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七十七街安魂曲》》 · 温迪·霍恩斯比 · 2026-07-25
在哄堂大笑声中，我走到麦克身边，挽起他的手臂：“我们该走了。”
他的嘴唇上有一股朗姆酒的味道，吻我的时候，冰凉冰凉的。他说：“你可以再待会儿。”
“我知道。但是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再喝一杯酒我就上路。你自己照顾自己吧。”我把头舒服地靠在他颈部那块柔软的地方，拉着他的手朝门外走去，“打电话给我。”
森尼克跟着我们出来了，一只手环住我，想把我往回拦：“你不能走，甜心。奥尔加听说麦克在这儿，她就会来的。如果你走了，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
奥尔加是一个“警察的熟客”。大约一年以前，我还看见她坐在麦克的大腿上。这是她的主意，不是麦克的。他只想把她甩掉。但是有些人认为她特别滑稽，于是就把麦克家里的电话号码告诉她了。
“麦克是成年人了，他会自己选择的，不管是奥尔加还是我。”我说。
“哦……”森尼克唱起来，“看来我们可怜的麦克又得验证三次离婚定律了。”
“对，尽管这么说吧！”我抓住麦克衬衣的前部，“再离一次婚，他又是一个自由自在的光棍汉了。”
那个下午雾蒙蒙的，非常闷热。我在北布罗德威大街上了公共汽车，来到了我停车的地方。然后驱车向西一直开到了圣莫尼卡的海边。
海克特曾经住在离海滩不远的一幢高楼里，那是他和格罗莉亚合租的。把车停在楼前，我一时无所适从，我对这个地区知之甚少。
我走向一层管理员住的房间，敲响了门。
“你还记得我吗？”我问。
管理员的名字是萨拉或者是桑德拉，我记不清楚了。虽然海克特曾经三番五次地介绍过我们认识。除了比基尼或者弹力紧身衣外，我以前从没看见过她穿着整齐的衣服——她是个专业健美运动员。我们一直站在她房子外的大厅里说话。她穿着一件带花边的丝礼服，但手里仍抓着5磅重的哑铃不停地屈伸着手臂。
“玛吉？”她检查了一下我的名片说，“在葬礼上我看见过你。”
“对不起，我没看见你，人太多了。”
“不用。”虽然她的下巴上全是肉，说话还有点温柔，“我能帮你做什么？”
“我也不太清楚。格罗莉亚也去参加了葬礼。”
“我看见那个淫妇了。”
“她说她要搬出去。但我想她其实几个月以前就跑了。”
女管理员停下手臂屈伸运动说：“她是走了，但又回来了。她就像一只到处乱飞的乌，简直要把海克特弄疯。”
“是海克特让她回来的？”
“她总是在午夜出现。我自个儿想呀，要么是新情人揍了她，要么是那个人没有海克特给她的刺激多，但是她又想要这些。”
“她回来之事，海克特只字未提。”
“他感到很尴尬，看起来她好像在利用他。你知道，海克特在付房租，但她在外面却又有了野男人。”
“海克特告诉过你我正在进行的工作了吧。我的一些文件在他房间里。我能拿到它们吗？”
她耸了耸肩，想了一会儿，说：“我不应该让你进去，可又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你是他的朋友，而且我也可以找到你。海克特的妈妈昨天晚上过来转了一圈。她说她明天之前再来把海克特的东西整理一下。如果那里面有你的东西，也许你应该在她来之前拿出来，以免生出很多麻烦。但是，我得和你一块上去。”
“如果你这么做，我心里会更踏实些。”
她拉上她房间的门，带我走向电梯。她随身带着她的哑铃，去五楼的路上还一个劲地屈伸着胳膊。“我告诉梅伦德兹夫人不要着急。房租付到了这个月底。”
到了五楼，她打开了海克特房间的门，然后咕哝了一句：“狗屎！”
我越过她走入一个几乎空荡荡的房间：“昨天晚上家具还在吗？”
“噢，天哪！格罗莉亚是怎么把这些东西弄走的？什么时候干的？我明明在葬礼上看见她了。”
“你认为是格罗莉亚干的？”我问。
“还能有谁？只有她还有一把钥匙。”
“她有一个帮手。”我拾起地上一个随处乱扔的枕头，“或者几个帮手。还有一辆卡车。”
“我应该叫警察吗？”
“你是管理员，一切由你决定。或许你可以打电话给海克特的妈妈，看看她想怎么办。”
几个月之前，在格罗莉亚搬出这幢房子之后，海克特只好又买了一套新的起居室家具，因为她带走了他们的新家具。这样就留给了他两份债单。他曾经告诉我，他自己的房租也是刚好付得起，这另一份多余的房租简直要使他窒息。
海克特制作的“家庭相册”画廊和装在镜框里的单位奖状还完整地留在那儿。一个借来的小屏幕电视机放在地板上。他的新电脑不见了。在靠厨房的角落里原来摆放电脑的旁边，他的一箱箱的磁盘和一打没有标签的录像带还竖立在书架上。我最后一次进海克特的房间——也许是他去世的三天以前，它们就是这个样子的。
卧室里的家具是从一个旧货市场买来的，很明显它们不值得一拿。床还没有整理过，两个枕头上还有脑袋压出的凹痕。二手梳妆台上摆满了衣服，大部分是内衣和运动服。我打开了梳妆台的抽屉，因为这间屋子散发着一种特殊的香味，警察住的卧室都会有的——一股新鲜的枪油味。
女管理员站在一边，喋喋不休地说着格罗莉亚趁着葬礼的时候，抢夺海克特的房间是多么卑劣。我打开梳妆台的抽屉，把里面放着的运动短袜拿开。我找到了两盒9毫米的子弹。把它们放到桌面上，盯着它们看。
“他死的那天是不是一直有朋友在？”我问。
“有几个我不认识的人。格罗莉亚有一段时间也在这儿。我早上看见过她。枪杀是发生在下午3点左右。我不知道那么晚了他们之中是不是还有人留在周围。”
枪油从小柜子里发出浓烈的气味。
海克特总是穿戴得整整齐齐去上班。他那些贵重的衣服和鞋子都不见了。他平时穿的衣服，一些用旧的东西，如磨破了的衬衫，用坏了的浴衣，几双旅游鞋都还在。架子上塞满了多余的毯子和一个睡袋。我用手在毯子底下摸索着。一开始我摸到一个柔软的有拉链的枪袋；再继续摸索，又发现一个又大又沉的足够装两支手枪的硬袋子。还有一个鞋盒，里面装着擦枪的东西。
“这些东西让我毛骨悚然。”女管理员看着我把手枪放在梳妆台上，小心翼翼地说，“你怎么知道它们在那儿？”
“我和警察住在一起。他们所有的袜子都有股子火药味，他们不用的毯子都有股枪油味，你还没有嗅到吗？”
她抬起鼻子四处嗅着：“你准备怎么处置它们？”
“我想这些枪不应该留在这儿。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把它们拿走。除非你有一个更好的办法，我会把它们交给麦克。他会知道怎么做的。”
“我会让你填一张收据。但是，天哪，如果有人说什么，我会要他们打电话给警察。”
她没有主动提出帮我把弹药或枪支搬到另一个房间里。我说：“告诉我，海克特最后一天都干了些什么。”
“就像一个普通的星期天一样。他会先在洗衣房待一段时间，看看电视节目，然后去沙滩上跑步。如果有人来，他们会与他一块跑步或者一起游泳。我没有看见他走出去，但我也没有看见他进来。这有什么关系吗？”
“我想是的。你能问问这幢楼里的其他人吗？”
“当然可以。但是警察不是把所有的问题都问完了吗？”
“不，”我说，“因为这是不可能的，看起来似乎弄清楚了，但事实上可能遗漏了很多。”
她四处走动，看着那些原来放着家具的地方：“你是干什么的，麦戈温小姐？”
“我是海克特的一个朋友。”我又翻了翻那些有标签的磁盘，“枪杀发生的时候你在大楼里吗？”
“我就在楼下我的房间里——这些我都告诉警察了。我什么都不知道，直到阿尔图纳斯夫人——就是那个杀死海克特的凶手的妈妈——直到她下去我才知道发生了这件事。”
我看见一张磁盘上贴着“弗兰迪”字样。
“这是你要的东西吗？”她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
“也许是。”我把磁盘放入我的口袋，把录像带叠放在一块，“这些也是。”
她从放垃圾的角落里捡起一个蔬菜袋子，帮我打开。
“还有一件事，你能不能给我看看枪杀发生的那间屋子？”
她畏畏缩缩地不敢往前走。
“帮个忙吧。”
“好的。我会告诉你是哪一间，但我不会走进去的。今天我可不想再和阿尔图纳斯夫人说话。”
我同意了。麦克以前告诉过我，阿尔图纳斯夫人已经把她的儿子火化，什么线索都没了。海克特葬礼的报道出现在新闻上，这位母亲也将在地狱里过上痛苦的一天。我上楼是想亲自走走海克特走过的路，想象着这在电影里会是什么样子。
“阿尔图纳斯夫人说她儿子准备跳楼时，都有谁上楼了？”我问。
“只有海克特。阿尔图纳斯夫人求他去阻止她的儿子，然后她下楼到了我的房间想打电话给警察求救。”
“她一路跑下来的？”
“是的。”[请看小说网 www.qiyebooks.com]
“为什么她不在海克特那里打电话？或者邻居那儿？”
女管理员看起来有点不耐烦了：“好了，事情就是这样的。夫人不想叫警察，明白吗？她害怕如果叫了警察，她的儿子又会被送入精神病院。她下来的时候只想叫一些人帮忙。她告诉我海克特会和她的孩子谈话，让他镇静下来，让他吃药。枪响了，人们才叫了警察。”
“海克特是一个人上去的吗？”
“我不知道。”好像这个问题触到了什么她不想说的心事，她有些恼怒，“这幢大楼会因为他而声名狼藉的。你问的这些我不知道。我一直在楼下待着。不是我最先听见枪声的。”
阿尔图纳斯夫人住在915房间，她的房间面对着后花园，而不是海滩，就像海克特的房子一样。我同女管理员下了楼，向她道了谢。并答应一旦发现什么新情况就告诉她。作为回报，她答应在海克特的房门上加把新锁。
我觉得自己像个以恐怖事情为乐的人。我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想把每个与罗伊·弗兰迪打过交道的人的动机摸清楚。也想把那些与海克特有关的事情搞清楚。我可以凭着我那有些妄想狂的脑子，想出至少三种海克特死的场景来，但它们与一个忘记吃药和想要跳楼的孩子一点关系都没有。是谁枪杀了海克特呢？动机又是什么呢？
我想和麦克谈谈，但我又不想打电话到警察局去，因为他的同伴会以为我在“审问”他。于是，我开车回到了电视台。
11
杰克·纽克斯特拉了一张椅子坐在芬吉的办公桌旁。她工作时，他则坐在那儿看新一期的《制片人》杂志。我进去时，他站了起来。
“你终于来了。”他说，“找你太难了。在公墓我就看不见你了。”
“你应该紧跟吉多的。”我说，“你的特写镜头怎么样了？”
“很好。”他说，“做得太棒了，简直就像一堂教育课。玛吉，我能和你待一会儿吗？”
“你在制作间里会有更多乐趣的，因为我会做一些很无聊的工作。但是如果你想像只小老鼠似地待在我的办公室里的话，进来吧。”
杰克在我办公室的角落里找到一把小椅子，坐了下来。
芬吉说她的脚踝伤得不重，然后递给我一叠电话留言单。第一个留言这么写着：“你这个该死的球赛破坏者！”结尾是，“爱你的布兰迪。”第二个是道尔·伊赛尔顿的，她正在寻找弗兰迪的那把枪。“还在找。”芬吉这样写着。莱尔——我以前的室友，现在是我旧金山房子的看护人，也打电话来了：“房客们不仅没有交房租，还留下一堆麻烦事。怎么办？”
芬吉说：“怎么办？”
“麦克想让我卖了那幢房子。”
“我要不要找一些房地产经纪人对房子进行一下评估？”芬吉斜靠在她的铝制拐杖上，那只受伤的脚悬在空中，等待着我的指示。
“我要你保护好你的脚。”我把一大叠装订好了的文件放在她的办公桌上，“警察局关于罗伊·弗兰迪的档案，记录了二百次会谈，有六百个嫌疑人。找一个舒适的地方，把它们认真地过一遍，看你能得出什么结论。”
我走进自己的工作间开始打电话。不多久，我已全然忘记杰克还在角落里望着我。
布兰迪是我最先联系的人。我叫他进来和我谈谈。然后我告诉保卫他要来了，让他们护送他上来，并让他们在他离开之前在大厅里等着。
我又打电话给莱尔。在我搬到南方与麦克住在一块后，房子的第三层改成了莱尔住的房问。这样，他就可以舒舒服服地住在里面，照看着这幢房子。他是我的一个老朋友。地震让他无家可归，自那以后，他就住我家，和凯茜，我就像家人一样亲。我不想让莱尔再次无家可归，现在让他照看房子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在电话里，我问他：“房子坏成什么样了？”
“墙上有很多很多洞，那是他们为了防止地震把家具拴在上面弄的。卧室还漏水，地板上一片狼藉，因为漏水一直通到起居室的天花板上。上帝啊，玛吉，我感到很可怕。”
“不是你的错。”我说，“你总不能一直巡逻。”
“我告诉他们不要用水洗地。”
“星期五我会过去的。我们到时再看怎么办。麦克想让我卖了它。”
“我敢保证，他会那么做的。”莱尔对麦克把我带走之事仍耿耿于怀。而在这之前，莱尔、凯茜和我生活在一起，曾经很惬意。
莱尔提出星期五之前找一个包工头估价一下损失。
打电话找到我女儿的时候，她正要去吃晚饭。
“我全身上下没有一处不酸痛。”她说，“长这么大我还从没有这么卖命工作过呢。我得走了，妈妈。一会儿打电话给你。我爱你，再见。”
“再见。”我的脑海里闪现出她长长的腿跑进屋里的样子。
听到我星期五要回去的消息，妈妈很高兴。
打完电话，我把海克特的录像带从蔬菜袋子里拿出来，叠放在我的小办公沙发上，然后把最上面的一盘放入影碟机中，开始播放。
这盘带子是吉多帮海克特复制的，录的是他们进行的一次10小时的采访。海克特正和一群人说着话，吉多负责摄像。我以前只看过它的剪辑。
杰克凑过来：“那是什么？”
“琼·琴，注册护士。”屏幕上出现一个女人时我说，“我们采访过的一个人。”
“嗯……”他说着，坐在椅子上看起来。
琼已近中年，大约在40到50岁之间，但她顽强地“抗拒”着岁月的力量。她仍然很漂亮。她那剪得短短的头发染得太黑了，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那不是自然长成的；她穿着那种薄得透明的衣眼，没有人会相信那里面裹着苗条的身体。吉多让她把悬挂在耳朵上的“新时代水晶石”耳环摘下，因为它们老是发出声音。
吉多把镜头拉出去，把海克特也收入镜头。当助理导演举起牌子的时候，杰克大笑起来，因为上面写着：琼·琴，10月20日，莫宁赛德医院。
要把目光从海克特身上移开很困难：这是在他死的前两天拍摄的，他在这个世界上并没受到多大的重视。我忽略了他问的问题，却仔细地听琼的回答。
“第一次见到罗伊·弗兰迪的那个晚上，我正在急救室里工作。他满身伤痕和血迹进来了，这些都是一次街头打架造成的。我记得很清楚，弗兰迪大笑着，好像非常得意。他的一个同伴——现在我记不得他的名字了，高高的个子，戴着眼镜，一直试着让他安静下来。
“他们抓了三四个家伙，把他们其中的一半送入急救室。这些家伙身上全是伤痕，青一块紫一块的。
“弗兰迪肾上腺分泌过多，所以我们给他缝针时，他不想用药物。我想，这是一个很有个性很狂躁的人。我们缝完伤口的时候，他差点儿疼死过去，也就从那时起我喜欢上他了。”
海克特：“你们什么时候走到一块的？”
琼：“第一次吗？那个晚上我下班后他就等着我。我想他一定很疲惫了。他有着一双棕色的美丽的眼睛，你说，谁又能拒绝他呢？”
海克特：“你们住到一块之前，你认识他有多久了？”
琼：“大概两年吧。但大部分时间我都不把它当回事。因为我有男朋友，他有妻子、孩子。我们之间只是（她想了想，笑了）性关系。”
海克特：“你们之间不是认真的吗？”
琼：“除了工作外，弗兰迪对什么都有点儿玩世不恭。他曾经在午饭休息时走进过急救室，但多数情况还是在午夜时分。我们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坐下，比如午夜的医院。我们有很多地方可以去。有几次，我们到了我的车里。有一次，我们到了阿尔皮咖啡店。他点了份薄煎饼。在角落里的一个小间里，我坐在他的膝盖上做爱。我喜欢这样。”
海克特：“就在那个饭店里吗？”
琼：“通常我们是走进饭店里去的。他的同事有一辆带篷的小货车。有几次，我们和同事约好时间见面，然后我们四个就在车篷里翻云覆雨，直到筋疲力尽。”
海克特：“你不介意谈谈那些令人恐怖的属于你个人的时刻吧。”
琼：“恐怖时刻？听起来像小说。弗兰迪很有天分，我不但不介意谈论我们的关系，我还为它感到骄傲。看看我，我一生都是个好女孩，我做着我该做的事，直到我遇上弗兰迪。每次我们做爱时，我就隐隐地希望我们被人抓住。这样，每个人都会知道琼·琴是一个脚踏两只船的坏女孩。这样，我也可以成为像罗伊·弗兰迪那样的新闻人物。”
海克特怀疑地皱皱眉：“你说你有一个男朋友，他也是警察吗？”
琼点点头：“我和很多警察约会——在急救室里工作你又能遇上什么人呢？”
海克特：“你的男朋友知道你和弗兰迪的关系吗？”
琼：“知道这些花了他几年的时间，但最后他还是发觉了。但那时候我和弗兰迪已经分手了。弗兰迪是一个有很多问题的失败者——酗酒、赌博、养老婆和孩子，工作上他也陷入了麻烦。和他住在一起是很难的……”
有人在敲门。我按下了停止键，回头看见芬吉正撑在门框上。
“有一个警察找你，玛吉。”她跳到一边给一个穿棕色衣服的人让路。
我把警察能找我的原因在脑海中迅速过了一遍：女管理员打电话告我掠夺海克特的房间；有人知道我正在使用分类整理好的警察局的档案；麦克被开除了，没有养老金；电报大街的爱德华兹先生终于告我1968年从他的商店里拿了一双旅游鞋？
那个警察把名片递给我的时候，瞧了瞧杰克。名片上有大大的、凸起的侦探标志：拉里·拉斯孔，洛杉矶警署。
芬吉一副好奇的样子，待在那儿不肯走：“你们谁喝咖啡吗？”
我看了看那个侦探，他没有反对。“当然想喝，如果你能拿来的话。”我说，“或许还要一个炸面饼圈。这位侦探先生可是正在工作呢。”
拉斯孔拍着他硬梆梆的腰部，笑了：“你可以省去炸面饼圈。”
“进来，请坐，侦探。”我把录像带叠放在地板上，给他让出点地方来。我里间的办公室特别小，总是很挤的样子。“我能帮你做点什么？”
他看着杰克，没说什么。
“杰克·纽克斯特。”我介绍说，“他正在写一篇特写。”
“记者？”拉斯孔笑了，朝杰克伸出手去。但是这握手最后变成了一次温柔的拉手，杰克一下子站了起来。拉斯孔说：“你不会介意出去一下吧？”
“噢，当然。”杰克瞥了我一眼，出了门。
拉斯孔坐下：“你与一个叫米雪·塔贝特的熟识吗？”
“是的，我和她说过话。”
“她的皮包里有你的名片。”
“我昨天给她的。今天早上9点钟，我们本来计划好去拍摄她的，但她没有来。”我注视着他的脸，但他什么也没表露出来。
拉斯孔往前坐了坐：“米雪小姐昨天晚上死了。我们正在追寻可能的线索，寻找任何有帮助的信息。”
“怎么死的？”
“被人刺死的，好像用的是冰刀。”他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笔记本，“你们约定见面是要干吗？她要找工作吗？”
“不是的。她要和我谈一谈一个老朋友——一个旧时的男朋友——在电视上。今天早上我们在弗罗伦斯街的热舞俱乐部有个约会。我知道上电视使她焦虑不安。她没有来，我还以为她只是害怕呢。”
“你们要谈她的什么朋友？”他低下头，钢笔悬在纸上准备写字。
“罗伊·弗兰迪。”
他的笔悬在笔记本上。他花了一段时间思考这其中的联系：“你说的是谁？”
“我正在拍摄一部关于罗伊·弗兰迪的纪录片。他常在上班时到热舞俱乐部，和米雪做爱，然后整理好领带再去上班。我想和米雪谈谈他。”
他笑得有点儿邪，似乎不相信我说的话。“接着说，还有什么？”
“我想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我又想起了琼·琴，倒了一会录像带然后按下了播放键。其实我也不知道带子到了哪儿。“我让你看看我想从米雪那儿要的东西。这位是弗兰迪的另一个女朋友。”
琼的脸从一片雪花点中冒出来，很坦然地说：“弗兰迪很有天分，我不但不介意谈论我们的关系，我还为它感到骄傲，看看我，我一生都是个好女孩，我做着我该做的事，直到我遇上罗伊。每次我们做爱时，我就隐隐地希望我们被人抓住。这样，每个人都会知道琼·琴是一个脚踏两只船的坏女孩。这样，我也可以成为像罗伊·弗兰迪那样的新闻人物……”
我感到很尴尬：为什么非要从这个关键的部分开始播放？我按下了停止键，说：“回答了你的问题吗？”
“是的。”他四处看着我办公室里凌乱不堪的东西，“现在的道德标准死到哪儿去了？这就是电视网拍的片子吗？”
芬吉一只脚跳进来，咖啡溢出了两个杯子。拉斯孔站起来接过杯子，说了句：“谢谢。”
我站起来，把我的椅子让给她，然后把她给我的咖啡递还给她：“芬吉，米雪·塔贝特昨天晚上被杀死了。”
“噢？”她惊讶得不知说什么好。她放下杯子，咖啡溅在我星期三的日程表上。她苍白的脸上几颗雀斑更加明显。“噢，天哪！吉多知道了吗？”
“拉斯孔侦探，我的摄像师吉多·帕特里尼今天早晨和米雪约定了一个拍摄时问。但他迟到了，因为他必须带芬吉去急救室复查一下她的脚踝。但是米雪根本没有到俱乐部去过。”
“嗯，”他看看芬吉的绷带，然后又瞧着我问，“为什么谈的是罗伊·弗兰迪？”
