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一、太谷县城

一九七二年春节过后，伴随着丰沙线的完工，我们全家又随铁Z局，搬到了山西省。财大气粗的铁Z局局机关也迁到了山西省会太原市新建路口和邬城路一带，修建了一座九层高的办公大楼，在太原市里算是最高建筑。当时的太原市交通地图上，还把铁Z局局机关办公大楼作为风景名胜介绍。铁Z局大楼内部设施在那个时代来说是最先进的，连会议室的墙壁上都装着防窃听设备。当山西省革委会里的派性头头们密谋革命大计时，往往不在省革委会大楼里，而总是神秘兮兮地跑到铁Z局机关大楼里那间带着防窃听设备的会议室。

父亲所在的铁Z局三处则搬到了太原市南边一百公里的太谷县。我们家在这里结束了流动生活，开始定居下来。父亲在三处机械厂当吊车司机，我小的时候，经常跟着他到吊车上玩。父亲没事时总是哼那时流行的样板戏《海港》中的一句：“大吊车，真厉害，轻轻一抓就起来……”

文革以前，太谷县是个保持非常完好的古城，完全可以和现在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相媲美：四四方方的城墙、整齐划一的棋盘式街道、高大巍峨的钟楼。城内还有几个大寺庙，现在保留下来的只有一个无边寺。无边寺内有一座七层高塔，通体洁白，这座白塔以后成了太谷县的标志。原来寺里还有大量石雕佛像，可惜“破四旧”时全部被砸烂了，我小的时候去无边寺里玩时，还见到几尊无头断肢的佛像，残缺的肢体是那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最好的见证。

到了文革期间，太谷县革委会认为如果把城砖拿来盖房子，城墙就会“变废为宝”，于是乎全城开展了大规模的拆城墙运动，转眼间这座美丽的古城不见了，变成了一座当今我们随处可见的、没有任何特色的灰色县城。后来平遥城渐渐地闻名于世，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也成了当地的一大财源。对此，太谷县的人们又是羡慕，又无可奈何。

太谷这个地方是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的老家，也是中国钱庄的发源地，大名鼎鼎的“晋商”的老家就在这里，当地人解放前大都家底殷实。八十年代初期，我母亲的一位工友从家里地下挖出了祖上留下的整整一翁金条，按当时的币值就值好几百万，顿时全县轰动。八十年代对私有财产还没有什么保护概念，这一翁金子引得当地公安局来干涉，把那位工友抓进看守所并没收了金条。关了几天因为实在找不出合适的罪名，又把他给放了。后来，对私有财产保护的政策来了，上面命令县公安局把金子还给人家。那堆金条在公安局那帮人手里过了过，又物归原主。这位工友家里成分是地主，土改时埋金条的房子被分掉了，他们家的人就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直到改革开放落实政策，房子重新收回来以后才公开。

太谷县民风比较淳朴，居民生性平和。“文化大革命”动乱虽然也波及到这里，但实在是掀不起太大的波浪来。听当地人讲，文革期间最大的一次武斗发生在火车站，对立的两派“红色造反总司令部”和“红色造反总指挥部”游行时相遇，先是比赛背诵《毛主席语录》，接着就是辩论，最后动起手来，皮带、砖头、棍棒上场，伤了几个，但一个没死。不过，后来太谷中学的几个高中生不知道从哪里搞来几只冲锋枪，打了起来，死了两个人，凶手也被判了死缓。

铁Z局三处刚到太谷时，处机关就设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南河街一处大地主的房子里。这个地主的家实在是太大了，亭台楼阁，应有尽有。三处处机关几百号人连住带办公都放进去，居然也绰绰有余。那家的一处院子里还有古时防盗用的蒙天网，铁丝编的，把院子严严实实地罩起来。后来，还在那家院子里发现一个埋在地下的大缸，打开一看，里面竟装着一个女人和胎儿的尸骨，大家估计是这家的小姐犯了家规，被秘密活埋了。

太谷县有一所大学，是原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修建的，原来名叫“铭贤学校”，以纪念在“义和团”时代死难的外国传教士。当时叫山西农学院，现在改称山西农业大学。刚到太谷时，太谷火车站那里总是有一个精神病人，每天在念叨着等“北京来的火车”和“中央文革”。后来一打听，此人原是农学院的老师，文革初期他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里嗅出了风头，于是搞政治投机，最早喊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可当时刘少奇虽然党内地位下降，但还并没有被彻底打倒，还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上。这个不走运的家伙投机的时机不对，被打成反革命，整疯了。此后很多年，他都风雨无阻地天天守候在火车站的月台上，等待着永远都不会来的“中央文革”的大员们。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二、我的出世

刚到太谷时，单位没有房子，于是工人及家属都分散住在几个旅社里，我们家就住在离火车站不远的国营三旅社。国营三旅社是个车马店，又住人又住牲口。当时单位给了每个工人一个礼拜期限，让工人到老乡家里找房子，过期就不管了。当时我的母亲已经挺着很大的肚子，反应又厉害，不能行动。我的父亲就背着我的姐姐，上街四处打探房子。一开始，在太谷县城南边大约四、五里地的桃园堡村找到一处房子，房东人很好。但是父亲单位铁Z局机械厂恰好在县城北边，距离该村足足有七、八里路，当时又没有自行车，于是只好再换地方。几经辗转，终于在城内东大街一家姓梅的家里找到了房子。

姓梅的房东家，是一个完整的高大砖瓦四合院，门口两个高约一米的石狮子，进门就是女儿墙，院子里正房厢房齐备，房顶还是类似于城墙垛口的防卫墙。而这还只是这家主人两处院落中的一处。老梅家祖上是在天津开药材铺的，城外还有地，可他家的成分竟然是……中农！我的母亲真是弄不明白了，自己家有一幢二层的小楼就算地主了，可这家却比自己家阔气得多，怎么会是中农呢？别说是我母亲这样的小地主家比不上，就连我祖父这样的国民政府官员家里，也只是和这个“中农”家不相上下。原来，这是因为太谷这个地方比较富裕，人人家底殷实，为了便于开展阶级斗争，只好抬高“划分成分”的标准，在富人堆里头扒拉相对穷一点的，开钱庄、票号的算地主，开药铺、镖局的算贫下中农。要按我外公外婆家的境遇，那在太谷这地方是百分之二百的贫农。

转眼母亲快到预产期了，那时家里太穷买不起卫生纸，我的母亲就到工地捡了一些装水泥的牛皮纸袋子，回来后洗干净，又在锅里蒸一蒸算是消毒，以备临产时用。由于怕花钱，也不敢提前住院。五月九日是预产期，我母亲在五月八号晚上就不敢睡觉，困守到晚上十二点。见还没有动静，就让我父亲先睡了。等我父亲鼾声起来，母亲突然感到下腹一阵巨痛，一阵痛过一阵，连话都说不出来了。幸亏我父亲警觉，醒来发现我母亲脸色不对，说肯定是要分娩了，赶紧给我母亲下了两个荷包蛋。那时侯鸡蛋缺，这两个鸡蛋买回来就是预备要生孩子时用的，平时是舍不得吃的。可荷包蛋做好了，我母亲却吃不下去，直往外吐。这时，跟我们家住邻居的工友曲少时的家属别玉兰也闻讯赶来，和我父亲一起架着我母亲往医院跑。到凌晨两点，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

当时我们家住在太谷县东大街，处医院则在西大街，中间距离有三华里左右。那时也没有什么120急救车，母亲走几步就疼得停几步，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挨到了处医院，却发现医生们都回家睡觉了，只有两个护士在值班。母亲上床时，我已经露头了。那两个年轻护士还没给人接生过孩子，吓坏了，只会喊“哎呀，别急别急”。父亲一看，赶紧跑出去找医生，可是我们家是穷工人，无权无势，叫了一圈没有一个医生来。后来父亲又跑到位于南大街的太谷县职工医院，也没人出诊。等父亲心急如焚地回来，却发现我已经急不可待地呱呱坠地了，特别地顺利，是那个家属别玉兰接的生。别玉兰性格泼辣，见到我父亲就高喊：老国，恭喜呀，生了个儿子！别玉兰之所以没跟一般情况下那样说“生了个大胖小子”，是因为我出生时特别瘦长，满脸皱纹，脸上还有毛，因为憋得太久眼睛都红了，模样像只猴子，生下来好几天才变过来。

此时大约是凌晨两点钟，那两个护士没有接生经验，忘记了把胎盘取出。第二天早晨医生上班一看，坏了，胎盘大部分已经缩回去了。要是胎盘完全缩回去，就会发生大出血，要出人命的。医生见状，忙得连麻药都顾不得打，就硬是把胎盘给拽了出来，把我母亲疼得死去活来。不过，我母亲实在算命大，居然挺过来了，也没留下什么后遗症。

已人到中年父亲虽为有了我这个儿子而高兴，但一想到一个月收入几十块的家庭，要养活四张嘴，其中只有一个是城市户口，其他的全都因为是农村户口，要吃“高价粮”，还要还债、赡养老人，又经常随工地流动，现在又增加了一张嘴，又禁不住犯起愁来。

人逼急了就会想办法，为了给我上上城镇户口，有粮食定量，我的父亲和几个工友一合计，采取了一个虚报户口的计策。我父亲的一位工友名叫王凤刚，山东人胶县人，妻子是城市户口，报户口时就报是他两口子的儿子。因为他姓王，所以我也姓王。亏得“国”字，用作姓氏虽然很少，但用在名字里却很普遍，比如蔡国庆、刘国宁、李国安等等。这个叫“王国亚”的名字，一直用到我四岁时才改过来。我们家最困难的时候，就是我出生到四岁期间。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三、艰辛历程

一九七三年春节刚过，我的父亲就随着单位宣传队出去汇演了。当时由于刚刚搬了家，又多了一个孩子，本来手头就紧的家里此时更加拮据。父亲走时留了十块钱给家里，原本打算一个礼拜就回来，谁知道单位临时改变决定，竟然又多在外面待了两个多月。我们一家三口就靠父亲留下的十块钱过活，很快就花光了。此时屋漏偏逢连阴雨，我们三口又全得了流行性感冒，个个发起高烧。那时正是正月十五，我的母亲领着我的姐姐，背着还不到一岁的我摇摇晃晃地向单位医院走去。当时正值元宵节，太谷县大街上正按照传统的风俗闹红火，扭秧歌、耍旱船、玩背棍、舞龙灯，非常热闹。我们一家三口病病歪歪地出现在正在闹红火的人们面前，引起了人们的好奇和同情的注目。好在单位医院的人都认识，当时没有钱也给看病。

那时人们钱少，没什么储蓄，工资需要一分一厘地精打细算，否则就有月底发工资前揭不开锅的情形。有一次父亲又随宣传队出去，又拖了很长时间回来，结果家里又断顿了。母亲是个爱面子的人，就是不愿意出去借钱。先开始两天母亲不吃饭，把剩余的一点粮食给我和姐姐熬成稀粥，然而稀粥喝完以后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母亲只好领着我和姐姐到了义父王凤刚家里，也不好意思开口要吃的，只是磨蹭着到了吃饭时候不走。义父王风刚看出来了，赶紧让老婆蒸了一锅玉米面窝窝头端上来，我母亲爱面子，还装做不是很饿的样子细嚼慢咽；可小孩子不会哄人，我和姐姐顿时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把义父这个山东汉子看得直掉眼泪。当时人人家都困难，于是义父就把这个情况跟大伙说了，大家你一碗面我一碗米地凑了起来，算是帮我们度过了难关。特别是前面提到过的给我接生的那位工友曲少时和他的家属别玉兰，给我们端来了整整一盆面。

由于家境实在困难，此后单位也曾经给我们家一些救济，有时给五块，有时给十块，最多的一次是二十块。就这么一点钱，也还要张出一个大红榜来。我的母亲要强，除了实在揭不开锅的情况，她不想总靠别人施舍过日子。为了挣点钱贴补家用，我的母亲就出去做临时工。当时我尚未断奶，母亲出去找活干时，就用个布带子把我背在背上，手里扯着我的姐姐，到太谷县城里挨个工厂和单位问有没有临时工做。可是，文革时期经济萧条，连知青毕业了都往农村送，哪里有工作给一个没户口的人做？就这么着，我母亲把县城里的单位挨个问遍了，也还是一无所获。

那时铁Z局也有一个家属工厂，但是人家只招收城市户口的人，农村户口的根本不予考虑。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政策，农民就是天生低人一等，连出卖劳动力都没有地方。一九七三年冬天，太谷县整治县城北边的乌马河，要挖沙子，当时铁Z局家属工厂也分得一段任务。不巧挖了两天，刮起了西北风，飞沙走石，于是不少家属回来不干了。我的母亲看到别人三三两两地回来不干了，心想自己能吃苦，说不定去干活人家会要的，于是赶紧借了邻居家一把铁锹往乌马河工地跑去。等她气喘吁吁地跑到离县城五六里地的工地一问，人家首先要看户口本，是城市户口的才能干。任凭我母亲怎样哀求，人家就是不收农民工。母亲本来抱了很大希望去的，此时希望破灭，顿时浑身没了一点力气，那回家的路，走了很久。

后来，我母亲终于找到了一份工作：到太谷糠醛化工厂当搬运苦力。糠醛是一种有机化工原料，用它可以生产医药和兽药，还可以做防腐剂、消毒剂、杀虫剂和除锈剂，此外在食品香料染料等工业中均有应用。糠醛的主要原料是玉米芯。当时，太谷糠醛厂有一座高达几十米的原料山，搬运工的活儿，就是自己在山底下把麻袋装满过磅后，把每袋五十斤重的玉米芯背到十多层楼那么高的原料山上去，再倒在山上，每袋子只挣一分钱。这样重的活，这样低廉的工钱，对一般男子来说也属于重体力劳动，除非万般无奈或者急需用钱，一般人是不会干这样的活的。即使干了，也干不了多久身体就会累垮。

我的母亲是太谷糠醛厂所有苦力搬运工中唯一的一名女性。山西那地方冬天经常下雪，雪融化后又结冰，把散装的玉米芯冻得如同冰砣一般。母亲在山下装袋子时，都要跪在地上，用手在雪里抠，把玉米芯抠出来装进麻袋里过磅。就是这种活，也不是天天都有的，因此为了抓住机会多挣点钱，我的母亲每次上山都要背整整三个五十斤的装满玉米芯的麻袋，合计一百五十斤。她自己只能往肩膀上落一个袋子，另外两个袋子则由别人帮忙放上去。当时干活的苦力中有一对母子，都是基督教徒，文革时期受尽迫害也不改信仰。为了谋生，母子俩也在太谷糠醛厂干活，母亲在山下装袋子，儿子往山上扛。那母子俩心地善良，看见我母亲一个人也真不容易，就常常帮助母亲把另外两个袋子放在肩膀上。

由于把粮食都节约下来给了我和姐姐，我的母亲骨瘦如柴。她身高一米六五，体重却只有八十斤；而她背上的三个麻袋，加起来却有一百五十斤，几乎超过她体重的一倍。山西省地处北方，冬天气温往往在零下十几度，可为了背麻袋，我的母亲只能穿一件单衫干活。上山时大汗淋漓，下山时冷风一吹，不住的咳嗽，因此她落下了咳嗽的病根。后来，我的母亲回忆说，每当她背着是她体重一倍的麻袋，头都被压得要挨着地面，摇摇晃晃地向山上爬时，每当她听到远处广播里传来“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好，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时，她就心想，他老人家为什么还不死？从自己一出生就是“他老人家”长，“他老人家”短，自己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好几回了，“他老人家”怎么还活得好好的？还要折磨她到何时？难道等把她自己熬死了，他老人家也不死？他老人家真的要活上一万年？

就这样，羸弱的母亲为了我们家，遇到有活干的时候，每天拼命最少要背二、三百个麻袋上十多层楼那么高的原料山，大约重一万斤到一万五千斤，挣两块或者三块钱。而二○○二年我买了新房子装修时，买了十几块木芯板和二十多箱瓷砖上七楼，人家两个搬运工张嘴就要一百二十块，一边搬，一边嘟嘟囔囔地抱怨太辛苦，挣的少。

当时我年纪太小，为了外出干活，我的母亲就找了个当地老乡，每天上工前把我送到老乡家里，托人家照顾我，一天给人家三毛的工钱。姐姐年纪稍大一些，就被锁在家里。每次母亲临走时，姐姐总是隔着玻璃窗哭喊：“妈妈别走，让我再看看你！”仿佛每天都将是生离死别。每当此时，我的母亲就心如刀绞，可是还是一跺脚狠心走了。因为如果把我的姐姐也给别人看着，那就要另加工钱，出大力干活挣的钱就剩不下什么了。母亲后来说，每天当她背够了三十麻袋的时候，她心里就特别高兴，因为再剩下的就是净挣了。母亲每天都用这些血汗换来的钱，给我和姐姐买一个苹果。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四、舔犊深情

我出生时候，母亲奶水不好，就琢磨着买点鸡蛋给我补充营养。那时鸡蛋比肉还贵，一斤要八毛九，还必须凭票才能买，轻易是买不来的，也买不起。恰好当时太谷县闹鸡瘟，我的母亲就上街看看有没有可以下蛋的鸡子便宜处理，正好看到有个农民在杀割病鸡（「注」“杀割”是太谷方言，意思是便宜处理），就花了五毛钱买回了一只濒死的母鸡。买回家以后，母亲把大蒜和土霉素和着嚼碎喂给病鸡，悉心调理，居然救活了它。那母鸡仿佛报恩似的，病好后每天下一个鸡蛋，下七个才歇上一天。

由于鸡蛋实在太珍贵了，因此我的父母就把这个鸡蛋看成是宝贝，全部留给我，而自己从不舍得吃上一口。特别是我母亲，对母鸡下的这个蛋盯得尤其的紧。当时我们家有个邻居，家里有七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其中一个小名叫玉梅，也很穷。有一天，玉梅她妈抱着最小的孩子，在我们家鸡窝前转悠。见我母亲抱着我站在窗户前看着鸡窝，于是就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又转悠过来，又看见我母亲在盯着她，于是又走了。正在此时，我睡醒以后哇哇大哭起来。母亲哄我睡着以后，赶紧又盯着鸡窝，却看见玉梅她妈从鸡窝前离去，手里似乎攥着什么东西。母亲慌忙跑出来，人赃俱获。

但是玉梅她妈好不容易才给她的孩子们偷了个鸡蛋，自然不肯轻易放弃。两个怀着舔犊深情的女人就这么争吵了起来，各不相让。于是，从不与人红脸的、瘦弱不堪的母亲像发疯一样扑向玉梅她妈，硬是从她手中抢回了那个鸡蛋，还把她浑身上下抓得都是血印子。玉梅她妈等我父亲下班回来后，哭着向我父亲告状，不明就里的父亲为此还打了我母亲一个耳光，母亲很委屈。后来我母亲回忆说，当时不知是哪里来的一股勇气，把玉梅她妈看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因为自己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她偷走这个鸡蛋，我的孩子就没吃的了！”

就这样，那只母鸡成了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后来它老了，不再下蛋了，但我们家仍然不舍得扔掉或者吃掉，无论是从东街搬家到东关大队，还是从东关大队搬家到南住宅，一直养着它到一九七八年。在东关大队住时，老母鸡大概吃了地里有农药的种子，回到家里已经不行了。母亲一看，连忙把小刀用酒精烧了烧，把它的嗉子割开，把里面的食物取出来洗干净，又用在酒精里泡过的针线给它缝上。结果，老母鸡居然又奇迹般地熬了过来。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五、援助非洲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我国人民虽然自己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但统治者总是爱到处打肿脸充胖子，号召人民“节约最后一个铜板，支援亚非拉人民的解放斗争”，要钱给钱、要粮给粮。我国援助“欧洲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总计达七十亿美元，结果霍查分子用这些钱修了一万多个纪念碑、三万座碉堡（「注」当时阿尔巴尼亚全国人口才二百万人）。甚至我国援助的优质无缝钢管，也被阿尔巴尼亚用来当电线杆子。除了“明灯”以外，柬埔寨的红色高棉（「注」这个政权在一九七五～一九七八年的短短三年之内，消灭掉了柬埔寨三分之一的人口）、越南、朝鲜……浪费在这些国家的民脂民膏真是不计其数。

当时，铁Z局也担负起一项光荣援外任务：帮助修建连接赞比亚和坦桑尼亚的坦赞铁路。坦赞铁路东起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西至赞比亚的新卡比里姆博希，全长一千八百六十公里，全部由中国出钱、出人一手建成。这条铁路大部分位于坦桑尼亚境内，沿线遍布高山急流、森林峡谷，到处不见人畜炊烟、惟见毒虫猛兽；更可怕的是当地疟疾流行，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怪病，比如说萃萃蝇，人一旦被它咬了就会总是昏昏欲睡，再也无法苏醒。铁Z局的工人们到了以后，因为没有条件运输施工设备，只得从位于坦桑尼亚境内的起点站开始修路，修好一段就往前挪动一段，工程浩大，条件艰难，前前后后修了将近十年才最后完工。

