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当时我们都只以为这次被抓只是弄了个不及格，谁也不知道那个名捕还执意报到校办给记了个处分。现在想起来这个家伙真是够坏的，屁大的事情，偷偷摸摸地记处分，也不跟学生说一声，害学生一生。中国的大学里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总养活不少吃白饭的政工人员，充斥了这类心理变态的迫害狂。此时女友政审才知道这个天大的事情，顿时没了主张，跑来问我该怎么办。我还在气头上，就说：能怎么办？你不是有本事自己找工作吗？要是留校任教哪会有这种事情？女友也没一点办法，只有呜呜地哭。

生气归生气，但还是得想办法解决这个事情。好在干了几年人事，知道档案之类的东西总有人管着，只要买通这个管档案的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处分抽出来，也就太平无事了。于是我找了我一个以往留校任教的朋友，让他打听谁是管学生档案的人。世界真是太小了，那位管档案的老师竟然就在我这位朋友的隔壁集体宿舍里住，二人都是年轻人，关系还不错。于是我请朋友牵线搭桥，给那位老师送了两条“玉溪”，又把他们接出来到长春观素菜馆吃了一顿大餐。几天以后，我又到学校里看望那位老师，那位老师说：“放心吧，已经弄干净了。”这样，我这颗悬着的心才放回肚子里。

然而这么一折腾，已经到了六月份，找工作的好时机错过了。眼见别人陆陆续续地有了接收单位，自己却没有着落，女友又是后悔，又是难过，天天哭鼻子。我白天在汉口上班，晚上还要跑到武昌为女友的工作活动，每天累得精疲力竭。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到了六月末，有一个政府机构来招收公务员，全校只要一个人。系主任又一次帮了我的大忙，他跟这个政府机构的领导私人关系非常好，于是向人家力荐我的女友。就这样，我的女友算是否极泰来，当上了公务员。

为女友找工作的半年，可以说我每天都殚思竭虑，结局还算不错。不过，这半年对我的摧残是很大的：本来我的面相一直比实际年龄年轻；经过这一年的奔波，反而显得比实际年龄老了许多。

从小我父母就教育我“能帮人处且帮人”，因此在人事处那几年，我也想尽办法帮助好几个些同学或者同学的亲属找了工作。一九九七年春天，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回到了武汉市。大学毕业时他本来很想留在武汉，但由于没有合适的单位而去了广东湛江中行。去了以后很不习惯，一直梦想着回到他喜欢的武汉。到了一九九七年，他终于痛下决心辞职，想考研究生再到武汉发展。于是，我把他接到自己的宿舍里，和他同睡一张床。这位同学自尊心很强，不愿意在我这里白吃白住。我利用人事干部的身份找了我们银行下属期货公司的老总，给他找了个经纪人的工作。经纪人的基本工资才四百块，收入全靠拉客户，可那时根本拉不来客户，于是几个月以后我又辗转通过关系给他找了一份相对稳定的中保人寿的内勤工作，月薪一千多块钱，算是够生活用了。为了方便他考研究生，我还把他引见给系主任。后来这位同学没有考上研究生，但几经历练适应了社会，现在在武汉市自己开了一家公司。这位同学和我之间几乎是以兄弟相待，我父亲去世时，他赶来帮忙张罗后事，还和儿子一样给我父亲带了孝。

当然，“人上一百，各式各色”，我在帮助别人找工作时也遇到过特别没良心的。有一次有个姓刘的熟人，请我帮他下岗在家的弟弟找份工作。这个人原来在一个厂里当电工，后来厂子垮了。我找了我们大楼的物业公司人事部经理，帮那人找了一个电工的活，一个月有六、七百块的收入。按理说这个收入算很不错了，我的月收入在“改革”后也只有九百多块。那天我领着那人去报到时，他竟然连一句“谢谢”都没对我说。当时我心里就好大不高兴，心想：就是给狗喂块肉，狗还冲我摇摇尾巴呢。不过碍着他哥哥的面子，我也没发作。谁知几个月过去后，我遇到物业公司人事部经理，那经理告诉我说，那电工吊儿郎当地干了两个月，领走工资后就不辞而别了。我一听非常生气，不禁暗暗骂道：“妈的算什么玩意，费好大的劲给你找了饭碗，要走你也得打个招呼啊。你一拍屁股走了，害得老子欠人情债。”于是我只得跟人家人事部经理赔不是，说自己对那人不了解，实在对不起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一、道德荒漠

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伴随着全民族性的道德沦丧，中国大地逐渐成为道德的荒漠。很多人整日谈论的是钱，心里想的是钱；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为了赚钱走向疯狂；抛却了最起码的道德良心、礼义廉耻。我这个人并不是那种“耻于言利”的人，但总觉得“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赚钱要讲究个章法，要凭良心、凭劳动，不能赚肮脏钱，发不义财。遗憾的是，恐怕多数中国人现在仍然不明白这个道理。

“一滴水可以看到整个大海”，公共汽车就是能够反映社会这个“大海”的“一滴水”。一九九五年我刚参加工作时有一次坐公共汽车到武昌，上来几个衣着妖艳的女人坐在我身后旁若无人地大声谈话。我听见她们的谈话主题似乎是另一个女人，只听一个说：“×××可真够贱的，那个男的已经没钱了，也还跟他睡。”另一个说：“可不是？要是我早就把他一脚蹬了。没钱还要跟他睡觉，疯了吧。”我听了这几个人的谈话，诧异地扭过头去，那几个女人还在眉飞色舞地大声谈论着钱、男人和睡觉，丝毫没有一丁半点羞耻的感觉。

一九九五年九月我第一次领到了两个月的工资，身上揣着这八百块钱喜滋滋地去学校找女朋友。公共汽车到了汉阳古琴台，上来四个有说有笑的男人，每人手中都拿着一件西服。武汉的九月份天气还相当炎热，我开头还挺奇怪，这几个人干吗这么热还穿西服啊？过了一会儿，他们几个挤到了一个站着的农村人身边，这时我才发现他们原来是用西服做掩护的小偷。几个扒手一边有说有笑，一边用镊子把人家衣服兜里的钱掏出来。我本来想喊那人注意，可是小偷有四个人，我却只有一个人，万一这几个小偷报复我怎么办？想到这里，我没敢吱声，只是用手紧紧护着自己兜里的八百块钱。车子到了阅马场，那几个扒手神气活现地下车了，我赶紧跟那个农村人讲了他被偷的事情，他这才如梦初醒。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人尊老爱幼、礼义谦让的美德被一扫而光，处处充斥了无德无义、言行粗鲁之辈。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上层也看到了道德沦丧的危险，于是开始大力提倡“五讲四美”。然而上层的努力并没有奏效，道德这东西被毁掉容易，重新建立却很困难。到了九十年代，中国人的道德面貌更是江河日下。我在武汉生活了十三年，无数次乘坐公共汽车，遇到车上有老、弱、病、残、孕而有人主动让座的情况，却是屈指可数。

从小我父母一直教育我要尊老爱幼，长大以后我确实遵守着他们的教导。我在坐公共汽车时，只要遇到有老、弱、病、残、孕，就一定会起身给他们让座。有时自己带的东西太沉重了，上车时就希望最好不要上这样的人；如果上了老弱病残，我就先等一下，看有没有人让座，假如有人让座我就庆幸；假如没人让座就自己背着重物站起来给他们让座，但多半情况下都是我让座。不过，最近几年主动让座的人仿佛比以前多了一点。

不肯让座的人没道德，有些被让座的人也没道德。二○○一年“五一”节期间，我和妻子、小舅子两口四个人到东湖沙滩浴场去玩，回常青花园的路上车到黄浦路上来一个老头子和一个二十多岁的女的，大概是他小女儿或者孙女，当然，是“二奶”也不稀罕。当时车上人多，谁也不让位子，于是我站起来给老头子让了个位子。那老头也是一句“谢谢”也不说，一屁股坐下就不说话了。我心里虽有些不快，但是看他一大把年纪了也就不计较。车到建设大道的台北路口，老头子身边的一个座位空了，这时我看到老头子喊“过来过来”，就以为是请我过去坐。谁知道我走到跟前了，那老头子竟然说“不是叫你”，原来他是招呼那个女的来坐。见到这个情景，车上有几个乘客看不下去了，小声对我说：“有些人，真是不识敬啊，给他们做好事真是不值”。我摇了摇头，无奈地苦笑了一声。

二○○○年有一次我乘坐五二二路公共汽车上班，车子到了汉口武圣路上来一个农村人，问这个车到不到亚贸广场。五二二路车到了武昌付家坡就转向中南路，而亚贸广场则需要继续沿着武珞路前行大约两站才能到。武圣路本来有七○三等多路公共汽车可以直接到亚贸广场。当时五二二路还不是无人售票，但那个售票员就是不说，为了这一块钱的车钱骗人家说：“到，到，到付家坡下。”那个农村人就这么着被骗上了车。我当时坐在售票员边上，见到这个情景对那售票员烦在心里，就忍不住对农村人说：“这个车不到亚贸，你坐七○三直接可以到。”那农村人听了以后下去了，售票员则瞪了我一眼，好大的不满意。

一九九七年夏天的一天早晨，我背着个大包，里面装满了从吴家山带到宿舍里去的盘子和碗乘五四六路公共汽车到单位上班。天气很热，车厢里人又非常拥挤。我们家住的西郊公园正好是五四六路的起点站，我有了个位子。车到途中一位老大爷上车，我就起身给他让了个位子自己站着。这时旁边站着的一位中年妇女说话了：“小伙子，背着那么大的包还让位子，真不错！我天天坐这车上班，也没见有人给老年人让过位子。”我这人也喜欢别人夸我，听了她的夸奖心里挺高兴的，跟她一路攀谈，并应她的要求留了个电话号码。

过了大约一个来月，我接到这位中年妇女的一个电话说，今天晚上在武汉剧院有个研讨赚钱方面的讲座，她已经帮我弄到了门票。我一听，想想晚上反正也没什么事，于是就答应她去听讲座。等我到了武汉剧院门前，发现那里人山人海，三五个扎成一堆在那里热烈地交谈。我见状觉得肯定是个什么大人物来了。那位中年妇女见了我就热情地迎了上来，并把我介绍给围成一堆的几个人。当时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好象他们是个什么组织似的。

等我稀里糊涂地跟着中年妇女进了剧院，发现里面座无虚席，有不少人就站在过道里，还有很多人被挡在门外进不去。那位中年妇女边走边说，我看你人不错，费了好大劲才帮你搞到这张门票。我虽然不明白这讲座究竟为什么这么值钱，但也只好连声表示感谢。等我在座位上坐定，才发现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一条巨大的横幅，上写：“安利公司中国市场15%～20%培训总结大会”。一个长得像白领丽人的报幕小姐宣布大会开始时，全场顿时起立欢呼。

我没有随同这些人起来欢呼，干吗要起立欢呼？要讲话鼓鼓掌就够了，干吗要装神弄鬼的？疯狂炽热的人群，随着报幕小姐的鼓动有节奏地喊着我不明白的口号，如醉如痴；我则坐在那里茫然四顾，看着周围那些表情虔诚、嘴里发出歇斯底里叫喊的人们，仿佛到了一九六六年秋天的天安门广场。

那位中年妇女一边激动万分地喊着口号，一边还问我：你怎么不起来喊啊？老师马上要出来了。这时一个很胖的中年妇女走上主席台，报幕小姐介绍说她是台湾人，“钻石”级的大师王什么氏。刚刚坐下的人们又站起来，也没有人起头，就整齐划一地高喊“王太王太我爱你”的口号。都说中国人一盘散沙，我看不是这样。

王太长着一副最常见的中年家庭主妇那种公鸭嗓，讲话内容是她怎么靠销售安利产品当上富翁的发家史。每讲几句，场内的听众就起立欢呼一次，响起震耳欲聋、整齐划一的口号声。令我万分惊讶是，这些人居然在没有人起头的情况下能够做到众口一词，连口号的次序都不乱。王太介绍完自己的发家史，又开始介绍心得，我印象最深的几句就是：“不要怕熟人骂你是骗子，你骗他是因为要帮他！他以后会感激你的”，“要用一颗诚心做事业，要经的起骂，这样你才能迅速发财致富”，“安利产品是本世纪发财的最后手段”等等。虽说是做产品的，但我在现场没有一句关于产品性能的介绍，惟有如何发展下线，下线如何发展下下线……这就是传销，产品本身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如击鼓传花一样发展下线。

我实在听不下去了，就站起身来跟那位中年妇女说，我晚上还有点事情想先走一步。那中年妇女拉住我说：别走啊，我为你搞票跑了好几天呢！我是看你小伙子人品不错才帮你的。我也不好强行离去，只得无奈地在这荒诞不经的气氛下继续忍受。我环顾着周围的那些人，也都是一副衣冠楚楚的样子，看上去并不像愚昧无知、素质很差的人，怎么也会这样呢？还有一些年轻女孩子衣着气质还很不错，一看就知道是白领丽人一类的，怎么也跟中了邪似的？

就这么坐如针毡地捱了两个小时以后，大会终于结束了。但那些人并不急于离去，一些人疯狂地往主席台上挤，想让那位“钻石大师”王太点拨自己几句。带我来的那位中年妇女也对我说了一声“别动，等我一下啊”就往主席台跑去。我一看脱身的机会来了，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座该死的剧院。一出门就看到门外依旧站满了没法入场的人，虔诚地等待戈多。我长长舒了一口气，心想：天哪，中国人这到底都是怎么啦？

那位中年妇女第二天又打电话找我，问我怎么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跑了？我解释说，我还有重要的事情办。那天快下班时，她又到我单位找我，给我送了一份安利公司的宣传画册，鼓动我加入传销网络。我对她说，我实在不想搞这个生意，你还是别在我身上下工夫浪费时间了，赶紧去发展别人吧。听到这里，她才失望地走了。后来又有人送给我一瓶安利公司生产的清洁用品，实话实说，我用了一下觉得质量还算不错。安利公司在传销公司里算是最正规的一个了，后来到一九九八年国家取缔非法传销时披露的一些传销黑幕，比我所见识的传销更加触目惊心。

大概在一九九五年前后，由于我和姐姐都上班了，我们家做灯笼光靠我父母两位老人就显得人手不够。于是他们通过一个熟人介绍，找了一个叫牛四萍的十七八岁的村姑帮忙做灯笼，每个月可以挣五六百块钱，中午还管一顿饭。牛四萍这个人相貌丑陋，身材矮粗，文化程度是小学肄业。太谷这个小县城消费低，五六百块钱的工资已经算非常高的了。太谷农村人比较老实，我们家待她也比较厚道，因此双方关系非常融洽。我父母干活的那种辛苦，也让牛四萍钦佩不已。一九九六年春节花灯行情不好，一共只卖了一万二千多块钱。牛四萍知道后安慰我母亲说：“姨儿，你每天这么辛苦，要是你不发财，那真是老天爷不长眼啊。”

就这么着牛四萍在我们家一干就是三年。到了一九九八年春节过后，我父母搬到武汉，初来乍到的也不敢把牛四萍带来。父母临上车时牛四萍来送，哭了一场。后来牛四萍又找了一家私人开的做辣椒酱的小厂打工，一个月工资才二百八十多块钱。那个私人老板很坏，招工时只要小姑娘，休息时就放黄色录象给她们看，然后就给个二、三十块钱诱奸这些小姑娘。牛四萍长的丑，老板倒没奸污她，不过看了一年黄色录象，又在这个辣椒酱厂耳濡目染，渐渐地学坏了。

一九九九年春节过后，我母亲因为过年时花灯卖的好，就想扩大再生产，雇几个人帮忙。当时父母还不知道牛四萍已经变坏，于是自然地想到了她。春节以后，我母亲回了一趟太谷，又找到牛四萍，问她愿不愿意到武汉做灯笼。牛四萍当然愿意了，只是提出武汉离家远，每个月应当再涨二百块工钱，一天管三顿饭。虽说一个月七八百块钱比武汉雇人还贵，但母亲念及以前的情分，再加上牛四萍是熟练工，不必专门费劲培训，就答应了她的条件。

牛四萍到了武汉以后，干活依旧是一把好手。武汉这地方是大城市，菜价比太谷贵很多倍，母亲心疼菜钱，因此每次吃饭的剩菜都舍不得倒掉。可牛四萍不吃剩菜，于是每天吃饭都是牛四萍吃新鲜菜，我父母吃剩菜，弄得我父亲对此挺烦的。按理说工资涨了，又到了大城市，牛四萍应当高兴才对。但是母亲却发现牛四萍的脸上的笑容渐渐地越来越少；天天上街转，有时半夜也不回来；整日照着镜子一看就是半天，显得心事重重。我母亲心细，就跟她谈心，发现她的“心事”就是嫌做灯笼赚钱慢，没法发大财。牛四萍到了武汉以后，看到街上发廊林立，里面的小姐衣着妖艳，一问原来一个小时就能挣好几十块钱，顿时觉得做灯笼没意思，想做发廊小姐。无奈牛四萍长的丑，一连问了好几个发廊人家都不要，不禁郁闷起来，每天照镜子看自己，越看越生气。我母亲一听，顿时惊讶得说不出话来，短短一年没见面，人的变化这么大。

不过我母亲念及以前的情义想挽救牛四萍，于是经常找她谈心，教育她人活得要有尊严、不能干歪门邪道等等。可是牛四萍却不以为然，反而问我母亲：人不都是长着一个脑袋两条腿吗，那为什么有些人富我就穷？为什么有些人漂亮我就丑？为什么有些人上大学我就小学没毕业？像姨儿你这样每天辛辛苦苦的，也没见发什么大财啊？这一连串“为什么”，反倒把我母亲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末了，牛四萍咬牙切齿地吐出一句话：“最好找个有钱的老头，跟他过上两年，再找个机会把他一杀，财产就归我了。”

我母亲听了牛四萍的这番话，不由地觉得脊梁骨直发凉，心想要是任由她这么发展下去，说不定哪天给弄出点什么丑事来，可就不好跟熟人交代了。于是母亲狠了狠心，赶紧买了一张火车票，打发牛四萍回太谷了。

当时住在我们家同一个单元有一对年轻的小夫妻，有一个六七岁左右的孩子。我们家刚搬过去时候，大家见面经常点个头。后来，我们渐渐觉得那家人有些古怪，那个男的经常一连好几个月不在家，女的则每天清晨我上班时见她从外边回来。后来有个邻居来串门时候跟我们说了他们家的底细：那个男的是小偷，经常因为盗窃被公安局拘留，这个楼道里几乎每家住户都曾经被他光顾；那个女的则被汉正街一个外地老板包夜了，每天晚上陪人家睡觉，早晨人家做生意就回来。我们一听，顿时张口结舌。所谓男盗女娼，算是被这家人占全了。后来我父亲得病，那个男的有一天还来向我母亲借钱。我母亲说，我男人病成这样，家里就靠过年糊两个灯笼给老头治病，实在是没钱啊。那个男的还算有点良心，连声说，阿姨，我真不知道你是这个情况，对不起了。

这家人混到这个地步，并非实在走投无路。那个男的原来有工作，但就是嫌钱少爱偷人家，结果给判了几年刑开除了工职。那男的还会开车，有一段时间给一个出租车司机夜间“挑土”（「注」“挑土”是武汉人对出租车轮班司机的称呼），一个月可以挣一千来块钱，但干了几个月觉得累，又不干了。有一天我母亲从他们家门口过，碰到那个男的跟几个朋友喝酒，喝着喝着哭了起来，说自己是怀才不遇，没有伯乐来发现他这匹千里马。后来那个女的带着孩子跟人家跑了，那个男的就一个人在家，跟街上一个卖炸鸡腿的农村妇女的搞上了对象，天天跑到人家的出租屋里白吃炸鸡腿。后来把那个女的吃怕了，偷偷搬了家。

一九九九年我们家花灯生意不错，就租了二楼的一套房子搞成展示厅的样子。后来生意不好，就把这套房子退了。后来房子的主人把这套房子租给了外面一个发廊，每天一到晚上就有不少小姐领着嫖客到那间房子里苟合，来来往往，川流不息。最多时，男男女女十几个人在一间屋子鬼混，那里面发出的淫声浪语站在楼道里都听得一清二楚。后来终于被举报了，有一天公安局来抓卖淫嫖娼，抓走一大帮人。

参加工作以后，我到过全国许多城市出差，发现在这些城市的繁华地区，比如火车站、商业区，都存在着一批数量不少的乞讨儿童。这些年幼的乞讨者衣衫褴褛，肮脏不堪，三五个一伙围住过往的人群，往往采取搂腰、抱腿等方式强行索要，因此他们也常常受到受骚扰的人们的殴打和辱骂。一九九七年我到北京出差，走到西单路口碰到一个中年农妇指挥一群乞讨儿，中国人不讨，只要看到有外国人经过，农妇就发出口令，于是那帮脏兮兮的儿童就冲上去抱住外国人的腿死死不放，直到对方掏钱。那些被抱腿搂腰的老外脸上那种鄙夷与厌恶的表情，深深地刺痛了我。这时，一个戴眼镜的北京中年妇女走到那个农妇面前指着她的鼻子骂道：“你给中国人丢脸！”农妇脸上挂着笑，用河南口音回答道：“没办法，孩子多嘛。”

在武汉，我也不止一次被这些乞讨者骚扰。每次为了脱身，我都要给个一块钱或者五毛钱的硬币。有一次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子抱住我，在我给了他一块钱硬币后居然还不满意，说道：“给这么点，小气！”我这个人一般不跟弱者计较，但见了这么个无耻的少年，也禁不住心里生气，大吼一声：“给老子滚！”那少年被吓住了，松开了我。后来我走了几步回头看了看他，竟然在向我做鬼脸。