“你认识他吗？”
“不。他是我的前辈。但我听过一些关于他的故事。管那件案子的侦探守口如瓶，什么也不多说。”
“那他们说了些什么？”
“说得不多。弗兰迪就像一部传奇小说，他是在七十七街工作的警察中最棒的一个。他和海克特·梅伦德兹并肩作战，就是今天刚埋葬的那个警察。”
“你认识海克特？”我问。
“只是景仰而已。我知道他和弗兰迪，还有现在的高级侦探弗林特一块工作。弗林特才是真正的传奇。他年龄很大了，但他仍主持侦破大案要案。”
“你认为弗林特有多大了？”我问。芬吉端起咖啡掩饰着她的傻笑。
“不知道。他的头发全白了，但我仍然看见他在坚持跑步。那些家伙认出他了，就说弗林特来了。”
“然后他们告诉你一个故事，是吗？”
拉斯孔开始大笑，并用手遮住他的嘴。笑了一会儿之后，他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又开始讲：“弗林特开车在布罗德威大街上走着。街中间有一块草地，有一个全身穿着黑衣服的人在那儿，手拿一根很短的链子在遛狗。那个家伙开始死死地盯着弗林特和他的同事。于是弗林特开车走了段U形路，从另一条路绕过来，回到了带狗人的身边。他说，这是什么种类的猴子呀？那家伙说，这不是猴子，这是一只注册过的德国种短毛猎犬。弗林特说，这我知道，我没有和你说话，我是在和这条德国狗说话呢！”
我打断了他一阵阵的大笑。“故事是这样发展下去的，”我说，“弗林特和他的同事——道格·森尼克的车的后排座位里有三个嫌疑犯。三个青少年，被指控侵犯别人财产。
“弗林特在前排座位下放了一个开着的录音机。他先给嫌疑犯讲了他们的权利，要他们老老实实坐在那儿，不要说话。然后他和森尼克下车，把车门关上了。他们靠在车的外部，耍着那个遛狗的家伙。那几个坐在车后座上的小流氓把他们所做的坏事一古脑儿全说出来了，被录在了磁带上。
“这个故事的高潮在于：弗林特不知道那磁带有多么的敏感。因此，在录上了那三个小流氓的供词时，同时也录上了他逗那只‘猴子’玩的声音。如果有人听到了弗林特戏谑人的话，他将被停职三天。所以他把磁带扔到了大街上，然后在回警察局的路上把它们碾碎了。”
可怜的拉斯孔惊得目瞪口呆：“你怎么知道这些的？”
“我听说过这个故事。”
我再次按下播放键，琼·琴在说：“……每次我们做爱时，我就隐隐地希望我们被人抓住。这样，每个人都会知道……”
拉斯孔侦探还没喝完一杯咖啡，保安就把布兰迪领了进来。布兰迪进了门就站住了——像个正在做错事却被老师逮了个正着的孩子一样。
我说：“进来，布兰迪，来见见拉斯孔侦探。”
“侦探？”布兰迪僵在门口动弹不得，一条腿绕在另一条腿上，就像那个做了错事的小男孩紧张得突然想上厕所了。
“进来坐下吧。”我说，“讲讲你的情况。”
拉斯孔没有要走的意思。我想一个侦探要想获得成功，他应具备的首要素质就是酷爱关心别人的事情。拉斯孔就具备这点。
布兰迪怯怯地走进来，坐在我拥挤不堪的办公桌的一角。他说：“你得帮帮我，玛吉。”
“如果我做错了，你可以指出来。”我说，“我以前是这么告诉你的吧？可你昨天为什么烧掉了电源？帮帮忙，老兄，不要给我添乱了。”
“我没干那事。”
“维修部说发电机是被人蓄意破坏的，有人故意使它超负荷，而大多数人根本不懂怎样给它加大负荷。”
“我的确没做。”他简直是在低声尖叫了，“我告诉你，不是我弄坏的！”
我转向拉斯孔：“你瞧，我们是有规矩的，在这里不许人说错一句话。”
布兰迪窃笑着，刚才的紧张样子突然没了。
“我没有权力解雇你，布兰迪。”我说，“那事的决定权不在我手里。如果你想上诉，你应该到高一级的地方去，到公司总部去，我愿意为你说点好话。我会说如果你专心做事，你会是这行里干得最好的家伙。但是你最好别指望有谁相信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你。”
“我愿意为你工作。”布兰迪说。
“为了那点钱……”我接口说。
“我得养家，玛吉。现在的日子不比从前那样好混，我得工作。”他几乎有点儿眼泪汪汪了，“要是我去申冤，你会支持我吗？”
“我支持你申请做技术员。”
布兰迪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他瞥了一眼拉斯孔：“有时压力大得让人受不了。”
“我知道。”拉斯孔说。
布兰迪不安地转向我：“请侦探来干吗？”
“有点事需要调查。”我说，“还有一件事，别再往我家打电话。不然的话，麦克会冲到你家杀了你。”
“杀了他？”拉斯孔皱起了他的浓眉，“麦克是谁？”
“麦克·弗林特。”
“你认识弗林特？”
“人人都认识他。”我说，然后问布兰迪，“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他看看我，看看拉斯孔，又看看芬吉，好像不得不面对现实了。我想要是和我单独相对，他要么会和我大吵一架，要么会和我进行持久战，要么会想方设法博得我的同情。可是现在我们不是单独在一起，所以他没机会那样。他那双眼泪汪汪的蓝眼睛望着我，肩膀由于不堪重负而垂了下去：“我想重新得到工作。”
“我建议你先去理个发，换件新衣服，然后到工会去，跪下来问问他们你要怎样忏悔才能求得他们的原谅。”
“就这些？”
“我能出的主意就是这些了。”
“好。”他站起来，摊开双手，“谢谢你肯见我。”
“好好照顾自己，还有那个家。”我说。
布兰迪彻底绝望了，出门之前又加上一句：“蒙妮卡扔下我跟别人跑了。”
“爱是一种让人容易受伤的东西。”我对他说，其实这是麦克的话。
布兰迪被两个保安夹在中间，没精打采地走出去。芬吉也跟着出去了，嘴里默念着要办的事。屋子里只剩下我和拉斯孔。拉斯孔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布兰迪使半天的拍摄工作无法进行，给我们带来巨大的损失，而他当时只是为了去看儿子踢的足球赛。制片组就像一支球队，而他就是中场时抱着球回了家的那名队员。”
“有些人把握不好个人权力的限度。”拉斯孔说，“我们称之为罪犯。”
“或者是警察。”我说。我拿起了影碟机的遥控器。“刚才让你看的是对一个名叫琼·琴的护士的采访。”我接了重播键，扬声器里传出录音：“……我骨子里其实希望我们被发现，那样人们就知道琼·琴是个脚踏两只船的坏女孩，就可以公开地和新闻人物罗伊·弗兰迪在一起……”
拉斯孔有点脸红，说：“这段看过了。”
我按了快进键，画面上快速闪过琼微笑的脸庞。我说：“她说希望他们被发现，她果真如愿了，接着听。”
琼：“我男朋友是个嫉妒狂，还是个酒鬼，他差点因为酗酒而丢了饭碗。他因此戒过酒，不过只戒了几周，之后照样本性难移。他清醒的时候就想找些事忙碌起来，所以，他开始调查跟踪我。我知道他听到了一些事情。一天晚上，他正逮着弗兰迪陪我下班。打那以后，我就不再顾忌什么了，和弗兰迪公开活动……”
我关了电视：“她忘了说，当她的那个男友——一个叫做伯瑞·洛治威的警察，发现她和弗兰迪在一起时拔出了枪，弗兰迪把他痛打了一顿。可其实也是救了他——洛治威还有妻儿，如果他被指控开枪杀人，他们的处境会有多惨。而且，当时洛治威还喝醉了酒。”
“这件事使洛治威成了杀害弗兰迪的嫌疑犯？”拉斯孔问。
“几个调查人员都把他当做首要的嫌疑犯。他后来因醉酒后蓄意杀人而进了监狱，他的一个狱友说有一天晚上洛治威喝了点酒后揍了他。当然，这纯属为了讨好警察，其实没有事实根据。”
我递给拉斯孔一张名单，上面列了六个人的名字。我解释说：“这上面的人都与罗伊·弗兰迪的死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黑帮的人，或是刚出狱的囚犯，想在同僚中混上一席之地。有些是酒鬼，或者是干点小偷小摸勾当的家伙，他们正想找个人说说话呢。伯瑞·洛治威在名单上，米雪·塔贝特也在其中。”
“米雪·塔贝特说她杀了弗兰迪？”他折好名单，想装进口袋里，“她什么时候说的？”
能给拉斯孔看一下警署的卷宗最能说明问题——它就放在我最下面的抽屉里，但我不能。这样做会给麦克带来麻烦，因为照理我是不能有这些东西的，所以我只能凭记忆说了个时问。“米雪那时在弗罗伦斯大街的一个露天俱乐部跳舞。下班以后，她还总得陪陪客，挣钱付给毒贩子。她有毒瘾，一天抽一百块钱的海洛因。那毒贩子为她拉皮条，但是不让她把姓名透露出去。”我顺势把那名单从他手里拿过来，“但她告诉了弗兰迪。”
我走到门口，把名单递给芬吉，让她复印一份给拉斯孔侦探。
“那么是谁开枪杀了弗兰迪，是她还是那拉皮条的？”拉斯孔问。
“也许谁也不是。那次米雪因一起财产纠纷案进了监狱时，对她的一个狱友说是那毒贩子绑架弗兰迪到了一幢破房子里，打他，然后逼她开枪杀了他。她朝他的阴部开了九枪。”
拉斯孔跷起二郎腿：“这故事合理吗？”
“不，外面关于弗兰迪被杀有各种各样的传说，这只是其中一种。事实上，弗兰迪头部中了六枪，而且也没挨打。”
“既然她在说谎，你为什么还要跟她谈？”
“但是她编的故事中有种种迹象表明她的确可能知道些什么。也许那天不是她杀了弗兰迪，但是她通过某个人知道当时的很多情况，而那个人当时很可能就在现场。”
拉斯孔像交警指挥来往车辆那样，冲我摆摆手示意我继续往下讲。
我说：“弗兰迪的汽车被扔在爱斯科特公路旁，而且被一块粘满油污的破布擦过了。”
“偷车贼总那么干，好消除指纹。”
“弗兰迪一案的许多文字记录都被删除了，包括那块油布的事。”
芬吉进来给了拉斯孔一份那张名单的复印件。他接过来，朝她心不在焉地微笑了一下，像是陷入了沉思。他说：“你和米雪谈话的时候，她有没有谈起她现在的生活？还有为她拉皮条的吗？或者说还有个毒贩子吗？”
“我想她是自由独立的——她有自己的约会。再说，即使我问了，她也不会告诉我。她总得装着自己没干违法的事吧。”
“谁最先和她接上头的？”
“海克特·梅伦德兹。”
拉斯孔好像有点糊涂了：“我能和掌握第一手材料的人谈谈吗？”
“打电话给麦克·弗林特和道格·森尼克警官，他们都是洛城警署的。他们在二十年前就认识米雪。其实我也是心存疑虑的，因为米雪的故事又使罗伊·弗兰迪这个人变得复杂了些。起初是一个护士，现在又来了这么个用电话应召的妓女，我不喜欢为这些人折腾，我的工作不是要了解他的爱情故事。”
拉斯孔站起来：“警察和妓女，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全新的故事了。”
“您在这儿将大有作为啊！”我起身送他到门口，“也许能成为电视明星呢。”
“这是在讽刺我吗？”
我笑了：“大家都说我太书呆子气了。可实际上我在试着学习呢，到我离开这儿的时候，我可能已经爱上开玩笑与恶作剧了。”
“我倒不希望这样。”他说着，伸出了手，“耽误你宝贵时间了。你有我的名片，有什么新消息请随时通知我。”
我发现他盯着看我的胸部，并不着急出门。他说：“我能给你打电话吗？我觉得我们还有好多要谈的呢，方便的话，一起吃晚饭？”
“当然可以。”我说，“如果你不介意麦克·弗林特也一块去的话。”
他的目光向上移，重新审视了一下我的脸：“我觉得他不会去的。”
12
芬吉一直把拉斯孔送进电梯，然后才对我说：“吉多打电话来了。我们都饿了，你今天吃过饭了吗？”
墙上的表指向了8：30，我也记不得今天有没有吃过饭；但突然觉得好饿，因为我看见杰克手里拿着炸薯片，上面还洒了些胡椒粉。他一脸期待地走进来，天，我刚才答应和他谈谈呢。
“给吉多回个电话，”我告诉芬吉，“我们去吃饭。”
芬吉去给吉多打电话了。我对杰克说：“我有点事儿现在必须走。明天一天我都在办公室，你随时可以来。”
虽然空等了一场，但杰克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失望。
我回到办公室，简单整理了一些东西，把录像带锁进书橱里。我正看着明天的日程安排，有人“咚咚”地在敲门，抬头一看，是塞尔·丹格罗。她满脸泪痕，头发乱蓬蓬的，站在门口。
其实我不想知道又发生什么事了，但还是客气地问了一句：“怎么了，塞尔？”
“我听说过那女的……太可怕了……简直不可思议。”
“是的，是很可怕。”
看见我把书包背在肩上，塞尔深吸了一口气，惨淡地笑了笑：“总赶上你要出门，玛吉。当然了，你是个大忙人，我总是在你出门之前才能抓到你。”
我停下来看着她：“还有别的事吗，塞尔？”
“噢，”她叹了口气，“我想我该总结一下过去的工作了，但总是遇到这样的事：不是人死了，就是伴侣离去。”
“你见过米雪吗？”
她摇摇头：“但是我自愿帮任何忙。”
有很多人已经拒绝做什么了，而且态度非常粗鲁。但是塞尔那么迫切地想要做点什么，我也不忍伤她的心，于是我说了个谎。
“控制组要送花去，塞尔，也许你能让大家签签名。”
她欣然领命。我告诉芬吉订些花送给米雪的妹妹弗罗拉。塞尔慢慢地退了出去，在电梯口遇见了杰克。电梯来之前，我看到他们俩低着头窃窃私语着。关上电梯门，我听见塞尔欢笑的声音。
我用摄像机移动车把芬吉推到停车场，然后开车去与吉多会合。
“守灵夜怎么样？”我们被领向餐厅里一个安静的角落，坐下后，我问吉多。
他把头微微低着，惟恐破坏了这里清新典雅的气氛，轻声说：“很疯狂，也许现在更热火朝天了。待会我让你看录像。”
饭桌上，芬吉小声告诉了吉多那个令他觉得五雷轰顶的坏消息——米雪·塔贝特的死讯。
“她死了？”吉多一脸的不相信，“她怎么会死？”
“一把冰刀插在脖子上。”芬吉添油加醋地说，“当场死亡，死相极惨。”
“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干的？”吉多问道。
侍者姿态优美地把水杯放在我们面前。
我凑近了吉多：“米雪在敬老院里‘侍候’老人。”
“她告诉我她开了个登记处。”吉多说，“真遗憾我没见过她。她能自成一部电影了，就叫《半老徐娘的风流韵事》。”
“你是第二个这么说的人了。”我说。
“我简直不相信她是个电话召客的妓女。”芳龄21岁的芬吉撇撇嘴，“她太老了。”
我问她：“你跟米雪谈起弗兰迪时，她怎么说的？”
“她对他简直有一种狂热。”芬吉对上了年纪的人还有这种热情有点不屑，“她说弗兰迪对她可好啦。”
“谁帮我们找到她的电话号码的？”我问。
“海克特。”
“她真可怜。”吉多的注意力回到他的食物上。
餐厅里座无虚席，但是很安静。我们美美地饱餐一顿，饭后还喝了点咖啡和白兰地。我叠好餐巾，叹了口气。
吉多按住我的膝盖：“怎么了？”
“引用布兰迪的一句话，‘酒足饭饱啊’。”
“我们都太累了，不看骨灰堂里的实况了吧？”
“麦克有没有出丑？”
“岂止出点丑？你自己看吧！”
吉多在好莱坞山下的房子离这儿不远。芬吉坐在他的车上，我开车跟在后面。进入山区以后，没有路灯，天黑得要命，我只能看清我的车灯照得到的一片地方以及吉多车的尾灯。如果吉多偏离了路，我一定会随他而去的。
芬吉舒适地坐在吉多家的沙发上，好像对这里的一切都很熟悉。我坐在她前面的地板上，开始看长达两小时的录像带，吉多倒酒去了——又是巴卡地酒加可乐。
我摆手示意不能再喝了，他却坚持要我喝，并说：“我开车送你。”
“我跟着你的尾灯才上了山。”我说，“如果需要，我会叫辆出租车下山的。”
吉多开始放录像带，最初我是从技术的角度去看的。内容很好，只是酒吧里光线不太足，吉多说还能加强点。画面上，男人们都在喝酒。守灵夜的大部分时间就像一个家庭聚会。接下来还有鸡尾酒，酒吧里挤满了平时的顾客，包括那些穿着超短裙，浓妆艳抹的年轻女人。而麦克就混在其中。
吉多的镜头扫视了一下整个屋子，焦点落在一对正叙旧情的老朋友身上。人影晃动，屏幕突然变得一片黑暗，幕后传来一阵狂笑和尖叫声。接下来麦克出现了，烂醉如泥，和一个穿着超短裙的墨西哥女人在一起，那女人就坐在他的大腿上。
麦克冲着镜头挥手：“你好，亲爱的，希望你在那儿。”然后他那只挥舞着的手插进了那女孩的大腿之间，镜头此时移开了。我痛恨这一幕，而片子偏偏在这儿暂停了一下，就像在我心中的那块伤口上又洒了一把盐。
“谢谢你，吉多。”我站起来，伸手去拿包，“这就是有朋友的好处，我得走了。”
“真荒唐！”他好像真的很懊恼。他一把将我拉回到他的腿上，使我紧紧地贴着他坚实的胸膛。可这使我感觉更糟。他说：“现在我已经有点醉了，别走。对不起，那一幕是不中看，但那不能说明什么。大家都在胡闹。我真的很抱歉。”
我已经经历了太多，实在无力再纠缠于这个三角之中。许多美好的记忆此时已不再美好，心中的那个伤口又隐隐作痛。
芬吉气得满脸通红，关掉录像机，调到了11点的网络新闻。屋子里一片沉寂，我把头靠在吉多的肩膀上，整个人松懈下来。吉多很后悔，把我搂得紧紧的，还给我做背部按摩。我们看到的是海克特葬礼的实况报道，麦克在致悼词，这是他在整个葬礼中惟一落泪的一次，而且几乎哽咽着说不下去。悼词的主要内容是对倒下的战士的怀念与赞扬。画面上出现了送葬的队伍，抽泣着的人群，排枪射击礼，还有悠扬的风笛，空中盘旋的飞机，这个葬礼是令人难忘的。
“我要是也在那儿该有多好。”芬吉说。她那只健康浑实的脚插进了吉多的腿下面。
吉多一手按摩着我的脖子，一手按摩着她的脚踝。我挣脱他的手站起来，因为我很别扭，觉得自己像个第三者一样夹在人家中问。“我确实该走了，亲爱的。”我说。
这时我瞥了一眼电视新闻，映入眼帘的一幕令我震惊。画面上是我姐姐艾米莉住的疗养院的房子，记者正在报道：“在艾米莉·杜尚斯博士中弹昏迷两年以后的今天，她的家人面临着决定她生死的选择。杜尚斯博士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此时正徘徊于阴阳两界之间，有消息说她的家人请求医院终止维持她生命的任何手段。发生在洛杉矶一条小巷的那次枪击事件以来，她的生命已经被高超的医疗技术延续了两年之久。她的家人及大夫都拒绝发表任何评论。”
吉多首先插嘴：“我都忘了她还活着。”
芬吉看看我：“终止她的生命？”
我抓起电话，要找那个记者算账。总机替我接通了鲍博，因为他是所有“消息”的主要来源。此时他正在拉斯维加斯的一家旅馆里睡觉，于是疲惫不堪的鲍博成了我的撒气筒。
“快去澄清问题吧，鲍博。”我迅速地说，“你把事情弄糟了。在有关生命权的法律诉诸我姐姐之前，你他妈的最好去把问题说清楚。另外，请你搞清楚：这不关你的事！我把它悄悄告诉你，而你却一传十、十传百，居然弄到全国新闻里去了。你他妈的真没心肝儿！”我捂住话筒问吉多，“还有什么适合他的词儿？”
“浑球，蠢驴，饭桶，废物！”
我还是选择了那句最常用的：“你这头蠢驴！”
“对不起！”鲍博听起来是真心的，“我只到楼下说了句：艾米莉还活着，住在伯克利。我没想到电视台会派人去抓住这个题材，但他们居然这么做了。”
“根本不是什么题材。”我说。
“我很抱歉，真的很抱歉。如果这事让你伤心，我就是罪魁祸首。但这事的确够得上一个好题材了，你是搞新闻的，你心里很清楚。”
“艾米莉本来就不会死。”我喃喃地说。
“好了。”吉多安慰我，“别担心了。”
吉多让我留下。而芬吉很显然想让吉多陪她一个人，我不好再留下来做陪衬，于是自己开车回了家。
房子里一片黑暗。鲍泽睡在迈克尔的小屋里。我穿过车库时，它把鼻子贴在里面的玻璃上，冲我哼哼了几声，算是打了招呼。
我上楼洗了个澡，爬上床，已经是午夜过后了。麦克回来总是没时没点的，整整一年都这个样子。我们没有一个晚上分开睡过。虽然彼此上床和起床的时间很难一致，但夜里总有一段时间是在一起的。而那一夜我却独守了空床。我承认，想到他此时正在那个地方以及他的某些风流事，我的心就感到剧烈的疼痛。
我看了一小时书，其间不停地看表。指针指向1点，麦克还没回来。我关了灯，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大约2点的时候，我决定不睡了。打开电视，正在播放电视剧《后空窗》，但它不时地被广告打断，整个故事也被弄得支离破碎。
我打开影碟机，开始放录像，画面上在浴盆里做爱的人突然显得那么陌生。
我关掉电视，给吉多打了个电话：“能陪我谈谈吗？”
“现在？”他睡意正浓，“发生了什么事？”
我听到那边有芬吉的声音，于是我说：“再说吧。”然后挂了电话。
我清醒地躺在黑暗中，4点半的时候，麦克回来了。他跌跌撞撞地进了门，在门口撞倒了什么东西，然后踉踉跄跄地上楼，在楼梯上跌了一跤，然后在拐角处又撞了墙。即使这样，他嘴里还是不停地哼着小曲儿。
我听到他越走越近的声音，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他总算平安回来了。可同时一股怒气也冲上心头。一个又一个的夜晚我无法入睡，等待着我那离过婚的丈夫出现，然后在深夜里大闹一场。现在回想起那段日子，倒把我自己弄糊涂了，我到底在想谁，麦克还是斯科蒂？
我感到一阵疼痛，麦克重的像头大象，此时坐在了我身上。他嘴里念念有词，脱着衣服，之后又站起来打开阳台门，站在那儿做深呼吸，深蓝色夜空的背景上出现了裸体的轮廓。此时，我突然产生了一股冲动，想走过去抱住他，用自己的身体去接触他。但是我没有，相反，我翻了个身把背冲向他。
