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开国大典6小时》》 · 于江 · 2026-07-25
《开国大典6小时》
——大典背后的秘闻
作者：于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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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哪些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l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
55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
政府主席、副主席和委员们集合
在天安门城楼后边的空地上。中
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率领大家
踏上了通往天安门城楼的台阶……
1．突然发现毛泽东的代表证丢了
天安门城楼与紫禁城端门之间有一块空地，上面站立着数棵历经沧桑的古柏。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55分，一支车队从中南海东门开出，来到这块空地上。他们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各位副主席和各位委员们。他们是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后，在中南海勤政殿门口上车出发的。从勤政殿到这块空地只花了5分钟时间。
这时，已经探雷完毕，一项重要的安全保卫任务刚好结束。
喜悦写在脸上。下车后，即将诞生的新中国领导人一个个又说又笑，互相招呼着集合起来。
之后，他们沿着城楼西头的古砖道楼梯，豪迈地向天安门城楼走去。
在此之前，天安门西侧已经安装了一架摇摇晃晃的土电梯。
但新中国的领导人没有乘电梯。他们要用自己的脚板登上天安门城楼。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56岁的毛泽东自然走在这支队伍的最前面。此刻，这位叱咤风云的伟人在想些什么呢？“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也许，伟人想起了赶考不当李自成的诺言，也许想到了逝去的峥嵘岁月，也许脑际翻腾着更为汹涌博大的风云……比毛泽东大7岁的红司令朱德随后走向天安门城楼，之后是比朱德小12岁的刘少奇，与毛泽东同岁的宋庆龄以及其他领导人按顺序一一跟上。
通往天安门城楼的古砖道有整整一百级。
毛泽东由卫士搀扶着从容地走向城楼。他不时停下来，等候身后那些比他年迈、行动远不如他灵便的领导人。
今天，毛泽东与18年前在中央苏区的“开国大典”上一样穿着中山装，只不过那时是布衣，今天是黄呢子。人逢喜事精神爽，他显得神采奕奕。
跟随毛泽东的秘书叶子龙，细心地打量着身边努力登攀着的伟人。他突然吃了一惊：别在毛主席胸前的烫金红绸条不见了！
这还得了！这红绸条可是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代表证，其重要性相当于“特别通行证”。
这个独特的代表证是周恩来指示书法家钟灵设计的。专门给每位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政协代表发了一个，上面分别印有佩戴者的姓名。代表们都工工整整地将它别在胸前。毛泽东主席与其他六名副主席的代表证是“特制”的，红绸条与别的代表一样，但他们的姓名是用金粉印上去的。
莫不是临时改变规定了？叶子龙回头一看、六位副主席的胸前都好端端地别着红绸条，别的代表也都佩戴着红绸条，只有毛主席胸前空空如也。
叶子龙知道，今天这个重大场合有苏联老大哥的摄影师来拍照片，他们拍的照片还是彩色的。毛主席肯定是他们聚焦的核心人物，黄呢子中山装上没有别这个红绸条，一定是十分扎眼的。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
而且，这个缺憾不仅属于今天，它还会留给明天。秘书叶子龙当即掂出了此事的分量。
叶子龙于是立即噔噔噔下了楼梯，火速找到钟灵，要他以最快的速度制作一个代表证给毛主席戴上。
冷不丁冒出来的这桩事，是钟灵始料不及的。留给他的只有毛主席走完几十级台阶的时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必须再“特制”一个专供主席使用的代表证出来。
钟灵接受这个十万火急的命令后，顾不得想什么，跳上一辆吉普车，指挥司机朝他中南海工作室急驰而去。
谁也闹不清毛主席把这个红绸条弄哪儿去了。
今天早上已到6时，天已透亮，毛泽东还趴在中南海菊香书屋的办公桌上工作着。
菊香书屋，位于中南海勤政殿与颐年堂之间，是一处前后三进，每进都是四合院的宅院。
就在不久前，他从香山公园搬来往在这里。他保持着多年来养成的习惯：通宵工作，上午睡觉。跟他时间长一些的卫士都知道他这个习惯。
然而，今天他吸着烟，不停地忙碌着，忘记了休息。
此时，北京城内外的数十万群众正准备赶往天安门广场，去参加能够自己当家做主的共和国的诞生庆典。
今天是个非同寻常的日子。
周恩来特别关心毛主席的休息情况。他自己一夜未睡，又到天安门检查了开国大典的准备情况，指出了毛主席画像及天安门背景布置等不妥之处。从天安门返回后，周恩来多次打电话给卫士值班室，询问主席休息了没有。当卫士长李银桥又一次回答主席还没有休息时，周恩来有些着急了：“你们要想办法催他休息嘛！下午2点还要开会，3点还要上天安门，你们要想办法动他早些休息。”
周恩来对卫士用了命令的口吻。
卫士长李银桥走进毛主席办公室。里面烟味呛人。显然，毛主席工作中吸了很多根烟。李银桥小声将周恩来的话报告毛主席，并劝他说：“主席，早点休息吧。”
可是，毛主席等把所有文件全部批阅完毕，才离开案头。他没有马上睡觉，而是走到院子里，散了一会儿步，舒展了一会儿筋骨。
毛泽东在卫士们护侍下上床睡觉。睡前，他叮嘱卫士长李银桥：“下午1点钟叫我起床。”
按嘱叫醒毛泽东，并准备好他参加开国大典要穿的黄呢子制服。卫士们知道，这件礼服的料子，当初是秘书叶子龙送来让毛主席过目的。毛泽东像往常那样，在床上看了近一个小时的书才起来。
毛泽东吃过饭，下午2点整准时出现在勤政殿。此时，中央人民政府其他领导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张澜、李济深和其他委员都已集合在这里了。
勤政殿，就在这所已经赋予了全新含义的大殿里，在开国大典前夕的短暂时间内，新当选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很快开完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这充分体现了紧张、高效的办事作风。
当选的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和其他各位委员，在会上宣布就职。
会上，周恩来被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成为即将诞生的共和国政府的第一任政府首脑。这位走上东方大国首脑岗位的人物，年仅51岁。
结束这次重要会议之后，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与各位副主席、委员们在勤政殿门口上车，赶往天安门城楼。
也许，代表证红绸条是被毛主席忙丢了。
钟灵急匆匆赶回工作室后，屏声敛息，很快在一张红绸条上写下“毛泽东”三个仿宋字。接着，飞快地喷上金粉。他等不及墨迹风干，跑出屋子，跳上吉普车就往回赶。
幸好，毛泽东还没登上天安门城楼。眼下，他已经走了一大半台阶，仍像刚才那样，走走停停，等着后边年长的领导人。要不是毛泽东边走边等，他没佩带代表证的这个缺憾怕是难以弥补了。
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注定是要圆圆满满的。
于是，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开国大典纪录片中，留下了这样一个镜头：一位着军装的小伙子，突然来到叶子龙面前，交给叶子龙一个红绸条；叶子龙当即上前帮毛主席将红绸条别在左胸口袋上方。
这位着军装的小伙子就是钟灵。
别好红绸条的毛泽东带着其他领导人继续向上登攀。
一百级台阶并不长。
然而，为了登上这一百级台阶，中国共产党经过了漫漫28年前仆后继的浴血奋斗。
为了登上这一百级台阶，中华民族进行了长达一个多世纪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英勇斗争。
别着红绸条的新中国领导人一步一步走上去，他们深深懂得脚下每一级台阶的非凡意义。
2．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
许多人以为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间，就是1949年10月1日。
其实不然。
那么，毛泽东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究竟是哪一天呢？
有人作过统计，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次数总共是45次。他第一次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时间是：1949年7月7日夜晚9时20分。
这一天是“七七事变”12周年纪念日。
为了纪念“七七”抗战12周年暨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天安门作了精心的布置。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着7盏大红宫灯，飘扬着20面鲜艳的红旗。城楼中央悬挂着毛泽东与朱德的巨幅画像。两位伟人画像之间，挂着一颗巨大的红星，光彩闪烁。
7月的北平是多雨的季节。7日这天，北平城又是风又是雨。大雨哗哗地下个不停，仿佛一年之中要下的雨，都要集中在这一天全部倾泻完似的。
然而，风雨没有阻挡住20万群众前来参加庆祝会的步伐。他们顶风冒雨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参加这个意义重大的活动。他们分别来自北平市党、政、军各机关团体，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等65个单位以及各界市民。
当天下午，纪念和庆祝活动在49响撼天动地的礼炮声中开始。
接着，奏响了《义勇军进行曲》。
礼炮声和乐曲声盖过了风雨声。
在20万群众的热烈掌声中，通过成立了由董必武、薄一波、聂荣臻、彭真、叶剑英、李锡九、许德珩、吴晗、韩卓儒、肖明、李连山、张晓梅、钱端升、薛成业、许立群、古奇踪、杨伯箴、鲍国宝、刘一峰等人组成的会议主席团。
尔后全体起立，向抗战中死难的烈士默哀。
接下来由主席团主席彭真发表讲话。之后，董必武、薄一波、叶剑英、李济深、沈钧儒、许德珩、吴晗、肖明等人，相继在天安门城楼上演讲。
晚上9时20分，毛泽东与周恩来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于是，纪念和庆祝活动掀起了高潮。
“毛主席万岁！”20万群众情不自禁地高呼起来。
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第一次听到人民这样称呼他。
人民是多么朴实可爱！
人民是多么坚强伟大！
毛泽东早就断言，真正的伟力蕴藏于民众之中。
1937年7月7日深夜，侵华日军向宛平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开火，二十九军将士奋起还击，震惊世界的芦沟桥事变爆发。芦沟桥反侵略的枪炮声，吹响了中华民族抗击日本侵略的战斗号角。
当年8月，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门写的一份宣传鼓动提纲中，就英明指出：“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举进攻中国本部的开始。芦沟桥中国军队的抗战，是中国全国性抗战的开始。”
他在这份宣传鼓动提纲的末尾断言：“只要四亿五千万同胞一齐努力，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
抗战的胜利来之不易，中国人民为之付出了漫长而巨大的牺牲。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他所以能得出这一远见卓识的结论，是因为他深刻分析了当时国际国内的形势，深刻地认识到：“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侮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吼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抗战胜利之时，国民党却来抢夺人民赢得的胜利成果。于是，毛泽东代表人民作了著名的“桃子该由谁摘”的形象、精辟的论述：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我们在报上批驳了他。我们说，你没有挑过水，所以没有摘桃子的权利。我们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的应该是我们。同志们，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得来的，抗战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应当归给人民。至于蒋介石呢，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是人民抗战的绊脚石……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来第一次彻底打败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反法西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胜利，实在值得纪念，实在可庆可贺。
然而，令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极其愤慨的是，1949年1月26日，南京中央社1月26日发表了这样一条电讯：“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26日由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举行复审后，于16时由石美瑜庭长宣判无罪。当时庭上空气紧张。冈村肃立聆判后，微露笑容。”
冈村宁次，是日本侵略中国历史最久、罪恶最大的战犯之一，他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的鲜血。
让罪大恶极的侵略者最后得到的是“微笑”，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绝对不能接受的。
中国共产党立即作出反应。l月28日，发表了《中共发言人关于命令国民党反动政府重新逮捕前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和逮捕国民党内战罪犯的谈话》：日本战犯前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为日本侵华派遣军一切战争罪犯中的主要战争罪犯，今被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战犯军事法庭宣判无罪；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声明：这是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牺牲无数生命财产，幸而战胜，获此战犯，断不能容许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擅自宣判无罪……我们现在向南京反动政府的先生们提出严重警告：你们必须立即将冈村宁次重新逮捕监禁，不得违误中共发言人进而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认为你们现在的种种作为，是在企图以虚伪的和平谈判掩护你们重整战备，其中包括勾引日本反动派来华和你们一道屠杀中国人民一项阴谋在内；你们释放冈村宁次，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国民党反动政府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丑恶行径，只有一个解释：他们为了抢夺解放区军民天天浇水得来的“桃子”，已经以敌为友，不择手段；他们明目张胆地充当了历史的绊脚石。
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立场是针锋相对：坚决夺回自己的胜利果实，坚决搬开一切敢于阻挡历史车轮的绊脚石。
因此，1949年7月7日，纪念“六七”抗战12周年并庆祝新政协筹备会成立，意义重大而深刻。
“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万岁！”
20万群众不约而同地高呼着。口号声此起彼伏。
此时此刻，具有诗人气质的毛泽东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马上领着全体与会人员高呼：“中国人民万岁！”
“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
“建设新中国！”
在惊雷般的口号声中，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接受大会献旗，朱德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接受大会献旗，沈钧儒代表新政协筹备会接受大会献旗。
在20万群众的热烈欢呼声中，毛泽东激情澎湃，挥起指点江山的巨臂，领着大家纵情高呼：“全国人民团结起来！”
“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
“打倒帝国主义！”
“打倒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反动派！”
“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签订和平条约！”
“争取全世界的和平民主！”
“全国人民团结万岁！”
风越刮越猛，雨越下越大，但天安门广场上的20万群众情绪越来越高昂。
毛泽东领着崇敬爱戴他的人民，在风雨中连续喊了一个多小时的口号。
晚上10时30分，已经宣布散会了，但20万群众依然在瓢泼大雨中，在军乐的伴奏下，在秧歌的震天鼓点中，纵情高歌着，纵情欢呼着。
这是一个值得永载史册的情景：“毛主席万岁”与“中国人民万岁”交相响起。
这是一扇风景独好的窗口：全中国乃至全世界，从中看到了中国人民立志建设新中国的巨大热情与力量。
这个雨夜告诉人们：新中国已经呼之欲出。
3．国母最快活的一天
宋庆龄在天安门城楼的古砖道上登攀着。她在这支参加开国大典队伍中的位置十分显眼。
她走在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之后，是这支队伍中的第四号人物。
她今年56岁。1893年1月27日，她出生于上海。她与毛泽东同岁，算小账，比毛泽东大11个月。
她虽年近花甲，历尽世事沧桑，但容光焕发，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今天，她穿着整洁的节日服装，步履轻盈，“看上去仿佛只是30多岁”。
新中国的开国大典不能少了宋庆龄。
经过一番紧张的筹备工作，各项准备基本就绪。但毛泽东与周恩来都有一桩心事：宋庆龄仍在上海，仍没有函告北上参加新政府的日期。
宋庆龄是国人敬重的国母。
她1913年毕业于美国威斯理安女子大学，归国后于1914年担任孙中山的英文秘书，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1915年，她与孙中山在日本结婚，成为国母。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她曾创办红十字会、伤兵救护会、妇女政治训练班，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大革命的热潮。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她坚贞不渝地捍卫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谴责国民党右派，支持北伐战争，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而奋斗。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她毅然与国民党右派决裂。
l929年，她当选世界第二次反帝同盟大会名誉主席。
1931年，她与鲁迅、杨杏佛、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爱国者和革命者。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她发动上海群众支援第十九路军，并奋不顾身在枪林弹雨中看望十九路军伤兵，穿着护士服给年轻的伤兵喂饭。
1938年，在抗战烽烟中，她发起并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担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向全世界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积极投身于反法西斯战争；她还介绍、联络国际友人到抗日根据地采访和工作，成为国际友人通往红区的一把秘密“钥匙”。
抗战胜利后，她创建了中国福利基金会。
1948年，她担任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名誉主席。
在国人心目中，端庄娴静、朴实无华、柔中有刚、意志坚强的宋庆龄，是中华民族伟大女性的卓越代表，是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英勇斗争中一面不朽的旗帜。因此，即将举行的开国大典上如果没有宋庆龄的身影，不能不说是一个大缺憾。
毛泽东非常重视邀请宋庆龄离沪北上参加新政权这件事。为此，他与周恩来多次商量，并十分审慎地展开了工作。
当时，上海还在国民党蒋介石统治之下。
早在1949年1月21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就联名电邀宋庆龄参加新的政治协商会议，电文言词十分恳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与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正作垂死挣扎，他们加紧了对革命势力的迫害，上海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宋庆龄身边放着两枝手枪。一枝是孙中山先生留下给她的，一枝是她自己使用的。平日里，她把这两枝手枪放在一个重要的抽屉里，形势吃紧时，她就把手枪放在身边。
