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开国大典6小时》》 · 于江 · 2026-07-25
共五一号召，愿意参加新政协会议，期成夙愿积久的中国民主联合政府。
1949年4月，毛泽东特地派人把何香凝由香港接至北平，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次全体会议。建国后，何香疑先后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重要职务。此间，毛泽东十分关心她的身体健康，并多次邀她前
往中南海做客，垂询政教，问候起居。在她病重期间，毛泽东又设法延请名医，数次派
工作人员前去探望，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先贤的深厚情谊。
毛泽东一生都十分钦仰何香凝的伟大人格。1937年，他对廖承志说：“你的母亲是
个杰出的女性，就你一个独子她并不溺爱。”其时，何香凝正好托人给毛泽东带去一份
礼物：一套上好的狼毫湖笔、一册画集及一本《双清词草》，毛泽东如见至宝，睹物思
人，立即挥毫复书，书称：“承赠笔，承赠画集及《双清词草》，都收到了，十分感谢。
没有什么奉答先生，惟有多做点工作，作为答谢厚意之物。先生的画，充满斗争之意，
我虽不知画，也觉得好。今日之事，惟有斗争乃能胜利。先生一流人继承孙中山先生传
统，苦斗不屈，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景仰奋兴者有全国民众，不独泽东等少数人而已。
承志在此甚好，大家都觉得他好，望勿挂念。十年不见先生，知比较老了些，然心则更
年轻，这是大家觉得的……时事渐有转机，想先生亦为之慰，但光明之域，尚须作甚大
努力方能达到。”字里行间体现了共产党人对革命先贤的一片由衷景仰。信中，毛泽东
的那种谦逊自励与思贤若渴之情，也跃然纸上。
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何香凝先生“继承孙先生传统，苦斗不屈”，“把自己最
亲爱的人奉献给了革命事业”，她对孙中山先生创立的中华民国是颇有感情的。但这位
胸怀博大、公而忘私的伟大女性，在讨论确定国号之事时也不固执己见，“大家不赞成，
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将个人意志置于广大民众意志之下，这就是一代杰出革命家的风范。
5．新中国新政府的形象
下午2时58分，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领导人终于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
播音员丁一岚立即开始实况播音，将“毛主席来啦”的消息，及时传达给广场上的
群众，传达给全中国，传达给全世界。
广场上由工人、师生、机关工作人员、市民、近郊农民和城防部队组织的30万群众，
顿时沸腾起来。
天安门城楼下，金水桥两边各有一座高台：一座是开国大典指挥台，一座是苏联代
表团观礼台。
阅兵总指挥聂荣臻行使他的职权：“大会全体注意，不要喊！注意！注意！注意！
今天是首都全体各界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现在准备开会，请
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同志宣布开会。”
开国大典主持人林伯渠走到麦克风前，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大典正式开始。
接着，毛泽东主席来到麦克风跟前，运足一口气，用浓重的湖南口音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毛泽东亲手按动电钮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之后，鸣放28响礼炮。接着，毛泽东昂首
挺立在麦克风前，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自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
府背叛祖国，勾结帝国主义，发动反革命战争以来，全国人民处于水深火热的情况之中。
幸赖我人民解放军在全国人民援助之下，为保卫祖国的领土主权，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
产，为解除人民的痛苦和争取人民的权利，奋不顾身，英勇作战，得以消灭反动军队，
推翻国民政府的反动统治。现在人民解放战争业已取得基本的胜利，全国大多数人民业
已获得解放。在此基础之上，由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人民解放军、各地区、
各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代表们所组成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
全体会议业已集会，代表全国人民的意志，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
主席，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吴玉
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漱石、陈嘉庚、罗
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生、林枫、马叙伦、
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
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
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为委员，组成中央人民政府
委员会，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决定北京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中华人民
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于本日在首都就职，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
民政府的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互选林伯渠
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为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沈钧儒为
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并责
成他们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同时决议：向各国政府宣布，本政
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
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当天，《人民日报》
发表社论指出：“前程无限光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诞生，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
民开始自己当权管理国家，我们这个古老的东方民族揭开了历史的新的巨册。”
责成“从速组成各项政府机关，推行各项政府工作”，这是毛泽东主席在开国大典
上提出的要求，也是亿万民众民心所系。
经过充分酝酿、广泛协商和多方物色之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确定了各机构负责
人名单。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三次会议，正式宣布各机构及委任名单。
各机构及委任名单如下：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下设办公厅，任命齐燕铭为办公厅主任，
余心清、周新民、乔冠华、罗叔章为办公厅副主任。
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以下，另设副总理4人，政务委员15人。任命董必武、
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任命谭平山、谢觉哉、罗瑞卿、薄一波、曾山、
滕代远、章伯钧、李立三、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
宏为政务委员。
政务院秘书长由李维汉担任；设副秘书长5人，委任齐燕铭、许广平、郭春涛、孙起
孟、辛志超担任。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以下，另委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
担任副主席；委员22人，他们是：贺龙、刘伯承、陈毅、林彪、徐向前、叶剑英、聂荣
臻、高岗、粟裕、张云逸、邓小平、李先念、饶漱石、邓子恢、习仲勋、罗瑞卿、萨镇
冰、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龙云、刘斐。同时，委任徐向前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
总参谋长、聂荣臻任副总参谋长。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沈钧儒以下，另委吴溉之、张志让为副院长；委任陈绍禹、朱良
才、冯文彬、许之桢、李培之、费青、贾潜、王怀安、陈瑾昆、吴昱恒、闵刚候、陆鸿
仪、沙彦楷、俞钟骆等人为委员。
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罗荣桓以下，委李六如、蓝公武为副检察长；委任罗瑞卿、
杨奇清、何香凝、李锡九、周新民、陈少敏、许建国、汪金祥、李士英、卜盛光、冯基
平为委员。
政务院设政治法律委员会，由政务院副总理、原华北人民政府主席董必武担任主任，
彭真、张奚若、陈绍禹、彭泽民为副主任，委员有沈钧儒、罗荣桓、吴溉之、张志让、
李六如、蓝公武、谢觉哉，武新宇、陈其瑷、罗瑞卿、杨奇清、史良、李木奄、张曙时、
许德珩、陈瑾昆、李维汉、乌兰夫、刘格平、赛福鼎、陶希晋、吴玉章、张文、王葆真、
李任仁、周鲸文、刘王立明、叶笃义、郭冠杰、郭则沉、黄琪翔、陈铭枢、郭春涛、许
宝驹、陈演生、谢雪红、易礼容、李秀真、邓颖超、廖承志、邓初民、吴耀宗、周善培、
颜惠庆、林仲易、章士、，江庸，秘书长由陶希晋担任。
政务院设财政经济委员会，由原东北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陈云担任主任，薄一波、
马寅初为副主任，委员有李富春、贾拓夫、邓子恢、曾山、叶季壮、陈郁、杨立三、黄
炎培、滕代远、朱学范、章伯钧、李书城、梁希、傅作义、李立三、南汉宸、孔原、戎
子和、何长工、钱之光、宋裕和，薛暮桥、宋劭文、曹菊如、钱昌照、孙晓村、范子文、
钟林、孟用潜、冀朝鼎、梅龚彬、章乃器、胡厥文、盛丕华、包达三、俞寰澄、冷逾、
吴羹梅、李士豪、千家驹、李民欣、刘子久、罗叔章、陈叔通、简玉阶、侯德榜、胡子
昂、周苍柏、周叔讨、宋裴卿等49人。
该委员会由薛暮桥任秘书长，胡子婴、周荣鑫任副秘书长。下设中央财经计划局，
宋劭文任局长；设中央财经人事局，范子文任局长；设中央技术管理局，钟林任局长；
设中央私营企业局，薛暮桥任局长；设中央合作事业管理局，孟用潜任局长；设中央外
资企业局，冀朝鼎任局长；设财政经济委员会编译室，王寅生任主任。
政务院设文化教育委员会，委郭沫若任主任，马叙伦、陈伯达、陆定一、沈雁冰为
副主任，委员有周扬、丁燮林、钱俊瑞、韦悫、李德全、贺诚、苏井观、李四光、陶孟
和、竺可桢、胡乔木、胡愈之、徐特立、柳亚子、张东荪、费孝通，吴晗、刘清扬、潘
光旦，李达、符定一、沈志远、陈此生、蒋南翔、沈兹九、谢邦定、欧阳予倩、丁玲、
田汉、阳翰笙、巴金、钱三强、陈鹤琴、江恒源、李步青、艾思奇、翦伯赞、侯外庐、
钱端升、曾昭森、雷洁琼、沈体兰，由胡乔木任秘书长，阳翰笙、冯乃超任副秘书长。
政务院设人民监察委员会，委谭平山任主任，刘景范、潘震亚为副主任，委员有张
秀岩、张慕尧、朱蕴山、韩兆鹗、董鲁安、张难先、何橘时、宁武、郭任之、安子文、
许立群、刘达潮、丘金、帅孟奇、肖明，由李世璋任秘书长。
上述四个委员会之外，政务院下设以下各部、委、院、署、行，主持各该部门的国
家行政事宜。
设内务部，部长谢觉哉，副部长武新宇、陈其瑷。
设外交部，部长周恩来，副部长王稼祥、李克农、章汉夫。
设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副部长杨奇清。
设财政部，部长薄一波，副部长戎子和、王绍鏊。
设贸易部，部长叶季壮，副部长姚依林、沙千里。
设重工业部，部长陈云，副部长何长工、钟林、刘鼎。
设燃料工业部，部长陈郁，副部长李范一、吴德。
设纺织工业部，部长曾山，副部长钱之光、陈维稷、张琴秋。
设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副部长宋裕和。
设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副部长杨卫玉、龚饮冰、王新元。
设铁道部，部长滕代远，副部长吕正操、武竞天、石志仁。
设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副部长王净。
设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副部长李运昌、季方。
设农业部，部长李书城，副部长罗玉川、吴觉农、杨显东。
设林垦部，部长梁希，副部长李范五、李相符。
设水利部，部长傅作义，副部长李葆华。
设劳动部，部长李立三，副部长施复亮、毛齐华。
设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副部长周扬、丁燮林。
设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副部长钱俊瑞、韦悫。
设卫生部，部长李德全，副部长贺诚、苏井观。
设司法部，部长史良，副部长李木奄。
政务院又设法制委员会，任陈绍禹为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张曙时、许德珩、陈瑾
昆为副主任委员，委员有沈钧懦、张志让、李六如、谢觉哉、史良、李木奄、何世琨、
李达、孟庆树、吴昱恒、王之相、戴修黎、吴传颐、李祖荫、李光灿。
设民族事务委员会，委李维汉为主任委员，乌兰夫、刘格平、赛福鼎为副主任委员，
委员有张冲、吴鸿宾、奎璧、朱早观、天宝、巴迭尔汉、阿里木江、朱德海、王国兴、
田富达、刘春、杨静仁、吕振羽、翁独舰马思义、鲜维峻、马玉槐、王悦丰、王再天、
特木尔巴根、札喜、郭锐。这些委员分别是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回族、朝鲜族、
彝族、苗族、哈萨克族、高山族、黎族等少数民族代表和政协委员。
设华侨事务委员会，委何香凝为主任委员，李任仁、廖承志、李铁民、庄希泉为副
主任委员，委员有陈嘉庚、司徒美堂、陈其瑷、戴子良、费振东、蚁美厚、黄长水、周
铮、候寒江、庄明理、赵令德、林棠、张殊明、叶剑英、张运逸、张鼎丞、邓子恢、叶
飞、李初梨、连贯、许敬诚、陈任一、王雨亭、蔡廷锴、彭泽民、官文森、王任叔、邵
力子、萨镇冰等人。
政务院下设中国科学院、情报总署、海关总署、新闻总署、出版总署和人民银行等
机构。委任：郭沫若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陈伯达、李四光、陶孟和、竺可桢为副院长。
邹大鹏为情报总署署长。
孔原、丁贵堂分别为海关总署署长、副署长。
胡乔木为新闻总署署长，范长江、萨空了为副署长。
胡愈之为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周建人为副署长。
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胡景法为副行长。
10月28日，政务院又发表了32名参事名单。他们是：吕集义、郑坤廉、罗子为、章
无善、盛康年、张云川、严信民、王深林、曹孟君、许宝驹、吴茂苏、于振瀛、谭冬菁、
林一元、严希纯、袁翰青、吴藻溪、周士观、李侠公、孙苏荃、庄明理、卢于道、李蒸、
卢郁文、汪世铭、许闻天、邓昊明、程星龄、刘承烈、范朴斋、刘仲华、李俊龙。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是一个阵容强大、空前坚强的政府。
从各机构负责人员的数字看，到1949年10月底，就包括了以下人选：中央人民政府
主席1人，副主席6人，委员56人。
政务院总理1人，副总理4人，政务委员15人，秘书长1人，副秘书长5人；四个委员
会的主任、副主任、委员共170人；各部、委、院、署、行的部长、副部长，主任委员、
副主任委员、委员，院长、副院长，署长、副署长，行长、副行长等共175人。
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总参谋长、副总参谋长共30人。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委员17人。
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副检察长、委员14人。
加上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副主任共5人，不包括政务院参事，整整500人。
如此阵容，负责人达到500名的中央政府，不但在当时中国是空前的，在当时世界上
也是少有的。
组成如此强大阵容的中央政府的政治基础，就是由各革命阶级各革命党派构成的统
一战线。
中央人民政府的组成，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统一战线政策的辉煌结晶。
在中央人民政府下设的各种机构中，有大量党外民主人士担任领导职务。
进北平后，毛泽东多次说：“我们不能再长征了，我们要千秋万代坐北京，没有党
外人士进入政府就不行。”
从党的长远利益、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考虑，党和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从当时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上，这一点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6名副主席中就有3人是党外人士。
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
李济深是40年代国统区民主人士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
张澜是民盟领导人。
在中央人民政府的56名委员中，党外人士27名，所占比例近50％。他们是：何香凝、
赛福鼎、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
锡九、黄炎培、蔡廷锴、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
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
政务院的人事安排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
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2名：郭沫若、黄炎培。
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9人：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劭先、王昆仑、罗隆
基、章乃器、邵力子、黄绍宏。
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委、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达14人，其中郭沫
若还兼任两个正职。他们担任的职务是：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郭沫若人民监察委员会主
任谭平山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邮电部部长朱学范农业部部长李书城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林
垦部部长梁希水利部部长傅作义文化部部长沈雁冰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卫生部部长李德全
司法部部长史良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何香凝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出版总署署长胡愈之物色
政务院及下属委、部、委、院、署、行主要负责人时，为尽量安排民主人士，周恩来做
了大量复杂细致的工作。
当时中共中央已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委员中有傅作义。但毛泽东、周恩来考虑到
傅作义将军对和平解放历史名城北平有特殊贡献，为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一个大功劳，
便打算给他安排个部长职位。
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会见傅作义时，特意问他建国后打算做些什么。傅作义说：
“搞水利可以直接为民办事。”
毛泽东、周恩来知道傅作义在绥远时曾在兴修河套水利工程方面做过许多工作，便
决定由他担任水利部部长。
物色农业部部长人选时，周恩来想到了李书城。
李书城是同盟会早期会员之一，辛亥革命首义后在武汉担任黄兴的参谋长，后来又
参加过讨袁护国战争和护法战争，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起过很大作用。1921年中国共
产党成立时，就是在他家里开的会。他的胞弟李汉俊是中共“一大”代表，为党的事业
和人民解放斗争做过有益的工作。
1949年武汉解放前夕，李书城同张难先等人在中共武汉地下市委的帮助下，将原来
的和平促进会改组为武汉临时救济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白崇禧撤出武汉前后，保护水
电厂、张公堤等重要设施，阻止搬迁物资档案，维持市内秩序迎接解放军入城。
武汉解放后，李书城接到毛泽东的亲笔信：“李老先生：见信后速来京共商国家大
事。”不久，他赴北平参加了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随即被任命为农业部长。
在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精心安排下，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主要领袖、社
会贤达、知名人士几乎都安排进人民政府了。
这种广纳民主人士参政执政的做法，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
不谋党派和个人私利的坦荡胸怀，受到了各民主党派的拥护和高度赞扬，调动了他们建
设新中国的积极性。
10月21日，周恩来召集第一次政务（扩大）会议，宣告政务院成立。
中央人民政府的其他机构在此前后也分别建立，展开工作。中央人民政府及政务院
建立后，立即着手进行新中国的各项内政外交事务，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机器正式运转起
来。