麦克上了床，压在我背上。他的脸埋在我的肩胛骨间，把膝盖插入了我的大腿间摩擦着。当他伸手过来环抱我时，我握住了它。
他手上有股淡淡的幽香，也许是楼下花园中残留的玫瑰花散发的香味飘进了屋子，也许是他刚刚摸过涂有香水的女人的阴道。
13
我正在家里的工作间整理着一天要用的东西，电话突然响了。
“麦克在吗？”这个女人的声音听起来很年轻，甜腻腻的。
“麦克不能接电话。”麦克正在睡觉呢，“我能给他传个信儿吗？”
“告诉他奥尔加打电话给他了。”
“他有你的电话号码吗？”
“噢，当然。”她咯咯地笑着，“麦克有我的号码。”
我恨她，不管她是谁。我还恨那些把她推到这儿的人。
影碟机的音量太小，根本不能盖过我耳朵里轰然作响的电话铃声。于是我把音量放大了，这样我就能听见弗兰迪的前同事刺耳的声音。他的名字叫霍利亨。这段录像是吉多拍摄的，请海克特协助提问。
“罗伊·弗兰迪是侦破克莱什大小案件的最棒的警官。他建立了一个令人信赖的线人网。”霍利亨从椅子旁边的氧气箱里呼吸了一大口。他的肺气肿已是如此厉害，海克特和吉多只好跑到他家里做这次采访。“在南方局，所有与犯罪集团有关的活动都逃不出弗兰迪的监视。”
海克特问：“是什么让弗兰迪效率这么高？”
“女孩子们。”霍利亨咳嗽起来，“弗兰迪与女孩们关系很好。那时，女孩子与那帮家伙不怎么相干——现在仍然是这样。那些家伙会大摇大摆地在街上走着，吹嘘着他们犯的罪行和犯罪计划，就好像那些女孩子不存在一样。当女孩子们听到什么东西后，她们会直接跑到弗兰迪那儿告诉他。‘包姆今天晚上要与一群兄弟接头。’‘休格·贝尔毁掉了曼彻斯特大街的酒店。’她们会告诉他任何事情。”
“那些女人要弗兰迪用什么作为交换？”
霍利亨想了想：“也许他是她们的生活中惟一不每天打她们的男人。也许他要做的只是给她们买瓶汽水，然后听她们说说话。”
海克特有意停顿了一下。那时候他已经是个富有经验的采访者了，能够注意摄像机后的吉多的提示。“你有没有回到那群家伙中去，问他们是否有人听过谁想要杀弗兰迪？”
霍利亨点点头，他红色的脸膛也忧郁起来：“一个叫蒂娜的小女孩说起了我曾经提到过的休格·贝尔，她告诉我们贝尔的汽车被使用过——很明显，贝尔开的别克牌汽车正符合目击证人描述的样子，他还吹嘘用自己的9毫米手枪杀死了弗兰迪。贝尔是这个案子惟一真正被抓的人。据我回忆，当时测谎仪显示他在说谎，那时候关于弗兰迪的死外面已经流传着各种说法，而贝尔的供词只不过又添了一种新说法，没有确凿的证据。结果他还是逃了。”
我按下了停止键。确切地说，从休格·贝尔这儿已得不到任何东西。弗兰迪被杀三个月后，贝尔死在一场与黑帮的火并之中。我名单上的黑帮成员有一大半已经死了，大部分人死于暴力，而且都没有活过25岁。
弗兰迪之死看起来不是帮派成员所为。它干得太有计划性了。即使在1974年，洛杉矶帮派成员的“道德标准”还是枪杀。用手铐、绑架、偷走他的车又销毁指纹不是他们的手段。他们都不想靠杀死一个警察来获得声誉；他们对声誉也没什么特别的追求。总之一句话，他们没有干这件事。
另一群要问的人是那些小毒品贩子。七十七街的侦探通过一个“非常可靠的渠道”知道，一个关在旧县城监狱里的家伙说他安排他的一个同伴杀了弗兰迪。由于他在监禁之中，所以他有借口逃离追踪。他告诉告密者，弗兰迪曾经逮捕过他几次，他痛恨这种折磨。弗兰迪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意，让他在他的顾客面前看起来像个傻子。他说他那个同伴用一个女孩作圈套，骗他说她的朋友在八十九街的巷道里需要帮助。
他们说弗兰迪上钩了，因为这个女孩很漂亮。她坐进了弗兰迪的汽车，带他到了那条小巷。在那里，他被人抓住，手被铐住，被逼着像动物一样在地上爬，不停地喊着“饶命”。他被枪杀，抛尸街头。杀他的那把枪被抛入了下水道。
弗兰迪决不会在地上爬，也决不会把他的衣服弄皱——我清楚地知道。
如果这条街上有人知道一些有用的东西，那它们也隐藏在十足的捏造、谎言和错误的承认之中。在这部纪录片中，我只好用蒙太奇手法把一些图像连接起来：他在地上爬行；他的腹股沟被打；他的脑袋被打；他一会儿站起来，一会儿又趴下；他的短裤被脱到了膝盖；他被阉割了；他全身着了火；他穿着制服；他被抢劫了；他被人用他自己的枪杀死了。
我走到楼上，换上上班穿的衣服。麦克还在那儿昏睡。他赤裸裸地、一丝不挂地仰躺在床的中央，手臂伸出了床外，两条腿随意地舒展着。他早上勃起的阳具像一根竖着的棒子，打的鼾像闪雷一样响。
在浴室的镜子上——这个他一定能注意到的地方，我把电话留言放下了——奥尔加打过来的电话——用信纸写的。做完这些后，我回到了床边，把一块乳白色的毛巾盖在他的阳具上。他一动不动。
在去电视台之前，我先开车去了城市的南部。我想知道萨尔·伊波里托究竟是怎么想的。
刚开始，萨尔同意我们在他的俱乐部拍摄，然后他又想反悔，我们最终还是没有占用他的地方。我以为在这种情况下他会高兴的，他可以把钱留下，而我们也不会打扰他。但是我收到一封他的律师写来的急件，要求我们就他失去公开亮相的机会而给以高额赔偿。因为我们将不会把大名鼎鼎的“热舞”俱乐部在影片中播出。这种卑鄙的手段不能不引起我的注意。
在开始营业之前我到了热舞俱乐部。萨尔曾经告诉过我们，他总是很早就到这儿打点食物和饮料，为全天的开张做准备工作。
我穿过厨房入口走进去的时候，萨尔正在拖地板。他头也没抬地说：“我马上就完。”
“我可以等一会儿。”我说。听到我的声音，他差点儿把拖把扔掉。他向上瞧了一眼，把香烟往嘴角边塞进去一点，然后又全神贯注地拖起地板来。他的拖把在地上划着很大的弧线，向我这边划来，或者是向我身后开着的大门划来。他就像一个老水手一样，厚实的肩膀上的肌肉全部投入到了工作中。
“你想干什么？”他问道，语气中充满挑战。
“我想知道你到底想干些什么，萨尔。这封你的律师的信值得我认真对待。不管怎么样，他是谁，是你的姐夫吗？”
“不是。”那根丑陋的香烟一动，变成了一个微笑。他把拖把放入桶里冲洗，然后又拿起来放回地板上，“那个律师是我侄子。”
“他告诉你什么啦？电视台是有很多很多钱，他准备从那儿给你挣点钱回来吗？”
“这值得争一争。”他看起来一点也不脸红，“我正等着F·李·贝利来找我，而不是你。”
“不管怎样，我来了，司法部门会为你开的这个玩笑而笑掉大牙的。”
“娱乐是我的事业。”
“希望你的侄子把账单给你的时候，你也一样高兴。”
听到这儿，他不笑了。他把拖把挤压干了，然后把它挂在后面的墙上；他又把木桶从后门拎出去，把脏兮兮的水泼在了地上。
我跟着他出了门，用手遮着眼睛以抵挡外面的光亮，因为厨房里很暗。
萨尔在围裙上擦干了双手，眼睛盯着我的胸部：“你一路跑到这儿来是想告诉我什么？”
“只是想确定一下你的感情有没有受到伤害，萨尔。也许你曾经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成为明星了，但现在梦想破灭了。”
“嗯，嗯。”他把桶倒放在门边，“你的伶牙俐齿会让你陷入困境的，甜心。我还有事情要做，你还想说些什么？”
“我想谈谈米雪。”
“有什么可说的？令人惊奇的是这件事怎么现在才发生。米雪是个典型的永不满足的人。她总是想入非非，异想天开。她跳舞出身，然后，她认为自己应该拥有一个俱乐部，她想提供应召女郎服务。与几个大官勾搭上后，她看上了哥伦比亚的一块地方。她自己的生计都还成问题，但她却梦想着有一天她能经营那个该死的农场。像这样的人，我还是远远地避开为好。”
“为什么呢？”
“做事要有原则。”他坐在倒放的木桶上，“米雪所做的那些事情，看起来没有遵守这些原则。”
“你正在谈论那些由皮条客、毒品贩子和与暴徒相连的俱乐部老板定出来的原则吗？”
他用一个手指指着我：“不要对我说暴徒这两个字。我与暴徒一点关系都没有。并不是每个移居美国的南欧人都与暴徒有关。”
“同样，并不是每个开俱乐部的人都像你一样。米雪对我说过想开一个俱乐部。在这方面她有什么进展吗？”
“毫无进展。她与那个警察鬼混——他把钱拍出来，她就到前台来迎接他。这就是他们的交易。但是他们什么进展也没有。他是一个一级酒鬼，但是他最大的毛病是赌博。赌博比酗酒更让人上瘾，让人沉溺而不能自拔——我绝不会用任何东西来赌博。他们两个把自己挣来的钱放在一块，但是他不能把他的钱保存良久，拿它去做笔生意。”
“你说的是伯瑞·洛治威吗？”我问道。
“是的，洛治威。我听说他又出现了。你想与人谈论暴徒吗？找洛治威去吧。我听说他从拉斯维加斯借了一大笔钱想买下飞机场旁边的一块地，但因为好莱坞公园扩建而白费心血。”
“什么时候？”
他费劲地站起来，耸耸肩：“我不知道具体日期。洛治威进过监狱。这应该发生在他进去之前，你去问他吧。”
“我会的。”
他把木桶推向墙边：“看，我得对你说再见了。我有活要干。”
“谢谢你和我谈话。”
“我知道你这趟没有白来。”他把烟蒂从嘴里拿出来，一下子弹到排水沟里，“只是别告诉我的侄子我说了这些事。”
“没问题。”我说。我甚至有点儿喜欢这个家伙了。“还有一个问题，在她与洛治威合作之后，米雪还在你这儿上班吗？”
“是的。”他看起来像吃了点什么苦东西那般难受。“当拉斯维加斯的那帮家伙冲进我的俱乐部，找她讨第一笔钱时，我都傻了。我可不想暴徒出现在我周围，这对做生意有影响。”
这也许就是萨尔的聪明之处吧。
我一走进电视台的办公室，妈妈的电话就来了。听起来，她比以前感觉好多了。
“艾米莉这下子终于赢得了一次‘可爱的’游行，玛戈。”妈妈是惟一这么叫我的人。“生命权利组织的成员已经向新闻界抗议，现在正在外面请愿呢。但是没有一个人给他们哪怕是一点点的关注。另外一些人把这次游行变成了一次事件。我已经决定参加进去了。我准备在公众电报线上买一个小时使用权，然后把一部分卖给那些想发信息的人。我的第一个客户将是现在站在外面的那个男人，他扛着一张海报，上面写着‘艾米莉只是几年前出国了’。当我与他说话时，他说只想让她重返美国。”
“你和他谈话了？”
“难道你不会这么做吗？”妈妈笑了，然后问，“你星期五晚上留在这儿吗？麦克也一块来吗？”
“如果我停留，我也会与莱尔一块待在我的房子里。我必须去看看那些房客把我的房子弄成什么样子了。而且我不知道麦克怎么想。”
我们说了声再见，挂断了电话。
吉多走了进来，把一支玫瑰放在我的手里，在我脸颊上吻了一下。
“怎么了？”我问。
“我爱你，你是我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昨天夜里我对你所做的就像一个傻子。我不应该让你挂断电话。我应该再打个电话给你，或者干脆去找你。”
“不要再自我责备了。”我说，“你也有自己的一摊子事。”
“麦克好好地回家了吗？”他问。
“回家了。”
“玛吉，宝贝，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是吗？”
“当我们在一起时，我们就感到了完美。”我不想与吉多谈起那些。我把玫瑰花插入我的空咖啡杯中，冲他笑了笑，“你把芬吉怎么了？我需要她。”
他露齿一笑：“你想要情况的详细述评吗？”
“不，我只想要芬吉。”
“我们睡过头了。她正在路上。”
“今天我们预定了一整天的制作间里的采访。你跟我一块去吗？”我说。
他点点头；“我听你的。”
我们下楼走向分配给我们的录音棚。这个巨大的地方被分成了三个区域：一间充满生机的屋子，假窗子外是丝绸做的花朵和一个画出来的花园；一间空落落的像警察局一样的审讯室和一堵画满符号的墙。被访问者会被安排在最适合他们的背景前边。我曾经三番五次地向兰娜要求有一个平面的蓝色背景，但没有成功。
很久以前，我从一个叫“事实真相”的记者团体里跳出来。纪录片要求你对一个专题有自己的观点，这正是它要存在的原因。但是提出自己的观点与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相差还是太远。演员们解释画面，并且假装他们所表现的是真正的生活，这就是讲故事的效果。
杰克来了，给自己倒了杯咖啡，然后朝我走来。
“事情怎么样了，杰克？”我问。
“太棒了。”
“太棒了？我没有从你脸上看出什么，你也没有问过什么问题。你找到了你的特写要用的东西吗？”
“噢，当然了。”
“你的特写主题是什么？”我问道。
“还没有找出来，但是我会的。通常我把它们搁那儿，然后它们就出来了。”
“你当记者有多长时间了？”
他又耸耸肩：“我写过几篇关于你姐姐和平运动的文章。”
“那么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我说。
我们的第一个采访对象是奥蒂斯·弗朗，他的侄子把八十四街的屋子租给了共和军。那个“地主”不想与我打交道，但是奥蒂斯好像特别愿意。
奥蒂斯看起来在衣着上颇花费了一番心思。他甚至还打过电话来问要穿什么样的衣服。我告诉他：“不要穿亮白色和带斜线的衣服。我建议你穿纯棉的原色衣服。”
他里面穿一件黑色的T恤，外面罩一件斜纹粗棉布工作眼，卷发上面戴了一顶棒球帽。我问奥蒂斯喜欢哪个背景，他选了那堵画满符号的墙。我们肩并肩坐在高高的椅子上。
“你遇到过那六个人吗，他们在1974年5月搬进你侄子的家？”我问他。
“噢，当然。”他以一种肯定的语气说，“他们刚搬进来的那一天我就看见过。我的侄子说，‘嘿，奥蒂斯，我们过去和那些搬进来的人谈谈。你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么多枪。我们从他们那里讨点香烟抽吧。’”
玛吉：“你看见枪了吗？”
“是的，我看见了。刚开始，我以为是玩具枪，因为有那么一大堆。但是那个疯狂的白人告诉我，这是你花钱能买到的最好的枪。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了那个家伙的照片。那时，他已化成了一堆灰烬和一个皮带上的扣环。”
我问：“他是威利·沃尔夫吗？”
奥蒂斯耸了耸肩：“我们是第一次到那儿去。那个块头大的家伙自称为辛基，推出一个瘦得皮包骨头的黄毛丫头给我们看，然后说，‘你们知道这是谁吗？这是坦尼亚。’现在，我们可以在电视报道的银行抢劫案和其他案件中看见这个女孩的照片。可他推出来的那个小东西看起来不像这个女孩。我的侄子这么说，‘她的头发太短了。’于是，辛基告诉那个女孩，‘去戴上你的假发。’然后我们就看见和电视上相同的那个人，那个被绑架的人。”
“是帕特里夏·海斯特？”
“就是她。”
“后来你又看见屋子里发生了什么？”
“我听到的比我看到的要多。那间房实在很小。他们整天待在里面，扛着枪四处走动，就像海军陆战队新兵练训中心似的。”
我问：“有人去找他们吗？”
奥蒂斯说：“有一些，大部分是晚上来。没有一个待很长时间，因为他们一直那么疯狂地说着话，唠唠叨叨的，就像卖公墓土地的商人在开会一样。只不过他们卖的东西是革命。他们说革命就要到来了，他们是那支光荣而又伟大的军队的惟一主力军，还要我们最好赶快加入。但是我说，你们是这么不可一世，那为什么你们还住在这种既没有电灯，又没有电话的房子里？”
“有人提起过罗伊·弗兰迪警官吗？”我问。
奥蒂斯说：“我知道这个人。我知道他什么时候死的，他的所有的同事、朋友都来问我问题，但我没有更多东西可以告诉他们。除了有一天晚上，我跑到他们那儿去讨几根香烟，辛基告诉我的那些话。”
“他告诉你什么了？”
“他正与几个人争论着什么。他们已经喝了一整天的酒，抽了一整天的烟。看起来他们喝得都快歇斯底里了。他朝我走过来——他也是个花花公子，看着我的脸说：‘杀了那头猪不算犯罪。’”
奥蒂斯对他的表现感到很满意。采访过程中，杰克一直在摄像师后面走来走去的。在照明灯暗下来，奥蒂斯摘下他的麦克风后，他们两个都朝饮水机走去。
利用这段时间，我擦了擦脸上的汗。在玛丽·海伦到来之前，我还可以喝点水。
玛丽·海伦穿着一条亮粉红色的绣花裙子，上面罩着一件茄克。我想，这身装束如果在她莱克伍德的日本式公园里拍摄会很有趣。
玛丽·海伦坐在布置得有点儿生气的背景前，衣领上夹着一个小麦克风。我们在摄像机前谈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什么新的信息，但是我对罗伊·弗兰迪背弃的那种家庭生活有了更深的理解。
快到一个半小时时，我不停地看着表。芬古与弗兰迪的最后一个女朋友——琼·琴也约好了，就在玛丽·海伦之后拍摄。
出于好奇，人们总是早早地到来，然后又逗留到很晚；因为他们被好莱坞的诡计骗得团团转。他们很乐意利用分配给他们的15分钟出一次风头——虽然最后他们在制作完成的电影中只亮了15秒钟相。他们之中大部分人都没进过制作间或拍摄现场，他们的兴奋感让他们在这里充满乐趣。但现在我关心的只是玛丽·海伦的出现是否妨碍琼·琴。
琼在预定时间20分钟之后还没有来，我开始有点着急。我给她拨了个电话，希望她能接得到。这时，麦克走进来了。
他让我措手不及。一股感情的潮水一瞬间漫过心头，我几乎不能分辨清楚——害怕？愤怒？解脱？也许兼而有之。
麦克穿着考究。一件硬挺挺的衬衫，一条系得很好的红色丝绸领带，让他看起来一副潇洒休闲的模样。他的上衣随意地披在他的肩膀上。但是，所有这些好衣服，再加上他新刮的胡子，都掩饰不住他的恐慌。
我等着琼的电话留言机打开，然后开始给她留言，一个很长的留言。麦克就靠在离我不远的那堵墙上等着。
我走向芬吉，和她核查了一下今天要做的事；和吉多看了一点玛丽·海伦的录像；然后又和新来的领班霍利说了一会儿话——其实这毫无必要，我只是想拖延一下那不可避免的相对的时刻。
麦克把他的上衣换到另一只手上，似乎它有千斤重，然后又擦了擦额头。我觉得他也忍耐得够久了，于是朝他走过去。
“早上好。”我说，“你活过来了？”
他看起来十分痛苦：“我们可以去别的地方吗？”
“不太好吧，你看我们正在拍摄之中。你刚才正好错过了玛丽·海伦的采访。如果你肯待在这儿，你会看见琼·琴和伯瑞·洛治威的。”
“我会走的。”他把上衣抛到一张帆布椅子上，“今天早上，吉多大叫着要我出来。你真的疯了，对吗？”
“我应该怎样做呢？”
“奥尔加事件只是那些老朋友开的一个玩笑而已。你知道我们之间到底有些什么。”
“是的，我知道。”
“昨天晚上你可以留在那儿陪我。”他看起来还充满戒备之心，“我也要求你那么做。”
“你是不是想说，你受到的伤害是我造成的，因为我拒绝做你的保护人？”
“不是。”他退缩了，“我不想吵架。我的脑袋有伤。”
“我也不想吵架。”
“但是……”
“没有但是。难道我没有告诉过你，我的前夫欺骗了我之后，我就离开他了吗？”
“你认为我欺骗了你？”他惊恐万状，“这真是一个愚蠢的玩笑。”
“不仅愚蠢，而且残酷。我就是不明白，你和你的那群狐朋狗友们为什么非要我吃醋？”
“我没有这么做。”他的语气十分诚恳。
我走出录音棚，来到大厅里的电梯口。因为我不想哭，不想在麦克面前哭，也不想在我的同事面前哭。
他跟在我后面，看起来和我一样悲伤。“也许我那样做了。”他垂头丧气地说。我认为这是他在向我道歉。但我并不准备接受它。
我一路来到了一层楼的安全办公室，向汤米讨回了我放在那儿的食品包。
麦克毕竟是麦克，一路帮我拎着包。但警察的职业习惯使他偷偷地看着包里面。他那苍白的脸上有了血色：“里面是什么该死的东西？”
“海克特的枪。”
“你是怎么得到它们的？”
“昨天葬礼后，我去了海克特的房子里，去取吉多给他的那盘录有弗兰迪的录像带。”我说，“那个管理员叫什么名字，萨拉还是桑德拉？”
“布鲁克。你到那儿去不是想取回你的带子。你只是想去窥探一番。”
“麦克，葬礼举行的时候有人洗劫了海克特的房问。他们卷走了他的好衣眼，带走了他的新家具和他的电脑。”
“你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
“昨天下午？”我打开办公室的门，“你又能干什么？”
“至少你也应该打电话给警察呀。”
“那是布鲁克的工作。我拿走这些枪是因为我想它们不应该留在那儿。任何人都可以拿走它们的。”
“很显然，”他打开了枪袋，然后把枪摆在我凌乱不堪的办公桌上，“这个案子已经结了。你认为自己又找到了什么新线索吗？”
“我开车去那儿是因为海克特的死让我心生疑窦。”
“是吗？”他怒视着我，“我也这么想。”
“但是情况全都搞错了，麦克。格罗莉亚和其他一些人星期天下午和海克特在一起。你是个警察，如果有人来，叫你的朋友去劝她的儿子不要自杀，你会不会说：去吧，我就在这儿等着你。任何一个警察都会立马站起来。每个爱管闲事的朋友都会这样。”
“以前我不知道格罗莉亚在那儿。”
“我不知道那个关键时候她在不在。但布鲁克说海克特有朋友来了。你告诉我，圣莫尼卡警察局说他刚和一些朋友从海滩回来。还有，他没有带武器。那位母亲说她的房间里没有枪支，也就是说，她的儿子根本没有枪。”