毛泽东、周恩来深知宋庆龄处境的艰难，没有将电报直接送给她，而是通过地下电台，先将电文发到在香港的潘汉年和刘晓。这份密电指示说：“兹发去毛、周致宋电，希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的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谢。”
发出电文时，周恩来还再三嘱咐地下电台工作人员：“要注意：第一必须要秘密，不能冒失；第二必须要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廖梦醒是廖仲恺、何香凝的女儿，她当时在香港。金仲华曾在香港参加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工作；抗战胜利后，他又在上海积极支持宋庆龄组织的中国福利基金会的工作，深得宋庆龄的信任。金仲华又是周恩来心目中“最可靠的人”，当年日军占领香港时，金仲华由时任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亲自布置登上一条渔船，悄然离港抵达桂林，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并于1943年加入中共外围组织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后来，他进入美国新闻处担任译报部主任，一直在这个特殊岗位上工作。
当廖梦醒出面将电文告诉宋庆龄时，宋庆龄十分警惕地提醒廖梦醒：“你也上了黑名单了，赶快走吧。”
廖梦醒立即将此情况密电报告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她迅速转移。宋庆龄通过一位外国友人买了一张去香港的船票，把它给了廖梦醒，自己依然留在上海。
5月7日，上海全城解放，白色恐怖不复存在，但宋庆龄还没动身北上。
建立新中国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毛泽东与周恩来非常着急。
“我很想亲自去上海将孙夫人接来，可是哪里离得开呀。”一天，周恩来与毛泽东又谈起请孙夫人北上的事。
“还是派一位女同志去接，可能更有共同语言。”毛泽东想得更为妥贴。
“那就派邓颖超去吧。”周恩来当即推荐自己的夫人当此重任。
“她不是身体不好吗？”毛泽东关切地问。
“等做完这件事后再让她休养。”周恩来总是把工作放在头等位置。
“我看可以，如顺利成行，将来孙夫人离开时，可以让江青送行。”毛泽东说道。
“请写一封亲笔信，让邓颖超带给孙夫人，这样可能更好些。”周恩来办事向来缜密、周到。
毛泽东欣然挥毫，奋笔疾书：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匆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的邓颖超，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即将出发时，周恩来沉吟一番，伏案也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信，交夫人邓颖超一并捎上。信书道：庆龄先生：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专上。敬颂大安周恩来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邓颖超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离平启程，陪同她前往上海的还有廖梦醒。
抵沪后，邓颖超叫廖梦醒先去看望宋庆龄，并向她说明来意。
“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宋庆龄听了廖梦醒的说明后，非常伤感地说。
宋庆龄终于道出了迟迟没有去北平的一个深层原因。
此时，她不禁想起了1925年的北平。这年1月30日，病中的孙中山还对她说：“余所持以支持此身者，夙昔即不完全恃医，而恃余自身之勇气，余今信余之勇气必战胜此病，决元危险。”但是，不到两个月，病魔还是无情地夺走了他的生命。为此，宋庆龄悲痛欲绝，“连太阳光都不愿见了，在屋里也放下窗帘”。北平，是她最敬重、最亲爱的人与她诀别之地。北平的那个噩梦从此总是缠绕着她。一提到北平，她就伤心不已。
廖梦醒对她说：“北平将成为新中国的首都。邓大姐是毛主席派来的。她是代表周恩来来接你的，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她？”
“让我想想好吗？”宋庆龄拍拍廖梦醒的手说。
下这个决心，她还需要时间。
两天后，邓颖超收到了宋庆龄的请柬。
宋庆龄读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信之后，深受感动。
几经交谈，宋庆龄终于作出了离沪北上的打算。
8月26日，周恩来将此消息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欣喜地说：“邓颖超这次上海之行，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她的任务。”说罢，急忙翻看日历，估算上海开来的列车抵达北平的时间。
“主席，孙夫人这次能来参加新政协，很不容易。主席能否亲去车站迎接？”周恩来建议道。
“宋庆龄是一位杰出人物，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她能与蒋介石决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实属不易。我去车站迎接，也是应该的。”毛泽东稍作思考后答道。
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的陪同下，离开上海赶赴曾经令她悲痛欲绝的伤心之地北平。
这天下午3时，毛泽东换上皮鞋，穿上有重大活动才穿的浅色礼服，催着工作人员出发去接孙夫人。
下午4时15分，当宋庆龄乘坐的专列进站时，毛泽东与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以及保育院儿童五十余人，已经站在月台上迎候了。车刚停稳，毛泽东便走进车厢，握着孙夫人的手热情地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
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
宋庆龄在毛泽东陪同下走下列车。她身穿黑色拷绸旗袍，佩一条洁白的纱中，盘着发髻，显得十分端庄。
周恩来迎上前去握手问候，宋庆龄说：“感谢你派你的夫人来接我。”
周恩来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领导新中国的建设。”
此时，蔡畅迎上来，向宋庆龄献花。
接着，宋庆龄微笑着与月台上的欢迎者一一握手。
有太多的事需要毛泽东去忙。众多的民主人士抵达北平时，只有宋庆龄和程潜俩人享受了毛泽东亲赴车站迎接的“待遇”。
当晚，毛泽东宴请宋庆龄。宋庆龄与毛泽东等人互述阔别，一席畅谈，气氛欢洽。
10月1日下午，当她登上天安门城楼时，举目四顾，心潮澎湃。只见孙中山的巨幅画像矗立在天安门广场前方，广场上满是拿着旗帜、欢呼跳跃的群众，犹如一片红色的海洋。
她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并排站在一起，亲眼目睹毛泽东升起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此时，宋庆龄不禁泪花闪烁。那是欣喜的泪：她孜孜以求的目标终于实现了！
事后她说：“我这次到北京时的感觉，和我在1925年时所经历到的，真是有天壤之别。那时候，这历史的古城是各国帝国主义的基地，也是孙中山不幸去世的地方。现在这个城变成了人民的讲坛，我们听到了人民声震云霄的宏大呼声。它是新中国的诞生地。北京立即使人感觉到是一个充满了广阔伟大的思想，影响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人民的城市，到那里去的人，会感觉到历史的意识和情调；但是，这种意识和情调，不是从中国古老的事物所产生，而是今日中国的建设和未来中国所产生的。每一行动，每一步骤，都有巨大的意义。”
她说在北京有两桩事“最使人感动”：
第一桩是毛泽东主席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典礼。但是在我的内心，却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欢欣。回忆像潮水般在我心里涌起来，我想起许多同志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得了今日的光荣。连年的伟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又在我眼前出现。但是另一念头紧抓住我的心，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了，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孙中山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紧跟着第一桩的是第二桩最生动的事件。10月1日是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召开第一次中央人民政府会议和保卫世界和平斗争的日子。这个典礼是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举行的。这是一个多么动人的景象：一片跳跃欢呼的红色的海洋，全城的人民都出来参加了。各色各样的人都在那里了。工人、农民、教育工作者、学生、公教人员、文化团体、人民解放军，这一张名单永远念不尽，就像游行的队伍永远走不完，一直走到深夜，火炬把黑夜照成白昼。中国真的学会了歌唱和舞蹈。……这是景象的大观，这是万音的合唱，使人永远不能遗忘。……我看到凭了人民的力量，我们的具有历史性的
政府诞生了。
开国大典上，国母喜不自禁，热泪盈眶。
24年前北平给她蒙上的沉重阴霾从此扫去。
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开国大典这一天，是宋庆龄“一生中最快活的一天”。
4．“金蝉脱壳”的李济深再次亮相令人刮目
年过花甲的李济深健步向天安门城楼走去。他今天能走在这条古砖道上实属不易。他知道，自己在天安门城楼一亮相，一定会令国民党残余势力和美国政府大吃一惊的。
李济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这是蒋介石极不愿意看到的，也是美国政府所不愿意看到的。[奇`书`网`整.理提.供]
但李济深毕竟挣脱了他们布下的罗网与羁绊，如同深海潜鱼一般突然消失于他们的监视之中，又倏然浮出，一下跃上了天安门。
李济深是一个经历与身份很独特的人物。他身为国民党陆军上将，却三次被蒋介石“永远开除出党”。可到了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时，他仍担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职。
1948年4月，毛泽东主席、周恩来副主席率领中央机关到达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4月30日，就在这个北方农村土庄子里，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了第一个公告《五一劳动节口号》，将中共对时局的分析、判断与政治主张告诸于天下，下了一着很有政治远见的棋。
翌日夜，毛泽东抛开其他军国大事，伏案疾书，以他个人的名义，给远在香港的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民盟中央常委并主持盟务的沈钧懦写信：任潮、衡山两先生：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定民主联合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
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
潘汉年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谨致
民主革命敬礼
毛泽东
五月一日毛泽东要与两大民主党派领袖商讨的问题，确是绝顶的重要。中共华南分
局的领导人、在香港从事地下工作的钱之光、潘汉年等人，准备安排李济深第一批离开
香港进入解放区。但李济深是一个为多方关注的人物，他要游鱼一般自由自在地离港而
去，绝非易事。如果贸然行事，就可能惹出大麻烦。当时，众多的政治势力都在向李济
深伸出形形色色的手，想利用他做政治斗争的本钱和幌子，他们试图阻止他北上走向解
放区。
不知怎么搞的，香港有一份小报竟将李济深即将北上的消息捅了出去，本来就盯着
他的那些眼睛，这下瞪得越发大了。
港英当局加强了对李济深的监控。英国政府当时与国民党政府仍保持着外交关系，
他们当然不希望发生李济深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从香港前去投奔解放区的事实。港英
政府本来就把他当做中国政府的“反对派领袖”加以“保护”，专门在他私邸门前派了
守卫的警察，四周布置了一些密探。现在，他们对他“保护”得更加严密了。
国民党派驻香港的特务机关加紧活动，要破坏李济深的北上行动计划。
美国政府也在密切关注着李济深的动向。事实上，美国方面与他早有频繁接触。美
国政府眼看蒋介石政府即将分崩离析，想在适当的时候请李济深出山，利用他在国民党
军政界的影响和在全国各界民众中的威望，组织一个既反蒋介石又排斥共产党的新政权，
美国则自告奋勇地做后台老板，以保证美国在华利益不被剥夺。
1948年秋天，美国政府派曾任国民党政府招商局长的蔡增基作说客。蔡对李济深说：
“美国政府十分尊重李将军。他们让我转达将军，如果你能组织一个政府，与共产党谈
判，保留江南半壁江山，阻止共产党在全国胜利，那么李将军就会取代蒋介石，成为中
国的头号人物。美国政府将会从军事、政治和经济上予以全力支持。”
但李济深不为巨大利诱所动，平静地说：“在内战发生以前，我就呼吁美国政府不
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但美国方面还是支持蒋介石，使中国人民陷于内战的血火之中。
现在蒋介石在军事上打了败仗，政治和经济上也搞得一团糟，美国方面又想搞划江而治。
中国是应该统一的，划江而治是将中国分裂，其结果是内战永无宁日，大好形势任人摆
布，万万不能如此。”
美国方面对李济深这番表示当然深为失望。但不管怎么说，他们也不希望他与共产
党新政权挽起手来。
李济深北上之旅，阻碍重重。
他没能第一批离港。
他又没能第二批离港！
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却急需他北上共商大计。
对此，时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指挥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殊死决战的毛泽
东、周恩来急了。11月5日，周恩来亲拟电文，责成香港分局和钱之光务于12月之前，将
李济深等人安全接到解放区。
钱之光、潘汉年深感责任重大。
他们先安排何香凝请李济深吃饭，说服他无论从形势需要还是从自身安全考虑，都
应当图谋早日北上。
接着，潘汉年亲自行动了。
一天，一位戴金边眼镜、西装革履的精干男人，来到香港罗便臣道92号门前。他的
目光显得很柔和，但不时透过不易被人察觉的机警目光。罗便臣道92号是盖在半山腰上
的一幢小洋楼。一看这楼就知道，主人是一个颇有身份的人。
“金边眼镜”似乎毫不顾忌周围的动静，大大咧咧地叩了叩门。
大门开启了，房子里走出一位个子不高、脸盘宽大而圆胖、穿着半新半旧浅灰色长
袍的老人，他热情地握住了来访者的手。
这位身材、长相明显有两广人特征的老人，就是楼的主人李济深。“金边眼镜”就
是潘汉年。
潘汉年道：“李任公，你家门外有狗哩！”他边说边幽默地指了指门外。
门很快关上了。李济深马上关切地问：“你发现了什么情况？”
“你家门口附近有两个形迹可疑的家伙，那样子我一看就知道是特务。”潘汉年自
信地说。
潘汉年曾经多次拜晤过李济深，俩人谈话很投机，这次相见落座后，潘汉年就打开
话匣直奔主题。
李济深淡然一笑，说出了自己的苦衷：“哎，蒋介石要留我在南京留不住，是不愿
让我离开香港，更不愿让我到解放区去了。他们肯定是闻到什么风声了。”
国民党特务心狠手辣。深知这一点的李济深，显然对北上安全问题很有顾虑。
潘汉年马上显出了严肃的神情：“李任公，现在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我们警惕。您尽
管放心好了，我们也会做出相应的安排。周恩来再次来电特别关照，要求对您乘船北上
的行动做到保密、周密、安全。今天，我专门来同您商量一下具体的计划，选择确定一
个最保险的方案。”
李济深听后道：“现在，我在香港已是树大招风了。”
说罢，李济深引潘汉年到楼上书房，叮嘱家人不让任何人上楼。
一番密谈，商定了一个北上方案。
潘汉年从侧门走后，李济深派人到门外暗察，果见有两个男人在那里转来转去，探
头探脑。
潘汉年的判断被证实后，李济深不禁打了一个寒颤。
看来，国民党反动政府派来的杀手已经在寻找下手的机会了。明枪易挡，暗箭难防
啊！李济深是蒋介石的一颗眼中钉。现在，蒋对他是必除之而后快。
李济深，1885年生于广西苍梧县冠盖乡料神村，少时读书之余参加农耕和放羊。19
03年入黄埔陆军中学学习。1920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军政府，任粤军第一师副官长，后
任师参谋长。1925年国民政府成立后，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李济深晋升军长，
并晋为陆军上将。1926年1月，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李济深被选为中央执行
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
会委员等职。同年4月，兼任黄埔军校副校长。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以李济深伙同李宗仁、白崇禧“分头发难、谋反
党国”的罪名，将李软禁在南京汤山，剥夺他的军政大权，第一次将他“永远开除出党”。
“九·一八”事变后，李济深被释放。但他拒绝追随蒋介石，也不为其收买，开始
组织反蒋组织，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33年10月23日，蒋介石召开国民党中常委，
第二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出党”。
此后，李济深还与蒋光鼎、蔡廷锴等人率十九路军在闽发动反蒋军事政变，成立
“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红军签订反蒋抗日军事协定，从而开始了与共产党合
作的历史。政变被蒋镇压后，李济深逃亡香港，在港组织“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出
版《大众日报》，继续从事反蒋宣传。
“七七事变”爆发后，李济深积极拥护毛泽东提出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民族统
一战线主张。蒋介石被迫撤消对他的通缉令，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
政府战地党政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参议院院长，还授予他为陆军一级上将。
抗战胜利后，李济深作为国民党内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积极反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
并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当选为主席，联络国民党内爱国民主人士反对蒋
介石搞内战和独裁。1947年春，李济深得到宋庆龄赞成后，在中共领导人董必武的支持
下，以回乡扫墓为名，秘密离沪抵达香港。3月9日，他在港发表《对时局的意见》，号
召国民党内每个对国家有责任感的人，勇敢地改正党内反动派的错误政策。5月，国民党
中央以“背叛党国”的罪名，第三次将李济深“永远开除出党”，并再次对他进行通缉。
上了蒋家王朝黑名单的李济深，这次能不能破网而去，安全北上呢？
圣诞节到来了。受西风浸染已久的香港，放假欢度，入夜火树银花，节日气氛十分
热闹。人们穿上了美丽的节日服装，平时紧张的工作生活节奏一下子舒缓下来。
钱之光、潘汉年等人精心选定圣诞节过后的那个深夜－－12月26日，将李济深等重
要的民主人士安排接走，第三批乘船北上。
这时，苏联货轮“阿尔丹”号悄然停泊在维多利亚港。
前两批民主人士离港北上后，消息透露出来，港英当局加紧了对华润公司这个中共
秘密通道的注意。就在这几天，他们借洽谈业务为名，派人到华润公司明察暗访。
中共地下党的行动高度机密。
为了确保安全，要走的人不知这批有多少人同走，也不知道与谁同走。
为保证李济深安全脱身，钱之光、潘汉年等人采取了更加巧妙的措施。
26日夜。坚尼地道皇家酒楼三楼的一个包间内，灯火通明，高朋满坐。香港名士邓
文钊正在这里举行宴会，宴请李济深，赴宴作陪的还有朱蕴山、何香凝等人。
李济深是引人瞩目的人物。一群记者等候在酒店内外，观察着宴会的动静。香港警
探也在酒店四周走动。
有人试图接近宴会包间，但没能成功。因为包间外守着两位孔武强壮的年轻人。他
们毫不客气地阻止并粉碎了任何接近包间的企图。
宴会在干杯中结束了。
记者们一拥而上，围堵着李济深进行新闻拼抢：“李先生，你对毛泽东的邀请将持
什么态度？”
“李先生有离港的打算吗？”
“李先生是否准备与白崇禧将军合作？”
李济深笑而不语。
随行人员排开一条人缝，保护着李济深冲出人墙，乘车而去。
有人也赶紧登车，紧紧尾随而行。
李济深一行的车队直奔维多利亚港。他们不紧不慢地上了早就等候在此的几条游艇，
还随带了很多酒菜。
游艇在波光粼粼、游艇如鲫的海湾里游弋着、飘荡着。夜香港如同一把珍珠撒落人
间，美丽动人。关注着李济深等人动向的人们明白了：哦，李任公起了雅兴，节日之夜
泛舟赏海了。
游艇在海面上飘游了一个多小时之后，突然调头驶向东南，靠近了苏联巨型货轮
“阿尔丹”号。
李济深登上“阿尔丹”号，一下子碰到了许多熟面孔。与他同船北上的有章乃器、
柳亚子、彭泽民、茅盾夫妇、马寅初、洪深、翦伯赞、施复亮、邓初民、王绍鏊、孙起
孟等民主人士。他们装扮得五花八门，有的长袍马褂，有的西装革履，有的商人模样，
有的短绑衣衫……他们上船前也都颇费了一番周折。有的先到旅馆的某个房间待上半天，
再动身上船；有的先到朋友家，再折转来到船上……但这些民主人士在脱身行动中，都
有一个共同特点：不带任何大件行李，决无出远门的迹象。
钱之光与民主人士作别时叮嘱道：“诸位先生已经顺利登船，但是后面的航程还很
长，我们这艘船是跑东北这条长线的，所以大家现在是去东北做生意，给大家准备的衣
服口袋里，都有一份订货单，大家抽空看一看，还要事先准备一套话，以便应付路上盘
查。为了保证航行安全，请大家一定要记住自己的新身份。龚饮冰、卢绪章同志将陪同
诸位先生赴东北，另外，徐德明同志随船护送。”
此时，在一个普通小旅馆里，潘汉年等人正紧张地守候在电话机旁。在李济深等人
脱身行动中，一路布下了随时准备接应的人。电话铃时起时落，一切都按原定方案进行
着。最后，潘汉年接到一个电话：“船开了，‘货’放在大副房间里，‘英姑娘’没有
来送行。”
这是暗语。
神不知鬼不觉，没出一点纰漏。
潘汉年顿时如释重负。
“阿尔丹”号一声高吭长鸣，徐徐驶离维多利亚港湾。
等国民党特务和港英当局察觉，“阿尔丹”号已经在海上航行三天，穿过了台湾海
峡。