坦赞铁路据说是到现在为止我国最大的援外成套项目之一，全线建筑桥梁三百多座，火车站九十多个。为了修建这条铁路，有六十多个工人献出了生命。如今这些工人埋在异国他乡，据说现在连坟墓都无人打扫。一次无偿援助人家这么大的一个工程，已经超过了当时中国的国力承受能力，因此当卡翁达（「注」当时的赞比亚总统）和尼雷尔（「注」当时的坦桑尼亚总统）向我国提出这项请求时，很多国家领导人都不敢赞成。不但是中国人难以承受，就连国力远比中国雄厚的苏联也拒绝了赞比亚和坦桑尼亚领导人的援助请求。于是，赞比亚总统卡翁达跑到中国来，对伟大领袖说了一番恭维话之后，伟大领袖一言九鼎、语惊四座：“这条铁路投资不过才一亿英镑嘛，没有什么了不起！” 话虽这么说，真等到动工修建，才发现实际的总投资远远超过了预算，总计达二十亿元人民币（「注」当时的币值），相当于三百三十三万中国工人一年的全部收入总额。

那时正以“阶级斗争为纲”，因此虽然坦桑尼亚是世界最穷的国家之一，也只有根正苗红的工人才能去，所以，我的父亲自然没有份儿了。就是这些“根正苗红”工人，上面也不是完全放心的，每天处在民兵和政工人员的严密监控之下。那些工人回来以后讲了很多趣闻：当地的黑人工人大都特别懒，没有任何储蓄观念——一句话就是还没开化。当地的工资是每天下工时发放的，黑人白天干上十小时活，晚上发工钱后就直接跑到酒吧喝酒玩女人，直喝个酩酊大醉、全部花光才离去；很多黑人工人连房子都没有，就用芭蕉叶加树枝搭起个窝棚睡；白天再去干活，午饭没钱买就爬到树上找些香蕉或者其他什么果实，用火一烧就吃。坦赞铁路修好之后移交给当地人管理，但其管理却始终混乱不堪：列车经常晚点，事故接连不断，运量严重不足。中国不但要援助修建这条铁路，而且之后的三十年里还要不断地援助他们更新设备。这条铁路修好之前，坦桑尼亚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修好三十年以后，仍旧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这些“亚非拉人民”为什么总是处于贫穷落后之中，光归咎于“帝国主义掠夺” 恐怕是不全面的吧。

那个时代国内修建各类建筑时也要讲阶级路线，讲“无产阶级审美观”，只准修那种呆板、灰暗的“火柴盒”，不许修带有“资产阶级美学”倾向的华丽建筑。因此当时铁Z局在国内盖的那些火车站不管大小，如同一个模子里倒出来一样，千篇一律。那些学建筑设计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国内不敢搞创新，一个个憋坏了。到了坦桑尼亚以后，人家不搞“无产阶级审美观”，于是这些设计师们如同鱼儿游进大海，尽情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铁Z局在坦桑尼亚和赞比亚修建了九十多个火车站，一个车站一个样子，没有一个风格是雷同的。缤纷别致的建筑令铁Z局的工人们大开眼界，很多人都回国多少年了还赞不绝口。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折戟沉沙，坦桑尼亚、赞比亚等国家报纸早就公开报导，早已经是路人皆知了。可咱们国内就是要神秘兮兮地“保密”，一直到半年以后，才把援外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秘密召集起来到森林深处开会传达，还由民兵在四周警戒。其实别说去开会的，连没开会的哪个不知道呢？那时就是这样，什么都要“保密”，什么都算秘密，统治者就是靠这种无处不在的、千奇百怪的秘密，靠掩耳盗铃来维持自己统治的魔力。

后来，这些工人回国时，也往国内捎了很多东西，竟然是……中国产的白面。因为当时山西省的细粮供应实在是太少了，甚至比世界上最穷的坦桑尼亚还糟糕，而且还必须要凭票才能买到。坦桑尼亚是不用凭票供应的，于是很多工人把出国当成了买细粮的绝佳机会，把全部收入都买了大袋小袋的白面。以至于连很多非洲朋友都很奇怪地问：“你们不是还援助我们吗？怎么还往回捎这些东西？你们应该不缺粮呀！”这种现象严重地抹黑了当时中国的“胖子”形象，于是后来政工人员专门向工人下达了命令：严禁捎白面回国，违者一律没收白面，并给行政处分。等“革命”闹到了这个地步，无论你再唱什么高调、再玩什么把戏，再自欺欺人地谈论“解放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受压迫的人民”，再自暴自弃地提什么“宁要穷社会主义，不要富资本主义”、“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也没几个人会真信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六、偷听敌台

到了一九七五年，由于父母辛苦的劳作和省吃俭用，渐渐地家里稍微宽松了一点，买了一辆“飞鸽”牌自行车，还买了一台“春蕾”牌收音机，用来偷听莫斯科电台的华语广播。由于“收听敌台”在当时是能够吓死人的弥天大罪，因此我的父亲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躲在被窝里抱着收音机搜索。听完之后还要赶紧把收音机调到别的频段，以防万一被人发觉。当时的统治者虽然用尽一切办法把老百姓与世界孤立开来，但还是百密一疏，给老百姓留下了这个了解世界的小小缝隙。现在，朝鲜的金氏父子显然吸取了经验教训，把所有的收音机都弄成只能接收一个频段。

有一次莫斯科电台播放了常香玉的豫剧《花木兰》，播音员说：“亲爱的中国同志们，我们知道，你们被剥夺了享受艺术的权利……”当时还有一个“火花”广播电台，每次广播都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开头，并对“导师”和“四人帮”进行讨伐。父亲猜测这是一个有军队背景的秘密电台，因为每次广播时间都很短，几分钟念完一篇文章马上静默，播出时间也不确定。

当时我国正在“批林批孔”，于是国内的广播内容全部都是“批林批孔”的：“文艺栏目”广播文艺战线批林批孔，“农村节目”广播贫下中农批林批孔，“军事节目”广播解放军指战员批林批孔，甚至连“少儿节目”也居然是“红小兵批林批孔”，正可谓“无所不至，无孔不入”。一位“红小兵”在广播中煞有介事地念叨：“听到林彪宣扬克己复礼，我们红小兵的肺都气炸了！”我的父亲后来嘲讽说：那还穿着开裆裤的红小兵们，明白什么叫“克己复礼”吗？

[国际消息]英国人民对《毛主席语录》十分喜爱，有一次，牛津到了四千册《毛主席语录》立即抢购一空。一位退休的大学教授感慨地说：“我教了40年的哲学，现在才知道，自己受骗了，而且又骗别人。现在我要学习毛主席的红本本，改过来。"

[国际消息]在一次抗击美国空中强盗轰炸中，一位青年老挝解放军战士不幸被美国飞贼的枪弹击中了。当生命垂危之际，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不行了，便用尽全力，从怀中掏出他那本已经被鲜血染得通红的《毛泽东选集》，递给身旁的一位战友，他一字一句恳切地嘱咐战友说：“一定要好好地读。”说完，便英勇地牺牲了。

当时的各种报纸，也是“满纸荒唐言”，成天除了什么“儒家”“法家”以外，就是诸如“拉美一位农民说：毛泽东思想鼓舞着我们进行斗争”、“非洲一位工人在得到记者赠予的毛主席像章后，激动得热泪盈眶，由于当时没有穿上衣，这位工人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自己的肉里。记者问他疼不疼，这位工人流着眼泪说：只想到毛主席的温暖”这一类的“新闻”。天天如此，不是“非洲的一位工人”，就是“拉美的一位农民”。莫斯科电台对此嘲讽道：“这种只敢说‘拉美一位农民’之类的新闻，无名无姓，地址只能精确到一个大洲，让人们连最起码的核实都不可能做到，这样的新闻根本就没有任何价值。”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七、强弩之末

林彪事件对毛泽东本人的打击是很大的，从一九七一年底到一九七二年底这短短一年时间里，毛泽东就两度中风。本来文革初期毛泽东还能畅游长江，给人一种至少可以再活好几十年的印象；但到了一九七三年以后，毛泽东就成为一个整日流着涎水、只能依靠别人搀扶着走路的耋耄老人了。

“文化大革命进行”到七十年代，特别是“林彪事件”以后，已不象我们一般人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充斥混乱局面。文革最乱的时间，是从一九六六年～一九六九年“九大”召开这些年，因此民间也有“三年文革”一说。进入七十年代以后，“文革”主要表现在上层人物的权力斗争，广大老百姓已经闹够了、乱够了，因此再也不怎么积极参与，而是忙于解决更为窘迫和直观的生活问题。当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搞起来的时候，尽管上面的人摇唇鼓舌、不亦乐乎，但剃头担子一头热，工人阶级已经实在没有兴趣再折腾了。

当时单位也安排政治学习，但都安排在上班时间。大家嘻嘻哈哈地凑在一堆，互相之间开着玩笑，谁也没真正学习一下文件精神。有时，领导也觉得太不成体统了，就干咳两声，说：“安静啦，安静啦，来，念段报纸。”于是乎就念一段报纸，随后领导就宣布：“好啦，散会！下去深刻体会！”于是“政治学习”就算结束了。当时单位也有个 “工人理论小组”，经常在《铁路工程报》或者《工人日报》之类的报纸上发表一些“批林批孔”、“儒法斗争”的文章。其实，这些文章多半是秀才们的捉刀代笔之作；忙于自己小生活的工人阶级，是没有什么人对此感兴趣的。

文革期间，铁Z局机械厂的每个车间都有一个“红宝台”，毛泽东的标准像悬挂在墙上，下面是漆成红色的木桌，桌上摆着几本毛泽东著作。每天早晨上班，人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早请示”，下午下班要“晚汇报”。有一位工友租住的房子在离县城六七里之外的水秀公社，住的远而天天迟到。于是，他每天都在毛泽东像下低头认罪，口中还念念有词：“毛主席，我今天迟到了，我对不起您老人家……”第二天又是他迟到了，于是又低头认罪：“毛主席，我今天又迟到了，我对不起您老人家……”第三天还是他……到了一九七五年，“红宝台”还在，只是已经没有人再去“汇报”和“请示”了。

那时还常常召开“忆苦思甜”大会，请贫下中农上台控诉血泪史，要大家牢记阶级恨、不忘血泪仇。可是铁Z局机械厂工人大多数是东北人，解放前一般都是自耕农，家底比较殷实，贫农和当过地主长工的人并不是很多。政工人员费了好大周折，才找来了一个五十多岁、解放前当过长工的老工人周××来忆苦思甜。会前，政工人员事先已经为他编好了台词，还规定只许回忆解放前的苦、不许回忆“三年自然灾害”的苦等等。但这位老周同志太实在是老实了，性子又特别倔强，偏要实话实说。因此，当组织者问：“地主给你吃啥？”他照实回答说：“苞米面大茬子，有时吃粘豆包。”下面顿时有些窃窃私语，因为即便是七十年代，工人也只有苞米面大茬子吃，粘豆包只是过年才能吃上的美味。主持人又启发他：“地主是不是总不让你吃饱？”老周回答：“哪里的话！从来都是管饱吃，不吃饱咋干活呀。”主持人一看，连忙又问：“那地主吃啥？”老周回答说：“地主也吃苞米面大茬子、粘豆包，我吃啥他吃啥。”主持人觉得味儿不对了，又问：“那——地主婆吃啥？地主儿子吃啥？”问到这里老周来了精神：“他们吃得不行，总是吃苞米粥加点咸菜，吃不上粘豆包。”这时下面已经是一片喧哗了，主持人也觉得口里发干，于是问了最后一个问题：“那…….你过年吃啥？”老周回答道：“过年能吃猪肉炖粉条，还有粘豆包。”接着，老周不等政工人员开口，又主动发挥说，东家不但一直对他好，而且还给他做媒娶了个媳妇。听到这里，下面的群众早已笑得合不拢嘴了。政工人员一看，连忙训他：“行了，行了！没问你这个！”老周一脸疑惑，说：“不是你让我来说的吗？”此时，下面的群众早已笑得肚子疼，主持人只好请老周回到座位上，尴尬地总结说：“虽然……地主给老周吃粘豆包，还给他找媳妇，但是……这也是地主阶级的阴谋诡计，是为了麻痹老周以便更好地剥削他，大家一定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千万不要忘了阶级斗争……现在，大会结束！”从此老周有了个绰号叫“粘豆包”，名扬全局。

除了老周以外，铁Z局还有一位叫王宝成的炊事员，解放前给地主喂过猪，解放后则给公家喂猪。山西的冬天很冷，王宝成看到那些刚出生的小猪娃在猪圈里冻得瑟瑟发抖，于是生了怜悯之心，把那些猪娃抱进自己的被窝里。这事被《铁路工程报》的记者知道了，赶紧来采访他。问了一些细节以后，记者还要引导他的阶级情感，就问：“那以前你给地主喂猪时会不会这样做？”王宝成说：“那当然了，地主的猪娃也怕冷。”那个记者一听，也就不报导他了。

统治者的政治衰败还表现在工人之间相互称呼上。在五、六十年代，同事们总是互相称呼“同志”，表现出一种为了某项远大理想共同奋斗的愿望。到了七十年代，人们间私下的称呼不知不觉地演变成了毫无任何政治意味的“师傅”。铁Z局的工人中，再也找不出一个人，互相之间私下以“同志”相称了。假如有谁私下称呼别人“同志”，那么被称呼为“同志”的那个人不是觉得这人有毛病，就是觉得这个人准备找自己的碴。因为，那时侯假如要对谁进行批评或者组织处理时，领导总是郑重其事地把这个人称呼为“同志”，说“×××同志的行为是错误的，认识是不正确的……”

文革后期，“四人帮”大搞形式主义，号召各级干部“白天一把锁，晚上一盏灯”。所谓“白天一把锁”，就是指干部白天下基层、蹲点；所谓“晚上一盏灯”，就是干部晚上回到办公室，加班加点地办公。这种貌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口号，实际上根本就不把人当成人来看待，能做到这样的，恐怕只有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因此，自然也不会被真正执行。当时我父亲见到的干部们，白天办公室确实是“一把锁”，但都在家里呼呼睡觉；晚上也确实是“一盏灯”，但都是几个人凑在一堆打扑克。一九七六年我父亲他们出去汇演，到了附近的榆社县革委会、还有好几个公社，每到晚上，无一例外地看到办公室里灯火通明，干部们都无一例外地在里面打扑克，还声称在学习“五十四号文件”。当时也不兴赌钱，输了的要么钻桌子，要么脸上贴纸条，要么头顶洗脸盆。他们还在一些平原地区看到一些土堆起来的“人造梯田”，是“农业学大寨”时搞的，好好的平地，硬是劳民伤财地弄成了凸凹不平的“梯田”，这也算中国这个国家的一个特色。可以说，来势汹汹、席卷一切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此时，的的确确成了强弩之末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八、“七五·八”洪灾

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年代，对中国老百姓来说是天灾人祸，接连不断。一九七五年八月发生的“七五·八”水库垮坝事件，可以说是一次惨绝人寰的大灾难。从一九七五年八月五日开始，形成于太平洋上的第三号台风移至河南西南部淮河上游一带。台风带来了超强降雨，从八月五日～八月七日的短短三天时间里，降雨量竟然达一千六百毫米，超过了该地区年均降雨量的两倍。

这次暴雨发生之前的几个月，恰逢当地持续干旱，因此当八月四日下雨时，各大小水库都开始蓄水。由于雨量太大，水库又只蓄水不放水，导致水位转眼就超过了警戒线。当水库的人们惊慌失措地去开启泄洪闸时，却发现铁闸早已锈死，无法泄洪。结果，到了八月八日凌晨，当下游的人们还处于睡梦之中时，板桥水库等几十座大中型水库相继发生漫顶、溃堤。霎时间，滔天洪水如万马奔腾般倾泻而下，几十米高的水墙将沿途的村庄、房屋、人畜一扫而光，漯河、西平、遂平、临泉、新蔡、汝南、平兴等七个市县被水淹达数米深，共有二十九个县市受灾，涉及一千二百万人，造成了惨重的人员和经济损失。垮坝后，在炸开下游蓄洪区堤坝分洪时，也因时间仓促没有通知蓄洪区内的群众转移，再次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

然而，当时全国在一片“莺歌燕舞”的形势下，对这次特大洪灾的详细情况却没有给予公开报导。查找当年的报纸，也只能发现几段关于《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慰问河南省军民》和《河南省军民奋力抵抗洪水灾害》之类的报导，给人的感觉是似乎那里有水灾，但没什么大不了的。至于死亡人数，现场惨状，则一律绝口不提。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惯例：报喜不报忧，掩盖真相；可以对别的国家发生的灾难或幸灾乐祸，或慷慨解囊，独独见不到自己国度里的灾难。

我的大姑父作为《解放军报》的工作人员，乘坐河南省军区派遣的直升飞机飞到了灾区上空。当时洪水已渐渐退去，飞机飞行的几个小时之内的范围之内，大地上所见满目疮痍，村庄荡然无存；水面上漂浮着人畜的尸体，以及箱子、木板等家什；在一洼一洼如同湖泊大的水边上，则密密麻麻地挤满了白花花的、淹殁者的尸体，浸泡在水里；那些露出水面的大树上，全都爬满了绿头苍蝇，黑压压的，把树枝都压弯了。

如今，“七五·八”事件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了，究竟有多少人死于滔天的洪水，至今却还是一个迷。民间对死亡人数的争论从未停息，从一万人、十万人到三十万人的说法都有，彼此谁也说服不了谁。因为，从来没有什么官方机构，去认真地调查一下当时究竟死了多少人。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九、公物还家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伴随着对政权的厌恶和失望，铁Z局的工人阶级已经不再那么大公无私了。那时，车间里偶尔也有人忙碌，但大家都不是在忙公家的活，而是在忙着给自己添置家当。好在车间里木料、钢铁这些东西应有尽有，于是大家每天打柜子的打柜子，磨菜刀的磨菜刀，做沙发的做沙发。连那些做沙发用的弹簧，都是心灵手巧的工人们自制的。

当时我到小朋友们家去玩，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大堆的齿轮、仪表等东西。当时也没多想，现在才明白，那是工人阶级“当家作主”，把“属于自己”的国家财产往回偷。或者自己留用，或者卖破烂挣点钱。后来才知道，这种现象在当时居然还有个专门的名词叫“公物还家”。铁Z局内普遍的枕木、铁轨、各类工具就不必说了，几乎家家都有；有几家东西特别出奇的：有一家竟然放了好几百个上海产的“电磁继电器”，只是为了把它拆开拿出铜丝去卖；另一家和煤炭用的铲子，竟然是用半厘米厚的不锈钢板做的，我们小孩子根本就拎不动；还有一家，则用无缝钢管当柱子盖棚子。这些偷来的东西就在领导的眼皮子底下，可是根本就没人管，因为领导们自己也并不干净。

盗窃公共财物的风气，逐渐地成为了一种人们看来非常正常的事情，在文革结束以后也没有被刹住。领导蚕食鲸吞，工人小偷小摸。无论是多大的家业，也经不起这样的蛀蚀。无数国有企业，就这样被慢慢地被偷盗一空，千疮百孔。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企业需要自己找市场，讲效益利润。于是乎这些空壳企业的问题终于大面积地暴露出来，形成了汹涌澎湃的国有企业破产倒闭和工人下岗失业大潮。统治者前面搞即兴试验，成功了算人家的功劳，失败了算人家交了学费，酿成的苦酒却要老百姓来吞下。

假如不考虑一贫如洗、物资匮乏、吃不饱饭这几条，那么当时工人们上班倒也还是很悠闲自在的。一九七六年夏天，我四岁刚记事的时候，常随父亲一起去单位上班。通常在点个名以后，就看到工人们三三两两地躲在树阴下乘凉，把报纸撕成细条，卷进散烟叶抽。要么海阔天空、山南海北地吹牛，要么用石头子在地上画个格子，下“十八子围老虎”棋。还没到下班，工人们就三三两两地溜回家了，兜里鼓鼓囊囊的，装着从单位偷回家的各种物品。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十、为希望活着

尽管我们的家庭一贫如洗，甚至连个安身之所都没有，但看着两个孩子茁壮成长，我的父亲母亲却充满了希望。那时粮食不够吃，我的父亲母亲都省下自己的口粮保证两个孩子的发育。饥饿是如此难以忍受，以至于我的父母在每天下班回家的路上，越是离家近，越是感到饥饿，经常要扶着墙才能勉强走回家。由于父母的悉心照料和为下代的无私奉献，我和姐姐除了少数特别困难的情况外，都是又胖又壮。对，只要有希望，只要孩子在成长，一切痛苦和磨难自己都可以忍受。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思想的真实写照。

刚到太谷时，单位也盖了集体宿舍，但是必须要夫妻两个都是城市户口的才分房子。我母亲是农村户口，就只好租人家的房子住。那时对农民的户口歧视简直是令人发指，不但没有口粮供应，找不到工作，甚至连房子都分不上。本来家里生活就困难，还要额外负担房租。我们家最早租住的房子在太谷县手工业管理局对面小巷里。手工业管理局大院里住着一对大学毕业的夫妇，男的叫刘云龙，当时任手工业管理局副局长；女的叫王梅玉，当时任太谷县妇联主任。我们住的老式房子里没有自来水，于是我母亲天天要到手工业管理局门前的公共自来水房去挑水。时间长了，经常与王梅玉打照面。按照太谷当地的风俗，女人一般是不干挑水这样的重活的。当时我的母亲年轻漂亮，但衣着破旧，王梅玉与我母亲打照面次数多了，便产生了好奇心。于是她向周围人打听，了解到我的母亲没有工作，家里十分困难。