于是，中国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中华民族以全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东方睡狮醒了！
四、国歌内幕
宣布新中国成立的洪亮声音
在天安门上空久久回荡。开天辟
地的湖南口音刚落，军乐队立即
奏响了庄严激越的国歌《义勇军
进行曲》……
［请看小说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1．徐悲鸿的重要建议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主席走上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成立时，近200名军乐队员在天安门城楼下，面向天安门，站成两队，各以10行横队和1
0列纵队的宏伟气势，演奏了庄严激越。威武雄壮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此时，天安
门广场成千上万的群众为之洒下了激动的热泪。
为什么《义勇军进行曲》会被确定为新中国的国歌呢？这首歌曲又是怎样被确定为
国歌的呢？
在筹备新中国的过程中，确定国歌经历了一番曲折的过程。
众所周知，世界上每一个主权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歌。
国歌是象征国家的歌曲，为其政府所制定或采用。通常在隆重集会、国际交往仪式
等场合演奏或演唱。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民众共同心声的表达和共同意志的体现，能起
到统一人们思想、激发民族爱国情感、催人奋进的巨大作用。但要创作或确定能代表一
个国家全体民众共同心声的国歌，确实不易。
清朝以前，中国历代王朝都没有国歌。
我国最早的国歌，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当时有人编过一首《颂龙旗》，有词无曲。
19世纪80年代，出使英、法、俄的大臣曾纪泽第一次向朝廷上呈了“国乐”的草案，
但没有得到允准。1895年，新建陆军制定了国歌，需要演奏时就权作替代。
我国由国家颁布的国歌，最早产生于19世纪末。1896年，清政府派遣北洋大臣、直
隶总督李鸿章作外交特使，赴西欧和俄国作礼节性访问。在那些欢迎会上，按照国际惯
例，要演奏宾、主两国国歌。但当时腐朽没落的清政府哪有什么国歌！为了应付门面，
只好临时编制一首，不过逢场作戏而已，也叫不出什么名称。但因它是李鸿章最早使用
的，后来人们称它为《李中堂乐》。这首歌的歌词是一首陈腐不堪的七绝诗：金殿当头
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
太平天子朝天日，
五色云丰驾大龙。
从此以后十多年内，清政府在与他国交往以及国内大典中，都袭用这首歌。因此，
实际上它在某些场合起了国歌的作用。
20世纪初，风雨飘摇之中的清王朝为了挽救灭亡的命运，欺骗国内日益高涨的民主
呼声，竟然几次下诏宣称要“立宪”了。1911年，清政府还煞有介事地颁布了一支国歌，
名为《巩金瓯》，歌词是：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嗥，
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这首国歌是曲礼院选派镇国将军薄侗和当时在海军部任职的严复负责编制的。纯粹
是为清政府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就在此国歌出笼后一个月，辛亥革命爆发了。这首所
谓的国歌，也就成了清王朝的殉葬品。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南京设立临时大总统府，立即征集国歌。1912年2月，临时政
府的公报上登载了沈恩浮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歌名为《五旗共和歌》。这首
国歌实质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立国的理想：亚东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
五色旗，民国荣光，锦绣山河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保。
维新运动领袖人物、才华横溢的梁启超，民国初年也曾写过一首国歌，歌词是：泱
泱哉，我中华！最大洲中最大国，22省为一家，物产腴，甲天地，天府雄国言非夸。君
不见英日区区三岛尚崛起，况乃堂堂我中华！结成团体，振我精神，20世纪新世界，雄
飞宇内兴伦？可爱哉，我国民！
这些美丽的幻想，在中国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无法使之变为现实。结果，
袁世凯篡夺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
1915年5月，袁世凯政府以政事堂礼制馆名义，将一首名为《中华雄踞天地间》的歌
曲定为国歌，为袁世凯恢复帝制制造舆论。歌词是：中华雄踞天地间，廓八霆，华胄以
来昆仑巅，江湖浩荡山绵连，勋华揖让开尧天，亿万年。
袁世凯擅自下令，把歌词中的“共和五旗”改为“勋华揖让”，暗示民国政府将采
用唐尧、虞舜的禅让制，暴露出他复辟帝制的尾巴。次年，袁世凯登基称帝。千夫所指，
不义自毙。在全国人民的讨伐声中，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皇帝就命归黄泉了。
可是，这首国歌，在袁世凯垮台后，仍为历届北洋军阀政府袭用。1920年，段祺瑞
政府命教育部出面，专设了一个“国歌研究会”，征集曲谱。最后采用著名作曲家肖友
梅的用亡调长旋法与中国姑冼宫调井用的曲调，所填歌词为中国古诗，相传是虞舜所作
的《卿云歌》：卿云烂兮，纪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1920年10月，这首歌曲由当时的教育部报请国务院批准，定为国歌，并下令于1921
年7月在全国施行。但是，这首文词古奥的东西，大众是决然接受不了的。可以说，它诞
生之时，就是死亡之日。因此，很少有人知道有过这首国歌。
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则把国民党党歌改为国歌。有识之士对这一做法早就提出了反
对意见，但国民党当局却置若罔闻。
1949年7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征集国旗、国徽、国歌的启事。
启事对国歌的要求是：（甲）歌词应注意：（1）中国特征；（2）政权特征；（3）新民
主主义；（4）新中国之远景；（5）限用语体，不宜过长。
（乙）歌谱于歌词选定后再行征求，但应征国歌歌词者亦可同时附以乐谱（须用五
线谱）。
截止8月20日，共收到国歌应征稿件632件，歌词、歌谱694首。
应征稿件中国歌歌词较多，其中有郭沫若、马叙伦、欧阳予倩、冯至、柯仲年等知
名人士的作品。小组评选了一部分歌词、歌谱印发给大家，有的还组织乐队演奏过，但
大家都感到不理想。
在讨论时，大家都认识到，要在短时间内创作出理想的国歌词谱，的确比较困难。
但是，新中国诞生之时不能没有国歌呀！
商议结果，大多数人倾向于在国歌未制定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大画家徐悲鸿，是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作国歌的人。
新政协筹备常委会接到马叙伦和沈雁冰关于国歌选评情况的报告称：“经本组慎重
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地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
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
应该说，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然而，没有国歌的开国典礼，至少会使大典气氛和人们的情绪受到影响。
政协筹备委员会的常委们着急了。
毛泽东亲自来到勤政殿，召集常委成员和第六小组成员以及有关专家顾问、各界人
士座谈，专门研究国歌之事。
座谈会一开始就冷场，没人发言。
沉默。大家都在思考。
国歌既要有大众性，又必须具有庄严性，如此雅俗共赏的歌曲创作确实不易。而且，
国歌代表一个国家，特别是代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的国歌！用一支什么样的歌曲才
能充分体现它的特点，反映亿万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的心声呢？
这时，一位个子高大、面容清瘦的中年男子站起来发言，打破了沉默。
他说：“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国歌怎么样？”
此人就是徐悲鸿。
毛泽东欣赏的目光落在他身上。
徐悲鸿比毛泽东小两岁，毛泽东却称他“徐老先生”；他担任中央美院第一任院长
后，毛泽东即为美院书写了第一块校匾。
徐悲鸿是我国著名的国画大师。1895年生于江苏宜兴。少时随父学画，17岁开始当
中学图画教员。1914年人复旦大学。四年后赴法国巴黎，先后在法国朱利安艺术学院、
巴黎国立美术学校及德国柏林美术学校学习素描和油画。1927年回国后，先后任中央大
学艺术系教授、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绘画系主任、北平艺术学院院长。1933年，曾携带中
国近代名家作品600余件赴欧洲各城市巡回联展，引起轰动。抗战时期，随中央大学迁到
重庆。抗战胜利后创立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出任校长。
1948年冬，人民解放军开始对北平展开包围，徐悲鸿的挚友田汉，从解放区秘密抵
达北平徐悲鸿家里，他带来了毛泽东、周恩来对徐悲鸿的嘱托。田汉欣喜地告诉徐悲鸿：
“我来北平前，见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他们希望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离开北平，
并尽可能在文化界多为党做些工作。”听到正在指挥全国解放战争的毛泽东、周恩来，
戎马倥偬之际还惦念着北平的文化界人士，惦念着徐悲鸿，这令徐悲鸿夫妇感动不已。
1949年，古都北平终于迎来了解放，徐悲鸿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俩人进行了亲切
交谈。毛泽东虽比徐悲鸿大两岁，但他还是尊称徐悲鸿为“徐老先生”。他关怀地询问
了徐悲鸿的工作和健康情况。
1949年7月，徐悲鸿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首次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美
术工作者协会主席。7月6日晚7时20分，毛泽东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中南海怀仁堂，
看望与会代表，发表了鼓舞人心的即席讲话。在谈到文艺“中西”结合问题时，毛泽东
特别以徐悲鸿先生的绘画为范例，认为他既保持和发展了中国文化艺术的传统，又吸收
了西方优秀的艺术营养，把两者结合起来融为一体，取得了杰出的成绩。
翌年4月1日，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校门口装饰一新，正式挂出了毛泽东亲笔书写的
“中央美术学院”的牌子。学院入口处正面墙上是徐悲鸿的手书——毛泽东《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句名言：“缺乏艺术性的作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
没有力量的。”
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第一任院长的徐悲鸿常对学生说：“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
艺术家，首要的任务是表现人民大众的精神面貌、愿望和时代精神，要做到这一点，必
须到实际生活中去锻炼。”这些已是后话了。
当时，站在勤政殿上发言的徐悲鸿，其身份不仅是大画家，而且是国旗国徽评选委
员会的专家。
这位身为画家而非音乐家的中年汉子，对国歌的建议堪称不朽的大手笔。
实际上，徐悲鸿来勤政殿参加座谈会之前，当天在家里与夫人一起，已就选国歌之
事展开了一次家庭讨论。
他对夫人廖静文说：“我准备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代作国歌。”
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在没有正式国歌前，往往把一首得到民众认可、合乎国情民意
的歌曲当作国歌。苏联在建国之初，就曾将著名的《国际歌》作为国歌。
徐悲鸿是经过好几个不眠之夜、对此进行深思熟虑之后，才提出这个建议的。
廖静文听后便说：“那怎么可以呢，歌词里有‘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不
好吧？”
徐悲鸿说：“为什么不好？法国的《马赛曲》便是一支很悲壮的歌曲。它的原名是
《莱茵军进行曲》。1792年，法国马赛工人革命队伍高唱着这支歌曲挺进巴黎。后来，
便正式确定为法国国歌。”
徐悲鸿在法国巴黎留学期间，对这首法国国歌印象很深。他当即为廖静文唱了一遍：
前进！前进！
祖国的儿郎，
那光荣的时刻已经来临！
专制暴政在压迫着我们，
我们祖国鲜血遍地，
我们祖国鲜血遍地。
你可知道那凶狠的兵士，
到处在残杀人民，
他们从你的怀抱里，
杀死你的妻子和儿女。
公民们，武装起来！
公民们，投入战斗！
前进！前进！
万众一心，把敌人消灭净！
“你看，这歌词不也是很悲壮的吗？”徐悲鸿笑着对妻说：“人民在胜利中不忘记
过去的斗争，它能鼓舞人们永远以昂扬奋起的精神，继续前进。《义勇军进行曲》正是
这样，它歌唱了人民的意志，民族的自信，抗战时期这首歌唤起了千千万万的中华儿女
投入抗日前线。今天，它仍将鼓舞人民以昂扬的精神继续前进。”
廖静文信服地点点头说：“啊，原来是这样，那我太缺乏知识了。”
艺术是相通的。生活是艺术的源泉和灵魂。
徐悲鸿不仅凭艺术感觉，更凭他一生中的磨难，真正认识了《义勇军进行曲》这首
非凡的歌曲。
开国大典时，徐悲鸿作为政协代表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亲耳聆听这首庄严的乐曲奏
响。
从那时起，这首昂扬的歌曲响彻神州大地。《义勇军进行曲》成了全中国人民奋进
的号角，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喷涌与呐喊！
2．珠联璧合成绝唱
1959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聂耳》时，将片尾处理为：聂耳站在甲板上，轮船
向远方航行。周恩来看完样片后，建议将结尾镜头改成：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边行进边
高歌《义勇军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是在开国大典上正式推出成为国歌的。周恩
来的建议寓意深刻。
由大画家徐悲鸿首先建议代作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多灾多难的30年代。
它原是剧作家田汉和作曲家聂耳在1935年为上海一家电影公司编写剧本《风云儿女》时
所创作的主题歌。
这首非同寻常的主题曲，记录了音乐天才聂耳和杰出戏剧家田汉珠联璧合的动人故
事。
30年代，正是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入侵中国，国民党当局大搞反共白色恐怖的时代。
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节节退让，而对中
国共产党和要求抗日的人民进行血腥镇压。
上海人民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坚决斗争，掀起了抗日救亡
运动的高潮。在“左联”领导下的革命文艺战线，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宣传和动员了广
大人民群众。剧作家田汉当时在“左联”参加了戏剧、电影和音乐方面的领导工作。
1931年，聂耳从家乡云南来到上海。那年，他才19岁，已是一个具有强烈民族感情
的音乐天才。
聂耳1912年生于云南长溪。原名聂守信，曾用过黑天使、王达平等笔名。出身清寒
医家。自幼受家乡民间音乐的熏陶，会多种乐器。1927年，聂耳考入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在这所进步学校里受到一些革命思想的影响，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活动。他的
处女作《省师附小校歌》，就是这个时候问世的。这支歌雄壮有力，富有朝气，初步显
露出他的才华。1930年，在昆明读中学的聂耳，因参加革命活动遭当局通缉，被迫流亡
上海。
1931年4月，聂耳经刻苦自学，以优异成绩和多方面才能，考入“明月歌舞剧社”，
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他每天坚持练琴6小时以上，不到3个月，就成了乐队的主要小提
琴手。接着，他又学习作曲，钻研民族音乐，并开始了他早期的音乐创作。翌年，他又
考入“明星歌舞团”任小提琴师。因他姓聂，又富有音乐天赋，同行们便称他为“耳朵
先生”。于是，他干脆改名叫聂耳。由于当时团里演出节目多半是靡靡之音，迎合小市
民的口味，与抗日救亡的形势格格不入，他对团里的演出方向颇为不满。
聂耳很苦闷。
他想寻找中国共产党。
正在这时，田汉出现在他的面前。
田汉是中国现代杰出的革命戏剧家和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当时，他已名闻遐迩。他
生于1898年，原名田寿昌，湖南长沙人，出身于贫苦的农民家庭。家境贫寒，激发了他
奋发学习的热情。1912年，他考入省城长沙师范学校公费学习。当时，师范学校的校长
是徐特立。少年田汉曾得到徐特立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护。在那里，他受到了良好的教
育。1917年，田汉随舅父到日本求学。经宗白华介绍，他结识了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郭
沫若，他们之间信来函往，真挚、坦率地畅谈文艺、爱情、生活，探索人生，彼此以歌
德、席勒相期许，成为知己。后来，田汉与郭沫若、宗白华三人的通信公开发表，题名
为《三叶集》。
1925年，田汉创立“南国电影剧社”，拍摄了他编剧的第一部电影《到民间去》。
两年后，“南国电影剧社”改组，简称“南国社”，定宗旨为“团结能与时代共痛痒之
有力青年作艺术上之革命运动”。田汉的文学道路是曲折的，但他从来没有停止追求的
步伐，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以后，接受了马列主义和苏联普罗文学的影响，他逐渐摆
脱了唯美主义、浪漫主义、感伤主义的情调和色彩，朝着人民大众的革命戏剧运动方向
前进。1930年3月，田汉在“南国社”遭反动军警查抄的情况下，率全体成员加入中国左
翼作家联盟，从此他的活动转入地下。1932年，田汉在沪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央
文委委员。他写下了大量剧作和电影剧，话剧《乱钟》，电影《母性之光》、《民族生
存》等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同时，他还积极推动和组织革命音乐活动，创作了大量歌
词。
田汉慧眼识人，乐于助人。早在“南国运动”时期，田汉身边就聚集了一批有志青
年，大家勇于实践，锐意创新。“南国社”的影响很大，遍及东南各地，京沪杭一带涌
现了许多剧团，都根据“南国社”的剧本、风格来演出，其艺术之花不仅开遍江南，而
且远播南洋各地。当时熊佛西先生搞农村戏剧的影响也很大，当时人们有“南田北熊”
之说。南国艺术学院时期更是以培养人才为目标，严格区别于那种商业性办学，在经济
条件困难、政治环境险恶的情况下，田汉不取报酬，以坚忍不拔的毅力为文艺事业培养
队伍。南国艺术学院的物质条件十分简陋，但它造就了像郑君里、陈凝秋、廖沫沙、张
谔、左明、保罗、陈白尘、金焰、吴作人、万籁天、顾梦鹤、赵铭彝、陈明中等一大批
骨干。在左翼剧联时期和抗战时期，田汉注意训练骨干、造就队伍，像抗敌演出队、歌
剧训练班等等。
一如既往，田汉无私地向苦闷彷徨中的聂耳伸出了热情的手。
他与聂耳详细谈了当前的形势和党的文艺战线任务。他们一见如故。此后，田汉又
介绍他参加了“左联”的音乐小组。由于聂耳的积极要求，1933年初，由田汉介绍他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聂耳的生命迸发出更加辉煌的光彩。
聂耳一生的创作，绝大部分是在1933年至1935年之间完成的。1934年是聂耳创作最
旺盛的一年。这一年，他为田汉的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创作了《打砖歌》、《打桩
歌》、《码头工人歌》、《前进歌》；为电影《桃李劫》谱写了主题歌《毕业歌》；为
电影《大路》谱写了主题歌《大路歌》和插曲《开路先锋》；为电影《新女性》谱写了
主题歌《新女性》；为电影《飞花村》谱写了主题歌《飞花歌》；还创作了儿童歌曲
《卖报歌》等。1935年，为话剧《回春之曲》谱写了《梅娘曲》，又为电影《逃亡》作
主题歌《自己歌》和插曲《塞外村女》；还创作了《采菱歌》《打长江》等歌曲。短短
两年多，他创作了三十余首体现劳动人民感情的优秀歌曲。
1934年7月，田汉创作的反映码头工人反帝斗争的新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在上海
青年会礼堂公演。聂耳不但作曲，还担任导演和主演码头工人老王。在这个歌剧演出时，
当码头工人发现搬运的货物是日军用来打中国人的军火坚决不搬时，日本兵凶残地开枪
镇压，田汉的儿子田申扮演的老王的小孙子被打死了，老王悲痛万分将小孙子抱在怀中，
带领码头工人把军火箱抛人黄浦江中，井愤怒地向日本兵冲去，向敌人怒吼道：“我们
并不怕死，不用拿死来吓我们，我们不做亡国奴，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全剧高潮骤
起，观众群情激昂，纷纷站起来，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雷鸣般的口号声经久不息。
田申躺在聂耳的怀里，感到聂耳的热泪一滴一滴地落在自己的脸上。聂耳哪里是在
演戏啊！他是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投入到了抗日的特殊战场上！聂耳并未受过正规的音
乐教育，但由于他聪明、勤奋，天赋的音乐才华，强烈的民族感情，特别是他对党和人
民的无限忠诚，在短短的两年中，创作了许多为人民广为传唱的歌曲，而且绝大部分是
和田汉合作的。《开矿歌》、《毕业歌》《梅娘曲》等歌曲，至今还广为流传。他不愧
为现代革命音乐的“开路先锋”！
1934年，田汉应与党有密切关系的电影公司之约，创作了电影剧本《风云儿女》，
反映“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后，知识分子觉醒了，坚决走向抗日民族战
场的故事。剧本共15章节，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是作为剧中诗人辛白华所作的《万
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首。他原本想将歌词写得长一些，由于时间仓促，他在酝酿构思
时，将想到的前面的歌词随手写在一张香烟锡包衬纸上，连同已写好的电影故事先交给
公司。歌词写道：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
前进！
进！
田汉还没来得及写电影剧本，就在1935年2月19日夜，在与梅兰芳剧团研究合办演出
