界。只有马克思主义者们才有靠计尽途穷结果的核作为最后结束世界，使人类同受恐怖的正当理由。这样说是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天堂是属于未来的。天堂在地上从来没有存在过。与此相对应，最近似的就是明天的没有阶级的社会。马克思主义者只是预想未来才像天堂，所以才甘愿难以数计的也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杀戮。如果在得知世界是共产主义为最终世界之前消灭，那么，一切历史和人类的一切苦难，可能就根本没有任何意义了。"

虽然我尊重埃利亚德的比较宗教史的分析，但是，对于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今天的看法和作用，我还另有感想，所以，对于埃利亚德以这一部分为中心的话，总感到一股早被抛弃的犬儒主义味道。不过，埃利亚德始终是一位从正面注视着核武器，认为它是毁灭人类的，并且丝毫不懈地思考这个问题的人，这倒是毫无疑义的。翌年１月间，看到他的下述叙述：

"马克思主义者和唯物论者对历史的解释，可以说是人类的'最后的审判'。审判，即灭亡的危险。准确地说，史前期人类几乎就要灭亡了。或者说今天人类就被核武器灭亡。／唯物论者或马克思主义者所思考的，意味着人类对原初的神所赋予的任务已经不存任何希望。结果是使人类消灭。然而这种诱惑及其危险之存在未必是毫无意义的。人类怀着被消灭之势迫在眉睫的自觉活着，对于人类来说，甚至是件好事。恐怖等于参加某一团体举行仪式时的痛苦。

仪式，这一进入新阶段的礼仪性的手续，埃利亚德把它作为人类规模普遍的信仰体系来思考，因为它是重要的问题点之一，所以十分清楚，他对于核状况决不会以冷眼旁观的态度对待。但是，我更进一步想知道的是，和核爆炸而导致人类灭亡这种想法截然相反，埃利亚德充满积极希望的构想是什么。

尽管表面上没有写得一清二楚，但是埃利亚德悄悄地但确确实实地把该思想提示于同一日记的下述叙说之中，这是我从他的日记中读到的。于是因此也把我前面提到的陷进烦恼的自己治好了。

１９６１年年初，埃利亚德把他少年时代在布加勒斯特的经历，在印度狂热地学习时期的经历，在葡萄牙的文化工作经历，以及在战争结束后的祖国罗马尼亚建立社会主义体制时亡命巴黎开始过上学究生活的经历等等综合在一起，使人感到他"更加成熟"。以前，只是在为数不多的地方才看出他从如此经历中感受之深刻，但这回使我觉得足以洞彻他深刻感受的整个最深部分。对于自己生涯的"扩展、持续"给予足够的启示。埃利亚德把他的记述作了如下的总结，这就意味着，到此刻为止，在漫长岁月里，他饱尝了郁闷之苦。我认为，这种郁闷之苦给他带来的是大大加强了他对核状况的认识。

埃利亚德现在仍然住在此处的芝加哥大学里--我这次才亲眼目睹并留下强烈印象--有纪念首次解放核能的地点以及核能解放者亨利·穆阿的雄伟雕像。我想着经济史家内田义彦氏指责把原子弹投于广岛、长崎也算解放（release）核能这句话，甚至想到，应该把堪称核时代悲惨纪念的广岛那座穹窿形建筑物废墟合建于此。埃利亚德的记述是这样的："充满活力，强烈的感情。在历史上生与死的人们的生活，突然有了意义，具有了重量。乐观主义！"

有此启示的经验之后，埃利亚德立刻重读了青年时代读过的巴贝利恩的日记，他对于该日记上写的索拉斯著《古代的猎人》读后感，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作了长篇记述。埃利亚德强调的是：读了索拉斯著作的巴贝利恩，作为安慰悲惨与病态的现实，从旧石器时期的人类生活态度得到了力量，这力量是使他们确信他们的生存'不能破坏'的'显现'。

他写道。--虽然那么说，也无法改变'我活着'这一事实。即使不论怎么短的时间，'我是存在的'。这的的确确是我的显示，显示了人的存在是破坏不了的。／（巴贝利恩）补充说--那么我死的时候，构成我肉体的物质破坏不了，而且永远存在。既然这样，对我的'灵魂'不管有什么影响，我的物质仍然永远存在下去……

我死的时候，你能够把我杀了、烧了、沉进水底、焚尸扬灰，但是你无法把我破坏。……死，比杀更甚的事早就办不到了。巴贝利恩是这样写的，那是因为他是一位博物学家。但是我曾经见过无数'神秘家们'用几乎同样的语言传达类似的经验。（cf．特别是"宇宙意识"，的经验）

基督教徒和印度教徒对于世界的结束持从容的态度，以及马克思主义者的如不完成历史过程就以为毫无意义的紧迫态度，埃利亚德围绕着这两种态度，对于人类灭亡的可能性保持了距离，表示了相对的看法。但是，埃利亚德在这里把博物学家巴贝利恩的看法，重叠在和他本身最接近的"神秘家们"的思想，特别是他的"宇宙意识"上了。在这上面，作为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表示了强烈的同感。把这个作为表明生活于核时代的埃利亚德的内在希求来理解，倒是很自然的。如果面向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由于人的思想观念加强和增大，终于度过核危机，那么埃利亚德大概就不会谈基督教徒和印度教徒的"最后的审判"或者经过混沌延缓再生的到来吧。应该说，只有度过今天的核危机以及热核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灭亡这种混沌，他的走上再生的思想才有了方向，这对于曾经看到埃利亚德著作各种各样细节上无不对核危机予以评论的我来说，我的意见是有根据的。

我从埃利亚德日记的这一段直接受到鼓舞，也有和开头所提的残疾儿子相关的理由。我以为这一段，使我在人生经验的意义上重新得到教益。用埃利亚德说的人生经验这个词来说，就是，２０年前出生的这个第一个孩子，后脑勺上长着一个像头一样的瘤子，孩子一生下来，我和妻子决心既生之则养之，好好照顾。虽然会有很多困难，但一定和他一起生活下去。这是如埃利亚德所说，当作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的一种决心。

回想起来，孩子躺在特殊婴儿室面对玻璃窗，尽管看起来仿佛长着两个脑袋，但是很精神的红扑扑的那张脸，在我每天跑去隔窗窥视的过程中就培养起如此坚定想法了。此时此刻总是想起学生时代从英国小说中读到的"这可悲的小生命"那句话。这个婴儿的确是以悲惨的状态诞生于人间的，虽然只过了几个星期，但是他活着，他存在于人间，这一事实是任何人都抹消不掉的。我深深感到，虽然有神，但是任何神也抹消不掉这个事实。于是，我就下了决心，给"这个可悲的小生命"当证人，证明他生下来了。他确实是存在的，也就是接受这个孩子，好好照看他，和他一起生活。而且我也预感到，我这份证言，一定会成为我这文学生涯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开头我并没有想把这个经验写成小说，从年轻学生时代就开始有了的写小说这种工作，面对畸形儿子诞生这件意料之外的事，自己难免绝望，对于重新打起写小说的精神没什么用，不可能成为今后赖以发展而可供攀援的绳索。只是在有了直面痛苦的自觉之后才产生了写的想法。

从残疾儿子诞生那年起，我就以和那些广岛原子弹受害者们频繁的死与生，以及和他们共同生活共同奋斗的医生们的行动与思想--以自己冒着原子弹灾害开始迈出治疗受害者的第一步，后来担任原子病医院院长，狠抓白血病和原子弹受害者第二代两个课题的重藤文夫为核心人物--为内容，开始写报道文学。我在此项工作中逐渐理解到，这是为了把自己和残疾儿子共同生活下去的决心与实践，无论如何必须使之社会化而采取的手段。原子弹受害者们是那样地生活，然而活下来了；是那样的一种存在，然而毕竟是存在的。之所以能够这样，是因为任何人都无法取消他们作为个体的生存这一事实，同时也受到核时代之下人类的生存无法取消的现状直接影响所致。在原子弹受害者的生与死上，可以看到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现"最现代的表现，而且我还通过同残疾儿子共同生活发现了它。当时的我倒是很难说把它充分意识化了，但是内心深处确是那样希望的。现在我决不是夸耀自己的天真，大谈自己２０年前的预感和希求一概应验，而是被许许多多令人痛恨的思绪纠缠在其中想起来的。身有残疾，同残疾斗争中成长这一事实本身，就不能不遇到新的困难，仅仅考虑一下，不远的将来，就不得不老实说，前景一片漆黑，总而言之，每次遇到具体困难无不花费好大力气一一克服，然而过不多久儿子的状态依旧故技重演。同这样的儿子共同生活，对于他的母亲和妹妹弟弟来说，显而易见是一种艰苦的生活。确如儿子信上所说，他自己是极其痛苦的。所以他喊出："我算完啦。活了２０年真遭罪。"但是，我这作父亲的不消说，全家所有成员也都是通过同他共同生活，确实看到了人类存在的"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特别是我自己，通过养育他弟弟妹妹的实际劳累，更能明确地这样说。

正是反复积累了作为个体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之经验，才对于这２０年来越发穷凶极恶的核状况--从今年起《原子科学家新闻月刊》的"表示审判日到来之钟"上，表明距核战争还差３分钟--之下，相信埃利亚德所说的人类追求再生的意志照样能克服危险的"乐观主义"。当然，这"乐观主义"对于我们市民来说，如果不注视着核状况，不采取措施防止它反对同世界规模的恢复生命的行动，那么就很难说不变成极其丑恶的犬儒主义。

我在前面的"为了同使'亲切'成为不可能者作斗争"中说过下面的话："年轻的人们最近爱说亲切这个词。说什么亲切的人啦，喜欢亲切啦，等等。足以反映这种流行时尚的，是广告一类的东西上也爱用'亲切'这个词了。亲切当然是好事，我自己就过于毫无抵触地亲切，但是如果问我喜欢把亲切挂在嘴边的年轻人么？那我必须说未必喜欢。因为我想请年轻的人们考虑的是，如何把亲切这个词在社会里给它定个积极的位置。／具有社会意义的亲切，难道不正是和那使亲切成为不可能者作斗争这件事么？亲切是人的极其自然的态度。婴儿就是很亲的。一般的人都有亲切的地方，但是那样的人在社会性的生活过程中，有的人就对人不大可能亲切，或者遇不上亲切的人。因为有使亲切变成不可能的制度。同这种使人不可能亲切的结构或制度斗争，我以为这才是使人在社会生活中亲切待人的条件。／令人不可能亲切的结构或制度，在我们周围俯拾即是，不可胜数。肢体不健全的人想坐轮椅外出，但是使之无法办到的种类繁多的结构，任何人都有目共睹，我认为那都是妨碍人亲切待人的。使人不可能亲切的最甚者，莫过于核避难所一类的设施，对于超过定额人数的人还必须用机关枪阻挡。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些障碍一个一个地撤掉，让所有的人，特别是让青年人能够彼此亲切相待，或者同妨碍人们亲切相待的人或事斗争下去，改善现状，这对于创造真正亲切的日本人是非常必要的。削减福利预算，扩充军备，一心想威胁亚洲各国，强调日本社会是竞争社会等等，如果日本文化被这么一小撮人弄得覆灭，那么，日本、日本人留给人们的记忆岂不成了世界上最粗暴、最野蛮、最下流的么？"

我这样说的同时就感觉到，"亲切"的定义还不够充分。于是在一次讲演会上，因为听众都是残疾人的父母，所以就仿佛按预先约定似地对作为前提的"亲切"定义作了追加，想加上几项意义使它更加有力。我第一个提示的是对于我前面业已提到的人的存在"不可能被破坏"的"显示"予以特别重视，坚持以它作为人生观根本的态度，并同这样的"亲切"共存。

并且主张把美国科幻小说引导到智慧小说的水平，把对于核文明一直写了许多反省与考察文章的鲍涅卡特，以及现在认为必须重新评价的奥威尔两人，认为最值得期望的资质合乎礼仪（decency）和"亲切"组合在一起而共存于内心的人，特别把他们对年轻人作了一番描述。decency一词，是鲍涅卡特小说的根本精神，奥威尔回味参加西班牙市民战争残酷经历的《加泰罗尼亚赞歌》上说："非常奇妙的是，由于在西班牙的全部经历，使我对人的信赖没有动摇，不仅没有动摇，反而对人的优美更加信赖了。"评论奥威尔的《水晶的精神》作者伍德柯克，分析了《一九四八年》之后这样说："这个世界上，精英人物的分离独立终于完成了。因为精英人物已经不是社会性的存在，而是政治性的存在。不是传统性的存在，而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存在。为了使企图改变这牢固的金字塔形社会的活动无法出现，党靠改写历史想把过去完全改了，其次是想把使用的语言抽掉骨头，企图把自由啦，正义啦，像样子的人啦，仅仅表现如此概念的语言早已不存在的状况创造出来。"我这是从《奥威尔的整体像》日译本引用的，同时也希望decency一词用日语难以恰当表达这一点给以理解。译文写的是"真正人的亲切"所以我就援例了，本该译作"庄重体面"的。（晶文全书，奥山康治译）

去年，我以一向称之为我国现代人道主义者法国文学家渡边一夫一生中的思想、生活为题，向青年人连续地作了报告，那时我想到，３０年代的渡边一夫在理解瓦雷里的一节诗里找到关于"亲切"一词另一定义。

１９４０年法国败北的时候--这一年是日德意三国同盟成立的一年，而且也是大政翼赞会开始活动的一年。在当时国际的、国内的帝国主义、极权主义甚嚣尘上的形势之下，有人要求渡边写文章谈法国之所以败北的文章。渡边是以研究法国文学和文化为职业的，而法国又是日本的同盟国纳粹德国的敌国，如果他为败战国的法国辩护，那就等于和大政翼赞会的国民总意相悖，这纯粹是"踩圣像"①的故技重演。渡边毫不妥协，堂堂正正的文章，充分表现了他异乎寻常的勇敢。

①１６２８-１８５７年之间的日本江户时代，严禁天主教活动。统治者对于可疑的信徒，一律强迫他们从圣母玛丽亚像和基督十字架像上踩过去--译注。

渡边在文章中引用了瓦雷里５年之前在母校塞特高等学校，对他称之为"明天的人"的青年人们说的话。他说，现在欧洲某些国家的青年们，"在创造同国家明确规定的目的和社会机构完全吻合的人这一计划之下，接受完全相同的培养与训练。也就是国家在制造为它效力的国民。"瓦雷里对此作了分析，接下去他说："我以为，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细致的产物，用这样的对知性的强制，会使它衰退，这是非常可怕的。"

不出瓦雷里所料，德国造就出为国家效力的国民之后，便急不可待地发动了战争，侵略了培育了精神自由和文化上最精细事物的法国。但是渡边在当时就明确说过，他对法国青年寄予厚望，几年之后德国绝对一败涂地--这和日本帝国的败北是有联系的--而对此确信不疑。

渡边一夫译的瓦雷里的《精神的自由与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提到的"亲切"上，我想另外加上一个定义。因为，拥护我所说的社会性的"亲切"二字含义的人，希望他们至少站在"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一边。一旦提起这句话，我们眼前看到的，难道不是我国今天的社会失掉了许许多多的"亲切"所具有的社会性的东西么？总而言之，今天的日本社会，对于"明天的人"的青年人的教育，正是一心一意地制造对国家效力的国民，而且是制造效力极佳的、对于诚如加耳布雷斯①所说的"新兴产业国家的日本模式非常效力的国民，让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衰退也在所不惜。这种倾向才是确确实实的让青年们看不到"亲切"的具体所在而带来的结果。

①加耳布雷斯（Galbraith，John Kenneth）１９０８-？英国经济学家、教育家、作家--译注。

也许马上就得到这样回敬的话：从世界现状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才是制造效力于国家的国民的典范。我根本不想拿中国和苏联同纳粹德国相比拟，但是，关于前面的质问，如果把波兰的自省活动考虑进去，我以为批评的可能正确。尽管承认它，但是，如果日本在这一点上甘当美国的走卒，并且更加奋进，制造对日本式的"新型产业国家"高效率地效力的"明天之人"的态势强化下去，那么，现在业已显而易见地使日本人社会和日本人素质大大变形的裂痕，就只有愈来愈大了。

我仿佛故意逆此大势而行一般，我对日本"明天的人"--也许被说成纯粹是作梦--决心期待的倒是如下的理想状态：日本的青年人应该自我培养精神上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东西，使自己的力量足以在最近的将来，对于苏联和美国的核对峙，担当起使它们走向废除核武器的媒介国的角色，为此而修正现在日本前进的轨道。假如瓦雷里活到现在而且依然活动，他一定努力使法国成为与今天的法国完全相反的国家，即：他一定要求他的国家为了使欧洲紧张的核局势朝向缓和的方向发展。因为那样的法国才是堂堂正正地创造精神的自由和文化上最精致的法国，使社会性的亲切生机勃勃的法国人的国家。

这是今年我第一次在听众面前讲话，我想按上述想法加以引伸，从去年年底到今年年初，比照在报刊上发表的短文写成这份草稿。给１０年之前也是花了一年时间在杂志《世界》上发表的"面对状况"作个结尾，现在我正准备写"再度面对状况"的文章，它的出发点，我想就以这个草稿充当。此后，我要使生活于书斋的自己站在同社会状况的交接点上发言，在文章上重新审视着自己论述，当然，尽可能地用这种方法写。最后附带提一下，我的儿子现在已恢复健康，信心十足地要像他喜欢的音乐家斯卡拉蒂①那样活那么久。

①斯卡拉蒂（Scarlatti，Alessandro １６６０-１７２５），意大利歌剧和教会音乐作曲家--译注。

二、为"难以想象的事"预先准备

前面业已提过，从去年秋季到冬季，我一直在加里福尼亚大学巴克莱分校逗留，属于我自由支配的时间里，首先的工作就是补充、修订题为《读渡边一夫》的连续讲座记录。特别是整理渡边有关法国文艺复兴时期前前后后的著作部分时，内心忐忑不安，不敢断定是否由于自己过分自信和无知作了值得怀疑的发言。所以从大学内外的书店买来有关书籍读起来。因为是修改自己的讲话记录，和令人觉得乏味的工作不同，纯粹是一种乐趣。

在此期间，我看了自己的书架，发现日本研究中心的历史家对业余的历史爱好者很感兴趣，而且考虑着自己是作家，把一个时代的个人生活详细地写进了历史书。同一年的秋天来我国访问的法国历史家埃玛涅尔·鲁洛瓦·拉杜里的著作占了大部分，但是，似乎受他影响的美国学者，住在旧金山的纳塔利·Z·迪维斯的《马丁·盖尔的归来》，和写渡边一夫史传的让·达尔布雷写的新教统治有密切关系，所以很有趣。（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同一主题的法国影片，在美国获得好评，迪维斯也参加了该影片的剧本创作，而且据说他对于１６世纪法国这一奇妙事件，认为有必要用专门的历史书叙述。查阅各种古文书保管所的史料，把"历史上各种可能发生的事"加以综合，就成了迪维斯的工作。电影上，虽然表现了这位女士的牺牲，但侧面地也表现了她挖掘了巴斯克地方以及巴斯克人的背景。主人公或者真正的主人公的丈夫马丁·盖尔，在佛朗索瓦一世同卡尔一世的战乱时期，从巴斯克地方移居于图鲁兹附近比利牛斯山麓平原的村庄，给一户农家当了嗣子，但是因为有巴斯克的血脉，便受到该村的排斥，他为此心怀不满，所以迪维斯充分显示了拉杜利学派的面貌。同时这也成就了此地复兴新教的一项令人瞩目的巨大工程。渡边一夫当然从侧面描写了让·达尔布雷和儿子安利四世，但是迪维斯掌握案子上告到图鲁兹而法院的法官们认为这是新教、旧教交替的一时出现的情况，很好地展示了审案工作中险象环生的情况。年轻的马丁·盖尔一家人在新迁来的村里，由于他父亲屡有建树，终于和有势力的家族的姑娘贝尔兰德·德·罗尔斯结了婚，但是几年之后出走，本来，周围的人就是以为他是来自法兰西方面的人，或者来自西班牙方面，总之都认为他和巴斯克地方的人有关，但是他参加了西班牙军队和祖国军队作战，甚至为此而失去一只脚。在这期间，当阿尔诺·杜·梯尔这个骗子出现在独守空闱８年之久、一向"性格坚强操行端庄"的贝尔兰德面前时，她把这汉子当作马丁迎进家来。尽管当时的法国农民似乎无人不知这样的俚语："女人对于接触过一次的男人也决不会看错"，但是关于贝尔兰德把梯尔误认为马丁的原委，《处于优位的妇女》上，有关于近代初期法国人的论考，作为女权主义者的迪维斯女士，似乎没有甘于归结为出于女人的愚昧，认为贝尔兰德出于保护土地资产及其他等等，是出于很有决心的一种计谋。

和盖尔家的财产有截然相反的利害关系的伯父皮埃尔，开头承认了归来的侄子，没过多久就和假马丁发生冲突，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迪维斯在这一部分附带提到，说这是宗教势力消长的投影。"关于马丁·盖尔的诉讼，如果作一番冒险的推测，可能是这样的：对此地新教徒具有同感的人们倾向于相信马丁，天主教徒们倾向于相信皮埃尔。"