王梅玉夫妇当时有两个孩子，一个叫刚刚，一个叫强强。由于王梅玉夫妇都有工作，孩子放在家里没人管，经常生病。于是有一天，王梅玉在我母亲挑水时叫住她，问她愿不愿意看孩子，两个孩子每个月十八块。我母亲一听，正求之不得，于是答应了。

和今天那些给孩子吃安眠药的小保姆们不同，我的母亲诚实、心地善良，对人家的孩子跟对自己的孩子一样悉心照顾，无微不至。后来甚至出现了这种情形：每个星期六王梅玉来接孩子的时候，小孩就又哭又闹不愿意回家，回去了不是感冒就是发烧拉肚子，一来我们家就好了。王梅玉两口子见我的母亲为她看孩子如此尽心尽力，既惊奇，又感动。后来有一天，王梅玉找我母亲唠嗑，打听我母亲的身世，我的母亲就把家里成分不好挨批斗，嫁了男人却受到婆婆虐待，自己没有工作生活困顿的情况，跟王梅玉讲了一遍。言者声泪俱下，闻者泣不成声。于是，王梅玉在感动之余，下决心帮一帮我的母亲，在一家县办集体企业——太谷线材厂找了一份临时工作。当时，太谷线材厂革命委员会有一个头头叫邬××，是文化大革命初期造反起家的，他风光时腰里别了两把盒子炮，人称“双枪邬司令”。王梅玉跟邬××一起住院时认识了，王梅玉跟他一说，邬××就同意了。

由于当时的政策不许农民自由流动，即使是当临时工，也必须要有城市户口。可我的母亲是农村户口，于是我前面提到的、我的义父王凤刚就把自己妻子的户口本借给母亲冒名顶替，才得到这份工作。所以直到现在母亲身份证上的姓名都还是别人的名字——张云霞，而不是她自己的本名——张秀菊，这就是那个年代给我们家留下的一个特殊烙印。虽然用“张云霞”这个名字已经三十年了，可我的母亲总是感觉这个名字很陌生，仿佛不是自己的名字。

当时的太谷线材厂位于太谷县城东大街六十六号，是一家生产铁丝、铁钉等线材的企业，共有职工二百多名，后来渐渐增加到三百多名，在太谷县也算一个比较大的企业了。我母亲初来乍到，自然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用猪血糊一种可以盛酒和豆瓣酱的篓子，每天干十二个小时，工钱七毛钱。编织这种篓子是太谷线材厂的前身“织箩社”的一项业务，也是太谷本地的一种传统工艺。由于制作工艺复杂，加工过程又脏又累，现在大概已经淘汰失传了。当时，不要说年轻的妇女，就是一般的男人也不愿意干这样的脏活、苦活，因此当时全厂生产这个的只有一位五十多岁的老师傅，人员不够，才有了这个临时工作。可是，我的母亲对这个工作激动不已，因为这毕竟是她的第一个相对固定的收入来源。

我的母亲是吃苦长大的，人非常勤劳厚道，还特别要强。我的母亲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别人说自己“不行”。因此，她干起活来特别塌实，不但不偷懒，而且还特别有眼色，总是替老师傅把很多活都抢着干了，每天下班时还把那个干活的小屋收拾得一尘不染。我的母亲非常好学，就连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的这种编织篓子的技术，她也要研究透彻。即使是大冬天，零下十几度、甚至二十多度的情况下，她也照样来上班，浑身沾满肮脏、恶臭的猪血，双手被冰冷的猪血，拔出条条血丝。因此，老师傅对我的母亲赞不绝口，逢人便夸；而凡是跟我母亲打过交道、看到过她干活的人，也都无不敬佩于她的勤劳、肯干、要强。直到我考上大学，放假回太谷的时候，无论是遇到哪个太谷线材厂的老工友，没有一个不对我赞叹我母亲吃苦、能干、诚实的美德的。

没有背景的小人物的地位，完全是靠自己拼搏出来的。我母亲的吃苦和能干，日益赢得了线材厂领导和工友们普遍的尊重。于是在一九七五年的一天，我的母亲得到通知：到单位食堂去当炊事员，工资也升了。其实，当炊事员在物资匮乏的当时来说，应该算一样美差，自己可以吃饱，甚至还可以往家带点粮食。但是，那时的太谷人爱面子，总是觉得当炊事员是伺候人的活，没几个人愿意干炊事员。太谷县城小，一般人都中午回家吃饭，只有十几个人在线材厂食堂就餐，俗话说“众口难调”，这十几个人口味不一，反而比一般大单位的食堂更难办。食堂里原来那位老炊事员就是因为跟吃饭的人大吵了一架，一气之下退休不干了，厂里没一个人愿意当炊事员，于是就找到我的母亲。

我的母亲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是一个非常敬业的人，她的这种态度也影响到了我。即使是在炊事员的岗位上，她也勤勤恳恳。我的母亲就让我的父亲，找来铁Z局单位食堂内部印制的一本《烹调知识》认真学习，很快学会了烧一手好菜，时不时给工人们换换口味。即便是因各种原因误了吃饭时间的工人，我的母亲也不辞辛苦，单独给他们做饭。当时是粗粮居多，山西人吃饭多为面食，对菜的要求比较简单，但要求面食的品种却很多，一个人一个样子，反而不好伺候。我的母亲就为这些人每人都做他们喜欢吃的品种，爱吃什么就做什么，削面、拉面、剔尖（「注」剔尖是山西一种面食，做的时候把高粱面和成约半厘米厚、半本书大小的一块，放在木板上用筷子之类的尖锐工具一点点剔到锅里，煮好后浇上卤水食用）、包皮面、猫耳朵、擦糟子、皮带面、高粱面糊糊……经常一顿要做七、八个花样。

我母亲不但勤快，而且干活利索，一顿饭做这么多花样居然也能应付自如，不禁令这些就餐的工人刮目相看。不仅如此，母亲还经常做一些诸如麻叶、捞面、面托、凉粉之类等河南的风味小吃给工人们换换口味。在食堂吃饭的那十几个人从来没有吃过如此好味道的饭菜，个个都非常满意。人的关系都是互相尊重处出来的，我母亲对他们好，他们也反过来对我母亲好，后来连碗都不用我母亲刷，他们吃完后自己就主动把碗给刷了。这些就餐的工人跑出去一说，上至领导、下至工人，全厂的人都慕名来食堂吃饭。虽然当时我的家里还很穷，当炊事员也有条件往家里拿东西，但我的母亲珍惜自己的名声，公家的东西一分都不拿。

当时，太谷线材厂与天津外贸公司有业务联系，天津外贸的业务员经常到太谷线材厂来洽谈业务，吃饭时就在食堂招待他们。我的母亲做菜功夫一流，用不多的肉、菜就可以做出各种口味的美味佳肴，吃得天津的客人们啧啧称奇。同时，我母亲虽文化不高，但脑子聪明，总是暗中揣摩别人的言谈举止，学习如何待人接物，故在天津客人面前显得不卑不亢、颇有风度。太谷人比较老实，不太会说客套话，饭桌上常常出现冷场的情况。每到此时，我的母亲就经常主动替单位领导打圆场。天津外贸公司的客人们每次来，不但吃得好，而且情绪也好，都对我的母亲赞不绝口。在这批天津客人里有一个主管山西地区业务的徐处长，跟线材厂的主管部门太谷县手工业管理局的头头们很熟，见面时常常夸奖我母亲，说人才难得，当临时工做饭真太可惜了。

转眼到了一九七六年底一九七七年初。我的母亲吃苦耐劳、为人厚道的好名声不仅在太谷线材厂，而且在那个不大的太谷县城也已经不胫而走，厂里的工人们要求给我母亲转正的呼声越来越高。当时，临时工转正是一件不得了的大事，太谷县手工业管理局甚至专门召开办公会研究了我母亲转正的问题，并派出了手工业管理局办公室主任王进来线材厂考察。王进到厂里转悠了一圈，找干部职工谈话，结果所有的职工都众口一词地夸我母亲人品好，又能干，强烈要求给我母亲转正。王进一听，心里暗暗称奇，因为这么多年以来，即使是考察干部时他也没遇见过如此口碑好、上上下下都满意的人。王进回去以后，如实向局领导做了汇报。这样，我的母亲转正问题就一锤定音了。

这时遇到了一个难题：我母亲当临时工时就是借用别人的假户口，真实户口远在千里之外的河南农村，而且因为出嫁以后十多年不回家，户口已经被注销了。没有城市户口，是不能转正当工人的。幸运的是，当时我父亲在宣传队有个好朋友，叫吴运生，是铁Z局公安处的政治处主任，算是个不小的官，有点面子。那时铁Z局是个流动单位，流动到哪里，户口就落到哪里；每次转移，户口都要迁走。户口迁移的次数多了，难免有迁错和漏掉的情况，好在铁Z局单位大，级别高，一般小县城的公安局也就通融了。铁Z局在山西黎城县（「注」今属山西省长治市管辖）有个基地，其中有位工人家属叫“段云霞”，本人的户口已经迁走了，但当地公安局销户时却漏掉了。吴伯伯在公安系统内部工作，知道这是一个机会，于是派了局公安处的两个同志到黎城县启“段云霞”的户口。我的父亲、母亲招待那两位公安同志到家里吃了一顿饭，当晚，两位公安同志就开着吉普车奔赴黎城县，两天后就把户口给起回来了。吴伯伯又出面找了自己的一个朋友，太谷县公安局的一位股长李××帮忙，把“段云霞”改成“张云霞”，在太谷县落了户。落户时李股长还纳闷，说光听说过改名的，怎么还有改姓的？吴伯伯一笑，嘻嘻哈哈地说当时写错了，李股长也就没有深究。就这么着，我的母亲在忍受了二十六年的户口歧视之后，算是当上了城里人。当时我已经记事了，起户口时请客的情景，还有那两位穿着蓝色公安服的叔叔，我还依稀记得。

不过，我母亲刚转正时，引起了很多临时工的嫉妒。当时厂里还有不少临时工，有些从一九五七年就开始在线材厂的前身“织箩社”干临时工了，二十年了还没转正；有些是线材厂职工的家属，自认为更应当转正。我母亲深知自己的转正肯定会引起他们的嫉妒，故而转正后一点架子也不摆，对每一个人都非常的和气，还经常不辞辛苦地替他们干活。等我母亲到了财务以后，由于厂里经营形势不错，母亲就在厂办公会议上为这些临时工说话，提出厂里有钱了，临时工干活也很辛苦，最好也能享受公费医疗、劳保福利、工伤补助、副食补贴等等。当时谁都没把临时工的福利当成回事，我母亲这么一说，大家也都点头称是。经我母亲的努力，线材厂的临时工除了退休待遇这一条以外，其余的一切待遇都和正式工一样了。这件事以后，那些原本对我母亲有意见的临时工都非常感激我母亲，把我母亲看成能够为他们说话的贴心人。

我的母亲转正以后，我们家便成了令人羡慕的“双职工”家庭，并且家中只有两个孩子，因此家庭条件明显改善，在当时工人家庭中已经算好的了。母亲还把我的外婆从农村接来，一是享几天福，二是带我和姐姐。由于铁Z局是流动单位，职工的家属大多是没工作的。那时也不怎么太提倡计划生育，因此工人的子女也很多，有两个孩子的都是稀罕事，有三、四个孩子很正常，最多的一个工友有十四个孩子，吃饭时全家在用枕木钉成的大桌子旁，排成两列，像开公共食堂，他们的生活更为艰难。

大概在此前后，我们家还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了住在农学院的唐叔叔一家。唐叔叔是四川人，学机电的，本来在南京机场任工程师，一九五七年“反右”时被打成右派，送到太谷来改造，在太谷县农机厂当技术员。他的妻子是个好人，原先在南京一所大学教书，丈夫出事时两人刚结婚不久，也没有跟他划清界限，反而跟着他来到太谷，就在山西农学院当老师。他们有二女一子，老大是女孩，叫小京，老二也是女孩，叫文文，老三是个男孩，就叫小三。当时小京已经十四五岁了，喜欢拉小提琴，通过熟人介绍找着我父亲，于是两家人便如亲戚一样来往起来。到了一九八○年，老唐落实政策，搬走了。临走前领着老婆孩子到我们家道别，恰好我和姐姐都在农村，母亲也出差去了，只有父亲一个人在家。当时我父亲刚买了一本《三毛流浪记》，见小三在那里看得挺带劲，就对他说，也没什么好送给你，这本书就拿着吧！小三一听，高兴得要命。他们家搬走以后，还经常来信，得知小京这孩子挺有出息，考上了大学，后来还到美国留学去了。

一九七四年，我们家原来的房东因儿子成家，下了逐客令，于是我们只好搬到了太谷县城东关大队。我们家的新房东叫王二小，成分是贫农，即便是这个“贫农”家里，房子也是气派的四合院。当时没有自来水，我父亲每天晚上下班都推着汽油桶改装的水车到几华里以外的火车站打水，水里总有一股浓浓的汽油味。当时在那个大院里住着四家子人：我们家，房东一家，山西大学的老师一家，还有一家太谷县农业机械厂的工人。山西大学位于太原市，那位老师夫妇两地分居，当时也非常困难，他的老婆没有工作，靠在地里帮人家干点零活，并且在家里喂两口猪过活。他们有两儿两女，大女儿红红年纪比姐姐大一两岁，常和我和姐姐一起玩。红红他们几个小的时候穷得大冬天都没有袜子，脚后跟总是冻得如同胡萝卜。白天红红的妈妈要到地里干活，叉猪食的活全部落到七八岁的红红肩上。每次我母亲看到红红叉猪食，都跑去给她帮忙。红红的妈妈因为生活艰难，干完活以后回来看到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总是又急又气，经常一边哭一边把这几个孩子挨个打一遍。当时我才三四岁，刚刚学会说话，看到红红她妈打红红姐姐心里很是生气，于是跑过去教训红红妈妈。红红妈妈看到这个跟凳子一般高，连话都说不利索的小人儿也居然一板一眼地来跟自己讲道理，哭着哭着，忍不住笑了，也就不打孩子了。红红家里几个孩子都挺争气，后来都考上了大学，其中红红考上了北大。当时还在“批林批孔”，地方上对人们的管束比铁Z局要紧得多，那个农机厂工人每天晚上要学习、批判、开会到晚上十点多快十一点才回来，回家时老婆孩子都睡了，自己喝两口冰凉的红薯小米稀饭也就睡了，第二天一早就要上班。这就是那时中国老百姓过的生活。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十一、短缺时代

如果说，在那个时代除了政治迫害、户口歧视之外，还有什么让人刻骨铭心的，那就是无所不在的短缺。“短缺”二字对今天的年轻一代可能是非常陌生了，今天的年轻人除了缺钱，感觉不到什么物资的短缺。是的，最珍贵的往往是最不起眼的东西，平时人们只看得到金银珍贵，但没有人去多想，看不见、摸不着的空气和到处流淌着的水，对一个人的生命来说才最珍贵，如果没有空气和水，多少金银都是无用的。然而在那个时代，基本生活物资的短缺是家常便饭，影响到了每一个老百姓的生活（当然，高高在上的官僚另当别论）。为此，当时同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匈牙利，有一位经济学家亚诺什·科尔内专门研究了这种现象，还写出了一本《短缺经济学》。

在取得了“年平均增长12.5%”的“巨大成就” 二十多年以后的七十年代，我国人民的生活仍然极度贫困。当时的粮食供应是根据不同工种来的，重体力劳动如铁工、木工就多一点，脑力劳动和轻体力劳动的就少许多。当时我父亲定量是四十五斤，母亲只有二十多斤。供应的粮食中，有百分之七十五是粗砺得难以下咽的玉米面和高粱面，故而吃上一顿纯粹由白面做成的馒头，都成了很多人家难以实现的梦想。副食供应更差，每人每个季度定量仅供应肉五两（二百五十克），食用油五两。不但粮食和肉类和食用油要定量，连布、糖、蛋，甚至豆腐……几乎一切生活必需品也要定量供应。而农村户口的家属，却是连这一点可怜的供应也是没有的。

时至今日，我常看到有少数人回忆以往毛泽东时代“幸福生活”时还经常念叨说，那时猪肉几毛一斤，粮食几分一斤，没有从当时经历过来的人乍听起来确实感到挺便宜。可这些人独独“忘记”了，这个价格只是理论上的价格，或者说是基本上不存在的价格。因为，当时只是按定量供应发放票证，如果没有这小小的票证，多少钱也买不来这些东西。而一个月一两、二两的猪肉配给，不到一两的食用油，如何满足老百姓生活的基本需求？当时中国老百姓不仅收入低，而且就这么可怜的收入也并不能购买到可以满足基本需求的生活用品，这为以后发生通货膨胀早已打下了基础。

近一些年以来，随着对出版控制的放松，一些能够真实反映中国老百姓真实生活情况的统计数据被披露出来，下面我就摘录一段： 一九七六年，人均占有粮食381斤，低于1952年395斤，比最高的1956年（409斤）低28斤；食用油为3.2斤（平均每月2.66两，每天0.88钱），低于1952年（4.2斤），比最高的1956年5.1斤低1.9斤；棉布23.6尺，低于1956年（25.9尺），比最高的一九五九年低5.6尺。人均住房面积，则从1952年的4平方米下降到一九七六年的3.2平方米。（「注」资料来源：原国家统计局局长李成瑞《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经济情况分析》一文，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出版）看到这些少的可怜的数据时，我们也不要忘记，在当时中国这个官僚队伍庞大的国家里，身居高位的官僚们，比一般的老百姓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几乎不用任何限制的配给份额，因此普通老百姓享受到的东西比这些统计数据反映得还要少。这就是那个时代经济“每年增长12.5%”的真相。

铁Z局作为一个大企业，是工人阶级中排名最靠前的“铁老大”，特别是与当时特别短缺的铁路运输方面关系密切，单位也有不少运输汽车，因而在物资供应方面享有比一般地方单位好得多的待遇。当时，单位有个供应段，专门有采购员在过节之前从外地运来一些生活物资，缓解物资匮乏的情况。有时从东北运来一些大米，有时又从四川运来一些猪肉，有时又从青岛运来一些带鱼。八十年代中期还有一次，竟然运回了价格昂贵的鲳鱼。那时还很少听说什么冰箱冰柜，因此生鲜猪肉一般过年天冷的时候才会有，物资运来以后，往往是先按记账方式分发，等节过了以后才挨个收钱。每当当地老百姓看到铁Z局发放物资时的热闹情景，无不嫉妒得要死。

一九七六年，随着大刮“批邓”风，国民经济又开始下滑，特别是交通运输不畅。体现在老百姓那里，就是物资供应极度紧张。一九七六年元旦，太谷县街上竟然没有一处卖肉的。除夕下午，我的父亲和几个工人在街上转了一大圈，(奇*书*网-整*理*提*供)无功而返。想着过元旦家里却没有一丁点肉，不禁心急如焚。其他几个工人郁闷地回家去了，我的父亲不甘心，又来到处机关院内。一走进处机关大院，就发现一大群人围在一辆解放汽车旁，人声鼎沸。原来，供应段刚刚从外地运回了一车猪头。我父亲一看人太多挤不进去，就对卖猪头的工友任××大喊一声：“老任，帮我留个猪头！肥一点的！”任师傅是父亲的老相识，听到以后就从车上挑了一个大猪头，放在自己柜台下面，等到人散去了，我父亲才拿回家。

一回到家里，正看到我的母亲坐在家里发愁：快过节了，什么食品都没有。此时一见父亲提着那一个猪头回来了，顿时非常兴奋，一家人算是过了一个有肉的元旦。

到了一九七六年春节，我父亲为了买上定量的二斤豆腐，从早上四点排队一直排到下午才买到，把豆腐放回家，又排队买肉……买回的都是瘦肉，因为肥肉都被“走后门”的人买回去了。有人肯定会惊奇地问：卖给你瘦肉还不好？我就喜欢吃瘦肉啊！不过，那时的人们既缺肉、又缺油，喜欢买肥肉解馋或者炼油，跟今天的情形恰好相反。那些卖肉的、卖豆腐的，简直成了上帝，不管你是大学教授还是工程师，人人都得向他们陪笑脸以巴望能弄点肥肉解馋——然而这些人非常懂得如何把自己手中的权力最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恶劣的服务态度让人难以忍受。文革时期随着物资的长期短缺，“走后门”之风愈演愈烈，后来发展到“不正之风”，又发展到今天的腐败。如今父亲回忆起这段历史，吃惊地说：“人的适应性可真强，当时那么苦的日子，真不知道是怎么挺过来的？现在想想都后怕，当时就为了吃上一口肉，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大劲头排十几个小时的队？”

尽管有人说文革是为了“整腐败分子、特权阶级”，但实际上那个时代照样有腐败分子、特权阶级，而且为数不少。虽然从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生活水平不能与今日腐败分子、特权阶级同日而语，但是与当时的普通工人相比，干部们的生活就是强得多。那时的白糖异常紧俏，平时根本就见不到，一般人只能以糖精代替。然而，我的父亲就曾亲眼见到，单位头头们家里的白糖放得时间太久而变质，竟然被白白扔掉。此外，头头家里还有不少上海产的巧克力奶糖、麦乳精、名烟名酒等等，这在普通工人家里是根本见不到的。