十多天后，“阿尔丹”号抵达大连，中共中央已派李富春、张闻天在那里迎候。
值得一提的是，在李济深离港后半个月，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出
8万港元向陈纳德的民航队包了一架专机，送黄绍宏到香港，想请李济深出来斡旋，促使
武汉方面单独与中共方面进行和谈。
可是，香港罗便臣道92号已是人去楼空。白崇禧的8万港元换得的只有失望。
更具喜剧色彩的是，经潘汉年等人一番工作之后，黄绍宏的态度很快由求和转向共
产党。他接受周恩来的邀请，9个月后也出现在北平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场里。李济
深来到香山双清别墅时，毛泽东亲自到门口迎接他。
李济深激动地说：“毛主席，您太客气了。我这个人您是知道的。我过去是反对共
产党的，犯有很大错误。以后我觉悟了，看到蒋介石反动派丧权辱国，腐败无能，使中
华民族长期陷于贫穷落后、暗无天日的悲惨生活之中，才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
国。现在，大半个中国已经获得了解放，全国即将解放，我真心诚意地拥护共产党，我
们的全体同志都拥护中国共产党。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很谦虚，毛主席、周恩来先生都
这么谦虚。我们这次来北平的同志，都是这么认为的，这并不是我个人吹嘘。”
毛泽东拉他进会客室，让卫士给他上茶。
俩人坐下后，毛泽东对李济深说：“李先生，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
要多夸奖了，应该对我们多提意见，多提出批评。这样，才能使咱们今后相处得更好埃”
李济深说：“我说的话，都是实实在在的。我相信，以后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咱们会相
处得更好。”
劫难恩仇俱往矣！建立新中国的壮丽事业，使无数爱国民主人士与共产党人走到了
一起。
李济深终于登临天安门城楼。
他如此完好无损地出现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场合，令国内外反动势力大为吃惊，大为
遗憾。
更令他们吃惊的是他亮相时的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
这是一位农家之子的人生辉煌。
这是一位爱国民主人士的人生辉煌。
5．张澜“老成谋国”当上了副主席
在登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大典的队伍中，一位年逾古息银髯飘拂的长者十分引人注
目。
他就是出生于清同治年间的民主同盟的老前辈张澜。
“老成谋国”的张澜，是毛泽东筹建新中国必邀的一位人物。
而张澜今天能够登上天安门城楼，亲身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恍若置身大梦之中。
他死里逃生，才拥有了这个激动人心的伟大日子。
1949年初夏。北平香山双清别墅。
这些天，这个原先幽静之地，显得格外热闹。毛泽东在这里频频会见民主党派领袖
和爱国民主人士，共谋建国大计。
建立新中国，“张表老”是不能不请教的。毛泽东的眼前浮现出飘然若仙的长者张
澜的形象。
张澜，字表方。1872年（清同治十一年）4月2日，生于四川省顺庆府（今南充地区）
张观沟。
他是前清秀才。1903年东渡日本留学。东邻日本的维新富强与中国清政府的腐败无
能，激发了他的爱国思想。他联络中国在东京的留学生们，反对为慈禧祝寿，提出要慈
禧退朝，让光绪皇帝继续维新变法。他的这番举动被清政府视为“大逆不道”。便将他
押送回国。
1911年，四川爆发了闻名中外的保路运动，他成为这次运动的一位重要领导人。
1926年，他担任成都大学校长。因青年时期就接受了维新思想，后来又发展为旧民
主主义思想，他的教育思想先进，治学严谨，营造了一种良好的学风，使地处西南一隅
的成都大学，一跃成为当时我国规模最大，最有生气的高等学府之一，教学水平名列前
茅，科研成果突出，被誉为“民主与科学的堡垒”。
他还曾担任过四川咨议局议员、四川省省长、四川建设委员会川北办事处主任、国
民参政会参政员等职。
“七七事变”后，张澜为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而焦急万分。他赋诗强烈谴责蒋介
石丧权辱国的罪行，表达自己抗战到底的决心。他用自己特殊的社会地位掩护、安置共
产党员和爱国民主人士。1939年，发起组织了统一建国同志会。l941年，发起组织了中
国民主政团同盟，当选为主席，后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仍当选为主席。
他在各民主党派以及民主人士中有着很高的威望。
1945年8月10日，张澜发表公开谈话，强调抗日战争胜利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是
和平建国的道路，必须首先争取民主的胜利。他抗议蒋介石出尔反尔，断然拒绝参加国
民参政会，声明他领导下的中国民主同盟决不参加。
他还领衔与各界人士联名致电美国和平委员会，吁请美国停止协助国民党运兵发动
内战。与此同时，他以中国民主同盟领导人的身份，倡议国共双方进行和谈，邀请陈诚
参加商谈避免内战问题。
这些举动，深受中国共产党的欢迎，却为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忌恨。
在此之前，毛泽东与他从没有见过面。但他们俩人彼此都已久闻大名，可谓神交已
久了。
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毛泽东置个人安危于度外，决然走向布在重庆的那
张政治谈判桌，使他有机会与“张表老”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1945年8月28日，客居重庆上清寺特园的张澜，得到毛泽东已从延安飞赴山城的消息，
被毛泽东的雄才伟略和对和平的诚挚热情所深深打动，连连赞叹：“难得，难得。”
张澜早就从许多重大事件中，领略了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反帝反封建的业绩，特
别是对于能够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局面的卓越政治才能，至
为钦佩，这次毛泽东来了，他急于想见到这位不同凡响的共产党领袖人物。于是，立即
驱车赶赴机场毛泽东一下机桥，就在人群中发现了银髯飘飘、粗布衣衫的张澜。他不等
别人介绍，就走过去紧紧握住张澜的手：“你是张表老，你好！”
张澜凝视着毛泽东，连忙说：“润之先生好！你奔走国事，欢迎你光临重庆！”
“大热天气，你还亲自到机场来，真是不敢当，不敢当！”毛泽东握住张澜的手，
很久都不松开。
“你为国操劳，身负众望。应当，应当！”张澜道。
初次谋面，一见如故。
此后，毛泽东在国民党陪都重庆多次与张澜交谈，希望通过他的影响使西南的那些
地方实力派能与共产党加强合作，并希望他能协助共产党发展地下武装，组织游击队，
张澜不加犹豫地答应下来。
他还恳切地对毛泽东说：“你们应当坚持的，一定要坚持；好为中国保存一些净土！”
毛泽东连连点头。
张澜还说：“已经谈拢了的，就应该公开出来，免得蒋介石以后不认账，如果你们
有不便，我可以给国共双方写一封公开信，把问题摊开，好让全国人民监督。”
“谢谢张表老！”毛泽东欣然采纳了这一建议，并赞誉他不愧是“老成谋国”。
10月11日，毛泽东抵重庆九龙坡机场准备飞赴延安。张澜也赶赴机场送行。
张澜对毛泽东说：“日后中国实现民主，我还要到延安去看望哟！”
“欢迎！欢迎！我要用延安的川菜来招待你。”毛泽东微笑着热情地说。
1946年，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先后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杀害。闻讯后，
张澜愤然在成都主持各界人士为死难者召开追悼会。会散后，他尚未走出会场门外，就
突然遭到早已布下的国民党特务的围攻，当场头部致伤。
l949年暮春，蒋介石料知自己的政权很快就要土崩瓦解，待在大陆已时日不多了，
丧心病狂，欲结果张澜性命，不让他活到共产党时代。
一天，武装特务突然包围了张澜正在休养的一所疗养院。经院主持人郑竹定大夫舍
死营救，并以身家性命担保，医务人员也以身家性命担保，特务才没有当场下手，允许
他们把张澜软禁在病房内。
蒋介石身边的谋士得知此事后，也觉得这一招太不高明，劝蒋不要落下此等口实。
蒋介石悻悻然不置一词。
好在形势急剧发展，上海很快解放了。国民党特务终于没能对张澜下黑手。
5月29日，张澜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向国民党统治区胜利进军向毛泽东、朱德、周
恩来、董必武发出电报。
毛泽东接阅电报非常高兴。
一别数载，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毛泽东与“张表老”不是要在延安再次
晤谈，而是要在北平共谋开国大计了。双清别墅里吹拂着和煦的风。毛泽东欣然命笔：
表方先生：艳电敬悉。革命战争迅速发展，残敌就歼为期不远。今后工作重心在于建设，
亟盼各方友好共同致力。
先生及罗先生准备来平，极表欢迎。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
六月一日
信中提到的罗先生，是指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的罗隆基。
张澜接到电报后，立即离沪北上。
毛泽东知道张澜抵达北平下榻北京饭店的消息后，次日就去拜访。走前，他觉得去
见“张表老”应该穿件像样的衣服以示尊重，便嘱咐卫士李银桥说：“张澜先生为中国
人民的解放事业做了不少贡献，在民主人士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我们要尊重老先生，
你帮我找件好些的衣服换换。”
毛泽东身上穿着带补丁的衣服，在其他几件屈指可数的衣服中左挑右挑挑了一番，
竟未能找出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
李银桥苦笑着说：“主席，咱们真是穷秀才进京赶考。一件好衣服都没有。”
毛泽东笑道：“历来纨挎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
我们会考出好成绩。”
“现在找人做衣服也来不及了，要不先去借一件穿？”李银桥问。
毛泽东说：“不要借了，有补了不要紧，整齐干净就行，张老先生是贤达之士，不
会怪我们的。”
毛泽东就这样穿着打补丁的衣服，带着一份歉意，到北京饭店拜访了张澜。
张澜为之十分感动，一定要到香山回拜。
张澜的车开到双清别墅，毛泽东早已在门口迎候了。张澜一下车，毛泽东就上前扶
住他。
张澜已届77岁高龄，这天精神很爽，但行动已不那么稳健了。他边走边说：“盼望
多年的胜利终于到来了。毛主席这么健康，这真是全国人民的幸福啊！”
“张表老，您也要多保重身体，咱们要共同合作努力，建设伟大的新中国。”毛泽
东说。
“当然，当然。我的年纪大了，但是我高兴能看到今天的胜利。看到了今天的胜利，
我也能多活10年。”
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与德高望重的民主党派领袖张澜在双清别墅亲切晤谈，谈了很久。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
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主席的身份，在会上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他盛赞会议的召开，“这是中国人民正式宣告中国新民主主义时代的开幕。这是中
国人民正式宣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统治时代的结束。这是中国
人民正式向全世界宣言，从今天起，中国人民真正做了自己的主人”。
他热情称赞：“用政治协商的方式，建立人民自己的政权，组织人民自己的政府，
这不止是中国历史上一件光荣的大事，这是世界人类史上值得永久纪念的一个光荣的日
期。”
他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确定的新中国政治制度，与旧民主主义的总统制、内阁
制及苏联、东欧各国的政体进行比较，对新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协“共同纲领”给予高
度评价。
同时，作为一位经验老到的革命家，他也深知保卫已有成果和建设新国家的艰难。
他告诫大家，“革命难，建设亦不易。在一个经过长期战争的国家，从事建设，更加难
上加难，今天人民解放战争虽然有了伟大的胜利，但离‘革命到底’的目的地还相当辽
远。今天中国的建设，一切要从头做起，今天一切都在草创时期”。因此，他号召民盟
全体盟员“一致团结起来，拥护将来的新政府，以完成革命建国的任务”，并希望大家
提高警惕，加强团结，以求革命到底，建国成功。
通向天安门城楼的一百级古砖道并不长。
通向天安门城楼的一百级古砖道很漫长。
为了登上这一百级台阶，张澜老先生经历了前后两个世纪、数个朝代的漫漫求索。
银髯飘拂在天安门城楼上。“老成谋国”的老革命家，担当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重任。
面对广场上数十万群众，面对全中国，面对全世界，老人感慨万千，兴奋不已：我
们今天是自己的主人了！
我们的前途真是光明灿烂！
我们努力来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我们努力来创造世界人类的新社会！
6．天安门城楼上的新中国领袖群体
以毛泽东为首的新中国领袖群体，带着难以言喻的喜悦和复杂情感，在天安门城楼
西侧的古砖道上进行着划时代的攀登。
他们一个个既是平凡之人，但一个个又绝非等闲之辈。
那么，举行开国大典时，到底有哪些人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查阅文献得知，列人名单享有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开国典礼“资格”的新中国领导
人、政协代表和候补代表共622人。
这622人共分为五类：
一、党派代表142人。其中：
中共、民革、民盟代表分别为16人；
中国民主建国会、元党派民主人士、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
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湾
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代表各12人、10人、8人至5人不等。
二、区域代表l02人。其中：
西北、华北、华东、东北、华中等解放区代表各15人；华南解放区代表8人；内蒙古
自治区代表6人；北平、天津两直属市代表6人；解放区民主人士7人。
三、军队代表60人。其中：
解放军总部及海、空军代表共12人；
第一二三四野战军代表各10人；
华南人民解放军代表8人。
四、团体代表206人。其中：
中华全国总工会，各解放区农民团体代表各16人；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全国工商
界、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中华全国科学会议筹备委员会、全国教育界、全国
社会科学工作者、海外华侨民主人士等单位代表各15人；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总会、
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备会代表各12人；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人民团体
代表各为9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7人。
以上四类共45个单位，产生正式代表510人。
按规定，凡参加新政协的各单位，其代表名额满10人的，推选候补代表2人；不满1
0人的，推选候补代表1人。因此，共产生候补代表77人。
第五类是特别邀请代表，共75人。其中：特邀首席代表宋庆龄；戊戌变法领导人之
一梁启超之子梁思成；前清翰林张元济；中国近代海军耆宿萨镇冰；老同盟会会员张难
先；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担任过教育总长、司法总长的章士钊、江庸；曾任国民党南京政
府和谈代表的张治中、邵力子等；国民党重要起义将领傅作义、程潜等；老解放区民主
人士陈瑾昆、安文钦等；文教界知名人士陶孟和、陆志韦等；艺术界知名人士周信芳、
梅兰芳、袁雪芬等；工农方面的劳动模范、英雄人物刘英源、阎存林，戎冠秀等。
就在前一天，即9月30日闭幕的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选举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80人；选举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副主席及委员共63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63位领导人是：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人
民政府副主席6位：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
中央政府委员56位：陈毅、贺龙、李立三、林伯渠、叶剑英、何香凝、林彪、彭德
怀、刘伯承、吴玉章、徐向前、彭真、薄一波、聂荣臻、周恩来、董必武、赛福鼎、饶
漱石、陈嘉庚、罗荣桓，邓子恢、乌兰夫、徐特立、蔡畅、刘格平、马寅初、陈云、康
生、林枫、马叙伦、郭沫若、张云逸、邓小平、高崇民、沈钧儒、沈雁冰、陈叔通、司
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锴、习仲勋，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
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
主席、副主席中最年轻的是高岗，时年44岁，是其中惟一出生于20世纪的人物。他
1905年生于陕西横山。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二十六军政委、中共中央西北局
书记、东北人民解放军副司令员兼政委、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等职，是中共第七届中央
政治局委员。后与饶漱石等人结成反党联盟，阴谋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被开除出党。
新疆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赛福鼎·艾则孜，曾任新疆三区革命联合政府教育厅
长、新疆人民民主同盟主席。他来北平参加政协第一届会议期间，向毛泽东提出要加入
中国共产党，因为新疆刚刚和平解放，还没有共产党组织。开国大典后，10月23日，毛
泽东亲自做他的入党介绍人，使他实现了这个神圣的愿望。
陈嘉庚是南洋华侨领袖，被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他早年侨居新加
坡，从事橡胶业。1910年就在新加坡参加同盟会。曾募捐资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1921
年在厦门创办厦门大学。“九·一八”事变后，组织侨胞出钱出力，抵制日货，进行抗
日救国活动。1938年在新加坡创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当选为主席。他于
194O年访问延安，与毛泽东数次晤谈，从而改变了对中国前途的悲观情绪。参加开国大
典前，周恩来亲自接他到香山双清别墅与毛泽东会晤。他向毛泽东介绍了南洋华侨的情
况，对人民解放军取得横渡长江胜利，并相继占领南京、上海等一系列辉煌战果表示祝
贺，同时对自己家乡福建的前途十分关心。他问毛主席：“我的故乡福建何时能够解放？
希望你能派得力的文才武将去治理福建。”当毛泽东告诉他福建解放“指日可待”，中
央决定派张鼎丞、叶飞到福建工作，并征询他意见时，他高兴地表示：“那真是太好了！”
74岁高龄的沈钧儒是民盟中央常委、救国会主席。他是清光绪进士。1905年入东京
私立政法大学学习。他是一位著名的老革命家，早年参加辛亥革命。1936年11月，因积
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解放战争
时期，他积极参加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开国大典前，他也是毛泽东双清别墅的座上客。
毛泽东对他说：“沈老先生，我们要向你这个法律专家请教。咱们打败了蒋介石，要建
立人民共和国，要建立人民的法律，在这方面，还需要沈老先生多出力呀！”他欣然应
允。在刚刚结束的会议上，他当选为新中国第一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柳亚子是国民党元老、著名爱国诗人。他与毛泽东是老朋友，相交很深，无论政治
还是诗词方面都有共同语言。1926年，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
泽东与他就结识了。他积极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为国民党左派。初次会面，他便认
定毛泽东是中华英才，并多次在以后的诗歌中提到那次印象深刻的相见。l945年，他对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大智大勇十分钦佩，称此行为“弥天大勇”，当时毛泽东应他请求，
把自己的词旧作《沁园春·雪》抄给他，他推崇备至，即撰词次韵和之，俩人的词在重
庆《新华日报》等报刊发表，在国统区产生很大影响。后来，他因不满自己的处境，曾
产生过回江南故乡隐居的想法。l949年春夏，经毛泽东工作后，他放弃了自己消极退隐
的念头，决定要为新中国作贡献。建国后，他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东军政委员
会副主席、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
有一位政协代表本来是有幸参加新中国成立盛典的，但不幸惨遭毒手，未能如愿。
他就是杨杰。
杨杰早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过北伐，1938年出任驻苏联大使，解放战
争时期积极参加爱国活动。他早已被国民党反动当局列入黑名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开幕前，被蒋介石密令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香港。
因此，翻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印制的精美纪念册，就能看到一
封画着黑框的唁电：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台鉴：惊悉扬杰将军在由滇经港来平出席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途中，惨遭国民党匪帮用最卑劣的手段加以暗杀。本会议全体同