武汉的洪山广场一带，则活跃着一批强卖玫瑰花的孩子。他们一般只看到情侣才动手，强行缠着要人家买花。一次我和妻子从那里经过，一个十来岁的小丫头缠着我要我买玫瑰花。虽然我一向不喜欢弄花啊草啊什么的，但心想，一枝玫瑰花也就两块钱，至多五块钱，买就买吧。谁知那丫头张嘴就要十块。妻子一听，说这不是敲竹杠吗？咱不买了。妻子拉着我离开，谁知那丫头居然抱住我的腰，也不说话，非要买不可。我就跟她说，丫头，你正是上学的年纪，咋不读书啊，干吗要干这个。那小丫头听了我的话，张嘴就骂：不用你管，连花都买不起的穷鬼！我一听，压住怒火说：做买卖得讲究自愿，我不买你的花你也不能骂我呀。妻子早就不耐烦了，一把把那丫头从我身上拽开，跟我说：就你个书呆子，跟这种人罗嗦什么呀？走！恰好在此时，另一对情侣走过，这丫头又缠住了他们俩。我摇了摇头，对妻子说：这种人长大了能长成什么样子？

在汉口的江汉路一带，则活跃着一批奇形怪状的乞讨儿。实际上这些乞儿多数是被人为地弄成各种畸形怪状：有的被用绳子把双腿从背后绑到胸前，有的干脆被人为地弄成残废。还有一些流浪儿，为了博取同情，冰天雪地中只穿单衣，因此被冻坏了手脚。此外我还发现，这些残疾的乞讨儿童往往有大人监视和唆使。他们通常在距离流浪儿不远处，监视着流浪儿的一举一动。据我了解，这些人往往是流浪儿的父母、亲戚，有些干脆是人贩子。本来应当在课堂中读书的儿童，成了这些人发财致富的工具。

我父亲患了多发性骨髓瘤以后，在二○○二年春节期间因为脊柱压迫性骨折而自己不能行动。为了方便自己回家做饭不在父亲跟前时照顾一下，我母亲到A医院找了一个护工。那个护工姓万，是个二十八九岁的年轻人。姓万的嘴很巧，一个劲地让我们放一百个心，说自己有很多年的护理经验。我们听了，也就略微放了些心。这个姓万的“照顾”了我父亲一个礼拜，当我母亲一走，姓万的对我父亲说他昨天晚上照顾另一个病人，累了，想在我父亲床上睡一下。我父亲心善，也就同意让姓万的休息一下。我父亲动弹不了，姓万的就搬着我父亲到床的一边，然后就挤到我父亲那张窄小的单人病床上睡大觉。本来我父亲还以为他只是一时如此，却没想到姓万的竟然是天天如法炮制。偶尔醒过来，姓万的就跟我父亲谈论说自己缺钱。湖北有不少人有意思，不说挣钱、赚钱，而是说“搞钱”；一个“搞”字，把钱的来路弄得十分暧昧。姓万的就是这样，成天嘴里“搞钱搞钱”的，实在令父亲厌恶。但当着姓万的面，父亲也不好意思说什么，后来有一天乘姓万的不在，赶紧跟我母亲讲了。这才把这个一心“搞钱”的人给辞了。从此，我们家人对医院里这些护工厌恶至极，自己再累也坚决不雇护工。

二○○四年四月我父亲去世前几天，又住进了C医院。C医院也有护工，一开始还有几个跑来问要不要护工来“帮忙”。我们家早就知道这些护工普遍不怎么地，根本就没有考虑。我母亲每天招呼父亲，姐姐也从河北廊坊赶来伺候，我也向单位请了假守侯在父亲病床前。在伺候父亲期间，我看到旁边病房住了一个八十四岁的老人，他的那个护工是个十七八岁的农村小妞。别看这个小妞年纪小，如何损人利己却一点都不含糊。一天春光明媚，老人家想晒晒自己的衣物被褥，就请那小妞帮忙。小妞也正想晒自己的衣物，就不答应，把她自己的衣服搭在晾衣服架子上就出去散步了。老人无奈，只得找了根竹竿，自己颤颤巍巍地往竹竿上搭衣服。我母亲见状，赶紧过去帮忙。刚晒了一小会儿，那个小妞回来了，看到老人那些衣物被褥挡了她的阳光，立即气急败坏地走上去把衣服拽下来，嘴里还骂骂咧咧：“又不是明天就要死了，急什么急？”

对弱者施以同情，至少不故意坑害，这是做人最起码的底线。然而在今日之中国，弱肉强食的观念已经深入很多人的心。即便是那些医院门口卖烤红薯的，其价格都比一般地方贵上四分之一。对，因为你弱小，因为你陷于困境，不宰你宰谁？在各个大医院的门诊部，往往还活跃着一批专门从事坑蒙拐骗的“医托”，假装成患者模样，虚情假意地介绍一些蒙古大夫、野鸡医院。城里人见识多，上当的少；很多农村人就被这群丧尽天良的骗子骗走了救命钱。此外，医院的小偷还特别的多，这帮贼知道这些来看病的人肯定有钱，于是专拣病人下手。父亲生病这几年，我奔走于医院，不止一次看到那些被偷了救命钱的病人呼天喊地、悲痛欲绝的情景。

二○○三年二月底，我和一位同事开车到外地出差，结果在高速公路上出了车祸，汽车撞到水泥隔离墩上又翻了个底朝天。当我们从扭曲变形的车身中爬出来，惊魂未定地报警时，附近村庄的几十个农民拿着撬杠等工具奔到现场。看到我们人都还活着，那些人就跟我搞价钱，要我们付一千块钱帮我们把车子翻过来。我们这是因公出差，车子也有保险，自然不会要这些一没票据、二无工具的农民帮忙，就客气地向他们道谢后请他们离开。然而，那些农民就如同等待觅食机会的秃鹫一样围在那里不肯走，几个人把我们车上洒落在外面的香烟、打火机等东西捡起来塞到自己兜里，更多的人则围着已经摔开的汽车后备箱。当时我们的后备箱里还放着手提电脑、业务资料和一些生活用品，于是我走上前去请他们走开。他们却不走，指着散落在后备箱里的洗发水和饮料说：反正你们也没有用了，把这些东西给我们吧。我当然不干，只好冒着汽车起火的危险守在那里防止他们哄抢。直到二十分钟后交警来了，那帮农民才不情愿地散去，走时一步三回头。后来我们清点后备箱里的物品，发现少了同事的一双新买的皮鞋。这就是当代中国人的道德水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二、柳巷北口

一九九七年春节我忙着给女友找工作，因此过年没有回家。那一年我母亲找太原钟楼街一家商场的段经理代销我们家的灯笼，姓段的仗着自己是坐地户欺负我母亲。尽管那一年灯笼行情非常好，姓段的却仍然按前一年行情不好时亏本吐货的价格结帐。可怜我父母都是老年人了，每天辛苦劳动十五、六个小时，做的货堆成了山，被姓段的这么一坑，除掉成本合计只挣了七千块的工钱。父亲听到这个消息，连悲伤带气愤得把一些焊好的灯笼架子踩扁，说这个生意咱们不做了！母亲虽然心里也很难过，但转念一想，不做灯笼靠什么生活呢？于是，咬咬牙还是又做起了花灯。

一九九七年行情好，家里的灯笼几乎全部卖光了。为了挽回损失，我的母亲和父亲又没日没夜地干活。恰好一九九七年的夏天，中国北方地区气候反常地炎热，连太谷县的气温也常常超过四十度，这是我们家搬到太谷以后从来没有过的。因为白天太热，父母也舍不得买空调，所以就晚上干活、白天睡觉。为了节约时间和金钱，父亲上街批发了很多三四毛钱一包的廉价方便面，二人一天只吃两顿饭，食物就是青菜煮方便面。夜晚干活光线不好，连气带累，我母亲的眼睛只一年就花了。当时我正因为给女友找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姐姐小孩也刚出生不久。为了不给我们增加思想负担，父母一直没把实情告诉我们姐弟俩。后来到一九九七年秋天父母到武汉来散心时我才知道这个情况，顿时感觉自己实在是太粗心了。要是我过年能回去帮助父母卖灯笼，那么父母也不至于被人家坑得那么惨。

因此到一九九八年春节，我向单位请了一个长假，回家帮助父母卖灯笼。回家之前，我在商场里给母亲买了一个当时最时髦的不锈钢保温杯，以便母亲卖灯笼时候有口热水喝。母亲知道我回来帮忙，春节前就在柳巷北口一家国营的五金门市部租了一个柜台，我从太原站下车就直接来到商店里。

这家五金门市部大概有四五十平米的营业面积，晚上我们家把货堆在商店里，到白天就拿到商店外面，把商店腾出来继续由人家卖五金建材。除此之外，商店门口一块地方还租给了一个三十多岁的独臂人搞印刷。门市部有三四个营业员和一个经理，人都还不错。那个独臂人原来是太原市的一个流氓团伙成员，与另一个流氓团伙打架时被对方砍掉了一只胳膊。后来，这个人又因为行凶被判了八年徒刑，出来后就靠做标牌锦旗，印制名片、饭菜票等活计谋生。此人面相凶恶，一看就知道不是善良之辈。他还谈了一个女朋友，是附近一家私人商店的营业员，当时才十六七岁年纪。当初这个独臂人看上了这个小姑娘，就经常有事没事地到那个商店转一转，渐渐混熟了，就总是请人家吃一块五一碗的凉皮。小姑娘不知道是陷阱，就跟着这个“叔叔”出去，被独臂人连哄带骗弄上了床。后来这小姑娘怀了好几次孕，独臂人都让她做了人流。即便是这样，独臂人对这小姑娘一点怜悯之心也没有。我母亲租柜台那天刚好小姑娘做了人流回来，不知哪句话惹了独臂人，被独臂人一脚从屋里踹到屋外，站都站不起来。那天独臂人不在时，商店的王经理叹息着对我母亲说：现在的小姑娘可真不值钱，一碗凉皮就跟人家上床，挨打受罪；这种人一沾上就脱不了身，动不动就要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真是造孽呀。

有这样的恶邻，我母亲非常担心我言语不周惹毛了他，就把我叫到一边说：“这些人都是亡命之徒，对这种人要敬而远之，千万别惹事。”母亲在商海里滚打了多年，历练出了跟形形色色人打交道的本领，对这个独臂人总是笑脸相迎，给他敬烟抽，有时见他一只胳膊拿东西不方便还主动上去帮帮忙。人都喜欢吃敬酒，独臂人见我母亲对自己这样厚道，也变得客气起来，还经常跟我母亲唠唠家常。听母亲把我们家情况一介绍，这个骂自己父亲是“老王八蛋”的独臂人竟然佩服起我母亲来，张嘴闭嘴叫大姐。后来有一天，独臂人见我跟母亲坐在一起抽烟，就凑过来跟我们唠嗑，对我说：“你妈这一辈子真不容易，把你跟你姐都扶上正路，你小子生在你们家也是前世修来的福气呀。以后你可得孝顺你妈，要不你还算个人吗？”我听了以后暗笑，心想我还用得着你这样的人教训？不过我还是连连点头称是。

此外，当时商店里还有一个看门的老张头，六十多岁，是太原重机厂的退休工人。老张头有三个儿子，其中两个小儿子出国留学后都在美国定居了，老伴也跟了过去。老张头根据自己一辈子的经历，得出了这么个结论：当中国人倒霉，中国不是人待的地方。于是老张头最大的愿望，就是全家一个不剩地移民到美国。他的大儿子在山西省政府里混了个处长，觉得挺满足，总是拖着不想出去。老张头自己虽然已经拿到了绿卡，但还是不走，专门留下来监督这个大儿子出国。一提起大儿子，老张头就气都不打一处来，总是骂：三个儿子就数这小子没出息，当了个鸡巴处长就觉得了不起了，鼠目寸光！

一九九八年的春节，山西出了一个轰动全国的“朔州假酒案”，一百多人被来自山西文水的含有大量甲醇的伪劣酒致死致残。其实不止是小作坊产劣质酒，就连某个在全国赫赫有大酒厂，其“名酒”多半也是附近农民勾兑的，勾兑好了就卖给酒厂，然后酒厂再灌进印有自己名牌商标的酒瓶卖出去，自己砸自己的牌子。老张头看了载有“朔州假酒案”的报纸以后，对我说：“你看看，我说甚来着？中国根本就不是人待的地方，你要是有真本事，还是赶紧想办法出国，再把爹妈接过去吧。”虽然不完全赞同他的话，但我也能理解他，因此我只是笑了笑不置可否。

当时太原市的钟楼街、柳巷一带有十七八家卖花灯的，数我们家的货质量最好，生意自然也很兴隆。其他卖花灯的生意人中，有个叫吴三牛的，是太原郊区农民。他老婆看着我们家生意好自己的货却卖不动，非常着急，竟然跑到我们商店门口拉客人，说我们家的灯笼贵，他们家的便宜。这种行为在生意人里是最忌讳的，但我母亲厚道，也没跟她吵嘴。不过，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人家看完我们家花灯后，再看看他家做的花灯，即便是便宜也还是回头来买我们家的货。

吴三牛是个老实人，在农民中算是手比较巧的。他比我父母都年轻，做花灯的特点是产量高、质量差、价格低。一开始他带着自己一儿一女干活，但后来儿女成家后嫌做花灯太累不干了，吴三牛就领着自己的侄子干。吴三牛的这个侄子属于那种特别没良心的人，学会了手艺后立刻自立门户跟吴三牛竞争，吴三牛卖二十块一盏的冬瓜灯，他卖十五块一盏。吴三牛一见，倔脾气就上来了，马上降价成十块。就这样双方互相杀价，最后吴三牛一个冬瓜灯竟然只卖一块五毛钱，别说赚钱，连原料都不止这个价。吴三牛能吃苦，做的灯笼多，他侄子拼不过去，就干脆放了一把火烧了吴三牛的仓库。后来公安局来破案，吴三牛念及是叔侄关系就作伪证说是不小心失火的，救了他侄子。这次事情以后，他侄子好了一两年，但不久又故态复萌。

太原市冬天很脏，我们卖灯笼需要每天站在外面风吹日晒，也没条件洗澡，身上脏兮兮的。当时我的头发脏得如同毡子，根本就梳不动；身上穿的白衬衣早就变成了黑色。一天我母亲看到电视里做广告说，太原开化市商场里正在举行西服展销活动，一套“将士托”牌的纯羊毛西服只要三百八十块。于是我母亲就让我去开化市转转，看到有合适的就买一套。那天我带了三四千块灯笼款，穿着脏兮兮的衣服来到开化市，跟营业员说要买一套西服。那个营业员看了看我这蓬头垢面的样子，断定我是个民工，就带着我到了“一百元区”看劣质西服。我一看是化纤面料，就说我要纯羊毛的。那营业员脸上露出惊奇的神色，对我说：“纯羊毛的很贵呀。”我估计，她心里八成是想，就你这副样子还买得起纯羊毛西服？

那一年我和我母亲每天在太原守摊卖灯，父亲就留在家里照应，前面提到的任忠生装货送货，配合得十分默契。本来花灯销售行情还不错，但出了“朔州假酒案”以后，太原市也就不好再大张旗鼓地搞元宵节庆祝活动了，我们家花灯生意受到很大影响。即便是这样，也比上一年强得多：总计卖了将近四万块钱的货，其中在柳巷北口卖了三万块钱，还有一万块钱是另外新找的一个代销的卖的。我们卖灯笼的时候，那个前一年坑我们的段经理还到我们商店晃悠了一圈，大概是还想代销我们家的货。我母亲虽然对他恨在心上，但也还是笑脸相迎，就是不提给他代销的事情。姓段的也看出来自己没戏了，就又跟我母亲东扯西拉两句走了。

不过，那一年我们还是被一个代销的人给骗走六千块钱的货。那小子叫张建民，长着一副忠厚脸，但实际上是个奸猾小人。张建民卖了我们家的货，等到我母亲去找他结帐时，他却说那卖货的钱因为自己赌博，被公安局给当成赌资没收了，现在身无分文。我们家是小本营生，我母亲一向做的是信义买卖，也没签什么合同，只是张建民拿货时打了个收条，上面写着金额、数量和品种。当时我母亲想告他，但后来又觉得光凭收条证据似乎不足，一打官司还要掏钱交诉讼费请律师，弄不好赔的更多，也就只好自认倒霉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三、下岗工人

计划经济时代的企业只讲产量产值，不需要自己操心亏损还是盈利，亏损的企业靠上级的拨款仍旧维持着生存，因此国有企业真实的经营情况被掩盖起来。一九七六年时，全国就已经有三分之一的国有企业陷于亏损状态，投资利润率、百元资金产值率不断下降。八十年代国有企业试行承包制改革和厂长经理负责制，不但没有改善国有企业的处境，反而因为监督缺位造成国有企业资产的进一步流失。以前的国有企业，工人小偷，领导大偷；到了九十年代初期演变了厂长经理的大口鲸吞，把国有企业掏成空壳后一拍屁股走人，自己发财或者异地做官去了。恰逢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企业需要自己找市场、搞竞争。在短缺经济时代，即使是残次产品也是不够用的，根本谈不上什么竞争。到了物资丰富年代，昔日“皇帝女儿不愁嫁”的好日子就一去不回头了。于是，一股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工人下岗失业的风潮席卷了中国大地。在这场来势汹汹的失业大潮中，我在郑州的两个表姐、两个表姐夫、表嫂，在武汉的堂兄、堂嫂均成为数千万失业大军的一员。我的父母虽没有领到“下岗证”，但也跟下岗人员一样，一连几年拿不到工资。

我最早听说下岗的概念是在一九九○年我辍学的那半年。不过那时不叫下岗，而叫“放假”。当时铁Z局有很多青年工人没有活干，纷纷“放假”回家。那时正是一九八九年事件刚过，新领导人特别重视社会稳定工作，因此下令银行发放“安定团结贷款”，就是没有活干也要贷款发工资。后来我在银行的时候见到过不少“安定团结贷款”造成的呆帐坏帐，企业早就不存在了，帐却还挂在银行。到了一九九二年，开始实行内容是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的“破三铁”改革，结果矛盾激化，出现了被裁员回家的工人跳楼自杀和报复企业领导的事情，于是渐渐地也就不提“破三铁”了。

“破三铁”不提了，可国有企业的困境却愈演愈烈。银行的“安定团结工资”救救急可以，但长期靠银行贷款养活着几千万人的嘴坐吃山空，也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这些亏损企业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发工资，转眼就山穷水尽了。说到国有企业工人下岗，我作为一名工人子弟，自然不会赞同某些养尊处优的经济学家和官僚们所说的那样是所谓“改革的阵痛”。在我看来，这是长痛，为以前的统治者试图一步登天地搞社会实验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作为从小在铁路工人社区长大的工人子弟，我自然对工人阶级怀有深厚的情感，对工人阶级的生存状况一直着意地关注。多年来，我比较注意研究和思考国有企业现象。恰好我的工作让我有机会触及很多国有企业，与企业的干部职工接触。根据我的观察，中国的国有企业具有一些在西方国家企业根本就没有的劣势，这是导致中国国有企业问题严重的根本原因。这些劣势表现在：

一是没有竞争，企业没有正常的淘汰机制，企业没有忧患意识和进取精神。正常的企业如同人一样，具有生老病死的过程。西方国家的老企业破产、新企业兴办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然而在中国以前的几十年里，由于强调所谓的“社会主义优越性”，企业能生不能死，一个企业无论多么孱弱，多么不合时宜，都可以无忧无虑地存在下去。许多早就应当破产倒闭的企业，却不退出市场，继续徒然地耗费着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几十年时间里，中国竟然没有一部《破产法》，直到一九八八年，沈阳防爆器材厂才成为第一个破产退出市场的企业。到了改革开放后竞争兴起，这些一无优势、二无积累的企业，自然成为第一批淘汰对象。

二是没有集约经营意识，只有粗放经营传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片面追求产量产值、不管质量效益；企业一味扩大生产规模，不注意搞技术革新和产品的升级换代；企业技术陈旧设备落后，产品“傻、大、黑、粗”，质量低劣，能源和原材料耗费却相当惊人。从二○○○年到二○○四年间，我曾经多次到几个濒于破产的老纺织厂调研，发现这些厂均有同一个特点：多是六、七十年代兴建，自兴建之日起，就有许多机器是从上海淘汰下来的、三四十年代生产的旧纺织设备，早就过了报废年限，故障多、残次品多。然而在盲目追求产量的年代里，这样的企业数量很多。在计划经济年代，只要完成生产指标就行了，产品质量再差也可以进产值。企业的生产利润全都作为利税收上去，企业自身没有积累，也无力进行技术和设备革新。到了市场经济年代，面对新建集约型企业生产的高质量、低价位产品的竞争，这类企业怎么能招架得住呢？

三是国有企业之间、银行与企业之间不存在真正的市场关系。无论是甲企业还是乙企业、无论是丙银行还是丁银行，都是国家的，相互之间的关系无非是一件衣服上的这个都还是那个兜。企业没有信用意识，三角债拖欠严重，九十年代初全国投入上千个亿清理三角债也没弄出个头绪来。一九九九年底我到一个大建筑企业去，看到企业当年应收帐款居然高达五个多亿，多是一欠四五年的陈年老账，甚至还有十几年前的欠账。那个企业穷困到什么程度，可以这么形象地说：企业已经拖欠了十九个月的工资，那时临近春节，企业千辛万苦筹集了二百万元发放过节费，四万名职工人均五十块；据说附近有些娱乐城里的做台小姐就是该企业一些女职工，妻子坐台、丈夫护送，情景可悲可惨。银行也没有风险防范意识，企业要钱就给。前面提到的“安定团结贷款”，就是一种明知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也要给的钱。银行的资产是靠吸收老百姓的储蓄负债得来的，是要还的。银行大量贷款收不回来，只好拼命拉存款寅吃卯粮地维持头寸。企业的资产也是国家的，地皮也是国家的，银行就是打官司也难以收回来，慢慢地就流失掉了。即便是打了官司，也不过从这个兜里掏到那个兜里，还要缴纳一笔数额不小的诉讼费、代理费、执行费。但是早晚有一天这些钱还要有个说法，那时还需要全体老百姓再付出一次代价。这种没有信用意识，是体制性的诚信缺失，加剧了当代中国社会原本就严重的缺乏诚信问题。