不仅是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也非常短缺，一段时间里，全国一度“八亿人民八部戏”，虽然有些夸张，但基本上见不到什么文艺作品倒是真的。即便偶尔有几部文艺作品，也是硬套“文革”公式，贯穿“两条路线斗争”，无论是描写大庆油田的，描写南京长江大桥建设的，还是描写农村的，除了环境变变，情节、人物基本上没什么变化。我在上大学时候，买了学校处理的图书馆藏的几本书，其他几本名字忘记了，只记得其中有一本叫《南京长江大桥》。这几本书尽管描写的事情不同，但里面的人物和情节却是一样公式化：一个存在糊涂认识的老革命，一般担任正职；一个苦大仇深的造反派，虽然不担任很高职务，但革命路线站的稳，在工人或农民里威望很高，一呼百应；一个走资派或者阶级敌人，一般担任副职，副总指挥、副厂长之类角色，总是搞破坏，甚至执着到了冒着生命危险搞破坏的变态程度；一个头脑简单的革命群众，特别容易被坏人蒙蔽，被教育后又幡然悔悟，又变成特别坚强的革命战士。这类“文艺作品”情节大体相似：阶级斗争特别复杂，坏人隐藏很深，除了火眼金睛的造反派以外谁也识不破，造反派觉得困难时都在半夜学毛著，学着学着豁然开朗，于是往往站到窗前，推开窗户，“一股清新的空气迎面扑来，窗外万家灯火”。结局千篇一律：坏人想尽办法破坏，最后狗急跳墙，结果被造反派带领革命群众抓个现行；老革命受到教育，头脑简单的群众获得成长。人物也没有个性，只有“好”与“坏”的面具和标签。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十二、也有值得怀念之处

不过，那个时代治安倒是很好。一九七六年春节期间我们家两次遭了盗窃，小偷别的什么都没动（不过，除了那台收音机以外，当时也是一贫如洗的我们家也的确没什么东西值得偷），只偷走了放在桌上的两盘饺子。虽然父母为这两盘饺子的丢失也心疼（那可是来之不易的细粮和肉啊！），但想到那个小偷定是家里连过年的钱都没有了才会铤而走险的，因此反而可怜起他了。另一次，小偷在大年三十晚上偷走了家里挂在外屋的一块肉。那个小偷定是个走投无路的老实人，当时家里买了两块肉，一块大一点，新鲜一点；另一块小一点，不太新鲜了。山西冬天外边冷，屋里暖和，为了保鲜就把两块肉挂在冷一点的外屋。小偷只拣那块小一点的肉偷走了。我父母发现后，不但不骂那个小偷，反而感叹，那是一个好人。

我三、四岁时父母每天上班，就把我和姐姐锁在家里。那时也没什么防盗网、防盗门，调皮的我就把窗户玻璃上的钉子拔下来，跑出去玩。姐姐不敢跑，我就独自上街。有一次我自己跑到离家好几里外的电影院去，人家不让进，我就在门口玩起来。等到中午父母回家不见了我，急的发疯，全城都找遍了也没找到。后来邻居跟父母说我临走时跟他们说了句“影影”，于是父母猜我会不会跑到电影院了？等心急火燎地到了电影院，看到我正在和几个小孩坐在地上玩呢！还有一次，父亲跟母亲说要随单位文工团去“七五三”兵工厂调演，他们说话时我听到了，知道又可以吃上些肉啦，就自己跑到去那“七五三”兵工厂的必经之路旁等着，等到父亲单位的大客车来到这条路上，大家异常惊讶地发现了我，于是我就上了车，吃上了一顿大肉——当今，就是给我十个胆子，我也不敢让自己的小孩这样单独行动。

那个时代还有一些值得留恋的地方，比如说公费医疗。七十年代，父亲的一名姓赵的工友因为铁屑插进手掌中化脓引起败血症，局医院没法治立刻就转送到北京的铁路总医院，还派了三个人轮流招呼，一直到痊愈。还有一位段姓工人，一九七二年因为肠癌被送到上海铁路医院，开刀后截去了一段肠子。但是由于肠道缩短而导致吸收很差，人饿得不成样子。后来单位又把他送到上海铁道医院，植入了一段动物肠子，手术很成功，至今还健在。还有一位姓苏的工人，一九七六年脑部因绦虫孵化而导致腹水压迫视神经失明并经常性昏厥，转至上海铁路医院植入永久性水泵（国产），抽出腹水后眼睛复明，一年后水泵坏了，又送到上海铁路医院植入美国进口的永久性水泵，健康存活了十七年，也是分文不收。

虽然生活在“广阔天地”里的农民没有公费医疗，但当时的医疗费用是非常低廉的，一个感冒之类的疾病，一两块钱就治好了。而且那时医生的职业道德非常好，例如我的姐姐出生时我母亲难产，那样的情况医生也不用产钳（用产钳容易导致胎儿畸形），而是慢慢地用宽布带子一点点往下勒，前后折腾了好十几个小时。结帐时，仅仅花了十二块钱。此外，在一些紧急情况下，医院也是先救人，再收钱，有些确实没有钱的，也就算了。那时的人们尽管穷，但很少有从事坑、蒙、拐、骗、抢的。因此，建国后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从三十五岁提高到六十七岁，而改革开放之后，虽然经济建设搞得不错，但人均寿命却基本没有提高，甚至已经不及斯里兰卡等贫穷国家。这难道不令人深思吗？

再看看“医疗产业化”的今天：据《××晚报》报导，一位七岁的小男孩三年前由于阑尾炎引起的肠粘连而动了造瘘手术，将其两截小肠留在体外进行排泄引流。由于无钱进行第二期手术，三年多来，小孩的肠子一直挂在体外！看了这个报导，不知读者有什么感想。我本人可以断言：我刚才列举的三位普通工人，如果在今天恐怕没有一个可以幸存下来，因为他们和这个小男孩一样，没有钱。——这样的社会，这样的生存状况，一些人反而又怀念起毛泽东时代，还有什么好奇怪的呢？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十三、“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

前面提到过，我的父亲参军以后，就曾经在部队文工团干过一段时间，转业后又在开封市文化局工作，也是搞音乐。以后虽然当了工人，但在音乐方面水平还是有的。因此，我的父亲就被吸收参加了铁Z局的宣传队。此时的中国，正在刻意营造“莺歌燕舞”和“形势大好”的氛围，来证明这场“文化大革命”是胜利的、必要的。各个大企业、机关、学校、厂矿、军队竞相办起了宣传队，每天唱来跳去，营造歌舞升平的气氛。

铁Z局是大单位，吸收参加宣传队的都是文化水平比较高，或者在文艺方面有些修养的工人和干部，里面也算是人才济济，还有许多名人之后。例如前面提到的老作家魏巍的堂侄魏××，还有黄炎培的外甥王××等一些人。这些人大概也是受了家里文化氛围的熏陶，人人都很有两下子。

在宣传队里，由于我的父亲不仅作风正派，技艺精湛，而且在指导年轻人时非常耐心细致，因而他赢得了同事们，特别是年轻人的尊敬。直到二○○三年，父亲得癌症以后，他当年在宣传队的两个同事龙××和夏××来我家看望他时，还一起回忆起在宣传队里的那些日子。那个时候，他们二人还是二十多岁正当年，现在也都是快退休的人了。席间，他们还动情地唱起了当时在宣传队里唱的那些歌曲，还包括当时不许唱，他们偷偷唱的苏联的《共青团员之歌》。

当时的铁Z局宣传队全名是“铁Z局工人阶级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顾名思义，是专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那时，也不许演别的东西，天天排样板戏，从《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到《龙江颂》，几个样板戏都演过。实事求是地说，几个样板戏从舞美设计、唱腔和故事情节的安排上都不错，应有相当的艺术成就。但那时就这几部戏霸着舞台，古今中外其他优秀曲目都不许演，实在是太黑暗了。八个样板戏用传统演法演腻了，观众也看腻了，就来个“革新”，搞《钢琴伴唱红灯记》或者《交响乐沙家浜》。当时的报纸也是通篇造谣，说什么“贫下中农一听到《钢琴伴唱红灯记》，激动得热泪盈眶，奔走相告。”（「注」见当时《人民日报》）我的父亲当时曾经到很多地方去演出过，别说生活在“广阔天地”里的贫下中农，就连一些小县城，都没有一架钢琴，哪里谈得上“热泪盈眶，奔走相告”呢？

后来我父亲他们还参加了一次在太谷县延风剧场举行的文艺汇演，全县几十个单位都来了。人数虽多，但内容单调乏味，每个单位都只许唱《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和《国际歌》等几个。唱来唱去都是这么几首歌，不一会人们就烦了。等父亲他们的节目演完以后，后面还有二十多个单位没唱呢，父亲一算时间，结束要等到后半夜了，于是就和一个工友商量着回去算了。两人来到剧场大门，发现大门居然被锁了，不让出去。于是二人就在剧院院子里转悠，看见后面有个铁栅栏门，也锁了。二人只好做了一回梁上君子，从铁门上翻了出去。

在那一段，我的父亲还被安排参加拍摄一条假新闻。那新闻的题目叫做《铁Z局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群众文艺工作搞的好》。我父亲在这则“新闻”里边，装扮成一个到群众中采风的“文艺工作者”。为了突出气氛，那个记者让我父亲穿上借来的一身中山装、弄副眼镜戴着，尽管当时我父亲眼睛既不近视、也不花。此外，我父亲还必须背着手风琴。拍我父亲从面包车里下来的镜头连续拍了好几次：每次下来，和“群众”握手；由于记者不是很满意，于是父亲一行重回车上，再下来，再和“群众”握手……直到记者满意为止。本来父亲和扮演“群众”的工人都是熟人，可偏偏还得假装成不认识。接着拍“文艺工作者”与“群众”交谈的镜头，根据记者的安排，父亲必须拿着一个小本本，不断地边听边记，还得不断点头表示赞许。其实父亲完全是胡写乱画，而“群众”则对父亲说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反正根据记者的安排，张嘴就行了，解说员早就定好怎么解说了。后来，单位还组织工人收看这则“新闻”，扮演“主角”的我父亲去都没去。这就是中国“新闻”的真实面目。

一九七五年，我父亲随宣传队到某军分区去汇演。演出中间，不该我父亲上场时，他就从军分区礼堂溜了出来。这时，恰好碰到接他们过来的那个军分区司机从一辆小轿车上下来，我父亲给了他一根烟，二人聊了起来。由于我的父亲年轻时当过兵，二人聊得很是投机。聊着聊着，不知道怎么聊到军分区的领导们身上去了，那个司机告诉我的父亲，说这个小小的军分区竟然有十二个副司令员，平时都不怎么露面，一到争待遇、争小车时就都出来了。刚才他又跑了一趟，就是送一个副司令员的女儿到大学去的。

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两年，我的父亲忙着到处汇演，两年间在外调演、排练时间几乎占了一大半。当时父亲单位虽然天天都要上班，但一般都没什么活干，即便有，也都是在磨洋工。偶尔有几个特别忙碌的，肯定都是在利用公家的设备和原料忙私活，比如用整块的不锈钢磨成菜刀，用钢丝造弹簧给自己家沙发上用。看到领导来了，就把私活收起来，装成干公家活的样子。不仅是他们单位，当时父亲他们去汇演的不少单位都是这样。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五章 艰难时世（1972～1976） 十四、公元一九七六

一九七六年的中国，正是两种命运、两种前途大决战的前夜。元月八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周恩来总理在文革动乱岁月中忍辱负重，鞠躬尽瘁，他的逝世顿时使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我的父母也身戴白花和黑色臂章，为失去这样一位好总理而流泪。七月，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也逝世了。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病卧在床，难以视事。“四人帮”乘机翻云覆雨，倒行逆施，搞了不得人心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另一方面，人民忍受程度已达到极限，暗暗积聚着力量。反抗封建法西斯暴政的涓涓细流在一九七六年终于汇聚成了汪洋大海：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上，数百万人民以排山倒海、雷霆万钧之势，向封建法西斯暴政说“不！”尽管后来这场运动遭到了残酷的镇压，但是它宣告了离“四人帮”的末日已经为期不远了。

在这场运动中，铁Z局的工人阶级冲在了最前列。我们大家所熟知的一首声讨“四人帮”的檄文《扬眉剑出鞘》，就是出自铁Z局建筑处机械厂的青年工人王立山之手。一九七六年四月一日，正在北京探亲的王立山来到天安门广场，在纪念碑上贴出了那首令人回肠荡气的千古绝唱《扬眉剑出鞘》：

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这首传遍大江南北、黄河两岸，被亿万中国人民传诵的檄文，引起“四人帮”的阵阵恐慌。他们把该诗列为“四五”事件中的“001号反革命案件”，可见这把锐利的长矛，确实刺痛了“四人帮”的要害和心脏。

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八日的深夜，发生了二十世纪全世界死亡人数最多的唐山大地震，整个华北地区都处在强烈的摇动中，连太谷县也受到波及，震感十分强烈。强烈的震动把父母惊醒，他们迅速抱着我和姐姐逃到了户外，然后父亲又返身回屋把那台珍贵的收音机抢救出来。不过，这次震动后就没什么动静了，房子也并没有倒塌下来。不久，太谷县医院里转来了一些地震中的伤员。接着市面上谣言四起，例如“唐山只剩六个活人”，“地裂缝把整个城市都吞了”等等，把大家全弄成了惊弓之鸟。唐山大地震时，我已经依稀记事。那一段时间，每到傍晚，全县的地震警报就发出“呜，呜”的鸣响，此起彼伏。当时，谁也不敢回屋去睡，大家都拿着被褥、椅子坐在远离高大房屋的旷野。那时虽是夏天，但到了夜里还是感觉颇冷，我父母抱着我，坐在椅子上困守天明。朦胧中我记得邻居家的大哥哥，当时已经二十多岁了，穿着军大衣坐在我的前面，背对着我。不仅是太谷县，当时整个北方，人们都露宿街头。后来，我的父亲找到了单位一辆报废以后被拆除了座位的吉普车，每天晚上，父亲都把那台收音机用棉被包好放到床下，然后全家人步行几里地到那辆破吉普车里睡觉。

唐山大地震隐隐露出了经历“文革”洗礼之后，中国人道德沦丧的苗头。地震发生之后，有很多人不是去抢救伤员，而是忙着摘取死人身上的手表；在地震中倒塌的商店中的的物资遭到抢劫，不仅是粮食、衣物，连跟救灾一点关系都没有自行车、缝纫机也被抢走。附近郊区的农民，更是开着拖拉机，成群结队地进城趁火打劫。还有一些人，趁机浑水摸鱼，乘着人们无衣物遮身敝体大肆强奸。经过了几十年的“仇恨教育”，中国人淳朴善良的本色被一点点夺去，变得异常残忍而冷酷。

一九七六年九月，全中国大街小巷，突然间同时响起了哀乐——毛泽东去世了！那一天，我的母亲正领着我和姐姐正在街上往太谷线材厂走，猛然听到哀乐和广播员沉痛的声音。当时，我母亲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怎么，“他老人家”死了？难道……他这样的人也会死？于是她掐了自己一把，才知道这不是在做梦。以后半个月里，街上到处挂满了是白花，到处是戴黑纱的人。当然，我的母亲、父亲也戴了，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没有人敢不戴。

我的母亲带着我参加了太谷县手工业局工会组织的毛泽东追悼会，会场设在离线材厂不远的太谷县果品公司。那次，我第一次见到了电视，记得当时电视上放映的情景是故宫、以及躺在花丛中的毛泽东。我觉得很好奇，很兴奋，拍着小巴掌哈哈地笑，于是母亲狠狠掐了我一把，疼得我又大哭起来，整个会场数我的哭声最响。追悼会场中有几个中、老年妇女就跟死了亲爹一样“呃呃”地嚎啕大哭。其中有一个临时工，是个党员，都五十多岁了还转不了正，哭着哭着，竟然昏了过去。其余大多数人只是低着头，能挤出眼泪的挤眼泪，挤不出来的怕别人说对毛泽东感情不深，就偷偷弄点唾沫沾到脸上，装做流泪的样子。我不哭时，就偷偷四下张望，看到好些人都乘人不备往眼睛上擦唾沫。大人个子高，低着头互相看不见，可瞒不过我这个小孩子。

我父亲所在的铁Z局工人们对毛泽东的感情比地方上明显淡薄多了，当时他们单位领导宣布：“毛主席他老人家……”时，马上就有一个女声“呃，呃”地哭了起来，但是大多数人都低着头不做声，有几个胆大的人还偷偷地四处瞅瞅是谁在“呃，呃”，于是那“呃，呃”声也没了。

这就是公元一九七六年！人们沉默着、等待着，企盼着……

一九七六年十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我们家刚刚从地震棚里搬回来。我的父亲仍然像往常一样，搜索着莫斯科电台的广播。突然，一则江青被抓的新闻传入父亲耳中。据父亲后来回忆，刚听到这则消息，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又惊又喜，只是不大相信。第二天上班，父亲装做什么事都没发生。一位与父亲关系很好的工友走到父亲面前，压低嗓子对父亲说：“江青被抓起来啦！”父亲还假装糊涂，因为在那个年代里，人们互不信任，说不准出言不慎被谁告发了呢？那工友见父亲不信，急切地说：“真的！昨天我听外国电台说的！”于是父亲与他相对一笑，各自忙自己的去了。以后的几天里，人们都小心地传递消息，暗暗喜悦着，直到得到官方证实。

一九七六年十月下旬的一天，我和姐姐像往常一样被锁在家里，听到外面远远传来鞭炮声、锣鼓声。那天，父亲、母亲都回来的很晚，而且母亲是被人搀扶回来的，原来母亲是参加游行时掉到沟里扭伤了脚。“四人帮”被“你办事、我放心”的“英明领袖”给“一举粉碎”了！当时大人们都说，“四人帮”里有个江青最坏。后来，每当我们家吃鸡，父亲都把鸡头砸碎，掏出一个像正在跪着的小人似的鸡脑，说“这就是江青！”当时我们那里，很多工人家庭都是这样。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一、解冻年代

一九七七年，“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画像开始挂到了中国老百姓家里墙上。华国锋主席是山西交城人，交城离太谷县不远，大概只有不到一百里路。原先交城交通不便，华国锋时期，从太原修了一条笔直的柏油公路往交城，算是造福于民了。那时，每天广播一开始就放“交城的山，交城的水，交城出了个华政委”这首曲子，带有浓烈的山西民间气息，我小的时候对此耳熟能详。

当时华国锋主席推行着“两个凡是”，阻挠邓小平出山。可是，邓小平当时在很多中国普通百姓心里具有崇高的威望，于是就有一些胆大的工人在自家的窗台上放个小凳子，上面再放一个玻璃小瓶子，或者把瓶子挂在门上，以此谐音“凳小瓶”来表示对邓小平无声的支持。当时虽然打倒了“四人帮”，抓了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但华国锋却把自己的权力基础建立于毛泽东的提拔之上，继续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这种尴尬局面下，只好突出宣传毛泽东的原配夫人杨开慧。那时的人们家里，到处都张贴着站在月宫中的杨开慧的年画，连过年闹社火、舞龙灯时，都有人穿着白衣黑裙，装扮成杨开慧的模样，站在宣传车上招摇过市。

铁Z局的工人们早就对毛泽东没有任何感情了，此时毛泽东不在了，就更加明显地表露出来。当时，太谷县抓政治比铁Z局抓的紧，因此地方单位还延续着毛泽东时代的政治惯性，仍然对毛泽东尊称“毛主席”。可铁Z局的工人们却不管这一套，不知道由谁起头，开始叫毛泽东为“老毛头”，慢慢地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整个单位里工人们私下谈话时就找不到继续叫“毛主席”的了。“老毛头”这个称呼把毛泽东由“神”拉成了“人”，并慢慢地扩展到太谷县。不过太谷人说话习惯跟东北人不一样，把毛泽东叫“老毛”。

粉碎“四人帮”以后，郭沫若写了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被刚“解放”出来的豫剧艺术家常香玉所唱，顿时传遍全国各地。在文革中被整得死去活来的常香玉，自然是带着满腔的仇恨唱的，因此唱得咬牙切齿、铿锵有力。这首歌我记得非常清楚：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扫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

可以说，这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比较贴切地反映出了广大群众对“四人帮”集团的厌恶和粉碎“四人帮”以后那种扬眉吐气的情绪。但是，就在这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写成的五个月以前，郭沫若还写了另外一首词《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这首词是这样写的：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这两首《水调歌头》写作时间差距不超过五个月，然而二者内容之间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异，这不由得使人们脑筋转不过弯来。当时父亲的一位工友看了报纸以后，就对郭沫若的行为作了一个评价，他说：“郭沫若写东西，如同卖时令小吃的，什么季节来了，就卖什么；夏天来了卖凉粉，冬天来了卖羊肉汤。”一席话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虽然我见到不少后来人对郭沫若的“品格”评价普遍不高，“御用文人”、“变色龙”、“见风使舵”的帽子扣了不少，但是我却认为：后来人体会不到郭沫若自身的苦衷。俗话说“高处不胜寒”，作为当时中国文化界的旗帜性人物，在那种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下，郭沫若的目标实在太大了，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如果他不这样“见风使舵”，那么他早就被打倒，落得和邓拓、吴晗和老舍那样的悲惨结局。即便是这样小心翼翼、紧跟形势，郭沫若也在风烛残年之际失去了自己的儿子，白发人送黑发人，老年丧子之痛，谁能了解体味？尽管郭沫若的行为不值得推崇，但人毕竟首先都是力求自保的；而且，他没有和某些“文棍”那样加害他人，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也算是守住了道德底线。因此，我觉得人们在评价郭沫若时，最好能够宽容一些。