麦克低低地叫了声：“我想喝杯咖啡。”他跌坐在沙发里，一只手捂着双眼。我走到大厅里，从饮水机里取了两杯可口可乐。在我走开的这两分钟里，麦克没有动，也许他睡着了呢。我把他的另一只手打开，然后把凉凉的可乐罐子放到他手里。
“谢谢。”他仍然一动不动，“有阿司匹林吗？”
他就着可乐吞下四片药，然后把可乐罐放在他的前额上：“这几天以来我一直迷迷糊糊的，理不出个头绪。我并不喜欢调查什么，我暂时停止是因为我想……我不知道我自己在想些什么。”
“你认为自己在否认这一切，在把一些奇怪的、不同寻常的可能性加入一个本来极其简单明了的案子中。”
他笑了：“相信我，伯克利毕业的研究生小姐，我一生中从不做这种惹是生非的事情。”
“不，你做了。还有一件事情，你还记得米雪·塔贝特吗？”
他皱起了眉头，似乎那段往事让他无比痛苦。
“在热舞俱乐部工作的那位。”我说。
“天哪！”他从肚子里呻吟出来，“你怎么会与米雪认识？”
“昨天，她本来与吉多有个采访的约会，但是她没有来。星期二晚上她颈部被人用冰刀砍了一下。”我等了一会，好让麦克把这些弄明白，“你认识拉里·拉斯孔吗？”
“这个名字倒挺熟悉。在牛顿工作？”
“在霍伦伯克。他正在调查这件案子。”
“妓女总是被她们的嫖客杀害。”麦克把头转向我，“你是不是正在把一些奇怪的、不同寻常的可能性加入一个本来极其简单明了的案子中。”
“是的，侦探，我正在这么做。”
“我会去调查的。”他露齿一笑。看起来他仍然很忧郁，“值的庆幸的是，你肯和我说话了。”
“也许只谈关于海克特和米雪的事。”
他拍了拍他身边的沙发，带着期望的眼光说：“过来。”
“那样做对我有什么好处？”我笑了，仍然站在办公桌后面，“看看你，多么无用，甚至连一个安静的地方都找不到。”
我的话效果达到了。他站起来，停留了一会儿，似乎在让他的脑子适应这新的高度，然后穿过办公室朝我走来。他把我揽入他的臂弯里，紧紧地抱着我，我感到了一股巨大的压力。
“我是个离过两次婚的男人。”他说。他的嘴唇就在我的耳后根，我可以清楚地感觉到他的男中音——我感觉它一直沿着我的脊椎向下传。“但是，我还在学习中。跟我在一起，别离开我，玛吉。我知道这次我会做好的。”
“你在学些什么？”我问。
他抓了抓脑袋：“25岁的新兵和25年的老兵不能相提并论。也许是我老了，我觉得自己快要死了。”
“你没有这么糟糕。”我把脸颊放入他脖子上的四处，闻着他身上的男子汉气息，“你还是不错的嘛！”
他又变得精神焕发了。
电话铃响了。
是芬吉从录音棚打来的：“琼·琴出事了。有一个警察正要上去找你。”
14
1994年那场大地震过后，郡总医院琼·琴住的那个房间的墙至今未修补过。我不知道当她抬头看着墙上的千疮百孔时，心里还有没有一点安全感。现在她的右手做过牵引手术，看起来就像她被那些器械给绑住了一样。
“你没有看清那个攻击你的人吗？”麦克又一次问到。
“没有。”琼的嘴唇又裂又肿，很难说出话来。她脸上大片紫红色的伤口被线交错地缝着，两只眼圈是黑的，鼻子被纱布包着。据说，琼很善于利用自己的美色。但现在她的脸伤成这样，使她极度懊悔，甚至远远超过了她的痛苦与恐惧。
麦克检查着她的伤口，似乎把她当成了法庭上的证物：“你一定对那个人有印象。例如，个头、年龄、肤色？”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身上有什么味道？”我问。
“好像是一种刮胡子后用的香水的味道。”
我转向麦克说：“似乎是一个很爱打扮的刺客。”
麦克皱了皱眉，推了我一下。实际上，正常情况下我是不准在那里的，因为这是警局的第一次探访。麦克瞥了一眼记录，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将我的名字也写在“出席探访的人员”的一栏中。
麦克又反复琢磨这件事的经过，问道：“今天凌晨一点半左右，你将车停在车库里。你下车后，被人从身后抓住。你拿起放在车里备用的轮胎进行抵抗，却被那家伙夺了去，反过来又用它攻击你，是不是？”
“是的。”眼泪从琼的脸上流下来，像小溪一样沿着她那被缝的伤口流淌，洗掉了碘酒留下的颜色。
“那你是怎么逃脱的呢？”麦克问。
“踢他的要害部位、要害部位。”她重复了两遍，我们才明白。
“在搏斗过程中，你竟没看他一眼？”
“我用胳臂挡住了我的脸。”
“如果你的脸被挡住了，怎么还会伤成这个样子？”
她伸出那只受伤的手，说：“他打我的胳膊，我无法再遮住我的脸。我流了很多血，不能睁开眼看。”她又开始抽泣，所以很难听清她在说什么。她咕噜的大概意思是她很担心自己的脸会变成什么样子。她也很害怕那个人再回来杀她。我握紧她那只没有受伤的手，但仍不能使她平静下来。
我认为麦克很难对付她，他们好像曾是朋友。在琼与罗伊·弗兰迪约会，甚至在她与伯瑞·洛治威约会以前，麦克就认识她了。二十年后，她不可能认出麦克，因为他的头发已经变白，而且早就刮掉了他过去留的八字胡。但麦克却一眼就认出了她，麦克没有提起他们的老朋友，也没有说一句安慰的话。
拉里·拉斯孔进来把麦克叫到走廊商量。琼仍紧抓我的手。我问她：“想喝水吗？”
我递给她一杯水，她啜了一口后，就无力地靠在椅子上。镇定剂慢慢奏效了。麦克进来看了一眼，冲我挤下眼睛，又出去继续与拉斯孔谈话。琼看见麦克朝我眨眼，对我说：“他是在讨好你，离这个混蛋远一些，否则，你会受到伤害。”混蛋是我听她说到的最清楚的一个词。
“麦克是个好人。”我说。
“他很危险，他会引诱你，使你爱上他。他会随时与你做爱，但他决不会与他妻子离婚。”她的眼皮搭拉下来，打了个哈欠，“他不会分养老金给你，也决不会与她离婚。”
“你好像是在说罗伊·弗兰迪。”
“是的。”她合上眼睛，摸了一下自己的脸颊说，“不能再照相了。”她放下我的手，慢慢地睡着了。
我走出房间去找麦克和拉斯孔。
“她睡了。”我说。
麦克问：“她跟你说了什么吗？”
“她警告我离你远一些。”
麦克抓住我的手：“好主意。”
“但是太晚了。”我靠在他身上，“告诉我，弗兰迪和玛丽·海伦已经分居很久了，为什么两个人谁都不提出离婚？”
“离婚不是件轻松的事儿。”
“当记者采访琼时，她说她和弗兰迪曾计划结婚。弗兰迪一定跟你谈过他的计划。是她在骗记者，还是弗兰迪骗了她？”
麦克探头看了一眼琼，然后把我从门口拉开。拉斯孔像一个好刑警，尾随我们一起走出来。
“事情是这样的，”麦克说，“弗兰迪没有自己的房子。和玛丽·海伦分居后，他只好搬去和父母住，但这不是解决的办法。而琼有一间房子，所以弗兰迪时不时会搬去和她一块住。相信我，琼并不是弗兰迪要娶的那种类型的女孩。”
我说：“她既漂亮又聪明，弗兰迪为什么不愿娶她？”
“因为她几乎与警局里一半的警察睡过觉，并且对他们每个人都了如指掌。就是从她嘴里，我们才知道洛治威在床上像棵槚如树，弗兰迪接吻时舌头功夫很好，琼不是那种可以让男人带回家给母亲看，能温顺地待在家里看小孩的那种女人，你懂了吗？”
“他在利用她，难怪她现在还那么痛苦。”我说。
“那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我有一种感觉，弗兰迪并不是最后一个利用琼的男人。”
“麦克，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说，“如果再把海克特算进去，我的影片中就会有三个被害者了。我害怕继续下去，因为我不想任何人再受到伤害。”
“你认为这有联系吗？”
“我希望只是巧合。”我把手放在麦克别在腰间的枪上。
拉斯孔清了一下嗓子以使我们意识到他的存在：“麦克警官，你会把这个案子带回中心吗？”
“可能，这看上去是一系列的犯罪事件，而且这些案子曾在几个警局中发生过。琴女士住在高地公园，请把她安置好，如果我没弄错的话，她应该在你管的霍伦伯克地区。我必须与圣莫尼卡警察局联系一下。”
拉斯孔好像很不高兴被人家提醒：“琴离东北部有四分之一里。”
“边界并不是决定因素。”麦克说，“被接收只因为一个很简单的原因：我需要这个案子，这正是我工作的所在。”
拉斯孔没有再说什么。他是一个年轻而且很有热情的警察。他以前曾经告诉过我这是他曾处理过的案子中比较感兴趣的一个，这要比开飞车、打架、探讨国内争端问题有趣得多。
“你是一个优秀的警察，拉斯孔。你已经出色地完成了第一次实地演习。我们应尽快与霍伦伯克警局联系一下。如果我告诉你的副队长和我的区队长把你借调到总部工作一段时间，你认为如何？”
拉斯孔的笑容慢慢地爬上脸来，但就在笑脸绽开的那一刻又凝滞了。他控制住了内心的激动：“没问题。”
当时我想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安东尼·刘易斯带回市中心，然后办一张搜查他家的搜查今。麦克从兜里掏出记录本，说：“我给你地址，你现在就可以着手干这件事。”
拉斯孔伸手制止了他：“我已经知道了，我可以办这件事。”
“我们请示一下，获得批准后，带着搜查今去，叫警察在后面支援我们。如果你认识安东尼，你该知道他是个不可捉摸的混蛋。我需要一支待命的医疗队，以免有人受到伤害，我想把每一个角落都搜查一遍。”麦克说。
我们朝着电梯走去，麦克开始发号施令：“玛吉，我希望在我们处理这件事或安排保护之前，你不要采访任何人。我们需要一份你的联系人的名单。”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名单，但我不知道海克特单独与谁谈过话。我会听一下我从他公寓偷来的磁带与光盘，但我不知道上面会是些什么。”
“仔细看一看。”他说。
我问：“得到搜查格罗莉亚的搜查证会有困难吗？”
“是因为她拿了海克特的东西吗？我们很难顺利拿到搜查证。因为那房子毕竟是以她的名义租的。”麦克做了记录，又问：“你认为她那里还有什么？”
“吉多的摄像机，磁带也有可能在那。”
麦克一笑，吻了一下我的额头：“我喜欢你思考问题的方式，你的一切，但我最欣赏的是你的邪恶想法。格罗莉亚的新男朋友今天穿了一件海克特的皮茄克上班。这还是他妈妈送他的圣诞礼物，我整天都在试图打出一条进入她家的路。我怀疑我们很难弄到搜查今，但我们必须进去。”
“你们撞门时，可别伤了她。”
拉斯孔——这个聪明的孩子说：“格罗莉亚·马库斯？我听说过那件茄克，但我并不觉得很奇怪。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和——”他朝我眨眨眼，“和她讲清楚。”
我领他们进了电梯，说：“你们两个就好像天作之合。但我警告你，拉斯孔警官，和麦克警官在一起要小心，那将是一个你永远也不会忘记的蜜月。”
15
兰娜没有大声责骂，也没有咆哮狂怒。我坐在她办公桌前椅子的边缘上，随时准备拔腿往外逃——逃出这扇门，也逃出我与电视网签的合约。但她只是深深地坐在她那宽大的真皮沙发里，朝我露齿而笑。
“对不起。”我说，“我知道我们已经超出了预算，也落后于拍摄计划。但是我不能冒这个险，不能让每个参与这个计划的人没有安全感。警察想让我们停工24小时。”
“这是真的吗？”她问了三次。
“警察们担心我拍摄的电影与这些被害的人有点儿关联，米雪·塔贝特、琼·琴，甚至于海克特·梅伦德兹都遭到了袭击。我也这么担心，但我没有什么有力的证据。如果我犯了错误的话，我宁愿再犯这个谨慎的错误，警察局会给我们提供保护，但是他们需要24小时把一切布置好。”
兰娜拿起了她办公桌上的电话，然后开始拨号。
“对不起，”我说，“我们既浪费了时间，又损失了金钱。但事情只能这样。”
她摆摆手，示意不听我的道歉。在听筒的另一端有声音响起之后，她的脸色甚至变得比刚才更好了。“我是兰娜，你好盖洛德。听我说，有人杀了那些帮助玛吉·麦戈温制作关于罗伊·弗兰迪的电影的人。绝对的真话。两个人死了，一个受害者正处在严密保护之中。警察局要我们协助他们调查。”她拿起桌子上的闹钟，脸上笑得就像一个美国小姐正在等待给她的玫瑰花和冕状头饰一样，那么甜，那么开心。“现在是2点钟。30分钟之内我可以在通讯卫星上找个地方，赶上6点钟的东部海岸新闻。我们会把它做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在芝加哥5点钟播放，西部海岸4点钟播放，然后在11点钟扩大播放范围。”
我站了起来，没有什么可以阻止这一切发生了。
“等一等，玛吉。”兰娜说。然后她又对着电话重复了一遍，“两条人命，一个人受到严密保护。我们的拍摄现场也受到了突发事件的破坏。我们已经停工半天了。也许我们可以在《人民》上发一篇特写，紧接着再发在《时代》和《新闻周刊》上。我们已经将《滚石》排在上面，但他们的出版计划不为我们服务，那位指派来的记者也说‘不行’。打电话给拉里·金吧。利用公众感兴趣这个优势，我们会加快电影拍摄进程的。”
在门口，我停住了：“我不得不走了，兰娜。警察局给了我一项任务。你可以打电话到我家里找我。”
我发现吉多在编辑室里，把他叫过来。他也像兰娜一样激动，只是表现不同罢了。
“海克特告诉我你曾借给他一台摄像机。”我说，“他还给你了吗？”
吉多舔了舔嘴唇：“我忘记了。那是电视台的财产。你晚上去他家拿东西的时候，没看见它吗？”
“没有。”我知道我的话听起来有点儿不耐烦，“我从海克特家拿了几盘录像带。它们上面大部分有你的标签。我希望你能去看看它们，而且，我还想请人帮忙建立一个所有参与者、有关者的名单。这房子周围有很多眼睛看着我们，有很多耳朵等着偷听我们的谈话。你能和我到家里去吗？”
“当然可以。”他摘下耳机，“你要干什么？”
“把海克特的电脑文件全部浏览一遍。”
他站起来：“去哪儿吃饭？”
“沙托·雅克斯饭店的包厢里吧。”
我们开车上了路。
因为我的和海克特的电脑都是麦克装的，所以打开他的文件毫不费力。
吉多吃着东西，让三台影碟机一起播放着。
工作一天回家后，我有很多的杂事需要处理：从电话留言机上取下信息单；喂食并且安抚鲍泽……同时我又不能冷落吉多，所以我什么都没做好。吉多老把我叫过去看屏幕上出现的什么东西，其实大部分是他自己拍摄的东西。有吉多在屋子里我很高兴，因为我有点儿害怕孤独。
我把电话留言单取了出来：凯茜想要些钱，我的妈妈想打听我坐的航班的信息，布兰迪对我说对不起。还有一个神秘电话，只留下一个电话号码，要我打电话过去。那声音听起来有点熟悉，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恐吓。于是，我先回了这个电话。
“我是玛吉·麦戈温。”
“是玛戈·杜尚斯·麦戈温吗？9月22日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医疗中心，旧金山，加利福尼亚？”
“早上9点10分出生。你是谁？”
“那天我们说过话。我是查克·凯伦伯格调查员。”
“联邦调查局的。”我说着以引起吉多的注意，“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也许我们可以互相帮个忙。我知道你准备明天到伯克利去。”
“你是个吓人的家伙，凯伦伯格。难道你不知道，冷战已经结束，共产主义已经瓦解，你也没有必要再跟踪普通市民了吗？”
他笑了起来：“弗林特侦探告诉我你要去的。”
“他也告诉了你我的姓名和我的生日吗？”
“不是的。这些信息是我从你的茄克衫上得到的。你看，玛吉，你北上时，也许想拜访一下我的一个老朋友。他的名字叫卡洛斯·奥利里。也许他会有一些有趣的事情告诉你。”
“他也是联邦调查局的成员吗？”
“完全不是。”接着，他告诉我到哪儿去找奥利里，“就在人民公园的榕树旁。耐心点，奥利里有一点害羞。”
“告诉我一个见面的话题吧。”
“奥利里是共和军的成员。”
在我们道别之后，我马上给麦克的语音信箱留了言，叫他打电话给我。
我和吉多看了5点钟的新闻，它与我想象的完全一样：无非是电视网损失xx美元，因受骚扰而停止拍摄之类的话，虽然那些事实都是对的，但我真的不想这个故事这么早曝光。
6点钟左右，迈克尔从图书馆回到了家里。葬礼之后，我还没有见过他。
“还有剩的吗？”迈克尔看着桌子上剩下的一点食物残渣，问道。
“对不起，没有啦。”我把快餐的包装纸卷起来，然后把它们塞回那油腻腻的食品包中，“让我去看看厨房里还有什么吃的。”
我爱迈克尔。他不是我的儿子，所以我不用担心会宠坏他。我用手臂勾住他的手臂，拉他走进厨房，问着他在学校里的情况。
“昨天晚上我和凯茜通话了。”他说，“听起来她很快乐。”
“她很快乐。但是我想念她。”
迈克尔就像他经常做的那样，用手臂环抱着我，这种感觉真是奇妙。麦克时不时会对我说：“如果我在两个人都没有结过婚时遇上你，你会不会看上我呢？”回答是：也许不会。因为我们处于不尽相同的人生阶段中。例如，他第一次结婚的时候，我还在高中上学。因此，当我看着迈克尔的时候，我总是试图寻找他爸爸过去的一些影子。
把父亲与儿子拿来对比总是不能做得很公正，虽然在形体上这两个男人非常相似。迈克尔，这个上等私立艺术学院的拿奖学金的学生，或许会让我避而远之。麦克，这个资本主义走狗的代表，或许不会这样。除了这些，还因为我总是喜欢坏男孩。
我看了看冰箱里面，找到一些鸡蛋、西葫芦和蘑菇，于是提出给他做炒蛋。就在黄油开始融化，我把切成小丁状的大蒜放入锅里的时候，吉多进来了。他越过我的肩膀看了看说：“给我也来一个，好不好？”
“再拿三个鸡蛋来。”我说。
“安东尼·刘易斯的那盘录像带在哪儿？”他问着，一边走向冰箱，“在我们录制好之后，我就再没有见到过。”
我想了好一会儿才记起来：“在楼上我的房间里。我忘记把它拿下来了。”
征得我的同意之后，他上楼去取带子了；又留下我和迈克尔待在一块。
“爸爸去哪儿了？”迈克尔问道，一边磨着咖啡豆。
“他正在保护别人，为别人服务。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家。”我说。
“昨天晚上，我在新闻上看见了一些关于你姐姐的报道。我对那一无所知，到底发生什么事啦？”
“实际上也没什么。明天我会去伯克利看她的。”我把蛋壳扔进垃圾袋，在毛巾上擦了擦手，“迈克尔，明天有什么计划？”
他想了想：“上午上课一直到11点。中午与人商议一件事。下午要在一所高中上数学课到3点。然后，我把斯莱从他的集体宿舍里接出来，给他的足球队当教练。”
斯莱是一个在街头流浪的小孩，在我和麦克结婚后不久，我们把他领回了家。斯莱帮助我们找到了一个杀人犯，麦克就把他留下了，或者是斯莱迷住了迈克尔。我弄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总在一块玩。斯莱刚刚在我们家的后院里庆祝完他的11岁生日。
“明天你需要我帮什么忙吗，玛吉？”迈克尔问道。
“不用。”我把打好的鸡蛋放到咝咝作响的大蒜上，“但是你要和我一块去就好了。我明天早上坐飞机去旧金山，我在想你是不是有空与我一块去？你这么忙。”
“对不起，那就下一次吧。”他“研究”着我，就像学习他的功课一样全神贯注。吉多肩膀下夹着一个录像带走回厨房的时候，迈克尔又用同样的目光看着他，然后他问我：“你是说爸爸在工作吗？”
“看一看11点钟的新闻吧。”吉多说。
“不用了，谢谢。”迈克尔从食橱里拿出几个碟子，“我宁愿看真实的爸爸。”
吉多拿了他的炒蛋、面包片和咖啡，回到工作间去了。我和迈克尔坐在一起，看着他吃饭。他把盘子放入洗碗机时，我就喝着咖啡。他擦干了自己的双手，拾起他的书，问道：“爸爸好吗？”
“他很好。我想他超负荷工作了，这样他就可以不想海克特。”
迈克尔皱起了眉头：“海克特的葬礼让人心头难以平静，海克特就像我的叔叔一样亲。爸爸不想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
“他不想让你担心。”
他笑了，像是在做着自我否定：“告诉爸爸我已经长大了。”
“你总是他的孩子。”我说，“帮我一个忙，在我走的时间里，照顾好你爸爸。”
他抱着我说了声：“晚安”，我吻了吻他那希满胡碴的脸颊。
吉多被食物哄着，安安静静地坐在房子的一侧，无聊地用快进方法看著录像。我终于可以去看海克特的磁盘了。
麦克常常告诉我，海克特是他曾经共事过的最好的侦探。他很机敏，做事有方法，有条不紊的。有时候他也把这种方法变得千篇一律，这也使随心所欲的侦探弗林特很烦恼。海克特的工作方法让我很高兴：他留给我一大串姓名和地址，还有他预定好的审讯日期。我打开了打印机，把这两个文件复制了几份。
“玛吉，来看看这个。”吉多正把一盘录像带往回倒。画面上海克特正从他房子里的沙发走到一个摄像机的镜头前。很明显，摄像机是他放在厨房上面的一个柜子里的。画面的范围包括了起居室的大部分和门那边的大厅。吉多开始播放带子，我走进屋子，坐在了他旁边。
海克特穿着运动短裤和一件T恤，穿过他的起居室，然后也坐在了他家的沙发上。他向后靠着，两腿交叉着放好，笑了笑。