四是法制、法规不健全，行政干预严重。中国的国有企业多有上级主管部门，企业法人由主管部门指派，外行领导着内行，甚至企业经营行为都由上级主管部门指手画脚。培养一个既懂市场、又懂经营管理，既不谋私利、又肯于真抓实干的企业家本来就是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可是在上级主管部门的行政干预之下，企业法人说换就换。中国是个官本位的国家，社会精英多集中在权力部门而不是经济部门，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最好的结果就是获得提拔去当官，而不是办企业。俗话说“术业有专攻”，一个优秀的企业家，未必是一个称职的官员。而在西方国家，除了要求企业照章纳税和正当经营以外，政府并不怎么管企业的经营，人家的企业反而生存的更好。这就是一个悖论：西方国家的对企业放任自流，政府只管创造外部环境，制订法律法规；而在中国，政府对企业抓得很死，什么都要管，却又管不好；一抓就死，一放就乱，独独忽视了为企业创造外部环境，造成企业行为失当、假冒伪劣盛行。二○○○年，我与某县一位管工业的副县长谈话时，那位县长就曾经得意地说：“县里的那些企业，都是我们手里掐着玩的。”后来，我到过一个濒于破产的服装厂调查，这个服装厂原本在建立之初生意红火，是当地的明星企业。然而上级主管部门撤换了原来的厂长，非要搞承包制改革，让私人承包了这个企业。私人拿着国有企业的资产一点也不心疼，大搞短期行为，短短几年就让企业从原来的生意兴隆变成濒于破产。承包期满，承包人吃肥了，自己发财去了，留下五百多名走投无路的工人。

五是中国没有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企业包袱重。在一些西方国家，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开始陆陆续续地向福利国家过渡，建立了从“摇篮到坟墓”的无所不包的高水平福利体系。一个人从上幼儿园起就享受补贴；上中小学则是免费受教育，有的国家还提供免费的午餐；上公立大学免费或低价，只有私立大学才是全自费的；失业则提供失业保障金，对低收入者提供廉价住房；看病则有全民免费医疗或者是医疗保险；老了则有社会发放的养老金或养老保险。企业除了在经营时为了这些福利的实现缴纳各种税收外，基本没有什么额外负担。而中国不一样，虽然福利水平很低，但无奈人太多，负担也不轻，全都由单位背着，企业效益好时没有居安思危，而是大手大脚地花钱，利税全部上缴；效益一旦不好，也要维持着福利开支，更加举步维艰。我的父亲年轻时单位有公费医疗，但那时身体健康，除了感冒发烧拉肚子外没什么大毛病；等到老了得了重病，单位却因为不景气报销不了医药费，前前后后治病花掉了二十四万，绝大部分都是我母亲糊灯笼卖挣的钱和子女掏的钱。而那些没有钱的工人得病，只有回家等死一条路了。就连企业的退休人员也要企业负担，有些企业历史悠久的，退休的比干活的还多。这样的企业，怎么可能好起来？

六是企业内部缺乏正确的激励淘汰机制。只要不犯政治错误就能进不能出，无论多么不称职的人都照样拿工资；企业内部分配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干和不干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养舒坦了一批懒人笨人，伤害了一批能人勤者；到了改革后人们渐渐获得了择业自由后，很多能人纷纷离开国有企业另谋高就，而相对能力较弱的却沉淀下来，企业的人员素质越来越差。其实大家可以认真回忆一下，七八十年代的国有企业，有几家不是每天上班时间在大门口、车间里聚集一帮无所事事的人吹牛聊天或者忙私活的？二○○○年我接触过一个总是发生请愿事件的建筑机械厂，了解到该厂的职工里有相当一部分是老职工子弟接班入厂，文化层次低、技术生疏，重大事故和人为设备损坏时有发生，厂内经常出现做私活占用公家东西现象，甚至部分职工监守自盗，偷拿一些半成品、物料、模具、图纸、工器具卖给厂外私人经销部或用于私活。一九九六年夏季一场暴雨后，该厂的部分围墙倒塌，厂里拿出钱来让职工砌墙，竟然无人愿意干活，不得已请来一个农村建筑队。一九九七年底新来了个厂长，要加强劳动纪律，对几个外出揽活的职工做出了处分，结果这帮人围殴并砍伤了新任厂长，导致该厂无人敢出面当厂长。没饭吃不行，一九九八年该厂职工还先后多次上街闹事要生活费。银行的信贷员上门讨贷款，也被这个厂的工人认为是“黄世仁逼债”，多次谩骂、侮辱信贷人员，弄得银行的信贷员都不敢去了。我也很清楚，如果自己昧着良心，装做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把国有企业的职工都写成一副“无私奉献、任劳任怨”的样子，再为今日他们的悲惨处境喊两句口号；“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作旗帜来挥舞”，说些同情工人阶级贫苦的话，写一些讽刺和抨击“富人”的文章，“半是榜文、半是挽歌”，就可以占据廉价的道德优势。但我不愿意这么做，因为我写文章凭的是良心，而不是像有些人那样怀着政治目的，按照早就定好的框框进行材料取舍，刻意夸大或者掩盖某些事实。根据我多年以来的观察与思考，今天的一切都成长于它的昨天，国有企业的苦果早在国有企业建立的那一天就已经种下了。多数人天生具有惰性，没有生存的压力就不会去开拓奋进，而国有企业内恰恰缺乏这种压力。

七是对企业家的地位认识错误，奉献与收入不成比例，造成企业家道德风险难以防范。在西方国家，企业家作为社会生产活动的组织者，具有崇高的社会地位；对合法所得的私有财产的保护，则使得企业家们安心赚钱。因此，西方国家的社会精英多半集中在企业家阶层里。西方企业家的收入高低，与企业经营好坏密切相关。如果经营不善，企业家只有破产，自己承担责任。然而中国却是个官本位国家，公民的私有财产长期被当作一种罪恶，得不到法律保护；要想成为人上人，那你就得当官。社会精英都集中在官场里勾心斗角、拉帮结派。而官场，却是不能创造任何社会财富的。精英过度地集中在官场，只会浪费人才资源；还容易造成政策不连贯，朝令夕改。企业家则没有真正的社会地位，也缺乏真正有本事的人来安心经营企业。国有企业的领导如果经营得好，收入也还是那么多一点；经营得差，只要把上面招呼好也还可以异地做官，甚至反而获得提拔。因此，一些有能耐的企业家逐渐心理不平衡，产生了歪门邪念。一九九五年我刚参加工作前后，武汉发生了“于志安事件”。于志安是武汉长江动力集团公司董事长，并兼党委书记、总经理于一身，还担任武汉市经委副主任，又有全国工商联常委、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汉市政协常委等多种身份，也算是个能人，短短十年时间里励精图治，把一个原本陷于破产边缘、五千多职工没饭吃的武汉汽轮发电机厂，弄成了“全国五百强”企业，十年来利税增加了一百倍。然而，于志安认为这个企业有今天，完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而他所获得的却远远与他付出的不相称。于是于志安以自己的名义，利用企业集团跨国投资的机会，在菲律宾注册成立了一个注册资本为六十五万美元的电厂，并于一九九五年出走菲律宾。后来中国跟人家外方交涉，追回了六十五万美元的注册资本，但此时人家已经不在乎这六十五万美元了，每年电费的收入就有一千万美元。除了武汉的于志安，还有云南的储时健，也属于这类心理不平衡的人。然而，企业不同一般单位，企业经营是存在风险的，因此对企业家的监督存在着进退两难的情形：假如监督太严，企业家无所适从，不敢承担风险，那企业肯定好不了；假如监督太松，企业家道德风险又会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

八是国有企业内权责不明，监督缺位。国有企业名义上属于“全民”所有，但实际上政治统治者才是企业的真正主人。靠宣传“工人阶级主人翁”态度当然可以取得一时之效，但早晚有失效的一天。当宣传失去效果以后，“主人翁”就会自发地采取措施报复往日的欺骗：怠工、盗窃、不负责任。二○○二年，我跟某个企业的一位下岗职工谈话，那位工人回忆起当年厂里花好几百万从日本买了一条进口生产线。当时签合同时，谁也不懂经济合同，没料到还要花钱请人家日方来安装调试，因此合同里没有安装条款。买回来以后，才想起来厂里无人懂得这台生产线的安装方法，日本人就狮子大张口，提出的安装调试费用比买生产线的钱还多。无奈，只好连包都没拆，把机器设备放在车间二楼闲置。后来有一次市里搞文明企业评比，打扫卫生时清理到了这套设备，一帮工人谁也不心疼，就把设备从二楼抬着扔到一楼，一楼的工人又抬着机器扔到院子里的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任由其风吹雨淋、腐烂锈蚀，最后变为一堆废铁。企业的厂长经理无论干好干坏，只要政治上没有站错队，都可以继续升官。企业领导也由上级领导任命，一个人一个口味，走马灯一样频频更换。二○○○年，我曾经到一个特困企业去调查研究，企业的一名老工作人员告诉我：这个企业在十年之内换了十九个厂长，最长的待两年，最短的待三个月。每个人一来就按自己的好恶随心所欲，比如说厂里办公室前面的花坛，有的厂长来了喜欢弄假山，有的来了改成养鱼池，有的则喜欢草坪，有的又喜欢种树。换个领导就折腾一次，光为了这个小小的花坛就不知道白花了多少冤枉钱，企业怎么能不穷？到了承包制和厂长负责制实行以后，企业的一切行为都由领导说了算，为他们蚕食鲸吞企业财产打开了方便之门。工人既无权监督，自己也并不干净，只好任由企业恶性循环，最后破产垮台。

九是企业建设盲目上马，大嗡大哄，造成巨大损失。由于统治者急于求成，中国经济在五十年时间里经历过几次大的冒进和倒退，造成了巨大的浪费和损失：一是一九五八、五九年的大跃进，大炼钢铁、亩产万斤，这次冒进除了累死不少人，也造成了全国的大饥荒，饿死二三千万人。二是一九七○、七一年的小跃进，遍地“五小”开花，设备落后，浪费惊人，污染严重。例如当时在陕西延安这个资源少、品位低的地区，投资二千多万元兴建一座钢厂、两座铁矿和三个铁厂，建成五年亏损三千七百多万元，甚至超过了建厂投资，最后不得不于一九七九年关闭了铁矿和铁厂。三是一九七七、七八年的洋跃进，当时提出要兴建十大钢铁基地，十大化工基地，十大能源基地，又急功近利地遍地从国外引进技术设备。由于长期“突出政治”，贬抑商业，当时中国人根本就不会做生意，买了不少洋垃圾回来，或者因为技术人员跟不上无法使用，放在外面风吹雨淋最后报废。改革开放后，又经历了几次过热与萧条，每次都是一哄而起、一哄而散。我曾经走访过一个铁合金厂，是国家指派银行贷款一亿七千万元兴建的，刚动工就遇到一九八九年搞“治理整顿”压缩基建，工程就停了下来；到了一九九二年复建，时间已经过去了三年，建筑材料价格涨了起来，钱不够用了，于是又追加贷款。就这么停停建建十多年，到一九九七年铁合金市场出现了供过于求，于是上级又决定停建下马。机器设备因缺乏保管状态很差，拍卖才得了七八百万元，都养活职工吃干喝净了。最后职工还没有安置，连本带息几个亿就这么打了水漂。

十是企业人员臃肿，近亲繁殖，劳动力素质和劳动生产率低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国有企业有一个西方国家企业所没有的现象：三个人的活五个人干，

在西方国家，即使企业老板兢兢业业地干事业，也免不了在激烈残酷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留下来的却都是精英企业。为了生存，资本家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对产品升级换代、不断革新；拼命地压低原料消耗和人力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对确实有能力的人才，资本家必须不断加薪，以利用他更好地为自己赚钱；资本家更不会自己贪污自己的财产；雇员能进能出，自己也有压力；万一失业则有社会保障体系给予救助。而在中国的国有企业里，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

我并不一概否认那些革命领袖试图消灭剥削压迫、实现人人平等的伟大理想，但是社会变革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的多，稍微不甚就会酿成巨大的灾难。然而，统治者们往往急功近利，恨不得一觉醒来就一步登天地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结果欲速而不达，反而给老百姓带来无穷的苦难。直到今天，我们还要为那些早就死去多年的领袖们的浪漫主义即兴之作付出巨大的代价。

应当说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所提出的减员增效、优化资源配置、明确产权、拉开收入差距等等措施都还是对症的，看到了问题的本质。但是问题在于，操纵这些改革的主动权不在老百姓手里，而是在官僚——精英集团的手里。精英集团所进行的“改革”，也和我当初在银行里经历的那样，完全是从精英集团的私利为出发点的，因此必然是绝对地不公正的。这就是昔日革命浪漫主义杰作的后遗症：不改革是死路一条，要改革则是一场赤裸裸的掠夺。我们生在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没有别的办法，只有用我们的智慧和忍耐，和着血泪咽下叱咤风云的伟人们所留下的那一杯苦酒。

正如任何人都无法免于一死一样，不管你是否愿意，无论什么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分成精英和群众这两个大集团。即便是社会主义革命，尘埃落定以后依然如故，无非是出现了一些个人的沉浮。中国的改革最初是由官僚——精英集团发动的，在文化大革命那种彻底反人性的动乱之后，无论是精英还是群众都需要有一个正常的秩序，因此改革最初得到了人民的拥护。然而精英和民众利益并非一致，精英需要靠剥削民众养肥自己过人上人的生活，需要靠压迫群众维持他们高高在上的统治地位。到了八十年代末，精英与群众就已经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到一九八九年冲突爆发出来，最终是精英集团通过暴力获得了胜利。此后，民众追求自己做主的愿望受到压制，中国脆弱而幼稚的民主力量在严酷打压下日益分化瓦解，精英集团愈发的肆意妄为了。国有企业这个无人照看大蛋糕，就成了精英集团的囊中之物，任由他们巧取豪夺、肆意挥霍，到企业被吃干喝净的那一天，他们一拍屁股换地方，而工人就要倒霉了。

跟官方的宣传恰恰相反，中国国有企业的工人所遭受的剥削恐怕是举世罕见的。几十年以来，中国工人阶级被灌输“老有所养，病有所靠”，为了所谓“光明的未来”勒紧裤腰带，被给予极低的工资。虽然毛泽东时代有所谓公费医疗和免费分房等福利，但也是难以满足最低标准的生活需要。只是铁幕重重，官方恶意欺骗宣传，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西方发达国家工人阶级是过着怎样的生活，因此反而产生一种盲目的感恩心态。工人阶级手中的财富数量之少，根本不足以完成任何财富的积累，一旦出现任何风吹草动就立刻陷于生活无着的赤贫境地。等到下岗失业，再加上教育产业化和医疗产业化两个恶政的雪上加霜，一些工人必然感到今不如昔，反而怀念起毛泽东时代来。

一九九四年夏天我放暑假回家，列车座位对面是武汉某个国营企业的推销员。双方都是年轻人，我们两个互敬香烟后攀谈起来，谈到了国营企业的现状。那个推销员叹了一口气，说：“现在企业下岗真不得了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下岗”这个概念，不过不用他解释，我立刻就明白这个概念是什么意义。推销员谈到：他所住的家属院，有一家下岗工人，孩子过年想吃肉，可是家里没钱买，于是大年初一，绝望的孩子的父亲先杀死了妻子和孩子，然后自杀了。

回到家里，我把路上那个推销员的话跟父母讲了一遍。我父母一阵难过，但旋即又问：咱们家不也是跟下岗一样吗？但这个社会只要你拼命地干活就能生存，干吗要杀死自己的妻子孩子，难道对干活的恐惧比对死亡的恐惧更甚？确实，当时我母亲的企业早就名存实亡了，四五年没有见到一分钱工资；我父亲虽然退休，但退休金往往一拖就是一年半载。要是靠工资过日子，早就饿死了。我的父母不等、不靠、不绝望，从八百块钱起家，也无当官的做后台靠山，慢慢地把生意越做越大，虽谈不上发财，但养家糊口却是没问题的。并非我父母不同情那些走向绝路的下岗工人，但他们实在无法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路不走，非要选择自杀呢？对比我们家在六七十年代的处境，现在的下岗工人还是要强许多，而且社会的包容性比那时还要大，为什么反而生存不下去了呢？

我写这番话并非是因为我对下岗工人不同情。恰恰相反，多年以来我一直致力于为底层民众的利益而大声疾呼。但是有一点我必须说：人一辈子生活必须要靠自己的努力和拼搏，决不能指望什么政府和善人的施舍。一些人可能会具有菩萨心肠，但即便是太阳的光辉也不能照遍宇宙的每个角落，更何况是人。人必须自强、自立、自信、自尊，必须居安思危、勤劳节俭、量入为出，日子才会越过越好。当然，一个人具备劳动能力、提高受教育程度是勤劳的前提，因此，我坚决地反对贻害子孙的教育产业化和谋财害命的医疗产业化。我支持一部分人通过合法途径富起来，但反对一部分人穷下去。近一些年来，有一些人看到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就以为有机可乘，于是便又把毛泽东时代当作“失落的天堂”重新抬出来，蓄意不提当年充斥的罪恶，夸大那些凤毛麟角的优点，试图挑起混乱，火中取栗，也确实蒙蔽了一些老百姓。其实，就如同《国际歌》里唱的那样，这个世界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救世主，要创造自己的幸福，只能依靠自己。而那些政治骗子野心家们，也往往不是什么好东西，挑起暴力和仇恨弄得腥风血雨、玉石俱焚，大不了是一次改朝换代，等到尘埃落定，老百姓该怎么受压迫还是怎么受压迫，等待下一次“革命”。中国的历史这么恶性循环了几千年了，老百姓还是受压迫受剥削受欺骗受侮辱。唯一跳出这个历史怪圈的方式，就是让老百姓拥有不流血地选择政府、轰走不喜欢的政客的权力，这才是老百姓真正的解放。

一九九八年的一天，人事处开会。会上申处长传达了武汉市政府内部控制的一条消息：全市的下岗工人已达三十万人。武汉市城区当时只有四百万城市人口，却有三十万人下岗，这个比例无论如何不能算低。武汉市保成路有一个夜市，里面有很多下岗人员摆摊挣钱。一九九八年年初有一天下着很冷的雨，我在单位加班到夜里十点多回宿舍，坐在公共汽车上冻得缩着脖子。经过保成路夜市时，我看到夜市里居然还亮着灯，一些下岗工人冻得瑟瑟发抖地守着摊子，盼望着在这凄风冷雨中能不能遇到一笔生意。我看到这个情景，禁不住觉得鼻子有些酸楚。

下岗工人多了，危及到了社会的稳定。但政府也没什么办法，只好下令各个单位辞退农民工，搞“腾笼换鸟”招聘下岗工人。这时我们才想起来，原来还有比下岗工人更可怜的人：农民工。对农民的歧视，是从毛泽东时代留下的一笔沉重的政治遗产。当年我母亲因为是农村户口，连临时工的活都找不到；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对农民的管制有所放松，也只是给了农民出卖劳动力的自由，而且仍然带着歧视的烙印。即便农民更加吃苦耐劳也低人一等，要你滚你就得滚。

一九九八年夏天，市里在位于汉口青年路的劳动力市场举办了一次下岗工人供需赶集会，单位派我和段副处长两个人去设摊子。会前，我们单位就辞退了一批农民工，腾出了保洁员、电梯工、锅炉工等十五个岗位。保洁员工资低一些，一个月四百块，锅炉工和电梯工则因为属于技术工种，工资高一点，六百块。本来我们还觉得这次赶集会肯定忙得喘不过气来，但实际情况却出乎我们的意料。那天会场上熙熙攘攘的来的人也不少，但多数人看了我们的招聘广告就走了，理都不理。而有些围观的还议论纷纷：“一个月四百块够干什么？”另一些人则失望地叹息：“都是些伺候人的活。”

锅炉工和电梯工收入高些，因此来问的人也多一些。但是，来问的人大多都没有从业资格证。那是一个大热天，大厅里因为人多非常闷热，我和段副处长汗如雨下，午饭是买面包就矿泉水解决的。但忙了一天，十五个工作岗位居然没招满。我当时就怀疑，来赶集的有一些人不是真正的下岗工人，因为我看到有些女的衣着鲜亮，还披金戴银。后来司炉工和电梯工招满了，但保洁员没招满。那些招聘上岗的保洁员也没有干多久，不到半年就基本上都不辞而别了，最后我们单位的保洁员还是找了农民。

这次招聘会，使我对下岗工人的印象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蒙上了一层阴影，继而以偏盖全地认为他们下岗完全是咎由自取。然而，后来我跳出银行以后，随着阅历的丰富，与一些下岗工人的深入接触，以及自己的深入思考，我又逐渐改变了看法。下岗工人的处境，大部分责任在政府以往搞的那种不合理的企业制度，是国家亏欠了他们。因此，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来缓解失业问题，对自己创业的失业人员要完全免除税收扶植他们，更不应该搞什么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来盘剥这些早已山穷水尽的下岗工人。

然而在现实中，那些处于强势地位的人对这些落难之人，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一九九八年的一天，我和妻子逛江汉路，走到中国银行天桥下面看到有个警察因为一个残疾人“麻木”（「注」武汉人称营运的机动三轮车为“麻木”）司机违章在路边上人要罚款。“麻木”司机不给，二人吵了起来，那个年轻力壮的警察抖威风，把“麻木”连同患小儿麻痹后遗症的司机一同掀翻了。“麻木”司机自己站不起来，趴在地上喊：“这就是人民警察的威风吗？打我一个残废！”当时现场有很多人围观，大多数沉默，只有一两个人小声嘟囔说无论有什么理由都不该殴打残疾人。那个警察听了议论以后气急败坏地扬起手中的警棍，大吼道：“看什么看？都给老子滚！”另外一个警察头脑冷静一点，拼命地拉他走，嘴里还帮腔：“走，都走，不要妨碍执行公务！”看到这个情景我义愤填膺，想上去管闲事，但妻子拼命拉着我的手说：“别惹事啊，人家是警察！”我把手狠劲一甩，挣脱了妻子的手，走上前去把麻木司机从地上扶起来，这时我才发现司机脸上竟然流淌着血和眼泪。我低声对他说：“起来吧，没事了。”司机对我说：“兄弟，别管我，让他们打！我不信这光天化日之下他敢把我打死！”这一声浸透着血泪的“兄弟”，叫得我心里格外沉重。