仁无不痛惜！杨杰将军多年来为民主革命事业奋斗，久为反动派所深忌，于今竟遭惨死，
将会更加激励全国人民，一致努力，把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及其主子
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最后残余统治，建立崭新的中国，而安生者谨致电致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申马
杨杰家属札鉴：
惊闻杨杰将军惨遭反动派杀害，不胜悲愤。尚望节哀，为人民事业努力奋斗。谨此
电唁！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申马
所有第一届政协代表中，杨杰是惟一加黑框的代表，也是因遭谋杀而未能登上天安
门城楼的惟一代表。
二、庆典场地为何选定天安门
下午2时58分，毛泽东和
其他领导人出现在天安门城楼
上。实况播音员丁一岚立即欢呼
起来：“毛主席来啦！毛主席健
步登上天安门城楼。”顿时，天
安门广场成了欢腾的海洋……
1．权衡再三选定庆典场地
新中国成立之日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典礼，典礼上要举行阅兵式，这个设想早在，19
49年7月底就确定下来了。
可是，开国大典的地点选在哪里好呢？这个问题却让开国领袖们颇费脑筋，很长时
间都没能决定下来。
举行开国大典，面对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这事一定要
圆满。而选定一个合适场地的重要性，也就因此凸现出来。
7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彭真、聂荣臻、林伯渠、李维汉等人为副主
任的开国大典筹备委员会。
开国大典的方案，很快由筹委会拿了出来。方案主要内容有三项：一是举行中华人
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二是举行中国人民解放军阅兵式；三是举行人民群众
游行活动。
筹委会认为，新中国的开国大典，这三项内容都是必不可少的。在这三者之中，阅
兵式怎样举行，尤其是阅兵式在什么地方举行，决定着整个开国大典怎样进行的问题。
阅兵式怎么搞和在哪里搞的问题，成为筹备开国大典的中心问题。
开国大典筹委会成立不久，就设立了阅兵指挥机构。这个指挥机构的领导力量很强。
开国元勋朱德总司令亲自挂帅，担任阅兵总司令。阅兵总指挥由聂荣臻担任；副总指挥
由杨成武、唐延杰（华北军区参谋长）、唐永健（华北军区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刘仁
（中共北京市委副书记）、肖明（北京市总工会主席）、肖松（共青团北京市委书记）
等人担任。
杨成武与唐延杰走上特殊领导岗位后，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首先主持起草“阅兵
典礼方案”。
这个方案拟制出来后，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怀
仁堂接见筹划阅兵仪式的负责人，专门听取了有关汇报。
阅兵总指挥聂荣臻汇报了阅兵的基本设想。阅兵副总指挥汇报了阅兵方案的主要内
容：受阅部队的选调、编组、阅兵程序、阅兵礼乐及受阅前的训练等事宜；方案设想，
阅兵式分为检阅式和分列式。
听完汇报后，各位领导先后进行发言，作了一些指示。
阅兵方案顺利通过，但开国阅兵地点放在哪里，却没有当即定下来。
毛泽东对搞好阅兵很重视。他说：“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
开国第一次嘛。一定要搞好！”
重点围绕确定阅兵地点问题，阅兵指挥所的成员们进行了反复研究。
1949年8月的一天。华北军区的几位将领来到周恩来办公室，将他们经过反复论证的
两套阅兵方案，交给周恩来。
第一套方案：地点选在市中心天安门广场；第二套方案：阅兵地点在市郊西苑机场
这两套方案分别标画了一张部队位置及行进路线图。对于看惯了作战地图的周恩来来说，
这图显得既简单又复杂。
周恩来仔细看过地图后，紧锁着眉头，习惯性地将一个胳膊时抱在胸前，在办公室
里踱起步来。
他没有马上拍板。
这两套方案都有优点，但也都有缺点。
阅兵地点放在天安门广场，有利条件是显而易见的：地处北平市中心，届时领袖、
军队和群众水乳交融，开国大典可以搞得轰轰烈烈，特别是天安门城楼就是现成的阅兵
台，不必费太多的力气，就可以让全体政协代表到天安门城楼进行检阅。并且，天安门
周围街道四通八达，容易集中和疏散。
但是，在天安门广场阅兵，也有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参加开国大典人员众多，当
日城市交通至少要中断四小时；当时长安街不够宽阔，没有经过拓宽，远不像后来那样
阔气，只能横排通过步兵十二路纵队。骑兵三路纵队和装甲车二路纵队。
与天安门相比较，西苑机场的优势在于，它有宽阔的机场跑道，没有阻碍交通的后
顾之忧。而且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已经取得成功的经验，1949年3月25日，华北军区为
了欢迎党中央、毛主席进入北平，已经举行过由一万余人观看的阅兵式。
在西苑机场举行阅兵式的缺陷，首先是那里没有检阅台，临时搭建应付一些小的场
面还可以，举行将有数十万人参加的开国大典就不行了，如果要搭建天安门城楼那样气
势雄壮的检阅台，所费工程之大、投资钱财之多，在当时都是很难办到的。其次，西苑
机场距市区有很长一段距离，数十万群众要参加大典，往返都不方便；假如没有相当规
模的群众参加，开国大典应有的气氛就出不来，阅兵式也就达不到扬我军威的目的，会
影响开国大典在国际国内的影响。再次，机场跑道虽大，但只有一条道可以进退，对参
加阅兵的部队来说，行动起来很不方便。
两套方案，论证者明显倾向于第一方案，但没有拿出结论性意见。
举行开国大典的日期一天天迫近。
准备参加阅兵的部队已经开始进行分列式训练。
距离开国大典的时间只有一个月了！
周恩来的思维重心落在天安门上。
这座矗立于北平城中央的巍峨壮丽的古代阙楼，原名承天门，劝承天启运，受命于
天”之意。它建于明永乐十五年（1417年）。毁于兵火后，清顺治八年（1651年）重建
后称天安门。它是旧皇城的正门，城门五阙，重楼九楹。天安门城楼，从广场整体布局
上看，大有“横空出世”之象。从天安门广场上放眼眺望，天安门城楼金碧辉煌、熠熠
生辉，显得无与伦比的庄严、雄伟。实际上，明清两朝，广场上所有的建筑，都是作为
这一主体建筑的陪衬物而建筑的，这就是为什么看上去天安门城楼气势非凡的奥秘所在。
天安门还是明清两代帝王从事重要活动的地方之一，其最重要的活动就是“金凤颁诏”，
每逢冬至到天坛祭天，夏至到地坛祭地，以及皇帝大婚和出兵亲征等隆重典礼，都要从
天安门出入。
天安门，这座封建时代北京城的最高建筑，即将消失它作为封建皇权的所有痕迹，
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举行将赋予它全新的意义，使它从此拥有崭新的时空。
决心下定于凌晨。经过反复权衡，周恩来终于挥毫醮墨，写下了意见：毛主席总司
令少奇同志阅：日期在政府成立之日闭幕后。阅兵地点以天安门前为好。时间到时再定。
检阅指挥员由聂（荣臻）担任，阅兵司令请朱德同志担任。
周 九·二
这个意见传到刘少奇手上，他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一个松子般不大不小的圈圈。
毛泽东和朱德没有在这份意见上画圈，他们听取了周恩来的口头介绍和分析，同意
在天安门前举行开国大典。
自l949年10月1日起，天安门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
2．清除三朝垃圾二十多万吨
南洋华侨领袖、东南亚最大的企业家陈嘉庚，接到毛泽东的邀请电，回国参加政治
协商会议，共商国是。6月4日，陈嘉庚抵达北平。
那天，他路过天安门，见到这个著名的宫廷广场垃圾成堆，心中颇有感慨。
垃圾如山，臭气阵阵。这个广场就像封建皇朝和反动的国民党政权一样衰败到了极
点。
为此惊诧的不仅是这位南洋华侨领袖。
北平解放时，解放大军开进来，只见这座闻名世界的城市有不少地方垃圾成山。有
人估计，当时市内堆积的垃圾不少于60万吨。
皇城根下的垃圾也是有说头的。除了民国当朝的垃圾外，令人惊奇的是，不少垃圾
还是“文物级”的——是明清两朝的遗物。这不是演绎，因为当时有人从垃圾堆里找出
了不少明清时代的文物。
民国时期，城里的垃圾堆还在不断增多。日积月累，垃圾倒成了旧皇城地质的一部
分，不同时期倒下的垃圾就像一层一层的页岩。后来，市区内再也没有办法往高处堆放
了。于是，垃圾堆就上了房顶，就上了街道，就到天安门广场安家落户了。
当时城内有个叫二龙坑的地方，连年堆放垃圾。长起了一座高高的、臭气冲天的山
头，居民们出门得翻越这座垃圾山才行，生活、交通苦不堪言。
北平解放后不久，军管会人员来到天安门时，简直不相信眼前这座城楼就是天安门
城楼。只见城楼破败不堪，杂草在寒风中晃来摇去。他们踏上通向城楼的砖道时，一群
野鸽子扑索索飞起来，咕咕地呻叫着飞上天空，一派萧杀景象。通向城楼的古老阶梯上，
满是厚厚的、表面业已风干的鸽子粪便，一脚踩上去，浓郁的霉臭味直冲鼻孔，弥漫在
空中。
皇城根下的一位居民诉说道：“我们的房子埋在垃圾堆里十几年了！”
垃圾成山，不仅阻塞交通，而且污染环境，滋生疾病，严重损害城市居民的身体健
康。
新生的共和国政权决不能建立在这样一座垃圾城之上。
在天安门被确定为开国大典场地之前，1949年春天，北平市人民政府就号召党、政、
军、民、学、商各界，成立了清运委员会。
“清运工作，即为人民服务。人民政府除了使人民的生活有保障，并且有机会普遍
受到教育外，还要保证减少人民的死亡率。”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在清运委员会召开的动
员大会上说。
共产党领导下的北平市人民政府正式向古城垃圾宣战。
形式多样的清运会在北平城一个接一个地召开。
红红火火的全民大清扫运动揭开了序幕。
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走上街头，他们用标语、漫画、壁画、家庭访问、街头演讲
等生动活泼的形式，宣传和发动群众，点燃广大市民清扫垃圾、清洁自己生活环境的工
作热情。
1949年3月24日到4月18日，为大清扫的第一战役。主要任务是清户、清巷。
l949年4月26日到6月30日，为大清扫的第二战役。主要任务是清除待运场和重点地
区。
经过91天的会战，北平市共清除垃圾219280公方，重达201638吨。
垃圾数量实在惊人！
陈嘉庚进北平时，北平市打响的垃圾战第二战役尚未结束，天安门广场上的垃圾山
尚未被新中国的“愚公们”搬走，因此使他有幸目睹了旧中国留下的蔚为壮观的奇特景
象。
当天安门将辟为广场，北平将改为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等消息传出后，获得新
生的人们干劲更足了。
“建设人民首都”，天安门城楼下矗立起一块崭新的巨幅标语。
这是人民的意志。
这是政府的号召。
数千名共青团员、青年学生涌上天安门广场，参加义务劳动。他们用锄头、铁锹除
草铲土，没有工具的干脆用手搬石块，填平大大小小的坑坑洼洼。
广场西侧的垃圾山消失了。
广场上的腐臭味消散了。
市建设局的工人大军开进了广场
这是建设自己的广场啊！工人身上蕴藏的冲天干劲火山一般爆发出来，他们奇迹般
地完成了一项又一项艰巨的任务。
一个辽阔的广场诞生了。这个广场可以容纳20万人。
很快，沥青石渣路面铺好了。
鲜花、绿草、树木种上了。
天安门广场焕然一新，美丽得如同即将迎接新生活的新娘。
天安门广场的新生，是整个北平城获得新生的一个缩影。
古都打响的这场垃圾战，一直持续到1949年底。至此，所有的垃圾山都被新中国的
“愚公们”彻底搬掉了。
告别古老皇城，拥有崭新首都的市民们感慨道：“旧社会穷人走路都困难，新社会
给我们开了幸福路。”
天安门广场以及许多像天安门广场那样的垃圾堆的消失，其实是一个巨大的象征。
死城北平已经成为历史了。
新生的北京，则犹如初生的婴儿，沐浴着朝阳，生机勃勃。
3．为新中国门面整容
当确定以天安门城楼为开国大典主席台的那一刻起，这座中华民族建筑史上的经典
之作，就升华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的门面了。
天安门始建于1417年，建成于1420年。由于完全仿建于南京的承天门，因而也就袭
用承天门之名，意寓“承天启运”、“受命于天”，被视为明成祖之后的明皇朝承天命
和敬天的首要之地。
明英宗天顺元年（1457年）7月，承天门被火焚毁。宪宗成化元年（l465年）3月，
在工部尚书白圭的主持下，重新修复了承天门，并由原来的东西5间扩大为9间，将牌坊
式改建为宫殿式，基本具备了今天天安门的规模。1644年，占据白山黑水的“大清”军
队攻入北京，人主中原，承天门两次焚于战火。顺治皇帝进京时，承天门就像牙齿脱落
的骷髅头，只剩下5个黑乎乎的门洞，上半部已荡然无存。清顺治8年（1651年），顺治
帝下诏重修承天门。修复后，正式命名为天安门。岁月沧桑，但这个名称一直保留下来。
天安门城楼雕粱画栋，金碧辉煌，整个建筑面积有两千多平方米，成行排列的柱子
多达六十多根。《大清会典》说其“雕扉三十六”，是指每间都有四扇油饰红色的凌花
窗门下都是雕花裙板，四周有汉白玉栏杆，望柱上有莲瓣瓜头，柱身柱间的栏板为荷瓶
雕刻。同时，还有整齐犹如龙爪菊的斗拱，梁柱上有华丽的缠枝莲和宝珠吉祥的草形绘。
暗檐处则用青、蓝、绿等冷色与鲜艳的红柱、红墙相映衬，显得十分美观。
天安门城楼上，东西两边各有三间黄瓦红墙、红窗子的小房间，它原是守护天安门
城楼的护军的住舍。城楼上的守军将士，负有瞪望和守护天安门城楼的任务。天安门的
城台由汉白玉的须弥座和砖台组成。须弥座高1．59米，砖台高13米，用一色42公斤的大
砖砌成，砖间灌注糯米石灰汁，建成后异常坚固。[奇`书`网`整.理提.供]
天安门城楼高达35米，“横空出世”，气势非凡。
城楼上共有5个券形门洞，大小不一，中间那个最高最宽，高8．82米，宽5．25米，
为封建皇帝通行的专用门洞。券门洞装有2扇朱红大门，门上饰有金钉99个和金包龙头铺
首。
气势雄伟、金碧辉煌的天安门，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然而，北平解放时，天安门却是一派破败、凄凉景象。朱红的墙皮一片片脱落，斑
斑驳驳，犹如溃烂的皮肤，令人目不忍睹。城楼砖残瓦缺，琉璃瓦顶上杂草丛生，雕花
门窗破烂不堪，东倒西歪。金水河成了臭水沟，满是淤泥黑水。
春风得意，天安门城楼面目一新的日子就要到来了。
为了迎接开国大典，1948年8月9日至14日召开的第一届北平市各界代表会议，作出
了整修天安门的决定。
市人民政府责成市建设局研究提出整修天安门的工程计划，并要求广泛征求有关部
门的意见。
受领任务后，市建设局的同志们风风火火地干了起来。他们深知时间紧迫，深知此
项任务责任重大。
整修工程任务艰巨：要在天安门前东西三座门之间，包括中华路全段在内，清除所
有路面障碍物，开辟至少能容纳16万人的广场；修缮天安门城楼，使它能够成为开国大
典的主席台，安装一座电力控制的高大旗杆；修补沥青石渣路面1626平方米。还要进行
植树、栽种花草等绿化美化工作。
任务重，工期短。
从领袖到普通百姓，对这项工程都很关注。
整个工程必须于9月底前完工。
在市建设局工人和成千上万群众挥洒汗水之后，工程迅速向前推进。
路障被清除了。
城楼上的杂草被拔掉了。
残砖缺瓦被镶补好了。
皮癣般的城墙被油漆一新。
天安门换上了新装。
开国大典是普天同庆，根据大典筹委会的决定，还要在城楼东西两侧、金水桥的北
面搭起观礼台，让中央各部门的负责同志、在中国长期工作的外国专家以及外宾，届时
可以登临观礼。由于时间太紧，搞永久性建筑显然来不及了，建设者们土法上马，用杉
蒿、木板搭起临时性观礼台。但他们心里不托底，专门调来部队，在台上站满密密匝匝
的指战员，看看是不是足够牢固，还让他们在上面蹦呀跳呀，以确保万无一失。
修建国旗旗杆是这次整修工程的重点项目，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政治任务。开国大
典那天，要保证毛泽东主席一摁电钮就能使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冉冉升起，关键在于要
把旗杆修建好。
然而，旗杆修建工作不怎么顺利，还险些出了纰漏。
身为市建设局副局长的赵鹏飞，是整修天安门工程的总指挥。他对修建旗杆之事，
一开始就很重视，经过认真研究，作了周密的布置。
钟汉，这位市建设局的建筑师，担起了修建旗杆底座和汉白玉栏板等建筑设计任务。
担任天安门广场整修工程设计和施工的负责人林治远，挑起了旗杆结构设计的重任。
他们俩人受领任务之后，既兴奋又有点紧张。
根据整体设计要求，国旗旗杆应该建在天安门城楼与正阳门之间的中轴线上，旗杆
高度应与天安门城楼最高点等高。经过测量，这个高度应为35米。
北平城刚获得解放，要找旗杆材料很不容易。但必须迎难而上，解决这个问题，保
证开国大典那天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
林治远的脑筋骨碌碌转动着。他灵机一动，想到了自来水管。
他马上赶到自来水公司，选了4根口径不一的自来水钢管，很快一节一节地套起来，
精心将它们焊接好。
但是，4根焊接起来的自来水管子，总长度没有达到设计要求，只有22．5米。
是不是再焊上去几根管子，凑足35米的长度？遗憾的是自来水管只有四种型号，再
没有大一点或小一点的型号了。而两根口径等同的管子，按当时的技术水平根本无法焊
接起来。
怎么办？林治远无计可施，只好把这个情况报告了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
指挥部经认真研究之后，又向上级请示，最后同意旗杆按22.5米高度修建。
第一个难关总算闯过去了。
林治远开始向第二个难关进发：设计自动升降设施并安装旗杆。
这时，他觉得自己需要一个助手。他找来了建设局从事机电工作的技术员梁昌寿，
俩人并肩研究自动升降开关设施。
自动升降开关的设计要求还是具有一定难度的：国旗能够自动升降；升旗速度与国
歌演奏时间相一致；国歌奏毕，国旗正好升到旗杆顶端并自动停止。
在重要任务面前，粱昌寿的聪明才智火花一样迸发出来。他先设计了一个简易的机
械装置用以控制升降速度，接着在升降旗用的钢丝绳两端各焊了一个钢球来控制升降开
关。一旦升降速度装置碰到两端的钢球，就可以自动停止升降并自动切断电源。
设计方案很快通过审查，得到批准。林治远和梁昌寿马上动手进行安装调试。
一试获得成功，试验升旗运行正常，升旗所需时间正好与要求相符。
一个月的辛勤劳动化作了成功的喜悦：国旗杆在天安门广场竖了起来。
为了开国大典那天，毛泽东主席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就能操纵升降开关，林治远设计
从旗杆下引出一条导线，将它从整修天安门前东西长安街道路工程时埋设的钢管中横穿
而过，跨越金水桥河，再顺着天安门城楼东南角上升至城楼中央，与天安门城楼上安装
的开关连接在一起。
举行开国大典的时间在一天天迫近。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林治远、梁昌寿俩人奔波于旗杆与天安门城楼之间，翻来覆去、
不厌其烦地进行试验。按动电钮，查看自动升降设施运行情况。动作近乎简单枯燥，但
他们知道此举意义非凡，因此具有高度的工作自觉性。他们乐意为此反反复复。
反复调试，一切正常。
任何问题都已经归零。
9月下旬，攀登旗杆的脚手架拆除了。
9月30日下午，由赵文瑞缝制的长5米、宽3．3米的第一面五星红旗，送到怀仁堂全
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让毛泽东主席过目。
接着，这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送到天安门进行预试。结果，五星红旗顺利升上了旗杆
顶端。
9月30日夜晚，林治远、梁昌寿为了保证第二天升旗绝对顺利，又来到天安门广场，
做最后一次试验。
意料不到的情况恰恰在这个节骨眼上发生了！
这些天来运行一切正常的升降机，偏偏这时出了故障：红旗升到杆顶端后，马达不
按设计要求停止运行，结果将一面试验用的红旗绞进杆顶端的滑轮里面，导致马达不能
再转动，旗帜也取不下来了。
林治远惊呆了。
梁昌寿也惊呆了。
此事干系重大，他们不敢隐瞒，急忙报告上级。
市建设局的领导惊闻后，火速赶到现场察看。
赵鹏飞副局长亲自指挥救急，打电话给消防队。
消防队赶来了，他们按赵副局长的指示，带来了云梯。然而，在高高的旗杆面前云
梯显得个儿太矮了，站在云梯顶端要够到旗杆顶还差好几米。
怎么办？怎么办？
大家急得直打转。
赵鹏飞副局长沉着冷静，亲自布置，找来熟练棚彩工的兄弟俩人。他俩穿上铁鞋，
冒着舍生之险，登上云梯顶端，再攀登到旗杆顶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绞在滑轮里的
红旗取了下来。
人们悬着的心放下了，林治远、梁昌寿悬在半空里的心却没有放下。他们立即动手
进行检修，然后反复进行试验。他们担心刚才那样的事故再次发生。
此时他们不仅难以相信旗杆，而且难以相信自己。
林治远、梁昌寿俩人一直忙活了一个通宵。直到10月1日凌晨，他们验证不再有什么
问题之后才罢手。
但林治远的心病没有因此去除。他怕重大紧要关头旗杆装置再出差错，在经得天安
门国庆工程指挥部同意后，派技术员梁昌寿守候在旗杆下，假如毛泽东主席按动电钮后
国旗升到顶还不停住的话，梁昌寿立即动手切断电源。
就这样，在天安门整容工程中，成百上千的人们就像修建旗杆一样高度负责、任劳
任怨地工作着。
为了开国大典圆满成功，为了新中国的门面容光焕发，他们甘愿汗水摔八瓣，他们
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
作为一段伟大历史的见证，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旗杆和旗座，如今由中国革命博
物馆收藏并陈列在博物馆院内。
l949年10月1日，新中国在天安门绽开了笑脸。
让祖国母亲欢笑，这是亿万中国民众的苦苦期盼。
4．天安门城楼的超级书法展览
1949年9月底，两条巨幅标语赫然悬挂于天安门城楼上：“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中央人民政府万岁！”
标语是用繁体字书写的，每个字都有一个房间那么大，每个笔画上躺下一个人去还
绰绰有余。
从天安门城楼前经过的人们都驻足欣赏这两幅书法，为它的恢宏气势而惊叹，为漂
亮的线条之美而赞叹。
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这两幅巨型书法，实际上是一次超级书法展览。
这位超级书法家，就是钟灵。
钟灵是醮着延安的墨水，在书写革命标语的过程中成为名人的。
有一件事足以说明他在延安名气之大。
抗战爆发后，独生子钟灵一跺脚离开了故乡，瞒着家人逃到延安。时间长了，他也
想家。可是父母都生活在国统区，给他们写信十有八九会惹出麻烦来，他左思右想没敢
往家里发信。父亲见儿子失踪了，着急自不待说，寻找再三没有结果，苦思冥想一番，
猜测儿子有可能与其他热血青年一样，八成是跑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去了，便抱着试
试看的心理，发了一封信，信皮上写道：“延安中国共产党收。”也许他在发信时也明
白自己的收信地址写得太大，叫人摸不着边际，也没抱多大希望。可是，几乎未经什么
周折，钟灵竟收到了这封信。
在延安，钟灵写字漂亮几乎是家喻户晓。延安城墙上的标语差不多都出自他之手。
钟灵自幼就爱练字。楷体、宋体、篆书，他都下功夫临摹过。悄悄投奔革命圣地延
安那年，他是一个年仅17岁的电话接线员。到延安后，这位机灵的电话接线员又爱上了
宣传鼓动的有力武器——美术字。
从此，仗打到哪里，他就把漂亮的标语刷到哪里。
部队从延安开到北平城，他又把标语刷到了北平城。
全国政协第一届会议召开时，钟灵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泼墨挥毫。怀仁堂前的院
子大门、二门、垂花门都是他布置的。
接到在天安门城楼书写标语的任务后，钟灵的心灵世界真正是豪情万丈。他憋足了
劲，决心使出自己全部看家本领，在这个非同寻常的地方好好露一手。