“你好，玛吉。你好，吉多。我们曾经对每个人说，我们能够挖掘出罗伊·弗兰迪的故事和那些好好坏坏的日子。我想啊，上帝，除了时间之外我什么也没有，也许我应该赶快利用它。下面发表我的意见吧。
也许我永远不会把这盘带子给你们。这是星期五的晚上，我一个人待在家里。我想我在想念着格罗莉亚，但我又不能确定。也许我只是想找个东西来抵挡一下孤独，因为一个人独处的情景在我看来就像一个毒品一样。
通常，我的生活就装在一个该死的罐头之中。直到下个周末，我才能看见我的女儿们。我真的很想念她们。我试着让自己保持正直、有品德，我已经清醒地过了两个星期，但是我走过的每个地方，我平常交往的每个人都想让我陷入困境。
玛吉，刚才我打电话给你和麦克，想看看你们是否想出来吃顿晚饭，或者去看场电影，但是你们出门了或者你们没有接电话。我开始为自己感到愧疚，这也让我处于危险之中。好了，我开始说吧。
二十年以来，我们一直在谈论着弗兰迪死的那个晚上。每次我们几个从睡袋中爬起，弗兰迪就朝我们走来，就好像肯尼迪被杀一样。肯尼迪被刺杀的那天你在哪儿？我可以告诉你那天在学校我穿着什么衣服：丝光黄斜纹布裤子和一件蓝色的马德拉斯狭条衬衫，以及我午饭吃了什么：一个金枪鱼三明治。那样令人震撼的事件会使你的心永远地定在那儿，你无法忘记。
弗兰迪的死就是这样。你去问任何一个那时在警察局里的警察，他都可以告诉你他听到罗伊·弗兰迪被人杀死后，他自己在什么地方。
我第一次听到弗兰迪死了的消息是他们找到他的尸体的那天中午。那是个星期六。我值早班，应当到10点半才去点名，但是接近中午的时候，警局就把我们全部叫回去了。我还没有上过床呢。
在七十七街警局的更衣室里，每个人都在谈论着弗兰迪。谣言四处散播。开始，我根本不相信弗兰迪已经死了。我以为那些家伙在愚弄我，也许弗兰迪只是睡着了。如果他们说的是真的，如果弗兰迪真的死了，他也一定是在回家的路上出了车祸。他总是喝得醉醺醺的。
然后他们说他是被枪杀的，是麦克告诉我的。他正处在震惊之中。马上，我又想到弗兰迪一定是和另一个男人的女人在一起时被抓住。在弗兰迪的生活中，这样的烦恼屡见不鲜。
点名的时候，上司走进来了。他告诉我们弗兰迪被杀了。弗兰迪的小汽车还没有付款，外面有很多谣言说要解雇所有的警察。那时候，这并不是一个疯狂的想法，因为有很多恐怖组织在外面大声叫嚷，说他们可以充当警察。
那些高级军官希望我们派重兵加强街上的巡逻。还要我们马上和线人联系，查出那些语言是从哪里来的。
弗兰迪之死引起的谣言过了一段时间才沉寂下来。开始时我感觉不舒服，然后我又想整天整天地昏睡。
在不相信之后我的第一个反应便是愤怒。我们都发怒了。很多的关于恐怖组织要取代警察的谣言传遍了整个国家。我想，如果有些受了误导的坏家伙想发动战争的话，我宁愿高兴地加入他们。我在越南做得还可以，我比那些逃避服兵役的共产党员的儿子们更懂得丛林战，我也更愿意把这一切展示给他们。那就是我当时的感觉。
弗兰迪是我的同事。我和那个有点儿问题的家伙——伯瑞·洛治威又分到了一组。我与洛治威相处得很好。很多人都为我担心，担心我怎么去处理弗兰迪一案。因为他们俩曾经有过过节。
我开车去点名的时候，发现洛治威的车在停车场。他没有进来报到，于是我就四处找他。我们都是那种容易发怒的人。弗兰迪的车还是没有找到，谣言满天飞，根本没法控制。他们说他是怎样的堕落，说他的阳具如何被枪击飞……我走到停车场，看见洛治威蜷缩在他车里的后排座位上。一开始我以为他死了，因为他看起来就像死了一样。我打开窗户爬进去，发现他只是醉了而已。天哪，他醉了。
我们可不想他因为酗酒而被人起诉。也许在其他任何时候，我都会懒得理他。但是因为弗兰迪，我们都紧紧地抱成一团。你知道吗？我们都有一种受保护感。我们集体对抗着那些散布谣言的家伙。
麦克、道格和我给洛治威穿上制服，把他弄到我车里的后排座位上，让他自个儿睡醒。我坐在前面开车的时候，他一整天都躺在那儿呻吟着。有几次我把车开到一边，好让他把东西呕吐到路边的沟渠里。我脑子里想的只是如何找到杀害弗兰迪的凶手，而且自己要活着。
我们——麦克、道格和我经常在对讲机上保持联系，知道彼此的行踪。我们不停地互相问候着：你好吗？你现在在哪儿？在那儿等我，让我看看你。每次点名的时候，看到两个伙伴安然无恙，我就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真想大哭一场。
证据在一点一滴地收集。我们对弗兰迪死亡的大致时间、丢失的汽车有了初步了解，也有了一些具体的目标去寻找了。每次我看见给我提供消息的人，我都会把他拉到一边，询问他，让他放出风去：我们正在寻找一辆绿色的别克牌汽车；有没有人半夜三更在周围听到或看到些什么？我们是这么急切地想找到凶手，因此我们也变得很有侵略性。对任何能给我提供消息的人，我又是威胁，又是贿赂。但是我所有的努力换来的只是一些谣言。
我们分两班值勤。洛治威值早班，他坐在车的前部，但状态仍然不佳。我们在一个酒店停下来，给他买了一瓶酒以便他能熬过夜晚。
11点钟左右，港口区警察局来电话说在爱斯科特公路旁发现了弗兰迪的汽车。我听见麦克的声音在对讲机里响着。他和道格直接去了那儿查实真相。
我又值了半小时班，然后也去了爱斯科特；因为我必须亲眼看见才信。到达那儿时，麦克和道格正停留在弗兰迪的金色汽车旁。
那是一辆廉价的汽车，一种小型的代步工具。弗兰迪厌恶开那辆车，但我们都站在那儿，似乎把那儿当成了一块圣地或者别的什么东西。我们都没有见过弗兰迪在凶杀现场的照片。我们记在心头的就是那辆该死的汽车。
是谁把车推下去的呢？车身上用汽油或者是别的什么东西画了一幅图画。洛治威回去睡觉了，我们三个就站在那儿。那个阴冷潮湿的夜晚，我们谈论着弗兰迪和我们曾经做过的一些恶作剧，谈论着他的孩子和她们如何面对父亲的死——她们只有2岁和4岁。没有父亲的照顾，要长大成人是多么的艰辛啊。
我们都说应尽力留在他的孩子们身边，保护她们两个。但是玛丽·海伦却不这样认为。我们也谈到了她。她面容姣好，长相俊俏。我们想如果现在她没有相好的，她也会马上找一个相貌英俊的男子做伴；毕竟，她和弗兰迪已分居有一段时间了。
我们也说起了自己的家庭，没有了我们他们该如何生活下去呢。麦克的妻子那时候已经怀上了迈克尔。他们相处得不太好——也从来没有好过，但是他很想要那个孩子。麦克说，他再也不准备结婚了，但要是孩子生下来的话，他准备接受下一次挑战。
我有种感觉，我的妻子不准备再让我走进家里。
我们整个晚上都坐在那儿。直到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才有人来检查那辆车。那个星期天的清晨，在太阳升起来之前，我们三个人又说了一些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的事情。那个晚上，我感觉世界上再也没有人比麦克和道格与我贴得更紧。”
海克特从睡椅上站起来，走出了镜头之外，屏幕上变得黑乎乎一片。
“还有更多的吗？”我问。
“我不知道。”吉多说，“他在一次采访的末尾录下了这段东西。我必须把所有的带子看一遍才能知道。”
麦克9点之前回家了。我到门口迎接他。他看起来非常疲惫：衣领敞开着，领带松松垮垮的，上衣搭在他的右手上。他左手拿着一叠厚厚的还没有分拣过的信——它们已经在桌子上压了几天了。
吻他的时候，我感觉他的脸颊粘糊糊的，还有一股特别的药味。
“吉多找到一盘海克特自己录的带子。你应该看看。”我把手伸向他的上衣。
“带子上有什么？”他问。
“海克特谈到了弗兰迪死后的那天。”我拿走了他的上衣，发现麦克的右手手掌上裹了足有两英寸厚的纱布！我的胃一下子痉挛起来，但我只说了一句，“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宝贝。”
他看起来十分胆小：“安东尼·刘易斯不想出来。我必须把他带的一把刀抢过来。”
“缝了几针？”
“两针。”
“你哭了吗？”
“没有。我一整天都在工作。”
“你在安东尼的屋子里发现什么了吗？”
“还没有。我们现在还没有搜查令。但不管怎样，我可以把他关押到对他的活动有个更好的控制为止。”
“拉斯孔怎么样？”
麦克笑了：“我有点喜欢与那个小子一块工作了。他给了安东尼漂亮的几拳，把他从我身边拉走了。”
我透过纱布的边缘瞧了瞧，看见手掌的中央放着一点黑色的药：“伤口看起来很干净。”
“这不碍什么事。”
“你想这会让你逃脱洗碗这差事吧？”
他笑了起来，把我拉近：“如果我可以洗碗，那么我也可以洗个澡。”
“完全可以。”我吻了吻他的下巴。
吉多插进来了：“叫什么道尔的打电话找你，玛吉。她说她找到了你要的枪。”
16
拉斯维加斯正在成为一个真正的城市。
在赌徒云集的商业中心外面，越过那些闪闪发光的回屋顶和令人赏心说目的宫殿式的建筑，是一大片空地——这足以让任何大城市都感到汗颜。这看起来更符合那些逃犯、难民们的口味。
一条新建的商业街占用了莱斯特·奥尔斯沃西家的废物旧货栈，也许就永远埋葬了那个故事——1976年的冬天，罗伊·弗兰迪的左轮手枪是如何出现在这的。芭蒂·海斯特、比尔和艾米莉·海瑞斯这些共和军成员曾经住过的汽车旅馆，已经被一个正在扩建的县级医院收购了。
我站在废物旧货栈上面的停车场里，对准吉多摄像机的镜头，大声读着道尔·伊赛尔顿找到的拉斯维加斯警察局里的报告：“阿妮塔·奥尔斯沃西夫人报告道，她在整理她去世的丈夫莱斯特·奥尔斯沃西的财产时，发现了一把38毫米口径的史密斯·文森牌左轮手枪，编号是328414。奥尔斯沃西夫人说不知道她丈夫是怎样得到这把枪的。拉斯维加斯警察局保管了这把枪，并给奥尔斯沃西夫人一个财产收据。
“财产科对枪的号码作了一次例行检查，证明这把枪为洛杉矶警察局罗伊·弗兰迪的个人财产，但资料说这把枪早已被盗了。”
资料中最后一条注释表明：弗兰迪的枪在被认出来之后，就移交给联邦调查局了。
在镜头前把这一切都说清楚后，我走出了镜头的范围以便吉多拍摄背景。
这时的气温是摄氏39度，到现在我们连早饭都还没吃。
吉多和我碰运气在从洛杉矶到拉斯维加斯的最早一班飞机上找到两个座位，天亮后不久就抵达了，道尔·伊赛尔顿就在飞机场找到了我们。
“我打电话给奥尔斯沃西夫人了。”道尔说着，在租来的汽车里伸着懒腰。“她答应见你，但是她说只记得把枪交上去了。那事过去很久了。”
“我们会试着用一点点现金帮助她恢复记忆力；我可没时间和她逗着玩。”我接过道尔给我的一大瓶可口可乐，“我预定了中午去奥克兰的航班。在那儿我有一个不想错过的约会。”
道尔穿着一身白色的凸纹布衣服，看起来很精神。她伸过手来，帮我理平了我的蓝衬衫的衣领：“我们今天很倒霉是吗？”
“今天太阳打西边升起了。”我说着，把冰冷的杯子放在我的脸的一边，“拿这个报告资料费了很大劲吗？”
“小意思了。”她一脸的不屑，“我在这个城市里干过很多事——城市里的建筑物一天天增多，有很多东西也进进出出的。我只是‘开发了’一下我在这儿的警察局资源，给他们买了几瓶酒，事情就搞定了。希望没耽误事，只是这个报告太老了，它还在档案库里。还有，没有更多的记录，真糟。”
“太糟了！”我应道，“你能查出联邦调查局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吗？”
她摇摇头：“你把找枪这件事告诉我后，我就打电话问我的男人。他提醒我，所有的资料注释都交给了当地的联邦调查局办公室。”
“那个给我暗示的联邦调查局官员也说这是一桩死案。”我摇了摇杯子里的冰，“我有一个经验，有时候你觉得毫无出路时，在另一端也许还有一些可走的路。”
“上帝啊，再次与你合作真是有趣。”道尔笑着，她那黑黑的眼珠闪闪发亮，“如果我半途而废，我将一事无成。对吗？”
吉多加入了我们的对话：“我们现在可以吃东西了吗？”
我看了看自己的手表，然后说：“还不行。”
奥尔斯沃西夫人家的惟一一块阴凉地是屋子旁边的快腐烂了的帆布活动小屋。但我们必须待在外面，她说，因为屋子里乱糟糟的。虽然她家的窗户上挂着一个空调，我却并不想和她争吵。如果这个院子比房子里更赏心悦目的话，那么不管里面有没有空调，我都不想进去。从小院子的景象来看，她把她死去的丈夫的一点点废物带过来了：修理工具，用坏了的家具，一箱箱的旧杂志，还有手臂那么高一摞的各式各样废物，都与停车线平齐了。
吉多脱下他白色的T恤，把它浸泡在漏水的花园水管下。在他扛起摄像机之前，又把T恤罩在他的头上。小屋那边的沙漠反射着刺眼的太阳光，吉多一个劲地抱怨着这么高的温度会破坏他的录像带。与此同时，奥尔斯沃西夫人和我清理出一块地方来，摆上了两张折叠椅。
我坐在奥尔斯沃西夫人旁边，两条大腿紧紧地夹住一块冰，躲闪着穿越千疮百孔的帆布小屋射来的光箭。这些光箭里居然还夹杂着一丝微风。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她家小屋旁边的温度计表明阴凉处的温度已是摄氏40度。15分钟后，当我们开始谈话时，已经有41度了，而且还在往上升。
“我的丈夫死后，我必须卖掉一部分财产。”奥尔斯沃西夫人的手在那罩着她白色卷发的发网上摸了摸，“我猜，那把枪成为他的东西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得到的。”
“你为什么把枪交到警察局去？”我问着，给吉多的摄像机一个侧身。
奥尔斯沃西夫人直视着摄像机，口齿清楚地说：“我把枪交上去是因为法律的威力。”听起来她好像正在背诵一段古老的箴言，“上帝啊，因为我不能说谎。”这样的回答对我来说真是太正确不过了，但却毫无用处；我花了钱，所以我不能这么客客气气地对待她。
我猜她该有八十多岁了，但我没有问。早上8点我们敲门时，她已经穿戴好了，正在浇仙人掌。她很勤劳，我想。谈论起她的孙子孙女时，她兴致高昂；但问及她的丈夫时，她很害羞，充满了警惕。
我又试了一次：“吉多和我就站在你家的废物院子里面。他们什么时候建起这商场的？”
“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她的目光越过沙漠，似乎莱斯特的地方还在那儿，“十年吗？也许是十二年。那个商场比莱斯特的废物院子不知要漂亮多少倍。”
“告诉我你丈夫做的生意。”我说。
“它就像另外一个废物院子。”她用一块纸巾轻轻地拍打着她那扑了粉的脸颊，“卖一些小玩意，杂货。”
“他从哪儿进货？”我问。
“进货？”她笑了，“你是说，他的废物？”
“所有东西。”
“他走出门在街道上找到的。或者有些人给他一些东西交换或让他代销的。找到那些废物不成问题，找到买主才是问题呢。”
“他经常买卖一些火器吗？”
“不。”她说着，变得警戒起来。“莱斯特留了几把枪以作防身之用。但他不是这种商人。他没有卖枪的执照，连一把枪也买不起。”
我向她靠近了点，看见吉多把镜头也对准了我们。“莱斯特是怎么得到罗伊·弗兰迪的手枪的？”
“我不能说。”她又把目光投向沙漠。“当然，那把小手枪也不是我那天上交的惟一一把枪。还有一把卢格牌手枪，一把机关枪。”
奥尔斯沃西夫人还说，她也记不清楚她是否遇到过掩护芭蒂·海斯特那些共和军成员的汽车旅馆老板。二十年的时间太久远了，人总是很难再记住往事。
道尔开车送我和吉多去联合大厦。与每个东部的城市一样，那些房子都特别的新。从那个同意与我交谈的地方官员身上，我一无所获，从其他人身上也一样。虽然道尔在一旁鼓动，但一个死去的洛杉矶警官在他们眼里什么都不是。
带着一些我认为有趣的电影胶片，带着一个有着太多遗失的碎片的谜，我离开了拉斯维加斯。
我对谎言感到了厌倦，甚于任何可恶的东西。
17
我坐飞机到了奥克兰，然后开车从旧金山的海湾地区高速公路到了伯克利。
像拉斯维加斯一样，伯克利的商业中心也是由一条一条的街环绕而成，但是面貌却大不相同。拉斯维加斯极尽繁华奢侈、富丽堂皇；伯克利却多多少少是由很多东西组成的和谐的“混合物”。街上有摆小摊的嬉皮士，有乘车过桥直达旧金山的衣冠楚楚的雅皮士，还有大批的学生，他们和谐地相处着。
夏塔克大街、电报大街、本克罗弗特路，这几条环绕着校园的主要街道，在我到达的那个暖和的星期五都是车水马龙，人声嘈杂。加利福尼亚大学秋季学期刚开学几周。我兴致勃勃地走在人群中，听着这熟悉的、我深爱的街头声音，就像听着我爸爸的摇篮曲一样，陶醉在其中。
每个新学年的开始，我最爱看的集体莫过于大一新生了。他们在开课前的一星期到来，大部分都是他们原来所在学校的优秀毕业生，心里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他们被家里送入这个大家庭，内衣内裤里还绣着自己的名字。在他们回家过感恩节之前，他们的新衣服都变成了一样的红灰色，因为谁也没有时间去洗衣服。他们的头发也没有理、脑袋里装满了刚学完一半的课程，这足以让他们形成自己半成熟的观点。他们昂起头，准备向他们的父辈坚守的东西发起进攻。在5月末他们的第三个学期结束后，他们有所分化，或变成在学习上失败的人，或成为新生中的优秀人物。
天气炎热，但比起我刚离开的沙漠，它又太温和了。我在冷饮店停了下来，买了一杯新鲜的水果雪泥，这也让我找到了一个逗留的理由，看看来来往往的人群。我脱下我的亚麻布茄克衫，披在肩上；把那溶得很快的雪泥举在前边，以防它滴在我的衬衫上。
我姐姐住的小型医院在校园的西北部，离我家不到半里远。我走上夏塔克大街，准备抄最近的路穿过校园。也许我可以在物理系停一下，向几个老朋友问声好呢。但我还有充裕的时间，于是我绕道而行，踏上了校园南边的宾尼大街。我在2603号前面停了一下，芭蒂·海斯特就是在这儿被绑架的。
路旁的香柏木表明芭蒂曾经住过的屋子年代久远了，但它的状况仍然很好。对于大部分学生，乃至年轻的老师们来说，这样的房子都不是他们住得起的。
我现在可以理解，芭蒂这种舒适的生活何以会激起那群没有任何优势可言的人的愤怒。绑架芭蒂的人既不贫穷，也不疯狂。他们和她一样，都是那种中上层阶级家庭娇生惯养的孩子。
四周特别安静。据说1974年芭蒂，海斯特与绑架者在晚上搏斗并大喊大叫的时候，四周的邻居一副冷漠无情的样子。就像罗伊·弗兰迪死的那个晚上，西部八十九街122号的邻居们没有一个出来帮忙一样。这两个案子都用了同样的方法，有着同样令人愤慨的大胆：尽管反抗吧，大叫吧，因为没有人会来帮助你。
想象着芭蒂的恐慌，我浑身也起满了鸡皮疙瘩。走进校园的时候，我总是和人群在一块儿，并不断地看着我的前后左右。
校园要比街道上凉快。那些荫蔽着地面的古老的树木就像罩在头上的一个深绿色的天幕。树林中，橡树和枫树的叶子开始由绿色慢慢地变成黄白色、浅橙色。地上洒满了闪亮的树叶。即使在这个非常安静、平和的地方，我仍然有种幽灵附身的感觉。
我沿着草莓河向上走——它把偌大的学校的中心区域等分成两部分，呼吸着森林里飘出来的带着绿色香味的空气，我终于到了我父母住的山顶。医院就在山的下面。
妈妈已经告诉过我游行的事了。我希望看见一些标志，哪怕是一辆新闻采访车。我看到一群人在医院那儿时，感到很惊奇。但是我仍然直接朝着争吵的人群走过去。
任何标语的目的都是为了得到大众媒介的注意。这个游行的组织者对新闻界有着熟练的控制。
我拐过街角的时候，那儿已有了两部新闻采访车；就在我走到街区的一半时，第三辆车也来了。
一个头发蓬松的女人在我面前挥舞着一把“救救艾米莉”的小旗帜。如果不是一架摄像机正停留在她身上，也许我已经挥拳把她打倒在地。
走向医院前门的时候，我拒绝看那些不断地朝我喊叫的挥舞着小旗帜的人们。但突然，一个人伸出手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过头，用不屑的眼光死死地盯着他。
“你好，亲爱的。”他的语气中充满鼓励之情。我被弄了个措手不及，用了几秒钟才认出这个煽动民众的人是奥古斯特·珀尔米特。他是原子能物理学教授，现在已经退休了，是我父亲长期的同事。
站在他旁边的、穿着一件柔软的粉红色套装毛衣的是珀尔米特夫人，我母亲最好的朋友。她的标语上写着：“侨民也是美国人。该是解释事实真相的时候了。”珀尔米特夫人的网球鞋和她的毛衣很相配。她朝我眨眨眼，然后走到人行道上，挥舞着她的标语。当一架摄像机转向她的时候，那个“救救艾米莉”的标语就被挡往了。
我走了几步，到了她的身后，用一种非常亲密的方式向他们问好。这种问候方式只在爸爸和妈妈的三重奏鸣曲小组、他们的桥牌伙伴、他们的同事、以前的学生和邻居中间使用。
“独身生活是惟一的答案”，这张标语被弗雷沃·沃尔什举在头顶，她今年82岁了。我走过她的时候，她左右摇摆着标语，轻声说：“亲爱的，不要相信它。”
我估计了一番，在所有的标语中，“救救艾米莉”的标语占了四分之一多，并且在每个拐角处不停地移动。没有什么大的新闻团体认真地对待这群明显是小打小闹的人。那些反对、阻止游行的人也是我从没有见过的“友好和温柔”。