二○○○年五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我在上班路上碰到一个卖“下岗”早点的女工和几个“城管”在理论。大概是“城管”要收什么费，下岗女工拿着一张收据哀求道：“刚才有人收过了，已经交了五块。我今天到现在一共才卖了七块钱，连本钱都没收回呢，求求你们高抬贵手吧。”“城管”则一副正义在手、公事公办的样子：“你这是工商管理费，我这是市容监察费，不一样，都得交！”下岗女工说：“我下岗没人管，摆个小摊却这么难！”我在旁边实在不忍心看下去了，扭头就走。我知道，即便我管也没用，这些戴着大盖帽、头顶国徽的“城管”们会摆出一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教育我。我也知道，国家需要税收和财政收入，可是难道这么大的国家，连那些骨瘦如柴的下岗工人也不能放过吗？

还有一些下岗工人为了谋生，就从汉正街批发一些小商品在闹市街头摆地摊卖。下岗工人没本钱，所卖商品大都是小梳子、小镜子、袜子、鞋垫等一些不值钱的小商品。我在武汉生活的这些年无数次地见到，那些城管人员不由分说地踢翻地摊，那些下岗工人如同耗子见了猫一样惊慌躲避城管的情景。每看到这个场面，我的心里就是说不出的滋味。

巴尔扎克说过：“苦难对于天才是垫脚石，对强者是一笔财富，对弱者是万丈深渊。”我在生活中也曾经遇到过混得不错的下岗人员，反而觉得自己下岗是福气。那是二○○○年五月，我还住在汉口高雄路附近，当时订了一份酸奶。一天晚上八点多钟，给我们家送奶的订奶员来收下个月的奶费。那个人看上去四十岁出头，长得很高很瘦。等我交了钱开好发票，就跟他闲聊了几句，得知他原来是在国营钢木家具厂工作，厂子垮了以后已经下岗三年了，厂子垮掉的原因是生产的家具款式、质量都不好，没有市场。当我问到厂领导有没有贪污时，他说自己说不准，但那些领导都比自己富。而厂子垮了以后，那些领导有的调走，有几个把厂子承包了自己搞。当我问到今昔相比哪个好时，他笑着回答，现在比以前强，下岗比不下岗强：以前在工厂里谈不上累，但一个月只有四、五百块钱，不够用；现在每日风里来雨里去很辛苦，同时做了两份工作，但一个月可以挣到一千六百多块钱。最后我问道：“如果现在再让你回厂上班愿不愿意？”那个订奶员自信地笑了笑，说：“还回去干吗？不回去了。”

不过，也有对下岗工人幸灾乐祸的老百姓。有一次我在北京出差乘坐公共汽车，听一个四十多岁的女售票员在那里跟司机讲，以前首钢的工人特横特坏，坐公共汽车不出示月票，自己要求他们出示一下反而被那帮人给打了。讲完以后她突然抿嘴一笑，说：“现在这帮人不神气了，都下岗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四、多收了三五斗

一九九八年春节过后，我的父母离开了居住了二十六年的太谷县城，随同我到武汉落户，就住在我们在吴家山买的那套商品房里。父母来了以后，仍然干做灯笼的营生，每天埋头干活。到了一九九九年春节，恰好武汉市有灯展，母亲和我出去拦了几笔生意，卖了三万多块钱。当时山西还有一些存货，恰好武汉市的灯展在春节前筹备，而山西卖灯笼则在春节以后。这样时间错开了，父母在春节之后又回到山西卖了几天灯笼，也卖了四万多块钱。二者合计，一共卖了七万多块，是我们家做灯笼生意以来收入最多的一年。

父母看到收入如此可观，以为在武汉是大城市，做生意挺容易的，于是想把生意做大。于是，在一九九九年春节过后，母亲就琢磨着印制一些广告画册，以利于以后推销时使用。我会画画，又在单位里学会了电脑，于是就自告奋勇地承担起画册的设计工作。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我终于设计出一份相当不错的宣传画册，找了一个印刷厂印制了三千多份，花掉了四千多块钱。为了便于生产，父母又花了六万块钱，在我们住的那幢楼的二楼买了一套八十平米的两室一厅作为焊灯笼的车间，又租用了三楼的两套和二楼的一套房子用来作为仓库和糊灯笼的场所。

那一段时间父母雄心勃勃，决心要在他们有生之年，建立一个具一定规模的家族企业，给子孙们留点产业。恰好我舅舅的小儿子华周初中毕业，舅舅为了让他谋生把他送到我们家来跟母亲学做花灯的技术。而我在节假日都回家帮忙：设计广告，推销，给灯笼上画画。那一两年，家里总是快乐而忙碌。

然而父母很快发现以前的估计实在是太乐观了。武汉这地方号称“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胃口特别大。前来买灯笼的那些企业和政府办事人员中，几乎没有一个不索要回扣的。我们以前在山西卖灯笼时很少遇到这种情况，最多也是要求开发票时多开个百儿八十块的算个跑腿费。但到了武汉我们很快就发现，来买灯笼的人都是张嘴明要回扣，而且要的特别狠实，一般都要到总价款的百分之三十，而且只要现金。有一个企业来买灯笼的那个人，只买了一千二百块钱的货，却要我们开五千块钱的发票，可见下手有多狠。光要回扣也就罢了，问题是这些人一边要着回扣，一边还狠狠地砍价，说要图回头生意。起初母亲还以为人家真的打算做回头生意呢，就狠狠心让了价，后来才知道这是人家的套路，下次来的时候还是这么说，或者就干脆不来了。有时，一些人还用铁丝值多少钱、布料值多少钱来估算花灯的价格。就这样一面砍价，一面要回扣，几乎把我们家做灯笼的利润全都砍去了。我母亲看到这个情况，只得感叹人家武汉人真是货真价实的九头鸟，把什么机关都算尽了，只可惜武汉经济还是这么落后。后来父母做生意越来越艰难，想再回山西去做灯笼，又舍不得儿子。正在犹豫之时，我父亲积劳成疾，查出来得了多发性骨髓瘤，于是就是想走也走不成了。

在我父亲得病的几年里，我因为工作太忙、经常出差难以帮助家里做事。母亲一边要照顾父亲，一边还要干活糊灯笼、出去推销，给人家送货。二○○二年春节，有个客户要我们在江汉路过街天桥上做一盏三米高的巨型宫灯，价格是两千块钱。宫灯做好后需要画画，虽然父亲当时已经历了将近十次化疗，但还能够起来，仍然忍着痛画了两天。后来我父亲病重卧床，母亲每次要出去推销或者送货之前，都要先喂父亲吃饭和喝水，然后才狠狠心离去。

不光是生意难做，就连那些职能部门也经常来敲竹杠。当地的工商局、税务所都要我母亲订什么《工商管理》和《税务管理》之类的刊物，否则就卡脖子。无奈，我母亲每年都要花好几百块订这些永远不会看的杂志，也从来没有收到过一本刊物。即便是如此艰难，我母亲依然觉得现在比毛泽东时代强，因为贪官污吏的敲诈勒索虽然可恶，但自己还是能够凭借双手挣口饭吃；而在毛泽东时代，却连自己出卖劳动力的机会都没有。

从二○○○年到现在，我们家历年卖灯笼的所得如下：二○○○年，二万元；二○○一年，不到一万元；二○○二年年景比较好，卖了四万五千块；二○○三年卖了二万六千块；二○○四年，则只卖了一万六千多块。这些钱除了日常吃饭开销之外，其余的全部给我父亲看病了。当然，和医疗产业化以后医生开出的天文数字的治疗费相比，这点钱还远远不够。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五、母亲的病

从一九九八年起，我母亲就总是持续低烧。母亲这个人一向泼辣，就总是说这是水土不服，一天到晚忙着做灯笼也不去医院看。父母逐渐年纪大了，每天爬七楼很是吃力，后来就把二楼那套房子简单装修了一下，父母搬了进去。搬了新房子后，姐姐带着孩子贝贝到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一九九九年五月下旬，有一天母亲抱着贝贝玩，贝贝小脚一蹬，踹到了母亲的胸部，顿时一阵钻心的疼痛传来。母亲用手一摸，竟发现里面有一个鸡蛋大小的硬块。

母亲到武汉同济医院去检查，发现是一个很大的肿瘤，而且初查是恶性的。全家顿时陷入一片慌乱之中，惟独母亲一个人很镇静。她说，自己辛劳了一辈子，儿女也都长大成人了，过得都还不错，自己的任务也算完成了，就是死也无憾了。后来复查，医院的结论又变成了无法确定，又要再查。这时，我在郑州的一个表姐闻讯，说自己认识河南省肿瘤医院的一个大夫，那人技术很精湛，救活了不少肿瘤患者。当时我父亲尚显得身体健康，于是母亲由父亲陪同一起到了郑州，住进了肿瘤医院。

那位大夫果然尽职尽责，经过专家会诊，确定母亲的肿瘤是良性的，暂时未发生恶变。后来那位大夫主刀为母亲做了切除手术。我的母亲是个非常坚强的人，在鸡蛋大小的肿瘤切除下来以后，还要医生拿过来亲眼看了看。做完手术后，那位主刀医生钦佩地说：自己做了大半辈子手术，敢于在手术台上直面自己肿瘤的，我母亲还是第一个，真是少见的勇敢。为了节约费用，我母亲做完手术只在医院住了三天就出院回家了。后来母亲对我说：“看来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呢，上帝也没办法把我收了去。”望着母亲憔悴而坚强的面容，再想起从小到大母亲为了我们这个家辛苦劳作、四处奔波的情景，我禁不住感慨万千，不由地想了起一首歌《我亲爱的母亲》。

当年我的母亲，通宵没合上眼睛伴我走遍家乡，辞别父老相邻当时天色方黎明，她送我踏上遥远的路程给了我一条手巾她祝我一路顺风

河边落英缤纷，岸上露珠儿滚滚牧场芳草青青，夜莺整夜啼鸣无论我去到哪里，最难忘母亲慈祥的笑容最难忘母亲关怀的一双眼睛

拿起这条手巾，不由想起我的母亲想起小草细语，榭树摇曳不停这条母亲的手巾，我想起幼年熟悉的情景更有母亲慈爱和殷切心情

即便是自己身染重疾，母亲在河南省肿瘤医院住院期间仍然不忘帮助他人。当时医院里有一个小伙子，才二十五岁，刚刚结婚一个月就查出来得了脑瘤。因为疼痛小伙子极度地灰心丧气，有一天要跳楼自杀，幸而被别人拉住了。母亲闻讯之后，不顾自己的伤口上还插着导流管，找那个小伙子长谈了一次。母亲从自己的经历讲起，告诉小伙子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鼓励他要乐观豁达。经过我母亲一番触及灵魂的教育，小伙子豁然开朗，情绪稳定下来，平静地接受了手术治疗。但是遗憾的是，那个小伙子脑瘤已经扩散，没有能够活下来。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组织部里的年轻人（1995～1999） 十六、离开银行的日子

一九九八年以后，我已经越来越不愿意在银行里干事了。当时一个月只挣九百多块钱工资，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奖金。恰在此时，行里又给职工每人做了两套工作服，并根据计财处贾长的建议为此扣一千元工资，平均每月扣二百块。这样，我的收入扣掉工作服的钱以后只剩下了七百多块。幸亏当时没孩子，自己生活比较节俭，妻子单位收入也不错，才没有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形，但始终没有什么积蓄倒是真的。那些有孩子的职工，却已经明显地感到生活的艰难。

一九九八年底，行里新的办公大楼落成。大楼里的装饰豪华无比：地上铺的不是瓷砖，都是从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国家进口的整片天然石材，一个一千多平米的大厅里，石头的纹理都不乱。行长办公室是个宽大的套间，外间大约有二百平米左右，地上铺着昂贵的纯毛地毯；装饰着一个直径将近一米的、全铜架的立式地球仪。阳台足有一百平米；办公室的里间安放着一张宽大的双人床，里面的全部家具都是进口的欧式雕花古典风格；在矮柜上，摆放着一台四十二英寸的进口液晶屏幕电视。行长新办公楼落成仪式上自豪地说：全体职工都应该为这栋大楼自豪！是的，行长当然是有资格自豪的，因为我估计就算国务院总理的办公室，也未必有这个办公室豪华。由于这座大楼造价太高，引来了各式各样“检查组”、“审查团”、“审计小分队”走马灯般进驻我们行。本以为他们能查出什么问题，但是结果发现他们总是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有一次刚刚被提拔为审计处长的吴处长无意中说了一句：今年为应付审计，光招待费就花了一百多万。

虽然办公楼盖得如皇宫一般豪华，但行长却保持着艰苦奋斗、勤俭节约本色。一九九八年九月向总行高级评委会申报高级职称时，因为那申报材料表格设计得很复杂，我就用B4复印纸做了相关的文件，一共弄了十八套，给分行中级评委会十八委员每人一套，每套有四十多页。按照惯例我先牛行长呈报。不料行长看了我呈送的材料突然勃然大怒，说道：“怎么用这么大的纸？还有没有节约观念？这样下去再大的家业也得让你们败完！”接着，他给我指出了应该怎样节约：“拿回去，用A4的纸重新做！”我战战兢兢地领命，回到办公室里忙了一个下午，才又把这些评审材料用A4纸重新弄了十八套，并把原来弄好的那些统统丢进了碎纸机。这次行长很满意。后来我把材料发给廉书记时，跟他说了这件事。廉书记略微沉吟一下说道：“用B4的纸的确是大了点，不过……唉，以后注意吧。”

那次评审结束后，我把各位评委的投票结果进行了汇总，排出了得票最多的前二十名准备申报给总行高级评委会评选。当我把名单呈报给行长过目时，他对这个结果不满意。于是他掏出笔，划掉了八个他不喜欢的人，又添上了另外八个人。然后，对我说就按他修改后的结果上报。当时我心想，这恐怕就叫“既有民主、又有集中”吧。

到了一九九九年春节，大家都指望着行里能发点奖金弥补一下自己生活的亏空。一天下午，行长召集贾处长和申处长在人事处办公室开会讨论年终奖问题，当时我坐在离他们不远处，断断续续地听到了他们的谈话。只听行长说：近来审计署对我们查得很紧，今年过年就少发点钱，免得引起审计署注意，就人平一千吧。谁知贾处长赶紧插话说：按人平一千计算的话，光机关就要七十万，也是笔不小的数字，最好只发五百元，总额三十多万就不算啥了。行长听后点头称是。这次，申处长很难得地为职工说了句话：“五百块太少了吧。这几年职工收入下降很厉害，据我了解，很多职工扣了行服钱以后一个月只剩了六百多块，过年就多发一点吧。”这时，我猛然听到行长一声尖叫：“五百块还嫌少？比下岗工人强多了！就这么定了，五百，一分也不多给！”就这样，我们心灰意冷地领到了一九九八年的年终奖金：五张“蓝精灵”。

一九九九年五月，国务院成立了四家国有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门收购和处置银行的不良资产，其人员多半从银行中招募。当时我听说银行的组织机构要有重大变动，想着与其在这里喝西北风、被人扒来扒去的，不如到新的机构里去试试。于是试着我提交了一份申请，结果被选上了。就这样我离开了工作了四年的银行，也离开了跟我朝夕相处四五年的同事们，来到了H公司。

我临走前两天，申处长领着全处人员到一家广东餐厅聚餐。那天申处长喝了不少酒，动了感情。他对我们说道：我知道，很多人在背后骂我，甚至我都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我不计较，我从来也没有打击报复过他们……其实，难道我就不想留下个好名声、干出一番事业吗？可无论我花多长时间精心准备计划和思路，行长一句话就屁也不是了。行长不需要干事的人事处长，他只需要一个事事听话的人。我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行长成天想训就训，谁没自尊？我能怎么办？后来，我也想开了，当了处长又能怎么样？当了行长又能怎么样？都一样！人活着，就得图个快活，什么名誉、地位都是身外之物，只要自己觉得快活就行了，廉书记名声比我好，可他也为名声所累，事事放不开。接着他又对我说：我知道你有才干，出去闯闯吧，兴许能够闯出一番天地，我也知道你是个老实人，但是这里确实不适合你。

申处长的这番话使我感到很意外，不但立刻冰释了我对他所有的愤恨与不满，甚至还激起了我对这里的一丝留恋。毕竟我在这里工作了四年，毕竟有那么多朝夕相处、亲密无间的同事和朋友。我甚至多少有些同情申处长的处境，回想起申处长给过我的一些照顾、爱护和关心；回想起申处长曾和我促膝谈心，说自己正读书时遇到文化大革命，一辈子苦于没有文化，现在你们条件这么好，一定不要忘记继续深造。我忽然觉得，申处长也不那么令人憎恨了，他只不过是扭曲的权力大树结出的一个苦涩的果实，也是一个牺牲品。只是他在应该做出反抗和抉择的时候，没有勇气与这种官场的庸俗习气决裂和斗争，而是选择了随波逐流。可回过头来想一想，假如是我处在这个位置，我又能怎样？最多也只是求个独善其身罢了。

在我离开银行以后，大概到了二○○二年，我忽然听说行长因病去世了，走时年纪也并不大。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感到难过，甚至对行长感到有些愧疚，因为我曾经咒骂过他。尽管他做的一些事情我无论如何不能苟同，但毕竟当年是他把我挑进行里的。没有他当初的决定，我这个一文不名的外地穷学生肯定没办法在武汉站稳脚跟，从这个角度来说，行长也有恩于我。死者已已矣，生者常戚戚，在此我愿行长能够安息长眠。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一、国庆五十周年

一九九九年是建国五十周年大庆。那一年国庆前夕，俄罗斯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注」即前苏联红军红旗歌舞团）到中国各大城市巡回演出，也到了武汉市。闻听这个消息，我自然是激动万分，马上订了一张票去看。那天下午我早早地赶到武汉剧院，发现还没有开场，就绕到剧院供演员进出的后门。台阶上蹲了两名三十多岁长得很帅气的俄国人，用俄语交谈着什么。我走上前去，叫了一声：“达瓦里士！”（「注」，“同志”一词的俄语发音）二名俄国人停止了彼此的交谈看着我，回了一句：“达瓦里士。”然后，他们二人分别指着自己，一个说：“瓦夏”，另一个则说：“罗欣”。然后他们又看着我，嘴里用俄语咕哝着发问。我明白了，他们是在问我的名字，于是我回答到：“雅科夫。”两名俄国人怀疑自己听错了，脸上露出诧异的神色，于是我又重复了一遍。

除了几个简单的词汇之外我不懂俄语，可那两位俄国人也不懂汉语和英语，于是我敬给他们两枝香烟后就跟他们告别，进了剧场。我先买的座位是位于二楼的，可我到了座位上发现这里距离舞台实在是太远了，看电影可以，看演出不行。于是我来到楼下一等票区域，找了个空座坐下，想着万一有谁好说话就给人家百十块钱跟我换一下。这是身旁来了一个戴着眼镜、白发苍苍的老太太，看了看我以后问：“你在这里坐吗？”我赶紧把情况说了一遍。老太太一听就笑了，说：“小伙子你运气真好，这个位子是我丈夫的，他今天身体不舒服，不能来，你就坐吧。”我一听，又是感激，又是庆幸。

那位老太太是五十年代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专业的毕业生，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毫无疑问怀有对苏联和俄罗斯真挚的情感。乘着开场前等待的时间，老太太跟我谈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并且非常惊诧我竟然也这么热爱苏联。我们两个人像是忘年交，一起哼起了苏联歌曲，一首接一首。老太太会唱的那些歌我都会唱，她一起头我就跟着唱，有些歌词她记不清了，可是我记得清楚。因此，老太太又兴奋，又惊讶，激动地对我说：“没想到你这么年轻，竟然对苏联艺术这么熟悉，现在的年轻人里可真不多见啊。”我笑了笑，回答道：“是的，在这方面，我跟你们属于同一代人。”

亚历山德罗夫红旗歌舞团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支持者，经常义务在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集会上演出。那天红旗歌舞团的艺术家们给中国观众奉献了十八首歌曲和舞蹈。其中，那首亚历山德罗夫亲自所作的《神圣的战争》，给我以极深的印象。记得当年丘吉尔听了这首歌以后曾说：“唱着这样歌曲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而我听了以后，感觉和丘吉尔一模一样。

去看演出的人大半都上了年纪，也有一些年轻人。由于都是痴迷的俄罗斯艺术爱好者，会场气氛十分热烈，掌声不断。演出结束之后，应观众的热烈要求，艺术家们又加演了两首歌曲。然而，就在演出接近尾声时发生了不快：一些人看到演出就要结束，害怕人多拥挤赶紧抢着离开，人家在台上一边唱，我一边听到后面有人离去时弹簧椅子发出的辟里啪啦声。老太太皱了皱眉头，说：这真是对人家的不尊重，真为这些人感到丢脸。

演出结束之后，老太太想去跟演员们见见面，于是我搀扶着她来到后台。见到正在卸妆换衣服的演员们，老太太用俄语热情地跟他们交谈着。后来，一位演员掏出了一盒红旗歌舞团演出的磁带，送给了老太太。红旗歌舞团的团长也分别给老太太和我的节目单上签名留念。从剧院出来的路上，老太太教了我几句俄语：Здравстбуйсе达拉斯维捷（你好）；До свидания达斯维达尼亚（再见）；Спасипо斯巴希巴（谢谢）；Спокойной ночи（晚安）。当我跟着老太太读“До свидания”（再见）这个词时，正好有两个俄国人回下榻的饭店，走过我们身旁。听到我们的话，他们停下来，微笑着轻轻地对我们说了一句：“达斯维达尼亚”。