案件移送图鲁兹的上级法院之后，一个假肢老兵就出现了，自称自己才是多年来隐姓埋名的马丁·盖尔。以此戏剧性为基础，把这一案件立刻写成书的，有法官柯拉的文章等等，不妨把再现当初极其精采的一段译出来。以历史家的冷静而且顽强的构想展开叙述的同时，又没有排除戏剧性的描写，这就是迪维斯写作的特点。

看一眼新露面的人，她就浑身颤抖而且哭起来了（这是根据柯拉的描写。准确地记录证人们的表情，是干练的法官的任务，他是这么想的）。于是她跑到马丁·盖尔跟前想抱住他。她求他原谅自己被梯尔的阴谋和诱惑压倒而犯下的错误。于是把内心深处准备要说的话口若悬河起说出来。她说：你妹妹们马上就承认了他，伯父也接受了他。我是因为过于焦急地盼望念念不忘自己的丈夫回来，所以也就相信了他。特别是他对我的隐私是那么熟悉……当我知道他是冒充的时候，我甚至想，我要是死掉该多好，于是想到自杀，因为我怕神责备而没有去死。我明白了我的名声被他玷污，所以才把他告到法庭。／马丁·盖尔面对贝尔兰德的哭诉，一点也没有悲伤的表情（可能是受到和他生活在一起的西班牙牧师的影响），脸上露出热情然而严峻的表情，然后说：'你那泪就别流啦，而且也用不着往我妹妹们和伯父身上推，不必拿这个辩解。因为父母对于子女，伯父对于侄子，哥哥姐姐对于弟弟妹妹，他们的了解，都不如妻子对于丈夫了解得深。总而言之，降于我们家的厄运，除了你该由谁负责呢？'

渡边一夫或者该专门学派的研究者们，是如何从这里着手进行活生生的历史考察的，边想边读而读完了迪维斯的作品。我对于法国文艺复兴史本来知之甚少，所以没心思作历史论述。

我想说的只是，４００年前发生在法国一个地方的"不可想象的事"，和妻子同床不久的丈夫长期以来去向不明，对于一个突然出现在眼前，声称自己就是那位妻子丈夫的男人，妻子本人以及家族、本村的有关邻里，全都受骗，居然接受了他，对于这样的故事，感到自己是在仿佛看着同眼下生活中的现代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并就此说说自己的看法。

"难以想象的事"和"现在可能发生的事"之间，开头的时候有一条明显的沟。但是，它扎根于整个社会的动机--像马丁·盖尔案件所表现那样向着宗教战争行动的社会相就是这种动机--是作为一根巨大木桩打进这条沟的。从巴斯克来到图鲁兹近郊农村的这一家受到的排斥，就是稍小些的木桩。孤立无援，形同寡妇的妇女，为了保护家族资产不得不使用策略也是一根木桩。不得不适应别人的境遇而且全部接受下来并忠实履行的才能仍是一个木桩。这些木桩一根一根地打进沟里，上面铺上木板之后才能越过大而且深的沟。"难以想象的事"逐渐变成"现在能发生的事。"

迪维斯把１６世纪发生的事件全过程复原给大家看。其结果，尽管它始终描写的是·单·个事件，但它却是描写了走向宗教战争的大转换时期的时代风貌，以及生活于漩涡中的农民那种浑沌状态的著作。使我感受最深刻而难忘的是，几多木桩打进那条沟之后，眼看着"难以想象的事"就成了"现在可能发生的事"，想想这些，同现代的我们这些人的生存状况对比，就可看到，业已打进的千奇百怪的木桩简直成行成列这一事实。

"难以想象的事"这句话，对于现在的许多人来说都认为是一定是难以想象，我也觉得可憎，但同时我也和哈曼·简的著作《想想难以想象的事》联系起来。作为对theunthinkCable的思考，简--这位把日本将来的经济成长描写成花团锦簇，在他的思考里，对于伴有光辉的深渊从来不屑一顾的某种类型的日本人给以鼓舞的学者--极力主张，只把热核战争当作"难以想象的事"，是不能制止热核战争发生的，应该当作现实的事考虑热核战争。而且他以物理学家的论理构成法表示，热核战争中有如此这般几种战争方法。

简的著作，比照现在的核状况来看时，可能已经没有积极的意义了。他的《想想难以想象的事》出版于１９６６年，他的《热核战争论》出版于１９６０年，对他的主张持批判态度的人们是不消说的了，即使那时期支持他的人，现在也认为那批判是对的。总而言之，由于核战略、核战术以及核武器本身壮大和多样化十分迅速，今天的核状况规模已经远远超过简对未来预测的范围。

简的论点之根本道理之一是，如果把热核战争看作"难以想象的事"，那么，核武器的抑止就无效--一直译为抑止的原文是deterrence，既然是给予恫吓使其疑惑从而停止念头，那么，翻译的活就没有把前半部的意思传达出来，所以，就必须根据国际政治的现实仔细考虑，考虑能用于作为现实武器的核武器，可能发生战争的热核战争，以此互相显示自他双方，而取得抑止效果。

现在用各种各样方法能够发动大规模的"有限"核战争，现实的情况是不仅五角大楼和克里姆林宫的将军们，即使全世界人民群众也十分不安。而且，掌握掀动战争按钮的超级权力的人物们以及其他人等，必须确信，那样的"有限"核战争，必然扩大为环球规模的环境破坏、也就是破坏全人类的战争。我想起，在电视片《一天之后》，放映结束时的电视讨论会上，简被看作在野之雄，堪称同时代权力中枢的军事理论要人的梦克纳马拉立足于上述认识首先作的发言。

今年２月初，《洛杉矶时报》报道说，２０年前简精力充沛地活动时期，仿佛一股热潮袭来一般而建造的核避难所，即使在苏联核潜艇游弋的西海岸地区，也成了无用的长长之物。尽管前面提到的电视电影上对此表示了极大的关心，--我国在同一时期据说成立了建造核避难所的承包公司--却再也没有向当局申请准予新建核避难所的。这决不是全体民众观察到热核战争的危机业已远去，而是他们想通了，核战争一旦发生，靠避难所根本不可能保证生存下来，其次是对核武器的拥有量之多，一清二楚。我国出于错误估计形势而出现的核避难所特别吃香，发展到在京都的寺院地下也建筑核避难所的地步算到了头，这只能说明，我国市民的核武器观还没有达到美国西海岸市民的水平。

因此，我之所以再次想起放在根本无用的核避难所书架上的《想想难以想象的事》，并不是因为简描写的热核战争的可能已经遥远，而是相反，也就是由于认识到，核武器和核战略飞跃地增加与多样化，简的电影剧本大体说来已经毫无意义了。

我想应该首先看到，简带方向的论调，尽管有助于使朝着现实中可能发生的热核战争，使全世界的整个核军备只前进一步两步，从而鼓舞了五角大楼或克里姆林宫的扩军主义者，但对于永久的核裁军、废除核武器没有积极的贡献这一事实。因为，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我国，简追随者们的论理依然畅行。

我再次想起简的书并寄予希望的，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想想难以想象的事》上，有雷蒙·阿伦写的序文，我对此序文，现在怀有特别的想法。阿伦死之前后，国际上给他以极高的评价。特别是和萨尔特尔对比，相继而死的这两者之中，描写阿伦获得王位和萨尔特尔破产的文章是屡见不鲜的。未必全都是分量极轻的，但是我认为，最初使用核武器，也就是向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之后，人类既然依旧活着，那正是因为人类原本就有生存下去的希望，和以往截然不同，一直写反躬自省的萨尔特尔，他一生的核时代观是一贯的，而且愈加深化。我以为，为了和萨尔特尔的核时代思想对比，从简业已死了的著作中想把阿伦的观点挖掘出来。（企鹅出版公司刊，桃井、松本译）。

今天的和平问题，已是极其重要的问题。靠军部和民间的几位专家是解决不了的。这本书上，简氏和我的名字并署这一事实本身，完全是不同的人生经历的人、国籍各别的两人之间必须互相协力的象征。

阿伦在序文的开头就是这么写的，用意周到地先表示了简和他自己的不同，说明为了紧急的"和平问题"，阿伦除了以这种形式和简携手之外，难道还有别的可以"协力"的对手和方法么？

简氏对于美国和大西洋公约的某项政策带来如何结果，有分析的智慧和勇气。其政策就是人所共知的抑止政策。总而言之，对于敌方给予威胁：如果敢于发动超过限度的挑衅行动，一定给予热核报复！如果说这就是现在的政策，那么，强调"和平无可代替者"就没有值得称赞之处，也不能说它是正直的说法。从严谨的逻辑来说，只要和平怎么都可以，这样的说法就成了投降的意思了。还有，既然战争是"不可能"的，那么，可能促使潜在敌人发动战争这样的恐吓如何能办得到呢？／想到这里，研究战争，不论多么不愿意，多么残酷和阴森可憎，都必须研究可能发生哪种类型的热核战争，假想各种各样的攻击时，物的损害和人的被害将有多少，等等。一部分批评家认为，照这样研究，从本来仿佛达观的情绪转而希望这种研究纯属无用彻底失败。我认为这样的评论是根据不足的。计算分析者认为，双方互相发射核武器，连续几分钟或几个小时，会造成几百万、几千万的死者，但是可以这样说，他们确实忘了这个数字的背后隐藏的人的因素。但是，这和喜欢侦探小说的读者毫无区别：反来覆去的杀人案件不断，但读者却兴趣极高而且冷静地读下去。如果作不到使自己的感情化为无，分析的学问就不能成立。但是，由于能够冷峻地分析可能产生的恐怖，这个人绝对不会失掉了人性，绝对不会像其他人那样思考和行动。

阿伦写这篇文章的时期，法国已成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个成员国。在军事上美法两国为此互相协力，当然有两国的知识分子互相支持，但是对于阿伦的观点给予更加直接支持的，在我国就发现了许多的追随者。首相就公然表述日美之间的"军事同盟"，既然如此，我国也有阿伦式的拥护五角大楼核论理的众多论客，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有阿伦上述序文的简的著作本身，尽管鼓舞和引导某些人们不要从本来仿佛达观的情绪转而希望这种研究纯属无用彻底失败，充分认识核悲惨的人不要失掉了人性，不要像其他人那样不能思考和行动，但是毫无效果。

经阿伦支援过的简的著作，写的并不是使核威胁之下的人民群众朝着这样的方向走，即：既不断念，也不空自希望它彻底失败，而是强化人性，利他们的同伴一起反对核武器毁灭人类而采取行动。简的著作，使美军的核武器引起威吓和疑虑的力量再次活性化，对于美苏两大阵营核战力的壮大化与多样化的加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我把生机勃勃的知的领域一直看到的活性化这个词用于上述文章里，深以为遗憾。但是，《世界》第四六○期的威廉·M·亚金的论文上，卡特政权末期美国海军作战部长发的命令中，提到"海军战术核能力的再活性化"这句话就用了这个词。还应该提到，核战略用语之中，属于知的新的先导者常常使用的语言，还不仅仅这个词。前述亚金的论文中就对于不久的将来表示了忧虑，所忧虑的是：海军用核武器之增加，而且舰艇上搭载方法的不明确度增大，使海洋核战争容易发生。这里说的不明确度，就是从ambiguity一词译过来的，在核军事论中指核军备的软弱部分，可译为脆弱性的原词是vulnerability。夸奖文化符号论的学者和政府创造军事理论的官僚，如果是从同一文化背景起飞的，令人深切感到的是，荒诞而巨大的知的浪费，会在足以左右人类命运的地方盛行不衰。是不是可以肯定地说，这纯粹是作家对语言过分深思熟虑的结果？

但是，即使抛开简的作用不论，阿伦不久离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对正在开发本国核武器的法国也没有能够发挥制止的作用，从作为这篇序文内涵的延续来说，我以为倒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把雷蒙·阿伦看作始终和简同等的科学思考的奴隶，那就未免有欠公允。仅从该序文里就可以看出他超越简摸索新的第三条道路的姿态。

如果用抽象的说法，今天的一个热核炸弹等于第二次大战４年之间投在德国的所有炸弹的爆发量，在这样的时代，政策优先于战略的地方，一切复杂的问题都会发生。其次，政治的考虑（更加难以区别）是平时与战时两个方面都优先，政治的考虑决定武器的选择和军队的编制。今天，维持政治考虑的优越地位，日趋重要。因为，科学技术的强大有力，存在着任何人都无法控制地把人类拖进危机的危险。／实际上，哈曼·简的研究非常科学，分析极其精密，所设假定也很有趣，但可惜其本人仅仅停留于一个改革者的境地。今天的国际政治，由于核武器的出现虽然一部分有所改变，但是大多始终蹈袭几个世纪一直走过来的国际政治方向，他本人暂时

--可能十年或２０年--可能就是这样继续观望下去的。但是今后几个世纪不会总是这样。配合科学技术的变革，有必要进行改革。有些乌托邦思想的人，他们想的和希望的改革，就是成立世界国家和法的统治。现在的危机造成的结果，不久的将来要产生世界政府，这也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不过，现在能说清楚的，这是唯一的结果。是不是世界政府才最具有可能性的呢？这我就不知道了。关于这一点，简氏并没有利用他那不断地使用假说的最拿手的分析手段。

引用的前半部，我以为译文的论理的力点暧昧，即使这样也仍然引用，是有原因的。因为人类面对无法控制的危机，科学技术本身的力量把人类拉进危险，即将成为现实，或者说再向前迈一步就到达的现实。只要看一看今日世界的核状况就会一目了然，核权力按其科学技术的论理不仅毫无阻碍地使核武器壮大化和多样化，而且人类也放弃了控制的任务，甚至打算把人类的命运完全委之于科学技术本身。难道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么？

关于科学技术仿佛自动地无限增加一般的壮大化、多样化，以及首先是它本身最容易发生核战争的现状，亚金论文中的关于海上核战争的可能性的叙述，已经作了明确的显示。其次，人类把决定命运的权力委之于科学技术这种痛苦与忧思之所以依然折磨着我，是因为下述事态。去年我在巴克莱分校时，英国反核武器运动的领导人、广为人知的历史家E·P·托姆逊在全美作一次巡回讲演，计划地点之一便是到此处讲演，因此得以同他会面。那一星期正是公开发表了西德政府重新布置了美国导弹，给整个欧洲以很大的冲击，而且在日内瓦核裁军会议上苏联退场。托姆逊当时深表忧虑的是：在这之前苏联曾说过，如果强行重新布置美国导弹，它将立刻采用"预警发射系统"，偏巧好像施加威吓似的该系统作为现实的装置开始启动。

我译为"预警发射系统"，原话是一个术语，即：Launch－on－warning systems。这个词组是不久前听到的，只要对首先发射核弹给予迅速反击的系统必须不断改善是核战略的根本，那么，现在美苏广泛进行的导弹布置，可以说所根据的就是这个原则。

但是，托姆逊还稍微限定了特殊意义而论述了采用新"预警发射系统"的危险。从５分钟到１２分钟就能攻击苏联重要地带标的的潘兴Ⅱ号导弹业已布置于欧洲，苏联如何对待。当然是用输入计算机的，也就是按不同场合，用不经过人判断的系统开始核反击。换言之，也就是美国核导弹开始攻击了，这一情报不管输入还是没有输入--这也主要是机械本身读到攻击的信号--苏联的导弹发射装置就开始启动。如果想到，电子计算机读情报的机构可能发生故障，或者由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美军因错误而发射导弹的可能性，这就非常明显，确实向核战争迈出了第一步。总而言之，人是在有意识地转变为把人类的命运交给科学技术掌握的。这也可以说是抑止核力量的新活力的活性化之一环。归根结底，所采用的就是与人的判断无关，很快地进行核反击的系统，把这种威吓、迷惑敌方的方法当作抑止的方法。

说起来这是陈旧的表现，而且这种表现从很早以前就让人听腻了，也许让人觉得是奇谈怪论，实际上，目前待机中的核武器足够把整个世界毁灭好多次，在这种情况下，２０世纪末的人民还有几个堪称可悲的空指望。其一是核攻击既然由人决定，由人的心和手进行，揿动按钮的人在最后关头，他会想到这是毁灭世界的全面核战争。这就是人的灵魂。但是，"预警发射系统"的采用--作为对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警告以根本不加理睬作为回答，苏联很可能已经完成布置--已经以科学技术的钢铁的论理代替了我们空指望的心和手了。

关于阿伦引用的最终部分，对于从现在的核危机灾难中侥幸生存下来的人类组织世界政府的构想，简没有正面提出问题，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如果这个构想能够产生，那么，它决不会来自核大国的核战略，并且为了千方百计地使这核战略再活性化而苦心孤诣的学者，或者支持他们的思想家，而是来自被核武器几乎斩尽杀绝的民众一方，从反核运动中积累的经验和智慧中产生的，这一点是非常明显和不言而喻的。逝世前不久的阿伦，就从曾经是美苏冷战结构的主要人凯南的堪称回心转意并且等于展示思想上看到，面对欧洲人民大规模反核运动的扩大，简身上决不会有的、并非改革者而是革命的新人类世界的至少是构想的预兆。

我根据简和阿伦的想法一直谈到现在，只是想说明，他们把热核战争这个"难以想象的事"敢于具体地思考，使"难以想象的事"远离人间，打碎它，问清楚这种带有方向性的成果是否取得，从而表明：没有，而是相反。说明他们为核权力效力，试一试他们在"难以想象的事"和"现实中可能发生的事"之间，打进几根大桩子？使那个不能逾越大沟变成能够逾越的手段了么？

这种想法一旦开始，我自然而然地立足于日本国、日本人、广岛、长崎的经历，决不能眼看着如果再次发生肯定是"难以想象的事"的热核战争变成"现实可能发生的事"这两者之间的桩子，一根一根地打下去而装作没有看见。因为把非核三原则当作公式而放弃，只要在这些木桩上铺上大木板，从"难以想象的事"到"现实可能发生的事"，只需跨一步就行，我甚至觉得中曾根政府已经开始定下铺木板的程序了。同是《世界》四六○期上刊载的风间次郎的论文上谈到，托马霍克巡航导弹布置在远东，目的指向苏联的远距离逆火式轰炸机和海军舰艇，从而引起紧张，明确显示了从西北太平洋上的海洋核战争有发展成全面核战争的危险，如果看一看这一具体路线上处于美国核战略前沿基地日本列岛的地位，我就怀疑这不是：沟上的木桩业已打完，木板业已铺好了么？"难以想象的事"变成"现实可能发生的事"的准备工作不是业已完成了么？

既然如此，弱者也有他的抵抗，为了把沟里的木桩拔出来，能作些什么？实际上我感到阿伦一定深深感到自己非常无奈，但是我更承认自己根深蒂固的羞耻感和无奈。但是，这里可能有"此项待续"而且非有不可的课题，我要说的只是：日本政府立刻就默许搭载核装备托马霍克巡航导弹的舰船入港，国会上一再重复那假装不解而又浅薄的诡辩，看起来在野党无法反驳，但是不能绝望，必须想方设法继续保持坚决拔除沟里的木桩这一方向的姿态，同非核三原则这面即将破碎的旗帜，也就是再活性化的希望联系起来。

三、乱世的地丁和杜若

这里正在准备两项国际性的座谈会。尽管作家几乎称不上专家的职业，但是无一不以为自己是这样的存在：对自己必须不停地念叨已经逝世的武田泰淳的"对森罗万象多情多恨"这一呼吁。因此，在这样一个以多种多样课题显示非专业人员的看法，而且还是一个接受批评的机会，就自愿地前来参加。除此之外，我觉得他们似乎还抱着这样的愿望：把所谓依靠语言和想象力完成的平面的日常异化这种小说独特的力量，同文学以外的自我表现，想经常联系在一起。

总而言之，作家对于情况就是这么说的，对于使自他双方都能接受的表现，也可以用脱离小说的语言完成。如果不这样，那自己就只能算一个靠耍嘴皮子的常识家，这个形象令人感到羞惭。我是常常从这种经历走过来的人。同时也想到少数以可怕的寡言沉默律己的知识分子，不过也觉得既然以作家这种滑稽工作为终身职业，干多嘴多舌的人干的事，难道不可以毫不犹豫地承担下来么？

另一个国际性的座谈会是以"核状况下的文学"为主题的国际笔会大会。我在去年作为日本笔会的任务，完成了描写核武器攻击广岛，长崎，具体地说就是以日本人如何在原子惨祸中活下来以及痛苦地死去为主题的短篇小说的作品集。（《面对一无所知的未来》，集英社文库）

由于编辑和出版社领导的努力，这个小小的然而自信堪称具有重要意义的书，即将稍微改变外形而出版英译本。它将在５月举行的国际笔会大会之前完成，使来自外国的众多参加者，以及从事与文学相关工作的知识分子们都读到它，既然如此，我觉得自己必须在这个座谈会上谈一谈这个短篇集的特点。

收进这个集子里的优秀短篇《空桶》的作者，是在长崎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林京子。她是我国文学事业中代表今天的新兴力量的作家，曾经发表了批判"原子弹法西斯"的文章。还有与这位作家齐名颇有才华的年轻作家的文章。有的文章说，希特勒残杀犹太人是可憎的，紧接着便说，用法西斯主义那一套管理人民也许是最好的方法。我想说，这就是我国文学状况的一个侧面，您，特别是在欧洲经历过法西斯主义时代的知识分子们作何感想？请您先读一下林京子的作品，然后再予以思考。

我国年轻的文学家们对于语言的定义，有时表现得迟钝和不准确，其程度令人吃惊，这也是我国特有的。比如法国、德国、波兰的作家们，对于法西斯主义一词从不暧昧地使用，所以能够期待他们作出应有的反应。