我一路上笑着上了楼梯，来到了光秃秃的医院的走廊。走进艾米莉的房间，看见我的父母时，我的情绪又变了。他们两个都累得灰头灰脑的。
“谁组织这次游行的？”我问道，依次吻着他们俩。
“你的妈妈。”爸爸说。
“我想在记者们走后，得招待他们吃一顿便饭。”我说。
“在珀尔米特家。”妈妈笑了，“我们也邀请了记者来。只是一顿便饭。”
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
我进来，打断了爸爸的踱步。在我坐在艾米莉的床头，没有挡住他的路后，他又开始踱起来。
爸爸有6英尺5英寸高，长手长脚的。他从房子的一边走向另一边时，腿的胫部和手的肘部总是发出声音。
“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艾米莉陷入危机的话，我们该告诉医院怎么做？”爸爸说。
“你们两个到底讨论些什么？”我问。
“就这个。”爸爸说，“最后的决定要由你来做，玛吉。因为最终，一切的后果都会留给你来承担。你妈妈和我都已经活过了上帝给我们的时间——70岁。如果我们授权医院救艾米莉脱离危险期，那么我们就必须准备让艾米莉活下来，再负担30到40年——考虑到她的年龄和健康状况，这是有可能的。她可以轻松地比你妈妈和我活得更长，亲爱的玛戈，那么你就得一个人孤零零地负担艾米莉的生活。”
“妈妈？”我向妈妈求助。她正在给我的姐姐艾米莉做一周一次的修指甲，很少抬头看我。
“我知道了。”我说，“你们两个正为这个争论，你们想我投最后的一票。”
“我们没有争论。”妈妈把艾米莉的长长的指头弯起来，用药液轻轻地按摩着。“我们连话都没有说，怎么能够争吵呢？”
我看了看爸爸，他线条分明的脸上眉头紧锁；又看了看妈妈，她的脸上一副傲慢而冷漠的样子。
宽容——他们50年婚姻的巨大的力量——让他们在我的姐姐艾米莉的生存问题上，又一次走向和解。爸爸和妈妈把这个连所罗门也值得思考的问题留给了我，让我进退维谷。
从我的其他家庭成员那儿，我也得不到什么帮助。在过了一个失败的看望艾米莉的两天假后，叔叔麦克斯回到了他自己家里。我的侄子马克正在进行他环绕地球的研究生步行之旅。两周之内，他不会到达他的下一个联系地点。当然我还有女儿和麦克的建议，还有艾米莉以她的方式告诉我的东西。
当我还是一个小女孩时，我就和我的姐姐在水泥管里爬来爬去。和她兴致勃勃地谈论一些事情。此刻，坐在硬梆梆的医院的床头，我的脑海里就浮现出这些童年时的情景。
“艾米莉，”我怀念着她的聪慧，“你是家里的医生。我们正在决定你的生命，请给我一些力量吧！”
艾米莉一言未发，她两年以来一直没说过一句话。
我按照医师教我们的方法，抓住了她的小腿，把它们拉直了一些，然后给她按摩着腿肚子。她的小腿就像一块牛排那样坚硬而多筋。我又做了几次。看起来，我每做一次，她的腿就少了些肌肉，多了一份抵制，从来没有什么反应。
艾米莉的进食、排泄都由导管来完成，用人工保持一种生理上的平衡。两年以来，她已经成功地完成了那些决定性的环节：呼吸、让心脏不停止跳动。意识到艾米莉再也不会恢复任何智力和思想时，我们都同意不再给她人工的维持生命的治疗，不再试图让她恢复知觉。
两年以来，艾米莉就这样拖着，躺在医院护理室的床上。她的身体慢慢地恢复着知觉，但她这种持久的健康却迅速地让家里濒临破产。
两年以前，我们都认为，如果艾米莉自身的机体停止作用的话，就不会有什么奇迹发生。聪明的艾米莉如今没有了会思想的头脑，对我们来说只是一具僵尸。但奇怪的是，一段时间以来，我们都习惯了艾米莉的这种样子。我们爱抚她，同她说话，围绕着她调整家庭生活。
我看见了挂在艾米莉床边的排泄管里，有几条细线般的红色——受感染的标志。
“我明白了。”我说，“我知道艾米莉想说什么。她想让我保证，不管发生了什么，她都能得到我的帮助。”
妈妈冲我笑着，我等着他们赞扬我的陈词滥调。但妈妈却说：“爸爸告诉你了吗？他正考虑法国的一份顾问工作。巴黎南部有一片好极了的工业区，可以乘坐城市高速铁路到市区里去。”
我抓住爸爸的皮带，不让他再踱步：“你要出国多久？”
“两年，或者是三年。我们下周将和那些人谈谈。”
“你们要抛下我？”我觉得太阳穴好像被人重重地打了一下，呼吸也变得困难了，“你们不想留在这儿帮我，不管我做出什么决定？”
“这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妈妈说。
“你们的房子怎么办？”
“莱尔会照顾好的。”她说。
“该死！”他们原来早就准备好了这次逃跑。我到南方结婚时，也是把房子交给了莱尔。
我仰躺在床边，开始数天花板的砖块，数到20时，还没有找到一个成形的答案。艾米莉一个痉挛，把腿蹬了出来，狠狠地撞在我的肋骨上。我抓住她的双脚说：“艾米莉，谢谢你的提示。”
艾米莉的医生走进来告诉我们对于艾米莉的病情预测，他和我们一样无能为力。爸妈跟在他后面出去了，留下我一个人陪着艾米莉。我猜爸妈也许是要和医生商量一些事情吧。
我打电话到了麦克的办公室里。
“刑事科，我是弗林特。”他听起来恶狠狠的，但这就是他的工作。
“我是玛吉。”我说，声音听起来就像一条挨打的狗那样可怜。
“发生什么事了？”
“你的手怎么样了？”
“有点点痛。飞机没事吧？”
“安全降落。”我告诉他妈妈组织的游行，他笑了。
“艾米莉怎么样？”
“她的病情加重了。医生说她的脑部也许受伤了，但是做昂贵的手术确定受伤部位在什么地方也没有多大意义。艾米莉会随时发生大脑血管破裂。”
“什么时候，是今年的任何时候？”
“还有很多问题，电话里一时说不清楚。麦克，找一个人替代你。过来吧，我需要你。”
一声长长的叹息：“我不能去，宝贝，我找到了一条杀人犯的线索。而且我正在等着法官下达搜查安东尼·刘易斯的屋子的命令。我有太多事情缠身。”
“你整个晚上都工作吗？”
“也许吧。我找到了那个杀人犯藏身的肮脏的地方，只看见他的衣服留在那儿。我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放到了汽车的车厢里。他不能回家了，他也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去了，所以我们只需要等待。等到他在街上走累了，嗅到了食物的香味，在某个小餐厅吃饭的时候，我们就抓住他。我在他可能出现的地方都安排了监视者。他会碰见其中的某一个，然后我就把他抓起来。或许是今天晚上，或许是下周。但是在抓到他之前，我不会离开的。”
一段长时间的沉默后，他说：“我看了看你从海克特那儿拿来的枪？”
“怎么样？”
“一把是巡逻用的。其他两把都是废弃物。我不知道海克特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留在家里。”
“也许他从来没有想起过把它们处理掉。也许它们是格罗莉亚的。”
“也许吧，但她否认了。”
“你和格罗莉亚谈起过那架摄像机吗？”
“是的。但是要把它送回来就等于承认她拿了它。所以她就支支吾吾的。”
“吉多可以把编号告诉你。我们可以把它当做一桩民事案件吗？”
“那是我们最后的选择。事情的关键在于，如果摄像机里有一盘带子的话，我们最想要的是那盘带子。我可不想暗示格罗莉亚这一点，因为她也许会在上面做点手脚。也许我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同样的方法从她家取回来。”
“你进去的时候可别伤着她。”
“我会尽力的。”他轻声笑了，“你还知道些什么？”
我告诉他拉斯维加斯之行是多么的糟糕，然后说：“我与一个房地产商有个约会。今天晚上我会在我的房子里见他。”
“与一个房地产商约会？”
“我想在我们做出决定之前，应该先估一个价。”
“我们？”他说，“我们是指谁？”
“你和我。”
“噢、噢。”
“麦克，我想带着一个确切的答案到那儿。我想念你，我也需要你。”
“太动听了。”他大笑起来，就像一个男人听到有人夸他的孩子特别聪明而发出的那种笑声。“你看看，如果我有逃脱的办法，我就会去你那儿的。如果今天晚上我圆满地完成任务，也许我明天早上就可以飞过去。我们可以停留一会，然后明天晚上一起飞回家。这是我能提出的最好的解决方法，它也比较容易做到。”
“我会怀着希望等你的。”我说。
艾米莉看起来好像睡着了。她的呼吸缓慢而有节奏。我抓住她的脚晃了晃，一点反映也没有。
休斯顿这时候是下午，正是把我的女儿在宿舍里“逮着”的好时候。我打通了电话，凯茜带着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过来接电话。
“圣诞节我不回家了。”
“为什么呢？”我抑制住心中的感情，用听起来也许很平静的语气问道。
“我将在休斯顿的芭蕾舞《坚果钳子》中扮演白雪公主这个角色。”
“祝贺你！这个消息确实可以改变一些事情。我刚才正在考虑我们是不是要去巴黎和爷爷、奶奶一起过圣诞节。”
“为什么去巴黎呢？”
“我们正在谈论去那儿待一段时问。”
她沉默了一会儿遗憾地说：“噢，妈妈。也许圣诞节你就一个人过了。”
“我会和麦克、迈克尔待在一块的。如果你在休斯顿跳舞的话，我们会在那儿陪你的。”我看了看艾米莉。不管我们最后做出什么样的安排，艾米莉都将第一次过一个孤单的圣诞节。我抓住了艾米莉猫爪一般的手。
“我为你感到自豪，凯茜。”我说。
凯茜开始喋喋不休地说起了她的舞蹈，非常满足的样子。她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声音让我陶醉。
艾米莉又狠狠地踢了我一脚。我把她的腿推向一边，她又蹬回来。那一脚并不是自发的反应，我看见她的眼珠又滚回到眼窝里。她脸上的皮肤绷得紧紧的，就好像一个收缩性塑料薄膜覆盖在她的骨头上一样。
我对女儿说：“艾米莉的中风又发作了。你能拿着电话等一会儿吗？”
我一只手抓住床旁边的横栏，防止她掉到地板上。然后，我按动了呼叫护士的按钮，直到我听到跑动的脚步声时才放下。艾米莉正在经受又一次的剧痛。
护士来了，医生就跟在后面。艾米莉弓起背，做着各种鬼脸，嘴里吐出泡沫。在这个恐慌的过程中，我成功地撒了一个伟大的母亲该撒的谎。我什么都没有告诉我的女儿，不让她和我分担恐慌。虽然我努力地做着这一切，但凯茜还是警觉起来。
“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妈妈。”
“医生正在给艾米莉吃一些药。”
“她好吗？”
艾米莉的身体还在晃动，但是肌肉不像刚才那么僵硬了。中风症状正在消失。她的呼吸仍在进行，心脏也没有停止跳动。
“我想她很好，凯茜。”
“姥姥告诉我艾米莉姨姨一直在生病。是感染还是别的什么？”
“只是一点感染。”
“人们都说我与艾米莉是多么相象。”
“在很多方面都像。”我说。凯茜除了像她姨姨一样有6英尺高以外，她们都有着像我爸爸那样的中间隆起的鼻梁，都比其他人聪明。
“我希望姥姥错了。”她说。
“什么？你不想像艾米莉吗？”
“不是这个意思。”凯茜说，“姥姥老是说我们必须注意在艾米莉姨姨面前说些什么，因为谁也不能肯定艾米莉是否能听见或者感觉到。我希望她毫无思维能力。因为我知道，如果她不能动弹或者不能说出她脑子里所想的东西，她就会发疯的。原谅我这么说，我知道她是你的姐姐，你很爱她。但是如果我像她那样全身僵硬，我宁愿死去。那样真比活埋更难受。”
“这样的话居然出自一个孩子之口。”我说。
“天哪，妈妈，我不再是孩子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你像艾米莉，凯茜。不要停止说出你脑子里想的东西。”
她说：“是吗？”
“打电话给麦克、迈克尔，告诉他们你得到了你想演的那个角色。他们会像我一样为你感到骄傲的。我敢肯定我们都会去休斯顿过圣诞节的。”
艾米莉的中风过去之后，她像雪花石膏一样白的肌肤上撞击出一块块的青紫色。她的前额上，子弹留下了一个雏菊形的伤疤。她有着一个真正的黑眼圈，就好像谁曾经用尽全身的力量打了一拳似的。但是她仍在呼吸着。她的心跳非常正常，即使我的已经不正常。
星期五下午剩下的时间里，我都待在叔叔麦克斯在奥克兰的法律办公室里，和麦克斯的合作伙伴——杰克逊·奥尔古德讨论着有关艾米莉的法律问题。
“在今晚回家之前，我们会把签字要用的文件准备好。”杰克逊说，“告诉我你将在哪儿，我会亲自送过去的。”
“在我的房子里。”我说。他给我的拥抱充满了感情。杰克逊曾经对我的姐姐有一股狂热的迷恋。在某种程度上，我怀疑他仍然这样。
他搂着我的肩膀，送我回到了伯克利机场。他对我说：“决定不介入是多么的艰难。我钦佩你的决定，但是你认为你的父母会坚持它吗？”
“他们有理由反对。”我说，“如果他们其中一个人发表一些强烈的看法的话，我会感到一种巨大的解脱。现在我是骑虎难下了。我知道艾米莉也宁愿选择死，而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我的父母……谁知道呢？”
“我理解你的处境。”杰克逊说着，压了压我的手臂。
我在他身上靠了一会儿：“在我的一生中，我相信我的父母会为救他们的孩子赴汤蹈火。但现在我的困难是，如何界定对与错，怎样才是救一个人。是在法律意义上活着？还是把人从更深的侮辱中解脱出来？”
“我们是否需要再起草一份建议？”
我摇摇头：“我们先这么样吧。”
18
周五晚上6点钟左右，我开着爸爸的车到了旧金山。
马克·吐温曾经说，他遇到过的最寒冷的天气是在旧金山度过的一个夏季。整个海湾地区正处于夏季时分。东部和内地的热气遇到海面过来的冷空气，形成一层冷冷的厚厚的雾。整个城市便笼罩在茫茫雾气之中。
我喜欢雾。它使整个大地显得静谧而柔和。奥克兰的炎热过后，西部海湾吹来了沁人心脾的习习凉风。尽管这时正是旅游旺季，又赶上上下班高峰，但我还是选择了从这儿回家。因为只有沿着海湾走，才能听到从海面传来的雾角声。我钟爱这绵沉而浑厚的声音，它有着自己独特的优美的旋律。
把车停在我坐落在马里纳地区的别墅前，我看见莱尔——我的管家，正坐在屋前的斜坡上看着一艘艘小货船从港口启航，开往索萨利托、蒂布尔隆、瓦列霍以及北方的各个城市。小船每天风雨无阻地出航，构成了这里的一道独特的风景。
我走上斜坡时，莱尔起身来迎接我。
“上帝保佑你。”我说着吻了吻他的脸颊。
“保佑我？那么是谁要把这房子从我手中夺走？你爸爸妈妈说了许多好话，叫我怎能拒绝？”
“谁说我要卖掉这房子了？”
“你叫的地产代理人正拿着一堆表格在里面检查损坏情况呢。我真该在他进去时绊他几个跟头。”
我朝房子望去，看见了海，一幅幅美景都从房屋的落地长窗的玻璃上反射出来。单凭这风景，就足以令我下决心把它买下来。换了谁都会这么做的。我看到我的代理人站在屋里二层的楼梯上，和我看着同样的景色，大概心里估摸着就凭这一点这房子应当卖个什么价。我觉得很心痛。
“莱尔，莱尔，我善良的朋友，”我抓着他的胳膊，“我该怎么办？”
“我怎么知道！除非——你带我到玛莎饭店去吃晚饭。至少应该这样吧？”
代理人是我的邻居，多年来我们一直是点头之交。他名叫杰理。这时他下了楼走到房前。
“地震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进去看过了。”杰理说，他把文件夹抱在胸前，“你把它修复得太好了，玛吉。绝对高水平。”
莱尔看起来有点恼怒了，因为大部分维修和装饰工作是他进行的。如果这房子被人看上了，那是他的错。我挽住莱尔，靠在他肩上。
杰理打量着房子：“为什么要卖了它，玛吉？”
“我住在洛杉矶。”我说，“留两座房太奢侈了。这房子闲置着对我们没什么好处。虽然莱尔也把这房子租出去。但还是有损失，我可赔不起了。”
“很可惜”。杰理深表遗憾，“这个时候卖房太亏了，现在是二十多年来最差的时期。虽然大家也在谈论着全国范围内经济情况正在恢复，但是房地产市场仍然很糟糕，看起来还需要几年时间才能转好。你要是现在卖掉，亏得可不是一点半点。你要是有别的办法还清抵押借款就好了。当然，这还得你作决定，如果你真要卖，你知道我会尽最大努力的。但你最好还是考虑清楚了。但凡能想出渡过困境的办法，就别卖。”
莱尔冲着我笑了：“这家伙说得对。”
但我脑子里所想的是我在银行的存款一天天减少。于是我伸出手去握了握杰理的手，暗示他可以走了：“谢谢你抽出宝贵时间来。我会告诉你我们的决定的。”
我进屋给麦克打了电话，向他转述了杰理的意见。麦克说好歹我们又多了点信息。然后他说：“今晚的新闻中你出尽了风头，亲爱的。二频道的《他是谁》节目说，你之所以不能出席评论《死亡的纪录片》，是因为你正在毁掉艾米莉。”
“生活就是‘丰富多彩’的嘛！”我说。
麦克说他肯定不能来了，周五晚上不行，周六早上也不行，于是我们道了别。
莱尔给我看了屋顶的漏水情况。他说：“没我想象得那么糟。只是一点涂料坏了。别人注意不到的。”
我望着上面米黄色的污迹，问：“这些房客给我们带来的损失有多大？”
“每次都是他们交了上月的房租，我们接着就用它去修补房屋，结果分文不赚，直到再找到住户。再加上买涂料，做清扫，换掉损坏了的家具……”
“得几千块。”我说。
“是的。”他附和道。
7点的时候杰克逊带着一些文件和一束白菊花来了。我在文件上签署了意见，同意让医院继续给艾米莉输葡萄糖，但不要再用任何机械手段使她苏醒。杰克逊一直很严肃地看着我签完文件。这过程比我想象得要容易。事实上，我甚至感到一种解脱。
杰克逊接下来还要给我父母送一份，最后一份送到医院去。
他走了之后，莱尔说：“该去吃晚饭了，马上行动。”
莱尔选的那个高级餐厅使我不得不换下牛仔裤。我到阁楼上的储藏室里找了一条红色真丝紧身连衣裙，又从抽屉里翻出一条假的珍珠项链。我们打车来到了位于联合广场附近的玛莎饭店，这里的日本料理是一流的，所提供的酒水也是最好的。
我们谈了许多。离开玛莎饭店我们去凯慕博歌厅听爵士乐，然后又到了位于市场大街西部的一个午夜俱乐部听摇滚。和莱尔在一起真好，我觉得随意、舒适，远离那些恼人的电话。真不舍得让这样的夜晚溜走。我们在外面待了很久。
我想我一定是在脱裙子的时候把项链弄断了。周六早上醒来我发现自己睡在起居室里的沙发上，那条裙子皱巴巴地扔在地毯上，仿制的珍珠撒落了一地。我裹上毯子——不知道莱尔什么时候给我盖上的，闻着咖啡的香味来到了厨房。
“昨晚你一定没怎么喝酒。”看见莱尔那平整的牛津衬衫和卡其布裤子，我有点恼怒。我合上百叶窗，挡住早上刺眼的阳光，然后在饭桌旁坐下。
莱尔把热气腾腾的牛奶加进了咖啡杯，端到我面前：“昨晚你把所有秘密都说出来了，我可记住了。”
“抱歉。”我讨厌借酒感伤的人，尤其是我自己居然也这样。“我不记得了，有没有听见我做什么决定？”
“你只说要把一个名叫奥尔加的人给解剖了。这也许是个好主意，但是千万别用我厨房里的菜刀。”他递给我一个汉堡和一盘熏麻哈鱼，“奥尔加是谁？”
“一个统称，指那些专门在发薪水的日子缠着警察的婊子们。”
“哈！”他把乳酪推给我，“忌妒，这是女人的代名词。”
“错！”我说，又把乳酪推了回去，“‘虚荣，这是女人的代名词。’你想说的是，一个充满忌妒心的女人，她比一条疯狗还要更毒，更令人致命。”
“你自己醉得都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记这个倒记得清楚。”
我抬眼望着他：“莱尔，莱尔，坐下来，我善良的朋友。”
莱尔在我对面坐下，伸出手来握住我的一只手。昨天整晚他都在讥笑、嘲讽、玩世不恭地对我，而此时，我从他脸上读出了真诚的关注与担忧。“那么你是陷入困境了，孩子？打算怎么办？”
“你指哪个困境？是房子吗？是蚀本出售，还是硬撑着负担它？是我姐姐吗？是干脆让她死，还是把她强留在地狱的边缘？还有麦克吗？”我不得不移开目光，“噢，他妈的，我该拿他怎么办？”
“好了，这回我同意你用厨房里的菜刀，行了吧？”
“谢了。”我说。
“麦克昨晚打电话来了。”他站起来递给我从留言机上取下的记录。从周五晚8：53开始，记录依次如下：麦克说他爱我；女儿又要钱了；凯伦伯格说卡洛斯·奥利里要去人民公园；麦克说想念我；杰克·纽克斯特感到很绝望；兰娜·霍华德想要我在11点的新闻上讲一段话；爸妈打电话来再次强调他们支持我的决定，并且希望我周六回去吃晚饭。午夜时分，麦克又打电话来问我到底去哪儿了。
这会儿时间尚早，我觉得麦克还应该在家里，于是打电话给他，电话铃响到第三声时，一个女人的声音响起：“你好。”
我问：“麦克在吗？”心里希望她告诉我打错了。
“麦克这会儿不能接电话，”她说，“我会给他传个信。”
我说不必，谢谢了，心里乱作一团，居然没问她是谁就挂了电话。
她也许是迈克尔的朋友，也可能是朋友的朋友。我没把这事向莱尔提起。我用最后一口咖啡吞下两片阿司匹林，离开了屋子。
每个周六莱尔都自愿到卡斯特罗的疗养院去帮忙。我上楼洗澡，听见他在放军营乐队的歌曲。他还带了胡桃巧克力——莱尔说多吃是保持好身体的最好途径。