一九九九年十月一日，天安门广场举行了国庆五十周年阅兵式。这次阅兵式是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的背景下举行的，因此具有一种格外的意义。被民族主义情绪鼓动起来的我，自然也非常关注这次阅兵，故而一点不落地从头至尾看完了。不知为什么，尽管这次阅兵花费颇高，士兵的装备也改善了不少，但我总是觉得比一九八四年阅兵时缺少了些什么。究竟是缺少了什么呢？我思考了很久，发现大概是缺少了一种催人奋发的精神，以及人们脸上那种由衷的笑容。

国庆期间，前面提到的我帮忙找了工作的那位要好的同学，恰好被他当时供职的丽花丝宝集团派驻北京。后来他从北京回来到我家来玩，见到他以后我说：你小子有福气，正好赶上这次盛典，玩痛快了吧。谁知那位同学却苦笑着说：福气？天哪，你不知道我每天过的是什么日子，东躲西藏的跟逃犯一样。我连忙问是怎么回事，原来国庆期间北京清理外来人员，警察见到外地人，也不管有没有正当职业就强制遣返。因为工作需要，他们丽花丝宝集团招聘了一些促销小姐，在北京各大商场的柜台前搞促销活动。国庆前夕遣返外地人员，警车往商场门口一停，下来好几十个警察抓促销小姐，把那些女孩子吓得尖叫着四处逃跑。可是这些女孩子大都穿着高跟鞋跑不快，有些女孩子就脱掉鞋子拼命跑，可还是被抓住了。抓到以后，几个五大三粗的警察连拉带拖，把那些孤立无助的、哭天喊地的瘦弱女孩塞进闷罐车。

被遣返人员通常被闷罐警车拉到北京郊外一个叫沙河的地方筛沙子，筛一个礼拜攒够了遣返费用后，是南方的就塞到一个闷罐车里。男女老少挤到一起，一直拉到长沙就放人。很多人在北京有工作，就等到国庆节过后再回北京。

我的那位同学人长的比较文弱，又经常西装革履的，因此虽遭到几次盘问，但终究还是没有被抓。但是俗话说兔死狐悲，看到身边的同事这个那个被抓，他心里也害怕极了，那些天尽量不出门；即便出门买点生活用品，也是跟老鼠过街一样四处提防，见到警察赶紧躲着走。风声最紧的那几天，警察们可能分配了任务，也不管你是不是有正当职业，见着人相貌可疑或者外地口音就截住盘问，要人家出示身份证，一看是外地的或者没有身份证的，立刻就塞进闷罐汽车送走。甚至有些“三证”齐全的出示给警察看，警察就当面撕了人家的证件，然后冷笑着说：“现在你是‘三无’人员了吧”，也要送走。我同学他们公司北京地区的一个经理，就是被这样塞进闷罐车里。幸亏他有手机，赶紧打电话给公司，公司派人营救，这才免于被送到沙河筛沙子。

听了同学的这番叙述，我禁不住难受起来。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原来我们从电视里看到的国庆盛典的背后，竟然是这样的血泪斑斑。后来二○○三年三月广州发生了在收容所里打死无辜青年孙志刚的恶性事件，顿时全国舆论沸腾，也引起了新一代领导人的重视，废除了那部名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恶法。其实，孙志刚还算幸运的，毕竟他还留下了名字；在他之前，有更多的死难者就那么无声无息地死去了，家里好几年都不知道亲人究竟是死是活。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二、炸馆事件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无论从知识分子还是到普通百姓，都对美国这个国家怀有美好的感情。到一九八九年事件以后，虽然中国官方跟美国关系降至冰点，但民间对美国的感情依然如故，甚至还有些强化。很多百姓在私下场合，把美国视为正义的化身。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所接触的人中，除我之外几乎没有人对美国怀有恶意。

然而到了一九九三年，中国民间对美国的看法第一次发生了改变。那年的九月，由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阻挠，北京申办二○○○年奥运会失败。年轻人一般都有民族情感，当时的大学生们都很希望中国能够申办这次奥运会，至今我清楚地记得在最后结果揭晓时，几乎所有的大学生都屏住呼吸，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电视屏幕。当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读出“Peiking”这个词时，校园里立即传出热烈的欢呼声。然而半分钟后，大学生们意识到自己弄错了，表情开始凝重起来，渐渐又变成了沮丧。当最后得知是澳大利亚的悉尼胜出后，几乎所有的人都爆发出愤怒的诅咒。这是中国民间对美国情感疏远的第一步。

一九九六年，中国大陆鉴于李登辉“台独”真面目日益暴露，在台湾海峡举行了威慑性的军事演习，美国前来干涉。造成了美国与中国武装力量的严重对峙。这次对峙使得一些原本对美国怀有良好感情的人发生疑惑：美国究竟是想干什么？再联想到苏联解体前后美国对苏联、俄罗斯的步步进逼，以及美国对藏独、疆独和台独等势力的支持，很多人开始觉得美国对中国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大概也是在这一年前后，一本叫做《中国可以说不》的书畅销起来，突出地代表了中国民间对美国情绪的逆转，以及中国民族主义力量的崛起。这本书我没有买，但我宿舍的一个朋友买了，我们俩人看了，都觉得写得挺过瘾的。

一九八九年以后，美国每年都要向联合国提交中国人权提案，被中国官方巧妙地歪曲成“反华提案”。随着一九八九年事件渐渐被人遗忘和官方的蓄意引导，美国的人权报告越来越被中国的老百姓所蔑视，认为美国人就如同祥林嫂一般絮絮叨叨，着实不以为然。此后，看到美国人的“反华”提案经常被否决的消息，很多老百姓反而高兴起来。

假如说这些事情还是只算量变的话，那么一九九九年美国对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的轰炸，却如同一个导火索一般，点燃了一大批中国人的反美怒火。当时我从电视里看到这个消息，先是极度惊愕，嘴巴张得大大的半天说不出话来；等到看完几遍新闻确认了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之后，我变得怒不可遏。那天武汉发生了游行抗议事件，我也做了一个标语牌子，扛着去找游行队伍。但上街以后听人家说游行队伍去了位于武汉新世界商场后面的法国领事馆，我觉得这就有些胡闹了，冤有头、债有主，美国炸的使馆，干吗要去找人家法国人泄愤。极端民族主义就是这样盲目，也不分良莠，见到高鼻子、黄头发的就觉得是敌人。于是我回到家里，一遍又一遍地看特别新闻，看着看着，忍不住悲愤起来，写了一首讽刺打油长诗《老纳粹冯·瑞安的自述》：

我就是老牌德国纳粹分子冯·瑞安，躺在这片坟地已经有五十五年我曾经在南斯拉夫土地上杀人放火，最后被游击队一枪送上了西天唉，可怜我冯瑞安死了也要遭白眼，可怜我冯瑞安挨了不少的浓痰唉，可怜我冯瑞安真是寂寞又孤单，可怜我冯瑞安多想有人来做伴

一九九九年三月二十四日这一天，这片沃土突然响起爆炸冒起硝烟我连忙爬出坟墓探出头把热闹看，发现原来是山姆大叔正在逞凶蛮哦！你看山姆大叔武装到了牙齿，还要把塑料安全套挂在钢盔两边狂轰滥炸杀无辜和我们当年一样，不，有些地方甚至比我们还凶残

如今的山姆大叔可实在是不一般，你看他在世界称王称霸颐指万端无论谁家的闲事他都要管上一管，这种霸气连元首他都会心生艳羡咦？怎么打仗还要把哈巴狗儿牵？只见那哈巴狗趾高气扬风度翩翩我冯瑞安连忙擦擦眼睛定神一看，狗尾巴上还绣着三个字：不列颠那声嘶力竭的老女人我似曾谋面，仿佛是个捷克犹太人来这里避难没想到她现在恩将仇报凶像满脸，怪不得元首他说犹太人天生下贱

看到这里我顿时感觉像亲人相见，急匆匆跳出坟墓跟山姆大叔言欢今天我冯瑞安算是大大地开了眼，没想到当今的世界居然又变了天强权就是真理得到了最好的体现，纳粹的理论却由北约来进行实践只是没想到杀人放火你还不算完，炸大使馆这种事连我当年都不敢

他山姆大叔毕竟也算是老谋深算，说起话来也是一本正经有板有眼NO，这是纯粹是次误炸是个意外，我对此已经表示惋惜和深深遗憾

我听了顿时感到失望发出了悲叹：难道刚来这里你就要灰溜溜滚蛋我日思夜想有人和我一起做个伴，一个人躺在这坟墓里实在太孤单

山姆大叔听后略微耸了一耸双肩：NO，俗话说请神容易送神可就难我来这杀人放火是为了维护人权，这个神圣的使命就象是重任在肩

听了山姆大叔的回答我满腹狐疑：杀人放火难道会等同于维护人权？

这个高论我理解起来真是太困难，山姆大叔解释这叫人权高于主权听了山姆大叔的解释我连忙又问：既然你们声称人权绝对高于主权那前几年卢旺达种族屠杀叫悲惨，但不知你为啥光说不炼袖手旁观？

山姆大叔干咳了两声又翻翻白眼：这个嘛……那里实在离我太遥远我的力量嘛……现在毕竟还有限，不过我还是发表了声明表示反感

听到这里我冯瑞安忽然大彻大悟，什么山姆大叔的民主自由和人权其实都是彻头彻尾的幌子和扯淡，山姆大叔的霸权才是问题的关键虽然我冯瑞安过去是个杀人凶犯，但我的罪恶毕竟已经算遭到天谴因此我终归还是有一些感悟反思，忙说出来把那山姆大叔婉言相劝：

我说我最最亲爱的山姆大叔先生，我承认你比我们纳粹更狡猾野蛮也承认你有先进武器和大把美元，但我还要现身说法把你婉言相劝塞尔维亚人民可实在是不好惹翻，他们决不会象绵羊一样任你侵犯这个伟大民族天性就是不屈勇敢，我冯瑞安的下场就是你最好样板唉，我冯瑞安今天真算是开了眼，看清你这个人权卫士的真实嘴脸炸死三个记者许杏虎朱颖邵云环，你看你遭到全世界谴责狼狈不堪侵略别人葬身他乡下场真是悲惨，有压迫就有反抗是我总结的经验残暴的手段压制不了自由的呼唤，为啥你还这样执迷不悟以身试探

谁知山姆大叔听后诡秘狡黠一笑，看看左右无人向前与我低声交谈我这个人向来都是惟恐天下不乱，好让我能火中取栗寻求世界霸权你看看我身上背的三枚新式导弹，这可真是我的看家法宝、杀手锏自从发明后就所向披靡异常灵验，代号叫‘民主’‘自由’和‘人权’我用它们颠覆了东欧分裂了苏联，现在这些敌人穷得发疯一片混乱谁知塞尔维亚死活不肯向我示软，米洛舍维奇这厮总给我制造麻烦不得已我使用新式武器贫铀炸弹，这玩意除了杀伤还会造成核污染虽也给己方造成危害是把双刃剑，但为了称王称霸我哪管洪水滔天

写好以后，我又画了一幅漫画，画面上是一个戴着纳粹头盔的骷髅，在向一个背着写有“民主”、“自由”、“人权”三枚导弹的美国兵打招呼，美国兵还牵着一条哈巴狗，那条斑点狗高高翘起的尾巴上还绣着一个米字旗。第二天我来到办公室里，用计算机重新打印了一遍，然后就向《长江日报》投了稿，不过人家既没有刊用，也没有退稿。当时我还不会使用互联网，就请一位同事代我在网上发了几封电子邮件。

在看到电视上反复播放的邵云环、许杏虎、朱颖三位死难者生前的照片时，我隐隐约约感到朱颖的相貌有些似曾相识的感觉，不过当时没有确定。过了不久我高中同学给我打电话时告诉我：原来朱颖竟然是我上高中时候的师姐。朱颖于一九八六年九月考上太谷中学，我则比她晚一年考上同一所学校。一九八九年朱颖从太谷中学考进天津轻工业学院，毕业后在北京一家企业工作了一段时间，于一九九四年调入《光明日报》工作。一九九七年朱颖与同在光明日报当记者的许杏虎结婚，新婚不久许杏虎受报社派驻南斯拉夫，朱颖也随丈夫到了贝尔格莱德，在“五八” 事件中，二人不幸遇难。

一九九九年的“五八”事件是中国民间反美情绪达到质变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猛然抬头的宣言书。而二○○一年发生的中美撞机事件，则进一步强化了反美情绪。从此，多数中国老百姓对美国的态度变得相当不友好。对美国的不友好错误地影响到一些老百姓对待民主的态度，开始搞“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美国人宣扬民主，那中国人就要坚决不民主。这真是中国民主主义者和中国老百姓的悲哀。二○○一年美国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以后，面对几千名无辜平民的死亡，我却听到了一片幸灾乐祸的残忍欢呼。这是中国人的耻辱，除了证明自己缺乏人性以外，什么作用都起不到。

民族主义当然是需要的，可凡事都要讲究个“度”。历史已经不止一次证明，极端而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反而祸国殃民。因此，在一九九九年民族主义情绪爆发一次后，我渐渐地转向温和的民族主义，主张发展中美关系。因为，对苦难深重的中国老百姓来说，如何利用一切可能条件，改善他们的生存状态才是最实实在在的问题。因此，当二○○一年北京申办奥运会获得成功时，我没有一丝快乐的感觉。此时的我已经没有心思搞民族主义了，而是忧心冲冲地关注着腐败、侵吞国有资产、道德沦丧、教育和医疗产业化这些问题。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三、祸从口出

自从来到H公司，我就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开始了新的生活。起初，公司组织人员培训，每天工作量不大。那时我看到几个年轻人经常在互联网上浏览，顿时觉得很新鲜，看着看着就渐渐学会了上网，接着就找到了那种可以自由地讲心里话的中文论坛。那时我和现在大城市里那些养尊处优的年轻白领们一样，还比较的民族主义，因此早期在互联网的活动就是在互联网上与亲日分子、台独分子和亲美分子对骂。

由于工作原因，我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人。有百般耍赖的奸商，也有本分守法的君子；有腐败渎职的官僚，也有鞠躬尽瘁的公仆；有侵吞国有资产的厂长，也有励精图治的领导；有腰缠万贯的大款，也有一贫如洗的工农。我应当感谢H公司，给我提供了如此近距离、全面地观察当今中国社会的条件。

自从走进这个公司的大门，伴随着日复一日在各个企业的奔波，我的心情一天比一天沉重，一天比一天压抑。以前生活在繁华大城市的摩天大楼里，我没有机会也没有心思去了解外面的世界，也不知道今日中国究竟是什么样子。每天，我只是看看《新闻联播》，为这里的高速公路通车和那里的摩天大楼竣工而觉得自豪。对中国的了解，只是停留在一片繁荣昌盛的外表上。而今，我终于走出了自己所在的象牙塔，深入到国有企业、田间地头去，了解到了一个隐藏在浮华外表之下的真实的祖国。

二○○○年的秋天，我去了一个县里一家主要生产建筑振动机的特困国有企业。按理说这个地方属于平原地区，算不上最为贫困的地方；而这家企业陷入困境的原因倒不是因为企业领导的贪污腐化，而是他们实在没有力量进行产品的更新换代，找不到销路、进不了原料，最终被市场淘汰掉了。在参观这家企业的橡胶粉碎车间时，我发现那里异味扑鼻，空气中充满了有毒橡胶粉尘，别说待久了，就是在门口站一站就难受。工人们就在这样的环境中作业，唯一的劳动保护就是一副口罩。当我问及企业领导这些工人收入时，厂长告诉我一个令我无比惊讶的数字：年收入一千七百元，月均一百四十元。这区区的一百四十元钱，如果我们在一家餐馆里吃饭，无论如何算不上奢侈，但却是这个企业一名职工辛苦一月所得的全部收入。从那里回来以后四年了，我眼前总是能浮现出那个车间里遮天蔽日的橡胶粉尘，和戴着口罩为一百四十块钱卖命的工人。

那个厂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戴着一副眼镜，衣着非常寒酸。那天他跟我说：“我是这个厂的工人子弟，从小在院子里长大。后来我上了学，厂子却不行了。我不愿意看到我们厂就此垮掉，所以我回来了，想带领大家做点事情，救救我们的工厂。可是产品没有多少销路，我也没有钱搞技术革新。您要是有能力帮个忙，就帮我们想想办法吧。”我听了他的话，眼泪都快忍不住了，因为我也是一名工人子弟，父辈们赖以生存的企业也陷于了困境，多年发不出工资。但我只是一名小职员，一无钱二无权。于是，我回家以后找了妻子，看她们所管理的外贸企业有没有经营这类产品的，是否能帮人家找到销路。妻子找了几个外贸公司，可惜都不对路。这个忙我没有帮成，因此我对此一直抱以愧疚。

也是二○○○年，我去某移民县参加一个企业的破产债权人大会。在听清算组叙述该企业情况时得知：这个企业职工的房子盖好之后，没有钱安门窗，可是移民搬迁工作必须完成，于是就搬到了无门窗的房子里。职工也是多年没有发工资了，自己也没有钱安门窗，就弄些破塑料布、旧报纸或者床单遮风挡雨。他们不怕小偷，因为小偷也知道这些一贫如洗的人们是没有什么财产值得偷的。

还是二○○○年，我在到某省出差参加一个会议时候，听到该省某厅的一位处长私下里谈到：他们省某县政府为了给自己增添“政绩”，虚报乡镇企业产值和利润，结果带来高征收和提留，又把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当地经济不发达，农民每亩地除去成本后产出平均只有三百多元，可每亩地的负担却达到了四百二十元。农民被逼无奈，只得背井离乡，造成土地抛荒。等到纪委去处理问题时，发现某个村全村九十八户人家中有九十六户已经逃亡，而剩下的两户都是残疾人，用“十室九空”来形容这里的情况丝毫不夸张。那位处长感叹说，怪不得一些领导干部总想把子女送到国外，这样下去早晚要出事的。接着那位处长还谈到该省省政府秘书长（「注」正厅级）因为情妇栽了跟头。省政府秘书长大人原来在某市担任市委书记，他的这个情妇本来是宾馆服务员，也没什么文化，秘书长大人看上她以后出钱给她开了一个服装店。可这女人不甘寂寞，一心想做官，于是秘书长大人给她伪造了入党志愿书和假干部身份，摇身一变成了某市开发区管委会宣传部副部长。可他的情妇还不满足，非要当一把手过官瘾，碍于她刚来不久，给她“扶正”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秘书长大人让她当上了“牵头”副部长（「注」“牵头”是指正职空缺时，由某位排名靠前的副职行使正职职权）。没想到这样惹恼了宣传部的一位资深副部长，他本来认为凭资历这个一把手职位本来应该是他的，谁知半路竟然杀出一个婊子充当程咬金，挡住了他的仕途。副部长咽不下这口气，到处上告，结果让这位秘书长大人在阴沟里翻了船。

还有一年春天，我走访了位于某省偏僻山区的××煤炭矿务局，这个资源枯竭的煤炭生产企业是典型的“企业办社会”模式，全局八千多名职工加上家属合计四万多人形成了一个封闭的小镇，有自己的学校、医院、派出所等等。由于资源已经基本枯竭，职工的生存成了大问题，整个矿区到处是破破烂烂、摇摇欲坠的棚户，到处是没有事情做的下岗、失业职工。为了维持职工的基本生存需要，上级每年对其进行财政补贴一千五百万元，但平均到每人每月也不过一百五十元，实在是杯水车薪。由于地处偏远，当地职工甚至没有机会到城市去摆地摊谋生。这也是中国，与上海的高楼大厦、豪华商场同在的另一个中国。

鲁迅先生曾说：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这些所见所闻深深刺痛了我，让我良心不安。就在这令人窒息的沉默中，我爆发了。二○○○年夏天，我到某省一个地级市出差，目睹了当地政府一些官员们吃吃喝喝、铺张浪费的情景，再对比自己以前见到过的工人生活的凄惨状况，禁不住满腔悲愤。回来之后就我的所见所闻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一个官方网站的论坛上。这篇文章轰动一时，被多家网站转载。

然而当时我只是刚刚从事互联网写作，经验不足，因此在写该文时犯了几个错误：一是把人名、地名虽用了英文字母代替，但处理得不够老道，环境描写又过于逼真，读者一看就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事情；加上里面的职务都是原封原地摘录，知情人一看就知道文中写的都是谁。第二，我在论坛的签名档里挂了自己的合成照片，当事人一看就知道我是谁。本来我写这篇文章只是就自己所见所闻描述现象，并不打算针对谁进行人身攻击，但是这么直白的文章，肯定要惹祸上身的。第三，这个论坛作为官方背景的论坛，一直是很多地方政府高度关注的地方，既然我的文章涉及政府官员，那么政府官员们就很容易看到这篇文章。

果然，我的文章发表没几天，该市市委书记的秘书在浏览这个官方论坛时发现了这篇文章，越看越觉得像自己城市发生的事情，于是向市委书记做了汇报。由于涉及到该市形象，市委书记指示严厉查处。就这样，人家看到我签名档里的照片，按图索骥确定我就是该文的作者。

当时我对此还一无所知。几天以后，我和我的上级再次到该地出差。走到半路上，我的上级接到朋友的一个电话，向他透露了这件事情。当时我们还不以为然，互相说言论自由嘛，有什么了不起的，继续前行到了那个市地界。到了以后，我们又接到一个电话，说现在政府那里闹得很凶，已经知道我们又到了该市，准备用公安与法院的名义拘捕我。我的上级一听，慌了，赶紧向公司领导做了汇报。公司领导虽然对我闯祸异常恼火，但更爱护自己的员工，于是给那位上级下了死命令：不管你采取什么措施，一定要把人完好无损地给我带回来！

我的上级找到当地的一位靠得住的朋友把我交给他照顾，自己留在宾馆里等待前来问罪的官员们。那位朋友不敢带我在公开场合露面，就弄了一辆车带着我在城市里兜圈子。后来我听上级说，那位官员怒气冲冲地闯进了宾馆，我的上级赶紧给人家赔罪，之后请人家喝酒。我的上级是酒精过敏体质，那天为了赔罪连喝三大杯白酒，之后就不醒人事而送进医院抢救。政府官员一看，怒气才稍微消了一些，答应不动用法院力量，第二天与我谈判。