他没有使用什么尺子，一步一步丈量了天安门城楼的长度。
天安门城楼的红墙那么长，看来标语上的每个字都应该有房子这么大。他从来没有
写过这么大的字。他喜欢向自己挑战。
这两幅标语是写繁体还是简体字呢？虽说解放区已经流行简化字，但北平刚解放，
大多数人还习惯于使用繁体字。为了照顾大多数，钟灵决定仍用繁体字书写这两幅标语。
在做书法家之前，他先要充当“裁缝师傅”。他操起剪子，用布剪出宋体字。然后，
他又充当木工教练，指导木工按照比例锯好木板，钉成字盒，外面装上一层毛玻璃，里
面安上电灯泡。这样，使得标语挂上去并通电后，即便是夜晚从远处看，也能一清二楚。
延安攒下的经验，使他驾轻就熟，获益匪浅。
但是，两条标语的字数不一样多，一条是9个字，另一条却只有8个字。写出来挂上
去则两边应当是对称的。如何使它对称？这叫钟灵大伤脑筋。
他在实际步测中发觉，天安门的九间门楼其实宽窄不是等同的，实际上门楼的中间
部分最大，四六间稍宽，三七、二八、一九间依次递减，但在人们的视觉中，却感到左
右四间是对称的。这肯定巧妙地运用了视错觉原理。五百多年前的城楼设计者竟有这样
的智慧！
有人考证，天安门设计者是蒯祥；但也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设计者是蔡信。
蒯祥生于明洪武年间江苏吴县一个木匠家庭。他父亲就是逻迹闻名的大木匠。子承
父业，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蒯祥到而立之年时，木工艺术造诣就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永乐十五年（1417年），明成祖朱棣征集全国能工巧匠云集北京，大规模兴建宫殿。
蒯祥以其精湛手艺而入眩因蒯祥具有“两手握笔画双龙，合之如一”的绝技，深得主持
工程的建筑师蔡信、杨青的赏识。
永乐十八年（1420年）宫殿盖起来了，论功行赏，蒯祥被提升为工部营缮所丞。正
统年间，蔡信、杨青等相继去世，北京许多营建工程，如重建三殿、修南池子一带、改
建诸司衙门于承天门前两侧、新作西苑殿亭轩馆、兴建裕陵，特别是景泰年间营建大福
隆寺等，均由蒯祥主持，作出了重要贡献。所谓“正统以来，凡百营造，祥无不预”之
说，确实不是言过其实。他在建筑上的超群技艺，赢得了“蒯鲁班”的赞誉。现在南京
博物馆的北京宫殿样图，还把蒯祥画在上面。
因蒯祥后来定居北京，长期担任建筑宫室的官吏，官至工部侍郎，建筑方面卓尔超
群，名声赫赫，因此都认为是他设计了天安门。
但据年近古稀的故宫博物院古建筑高级工程师于倬云先生讲，天安门的设计者应该
是蔡信。实际上永乐十五年紫禁城宫殿已进入施工高潮，当时蒯祥才随明成祖从南京来
到北京，主持宫殿施工，在此之前，故宫和北京城的规划、设计均已由蔡信完成了。
天安门城楼的设计者不管是谁，其高超的建筑艺术水平充分表现了中国劳动人民的
聪明智慧，对钟灵写好两幅超级书法作品，也是巨大的激励和鞭策。
天安门设计的智慧之光，也射进了钟灵的心灵：两条标语的字距不也可以利用视错
觉原理进行安排吗？
一个难题从理论上得到了完全解决，拿了一个高分。但因为时间太紧迫，不容钟灵
细细琢磨、再三推敲，标语写出来后，钟灵觉得尚未达到自己的理想程度，主要是字距
不够均匀，从远处细看，“政府”两字显得过于紧凑了一些。
接着，天安门城楼重檐中间，也就是后来悬挂国徽的地方，挂出了一个巨幅红布，
上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17个大字，这也是钟灵的书法杰作。
不管钟灵的大名后来是否被录入各种各样的书法名人辞典，他曾在天安门城楼上展
出的书法杰作，使他当然地拥有不朽的声誉。
钟灵的超级书法，是共和国诞生史诗中一行美丽的诗句。
5．中日美术家联手制作大红宫灯
开国大典临近之日，天安门城楼上，突然挂出了8盏大红宫灯。
宫灯硕大无比。每一盏至少3个大人才能环抱过来。这些宫灯在随风飘荡的黄色流苏
的衬托下，显得愈加红火。
人们很难想到，这8盏宫灯是中日美术家联手制作的杰作。
1949年9月30日，北京有家大报报道说：“天安门城楼顶上金碧辉煌，栋梁也粉刷一
新，栋梁中间分悬着8个巨大的红灯。”这篇现场报道描写和叙述得过于平淡。实际上，
这8盏宫灯是颇有一番来历的。当时，天安门国庆工程指挥部把城楼的布置装饰任务，下
达给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
宣传部长张致祥对此很重视，亲自到天安门考察了一番，又把大红宫灯的设计工作
交给了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舞美队。
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的前身是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剧社，建国后改名为战友文工团。
当舞美队长苏凡从张致祥部长那里受领任务时，距举行开国大典只有20天时间了。
张致祥感到时间紧迫，问苏凡对完成任务有什么困难。苏凡显得不慌不忙，好像早
有准备，胸有成竹似的。
苏凡虽是搞舞美的，成天乐呵呵，但接受任务时的表态决不是盲目乐观。
他在部长面前没有和盘托出，有意打了一些埋伏。原来他手下有两个身份特殊的
“才子”：一个叫肖野，年纪40开外；另一个叫森茂，年龄30开外。他们俩人原来都是
日本美术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对城楼的布置装饰来说，称得上是科班出身。
肖野是一位左翼美术作家，30年代日本法西斯统治日益猖獗，他遭受迫害，被迫漂
洋过海，逃亡到中国避难。他踏上中国土地不久，先在北平日伪满电影公司找到了一份
美工师的工作。没多久，他与北平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撇下那份工作，通过敌工部分
配到张家口人民剧院工作。这个剧院实际上就是抗敌剧社，“张家口人民剧院”是为工
作方便对外称用的化名。肖野在剧院干得很出色，相继为《战斗里成长》、《戎冠秀》、
《白毛女》等戏剧画了场景，还为剧本《战斗里成长》作了舞台美术设计，被行内奉为
经典之作。
森茂走出校门以后，穿上了军服，当了日本华北驻屯军宣传部的一名士兵。上司给
的任务是绘制反共宣传画，规定不准他阅读马克思、毛泽东的著作。这反而激发了他的
好奇心。结果，他心甘情愿地当了毛泽东著作和共产主义理论的“俘虏”，最后投奔了
八路军。
两位喜爱绘画艺术的日本美术家，发挥自己的专长，在八路军队伍里积极从事中国
的反法西斯正义事业。他们成为八路军队伍里的一员，不论到冀西小村，还是到冀中原
大地，他们都走到哪里画到哪里。
科班出身，长期的舞台美术创作实践，再加上汲取了中国北方农村风俗的丰富营养，
使他们在进行开国大典时天安门城楼的美术设计，能够得心应手，灵感勃发。
他们分秒必争地分头忙碌着。张致祥和苏凡拿出大皮尺，到天安门测量各种需要的
数据；肖野和森茂则开动脑筋忙于构思。为确保设计的准确性，两位日本美术家对一些
重要的数据和尺寸，往往还要亲自前去测量。
为提高工作效率，两位日本美术家的工作室，就开在天安门里面的西厢房。乍看上
去，这里显得忙碌而凌乱，各种数据、资料和图纸都汇聚、堆积在这里。肖野和森茂不
分白天黑夜地干着，很快设计出了20幅各式各样的宫灯草图。
张致祥连夜把这些草图送到周恩来办公室。
深夜，在柔和的灯光下，周恩来审阅着一幅幅草图。看着看着，周恩来的眼睛不禁
为之一亮，露出了欣赏和赞美的神情。张致祥一直观察着周恩来的表情，现在他那颗悬
着的心总算放下了。果然，周恩来看上其中的一张图案：8盏太阳般宫灯的设计。
周恩来端详了一会儿，拿起笔，对这幅图案的局部作了一些删改。
他一边抹去金水桥栏上扎满彩球的设计，一边对张致祥说：“把城楼突出表现出来
就行了，其他地方不要搞得太花哨。大会会场的设计，一定要保持一种既喜庆欢乐又严
肃庄重的气氛。”
周恩来的一席话体现他的大智慧。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就事论事。他所把握的基调，
就是整个开国大典的基调。
末了，周恩来要求张致祥，一定要在开国大典前两天就把8盏大红宫灯挂到天安门城
楼上。
张致祥不假思索地接受了周恩来亲自下达的任务。
开国大典前两天就要把8盏大红宫灯高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这就是军令状。
宫灯设计已经得到周恩来首肯了，下半篇文章还很艰巨。宫灯叫谁去制作呢？
舞美队长苏凡这些天享受起了宣传部长的待遇，他坐着配给张致祥的那辆小车，在
整个城里满世界地跑。一嗅到一丝线索，他就坐车轰轰地赶过去，登门求才。然而，一
次次的希望变成了失望。人家一听说这么大的宫灯就惊惊咋咋的了，见都没见过，更甭
提制作了。
一天接一天地跑。但总是一个希望后头跟着一个失望。
按周恩来下达的军令状，最迟要在9月28日将大红宫灯挂上天安门城楼。时间飞快地
流逝，眼看离这个期限只有10天时间了。
一直沉着冷静、颇有大将风度的张致祥也有些着慌了。他上了火，甚至嘴唇上也长
了泡。
肖野见状出了一个点子：“北平城里过去不是经常制作小宫灯吗？找一个扎灯艺人
来帮忙，我们自己干。”
这是一个好主意！张致祥和苏凡当即直奔故宫而去。
故宫里的管理人员满心想为新政府出点力，因为他们都是人民政府留用的。可他们
一听说要制作这么大的宫灯，惊奇得直吐舌头，连连说：从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宫灯！他
们谁也不敢贸然接下这活儿。
有人建议说，这活不妨求教城里的老艺人。
张致祥立即叫人去故宫检索清宫档案。
清宫档案史料浩如烟海，查找起来很不容易。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从史料中发
现了一位扎灯老艺人，按档案记载推算，此人已经七十出头了。
张致祥和苏凡在西城区丰盛胡同的一座四合院里，果真找到了这位健在的老艺人。
他们不禁释然吐了一口气。
老艺人接过图纸一瞧，吃惊不校他干这一行几十个年头，从来没见过如此大胆的设
计图。可他没有回绝，亲自赶到天安门城楼转了三圈。他对陪同他的苏凡队长说：“这
么大的官灯，我这辈子甭说做过，就见也没见过。让我做可以，不过你们可要答应我一
个条件。”
苏凡见老人没有拒绝接活已别提有多高兴了，现在听他说要提一个条件，他当即痛
快地答应：“老师傅，你说，什么条件，我可以答应。”
老艺人略一沉吟道：“你们要的这8盏宫灯，我可以找我的徒弟一块来做。但是，这
么大的宫灯就是做成了也抬不上去。所以，宫灯只能到天安门城楼上做。”
原来是这么一个条件！苏凡当场满口答应下来。
中日艺人和美术家开始联手制作大红宫灯。
老艺人找来徒弟，叫苏凡买来绿竹、红布等材料，他自己亲自找木匠定做宫灯圆托。
几天几夜连轴转，老艺人、他的两个徒弟、苏凡和两位日本美术家，拼命抢进度，吃住
在天安门城楼上。
他们携手配合，合作得很和谐。老艺人和他的徒弟制作宫灯时，肖野和森茂就到一
旁美化宫灯的云头，制作金色的流苏。
宣传部长张致祥关注着宫灯的制作进度，每天都要登上天安门城楼，看看宫灯制作
情况。
周恩来要求开国大典前两天将大红宫灯挂上天安门城楼的要求，眼看没法实现了。
时间如同野马一般狂奔，飞快地向开国大典接近。
离开国大典只有一天多一点时间时，制作大红宫灯总算大功告成。
张致祥部长马上调来十几名身强力壮的战士，搬来一些梯子，把8盏大红灯笼挂到天
安门城楼的栋梁上去。
要把这么大的宫灯挂上去也不是一件易事。大家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宫灯弄到10根
廊柱之间。
宫灯又大又重，送上去了却不知如何将它们悬挂起来并固定好。对于8盏大红宫灯来
说，小小的钉子怎么能将它们固定和吊挂住呢？
这些大红宫灯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每盏宫灯高2．23米，周长8．05米，直径2．25米，
重达80公斤。
肖野东张西望琢磨了一番，突然有了主意：将宫灯拴在横梁上，两旁再砸两个铁环
受力。
他这招果真管用。
8盏大红宫灯终于挂在了设计的位置上。
宫灯挂好以后，需要有人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守，以保证绝对不出问题。苏凡自告奋
勇，晚上搬到城楼上值班，把新婚不久的妻子独自留在洞房里，自己陪伴着这些来之不
易的大红宫灯。
50年代，肖野和森茂两位日本美术家回到了祖国。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尤其是为新
中国开国大典设计制作宫灯的经历，成了一生中最自豪、最美好的一段记忆。
8盏大红宫灯诞生的意义远在宫灯之外。
天安门城楼上8盏红红艳艳的巨大宫灯，它是开国大典一道亮丽的风景，是一段动人
的故事，是中日艺人友谊的见证。
值得赘述一笔的是这些大红宫灯45年后的下落。
199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5周年，为了庆祝共和国的诞辰，天安门城楼进行装
修。城楼上的8盏大红宫灯被折叠式新灯笼所替代。
天安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它的些微变化，都会牵动亿万人的心，更不用说
是换掉大红宫灯了。
8盏宫灯取下来后，其中6盏分别交天安门管委会和有关博物馆收藏，原挂在东二和
西二位置上的2盏宫灯，交由中国嘉德拍卖公司拍卖，所得款项捐献给北京贫困山区解决
饮水问题和“希望工程”。
2月19日，拍卖如期举行。它成为新中国建国以来最具政治影响的一次拍卖。这次拍
卖限于境内机构。当时，整个拍卖大厅座无虚席。
有人对此作了详尽的记录：
9：15．拍卖开始。首报价10万元，第四次报价30万元，第5次报价50万元，紧接着
是100万、150万、160万。这时一个瘦弱的中年人，操着浓重的南方口音报出了300万！
300万，这时于能否达到200万都不持乐观态度的天安门管委会来说，实属是一个惊奇！
他们再次感到，京城藏龙卧虎，拍卖现场气度不凡者大有人在。的确如此。300万之后，
330万、350万。手举18号牌的报出500万，持38号牌的喊出了680万。18号牌立即跟出80
0万，随后又追加到1000万。38号牌位不甘示弱，报出1280万。拍卖场一片寂静之后，1
8号牌位又报出了1380万的天价。场上又是一片寂静。短暂的寂静之后，拍卖师高德明开
始高声问道：“1380万。有没有再叫价者？”高德明连声追问了几遍，终于敲下了拍卖
捶。
此时，时钟是9：21。从9：15拍卖到9：21结束，前后不到6分钟，从10万元起价，
在6分钟之内升到1380万元。这在嘉德拍卖公司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手持18号牌位的瘦弱中年男人，叫宣国宜，农民出身，在拍卖场的身份是“中华百
亭鱼乐园”总经理。
45年前的开国大典上谁会想到发生这样的故事？
天安门城楼上的大红宫灯是不断生长的风景线。
6．周恩来提议中国“第一碑”建在天安门广场
开国大典前一天，即1949年9月刀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
修建人民英雄纪念碑，同时通过了纪念碑碑文。
这座为纪念1840年至1949年间为革命牺牲的人民英雄而建立的高大塔碑，堪称中国
“第一碑”。
这座碑该建在什么地方呢？
当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意见。
周恩来提议：将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上。
他解释说，他所以这样提议，是因为天安门广场有“五四”以来的革命传统，同时
这里也是全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敬仰的地方。大多数人赞同这个意见。
那么，将纪念碑建在天安门广场的哪个位置好呢？
有人主张建在前门楼上；有人主张建在中华门南面的位置上；也有人主张拆除端门
的城楼，将纪念碑建在端门的台基上。但由于受当时条件局限，不可能对天安门广场进
行全面规划，因而无法采纳这些意见。
经过反复讨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纪念碑兴建在天安门
广场五星红旗旗座之南。从后来建成的效果看，中间留出了宽阔的群众集会场地，从广
场北部南望纪念碑，“前庭”开阔，规划还是相当成功的。
30日下午6时，毛泽东等全体政协代表从怀仁堂来到天安门广场，整好队，开始举行
纪念碑奠基典礼。
一般奠基典礼，由奠基人铲一铲土，将它投入坑即成，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奠基仪
式，格外庄重严肃。
毛泽东主席精神抖擞，面对全体政协代表，站好立正姿势，两手紧贴裤缝，以昂扬
的声调，喊出了符合步兵操典要求的口令：“立－－正！”
“向右看——齐！”
“向前——看！”
一切在口令下行动，全体代表一丝不苟，十分认真，非常严肃。
林伯渠秘书长在庄严的国歌乐曲声中宣布仪式开始。
周恩来代表大会主席团致辞：“我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为号召
人民纪念死者，鼓舞生者，特决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建立一个为国牺牲的人民
英雄纪念碑。现在，l949年9月30日，我们全体代表在天安门外举行这个纪念碑的奠基典
礼。”
接着，全体代表脱帽静默致哀。
哀毕，毛泽东主席宣读纪念碑碑文：
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
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尔后，毛泽东主席跨步向前，执铲铲土，投入坑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其他
代表们也都一一铲土如仪。
这时，著名的美洲华侨领袖、年逾古稀的司徒美堂老人，不镇压伤了手指。周恩来
见状，立即找来急救人员为老人包扎。一位记者忙掏出笔和本子抢新闻。周恩来笑道：
“怎么，连这个也要记上啊？”
记者答道：“这是很精彩的花絮啊！”
碑建成后，正面是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个镏金大字。碑身
背面有150个馏金大字，是由毛泽东主席撰写、周恩来亲笔书写的碑文。
碑文由“写得一手好的颜体字”的周恩来书写，这是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建议。
周恩来为了写好碑文，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一遍碑文。他前后共写了四十多
遍，最后挑选了自己最满意的一篇。由此可以看出周恩来的工作作风，可以看出他对革
命先烈的崇敬之情。
在天安门广场上建造人民英雄纪念碑，在政治上、文化上都具有重大意义，而且是
新中国第一座大型纪念性建筑工程，要求在工程设计和建造方面有独到的创新。
北京市政府承担了修建纪念碑的重任，为此专门成立了“人民英雄纪念碑兴建委员
会”，它由中央与地方17个单位组成。北京市市长彭真担任主任委员，建筑专家梁思成、
雕塑专家刘开渠及市政府副秘书长薛子正任副主任委员。梁思成、刘开渠领导整个纪念
碑的方案制定。
向全国征求纪念碑设计方案，共收到了180份方案。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一、认为
人民英雄来自广大工农群众，碑应该有亲切感，以采用平铺在地面的形式为宜；二、以
巨型雕像体现英雄群体；三、用高耸矗立的碑形塔形，以体现革命先烈高耸入云的英雄
气概和崇高品质。
至于艺术形式，有的建议用中国传统形式，也有的主张采用欧洲古典形式的，也有
建议采用“现代”式的。
经过评选，平铺地面的方案被否决了。
于是，是用雕像的形式还是用碑的形式，成了争论的中心问题。
梁思成先生在设计过程中，虽主张采用碑的形式，但考虑到雕刻家的意见，他又清
清华大学的年轻教师收集了许多欧美、苏联各国的雕像作参考。
为了陈述他对碑的设计意见，他专门给彭真市长写了一封信，它实质上是一篇精湛
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论文。
后来，由郑振铎主持会议，决定采用梁思成建议的方案，但对碑顶仍不作最后定论。
碑身以下全部定下来，并立即着手进行基础设计和施工。按这个方案，碑高40.50米，是
按天安门广场扩建为宽200米至250米设定的，这样，由北面任何一点望过去，在透视上
碑都比正阳门城楼高。结构方面还考虑到了土壤荷载力和地震等问题。
碑顶形式问题最后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开会集体研究，彭真市长决定采用梁思成的建
议，即碑顶采用现在的“建筑顶”。
人民英雄纪念碑于1958年4月22日落成，同年5月1日举行揭幕仪式。
纪念碑处于中轴线上，占地3000多平方米，其中心距天安门墙基463米，碑的高度为
37．94米，比天安门城楼约高3米，用13000块花岗石和汉白玉砌成。碑身平面呈方形，
由大小不等的413块花岗石组成。碑的正面，北向天安门，嵌一块约70吨重、14．7米高
的碑心石，镌刻毛泽东题写的8个大字。碑脚月台分两层，上层长宽各32米，下层月台南
北长61．5米，东西长50.5米，两层月台四周都有宽敞的台阶和汉白玉护栏。碑身结构是
钢筋混凝土空筒，成为碑身主要受力的内胎，与外砌的花岗石块用镀锌的铁钉铆固，并
用水泥灌浆浇铸成整体。碑体上层及月台下内部，可从几处活动的地平面盖板下去，并
有铁爬梯直达碑顶，以便检修。碑身坐落在30米见方的独立扩展的钢筋混凝土平基中央，
为一次浇铸而成。为了使工程主要负荷施加后，结构的重力变形尽早完成，尽量减少外
砌石料结构受重力变形影响，从而严格控制了先中央、后四周的安装程序，使工程保持
了长期的变形稳定。
新中国建立初期，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经过参加纪念碑工程建设的建筑师、艺术
家、工程师和许许多多民众的忘我劳动，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在天安门广场上建起
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开国大典举行于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之后，这是亿万民众的意愿，也充分体现了共
和国开国领袖群体卓越的政治智慧。
可以说，1949年10月1日，参加开国大典的不仅有欢呼跳跃的数十万群众，还有无数
革命先烈的英灵。
三、国号之争
下午3时整，中共党内五老
之一、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
渠宣布新中国成立大典开始。毛
泽东主席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庄
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
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
1．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二字
新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问题成
了政府组织法起草小组成员激烈争论的一个焦点。
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开后，下设的六个工作小组于6月18日分别举行了第
一次小组会议。
根据新政协筹备会的安排，由第四小组负责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
织法》。
第四小组组长为董必武，副组长为黄炎培。黄炎培不在北平时，由清华大学教授张
奚若代替。秘书为赖亚力。组员有张文、沈钧儒、张东荪、胡厥文等22人，全组共25人。
第四小组在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广泛地交换意见。由于没有准备，没有参考