不过我最热烈期望的是，谈论一番向来对政治语言彻底地沉默寡言，或者说沉默并凝视的作家井伏鳟二的短篇《杜若》具有的强烈信息。请先读翻译的作品，然后在此基础上从东西方不同角度表达对井伏鳟二的看法，我梦想如此这般活用座谈会的时间。既然翻译的作品业已准备就绪，我以为那的确是化为现实的梦。

井伏鳟二的《杜若》，从提示温和的然而轮廓鲜明的形象开始，它是文库版本大约２０页的短小作品。写的是战时一位为躲避轰炸而回到故乡福山市近郊的人的经历，用"私小说"的写法作了生动的记述，于战败后第６年创作的。

广岛市区被炸不久，我在福山市近郊的朋友家看到杜若花盛开。单瓣，紫色。停战命令刚刚发布，也就是刚过８月中旬。往常，这个季节的杜若已经结了鲜绿色略长的和尚头式的子房。原来此处盛开的是迟开的杜若，它长在离其他杜若群生的地方稍远的地方，从挺立于水面的剑状叶子中抽出绿茎，上面顶着一朵扭着弯弯的花苞。开头，我是站在朋友家厢房的二楼上看它，以为水面上漂的是点心包装纸什么的。

为什么把广岛市区的被炸和杜若花怒放这种只有横向联系的事象并列在一起呢？读罢小说如果找到两者之间牢固架起的想象力之桥，对于这短篇的理解就算是成功的。

小说紧接方才所说的开头，从广岛市被炸当天在福山市的所见所闻，说到福山市本身曾经被炸的经历，并且叙述了当时就被原子弹炸死的知友的子弟，以及某某被炸当时没有死，但是蒙受着巨大痛苦等等传说和对此而发的感慨。接着也谈了作家自己战败之后立刻得了胃病，后来转为不眠症，被动员去分配军队的贮存物资，这部分在叙上略带喜剧成分。摆脱了这些被指派的杂活，希望返回东京的作家，到朋友家里去谈别的事，当天晚上居然没犯不眠症，睡得很好。"天亮时醒来，打开窗户一看，看到眼下的水池里有异样的东西。打开电灯，延长电线让灯光照着池子的水面。我不由得目光旁视立刻关上电灯，也关上了窗子。漂在水池水面上的确确实实是人。杜若丛生于水池的一角，离杜若不远的位置漂着紫色纸片或者别的什么。仰面朝天漂在水面上的人的脸接近那紫色的东西。

那人体是怎么回事，对于它的说明是通过对话进行的。于是立刻叙述起杜若的怒放。

"听说是个半疯状态的姑娘。在广岛工厂干活时已经是半疯了，后来遭到轰炸便回到福山来，回来这天又挨了炸。听说又挨了踢又挨了踹。"／我从窗户里俯视那水池。那是一个大小一亩左右的长方形水池，从和它并行的小河中把水引过来，那水仿佛落进它旁的小水溪。就在这落水口周围丛生着杜若，离这些杜若不远处有一丛单独生着双股叶的，抽出的茎上开着紫色的花。通常此时杜若的子房已是见老的季节，所以尽管是怒放的花，然而却是花朵发干而且有些僵硬。难怪我初看时分不清是纸片还是别的什么。／我问："那杜若被什么所迫才绽开的？"／木内说："是啊，这个季节那种花居然开了，可真把我搞胡涂了。"

这样的回答之后，似乎阻拦作家提出另一个问题，也就是杜若和被水淹死者的话题一般，把话题一转便结束了小说。木内说："那杜若花和这杜若花有云泥之差。因为时代不同了所以开花也不同了。这花开的也真够混帐。"

混帐的花，混帐这个形容词，如果用外国话来说就是dbCsurde，也可以译成没有道理。因为时代不同了这一句，非常明显指的是原子弹轰炸以及此前的连续轰炸，以致地方城市被大火烧毁，也指现在谈话的人生活的时代没有道理，借谈话的一小段包括多种意义的技巧，我以为这是作者特意写进去的。

这杜若怒放，是诉诸人类精神的表层与深层的，要想读懂符号的意义，再举一个怒放的例子大概是有效的。这就是渡边一夫把生活于法国１５世纪前半期和１６世纪前半期各该时代市民们的日记翻译出来，并且以逐一加以说明的方法译的两本书：《乱世日记》（１９５９年出版）、《泰平日记》（１９６０年出版）。特别是前者，写圣女贞德出现前后的市民日记的一段，渡边一夫是这样写的：

"１４２３年将近年末的时候，黄色地丁怒放，人们大吃一惊，日记上业已记下。前边也有同样的记载。笔者理所当然地感到这真是'发狂的季节'。"

随后，渡边一夫看到１４２９年左右畸形儿出生的记述，他接着说："看得出１４２９年简直是发狂的一年，也许是我只看到发狂的事。话虽如此，这个《日记》的作者曾在两三个地方特意记下了那时以前，战火不绝的悲惨的隆冬之中，地丁怒放的事。使人感到，日记作者似乎心有所期然而面对人世间的一切抱着不安的心情，并且察知怀疑者藏于内心的梦幻一般。本来，这也许是唯我独有的妄想。任何时代都会有某些发狂的事，就人来说，也许天生就这样的毛病：总觉得自己生活的时代最疯狂，末世末日观也许就是人的脾性。"渡边一夫这本书出版之后，年轻的历史家对于上述叙说给予批评。批评的内容主要说：日记本来是年代记式的恬淡文章，然而渡边却故作高深。地丁的盛开，畸形儿的诞生，和历史联系起来究竟有什么意义？写日记的市民不过是把发生的事记下来而已。畸形儿诞生，或者家畜畸形，看看《泰平日记》上也曾提到的围绕"弗赖贝格的牛犊"的天主教会与马丁·路德的笔战，就完全明白，这样的事情在历史的脉络上蕴藏的巨大意义是明显的。这就是说，前面那位当时还年轻的历史家对于这方面的知识未免过于欠缺。但是，渡边一夫对于那些批评仍旧以宽容大度的态度给予回答。如果以感情移入而论，完全如此。而且他自己也认为是这样。他说，地丁的怒放，畸形儿的出生，圣女贞德出现，把这些相继而来的叙述联系起来读下去的过程之中，尽管这些事确实没有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但是他自己对于日记的作者移入感情，于是就把那些事联在一起了。

但是我作为一个作家，并且根据自己的经验，我愿郑重地说，渡边一夫的"感情移入"是完全正当的。我的长子是个看起来像长着两个脑袋，至少出生的时候只能认为畸形的异常婴儿，现在他已克服了畸形给他带来的障碍活下来，和我生活在一起，他成了我生活中重要的一个部分，因为他的出生，使我对于诞生畸形这件事人的内在意义充满实感。时隔不久，我在墨西哥城过教师生活的时候曾看到波萨达的版画。波萨达是１９世纪末到本世纪初墨西哥大动乱时期从事版画工作的版画家。他对于重大事件、奇奇怪怪的事件，快速制作版画以代替新闻照片作报道，而且也用短诗的形式给叙述事件的出版物作插图。

波萨塔扎根于墨西哥的大众艺术，他以画形骸的人物为其独特风格而著名，以这种形骸人物加上政治批评与社会讽刺，把地震一类的天变地异，作描写现实的报道。而且也描写了游击队活动、政府当局的镇压、暴力活动、２０世纪初的革命运动、反革命等等，描写得很具体。某一条街的人全被杀光的大屠杀，某一执行死刑的场面，他完全以民众的想象力把它表现出来。而且，除此之外，波萨达另一个重要的主题是描写农妇诞生畸形婴儿，甚至生出大晰蜴，也就是说诞生畸形一类的场面。

由此可见，波萨达想象力的表现以及这个表现的规模，在数量上很大。而且在民众想象力包容的世界里，类似地震那样的天变地异，民众的力量无力左右军阀发动的政变，革命、反革命，人类的智慧依然无力避免。以人类力量无力控制的比如异常诞生等等。他把这些全都联系在一起，并加以结合。可以武断地说，人们内心已经把这些结合在一起了。如果用渡边一夫喜欢说的话来说明，那就是在人这个小宇宙里有个联系。他的意思是说，人本身就是一个小宇宙，通过宇宙观、世界观、人类观形成一个根。被现在的广大群众，也就是黑西哥从前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激烈动荡的动乱期的民众所接受，并决定他们的生存态度。

以波萨达明确的表现和墨西哥民众的接受为引线，来看一看生于１５世纪乱世的巴黎的一位市民日记，当把它作为直抒胸臆的日记来看的时候，能明明白白地从中看到什么呢？日记的作者和彼此经历与环境相同的市民们一起，怀着吃惊与疑虑的心情看着大量的地丁花盛开怒放。植物生长过程的异常、非其时的盛开，不论它多么小，也不能不说是显示了季节运行不正常的一个标准。季节的运行与秩序，是由绕太阳旋转的地球决定的，更具体地说，就是由绕地球旋转的太阳的旋转决定的，所以，季节的异变，其根源全在太阳运行的异常。

本来，太阳以及整个太阳系并不是经常地显现令人瞩目的异常，不过，太阳的黑点一旦增加就会影响地球的气候，所以上述那样理解也不能一概称之为非科学。１５、１６世纪的西欧，正是占星术大兴其道的时代。地上的地丁远非其时的盛开，季节运行错乱，太阳和太阳系的运行造成整个宇宙的异变，如此等等，人类把这些当作非常值得瞩目的事件，难道不正是人的自然反应么？

换个说法那就是宇宙论式的或者宇宙感觉式的异常感受。同时和人等于小宇宙这句话相关，从远古起人就把自己身体看作具体而微小的宇宙。从雅可布·伯麦①和斯韦登伯格②为媒介，投影于布莱克③的欧洲秘教思想中可以看到，反过来把人体看作巨大的宇宙的一部分。其次是把人内心世界中，人的智慧与力量控制不及的暗处作为另一个宇宙，也就是女性的胎内。准备诞生神秘的生命的胎内，这一另一个宇宙与天空的宇宙相照应，两者中间便是人的现实世界。也就是人的历史场地，而这个场地上现在仍有战争的灾厄。我以为，人们把以这种形式形成的同一切局面联系起来的感受方法与思考方法代代相传下去，乃是自然而然的事。

①伯麦（BoDhme，Jdkob，１５７５-１６２４），德国神秘思想家--译注。

②斯韦登伯格（Swedenborg，Emanue，１６３６-１７７２），瑞典哲学家--译注。

③布莱克（Blake，willian，１７５７-１８２７），英国诗人--译注。

如果回到井伏鳟二的小说上来，那么，那上面提示的杜若怒放所象征的意义，自然就十分清楚了。原子弹，其规模之大，堪称天灾加战争的大灾难。原子弹当然是人扔的，但是从挨炸的民众的角度来说，它是比大地震还厉害多倍难以逃避的灾难。那个经历过原子弹轰炸，再挨一次空袭的"半疯的姑娘"便是明证。把这惨遭厄运以致陷于病态的小小心灵，同原子弹轰炸这样类似天变地异般的灾难结合在一起，并以此为媒介，井伏鳟二用杜若花作了极好的提示。难道我们不是必须明确地说，这错季盛开的紫花才是从大至宇宙论小到人的内心，一以贯之的荒唐、可笑时代的象征，统统被它彻底驳倒了么？这也是挨原子弹轰炸的经历而触发的日本文学的杰作，给所谓现代的这个时代划了一道清清楚楚的刻痕，同时也是为测量大至宇宙小到人的内心深度而放下的一个测量铅坠式的作品。

日本人经历过原子弹轰炸而饱尝痛苦地生活着，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表现对抗此种痛苦的作品。这岂不是判断核时代的人希望再生的根本标准么。我想把这个想法告诉许许多多国家的文化人。他们一定对于井伏鳟二描写的杜若的象征，同古典文学相通的、强韧的日本人的自然观照对比起来看吧。另一个国际研讨会是各代表一个欧洲国家各领域的文化人的聚会，我是参加者之一，要求我提出的课题是"西方化和日本化"。日本化，这是听起来还不习惯的一个词，因为近来日本企业向欧洲发展，日本企业界人士以其个人的或企业的能力表现了出色的竞争力。于是欧洲出现了愿意学习他们这种工作作风的--吹得很响，总之，也可能有靠作家想象力的地方--的倾向，于是欧洲人就把这个看作日本化的现象，至少我自己打算以上述理解回答对这一问题的提问，并且表明我自己的看法。

所谓日本的西方化，实际上就是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说起西方化＝现代化的历史，无非首先是（a）以天皇制为中心的政治、文化构想，（b）实行侵略亚洲，（c）终于到达以长崎、广岛遭受原子弹惨祸为顶点的败北，终于结束太平洋战争。而战败之后的再出发，我认为把这（a）（b）（c）等条件全都颠倒过来才是基本态度，实际上新宪法也是这样显示的。

但是，战后３９年之间，日本人朝着逐渐地消除太平洋战争败北经验的方向前进了。对亚洲实行经济推进并使之正当化的思想，并且向一直称为工业化社会的欧洲、美国等先进国家前进一事，使明治以来的现代化大大加速，从而更加西方化了。因此，它给国内、国外--特别是亚洲地区--带来了一方面是荒废，另一方面又是过剩的经济繁荣。

直到太平洋战争之前这一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人之中也曾有逆时代潮流认为不该如此西方化的反省。开头提到的渡边一夫的文章就是极好的例子。他身居德国同盟国的日本，还在法国被纳粹德国打败的时候，当他看出日本人追求的西方化样板不容置疑确属纳粹德国的时候，就站在战败国法国一边了。他引用瓦雷里在母校赛特高等学的讲演，期待着"精神自由和文化的精致产物"不衰退下去，表示出他对于日本日益扩大的纳粹德国式的"知性的强制"予以抗争的觉悟。渡边一夫对于法国的复兴乃至良好的欧洲传统是确信不疑的。他在法西斯主义的日本处于痛苦的孤立之中摸索另外一条西方化的道路。

但是，大势所趋的日本现代化即西方化，大踏步前进的结果，是把日本推到遭受原子弹轰炸，最后终于战败的位置。引起这场战争的势力，当然由日本法西斯主义负责，然而与之相对抗而制造出原子弹的却是西欧的科学。投原子弹和遭原子弹袭击的两个营垒，在一律归结为西方化的紧张关系上，１９４５年夏曾经隔海对峙。日本为了实现西方化，和帝国主义膨胀期的西欧展开比赛似地侵略亚洲，结果成了民主主义国家的敌人，终于落到受原子弹轰炸的地步。这个责任不应该追究西方化，始终应该归结为日本的现代化，这样的反论就是不是可能更多起来？我在这里要记下一笔，现在的欧洲并没有摆脱核战力的论理而获得自由。如果欧洲主动地放弃核战力的论理，出现提示新道路的大国，那么，我以为对于日本来说，可称得上最受欢迎的西方化的典范。现在欧洲各国消灭核武器的民众运动，就是为创造这样的典范，以民众运动的规模向日本人号召的。

然而今天的欧洲人某些阶层希望日本化成为现实。成为这种日本化典范的日本人，一定是我前面提到的，把１９４５年战败痕迹一点一点地消除干净，自我与事业具有成就，完全符合工业技术先进大国称号|Qī-shū-ωǎng|，足以代表此种倾向的典型式日本人。但是我倒觉得这种人倒是特殊的，并非普遍。尽管这样，这种特殊的日本人，面对再生产时，因为我国教育失衡，也不能不考虑到前面提到的瓦雷里说过的话。谁也不能否定，日本经济成长的结构是培育这种类型人物的基础，比如驻在欧洲的商业精英们，以及同他们息息相关的汽车制造厂、电视机制造厂的经营者们无不都是特殊的日本人，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是实际情况是欧洲人把这样的日本人作为素材，创造出经过加工夸大的典型人物，通过他们构想实验性的日本化。

总而言之，欧洲人在工业技术社会的先进国之间的国际竞争上，不过是为了强化战线检验自己而已。实际上是他们在应付核战略的脆弱性而自己找出了种种缺陷，把这些缺陷一一投影，把它的负面综合在一起，设想出把这些减号变成加号的典范，也就是说，把自己的不足之处--我以为这是沿着以往欧洲文化的规范而来的，这种不足之处反而值得引以为自豪--的诸般因素反过来变成一切具备的存在，为了学习这种架空的典范而喊的日本化。我倒觉得，作为工业技术社会处于零丁飘摇的领域，人称位于衰退状态的"纯文学"的作家，特别应该这样考虑才是：对上述日本人形象以积极的态度对待。热心地使日本比西欧眼中的日本更日本化的类型人物，才是使现在我国工业技术社会更加繁荣的支柱。因此，我以为西欧提出的日本化这种现象展示给我们时，同西欧人设想的基本典范式的特殊日本人形象大相径庭，然而实际上日本化已经在欧洲看到，应该认真地听一听对方就这种现象的说明。特别是从目前非常活跃的经济交流现场，从和日本人有接触的西欧人那里，他们不停地制造日本人形象展示给我们，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不可重逢的进行自我批评的契机。而且，如果西欧人心目中的日本人形象，对于未来同西欧的良好关系有害，那就必须考虑到这形象会立刻开始固定化，所以必须马上努力把它打碎。

因此，我们必须考虑如何回答可能会有这样的提问：那么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希望将来向欧洲提示的，与西欧人能够共同理解的日本、日本人的典型是怎样构想的。我认为，那应该是对于未来的日本人有效的典型，同时对亚洲、对欧洲也是有效的典型日本人。如果把日本化一词扩大使用，那就必须构想这样的日本人典型：以这种新的日本人典型为基础的日本化，不论对于亚洲也不论对于西欧，包括经济在内，都能当作使诸多领域活性化的方法采用。假如这样的构想能实现，那么，这新的日本人典型不论亚洲圈内西欧圈内都认为确实是真正国际人的日本人，而且与此同时，从日本的大城市发展到地方城市，乃至在农村、渔村，共同努力培育出众多的这类日本人典型。

这种梦想中的日本人典型会有么？欧洲人亚洲人可能半是嘲弄地提出这样的反向。但是我认为，至少不妨在日本人相互之间提出试问和试答，必须摸索培育这确属高层次日本人典型的构想，不然，倒不如一开始就停止有关新日本人典型的构想更好。我要重复地说，渡边一夫还在日、德、意三国同盟以及大政翼赞会刚刚起步那一年，当时国际、国内正是控制极严的时候，而他却对于战败的法国坚守"精神的自由与文化的最精致的产物"的人们精诚所在确信不疑，而且坚信他们的国家一定扭转败局获得最后的胜利。

我还希望对于我开头谈的井伏鳟二等等日本作家们--其中有自己在广岛被炸，定出遭受原子弹灾难证言式作品之后，一个是自杀的原民喜，一个是堪称刀折矢尽哀哀病死的大田洋子，还有和在长崎遭原子弹轰炸的同学们生活在一起，以一个亲身遭灾的妇女自述形式不断地写出作品的林京子--想想他们作为核时代的日本人的想象力。也许这个话题很简单。如果西欧人说我了解这么多的日本商界人士，那么，我想与比同时，索性回答他希望了解这些日本作家的工作，从这种情绪出发我才协助英译了前边提到的短篇名文选集的工作。

课题不仅限于原子弹灾害，日本各种各样乃至出于地方自己构想--比如具有独自历史的冲绳当地民众各种运动所显示的政治、文化运动中反对天皇中心，同日本的现代化＝西方化正面冲突--的反公害、环保课题等等，都和提示新日本人典型的具体例子有联系，范围极广。我想，对于如此关心日本和日本人的西欧人这般盛情应予回报，才把这些展示出来。

实际上围绕着"西方化和日本化"这一主题，我在编造自己的提案，同时也常常参加这类国际研讨会，但是常怀忧惧的是，同西欧乃至国内多种领域的人们在关心的方向上也许存在分歧。不过，如果真是这样倒不坏，我从他们的批评中会学到很多东西，所以我高兴地出席国际研讨会。

而且，如果可能，我想提出既不同于西方化也不同于日本化，可以说超越这两化的第三条道路的××化这一构想，希望通过研讨会看看反应如何。因为我经常想到，如果不实现这条道路，对于将来的日本和日本人来说，（a）在国内没有活路，（b）在亚洲也没有活路，（c）从现在设想的欧洲接受日本的情况来看，向未来发展的活路也没有。

大部分有能力的日本人，把太平洋战争失败这个分节点不当作开始转换方向的始点，而是把它当作一时的保留期间搁置起来，然后是重新加速进行西方化。然而这加速西方化使日本获得工业技术最先进国的位置，经济繁荣达到顶点，难道这不是第二次走上无法再次前进的奇怪路程即将摆在眼前了么？这种怀疑又有谁能够轻而易举地否定得了呢？而且，核时代最近的将来，日本第二次的"战败"，与亚洲的崩溃乃至世界的崩溃难道没有联锁作用的性格么？

去年秋天，我在巴克莱和斯坦福两校作了基本精神大致如上的讲演。当时，一位看来很聪明的日本留学生提出反问：为什么战后出生的日本人必须从以前的太平洋战争的败北中吸取教训？现在日本新的繁荣不是把战败的痕迹一扫而光了么？于是我作了如下的回答：你还年轻，你的历史中还没有失败的经验吧？但是我已经不年轻了，我知道，除了失败的经验之外不想学别的了。我附带说一句，日本乃至整个世界，不是已经并不年轻了么？