第二天上午，我与那位官员在某宾馆谈判。官员怒气冲冲地来到我的面前，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就是雅科夫？你可真了不起呀。”接着将我痛骂了一顿，骂我是见人就咬的疯狗，是野心家。大概那位年纪不小的官员并不太熟悉互联网发表文章和转贴的规则，他义愤填膺地指责我：“你假装什么正经？你自己就一稿多投，这是文坛里最卑鄙的做法！”由于事先公司领导有交代，再加上那位上级为了营救我几乎拼上了性命，我只好忍耐住一句嘴也不顶。

那天的谈判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基本上是那位官员在斥责我。其他内容记不清了，但记得他的一句警告：“你这个样子，说不定那天你被人装进麻袋扔进长江，你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后来，我根据公司指示向他赔礼道歉，并保证：一，从论坛上删除这篇文章；二，在论坛上公开发表道歉声明。

我脱身回到武汉以后，根据当时谈判的承诺做了上述两件事情。当时很多网友们看到这些帖子，也觉得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于是自发地组织起对我的声援，一连好几天论坛上充斥了抗议和声援的帖子。然而，那位官员可能觉得还不解气，又把我的另一篇文章《新组织部里的年轻人》给下载后传真给我原来的G银行，并附了我的照片。那篇文章写的实在是太写实了，几乎所有涉及到的人都可以对号入座。于是，再次在G银行引起了轩然大波。公司领导对我接二连三地捅漏子异常恼火，当即决定扣除我半年的一切奖金作为惩罚。现在我想起来，这样做确实也有道理，因为当时我每日沉迷于在互联网发表政治见解，对工作三心二意；又惹出这么大的麻烦来，也给公司利益造成了损害。要是在一般单位，恐怕早就被炒鱿鱼了。

不过当时我从来没有过类似的经历，因此这一切对我的打击也是很大的。我曾经一度想离开这个公司，到北京去谋求自由发展。于是二○○○年国庆节期间我去了北京，受到北京网友们英雄般的热情款待后，我又到某报社谋职。然而，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请看小说网-www.qiyebooks.com)我还是父母的儿子，妻子的丈夫；在追求自己理想的同时，我还必须承担起儿子与丈夫的责任。因此，在从北京回来之后，我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忍辱负重地留下，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站起来。不是爬起来，而是站起来，因为我从来不认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

也就是那次去北京时，我在卧铺车厢遇到了一个留学归国不久刚分到北京某大医院的女医生。由于彼此年纪相仿，很快我们就混熟了。女医生大约是刚出校门不久的缘故吧，尚良心未泯。她告诉我一个惊人的内幕：在西方国家，当一种新药或新的治疗方法投入临床试验以确定其疗效和副作用时，必须明确告知患者，取得患者同意后免费进行治疗，对试验出现的风险也要负责到底；而在我国，医院从来都不会明确告诉患者这是临床试验药品，也决不会因为是充当试验实体而对患者减免任何费用，这已是国内医院约定俗成的规矩，大家彼此心照不宣。这位女医生非常难过地表示，医生们在患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展医学试验，违背了医学的基本道德；在患者付费的的情况下进行科学研究，试验成功了，他出名、你买单，名利双收而又不承担任何风险，试验失败则患者人财两空。她说她对医疗界的这种黑心做法感到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不过，那时我还没有频繁地与医院打什么交道，对医疗界的黑幕虽然有一定感受，但并不深刻。因此，我只是附和着发了一点感慨，也没有往心里去。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四、永不言败

在二○○○年夏天那件事以后一段时间，我的处境非常被动：首先，很多以前的熟人因为我写了银行的一些内幕，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了他们而对我另眼看待，处境相当孤立；第二是单位领导对我这个一贯惹祸上身、天天上班时间上网的人也不欣赏，扣掉了我当年全部奖金。那年我是全公司收入最低的人，比临时工收入还要低。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我首先想到的是不让父母操心，于是对妻子交代：无论何时何地，你都不要跟我父母讲我的事情。可是有一天妻子忍不住跟我父母讲了。那年中秋节我回吴家山的父母家里，妻子先到了。一进门就看到父母脸色都很灰暗，然后问我是不是有这个事情。我一听知道坏事了，但仍然竭力掩盖，轻描淡写。父亲说，这件事情你有正义感是对的，但你不要忘了我当年的教训，不要逞嘴皮子上一时之快栽跟头。母亲则说：很高兴看到你没有随波逐流，但在这个社会上生存是第一位的，有些事情咱们老百姓管不了；家庭是第一位的，只要你自己站得正、行得端就成了，少管闲事。你爸当年不就是因为看不惯当官的一些作为倒霉了一辈子？他自己体会最深刻，我们说这些不是要你学坏，而是让你学会保护自己。我一看觉得已经没法隐藏了，只好跟他们说了自己打算到北京谋发展的事情。父母听了，觉得在这种情况下也只得如此了，鼓励我好男儿志在四方，出去闯闯也不错。

那天从父母家出来，我为妻子泄露了机密气急败坏。不是因为别的，只是因为父母年事已高，害怕他们担惊受怕。于是我跟妻子大吵一架，妻子却争辩道：我是想让你父母劝劝你，让你别多管闲事；你以为你是谁，管得了那些当官的？我一听更加生气了，一下子失去了理智，抽了她一个耳光。车上的人还以为我是那种粗鲁之辈呢，纷纷谴责我没有教养。事后想想，自己当时实在是不够冷静，更不该动粗，老婆也是为我好，只是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罢了。

在国庆节前夕我又去看望了当年的系主任，跟他讲了这件事情。系主任听了，对我说：“我很高兴自己的学生里能有你这样的人，真的很难得，但你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我支持你去北京发展，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你就跟我说一声。在北京我也有很多同学，到时候都能帮上你的忙。”听了这位正直而善良的老师的话，我更确信了自己的道路是正确的。我非常感谢我的父母，我的老师，以及很多原本素不相识的网友，他们在我处境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给了我最可贵勇气和鼓励。

当最初的激愤过去，从北京回来以后，我又认认真真地考虑了个人的前途，觉得还是留下来更好。因为我是在这里摔的跤，我必须从这里站起来以表明自己不是一个弱者。同时我也认真地反思了自己的作为，觉得自己以前犯了几个毛病：一是浮躁，下车伊始就喜欢呜哩哇啦地放炮，认真深入、经得起推敲的思索很少。二是行文风格幼稚，不注意保护自己，本想揭示社会现实，却变成了几乎指名道姓的人身攻击，也难怪人家勃然大怒要报复。三是喜欢炫耀自己，把自己的照片挂在网上，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这个人；其实人的价值并不在于自己一定要捞取什么名声，而在于自己为社会究竟贡献了什么。四是没有处理好开发表政见与工作的关系，占用了工作时间写文章上网。

通过上述反思，我重新确定了自己的位置，从二○○○年十月份以后开始很少上网了，多半在读书与思考中度过，养精蓄锐；同时，我以一种非常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手中的工作，每日加班加点，要把工作做到最好。二○○三年我们公司做了一个大的业务，进行了前后八九十次的谈判，光形成的业务报告就有四十万字，而且任务紧，要两、三个月之内完成。为了按时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我日夜加班，困了就躺下就睡，饿了就三下两下扒拉几口饭。终于，我的报告及时通过了上级审核，该业务一锤定音。整个二○○三年，我写的各种报告合计超过了一百万字，还要经常出差到各省的国有企业去调查、研究和谈判。因为连续作战，长期伏案写报告，我累出了颈心综合症和暂时性高血压，浑身上下整日酸痛，每分钟心跳达一百二十多次，只得靠服用倍他乐克降低心跳次数。

我的工作自然得到了上级和同事们的肯定。本来二○○一年我就被所在的部门全体工作人员一致评为“先进工作者”，但上报到领导那里，领导虽然也觉得我工作不错，但上一年出了那样大的事情受了处分，今年又一下子评个“先进工作者”，有些大起大落，于是没有批准，只好做了我的思想工作以后压了下来；二○○二年我再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领导又压了下来；到了二○○三年我再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这次领导放水了，一下子领回四个鲜艳的荣誉证书：先进工作者、最佳工作报告奖、目标管理先进个人、目标管理先进集体。

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我又在深入读书思考的同时开始写文章。这些年里，我先后写了一大批思考比较深入全面、理论联系实际的文章，分为几大类：一是针砭时弊、为中下层民众呼号的文章，如《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在一些网站被转载时改名为《中国最肮脏的产业》）、《著名主流经济学家毕B·A访谈录》、《这样的生活，我们还要忍受多久》、《一个歹徒和一个富翁的诞生》等；二是抨击专制独裁，呼吁民主的文章，如《朝鲜，一个冬天的童话》、《极权主义：过去、现在和未来》等；三是对苏联解体这一历史事件进行分析总结的文章，如《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时代》、《红星陨落之谜——论苏联改革失败的历史教训和对中国改革的借鉴意义》、《要么生存、要么灭亡——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困境和出路》；四是理论探讨文章，如《阶级属性、阶级斗争与民主》、《论当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答香港青年共产主义者》、《走向更加民主、更加文明的社会主义》等等。

我写的这些文章，多是动辄几万字的长篇。本来工作就繁忙，写作只好见缝插针，通常一篇从构思到完成需要一个月甚至几个月时间，最长的达到三四年。恰在二○○一年以后，我父亲查出来患了多发性骨髓瘤，我经常还要回家照料父亲。面对繁重的工作，多病的老人，我只好牺牲了一切能剩下的时间用以写文章。没有时间休息，没有时间娱乐，没有时间看电视。每天中午我不午休，而是写文章；下班或者去医院看望父亲回来，吃两口饭就进书房写东西看书。这就是我现在的日常生活。

不过，我并不觉得自己很辛苦。每当我看到自己的文章被人们转载传诵一时，我心里就感到一种舒畅。不是快乐，是舒畅，因为面对中国的现实，我难以说自己还有真正的快乐；而这些话我如鲠在喉，不说不行，说出来自己就舒畅了。生命不息，战斗不止，既然我已经选择了这条道路，就要义无返顾地走下去。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五、“成功”人士

二○○二春节前夕，我接到一位姓袁的朋友的电话，约我聚聚。这位哥们以前在大学里和我是同乡、同学，还跟我是“铁哥们”，几乎形影不离。然而毕业以后，大家各奔前程，虽然同在一个城市里，但都有了自己的家庭，整日为生计忙忙碌碌，彼此很少见面，只是偶尔电话联系一下。朋友在一家股份制银行工作，据说现在比较成功，已经成为这家银行某支行的副行长了。

那天晚上，我践约到一家酒店门口。朋友早在那里恭候了。一见我，热情地迎上来寒暄一番，连说我养尊处优、“发福”了。我只好苦笑，因为这几年里，自己每天坐着写文章写报告，的确“发福”了。在往酒店二楼包房拾阶而上时，朋友在我身边耳语说：“今天介绍你认识一个人，你一定感兴趣。”

“哦？什么人能让我感兴趣？”朋友的话吊起了我的胃口，接着又以老友之间常用的玩笑口气说：“我可是过来人啦，可别弄个美眉让我犯错误啊……”

“嘿嘿，”朋友笑道，“这次不开玩笑，给你介绍一个成功人士。”

“哪路神仙？”

“见了你就知道了，包你不见不知道，一见忘不掉。”朋友卖起了关子。

待到包房，发现已经坐了几个人，其中几个是在政府机关、金融部门混的同学，还有几个不认识。见到我们进来，大家显得都很兴奋，彼此寒暄一番自不必说。其中一个陌生中年人显得尤为殷勤，连忙站起来招呼袁行长和我坐到他身边，亲切的跟老熟人似的。落座后，小袁向中年人介绍说：“毛厂长，跟您介绍一位新朋友。”说完，指着我说：“这是我的哥们，×××公司的×××。”

“哦，幸会，幸会！”中年男人连忙作谦恭状，从名片夹里掏出一张名片，毕恭毕敬地双手送到我面前，“敝姓毛，叫老毛就可以啦。”接着，他又连忙恭维在座的同学：“早就知道袁行长往来无白丁，同学、朋友个个都是人上之人，今天可是高朋满座，真是幸会，幸会啊。”

我接过毛厂长的名片，出于礼貌看了看，只见上面写道：

××市××水泥厂毛德雍厂长

我心里纳闷，怎么起这么个名字？因为在武汉方言里，“毛德雍”跟“没得用”发音是一样的。这时小袁指着毛厂长跟大家介绍道：“毛厂长是个成功的民营企业家，也是我的老客户了，一直想结交一些在金融部门和政府部门工作的朋友，今天咱们聚会，就是毛厂长做东，一来对我们扶持他表示感谢，二来跟大家认识认识，咱们先谢谢毛厂长。”说到这里，毛厂长连忙站起来，向大家点头致意，操着蹩脚的普通话说道：“不敢当，不敢当！袁行长实在是抬举我了，就一个几十人的小破厂子，啥企业家呀。承蒙各位看得起我这个乡下人，百忙中抽出时间赏光，我万分荣幸！能结交各位这样的朋友，实在是我求之不得呀！”

我细心观察着这位毛厂长，心想他肯定就是朋友要给我介绍的那个“成功人士”了。毛厂长长得很脸谱化：矮个，很胖，歇顶，鼻甲肥大，满面红光，一双明显的酒色过度而红肿浑浊的小眼睛。衣着倒是一般，跟我这些惯于西装革履的同学们相比，倒是显得有些寒酸。不过，他的手指居然上戴了三个硕大的、黄灿灿的大方盖金戒指。初一看，既具有一种官像，又具有商人的俗气。

宴席丰盛自不必说，毛厂长不停地给大家斟酒、敬酒。我暗暗惊奇这位“成功人士”的海量：跟我们在座的喝完几巡，居然毫无醉意，依旧谈吐自如，显得那么有分寸。

这时，朋友说话了，他问毛厂长道：“毛厂长，上次你说的那几个闹事的工人现在怎么样了？”

“哦！摆平了！”“成功人士”兴冲冲地回答道，“跟我玩，他们太嫩了。”

那天酒席散后，朋友送走客人，对我说，你别走，跟我到茶馆坐坐。

我和朋友来到一家茶社，要了两杯茶。朋友为我点燃一枝烟，又自己点燃一枝，深深吸一口，吐出一个圆圆的烟圈，他下意识地盯着烟圈看，问我：“对毛厂长感觉怎么样？”

“就那么回事呗，这种人现在多了去了，”我回答道，“你为啥要引荐他给我？”

“为了让你写写他。”

“写他？一个俗不可耐的商人？这样的人我可没兴趣。”

“不，不那么简单，”朋友盯住我说，“你低估了他。”

“哦？那你说他有什么超长的本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嘛。”

“你知道吗？”朋友又吸了一口烟，“他有六千万资产。”

“六千万？不少，可现在亿万富翁一大把了。”我随口答道。

朋友摇摇头，从包里拿出一个名片盒，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你看看这个。”

我接过名片，借着茶社昏暗的灯光定睛一看，只见上面赫然印着：

××市×××局毛德雍局长党委书记

这就不对劲了，我脸上肯定流露出了诧异的神色。

“没想到吧？”朋友脸上流露出一丝得意，“我说过你会对他感兴趣，想听听他的故事吗？”我自然想得知这位亦官亦商的“成功人士”的底细，连忙请朋友开讲。朋友呷了一口茶，慢条斯理地讲道：“这位毛厂长、毛局长是我刚参加工作时认识的。当时，我还在C银行当信贷员。当时国家正在××市投资一个大工程，涉及到移民搬迁。为了安置移民，国家投资六千多万在××市修建了这个水泥厂，当时，我是这个水泥厂项目的信贷员，因此认识了当地主管这个项目建设的毛局长。毛局长很会做人，对我这个小信贷员也毕恭毕敬，跟我处得不错。

“后来，这个工程建成了，毛局长也被当地政府委派到这个厂当法人代表。这个厂与一般小城市的小水泥厂不同，它采用的设备都是全新的，也不是国家产业调整准备淘汰的小立窑，而是采用先进的悬窑，一年可以生产水泥二十多万吨。由于靠近国家重点项目工地，这个厂水泥产品具有其他地方水泥厂无法比拟的优势——运费便宜啊！产品不愁销路，货款回笼迅速——这样好的条件，效益当然不错。唯一有点缺点就是人多了一点，有三百来号人，这也可以理解，本来就是移民安置工程嘛。

“再后来，可能是毛厂长自己有些想法了，于是他不再担任这个水泥厂的厂长，又回去当他的局长，换了一个新法人代表。这个新法人代表却是毛局长傀儡，一切行动都服从毛局长指挥。从这个新法人代表上任伊始，这个厂就亏损，很快停产了。当时我就纳闷，这企业怎么会亏损呢，据说是人多了，可是我算了算，人是多了点，但根据这个企业的现金流情况分析，并不至于养不起。正好，当时我准备从C银行跳槽，也就没再管这个事儿了。”

接着，朋友又把C银行骂了一通，说那里按资排辈太厉害，自己在那里干了四年还是个科员，效益却越来越少，还天天说要裁人，这么熬下去不但挣不到钱，说不定哪天改革的春风吹到自己身上被裁掉，要是拖下去过了三十，再找工作可就难了。于是，索性跳了槽，来到这家新成立的股份制银行。这家银行刚组建，自己就算是元老，加上有工作能力，因此很快就乘风破浪，不到两年功夫，就混到副行长了。

“当了副行长后，我没想到居然又碰到毛局长了。”朋友又点燃一枝烟，“这次见到他是为了承兑汇票的事儿，现在他身份又复原了，又成了局长、党委书记兼厂长。你别以为这是简单的官复原职，这次他的厂长可是名副其实的，那个厂已经归他个人了。”

“那么大的厂，怎么归个人的？”我急忙插话。

“我当时跟你一样想弄明白，”朋友把才吸了两口的烟头掐灭，双手交叉抱在胸前，继续说道：“正好也想把这位毛厂长作为存款户拉过来，于是我就跟他建立了交情，还好，我们俩一见如故。后来接触多了，我逐渐知道了内情。毛厂长是靠把企业破产以后拍卖给自己把企业化公为私的。毛厂长，哦，当初的毛局长就是知道国家有规定，破产企业法人代表三年内不得再担任新的法人代表，因此他就不担任法人代表，换了一个傀儡当法人代表，然后故意让他把企业弄停产。当初他就看上了这个企业的赢利能力，一个远景规划，一步步把这个厂转为自己。现在想起来，这小子眼光可真够长远的。本来停产时，这个厂资产负债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几，在国有企业里，这个比例可真不算高。但是，毛局长就能找到个审计事务所和评估事务所，把资产大大缩水，使得资产负债率弄成百分之一百三十，然后以资不抵债为由向法院提出破产申请，法院就宣告破产了。很快进行了清算，决定拍卖资产以回收现金，结果，六千万建起来的、好端端的新厂子只评估了一千三百多万，多好的设备，那是我当时经办的，才用了几年，怎么就只评了一千来万？心痛啊！拍卖时也是走了所谓的‘正当程序’，可是这位毛局长就有这个本事，以至于敢参与拍卖的竞买人只有两家：一个就是毛局长，另一个据说是浙江老板，实际上是毛局长找来的‘托’。结果，毛局长以七百万分两年付清的价格整体买下了这个厂。七百万除了交欠税和支付破产清算费用，连安置职工都不够，国家银行的贷款也就一笔勾销了。先到帐的三百五十万都被付了清算费，职工到现在还没安置。其实，毛局长自己也就只有一百多万，根本就没有这么多钱，他确实有能力，这些钱绝大部分都是贷款拆借来的，他的算盘是：先贷款买来厂子变为彻底的私营企业，裁掉四分之三的职工，用厂子的经营现金流还贷款，自己摇身一变就成为千万富翁——瞧，多好的设计。”

“难道职工没有一个反对的？难道当地政府对这事全不知情？”我也被毛厂长这通天的本领弄的眼花缭乱，禁不住问道。

“问题就在这里。”朋友道，“毛局长具有黑、红两道的本领。还记得刚才酒席上我问毛厂长的那句话吗？”我当然记得，而且印象深刻。“看到了吗？上次我见到他时，那几个工人又是写联名信，又是说要杀了他。现在，都被他摆平了。我想，他真的有这个本事。至于政府，呵呵，你别忘掉他的另一个身份可是毛局长、毛书记。别看他只是这个市的一个局长，可实际上，你也是明白人，能想象到他的能量远远不止这一点。”朋友接着说道。

“那你为什么不举报他呢？”

“举报？”朋友淡然一笑，说：“怎么举报？有真凭实据吗？我不是办案人员，这些内幕，有些是我从毛厂长那里听来的，有些是听其他人转述的，有些则只能依据前因后果自己推测的。举报，你得讲究证据，否则弄不好不但不会扳倒他，反而给你定个诬陷诽谤，而去搜集证据，执法机关、护法机关都不去做，我算什么，一个小小老百姓做得到吗？再说，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面对的不是毛厂长一个两个人，而是一张精心编织多年，包括护法、司法、行政、党务等一切有权部门的一张巨网，一个巨大的利益集团，甚至是一个无所不包的黑社会组织。一个人去触动这张网，必然就好象蚊虫一样，有去无回。你去年夏天写文章揭示出的大吃大喝这种事，就能引起那么大的风波；何况要揭示这么触目惊心的罪恶呢？说不定我还没出怎么着呢，就被人家给做了。我所能做到的，就是出于一个老百姓的本分和良心，呼吁人们予以重视。”