的剧目后返家时被捕了，以后电影剧本只好由夏衍完成。
《义勇军进行曲》的原词，也由夏衍和孙师毅从烟纸上仔细地抄录下来。
聂耳听到田汉被捕的消息后，找到夏衍同志就说：“听说田先生的《风云儿女》剧
本后面有一首主题歌，请交给我作曲吧，我相信田先生一定会同意的。”
他拿去后很快完成了谱曲。不想，这竟是他与田汉的最后一次合作。
《义勇军进行曲》这支雄伟的战歌，很快唱遍了全中国，在抗日战争中鼓舞了无数
爱国志士。
聂耳的创作之所以能够深刻地反映现实，给人震撼心腑的力量，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是他深入人民的生活，与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在北平时，他常到天桥看贫苦人的各
种演唱，用心倾听他们的心声，体验他们的思想感情。他在1932年9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在这里充满着工人们、车夫、流氓无产阶级的汗臭……有的在卖噪子，有的在卖武功。
这些吼声，这些真刀实枪的对打声、锣鼓声……这是他们生命的挣扎，这是他们向敌人
进攻的冲锋号。”他每写一首歌，都一次又一次地到群众中去体验生活。写《新女性》
时，他花了不少日子，在风寒霜冷的秋夜，步行一个多小时赶到沪西纱厂，观察了解女
工们的生活和思想。为了写好《码头工人歌》，他经常到黄浦江码头，倾听搬运工人的
苦难呼声，认真记录劳动号子的节奏和音调。聂耳反对文艺脱离生活，脱离人民，“为
艺术而艺术”。1932年7月13日，他曾以“黑天使”的笔名写了一篇《中国歌舞短论》，
发表在《电影艺术》第一卷第三期上。虽然只有数百字，但内容丰富，论据精辟，辞锋
犀利，击中要害。他揭露了当时中国歌舞“鼻祖”率领下的一班红男绿女，打着“艺术”
与“教育”的幌子，实际上卖弄“香艳肉感、热情流露”的“软功夫”，其社会效果只
能是：“被麻醉的青年儿童，无数！无数！”他不顾黎锦晖是当时音乐界的权威、自己
的顶头上司，尖锐指出：“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软豆腐，而是真刀实枪的硬功夫！”“亲
爱的创办歌舞的鼻祖哟！你不要以为你有反封建意识便以为满足！你听不见在这地球上，
有着无穷的一群人在你的周围呐喊、狂呼；你要向那群众深入，在这里面，你将有新鲜
的材料，创造出新鲜的艺术。喂！努力！那条才是时代的大路！”黎锦晖以后曾说过，
聂耳“对我个人曾贡献过许多宝贵的意见，我深为感动……他对我热情善意的劝勉，终
于使我结束了坏歌曲的写作”。
一个甘为民众喉舌的音乐家，一个敢向权威挑战的人，才能写出时代的最强音。
聂耳在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之后，受到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在“左联”的党
组织遭破坏，田汉和阳翰笙相继被捕后，聂耳也被列上了黑名单。党为了保护这位年轻
有为的战士，派他出国学习。聂耳遂于1935年4月离开上海东渡日本，准备转道苏联到西
欧去加深他的音乐修养。到日本后，他曾不断参加中国留日学生的进步文艺工作，还计
划写一个大型歌剧。不幸，这一计划还没实现，他就于这年7月17日，在日本藤泽县鹄沼
海滨游泳时被汹涌的海浪吞没，年仅23岁。
闻讯，留日学生和华侨悲痛不已，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公推聂耳生前好友张天虚赶
赴现场收殓，并在当地火化，负责将骨灰送回祖国。1936年，张天虚几经辗转，将骨灰
送回上海。1937年8月，回到家乡，次年安葬于昆明西山高峡山麓华亭寺附近的山坡上。
墓前竖有徐嘉瑞撰“划时代的音乐家聂耳之墓”的墓碑。
一代音乐天才聂耳，用音符鼓舞人民作战的斗士，永远离开了人间。
《义勇军进行曲》遂成千古绝唱。人民音乐家聂耳，他的灵魂和生命全部溶入这首
乐曲中了。
田汉被捕后被解往南京，因患背疽，经徐悲鸿保释，出狱就医，软禁于南京。
田汉在南京狱中听到聂耳淹亡的噩耗后，顿时感到极大的震惊和悲痛，热泪纵横，
写下一首挽诗，寄托他对这位忘年知己、亲密的战友的哀思：
一系金陵五月更，故交零落几吞声。
高歌共待惊天地，小别何期隔死生。
乡国只今沦巨浸，边疆次第坏长城。
英魂应化狂涛返，好与吾民诉不平。
青年聂耳化为黑色的海燕，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迎着暴风雨飞去，永远永远地飞
走了。
一定要完成战友未竞的事业！出狱后，田汉活跃于南京、长沙、武汉等地，对国民
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给予猛烈抨击和无情揭露。抗战初期，他创作和改编了《新儿女
英雄传》、《江汉渔歌》等大量戏曲剧，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创作热情。抗战胜利后，田
汉回到上海，先后写出了话剧《丽人行》、电影《忆江南》、《梨园英烈》等剧。《丽
人行》后来还被改编拍摄成电影。
“一二·九”运动后，《义勇军进行曲》很快传遍中国大地，鼓舞、激励着中华儿
女奔赴抗日前线。
一天，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路过天津青年会堂体育馆时，远远就
听到一阵阵豪放昂扬的歌从会堂里传出来，爱泼斯坦凭着自己对中国社会和民族艺术的
深刻了解，立刻感到：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新型的中国风格的曲调，他驻足聆听，心驰神
往，被歌所吸引，走进了会堂。这是他第一次目睹人们演唱《义勇军进行曲》的动人场
面。当时教歌的，是一位青年，他叫刘良模。后来，他专门著文评价《义勇军进行曲》
说：“这种类型的歌曲只要听到一次就会终生难忘。它那急促而充满胜利信心的词句，
像是一位紧张得喉咙沙哑的指挥员在战斗打响之前作动员报告。”
爱泼斯坦的感觉十分准确。
爱泼斯坦不愧是中国人民的知音。
在中华民族抗战烽火中，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中，这支歌曲很快传遍全球。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海外华侨义愤填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在侨居地
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运动。
194o年以后，《义勇军进行曲》经世界著名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的热情演唱和灌制
唱片，传遍全世界，成为激励所有无产者反法西斯斗争的战斗号角。
1942年，日本侵略魔爪伸向南洋群岛。于是，在南洋的椰林、橡胶园就唱响了《义
勇军进行曲》，鼓舞着东南亚战士打击日寇。
1944年，马来西亚的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的岁月，在零兰莪州的一个根据地，有
一支由华侨和其他各民族青年组织起来的抗日队伍。他们将《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中的
“中华民族”改为“马来西亚族”，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同时，还将歌词译成马
来西亚文、印地文。《义勇军进行曲》被各地民众译成各种语言，唱遍了打击侵略者的
各个战常一次，在日本侵略军疯狂围剿抗日队伍时，有位叫阿乜的马来西亚抗日战士不
幸受伤被捕。刑场上，他视死如归，面对死亡的枪口，用马来语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从容就义。
全国侨联副主席庄明理在一次谈话中说：“《义勇军进行曲》，不仅中国人会唱，
外国朋友也会唱。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东南亚，马来人、印度人和我们一起唱着‘冒
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示威游行，开展斗争。”有位美国朋友曾写信给田汉，说：“美
国也很流行这首歌，有很多人都用口琴在马路上吹奏。”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由欧洲回国途经埃及时，在金字塔下听得有人唱这支歌，为
之惊喜不已。
第二次世界大战将要结束时，由一位著名音乐指挥家建议，经美国国务院批准的一
套“盟军胜利凯旋之歌”的节目中，有贝多芬、柴柯夫斯基等世界音乐大师的作品，
《义勇军进行曲》也在其列。
3．为什么不改原歌词
新政协筹备会召开期间，在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座谈会上，徐悲鸿刚说出自己的建议，
周恩来立即表示支持。
周恩来说：“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很好。《义勇军进行曲》这首歌雄壮而豪迈，
很有革命气概，而且节奏鲜明，适合演奏，也适合于大家演唱。用这首歌作国歌是合适
的。”
著名建筑学家、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梁思成教授，在周恩来说完后，站起来发
言：“徐悲鸿先生的这个建议我赞成。我想起了以前我在美国时，有一次上街，听见有
人用口哨吹《义勇军进行曲》，我回头一看，原来是一位骑自行车的美国青年，这说明
这首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我看用这支歌代国歌很好。”
接着，大家纷纷发言，提出自己的看法。
从国外回来的宗教界代表刘良模此刻陷入了沉思，他的思绪一下回到了那个烽火连
天的岁月。
1934年，百代公司出版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唱片，由袁牧之、顾梦鹤演唱，百亚
夫配乐，很快唱遍了全国。
1935年5月16日出版的《电通画报》第一期，登载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影写谱。电
影《风云儿女》也于同年7月正式上映。从此，《义勇军进行曲》伴随着救亡运动的热潮，
传遍了祖国的长城内外，大江南北。
当时，日本侵略者正在酝酿大举侵略中国，天津笼罩着紧张的气氛，整座城市实际
上已经陷入日军和他们的特务的控制之下，但不愿做奴隶的中国人民，进行着不屈不挠
的抗争。
1938年5月的一天，天津青年会秘书刘良模在天津青年会堂体育馆教唱《义勇军进行
曲》。体育馆的大门敞开着，馆内约有四百多人站着齐声合唱。他们都是普普通通的老
百姓——中学生、小学生、工人、小职员、报童，甚至还有洋车夫。大家的表情严肃认
真。刘良模先重点教他们唱歌曲的单句，然后两句合起来，再整段连唱。
正是这天，爱泼斯坦被歌声所吸引，不由自主地来到了体育馆。听着听着，爱泼斯
坦深深感到，歌曲的每一句都是战斗口号，都是不屈的灵魂。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
刘良模在教唱，又像是在呐喊。这歌声不正是中国四万万五千同胞的共同呼声吗？
当时的天津，日本人已有一支4000人的军队，并且还有一支远比军队人数多的特务队伍，
就在刘良模教唱歌曲时，特务已经潜入了会场刘良模发现有特务混入场内后，停顿了一
下，坦然对大家说：“会堂的大门，对任何想进来学我们歌曲的人是大开的，假如有人
不是为了唱歌，那他一定另有打算——可能是来捣乱的。现在，我要大家看看自己周围
的人，是不是在唱？”他盯住两个日本人看了一小会儿，然后挺直身躯，又开始教唱。
几分钟之后，在激越、高昂的歌中，四百多双愤怒的眼睛都集中在那两个日本特务
身上——“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在怒火喷涌的目光的逼视下，两个日本特务的脸顿时变成了猪肝色，很快狼狈地逃
出了大门。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几十年来，以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革命英雄主义的品格和
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同前进的深刻思想，教育、激励着全国人民。
不仅如此，《义勇军进行曲》还以高扬的曲调、震撼人心的歌词，飞越国界，激励
着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为自由解放而战。
1940年，正是中国人民为民族生存而进行艰苦斗争的岁月，世界著名黑人歌唱家保
罗·罗伯逊，在纽约一个露天音乐厅里用汉语演唱了《义勇军进行曲》。
保罗·罗怕逊是从刘良模那里学会《义勇军进行曲》的。
1940年，刘良模赴美国，在会见罗伯逊时，介绍了当时中国革命群众歌咏运动的情
况。罗伯逊听了刘良模唱的几首中国革命歌曲后，要走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谱。不
久，他就在一次演唱会上演唱这支歌，向中国人民表示敬意。第二年，他又和刘良模合
作，灌制了一套中国革命歌曲的唱片，片名叫《起来》。宋庆龄欣然为这套唱片集作序。
这时，刘良模收住思绪的僵绳，起来发言：“国歌是一个国家的歌，它的产生应该
有历史背景，像法国的《马赛曲》，还有《国际歌》。这些歌曲在法国大革命、苏联十
月革命中唤起了广大人民。《义勇军进行曲》产生于抗战时期，唤起民众向日本侵略者
进行了保卫祖国的神圣战斗。还有，这支歌也可以用来纪念中国新音乐运动的创始人聂
耳。此外，这首歌在国际上也有它的地位。我们在美国时，一次同美国最勇敢的黑人歌
手罗伯逊见面，他对我说，他爱唱《义勇军进行曲》。美国的中学生、小学生从广播电
台和电影中学会了这支歌。无论在娱乐场所还是朋友间都唱。罗伯逊又问我：是不是你
们的国歌。我说，不是，我们的国歌是丧歌。当然，是指国民党时期。这样看，《义勇
军进行曲》在国际上确已建立起伟大的历史地位。从一支歌曲本身讲，好不好不能单靠
几位专家评判，而是需要广大人民评判。《义勇军进行曲》在国内国外人民中获得了一
致的颂扬，所以根据它自身的价值，也应采用作国歌。当然，歌词可以按新的国内外情
况编拟，这是我本着在国外做宣传工作的经验，谈的一点看法。我建议采用聂耳的歌谱，
歌词另拟。”
刘良模的建议得到许多人赞同。
讨论时，也有人说：“新中国即将成立了，中华民族已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屹立在
世界东方，而这首歌词当中却有‘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样不符合现在情况的句子，是
不是过时了？”周恩来说：“这首歌在抗战中起过巨大的鼓舞作用，尽管新中国成立了，
但今后还可能有战争，我们还要居安思危。”参加座谈会的人基本同意《义勇军进行曲》
作为国歌。最后，毛泽东说：“大家都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我看就这样
定下来吧。”
但是，对是否要改歌词，意见仍不一致。最后决定，由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主席团
研究决定。为了供政协常委、主席团研究时参考，大家公推郭沫若等人修改出几份歌词。
郭沫若修改的歌词共分为三段，于9月中旬发给小组成员和常委。
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开幕后，全体代表于9月23日分为11个组讨论国旗、国徽和国歌
等方案。
代表们对国歌进行了热烈讨论，一致赞成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但歌词是否
修改，依然没有形成一致意见。
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参加了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协商国旗、国歌等问
题的会议。
郭沫若、沈雁冰、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
深、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出席了会议。彭光涵做记录。
在讨论国歌时，毛泽东说：“大家认为《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最好，意见比较一
致。我看就这样定下来吧，歌词我看也用原来的。”
马叙伦报告说：“我们第六小组都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做国歌，完全赞同主席
的意见，但现在仍有人要求修改歌词。”
周恩来很明确地表示：“要么就用旧歌词，这样才能激起感情。修改了的歌词唱起
来就没有这种感情了。”
听了周恩来的发言，其他人感到很有道理，也表示不要修改歌词了。
最后，毛泽东说：“我国人民经过艰苦斗争，现在全国快解放了，但还是受帝国主
义的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压迫。我们要争取中国完全独立、解放，还要进
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所以还是保持原有歌词。”
毛泽东说完，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负责修改歌词的郭沫若也表示，完全赞成
采用原来的歌词。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
丰泽园里，传出了嚎亮激昂的歌声。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
以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全体政协代表都处在一片欢愉之中。
聂耳在天之灵有知，当为之欢呼。
田汉喜上眉梢。
徐悲鸿笑容满面。
10月1日，徐悲鸿应邀出席开国大典。大典上，毛泽东和颜悦色地对他说：“俗话说，
文如其人。看你笔下奔马那气势，又听说你走路其快如飞，我想，这里面是不是有辩证
法哟！”说罢爽朗大笑，徐悲鸿也被逗笑了。毛泽东又问：“你们学校办得怎么样？”
徐悲鸿心里有许多话想说，可一时又不知从何说起，忙回答，“我们师生自己动手，在
操场四周种了好多菜……”毛泽东赞许道：“好哇，你把延安抗大精神发扬了。”
听着《义勇军进行曲》在天安门奏响，一种独特的感觉在徐悲鸿身上升腾起来。
4．新中国礼乐之神
开国大典上的军乐队，由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部的军乐队担任。
罗浪为正指挥，王建中为副指挥。
一段有趣的故事，道出这支军乐团的来历。
1947年10月，晋察冀军区野战兵团在罗瑞卿指挥下，取得了著名的清风战役的重大
胜利。此役，聚歼了国民党第三军主力及其军部，并俘虏了该军军长罗历戎、军部及军
乐队。
当时任晋察冀军区抗敌剧社（战友文工团的前身）乐队队长的罗浪闻讯后很高兴，
赶紧请示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对俘虏的军乐队如何处理，他的意思是想
把军乐队留下来，不要遣散。张致祥同意他的意见，但他不敢做主，赶紧请示聂荣臻。
聂荣臻同意了他们的请示。张致祥要求罗浪对原有的军乐队人员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争取全部留下来，改编成人民解放军的军乐队，以备将来派用常罗浪便担任了这支军乐
队的指挥。
两年多后，军乐队果真派上了大用场！
开国大典需要一支军乐队进行演奏。开国大典前一个月，已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副
主任的张致祥，传达了组织一支联合军乐队的口头通知，指定由罗浪、王建中负责组织
训练。
这支联合军乐队由晋察冀军区近80人的军乐队、华北人民文工团近20人的管乐队、
受阅部队军师两级100人的军乐队组成，共200人左右。
军乐队问题解决后，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
9月初，阅兵指挥部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召开部队负责人会议，会上对使用什么乐曲
为阅兵典礼乐曲定夺不下。
当时有三种意见：第一种意见是用旧军队的乐曲，如欢迎曲、阅兵进行曲、分列式
进行曲等，基本是德国、日本所采用的乐曲；第二种意见是主张采用苏联乐曲，认为我
们新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能用资本主义国家通用的乐曲；第三种意见是罗浪提出来
的，主张用石家庄军政大学结业典礼阅兵时演奏的乐曲，这些乐曲是由解放军一些歌曲
改编的。
但是，意见一时难以集中。
杨成武司令员指示罗浪，写一个阅兵乐曲曲名及群众游行的乐曲曲名交给阅兵指挥
部。
指挥部将三种意见上报总指挥，总指挥又请示军委主席、副主席。经毛主席批示
“以我为主”，决定采用所报的曲目为开国大典乐曲。
当时所报的曲目是：
（1）阅兵式奏《东方红》、《军政大学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
进行曲》。
（2）分列式为《解放军进行曲》、《骑兵进行曲》、《战车进行曲》等。
（3）群众游行为《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
是力量》、《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等。
（4）烈士碑奠基奏《哀乐》。
在阅兵式之前，当毛泽东主席等领导人走上天安门城楼时，演奏三遍《东方红》，
以便让群众知道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开国大典定在10月1日下午3时开始，奏三遍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奏完国歌，28
响礼炮刚刚鸣完，国旗正好升到旗杆顶，迎风飘扬。
然后才举行阅兵式，军乐队演奏阅兵式乐曲。
国歌虽于9月27日已经通过，但到9月30口才正式通知，因排练匆促，只用主调加空
八度低音伴奏。
演奏哪些乐曲及其顺序问题解决了，但当时没有报话机之类设备，当毛主席登上天
安门时，城楼上怎样通知罗浪开始奏《东方红》呢？
张致祥偶然看了一下城楼上的红旗，计上心来：何不用块小红绸子在城墙上向罗浪
挥一挥，以示让他开始指挥奏乐？
这虽是个落后的法子，但能够解决问题。张致祥与罗浪约定：就这么办。直到1955
年以后，城楼上与军乐团的联系信号才正式改为挥动小红旗。
当时训练时间比较紧，大约只有三周时间，最后一周要跟部队合练。各军乐队还在
东总布胡同集中，在外交部街一所中学操场排练，每日还到东单广场练分列式，最后跟
部队合练，在黄寺华北炮兵司令部大院进行。
阅兵指挥有不少苏联顾问，每次合练后都提出不少意见。比如，他们认为军乐队的
乐器太不统一，建议要整新。
怎么解决苏联顾问提出的问题呢？军乐队根据指挥部指示，把大小军鼓都喷成银白
色，并且排列在第一排，这样就整齐划一，而且鼓音突出，便于进行徒步分列式的部队
听鼓点。这种队形后来一直被保留下来，并为历届国庆大典阅兵时军乐队所采用。
9月30日下午，队员们加紧进行准备工作：擦号、着装检查，准备好开国大典的演奏。
当天，军乐队派40人的乐队参加政协闭幕式及天安门前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
在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时，哀乐由张则恭指挥。
10月1日，就要举行开国大典。当天早晨，队员们起得较晚，以便多休息一会儿，精
神饱满地迎接伟大时刻的到来。
中午12时军乐队进入天安门东侧军区库房大院休息，1点钟集合列队，按规定检查着
装及携带乐器，有阅兵指挥部参谋及保卫干事参加。
检查完毕，即由总领队和总指挥罗浪、副总指挥王建中率领，分两队，一队由张则
恭分指挥带队，另一队由张仁辅分指挥带队进入天安门，于下午2时向总指挥部报告列队
完毕。
当时，军乐队第一排紧靠电车道南轨道北侧、面对天安门，分指挥手执指挥红旗站
于轨道前。
下午2时30分之后，张致祥一直守候在城楼西侧毛主席拾级登楼处，看着毛主席和中
央领导同志一级级往上登。
总指挥手戴白手套，站于电车道北侧，面对天安门，注视着天安门左侧第一旗杆下
的典礼指挥张致祥。