四、百年之《迷路》和《新时代》

年轻时候读过某一文学家、思想家的作品，而且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后来因为对他不再关心，就把他的书放在书库的最深处了。现在想找出来读，与其费时间去找，莫如再买一本来得快，因为那书不少，不难买。上星期我在神田的西文书店二楼旧书部找到一本这类的书；T．S．艾略特①的《关于诗与诗人》，使我感到亲切的是，和我初读的版本绝对一样。（Fdber）

我因为打算在一个集会上讲话的时候引用收在这本书最后部分的"叶芝论"②末尾一段，所以才到神田来的。"有的诗人们的诗，或多或少地同其他的关系脱离，可以认为，读了它能给人以经验和喜悦。有的诗人们和这些诗人不同，他的诗同样能给读者以相同的经验与喜悦，但是他们的诗却有巨大的历史重要性。叶芝便是后者之中的一位。他的历史是他们本来面目的历史，一个时代的意识的一部分，没有他们就不能理解那个时代，而叶芝便是这少数诗人中的一位。"

①艾略特（Eliot，Thomas Stearns，１８８８--１９６５），英国诗人、评论家，１９４８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注。

②叶芝（Yeats，William Butlerm，１８６５--１９３９），爱尔兰诗人、剧作家，１９２３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译注。

我是想在５月举行的"祝贺野上弥生子①先生百岁寿辰"的会上，作为迟生５０年的后进者致祝词时引用这一段。我最近重读了先生的巨作《迷路》--我之所以把这岩汲文库版四册书放在任何时候想拿便可信手取出的地方，总而言之表明了我对这位大作家的关心总是常生常新--就足以说明，人们对叶芝的赞誉之词，恰好和我称颂野上弥生子先生的感情一样，而且这感情一直持续到今。

①野上弥生子（１８８５--？）英国文学家野上丰一郎之妻。与其夫同为夏目漱石门下弟子。作品多种。其代表作为社会题材从战前写到战后的长篇巨制《迷路》--译注。

野上弥生子表明的一个时代的意识，实际上就是日本一脉相承长达百年之久的现代化意识。我以为通过她的作品和她的全部生涯，才能实实在在地理解百年现代化的时代和意识，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她的作品的历史重要性是无可动摇的。实际上，读《迷路》直接感受的经验与喜悦是丰富多采的，我怀着一腔敬意读它，而且我还从小说看到它富有极其罕见的通俗性。具备堪称一种才能的通俗性，这样的作家往往与时代的权力结合开始起步的，但是野上弥生子却有比权力更大的视野，这才是百年现代化进程之中独具明察的思想家。现实告诉我们，在这百年现代化之间，和野上弥生子比赛持久竞走而未落伍的强权还不曾有过。

唯一的一个象征性权力天皇制，一直保持下来--战前也统帅军部而有绝对权力的天皇既然是神，就更只有象征性的权力，我说新宪法的象征一词的多义性是有所考虑的--这一点，应该提到。唯其如此，野上弥生子的作品《迷路》上明示了野上独自明确的天皇观，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构成《迷路》中心的青年男女们，各有时代的刻痕，每个人都是时代意识多样表现的一个侧面，生与死的痛苦接连不断。政界和金融界干将里的中年男士们和他们的妻子，也不可能在时代浪潮之中有自由。但是，有一位专心致志于能乐①研究，除此之外心不旁鹜，超然于时代，而且对于未来独具透彻的现实主义眼力的老人江岛宗通。他对于在樱田门遭到暗杀的祖父深深敬爱，比对待其他所有政治权力的中枢人物，态度还是一贯的。

"对，大家干的都不错。幕府的没落，明治维新这一旋转舞台上，趁着祖父这位近江太守之死②，日本出现的新动向，萨长两大藩镇③自然无须多说，不论敌人，也不论自己人，甚至支持幕府的一派，甚至德川一门④，甚至天皇家族，无不各施其技。--宗通的思维仿佛水到了冰点一样冻结了。他只想在当今的社会太平无事地生活下去，甚至把很难想象的事都考虑到了。"

①日本歌舞剧之一种--译注。

②近江，古国名，即现在的滋贺县。太守之死，指万延元年（１８６０）三月三日，江户幕府的最高执政长官井伊直弼于樱田门前被刺身亡一事--译注。

③萨长两大藩镇，即萨摩藩镇和长门藩镇。这里指的是两个藩镇联合起来，于１８６６年结成的推翻幕府的同盟--译注。

④德川一门，指德川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及其以后世袭将军的一族--译注。

从樱田门前暗杀幕府高官的万延元年起，不足百年的现代化迅速走向了法西斯时代。这段历史的示意图，《迷路》作了反复的展示。我自己也写了题为《万延元年的悬案》的小说，主题是描写从樱田门到百年之后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斗争的这一年，也就是１９６０年。当时我就知道，三宅雪岭把他的《同时代史》的起点选定为万延元年。我由此想到，他的意识深处是否蕴藏着从《迷路》上得到的暗示，具体地说就是他在大学时代读杂志上连载的《迷路》，从第一期一直读到最末一期。

我是在昭和３１年①杂志《世界》上读完《迷路》的。然而小说中的时间是从昭和１０年东京帝国大学②５月狂欢节开始，直到昭和１９年冬，《迷路》开始发表的年代是昭和１１年，这一点，我以为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必须特别予以注意的。岩波文库版的"后记"上，野上弥生子说《迷路》里几乎没有特定的原型，但她紧接着却说：

①昭和年数加２５即等于公元年数。昭和３１年即公元１９５６年。以此计算，以后不再加注--译注。

②现改名东京大学--译注。

如果说我的构想中有什么原型，那么，卷进昭和６、７年日本左翼思想指导之下的狂飚运动中的青年一代，可以说个个都是原型。当时的学生运动虽说其根据是唯物史观，但就其本质来说，它是一种精神主义的运动，这个观点，我至今不变。

野上弥生子对于昭和６、７年的学生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被强制转向①而受到伤害的青年们的命运，仅仅四五年之后便断然进行追踪调查而开始写小说。而且把他们置于同一时代逐步走向法西斯的形势之中，她自己则仿佛一步一步地脚踏时代的惊涛骇浪，动笔写起了《迷路》这样的宏篇巨制。这的的确确是在巨大的勇气和使命感鼓舞之下的庄严出发。后来因为战时控制言论和野上一家的情况，写作小说的工作不得不中断。我以为，假如战争时期继续写下去，《迷路》可能就是一部每天报告当地情况的同时也描写法西斯日渐抬头，朝着败局猛进，和现在这样安定的现代史观截然不同的作品。

①这里指的是被法西斯政权机关逼迫放弃共产主义思想、立场的人--译注。

但是，在时代激烈动荡之中，把受到伤害的青年们重新振作的事，写成故事从昨天开始又从今天写向明天的作家这份立意，只能说确实不同凡响。如果从现在的角度来说，因为参加全国学生共同斗争运动受到伤害而沉默下去的青年们，还没有描写他们重新振作的文学作品，如果考虑到这一点，这部作品又立刻成为有现实意义的作品而为大家接受了。描写受到伤害者们所受的伤害以及为此而持沉默态度的作品应该由他们自己写，我知道一定会立刻受到这样反驳。尽管如此，但它仍然是作家们的课题，而且野上弥生子在昭和１０年左右就决心动笔写了。然而５０年之后的现在却没有任何一个人作这样的事，这不能不说日本文学的现状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

野上弥生子开始写《迷路》的时候，绝对必要的巨大勇气是怎样鼓起来的呢？我想，她对于许许多多的青年受到伤害之后而沉默下去，并且被迫走向法西斯战争，许多青年相继死于战争的现状，强忍着痛苦思考它、注视着它，她终于站在那些青年们母亲的立场上，从而激发起巨大勇气。我想说，母亲的力量，女性的力量，典型的表现之一在这里发挥了强大的作用。

《迷路》是表现男女青年这些出场人物一个个相继死去的小说。作者在"后记"中说，她曾经想把这部长篇小说改写一遍，甚至说："第一第二两个出场人物不死就好了，如果是现在，也许让许多的人获得新生。"但是我必须说，野上弥生子批判现实的心和时代是紧密相连的，所以她不能不从法西斯兴起直到彻底垮台，不得不一直看着那么多年轻人死去，而且还必须提到，她不得不满怀着痛恨的心情描写他们。

小说《迷路》最高潮是它的结尾部分，主人公菅营野省三在中国战场上想脱离日军投奔延安，于是处于中国游击队、日军双方迎击与追击的交叉火网之中。小说是这样描写菅野在此火网中奔跑的场面的。

"别朝我开枪！我是你们的朋友！"

从两侧打来的子弹，从后面打来的子弹撕裂空气在头上呼啸着交错飞来飞去。

田地上就像骤雨打在柏油马路上溅起的水沫一般，弹起一阵阵的白烟。来到了离村庄有２００米左右的地方。早晨的鲜灵灵的阳光映照着各家各户暖洋洋金黄色的草房顶，仿佛从那些草房顶之间钻出来的几棵秃枝无叶类似银杏一类的树，颓败的土墙前的农家大车，这一切，完全笼罩在飘浮着小羊一般的白云的蓝色而明净的天空之下，看起来和佛兰德派的风景画一样。省三清清楚楚地意识到它们的美，而且也意识到在这条命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仍然有如此感觉，连自己都感到奇怪。这是他最后的，准确地说就是感到左下腹部受到来自背后的什么东西狠狠地一击的瞬间之前的意识。

使省三血肉模糊昏死过去倒在田地上的，是今天的敌人，这敌人直到昨天还是他的伙伴。

从描写的背面使我意识到，身负重伤的菅野省三得到昨天的敌人今天成了伙伴的中国游击队的救助而去了延安，这当然是这个场面的发展吧。不过使我感到，只从文字的叙述来看就会意识到，转向以来，在沉默中活着，半是死人一般的菅野省三，能豁出一条命，下定决心走向新生的行动，是因为有一个已经死去的女性那不为人们眼睛所见的光辉陪伴着他的缘故。

这女性名垂水多津枝，是一位有势力的政治家的女儿，她对于因为转向而身价大降的菅野省三来说，现在已没有同他结婚的可能了，但是，他们仍然保持着亲如兄妹的关系。比他小几岁的多津枝并没有因为受过左翼影响而被株连，也就是没有受到伤害，但是菅野省三却被当作假转向者受到严厉批判。菅野曾经受到旧藩主后裔现在家主夫人的诱惑，多津枝以警觉的目光望着他说了几句制止的话。总之，和他的关系亲逾骨肉。没过多久，多津枝和目的在于搞政治联姻的财阀御曹司自由结婚了。但是这对她来说毫无矛盾，和御曹司的夫妇生活之外，对于他却有发自内心的亲和力。此后多津枝由于对于时局的看法出言不慎，受到特高警察①的责问，和丈夫一起逃往国外时途中遭逢坠机事故。她见到闻讯赶来的省三，将死之际她说了这样的话：

①专门对付左翼思想的高级特务警察--译注。

如果到了上海，我想从此以后一定要开创一个新世界，呶，开始和过去完全不同的生活。那是什么样的生活，虽然我不知道，可是不管什么样的都行。反正和从前不一样就行。我算装假装够了，真够了。实在是伤透了心，总那么没依没靠的。可是，要真想改变生活，让他们毫不费事地抓起来扔进监狱，也许是一条更近的道。尽管如此，我还是弄虚作假地去上海，飞机掉下来也罢，摔死也罢，都是当然的。只是我刚要重新生活的时候立刻就死，太伤心了。

为了追求新生刚刚迈出第一步就倒下去的这位女性形象，对于也是下定决心走向新生的菅野省三--也可以说对于作者和读者的感动力--来说，成了他内心的胚胎，而且发展壮大而把他本人也包括起来成为一体，因此也就理解他为什么冒着枪林弹雨狂奔了。还能够从《迷路》找出一组这样的男女，也是男的念念不忘死去的女性形象而走向新生，这一组男女和菅野与多津枝形成对照，可以这样说，作者为了使读者理解得深刻，预先作了周到的安排。

这位女性的成长和垂水多津枝完全相反，她是在一个孤岛上长大，无父无母，当了护士之后参加了运动，和房屋管理人更是运动活动家的木津正雄结了婚的阿节。木津也是一个转向者，紧接着就成了一个满洲无赖①。他写给妻子阿节的信上居然说："今天我和扼杀大杉和伊藤野枝的那个人握手了②。"阿节没有料到别后的丈夫竟然干出这种事来而十分绝望，她满怀着遗憾，为了保护秘密行动的重要人物果敢战斗，不幸以身殉职。在一场混战的现场，阿节甘于被特高警察踩在脚下而让重要人物逃出魔掌的场面，难道不是描写日本女性的最精采文章之一么？"……她被打得嘴唇出血，用权威者的口气对那位重要人物反复下命令：'给我走开！'"结果，阿节投身山谷而死。

①也称"满洲混混儿"，所谓浪人式的日本人去当时的我国东北，专干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白手捞钱的各类二流子式人物--译注。

②这里指的是同甘粕正彦握手。１９２３年９月，日本发生大地震，当时任宪兵大尉的甘粕正彦竟然乘大震灾之机，残杀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伊藤野枝等人。日本历史称之为"甘粕正彦事件"。后来甘粕成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宠儿，任伪满映画协会理事长，实际上却专干策划侵略中国的勾当。日本投降后自杀--译注。

菅野省三对暂时回国的木津谈阿节死的意义时说："如果让我坦率地说对那时的想象，我以为阿节根本没有在乎她放走的那人是谁。她之所以被打得浑身是血，被特高的马靴踩在脚下，并不是为了那个男的，而是为了你呀。她想即使自己被杀也得让你脱身。我相信，她即使身陷绝境遗憾万千地走向死亡的弥留之际，她脑子里的形象只有你。"

被征入伍而走向中国战场的省三，出乎想象在这里和木津重逢。省三的这位旧友向他表示重新回到当初的立场上，贯彻初衷，阿节如果活着，一定承认现在的自己，和自己重新结婚，并劝省三毫不迟疑地去延安。小说写道："……木津伸臂抓住省三的手，他那苏格兰狗一般细长而略黑的脸上，仿佛苏格兰狗保护它的主人时满怀绝对自信和爱情一般熠熠生辉。他说：'让我们彼此都按新章程重建自己！你就坚决地去吧'。"

任何人都会从小说中一系列的描写中理解到：木津正雄的新生是死去的阿节的力量导致的，菅野省三的新生则是死去的多津枝促成的。总而言之，菅野省三的"在这条命处于千钧一发的时刻仍然有此感觉，连自己都感到奇怪"，看佛兰德派的画一般美丽风景的眼睛，也可以说是和他同一化了，是从内心看外部世界的垂水多津枝的眼睛。野上弥生子的确是善于把女性式的原理一般的力量变成构造性地表现的小说，我对于这一点深表敬意。

我读到把埃札克·狄奈森的作品很好地翻译出来介绍给我国读者的女性的文章，她指出，野上弥生子和狄奈森是同年出生的，我感到亲切的是，有人和我一样注意到这件事。狄奈森除了有名的《非洲的日日》之外，还有把描写当地人们广为谈论的人物和插话的几个短篇重新结成集子《草上的影子》，我很喜欢读它的英译本，而且把下面的一节同野上弥生子联系起来思考过。（VintageBooks版）

巴克利·柯尔和我，用我们伙伴的话来说，把社会地位与品格高尚明确区分开来，把凡是我们知道的，不论是人还是动物，一概按此原理区分。我们把家畜定为有社会地位的，把野生动物定为品格高尚的。我以为，前者的存在和特权，由它们和共同社会之间的关系决定，后者却是和神直接接触之中定下来的。

对于野上弥生子这位挂着许许多多荣誉头衔的人，我认为与其把她定为respectability（有社会地位）的人，毋宁定为decency（品格高尚）的人。她把女性之所以为女性的巨大力量综合在一起，而且使人感到看得见摸得着那么具体，于是引起人们思考她，学习她，从而得到鼓励。她仿佛是显现神灵的一种灵物，走过了日本现代化的一百年，以至今日，而且仍在继续写她的大作《森林》，我们无不以有这样的野上弥生子而自豪，而感谢上苍。

我是通过布莱克①研究家的卡斯琳·雷茵，才思考女性之所以为女性的力量所具有的智慧与灵性，以及它的丰富程度与深度。在英国文坛上久负盛名美貌的女诗人雷茵，以她的自传而独具魅力。不过我倒觉得１９０８年出生，在剑桥以及其他等处受过教育的雷茵，１９４９年得到研究员职位之后，才从布莱克的研究中蒙受恩惠。大战结束，太平洋的北岸，野上弥生子重新开始了自由的创作活动，大西洋的彼岸，雷茵开始了对布莱克的认真研究。布莱克的诗的世界有一股勉励人们在萧条的时代结束之后走向"新时代"的力量。诺思罗普·弗莱的带挑战性的布莱克研究，也是战后开始动笔写起来的。

①布莱克（Blake，william，１７５７-１８２７），英国诗人、画家。浪漫派的先驱，具有朴素的感情、革命的社会批判、幻想的神秘主义。诗集有《无垢之歌》、《天堂与地狱的结婚》。为但丁的《神曲》所作的插图也颇有名--译注。

卡斯琳·雷茵的布莱克研究，在于发掘布莱克神话世界中和欧洲的秘教思想的传统有着渊源很粗很深的根。从事布莱克研究的当然不止她一个人，但是，雷茵把布莱克的作品和各种各样的笔记，以及在他的作品空白处写下许多话的著名文学家、哲学家的记述，从希腊的古典文献到１８、１９世纪的书全读了，而且把布莱克所受影响的脉络作了梳理。她把称之为预言诗的布莱克长诗中展现的神话世界并不和古典的教养、传统并加以结合的那恣意叙述，视为他个人的倾向，认为一直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艾略特更具有代表地位，本来他年轻时曾否定叶芝，后来以前面引用的充满敬意的语言赞扬叶芝的一生，所以晚年对布莱克的看法也许有所转变。……雷茵发现，布莱克因为翻译同时代的普拉尼斯特、托玛斯·梯拉的作品，所以读了柏拉图①和普鲁泰纳斯②的书，而且对瑟典伯格和雅可布·伯麦也很崇敬，从而找到布莱克创造神话世界基础的经纬，并且足以佐证。特别是对以后发现的布莱克的蛋黄调和颜料的画《时间与空间之海》的新精神象征主义的解释，不愧是雷茵之作，极具综合性的丰富与深广。本来，永远世界里的不死之生命，被加进本应死于柏拉图式洞穴的肉体之中，错误的理性降在极其专横的地上。这样的人类，靠耶稣的"原罪"怎么能得救？对于只是想有力的耶稣，人类一切都仿佛成了一个整体而被吸收在《最后的审判》。雷茵是把这样大道理的布莱克神话世界同欧洲的传统结合起来解释的。必须附带提到，我自己的短篇系列作《新人啊，醒悟吧》从雷茵对布莱克的理解直接受了很多影响。（"Blake andTradition"Bollingen Series）

①柏拉图（Platon，公元前４２７-３４７），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弟子。持灵肉二元论，认为灵魂不灭。著有《国家》、《法律》等等三十部之《对话录》--译注。

②蒲鲁泰纳斯（Plotin，公元２０４-２７０），出生于埃及的罗马哲学家，新柏拉图学派的鼻祖--译注。

卡斯琳·雷茵立足于对布莱克神话世界的洞察而强调的，是布莱克对于今天的意义。据我的理解，那无非是布莱克乃"新时代"的预言者。本来，"新时代"一词，本来在布莱克的预言诗《弥尔顿》的序文上业已出现过。我在自己的小说里以译文的形式引用了一节：

Rouse up，o，Young Men of the New Age！set your foreheads against theignorant

Hirelings！醒悟吧，啊，新时代的青年们！对于无知的雇佣兵们，你们要待之如兄弟！因为我们的兵营、法庭、乃至大学，都有雇佣兵。如有可能，他们才是永远压制智慧之战，使肉体之战长存的人们。

所谓Corporeal war、肉体之战，即新理性者式的布莱克的基本思想，也就是以必死者之精神保全肉体，以人之灵魂坠于现世之标准从事战斗。号召"新时代"的青年们脱离该标准而战胜Mental War。面对如此未来的布莱克是如何构想他的"新时代"的？

雷茵曾经把围绕这一课题，并且经过诸多考察的论文编在一起成集，题为《布莱克与"新时代"》，不妨从这集子中引用几句。"十九世纪告终和我们这个世纪的前半部，并非未来的物质主义者的世界秩序某一最终胜利的时代[奇+书+网]，而是可以看作构筑这个世界基础的假说将要开始被推翻的时代。"这种假说的转换，才显现出"新时代"，雷茵就是这样让布莱克承担起现代意义的。（George Allen＆Unwin）

上面的句子是从序文中引用的，序文把布莱克的先行者哲学家伯克利①的"新时代"观和布莱克的"新时代"观作了对比论述，在总结性的论文结尾部分，雷茵是这么写的：

布莱克不仅认为物质主义哲学是错的（和伯克利所想的一样），而且认为它是西欧文明的，以及特别是英国的最大不幸和精神疾病的根源。但是他在他的预言诗里--瑟丁伯格的或者叶芝的预言诗也莫不如此--难道就没有根据从伯克利到布莱克共有的传统教导"惟独精神的东西才是现实的"这一观点显示"新时代"么？虽然存在物质主义露骨的称霸，但是在这个世纪里，"心的事实"的支持者们不仅希求新的"水瓶座②的时代"启示录式的民众运动，而且使人感到，更加意味深长的思想大多成为主题。"