资料，带有一些漫谈的性质。会上推举张志让等7人准备一个讨论提纲，以便小组全体会
上讨论。
7月8日，第四小组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
会议根据所拟的“政府组织法中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推举董必武、张奚若、
阎宝航、王昆仑、张志让5人负责起草政府组织法的初步草案。
接着，起草委员会于7月9日、7月29日和8月17日三次开会，征询了钱端升、王之相、
邓初民等政法方面专家的意见，写成了政府组织法草案初稿。
8月17日下午，第四小组召开第三次全体会议，修正通过了组织法的初步草案，提交
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
此后，常委会于8月26日召开了第四次会议，指定黄炎培、马叙伦、张奚若、李立三
和董必武对初步草案进行再研究再修改。
9月13日，常委会召开第五次会议，对政府组织法草案又作了文字修改。9月17日，
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原则上通过政府组织法草案，然后提交政协第一届全体会
议讨论通过。
新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是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个争论就
是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提出并展开的。
在起草政府组织法草案过程中，第四小组成员和有关专家对国家属性、政府组织的
基本原则、民主集中制、国家最高政权机关产生的方法、人民委员会的组织、最高行政
机构的名称、政务院及其下属各部机构的组织，还有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人民监察委
员会、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署的组织和隶属关系等问题的讨论，意见基本上趋于一致，
没有什么大的争论。
意见分歧最大、争论最激烈的是关于新中国的国号：到底是叫“中华人民民主共和
国”好，还是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中华人民共和国”后面是否要加上“中华民
国”的简称？
6月15日，毛泽东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致辞时，最后呼喊的三个口号，
有一个是“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万岁！”
在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组织条例中，也提到要建立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政府之方案。
在7月9日举行的第四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清华大学教授张奚若对“中华人民民主共
和国”的称呼提出了质疑。
张奚若说：“有几位老先生嫌‘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名字太长，他们说，应该
去掉‘民主’二字，我看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好。”
张奚若一副学者风度，语调显得有点激动，继续说：“有人民就可以不要‘民主’
二字了，岂有人民而不民主的呢？且民主一词democracy来自希腊，原意与人民相同。去
掉‘民主’二字后，从以下解释也很容易明白：为共和而非专制，是民主而非君主，是
人民而非布尔乔亚的国家。再说，人民是指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我们是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人民黄炎培和张志让两人主张要用“民主”二字，他们的
看法被整理成书面意见：“我国国名似可将原拟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简称中华民国或中华民主国。将来进入社会主义阶段后即可改称中华社会主义民主
国。”
以后经过反复讨论和征求意见，确定把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9月22日，董必武在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报告中央人民这个概念已经把民主的意思
表达出来了，不必再重复写上‘民主’二字。
张奚若发言后，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代表雷洁琼说：“如果国名太长，使用时不作全
称即须注明是简称。”政府组织法起草经过时说：“国家名称的问题，本来过去写文章
或演讲，许多人都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黄炎培、张志让两先生曾写过一个节略，主
张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在第四小组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中，张奚若先生以为用中华
人民民主共和国，不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现在采用了最后这个名称，因为共和国
说明了我们的国体，‘人民’二字在我们今天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是指工、农、小资产阶
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人，它有确定的解释，这已经把人民民主专政的意思表达
出来，不必再把‘民主’二字重复一次了。”
然而，在国号后面仍拖着一个“尾巴”。在提交给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的文件中，
共同纲领和政府组织法中，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都带着一个括号，里面写着
“简称中华民国”6个字。这容易使人把它与辛亥革命时建立的“中华民国”混为一谈，
造成误解。
2．周恩来设宴请教长者
9月25日深夜，黄炎培、司徒美堂、何香凝、马寅初、沈钧儒等在下榻的北京饭店，
收到一封由周恩来和林伯渠联名相邀的请柬：9月26日上午11时30分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
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请出席。
接到这份午宴请柬的有二三十人，他们是张元济、何香凝、周致祥、符定一、马寅
初、徐特立、吴玉章、张澜、黄炎培、简玉阶、陈叔通、沈钧儒、陈嘉庚、司徒美堂、
林伯渠、张难先、郭沫若、沈雁冰等。
开国在即，周恩来和林伯渠日理万机，为何要专门宴请这些长者呢？
细加分析，应邀者有这样几个共同特点：大多为七十岁上下的长者；都是经历过辛
亥革命的老人；都是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所敬重的人物；个个经历丰富，学识渊博，不
同凡响。其中有的已为人们所熟悉，有的则不太熟悉。
应邀者之一张元济：
他是浙江海盐人，1867年生，清代光绪年间进士，曾任清朝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
务衙门章京。后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新政协会议期间，毛泽东邀他同游天坛，
合影留念，并向他询问早年参加戊戌变法和光绪召见的情景。晚年病重时，毛泽东曾派
正在上海视察的周恩来总理前去探望。
张元济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中日甲午战争以后，
他积极参加维新变法运动，在上海首创通艺学堂，博采西学书籍，发行维新报刊。1898
年6月，他受到光绪皇帝的召见，戊戌变法后被清廷革职，随后到上海致力于文化出版业。
1903年进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长期主持商务印书馆的工作。此外，他还先后主
编和出版了《最新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等多种教科书。
抗战时期，张元济身处上海沦陷区，但他表现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拒绝同日本人
会面，不与汉奸交往。抗战胜利后，又坚决反对国民党进行内战的政策。由于张元济经
历了清末、北洋政府、国民党反动政府三个黑暗统治的时代，所以他渴望光明，渴望解
放，对新中国的诞生，抱着满腔热情。他由衷地拥护中国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各项方
针、政策，拥护毛泽东主席。
在海盐张元济图书馆的纪念室里，悬挂着一张毛泽东与张元济的合影照片。照片上
毛泽东扳着手在讲解，张元济认真地倾听着。他们之间的交往，就是从这张照片开始的。
1949年9月，张元济作为特邀代表，以72岁的高龄，赴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第一届全体会议。会议期间，他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并对人民的休养生息、祖国建设
等重大问题向毛泽东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还代表商务印书馆与政府出版部门协商如何
尽快地实现公私合营。
9月19日，张元济应毛泽东的邀请，由陈毅、刘伯承、粟裕等陪同，和毛泽东同游天
坛。一路上，他们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合影留念。在回音壁古柏林休息时，毛泽东请
张元济坐在他身边，询问他早年参加戊戌变法以及光绪召见时的情景，又问他早年在京
做官时是否来过这里。张元济笑着说：“这是皇帝敬天之处，我那样的小官岂能来此？”
毛泽东听了，爽朗大笑，他说戊戌变法失败，原因在于不发动群众，但也流了不少血，
给我们留下了可以借鉴的经验教训。他称赞商务印书馆为人民出了不少有益的书，并说
他读《科学大全》这书，学到不少知识；商务印书馆出的《辞源》，他在延安时总是放
在案头，写作时常常翻阅。俩人越谈越融洽，一点没有拘束之感。
当晚，张元济回到饭店后，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夜很深了，孩子问他，“您是
不是睡不着”。他说：“我有点兴奋，今天见到了毛主席，觉得毛主席有学问，有胆略，
而共产党，你看前几天，周恩来对我是那样体贴入微，想得那样周到，我看中国从此有
希望了。”
应邀者之二符定一：
他是毛泽东在湖南省公立高等中学读书时的校长和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时的老
师，曾力保毛泽东从军阀赵恒惕手中脱险。建国后担任第一任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毛
泽东曾为其专著《联锦字典》题写了书名。
他1877年12月12日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后迁居汀潭县晓南乡下新屋。幼时家境贫寒，
叔父见他聪颖好学，即收为私塾弟子，就读数年后，考入衡阳府师范学堂，继而考入北
京京师大学堂。l908年大学毕业后，回湖南从事教育活动。先后担任岳麓书院院长、省
立第一中学（原为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校长、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等职。1914
年他参加筹安会，一度与杨度等为袁世凯称帝制造舆论，误入歧途。袁世凯垮台后，符
定一在北京受到进步思潮影响，逐渐醒悟，为中华民族的振兴尽心尽力。两年后，他回
湖南从事教育，在长沙筹资创办衡湘中学，任校长。稍后，被选为北详政府安福国会众
议院议员，复离长沙定居北京。l926年后出任财政部次长、盐务总署署长、稽核总所总
办。抗战时期，曾一度回乡隐居，捐款办学，并资助有志青年出国留学。
1912年，符定一在长沙创办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并担任校长时，19岁的毛泽东以
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入学之初，对于毛泽东这样出类拔萃的学生，校长符定一
和教师们是深表欢迎的。但他不敢相信这位穿着很土、来自湘潭乡下的年轻后生，居然
能写出如此才华横溢的文章。于是，毛泽东被召来校长室。符定一望着目光炯炯、资质
优秀的青年，心里很高兴，便问他家住哪里，在哪些学校。哪些先生手下读过书。毛泽
东一一答来，从容自若，时有惊人之语，符定一遂取出纸笔，叫毛泽东作文。毛泽东神
情沉静，从容应试，很快便完成了一篇作文。符定一阅后，见果然是一篇好文章，于是
心中大喜，认定毛泽东将来定成大器，必须好好栽培。喜欢研究古典文学、历史和文字
学的符定一，当即授以《资治通鉴》，供毛泽东阅读。毛泽东如获至宝，自此以后天天
阅读此书，许多章节背得滚瓜烂熟，以至到老不忘。在全省高等中学求学时，由于课堂
教学不能满足毛泽东的求知欲望，在那里读了半年之后，他便毅然决定退学，进行自修。
后来毛泽东考入湖南第一师范时，符定一也调到该校任教。因此俩人的师生关系更加密
切。
1918年，符定一当选为安福国会议员，定居于北京，同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
业后，为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北京。毛泽东常去校
长符定一家中做客，师生俩经常在一起研究学问，讨论时局，表达改造旧世界的强烈愿
望。符定一对这位“身无半文，心忧天下”的学生给予热情支持，在其经济拮据时曾给
予资助。
1925年春，毛泽东回乡养病，军阀赵恒惕密令缉捕他。这一年，符定一从北京回到
长沙访亲，在走访当时任省政府秘书长的亲戚李某时，发现他家有一份赵恒惕欲逮捕毛
泽东的密电，便对李某讲：“你们不要抓他，他将来的成就会在你我之上。”并力陈自
己与毛泽东的师生情谊。随即，又凭自己的身份及关系，打通关节，说服警方，竭力保
毛泽东脱险。不久，毛泽东化险为夷，离湘赴粤。符定一得知消息，非常宽慰。
1943年，符定一拒绝国民党的高官厚禄，毅然回家乡兴办教育，服务桑梓。1946年
初，他重上北平，会见中共代表叶剑英，并将自己租赁的住宅腾出数间，供中共代表开
会住宿。从此，他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参加了反蒋地下斗争。同年6月，毛泽东邀请符定
一赴延安叙旧，符定一偕同女儿符德芳欣然前往。到达延安后，毛泽东亲自主持大会，
欢迎符定一的到来。符定一在欢迎会上发表讲话，揭露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和国民党政府
的腐败、反动，表示要和人民群众一道跟着毛泽东、共产党走，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
国。9月，符定一告别毛泽东回到北平。其女符德芳留在延安作短暂逗留后，亦由延安返
回北平。临行时，毛泽东托她捎上一封信和一些礼物给符定一先生。信写道：
宁澄先生夫子道席：即接光仪，又获手示，诲谕勤勤，感且不荆德芳返平，托致微
物，尚祈哂纳。世局多故，至希为国自珍。肃此。敬颂。
教安。不具。
受业毛泽东
九月三十日
从延安回到北平后，符定一经常向各界人士宣传共产党的政策，揭露国民党“假和
平，真备战”的阴谋，积极为党工作。1948年秋，符定一响应中共号召，积极参加筹备
新政协的工作。
他由北平化装出城，来到河北平山西柏坡党中央所在地。在这里，符定一根据自己
多年身居北平、对古城熟悉的情况，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了解放北平的途径，
即：“先攻克天津，然后夺取北平”，这样，既不会毁坏文化古城，又不会使人民生命
财产遭到损失，于国于民大为有利。此一建议立即为中共中央采纳。1949年3月，经过和
平谈判，傅作义将军接受和平解放的要求，与共产党达成协议。毛泽东得知消息，异常
兴奋。从内心上，他更感激符定一和其他人士提出的这个建议。
毛泽东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身边的其他同志，尔后对卫士长阎长林说：“走！我
们到李家庄，看看符定一先生。”毛泽东带着阎长林坐上汽车，风尘仆仆地来到李家庄。
符定一闻讯奔出屋门，见到毛泽东，非常高兴，俩人亲切握手。毛泽东说：“好久没有
看见你老人家了。你的身体还好吧？”符定一笑着说：“身体还好。”毛泽东说：“你
来了很久了，我太忙了，一直没能来看你，请先生多加原谅！今天，我一方面来看你，
另一方面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符定一听到这里，往毛泽东跟前移
动了一下身子，注意力显得特别集中。“已经接到了指挥部的电报，昨天傅作义将军已
经赞成我们的条件啦。他不抵抗我们了，北平和平解放了，交接即将进行。接管工作我
们早已作了准备，日内我军将进城接管一切。傅作义将军的军队，将开到指定地点接受
我军的整编。傅作义将军有一个特别的要求，他要求来这里亲自见我。我们当然答应他
了。”“出人预料，这可是大家的希望！”符定一由衷地赞叹道：“这都是毛主席胸怀
广阔和共产党的英明使然。否则，北平怎能和平解放？”
“这是民心起了决定的作用。”毛泽东谦逊地说。停了一会儿，又道：“傅作义这
样做很好，北平的人民、北平的古建筑都可以免遭战争的损失。这次傅作义决心与蒋介
石决裂，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算他立了一大功，人民不会忘记他的。”“还是毛主席伟
大，中国共产党伟大，做出了伟大的奇迹。”符定一继续称赞道。毛泽东摇了摇头说：
“你们在城市里待惯了，这里的条件太差了。再过一些日子，北平稳定一下，你就可以
早一点回北平去了。你那里还有家嘛。”接着他叮嘱道：“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找叶剑
英同志，他现在已经被任命为北平市市长，你和他很熟悉。不要很多时间，我们都要去
北平的，到那时就可以经常见面了。”符定一露出欣喜的神情说：“这就好了，回到北
平就没有精神负担了。过去，我生活在那个黑暗的社会里，没有民主，没有生活保证，
更没有安全感，生命财产随时都可能遭到不幸。”“现在好了！”毛泽东笑着说：“这
次您回去，就放心地睡大觉吧！”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说：“好，我不待了，我该
回去睡觉去了。”符定一这才从卫士长口中得知毛泽东已经两天两夜没有休息了，心情
激动不已。他使劲地握着毛泽东的手，感动得流出了眼泪。“毛主席为中国人民的解放
事业作出了多么伟大的贡献呀！”毛泽东回答说：“符先生过奖了。”临别时，毛泽东
打量了一下屋内的家具和陈设，亲切地对符定一说：“这里的条件不好，连一个软坐椅
也没有，我回去让他们给你送一件来。你的年纪大了，坐这些硬木家具会腰疼的。”回
到西柏坡后，毛泽东亲自指定一张沙发，嘱咐卫士们将其送给了符定一。
北平解放不久，符定一回到北平城。1949年9月，他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了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当选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1949年一个冬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寓所宴请符定一、章士刽等湖南籍老人。晚饭前，
毛泽东握着符定一的手说：“您是我过去的老师和校长，今天请您坐上座。”符定一谦
让说：“您是主席，还是请您坐上座吧。”“哪有学生坐上座的道理。”毛泽东不由分
说，把符定一拉到了上座的位置。席间，宾主畅叙旧谊，谈笑风生。
当时，中央文史馆刚成立，馆长无人担任。毛泽东考虑再三，提出要符定一这位博
古通今的先生出任文史馆馆长。符定一觉得文史馆比较清闲，馆长之职无所谓“官”，
不过是“文、老、贫”而已，并说这个职务只要“老而贫的文人”当就可以了，毛泽东
听了不以为然，随即补上一句：“还要有才、德、望。”意谓符先生是有才干、有道德、
有威望的人。于是，符定一便担任了中央文史馆第一任馆长。
应邀者之三马寅初：
他生于1882年，浙江嵊县人，1906年毕业于北洋大学。1906年赴美留学，并获得哥
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9年后曾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杭州财务学校、上海
交通大学、南京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校教授，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
育家。1941年因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被囚禁。1944年冬恢复自由。1948年在中共地
下党组织的帮助下，离开上海进入东北解放区。
马寅初先生一生尊重毛泽东。他与毛泽东的友谊是在40年代建立的。l945年毛泽东
赴重庆谈判，俩人开始了直接交往。
1951年6月，马寅初出任北大校长。有一次在中南海开会，他对毛泽东说：“要兄弟
把北大办成第一流的学府，主席您就得支持我的工作。”毛泽东笑容可掬地问：“马老，
您要我怎样的支持？”“不要别的，只希望主席能够批准兄弟点名邀请谁到北大讲演，
就请不要拒绝！”“这个好办。”毛泽东风趣地说：“我批准了！马老校长，我给您这
个尚方宝剑！”马老得到“尚方宝剑”后点名邀请了不少党政领导干部到北大讲演，如
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薄一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
宸等。
这年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观礼，马寅初站在毛泽东身后，当北大游行队伍高举红
楼模型通过时，毛泽东问马寅初：“红楼还是原来样子吗？”“一切还是原样，没有丝
毫损失！”马寅初说：“你和李大钊在红楼的工作室也对外开放了。”正交谈之间，突
然下起了大雨。毛泽东看看游行队伍，关切他说：“马老，您的学生淋雨了，我给您派
人打电话，通知学校，让食堂为大家准备姜汤！”马寅初动情地说：“谢谢主席关怀！”
游行结束，马寅初回到北大，看到同学们正喝着滚热的姜汤时，兴奋地把在天安门城楼
上与毛泽东的谈话告诉大家，鼓励同学们：“今后更加努力奋进，不要辜负毛主席的关
怀……”50年代中期，马寅初先生在浙江作了大量调研，发现农村人口增长率一般在百
分之三四，认为这是个大问题，从而提出了以节制生育、提高人口质量为中心的“新人
口论”。他的见解第一次在1956年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浙江小组会上提出后，立即引起
很大反响。著名爱国人士邵力子、著名科学家竺可症赵忠尧、王国松、顾功叙等表示赞