一九七八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读书又从“无用”变成“有用”了。于是铁Z局里，也有一些工人想考大学。无奈十年“文化大革命”，革掉了文化的命，好多人文化基础非常差，连一般的常识都不懂。父亲单位有个叫李××的工人，也就是小学文化程度，连汉字还认不全，这时也突发奇想要考研究生，回去憋了几个月写了篇两三页信纸的“论文”。李××搞不懂论文是什么东西，于是他的“论文”的名字就叫《论文》，给北京大学一位教授寄了去，要人家收他做研究生。那个教授还比较好，回了一封信，很委婉地说，那“论文”的思路不错，但是缺乏一点专业和文化的基础，如果补上就好了。李××没看出来这是在婉拒他，还到处让人看这封信，说“连北大教授都说我思路好，就差一点专业文化基础了”。给我父亲看时，父亲一看就明白了，但又不好直接打击他，就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说以前有个读书不用功的书生去赶考，考题是就今天所见所闻做一首诗。书生一想，今天出门碰到了邻居老张，跟老张打招呼时不慎把卖早点的汤桶给踢翻了，走到教坊前听到里面弹琵琶，恰好弦断了，又走到河边看到两个渔翁为争一条鱼打架。于是这个书生作了一首“诗”：出门遇老张，脚踢一桶汤，隔墙琵琶断，两渔翁相打。写完后书生读了一遍，感觉最后一句不压韵，就把“打”字给去掉了，这样这首诗变成了：“出门遇老张，脚踢一桶汤，隔墙琵琶断，两渔翁相”。倒也压韵。阅卷先生一看这首“诗”，禁不住气打一处来，用红笔批了两个字：“欠打！”书生落榜后一看卷子上的批注，顿时后悔万分：哎呀，连老师都说了，我就是欠个“打”字，要是当时不把那个“打”字勾掉就好了！讲了这个故事，李××当时还没明白过来，琢磨了几天回过味来了，找到我父亲，说：“老国，弄了半天你是说我欠打呀！”父亲听后哈哈一笑，李××也从此死了心，老老实实地当工人去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二、《八一风暴》

华国锋任党的主席之后，渐渐地政治气氛宽松起来，万马齐喑的局面渐渐被打破，人们的思想开始挣脱牢笼，开始出现了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作品。一九七七年，时值“八一”南昌起义六十周年，于是，全国各地、各大企业的文工团、宣传队等文艺团体，都开始排演话剧《八一风暴》。

铁Z局宣传队的水平在那个小小的太谷县城算是第一流的，因此演出时盛况空前、场场爆满。话剧《八一风暴》与八一南昌起义的真实情景有些不同，人物名称也不一样，比如周恩来，他在话剧里的角色却叫“方大来”，由前面提到的黄炎培的外孙王××扮演；而魏巍的侄子魏××则因为人长得斯文，扮演一个“党代表”角色；我的父亲则饰演北伐军一位军官，摇摆分子，关键时刻倒向“反动派”一边被缴了械。我的父亲有些轻微的口吃，令人惊奇的是，他一上台就不再口吃了，对答如流。当时，我的父亲排演时总是带着我去，有一次演出时还闹了一个笑话：剧情正紧张时，我突然从幕后跑上前台，站在那里要为大家唱一首《红星闪闪》，把观众笑得前仰后合。

在《八一风暴》演出成功之后，我父亲又随宣传队到其他单位、部队和附近各县巡回演出几十次，次次都盛况空前。之后，他们又排演了一部话剧《特别任务》，描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魏巍的侄子魏××扮演主角地下工作者，而我的父亲则扮演国民党的少将情报处长。家里还有几张当时的剧照，父亲的同事们总是说，我父亲演得不仅形似，而且神似。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三、南住宅

一九七七年，我的母亲又怀孕了。考虑到家里的经济条件，我的父母决定不要这孩子。流产后，发现竟然是三胞胎。我的母亲在铁Z局三处医院里做了绝育手术，当时主刀的医生姓杨，属于自学成才的“赤脚医生”，技术十分的差。赤脚医生甚至连器官的准确位置都搞不清楚，用钩子钩出这个来一看，是肠子，又放回去；钩出那个来一看，也不是，又放回去……愣是把一个小小的结扎手术做成了大手术，前后折腾了八个多小时，害得我母亲好几次从麻醉中醒来，又被重新麻醉过去。手术做完后，我的母亲一个多月都不能下地，住在医院里。父亲就买了一些小公鸡养着，每天熬成鸡汤送到医院里，给母亲补身子。

一九七七年底，我们家的房东因为一个亲戚要借住而要收回房子，来了我们家好几趟，催我们走。但当时我们家没有分房子，无处可搬，因此每当他走后，我的父亲就发火。就这么拖了半年，终于分到了房子，于是我们家又到了太谷县南门外。我的父亲于一九六三年参加铁路，熬了整整十五年，算是在四十二岁的时候，分到了自己的第一套福利房。

这时父亲所在的铁Z局三处又流动到河南省的商丘市，并最终在那里扎根。虽然商丘市要比太谷县要繁华热闹些，但是我父亲年纪大了，母亲也有了工作单位，因此他们不愿意再随着单位流动，就在太谷安居下来。由于干部、工人们纷纷搬走，单位的集体宿舍开始有了闲置，于是我们家起初分得了一套面积约为二十平米，没有厕所、没有自来水的简易的二居室。那时的房子设计得特别愚蠢：一进门就是个二平方米左右的小厨房兼过道，厨房进去是一间房，再进去又是一间房。但毕竟有一个安身之所了，因此全家还是很高兴的。后来搬走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家又得到了一间同样大小的二居室，这算是住得稍微好一点了。

铁Z局三处在太谷时，有两处家属院。一处是在太谷县城北城墙根下，人们叫“北住宅”，里面设有铁Z局三处的子弟中学，主要住领导或者资格老的工人；另一处则在太谷县南门外，人们叫“南住宅”，设有铁Z局三处的子弟小学，主要住工人。南住宅所在地解放前是太谷县的乱葬岗，埋葬的都是死于非命的外地人和处决的犯人。铁Z局三处到了太谷之后，在这片坟场上建房子，经常从地下挖出人的骷髅来。我小的时候，还常和小伙伴们用竹竿挑着那些骷髅玩，个别胆大的还用手提着往别的小孩子身上扔吓唬人家，现在想想，真是对先人们的大不敬。既然处于这样的位置，自然会有各式各样的传闻和鬼故事。当时很多人说，这里的死人骨头半夜会敲门。听了这个传闻以后，我和姐姐留心听了一下，果然每天半夜总是有人敲我们家门的声音，吓得我和姐姐魂飞魄散，而父亲出门去看，却并没有人。此后，渐渐也就习惯了，那奇怪的敲门声时有时无，直到我们搬走。

一九七八年九月我上了学，当时在班里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成绩也不怎么好。铁Z局三处的子弟学校里的老师，多半是从工程队抽上来的，也没什么教育经验，对孩子不太耐心，我当时经常挨老师的训斥，特别怕老师。学生们除了铁Z局子弟外，还有一些火车站的子弟。我们上学的第一课叫做“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第二课好像是“你办事，我放心”。我记得课本第一页是毛泽东坐在沙发上的一张像，第二页则是毛泽东和华国锋谈话的照片。虽然子弟小学教学质量不高，但是条件却是当时太谷县所有学校里最好的，上课时都坐着椅子，还有航模兴趣小组，生物观察小组，中学还有音乐兴趣小组，有几十架手风琴，这在当时地方上的学校里是根本不敢想象的。

“南住宅”靠北的部分是家属院，靠南的部分是我们就读的子弟小学。“南住宅”位于太谷县城的边缘地带，出了我们的子弟学校往南走几十米就是同蒲铁路了，我在子弟小学读一年级的时候经常和同学们跑到铁路旁边玩。当时，同蒲铁路突然变得异常繁忙起来，一列接一列的火车，接连不断地往南运送用绿色帆布遮盖起来的大炮、坦克等军用物资。小孩子好奇，每当看到这些装满武器的列车就兴奋得哇哇叫，后来懂事一些以后才知道，那是要跟越南打仗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四、有些动物更加平等

我母亲转正后不久，就从食堂调到了镀锌车间当生产工人。这在单位里意味着从地位比较低的“伺候人”的炊事员，变成了地位相对较高的生产工人。母亲这个人勤快，到车间干活后总是把一切公共的活，比如打扫卫生之类的活都抢着干了。当时工人几人一班干活，母亲总是干得快而多，还经常替别人干活，所以工人们都特别愿意跟我母亲搭班子干活。

当时太谷线材厂的厂长是河南人，姓李，有一天李厂长来到车间里，找到了正在干活的母亲，问道：“喂！小老乡，要是让你当会计，你干不干得了啊？”原来，当时线材厂里一共只有三个高中生，一个姓高，是北京下放知青，在厂财务股当会计；另一个姓韩，是厂里的化验员；还有一个是我母亲，其实仅仅是初中一年级文化程度，但在转正时虚报了个高中。当时厂里财务股有两个人：一个高会计生孩子，另一个出纳传染了肺结核，在住院治疗；厂里财务股瘫痪下来。李厂长一看履历表，发现我的母亲是“高中毕业”，于是就找我母亲。

虽然我的母亲小小年纪就因文化大革命辍学，从没有学过会计和珠算，但是她心想，学珠算会计也没什么难的，于是就坚定地说：“那有什么干不了的？不过李厂长别开玩笑啊。”李厂长一听就乐了，说，那明天就到厂里财务室去上班吧，这个月的报表要赶紧报呢。

当天下午，我的母亲上街买了一个算盘，找了我父亲的一个朋友王××（「注」王××这个人，以后有专门章节提到），学了一下午，第二天就到厂财务股上班了。当时已经是十七八号，而按照规定，每个月二十五号就要做报表，二十六号就要报到手工业局去。我的母亲把一大堆报表拿回家里去，左看看，右看看，再自己琢磨一下，不会的就翻书查，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居然准时把报表报出去了。李厂长一看，非常高兴，于是又问母亲，出纳能不能也挑起来？我母亲回答说，那没问题啊，于是会计出纳一肩挑。之后，李厂长又把统计也交给了我母亲，我母亲照样把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

我母亲的工作能力，得到了全厂上上下下的肯定，特别是李厂长，逢人就说这个小老乡是个了不起的能人。当时厂里有个总务室，李厂长总是感觉厂里有些开支过大，怀疑总务股长贪污，于是又把总务也给了我母亲。母亲当时一听，笑道：“我现在又是会计，又是出纳，还是统计，现在又管总务，那你就不怕我贪污啊？”李厂长学着毛泽东对华国锋的口吻说：“不怕，你办事，我放心。”

与“南住宅”隔着一条大马路，就是一支部队驻地。那部队是个汽车团，墙上写着“解放军爱人民”大标语，解放的“解”字还是简化字，写做“角羊”。那个部队有一个礼堂，经常放映一些战争题材的电影，因此每当有电影放映时，我们小孩子们都想进去看。可是门口有哨兵，不让进。当时我六七岁，虎头虎脑的正是招人喜欢的年纪，经常到部队门口去玩耍，渐渐地跟哨兵们混熟了。那些哨兵也不过是十七八岁的大男孩，其实也挺爱玩的。到过年的时候，我就弄点鞭炮给那几个哨兵放，或者弄点核桃、柿饼之类的零食装在口袋里给那些哨兵们吃。后来我和那些哨兵们打得火热，每当他们值勤时我都可以在部队里畅行无阻，还让我摸他们的枪，那时我才知道真枪和我们小孩子玩的玩具枪之间有多大的区别。有电影放映时，部队门口站一大帮孩子，哨兵都不让进，惟独我领姐姐一去，哨兵就开个小门，放我们俩进去了，这也算我一生中第一次“走后门”吧。

后来我就经常去部队家属院里玩，在那里认识了一个姓汪的小朋友。我们俩非常要好，经常互相到对方家里做客。他的父亲是部队里的一名处长，当时三十多岁，白白胖胖的。我最喜欢到他们家去吃饭了，因为他们家似乎从来没有断过鸡鸭鱼肉。特别是，他们家吃的排骨跟我们家的很不一样：当时太谷县的国营肉店里根本见不到排骨，偶尔只有被剃得干干净净、几乎只带一丁点儿肉的大骨头卖。碰到有这种大骨头，大人就买回家炖汤，那上面的丁点肉根本就不用啃，放在嘴里一含就没了，然后就锤子砸开“敲骨吸髓”。吃过一次的骨头是舍不得丢的，还要再熬一回汤。即便是这样，每当家里吃骨头时我和姐姐都象遇到了盛大节日。可是小汪家的排骨上面全部都是厚厚的肉，味道真是美极了。小汪的妈妈知道我喜欢吃排骨，几乎我每次去他家吃饭，她都给我做排骨。他们家的酒柜里放着很多白瓷瓶的酒，后来长大了我才知道那种酒叫茅台。小汪还给我吃过一种我从来没见过的有些苦味的黑色糖果，告诉我这叫巧克力。他们家拥有两套有厨房厕所的房子，一套一居室、一套两居室——和我们工人阶级家庭比较起来，我生平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差别，正如奥威尔的《动物庄园》里所说的那样：“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更加平等”。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五、农村见闻

一九七九年春夏之交，我的母亲把我和姐姐送回了河南滑县农村她的老家。当时正是农村“包产到户”实行前夕，“人民公社”还未解散，还在实行大锅饭，但是已经没有政治气氛了，还允许搞一些副业。外公家所在的村子里，很多农民家都在做挂面，我刚一回到家，就闻到弥漫在空气中的挂面香味；出去玩时，看到一些人家挂在院子里的细若游丝般的挂面在微风里轻轻摆动，非常好看。可是我们家在以往被整怕了，也就没有敢从事这项副业。

那时农村的墙上，随处可见“农业学大寨”和“以粮为纲，抓纲治国”的标语。文革期间，生产队里只许种粮食，外公种瓜种菜的本事根本使不上。文革结束以后，队里也开始让种一点瓜了，于是外公经常带我到地里种瓜，我就和小孩子们一起跳到机井前的水坑里洗澡。累了，渴了，外公就给我们摘一个西瓜。外公种地的把势是一流的，种出的西瓜个个像水桶那么大，个个是沙瓤，特别甜。

刚回到老家不久，就赶上了农村麦收。我们这些小孩子们都接受大人的唆使去哄抢生产队的小麦。每当队里运麦子的牛车、马车驶来，我们就一拥而上，从车上大把大把地拽麦子。负责看粮仓的是“疯老爷”，我们家的没出五服的亲戚，是村里以前造反派头头之一，后来得了间歇性精神病。当时，我们都很怕他，一见到他就拼命跑，他也并不真的追赶，因为他的儿子也在我们的队列中。就这样，我们一边在课文里学习“英雄少年刘文学”，一边哄抢集体财物；“疯老爷”一边保卫“集体财产”，一边唆使自己的儿子挖“社会主义墙角”。我们家的隔壁是一间小房子，是小队的仓库，里面就有一些种子和一个农药喷雾器，老鼠成堆。至于作为农业机械化象征的“铁牛”（拖拉机）全村只有一台。那时的农村还没有用上电，全村人都是早早的睡了。

此时文革已过，当年被政治狂热弄得发疯的人们又恢复了常态。当年的整我们家的那些造反派，居然也常到我们家来串门，笑眯眯的给我和姐姐讲故事——就仿佛他们从来没有整过我们家、仿佛从来没有把我的外公、外婆、母亲逼上绝路一样。当时我还是小孩子，不明白大人间的事，因此当后来母亲告诉我是某某人打得外婆口吐鲜血，某某人让外公给蒋介石的纸人下跪时，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我实在想象不出，这些人怎么可以和颜悦色地来我们家串门，哄小孩子开心呢？人间的事，就是这么奇怪。有一天，我们还隔着那两条并排的人工河，与邻村任庄的小孩对骂，结果引起了两个村村民之间的械斗，有很多人挂彩，好在没死人。当年整我们家的造反派为了救我们几个小孩，与对方扭打在一起。外婆把我领回家后，狠狠地打了我一顿，又心疼地给我做了一顿好吃的。

那时记忆中村子里的疯子多。一千多人的村庄，竟然有十几个疯子。有文革时不堪虐待疯的，有文革后失势疯的，也有因为自责疯的。和我们家在一条街上的一个亲戚，按辈分我应该叫他“舅”，由于文革期间在造反派的鼓励下把自己的父亲踹得口吐鲜血而自责不已，不久就疯了。他总是浑身上下别满毛主席像章，一天到晚蹲在街上不言不语。

当时，我还目睹了生产队评工分的情景。每天晚上下工后，大家坐在一起，一边唠嗑，一边评分，有时争吵，有时嬉闹，感觉非常民主。生产队的会计是住在我们家对面的年轻人，也是五服以内的亲戚，我们都叫他旦妞哥。旦妞哥身材修长，相貌英俊，人也非常和气，当时二十出头，刚刚高中毕业，在队里算是个文化人。外公当时已经七十岁了，但因为干活卖力，总是被评上十二个或者是十四个工分（「注」人民公社时期，农村工分采取十分制，一个标准棒劳力的得分是十分）。可惜，二○○○年，旦妞哥在道口卖馒头晚上回家时，被汽车撞死了。后来那辆肇事汽车逃逸，家里也不知道，旦妞哥的尸体在公路旁被扔了好几天才被领走。我们家知道这个消息以后，很是难过了一些日子。

农业集体化、人民公社化本来就非出自大多数农民的真实意愿，因此一等政策稍微放松，农民就为“私”字忙碌起来。当时，我和常和大人们一起下地干活，每天早上上工时，队长就拿个破铁块敲着，吆喝着“上工啦，上工啦”，于是社员们就扛着锄头，三三两两地来到田头，嘻嘻哈哈打闹，干上五分钟休息半小时。一等到下工就跑到自留地里忙到天黑。我和姐姐是外来人，也被分配干一些诸如拾马粪、拔杂草之类的轻活干，当时还觉得挺有意思。只是有一次在拔草时见到草丛里有一条蛇，吓得我发了好几天烧，把外婆心疼坏了。

文革结束以后，以往被禁绝的农村戏班子又活跃起来，我常随外公去公社看戏。当时公社有一个礼堂，里面的设施非常简陋，所谓的“座位”都是砖头垒成的墩子。那时刚刚恢复这些东西，因此每次看戏时都是人山人海，每次看戏都买不到坐票，只好站着看。我记住了几次看戏的内容，有《穆桂英挂帅》、《寇准背靴》、《空城计》、《打金枝》等等。有些戏反复看了好几遍了，可外公却是百看不厌，有时还步行十几里路，到更远的公社、集镇去看。戏院门口卖小吃的、卖西瓜、卖花生瓜子的一个挨着一个，当时一块西瓜卖一毛钱。

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最喜欢的除了过年，就是赶集了。当时离我们那个村子六里路开外，有一个叫袁公店的集镇，是外婆的娘家，比较大，每年有一个大集。文革期间这个集市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此时刚刚恢复，因此盛况空前。附近百十里的村庄和公社都来人赶集，还有戏班子、杂技团助兴，一时间村庄的路上商贩云集，高音喇叭鸣响，人人脸上洋溢着笑容。

那时的中国农村还基本上处于自给自足时代，全村只有一个商店，当时叫供销社，房子原来是一个小土地庙，也就卖一点铅笔、本子、糖豆，点灯用的煤油，还有些针头线脑什么的。供销社的营业员是个女的，叫春叶，当时还非常年轻，总是有一些男人在下工后围着她转，也不买东西。供销社的门外，则是一块空地，一个砖台子上放着从土地庙里拆下来的大石碑，大概有一米五见方，上面还刻了一些字。这块石碑和那一小块空地，是社员们聚会、休闲的场所，每到吃饭时间，就有一些社员端着碗出来，坐在石碑上或者是蹲在地上，边吃边唠。村子里偶尔也有一些货郎来，卖橡皮筋、小卡子、樟脑丸、针线和削铅笔的小刀之类的，还可以用头发换。很多小姑娘、小媳妇平时梳头掉的头发都舍不得扔，收集起来塞进墙壁的缝里，等货郎来了换橡皮筋。

那时生活还不宽余，社员们很少有什么人有钱的，谁家要是有一个工人在外面挣工资，那别人就羡慕得不得了。当时饭吃得也不是太好，总是玉米面稀饭，里面放南瓜；有时则是玉米面稀饭加面条，里面放红薯叶。只有麦收以后，才偶尔熬些麦仁汤喝，算是好吃的。一个南瓜，一个红薯叶，吃得我多少年以后根本就见不得这些玩意。后来舅舅因为工伤病退回家了，等到偶尔“大公河”里来点水，他就带着我到“大公河”里用筛子捞鱼，忙了一个上午，一共只有一个拳头那么多，捞上来的小鱼儿跟烟头那么大，回家后外婆用白面和着小鱼儿，摊了几个煎饼，全给我和姐姐吃了。