当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时，张致祥立即向乐队挥动了红绸子。
顿时，军乐队奏响了第一支乐曲《东方红》。这是9月30日指定的欢迎曲。
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天安门前的部队及群众挥帽致意。
下午3时，典礼司仪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典礼现在开始。”
这时，毛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
当时气氛严肃、热烈又紧张，司仪只提“升旗”、“鸣礼炮”，而没有宣布“奏国
歌”。
毛泽东主席宣布新中国成立的声音一落，罗浪指挥军乐队准备演奏国歌，等待司仪
发命令，但未听到声音。约半分钟后，他只好按预先规定程序，临机处置，指挥奏起了
国歌。
这时，全场欢呼雷动。
司仪宣布阅兵式开始后，军乐队奏响了《解放军进行曲》。聂荣臻代总长从东三座
门乘敞篷车到东华表，朱德总司令乘敞篷车从天安门出来过金水桥，在东华表两车相会，
乐声暂停。聂代总长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三军列队完毕，请检阅！”朱总司令还礼
后，驱车自东向西检阅部队。
军乐队奏响《军政大学校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解放军进行曲》等解放
军乐曲。
阅兵式结束后，朱总司令、聂代总长登上天安门城楼。朱总司令发表了继续进军、
解放全中国的命令。
紧接着，分列式、徒步方队行进时演奏《解放军进行曲》；骑兵部队行进时演奏
《骑兵进行曲》；炮兵部队行进时演奏《炮兵进行曲》；坦克部队、飞行大队行进时演
奏《战车进行曲》和《航空员进行曲》。
最后，联合军乐队纵队向东，至东三座门列队击鼓向天安门前进。到敬礼线奏《解
放军进行曲》，总领队行举手礼，副总指挥王建中执旗指挥，到西三座门奏乐毕。至此，
全部阅兵结束。
这时乐队从西三座门南侧排列成纵队向东，到天安门前原军乐队位置为群众游行演
奏，曲目有《新民主主义进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
《民主青年进行曲》、《向胜利挺进》、《灯塔》、《解放区的天》等。
当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进入东三座门时，为了突出游行的学生，军乐队停止了演奏。
清华大学的管乐队奏响了《团结就是力量》，昂首阔步走过天安门。
这时，毛主席等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中央领导人及观礼台上的观礼者，兴致勃勃地观
看着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的学生游行队伍，并频频向他们挥手致意。
群众游行结束后，天安门前红墙内外的群众欢呼着涌向金水桥，军乐队则演奏着
《团结就是力量》的乐曲，以密集队形走向金水桥，场面热烈，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的心灵。
开国大典后，军乐队的演奏得到部队与社会的广泛好评。全体队员都为之感到兴奋。
但是，不久兴奋就消失了。
组建军乐队后，部分团员对专职演奏军乐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他们将自己与旧社
会办红白喜事吹吹打打的吹鼓手划等号。谁都知道，吹鼓手在旧社会是最底层的行业，
遭人冷眼。
罗浪于1951年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第一任团长兼总指挥时，他的老父亲
就来信说：“老家的乡亲们说你参加革命那么些年，原来是个吹鼓手。”字里行间流露
出不屑。
军乐队有的演奏员，甚至不敢将自己的职业告诉家人，只说自己是个技术兵。有的
给家里写信时，连信封上都不敢写“军乐团”字样，信由驻地老乡转发。
可是，往后每年“五一”、国庆节等重大节日都不能没有军乐团助威呀！
总指挥罗浪决心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传统偏见，在全团叫响了“甘当革命吹鼓手”的
口号，对全体军乐队员说，技术兵是革命的需要，干军乐队这一行同样是革命的需要。
军乐队员只有自己看得起自己，才会受到别人的尊重，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他引导大
家从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指出随着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这项工作也会不断发展，
也会越来越吃香，社会也必将需要更多的乐队队员。
与此同时，总指挥罗浪要求大家把军乐当作艺术来看待，用功苦练，尽快提高演奏
技艺，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民艺术家。
后来，这支军乐队的许多队员，成长为新中国音乐事业的栋梁之材。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对军乐团成长的关心，成为军乐团不断成长壮大和军乐队
员甘当革命吹鼓手的不竭动力。
1950年国庆，当联合军乐团走过天安门接受检阅时，毛主席挥臂高呼：“军乐队万
岁！”
毛泽东主席这句重似泰山的评价，使全体军乐队员为之振奋。
接着，毛泽东主席还指示说：“我们国家这么大，要有一支千人军乐团嘛！”
1951年，有关部门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派罗浪和王建中等人筹建一个千人乐团。
当时国家经济很困难，经费拮据，聂荣臻硬是从有限的经费中拨出旧人民币80亿元用于
建设军乐团。军乐团用40亿元向捷克斯洛伐克订购了1000件乐器，余下的40亿用于扩建
营房。1952年乐器全部到齐，同年7月10日，军乐团以晋察冀军区乐团为基础，扩编为1
000人的大型军乐团。
这支大型军乐队最拿手的乐曲是国歌。
国歌从奏响到结束的时间长度为2分07秒。
五、国旗是怎样诞生的
随着响彻云霄的国歌声，礼
炮轰鸣，毛泽东庄严地按下升旗
电钮。新中国第一面鲜艳的五星
红旗在天安门城楼前的旗杆上冉
冉升起……
1．拆下“越南国旗”
开国大典在即，新中国领导人十分重视国旗的确定和布置情况。
国旗是象征国家的旗帜。
国旗的式样、图案和使用办法，由宪法或专门法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1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是五星红旗。”
国旗的式样、图案有其独特含义。我国“五星红旗”的旗面为红色，左上方缀着五
颗黄色五角星，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有人认识到了旗帜的作用，从而出现了旗帜的雏形。那时，
原始部落逐渐扩大，围猎、战争、联系都迫切需要一种信号和标志，他们就用树杆或长
树枝绑上一个东西，作为一个部落的象征和对部落神灵的崇拜。
旗帜在古代，曾是城邦的标志。《周官·司常》中有“日月为常”的句子，疏：
“天子之旗有日月星辰，诸侯旌旗无日月星。故有开龙降龙。”“旗五日、旗四日之区
别，系爵秩、尊卑不同之徽帜。”《说文解字》上说：“旗，旗有众羚以令众也。”可
见，旗帜在中国古代是册命诸侯、大夫的封物之一，是诸侯、大夫权力和封邑的象征。
按爵秩高低，旗帜又分为不同的等级。
到近代，国旗成为国家的象征。它是指国家独立之后，作为国家或民族独立的一种
标志。国旗是与一个国家的尊严紧紧连在一起的。
但是，临近开国大典的那个凌晨，要不是周恩来的博识和细心，国旗问题差点造成
国际性的影响。
10月1日凌晨，又是一个通宵未合眼的周恩来敲开了值班室的门，想再了解一下开国
大典的准备情况。
值班员一下愣了，瞪着一双迷迷蒙蒙的眼睛，一个问题都讲不清楚。
看到值班员这副神态，周恩来不禁皱了皱眉，再没说什么，抓起电话直接打到天安
门城楼，口气很严肃。
天刚蒙蒙亮，周恩来又登上天安门城楼。
在天安门城楼上值班的是苏凡。他问了苏凡几句话，又在城楼上转了一圈，然后走
下石阶，来到天安门广场，从远处观察天安门城楼布置的效果。
突然，周恩来问工作人员：“城楼上挂的哪国国旗？”
工作人员愣住了，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周恩来说：“这成了越南国旗嘛，你们赶快去拆下来。”
原来，天安门城楼的正面休息厅用了八面镂空的大屏风装点门面。日本美术家肖野
觉得原来的背景封建气味太明显，就设计出一套方案，把主席台背后的八面大屏风用大
木框罩住其中六面，只留中间两面当门。大木框正中放一颗金色大五星，用20匹红布显
出长方形光芒。
周恩来审查过这个设计方案，却没料到从远处眺望红布的光芒会融成一片。
当时背景布置好后，众人从近处看，连声称赞，没想到从远处看，因20匹红布的光
太浓艳，给人的视觉效果是一片红光，像一片红布中央缀着一颗五星，成了一面越南国
旗。
周恩来主动承担责任说：“这是我的疏忽，不怪你们。”工作人员赶快跑上城楼，
把木框拆了下来。
但是，当天报纸还按原来的样子作了报道：“城楼正中有巨大金星，下面烘托了巨
幅红布褶成的光芒，红黄交织。”
事实上，这个红黄交织的方案已经遭到否决，城楼上的装饰也拆掉了。
由于周恩来的细心，避免了可能在国际上造成的不良影响。
2．征集国旗图案启事发出之后
1949年7月15日，《人民日报》、《北平解放报》、《新民报》、《大众日报》、
《光明日报》、《进步日报》、《天津日报》等报刊，刊载了一则启事，征集国旗、国
徽图案及国歌词谱，提出了有关原则和注意事项，并规定8月20日为截止日期。其中对国
旗图案的要求是：（甲）中国特征（如地理、民族、历史、文化等）；（乙）政权特征
（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丙）形式为长方形，长阔三
与二之比，以庄严简洁为主；（丁）色彩以红为主，可用其他配色。
这则启事从7月15日起刊登8天。国内各报、香港及海外各华侨报纸都纷纷转载。
国旗征集启事在全国人民和海外华侨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从机器隆隆的工厂、矿山
到广阔的田野，从人流滚滚的都市到硝烟弥漫的前线，无数工人、农民、战士、教师……
都在热烈地谈论着这则启事。得到征集国旗的消息后，许多人马上动手，着手设计构思。
他们精心设计，反复思考，绘制出一幅又一幅各具特色的图案，标上详细的说明，通过
各种方式寄到北平，寄到新政协筹备组。
他们把设计、绘制国旗图案当作一件无尚光荣而崇高的事情。
图案大多不大理想。但每一位应征者关注的是参与，以此方式表达自己对新中国无
限热爱之情，而不完全在乎是否被选中。
在人民解放军某部，指战员们在阵地上、在战壕里、在枪炮声中，热烈地讨论着应
征国旗和国徽的图样。有的战士高兴地说：“征求国旗图样的意见，说明新中国很快就
要成立了，等新中国成立那天，我要握着枪戴上立功奖章，在国旗下照一张相。”
饱经枪林弹雨的老战士，还用自己丰富的想象力，描绘新中国成立后的美好前景，
憧憬未来的美好生活。
有位战士不善言词，却把对新中国火一般的热情，悄然化为行动。他设计了一幅国
旗图样，与一封家信放在一起。
他想打完这场战斗就把图样寄往北平。然而，战斗中，他的鲜血全部洒在了解放的
热土上，贡献给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
当战友们清点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这张来不及寄出的国旗图案……在海外，千千万
万爱国侨胞热切地关注着祖国大地前所未有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黑暗的蒋家王朝覆灭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即将诞生，饱受欺凌和耻辱的侨胞
们怎不欢欣鼓舞呢？
当他们得知祖国在向自己的儿女征求国旗、国徽和国歌时，纷纷抱着深切的爱国之
情，捧着中华民族子孙的赤子之心，精心地设计构思出一幅幅国旗、国徽图案，谱写一
首首国歌歌词。这一图案和歌词，从美洲、印尼、马来西亚、朝鲜……飞向解放了的北
平。
这则为亿万民众所关注的启事，是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成立一个月以来的一个重
要成果。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6月18日，周恩来主持
了筹备会常委会第一次会议。为了迅速完成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
各项准备工作，会议决定在常委会领导下设立6个小组。其中第六小组研究草拟国旗、国
徽、国歌、纪年、首都等方案。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应该有自己的国旗！中国最早的国旗，
是1900年清朝慈禧钦定的金龙旗。史载，1900年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洋务派首领李鸿章
在同各帝国主义国家举行通商互派公使的外交谈判中，看到别国政府都悬挂国旗，认为
中华帝国也应有一面国旗。于是，便向慈禧太后奏请制定中国国旗，得到慈禧太后的恩
准。时隔不久，李鸿章便将画有虎、豹、狮、龙、麒麟、八卦等图像的国旗图案面呈慈
德。经慈禧钦定，决定以金龙旗作为大清国的国旗，通称“黄龙旗”。图案中的龙是皇
帝威严的象征，黄色则为满族的代表色。这种国旗最初为三角形，后改为长方形。这便
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国旗，它一直悬挂到清王朝灭亡。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采用横排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作为国旗，
表示汉、满、蒙、回、藏五个民族的共和。
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规定：“中华民国国旗定为红地左上角青天白
日。”这就是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
这种青天白日旗，早在1894年孙中山创办兴中会时就指示陆皓东设计出来。白日象
征光明，12道光芒代表12个时辰，光芒尖锋象征革命锐进。1905年，兴中会改名为同盟
会，孙中山主张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加上红底，作为同盟会的标志。红色象征革命。
后来蒋介石掌握了中华民国的领导权，虽仍用青天白日旗，但他不仅没有革命，反而大
肆屠杀革命志士，以至遗臭万年。
金龙旗和青天白日旗都被历史的尘沙掩埋了。
为中国拟制国旗图案，第六小组肩负重任。
第六小组组长是马叙伦先生。
第六小组副组长是北京军管会主任叶剑英。不久，因叶剑英工作忙，增加沈雁冰
（即茅盾）任副组长，主持日常工作。参加第6组的成员有马叙伦、叶剑英、张奚若、田
汉、沈雁冰、郑振锋、郭沫若、翦伯赞、钱三强、蔡畅、李立三、欧阳予情、廖承志13
人。
马叙伦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中国民主促进会负责人，博学多才，对语言学、文学、
书法都有研究。他拥护中国共产党，敬仰毛泽东。
马叙伦，1885年4月27日生于浙江余杭一个世代书香门第。他4岁启蒙读《小学韵语》，
14岁人“养正书塾”读书。1902年，因代学生鸣不平，触怒校方，被学校开除，随即到
上海报界谋生。1911年，他赴日本，由章太炎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在上海办
《大共和日报》，任总编。从1921年起，他曾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北洋政府教育部次长、
国民党北京特别党部宣传部部长等职。抗战时期他积极从事抗日反蒋活动。1946年在上
海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
1937年，“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相继爆发，马叙伦为贫困所迫，困居上
海。此期间，汤尔和任华北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曾派专人到沪请马叙伦出任北大校长，
马叙伦一口回绝说：“我是为了抗日救国而被迫离开北大的。现在敌人全面进攻，国难
当头，我岂能回到敌人刺刀下混饭吃呢？”
1946年6月23日，马叙伦参加上海各界人士举行的反内战示威游行，被推为赴南京请
愿代表。当代表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国民党派遣的特务大打出手，马叙伦身受重伤，
造成震惊中外的“下关事件”。当天，中共代表周恩来立即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强烈抗议，
同邓颖超、董必武深夜赴医院慰问。毛泽东和朱德特从延安致电马叙伦：“先生等代表
上海人民奔走和平，竞遭法西斯暴徒包围殴打，可见好战分子不惜自绝于人民。中共一
贯坚持和平方针，誓与全国人民一致为阻止内战、争取和平奋斗。谨电慰问，并希珍重。”
l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出五一号召，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马叙伦和香
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立即通电响应，并于11月27日离香港到东北解放区。
1949年北平解放。这年2月，马叙伦抵达北平。3月28日，他陪同毛泽东主席、朱德
总司令在北平西郊举行阅兵仪式。他激情满怀，当晚写诗抒怀。4月1日，中国共产党与
南京国民党当局开始谈判。谈判期间，毛泽东亲自接见马叙伦、李济深、沈钧儒等人，
对和平谈判的情况及今后的方针进行交谈。5月中旬，毛泽东又亲自邀请马叙伦商谈有关
政协筹备、经济建设以及外交贸易等问题。马叙伦心情异常激动，提了许多宝贵意见。
博学多才的马叙伦，欣然挑起了第六小组组长的重担。
担任第六小组秘书的是彭光涵。
担任第六小组的秘书之职后，彭光涵深感自己缺少国旗、国歌、国徽等方面的知识，
压力很大，工作起来显得不顺手，弄得晚上睡不好觉。
生于1918年10月的彭光涵，广东陆丰县人。1928年，海陆丰革命失败时，他才10来
岁，因受反动派屠杀的威胁，逃到南洋的马来亚。1935年，他参加共青团，1939年入党。
曾任马来亚华侨救国会、马来亚各界华侨抗敌后援会常委。1940年，他返回国内，1946
年调往朝鲜做华侨工作。第二年调回东北哈尔滨工作。1949年，彭光涵调到中央统战部，
参加新政协的筹备事务。
彭光涵为了解各国国旗、国徽图样和各国纪年，贪早摸黑，一头扎进当时北平各图
书馆和大学，查索有关资料。
第六小组成员中有不少专家。彭光涵虚心向马叙伦、沈雁冰、田汉、郑振锋、梁思
成等人请教，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指点。在很短的时间内，彭光涵就掌握了有关国旗、国
徽和纪年方面的许多知识，工作起来得心应手。
彭光涵在他的文章中谈了五星红旗诞生的详细经过：1949年7月4日下午3时，叶剑英
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了第六小组第一次会议。
为了加速小组工作和广泛听取全国人民对制定国旗、国徽、国歌的意见。会议决定：
（一）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名义公开向全国人民发出启事，征集对国旗、国徽、国
歌的意见和方案，推选郭沫若、沈雁冰、郑振锋3人草拟征集条例呈送筹委会批准公布。
（二）设立国旗、国徽图案评选委员会及国歌歌词、歌谱评选委员会；推选叶剑英、
廖承志、李立三、郑振锋、张奚若、蔡畅、田汉、翦伯赞8人组成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
叶剑英为召集人；推选郭沫若、田汉、沈雁冰、钱三强、欧阳予倩5人组成国歌词、谱初
选委员会，郭沫若为召集人。
会议决定，上述两个委员会除由第六组成员参加外，还要请一些学识渊博的专家为
委员，委托郭沫若、沈雁冰提出初步名单，由常委会作决定。
会后草拟的征集启事，经周恩来审批后，7月10日送新政协筹委会批准后刊发。
新中国将是人民的国家，人民的政府，谁不关心它的诞生呢？
一幅幅图案、一首首歌词雪片般飞向北平。
短短一个月内，第六小组共收到应征稿件几千件，意见书24件。
至截止日，新政协筹委会共收到应征国旗稿件1920件，共有图案2992幅。
投稿者中既有高级干部、将军、著名艺术家、学者，也有普通军人、工人、农民、
学生等，投稿遍及全国，还有一批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来稿。这充分表达了全国人民和
海外侨胞对新中国的热烈拥护。国外华侨和未解放地区大多数是由新华社香港分社转来
的，个别的也有从未解放区经邮局邮寄的。其中有一件是用挂号信寄来的，信封上贴了
国民党法币20万元的邮票。从这枚邮票就可看出国统区货币贬值的严重情况。大家都很
新奇，纷纷传看这个信封。
征得的国旗图案大体可分为四类：
1.镰锤交叉（或称镰刀斧头）并加五角星。此类图案最多，开始赞成的人也多，如
陈嘉庚先生就专门设计了中国式的镰刀斧头图案。他还说，中国有中国式的镰刀、斧头，
不能因苏联用了，我们就不用。这是最好的代表工、农建国的图案，许多来稿都说了这
个问题。
2．嘉禾齿轮代表工农联盟的图案。
3．以两色或三色的横条、竖条加镰刀、斧头或五角星或嘉禾齿轮。
4．以红旗上排列五角星图案，或者红旗中加五角星并加一两条黄杠代表黄河、长江
等。这类图案数量不少。郭沫若、朱德总司令就设计过此类图案。
经过反复研究，大家一致认为前三类不合国体，不能采用。较为可供参考挑选的只
有第四类。为了广泛征求意见，又从中评选出较好的几十幅图案。为了评选时不带任何
偏见，周总理指示把选出的几十幅图案按类型编成一册，每幅图案只编号，不写作者姓
名。
3．“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脱颖而出
经过初评复选，38幅国旗图案闯过一关又一关。其中，上海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
图案被编为“复字三十二号”。“复字一号”是红旗上方有一颗大五角星；“复字三号”
是中间加两条黄杠表示黄河、长江；“复字四号”是中间加一条黄杠代表黄河最初，赞
成选择“复字一号”、“复字四号”、“复字三号”为国旗图案的比较多，毛泽东也曾
是“复字四号”的赞同者，但反对者的意见也很坚决，比如张治中。
新中国国旗的诞生过程，是一个充分发扬民主的过程。
8月5日下午，第六小组在北京饭店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由马叙伦主持。会议初步
决定：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聘请徐悲鸿、梁思成、艾青3位专家为顾问；国歌词、
谱初选委员会聘请马思聪、贺绿廷吕骥、姚锦新4位专家为顾问。为了便于协调工作，马
叙伦参加两个初选委员会。8月22日上午，国旗、国徽初选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参加
会议的还有一名列席者——画家吴作人。
在确定方案的过程中，讨论比较热烈的是8月24日举行的第六组第三次会议。会议共
16人参加，由马叙伦主持。一开始，翦伯赞就提议：“咱们把这些应征的样稿摆出来吧。”
于是，与会者一齐动手，将一件件设计大样摆在地上，以便细加端详。
“我提个意见，旗上的星可以再大一些，成适当比例。星靠角好些，即使无风时也
能看得见。”梁思成指着一个国旗设计方案说。
钱三强指着一个设计方案说：“国旗的标志要有显著特点，在哪里都能知道它代表
中国。这个白地红星的旗，很容易和别国的相混。”
“蓝地白星怎么样？”郑振锋提议。
艾青建议：“白地红星好。”
“这个怎么样？”郭沫若拿出一个国旗图案，上有两个蓝条和星。
“蓝色要改一下。”马叙伦说。
“改黄色的好。”钱三强提出具体方案和理由：“我国的长江、黄河就是黄色的嘛。”
最后，马叙伦简短作结：“关于国旗，我们提了一些意见，也初步选了几面，还要