成支持。但不少人认为这个问题苏联没有讨论过，中国也不要讨论。1957年春天，在毛
泽东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马老再次阐述了人口问题，他的发言得到了毛泽东的
支持和肯定。毛泽东笑着说：“人口是不是可以搞成有计划的生产，完全可以进行研究
试验。马寅初今天讲得很好！从前他的意见，百花齐放没有放出来，准备放，就是大家
反对，就是不要他讲，今天算是畅所欲言了。”周恩来、刘少奇对马寅初的发言，也都
表示赞同。为此，马寅初受到极大鼓励。他感到自己与共产党人息息相通，无比兴奋地
说：“我们的最高领袖毛主席对人口问题有同样的看法，这是件可喜的事，因此，我对
毛主席表示最崇高的敬意。”1957年，马寅初在反右派斗争中，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否定
和削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各种言论，但他也痛惜反右斗争扩大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
当时，学术界对马寅初人口论的讨论以至于批评，本来是学术争端，是我们党新提倡又
受到法律保护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问题。但后来，康生、陈伯达插手期间，利
用这一学术争端，硬说马寅初的问题不是学术问题，而是“借学术为名，搞右派进攻”。
1960年3月31日，马寅初“辞去”了北大校长职务。这位八旬老人“辞宫归第”时的委屈
心情，是可以想象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马寅初蒙受了20年的冤屈得到平反，恢复了政治名誉。不
久，又被增选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并被聘为北京大学名誉校长、中
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马寅初宁静的心境顿时翻腾起来，他感慨地说：“我这样的案子
也能翻过来，历史上是没有的。共产党真伟大！”
应邀者之四沈钧儒：
他是中国民主同盟创始人，著名“七君子”之一。毛泽东几次与他通信联系，共商
抗日大计。重庆谈判期间，他们相聚于“民主之家”。90诞辰时，毛泽东委托周恩来设
宴招待，称之为“民主人士左派的旗帜”。
他1875年生，浙江嘉兴人。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思想影响，主张维新变法。虽参
加科举，29岁中举人，30岁中进士，但并不热衷功名仕进，1905年博取功名后旋赴日本
政法大学求学，从而放弃了仕进的机会。1907年回国后曾从事立宪活动，任浙江咨议局
副议长。1911年辛亥革命后出任浙江警察局长，后改任浙江教育司长。1912年5月加入同
盟会，不久又参加柳亚子等创办的南社。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沈钧儒曾在袁世凯、曹锟两任内任职，但抵制袁氏复辟，反对
曹锟贿眩1920年南下广州，出任孙中山军政府检查厅厅长。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沈钧
儒充任浙江省政务委员兼秘书长。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沈钧儒被捕入狱，
获释后担任上海法科大学教务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参加了宋庆龄、蔡元培、
杨杏佛、鲁迅等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法律委员，参与营救受国民党迫害的人士。
1935年，邹韬奋所办《新生周刊》案件发生，该刊主笔、著名进步人士杜重远被捕入狱，
沈钧儒曾以律师资格为其辩护，名噪一时。
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共中央发出著名的《八一宣言》，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随后“一二·九”运动由北平首先发起并迅速波及全国。沈钧儒与马相伯、邹韬奋、陶
行知等上海文化界爱国人士发起声势浩大的救国运动。年底，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
沈钧儒当选为大会主席。翌年5月，该会扩大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声势更加浩大，沈
钧儒作为该组织的主要发起人和领袖，被选为15人组成的执委会常委之一。这年7月，他
与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4人联名发表了著名的《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和最低要求》
一文，主张响应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全国各党派联合起来，成立救亡联合阵
线，发动民众，实行抗日言论自由，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停止内战，与中共联合一致抗
日救国。当时，这篇文章曾印成单行本，影响极大。毛泽东看到该文后，立即于9月18日
致函沈钧儒等4人，高度赞誉他们的爱国行动与正义言论。他在信中写道：“先生们抗日
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
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但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
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随函
毛泽东还附上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请沈钧儒等审察其情，并告之他已委
托潘汉年在上海与他们经常联系，以便彼此沟通信息，交换意见，增进友谊。
这是毛泽东与沈钧儒之间的第一次通信联系。同年10月30日，毛泽东再次公开致函
沈钧儒等人，沈钧儒等人主办的《救国时报》公开刊登了毛泽东答复他们的电文，文章
说：这些文件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同情和满意，我们认为这是代表全国大多数不愿做亡国
奴的人们的意见与要求，我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表示诚恳的敬意，并向你
们和全国人民声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和要求，诚恳地愿与你们合作，与一切愿
意参加这一斗争的政治派别的组织或个人合作，以便与你们纲领和要求上提出的一样，
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最后，毛泽东还提出，希望沈钧儒等和其他抗日组织前去
参加苏维埃政府，也希望他们派代表前去进行合作谈判，同时还表示可以到苏区外的其
他安全地区与他们进行合作谈判。所有这些都表明，毛泽东对沈钧儒为代表的民主力量
是相当尊重的。
1936年11月，沈钧儒等“七君子”因宣传抗日救国获罪入狱，在中国共产党、全国
人民及国际友人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于抗战爆发后将他们释放。
1941年皖南事变后，作为救国会方面的参政员，沈钧儒同中共参政员采取一致行动，
拒绝出席参政会，抗议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战的反动行径。这年3月，沈钧儒倡议组织中国
民主政团同盟，翌年正式加入，推动该盟日益走向政治进步，并由此成为民主人士左派
的旗帜。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被推选为13名常务
委员之一。翌年10月，中国民主同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他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
务委员。
l945年8月，听到毛泽东赴重庆谈判的消息后，沈钧儒不顾年迈体弱，在毛泽东抵达
重庆的当天亲自去机场迎接。他和张澜、黄炎培等几位老人中午便赶到了九龙坡机场，
毛泽东下机后与沈钧儒等一一握手，互致问候。此后，毛泽东曾亲自登门拜访沈钧儒，
同他商议时局对策及建国大计。9月2日中午，沈钧儒与张澜等代表民盟在素有“民主之
家”之称的特园欢宴毛泽东。毛泽东一进特园就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
到家了。”在大客厅里，毛泽东同沈钧儒谈健康之道，同黄炎培谈职业教育，同张申府
共话“五四”往事，如同家人一般恳谈，其乐融融。毛泽东勉励大家说：“今天，我们
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9月11日晚，毛泽
东在他下榻的桂园宴请沈钧儒、张澜等民主人士，并就促进国共双方团结问题交换了意
见，沈钧儒等都表示当尽力斡旋，争取国共之间化戾气为祥和。
1947年10月，蒋介石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组织，强令解散。民盟内的一些动摇分子
也发表了辞职和解散总部的声明，沈钧儒对此十分气愤，坚决反对向国民党妥协。1948
年初，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沈钧儒亲自主持通过了两项决议。主张一切民主党派都
要结成坚强的民主统一战线，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路线，并第一次批判了民盟过去
所标榜的“中间路线”，指出这已成为一种走不通的幻想。中共“五一宣言”发布后，
沈钧儒立即于5月6日代表民盟和救国会两团体致电毛泽东，表示响应中共提出的关于召
开新政协会议的号召。
1948年9月，沈钧儒同部分民盟代表，应毛泽东之邀赴东北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
的筹备工作。到达哈尔滨时发表声明，表示拥护中共领导，走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彻
底否定中间路线。1949年元旦后，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针对蒋介石的求和
声明，提出和谈八项主张。随后，沈钧儒在沈阳与到达解放区的各党派及无党派民主人
士亦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表示坚决拥护毛泽东的和平主张，拥护毛泽东的号召，
愿意在中共领导下，团结一致革命到底。2月1日，沈钧儒与李济深、谭平山等已到达解
放区的民主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朱德，庆祝北平解放，庆祝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伟
大胜利。毛泽东收电后，十分感动，次日复电沈钧儒等人，感谢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
与中共“一致奋起，相与协力，从而使人民解放军获得各方面援助，使人民的敌人完全
陷于孤立”。并勉励说：“诸先生长期为民主事业而努力，现在到达解放区，必能使建
设新中国的共同事业获得迅速的成功。”
2月，沈钧儒抵北平。6月，作为民盟代表之一参加新政协筹备会，并当选为筹备会
常务委员会副主席。9月21日，他出席新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当选为政协副主席、中央
人民政府委员，后又被任命为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从此，沈钧儒与毛泽东因工作和私谊，
曾经有着十分频繁的交往和接触，毛泽东多次请他到中南海吃饭、叙旧及商谈工作。
应邀者之五陈嘉庚：
他是东南亚最大的企业家。1941年应毛泽东之邀赴延安访问。毛泽东曾送给他“华
侨旗帜，民族光辉”的条幅。1950年回国定居，将全部家产捐献给厦门大学和集美学校。
他1874年10月21日，出生在福建同安县集美社（今厦门市集美镇）。出世时，父亲
陈杞已是一位在新加坡拥有一家米店的中等侨商了。在父亲远离的情况下，陈嘉庚由母
亲张氏一手抚育长大。9岁时，他开始入“南轩私塾”读书。早年的私塾生活，使他对旧
式教育的弊病有了深刻的印象，也为日后萌发教育救国的思想奠定了基矗1890年秋，17
岁的陈嘉庚到新加坡，在父亲经营的“顺安”米店学商。当时，新加坡已沦为英国殖民
地，华人在这里从事奴隶般的劳动。在这片土地上，洒遍了中国苦力的血汗。目睹这一
切，一股爱国爱乡之情在他心头油然而升。1892年，陈嘉庚接任“顺安”米号经理。次
年秋，他回国与秀才之女张宝果成婚，在家乡住了近两年，边经营渔业，边从塾师补习
中文，并出资2000元建立惕斋学塾，这是他捐资兴学的开端。
1900年冬，陈嘉庚为了返乡葬母，第三次回国。当时苦难的祖国正在帝国主义的铁
蹄下惨遭蹂躏，穷困的人民，正在水深火热之中痛苦地呻吟。目睹这一切，陈嘉庚的心
中，郁结着无言的痛苦。此后，父亲的米店因管理不善，宣告破产。陈嘉庚亲睹父亲从
兴盛到衰落的情景，感慨颇深，立志从头起步，闯出一条新路来。在此后的30年间，陈
嘉庚从创立新利川菠萝罐头厂和接办日新公司开始，凭借他敏锐的眼光和强烈的经营竞
争意识与创新精神，顶住当地殖民垄断资本的压迫排挤、日货的削价倾销和同行业的激
烈竞争，使个人企业在经营米业、菠萝、房地产、航运、橡胶等方面形成规模，从而成
为当时东南亚最大的企业家之一。
早对清政府腐败无能十分不满的陈嘉庚，从阅读革命书报中深受同盟会革命主张的
影响。1910年春天，陈嘉庚正式加入同盟会，剪掉了辫子，与清王朝决裂，开始从事反
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政治活动。为了支持辛亥革命和救济国内难民，他奔走呼号，
带头筹款捐资。他一生克勤克俭，从不奢侈浪费。他常说：“我金钱取诸于社会，亦当
用诸于社会。”从1918年开始，陈嘉庚把大部分精力和资财用于兴学，先后创办集美学
校、厦门大学和南洋华侨中学。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国难当头，陈嘉庚毫不犹豫地走在了南洋抗日救亡的最
前列，被推举为“南侨总会”主席。1946年冬，他发起组织了“南洋华侨回国慰问考察
团”。1941年3月，他率团到达重庆，拒绝加入国民党。在重庆期间，中共领导人叶剑英、
林伯渠、董必武、邓颖超曾专程拜访了陈嘉庚，并在中共驻谕办事处举行欢迎茶会，会
上陈嘉庚流露了想亲往延安的心愿。获此消息不久，毛泽东发来电报正式请陈嘉庚访问
延安。同年5月，陈嘉庚到延安，毛泽东在办公室兼住所的窑洞里会见了他，并设晚宴招
待。窑洞俭朴的陈设，领袖的谦逊待人，不事铺张的晚餐等，都给陈嘉庚留下了深刻印
象。几天中，毛泽东多次到陈嘉庚住所，与他交谈，共同进餐。陈嘉庚也同从集美、厦
大和南洋到陕北参加革命的青年交谈，并且实地参观、访问，了解那里政治、军事、经
济和民生，所见所闻使他逐渐认清了国民党完全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只有共产党
才是真诚奋勇抗日，从而不满国民党，而同情、拥护共产党，把延安视为中国的希望。
后来每当谈及延安之行，陈嘉庚都流露出对毛泽东的敬仰之情。
抗战胜利后，陈嘉庚从避难地返回新加坡，结束了沦陷时期的流亡生活。在为他安
全脱险举行的庆祝大会上，毛泽东特地送来了祝贺条幅，高度评价陈嘉庚先生“华侨旗
帜，民族光辉”。当听到毛泽东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决定赴重庆同
蒋介石谈判的消息后，陈嘉庚深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拍电报劝他不要前往。
1946年7月，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和“停战协定”，内战爆发。陈嘉庚密切注视
着时局的发展变化，为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而由衷高兴。1948年5月4日，陈嘉庚代表新
加坡华侨各界代表大会致电毛泽东，响应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
建议，声明否认蒋介石为中国总统。
1949年1月20日，陈嘉庚接到毛泽东来电，邀请他回国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国
是。6月4日，陈嘉庚到达北京，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叶剑英、李维汉、李济深、沈钧
儒等人的热情欢迎。7日由周恩来副主席陪同前往西山同毛泽东晤谈。延安一别，转眼九
年，故人重逢，倍感亲切。陈嘉庚激动地向毛泽东介绍了海外华侨的情况，并对家乡福
建何时解放表示关切，希望中央派得力的文才武将去管理福建。在会谈中，陈嘉庚先生
对许多问题直率地发表见解，体现了他对祖国建设的关心和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的信
赖。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陈嘉庚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和华侨事务
委员会委员。
应邀者之六司徒美堂：
他生得孔武有力，好打抱不平，团结了一班洪门兄弟，是美洲著名爱国华侨领袖。
曾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乐于接受中共领导。毛泽东誉其“热情卓见，感佩殊
深”，称之为“爱国先贤，侨界耆宿”。
他1868年生，广东开平农家子弟。幼年丧父，赖寡母抚养长成。1880年去美国打工。
1883年读了《杨州十月》、《嘉定屠城纪略》等书，愤然加入洪门致公堂，进行反清复
明活动，时年15岁。
他有一身好武艺，手持一刀一棍，十数人不能近其身。在美国屡见有流氓欺侮华侨
事，每每三拳两脚将流氓打翻，扔于街中。20岁那年，因把流氓打得重伤致死，曾被提
去坐牢，几乎被判绞刑，幸得华侨及洪门人士募款营救，10个月后恢复自由。从此，他
的为人处事，逐渐在华侨中流传开来。出狱后，他先后做过男保姆、厨子、小贩等，结
交了不少三教九流人物。1894年冬，他感到致公堂情况复杂，组织散漫，于是集合堂内
少年气盛、敢作敢为之士，在波士顿组织了“安良工商会”，称安良堂。该堂以“锄强
扶弱、除暴安良”为号召，由小到大，逐渐团结了一班洪门兄弟，并被拥为“大佬”，
这是司徒美堂过问洪门事业的始基。
1904年，孙中山先生以“洪门大哥”身份赴美进行革命活动，司徒美堂在波士顿见
到了孙中山先生，并任保卫员兼厨师之职，由于孙先生耳提面命，使之懂得了许多革命
道理，洪门组织从此带上了革命色彩。翌年，司徒从波士顿至纽约，组织“安良总堂”，
自任总理，继续从人力、财力等方面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反清革命活动。
从此，安良堂便成为致公堂老组织的“龙头”，对后者的事务常常起决定作用。当
时美洲华侨社团的各种活动，小至排难解纷，大至抗日募捐等各项爱国活动，司徒美堂
都积极参与，他还被选为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会议的华侨顾问。抗战爆发后，司徒美
堂与旅美进步人士共同发起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发动华侨支援祖国抗战，
并与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密切联系，支持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抗
日行动。
1941年冬，司徒美堂因被聘为“华侨参政员”从美洲抵香港、到重庆。在港期间，
他以高度的民族气节拒绝了日军特务要他担任香港维持会长的要求；在渝期间，蒋介石
叫吴铁城引诱他加入国民党，并以“国府委员”做诱饵，他坚决拒绝。
1945年3月，在美洲洪门恳亲大会上，司徒美堂将洪门致公堂改为中国洪门致公党，
被选为全美总部主席。会上，他联合美洲各华侨报界发出著名的《十报宣言》，提出结
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还政于民，召开国民代表会议，成立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
抗战胜利后，司徒美堂过问政治的热情日增，表示要回沪召开五洲洪门恳亲大会。回国
前他分别致电中共、民盟和蒋介石，中共和民盟当即复电欢迎，惟蒋不予答复。1946年
4月，司徒美堂率众抵沪。6月21日，司徒美堂晤蒋，话不投机，悻悻而去。两天后，他
亲赴南京梅园30号拜会中共代表周恩来，旋又参加中共代表和上海民主人士为他举行的
欢迎茶会。此后，周恩来代表中共亲自到司徒美堂寓所两次访谈，并邀他到解放区参观。
两相对比，使司徒美堂在情感和事实方面大受教育，从而开始疏离国民党而接近共产党。
1946年9月，司徒美堂在沪对各报记者发表谈话：“本人主张联合各党和爱好和平的
人民，建立民主统一的政府，然后再以经济从事于建设。我们并不是任何党派的尾巴，
我们愿以人民的意志为行动。”这是他对蒋介石插手破坏中国洪门致公党改组活动的有
力揭露。同年11月，他公开拒绝参加蒋介石的伪国民代表大会。经过1947年声势浩大的
国统区人民民主运动之后，司徒美堂更加认清了蒋介石的本质。7月间便叫他儿子草拟一
份声明，表示对民治党（由CC派打入致公党改组而成）活动不表赞同，声明与之脱离于
系，转赴香港，准备重返美国，表示他对蒋介石政权的彻底不信任。
1948年5月，中共发出倡议，号召举行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
民主联合政府问题。正在香港的司徒美堂不禁为之心动，但顾虑到蒋帮特务的监视与控
制，他决定先行赴美再作响应。10月8日，司徒在寓所命人秘密起草了一份题为《司徒美
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亲自签名盖章，嘱令务须在安全抵美后方可在
香港报界公布。声明写道：“美堂于1946年春自美返国，适逢当时政治协商会议，为之
大慰。奈因蒋介石玩弄阴谋，背信弃义，行独裁之政治，置民主于不顾，一手撕破政协
决议，发动剿民内战，美堂乃愤而赴港，视蒋介石如仇寇。窃思谋国之道，旨在和平，
剿民内战，元气大伤，今中共及民主党派所号召以四大家族除外之新政治协商会议，进
行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惟一之良好方法，表示热
诚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
还在司徒美堂赴美前夕的10月23日，中共代表连贯就曾在香港为他饯行。席间双方
交谈甚洽，语殷意浓。这使司徒美堂大为感动，即席新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乐
于接受中共领导，书中并有“新政协何时开幕，接到电召，当即回国参加”等语。翌年
1月20日，毛泽东在收到辗转而至的此函后，立即复函司徒，誉“热情卓见”、“感佩殊