①伯克利（GeorgeBerkeley，１６８５-１７５３），英国哲学家，爱尔兰出身的圣职者。他认为"存在即感知"，外界的秩序和规律性的原因只能依赖于神。倡导主观的观念论，主要著作为《人的知识的原理》--译注。

②水瓶座，也称水雍座，乃黄道上的第十二星座，在鹫座以东。古代罗马规定，太阳通过此星座时（二月下旬）相当于雨季--译注。

这就是说，所谓，"新时代"，也就是构想为从物质主义的世界观的错误解放人的时代，雷茵的想法就是如此。布莱克事实上在预言诗里反复发出希望朝这个方向前进的呼声。雷茵对于同布莱克这一根本思想相结合的今天的嬉皮士"水瓶座时代"运动，投以善意的目光。如果把物质主义世界观的错误可以重新比作雷茵的现代问题意识，那就会导致科学至上主义的错误。培根①、洛克②、牛顿对于布莱克来说，是他想象力世界的最大敌对者，代表了科学哲学。布莱克的幻想、灵感，从根本来说，除了打倒科学哲学之外不能解放。对于布莱克这种态度，扎根于欧洲密教传统并且继承下去，同时对于现代科学至上主义的世界观表现的进退维谷坚持批判的眼光，仿佛是２０世纪末的布莱克代行者，这就是雷茵的真面目。

①培根（RogerBacon，１２１４--１２９４），英国哲学家、自然科学家。他主张，学问的目的在于扩大人对自然的支配权。因而打开了尊重实验观察的哲学、自然科学的途径。他还发明了放大镜。主要著作有《大著作》--译注。

②洛克（JohoLocke，１６３２--１７０４），英国政治思想家、哲学家。王政复古时期亡命荷兰，光荣革命后回国，任要职。主要著作有：《人的悟性论》、《市民政府二论》等等。他虽然继承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同时也提倡人民对于侵犯人民生命、自由、财产的政府有抵抗权、革命权。并鼓吹立宪制与三权分立。哲学方面，主张高级观念也是根据经验创造悟性，打下了近代认识论的基础--译注。

我们今天确实生活在以科学为基础的世界秩序之中。同时也感到这个世界某些根本部分即将崩溃。雷茵的主张是：想到这些，对于布莱克彻底的激进思想，我们必须无保留地正面接受下来，这样的时代正是现在。雷茵把这个主张通过重新提示布莱克从古代承袭而来的全部东西，以响应现代的"水瓶座的时代"的青年们的希求。总之，是用长射程的媒介者的方法来进行的。我想重新听一听雷茵的声音。

前不久，电视播出特辑节目：松本清张①谈空海②与密教的关系，如果把其中所谈从新闻专栏的录音引用于此，就是如下所述："物质文明已经快要进入死胡同了。不论什么，动不动就是科学、化学，或者各种各样的数字、尖端技术，我们现在被这些技术随心所欲地耍得晕头转向。更有甚者，被核这种尖端技术威胁着。／想从这种恐惧、这种压迫之下解放出来，我以为除了依靠东方古来以瞑想、思索为主的东方思想之外别无他法。最近兴起的密教热，是不是也可以说是这种世界形势的一种反映？"

①松本清张（１９０９-），日本小说家，高小毕业后到印刷厂当徒工。勤苦自学，后入朝日新闻社。战后因《某"小仓日记"传》获芥川龙之介文学奖而一举成名。１９５５年以后专写推理小说。代表作有《砂器》、《日本的黑雾》等等。一生创作长短篇作品达百余部--译注。

②空海（７７４-８３５），平安时代（７９４-１１９２）初期的僧人，日本佛教真言宗的开山祖。８０４年到中国长安求学，８０６年回国，８１６年创建金刚峰寺。他长于诗文，有三笔之一美称。著有《三教指归》、《性灵集》、《文镜秘府论》、《文笔眼心抄》、《辨显密二教论》、《篆隶万象名义》、《十住心论》等等。谥号弘法大师--译注。

叙述野上弥生子的写作生涯的过程中，我曾提到通俗性的问题。她描写了足以表现同时代多种多样类型的人，从每一阶层的所有侧面作综合的提炼，反映了作者立足于一个文化人多年经验的同时表现出作者思想，与时间同步地跟踪着现代社会写下去。这和以封闭于小小书斋的个人思考与感受性的写法比较起来，自然把势所难免的通俗性不够的危险也接受下来。野上弥生子把通俗性作为方向性的巨大工作仍在继续推动下去，但是我要说，这倒是使通俗性止于最小限度上了。

本来，我是怀着满腔自我反省的气概说这番话的，像我们后进的，所谓纯文学的作家们，除了战后文学家们的工作之外，没有能够以上述方法描写现代社会的总体。在这种趋势之中，松本清张的大量工作成果，毫无所惧地把通俗性扩展到极大程度，刻划了多阶层的人物类型，以之再现活生生地现代社会。而且，他以叙述"现代史"的方法处理的社会，因为是指向朝着科学万能的消费生活的繁荣迅猛前进的结构，所以把松本清张看作对科学主义给予具体批判的人物，是十分妥当的。

考虑到这些，我觉得前述他的谈话是和他的文学有一致性的。现在人类正面临着以核武器为顶点的科学技术的威胁，这种指责，本来我是有同感的。但是，把空海和密教拉在一起大谈特谈，就很有必要嘛。松本把科学主义的世界观仅仅和东方古来以瞑想、思索为主的东方思想放在对立的位置，对于这一点，我以为把科学主义的世界观同西欧传统的秘教思想也联系起来并使之普遍化，可能更有效。

联系这些并观察实际，鉴于"密教热"已经掌握了我国年轻的一代--这只要看一看国营铁路公司广告上一位无惧通俗性的、具有代表性的作家所写的联句广告词就可以看出，受到广泛而坚决支持的这位作家锐敏的信息，把现在的年轻人之间正在兴起和即将兴起的势头全都收拢过去--的情况，我对于关心密教的年轻一代想说几句话。

由埃利亚德完成的比较宗教学，不言而喻，只是一种蹩脚的综合，布莱克理解了希腊以来的密教思想的时候，雷茵屡屡谈到印度古代以来的思想。也就是说，通过中国流传到日本的密教思想，雷茵也是从巨大综合的视点而考虑传统的。而且她还一再强调，布莱克站在秘教的传统立场上向他同时代的、以科学为骨干的世界秩序之构想挑战过。这实际上也是布莱克号召青年们加入和他相同的战斗行列。在布莱克的一生中，并不是逃进密教的帷幕的脚下把自己紧紧地缠裹起来。而是发出了实际完全与此相反的号召。布莱克的态度倒是应该复苏于现代并且很好地继承发展，因为，科学主义的世界秩序的危机，已经到了它的终点。以上所说就是雷茵切实的提示。

这几年，文学以及与它相邻诸科学中，宇宙论的思考方法、感知方法确实占有很大位置。但是同时也表现出，因为是按宇宙论思考，也就回避考虑世界、考虑现实社会，必须说明，这是得了理性的市民权的缘故。认真地理解现实的状况，而且以自己的责任改造该状况，并为此而努力，并号召大家共同努力，这样的态度和时尚流行的理性是无缘的而予以排斥。并且曾经逃避于宇宙论式的瞑想之中。如果不认为这是从现实生活中逃避出去的行为，那么，我以为年轻一代的"密教热"是合乎实际的，而且颇具魅力，我怀疑前不久反反复复的实际上是蒙昧主义的假神秘思想倾向，可能只不过是情绪上的倾斜而已。

目前核状况愈来愈加恶化，特别是以外层空间的宇宙作为核对峙的场地，并且像"预警发射系统"那样，把决定人类命运的关键交给电子计算机的作法，肯定只有增加危机，同这种现实抗衡，我们人类如果想好好生活下去，首先必须认真地集思广益商议如何对待带来如此现状、世界秩序基础的科学主义的态度。这只有靠和蒙昧主义相反的精神，才能做得到。布莱克的走向"新时代"的根本假说的转换，确如雷茵所说，是我们现在的关系生死的问题。我想对日本新一代蕴藏着传统中深厚而丰富的人类真知的灵魂，重新以布莱克的号召为媒介而发出号召。（"醒悟吧，啊，新时代的青年们"）

五、作为资产的悲哀

今年５月，近亲遭逢不幸，给未亡人写吊唁信的时候，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已经将近１０年之前的事了，对我自己有深厚影响的人逝世，我终日心境怆然地打发着每天每日，这时，岳母寄来劝我节哀的信。信上说，即使遭受了巨大的伤痛，但随着时间慢慢推移，它能告诉自己有用的生存的智慧。我想起曾经受过这话的勉励，就想用同样的话勉励对方，但是，就自己来说，巨大的悲痛是不是真的能够随着时间的消逝化解得一干二净呢，我茫然地俯视着眼下的白纸思考这件事。明确地意识化--这也是在扪心自问的过程中，仿佛手指碰到石头或别的什么东西那样得到确实验证一般--的结果，是在巨大的悲痛之后有两种趋势。其一是确实因为时光流逝而减轻悲哀，其二是有解消之后的悲痛，这悲痛和怀念一起成为记忆。对于这怀念，想把话扯远说一说，因为这是今年春末的经历。

长子要从养护学校毕业了，初中和高中的毕业典礼同时举行，我同妻子前往参加。校长对于每个毕业生都给一张彩色纸，那上面写的是学生的身体障碍所显示的情况和特性，据观察的结果给该学生规定的努力方向等等临别赠言。有的学生离开行列，步上短短的台阶，在校长面前站好行个礼，就是这么简短的动作，行动起来却是十分不易的。这时，我们看到那孩子终于完成了那些动作，于是禁不住为他高兴，那高兴似乎是大家共有的一般。有的孩子好像是多动症，不停地手舞足蹈。因为必须顺其自然，所以典礼用的时间长了一些，但仍然按原定计划进行，典礼顺利结束。平常周末放学回家时，儿子总是花好长时间和老师道别，可是今天却对老师脆脆快快地行个礼然后转身就走，这倒使我颇感意外。可是上了公共汽车一问他，他却心平气和地说，今天是毕业典礼，这一天谁都要跟老师道别，如果自己不顾别人和老师没完没了地道别，那就不好了。

但是，举行毕业典礼之前，我却看到一个小个子少年跟伙伴进行了什么小小的比赛，他却伤感地放声大哭，仿佛身负着全世界的悲哀，心都被深深地刺痛了。假如我的儿子也这样和那孩子一起纵声大哭，我自己也可能被那巨大的悲哀所打动。我一边这样想一边注视着那小个子少年。可是他本人悲痛万分地大哭特哭了一通之后，一会儿脸上却浮现比谁都心情舒畅的微笑，和他的伙伴玩得特别开心。于是纵情嬉戏，毫无顾忌。没过多久折腾得过了火，又抽抽噎噎地哭起来了。

总之，对于面带舒心明朗的微笑而转眼之间又悲不自胜的这个少年，如果他能给我留下记忆，我想那一定是很值得怀恋的记忆。和这个印象相差无几，它使我想起自己内心深处业已缓解和愈合的几宗悲痛之事。

这就是自以为已经想开了的事其实却没有想开，以为消逝了却残痕犹在的巨大悲痛，可以这样说，到了中年已过的自己这把年龄，到死为止也不得不生死相随的铭刻肺腑般的悲痛。然而且随之而来的是自己想到，既然如此，这些悲痛已经成了自己生涯中的资产。我在信尾说，当作资产的新的巨大悲痛，同时也鼓起积极的与此共生的勇气。

本来，作为资产的悲痛这样的话，为了不使它仅仅表达感伤，那就有必要给它下个定义。也就是作为资产的悲痛的定义。它是过去的难以补偿的事--（当然）是不能忘却、也不该忘却的事--的根源，是自己作为一个以现在的人应有的资质而活着的悲痛。是自己对人的看法，对世界的看法往往以复眼对待的悲哀。如果客观地来看待自己，那就会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纯粹的人，给其一定的广度和深度，两眼生翳，产生了类似资产的悲哀。

把它一般化地显示，是困难的，在个体的心里有此自觉，或者在同是个体的亲密朋友之间看起来仿佛瞬间的闪光，或者像看好长时间慢慢地渗出来的东西一般的这种资产的悲哀。把它通过文学作品加以客体化，以共通的语言重新处理，反倒令人觉得亲切。

今年５月见面的作家们之中，我已经读了卡特·鲍奈伽特和威廉·斯泰龙的小说，在会议内外和他们交谈数次的过程中，我想到，这两个性格根本不同的人，作为人的资质，我看得出他们各自独特的资产的悲哀我全都具备。我终于理解，他们为了把它表现在小说里--还不能说这是唯一表现的目的--而锻炼了自己的文学方法和形象创造，才是他们的生命。

关于卡特·鲍奈伽特反复描写、叙说的这个世界的悲哀的观照，已经写过几次。也曾写过对威廉·斯泰龙的《索菲的选择》印象深刻的文章。现在想再次引用的，是小说里的自画像的形式写的青年时代的斯泰龙现在把他写成的《躺在漆黑之中》的一节引用于此，同时也等于重读一遍。"我生了两个孩子，当了２３年的母亲。今天我醒悟到，我早已不是母亲，也是我知道再也不当母亲的头一天。／我说了可笑的话。／她开始读报纸了。又投下原子弹，和日本休战在即。"斯泰龙失去了处女作上所表现的女儿，悲伤的母亲为丧女而痛彻肺腑的日子，她读的报纸上标题是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如此选择，一定是有意识的。

斯泰龙在《索菲的选择》将近结尾时是这样写的："记不得什么时候我理解了奥斯威辛。这是大胆的话，然而也天真得愚昧无知。无论谁，决不可能理解奥斯威辛。如果写得更准确，我以为可能是这样："迟早我要写索菲的死与生，写出来的东西肯定有助于明确宣示，绝对地恶没有从这个世界上断种绝根。

奥斯威辛本身作为一个无法说明的东西留在世界上。曾经有过的关于奥斯威辛最深刻的解说，根本不是解说而是回答。问：'告诉我，在奥斯威辛，神曾经在哪里？'／于是回答说：'人曾经在哪里？'"

从斯泰龙这位母亲为长女之丧而哀叹中看到长崎遭受原子弹灾难的消息，直到她对奥斯威辛难以理解的认识，说明一位不幸的女性内心世界生与死的难忘的记忆，如果把它称之为作为资产的悲哀，那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斯泰龙去年出版的评论集《沉静的尘埃》上，也有表现她心情悲伤的文章："唱给F·斯柯特·菲茨杰拉尔德的悲歌"，菲茨杰拉尔德是斯泰龙在蔚蓝海岸①结识的旧友，因为这位老友家里两个孩子相继去世斯泰龙写信表示哀悼。菲茨杰拉尔德不仅复了信，而且表明了她对于斯泰龙的悲哀，也就是明确了把悲哀作为资产而活下去的定义（RandomHouse版）。斯泰龙的信上说：

①蔚蓝海岸（Rivierd），为意大利和法国交界的地中海海岸，一向以旅游疗养胜地而闻名--译注。

最亲爱的杰拉尔德和萨拉／今天收到电报。整个下午沉浸在对你们的怀念之中，沉浸在回忆我们共有的那幸福的每一天，实在令人伤感不已。把你们联结于生命的另一个环坏了，而且，如此残酷无情的两个打击之中，哪一个恶意更能逞凶都很难说。这七年之久的战斗之后，可以看出你们在其中彷徨着，沉默着。现在如果想写给你们一些相应的什么，那就是写给战争夺去了四个孩子的母亲那些话，就和林肯的信上说的一样。你们应得到的同情，已从你们彼此那里得到了，你们不会永远永远地得到安慰。／可是，尽管这样，你们一定看到更多的家庭在赫诺利亚周围成长起来，带着日暮途穷的和平，走向死亡的航海中，一定找到暂时停靠的港湾。对于类似这样的事，命运再也不会向你们射出比这还要严重地打击而有伤于你们的箭了，本来就没备下射向你们的箭的箭筒。记不清谁说过，不论多么深的悲痛，随着时间流逝，会变成一种喜悦，这是让人多么吃惊的话。黄金之盃虽然已经坏了，但它毕竟是黄金做的。不论谁，都不能从你们那里夺走这些孩子。斯柯特。

把由于遭逢不幸而被强加的痛心的悲哀变成作为资产的悲哀。把这作为资产的悲哀在自己的内心里使之活性化，我以为这是属于人的行为，也是惟独人才有的行为。以此为媒介，活性化了的作为资产的悲哀，时光流逝之后可能成为一种喜悦。

即使还达不到称之为喜悦的程度，我们往往唤起某一可悲的回忆，不是也可以玩味称之为灵魂净化的安慰么？我想，这和文学的作用是有联系的，文学至少要弄明白为什么要写。叙说失去孩子的悲痛的过程中，发现被净化的喜悦的母亲，超越实感，觉得是在写回忆亡友的文章，于是自己首先得到慰藉和解脱，从而达到结晶作用的水平，于是再进一步把个体悲哀的经验，表达出丰富而极具鼓舞的感动，达到普遍适于完成文学作品的水平，展示出自然相联的意义。按照从个体的不幸而经过悲哀的感情净化的救助这个方面理解，这是可能的。

如果思考一下并非个体而是二十世纪人类这样巨大的规模的已成资产的悲哀，那就会更加明瞭文学的作用了。卡特·鲍奈伽特当过俘虏，他经历过德累斯顿的地毯式轰炸，他以他寻求到的方法把这段经历写成小说。这是不合理的然而却是世人制造肯定给世人以痛苦的事直接带来的悲哀。在记忆里把它不断地加以改造的过程中，这悲哀就提高而成为世人的资产，终于表现为文学，使人甚至感到因它而获得救助。鲍奈伽特描写了德累斯顿遭受地毯式轰炸，例如《屠宰场五号》所记录的，为一桩鸡毛蒜皮的小偷小摸而处死一名士兵，这样不合理的事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对于那个士兵个人来说，死非其罪当然是无法补偿的。但是对于德累斯顿地毯式轰炸这个２０世纪人类悲剧的愚蠢行为，由于鲍奈伽特的介绍而使我们无不予以注视，而且，对该悲剧中幸存下来的人无比信赖，也是通过鲍奈伽特才确认的，我相信，这才是文学的今天的作用。

描写奥斯威辛空前的惨剧以及为它带来的后遗症长久困扰、痛苦到最后终于一死的女性，斯泰龙创作的文学可以说也具有和上述相同的作用。确如斯泰龙所写，即使通过她的作品，人也无法理解奥斯威辛。总而言之，理性上不能超越它，然而读完《索菲的选择》之后，我们的感受是，确实依然深深信赖属于人的行为，这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我和斯泰龙谈了相当长时间的话--如果把我这个想法向作家说出来，就可能像山村的孩子怕见生人似地妨碍她说话，所以只是一直默默地听着--全是２０世纪人类受非情悖理的苦，以及经过这种痛苦之后的更生这一主题，了解到自己和眼前的这位美国作家都是朝着相同的方向努力的，所以，我认为文学即使现在不也是人与人之间最重要的桥梁么？《索菲的选择》是在叙述者即作家被巨大的悲痛摧垮而睡在海边，作了个被活埋的令他痛苦的梦，醒来时看到沙滩上嬉戏的孩子们往他身上堆沙子，此刻夜已过去，故事就在这里结束的。叙述者说："我自己祝福我的更生，与此同时，孩子们好像用沙子保护我，把我埋上，我紧紧裹在外套之下，像木乃伊那样直挺挺地躺着，随他们摆布。就在这时，我把以下的话写在心上：'在凉沙之下，我梦见自己死去／但是我醒来看到黎明／看到灿烂的晨星，在光辉之中，'／不是审判的日子--是个无异于往常的早晨。早晨，一个美丽的、真正的早晨。"总之，斯泰龙描写回到日常生活中更生的小说就这样结束了。

２０世纪残酷的历史给人类带来的悲痛，通过文学的表现过程，同时也是对于具有人类规模的普遍性的更生给以鼓舞的过程。它使我重新思考的是，为出席国际笔会而来东京的作家中，有一位曾提问：关于广岛的文学为什么是必要的？--我在那里，在那里我饱尝了这种悲惨，仅仅凭这两句话本来就能给他以强力的冲击！--但是对如此提问我却得到启发。前面我已经写过，我受日本笔会的出版委员会委托，选出了土生土长于广岛、长崎的受难者写出的经历，以及外地人追记自己的经历等等短篇，编辑成集，题名为《面对一无所知的未来》，并且协助出版了英语版的《AtomicafCtermath》。这英语版对外国人参加者一律发给一册，所以我有责任直接回答这个提问。

方才提问的问题，他如果读一下业已发给他的英译本原子弹小说集，他本来自己就能解答的。那时我在奥斯威辛。这句证词任何时候都会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再加上斯泰龙的小说里，正如她写下来的这句话一样，使怀有巨大悲痛的人，有朝着更生的方向前进的鼓舞力量。奥斯威辛以后，作家费了３０年的努力，