虽然那时村里有赤脚医生，但实际上，公社“向阳花”上的“瓜”们不享受什么公费医疗。赤脚医生对付头疼脑热还可以，大病还是生死靠天。我在农村上小学一年半时间，班里就有两个同学夭折了；我舅舅的一个儿子因为发烧救治不了烧成了傻子。农村卫生条件非常的差，整整一个冬天都不洗澡，大人小孩的脖子上都黑糊糊的，每个人身上都长虱子，特别是女孩子，长长的头发上虮子成串，看上去白花花的。

我在农村读到小学二年级，成绩在班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当然，农村的教学质量也很差。我们的教室是一间很破旧的土坯、砖头混合垒的房子，窗户没有玻璃，室内光线很差。所谓课桌就是一种用水泥做的板子，底下用砖头支撑着；没有板凳，学生都要自己从家里带小板凳。学校里连粉笔都经常断货，有时都要从地上捡土坷拉、墙上扒下来的石灰当粉笔。老师的小名叫国青，也是我们家五服以内的亲戚，当时很年轻，文化程度只是个公社初中毕业，语文、算术都一个人教。我们上课也很轻松，也没有什么家庭作业，每天下课就跑出去玩，到树上逮知了，或者收集知了蜕下的皮到公社去卖（「注」知了的皮可以做药材），一篮子大概可以卖几毛钱，钱到手以后，就去买点糖吃，或者买一副扑克牌。

当时我们村里小学只有二年级，三年级以上和初中的都在一华里以外的落庄上。落庄是个只有三百来人的小村子，村里面的人都姓王，世代和我们村联姻。那次我们村和任庄械斗时，落庄也参加了，是帮我们的。

前面提到的那条修建于“大跃进”时期的人工河叫“大公河”，也就是“大公无私”的意思。到了七十年代末，大公河两边的树都已成材，非常茂密。每年春天清晨，树林里布谷鸟“咕咕”地叫着，非常好听。我们这些小孩子特别喜欢到“大公河”里玩，特别是夏天偶尔有水的时候，我们就和过盛大节日一样，成群结队到河里洗澡、游泳，或是在长满青草的大堤上挖甜草根吃。河上每隔几里路就有一座桥，桥下的水是比较深的。大公河水少，只有桥下才有水坑，那里就成了我们小孩子们的大本营，一下课就往那里跑。

在农村待了一段时间就过年了。虽然经历了几十年无神论教育，但农村人还是非常迷信，过年时敬灶王爷，贴门神，祭祖先，非常热闹。那时，多数人家里的堂屋正墙上都贴着毛泽东、华国锋并排的画像，但我们没有贴，只贴了一幅《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年画，画上一个微笑着的女社员正在收获苹果。过年时，我们穿着新衣裳随着大人这家拜那家，到了别人家里，不是五服以内亲戚的就塞一两个核桃，是五服以内亲戚的，就给两毛压岁钱。

不过，尽管生活艰苦，但在农村老家生活那段日子，应当算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无忧无虑的时期了。我永远忘不了和小伙伴们玩捉迷藏时的奔跑与笑声，忘不了那湛蓝的天和雪白的云，忘不了和伙伴们一起到树上逮知了烧着吃，忘不了自己做扑克牌打“交公粮”，也忘不了向慈祥的外婆发誓“二○○○年开小卧车接您”的情景。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六、回到太谷

一九八○年夏天，我的母亲回到滑县老家接我和姐姐回太谷县。一到家我就吃惊地发现一样东西，一台十二英寸、日立牌的黑白电视机。黑白电视机是七十年代末才逐渐走进老百姓生活的电器，当时算是老百姓家里最大的一笔资产。我们单位最早有电视的自然是领导们，后来，大约在一九七八年前后，一位姓赵的电工用七拼八凑来的元器件自己装配了一台七英寸的黑白电视，算是电视机走进了工人家庭。那个电视足足有一个酒柜那么大，屏幕却如同一本书那么小，而且图像一点也不清晰。即使是这样，全家属院的人都轰动了，天气不太冷的晚上，赵师傅就把那台体积巨大的电视机搬到院子里，前面坐满了好奇的大人小孩。自从在他家看了电视以后，幼小的我就特别渴望家里能有一台电视机，经常用粉笔在墙上画电视机的样子。家里买了电视机以后，我多了一样欢乐，吃完饭后，坐在小电视旁，欣赏并不多（只能收到中央一套和山西省电视台两个台）的电视节目。刚回家那一段时间，我由于想念外公、外婆而天天大哭，母亲只好变着法哄我。后来电视里放日本的《铁臂阿童木》，小孩子没常性，看进去以后也就不闹了。

当时新闻报导也渐渐放松管制了，有一次电视里在播放《新闻联播》时，出现了墨西哥发生洪灾，军队前去救援的新闻。当时父亲单位有一个工人，看了这则新闻后在上班时大惊小怪地说：弄了半天，人家资本主义国家出了灾害，人家的军队也去救啊，我以前还以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军队都是趁火打劫老百姓呢。

由于我的父母都有工作了，二人每个月的工资合计有九十块钱，日积月累，家里的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了不少：做了一对沙发，买了一台电视机，还添置了几件正式的衣物。那时候买电视要凭票，还要自己到太原提货。我父亲托人弄到票以后，几个工友一听，也非常兴奋，于是大伙一起开了单位一辆大解放卡车就去了太原，把电视给带回来了。那台电视价格是五百一十块，相当于父母二人半年的工资。此外，我们家也买了匈牙利进口的胶合板、木料、油漆等等，开始打制家具了。父母请木匠精心打制了三个大衣柜，一个给他们用，另外两个，则准备留给我和姐姐长大结婚时一人一个。读者不要见笑，当时他们真是这么想的，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在此后二十年内，中国会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此外，还打了一个书柜、一个写字台、几把椅子、两张双人床、茶几等东西。从我记事到一九八○年，我们家里算是第一次有了像样的家具。

那时，好像人人都忙着打家具。我们的邻居，老工人金××也用了毕生的积蓄，给他的儿子打了一套家具，每个柜门上都用烫金烙上毛主席诗词，诸如“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之类的。等到后来他儿子结婚时却嫌这些家具太土，不要，把老金头气得大病了一场。

我的母亲从小时侯起就一直忍饥挨饿；嫁人以后被祖母虐待，每天只给她吃红薯面，吃得母亲那一段时期直吐酸水；后来家里生活也不好，经常断顿。这些因素导致我的母亲得了严重的胃病，疼起来连话都说不出来。母亲调到财务股以后，恰逢舅舅回老家后盖新房子，钱不够。母亲就从厂里借支了八百块钱汇了过去。由于那时侯一个月工资才三、四十块钱，家里也没有什么积蓄，于是母亲为了还钱，除了加班干些副业挣点外快以外，还每天中午不吃饭节约钱。当时厂里有个卫生所，卫生员姓康，是个女的，跟母亲很合得来，母亲就经常去卫生所开点山楂丸治胃疼，一吃，发现山楂丸居然可以饱肚子。于是此后一年多时间里，母亲每天中午就吃五粒山楂丸当午饭。也是好心有好报，一年以后，我母亲那么严重的胃病居然彻底治愈了。

我的母亲十分好学，到了财务股后，发现以前的知识实在不够用，于是就买了薛暮桥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工业企业会计管理》、《英语九百句》等书回家学习知识。白天上班，晚上钻研，还天天练习珠算。那一段时间，她经常往家领“先进工作者” 和“三八红旗手”奖状，可是从来都不挂。厂里还奖励给她一辆“飞鸽”牌自行车，后来又配给她一个日本产卡西欧的计算器。计算器在现在什么都算不上了，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却是了不起的先进玩意，其意义绝不亚于现在的一台“奔腾—四”电脑。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七、摩苏尔的中国人

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伊拉克是个非常富裕的产油国，那时，铁Z局和伊拉克签署了劳务输出合同，派出大量工人到伊拉克，去修建伊北部城市摩苏尔附近的底格里斯河上的大坝。在同一个工地上干活的有中国人，还有印度和巴基斯坦工人。劳动报酬是一样的：一天六个伊拉克第纳尔，按照当时的比价，约合三十六元人民币。然而，中国工人拿到手里的，却只有一个第纳尔，相当于六元人民币，其余全部被“国家”拿去了。当时，一般中国工人平均一个月的收入也不过五十元人民币，所以这一天六元钱在中国工人眼中已经是了不起的高工资了（「注」有资料显示，一九五七年中国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为六百零六元；由于二十年冻结工资，到了一九七八年，中国职工的年平均工资下降为六百零二元，而一九七八年的物价水平，要比一九五七年还要高）。

然而，俗话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印度、巴基斯坦的工人和中国工人在一个工地上干活，每天挣到的六个第纳尔里，只用上缴一个第纳尔作为税收，自己净挣五个。长期以来，中国官方一直宣传资本主义国家“残酷剥削劳动人民的剩余价值”，这些中国工人早已深信不疑，可是，真正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劳苦大众比起来，所有的中国工人都明白自己上当受骗了。

伊拉克属于热带沙漠气候，炎热、干旱，夏季室外气温经常达到五十摄氏度，工人们每日挥汗如雨。印巴工人有钱，下工后都躲在空调房里不出来，而中国工人房间里却不安空调，工人们就这么熬着。每到周末时候，印巴工人都包租大客车，到巴格达、摩苏尔，或者基尔库克等城市去玩；中国工人则由政工干部组织政治学习。当时华国锋还在继续实行毛的政策，宣扬“两个凡是”，所以还成天学习毛主席著作。

有些中国工人也眼红印巴人，请求别人出去玩时把自己带上，印巴工人对中国工人比较友好，也就答应了。可是后来这事被随行的“领导”和政工干部发觉了，于是警告印巴方面：“如果出了事，你们要负政治责任！”。后来中国工人在跟车时，人家就不让了，说“你们领导说过，要负政治责任，你们中国，政治责任太这个——”说完，伸出大拇指。后来，中国工人居住地围上了铁丝网，进出都要经领导同意，于是中国工人也被外国人讥讽为“围在猪圈里的矮脚猪”。

干部的特殊化此时已是愈演愈烈。那些带队的“领导”为了经常能搭乘飞机回国探亲，就常常从国内空运去粮食和副食。伊拉克气候干旱，蔬菜昂贵，干部们不愿意买蔬菜给工人吃，于是在伊拉克那一段时间，中国工人的伙食几乎天天是粉条，都是国内空运去的。由于长期缺维生素有许多工人烂嘴，也有一些得了坏血症，后来就发维生素片。工人们吃粉条都吃怕了，于是有很多人偷偷到印巴工人和西方工程技术人员宿舍周围的垃圾堆和厕所里，寻找别人丢弃的烂菜叶、过期罐头当美味吃。

政工干部和带队的“领导”都是全脱产的，成天忙着教育工人要“防止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腐蚀。他们的行径，也引起了工地西方包工头的不满，有一天，一名西德工头来到中国工人宿舍，大声训斥“领导”们，大意说我需要干活的人，不需要看门的狗之类。中国的干部们个个诚惶诚恐地赔笑脸，直到西德工头怒气冲冲地离去。后来，一个工人因为不满一个日本监工的污辱，就和那日本人打架，打得那日本监工下巴脱落，因此那工人被记了处分后强行遣送回国。

当时去伊拉克的有许多工人党员、共青团员和积极分子，这些人原先都怀着满腔热血，准备去解放“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三的受压迫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的，可是经历了这一切以后个个都变得异常消沉。我父亲在宣传队时的同事陈××，原先是工人党员、基干民兵，政治表现很是积极，可自从伊拉克回来以后，他比谁都要萎靡。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八、审判“四人帮”

一九八○年冬天，电视里播放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系列节目。那是长达七十七天的审判，从一九八○年的十一月底一直持续到过春节前夕。当时我正在放寒假，所以后来的那些审判过程和宣判大会我都看了，看到了人们恨得咬牙切齿、千夫所指的“王、张、江、姚”。当时我还是小孩子，也没有什么政治观，只是看热闹。只记得张春桥特别硬，从头至尾板着个脸一言不发；江青特别刁蛮，时而眉飞色舞，时而捶胸顿足，一副标准的戏子面孔；王洪文则垂头丧气，有问必答，以至于我都觉得他“挺好”的；而在十几年前写出杀气腾腾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棍姚文元，此时早已没有了当年那股锐气，瞪着一双金鱼眼，把什么责任都往别人身上推。

“多行不义必自毙。”这些昔日八面威风、不可一世，动动嘴皮子就可以置人以死地的大人物们，此时却作为阶下囚站在被告席上，浑身哆嗦地等候着别人的判决，难道这不是报应吗？通过电视，我还看到王光美控诉“四人帮”罪行时那悲痛欲绝的情景。当时我很奇怪，当时一直说毛主席他老人家是伟大领袖，如何如何伟大光荣正确，可为啥他身边老出坏人？老是好人受冤枉、受迫害？为啥他老人家一逝世这些坏人就被抓起来了？难道“四人帮”干这些坏事时，他老人家不知道？他老人家不是据说能“洞察一切”吗？

最后，当审判长宣布：“判处罪犯江青死刑……”（人们没来得及听到“缓期两年执行”）时，我们家所在的铁Z局家属院立即响起了“劈劈啪啪”的鞭炮声和欢呼声，还有敲脸盆、水桶的声音。经历了长期浩劫的人们，终于扬眉吐气，尽情发泄他们对“四人帮”和封建法西斯暴政的不满和憎恨。

一九八一年春天的一天，我们的班主任老师笑眯眯地来到教室，站在讲桌上，把教室黑板上方墙上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和“英明领袖华主席”的肖像摘了下来，卷成一个小卷往腋下里一夹就走了，什么都没对我们说。我们小孩子不懂政治，也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后来我在作文里写了句“毛主席永远都会活在我们少先队员的心里”之类的套话，班主任老师把我叫去说：“以后这样的句子就不要写了。”于是，我就不再这么写了。

也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经常在垃圾堆上、上学路上看到一些毛泽东的画像，或脏兮兮，或残破不堪，人们就在上面踏来踏去；还经常捡到一些人们遗弃的毛泽东像章，捡起来玩一段时间，也就扔掉了。太谷县鼓楼边的商店里对着正门的那个毛泽东巨幅画像，也因为无人维护而逐渐色彩黯淡，后来还有人在他脸上涂了一些黑墨汁，再后来撤走了。昔日被当作神仙一样顶礼膜拜、无所不能的伟大领袖，今日却威风扫地，连自己的形象也顾不了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九、东南街小学

东南街小学位于太谷县城的中心地带——东寺园。由于铁Z局单位子弟学校教育质量差，因此从农村回来后，我和姐姐都转学到太谷县东南街小学读书。农村的教育水平确实很低，虽然我和姐姐在农村上学都算是班上成绩好的学生，但刚到东南街小学时进行入学测试，我考了四十分，姐姐考了二十分，学校说我们基础太差不收。那一段把母亲忙坏了，四处求人送礼，学校才勉强收了我们。我的基础差到了什么程度，我有很深的体会：那时学一篇课文，里面有个名词“崎岖”，解释是“形容山路不平”，我当时一直都很纳闷，这个“形容山”究竟是哪座山？为什么“形容山”的路才是崎岖的？那别的山路是怎么样的？又怕老师说自己笨而不敢问，好长时间才悟过来。

当时，父亲经常要到商丘处机关里驻勤，一走就是三五个月不回家。为了让我们跟上进度，我的母亲天天晚上自己做我们的家庭教师。我的母亲那时也在自学，每天晚上，一家三口人都坐在桌子旁边，我和姐姐做功课，母亲自学，有不会的就问我的母亲。经过一个学期的追赶，我们俩的考试成绩终于逐渐开始在班上靠前了。

在东南街小学时，我订了一张《中国少年报》，里面有一个专栏，叫“在资本主义角落里”，里面刊登的全是美国、日本、西德等资本主义国家人民生活的悲惨状况。每当我看了这些报纸以后，总是想：“唉，美国的儿童可怎么活呢？真是太可怕了。”还隐隐有一种生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幸福感，庆幸感。

我刚到东南街小学上学的时候，原来的班主任仿佛不怎么管学生，班里秩序很乱。还没一个月，原来的班主任就调走了，新来了一位班主任，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妇女，姓白。白老师很严厉，来了以后就整了几个最调皮的“刺头”，结果班上秩序大为好转，学生们用功多了。我的母亲看到有这么一个好班主任，心里自然非常高兴。虽然家里当时还并不宽裕，但我的母亲却特别舍得对老师下本钱，经常买一些罐头、水果、点心等礼品去拜访白老师。八十年代初的人们还都比较贫穷，特别是教师生活更为清贫，这些礼品在当时来讲都算很重的礼了。白老师有一个女儿，小名叫二青，和我年纪相仿；一个儿子，小名叫宝宝，比我小三、四岁。有一次过年时我母亲和我登门给白老师拜年，一进门就看见宝宝在就着大酱吃玉米面窝窝头，腮帮子上都是酱。后来，宝宝考上了大学，而二青在上初中时遇到了车祸，不幸夭折了。

有了母亲所下的功夫，白老师对我既严格，又关切，可以说我小学时成绩能始终在班上数一数二，与白老师的管束是分不开的。

本来，我在农村上小学时，农村是没有什么少先队组织的。可是等我转到东南街小学以后，发现班上几乎没有人不是少先队员。因此，我的母亲上商店买了条红领巾，也算是我入了队，还成了小队长。后来在学校发的履历表中，“家庭出身”一栏，我填上了“工人”。当时填出身闹了很多笑话：好几个学生不懂啥叫“出身”，因此想当然地填上了“我妈”，还有几个似懂非懂的填了“贫下中农”，把白老师弄得哭笑不得。

在一九八二年，全国开展了“学雷锋、树新风”，“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那时，每个班后面的小黑板上，都写着学生的名字，做一件好人好事，就画一面小红旗。后来，班里还开过一次主题班会，题目是“我的理想”。同学们有想做科学家的，有想当解放军的，而我，则说想当中国第一名宇航员。现在看来这理想是没戏了，杨利伟取代我成了中国第一名宇航员。轮到我们班的大队委发言时，她却哭了起来，然后说她的理想就是当一名普通工人。白老师夸奖了她，说这个理想，才是最实实在在的。

后来到小学五年级时候，共产党召开了十二大，国家改选了领导人。当时我们小学生也学时事政治课，白老师让一个女同学到黑板上默写新当选国家领导人的名字，结果她把国家主席“李先念”写成了“李失念”，把总理“赵紫阳”写成了“赵柴阳”。白老师笑道：要是在文化大革命，你早就成现行反革命了。

一九八三年我小学毕业的时候，我们家里的条件在同学当中依旧不能算很好的。小学毕业照毕业合影时，我没有合适的衣服照相，于是白老师借了同学的一件褂子给我穿上；而我的裤子膝盖那块正好有一个洞。白老师看见以后，让我把手放在那个洞上照相。这张照片我至今还有，穿着借来的褂子，手按在膝盖上。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十、父亲平反

一九七八年以后，随着“拨乱反正”的深入开展，社会上上访、平反的风气很浓。毛泽东在位的后二十年里，政治运动一波接一波，黑白颠倒、良莠不分；小人得志、好人倒霉。无数人年纪轻轻就被打入另类，白白浪费了大好年华；无数人因为出言不慎、敢说真话而遭到飞来横祸。这真是中国的一个悲剧。

到一九八三年，我的父亲蒙冤已经二十六年了。这二十多年时间里我父亲一直逆来顺受、心灰意冷，早就安道认命了，所以他根本不愿意主动去上访，再低三下四地求人家给自己落实政策。但是，我的母亲却认为，无论如何不能就这么稀里糊涂地背上一辈子“坏分子”的黑锅。于是，在我母亲的坚持下，我的父母于一九八三年夏天一起回到了河南省开封市，找到文化局里当年整父亲的那一帮人。令人感慨万千的是，当时亲手把父亲打成“坏分子”的那位领导，自己也在“文革”中受到了非人的迫害和折磨，也曾经被挂着铁丝木牌游街示众，也坐过“喷气式”，也是刚刚落实政策。

那位领导见到当年被自己亲手打倒的那个风华正茂的小伙子，如今已经变成了头发稀疏的中年人时，忍不住抱着父亲失声痛哭，请求父亲原谅。中国人哪，几十年时间里被人挑唆互相斗来斗去，斗白了头发，斗碎了心灵，可以说人人都是受害者。于是，我的父亲原谅了他。这位当年整过父亲的人，又领着父亲母亲挨个找有关部门，为父亲的平反奔走呼号，顺利地给父亲平了反。后来这位领导于一九九三年去世，我的父亲还专门去吊唁。

我父亲平反时，无论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都原本以为他档案里记载的那导致了他蹲了六年监狱的“罪行”该有多么严重、多么骇人听闻。然而，等到办案人员打开那尘封已久的档案，他们亲眼看到父亲的档案里存档的三条“罪状”时，二人禁不住目瞪口呆。这三条“罪状”，原文如下：