进一步研究。国徽和国歌还要进一步讨论，常委会都定不下来，得等大会通过。”
9月14日，第六小组再次召开全体会议。
开始，马叙伦就转述了陈嘉庚的意见：“陈先生的意思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权
是工人阶级领导，工农联盟为基础，主张不用苏联的镰刀斧头，还亲自动手做了一个样
式呢。我们把上次定的国旗图案送给毛主席和中央领导人看了看，研究后初步打算采用
11号图案，后来又比较了下，觉得还是17号图案好一些。但发现这个图案有一条黄线把
革命阶段截开了。于是，又将黄线改了一下。毛主席说，国旗上不一定要表示工农联盟，
在国徽上也可以表明。”
这时，陈嘉庚神态认真地接过话说：“11号国旗图案1／3是白色，远看好像在下半
旗。印尼也是白色国旗，稍远点就区分不出来了……毛主席的意见原则上是好的，在国
旗上是否要表明工农联盟，黄色代表黄河，黄星是否代表共产党领导的政权，还是要考
虑的。”
马叙伦接着说：“根据对第17号图案的讨论，星是代表共产党的领导，也可以代表
政权；黄线代表黄色人种，代表黄河，代表统一战线。”他又说：“对国旗图案，今天
要做出决定，提交常委会。还要将讨论情况印成小册子发给政协代表，分组讨论以第六
小组成员为召集人。毛主席也认为，这样做比较好一些。”
“我们可以在中山公园搞一次国旗图案展览，让广大人民都可以看一看。”沈雁冰
提议道。
李立三表示赞成这个意见：“沈先生的意见不错。但最好把国旗做成实际的样式好。
我也选成17号图案。”这时，郑振择提出将11号方案作第二选择方案。马叙伦提议就两
个方案当即付诸表决，结果11号方案4票，17号方案7票。即是说，国旗的设计方案将在
两者当中选其一。
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召开第二次会议，建议将国旗、国徽、国歌工作移
交新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主席提交报告。
9月22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元方案审查委员会
名单，共55人。仍由马叙伦为召集人，彭光涵担任审查委员会秘书。
当日，彭光涵把复选出的38幅国旗图案编为一册，取名为《国旗图案参考资料》，
作为最急件送到新华印刷厂赶樱新华印刷厂的工程师、技术员和工人认为干这活最光荣，
连夜加班加点，印出了。国旗图案参考资料》，每幅图上都编了号和草拟的简单说明，
其中上海曾联松设计的国旗图案被编为“复字三十二号”，草拟的说明是大五角星表示
中国共产党，周围四个小五角星表示工、农、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
9月23日，大会分11个小组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大家比较倾向“三十二号”
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又觉得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有人说：资产阶级怎么能进入社会主
义呢？
9月26日下午，方案审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将国旗、国徽、国歌、国都、
纪元方案和争论的意见上报大会主席团。
9月26日晚，毛泽东在勤政殿邀请各方面人士。宴会后，毛泽东拿着放大了的五星红
旗图案说，中国的革命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共同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进行社会
主义革命。我看这个图案反映了中国革命实际，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
大团结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方向。正如同志们所说的，是比较好的图案。这时有一位民
主人士站起来表示完全同意主席意见，但对说明中大星、小星的提法提出修改意见，理
由是在上海有一种说法，大星是大老婆，小星是小老婆，所以提大星、小星不雅。毛主
席说，那就不提大星小星，只提五星的互相关系，我看就提在共产党领导下，我国人民
的大团结。国旗是不是就选这个图案？大家热烈鼓掌表示赞同。
9月27日，新政协继续举行大会，周恩来主持会议。会议讨论通过国都、纪元、国旗、
国歌方案。表决前，由枕雁冰作关于拟制国旗、国徽、国歌方案的报告，并将五星红旗
在主席台上展开，大家热烈鼓掌，并举手表决，一致通过各项提案。此外，在国旗名称
上略有讨论，决定将提案中的“红地五星旗”改称为“五星红旗”。
五星红旗图案的设计者是上海的曾联松。原设计图大五星中有镰刀斧头，经讨论删
去。国旗制法说明，原稿说这个星对那个星，弄得很复杂。周总理要胡乔木、梁思成和
彭光涵重新写制图说明，使人看了就能制作标准国旗。制作说明由梁思成改写，经胡乔
木修改后定稿。9月27日通过后，即向全国发出。
在征选国旗、国徽、国歌的过程中，第六小组组长马叙伦倾注了大量心血。
1949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成立，马叙伦担任第一任教育部长。
4．张治中反对毛泽东对国旗图案的意见
9月23日，新政协全体代表600多人分为11个小组讨论国旗、国徽、国歌等方案，平
均每组约五六十人。
每一个小组的讨论都十分热烈认真。
但是，各位代表对原筹备会第六小组挑选的国旗参考图案的看法和评价很不一致，
选择的图案也很不一样。
开始，代表们比较倾向于曾联松设计的“复字三十二号”五星红旗的图案，但又觉
得四颗小星代表四个阶级的提法不妥。
随后，对左上方有一个大五角星的“复字一号”图案、中间加一条黄杠表黄河的
“复字四号”和加两条黄杠表黄河、长江的“复字三号”图案，赞成的逐渐增多。但是，
反对的人也有一些，而且态度十分坚决。因为当时南方一些地区还没解放，国旗上带有
黄杠，就容易使人想到没有体现祖国统一。
新政协将在9月30日闭幕，意见又如此不一致，时间显得格外紧。
彭光涵很着急，把各小组争论的情况汇总起来，整理了一份请示报告，呈给周恩来。
9月23日晚，副秘书长齐燕铭和秘书彭光涵正在办公室工作，周恩来来到他们的办公
室，问彭光涵：“你接触了那么多国旗图案，到底哪个图案代表意见比较一致？”
彭光涵回答说：“一颗大五角星和一条黄杠的图案赞成意见较多，但反对的意见也
不少，而且很坚决，即使勉强通过了，意见一定还很大。大家比较欣赏‘复字三十二号’
这个五星红旗图案，但有人不赞成用四个五角星代表四个阶级。总的看，五星红旗的图
案比较好，容易通过。”
周恩来听了彭光涵的汇报，当即指示：“好，就按这个图案再画一幅大一点的，并
做一面大旗，明天下午交给我。”
当晚，彭光涵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赶紧操办起来。
9月25日晚上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关于国旗、国歌的座谈
会。
在毛泽东主持这次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泽东的住所。交谈中，张治中问毛泽
东：“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
毛泽东表示：“我同意一颗大五角星加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怎么样？”
张治中明确回答说：“我反对用这种国旗图案，中间加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
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而且杠子不能表河流，在中国人的传统意识中，杠子是‘金箍棒’，
国旗中间摆一根‘金箍棒’干嘛？”
毛泽东听后，有点震惊，同时也觉得张治中说得很有道理。便说：“这是一个严重
问题。不过，有不少人主张用这幅，也有其理由。这样吧，我再找几个人座谈一下。”
毛泽东对张治中的意见显然十分重视。
于是，9月26日晚上，毛泽东邀请各方面人士在勤政殿召开座谈会。
会上，等一些代表发言之后，毛泽东说：“过去，我们脑子是想要在国旗上标出中
国的特征，因此画一条横杠代表黄河。其实，不少国家的国旗也没有带着本国的特征，
苏联的斧头镰刀，不一定代表苏联特征，哪一国都可以有同样的斧头镰刀。英、美等国
的国旗也没有什么该国的特征。代表国家特征的东西可以在国徽上表现出来。”
接着，毛泽东拿起一张放大了的五星红旗图案，说：“大家都说这图案好，中国革
命的胜利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为基础，团结了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共同
斗争取得的，这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事实，今后还要共同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我看这个图
案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实际，表现了我国革命人民大团结。不但现在要团结，将来也要团
结，我看这个图案是较好的图案。”
毛泽东话音刚落，丰泽园里响起了一阵热烈的掌声。
参加座谈会的代表一致赞同毛泽东的意见。
这时，陈嘉庚站起来发言，谈自己的感想：“我从东北回来，我很关心国旗问题。
我完全赞同毛主席讲的‘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
梁思成也站起来发言说：“我觉得‘复字三十二号’图案很好，多星代表人民大团
结，红色代表革命，表示革命人民大团结。”
其他与会代表也纷纷发言，赞成“复字三十二号”图案。
9月26日下午3时，大会国旗、国徽、国歌、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在北京饭店召开
第一次全体会议。经大家讨论，一致通过用“复字三十二号”图案做国旗，并提交大会
主席团审核，再提交大会讨论。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进行表决。表决前，将制作的五星红旗样品展挂在主
席台中间。
看到这面红霞一般熠熠生辉的五星红旗，代表们心里洋溢着兴奋和激动之情。
在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会议进行的第四项内容获得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着中国人民大团结。
“复字三十二号”终于在众多的国旗图案中脱颖而出，成为新生共和国的象征。
5．他竟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经济工作者
开国大典后不久，在上海从事经济宣传工作的曾联松，收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
的一封来信：曾联松先生：你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业已采用，兹赠送人民政
协纪念刊一册，人民币500万元（旧币，约相当于今500元），作为酬谢你对国家的贡献……
曾联松是“复字三十二号”国旗图案的设计者。
人们往往会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设计者，一定是一位专门从事美术工作或绘
画艺术的大师。然而，五星红旗的设计者却是一位默默无闻的经济工作者，曾长期从事
地下工作，报道经济新闻。
曾联松作为一位长期从事经济宣传工作的人，怎么能设计出如此庄严的国旗呢？不
少人曾带着这种疑问去问过他。对于诸如此类的提问，曾联松同志常常报以爽朗的一笑，
有时还手执羊毫，先在一张纸上写下8个大字“丁年观礼，皓首萦怀”。然后，才津津有
味地讲起他设计图案的那段往事。
曾联松原籍浙江瑞安，少年时代酷爱书画，写得一手好字。但他目睹祖国山河破碎、
人民贫穷落后的悲惨境况，毅然放弃自己的爱好，去攻读理工，立志走科学救国之路。
但是，这种愿望，在旧中国根本无法实现。于是，他又发奋攻读经济。曾联松是一位充
满爱国激情的热血青年，当时他见祖国备受列强蹂躏，金瓯残缺，满目疮痍，民不聊生，
真是心急如焚。“九·一八”事变后，他曾和爱国学生一起，走上瑞安街头，宣传抵制
日货，1935年，又在南京勇敢地参加了响应北京“一二·九”运动的集会游行，并且在
党的引导下，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他亲眼目睹、亲身体验过军阀割据、外侮侵略以
及白色恐怖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又挑起内乱，把中国
人民投入到水深火热的深渊之中，对此，曾联松恨之入骨。所以，当解放战争接连取得
了辉煌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之时，他别提有多兴奋了！
征集国旗图案启事在《人民日报》《新华日报》《解放日报》等报刊登后，曾联松
反复阅读，认真思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诞生了，中国历
史即将翻开新的一页。国旗，新中国的国旗，应该是伟大祖国的象征、中华儿女的寄托、
炎黄子孙的骄傲！他决心投身到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设计工作中去。
谈到当时的心情，他说：“建立新中国，一直是萦回在我心头的愿望，一经看到她
如旭日东升般展现在面前时，我能不为之兴奋吗？因此，当我从7月份的报纸上读到全国
政协筹委会关于征求国旗的通知之后，即埋头于设计之中。”他说：“我不是艺术家，
也不是从事美术设计的，当时之所以不量力度德，亦不计工拙，想到去设计国旗图案，
实在是一种欢呼新中国诞生的喜悦，一种热切爱国的激情使然。”
大上海的7月，酷暑的人。为设计国旗图案，曾联松夜以继日，挥汗如雨，伏案描摹，
干得似痴如醉。
一个月光皎洁的夜晚，曾联松仰望群星闪烁的天空，陷入了沉思。突然，他从人们
常说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启发：中国共产党——难道不正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
吗！
于是，一个闪亮的创意产生了：以一颗大星导引于前，几颗小星环绕于后，像众星
拱北斗；大五角星象征着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小星象征着广大人民，人民紧紧地环绕在
党的周围，团结战斗，从胜利走向胜利。他还把五角星设计成黄色，这不仅与象征革命
的红色相协调，像红霞一片，金光闪闪，色简而庄严，并且还表达了中华儿女黄色人种
的民族特征。
环绕大星之后的小星，应该是几颗呢？曾联松想到我们祖国自有文字以来四千多年
的文化，还联想到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人民在当时包括有四个阶级：
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就决定以四颗小星来象征广大
的人民。
接着，曾联松又反复推敲，苦苦构思，确定五颗金星恰当的位置。他曾设想把大星
置于旗面正中，小星环绕在大星四周。这样，视若端庄，但是天地不够开阔，视觉局促、
凝滞。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勾画，曾联松熬过了许多个不眠之夜。
近一个月过去了。有一次，他把五星挪向旗面的左上方，顿觉视野开阔：旗面犹如
天地那么广阔，金星灿灿，居高临下，光彩闪耀，仿佛使人看到了星光映照大地，灿烂
辉煌。
五颗金星的结合图形，大小呼应，疏密相间，形成了一个椭圆形，这正好与我国版
图的几何图形类似，既表现了中国地理特征，也显得平稳和谐，明朗而有气势。
为了使整个图案更加突出全国人民紧密团结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周围这一特征，曾
联松设计了每个小星的中心点都通过自己的一个星尖，跟大星的中心点联成一线，把中
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这个历史的结论显示在旗上。
色彩以红色为主，似红霞满天。红色表达热烈的感情，象征革命；配以黄色，灿烂
辉煌，一片光明。
从美学的角度来衡量，曾联松的设计也颇具特色。他自己曾总结了这样几点：简与
繁：五星的构图注意了以简胜繁，以一当十。如果把许多特征逐一罗列出来，未免过于
仔细，或者失之繁复，反而难以显示庄严简洁。
小与大：星所形成的椭圆形，寓涵祖国疆土之意，旗面尽管有限，但联想是十分广
阔的。所谓“物小蕴大，意趣无穷”。
宾与主：五星中的大星与小星，当然不足指现实生活中的宾主关系，但具有顾盼呼
应之情，协调和谐之趣。
静与动：五星的安置，如果处于旗面的中央，由于绝对均衡，则静止呆滞，缺乏生
动姿态；置于左上角，则昂角起升，静中寓动，使画面活跃，而且居高临下，带有向外
伸展的气势，使视野开阔，“咫尺之内，觉千里之遥”。
长与宽：这里指比例关系，《条例》中规定：“形式为长方形，长宽三与二之比。”
按此构图，旗面能适合美感的要求。旗面呈长方形，五星体呈椭圆形，两者均向左右舒
展，取势协调。椭圆形作为一个整体，还给人团聚完整和饱满的感受。
椭圆形中，大星的一个角尖正向上方，使大星显得安定庄重，稳如泰山。而四颗小
星因各有一个角尖正对大星中央，则显得错落多变，生动活泼。大星外接圆半径和小星
外接圆半径的比例是三与一之比，使大小比例关系比较协调。
椭圆形图案仅占旗面的四分之一左右，这样的比例关系使重点集中，旗面开朗。
整个旗面上的五角星，椭圆形和长方形相互结合，比例较为协调，构图比较紧凑，
在整体中寓于变化而又能取得统一。
红与黄：色彩也会引起人们的联想和感情的反映。红色为暖色或热色，赤日、红光
能表达庄严热烈，如革命的积极斗争行为，此外，红色会引起希望、活跃和喜爱。黄色
也是暖色，能表达优美、温和、珍贵，而且往往与金色联系起来。我们看到黄色的五星，
便有金光闪闪的感受。
1949年8月中旬，曾联松将设计好的五星红旗图案稿寄给了全国政协筹委会。
9月27日，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红地五星旗，象征
着全国人民大团结。
曾联松有幸成为国旗的设计人，这是怎样的一种荣耀啊！
当然，“复字三十二号”图案与我们今天的国旗还是有些不同的，最主要的是去掉
了原稿大五星中的镰刀斧头。
11月15日，新华社以答读者问的形式，说明了国旗图案的意义：问：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旗的旗面为什么是红色的？旗上的五颗五角星代表什么？为什么星是黄色的？四颗
小五角星为什么有一个角尖正对着大五角星的中心点？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旗面的红色象征着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其相互关系
象征着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五角星用黄色是为着在红地上显出光明，黄色
较白色明亮美丽。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这是表示围绕着一个中
心而团结，在形式上也显得紧凑美观……曾联松手捧刊有国旗决议的上海市《解放日报》，
心潮起伏，热泪盈眶。
这天《解放日报》上，还套红刊印着正式通过的五星红旗图案。
曾联松的心愿实现了。
这也是全国人民的期望！多少年来，多少仁人志士，多少共产党人，为着争取民族
的解放、劳苦大众的生存自由而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五星红旗就是用他们的鲜血染
红的，是用他们的光辉业绩织就的。
翌年国庆，曾联松应邀登上天安门观礼台。建国30周年时，他再次应邀到北京参加
庆祝活动。想起这些，他说：“五星红旗是无数志士仁人、革命战士一百多年浴血奋斗
的伟大成果，而我仅仅表达一点心意，国家和人民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作为国旗图
案的设计者，他先后当选上海市一二三四五届政协委员，第六届政协常委。
50年来，五星红旗已成为我们伟大祖国的象征。祖国各族儿女，都像爱护自己的眼
睛一样，爱护无数先烈和仁人志士用鲜血染成的五星红旗；用对祖国的竭诚贡献，为五
星红旗增光添彩。
50年来，亿万中国人民用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行为，赋予五星红旗以新的生命力和
不朽的内容。
6．新中国国旗诞生了
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届全体会议就国旗、国歌等问题
进行表决。
代表们举手和热烈的掌声一致通过了五星红旗图案，大会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
旗为五星红旗。
此时，天安门广场上，22．5米的国旗杆已经高高竖起。为保证10月1日的升旗仪式，
国旗的缝制必须加紧。
据宋树信回忆，北平解放后，党派他到国营永茂实业公司工作。9月29日上午，经理
交给他一项紧急任务——缝制一面开国大典上用的长5米、宽3米多的特大五星红旗。
宋树信先在公司里找到做旗面用的红布和做旗杆套用的白布，但就是怎么也找不到
做五星的黄缎子。他跑遍了全市所有的布店，都没有找到。第二天一早，他又赶到位于
前门外的全市最大的绸布店——瑞蚨祥，向几位老职工说明来意，请他们帮忙翻翻库存。
他们一听事关重大，便一起去找，两个小时后，交给宋树信一卷3米多长的黄缎子。宋树
信抱上黄缎子直奔西单的一家缝纫社。当他把布交给缝纫社时，才发现黄缎子只有一市
尺多宽，做最大的五角星根本不够。后来，经上级同意，缝纫社的同志在大五角星的一
个角接了一个尖，拼接后不细看就看不出来。
根据国旗杆的高度，国旗的尺寸定为长5米、宽3．3米。
缝制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的重任，落到了缝纫社女工赵文瑞身上。
刚从家庭妇女成为工人的赵文瑞，双手接过新的国旗图案，欣喜的泪珠夺眶而出。
她按照政协会议公布的国旗说明，用黄缎子剪出两颗大五角星，八颗小五角星。精确地
贴在红绸的正反两面，五角比齐对正，一针一线地缝制。长长的彩线，精细的针脚，缝
进了赵文瑞对新生活的向往，缝进了赵文瑞对新中国的热爱。
9月30日下午，赵文瑞缝制成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送到了怀仁堂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会场，送到了毛主席面前。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成了全世界所瞩目的焦点，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诞生
了。
开国大典升国旗时，林治远奉命站在毛主席身旁协助升旗。
升旗电钮设置在一个三脚架上，林治远经工作人员指点，把三脚架放在毛主席将要
站立的地方。
接受前一天晚上的教训，为防止意外，经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同意，林治远还安
排梁昌寿守候在旗杆下，准备万一毛主席按动电钮时国旗升到顶还不停止，就立刻切断
电源。
下午2时55分，毛泽东主席、党和国家领导人陆续登上天安门城楼。3时整，历史性
的时刻来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请毛主席升旗。”
站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意识到这句话有明显缺陷，赶紧小声提醒道：“请毛主席升
国旗。”林伯渠又大声宣布了一次，增加了一个“国”字。
毛泽东大步走到升旗按钮前，用那双指挥百万雄狮的巨手，按动了电钮。
那面巨大的国旗缓缓地升到天安门上空，在22．5米高的白色铁杆上高高飘扬，在新
中国的首都上空高高飘扬。
这面傲然飞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蓝天之上的五星红旗，象征着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