从那时我在奥斯威辛，从她曾经在奥斯威辛这个地点，直到看见跳过悲剧求得更生的方向之处，我以为可以说她是怎样不停地修筑这条路的啊。在这个不停的过程之中，作为资产的悲哀发挥了作用。

说起日本人之中根据遭受原子弹轰炸的经历而写的作品，首推前面提过的林京子写的《空罐》。它描写的是３０年前，女中学生们遭遇大灾大难而幸免于死的同班生们聚会于长崎，在行将停办的母校畅谈往事，并叙述此举之动机的短篇。年轻的姑娘们所经历的，是没有任何意义、完全不合情理的--借用井伏鳟二在《杜若》里说的话，那就是荒唐诱顶--极其残酷的事。

如果把它用数字和主要用记述文章表现，就是以下这样的："毕业以来，我是第一次看到礼堂。站在门口时我呆立不动，当时我想到的是，在这礼堂里既没有举行过音乐会，也没有举行过毕业典礼，而是战争结束的当年１０月举行的追悼死于原子弹的学生和老师们的追悼会。我献上无言的祈祷，是给那一天死难的朋友们的亡灵。大木她们也是这么想的吧。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原和大木被动员到浦上兵工厂作工，工厂被炸而负重伤，她俩被抬来放在礼堂的地板上。原和大木后来伤愈活了下来，但是几十位女生在老师和同学们眼前死在地板上了。学生一千三四百人之中，光死者就将近３００人，这是从８月９日到１０月开追悼会的数字。被动员到浦上军需工厂而当时就被炸死的人，在自己家里死去的人，各种各样都有。用日本纸和毛笔写的学生们的姓名，在礼堂的粉皮墙上从头到尾分四、五段贴才能容得下。"

那么，如此巨大不合情理的事，是怎样通过人的感情而被记忆的？如果联系前面的那些话，那残酷的事如何提高到人们作为资产的悲哀就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每个班由任课教师念学生们的名字。任课教师被炸死的班，由同学期的教师代替念该班学生的名字。念到每个人的名字时，活着的学生们之间总要发出一阵惊讶声。过了一阵，惊讶之声没了，我们丧魂失魄一样垂头丧气地坐在长靠椅上。三面墙壁前面坐着死难的学生们的父母。追悼会开始之前，那些父母们就眼泪汪汪。流泪变成鸣咽，学生们向坐在中央的父母们走来。原自言自语地说：太让人伤感了，她这句话在每个人心里唤起往日的记忆，如实地表达了大家的心境。

从礼堂去了教室，她们边说着话边到各个教室，同年级生们不约而同地想起了一个少女。"大木问大家：'还记得她么？就是总带个空罐的绢子。'野田问：那空罐是怎么回事。大木说：'那空罐里装着她父亲和母亲的骨灰，每天都带来。'啊，我不由得叫了一声。原来那姑娘就叫绢子。她是我的同班同学啦。我还记得，她把双亲的骨灰放在手提式书包里来上学。她把骨灰放在没有盖子的空罐里。怕骨灰撒出来，罐口盖上报纸，用红绳系好。她一落座就从手提式书包里拿出课本，然后双手捧出罐子，把它放在课桌的右边。一下课她就把罐子捧进书包，然后回家。起初，我们谁也不知道罐子里装的是什么。她也不想告诉别人。遭轰炸之后，我们说话不直率的事多起来了，因此，尽管挂念这回事，但谁也没问。她捧那罐子时手指的动作十分优美，就更不想问个究竟了。"有一天上课时受到教师责问，这时她才说，父母被烧死，从废墟拾到的双亲遗骨，还没有办埋葬手续，所以只好提来提去。娟子早已成大人了，然而依然独身，现在当小学教师。她身上还有挨炸时嵌进去的玻璃片，最近开始感觉疼痛。在朋友的记忆中，这位提着双亲骨灰罐的绢子，她本人内心还有另一个那一天的近乎荒唐的记忆。

"并没有看清遗体，爆炸的闪光冲击了头部，整个人都熔化于光中而什么都看不见了，就在这眨眼之间看见了T老师，当时他对绢子张着大嘴在喊。喊的什么当然无法听清。也许仅仅是喊叫，但是绢子却一直在想，无论如何也要弄明白T教师最后喊的究竟是什么。"

小说的结尾是这样的："据说，绢子明天入院。绢子脊背上长达３０年的玻璃片，这回总要拿出几个来吧。无影灯光中拿出来的包着白脂肪滑溜溜的玻璃片，放着什么光彩呢。"

包着白脂肪滑溜溜的玻璃片，这在作品中已有伏线的叙述，从而成为读者共有的知识。"'人的身体可真出好东西啊！'大木这样说。因为据说四、五年前就从大木的背部取出一块玻璃。医生割开皮肉取了出来，原来是白棉花一般的脂肪包得结结实实的一个疙瘩。四、五毫米的小玻璃片成了脂肪的核，圆圆的，包得像颗珍珠一般。

人的脂肪把进入人体的玻璃片包起来，经过人的肉体劳动，如果说这就是更生的暗喻，可能有些唐突。但是，人的肉体组织从这类近乎残酷之处更新生长，向着生命所指的方向，发展下去，如此想法，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归根结底这就是走向更生的思想。长崎挨原子弹轰炸之后，立刻把双亲的遗骨收进罐里，自己身上一直带着玻璃碎片的那姑娘的面容，同３０年后才动手术，想继续工作下去的女教师相联。而且清清楚楚地提示了这３０年过程之中，非哀的资产的厚而且重的存在感，我以为这才是文学的力量。

而且不仅如此。自己就在那个地方，所以才饱尝了那里的悲惨，凭这两句话就足以给对方强烈的冲击，因为这是人的呼声。林京子的短篇，不言而喻，是长崎原子弹惨祸的明确证言，同时也是今天核状况之下，我们是否能活着走向未来而发出的表明这一希望的声明。它是至关重要的声明。由单个传达于全人类，渴望更生的这一声明之中，我们能听到全人类正在走向毁灭，以及不愿开倒车的甚嚣尘上的不协和音。

今年５月，和几位有代表性的法国文化人谈过一次话。其中有哲学家杰克·德利达·埃特格尔·莫兰，作家有参加过国际笔会的阿兰·罗布·格里叶。和美国作家们谈的一样，我如果是发表对方所写的文章的人，和他们直接的对话是：我不把他们的文章引用于我的文章之中。因为我想到，他们各有独自的文体，如果引用得不够恰当，就不能很好地表现他们的思想，甚至妨碍了那些文章的真正原意。但是，因为和他们直接谈话，在这个光源的映照之下发现新的侧面，再回到他们的著作上来予以重新审视，这倒是常有的事。从这个角度重新介绍他们的工作也往往有之。这首先是我必须重新阅读他们的原作的良好契机，也是难得的机会。和德利达他们起居与共地谈了３天的话，是在举行日法文化最高级会议时进行的。和国际笔会一样，因为已出版正式记录，所以详细情况就请参照它了。这里我之所以想把和前面所谈的有关课题概略地谈一谈，是因为对于现在的密特朗社会党政权给予支持或持好感的法国文化人们，对核状况的认识和对保有核武器的态度的某种一贯性。

我正如前面所述，在会议上自己的发言中，联系日本效法西欧力求现代化的历史，把广岛、长崎的经验作为主题之一。与此相对应，法国与会者们各自作了以目前核武器情况为主的发言，因为从现在欧洲的核状况的紧迫性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但是我仍然表示感谢。特别是站在个人立场以核状况为中心的发言，会议主席团为了进行非公开性总结的讨论，从东京去箱根的路上，在大型汽车--座位能够转动，而且车里通道也宽敞，谈话非常方便的汽车--里也展开了亲切而深入的讨论。

德利达其人和他的著作特别是被介绍到我国的情况，给人造成的印象完全相反，会议上答复听众的质疑时，他以周到的教育家的姿态，俯就对方的语言和论理的水平，然后又提到比自他两方都高的论点--比如就语言来说，把"脱离构筑"一词提高到能够活用的地步--加以阐述，我对于此人的印象是极好的。他以沉郁的表情和我谈了他读了我给《Atomicaftermath》写的序文之后，参加在康奈尔大学召开的"对核的批判"座谈会的大致情况。我认为，一方是以最近美国电视片《事情发生的第二天》引发的、群众大规模的核讨论，十分热烈；一方是敏锐的学院派头头脑脑们，以他们的方法来思考核问题上，同样搞了活性化。我的印象是，如果把开头第一章所引用的中野重治的话再一次写在这里，那就是对于德利达自身来说，包括法国保有核武器在内的核课题也是"此项待续"，也就是还有不少。

至于埃特格尔·莫兰，我从他的《加里福尼亚日记》上读到他和制造出小儿麻痹疫苗，把世界儿童从恐惧与痛苦中解救出来的索克博士的对话，特别是索克想起中国人的危机一词是把危险与机会两项包括在一起的语言，从这里开始，主要是莫兰为主的长篇谈话。

莫兰说明的是，构成法国政府拥有核武器的背景是一般法国人对苏联的看法。假如法国国土遭到苏俄坦克的蹂躏--他说，日本是周围环海的国家，与法国人民的看法是根本不同的。我叙说了电影脚本美苏之间开始了核战争，这时候在成为国境的海域上的日本参加了战争--时，法国进行报复，用它拥有的核弹可以毁灭苏俄两三个城市。但如果升级为全面核战争，用核武器是不可能毁灭苏联势力范围内的所有城市，所以，全体民众对核武器的信赖是幻想，但是，尽管如此，人是靠幻想活着的。莫兰说这些话时怀着深沉的忧郁和面带苦笑。

国际笔会上，阿兰·罗布·格利叶说，现代是核状况下时代的同时，也是超级市场和可口可乐的时代，对于他的这种发言，报刊屡有报道。他在一次座谈会上问日本的法国文学家，为什么只谈原子弹给广岛、长崎造成的悲惨而不说东京大空袭造成的悲惨，得到的答复是很有同感。如果罗布·格利叶向我提出与此相同的问题，我想用下面的话回答他。现在我和他在电视上的谈话，可以略见端倪。

说日本人只谈广岛、长崎被炸，忘了东京大空袭，这不符合事实。有不少人发动把东京大空袭具体地记录下来的运动。而且他们都是把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灾害和东京大空袭联系起来并给予足够注意的人，对于核时代的今天和明天一直明确地表示意志的人。他们认为，核状况是指从异常庞大的常规武器发展出生物化学武器、人造卫星、集工艺技术文明之大成而达到顶点的核武器为主，反对它，而发出号召，要把从广岛、长崎到东京大空袭，以及各地方城市的空袭惨祸的历史，特别是联系个人的悲惨经历，把如此等等作为一个整体来掌握。

六、大可破坏的最后的东西

加里福尼亚大学巴克莱分校的朋友访问日本时，除了新出版的书之外，还给我带来一根带有硕大嫩叶的欧洲栎的小枝，如果用交换树木的朋友回顾往昔的话说，那叫EnglishOak。巴克莱校园有许许多多高矮不一的植物，其中有远近闻名的躯干高大的巨树桉树，有特别显眼的橡树。但是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女教师宿舍进门处一年到头总是盛开的常春花，以及对着宿舍房间的中庭里的巨大欧洲栎树。上午倒是名副其实的加里福尼亚晚秋的晴天，但是一到黎明时就刮大风，那风好像往下砸的一般，这只此一棵的欧洲栎树，那叶子互相敲打的响声简直仿佛一片森林。

我来的时候还一片嫩绿的欧洲栎，几天之内就使书斋香气四溢，令人倍感亲切，现在那明亮的嫩绿已褪，但仍旧不时飘来上等香茗一般的茶香。

梅雨期之前的几天，我去日本东北地带旅行，眺望了我以为树木最美时期的树林，因为此时的树叶发育到极佳状态，但是此行主要是想看看青森县的丝柏，也就是青森的罗汉松林。因为同去的不只我一个人，不能进原生林，不过在火车、飞机的移动中心不旁鹜的领略了罗汉松林的美景。

这几年每当我眺望美丽的大森林时，刹那之间总被某种强迫观念俘虏。我在《新人啊，醒悟吧》里，坦诚地写了自己希望长久地欣赏德国那雄伟辽阔的大森林，以及仿佛被它迷住般的思绪。"从'黑森林'边缘的黑森林山的斜坡俯瞰莱茵河，在古老的大学街弗赖堡根本没有冬季寒意的阳光中，去郊外滑雪客人饭店用午饭，眺望着已经落叶的山毛榉、橡树、枞树大片树林，我眼前出现了这些森林被核弹炸成一片火海的幻觉。"

如果说出现这种幻觉是病态的，那么，这也许是无可奈何的吧。不过，美苏之间一旦发生核战争，可以想象到，我国的航空自卫队、海上自卫队可能参与美国核战略一部分的封锁三大海峡的直接行动。苏联为了打破津轻海峡的封锁，发射核导弹难道不是后果残酷却是极其自然的结果么？如果想到，１５０年、２００年树龄的罗汉松林被大火吞没，也并不是乖离现实的胡思乱想吧。

想的首先不是人口众多而且集中的城市，而是最具实感的森林，如此性癖，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年龄的增长，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对四国①的森林山溪有着强烈怀念的缘故。

①四国岛，即古代的阿波、濽岐、伊予、土佐四个古国的总称，现在的德岛、香川、爱媛、高知四县--译注。

但是，自己这种想法，最近曾经几次受到来自意料之外方面的提醒。说什么，核武器破坏城市，暗示这只是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但自己常想森林着火，这无意识的深处使人感到树比人更重要，虽然不是什么严重问题，但使人为此感到不安云云。对于这一点，我本来是有意识地克服--然而一直是这么生活过来的--却一直没有战胜它，这也悄悄地反映了人一般倾向于悲观主义的内情。

我得以反省这种思想是因为有了契机。这几年来，对于彻底废除核武器的世界范围的市民运动，以及与此相呼应的日本人的市民运动，有各种各样的评论。而且有的现在正在进行之中。特别是文学工作者们，对于签名的声明和集会--最近的表现是指向以"核状况下的文学"为主题的国际笔会--给予集中批评。批评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对于这一点和那个细节的处理还是改改吧，在这个基础上希望大家协调一致才好。总之，不是建设性的批评，而是类似嘲骂。

其中有的作家和评论家的发言，有特别引我注目的倾向：他也说反对核武器，可是a说：光提反对毁灭全人类就行了么？不关心动物、鸟、虫、鱼、微生物难道行么？还有把这种想法更特殊化了的，b说：人类全部毁灭，对于其他动物、生物难道不是件好事么？它们取代这愚蠢透顶的人类，由别的生命体领导地球，难道不是可喜的么？

a种声音，以乔那桑·谢尔为代表，忧虑生态环境现在与未来的人们的发言，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如果站在广阔的视野考虑人的生态环境，那么，动物、微生物不能生存和发展的世界里人却能繁衍下去的设想，实在是荒诞的。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具体地表现在我们的经济生活、消费生活正在朝着异常庞大的方向发展，而且它和核武器水平的危机概不相关，所以人类的恢复必须从两个危机方面着眼才对。不言而喻，其具表现就不论外国也不论我国，特别是年轻的母亲们或女儿们那么热烈地聚集在市民运动的现场。在这里我看到了可称郑重其事、自然、诚实认真、由衷高兴的场面。我把自己对树木的关心，与残疾儿子共同生活，作为核状况下的生命课题写进小说。于是许许多多同一代的或者更年轻的母亲们给我寄信来，畅谈自己的体验，说这种类型的市民运动现在正在举行，虽然自己尚未参加，但对运动无不怀有好感，并给我以鼓励。

b类的发言，发言者和他说的话，两者的关系是扭曲的，使接受者不能不感到困惑。凡是我所看到的，应该说全是这样，概无例外。结论是这些发言离间市民反核运动而捏造的一派政治语言。这些发言者们今后也不可能提高他们的论理和世界观的水平。所以，可以举出他们发言的具体例子，却不必把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他们不论生活方面的欲望，也不论政治上的野心，无一不是积极得令人惊奇的人，对于他们那仿佛大彻大悟的谈论，让人首先怀疑自己的眼睛是否看错了人--列举出来，现在就已经知道，几年之后他们任何人对于自己说的话都概不负责，空无一物，留下来的只有我们给予批判的论评。

所以，倒不如我们主动地把a类、b类的发言提到高水平上来，在这个水平上作一番讨论--也就是以此为媒体，对于自己关于废除核武器的看法、感想，进行自我批评--更有益。我对广岛、长崎原子弹灾难给人带来的悲惨十分重视，至于灾难对动物、鸟类、鱼类造成的灾害给予强烈的关心，也常常自觉地表现过多次。

例如，我在《广岛笔记》里，就把丸木位里、赤松俊子合著的《原子弹》里的图和短文借用过来，作为书中各章的扉页，其中之一便是"亮光一闪随后便是一声巨响……从市内向郊外以迅猛之势跑在最前面的是牛。"另一个例子是"浅野泉公馆的水池里，尸体与尸体之间鲤鱼仍在游动。"我以为，我之所以采访广岛的遭灾者，请他谈那番痛苦经历，写成文章，画成速写，都是受这些卓越画家们的感受性和对待动物和鱼类的影响的结果。我和重藤文夫博士的《对话，原子灾难后的人们》里，从这位原子病医院院长下面的话得到超过文字记录多倍的深刻印象。那上面说："我们注意到了，除了人的尸体之外，有的小鸟翅膀受伤，飞不了，掉在地上。看它们这副样子实在觉得惨。一瘸一拐，好像往有水的地方奔一般，低着头逃跑。常常看见它们出来，但是不会飞。大多是燕子和麻雀。这些鸟类看起来觉得比受伤的人还惨。爆炸当时，许多人都往练兵场跑，跑到那里就死了，所以练兵场上满是尸体……"

原民喜①自杀前一年，即广岛被炸之后５年，他那回顾广岛经历的短文中的一节，至今难忘。他的另一篇论述《格里佛游记》中人面马身兽的结尾部分，谈了如下情景，足见原民喜的心上刻下的广岛惨象是多么深。他说，"广岛遭灾之后，有一天我随便闲望，看到一件怪事，只见东练兵场上有一匹马，那马并没有受伤，可它却愁肠百结一般，像个哲人似地低着头。"

①原民喜，小说家，诗人（１９０５-１９５１）。广岛遭原子弹轰炸时正在该地。为悼念受灾而死者与祈祷和平，著有短篇小说《夏季之花》。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精神上受到刺激而自杀--译注。

原民喜的《一匹马》中是这样写的："然后我就往东照宫的方向走去，猛抬头只见练兵场边上的柳树附近有一匹马，只见它茫然地呆在那里不动，那马没有鞍鞯缰绳等等。凭眼睛看，它哪里也没伤，但是却无精打采地低着头。那神态似乎为什么而惊叹一般，令人觉得奇怪。／我回到东照宫庙院之后就躺在石墙的背阴处。午间领了罹灾证明回来不久，从三原市来的救援卡车就到了。／我两手捧着领来的两个大饭团，回到石墙的背阴处。因为太饿了，所以不管三七二十一地吃起来。可是我脑子突然闪出了这样的偏差：现在你怎么能在这儿消消停停地吃呢？突然一闪的意识使我伤感备至，觉得这可不行，于是立刻就有'呕吐'的感觉，难以下咽。"

这些证言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我想，如果把这些证言的内容加以整理，也可以分成两项，即：C，人即使在这么大的灾难之中，人对于动物，包括一些小动物在内，以及周围的环境，仍然以人的心灵关照它们。d，而且人即使在这样的灾难之中，并没有陷于相信无论人和动物都将悲惨地死去那种消极的相对主义之中，而是尽所有力量力求恢复人类所有的一切。重藤博士在作上述观察的前后，他本人已是受原子弹伤害的人，但是他为了救助受灾者，一刻也没有停止他作为一名医学家的工作。原民喜强忍"呕吐"感，为了活下去，把涌上来的食物咽下，动手写起受灾者的经历。

这样的提问不能说是高尚的，我不喜欢这样作，比如说，现实的情况是一家人都在广岛、长崎的市中心，当人和动物与阿米巴的生命谈不到有什么差别的情况下，按这种原理行事的人们，能够放弃给他家属的一个饭团而给那神态悄然的马一捧杂粮么？其次，即使能有这种选择，能说那就是人合乎礼仪的举措么？至少是对具体事物缺乏想象力才说只提核武器毁灭人类才当作大问题是傲慢的，如此等等的批评，肯定常常出现，但我认为这是过于天真的人的行为。

已经去世的战后文学家武田泰淳，对于佛教的宇宙观、人生观有深刻的认识，也是一位对全人类的毁灭问题深思熟虑过的人物。他亲口告诉我--他的意图极其明显地呼吁后进作家，把废除核武器当作首要的事考虑--说，生命的毁灭不仅仅是人类，必须考虑到动植物直到阿米巴，武田泰淳业已过世，即使对武田的思想最好的批判地继承者竹内好也离开人世，在这种现实情况下，我觉得必须重新抓住武田泰淳的思想核心。

武田泰淳战后立刻动笔写了那篇题为"关于毁灭"的文章，我曾经边引用该文章边论述他本人，现在我想重新谈论他一次。而且，再读、三读这篇文章，从当年使年轻的我深受打动的部分之外的其他部分的引用中，找到我自己。