（一）该同志好吃好喝，几乎每次领工资后都下馆子喝酒，剥削阶级享乐思想严重。

（二）挪用公款。该同志一九五七年四月到上海出差购买乐器，超支十二元五角二分，到当月月底发工资时才还清。

（三）该同志无端谩骂领导，干涉他人婚姻自由。

就这么连一般性的“错误”都算不上的三条，竟然害得我的父亲蹲了六年监狱，背了二十六年黑锅。当我的父亲看到这短短一百零一个字，决定了他大半生命运的“罪状”时，自己都不知道是该哭呢还是该笑。

我的父亲平反后，按照政策可以回原单位工作，也可以把家安在开封市。父亲当时有一些动心，我也很想离开这小县城到大城市去。但是我父母一商量，觉得太谷县教育质量不错，到开封市就很难说了。就这样，为了我和姐姐今后升学，父母又一次牺牲了自己，决定留在太谷县。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十一、春天的几个瞬间

从一九八○～一九八八年那几年，我们家的生活可以说是一年一个样子。那时改革还是“帕累托累进”式的，也就是全国各个阶层、每个家庭都受益；不像现在，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侵吞国有资产的、搞违法经营的、搞权钱交易的，都暴富起来，都趾高气扬的。八十年代初，虽然也是号召“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都是宣传靠勤劳致富“万元户”们。我作为一个见证人可以证明：邓小平所号召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决不是像现在一些人所刻意曲解的那样，是号召让所谓“腐败分子先富起来”，而是让种田专业户、副业专业户以及其他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先富起来，给了饱受饥寒之苦的中国人民理直气壮地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可以说，随后的二十多年时间里，我们家始终遵循着当时邓小平的号召，依靠诚实的劳动，一点一滴地积累，才到了今天这个“小康”的水平的。我们拥有的每一分财富，都不是靠投机取巧得来的，而是凝聚着我们自己的血汗。

渐渐地铁Z局的人越走越多，到了一九八二年冬天，在太谷县留守的已经不过几百户了。“南住宅”的邻居们越搬越少，我们家占的房子又多了一套。此时，住得已经算比较惬意了。但没过多久，单位就把“南住宅”卖掉了，剩下的人全部向“北住宅”集中。于是，尽管有一百个不情愿，但我们还是又一次搬家了。公家的福利房就是这样，人家让你住你就住，不让你住你就得走。

一九八二年底，我们家搬到“北住宅”。“北住宅”以前是干部和资格老的工人住的，有自来水，房子面积也大一点，每套大约三十平方米，还有一个小院子。一年以后，邻居也搬走了，我们占了他的房子，居住面积又扩大了一倍。刚到“北住宅”的时候，我从前面在这套房子里住的那一家扔掉的垃圾里，找到了不少毛泽东像章，有大有小，有的还做得非常精致；还发现有不少文革时期的邮票。可那时小孩子不懂事，觉得邮票边上的那些齿孔碍事，于是就用剪刀把它们剪了，玩了几天之后又扔了。后来懂事之后，为此真是后悔不迭。

离“北住宅”不远的城墙根下，就是我母亲刚到太谷时做苦力的太谷糠醛厂。不知当时建设时是怎么考虑的，太谷糠醛厂竟然坐落在太谷县城的西北方向。太谷县位于黄土高原，爱刮西北风。每当西北风起，整个家属院都笼罩在糠醛厂散发出的那种甜丝丝的、令人恶心的菘酐味中，即使是在大热天也要紧闭门窗。

我们家位于“北住宅”的最外围，因此比一般人家里后面多了一个院子。有了这一块土地，大人们就在院子里种了很多菜，有西红柿、黄瓜、豆角、小白菜等。到了夏天，每天的新鲜蔬菜，吃都吃不完。

搬到了“北住宅”不久，我们家又陆陆续续地添置了一些家用电器：一台成都“双燕”牌单缸洗衣机，一架柳州“双马”牌电风扇，还有一台广州“南方”牌收录两用机。然而，那个时代中国家用电器的生产技术不过关：洗衣机总是洗不干净衣物，用了不到一年就坏了，经常漏电；收录机用了四年就只能当收音机用了；只有那台电扇，算是凑合着用到了九十年代。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六章 春寒料峭（1977～1983） 十二、清除“精神污染”

文革结束以后，随着对老百姓控制的稍微放松，大量知青返城所造成的失业、待业现象严重，以及国门打开后进入中国的思想良莠不齐，引发了一次小小的犯罪高潮。十年文革浩劫，贻害了整整一代青少年，当这些人从最初的政治狂热中醒悟过来，发现自己受骗上当，但大好年华已经白白浪费，文化知识却一穷二白。有一部分人发奋读书，争分夺秒地进行“补课”，在恢复高考以后考上各类学校；而更多的知青返城后，长期找不到工作，又无一技之长，高考也名落孙山，于是开始自暴自弃，结成了流氓团伙，或纵欲酗酒，或寻衅滋事，或扰乱治安，或偷盗抢劫，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当时，这些现象引起了高层恐慌。

一九八三年的中国老百姓，谈论得最多的话题就是著名的“二王”——王宗坊、王宗玮兄弟。从上半年开始，太谷县城的大街小巷都张贴着对“二王”的通缉令，“二王”杀人如麻的谣传，使得老实憨厚的太谷县老百姓谈虎色变、提心吊胆，生怕哪一天“二王”出现在自己面前。大概是“二王”在老百姓那里引起的恐慌激发了高层打击刑事犯罪的决心，于是，一九八三年秋天，电视里播放了《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开始对治安犯罪“从重、从严、从快”地进行打击。

铁Z局有个姓赵的老司机，是专门给领导开小车的。赵师傅有个儿子，当时正好二十多岁，成天和领导们的那些公子哥混在一起吃喝玩乐。八十年代初的年轻人，有很多都是因为“文革”荒废了学业，破灭了理想，终日生活得很空虚。后来有一天，几个公子哥喝了酒以后在外面游逛，看到路上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老头戴着块手表。那时一块手表要一百多块，相当于普通工人几个月的工资，算是很值钱的财物了。几个公子哥乘着酒兴，说咱们把那老东西手表抢过来如何？于是就上去把那老头子抢了。这帮人不走运，没多久遇到“严打”，全被抓起来了。领导们有权有门子，几个公子哥关了一些日子也就没事了。别看平时领导们的公子跟老赵的儿子一起厮混，这个时候就看出真正的差别：最后轮到老赵的儿子当了替罪羊，判了个“抢劫犯”给枪毙了。

当时还有点“对敌人实行专政”的味道，一九八三年我上初中，刚开学，每天上学的路上就发现张贴着不少法院的布告，基本上都是枪毙的；还见过一次游街，由戴墨镜、口罩的警察和武警坐着汽车押送那些插着亡命旗的罪犯去刑场。在这种“从严、从重、从快”的大形势下，免不了产生一些冤假错案。太谷线材厂也有一个青年临时工胡××因为“强奸幼女”而被枪毙了，据说是因为看了黄色手抄本走上邪路的，当时二十一岁。几年以后，这个人的罪又被法院给“纠正”了，又说他没有“强奸”，只算是“猥亵”；还有一个国营理发店的三十来岁的寡妇，因与一个男人私通，被当作“流氓罪”判了几年，在看守所里面把她打得死去活来，指头都残废了。我小的时候，她还给我理过发。

几乎与“严打”同步，全国又开始了“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在中学里重点是黄色手抄本、黄色图片、封建迷信用品等。我的一本课本的书皮是用画报包的，上面有意大利影星索非亚·罗兰的照片，也被老师收了去当“黄色照片”给处理了。后来才知道，“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主要是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这株大毒草的，而那些“黄色照片”和手抄本，则是顺便拔除的小毛毛虫。可以说，当时我国还远远没有到“法治”的地步，政治运动的余味还没完全褪去，每一次运动都会出现扩大打击面、运动过火等现象，也总有一些人做了不走运的牺牲品。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一、勤劳致富

随着政治狂热的消退和政策的放松，到了八十年代初期，人们渐渐地开始琢磨起挣钱来。可是连续几十年的折腾，家家户户都是一穷二白，没有资本，因此那时的挣钱只有两条：要么投机取巧，靠坑蒙拐骗白手起家；要么勤劳致富，一点一滴地积累家庭的财富。

最早开始的致富门路是养君子兰，当时谣传说养一盆君子兰可以卖几千、几万元。于是，当时的工人们每天谈论的话题就是养君子兰，到哪里买君子兰，到哪里卖君子兰。后来，还真有人来家属院，出几千块钱的价钱买君子兰。有几户家里养着君子兰的，此时都神气起来，见了人们就吹有人出几千，甚至几万买自己那盆君子兰，可都不卖，等等，还会再涨价的。我的父母当时没有养这玩意，因为他们无论如何都不相信，就这么一盆破花，竟然能比他们半辈子挣的工资还多。后来君子兰的传闻渐渐过去了，那些养君子兰的人开始着急起来，几百块钱就卖，可还是卖不出去。前不久过春节时，我去花市买花，第一次见到君子兰，一盆只卖几十块。

君子兰风波结束以后，又谣传有一种新的致富方法——饲养蚯蚓。当时，太谷县东门外有几个人租了几间房子，办起了蚯蚓饲养场，按每份三十元的价格出售一种叫“大平二号”的蚯蚓种，说等繁衍多了他们再收购出口日本。母亲从街上拿回来的宣传资料上说，日本人爱吃蚯蚓，还可以做药材。当时人们都很老实，看到白纸黑字盖着红印章的宣传资料就深信不疑。一段时间内，我们整个铁Z局家属院里和太谷线材厂，几乎家家户户都养蚯蚓。我母亲也相信了那宣传，加入了养蚯蚓的行列，和几个工友一起狠狠心花了一个月的工资三十元买了一份，拿回来后像关心孩子一样照顾它们。

蚯蚓喜欢在松软的有机物里生长，于是一下班，我的母亲就上街拾马粪，回来以后把臭气洗干净，剩下松软而洁净的马粪纤维给蚯蚓铺上；蚯蚓喜欢潮湿和高温，于是我母亲不停地向马粪上撒水，把屋里烧的暖暖和和，那时我夜间起床解手，总是看见我母亲在伺候蚯蚓；蚯蚓喜欢吃腐烂的水果，我母亲就跑到果品公司买人家处理或者扔掉的烂水果。我们家养的蚯蚓长得特别的好，不断地繁衍增殖。这时还有很多邻居、工友想养蚯蚓，找我们家买，母亲就以比街上便宜三分之一，每份二十元的价格卖出去。

很快又证明，养蚯蚓是一种骗局，东门外那个蚯蚓饲养场也在一夜之间人去楼空。当时人们都还很穷，一份蚯蚓二十块钱损失了也都很心痛。母亲不忍心看到人家受损失，就把卖给私人的那些钱又退了回去。不过，由于我们家养得早，蚯蚓繁殖快，最后一算，整体上还是赚了八百多块钱。据说有些地方有些人借了上万元购买蚯蚓，最后全赔进去了，还不了债，自杀的都有。

由于自小受苦受惯了，我的母亲从来没有投机取巧，挣个巧钱的想法。那时她在太谷线材厂财务股，经常到银行取工资款，一取就是上万。万把块钱现在就是薄薄的一叠，可当时最大的币值是拾元的，一万多块就能装满一个提包，对当时的一般老百姓来说，也算是天文数字了。我的母亲从来没有产生过什么挪用的想法，一切都靠自己那几十块钱的工资起家。那时每天厂里都有来拉铁丝的汽车，我的母亲每天中午就和那些身强力壮的男人们一起往车上装铁丝，把一盘二十五公斤重的铁丝从仓库里扛上百米开外的汽车才一分钱，每天中午少的时候装个三、四十盘，挣几毛钱；最多的一天装一百六十盘，挣一块六毛钱。装完铁丝，还要赶回家里给我和姐姐做饭。当时厂里一般工人都是三、四十块钱的收入，而我的母亲每天靠装车，每个月总能获得比人家多上三分之一的收入。

后来有一段时间，太谷县外贸公司搞来料加工的劳动保护手套业务。加工一副手套，工钱是三分钱。我的母亲从外贸公司领回原料，下班回来就没日没夜地踩缝纫机，一天可以做几十副手套，挣一块多钱。

我们家住在家属院最外围，因此临街。到了一九八四年以后，家里渐渐宽裕了，于是就把临街的院墙拆了，盖了一间小房，开了个小小的副食日杂商店，还起了个字号“宝华德”。母亲在厂里人缘好，盖房子时好多工人来帮忙，招待一顿饭就成了，连钱都不要。当时的营业执照上的注册资本只有五百元，一天销售额多的时候几十元，少的时候只有一块多，碰到天气不好，一天不发市的情形都有。每当进货时，我的父亲母亲就拉一辆架子车，到离家很远的副食品批发公司去。后来我们家旁边又开了一个比较大的公家商店，我们的小商店惨淡经营了一段时间，就关门了。剩下来不少的罐头、饼干，足够全家人吃了几年。

后来，随着全国各地经济建设的开展，对建材的需求量极大，铁丝开始紧俏起来，价格直线上涨。当时，工厂是公家的，生产出废品以后，就直接扔掉或者卖给废品收购站了。我的母亲看准这一机会，就从工厂里买了许多锈头（「注」锈头是指那些因为拉丝不直，而导致铁丝绞成一团无法使用的废品），回来加工。每天晚上，我的母亲在我们写作业和看电视时，就和父亲一起挑灯夜战，用手和耐心清理乱如麻团的锈头，再把它一一理顺，经常一干就到深夜。那几年，我的母亲每天眼睛都熬得通红，以至于我都有了错觉，以为她一直都是红眼圈。锈头是以废铜烂铁的价格买回来的，等清理完毕，就以成品价格的一半卖出去，中间的利润，也是相当可观的。当时铁丝紧俏，价格又高，很多消费者买不到铁丝；碰到这样物美价廉的铁丝，一时间买者若鹜，门庭若市。

拔锈头的生意，我的母亲做了三年，后来算帐，总共净挣了三万多块钱。在当时，三万块钱对老百姓来说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于是我的母亲就不敢再干了，因为她以前实在是被整怕了，怕政策变。这挣到的三万多块钱经过后来一九八八年的通货膨胀，以及给我的外婆求医治病，料理外婆外公后事，供我和姐姐上学，给我姐姐买城市户口，到了一九九一年就花得一个子儿也不剩了。

由于以往政策朝令夕改，说变就变，我的母亲在做拔锈头生意的时候，尽管全是她的血汗钱，但也始终是提心吊胆，担惊受怕，害怕向任何人露富，即便是我的父亲，当时也不知道家里究竟有多少钱。

一九八四年，我的母亲被调动到太谷线材厂供销股。当时线材特别紧俏，厂里一些领导和工人就结成了一个团伙，偷工厂的钢材和铁丝卖。他们还找我的母亲，试图也让她入伙。我的母亲是个诚实的人，觉得很为难：如果检举这个团伙，那实在对不起自己良心，因为正是这些人，在我们家最困难时候帮母亲转了正；如果不检举，那么势必为法律不容。权衡再三，我的母亲只好提出调离申请。

当时，我母亲的调离申请在厂里成了爆炸性新闻。那时厂里效益非常好，我的母亲干了那么长的临时工，吃了那么多苦，熬了那么久，好不容易转正又节节高升到了别人视为“最肥”的供销股，人人都眼红着，去了屁股还没坐热就又要调离走，别人都觉得莫名其妙。许多当年的老领导、老工友都来劝，可母亲铁了心就是要走。我的母亲之所以态度如此坚决，就是估计到厂里这么搞下去，迟早要出事的。即便是不参与分赃和盗窃，单单是“供销”这个岗位，就会让人有嘴也说不清。即使真没什么事，公安局传唤一两回，那在这个小县城里，好名誉就算丢了。

事情的发展，证明了我母亲眼光的长远。我母亲调走两年以后的一九八六年，该厂案发，其实是厂领导班子间闹矛盾，把另一派给告了。整个领导班子、供销、财务被一锅端，三百人的厂，被牵连进去的就有将近一百个，被判刑的有好几十个。其实，那些人也没弄到多少钱，多的几千块，少的几十块，真是不值得。从此，线材厂元气大伤，一蹶不振。曾经有一段时间，厂里有些老职工来家里想请我母亲回去当厂长，带领厂子走出困境。当时，我母亲虽然有些动心，但又觉得那些当年的老工友们如今抓的抓，死的死，人心已经散了，即便是自己回去也无能为力，也实在不想回那个令她伤心之地了。后来，线材厂在九十年代房地产热的时候又靠贷款红火了两天，但厂领导一心为私，人心涣散，没过多久就破产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二、小平你好

一九八四年国庆前夕，我父亲在宣传队里的至交，局公安处政治处主任老吴不幸被一个寻仇的民警杀害。当年我母亲转成城市户口，全靠老吴帮忙，父母对老吴非常感激，得知老吴牺牲的消息，二人哭了一场。后来知道，老吴牺牲时和另外三个民警一起开会，住在一间招待所里，老吴和一个民警住里间，另外两个民警住外间。半夜，住在外间的一个民警，因与另一个民警有仇，就起来拿出手枪来将正在熟睡的那位民警打死。老吴听到枪声，就起床到外屋看怎么回事，一看，那个凶手拿着枪站在房间里。老吴大喝一声：“你干什么，找死？”谁知那凶手已经杀红了眼，索性一枪把老吴打死。住在里屋的另一位民警机灵，一见是这个情况就翻身躲到床下，顺手把手枪拿在手里。凶手冲进房内，又朝这位民警睡的床连开两枪。这位民警就以床为掩护，与凶手枪战。对射了几枪以后，凶手退回外间，接着一声枪响，凶手吞枪自杀了。后来，人们都说老吴在死前有征兆，因为那天白天原来宣传队的同事请老吴喝酒，也请了那几个民警，被首先打死的那位民警没什么文化，敬酒时胡乱用词：“来，各位生前好友，喝！”结果当天晚上，这句话就不幸应验了。

时值一九八四年的国庆，当时改革开放搞了几年，老百姓生活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因此当时全国上下一片欢腾。通过电视，上初中二年级的我第一次看到了国庆阅兵场面，看到邓小平检阅部队，也看到游行队伍中打出的“小平你好！”标语。那一年的阅兵，虽然没有山呼万岁、没有狂热的个人崇拜，但人们饱满的精神状态，那种真实的、发自内心的笑容，使我第一次隐隐有一种自豪感。而到了一九九九年搞阅兵的时候，我却没有这种感觉了，也不知道为什么。

国庆第二天，我的父母就领着我和姐姐上了趟省城太原，一是参加老吴的追悼会，二是领着我们俩买几件象样的衣服。这也是我第一次到大城市，刚从小县城出来，觉得三层楼都算高楼大厦的我，一下汽车，数着迎泽大街上十三层高的“云山饭店”，眼都花了。小孩子不懂大人之间的事，因此也没有为吴伯伯的去世难过。后来，父母领着我们上街给我和姐姐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当时体验到的那种兴奋和快乐，真使我终生难忘。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三、外婆去世

到了一九八四年，我们家里生活条件明显好了很多，基本上已经不再吃玉米、高粱了，天天吃上了白面、大米，也经常有肉吃了。就在这个时候，老家的舅舅来了信，说外婆病重了。我的母亲接到信以后，决定回家看看，同时把外公、外婆接到我们家来享享清福，他们算是苦了一辈子。

我的外婆是一个非常慈祥和善良的人，不但勤劳节俭，而且对后辈和亲人非常无私。前面提到过，在“粮食关”时期，为了让外公能够活下去，她把自己本来就少得可怜的食物还要匀出一份来给外公，自己却险些饿死，这在当时村子里是少见的。相比我的祖母只要来信就向子女要钱，而我的外婆无论生活多艰难，从来也不主动向子女开口。在我在滑县老家住期间，尽管条件很艰苦，但凡是收到子女孝敬的点心、糖果等东西，外婆都自己舍不得吃，全部给了我和姐姐。以至于年少不懂事的我都养成了习惯，有一次外婆尝了一口味道，我竟然说：“姥姥，怎么偷吃我的点心哪？”外婆对我的疼爱，对我的一生人格的形成影响巨大。

我前面提到过，我的舅妈好吃懒做，心地不善，作风轻浮。我的舅舅与舅妈是大跃进时结婚的。舅妈年轻时长的还不错，当时我的舅舅在河南信阳一家工厂上班，到了该娶媳妇的年龄，就有媒人介绍认识了我舅妈。舅舅在匆忙中见过舅妈后觉得还可以，二人就结婚了，几天之后舅舅就回信阳上班去了。但是逐渐地舅舅就发现了舅妈的缺点，于是产生了离婚念头。无奈那时政治空气越来越浓，舅妈仗着自己是贫农成分，找村干部告状。村干部就吓唬我的外公外婆，地主份子要是胆敢把贫下中农踹了，那就等好吧。外婆本来也很厌恶舅妈，但一听这话，又惊又怕，只得赶紧劝舅舅不要离婚，并且在家把舅妈当神仙伺候着。舅舅早对舅妈厌恶透顶，见离婚也不成，索性连家都不愿意回。

文革期间外公外婆挨整时，心地不善的舅妈不但没有给两位老人以任何安慰，反而落井下石，对两老人颐指气使，甚至还在家里批斗二位老人。外公外婆在外面挨了斗，回家还要受舅妈的气。外公这人感情比较麻木，不会多想；但外婆却是个心细之人，于是天天自己生闷气。后来舅妈生了三个儿子，其中一个因照管不善而导致后天痴呆。舅妈根本不亲孩子，全部推给外婆一人。