下，中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这是伟大的中国人民推翻了沉重地压在中华民族身上的帝
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真正获得了独立、自由、解放的不朽历史
记录。
此时，亲手缝制这面五星红旗的普通女工赵文瑞就站在国旗杆下。目睹五星红旗冉
冉升起，她不禁热泪盈眶。
10月2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登载了新华社记者李普采写的报道开国大典的文章。
见报前，分管新华社的胡乔木审看了这篇报道。当他看到有关升旗部分内容时说：
“电钮升旗的那句，要加上一根电线连着的细节，否则虽然你懂我也懂，但有些读者可
能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呢？”
40年前的中国百姓，还有不少人相信神灵。本来就流传着解放军能飞檐走壁、神仙
保佑之类的故事。如果再亲眼见到毛主席远离旗杆竟能把国旗升起来，那又不知道要编
出多少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来。因此，胡乔木觉得，还是应该不嫌累赘，写细一些，明
白无误地告诉大家：是用电线连着的。
于是，《人民日报》便有了这样的特别报道：“毛主席亲自按动有电线通往广场中
央国旗旗杆的电钮，使这一面新国旗在新中国首都徐徐上升。”
7．展示大国雄风的升旗仪式
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每天跟随太阳，朝升幕降。
今天，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五星红旗，已成为全国人民心目中一道独特亮丽的风
景。
大家都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具有特定的内容与意义：旗面为红色，象征着革
命。左上方缀着五颗黄色五角星；一星较大，居左；四星较小，环拱于大星之右，并各
有一个尖角正对大星的中心点。大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四个小五角星各代表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时我国人民所包括的四个阶级：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
民族资产阶级。五颗五角星的相互关系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和人
民对党的衷心拥护。五星位于旗面的左上方，似闪闪星辰居高临下，金碧交辉，映照大
地，江天辽阔，山河壮丽。整个图案，庄严而显华丽，简洁而不单调，雍容而有气势，
明朗而不萧疏。
五星红旗旗面用红色、星用黄色还具有如下象征意义：旗面为红色，象征着革命。
星用黄色，是为了在红地儿上显出光明，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星呈黄色，还表达了我
们是黄种人的特征；黄色是暖色，能表达优美、温和、珍贵，而且往往与金色联系起来，
看到黄色的五角星，使人顿起金光闪闪的联想和感受。
但是，由于对国旗内容、意义的宣传和升旗仪式一度重视不够，国旗意识在一部分
群众中曾经淡漠。
在50年代和60年代，广场上的升旗任务是由历史博物馆的几名供电工人承担的。早
晨，有的值班人员，肩扛国旗，散散漫漫地来到天安门广场，漫不经心地将国旗升起；
夕阳西下，降下国旗，随便一卷，收起扛走。有时，值班的睡过了头，太阳已升得老高，
他们才将国旗升起；有时夜幕降临很久，才将国旗降下；有时升降国旗的值班员，身上
满是油污或衣冠不整，显得极不庄重。特别是升降国旗时，不少行人如同看热闹一样，
或依或靠，若无其事。国旗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象征的意识在一些人心中渐渐淡漠了。
1969年冬季，不少群众对国旗升降提出意见，国旗表示国家的尊严，国旗升降是严
肃的事情，应该规范国旗升降仪式。在群众的呼声中，国旗的升降任务被移交给执行天
安门地区警卫任务的北京卫戍区某部官兵。但也仅仅是一人扛旗，一人护卫，升降国旗
虽有了固定的时间，但仍难显示泱泱大国的雄风。
诚然，从不正规到正规，需有一个过程，国旗法的出台也是一样。我国早在1954年、
1957年和1982年公布的宪法中，都对国旗的制作和使用做过一些零碎规定。1989年3月份
开始，由国务院法制局组织起草了《国旗法（议案）》，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研究，反复
修改，1990年6月28日终于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经过表决，通过了《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和《关于惩治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罪的决定》。
从国旗的诞生到国旗的立法，经过了四十多年漫长的岁月，终于迈出了一大步。
从不完善到完善，由不庄严到极其庄严隆重，国旗升降仪式的改革，也经历了较长
时间。1982年12月28日，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成立，天安门守护国旗任务由北京卫戍
区移交武警部队。武警部队获得这一特殊任务之后，很快就组建了国旗班，开始酝酿规
范的升旗仪式方案。时间不长，一个简洁、庄重的仪式产生了：三名身穿司礼服的战士，
由中间一名扛旗，两名战士护旗，一同前进。为了表现祖国与日月同辉的意思，每天让
国旗与太阳同时升起和降落。根据多方提供的资料测算，太阳从跃出地平线到完全升起
的时间为2分零7秒。所以，国旗从地面升至旗杆顶用这一时间长度。经多次调试后的升
旗机关，恰好使两个时间吻合。
天安门广场国旗升降时间，是由北京天文台的天体力学专家林亨专门计算的。早晨，
当太阳的上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所见的地平线相切时，为升旗时间；傍晚，当太阳的上
部边缘与天安门广场所见地平线保持水平时为降旗时间。季节不同，国旗的升降时间也
有所差异。每年1月11日至6月6日，升旗时间由早晨7时36分逐渐提前到凌晨4时46分，平
均每天的升旗时间依次提前约一分钟。6月22日至12月30日，升旗时间，由4时46分逐渐
推迟到7时36分，升旗时间平均每天推迟52秒钟。12月31日至1月10日之间与6月7日至6月
21日之间，每天升旗时间分别为恒定的7时36分与4时46分。国旗的降旗时间同样也分为
逐渐推迟或提前的两个阶段。
担任升旗的武警战士严格掌握这些时间，不论风起雨落，不论飞雪飘舞，三名武警
战士总是准时从天安门城楼拱形大门气宇轩昂地走出，在千百双眼睛的注视下让国旗伴
着朝阳升起。
这样的升旗仪式一直采用了近8年时间。1986年中央电视台还将天安门的国旗升旗仪
式作为电视节目的片头。
但随着我国对外开放和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社会各界要求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国旗
升降仪式的呼声日趋强烈。北京市市政府十分重视群众的意见，新的国旗升降仪式的确
定开始在各有关部门展开讨论。
从1989年起，北京市市委、市政府根据群众的要求，经过认真规划论证，于1990年
3月首先对国旗杆和基座进行改造，旗杆由原来的22．5米增加到33米，使国旗飘得更高，
与周围的建筑物相映成辉，显得更加协调，旗杆由不锈钢制成，阳光下银光闪烁。基座
周围有56个铜制隔离栏杆，用钢链连在一起，象征着我们国家56个民族手拉手，紧紧地
团结在国旗下。里面一层有四块绿草坪，四块草坪四季长青，象征着我们祖国欣欣向荣。
草坪里面一层是褐红色大理石石带，象征着我们祖国江山万代红，大理石里面一层是汉
白玉栏杆和汉白玉基座平台，象征着我们祖国洁白无瑕和纯洁高尚。基座四面开口，都
是三级汉白玉台阶，象征着我们祖国的改革开放，国旗旗杆顶端的金黄色小圆球，能保
持20年不变色，它是我们祖国光明前程的象征，同时也是我们炎黄子孙的象征。
在进行国旗杆和国旗基座改造的同时，北京市市委、市政府把新的国旗升降仪式提
到议事日程。
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和武警北京总队承担这项任务，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副主
任于定，广场处处长赵凤浚武警北京总队参谋长刘红军、内卫处副处长胡广才、参谋何
跃等人组成了方案起草小组，他们找来历史上各个时期国外的资料，以极大的热情展开
了工作。
1990年3月初，方案起草小组在充分吸取外国精华部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国情，根
据天安门广场国旗存放位置和新的旗杆路线和地形，写出了《关于改进天安门广场国旗
升（降）仪式的初步设想》第一稿。同时绘制了三幅程序示意图。该方案对指导思想、
仪式规模及时间划分、着装及携带何种武器、具体实施程序等四个方面作了详尽阐述。
方案出台当天，送各有关部门征求意见。
按计划，从1991年5月1日起，正式实施新的国旗升降仪式。3月13日，直接担负升降
旗仪式的武警北京总队发布命令。
在几万名官兵中挑选思想品德好、政治可靠、身体健康、军事技术过硬、身高1．7
5米以上1．85米以下的优秀士兵，并将十几人的国旗班改编成40人左右的国旗护卫队，
按中队建制。解放军总后勤部京内外各大仓库向武警北京总队敞开大门，由他们挑选出
最好的武装带；西安某军械仓库为他们准备了崭新的枪支；山西某军工厂送来了漂亮的
金色锦缎缓带。
l991年5月1日，天安门广场上新改建的旗杆基座正式启用。
国旗伴着一轮红日升起来，升起来。
国旗与太阳同辉，这是多么美妙壮丽的象征！
开国大典上，由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亲自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因其特殊
的历史地位和珍贵的纪念意义，现被珍藏在中国革命博物馆。
六、为何定都北京
升国旗鸣放礼炮之后，毛泽
东激昂地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决定北平
改为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首都……
确立国都，是开国过程中头一件需要解决的大事。
中国历代统治阶级都高度重视国都的选址，往往把国都地址选得好否作为国运兴衰
的一个重要因素。
翻开中国历史，历代统治者都在选都上下了极大的工夫。选都、定都、迁都还常常
伴随着血雨腥风。
商汤，立都于亳。
盘庚，迁都于殷。
西周，立都于丰。
西汉，立都于长安。
东汉，立都于洛阳。
唐朝，立都于长安。
北宋，立都于开封。
金、元、明、清，迁都或立都于北京。
北京雄踞于广阔的华北大平原北端，位于北纬39．9度和东经116．3度。
古人形容北京雄伟的地理形势是“北倚山险”，“南控江淮”，“右拥太行”，
“左环沧海”。
北京山川富丽，气候宜人。东，北，西三面群山环绕，东南为北京平原。地势西北
高耸，东南低缓。城中心的天安门广场海拔44．4米。全市最高处为灵山，海拔2303米；
最低处为通县柴厂屯一带，海拔仅8米。
北京属中纬度暖温带，具有典型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特点。一年四季分明，春季干
燥多风，夏季炎热多雨，秋季天高气爽，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冬季寒冷少雪但天气晴
朗。
拥有如此优势的北京，当然是国都的理想地址。但是，新中国的国都究竟定于何处，
经历了一个酝酿的过程。
1．西柏坡首次议定都
按照毛泽东的最初推算，解放战争要打五年，而战争的实际进程大大提前，建立新
中国的问题自然提上了日程。1948年5月，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由陕北迁到河北平
山县西柏坡村。图为中央领导人办公处所俯瞰。建国，首先要考虑的是首都设在哪里。
首都作为国家的政治中心，国家首脑机关所在地，“关乎大局”，必须选好。历代王者
兴，都把国都选址作为头等大事，国都的选址也确实影响到了一些朝代的盛衰。
毛泽东不是封建王者，但他也开始考虑国都的地址。
毛泽东开始考虑国都地址始于转进中原之际。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粥时等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进入晋绥解放区，
结束了转战陕北的历程。
随后，毛泽东等一行在晋绥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山西兴县蔡家崖村停留了十来天。4月
4日，他们离开兴县，过五台山向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进发。
转进路上，毛泽东不止一次地想起明朝的迁都问题。明朝朱元璋建国定都在南京，
传到朱棣的时候，迁都北平，这一政治中心的变化，对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均发生了积
极的影响。
新中国的首都建在哪里呢？
五台山上刚刚下过一场春雪。
经过清扫的公路仍然很滑。毛泽东看到山路难行，车轮空转，就从车上走下来，徒
步往山上爬去。
当晚，毛泽东等一行在山顶的塔院寺借宿一晚。民间对这一晚传说很多，如与僧人
论古，请高僧算命等等，但无准确的考证。第二天，毛泽东又参观了山上密集的寺庙群，
然后离开五台山进入河北。
广义上说，这是进入了中原地带。
4月11日傍晚，毛泽东等一行到达城南庄。
当毛泽东等一行快到城南庄时，正在翘首以待的聂荣臻带着警卫员前来接应，然后
一同走进军区司令部的小院。
在这里，毛泽东一面委托任粥时主持召开有一部分县委书记和区委书记参加的会议，
以调查和了解土改、整党工作的情况；一面把注意力开始转移到如何建立新中国的问题
上来。
一天晚上，毛泽东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同聂荣臻进行了彻夜交谈。
毛泽东听取了聂荣臻对晋察冀边区的土改工作情况的汇报，并给予了肯定和赞赏。
在谈到关于解放战争和建立新中国的一些设想时，毛泽东对聂荣臻说：“抗日战争打日
本，只能是持久的。现在打蒋介石，不能拖得太久，解决得越快越好，这样对我们有利。”
毛泽东进一步展开了自己的思想。
他说：“我们现在的设想是，第一步，先解决东北和华北。为了引开国民党的力量，
让刘邓大军出大别山，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第二步，西北野战军到西北、西南去。华
北除抽调部分兵力增援西北、西南外，其余部队仍留在华北地区，准备在华北搞两三个
兵团。到那时，因为华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敌人只固守着几个城市，部队建制用不
着那么大，待解决了东北敌人后，再解决华北剩下的城市。”
策略四方，独善华北，用意深刻。
聂荣臻聚精会神地聆听和领会毛泽东的每一句话，思考着如何具体策划和运作华北
的战局。
5月，毛泽东率中共中央机关在西柏坡定居下来，先借用群众的住房，后来组织人力
物力，在当地政府和群众的帮助下，在柏坡岭下建起了几十栋和当地群众住房一模一样
的土平房，作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的办公地址。
就在这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里，党中央和毛泽东指挥数百万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
基本上完成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历史任务，并描绘了将要建立的新中国的
壮丽蓝图。
当时，毛泽东的住所是一间仅有16．3平方米的小土房，房内仅有一张旧写字台。在
这里，毛泽东起草的指示、电文竟达190份之多。
周恩来称毛泽东是在世界上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世界规模最大的革命战争。
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
参加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共有31人，包括华北、华东、中原、西北党组织和军队
的主要负责人，惟有东北的主要负责人由于交通限制而未能到会。这是日本投降以来到
会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会议，也是中共中央自撤离延安后召开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新中国政权的构成形式作了大致构想。也是在这次会议期
间，毛泽东同当时负责一兵团在山西作战的徐向前的谈话，透露出他想和平解放北平与
定都北平的心愿。
毛泽东对徐向前说：“如果阎锡山同意和平解放太原，那么，请他把军队开到汾孝
一带，我们部队开进太原，麻烦就少了。”
徐向前长期与阎锡山打交道，深知其人本性，便说：“恐怕不太容易。我们曾采取
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带了以我的名义写给他的信，进太原
找老阎。结果他不但不听劝，反而不顾师生情谊，把那位年近八旬的老秀才给杀了，可
见他顽固得很。”
毛泽东听后缓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看来太原不打是不行了，最好北平不
要打。”
显然，毛泽东意属北平。
2．保留完整的北平
毛泽东开始提出“最好北平不要打”的思想，多少是有些主观成分的。因为傅作义
在华北势力还很强大，他的12个军、52个师不是吃干饭的。但是，随着战争进程的快速
发展，这种机会出现了。
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11月，形势起了重大变化。
华东解放军9月解放济南，拉开了解放军与国民党军战略决战的序幕。东北解放军1
1月2日结束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中原解放军继解放开封、郑州之后，11月6日与
华东解放军共同发起淮海战役。西北解放军在陕西中部地区连续发动三次攻势，把胡宗
南的“机动防御”打得无法机动。加上华北解放军取得的一系列重大胜利，国民党军在
7月至11月的5个月时间里，丧失了100万人，总兵力由1946年发动内战时的430万人降为
290万人；解放军则由120万人增至300万人。
解放军从数量到质量都开始居于优势。
这时，华北的傅作义集团日子难过了，已完全处于被动防守状态。他所指挥的12个
军、52个师，已被限制在滦县、唐山、天津、北平、张家口、柴沟堡等北宁、平绥铁路
沿线及附近地区。东北全境解放、淮海前线解放军取得节节胜利，已经使傅作义在南、
北两面失去依托，战略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1948年11月中旬，毛泽东命令东北野战军秘密迅速入关。为了不使敌人南逃，毛泽
东又命令华北第三兵团撤围归绥，用突然的动作包围张家口，以抓住傅系主力。抓住傅
系，也就拖住了蒋系，因为傅作义是不会不管他的嫡系部队而率蒋系南逃的。
11月27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歼灭平、津、唐（山）、张（家口）之敌的部署》。
平津战役随即开始。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与杨得志、罗瑞卿、杨成武等兵团领导人
分手时，要求他们坚决按中央军委的部署展开行动。华北军区第三兵团遂于11月30日攻
占柴沟堡、万全，完成对张家口的包围；第二兵团于12月8日将傅部主力第三十五军包围
于新保安。
毛泽东的这一着棋，为抑留华北敌人不使其逃跑，并为掩护东北解放军入关争取了
时间。
12月11日，毛泽东在关于平津战役作战方针的指示中，充分肯定了华北军区部队包
围新保安和张家口的战略意义。
平津战役这篇大文章，正是从西线做起的。
12月22日，华北第二兵团进攻新保安。聂荣臻与林彪、罗荣桓在指挥部紧张地注视
着战况的进展。战斗是极为激烈的。解放军攻城开始前，对新保安猛烈炮击，5分钟内打
了8000多发炮弹，小小的新保安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解放军将士从刚炸开的城墙缺口
处攻入城内，敌人抵抗得也很顽强，几乎是逐街逐屋抗争。经11个小时激战，终于全歼
敌三十五军1．9万人，军长郭景云与他的前任一样，被迫自杀。
战事告捷，消息传来，指挥部一片欢腾。
聂荣臻情不自禁地说：“打得好，真痛快！”
新保安解放，张家口守敌惊恐万状，奉傅作义“相机突围，向绥远撤退”之命，23
日，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率部突围。他采取了向西南方向佯动，实则向东北突围等狡诈
办法。
解放军早有准备，华北第三兵团，在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北岳军区部队内蒙、察
北骑兵部队的配合下，将数万敌军严密包围在名叫朝天洼的一条山沟里，经过各部勇猛
穿插，激战一天多，张家口守敌1个兵团部、1个军部、5个师、2个骑兵旅、2个保安团，
共5．4万余人全部被歼，俘一○五军军长袁庆荣，只有孙兰峰率少数卫士漏网逃跑。
消息传来，聂荣臻心情无比激动。这两仗不仅彻底切断了傅作义部的西逃之路，而
且把他起家的老本以及后来的资本，几乎全部搞光了。这对傅作义的打击是极其沉重的。
到了这个时候，大势趋于明朗，和平解放北平成为可能。置身平律战役前线的聂荣
臻首先想到了这个问题。
他之所以这样想，一是因为北平是国内外驰名的文化古都，一旦毁于炮火，损失太
大；二是他在西柏坡与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接触中，就曾议论过新中国成立之后，拟建
都北平，自然应该使北平的损失越小越好；再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正是《孙子
兵法》的要义之一吗！
聂荣臻与傅作义是两军对垒的老对手了。一个是解放军晋察冀军区司令，一个是晋
绥的国民党将领，战场上兵刃相见，知己知彼。
在积极备战之时，聂荣臻看到了傅作义的另一面：为人正直机智，深明道理，更重
要的是有爱国之心。抗日战争中，傅作义作战积极，与八路军共产党的关系搞得不错。
聂荣臻认为，傅作义虽然被蒋介石拉上了内战的战车，但他是“杂牌”，在走投无
路之际，经过争取，有可能放下武器。聂荣臻首先取得罗荣桓的支持，然后又去找林彪，
向他谈了和平解放北平的设想，并详细介绍了北平地下党所提供的关于傅作义的情报。
林彪以惯常的冷静听完聂荣臻的话，他摇摇头说：“想法固然不错，但恐怕只是一
厢情愿，是幻想。人家手里有那么多军队，怎能白白交给你？还是要战争解决问题。”
林彪想起了长春、太原，这两仗打得都很苦。在他看来，打北平可能比打长春、太
原还要难。
聂荣臻深入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我们当然不放弃战争解决问题，而且要打
北平也比较容易。北平的城墙虽然很厚，但工事不强，敌人已成惊弓之鸟，兵无斗志。
以我军现在的力量，打下北平不成问题。不过，我们最好不把一个打得稀巴烂的城市交
给党中央。北平是座历史古都，如果名胜古迹被打坏了，你我都不好对历史做交代。”
林彪仍然认为把握不大，他说：“恐怕还是战争解决问题，傅作义这个人傲气得很，
他不大可能不战而降。你和他在华北斗了多年还不了解这个人？你说的和平解决，弄不
好会松懈我军的斗志，到头来还得靠反，不能贻误时间。打起来固然会有损失，但是不
打我们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聂荣臻陷入了沉默。他深知林彪的固执，既然说不服，就没有硬争下去的必要。于
是，他以自己的名义，给毛泽东发了一封电报。
聂荣臻关于和平解放北平的想法同毛泽东不谋而合。毛泽东读完前线来的这封电报，
很高兴地对周恩来说，聂荣臻这个人有眼光。
毛泽东立即回电，同意聂荣臻的意见。接着指示平津前线总部：只要傅作义让我有