但是，所谓毁灭产生文化，从毁灭本来的意义来说是不可能的。既然产生文化，那一定有非毁灭的一条线，一条极细、几乎看不见的一条线。过去确有这么一条线。世界对于这一条线曾经慷慨地允许过。但是今后是否允许？第二次、第三次屡屡发生的近代战争的性格，使毁灭越来越趋向并靠近全面毁灭的今天，科学一定用不了太多时间，就把以往估计的毁灭一部分、一个豪族、一个城廓的毁灭形式，变成陈迹。这样，就有可能在一瞬之间发生突然变异的现象。如同没有枪的部落的土人突然遭到另一人种的攻击，还没明白过来为什么遭到攻击，立刻就完全毁灭一样，今后的世界有可能远比这种部落大得无可比的地带，倏忽之间全面毁灭。／那时候，人道主义以什么阵容面对如此局面？文学，常常赋予人道主义的新内容的文学，以什么表情迎接这样的毁灭？特别是苍白无力的日本文化人，对于这不曾见过的暴力，将以什么样的亲切、激动、颤栗对待它？

南方传来的佛典《本生经》里有这样的记述：佛出现之前有三个预告。第一个预告是毁灭。这个毁灭是由名为世界群集这一属于欲界的天人执行的。天人们披头散发，哭丧着脸，不停地擦眼泪，穿着红衣服，怪模怪样的形象在人的世界徘徊。而且不停地喊：'诸位，此后十万年，劫难就开始了。那时，这个世界毁灭，大海干涸，这大地和须弥山一起烧光，直到火梵天为止的整个世界不复存在。诸位，大发慈心吧，大发悲心、喜心、舍心吧！'／这里所说的毁灭，是在超越常识的时间与空间预告。预告的时空是'此后十万年'、'和须弥山一起'、'直到大梵天为止'，预告者是穿着红衣服的怪模怪样的天人到处喊叫。毁灭的预告对着世界群集，没有预告平常该如何准备，只要求大发非常之心。为了使巨大的智慧出现而作的第一预告就是毁灭，显示毁灭具有巨大作用和巨大的契机。

全面的毁灭，面对最大范围毁灭的人道主义，文学的对应，对于这一系列挑战性的构想，我想表明我的想法，不过我想对于前面引用的第二段文章以及整个结尾部分，着重说明这佛教思想的介绍，是以印度教为媒介而同埃利亚德的思想相通这件事。同时也希望引起注意，对于武田泰淳这种佛教的毁灭观，实际上已经有人提出异议。三岛由纪夫死后不久，武田泰淳和寺田透之间围绕着道元①的谈话中，武田是这么说的：

①道元（１２００-１２５３），京都人，镰仓初期的禅僧，日本曹洞宗开山祖，号希玄。１２２３年入宋，自宋高僧如净受法。１２２７年回国后于京都立兴圣寺弘法。谥号承阳大师。著有《正法眼藏》、《永平广录》等--译注。

头一项罪是与女人通奸，原始教团的第一条就是此罪，年轻时就考虑好，这条如果作不到，那是绝对不行的。但是说到生存，没有性交是绝对没有后代的，所以这是难以解决的矛盾。比如，既是社会主义，当然有社会主义的一套。这样，社会主义才使人幸福。虽然幸福，社会主义没有性交那就没有社会主义，所以承认性。但是佛教在这方面却是暧昧的。结果是停止性生活的人和有性生活的人没什么区别。这实实在在荒唐。如果按原始教团的规矩行事，也许子孙、国家、社会早就没有了。即使没有了，但是否正确尚属疑问。一切都成了枯木寒岩，什么国家的繁荣啊，高度成长啊概不存在，没有大国也没有小国，整个世界就成这种状态。现在受日本教育的本人是否耐得下去很难说。如果推行这种学说，那结果实在可怕。没有善也没有恶，全都死光了也无所谓，当然不可能走到这一步，可是像希特勒杀人一样，全面抹杀，把这个更加扩而大之，就成了全部抹杀也无关紧要了。如果到了那步田地，那才是非常危险的虚无主义。／我以为佛教就包含其中的某些部分。佛教决不能和国家安泰啦，人道主义啦，社会主义啦，平平安安地联系在一起的。

把武田泰淳提到的人道主义，在共同理解的基础上，不妨回到从"关于毁灭"所引用的第一段结尾，前面所说的挑战性的构想上来。这也是立足于今天核武器覆盖世界的现实，也就是对全人类全面抹杀，不论是出于按计划行事还是由于无意的事故，都有可能造成恶果的眼下的现实情况而言的。关于目前核状况的荒唐现实，还在氢弹出现之前，武田泰淳就已经写了下面等于预言的话。这从巡航导弹业已服役的现实情况来看，它简直是对实际状况作解说一般的预言。（《无感觉的按钮》）

仍然是在无线电波操纵的飞机上装载高爆炸力的炸弹，到达目的地上空时只要按一下按钮或揿一下开关就能投弹。看不到类似战场的战场，也无从目击血腥和凄厉的光景，既听不到喊叫声也看不见冲天火焰，根本接触不到一切正在发生的惨象，极其简单地使一切化为乌有。被害者有多少，被害的结果如何，对于行凶者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被害者的容貌、性格、命运如何与他更无任何关系，巨大的破坏只靠一个按钮完成。行凶者与被害者之间，有个辽阔的空间，靠的是科学机械这种无感情之物，以它们的光线、原子以及其他决非一般人能懂，也不能抵抗的作用，完全以复杂、间接的程序，切断所有人间关系，好像天灾一样肆虐于人间。惟一的目的就是扩大破坏范围，破坏现存的一切，而这里所说的一切又没有具体内容。而且，按这最后按钮的这只手所需要的，并不是周密计划，也没有肉体的紧张，也用不着哲学的说明，仅仅是轻轻一按而已。

武田泰淳以文学为职业，他给文学下的定义是必须经常给人道主义以新的内容。并且在这个基础上他经常提问：对于人道主义以及进一步对人道主义加以重新改造的文学来说，将怎样应付全人类毁灭这个巨大课题？也就是说，他质问的是，靠立足于人道主义的想象力，人应怎样面对全人类遭到毁灭的可能性这个问题。本来，武田泰淳没有感觉过日本人要毁灭，特别是全部毁灭，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灾害之后他才考虑"对于日本的历史，日本人有关灭亡的感觉的历史来说，把全新的、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全部灭亡的相貌，成功地给予了灭亡。"于是失去青春苍白无力的日本文化人们这样的词句，在前面一段里出现了。这样的日本人把文学作为实验场地，也就是使文学模特先行的方法，以立足于什么什么样的人道主义的想象力表现全人类的灭亡，这就是武田泰淳向不远的将来发出的疑问。

作为今天、明天课题，就文学家对于全人类走向灭亡的想象力的活动--也就是回答武田泰淳的疑问--来说，我以为现在只有一种形式，这就是前面提到的经我整理的一群文学家的谈论。（a）只提人类全部毁灭就行了么？对于动物、鸟类、虫、鱼、微生物、树木、草类等等概不关心也可以么？（b）人类毁灭，对于其他动物、生物岂不是件好事？由它们代替愚蠢的人类领导地球，难道不是可喜的事？

说起这里所谈的几种立足于人道主义想象力的性格，我觉得确实符合失去青春苍白无力的日本文化人的表现。他们一开始就屈服于这个陌生的"男性"的暴力。对参加销毁核武器的市民运动持批评态度者之中，有一个人点了我的名，说我是受虐狂，如果借助于逻辑手段来看，那像朝天吐唾沫一样，我想肯定会落在他那得意洋洋的脸上。他们是对于今天支配核状况的大国专制连抵抗的想象力也没有的人。他们好像驯服的羊，顺从现实如核状况。总而言之，他们对于今天威胁全人类有使之全部毁灭的可能性的结构，丝毫也不想改变，照葫芦画瓢，是一群放弃探索全人类再生之道的人，尽管他们自己软弱无力，却煞有介事地装得十分正派，净讲满篇大道理的人。说什么动物、鸟类、虫、鱼、微生物等等，和人相比，难道不是很重要的么？由别的什么代替愚蠢的人类领导这个地球，不是很好的么？如果这一连串的发问被蟑螂、变形虫或者来自异星的新统治者听到，它们也会说人类能听懂的话，我以为它们一定道谢："太感谢啦，将要毁灭者们！"所以，我觉得必须作出和这些从里到外浸透了悲观主义毒素，对核大国专制的顺从主义者绝对不同的回答。也就是说，我认为面对另一形式的全部毁灭的可能性，必须提出立足于人道主义想象力的文学典型。

本来，正如人类生命极其重要一样，动物、鸟类、虫类、鱼类、微生物类的生命也重要。我想此外还应该加上树木和草的生命。不过，如果对于它的重要性的认识经过反复考虑，结果导致贤明的地球新统治者比人类好，如此着想--说这种话的大学教授，所谓评论家之中的世俗派假定他是真的这么想--纯属倒错。人类要生存下去，动物、鸟类、虫、鱼、微生物，乃至树木、草类要生长，必须有地球环境，这种想法才是正道。于是使业已开始的破坏停下来，扭转方向，回到使地球环境朝着再生的方向前进，为了千方百计地保持住人类能够生存下去的场所，必须制造世界范围的舆论，推倒现在的核状况，把垄断核权力者逼迫到不得不消灭核武器方向上去。所以，如果想象一下立足于今天人道主义的到达点，我以为注视着人类毁灭的对话，在武田泰淳之间是可能有的，我真希望对那位卓越的先知、预言者的灵魂给予回答。

我还想说一说立足于这种新人道主义而提出代替方案的乔治·F·凯南近来的工作。收在他的《核的迷妄》的论文之一，是他于１９８２年写的"基督教徒对于军备竞赛的意见"一文。他无论在信仰方面或者宗教学识方面，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基督教徒而已，然而他却对这个问题开始说话了。他不怕招来那些简单幼稚的批评，那确切的原理同对和平毫不动摇的信条很好的结合，表明了经验丰富的这位外交官近来发言的特征。（PantheonBooks）

凯南首先明确表示，以往的常规武器，尽管它非常可憎，然而它具有合理的目的和服役于政策的性格，但是核武器的性质与此根本不同，可称之为不合理武器。凯南曾经预料过，这种想法有的人不会接受。退一百步来说，如果不是这样，核武器同常规武器一样也必须遵守国际法。于是他提问：核武器系统难道真是遵守国际法而受其约束的武器系统么？

杀伤非战斗人员，以往的战争中，由于事故、不小心或者感觉迟钝、无视周围环境等等，也难以避免，但是核武器却是不可避免地杀伤非战斗人员。凯南说，即使动用核武器者并无杀伤非战斗人员的意图，但是大量非战斗人员无可避免地被杀伤。"当然，还有更坏的，从我看到的基督教徒的观点来说根本无法理解的是，用无辜的人为他们政府的政策作人质，用应该罚他们政府的方法处罚人质，并为此作好准备，以及施加威胁。"凯南还提到，前面提到的谢尔以及许多科学家曾发出警告：核武器爆炸，不仅对于北半球，而是对于整个地球继承下来的文明给予严重破坏，将来无法进行再创造。"我们所谈的文明，并非只为我们这一代人所有。我们不是它的所有者，不过仅仅是保管者而已。因为它比我们无限大，无限重要。它是整体，我们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不是我们建设起来的，而是出自别人之手，我们并没有参与创造，而是继承者，是被授与者，是和下述不言自明的义务一起被授与的。这不言自明的义务就是对它慈爱，善加保护，使它发展，更希望它日新月异地不断改良，妥善地交给我们的后来者们。"

凯南说：我们的父辈祖辈为文明作出贡献，那不仅是他们努力的结果，也是他们的希望与信条所赐。如果把这文明全部破坏，那就使我们父祖辈的生命，以及他们曾经象征地显示了人类过去的一切变得毫无意义，而且也有违基督的"敬父母"之教。

那样的事我绝对不作。我是希望自己决非不公正而又无感谢之心的人。考虑这些，就觉得用核武器对待别人--也就是对待我们不知道，也从未见过，根本不能由别人决定他们是有罪还是无辜的人们--并为此作准备，以核武器使一切文明处于危险状态，根本不顾我们这一代人类的安全，不顾我们承认的利害，不顾文明史上曾经发生过以及文明的未来等等，这简直是傲慢亵渎和侮辱神灵！怪物式的次元的侮辱，只能看作对神的侮辱！

以为人类之后的地球统治者总比愚蠢的人贤明，总而言之希望除人类之外别的什么统治地球，这种企图和想法，即使我这个无宗教信仰的人也认为，这纯粹是怪物式的次元的侮辱。

七、接受教育的能力

我的故乡的县里有教师的集会，约我前往讲演。从印刷的材料上看，主办单位的领导和我之间，对于战后民主主义教育的评价，我感到在看法上似乎有些分歧。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对于实行新制中学、新制高中的地方，同那些从事教学工作的年轻教师们谈话一事颇感兴趣，况且恳谈会上还能听到他们的反应，所以主动地接受了邀请。

因为是对教师们讲演，当然想讲讲自己对教育的想法。对于教育，过去没有多谈谈，多写写，但是我还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就在准备讲稿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自己确实对教育一直关心，但那是把自己置于受教育者的位置上，所以觉得教育的确令人喜欢，是做人必备的行为的观点。从来没有把自己置于教育者的位置上，为此而设身处地地思考过。

我对正冈子规①一直重视，原因主要不是因为他留下来的作品，主要是钦佩他的为人。这位文学形式的变革者，也就是短歌和徘句的革新者。正冈子规的思想与行动--主要不是通过他的歌论、徘句，而是讲授芜村②的讲义，在歌会、徘句会上的谈论记录，以及写给门下弟子那些恳切叮咛的信件，这些更能打动读者之心--给我的印象极其深刻。我爱诵的短歌是佐夫和节，徘句为虚子。子规的短歌、徘句，无一不是成功之作，他为了使它们给人以天籁之声的感受，力求声调优美无与伦比，这也许是他短命的缘故。实际上我是在子规逝世之后才常有如此感怀，被他那难分生涯、人格、个性的短歌和徘句吸引的。对于艺术上的俄罗斯形式主义为主，以方法论为自己准则的我来说，简直是有些滑稽，但实际上确实如此。加上我置身于经常和子规交谈与书信往来的他那门人弟子们之间，谈论他们之间的谈话和书信内容，所以实际上我是一个受他教育的人，也就是以一位受教育者理解他的。因此，我也理所当然地了解了子规当之无愧的导师所具备的一位教育者的一切性格。

①正冈子规（１８６７--１９０２），别名獭祭书屋主人。生于爱媛县松山市。东京大学国文系中途退学。徘句改革运动的提倡者。代表作有徘句集《寒山落木》，歌集《竹乡俚歌》。徘句论著《獭祭书屋徘话》，随笔有《一滴墨汁》、《病床》、《六尺》等--译注。

②与谢芜村（１７１６-１７８３），江户中期的徘句家、画家，摄州人。代表作有徘句集《芜村七部集》、《摘新花》、《夜半乐》（包括著名的《春风马蹄曲》）。绘画有《十宜帖》、《竹溪访隐图》等等--译注。

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我曾把明治２８年①当时子规以及他周围人们的事迹，国家、国际的动态，做成力所能及十分详细的一览表，首先是编写卡片。这个一览表详细记载子规经历了严重的健康危机和精神危机，终于活了下来，直到甲午战争结束。我想通过这项工作探索他在陷于危机的当时是靠什么活下来的--既然当时我还年轻，这想法也许难免有些夸张--的问题，在集中精力制作资料卡片的过程中，这想法始终保持到底。我的希望没有落空，通过编制一览表的过程，使现实生活中的自己受到真正的鼓励。

①即１８９５年--译注。

然而我不可能把子规克服危机的方法学到手，所以我想，对于子规这个典范，虽然非常敬佩，但只能另选典范，作为自己生活与奋斗的目标。现在回想起来，想看出子规自觉认识出危机并克服危机这一典范的自己，显然是个受教育者类型的人，而子规却是不论处在什么危机之中，都是作为一名教育者而勉励自己并鼓舞别人的，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了。１８９５年，子规已经是一位文学家了，他肩负起重大的工作，但当时他只有２８岁，这一年他经历的危机可以说是他一生中的转换期。这一年他得偿夙愿作为《日本》报社的从军记者，到了甲午战争的前线。把一个病弱文人送到国外战场上去，当时《日本》新闻社老板陆羯南是曾经反对的，但子规坚决要去，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实现从军记者愿望之后的子规写给朋友虚子和碧梧桐的信上，的确是以教育者的文笔叙述了参加社会的意图："仆不知以从军一事有助于雅事，仆亦不知以此有助于俗事，亦不知对雅事、俗事均有所助，然仆期于二者之中得其一也。"

这里所说的雅事指的就是文学，就是"作诗文小说"。俗事指的是"编辑文学书，教育文学者"。对于这两者均无明确的成算，但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战争胜利之后，国家在产业、学术、艺术均有新的发展。"吾人有志于文学者，岂可不适应之而作使其发展之准备乎！"然而对他的年轻朋友述说自己的意图，是为了作为教育者写下下列一番话的布局。子规和虚子是见了面的，但是临别时却给了他一封信，说是请他以后从从容容地读，那写在四张古式信纸上的信是这样说的："今日相别，预期数月重逢剪烛莺巷草庐畅谈之日，足下已成学问文章均令人惊异者。仆如志未遂而身先死，则遂吾之志成吾之业者，舍足下而无可求者也。如蒙足下允诺，幸甚。"

出发之日迫在眼前，出发之地在广岛，正做动身前的准备时，对文学颇有野心、比他小４岁的从弟藤野古白来访，他同子规之间心理上的纠葛的情景，在场的虚子有所记述。从古白来看，兄弟之间紧张的原因是，仍不得志的自己对于文坛上已经成名、此次又被选为从军记者的从兄一定心怀嫉妒。这一点，后来子规也有此忖度。另一个紧张的原因可能是古白向他发出要求救助的信号，但没有直率地表述。

子规在广岛等待出发的时候，就接到古白企图用手枪自杀未果而受重伤的通知。但是子规只用从军记者装束的照片表示慰问之情，就乘船出发了。古白对于教育者的子规，自己缺乏受教育者的能力，这么说固然无情，但是却不能不这么说。

"翌年秋季"的短歌上有这样一句："木偶来护树，台风过后花更白"。子规在前书作了这样的记载："松山田宅一角划出两三尺之地，栽上树苗，摆上木偶，此小儿之戏，称之为木偶护树。"这是怀念自杀的古白写的。子规后来编的《古白遗稿》编者后记里说，儿童时代在一起玩耍的古白，给他的心刻上了深深的伤痕："……有一次，古白把我最喜欢的木偶护树的园景中小梅树苗全给拔了，我忍无可忍狠狠地揍了他。母亲痛加斥责。从此以后我就不愿意和他在一起了。从此我也知道，古白爱破坏的性格根本不能见容于我。"

即使这样，后来古白继子规之后去了东京，对于想当文学家的青年古白，子规仍以骨肉之情接纳了他。古白常和集体宿舍的同学闹摩擦，而且也不认真地学。这时的子规，他那教育者的本性无法保持沉默。子规约古白去向岛散步，借机谈了他的意见：

你得定下学习的目的。目的一定下来，就要坚持不懈地朝着目的前进。现在不为一生之计，老了就该后悔了。我的话说了一半，一直低头不语的他，眼泪巴哒巴哒地掉下来，他哭了。我没有申斥他，也没有命令他，依旧心情愉快地和他谈下去。但古白哭出声来。我不解其意。这个令人不可解的谜自幼就存在于古白的头脑中，直到他死也没有任何人能解开。

这个令人不可解的谜，是和受教育的能力相反的，这样看大致不会错。因为古白的性格是和子规不能相容的，不是别的什么，用子规的教育理念一比照就一清二楚。《病床谵语》中，按照子规的分类癖，他把教育分成六项之后，认为学校教育只能给学生智育、技育，也就是给予知识锻炼技术的教育。他谈自己若有机会--"如果我有两顷地"，意思是说如有若干恒产，我将退到麦青风暖之处--必定试行德育、美育、智育、体育等项教育。

美育本来是为了发展美的感情，如果行之有法，据子规给它下的定义是，"间接地发扬慈悲性而排斥残酷性"。幼时拔掉院子里梅树苗的古白，到了青春时竟然在学生窗舍动刀子。子规认为古白是缺少慈悲性，没有克服残酷性，也就是养育上失败的人。

气育是提高意志的教育。子规很清楚，"不屈不挠贯彻初志"，"抑一时之私情，成就百岁之事业"，这些品质都是由气育创造和加强的。子规想再次提醒青年古白，让他自己对自己进行气育。而且，这样的谈话，也合乎子规的性格，对于教育者的子规来说，自然也是愉快的谈话。但是对于缺乏受教育者的能力--基本上是品质上的缺陷--的古白来说，只有落泪，他当时的反应使子规茫然。

从军归来的船上子规就开始咯血，这是恶劣的生活条件造成的，船上咯血，成了他于病床上终其一生的开端。在神户和须磨两地，使子规从危险状态中摆脱出来而苦斗执着于生命的力量，不是别的，只是他认识到，自己必须致力于文学革新，虽然自己已经卧病，这个使命仍然是他的紧急课题，并且无论如何也得培养出文学革新运动的后继者，总而言之，仍然是作为一位教育者的热情。