深”。指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日益接近全国胜利，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建立民
主联合政府，团结全国人民及海外侨胞的力量，完全实现中国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实
为当务之急。为此，亟待各民主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同商讨。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
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接到毛泽东的热情邀请后，司徒美堂决意再度回国。此间
孔祥熙曾邀他吃饭，劝他“不要受人利用，年纪大了，何必跑来跑去，留在美国，生活
不必过虑”等等，司徒美堂坚决拒绝这种劝告，说他所以回国完全基于爱国之心，完全
出于自愿，未受任何人利用。他怕事久生变，于8月9日乘机离开美国，13日抵达香港，
9月初北上抵达北平，下榻于北京饭店。
在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他每会必至，会后毛泽东还特别宴请司徒美堂等华侨
界爱国人士。
由此可见，应邀之人都是非常之人。
他们是常春藤。
他们是智慧树。
第二天中午，这些长者应邀按时赶到六国饭店。
周恩来亲自主持宴会。
宴会前，周恩来特地叫人关闭了餐厅的大门。
之后，周恩来谦逊而严肃地说：“今天请来赴宴的大多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有
三个人不是，来听长者的发言。我国有句老话，叫做‘请教长者’，今天的会就是如此。
在讨论文件时，各位看见国号‘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一个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
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了。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
看看有什么意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也许还有点旧感情。”
原来是这个意思！
各位长者这才明白午宴的主题：要专门听取他们对确定国号的意见。
他们无不为共产党人办事的认真态度和民主作风所折服。
3．要不要加上“中华民国”这一简称
周恩来点题之后，民建代表黄炎培首先发言。
他说：“我国老百姓教育很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
要的反感，留个简称，是非常必要的。政协三年一届，三年之后，我们再来去掉，并无
不可。”
接着何香凝发言。她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许多烈士
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大家不赞成，
我就不坚持我的意见。”
第三个发言的是周致祥。这位清朝末年的进士在辛亥革命后隐居38年之久，平生不
写中华民国的国号，但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
这位前清进士态度坚决，反对用简称，说：“我反对仍要简称，什么中华民国，这
是一个祸国殃民、群众对它毫无好感的名称。二十多年来更是被蒋介石弄得不堪言状了。
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此次人民革命和辛亥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美洲华侨领袖司徒美堂，年届83岁，耳聪目明，但听不懂北方汉语，这次由司徒丙
鹤陪同赴北平参加新政协。在今天的会上，也由司徒丙鹤把别人的发言译给他听。
听了之后，司徒美堂激动得站起来，要求发言。
宴会厅里这时显得很安静，大家等待着听这位老人发表意见。
司徒美堂说：“我没有什么学问。我是参加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
对于中华民国四个字，则决无好感。理由是中华民国，与民无涉。22年来更被蒋介石与
CC派弄得天怨人怒，真是痛心疾首。我们试问，共产党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
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叫中华人民共和国，抛掉中华民国的烂
招牌。国号是一个极庄严的东西，一改就得改好，为什么要三年之后才改？语云：‘名
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
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坚决反对什么简称，我坚决主张光明正
大的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司徒美堂的这番话，快言直语，痛快淋漓，掷地有声。他一说完，大厅里顿时响起
一片热烈的掌声。
这时，曾以痛骂国民党官僚集团而出名的马寅初也站起来说：“我完全拥护刚才司
徒美堂先生提出的主张。括号中的简称不伦不类，不像话，应该去掉！”
民盟领导人张澜老先生这时也表示：“我也反对用什么简称。”
陈叔通也表示赞成。
教育学家车向忱赞成去掉简称，并补充说：“如果说人民一时不接受新国号，这只
是一个宣传教育问题。慢慢地教育，让人民认识我们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
噎废食。老百姓是否反对用新国号呢？我看不见得。”
接着，法律专家沈钧儒从法律角度对简称问题进行了解释。他说：“如果有些群众
还要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三大文件里加
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号，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大漏洞，不合法律观点，也万万不应如此。
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于立国文件上的其他简称。将来在
行文上，用国家名义与别国订约时，也有不便。所以，我也主张不用那个‘简称中华民
国’。”
陈嘉庚这时也站起来讲话。他一口厦门话，旁人听不懂，由秘书庄明理译成普通话。
他说：“我也不同意用括号里的简称。大家对中华民国决无好感。落后的人可能一
时不会习惯，但过些时候就会好了。”
会上的态度成了一边倒，除黄炎培主张用中华民国简称外，其他人几乎都反对用这
个简称。
最后，周恩来作小结，介绍了文件草案上有这个用括号的“简称中华民国”的缘由。
周恩来讲完话，已是下午1点30分。
接着，宴会开始。
黄炎培和简玉阶是素食者，另单设素食。简玉阶每饭必先祷告上帝，在宴席上也是
这样，表情十分严肃。当他还在祷告上帝时，其他吃荤食的人已是谈笑风生，互相敬酒，
一派欢乐的气氛。
9月27日，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讨论和通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和政
府组织法时，一致同意并决定：去掉国号后面“中华民国”的简称。
政协代表们认为，去掉“中华民国”的简称，不等于把中华民国过去岁月里革命的
历史意义全部抹煞。比如辛亥革命、两次国共合作等都是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这一点毛
泽东在开幕辞中就已经讲过了。同时，考虑到“中华民国”这个名称，长期以来在民间
已经叫顺口了，因此目前也不要强行禁止使用。可以允许人民还有这样的称呼，正如现
在我们用公历，同样也不禁止人民使用阴历。应该慢慢地引导人民在公文上使用统一的
国号，最好在正式文件上有这样一个法律性的规定。
于是，当天通过的大会文件中，“中华民国”的简称就全部去掉了。
新中国诞生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国名深深地烙在了亿万中国人民的心上，
“中华民国”如同岁月风尘，被人们抖落于逝去的时空之中。
4．国号之争的背后国号之争中有两位人物比较突出。
一位是主张国号中有“民主”二字的黄炎培，一位是主张保留“中华民国”简称的
何香凝。
他们两位都是重量级人物，都是1905年的中国同盟会会员，他们提出的意见都有很
重的分量。
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对黄炎培非常了解。他坚持国号中要有“民主”二字，
实际上体现了他毕生的努力与追求。
黄炎培是一位老资格的革命家。1920年，毛泽东在上海听过黄炎培的演讲；25年后，
他在延安与毛泽东作彻夜长谈。短短的重庆谈判期间，他与毛泽东会晤、聚宴达10次以
上；新中国诞生之际，向来拒绝做官的他终被周恩来说服，出任了共和国政务院副总理
兼轻工业部部长；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跟他书信往来，难以数计。
黄炎培，1878年10月1日出生在江苏省川沙县（今属上海）一个没落知识分子家庭。
13岁丧母，17岁丧父，兄妹3人在外婆家长大。
黄炎培6岁起识字、写信，幼时母亲的教育对他日后有很大影响。9岁人私塾，受旧
文化熏陶达十年之久。20岁时，他以府试第一名的资格考取秀才，三年后中举。
少年时期的黄炎培就为反对专制、创立民主奔走呼号。1990年，黄炎培考取南洋公
学特班，开始接受新文化。不久学校解散，他就与几个朋友在川沙办起川沙小学堂，在
教育中向学生揭露清政府的腐败，倡导民主，反对封建专制。他因此被捕。后经上海基
督教洋人总牧师保释后，流亡日本。
1904年回国后，黄炎培又在乡间办起了学校。1905年7月，在老师蔡元培介绍下加入
中国同盟会，开始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辛亥革命前夕，他到苏州规劝江苏巡抚程德
全起义反清。江苏宣布独立后，他便留在苏州工作。1912年起出任江苏省教育司司长、
教育会常任调查干事及副会长、议会议员等，负责江苏教育行政工作约三年，此后又担
任上海申报旅行记者。
1917年，黄炎培赴美考察，回国后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最终目标是“使
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主张教育政策的大改革，翌年创设中华职业学校。职业
教育很快受到各方重视，海外华侨及实业界人士纷纷捐资助学，使职业教育成为时尚。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黄炎培专程到北京找到李大钊，俩人就国内、
国际大局和前途问题，交换了意见。
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后，为排除异己，以“学阀”罪名通缉黄炎培，中华职
业教育社被捣毁，他再次流亡。
“九·一八”事变前，黄炎培正在日本考察教育，发现日本侵华战争气氛很浓，回
国后他带着“日本即将侵我预感”，多方奔告。“九·一八”东北沦陷，蒋介石的不抵
抗主义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黄炎培投身于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要求国民党政府
抗御侵略，他组织成立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后改称上海市地方协会），在以后的“一
二·八”和“八·一三”上海抗战中，积极宣传动员上海市民运送军需物资，筹募捐款，
支援前线。
抗战期间，他以社会贤达身份被推选为国民参政员，参加抗战募捐工作。在此期间，
他开始了同共产党广泛的接触。
1941年10月，黄炎培代表职业教育派同梁漱溟、沈钧儒、张君励、章伯钧、左舜生、
李璜、张澜、罗隆基等共同参与发起筹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他又与胡厥文、
章乃器等联合工商人士另外成立中国民主建国会，担任主任委员。
1945年6月，抗战胜利在望，而国共合作濒于破裂。黄炎培与几位参政员联名致电毛
泽东，主张恢复国共谈判。毛泽东回电欢迎黄炎培等访问延安，共商国是，黄炎培与冷
遇、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员，于7月1日飞抵延安，在机场黄
炎培等人受到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的热烈欢迎。毛泽东握着黄炎培的手说：
“我们二十多年不见了！”黄炎培很奇怪，说我们这是第一次见面呀！毛泽东笑着说：
1920年5月某日在上海，江苏省教育会欢迎杜威博士，你主持会议，发表演说，那一大群
听众之中有一个就是我。黄炎培听后很高兴，盛赞毛泽东好记性。
在延安，黄炎培感到样样都很新鲜。这里自由的空气、井然的秩序、朴素的作风使
他觉得既亲切又自然。访问期间，毛泽东在百忙中邀请他到家中做客畅谈。
当毛泽东问他此次延安之行有何感想时，他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
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
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一部历史，‘政怠宦成’
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能跳出这个周期率。中共
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
配。”
毛泽东高兴地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
民主。”两人就此长谈，十分投机。
在延安短短的5天访问，黄炎培对共产党、解放区有了新的认识，从朦胧中看到了光
明，这是他一生中的一次重大转折，为他日后同共产党长期携手打下基矗回到重庆后，
黄炎培到处作报告，讲述延安见闻，并很快出版了《延安归来》一书，在大后方引起很
大震动，同时也招致国民党当局的忌恨。
1945年8月10日，毛泽东亲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期间，
毛泽东广泛接触民主人士，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其中与黄炎培的会晤和聚宴达十次以上，
从而使俩人的交往与友情日益加深。
内战爆发后，黄炎培拒绝蒋介石要他参加“国民大会”的要求。1949年2月，他在中
共地下党的帮助下，逃脱了国民党特务的严密监视，潜离上海经香港转赴解放区，3月2
5日到达北平，开始了新中国的筹建工作。
他到达北平的当天下午，就同沈钧儒等民主人士赴西苑机场迎接毛泽东等中共中央
领导人进入北平。俩人重庆握别，虽只有三年半时间，但中华大地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黄炎培非常感慨。当日晚，毛泽东设宴招待黄炎培等二十多位民主人士。第二日
晚，毛泽东又单独邀请黄炎培，俩人畅叙别情，纵谈时局，直至深夜。在第三天叶剑英
市长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他情不自禁地振臂高呼：人民革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
毛主席万岁！
在随后的日子里，毛泽东多次邀请黄炎培等民主建国会的领导人，商谈人民政协的
筹备工作，希望他多在民族工商业中做工作，为解放上海出力。黄炎培随即在中央人民
广播电台向上海人民广播，要求上海人民组织起来，迎接上海解放。他还在《人民日报》
上发表文章，批驳美国国务院关于中国革命的“白皮书”。文章发表当天，毛泽东就亲
笔给他写信说：“声明写得极好，这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教育作用是极大的。”
身为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的黄炎培，在旧中国向来拒绝做官。北洋政府曾请他出任
教育总长，他坚决拒绝；1946年，国民党多次请他参加“国大”，然后到政府中做高官，
被他“笑而谢之”。
1949年，黄炎培到达已经解放的北平后，仍表示无意于仕途。周恩来亲自多方面做
他的工作，终于使他一改初衷，同意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此外，他还先
后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这条消息见诸报端之
后，连他的大儿子黄大能也感到十分意外。后来，黄大能出公差到京，见了父亲便问：
“您一生不做官，恁地年过70反而做起官来了？”
黄炎培述说周恩来动员自己“做官”的经过之后，严肃地跟儿子说：“以往坚拒做
官是不愿人污泥，今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我做的是人民的官啊！”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使年逾古稀的黄炎培得到新生。为此他写下《永远纪念着的1949》
一文。文中说：“我生已72岁，已过72个年节，何以独要纪念1949年呢？因自2月15日从
上海脱离国民党的监视来到北京，筹备新政协、参加政府以来，无一不新颖，无一不感
动。甚尤为突出的感受，‘人’的地位被发现了，‘群众’的力量被认识了。”
“人”的地位得到应有的重视，“群众”的力量被充分认识，这是这位民主党派的
领袖人物所毕生追求的民主之果的核。
在中国，有民主才有希望，没有民主就没有希望，这是黄老先生的毕生感悟。
掌民主之旗，唱民主之歌，寄予了老革命家黄炎培先生的人生理想，体现了他真挚
的爱国主义精神。
辛亥革命老人何香凝，对“中华民国”怀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为了建立高扬孙中山
先生新三民主义的中华民国，她苦苦求索，为之奉献了大半辈子，而他的丈夫廖仲恺先
生，则为之献出了热血和生命。
因此，她在讨论决定国号时提出，“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结果，是用
许多烈士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果能照旧用它，也是好的”。
何香凝是国民党左派的一面旗帜，为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所敬仰。早在国民党第一
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即与毛泽东相识，友谊持续了半个世纪。
这位了不起的革命女性生于1878年。她与廖仲恺结婚后，随丈夫东渡扶桑，留学于
东京目白女子大学、女子师范学校及本乡女子美术学校。1903年，他们得晤民主革命先
驱孙中山；1905年，加入同盟会。从此，走上了矢志革命、追求进步的民主革命之路，
并与孙中山及后来的孙夫人宋庆龄成莫逆之交，以至在近现代中国革命史上，大凡人们
谈起“孙宋”，总要谈及“廖何”。
1925年，孙中山逝世不到半年，廖仲恺为坚持孙中山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
工”三大政策，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暗杀。宋庆龄、何香凝这两位伟大革命先驱的遗孀，
接过革命的战旗，以其清高盖世的伟大人格和奋发独立的不屈精神，成为革命的国民党
左派的战斗旗帜和精神领袖，她们以革命未亡人的资格，不懈地坚持并执行孙中山、廖
仲悄所开拓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帝国主义列强、尤其是同国民党
内的顽固派，开展了不屈不挠的英勇斗争。他们的这种模范言行，不仅为国民党内孙中
山三民主义拥护者所称颂，也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中国共产党人所敬仰。
还在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毛泽东就与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领袖
人物有了革命工作方面的交往和接触。1925年在他主编的《政治周报》上，曾经刊登过
很多赞赏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文章。在武汉国民政府期间，毛泽东与何香凝也有
着频繁而默契的工作交往。1926年，蒋介石制造反苏反共的“三二○事件”之际，何香
凝当面斥责蒋介石：“孙先生和仲恺的尸骨未寒，北伐也正在开始，你们便在革命队伍
里闹分裂，何以对孙先生？何以对仲恺？”蒋介石整理党务案发后，何香凝再度明确表
示，这个提案是违背孙中山革命真意的，是反共反俄而对工农不利的行为。她提出：共
产党“是我们的朋友，我们要同他们共同奋斗，向敌人进攻，完成国民革命”。1927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何香凝毅然辞去国民党反动派加给她的一切头衔和职位，
与之彻底决裂，出走国外以示抗议。毛泽东对何香凝的这种革命立场和无畏精神，多次
表示赞誉。
抗战期间，何香凝是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响应者。
早在1934年4月，她就与宋庆龄等1700多人签名公布了著名的《中华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
领》，提出停止一切剿共内战、全国一致对日作战的积极主张，1935年，中共中央《八
一宣言》发布后，她与宋庆龄、柳亚子、于右任、孙科等人立即响应，广为宣传。1941
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她与宋庆龄等通电全国，斥责蒋介石破坏团结抗战，指出：“今
后必须绝对停止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1945年抗战胜利后，
何香凝积极筹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反对蒋介石独裁和内战。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
她两次致电毛泽东，期望和平建国与民主合作早日完成，同时致电蒋介石，要求遵循总
理遗嘱精神，必须与各民主党派、各界贤达共商国是，还民主自由给人民。蒋介石悍然
发动内战后，何香凝先于1946年底在穗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反对独裁，要求民主；19
47年11月，她又在香港召开的国民党民主派联合大会上发表演说，提出奋斗目标是，要
真正的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翌年1月，她为之殚精竭虑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终
于成立，在16名常务委员中位列第二。5月，她与李济深等再度致函毛泽东，表示拥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