们和平接收平津，允许他编两个军，可以赦免他的战犯罪，他的私人财产可以保全，其
部属的安全和财产也有保障。
和平的曙光，照在了古都城楼上。
中央指示明确，林彪也开始了积极工作，亲自与傅作义的代表接触商谈，力促北平
和平解放。
1949年1月8日，林彪，聂荣臻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张（东苏）、周（北峰）昨
晚抵此。我们商定，今晨由聂先去找张谈，获得傅的态度，请示中央决策后，林再出面
作出具体答复。
聂荣臻于当天上午乘车来到八里庄，先后与傅方代表燕京大学教授、民盟北平负责
人张东苏，华北“剿总”少将处长周北峰面谈。张东苏说，傅要他谈情以下几点：（1）
平、津、塘和绥远一起解决；（2）平津以后能有其他党派的报刊存在；（3）政府中要
进步人士参加；（4）军队不要用投降或在城内缴枪的方式解决，可调到城外整编的方式
解决。
如同意这些条件，由双方拟定具体办法。聂荣臻听完这些意见后，要他们先休息一
下，并约定次日再谈。
当天下午，林彪、聂荣臻将谈判情况上报中央军委。中央军委于1月9日凌晨复电，
除了第一条平津问题先解决，再解决塘沽、绥远问题以外，其余各条原则同意。
1月9日，遵照军委指示，林彪、聂荣臻等一起从孟家楼来到八里庄，同周北峰、张
东苏会谈。
周北峰除先转达了傅作义的上述四点外还提出：“新保安、张家口作战中被俘人员
要一律释放，宽大处理，不作战俘看待。对军队的行政文职人员和工勤人员给予生活出
路。对傅部所属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行，不予追究，由傅负责。”
林彪的回答干练明确：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有地方一律解放区化。按照这一
总的原则，首先解决平津两市的问题：由傅作义将军下令把军队调出平津两城，开赴指
定地点，采用整编方式，改编为人民解放军。对傅作义不作战犯对待，保全他的私有财
产，并在政治上给他一定的地位；新保安、张家口的被俘人员一律释放；对傅作义的部
属参加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凡愿参加工作的，都可留下安排适当的工作；愿还乡的，
发足路费，填发证明，资遣返乡，并通知地方政府不予歧视。
聂荣臻着重讲了当前的形势与傅作义的出路问题。他说：傅作义将军除了按此办法
解决平津的国民党军队还有可能为人民做件好事外，别无出路，希望傅作义将军早下决
心。
这样双方的意见渐趋一致，谈判暂时休息，以后又谈了一次，形成一个《谈判记录》。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在谈判中还特别说明1月13日以前，天津守军必须出城接受改编，
并把这一天作为傅方答复的最后时限。
在《谈判记录》上专门写了这一条，《谈判记录》由周北峰带回北平城。
1月13日，傅作义的全权代表邓宝珊以及周北峰来到五里桥。第二天，聂荣臻与邓宝
珊、周北峰进行会谈，他开门见山地说：“上次谈判中规定13日为答复的最后期限，因
傅方一再拖延时间，玩弄花招，今天我军已开始进攻天津，这次再谈就不包括天津了。
对天津因战争所遭受的损害，应由傅方完全负责。对北平应照原改编方案，迅速提出具
体实施步骤。”
这次谈判，对方的态度有了新的变化，邓宝珊提出所谓过渡时期，军队的改编用人
民和平军名义，解放军让出南苑机场和成立联合政府，傅作义拟将华北全部担子交邓宝
珊负责等等条件，都被聂荣臻一一拒绝。
聂荣臻强调：“部队开出城外在指定地点改编，以免北平再遭炮火的毁坏，是再好
不过的办法了。”
邓宝珊问：“你们要打天津了？”
聂荣臻说：“我们已经下达命令了。”
邓宝珊对固守天津非常自信，认为解放军不可能在短期内攻克天津。据说傅作义对
固守天津也非常自信，并对警备司令陈长捷曾有过指示：“你们打好仗，就好办，要能
打才能和。”
邓宝珊说：“天津恐怕30天你们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说：“对天津傅作义只有下令停止抵抗，放下武器，否则我们非打下来不可。”
这次谈判，没有结果而散。
这次谈判一结束，聂荣臻在向军委的报告中，再次明确提出：“如能够攻下天津，
要迫使傅就范，争取北平不战解决的可能。”
天津战役开始了。聂荣臻在驻地收听天津广播电台广播，只听里面在不停地大喊：
“林彪将军注意，炮火很激烈，老百姓伤亡很多，请停止战斗，重新谈判。”
15日，不到两天，东北野战军攻克天津，共歼敌13万人。
对于天津这个砝码，傅作义是十分看重的。他1927年在直奉战争中守涿州一举成名，
解放战争初期从解放军手里夺取过归绥、张家口等重要城镇，现在努力抓住天津这个砝
码，一直到最后一瞬。打下天津后，梁必业与陈长捷有这样一段对话：我们都把你们包
围了，你们怎么不往海上撤？
大哥不让撤。
我们都打进来了，你们为什么不突围？
大哥让再看一看。
“大哥”——傅作义也。
守过涿州的傅作义万万没有料到防御体系完备，工事构筑坚固的天津只守了29个小
时。这对他实实在在是个很大的震动。
打下天津的第二天，即1月16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从宋庄来到五里桥，与邓宝
珊等人再次会谈。林彪首先指出：“现在整个形势都对我们有利，死守北平是不可能的。
但为保障北平城居民及城市不受损害，我们仍希望和平解决，但不可再拖时间。”
傅作义当然还有放手一搏的筹码。但结果他也是十分清楚的。傅作义毕竟是爱国的，
不忍心毁灭北平。于是，他作出了明智的选择。
1949年1月21日，《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正式签署。
1月22日起至31日，傅作义部的2个兵团部、8个军部、25个师共25万人全部开出北平
城，接受改编，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完整的北平回到了人民手中。
毛泽东见到傅作义时曾说：你是北京的功臣，应当奖你一枚天坛那样大的奖章。
3．毛泽东赞赏王稼祥的意见
定都问题，毛泽东与王稼祥在西柏坡有过一次谈话。
这是一次不同寻常的谈话。
这是一次定都的基调谈话。
1949年元旦刚过，冬天的太阳照耀着西柏坡，整个村庄呈现出暖融融的气氛。从各
个根据地来的人不断地到此看望毛泽东，毛泽东也十分乐意接待这些客人，他认为这是
了解情况，推动全国工作的大好机会。
于是，毛泽东那座土墙围成的小院里客人络绎不绝。
刚送走了徐向前，小院里又走来了文质彬彬的王稼祥和夫人朱仲丽。
王稼祥当时是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他与毛泽东的个人交情很深。漫漫长征路上，
王稼祥与毛泽东共论革命发展前景，共同研究红军脱困的策略方针，并与其他中央领导
同志一起，拥护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他本人也成为遵义会议后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的一
员，成为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王稼祥夫妇一进屋，毛泽东立刻起身相迎，十分热情地说：“稼祥，来来来，快坐
下，今日我有件大事要向你讨教。”
说完递上一支烟，解释道：“这是正宗美国货，骆驼牌，陈毅同志送来的，是战利
品。陈毅同志说，美国人不远万里，飘洋过海送到中国，又承蒋介石转送给我们，盛情
难却，不抽对不起人喽。”
二人同时开怀大笑。
王稼祥给毛泽东点上烟，接着点燃自己的烟。
王稼祥是位知识分子型的革命家，一双聪慧的大眼睛在镜片后一闪一闪，漾出一丝
笑意，他专注地望着毛泽东。
“稼祥呀，我现在总在考虑，今后我军作战，夺取敌人的大城市已成为重要的目的，
我主张能和平解放的，尽量和平解放，这可是一个大问题呀。”
王稼祥当即说：“主席考虑得很对，和平解放大城市，意义很重大，不仅能迅速瓦
解国民党政权，而且能保护大量工商业，为我们建国后经济建设做准备。”
毛泽东点点头说：“还有一层意义，就是避免中国人流更多的血，中国人民为自己
的解放事业流的血实在太多了。”
毛泽东接着说：“我刚才同徐向前同志谈山西作战问题，看看能不能找到和平解放
太原的办法，徐向前同志说，阎锡山很顽固，我们曾采取多种方式争取和平解放太原，
还动员阎锡山的老师进太原做说服工作，结果阎锡山竟不顾师生情谊，把这位八十多岁
的老秀才杀了。”
说到此，毛泽东的脸色沉了下来。
“阎锡山这么顽固，看来太原不打不行了。”
王稼祥的声调也有些沉重。
在中国大势已定的情况下，和平、兵不血刃地保留大城市确实至关重要，中国需要
建设、需要发展，大城市打烂了，建设发展就没了依托。因此，毛泽东此时十分关注和
平问题。
毛泽东说：“我想如果全国有一半，或者一半以上的城市和地区能够和平解放，那
就会大大减少牺牲，就会为建国后的经济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就会……好了，今天我们
先不谈这个问题。刚才我说了，正有一件大事要向你讨教呢。”
说完，毛泽东又点燃一支烟。
毛泽东的谦虚，使王稼祥有些不自然，他笑着连说“不敢当”。
毛泽东弹一下烟灰，很郑重地说：“我们很快要取得全国的胜利了，我想听听你的
意见，我们的政府定都何处？”
不等王稼祥回答，毛泽东又说：“历史上，历朝把京城不是定在西安，就是开封，
要不就是南京、北平。我们的首都定在哪里合适呢？中央虽有个考虑，但还没有最后定
案。”
这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王稼祥的神情一下子变得严肃起来。
王稼祥曾经认真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还是试探地说：“是不是定在北平？”
毛泽东大感兴趣说：“噢，谈谈你的理由。”
王稼祥颇似学者，侃侃而谈：“依我看，现在国民党的首都南京，虽然自古称虎踞
龙盘，地理险要，但是只要翻开历史就会知道，凡建都金陵的王朝，包括国民党都是短
命的。这样讲，带有历史宿命论的色彩，我们是共产党人，当然不相信这一套。但是，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南京离东南沿海太近，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这是它的很大缺陷，
我们定都，当然不能选在南京。”
毛泽东默默地点头。
王稼祥又接着说：“再看西安，它的缺陷是太偏西。现在中国的疆域不是秦汉隋唐
时代了，那时长城就是边境线，现在长城横卧于中国的腹地，地理位置上已不再具有中
心的特点。特别从经济的角度看，东部沿海和江南具有明显的优势，是经济中心，这样
一来，选西安为都也不适合。”
毛泽东表示赞许。
王稼祥由于早就考虑过这个问题，谈起来条理清楚，层次分明。他接着说：“黄河
沿岸的开封、洛阳等古都，因中原经济落后，而且这种局面不是短期内能够改观的，加
之交通以及黄河的水患等问题，也失去了作为京都的地位。”
毛泽东一笑相应。
那么，哪里可以定都呢？
王稼祥沉稳地说：“我认为首都最理想的地点是北平。北平位于沿海地区，属于经
济发达圈内，而且扼守连结东北与关内的咽喉地带，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可谓今日中国
的命脉之所在。同时，它靠近苏蒙，无战争之忧，虽然离海近，但渤海是中国内海，有
辽宁、山东两个半岛拱卫，战略上十分安全，一旦国际上有事，不至立即使京师震动。
此外，北平是明清两代五百年帝都，从人民群众的心理上，也乐意接受。考虑到这些有
利条件，我的意见，我们政府的首都，应选在北平。”
毛泽东听完，甚感欣慰，笑着说：“稼祥，你的分析，正合我意。看来，我们的首
都，就定在北平了。蒋介石的政权基础是官僚资本，因此定都南京。我们的政权基础是
人民群众，因此，我们定都北平。”
不过，在毛泽东与王稼祥谈话之时，北平尚在傅作义手中，没有和平解放。但他们
十分清楚，北平的解放只是个时间问题。
王稼祥兴奋地说：“我们的胜利，比预想的要快，我相信，我们很快就会进北平的。”
是的，很快，毛泽东就率领中共中央机关进驻了北平。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进京出发这一天，仍坚持工作到凌晨3时多才睡下。为此，
周恩来嘱咐警卫战士让毛泽东多睡一会儿。
快10时了，卫士才轻轻唤醒毛泽东。
临上车前，周恩来笑着问毛泽东：“主席，没有休息好吧？”
毛泽东笑着回答：“休息好了，睡四五个小时，精神就很好了。”
毛泽东看一下周围的战友和警卫人员，又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
啊！今天是进京‘赶考’嘛，进京‘赶考’去，精神不好怎么行呀？”
毛泽东显得格外兴奋。
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及格，不要退回来。”
毛泽东意味深长地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
成绩。”
这个思想，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专门作过阐述，毛泽东此时是非常清醒的。
3月23日上午，春风拂面，阳光明媚。一个由11辆小汽车和10辆卡车组成的车队，浩
浩荡荡而又井然有序地离开了西柏坡，沿着山间公路，向东北面、向北平方向开去。
车队的阵容是这样的：
第一辆是带路的小吉普；第二辆是毛泽东坐的中吉普；第三辆是家属坐的吉普；第
四辆是刘少奇的小卧车；第五辆是家属坐的中吉普；第六辆是周恩来一家坐的中吉普；
第七辆是朱德一家坐的中吉普；第八辆是任粥时一家坐的中吉普；第九辆是陆定一一家
坐的小吉普；第十辆是胡乔木一家坐的小吉普；第十一辆是叶子龙一家坐的小吉普。另
外，后边有5辆卡车载着少数机关工作人员和行李，还有5辆卡车拉中央警卫团的手枪连
和一个步兵排。有些机关工作人员为了沿途准备工作，已先行出发了。
尽管山间土路弯弯曲曲、坎坷不平，且车轮过处，尘土飞扬。但毛泽东似乎全然没
有觉察到这些，他的心情很好，与随行人员有说有笑。
突然，他若有所思地问身边随行人员说：“今天又是3月份，为什么老在3月份咱们
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你们说说。”
“1947年3月18号撤离延安。”卫士长阎长林回答说。
“去年3月份呢？”
“去年3月22号，我们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又有人回答。
“今天是3月23号，与去年3月22号只差一天，我们又出发向北平前进了。3年3次大
行动都是在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毛泽东这么一说，大家都笑了，心情激动不已。
“我们再也不搬家了。”
显然，毛泽东定都北平的决心更坚定了。
4、中南海怀仁堂的表决
确立国都，是开国过程中头一件需要解决的大事。
毛泽东虽然意属北平为国都，但还必须履行正常的审批程序。任务依然由新政协筹
备会议第六小组承担。
毛泽东刚进北平，时任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就赶到毛泽东的住处汇报北平和平解放的
情形。这位新中国第一位北平市长，特别讲到了定都问题。他告诉毛泽东，北平和平解
放后，不少民主人士来信来电给我们，表示他们坚决拥护共产党，要和共产党更好地合
作，并希望共产党在北平成立全国性政府。
毛泽东听后，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
显然，民主人士还不知道中共中央定都北平的意向，但他们分析大势，权衡时局，
纵观历史，觉得北平地理居中，“王者气盛”，诚为建都宝地。
新政协筹备会议第六小组展开工作后，就定都问题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很快取得了
共识。
普遍认为，北平城市雄伟壮丽，解放时的北平城保留了700多年前元大都的基本格局。
宫殿等主要建筑，建于明代永乐年间，已有500年的历史。
北平不但有众多的文物建筑，而且是文化中心。在元、明、清三代，还可以当之无
愧地成为东南亚文化的中心。解放之初，仍有北平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一批著
名的高等学府。
北平和平解放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共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等首脑机关迁
至北平，参与筹备新政协的代表也绝大多数汇聚在这里。
从以上种种条件考虑，新政协筹备会第六小组和专家顾问一致同意北平改北京，作
为新中国的首都。
1949年9月27日，新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第六天大会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出席会议
代表623人。会议执行主席是：张澜、李立三、贺龙、沈雁冰、薄一波、周恩来、宋庆龄、
张云逸、陈叔通、赛福鼎。会议审议讨论了第六小组关于国都的意见后，一致举手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平，并自当天起正式改北平为北京。
北京重立为国都，又开始了它辉煌而崭新的历史！
七、建国大纲出台始末
面对30万群众汇成的欢腾海洋，面对凤凰涅磐的神州大地，
毛泽东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接受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
刘少奇就新中国成立有关问题秘密访苏准备回国时，斯大林突然十分郑重地建议中
国建国要先搞一个纲领。
建国不能没有纲领。
苏联于1936年制定了一部宪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但斯大林不同意
中国搞宪法，也不赞成在建国纲领中写进社会主义。
在斯大林看来，中国还不具备写进社会主义的条件，进而说不具备与他们平起平坐
的条件。
实际上，斯大林向刘少奇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中国的建国大纲，即《中国人民政
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已经三易其稿，就要提交新政协第一次大会讨论。
中国共产党人懂得一个纲领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意义。
1．勤政殿组阁起草班
底中南海里，在勤政殿和颐年堂之间有一处宅院，前后三进，每进都是四合院的构
造。这就是后来有名的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
1949年，毛泽东进北平后，先住在香山双清别墅。
周恩来刚到北平时也下榻在香山，但他经常要与住在城中心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的
民主人士见面会谈。每天要往返一至两次，沿途要经过青龙桥、西苑、海淀、紫竹院，
从西直门进城。当时的北平，尘沙满地，道路劣陋不堪。周恩来每天奔波于两个地方，
显得十分疲劳，常常在汽车里就睡着了。由于来回太不方便，他就在中南海找了一个地
方住宿。开始就住在菊香书屋里。这给他的工作和休息带来了很大的便利。
6月16日傍晚，太阳已经落下了西山，晚霞显得绚丽多彩。南海湖边，刮着一阵阵凉
爽的风。
周恩来吃过晚饭，信步来到勤政殿。
白天，他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作了关于《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
条例（草案）》的解释报告和草案第八条关于表决问题的说明。
在讲话时，周恩来明确提出了筹备会的主要任务，就是协商确定参加正式会议的单
位和代表人数，决定召开正式会议的时间、地点、议程，拟定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条例
草案，起草共同纲领，起草成立政府方案，协商政府领导人选周恩来着重对起草共同纲
领作了说明。
他指出：“起草共同纲领是六七两月份的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过去我们起草过一
两次，因为当时战争正在猛烈地进行中，因此，重点放在动员全国人民的力量以支援战
争上面。现在，我们的纲领不能不转向建设方面，不能不转向和平方面，其中的重点要
摆在我们如何共同努力，来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方面。”
当周恩来走进勤政殿时，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们大部分都已来到会场今晚，
周恩来将主持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
会议推选了常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秘书长、副秘书长，同时通过了各单位代表
参加政协筹备工作各小组的办法。
周恩来在会上当选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和起草共同纲领小组即第三小组组长。
第三小组名人荟萃，除由周恩来任组长外，另由北京大学教授许德珩任副组长，宦
乡任秘书。组员的阵容十分庞大，有：陈劭先、章伯钧、章乃器、李达、许广平、季方、
沈志远、许宝驹、陈此生、黄鼎臣、彭德怀（由罗瑞卿代理）、朱学范、张晔、李烛尘、
侯外庐、邓初民、廖承志、邓颖超、谢邦定、周建人、杨静仁、费振东、罗隆基共23人。
周恩来在担任第三小组组长后的第三天，召集并主持了小组第一次会议，具体研究
起草共同纲领的有关问题。
周恩来首先介绍了中共关于建国的基本思想，并解释了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现在的称
号。他说：“我们的政治协商会议，加上一个‘新’字，以区别于旧的政治协商会议。
一字之差，使基本的政治策略思想也要有所变化。因此，需要有体现新的政治协商共同
利益的共同纲领。制定共同纲领不仅将决定联合政府的产生，也将为各党派和各团体的
合作奠定基矗”开宗明义，言简意赅。大家随之展开了认真的讨论和协商。
鉴于共同纲领实际上是共产党的建国大纲，而且在此之前，中共中央也专门组织人
员起草过类似文件，第三小组研究认为，共同纲领的初稿还是由中共中央组织人员起草
为妥。
会议还决定，第三小组成员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其他
五个小组进行专门论证，并分别写出有关条文，以供起草者参考。
共同纲领是一份具有国家宪法地位和作用的文件。起草这份文件是筹备建国过程中
的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
纲举而目张，法立而政行。
宪法是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阶段以后出现的产物，是民主的一种标志。
西方资本主义各国都有自己的宪法或宪法性文件。
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于1936年也制定了第一部宪法。
在中国，第一部宪法可以说是1912年孙中山为总统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制定的《中华
民国临时约法》。
这也是一部资本主义性质的宪法。
建立新中国，显然需要有一部宪法，把人民群众在革命政权下所应享受的各种权利
以及新中国各个方面的大政方针、政策以法律条文的形式规定下来，以便于各党派、团
体和机关、个人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请看小说网·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2．毛泽东的建国思路
提出建国大纲，现在不少材料都追溯到抗战后期，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
这个报告明确提出：为着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并
建立独立、自主、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一切抗日的民
主党派，迫切地需要一个互相同意的共同纲领。
这确实是毛泽东最早提出“共同纲领”的概念。但毛泽东关于建国的纲领性思想，