年底见到五百木飘亭，他再次要求虚子作后继者的信，已经广为大家所知，但是他和五百木的谈话还是从他在养病期间，以一位教育者同虚子所谈的内容谈起。"小生在须磨时对他谆谆忠告，甚至曾明告虚子，吾之后继者乃汝也。当时之虚子亦略示决心于吾。小生内心颇喜，不禁暗唱文学万岁。"但是，"上月归京时仔细观察虚子举动，见其依然是旧时之吴下阿蒙。小生对其忠告，惟有学问二字。学问一词，出小生之口入虚子之耳者，已逾数百余次。吾已下定决心，于须磨之忠告乃最后之忠告也，而虚子依然故我之态，令小生为之呆然。"

子规为了对虚子作最后一次的劝告，约他同去道灌山，像对待古白那样，与他长谈，目的是鼓舞他追求学问的意志和担起后继者担子的愿望，但最后还是把虚子放弃了。于是他以一个教育者对飘亭加强指教，促使他注意来自各方的挑战。应该提到，子规放弃了虚子之后仍然把他和碧梧桐当作至近的门下弟子，长时期在病床上同他谈论学问，通过这项活动对他们继续进行教育。由此可见，子规的确是一位彻底的教育者。

他给虚子的信上有这样的话：

可与吾谈心者惟足下耳。前途希望良多，文学目前尚处于混乱状态……以往虽然为此舍死忘生仍感孤立，但自立之心依旧坚强。死期日益迫近，然而文学却逐渐进入佳境。

作为教育者的子规，只要打算和别人谈论什么问题，总是以对等的、民主的姿态对待。这对于受教育者颇感负担过重这一点，不论古白也不论虚子，都是有此经验的。古白虽然自杀了，但是子规对于虚子一再提携，不是促其学问上的长进，而是在别的方面下力关照，必须提到，虚子也未负所期。关于他的谈论内容，不仅前面提到的《芜村句集讲义》等等有直接表现，而是也是全部子规文学表现之根本。

我就是通过这些谈论的文章，读柏拉图的对话篇时--我每年都受柏拉图的吸引，可能和通过布莱克及其研究者雷茵的介绍，受欧洲密教思想的传统吸引力有关--总感觉到，子规起了充分理解该对话篇的媒介作用。总而言之，我是通过子规才倾心于不仅是学问方面，而且在所有人生风范仪礼方面也是教育者的苏格拉底。

为了展示具体例子，选用苏格拉底--柏拉图的、一向被认为教育者、受教育者必读课本上关于灵魂的对话《派顿》。可能谁都这样，我从年轻时候起就（喜欢读）罗马时代的全集以来一直列为卷首的《为苏格拉底辨明是非》、《耶乌杜普伦》、《克里顿》、《派顿》等等。苏格拉底被梅莱特斯一帮人告发的公元前３９９年，开庭宣判之前的预审期间，和前来揭发他父亲的耶乌杜普伦交谈了虔诚，从好歹终于使年轻人幡然醒悟的《耶乌杜普伦》，到宣判与确定死刑，并且告知市民，足以使人想象出法庭全部情景的《为苏格拉底明辨是非》，以及和苏格拉底从少年时代起就一直是他的好朋友，而且家庭富裕的克里顿之间，曾有关于应该如何行动的详细对话，对于这位旧友劝他越狱逃亡一事，苏格拉底从论理上予以拒绝，在彼此对知的理解之下等待死刑的《克里顿》。接着便是描写等待死刑到来之日的漫长期间，谈论内容极其丰富的《派顿》，这样的作品，使我这小说世界里的人特别感到完善而且出色地作了提炼和加工。尽管它是远在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的著作。（岩波书店版《柏拉图全集》）虽然我对上述诸作关心，而且立刻就能表达出来，但是我并没有模仿哲学家的方法，倒是打算以读小说的方法，看戏剧性地展开的对话篇全部韵律。对话是在苏格拉底死后隔了一段时间，地点也是远离雅典的伯罗奈尼撒半岛东北部一个小镇进行的，当地人埃克库拉泰斯央求曾经亲眼目睹苏格拉底之死的青年派顿说一说当时的情况，派顿其人曾经因为战争的原因当了奴隶，在雅典操贱业，他知道苏格拉底的为人，他得到克里顿等富裕的朋友帮助获得自由便学习哲学一事，我以为这是一个极好的背景。

苏格拉底终于把那杯毒洒一饮而尽。那是人们心目中实在漫长的一天。许多人谈论这件事，人们要求当时在场的派顿原原本本地把他亲眼目睹的情况告诉大家。派顿说："我说一说吧。当时我在场，一种奇妙的情绪困扰着我。我是亲眼目睹亲密的人即将告别人世的，但我却没有哀悼的情绪。埃克库拉泰斯，你问我为什么吗？我以为他挺幸福。我从他的表情和他的话里，清楚地感到这一点。实话实说，那态度是多么泰然自若啊，那才是慷慨就义呢。于是我想，他去见哈得斯①时，神也得另眼相看，也就是说，一定得到神的关照。所以我想，他一到了那里，一定幸福，能受到神关照的人，最合适的莫过于他了。事实上就是因为这个，置身于那令人悲痛的场面的人，按理说当然感到悲伤，但是我却根本没有哀悼的情绪。不过，话虽这么说，想起往常跟着他求知识的活动中度过的时间--事实上那一类的谈论也曾有过--那种高兴劲儿也不会再有了。啊，反正这么说吧，我是被莫名其妙的感情一直支配着的。我觉得他幸福，所以心里高兴，但是想到他过不了多大工夫就会死去，又心里痛苦，总而言之，从来没有过的说不清道不明的心情包围了我。我想也可以这样说，我这种心情是当时在场的人共有的。有时我想笑，可是有时却立刻泪流满面。"

①希腊神话中主宰阴间的冥王--译注。

派顿如此生动的叙述之中，自然而然地发展成灵魂不灭、灵魂不散不失，魂有归处，以及重新托生的思考--我逐渐地希望它朝着密教的观照方向发展--而成为对柏拉图思想核心之一《梅诺翁》上论述的回忆，从而作为灵魂不灭的论证。人通过行为之美以及强有力的谈论，才能彼此深刻理解，不论教育者或者被教育者一起达到颠峰，如此境界的乐趣才是非同寻常可比的。

不过现在我想明确的是和本来的情节有些脱离，也就是对于有关传达苏格拉底的动作或表情的描写。据派顿说，苏格拉底用那些动作、表情本来是为了使谈论的对方的思考活跃起来，所以才用和思想语言难以区别的行动进行的。

在这之前，因为要延期执行死刑，派往泰罗斯岛的祭使之船回来了，获悉执行死刑的日子到来的朋友们，一大早就跑到监狱，任刑务委员的１１人给苏格拉底松了绑，告诉他，接到通知说今天还让你活一天。派顿就是其中之一。

一进去就看见，刚松了绑的苏格拉底和他旁边的库桑梯贝--您当然知道啦--抱着他的孩子坐着。库桑梯贝看了看我们就哭了，这种场合女人总是有许多话要说的。／"啊，苏格拉底，这是最后一次见面啦。这些亲朋好友有话要跟你说，你也有话想跟他们说。"于是苏格拉底瞧了克里顿一眼，然后说："克利顿，哪一位都行，请你把她带回家去。"于是克利顿的随从们就把那捶胸顿足哭喊着的女人带走了。苏格拉底从躺椅上坐起，屈一条腿，用一只手揉它，于是边揉腿边说。／"诸位，人们通常所称的快乐，实实在在够奇妙的了。它和通常称之为它的对立物的痛苦，不可思议地与生俱来一般连在一起。……直到刚才，脚镣把我的脚脖弄得痛苦不堪，可现在呢，痛苦劲头一过它倒舒服起来了。"

随后便是苏格拉底和他的谈话对手高谈阔论，甚至使对方为之笑出声来。这样，关于灵魂不灭的论证越过了一座山之后，在论理上虽然有些不够精细之处，但直率而且大胆发言的青年人西米阿斯提出了反论。"于是苏格拉底像往常那样，瞪大了眼睛，而且面带微笑，然后说：'西米阿斯说的对。不过，在这儿的诸位之中，有没有比我更好地打开一条道路的？啊，没人回答？这就是说，实际上你们已经看到，西米阿斯对我们以往的议论已经进行了非同寻常的攻击啦。"对于苏格拉底作为一位教育者别具一格的态度，派顿曾经直接对他的谈话对手埃克库拉泰斯评论过。内容无非是长时间的愉快谈论彼此意见已经取得一致，但随之另生龃龉，有所反复而遇到暗礁，为此而感到不愉快时苏格拉底是怎样处理的。

苏格拉底使我感叹不已的事，在这之前那是很多的，不过，像我在他身旁时那样打动人心的情况还从未有过。当然，像他那样的人，回答时从不理屈词穷，本来已不是什么值得一提的事。我之所以对他特别敬佩的，首先是因为对于那两个年轻人的议论他的确是心情舒畅，以满怀善意和赞赏的态度接受下来这件事。还有就是我们由于这两个人的议论，大家是一种什么心态呢？说来的确是感到尖锐的，但是治好了我们的毛病。说起当时的我们，简直像吃了败仗被打得落花流水的士兵，结果被召唤回来，重新加入战斗行列，朝着考察议论的方向走去。

说这像演戏也未尝不可，经过这样的过程之后，把谈论推向再次使大家确信灵魂不灭的美好论证之后，苏格拉底仿佛朗诵神话一般谈了灵魂超越死亡住于另一世界的构造，把那足以致死的毒药端起向神祈祷之后，一口喝光。"'……仿佛从这个世界迁居于另一住处而高高兴兴地上路一般……。这简直就是我此时此刻所祈祷的。事实就是如此。'"

人们表现出哀思万缕的时候，对此给予责备的却是即将走上死亡之路的苏格拉底本人。"他说，'你们这是干什么！真让我吃惊啊，诸位！''老实说，我之所以把妻子打发回去，就是不想看到出这种差错，这是我最放心不下的事。因为我知道，死最好是在静谧之中完成。好啦，给我安静下来，要是不停止的话……。'／听了这话，我们也觉得脸上挂不住，只好强忍住哭泣。他不停地踱步，过了一阵子，脚步显得沉重，于是按照执行人员的指示行事……仰面朝天躺下了。"

随后是阿斯克雷鲍斯把供医疗之神然而并未完成任务的那只鸡交给克里顿，告诉他苏格拉底已死。到此为止，柏拉图立即结束了对话篇。尽管我引用了这么多，但是否很好地传达出一位教育者典型的表情、举止，心里还是没底。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我觉得派顿的叙述中所表现的柏拉图面对苏格拉底的像，总是说他这位一生中的老师是因为癌症去世的，在他那异常深刻的印象中，是否能保得住客观的说服性，简直是无话可说。

即便如此，在这次现职教师们的集会上，我想讲一讲对于《派顿》的上述理解。然后向这些实际上已成专家的教育者们提出问题：这里提到的教育者、被教育者彼此之间的行为，从古希腊到我国今天的教育界，活生生的鲜血是否依旧相通。

因为--很难说没人称这纯粹是幻想，而且我也知道这有几分滑稽--我想起接触过以柏拉图的对话为人的思考规范式模范人物，而且几乎经常地以苏格拉底勉励青年们，我自己战后立刻住进位于森林中一个峡谷的村庄，在那里我经历的教育。讲演会之后的恳谈会上，虽然有人不无嘲讽地说我的讲演是作家想象力的飞跃，但是我还打算谈一谈另一部足以给受教育者增色的文学作品。

这作品就是福克纳还没有收进他的短篇集--有时作为长篇的一部分，有时作为特别版而收进别的作品之中，总之，未收录的理由多种多样，现在把这类作品汇编成一册（"UnCcollected stories of W·F" Vintage Books）--的《早晨的赛跑》这个短篇。内容描写的是：被双亲抛弃的十二岁的少年同收养他的农场主，为每年一次花两周时间的狩猎进入大森林。他们发现一只大公鹿，与其说为了抓住这条公鹿，倒不如说他俩各自全力以赴地展开一场竞走比赛。但是，追得这公鹿精疲力竭无法逃脱的时候，农场主却不想杀死眼前的公鹿了。和农场主共骑一匹马的少年也认为应该如此。农场主以自然和人的关系教育了少年之后，就和他们一同前来狩猎的伙伴分了手，后来两人之间的亲切谈话之中有这样一段。

"对！"我这么说。"我们现在就必须动手的是明年种庄稼的准备工作，说话之间十一月就到了。"／"你就别管来年种庄稼的事啦"阿奈斯特先生这么说。"你去上学！"／乍一听我还以为听错了，所以我问："您说什么？""我？去上学？"／阿奈斯特先生说："对！""你总得出息成个什么才行啊！"／我说："当然。我现在就这么干哪。我现在既是猎人又是农人，就跟你一样。"／"不对！"阿奈斯特先生接着说："光这样已经算不了什么啦。哪个男子汉不是农场的活干十一个月，半个月打猎？那也曾经是好时光哪。可现在不行啦。现在只干农场和只会打猎已经算不了什么出息啦。你得干对人类有益的事才行！"我问："对人类？"

战败不久的农村，新制中学的授课主要是农业。不仅上实业课的时间，就是新设的社会课的时间也被农业课占用。此外还上新宪法课，还有少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事要做，垒球部的事也得干。当时我还是一个少年，追公鹿打猎的事很吸引人，而且教育者的教师们全是外行。但是，我觉得从他们那里听到的福克纳写的那些话，却对我决定自己以后的生活道路起了重大作用。对于福克纳所说的作有益于人类的工作这句话，从来就是按该话的原意理解的，勤勤恳恳地、谨谨慎慎地从事自己的工作，３５年前是这么理解的，现在依然这样理解……"You go to belong to the business of mankind．"

八、"某种乐趣"及其相反

中野重治是１９７９年夏季逝世的，初秋的葬礼，各种野花装点祭坛，那气氛的确符合诗人中野，那红花使人觉得任赡派给了我，我便以中野重治的作品"某种乐趣"为题作了准备。但是，刚读完作为讲话的前提而引用原作的几个段落，那位仿佛身居要津的文化官僚型的司仪就发出已经没有时间的信号，结果主题落了空。今年秋季举行中野逝后五周年集会，这次因为多给了一些时间，所以打算重新讲讲这个题目。

"某种乐趣"这句话，不言而喻，是从中野重治的短篇作品中摘来的话，我以为像中野那样坚毅的思想家，以这样单纯而朴素的表现，不仅显示出中野其人的骨骼，而且内容之有趣也表明了这位文学家独特的风格。因此，我想通过这一小小的机会，以一个后进作家的身分谈一谈对中野的看法。中野重治１９６０年发表了《日暮》和《某种乐趣》两个短篇。我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敬爱这位作家，而同他见面是在反对修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美国如何使日本更广更深地参加它的核战略，从载有核弹的托马霍克号军舰的入港问题就能看得十分清楚--的群众运动的时候，当时参加这一运动的阶层非常广泛，文学家当然是此项运动的参加者。我已经读了他这两个短篇，那时就觉得中野重治必须是这样的人！实际上他确实是这样的人，而且超过了我的期待。所以我觉得文如其人，越发觉得《某种乐趣》更有意义，以后凡是有中野讲话的集会，一定兴高采烈地前往。当时我的年龄正好是现在的一半，回忆当时，倍觉亲切。

不妨重读一下《日暮》。这部作品的中心内容是中野积累多年的一个男人内心世界，中野写这篇作品时已经是五十八岁了。"'不是什么日暮而道远。是道近了然而也日暮了。暮色越来越浓……'／'说到道，这道又是什么呢？无非是该作的事吧。既然这样，何必分远近……'／'道就在近处'这话我脑子里也有，可是连近的我也没有作。大概'道远'的道和'道在近处'的道是不同的。连非常之近的道我也没有作到。"

他在这之前不久，遇到一个面色苍白的三十二、三岁的男人，大衣的前胸处揣着一个沉沉入睡的女婴，隔着不太远的距离向他打听去一个远地方该怎么走。他告诉那人之后站在那里一直望着他远去的背影，不禁心潮起伏。"那男人向我轻轻地点头道谢，然后飘飘然地走了。他揣在胸前的女婴大概只有两岁或者两岁半，他整个身躯仿佛像个影子轻飘飘地走去。看来他身无分文，即使早饭已经吃过，那以后肯定什么都没有吃。那孩子似乎也是空着肚子，有气无力地沉沉地睡着。这是怎么啦？怎么回事？一定出了什么意外吧……"

于是我就像往常惯例那样，把那男人的事搁置起来出了家门。"像往常惯例那样，这实在是要命的毛病"，自己虽然这么想过，但毕竟毫无办法。那男人的脸色足够地显示战争与战争刚刚结束时的营养失调。他已经没话了，实际上是此人本来就不爱说话还是有别的原因，反正当时他就是这副模样。他说要去荻洼，可是他从哪里来的呢？看不出他那孩子是当囮子用来骗人的……文化水平低，孤独，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幸，干脆利落地全家自杀的人们不断出现的低谷时期……总而言之，一个接一个，仿佛摩肩接踵似地跑去，我就是这副模样，眼下该怎么办呢？论年纪不老不小，只好匆匆忙忙龌龌龊龊地往前奔吧。这么匆匆忙忙龌龌龊龊，能说道近了么？能说是在道上么？是在道上呢，还是离开了道？连我本人也模模糊糊看不清了。

这位顾虑重重的汉子出了家门之后，打算思考与他处境相同者各种各样的问题，遇上了也许是同样只顾外表不看实际而不得不奔波忙碌的旧朋友，于是站着说了几句话又匆匆道别了。

我从涩谷上车到新宿下的。／嗓子干得刷拉刷拉的，我想找个喝水的地方。／原来眼前就有，我大摇大摆地走过去。／这时，我看见一位姑娘比我快了一步朝那边走去。是个女学生吧，也许是一位上班的姑娘。她穿着外套，一双黑皮鞋，大步走去。偏巧一个男人在那里正喝水，水在不停地向上喷，那姑娘便不再等候上对面去了。／那姑娘来到那塔形的水盘式饮水处停下来，弯下腰，用右手拧了一水龙头开关，使它弯过来，然后才嘴就着那开关喝水。／我有些幸福感，因为那姑娘太爱干净了……／她喝完了以后轮到我，喝完我擦了擦嘴边便又匆匆跑开了……

这个我有些幸福感就是"某种乐趣"的感受，这里先说这么多，接下去谈短篇小说《某种乐趣》。"芝麻大的事尽管颇有意义，但是把它大吹一通也不好。因为那只不过是稍微有趣而已"，这就是本篇的意义所在。

这个短篇完成之前，人物还是可称之为昨天今天的中野本人，参加一个欢迎来自中国的文化代表团，席上的谈话中有"卿"这个字，翻译是优秀的，本该马上就能说出它是公卿的"卿"，但毕竟是青年人，看得出知识不足。随后又出席欢迎来自中国的鲁迅夫人许广平、剧作家曹禺的会，也出现了与前一个会十分相似的传达语义受阻的情况。

白发的许广平半是注视着日本主人那一边，上身略微前倾和曹禺耳语了一两句话，许广平那上了年纪的脸上微红，曹禺笑着点了点头。那风采显得很美。

原来曹禺那时年轻，所谈的事不知道，他没有读过，然而许广平知道。大概她读过那方面的书，很年轻的时候就读过，很年轻的时候读过而且记住了。她说："喂，是园朝啊。"还说："……也就是石川五右卫门。"她并没有觉得不该插话，只是略显羞涩……

看那气氛，和那些话一样有趣。高等奢侈一般的有趣，"什么公卿的卿啦，可说起来卿是什么？公卿又是什么？对这些词毫无所知的青年人当然无从理解……"想到这些我觉得很有趣。

随后是日本文化人同苏联作家的会，久居日本的女画家布布诺娃插话给翻不过来的翻译土方帮忙，而且自己颇有些难为情。"'喂，是指那个事……"／我知道她指出的不会错，但是，她跟土方说话时用的是日语还是俄语，我就听不出来了。因为连坐在她旁边的人都听不清楚的低声交谈，也许是她原本就是只要让土方听明白就行。上年纪人羞涩的表情是很敏锐的。许广平面孔有些微红，羞涩的表情十分明显，相比之下，布布诺娃脸色虽然未变，但内心似乎有些羞怯。／土方继续翻下去，似乎他从布布诺娃那里得到启示继续翻下去的。……不料布布诺娃又说了一声：'喂，是指那回事！……"她本来是极力压低声调，但话一出口就变了，为此而感到羞涩的表情，我觉得实在有趣。"

后来布布诺娃回她的祖国去了，她从自己坐的那艘船的船名想起一个男人。她去中国旅行时，在开往北京的火车上，她同一位苏联青年谈过话，因为那青年和列宁全集上也曾出现过的一位革命家同名，然而他自己却不知道那位革命家。布布诺娃发觉之后仔细一看才知道，那船是为纪念那位革命家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苏联青年向他父亲说有个日本人问过他的名字的事，"你说什么？……"你说你不知道巴布什金？你连伊万·瓦西里耶维奇·巴布什金这位彼得堡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工人革命家的名字都不知道？……"可以想象那位父亲大声回应的模样。

话虽如此，让新人们查问新人们不知道的旧事，效果一定错不了。效果好的事，效果差的事莫不如此。白发而略胖的许广平以羞涩泛红的面色同曹禺耳语，白发略瘦的布布诺娃很不好意思地给土方的启示。事情本身并没什么，但那神态却让我很感兴趣。称之为兴趣是否合适不知道，反正我是觉得有兴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