我及时下楼帮助他收拾了厨房。莱尔把东西收进被他擦洗得洁白无瑕的碗橱和抽屉里，我注意到他的手指久久地留恋于那些杯盘餐具上，不舍得放下，好像这是最后一次见面，要永别了。
“先不要收拾你的行李，我还没要把房子卖掉呢。”我说。
他若有所思地笑了笑：“当我65岁的时候，你还会需要我吗？你还能养活我吗？”
“当然。”我是真心的，可事实上我们已经开始动摇了。我像爱我的亲人一样爱莱尔，自从那次地震以后，我们就像一家人似地住在一起。可是，当我们必须分道扬镳时，这种感情还能得以维系吗？麦克退休以后要搬到远离尘世的地方去，到时候会怎么样呢？
在疗养院门口我让莱尔下了车，然后在网络的分支机构停了一下，给兰娜发了封信。我再次沿着海湾向东开去，脑袋还在隐隐作痛。
19
卡洛斯·奥利里熟练地把手里的银丝做成一个耳环圈，然后迅速地剪掉多余的部分。“我为什么要和你谈话？”问我的时候，他连看也没看我一眼。
“见鬼，卡洛斯，这个我可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和我说话呢？”我坐在他旁边的草地上。这儿是伯克利商业中心的人民公园。它曾是平民百姓谈论、参与政治活动的地方，现在却成了那些无家可归者、生活漫无目的者的避难所；同时，它还是一个非法的毒品超级仓库。这里气味怪异，我一会儿也不想在这里多待。15分钟过去，他做好了一副耳环，我们之间却只进行了一些无聊的闲谈。太阳就在头顶上明晃晃地照着，我全身燥热，再也没有耐心等待卡洛斯告诉我一些有用的东西。
卡洛斯建议我再坐一会儿。我拒绝了，站起来说：“今天全国有一半的人想和我谈话，卡洛斯。如果你不想说什么，那么，我还是走吧。”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不要这么生气嘛！”他剪了一下耳环的接合处，把正在冒烟的烟蒂放在他的有水晶珠子项链的盘子里。他大约50岁，由于长期生活在户外，脸上饱经风霜，皱纹很深。他穿着紫色的衣服，戴着一串珠子项链，脚踏一双凉鞋。一脸大胡子使他看起来有些可怕，在伯克利之外的任何地方，他都会被人看作是一个逃跑的疯子。
他眯起眼睛抵挡着太阳光，说：“也许我们有一个沟通的问题。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像你这么漂亮的女人会想和一个像我这样从旧时代过来的无业游民说话？”
“一个叫查克·凯伦伯格的人说你有可能知道一些共和军的信息。”
“凯伦伯格？”
“凯伦伯格。”我重复了一遍。
“噢，我认识他，联邦调查局的。”
“他说，也许你听过共和军说起枪战之前洛杉矶发生了什么。”
“谁？我吗？他一定是找错了人，我不是那个卡洛斯·奥利里。”
“也许是他错了吧。你看，与你谈话真是特别的有趣。但是现在我还有些别的事要干。”我站起来，把包挎在臂弯里，“再见。”
“不要气急败坏地走开，美丽的女士。”他拿起他刚做好的耳环——上面有着长长的水晶悬垂物，递给我，“把这送给你。让我把它们装好，这样它在你的手里也不会遭受散落的命运。”他用一张黄色的纸包好耳环，向上举着递给我：“祝你好运。”
“祝你好运。”我把耳环放入包里，放了10美分在他的手里。
卡洛斯又捡起那还在缓慢燃烧的烟蒂，再次点燃，像以前那样又深深地吸了一口。我走到人行道时，他正随着一种神秘的内心的交响乐而扭摆着身体，好像我根本就没出现过。
我说过，我在伯克利长大，我对这里很熟悉，卡洛斯·奥利里不是我获得信息的惟一渠道。在艾米莉住的医院外举行的游行，让我想起自己还认识那么多人。
我看见了我妈妈的朋友珀尔米特夫人，她正站在她家房子旁边阳光照耀的花园里栽种郁金香。只见她戴着一顶宽檐草帽，着一身斜纹粗棉布工装裤，跪在地上——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她卷卷的头发从帽子下面钻出来，太阳在她有皱纹的脸上留下一片温柔的、银色的阴影。
珀尔米特夫人的听力几年以前就开始减弱了。我拿出照相机，在离她大约10英尺远的地方跪下时，她显然没有听见我发出的声音。我已经给她拍了两张照片，她才感觉到我的存在，眼睛转向我。
“噢，玛吉，亲爱的，是你呀？”她一点也不感到惊奇，只是把几绺露出来的头发放回帽子中，“你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吗？”
“一看到你我就喜欢上你了，拍尔米特夫人。”当她正面对着镜头时，我把焦距又调了调，给她拍下了第三张照片。然后我把照相机收好，朝她走了过去，“你看起来很美丽。我会把照片寄给你的。”
她把一只手伸向我，紧紧地抓住我，逼迫我蹲在她旁边。然后她递给我一把铲子和一小桶骨粉：“我正想着你要路过就好了，你果真就来了，就像以前那些日子一样，还带着照相机呢。有一次，我还问你妈妈，是不是可以给我一张你上学时的照片，这样我就可以知道你长得什么模样。我看见你所有的形象都是你在摄像机后面工作着。”
我笑了：“扛一台摄像机是我惟一的露面方法，现在仍然是。”
她微笑着抬头看我的脸：“亲爱的玛吉，你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孩子，总是知道你想要的东西是什么。”
“是吗？”我把一茶匙骨粉倒入她刚在有护根的泥地上挖的3英寸深的洞里。“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觉得生命是一幅巨大的、没有成形的图画。没有人给我指路，我就在里面徘徊，永远在迷茫中前行。”
“那些年，我觉得你是少数几个精于计算的人。”她温柔地笑着，递给我一根郁金香茎，“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的，宝贝？”
“共和军。”
“太可怕了。”她装作惊慌失措地举起了双手，“有很多年没有想起过那群暴徒了。他们是你的新项目吗？”
“算其中的一部分吧。”
“为了讨好你，我想我得帮你点忙。但是怎么帮呢？”
“你知道一些事情。”我又栽好一棵郁金香，“在洛杉矶枪战之后，共和军在伯克利又有过短暂的复兴。”
“短暂而且激烈。”她肯定地说，“他们在整个城市画画、写字，‘那些剥夺人民生命的法西斯分子去死吧！’不是原汁原味的，是吗？”
“你知道他们其中的任何一个人住在哪儿吗？能找个人和我谈谈吗？”
“我想那些还在监狱里待着的人是很容易找到的。至于他们想不想与你谈话，则另当别论。贾奇·盖茨也许能帮你。”她正了正帽子，“你还记得那个盖茨吗？在中风前，他是一个联邦法院的法官。”
“贾奇·盖茨怎么样了？”我问道。
她苦思冥想着，思维都早已越过了贾奇·盖茨，然后说：“还有萨拉·简。”
“萨拉·简·穆尔？”我想了一会儿才记起这个名字，“她向福特总统开枪了？”
“你有一个好的记性，就像你的妈妈一样。”她说，“你应该和萨拉·简谈谈。我相信她仍然在狱中的某个地方。在赎身谈判中，她是海斯特家族和共和军的联络人。我想她是一个簿记员，曾经留在海斯特身边做过一段时间文书工作。她不仅是留在伯克利的共和军的密友，还是联邦调查局的成员和给警察局提供情报的人。”
“我曾听你说起过阿普里尔·富尔吗？”
“没有。真的。和萨拉·简谈谈吧。”
“你是怎么认识这个女人的？”
“这里的人都知道她。她会和我们一起参加‘又一个争取和平的母亲’的游行示威活动的。”她说，“她有一大笔继承得来的钱。我想这就是共和军为什么想和她交往的惟一原因。这个女人为芭蒂·海斯特牵肠挂肚，总是打电话到她家里，企图通过谈判释放她。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说。也许她有一种英雄情结，我不知道。她是那么想救出芭蒂，就在联邦调查局逮捕芭蒂几天后，她就疯了，她企图枪杀福特总统。”
“我还能相信她可能告诉我的东西吗？”
“啊，说得对。”她的目光逐渐黯淡下去，在沉思的时候又栽好了一棵郁金香。然后，她抬起头用她那清澈的蓝眼睛看着我，“我们进屋去，跟享利打个电话。”
珀尔米特夫人撑着我的肩膀站起来，膝盖站直时她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
谈起共和军，贾奇·盖茨在电话里的第一句话便是：“他们杀了人便逃走了。”在他数着受害者的姓名时，我的身上就有一股寒气透过。“默纳·奥普萨尔夫人，一个好女人，是四个孩子的妈妈。在萨克拉门托地区的一次银行抢劫中，奥普萨尔夫人就在射程之内。银行里的目击者说艾米莉·海瑞斯扣动了扳机。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从洛杉矶那儿幸存的三个人是海斯特和另外两个叫海瑞斯的人。一些新兵就躲藏在那儿。他们靠油漆房屋和抢劫银行来维持生计。我相信他们正在募集资金，想把那个杀人嫌疑犯马库斯·福斯特救出监狱。那次银行抢劫计划得很好——一些东西如汽车提前就偷到手了，伪装也早就买好了。他们带着大约两万美金逃走了。”
“还杀了一个妇女。”我说，“你刚才告诉我的听起来和共和军其他的不法行为完全一致。但这不是我所感兴趣的那件案子。奥普萨尔夫人也许不是共和军杀的惟一一个人。”
“你认为我能告诉你些什么？”贾奇·盖茨问道。
“一些姓名。他们待在洛杉矶的时间里，任何一个可能与他们有过接触的人的名字。”
“我会去找一找，但是否有人愿意与你谈话我并不抱希望。在杀人方面，法规并没有什么限制。”
“如果你听到什么，你可以通过珀尔米特夫人告诉我。”
挂上电话的时候，我一定把失望留在了脸上。珀尔米特夫人坚持要我走之前再喝一杯茶。在答应一定打电话联系后，我们互致道别。
我穿过校园走向艾米莉住的医院，心里充满了怒气，想对每个冲我走过来的人发泄。道路上仍然留着许多标语，有两个城市警察正看着它们。游行者还站在人行道的旁边，我走上街道的时候，他们一句话也没有对我说。四周没有看见一个新闻工作者。
前门旁边的架子上有一张当地的报纸，头版头条写着：艾米莉·杜尚斯·林格斯已濒临死亡。
艾米莉过了一个安静的晚上。我帮助护士给她洗了个澡，然后费力地给她穿上一件新的棉衣服。
艾米莉以前曾是一个杰出的运动员，像我一样，是一名跑步、游泳运动员。她6英尺高的身体上，没有一点多余的肥肉上下左右晃动。现在，那薄薄的一层肌肉仍附着在她的骨头上，但已经明显地萎缩了，变得松弛而丑陋。除了一对石头般坚硬的乳房仍然高高地耸立在她的胸脯上以外，以前的那些东西在她身上荡然无存。
当我谈到艾米莉全身上下没有一处可以晃动时，也包括她的乳房。她的胸廊上除了纽扣外，空无一物。在她遭枪击的几周以前，由于一些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的原因，我那务实的毫不追赶潮流的姐姐通过外科手术装上了两个充满盐块的巨大的乳房。
就在她毫无知觉地一点点失去自身拥有的东西时，这些人工制作的模仿的附件却依旧安然无恙。我想象着她被埋葬了亿万年后，这些东西仍然坚固异常地待在那儿。然后，我就莫名其妙地放声大哭起来。
脑海里闪过这幅荒谬的图画时，我第一次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艾米莉将要走入棺材。在我的脑子里形成这幅图画之前，一切都是不真实的。现在图画出现了，五颜六色的，令人惊奇地清晰：艾米莉穿着刚给她套上的衣服被埋葬了，网眼状的紧身胸衣上凸现出两个小山丘般的乳房。艾米莉真真正正地要死了。
我吻了吻艾米莉冰冷的脸颊，然后拿起了那个装着法律文件的夹子。文件上，在我的签名之下，有着院长的签名，表明他对这个事实的正式的确认。我拿好它，走出屋子。
我真的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好。我的父母此时一定在为他们的超级旅行做着准备，我也不想一个人坐在他们的房子里。他们希望我去吃晚饭，那只不过是一次正式的送行。或者，我可以走着去机场，坐第一班飞机回南方。
和卡洛斯·奥利里谈了那次话之后，我的精神变得极度紧张。在洛杉矶，我还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可是我又无从着手。我被我和珀尔米特夫人、贾奇·盖茨的谈话搞糊涂了，不知道他们俩谁才是真正的疯子。我已经得出一个结论：每个与共和军有关的人都是一门加农炮，无法认识清楚。
想不出该干些什么，我又走入校园，过了物理大楼，来到菲比·阿珀森·海斯特园林。我坐在一张石头长凳上，这时，我想起了奥利里给我的耳环，于是，我把它拿出来。
耳环做得很漂亮，虽然在我看来有点儿大，但很有趣。想起凯茜也许会喜欢它们，我开始重新包装。这时候，我发现了包装纸上写的东西：杜尚斯小姐，过来，一点钟。爱你的，凯伦伯格。上面还留有索萨利托市的一个地址。
我和奥利里坐在公园里的时候，从没看见他碰过什么书写工具。这条留言足以激起我的好奇心，我开车来到游船停泊港，登上了一艘开向索萨利托市的渡船。
渡船离开停泊地时已经过了3点。等我找到索萨利托市的那个地址时，已是将近4点。它是一艘停泊在一个长长的港湾里的可供住家的船。站在船上，旧金山海湾那边的天空一览无遗。时间太晚了，我不敢肯定凯伦伯格是否还在周围。
这只船非常的新，木头经过精雕细刻，装着彩色玻璃。敲门的时候，我都可以听见里面的话语声。
一个中年男人穿一件高尔夫衬衫和一条卡其布短裤站在门口，冲我微笑着：“你好，漂亮的女士。进来吧。”
“也许是你应该出来，卡洛斯·奥利里。”我说。他的大胡子和散乱的头发是我对他模模糊糊的印象。
查克·凯伦伯格出现在他身后：“你迟到了。但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给你留了些午饭。进来吧。”
“午饭？”我说，“你的邀请也太不诚心了吧，凯伦伯格。是什么使你认为我一定会来呢？也许我几天都不会看到你的小纸条。也许永远不会看到。”
凯伦伯格不再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而是高兴地笑了起来：“我就知道你会发现我的小纸奇$%^书*（网！&*$收集整理条的。我只是没有想到你反应如此迟钝。”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我说，“假如这样做是不是会更简单一些呢？比如在麦当劳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约定一次见面；而把公园里发生的戏剧性的一切和这张纸条都省略掉？”
“太冒险了。”卡洛斯说。
“对谁太冒险了？”我问。
“在和你谈话之前，卡洛斯必须先检查你一番。”凯伦伯格说，“他已经知道你没问题了。相信我，他为你担心甚过于你为他担心。是不是，卡洛斯？”
我从这张脸看到那张脸：“你们真喜欢做游戏！”
“这可不是游戏。”卡洛斯递给我一张我们俩在公园里的照片。它照上了我全部的脸，但焦点却是在我身后那个人身上。“想起了什么人没有？”
“天哪！”我大叫一声，照片上是杰克·纽克斯特从一个杜松树篱后面偷看，“他是怎么找到我的？”
“你又没有注意隐蔽自己。”卡洛斯说。
“他是一个新闻记者。”我说，“记者常在这一带鬼鬼祟祟地活动？”
“你检查过他的证件吗？”凯伦伯格问道。
“不，没有。”
卡洛斯闪到一边：“进来谈吧。”
我跟着卡洛斯，凯伦伯格则跟在我后面，走进了一条黑暗而狭窄的通道。它夹在两个卧室和一个洗澡间之间，通向一个巨大的、亮堂堂的、有着很高的屋顶的起居室。室里三面装着从地面直至天花板那么高的玻璃。厨房、餐厅、休息的地方都在这间大屋子里，没有再分割开。在这里可以饱览旧金山海湾奇妙的景色，欣赏远处从浓雾中升起的城市地平线。红木甲板延伸到屋外，海水轻轻地舔着它。
“比明信片还要美丽。”我说。
“完全正确。”凯伦伯格附和道。他肥胖的身躯坐到一个弯曲的白色沙发上，拿起一块只吃了一半的三明治。“局里要照顾自己的人——这艘船是没收了的贩毒者的工具。”
我又一次看了看卡洛斯：“你是联邦调查局的？凯伦伯格曾经告诉我你还是共和军的一分子。到底哪个是对的？”
“都对，又都不对。”他走到冰箱前，拿出来一个罩着的碟子和一瓶可口可乐，“两者加起来才更接近。你喜欢吃芥末，是吗？”
“当然啦。”我说着，坐在凯伦伯格的旁边。
凯伦伯格微笑着坐在那儿。卡洛斯显得很有节制，递给我一张亚麻布餐巾，并放好了盘子。盘子上放着一个萨拉米香肠三明治和土豆沙拉。我打开了苏打水，问：“下面干些什么？”
凯伦伯格往前靠了靠：“我希望你能够尊重卡洛斯匿名的要求。”
我的脑子里早已算好屋里的光亮程度和拍摄屋子时摄像机的位置。这艘船太适合于拍照了，但也更容易泄密。卡洛斯脱去衣服，他看起来长得不错，甚至可以算得上英俊。
我说话了：“你们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告诉过我呢。从我们以前进行过的谈话来猜测，凯伦伯格探员，我身上有你们需要的东西。把信息透露给大众媒介可不是你的作风。在我们谈到最关键的地方之前，先把最基础的东西讲好吧。我要介入的是什么事？”
卡洛斯和凯伦伯格交换了一下眼神。然后，卡洛斯说话了。
“在米雪·塔贝特被刺杀后，我们开始对你的拍摄计划感兴趣了。”
“我们指谁？”我问道。
“爱你的政府。”凯伦伯格吃了满满的一嘴，嘴角边还留着一些生菜。
卡洛斯的眼珠动了动，但马上又笑了：“你在打听共和军的事。从一开始起，甚至从还没有一个共和军之前，凯伦伯格和我就主管这件案子了。”
“一个共和军都没有之前，你们怎么会对他们感兴趣呢？他们根本不存在呀！”
“不，他们存在。那个特殊的团体产生于一次误导的监狱权利改革运动中，也就是在这次活动中，共和军的大部分成员互相勾结起来了。他们进入监狱，询问一些大案要案，以为他们可以从统治者手里救出几个人来。
“他们开始搞监狱改革，后来发展到以被压迫者的名义进行恐怖活动。他们看起来根本不像被压迫者，于是他们把脸抹黑，戴上非洲式的假发：南茜·琳·帕瑞，帕特里奥·索尔蒂西克，安杰拉·阿特伍德，卡米拉·霍尔，比尔和艾米莉·海瑞斯。白人罪犯教他们这么做，然后他们像老的D.W.格里菲思电影里拍得一样逃跑了。”
“像什么一样伪装着？”凯伦伯格大笑起来。
“黑脸。”卡洛斯说，“格里菲思老是用涂了黑脸的白人演员。”
“我们可以回到正题吗？”我问道。
卡洛斯又把脸冲着我：“那是一个州级监狱。多纳德·德夫里兹从监狱里逃出来，几个共和军的妇女收留了他，把他藏在他们伯克利的房子里。她们把他当做一个幌子，变成她们的傀儡，把他玩得直到半死。”
“你把这一切都算在女人身上？”
“领导者都是女人。白人，中产阶级的可人儿。”
“我被你那高人一等的态度激怒了。”我说。
凯伦伯格笑了：“他不能说‘可人儿’吗？”
“吃你的三明治吧！”我说，“我也是女性的一分子。”我又转向卡洛斯，“你是说，当他们以被压迫者的名义开始革命的时候，没有人会把这一群郊区来的孩子当回事看。于是他们找到了这个幌子？”
“就是这样。他们从德夫里兹那儿学到了这手，选了个傀儡。他们让他老是烂醉如泥，让他的思想和他们保持一致。他们在宣言中盗用了他的个人档案，称他为辛基将军，称自己为他的追随者。但是，请相信我，他们从一开始起就控制着一切。他为他们煮饭菜。他们计划着一场革命。”
“这些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新信息了。”我说。
卡洛斯耸耸肩：“这其间足足有一年，从洛杉矶的枪战到联邦调查局最终把芭蒂·海斯特抓到的那一天。在这一年中，芭蒂、海瑞斯他们和一些被通缉犯在海湾地区又制造了几次爆炸。他们袭击了莫托斯将军，撞毁警车，破坏电源线，甚至在市长的办公室里留了颗炸弹。”他脑子里闪过的什么东西让他微笑起来，“你认识那个叫乔·雷米诺的家伙吗，他承认参与了枪杀马库斯·福斯特一案，他居然是旧金山市长的一个亲戚。”
我缄口不语。
凯伦伯格又拾起了话头：“最近十几年，又有传言说共和军没有消失。虽然名字改变了，但一些老的共和军分子仍然还活着，还在不断地制造麻烦。”
“你认为是共和军的人杀了米雪·塔贝特？”我满腹狐疑问道。他们两个谁也没有回答，我又说，“卡洛斯，我很想把你拍摄下来。但是在得到你的许可之前，我绝不会偷拍你。但是，为什么你现在还不告诉我，你把我带到这儿来到底是想告诉我一些什么？”
“共和军留在洛杉矶时，米雪·塔贝特是我们在里面的内线。”
“但她只是一个跳袒胸舞的女人呀！”
“在转入地下活动时，南茜·琳·帕瑞干什么工作来着？”卡洛斯问道，眼睛紧紧地盯着我，就像一个教授监视一场特别重要的考试一样。