比这里要早的多。
1940年初，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已经绘就了未来中国的蓝图。
毛泽东开篇就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紧接着向全中国、也是向全世界郑
重庄严地宣告：“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
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
国家。”
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中国？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随后，毛泽东具体分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特点，进一步构思了
这个新民主主义中国的基本框架。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
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
制”。这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欧美资产阶级走过的资产阶级专政的老路，无论是
国际还是国内的环境，都不允许中国再走。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是把操纵国计民生的即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
大银行、大工业、大商业收归国有，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企业，同时，允许其
他形式的资本的存在和发展；在农村，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实
行“耕者有其田”，扫除农村中的封建关系。
毛泽东还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
文化。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
和独立的；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
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
而即是民主的，它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
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就是毛泽东所
设计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蓝图。毛泽东在作这个演讲时十分兴奋和自豪。他满怀激情
地宣布：新中国站在每个人民的面前，我们应该迎接它。
新中国航船的桅顶已经冒出地平线了，我们应该拍掌欢迎它。
举起你的双手吧，新中国是我们的。
到1945年中共“七大”的时候，毛泽东的上述思想有了深化，并将建国问题规划为
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即目前时期，经过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的协议，成立临时
的联合政府；第二个步骤即将来时期，经过自由的无拘束的选举，召开国民大会，成立
正式的联合政府。总之，都是联合政府。团结一切愿意参加的阶级和政党的代表在一起，
在一个民主的共同纲领之下，为现在的抗日和将来的建国而奋斗。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宣言，提出：“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
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
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12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会议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又重申
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建立新中国的主张，指出这是人民解放军，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最
基本的政治纲领。
1948年4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晋察冀中央局城市工作部部长刘仁，请他邀请在北平
的民主人士张东荪、符定一以及许德珩、吴晗等人，来解放区参加各民主党派、各人民
团体的代表会议，讨论召开人民代表大会以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讨论关于加强各民主党
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
毛泽东在信中还特别提到，所要召开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会议，其名称
拟为政治协商会议，开会地点在哈尔滨，开会时间在今年秋季。会议的决议必须由参加
会议的每一单位自愿同意，不得强制。
4月30日，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粥时从西柏坡村赶到城南庄，参加由毛泽东主
持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当天，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并公布了后来产生重要影响的中共中央庆祝五
一国际劳动节的口号。
城南庄会议认真讨论和研究了召开新政协的问题。
会议认为，在解放战争即将进入第三个年度，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迅速发展的情况
下，召开没有反动派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商筹新中国建国大计的问题应提到党的
议事日程上来。
周恩来在会上说：“提出召开新政协的口号，从形式上看，是恢复1946年1月政协的
名称，但内容和性质都不同了。‘五一’口号是行动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这是今天形
势发展的趋势，是全国人民的要求。会议召开的时间大概不会超过明年，等到北面打成
一片后就可以召开。”
脸庞清瘦、略带疲劳神色的刘少奇在会上发言说：“目前，召开新政协的国际国内
形势已经成熟，我们先提政协这个口号，可以起号召作用。要争取90％的人，团结一切
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取得50％以上的拥护是没有问题的，其他任
何政党都没有我们这个地位。”
城南庄会议还对新政协的阵容、组织形式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和研究。
实际上，组建新政协本身也呼唤一个纲领，以便有所依据。5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
在香港的著名民主人士李济深、沈钧儒。信中明确提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
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联
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
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
开一次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
5月2日，中共中央就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给中共上海
局发出指示。指示说：我党准备邀请各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的代表来解放区开会讨
论：（甲）关于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
（乙）关于在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及蒋介石卖国政府的斗争中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
民团体的合作及纲领政策问题。
指示提出：“会议的名称拟称为政治协商会议。”
指示还指出，为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我党拟邀李济深、冯玉祥、何香凝、李章达、
柳亚子、谭平山、沈钧儒、章伯钧、彭泽民、史良、邓初民、沙千里、郭沫若、茅盾、
马叙伦、章乃器、张伯、陈嘉庚、简玉阶、施存统、黄炎培、张澜、罗隆基、张东苏、
许德珩、吴晗、曾昭伦、符定一、雷洁琼及其他民主人士来解放区开会。其中有被敌人
监视不能来者，可派遣本人的代表。
5月7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潘汉年电，要求他们用非
正式交换意见的态度，和各真诚反美反蒋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
见，并以各方反映电告。
至此，为加强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合作以及为加强这一合作制定能为各方
认同的“纲领政策”问题，自然提上了日程。
3．周恩来“失踪了”
撰写建国大纲的任务最早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主持，但当时还不叫“共同纲领”，
而叫“革命纲领”，全称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
李维汉接受任务后，马上全力以赴，组织精干力量攻关，很快于194s年10月27日写
出《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上必须记上一笔的草稿。
草稿一完成，李维汉立即上报给周恩来。
周恩来腾不出时间修改，大致看了一遍，便通过中央办公厅分送刘少奇、朱德、陆
定一、极乔木、齐燕铭等人。
这份草稿的内容，包括简短的序言和总则、政治、军事、土地改革、经济财政、文
化教育、社会政策、少数民族、华侨、外交等部分，草稿的着重点放在“人民民主革命”
方面。
李维汉为这个草稿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但他在给周恩来的报告中仍然谦虚地说：
“稿子是勉强凑来的。”
客观地看，草稿条文确实显得比较粗糙，但了不起的是，它把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应
实行的最基本的纲领，政策规划出来了。
草稿规定，纲领的基本原则，即新政协各成员共同奋斗的准则，是新民主主义即革
命的三民主义；人民为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出自人民大众，属于人民大众。
草稿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政权的构成，不采邓资产阶级民主的三权鼎立制，
而采邓人民民主的民主集中制；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
其选出的各级人民政府。
草稿还规定，在经济上，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
有。国有经济为全部国民经济的领导成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
应定为全部国民经济建设的总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发展工业，争取若干年内使中国由
农业国地位上升到工业国地位。
此外，草稿规定，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
民族自治区等。
这些规定，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新民主主义立国思想，也大都为后来
的各个共同纲领稿本所采纳。
应毛泽东的邀请，沈钧儒等第一批民主人士从香港到达哈尔滨后，高岗、李富春代
表中共中央与在哈的民主人士于1948年11月25日达成了《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
问题》的协议。
该协议第二项第五款规定：
新政协应讨论和决定两项重要问题：一为共同纲领问题，一为如何建立中华人民民
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问题。共同纲领由筹备会起草，中共中央已在起草一个草案。
以上协议中所提到的“中共中央已在起草一个草案”，指的就是李维汉主持起草的
《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纲领草稿》。
在这个纲领的基础上，经过筹备会各方面人士的共同修改，形成了第二稿。
第二稿的结构与第一稿有很大区别，它分为人民解放战争的历史任务、建立人民民
主共和国的基本纲领、战时具体纲领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叙述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历程，主要经验及其要完成的推翻三大敌人和国民
党反动统治的历史任务，号召全国人民继续支持人民解放战争直至解放全中国的彻底胜
利。
第二部分规定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以及它的国家构成、政权构成、
经济构成、文化教育、外交政策等。
第三部分就全力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巩固人民解放区、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三个方面，
作出了34条规定。
第二稿的一个重要不同之处是：对成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程序作
了新的规定。
原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设想是，先召开新政协，然后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
联合政府。
民主人士在哈尔滨讨论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召开新政协诸问题协议草案时，对成立
中央政府一项，产生了不同的意见。
有人主张：“新政协即等于临时人民代表会议，即可产生临中央政府。”
中共中央觉得这个意见甚好，马上表示赞同。根据这个情况，《中国人民民主革命
纲领草稿》第二稿在起草中进行了吸收。
这一稿明确规定：由新政协直接选举临时中央政府。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明确宣布：
1949年将要召集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以完成人民革命任务为目标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
在这里，毛泽东十分明确地把“临时”二字删除了。
第二稿明显地带有宣言性质，是宣言与纲领相结合的一个文件。
同第一稿相比，它更着重于战时任务的规定。
1949年2月27日，周恩来对第二稿作了文字修改，把它同《关于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诸
问题的协议》《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草案》《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各单位民主
人士候选名单》《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组织大纲草案》一起编印成册，取名为《新
的政治协商会议有关文件》，发给有关方面有关人士阅读讨论。
1949年6月18日，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三小组的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就起草共同纲领
工作的重要性以及过去这项工作的开展情况，作了说明。
周恩来介绍说：“起草共同纲领，任务繁重。去年哈尔滨的各党派代表曾委托中共
方面拟定了一个草案，中共方面也曾两度起草。但是，去年工作重心在动员一切力量参
加和支援解放战争。而现在的重点却在建设新民主主义中国，以及肃清反动残余，这是
长期的工作。因此，中共方面的第二稿也已不适用，必须根据新的形势的需要重新起草。”
会议确定，参加新政协筹备会的各单位、各代表及第三小组各成员亦可提出自己的
书面意见。
至7月上旬，各分组均拟就了具体条文。
筹备新政协期间，周恩来非常繁忙，既要与诸多的民主人士打交道，又要处理党内
诸多事务。
然而，如果没有时间保证，不能静下心来，就会干扰和影响共同纲领草案的起草工
作。
为了保证按时拿出《共同纲领》的草案，周恩来不得不请示毛泽东，暂时放下手头
的许多事务，集中一段时间完成这项工作。
于是，一段时间里，人们很难见到周恩来的踪迹了。
原来，他把自己“关”在勤政殿里，在全神贯注、一心一意地亲自动手写作《共同
纲领》条文。
中南海里，杨柳依依，碧波粼粼，景色秀美，周恩来已无心欣赏。
经过一个星期废寝忘食的“鏖战”，他完成了起草工作。
走出勤政殿后，周恩来活动了一下发酸的筋骨，深吸了几口新鲜空气，心里感到十
分高兴。
然而，他没有休息，也没有时间休息，又急忙召开会议，征求各方面的意见。
周恩来先后主持召开了七次会议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根据大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对纲领草案又进行了反复讨论和修改。到8月份，正式形成为《共同纲领（草案）》。
这份草案取名为《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
名字标出了新的内涵。去掉“革命”二字，意义非常。
中国的领导者如果能始终记住在新中国建立前夕，把建国大纲中的“革命”两个字
去掉，也许会使后来一系列“大革命”降温不少。
应当说，民主人士接受“新民主主义”的理论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
1948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在起草纲领草案的同时，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也就纲领的
有关问题展开了讨论。
围绕要不要以“新民主主义”作为建国指导原则问题，出现了多种意见。
除大多数人赞成“新民主主义”外，还有人主张用“革命的三民主义”，有人主张
用“人民民主主义”，也有人主张用不加“新”字的“民主主义”。还有个别人拟定了
与中共讨价还价的“纲领”。
思想非常活跃，意见差异很大。
为了推动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进一步统一思想，更加坚定地站到新民主主
义立场上来，并解除他们之中某些人对共产党和人民革命的某些疑虑，中共中央做了大
量工作。
1949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待民主人士的指示》。这个指示明确：我党
对待已经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的方针，应该是以彻底坦白与诚恳的态度，向他们解释
政治的及有关的党的政策和一切问题，积极地教育与争取他们。对政策问题，均予以正
面解答，不加回避。对政策实行的情况，亦据实相告。
一个充满自信和有充分实力的党，才有如此的坦诚和开放。
这个文件还要求：由我党各部门的负责同志作有关战争、军事、政策、政权、土改、
外交、经济、文化教育、妇运等方面的报告，以及通过座谈会，同我党负责人谈话，进
行日常接触和交谈，组织参观，提供学习材料和资料，关心生活及健康等方式，做民主
人士的工作。
当时很多部门的负责人都给民主人士作过情况报告。
毛泽东本人在百忙之中，也抽出时间同许多著名的民主人士进行书信来往或直接交
谈。
他写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和《关于时局的声明》，对广大民主人士提高
认识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直接关怀下，到达解放区的民主人士55人于1949年1月22日发
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完全赞成中共的革命立场，接受中共的领导。
从1948年中共发布“五一”口号到1949年春，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各民主党派和
无党派民主人士的绝大多数，在彻底推翻国民党统治和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这两个基本
问题上，与共产党取得了共识。这就为共同纲领的正式制定，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1949年3月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同年6月底，毛泽东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
的著名文章，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有关革命和建国的理论，从而为共同纲领的制定
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基础。
4．毛泽东抓紧时间改大纲
初秋的香山，树木葱郁，凉爽宜人。
8月2日，周恩来乘吉普车来到毛泽东居住的香山双清别墅。
不经报告，周恩来直接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看见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文件，
便说：“主席，正忙着埃”毛泽东见周恩来从城里远道赶来，连忙招呼说：“恩来来了，
请坐。”
周恩来没有坐，一直走到毛泽东的办公桌旁，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打印的稿子说：
“这是共同纲领的草案。我写了个初稿后，又七次开会，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作了修
改，现在请主席审阅。”
毛泽东接过草案翻了翻，说：“我抓紧时间赶快看。”
周恩来又同毛泽东商量了其他几个问题，然后告辞返城。
晚上，香山静悄悄的。
毛泽东在灯光下，聚精会神地审读着这份共同纲领草案。
看完之后，毛泽东对其中的一些段落作了删改，又重新改写了几段文字。
这份《新民主主义的共同纲领》草案初稿，可说是整个共同纲领起草过程中的第二
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