“那你为什么想起来让我写写这位毛厂长呢？”我问道。

“因为我想让你写他。你知道，我向来对政治不感冒，对你那一套什么主义的也不感冒，我可是个现实的人。我不相信国有企业会有什么好出路，我羡慕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可是，我起码看出来，这不是正当的竞争行为，这一个千万富翁的诞生，是以几百个工人失业沦为赤贫和国家财产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这么下去国家会出事的。现在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完成了第一轮原始积累，腐败已经不局限为小打小闹的贪污受贿、吃喝嫖赌了，而是转变为大规模的鲸吞国有资产。我国不是在走美国式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道路，而是在走南美洲的道路。贫富分化，权力异化，官员腐败化，群众暴民化。这是最糟糕的一条道路了。前一段我看到阿根廷那边出了事，立刻想到如果再不变革，我国也会走这一步。”朋友一脸忧郁地回答。

“很明显，没有人民的政权，就没有人民的权利。”我对这件事做出了我的结论。

“是啊，没有真正的民主，就不会有人民的政权。”朋友补充了我的结论。

……

那天和朋友告别时已经是午夜了，寒风凛冽，雪花飞舞。回家的路上，我又想起了这个有着无穷能量的毛厂长、毛局长。我实在无法抑制自己的愤怒与痛苦：道德沦丧的官僚，正在丧心病狂地瓜分、吞噬着国有资产，而依靠劳动谋生的人们，却总是被侮辱与被践踏。我坐在公共汽车上，眼望着窗外的雪花，突然隐约听到一种悲壮的歌声，如烟般飘渺。渐渐地，这歌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嘹亮，它澎湃的急流，似沉重的叹息，又似英勇的火炬——你听：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奴隶们起来起来！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快把那炉火烧的通红，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一切归劳动者所有，哪能容的下寄生虫！

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

一旦把他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

二○○三年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朋友一个电话，告诉我那位“成功人士”毛德雍厂长、毛局长、毛书记因车祸去世了。当时他在高速公路上开着他新买的奥迪A6飞驰，遇到前面恰好修路要变道。大概是新车手生的缘故吧，毛厂长一下子撞到水泥栏杆上翻下了路基，当场就死了。放下电话，我不知道怎么想起了狄更斯在《双城记》里的一段话：“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会有报应的。”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六、“一尘不染”

由于工作上的需要，这几年以来我与各级法院打交道比较多。二○○○年，我到某省一个县法院参加一个水泥厂的破产债权人大会。这个企业在破产之前曾经大量地吸收职工集资款，口号是“不集资就下岗”。于是老实巴交的职工为了保住饭碗，只得把一辈子的积蓄拿出来交给厂领导。然而短短几年，上千万的集资款不见了踪影，企业还是破产了。会上，集资的工人们听到把自己列为一般债权人，清算结果是零，群情激愤。头戴大盖帽的法官见状一拍桌子，声色俱厉地呵斥道：“怎么？想扰乱法庭秩序？法警，去看看谁扰乱秩序，把他铐起来！”于是工人们沉默了。那天法庭审理“顺利”地结束后，清算组的成员、法院法官和该厂原来的领导一起会餐，也邀请我去了。席间，觥筹交错，一片欢声笑语，用的是企业资产变现所得。我沉默地看着这些划拳劝酒的强势人物，开席几分钟就借故离开了。后来过了两年我得知，这个厂还在经营中，只是已经由国营企业变成“民营”的了。

在全国各地出差的时候，我发现一个现象：近一些年，各地的法院大楼如雨后春笋一般纷纷拔地而起，而且往往造型气派不凡。有一次我与一位朋友路过某市，发现一座山坡上座落着一栋刚刚建成的欧式建筑。建筑物自身的壮丽加上山坡的铺垫，更使得大楼显得高大巍峨，气宇轩昂，不由得令人啧啧称奇。一打听，原来是刚落成的该市中级人民法院。于是我发了句感叹：呦，这顺口溜说的不错呀，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被告，看来这法院算是吃肥了。同伴没有我这么偏激，而是说：这证明了两个方面，一是法院确实很肥，二是这几年法治建设还是取得一点成效的，打官司的多了嘛，渐渐地人们都习惯于以法律来调节矛盾。我一听，也觉得有些道理。

我有一位朋友，以前在银行当司机。一次这位朋友跟我讲了一九九八年他带几个经济庭法官去外地执行一个案子的趣事。那次他们带三个法官按照判决书去某市执行财产，出发前领导就交代他们一定要把法官招呼好。领导说：现在最难招呼的就是法官了，你一定多带点钱，他们要干什么都要满足他们。司机听了领导的话，自然不敢怠慢，于是对法官们招呼得细致周到。那天出发前，几个法官自己开着一辆车子来了，清一色便衣。司机赶紧把给法官们买的茶叶、烟酒等礼品放在车子的后备箱里。法官们既不推辞，也不感谢，放进去以后“啪”的一声把后备箱盖住就发动汽车走了，司机则带着一位银行里的工作人员跟在后面。

俗话说“嘴上无毛，办事不牢”，这位司机尽管想得很周到，可还是百密一疏，等到了快驶出武汉市区才想起居然忘记了给法官们买条“中华”烟路上抽。于是赶紧在路边一个商店里停了下来买了一条，送给前面的法官们，法官们也不推辞。司机边开车心里还在惦记：哎呀，这不是在烟草公司买的烟，万一是假的怎么办？听人家说这些法官们都是“铁面无私”的，从来不讲客气，万一要是假烟，人家会毫不讲情面地给扔出来的。刚想到这里，司机就见到前面法官的小车窗户里扔出一包红色的“中华”烟，顿时心里一惊：“坏了！肯定是假烟！人家给扔出来了！”

于是，司机一路惴惴不安地跟着法官的小车到了某市。刚一下车，心急火燎的司机就赶紧问法官：刚才那条中华烟是不是假的？法官说，不是吧，抽着还行。司机又问：那刚才我见您扔出一包烟来呀。法官回答道，那时我自己带的烟，抽完了，就给扔了嘛。一听法官这么说，司机悬着的心才放到肚子里。

那天到某市时恰好是中午，安排法官们住下并吃罢午饭已经是下午快两点了。原本以为法官们打算午休一下的，谁知一位法官却一边剔牙一边说：挺热的，咱们洗个澡吧。司机明白，人家说“洗澡”可不是冲个凉，而是要洗桑拿，于是领着法官到宾馆的桑拿中心去。可是这时候是下午两点，宾馆桑拿还不营业，于是只得带着法官们到街上转了一圈，找到了一家开门的桑拿中心。等到进去了，人家却说没小姐。司机正在为难时，一位法官说话了：没小姐你打个呼机不就成了？找漂亮点的！桑拿里的人一听，说：好，我去打呼机。三个法官就坐在大堂里等小姐，等到小姐来了，法官们才跟着小姐们鱼贯而入进了包厢。这个“澡”一洗就是两个多小时。

等晚上安排法官们吃了海鲜，法官又提出唱KTV。司机就找了一家娱乐城，安排了三个坐台小姐陪法官们唱到夜里十二点左右，期间法官们领着小姐在包厢里进进出出，也不知道干什么去了。唱完了，法官们意犹未尽，又提出去洗桑拿，于是司机又安排他们到宾馆的桑拿中心去洗了桑拿。

第二天早晨在宾馆里吃完早饭，法官们从行李箱里拿出制服穿上，手持封条，由司机带路来到被执行单位。到了那个单位的财务部大门口发现门关着，一位法官飞起一脚把大门踹开，把里面的人吓了一大跳。法官当众宣读了法院强制执行判决，给五分钟时间让里面的人都出去，然后在大门贴上封条，扬长而去。于是，这次执法行为宣告圆满结束。那位司机朋友跟我说：从那次经历他才知道，法官们原来这么爱好“洗澡”，真可谓“一尘不染，洁身自好”。

一般而言，现在法院里最肥的缺是经济庭的，每天和经济纠纷打交道，两边都拼命塞钱招呼法官，因此日子过得既安全又滋润；而刑事庭就差多了，每天和杀人犯抢劫犯打交道，一没油水，二冒风险。曾经和一个刑事庭法官打过交道，感觉他人还很不错。那位法官听了我对法官的评论，就跟我说：法院里也并非人人过得如此潇洒快活的，比如说自己，虽然这一块待遇还是不错的，但跟经济庭的一比那就寒酸得要命了，杀人犯、抢劫犯往往自己都还穷得要命，谁还会招呼你法官啊？不过他这个人属于“知足者常乐”型的，总是觉得跟那帮下岗失业的朋友同学一比，自己还混得不错，因此每天总是乐呵呵的，也很敬业。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七、表弟谋生记

由于一九九九年母亲的花灯生意做的不错，母亲也想找几个人手帮忙，于是二○○○年，我舅舅的小儿子华周在初中毕业务农一年后，被舅舅送到了我们家，跟着母亲学习做花灯的手艺谋生。但是干了不到一年，我的父亲于二○○一年查出来得了多发性骨髓瘤，需要住院化疗；母亲的花灯生意在二○○一年特别的不好，一共只有不到一万块钱的营业额。在这种情况下，母亲自然也没有力量再教华周做灯笼了，于是把华周送到汉阳一家职业学校里学习厨师技艺。那个职业学校每天在电视里、报纸上做广告，看上去似乎很像那么一回事。于是母亲带着华周专门到那个学校里去看了一趟，学校招生人员很会说话，领着他们俩参观了新落成的教学楼和闪亮的设备、宽敞的宿舍，并对他们说：学期三个月，包教包会，不会免费再学，毕业后包分配，发中专文凭，还说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有“很多”当上了酒店的大师傅，一个月可以挣好几千块呢。

有口吐莲花的招生人员吹嘘得如此天花乱坠，再看看那高大的教学楼和设备，我母亲也就定下心来，交了两千元的学费，让表弟报名参加学习。

表弟刚进学校时确实是在那栋崭新的教学楼里上了课，但没有摸那些闪闪发亮的设备，因为那是上理论课；也住了几天四人一间的宿舍。但是仅仅一个星期以后，他们就被迁到离学校很远的一间破平房里上课；而那个宽敞的宿舍也不让住了，换了一间十几个平方米却要挤十六个人的阴暗屋子。这时表弟才明白，原来学校每星期开一班，新来的就让你到好教室、好宿舍中去快活几天；等更新的学生来了，前面的就得腾笼换鸟。也难怪那些设备总是闪闪发亮，原来那是给新生做展示用的。但是表弟不在乎这些，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着烹饪知识，每天起早贪黑练刀功、背菜谱。表弟是个有心计的人，他明白“吃得苦中苦，方有甜中甜”的道理。

很快炎热的夏天到了。武汉是全国有名的“火炉”城市，夏天是一年中最难熬的季节，气温常常高达四十度。校方出奇地小气，这么多人挤在一个小小的宿舍中，却连一个电风扇都不许用，违者罚款三百元。无奈，表弟和他的同学们晚上只好在外面睡觉，或者打点冷水把毛巾泡在水里，不停地用毛巾擦拭身体。

表弟的同班同学中，有不少都是和他一样想学门手艺的年轻人，还有几个年纪不小的下岗工人。和念初中时不一样，这些人都懂得学门手艺在今天社会中的重要性，因此大家都拼命地学。表弟脑子灵，手也勤，在他们当中是最出类拔萃的一个。结业考试时表弟以优异的成绩，夺得了结业考试雕花、刀功两项单科成绩第一名，捧回了两个奖状和两本鲜艳的证书：一个是《结业证》，一个是《厨师证》。那证书红彤彤的，不禁使表弟浮想联翩，夜不能寐——他想，自己打工挣来的第一笔工资，就给他的父亲买块手表。

按照学校“包推荐就业”的承诺，表弟华周和他的同学们被送到武昌一家名叫“晨钟大酒店”的餐厅“就业”。这家酒店规模很大，营业面积有将近一千多平方米，光保安就有十好几个。酒店方接收他们时声称试用期一个月，不但不给工钱，连食宿都不管，而且每人还要交一百元风险抵押金。奇怪的是，作为“厨师”进来的华周和他的同学们，在“试用期”内一次砧板都没挨过，尽被打发干洗碗、跑堂、洗菜、掏地沟之类的活计。华周和他的同学们虽然有些失望，但是，他们都想有个工作，因此拼命地干活。老板每天安排他们干十六个小时，还经常训斥他们偷懒。作为一个十七岁的孩子，华周表现出了其他同学罕见的吃苦精神和聪明，华周跑堂时，平均三四天穿坏一双袜子，可见其辛苦程度。渐渐地，老板很少训斥华周了。表弟很高兴，因为他是出类拔萃的，酒店肯定能录用……

一个月试用期很快过去了。令表弟意外的是，他和他的同学们一个没有录用，全部“试用不合格”。这时候他们才明白：所谓“毕业包推荐就业”不过是个骗局。他想到了那一百块钱“风险抵押金”，但是跟老板一讲，老板居然讲出了一大堆理由：某月某日打碎盘子一个，扣多少钱；某月某日使得顾客发火，扣多少钱……东算西算，那一百块钱不但要不回，反而还得倒找老板钱。表弟和他的同学们刚想分辨几句，老板扭过头去招呼保安了。表弟一看，也只得默不作声了。

就这样，表弟没了工作，没了希望。虽然我们家也在武汉，但表弟混得不好，再加上我父亲得病花钱非常多，表弟也不好回家张嘴要钱。期间表弟到医院看望我父亲好几次，我们问他情况时他都含含糊糊地说“挺好的”。当时我们全家的焦点集中在父亲的病上，也就没有多想。表弟和他几个要好的同学整日游逛在大街上，挨家挨户地找工作，却屡屡碰壁。什么证书、奖状，都没有用。身上带的钱快用光了，但是又不敢跟我们讲。那一段时间表弟每天吃白开水就两毛钱一个的馒头，但就是这样钱也一天天变少……

终于有一天，表弟在汉阳的一家“正宗成都王梅串串香”火锅店找到了工作，但工资微薄：试用期两个月，每个月一百五十块。但是，毕竟能挣钱了，而且老板管吃管住，表弟也就干了。老板很苛刻：所谓管吃，就是每天吃白水煮青菜，什么便宜就煮什么；所谓管住，就是晚上客人走后睡在桌子上。表弟每天要干十七、八个小时，天不亮就要起床串那些海带、猪血、丸子、豆腐；白天跑堂，晚上要营业到两三点钟，只能在午后生意清淡时打个盹。所谓“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表弟到了这家火锅店才发现：老板每天用来做底料的红油竟然是反复使用的。前一波客人吃剩下的当时表面上是倒进泔水桶中，到关门后老板就让表弟他们把里面的残渣捞出来，把油撇出来继续给下一波客人“享用”。表弟一边干一边恶心，看到食客中那些西装革履的先生和衣着入时的女郎，表弟这个打工仔反而有些同情他们，要是让他们看看这幕后……

两个月到了，表弟他们几个跟老板要工钱。老板却说根据他的规矩，正式录用的打工者要先把身份证交给老板，以防止长期工作后席卷财、物逃走，还说有前车之鉴。表弟虽是农村来的孩子，但是看报也知道有些老板把打工仔的身份证收走后就要不回来，只能被老板盘剥，甚至当“奴隶劳工”。表弟没了主张，回来找我和我父母商量。我一听，说那万万不能给；要掌握员工的来龙去脉，弄个复印件就行了嘛，干吗非要原件？这肯定是另有企图。于是表弟跟老板说，可以给复印件，但原件不能给。老板一听就说，不给身份证你就给我滚。表弟要工钱，老板手一挥，两个凶神恶煞般的店员冲出来，对表弟左右开弓。身材瘦弱的表弟哪里是对手，只好落荒而逃，连行李都没顾得上拿。

表弟他们几个又一次开始了找工作的生涯。经过半个多月的走家串户，表弟和他的另两个同学在汉口协和医院对面一家名叫“高又高”的小酒店找到了活计。这家老板是个看上去还忠厚的中年人，老板娘是某个大厂的下岗工人。老板的妈是退休纺织工人，在酒店门口卖咸菜。令表弟奇怪的是，这一家人的收入各归个，不打搅，老板店里需要咸菜还要找老板的妈去买。老板给表弟他们几个每月开三百块。这个收入虽然和表弟当初梦想的每个月几千块的有天壤之别，但是也算比前几家光干活不给钱强的多。看上去老板人还可以，表弟只能祈祷新老板能按时给钱。

“高又高”酒店有二十来张桌子，虽然地处繁华闹市区，靠近协和医院和新华路长途汽车站，但是生意却相当清淡。表弟发现，生意清淡的主要原因是这里菜价太贵。老板做生意的原则是至少“对半利”，嘴里成天念叨着“全国十三亿，一天宰一个，一辈子也宰不完”的口头禅。现在餐馆到处都是，消息传得又快，谁被宰一回后还会来这里？由于客人少，很多肉食放久了变质，老板就闻一下，明显变臭的扔掉，还不太臭的就留下来做给客人。表弟觉得这不应该，特别是有些外地到协和医院求医治病的人，本来就够倒霉了，还给人家做变质食物，实在黑良心。

表弟在“高又高”酒店前前后后打了三个月的工，每天吃的就是客人剩下的残羹，晚上就睡在饭店的地板上。很快冬天到了，自己的行李在被赶出“正宗成都串串香”时落在那里了。不得已，表弟回我们家时又跟我父母要了一床被褥。而一直跟表弟在一块的另一个同学小林则没有了被褥。表弟这人善良，晚上就两个人同睡一个被窝。由于天气冷，老板也不给烧开水，表弟他们几个三个多月连一次澡都没洗过。每到月底要工钱时，老板总说最近生意不好，没钱，下个月一定补上。表弟他们几个每天在冷水里洗菜、洗碗，手上很快生了大块冻疮，老板见了，就说干这一行生冻疮很正常。

老板的妈虽然是个退休工人，却一点没有我们以往从电影里看到的“劳动群众”那阶级觉悟和菩萨般心肠。她总是让表弟他们几个为自己白白干活，眼光比老板还苛刻。不仅如此，老太太脾气还不好，每天骂骂咧咧的，还尽向老板打小报告，挑拨老板打表弟他们几个。为了谋生，表弟只好忍气吞声。

转眼二○○二年春节快到了，老板已经欠表弟和他的同学们每人九百块工钱。此时的表弟和他的同学们都已经身无分文了。而老板一不提给工钱，二不提让他们回家过年。眼见春节一天天临近，表弟不禁心慌起来。找老板要工钱，老板脸一沉，骂道：“干活笨手笨脚，要钱倒积极！什么玩意？！现在没钱，等春节过完再来要！”老板娘在旁边插话道：“过年生意肯定会发财，你们回什么家呀，在这里过年吧。”

那晚表弟他们几个都没有睡着。表弟心想，过年再发财，也发不到我们头上。表弟有我们家在这里做后盾，因此还算好一些；而今年第一次离家打工的小林他们两个人，则更是心急如焚。尤其是小林，他父母都是农民，两千块的学费是他们夫妻二人一年的辛苦所得，此时不但收不回一文钱投资回报，而且连过年回家的路费都没有……怎么向父母交代？怎么对得起父母的期待？

那一夜表弟他们三个小伙伴异常的苦恼而愤懑，一直谈到快天亮。终于，小林说了一句：“城里人有钱，咱们劫道吧……”大家都默不作声了。第二天农历腊月二十八，表弟和他的同学们偷了饭店的菜刀，准备当晚去劫道。幸亏那天我们家里来了一大笔花灯生意，母亲到“高又高”酒店去找表弟回来帮忙，他们的计划才告破灭。回家后表弟跟我们讲述了经历的这一切，把我们全家惊出一身冷汗。母亲赶紧叫表弟把小林叫到家里来，给他们讲述了做人要本分、千万不能搞歪门邪道的道理。小林说：阿姨，不是我们不学好，我们实在是被逼得没办法呀。于是母亲就让小林留在家里吃了几顿好饭，又给他一百钱块作路费，让他回家过年去了。

此后，母亲再没让表弟出去打工，一直留表弟在家里做灯笼，没灯笼做的时候就让表弟在家看看书。到了二○○三年七月，表弟已经学会了做灯笼的全部技术，母亲就领着他回到山西太谷，给了他一万五千块钱的本钱，让他在那里开摊子做灯笼卖。母亲还领着表弟到太原市钟楼街、桥头街和柳巷等卖花灯比较集中的地方，把以前生意上的熟人介绍给表弟。当年母亲在太原做生意为人厚道，口碑非常好，人家都很照顾表弟。二○○四年春节太原市场花灯行情不好，表弟只卖了五千多块钱的货。表弟租的那个商店老板是母亲的老熟人，一看是这个情况，就免收了表弟一半的租金；而给表弟拉灯笼送货的那个汽车司机，是母亲原来待过的太谷线材厂的下岗职工，一听说表弟是我母亲的亲戚，每车的运费降价三分之一，只收个汽油钱和过路过桥费。

当然，私人老板也并非全是和表弟遇到的那样个个具有蛇蝎心肠，也偶见好人。二○○一年四月我父亲在A医院第一次化疗时，病房里住着姓张的两兄弟，哥哥患了白血病，弟弟照料哥哥。兄弟俩都是湖北洪湖的农村人，原来在东莞一家私人电器工厂打工，老板每年都出钱给职工全面体检一次。在当年的例行体检中，哥哥被查出来有白血病，于是老板先是在东莞一家医院给他治疗，后来为了方便家里人照顾，又转到武汉的A医院。临走，老板给了他二十万元，说这是换骨髓的费用，希望他治好了以后再回来继续做工。在治病期间，还让弟弟也回来陪护哥哥，兄弟俩工资还照开。每当两兄弟讲起这个善良的老板，总是一脸的感激。不过，这样的老板在现在的中国真可谓是凤毛麟角、百不存一。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八、亲民党员

二○○○年的秋天，我到某市第一次出差，住在当地一家台资宾馆里。我是北方人，只喜欢吃面食，一般都是在城市里的“兰州牛肉拉面”解决肚子问题。可那天我住下以后到街上转了一大圈，没有见到有卖牛肉面的。无奈，只得回到那个宾馆的餐厅，问他们能不能给我下点面条吃，人家回答说可以。我去的时候，餐厅营业高峰已过，偌大的餐厅里只有我一个客人。