“她跳袒胸舞。”我说，“在旧金山北海滩的一个俱乐部里。”
“现在弄清楚了吧？”
也许我自己早该发现这其中的联系。“米雪告诉过我，弗兰迪还在热舞俱乐部时，她的一个城里来的朋友进来过。就在他死的前一个晚上。她还给他们做了介绍。”我看着他们的脸，“这个朋友就是南茜·琳·帕瑞吗？”
“给这位女士发个聪明奖吧。”卡洛斯一副欣喜的样子。“米雪知道南茜有难——她看过电视。南茜是她的一个老朋友。她需要帮助，需要一个藏身之地，需要香烟。米雪帮她做到了这一切。然后她就把南茜出卖了。”
“南茜是她的朋友，米雪把她给出卖了？”我问道。
“弗兰迪也是米雪的朋友。他们之间有个交易：他对她好，她就告诉他最可靠的消息。”
“米雷告诉我她爱上了弗兰迪。”我说，“她希望他们俩成为夫妻。”
“你知道得更详细。”凯伦伯格说。
想着米雪，我感到有些不快：“弗兰迪利用她。”
“他们互相利用。他获得信息，她则跟着一个干净的人逃离那个丑恶的世界。”凯伦伯格把他的盘子推到一边，“事情本来就是这样。”
“米雪告诉过弗兰迪共和军的事了吗？”我问道。
“我们不知道她告诉过弗兰迪一些什么，但是她打电话给我们啦。”
“她为什么要打电话给你们？”
“我们给她安全保障。”凯伦伯格看起来自我陶醉着。“我们让警察给她卖淫开绿灯，她则告诉我们毒品运动的情况。热舞俱乐部的老板萨尔是主要的毒品批发商。”
“你们知不知道在枪战之前，共和军在哪儿？”我很想知道他从事这项调查有多长时间了。
他们又一次对视了一下。我看见凯伦伯格摇了摇头。
“不能说还是不想说？”我问道。
“结果都是一样的。”凯伦伯格说，“没有必要讨论这个。”
我看着卡洛斯：“你是个缉毒探员？”
“当工作需要我成为一个缉毒探员时，我就是。”他瞥了瞥我的盘子，“你还想再要一些土豆沙拉吗？”
我一点东西都没吃。谈论起毒品和局势，我已对食物毫无兴趣了。
“我们想看看你拍的米雪的录像带。”凯伦伯格说。
“没有这么一盘带子。”
“米雪说有。”
我把这一切想了想。海克特很有可能制作了一盘采访自己的带子。如果它就在我从他的房间里拿出来的录像带中，吉多会找到的。或者，米雪歪曲了我们之间的谈话。另一个可能就是米雪撒谎了——撒了一个小小的谎——“我被拍摄过了”而不是“我将被拍摄”。
我说：“我想不起有过米雪的录像带。但我不是一个人工作的。我会与我的摄制组去查看一下。”我站起来，走到一边去看海水。“你本可以打电话给我，要求看我拥有的任何东西，凯伦伯格先生。影片拍摄过程中一个女人已经死了，另一个女人受伤了。我担心在某种程度上我有责任。我与洛杉矶警察局是通力合作的，这你们也知道。因此，我想再问你们一次，你们到底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
凯伦伯格表示服从卡洛斯的意见，卡洛斯站起来，穿过房间朝我走来：“新闻媒介和司法部门不总是相处得很好。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其实我们想要的只是事实真相。”
“问题在于，事实真相有很多方面，而你们所有的人想要的只是一个答案。”
他点点头，表示赞同：“这就是事实：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年复一年，我们得到的只是谣言，说共和军的幸存者们从抢劫银行、贩毒发展到了洗钱——一种很自然的进化；取消现金交易一直是毒品买卖的一个大问题。我们的大部分信息是从监狱里的告密者那儿得到的，他们并不可靠。”他把头偏向一边，朝我笑笑，“你知道辛基为什么出狱了吗？”
“是因为机会出现了？”
“他出去了，也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机会。”卡洛斯说，“辛基是个告密者。为了一块糖果，他会出卖他的母亲，打倒他的同伴，揭发他的死党。每个人都知道。他在监狱里甚至已没有藏身之地。”
“监狱里有一半的人是告密者。”我说，“那又怎么了？”
卡洛斯转向凯伦伯格——他正探着身子要说话：“好了，告诉她吧。”
“直到芭蒂·海斯特被绑架的那一刻，辛基都是我们在共和军里的探子。他让我们知道他们从哪儿买来烟草，毒品藏在哪儿；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恐怖分子又在贮藏炸药或武器，他们又准备什么时候采取行动。”
“他是个逃犯，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抓起来？”我说。
“我们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卡洛斯举起双手，耸耸肩，“他只不过是一个骗子而已。他在外面比在监狱里对我们更有用。”
“更加有用？他杀了奥克兰一个学校的校长和一个女继承人，抢劫了一个银行，还枪杀了几个旁观者。”我怒气冲冲地说，“你们在报告上怎么写的？逃犯？”
凯伦伯格大笑起来：“或许是狗屎之类的吧。”
“我告诉你。”卡洛斯凑近我，说着，“辛基只是个被利用的家伙。他没有杀过马库斯·福斯特。也许他到过那儿，但南茜·琳·帕瑞才是杀人者。辛基参与了绑架案和抢劫银行案。但他什么都没计划过。这个家伙还没有那么聪明呢。”
“如果你对他知道的那么多，那么你知道他穿的是什么内裤？”我问。
“拳王。36码的。”凯伦伯格伸展了一下身体，懒懒地朝我笑了一下，“威利·沃尔夫和比尔·海瑞斯也穿拳王短裤。一个是34码，一个是32码。他们瘦得皮包骨，逃跑的途中吃得很差。”
“你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时候去你的办公室？”
凯伦伯格皱皱眉头：“我过去并不知道你是谁。”
“你当然知道。”我对凯伦伯格是如此愤怒，以至于把这怒火的一部分也分给了卡洛斯。我走到沙发前要拿包，“我必须去赶5点钟的渡船。洛杉矶警察局知道我正在研究的东西。如果你想要什么东西，打电话给他们。”
“我开车送你去码头。”卡洛斯说。
“我宁愿走着去。”我看了看自己丝毫未动的盘子，“谢谢你的午饭。”
卡洛斯跟着我一块出来，走在跳板上，“你不要真生气啦。你知道事情本来就是这样。”
“我知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必须喜欢它。”
“都过去了，玛吉。”我们走过了跳板，来到了大路上，朝渡船的终点走去。卡洛斯说，“我们不能把这一切都原原本本告诉你，因为这事已经有20年了。如果我们那么做的话，会有更多的米雪·塔贝特的。”
“你认为我要对她负责？”我问道，“还有琼·琴？”
“我不认识琴，也不知道梅伦德兹侦探。”他拿起我的手臂，带我走入停船的地方。这时，从刚刚到岸的船上下来的乘客挤满了道路。“米雪两边都给信息。我并不认为你要负责任。也许你已经挑起了一桩老的麻烦事，但你自己还没有完全明白。只是你要小心点。”
“我会的。”我把手伸入袋子里找回去的船票。“有人刚刚向我提起过萨拉·简·穆尔。她是干什么的呢？”
他摇着头：“她就像个社区里的拳击袋。每个人都想从她身上得到点什么，但没有人给她她想要的东西。”
“她想要什么？”
“爱。”
我的目光穿越水面：“我们不能因为这个面责备她，对吗？”
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你姐姐现在的样子让我很难过。我记得艾米莉，我还为她建了一个档案呢。”
“她与毒品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她和激进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知道，这其中是联系着的。用毒品来换枪支。”
“艾米莉也没卷入到枪支案中。”
“但她的朋友卷入了。”
我找到甲板，在队伍尾部找了个地方站着。卡洛斯不请自来，和我一块儿等着。他说：“直到我看到那条新闻，我才想起艾米莉还活着。”他那双黑黑的眼睛看着我，笑得很诱人，“我看见那些标语时，我想一定有人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教员俱乐部里散布了什么东西。你不会经常听见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说，侨民也是美国人的一部分吧？”
“那是家里的朋友干的。”我说。
他点点头，笑得更欢了：“我知道艾米莉在那个组织中的影响。开个玩笑，她可以牵着我们的鼻子走，让我们在她的演讲和游行中看起来像一群傻子。这种幽默感使她与另外的那些激进分子有了区别，使公众喜欢她。上帝啊，我甚至也喜欢她。我想把她抓入监狱，但是我喜欢她。”
“我非常地爱她。”
他看起来陷入了沉思，转身的时候长长地吸了一口气。太阳已经西沉，躺在金门大桥的中央，就像一颗躺在徘徊之中的雾堤上的明亮的红球。
“我还记得你。”卡洛斯又转过身来，直视着我，“你已经变了。我最后一次见你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像小男孩一般的顽皮姑娘，牙齿上还有着支架。”
“你监视过我的姐姐吗？”
“没有。”他说，“但监视过你的父亲。他进行着政府批准的科研工作。我们密切地注视着他，因为你姐姐从事着破坏性的活动。”
“这会让我全身起鸡皮疙瘩。”我说，“我可不想被人监视。”
“今天去公园的那条路就是想看看你是否还记得我。”
我更近地逼视着他：“我值得你那么做吗？”
“除非我没做好我的工作。”
“你也监视过我？”
“你住宿的学校的制服是蓝色的方格衣服和白色的罩衫。”然后他的脸红了，“我还知道你什么时候把童贞献给了谁。”
我紧握拳头打了一下他的肩膀：“天哪！”
他笑了：“你靠窥探从事你的工作；我靠窥探完成我的工作。”
“我可没有偷看人家小姑娘的窗户。”
“如果需要，你会去干的。再说，我可没有偷看你的窗户。你的父母出城了，你在一周的中间就偷偷地溜回了家，与你父亲的一个研究生约会。你们在里面待了两个小时，然后锁上门，又回到了学校。认出那个人来并不困难吧。”
现在轮到我发笑了：“卡洛斯探员，你误读了这个证据。我还记得那天。那个男孩子是我爸爸的助教。爸爸——这个心不在焉的教授把他的讲演稿丢在家里就去参加一个会议了。他让我回家找那个助教，这样，他就可以把那篇稿子通过电话读给饭店里的一个速记员。这就是那天发生的一切。”
“噢，是吗？那么一定是另外一次了。”
我又握紧了拳头，他则往后退缩。
“你打算帮助我们吗？”他问道。
“我会帮你的。”我说，“如果我找到什么有用的东西，我会把它给你的。但是作为交换我也想要一些信息。”
“我想知道你是什么时候介入进来的。”他深深地看着我，似乎想把我看透似的，并且抓住了我的手，“想不想谈谈罗伊·弗兰迪？”
“是的。”我说着，把手抽出来，“你们的内线说他什么？”
“洛杉矶每一个喜欢打听的人都想知道关于罗伊·弗兰迪的消息。”
“米雪说那天晚上热舞俱乐部发生了什么？”
他耸耸肩：“米雪正在工作，南茜过来了。她正对米雪说她需要找个地方住下来，弗兰迪走了过来。米雪就问他是否知道什么地方可以住。”
“你不准备告诉我，弗兰迪把她送到了八十四大街的房子里吗？”
“不知道弗兰迪说了些什么。米雪的老板要她去干活，于是她让他们两个在一起说话，自己回去干活了。南茜是个漂亮女人，于是米雪注视着他们，确认他们没有一块儿离去。弗兰迪喝了一杯酒后走了。南茜等着米雪干完活，然后她们俩出去吃早饭了，这也是米雪最后一次看见南茜。”
如果弗兰迪第二天晚上撞见了南茜……如果第二天晚上弗兰迪和南茜有一个约会……我心里推测着。
渡船准备启航了，卡洛斯伸出手来，手心里有一张小纸片：“打电话给我吧。”
我们随着人流往前走的时候，我把号码放入了袋子里。有那么一瞬间，我脑袋里一片空白，脚步也突然慢了下来，以至于我后面的人都踩到了我的鞋后跟上。“对不起。”我说了声，然后急匆匆地跟了上去。
我们走得这么快，连说句话都很困难。我紧紧地抓着卡洛斯的手臂，接近跳板的时候跟他挨得很近。我说：“洛杉矶警察局从没听说过这些。米雪被讯问过几次，但从来没有提及过南茜·琳·帕瑞。我为什么要相信你们？”
“因为这是真的。”
我走上跳板，他也必须离开了，我大声说：“告诉我证据吧。”
他退了回去，走到一边，也大声叫道：“我想你已经有证据了。”
20
我在伯克利马里纳的货船码头用公用电话给吉多打了个电话。
“该死，今天一整天你到哪儿去了？”他问，“我问莱尔、你妈妈，还有麦克，没有一个知道你在哪儿。”
“你听起来像我妈似的，我在和联邦调查局的人谈话。”我把卡洛斯告诉我的有关米雪和南茜·琳·帕瑞的情况转述给他，还告诉他杰克·纽克斯特在伯克利跟踪我的情况。
“回来吧，”他说，“我有很多东西给你看。”
“也许我还能赶上末班机。现在我要去看看父母。”
他又唠叨了几句，然后我挂了电话。
之后我又往警署打电话找麦克，但没人知道他去哪儿了。
我在家里的留言机上留了言，还特别在迈克尔住的客房里也留了言。我要通了麦克的语音信箱，告诉他我要去父母家。
我开着爸爸的车进入车库时，看见他们正在院子里从妈妈的汽车上往下卸东西。
“回来了？”爸爸说着，递给我一袋鸡蛋和牛奶，“下次回来时带个秘书。”
“谁又打电话来了？”
“麦克、吉多、莱尔、联邦局调查员凯伦伯格、兰娜·霍华德，还有麦克斯叔叔。”他用手理了理稀疏的白发，“我就记住这么些了，还把他们写下来了。”
妈妈的汽车上装的全是刚从市场上买回来的东西。大部分是食物，好像是给要离城几天的人准备的。
“真抱歉，我们差点就走了。”妈妈为我拉着门，“那样一来就显得我们太懦弱，其实即使我们不离开，那个时刻到来时，我们也会舍不得艾米莉。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但是签署了那样的文件已经说明了一切。我知道这很残酷，但毫无疑问，我们这样做是正确的。亲爱的，谢谢你能使这件事在法律上善始善终。现在我们只有你一个孩子了。”
“好了，你们俩去休斯顿和我一起过圣诞吧，还可以去看凯茜的表演呢。”
我来回好几趟，才把杂货全部运到屋里并收拾停当。
爸爸把他留的电话记录递给我，所有的电话都是要马上答复的，我把它折起来揣进兜里。
厨房里的石英钟已指向了5点50分，如果6点半从奥克兰起飞的飞机还买得到票，两小时之内我就可以到家了。爸爸正从壁橱里取出平底锅，我说：“妈妈、爸爸，我们下次再共进晚餐好吗？”
他们俩不约而同地冲我笑了，好像早就料到是这样。“当然可以，”妈妈说，“反正我们哪儿也不去，下次带上麦克。”
爸爸开车把我送到奥克兰机场，路上我告诉了他卡洛斯讲述的有关姐姐的情况。
“你看见他们了？”他哑然失笑，“你姐姐反战时期，你还被我抱在怀里呢。许多人都有尾巴，怎么，难道你自己不也在人家的监视之中吗？让电视台别太过分了。”他拍拍我的膝盖，“人过50岁就完了，该离开了。”
“你离开？”我说，“那样你将是个害人的大夫。”
他笑了：“矛盾修饰法。我们要离开是因为没有我们艾米莉会过得更好。”
在登机口他搂着我，一直等到飞机要起飞。我觉得自己变小了，爸爸一直在候机室的窗户边望着我，我觉得很有安全感。
7点35分飞机降落在洛杉矶，7点45分我坐上了开往停车场的公车，我的车停在那儿。在汽车上我给吉多打了电话，让他到我家来，但我还是没和麦克联系上。
8点35分的时候，我和吉多喝完了他带来的那点苏格兰威士忌，开始交换信息。
“这儿有一盘米雪的录像带。”他说着去翻地上的那堆录像带。“确切地说，不是她本人的，是海克特在谈论，他把我们现在联系的人都讲了一遍。”
吉多找到那盘带子，放入录像机。海克特出现在屏幕上，穿着他的运动短裤，脸上胡子拉碴的。
“米雪·塔贝特，”海克特照着一张纸读着，“妓女，有一颗金子般的心灵、性感的屁股和一张其丑无比的脸。我一直无法理解弗兰迪怎么会看上她。她吸毒、行骗，并且随时都可能精神崩溃，而他却坚持说她很好。我知道弗兰迪靠很多线人获得消息，她也是他的消息来源之一。但是他只要请她喝口酒，拍拍她的屁股，就可以得到想要的消息。没必要真的和她纠缠不清。
“米雪是个危险人物，她的老板是黑帮的头儿。还有一个拉皮条的，从事毒品买卖。这些家伙不愿她和弗兰迪混在一起，而这也正是她要和他在一起的原因。他可以帮她对付那帮家伙，而且，她还是很乖的。米雪在那个地方苦苦地干着。一个白人，却住在贫民窟里，这有多悲哀。”
海克特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他去接电话。摄像机没关，屏幕上只剩下一张空沙发。接完电话之后，他一定是把摄像机的事儿忘掉了，我听见冰箱门开关的声音和开饮料罐的声音。然后，吉多关了录像机。
“这盘带子是什么时候录的？”我问。
“麦克说海克特被送到停尸所时穿的就是这身衣服，我猜，应该是上周日。”
“具体时间？”
他耸耸肩：“给我一张那房间各部位的简图，然后我们能测出当时的太阳光线。一个多小时后就能弄清楚时问。”
“你是个天才，吉多。”
“我早就跟你这么讲嘛！”他从我手中拿走遥控器。
我取出录像带放进盒子里：“有没有琼的带子？”
“没有。海克特接下来讲了玛丽·海伦，但是他讲的最多的还是他的前妻和前女朋友。麦克把那盘带子拿走了。”
“见鬼，麦克现在在哪儿？”
“今天早上他丢下几盘带子让我整理剪辑，之后再也没看见他。他当时正为找不到你而急得要命，所以他到电视台来找你。”
“他知道我到北方去了。”
“他的确知道你去了北方，但是他不知道你那时到底在什么地方。”
“说下去。”
“他硬拉住我，说我们现在拍的是些多无聊的东西，他想让我对他说你也承认这是在胡闹。”
“你怎么说了。”
“反正我让他失望了。”
“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我问。
“天知道。”
我说不清当时的感觉。害得麦克时不时为我辗转不安，我倒没觉得怎么样。但是我不需要也不想让我的朋友再帮我添油加醋。从麦克走进我的生活的那一天起，吉多便有一种排斥感。他觉得麦克不适合我，甚至说他不会为我而离婚。
我站起来把这堆录像带装进一个大纸盒子，让吉多好带些。我对他说：“今天你要受累了。”
“又得苦干一场了！”他递给我一个空盒子，“每当我听到那机器的计数器嘎吱嘎吱的声音，我就快疯掉了。我得为丢失的设备花费多少宝贵的时间，又得赔上多少钱呢？所有的东西都是一堆狗屎。我让塞尔干事要小心点，但是她却老犯错误。”
“塞尔做具体工作还可以吧？”
“她脑子有问题。”
“这也对。”我关上盒盖递给他，“今天琼·琴怎样？”
他皱了皱眉说：“她会复原的。她仍在喋喋不休地说着她破相了，但实际上她很好。”
“我得去看看她，和我一起去吗？”
“呃。”他有点不自在，“我答应帮芬吉一个忙，那嘎吱嘎吱的声音搞得人工作不得。”
“这些录像带麦克都看过了吗？”
“我给他复制了，但不知道他是不是已经看了。”
我站起来伸着懒腰，不停地打哈欠，眼泪都出来了：“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吗？”
他摇摇头：“明天是周日，我们到曼彻斯特去拍外景，然后还要去长滩。”
“要我去吗？”
“不，我派几个实习生去，把它作为教学内容之一，连我自己都不用去。”吉多起身拿起皮茄克，“我得抓紧准备明晚要穿的衣服了。”
“噢，天哪！”我低声叫道，“我早就忘得干干净净了。兰娜的好莱坞晚会，但我没有合适的衣服，还是不去了。”
“不能不去的。”他说，“就装扮得像个外国记者那样去就行了嘛。”
我们朝门口走去，我说：“我会想出件衣服来穿的。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说服麦克。”
吉多伸手挡住门口：“马上去铺床睡觉。”
这可是个我不能接受的问题，我把在伯克利照的相片递给他，要他去摆弄摆弄。然后我吻别了他，回到我的工作间里取我的汽车钥匙。
在琼·琴半私人化的医院的房子里，琼倚在带花边的枕头上，她的头发用一根红色的丝带往后束着。她听到我进来时，赶紧把阅读用的眼镜从贴着胶带的鼻子上摘下来，塞进盖着的被子里。
我递给她一叠我在路上买的杂志：“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我受伤了。但是她们给我吃很好的药。就光为这些好药，说不定我会在这待一段时间呢。”她看起来有点儿呆头呆脑，“医生说我的眼圈会黑好几个星期，因此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拍你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