就在我等待面条的时候，餐厅里突然来了一拨人，为首的是一个身材瘦小的老太太，边上跟着四五个随从。老太太进门后用手在餐厅里指指点点的，身旁的人则不住地点头，好象在发什么指示的样子。这时我的面条下好了，我就着桌子上的辣椒酱，呼噜呼噜地吃了起来。那一行人则边说边走，来到我跟前。老太太看了看我碗里的面条，就问：“您只吃这个？为什么不点几个菜啊？我们的厨师很不错的。”我抬起头对老太太说：“我是北方人，吃不惯南方的炒菜，一碗面条就行了。”老太太又问：“那我们的面条下得怎么样？”我回答道：“面条还可以，只是这个辣椒酱不好吃，要是有点油炸的辣椒就好了。”老太太一听，回头对身边人说：“快去吩咐厨房，给这位客人炸碗辣椒来，不要另收钱。”我一听，觉得这老太太肯定是这家宾馆的老板，态度还是满随和的。于是我笑了笑，说：“谢谢您，您是老板吧，生意做得这么厚道，真不错。”

那个老太太一听也笑了，干脆坐到我对面对我说：“那您以后可要常来我们这里住呀。”我回答道：“今天是我第一次来这个地方，感觉不错，房间也挺好的，以后每次我都来这里。”老太太继续跟我攀家常：“请问先生是从哪里来？准备在这里住几天？”我说：“从武汉来出差，大概要住一个礼拜。”老太太一听，露出惊讶神色，说：“武汉？我小时侯在武汉住过一段时间，对那里感情很深呢。这样吧，这位先生，今天晚上您来我的酒吧好不好，我请您喝酒，我买单。”我也对这个热情的老太太有些好奇，于是说：“我不会喝酒，喝茶吧。”老太太说，好，就不打搅你吃饭了，晚上八点半我在酒吧恭候先生。

那天晚上八点半，我践约到了酒吧，老太太已经在那里坐着了。我们彼此寒暄了几句，老太太就开始问我武汉的情况，说自己只是前几年到武汉走马观花地转了一圈，除了一些新建的高楼之外，城市还是老样子。我对武汉印象也不怎么样，就把在武汉的一些见闻说了一下。然后，老太太自我介绍说，自己姓常，是一九四九年国民党逃到台湾时，随父母跑过去的。当时她才八、九岁年纪，父亲是国民党的少将。那时候兵荒马乱，他父亲本人因为打仗还暂时留在大陆没走，先安排妻小过去。开往台湾的轮船上，人挨着人，即便是将军的妻小也没有铺位，一直都是母亲牵着她站到台湾的。接着，她又谈到刚到台湾时生活的艰辛：刚到台湾时，是“将军多如狗，主席满街走”（「注」国民政府时期省的行政长官叫“省主席”），自己父亲只是一个少将，根本没有什么地位；走的时候又匆忙，根本就带不走什么财产。可以说是一贫如洗，自己是白手起家的。

一听到老太太说自己家里是国民党的官员，我也想到了祖父，于是跟他讲了祖父的事情。老太太一听，越发觉得亲近起来，话越来越多。我们自然谈到了大陆的“那三十年”，老太太听了，就激动地说：“大陆这几十年真是胡搞，人整人、人斗人，把国家弄成了什么样子？你看我们台湾，在蒋公和蒋经国先生手里，六、七十年代经济大大起飞。我们在那个时侯是怎么在干哪！可你们大陆在干什么？搞阶级斗争，搞文化大革命。到了邓小平时代，大陆才像一个正常一点的国家。早要是这样，现在咱们中国不是世界第一，就是世界第二了。现在的江泽民也是一个开明的人，我们一些比较大的台商代表每年都要和他们见几次面。”

我对蒋介石父子也并没有什么好感，于是将话锋一转，转到台湾现状来了。那一年春天，台湾陈水扁的民进党在选举中击败了执政几十年的国民党，一时间台独势力甚嚣尘上。一谈到这次选举，老太太就气不打一处来，说李登辉真不是个东西，当年小蒋真是看错了他，栽培了这么个吃里爬外的东西。说到这里，老太太越来越激动，情不自禁地提高了嗓门说：“国民党落到李登辉手里，真是越来越腐败，越来越分裂。本来我们全家都是国民党员，但到了九七年我退党了，参加了新党，今年宋先生（「注」指宋楚瑜）成立亲民党，我又加入了亲民党。现在的国民党已经不是孙先生和蒋先生那个三民主义的党了，早就被李登辉搞得乌烟瘴气、威信扫地。亲民党才是真正的国民党。阿扁搞台独也是不得人心的，我们都对这个人深恶痛绝，明明长着一张中国脸，说着满嘴中国话，偏偏说自己是外国人，算什么东西呀？”说到这里，老太太神情激愤，双手也不住地做着手势，让我想起“五四”和“一二九”运动期间，那些在街头发表演讲的学生。

在反对台独这个问题上，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老太太继续慷慨陈词：“要是当年邓先生早点上台，或者经国先生晚些去世的话，现在两岸早就统一了，哪里轮得着李登辉、陈水扁这些败类兴风作浪？现在台湾的年轻人，好多都被李登辉给误导了。我在大陆开了好几家宾馆，本身家里根本不缺钱；我今年六十岁，孙子、孙女都长大成人了，按理说我也该享受一下了，但我还是要做生意。我愿意到大陆来住，不喜欢住在台湾。每年只回去一两次，要么是去参加挺宋大会，要么是去交党费。我每年做生意赚的钱，大部分都交了党费。在大陆也有一些台商是支持阿扁的，每次开台商大会我们见到他们，连手都不愿意跟他们握一下。”听到这里，我不由自主地对眼前这个具有执着信念的、身材瘦小的老太太产生了几分敬佩。

那天我们交谈到夜里十二点多钟。由于白天坐了十多个小时的车，我禁不住哈欠连天，想着明天还要下企业，只好把话题挡住。临走，老太太又跟我约：明天这个时候，继续来谈。等我告别了老太太往房间里走的时候，发现房间的走廊上有很多浓妆艳抹的女孩子来来往往，顿时明白这是陪客人过夜的“小姐”。第二天我到酒吧的时候，就跟老太太谈了这个问题。老太太则反问我：现在大陆开上档次的宾馆的，有几个不这样呢？你们大陆也是有意思，明明满街的妓女，偏偏要遮着掩着藏着。大陆的教育这么落后，人又这么多，那么多人没文化，你不让她们当“小姐”，谁给她们饭吃？况且，来我这个宾馆叫“小姐”的，多半是本地的党政官员、社会名流。

第二天，我从外面回到酒店时路过酒店大门，突然发现在酒店大门的一侧端端正正地悬挂着一块半米见方的铜牌子，显得庄严而神圣，上面用端庄的黑体字写着：中国共产党×××大酒店委员会。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九、歌厅小姐

虽然我国政府一再否认卖淫的合法性，经常开展“扫黄”行动，但自从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拜金邪教的盛行，中国大陆逐渐逐渐刮起了一股“黄色风暴”。据说中国大陆的各类“性工作者”多达六百多万，比军队规模居然还要大一倍。从城市到乡村，从歌厅、桑拿、发廊甚至影剧院，都活跃着大批所谓的“性工作者”。“扫黄”虽然年年搞，但“黄色娘子军”的队伍却是越扫越庞大，真可谓“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二○○一年我到某省出差，与一位私营企业老板打交道。这位老板在时下的中国还算是讲诚信的人，每年都要还一大笔款子。但动不动上百万的还钱，也确实有点心痛，因此每次都不是很爽快，非要我到跟前监督着他才筹钱还款。每次我去他那里，他都要哭一阵子穷，然后就跟我谈判。人家是生意场上的人，谈起话来头头是道，我自然是辩论不过；但在谈判中我坚持一个原则：任其舌头嚼烂，只一口咬定四个字“寸步不让”，弄得那老板一点招数也没了。

由于见我始终不肯松口，老板就琢磨着用别的方法打开缺口，就领着我去洗桑拿、按摩。那天我们吃完晚饭，他开着车子带着我直接来到那个市的市委大楼对面的一家豪华的桑拿中心，跟我说这里面有一、两百个小姐，全国各地的都有，个个如花似玉。我心里清楚：碰到这种场合，只要自己一松口跟着人家去了，人格就算完了，以后处处都被动，还想理直气壮地要钱？于是，我无论他怎样相劝，横竖不下车，说自己最烦人家在我身上按呀摸呀的。老板劝了我几次，觉得还是不好直接突破，只好采取“曲线救国”的方针，第二天请我吃饭时老板叫来了他的两个相好的，都是歌厅小姐。

那两位歌厅小姐是来自四川的两姊妹，姐姐十八岁，妹妹十六岁。席间我对两姊妹为什么出来当歌厅小姐产生了兴趣，于是就开始问她们二人的家庭情况。两姊妹告诉我，她们家位于四川大巴山区，非常穷。家里接连生了三个姑娘以后，还想要个男孩，就又生了一个，这次算是如愿以偿了。但是虽然有了儿子，难题又来了：这么多孩子怎么养活？于是家里在两个比较大的姐妹上到农村初中毕业以后就让她们出来打工挣钱。两姊妹先在广东一家工厂里干活，一个月工资八百多块。一开始还觉得不少，但进了大城市看到琳琅满目的商品，花花绿绿的衣服，姹紫嫣红的化妆品，两姊妹都觉得八百块钱太少了。后来过年回家时听到同乡有女孩子在某地当坐台小姐，一个月可以挣好几千块钱，于是就跟着同乡女孩来到这个地方，当起了歌厅小姐。

一般的歌厅小姐不是当场就卖身的，桑拿里的小姐才会当场卖身。但是，客人在唱歌时摸一摸、抱一抱、亲一亲恐怕是比较常见的事情。十几、二十岁的女孩子每天泡在这种场所里面，时间长了我看很少有人能坚持“卖艺不卖身”原则到底的。这位老板总是去歌厅里玩，每次都点两姊妹作陪，渐渐地也就成了相好的。我又问她们家乡的教育情况，两姊妹回答说：他们那里一般的孩子只上到乡村初中毕业，而且上课特别轻松，自己除了认识几个字以外，别的知识一无所知。在我问到她们那里计划生育情况时，她们则说：农村超生很普遍，原来都想要男孩，有的人生了女孩就扔了；但是这几年渐渐地喜欢要女孩了，因为女孩子出去坐台好挣钱，男孩子忙农活或者打工，就是累死也挣不了几个钱；将来结婚娶老婆，还要盖房子、赔彩礼，实在是划不来。

那两姊妹在我看来长得一点也不漂亮：个子矮小、塌鼻子。特别是那个小的，完全就是一副幼女的模样，五官都还没长开呢。也真不知道这位腰缠万贯的大老板怎么会看上她们，大概这就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吧。那天吃完饭，老板笑嘻嘻地要她们留下来陪我，当然被我谢绝了。后来我拿了一百五十万的汇票临离开时，那老板还感叹说：不知道有多少客人到我这里来，多半都是很顺畅地找小姐开了房间，少数半推半就一番也就下水了，你还真算头一个死活不肯不下水的；其实玩玩也没什么了不起，您没必要这么拘束。我照顾他的面子，就说：不是我不想玩，也不是觉得人家找了小姐就怎么不好；而是觉得这样太累，担惊受怕不说，自己成天还有负罪感；玩是需要讲究个心情的，这么玩那就特没劲了。接着我又说：“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喜欢上网，以后我再来你这里，你就掏钱请我上网吧好了。后来又去了几次他那里，每次老板都把宾馆商务中心里的一台电脑包下让我上网，白天他出去筹款，我就端着杯茶到网吧里上网写文章，饿了就跑出去吃一碗牛肉面；晚上一起吃饭，继续逼他还钱，倒也过得快活。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十、遭遇窃贼

二○○一年三月的一天，我生平第一次抓到了一名窃贼。在此之前，我曾数次遭到窃贼光顾：第一次是上大学期间，一名窃贼溜进了我们宿舍偷走了我放在自修桌上的手表。那块手表是父母送我上学时买的，蓝色的表盘非常漂亮，我一直都戴得很爱惜。那次失窃，把我心疼得一个礼拜情绪都不好。第二次遭遇窃贼是在我刚参加工作不久，窃贼撬了我住的集体宿舍大门。不过，当时我刚参加工作，拿的是见习工资，因而也一贫如洗，确实没啥东西可偷，于是偷走了我的几条领带和一双皮鞋。第三次是在一九九八年前后，我和妻子逛江汉路，一个十二三岁维族少年小偷拉开了妻子的挎包，被我给一把抓住了。当时围了很多人看热闹，很多人都起哄要我狠狠地打那个维族小偷。那小偷手里卧着个刀片，见我抓着他不松手就用刀片自残，弄得我满手是血，只好放他跑了。第四次窃贼光顾是在二○○○年九月，那天我加班，妻子硬是要陪我去，结果晚上回来后发现家中被盗，小偷用千斤顶顶开了我们的防盗网钻了进来，偷走了我的一部手机和妻子的一些首饰。不过，那窃贼的素质可真够差的：他偷走的手机是我两年前买的“大砖头”，买的时候虽然值钱，但到了二○○○年连机带号才三百八十元；偷走的首饰，无一例外地都是不值钱的仿白金，因为结婚前我早就跟妻子有言在先，决不在首饰上花费太多。其实家里最值钱的东西是一套从一九八○～二○○○年由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全套纪念币，还有一九九九年国庆发行的面值五十元的纪念钞四十张。可那不识货的小偷把它们翻出来扔到地上没拿走，看来现在当贼也要讲究个素质。因此那次我遭窃损失并不算大，只是满屋的狼籍令人异常恼火，从此我就恨上了贼，特别想亲手收拾一个贼解解恨。

那是一个礼拜天的上午，我因为加班乘坐公共汽车去单位。在桥口工商银行门口附近转车时，发现烟没了就走到路边一小店买烟。那个店主给我一包烟，我给店主一张百元大钞。店主拿起钞票在阳光下仔细辨别真伪，我则拿起烟翻来覆去地研究是真烟还是假烟。唉，现在的社会可真不得了，什么都有假的，一不小心就上当受骗。过去“突出政治”的年代，出了一批专靠整人害人起家的政治骗子，而今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又出了一批专靠坑蒙拐骗发家致富的经济骗子；过去讲“绷紧阶级斗争这根弦”，今天，可是要讲“绷紧防骗防盗这根弦”啦。我真有一种无奈的感觉，人和人什么时候才能重建信任呢？

双方各自验完真伪，交易就成功了。正在等店主找钱的当口，绷紧了防骗防盗这根弦的我突然发现右边裤兜里有一阵异动。扭头一看，发现身边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一名细长个子、背微驼、穿深兰色双排扣西服的男子，正在迅速把一把镊子从我裤兜里往回缩，我意识到：我碰到贼了。我低头一看裤兜，里面装的四张百元大钞已经有一半露在外面。于是我怒喝一声：“你想干吗？”

那个贼约么有四十来岁，西装革履、人模狗样，但是头发蓬乱、脖子缩进衣领，而且我还看到他西服的商标还缝在袖口上。他的脸上一副令人升厌的、萎靡不振的表情，眯缝着的小眼滴溜溜乱转，一看就知道不是本份人，令我怀疑他是个吸毒者。对于我的质问，他装出一脸无辜的样子：“没干么事呀？我想买包烟嘛，么样，惹着你啦？”

“你买你的烟，那你拿镊子在我裤兜里掏什么？”我继续质问道。“你看走眼了吧？哪个在你裤兜里掏了？”贼装出一副恶狠狠的样子，没好气地回答我。

我真的有些气愤了，于是说道：“看你也是不小个人了，有些自尊好不好？”贼却露出一副寡廉鲜耻的表情，用武汉话骂骂咧咧地说：“你个板妈的（「注」“板妈的”是武汉市民骂人的粗话，可能与“他妈的”意义相近）莫来教训老子，哪个招惹你啦？”说完，就把手插进裤兜，装做若无其事的样子踱到离我二十多米远的报摊前低头翻看报纸，两只小眼睛还不住地往我这边偷偷张望。

我接过店主找的钱，鉴别了真伪后，又向店主核实了一遍刚才的情况，问道：“你看到他偷东西了吗？”店主回答道：“那么长的镊子你没看到？”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这个老几（「注」武汉方言，与“家伙”同意）常年在这一带晃，我们都晓得他。”

听了店主的话，我抬起头来瞄了瞄那个贼，看到他那副洋洋自得、吊儿郎当的样字，不由得激起了我满腔的义愤，心想：这个害群之马，一定不能就这么便宜他！说实话，当时我本可以就这么走了，因为自己并没有损失。可是，就这么把这个社会的害虫放走我实在是不甘心。

于是我掏出手机，接通了110，说：“同志！我碰到一名小偷，就在工商银行桥口支行门口。”110答复：“好，你站在那里不要离开，我们五分钟后赶到。”

俗话说“做贼心虚”，一点也不假。那个窃贼一直在观察我呢！见到我拨打手机，意识到我可能报警，于是离开了报摊，往马路对面走去。我尾随跟踪，那窃贼边走边扭头往后看，见到我跟着他，顿时慌了手脚，先是越走越快，接着就是小跑，接着就是抱头鼠窜了。我则一刻不放松，在后面紧跟着他跑到一个胡同里面，边跑边叫：“抓住那个穿蓝西装的！那是小偷！”

由于是大白天，胡同里当时有不少人，听我叫喊后很多人伸长了脖子看热闹，可是没有一个人肯出来帮我一把。这也是我预料之中的事：要是人人都有见义勇为的勇气，这犯罪分子哪能这样猖獗？“各人自扫门前雪”、明哲保身的市侩心态，正是当今犯罪分子气焰嚣张的帮凶。眼见窃贼钻进了一栋居民楼，等我尾随着上了楼，却没有发现其踪影。我心中不由得有些沮丧，于是问在二楼楼道里坐着的一位老太太是否看到穿蓝西装的贼跑过？老太太回答啥也没看见——她分明是在撒谎，那窃贼至多十秒钟前刚跑过，她居然会没看见？不过她向我提供了一个重要情况：这栋楼两个单元之间的平台是相通的。

尽管目标丢失，但我还是没死心。我下了楼，又认真查看了一下这栋居民楼的地形，发现它只有两个出口。即便是平台相通，那个小偷想要逃走的话，不从这个门出去，就得从那个门出去。只要看好两个单元大门，抓小偷就是瓮中捉鳖了。于是我守在楼下，耐心等待110的到来。约么五分钟以后，传来了警车的呼啸。我一边扭头看着单元大门，一边跑到大街上，看到三个全副武装的民警从车中钻出来：三个都穿防弹背心，一个戴钢盔拿着冲锋枪，两个拿着手枪。

见到警察我就稍微放了点心，于是对民警喊道：“是我报的警！跟我来！”民警跟我到了楼下，我向他们简要介绍了这栋楼的特点和窃贼的体貌衣着特征，让两个持手枪的民警守在另一个单元门前，自己和持冲锋枪的民警一起从另一个门上楼搜查。也许是那个窃贼低估了我要把他绳之以法的决心，也许是他命中注定这次活该要栽到我手中，因此当我们上到三楼时，竟发现窃贼正迎面下楼，看到我们顿时傻了眼。看到他那副孬样，我真是既好气又好笑，于是走到他面前，拍拍他的肩膀道：“来得正好，伙计，跟我们走一趟吧。”

窃贼还继续装疯卖傻，说：“干吗？我没见过你呀？你们认错人了吧。”“少废话！”持冲锋枪的民警训斥道：“老实点，走！”就这么我们来到大街上，三个民警让窃贼趴到汽车上，双手前伸，开始对他浑身上下进行搜查。顿时，大街上立即聚集起黑压压的看客，欣赏着这难得的警察抓匪徒的精彩场面，很多人脸上浮现出一种莫名的兴奋表情，但更多的是毫无表情地看热闹。

那个窃贼浑身上下被搜了个遍，那把镊子没有找到，估计他事先藏在什么地方了。一边被搜查一边还装无辜：“你们别冤枉好人呀！我什么都没干……”“住口！”一个民警喊道，“再不老实就给你戴背铐。”我们的主人公顿时软了下来，乖乖地任凭警察把他翻来覆去地搜身。然后我们一同上了汽车，来到派出所。

派出所的办公条件很差，由于四面都是高房子，里面显得很阴暗。我看了看他身上搜出的东西，窃贼的大名叫章××，本地人，还有一个小本本《失业下岗工人登记证》。警察命令章××双手抱头坐在一个小板凳上。这个窃贼个子细高，坐在小板凳上样子有些滑稽可笑。

看到那张《失业下岗工人登记证》，我心头的怒火也就去了一大半。于是，我心平气和地问他：“你真是下岗工人？”他沉默不答。［请看小说网·手机电子书-wＷw.QiＳuu.cＯm］

我又问：“如果你是下岗工人，这世界干什么不好，非要做贼呢？踩‘麻木’也能挣钱糊口嘛！你年纪不大，又不是干不动，怎么就不凭力气挣钱呢？”章××对我的话继续沉默不答，反而向警察狡辩：“我本来走的好好的，这个人突然就说我偷了他的钱。”

我哈哈一笑，说道：“那么，我是诬陷你喽？我跟你素不相识，干吗非要诬陷你呢？”警察问：“你没偷他的钱，那你跑什么？”“我不想惹麻烦嘛……”章××申辩道。这时另外一个民警进来看到这个窃贼，说道：“怎么？又是你？”我一看，原来他们是老熟人了。章××还在演戏：“这次…….我可什么都没干。”那个民警笑了，说道：“冤枉了别个我相信，冤枉了你我可不信。”接着声色俱厉地训斥道：“你自己说，你这是几进宫了？！你还装么事好人！”

章××听了这个警察的话，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彻底缴械投降了。接着，我应民警的要求，写了一份报案材料交给他们，就离开了派出所，后来也就没有时间再过问这件事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十一、医院黑幕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发展。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著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这是我摘自《中国医学生入学誓言》里的一段话。每当我看到这一段庄严而神圣的承诺时，我内心就会产生出一种难以抑制的感动：这世间还有什么信任，能够比“性命相托”更加厚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