一九八○年，舅舅因工伤致残退休回家，看到舅妈更是厌恶，便怪罪外婆当年不该反对二人离婚。舅舅因婚姻不幸而常年心里郁闷，脾气暴躁，自然少不了跟外婆生气。外婆一连几十年处于被欺侮、被压制的地位，负担又重，此时儿子也不理解自己，更是有苦说不出，终于积怨成病、积劳成疾。加之本来就有肝炎，故而来我家以前就得了肝硬化。当我的母亲回到老家时，外婆已经不能行走，腹水使她的肚子肿得象一口大锅。我的母亲在听到医生说，外婆只剩下几个月的生命时，为了能让外婆能够享些福，硬是把外婆从老家背了回来。肝硬化的晚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疾病，但是外婆来到我们家以后表现得很坚强，每次我们与她在一起，她都慈祥地微笑着，忍着痛。

太谷县的医院已没有办法了，我的母亲就怀着一线希望就带她到地区医院，省城医院去；省城大医院没办法，我的母亲就四处打听偏方，经常是一听到有什么消息就连夜租个拖拉机去山里、农村寻找；听说有一种远红外治疗仪有些效果，我的母亲就赶紧买回家一台。然而为时已晚，外婆的病早已成为不治之症，这一切努力都没有效果。

我的母亲只好天天买一些大鱼大肉给外婆做着吃。然而，外婆由于肝功能的原因，也总是吃不了几口。有一天，外婆对我说想吃山楂做的糖葫芦，我就上街去买，当时太谷县做小生意的人还比较少，卖糖葫芦的更少。我在城内转了整整一个上午，偏偏市面上没有卖山楂糖葫芦的，只好买了一串跟山楂味道完全不一样的“秋海棠”做的糖葫芦。尽管不遂其意，但外婆仍然夸我，说这个外孙孝顺。

即便是疼痛异常，外婆也从不在我们面前显露，硬挺着跟我们过了一个春节和元宵。元宵节过后，外婆也自感来日无多，于是催促着回到老家去。于是一九八五年正月十七，我的母亲又送外婆回老家去。我和姐姐都舍不得外婆走，外婆就紧紧地握着我们俩的手，安慰我们说回去养好了就回来。

我当时还惦记着外婆的话，总是幻想着哪天外婆能够好好地回来。可是二十多天以后，我的母亲和外公回来了，当我看到母亲脚上穿着的白鞋时，（「注」河南滑县风俗，守丧要穿白衣白鞋）我才明白，我永远也见不到疼我爱我的外婆了。得知外婆的噩耗，我不但异常悲伤，而且非常愧疚，因为我从没好好报答她一天。那一段时间，我上课时总是想起以前外婆疼我的情景，想起我小时发下的誓言，要到二○○○年开小轿车接她，顿时泪如泉涌，老师劝、同学劝、父母劝，但谁都劝不住。按照滑县的规矩，外姓人是不用给外婆戴孝的，但我坚持要戴，整整戴了一年。直到十年以后的一九九四年，我上大学四年级回老家时，还跑到外婆外公合葬的坟上，抱着墓碑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我的外婆是一个非常命苦的人，从小孤苦伶仃、寄人篱下；年轻时省吃俭用，好不容易置下点土地，就被划成了地主；接下来丈夫被抓，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三个孩子拉扯大；然后就是大跃进、大饥荒、文化大革命，一辈子受歧视、受迫害、忍饥挨饿……什么样的罪都遭过了，什么样的苦都吃过了，什么样的气都受过了，可是生活刚刚由苦变甜，不到七十岁就去世了。哪怕是多活上三年五载，享上几天清福也好啊。人间的事情，为什么总是如此不公？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四、成长的历程

一九八三年我上了初中，在太谷五中就读。我刚上初中时入学考试成绩非常好，于是有些骄傲，不怎么爱学习了，结果一个学期下来，成绩就落到了全班第十九名。此后初中三年，虽然父母对我管教很严，但由于我实在贪玩，所以成绩一直都不怎么好。特别是初中二年级时，更是落到全班四十多名，在六十个人的班里，已经算差等生了。那时我特别爱看电视，每当父母问我作业写完了没有时，我总是撒谎说写完了，然后就看电视。可作业第二天得交，于是我晚上总是乘父母睡着了就偷偷拿个手电筒，躲在被窝里赶作业。这么就一个学期下来，我的眼睛就近视了。

我小的时候，对天文学兴趣很浓厚，一直梦想着成为一名天文学家或者宇航员。太谷县城小，那时只有一两家书店，可以说我把那书店里所有的天文学书都买回来了，每天边看边想。那个时候我总是在想，相比起宇宙的浩瀚，人类就生活在这么一个小小的星球上，从宇宙的观点来看，人类的价值尚不比大海中的一粒沙子，何必你争我斗？大概是那时开始思考这些问题的影响，我以后形成了对身边人之间明争暗斗非常超脱的态度，既不过问，更不参与。

大概是一九八四年暑假期间，我从当时订的一本《我们爱科学》杂志上，看到一条由江苏省武进县张里湾光学仪器厂发的广告，称哈雷慧星即将于一九八六年十一月接近地球，因此他们厂制作了一批二十倍天文望远镜镜片，可以邮购，每副1.3元人民币；另付包装邮寄费一元。我当时可能是太兴奋了，只看到前面的镜片价格，没看到后面的包装邮寄费，就按着地址给他们寄了一块三毛钱。那时人们都还很不错，没多久收到厂里寄来的一封信，很客气地说还应该再付一元钱的包装邮寄费。后来不久我收到了镜片和制作望远镜说明书，父亲和我一起动手做了一个望远镜。那时物资还很匮乏，太谷县城里连制作望远镜的牛皮纸或者卡片纸都没有卖的，只好买了一些比较厚的白纸卷起来，里面涂上墨汁，勉强把目镜和物镜安上了。每天放学回家，我就盼着天黑，好用望远镜看星星。当我第一次看到月球的环形山时，兴奋得一晚上都没睡好。

一九八五年秋天，家里彩电升级换代了，父母从北京买回来一台二十英寸的日立牌彩电。当时二十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是顶尖的东西了，我和姐姐都十分兴奋，看着到我们来玩耍的同学们羡慕不已的眼神，我不禁洋洋得意。那台彩电是由去伊拉克的工友在国外买回的，国外售价是二百六十二美元，按当时汇率应该卖四百八十元人民币才对（「注」根据当时官方汇率，美元与人民币兑换比率是1：1.85），可是我们家却花了两千元，还必须自己到北京提货。那时人的眼光真有点奇怪，我和父母都觉得这二十英寸已经足够了，再大，屋里就可能放不下了。而二○○二年我买了新房子去商场里买电视，看到比二十英寸屏幕大几倍的三十四英寸电视时，却一点也不觉得大。送回来以后，我坐在沙发上越看越觉得小，怀疑是不是送货送错了，还拿尺子量了量，原来也并不小。

到了一九八五年上初中三年级时，我才感觉到自己的成绩实在是太差。初二下半学期期末考试，我的物理考了二十九分，英语考了二十五分，落到全班倒数几名去了。初三一开学，升学的压力让我警醒过来，于是开始刻苦起来：每天早上六点，我就到教室里学英语，记单词；累了，就把班里卫生打扫一遍换换脑筋。当时恰好换了班主任，新的班主任姓孟，就住在学校里，每天看到我如此刻苦，还这么为班集体做好事，很是喜欢，经常来鼓励我。后来到了一九八五年十二月，由孟老师介绍，我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当时入团的时候还颇费了一些周折：一些老师觉得我年龄太小（「注」当时我十三岁，在全班是年龄最小的一个），以前成绩也不好，故不主张我入团。当时得知这个消息，我还回家哭了一场。但后来，大概是孟老师坚持吧，我还是入了团，成为班上最早的一批共青团员之一。

学习是个苦差事，别说现在要交高额学费，就是在当时不怎么收费的情况下，多数学生都是不愿意学习的。多数人在未成年时代总处于一种非自觉状态，要健康成长，不但要靠家长细心开导，还必须有好老师来带。我刚上初三时，物理很差，当时代课的是一位年轻物理老师，叫史明亮，总是在作业本上写上一些鼓励的话，我就非常高兴，学物理就来劲，一个学期就把物理课从二十九分赶到八十九分；到了下半学期换了个物理老师，其实讲的也不错，但就是不太多搭理学生，结果我很讨厌他，也不愿意学物理了，一个学期考试成绩就又退成二十七分。

经过初三第一个学期的努力，我的考试成绩上升到了全班第十五名。但是，当时太谷县只有两所正规高中，初中升高中的入学比例大概只有五比一，即使考上全班第十五名，也很难考上高中。看到我成绩不佳，母亲早就急在心里，但无奈那时白天还要上班，下了班晚上还要搞副业挣钱，自己没多少文化也不能辅导我的功课。于是，母亲就动心思，想让我“病休”留一级。因为怕我知道要留级了产生懈怠，还一直瞒着我，直到快初中毕业考试时才跟我讲。母亲这么做是费了很多脑筋的：如果让我一直上初中毕业，参加中考而考不上，那么会给我的信心以很大打击；即便是复读，那么作为“往届生”自己也会很自卑，中考时的分数线也不一样。办理了“病休”，那么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我的母亲就是这么细心的人。

为一个根本就没有病的孩子办病休手续，学校里是不允许的；另外我当时成绩挺差，各个班级又人满为患，也很难找到愿意接收我的班级。那一段时间，母亲也是非常操劳，每天晚上到校长、教导主任和老师们家里求情送礼。有一天晚上，母亲找到了教导主任，不巧他要开会，母亲一直在人家会场门外站了三个多小时。等晚上十点多钟教导主任开完会出来，看到母亲还在门外等着，禁不住感慨万分，说了句：“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好，什么都不用说，我同意了。”

就这样，我病休几个月以后留了一级，母亲在办成事以后对我说，人要有自尊，等到了开学时你如果再不好好学习，那真是证明你就是个没出息的孩子。为了让我能够开学后收心，那个暑假母亲破例让我玩了个痛快。我当时兴趣很广泛，喜欢画画，母亲就送我到县文化馆办的书画学习班里学了一个暑假。

等到开学以后，我自己也觉得不好好学习实在对不起父母，果然收心了，期中考试就考了个第十名。当时的班主任姓孔，是孔祥熙那个村的，大概也是孔祥熙的一个亲戚。孔老师是个很尽责的人，那年冬天快期末考试时，对学生挨个家访。到我们家那天，外面正好下很大的雪，孔老师在路上为了避让一辆汽车，自行车一滑，摔到了农民沤粪的池子里，腿扭伤了，来我们家时一瘸一拐的。母亲见状，连忙招呼孔老师吃饭，可孔老师不吃，开门见山地问我：你打算期末考试考多少名？我回答说：第五名吧。孔老师听后，摇了摇头。我还以为他嫌我目标定的低了，赶紧补充了一句：第三名到第五名之间吧。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班上当时除了我，还有四五个插班的往届生，不是考不上高中，而是专门复习要考中专的（「注」当时中专毕业国家包分配，算干部编制，录取分数线比高中高很多。因此很多家庭情况不好或者认为考大学有风险的学生，即使考上高中也不上，而是复习考中专），我自忖拼不过人家。孔老师听了，又摇摇头说，我觉得你能考前十名就不错了。我一听，觉得孔老师是看不起我，于是又坚定地说，我一定要考进前三名去。孔老师一听，大笑道：“你要是考进前三名，我今天摔这么一交就没白摔，而且到时候我还要登门给你拜年！咱们一言为定！”有了孔老师这一席话，我更加发奋了，结果那次期末不多不少考了个全班第三名，应届生的第一名。过年前，孔老师高兴地如约来给我们家拜年，全家人都很高兴。

那一年冬天我早晨上学路上，第一次听到广播里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接着胡耀邦就辞职了。当时还小，也并不明白什么叫“资产阶级自由化”。

受父亲的影响，我早早地就喜欢听苏联莫斯科台的汉语广播。一九八五年春天，苏联换了一位新的领导人：时年五十四岁的米·谢·戈尔巴乔夫。我已经看惯了电视里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等苏联领导人那一个个老态龙钟、气喘吁吁的样子，因此对这个年轻富有朝气的、总是嘴边挂着迷人微笑的苏联新领导人发生了浓厚兴趣。很长一段时间，在温习功课的我只要听到电视里有关于苏联的新闻，就必然要跑出来看看。戈尔巴乔夫，这位头顶长着红色胎记的、面目和善的苏联政治家似乎有一种魔力，深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隐约感到这将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他与老态龙钟的、北极熊似的勃列日涅夫多么的不同啊！我在收听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时候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现象：以前莫斯科广播电台总是称中国政府为“北京统治者”，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不久就改成了“我们伟大的邻邦，社会主义中国”。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五、扶危助困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们所在的那个家属院里，绝大多数工人家庭生活虽然有了好转，但也只是实现了温饱而已，仍然是谈不上什么财富的。财富这个东西，需要一代人甚至几代人不断地积累，聚沙成塔。在刚刚改革开放不久，人们一般都是白手起家的，都还没什么积累。其中有一位林师傅，他的家里有四个孩子，老婆没工作，还有两位老人需要养活，因此日子非常困难。全家过年时连肉都买不起，包顿白菜饺子就算过年了。

我的父亲母亲是从极度贫困里走过来的，知道没有钱是什么滋味，更知道人困难时是多么需要帮助。当时我们家的经济条件已经获得了一定改善，父母就想办法帮助林师傅家。为什么想帮林师傅呢？原因是林师傅虽然特穷，但非常有责任心，对孩子尽心尽责。当时工人中很多人不怎么管孩子，自己每天浑浑噩噩地打牌混日子，孩子随便长。林师傅这个人非常勤劳，从来不打牌浪费时间，节衣缩食供几个孩子上学，孩子成绩也不错。林师傅也是个有自尊的人，穷成那样从不主动开口向人求助，只是自己默默地干活。林师傅也是个实在人，一步一个脚印，比那些张嘴就借三万、五万，梦想着做“大买卖”的人，塌实多了。无奈家里负担太重，老婆又没工作，当时一个月就那么几十块钱，再勤劳也翻不了身。

林师傅家孩子上学时，穷得连作业本、草稿纸都买不起。林师傅经常从单位拿一些过期报纸回家，孩子们就在报纸边缘的空白处演算题目。当时我母亲在财务股，知道这个情况后，经常从单位领一些空白的信纸和财务报表回家交给林师傅。林师傅的几个孩子也是很有志气的人，非常节约，演算时先用铅笔写一遍，又用蓝色墨水写一遍，最后再用黑墨水写一遍，一张纸要反复用三遍。母亲就把这些用过的草稿纸拿过来给我看，说，你看人家林师傅的孩子，家里条件这么差成绩都这么好；咱们家条件强多了，你要是不好好学习，对得起谁？

当时，铁Z局有不少家属做裤子卖挣钱，林师傅老婆也想干这行，可是家里没本钱，买不起缝纫机，也租不起门面房。后来林师傅实在没办法了，就狠狠心拉下面子到我们家借五十块钱做本钱。我的母亲一听就说：五十块钱哪里够啊？于是，就主动弄了五百块钱送给林师傅，还帮着她在县城最繁华的市场里租了一处柜台。那个时候，五百块钱不是一个小数字：一个工人工资一个月也不过几十块钱；我母亲当年在太谷糠醛厂做苦力时，要背五万个五十斤重的麻袋上山，才能挣到五百块钱。后来林师傅老婆做裤子逐渐上了路，家境一天比一天好起来，几个孩子也都很争气，两个考上了大学，两个考上了中专。

林师傅这人有骨气，条件稍微一好就要还钱，可我父母不要，说等孩子们都工作了再还不迟。就这样，直到九十年代后期，林师傅最后一个孩子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我父母随我到武汉落户临走时才收下林师傅还的钱。还钱那天，林师傅两口子带着几个从外地赶回来的孩子，拿了两千块钱过来。林师傅是粗人，平时也不怎么爱说话，但那天的话却让我父母感动得掉眼泪。他说，借这钱时，孩子们都还是小树苗，今天都长成大树了，可咱们都已经老了。不过咱们这一辈子也没白受苦，孩子们个个都挺有出息的。这钱借了十几年，也应该有点利息了，两千都不算多，大哥大嫂不嫌少的话，就收下吧。我父母再三推辞，林师傅执意要给，最后父母还是只收了五百。

除了帮林师傅家，我们家还帮助过一家，那家人姓常，是母亲在线材厂的同事。线材厂出事后，常师傅被判了一年刑，出狱后单位把他开除了，家里一贫如洗。常师傅想做小生意谋生，当时借了一圈，没几个人借钱给他，于是向我们家求助。虽然我母亲当时早就不在线材厂了，但还念着当年老工友的情谊，就送了五百块钱过去。后来常师傅又混发达了，家里有了好几十万，但对当年借钱的事却绝口不提。到了一九九三年，由于通货膨胀和老人相继去世，再加上我和姐姐上学，家里暂时又困难起来，母亲就跟线材厂一位老工友说起这事。老工友一听，当天就跑到常××家里骂了他一通，说你常××这小子真是太不地道了，张大姐挣钱这么不容易，你倒霉时对你简直是再生父母，混得有钱了居然都不还钱，你算什么玩意啊？常师傅这才到我们家里还钱，赌咒发誓说自己实在是忘了，仍旧只还了五百。还钱那天是一九九三年的暑假，我正好在家里，等他一走我就大骂：这人真是太没心肝了，五百块钱借给他的时候能买一千斤猪肉，现在只能买一百斤了。我母亲就对我说：做人要有原则，轻易不要麻烦别人，万一实在困难需要帮助了，就一定要记住别人的好处，滴水之恩应当以涌泉相报；否则，你就不够格做人。人上一百，各式各色，什么样的人都有，碰到这号没良心的人也在所难免，知道了不来往就行了，也没必要生气。

除了这两家子，九十年代的时候，我父母又帮助过我们家属院里的一家人。那家户主姓孙，是个老工人，老婆大概是近亲结婚的原因，有遗传性精神病，疯了好几十年；一个女儿也是先天残废；一个儿子还算全活，但有先天性心脏病，接了老孙的班在铁Z局工作，后来单位没活干就在家待着。全家人就靠老孙的退休工资生活，还经常不能照点发放。老孙解放前曾经在伪满洲国的日本工厂里当童工，就说：连日本人也没拖欠过工钱。老孙的残废女儿后来嫁给外省的一个农民，有肺结核病。母亲看他们家可怜，就到线材厂帮着那个上门女婿找了个临时工，不久线材厂垮了，生活又没有了着落。当时我母亲在糊灯笼挣钱，一看他们家生活如此艰难，就把糊灯笼的手艺全都传给了他们家。糊灯笼要先用铁丝焊灯笼架子，需要购置点焊机，太谷县没卖的，当时我父亲已经六十多岁了，还领着老孙的儿子到太原买个点焊机一起抬回来。老孙家生活困难，儿子找不着对象，母亲就帮着给找了一个，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后来我父母随我到武汉落户，临走我母亲又领着老孙家儿子到太原，把以前生意上的伙伴都介绍给他们认识，还把我们家房子借给他们放灯笼，算是让他们靠糊灯笼有了个生路。老孙那家子也属于那种不怎么有良心的人，母亲搬来头两年还经常打电话来，都是问生意该咋做，后来上了路，电话也很少打了。二○○三年夏天，我母亲在教会了我舅舅的孩子做灯笼的手艺后送他到太谷做灯笼谋生，让老孙家把占用的我们家房子腾出来，他们家还好大不高兴。母亲到老孙他们家时看到他们家五口人竟然买了三台二十九寸的彩电，顿顿大鱼大肉的吃。回来后母亲说这土包子开了花可真是会作妖。

俗话说上行下效，也许是受父母潜移默化的影响，我和姐姐二人从小就一直同情、帮助弱者，看到身边可怜的人，不帮一下子自己心里就过意不去。我姐姐在山西财经学院上学时，班上有个稷山县的女孩，家里是山区农民，特别的穷，每顿吃饭都是买两个馒头，就着自己家里带来的咸菜。当时我姐姐有铁路免票，每个星期六都回家，走的时候母亲总是怕她在学校里吃不好，给她做很多好吃的带走。后来才知道，姐姐每次到了学校以后，把母亲做的大鱼大肉多半给了那个女孩子，自己却吃的很少。我在上初中时邻班有个学生，大概比我大两岁，有佝偻病，他们班上同学都欺负他，也没人跟他玩。我总是看到这个学生下了课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就主动跟他一起玩，后来成了好朋友。到高中时，班上有一个转学借读的学生，有一只手长了六个指头，也是被人冷落，我就经常和他在一起温习功课，每天放学时都用自行车送他回家。

在不危及自己的情况下尽量地帮助弱者，凭良心做善事，是我的父母留给我的一项美德。我不喜欢唱“大公无私、舍己救人”之类的高调，我觉得，要是大多数国人能够做到同情弱者、扶危助困，那这个社会也不至于像现在乌烟瘴气。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七章 黄金时代（1984～1987） 六、北方旅社

铁Z局三处机关搬走以后，成立了一个太谷办事处，管理以前留下来的房产和家属院。原来处机关所在的那个大院因为靠近火车站，因而改成了一个旅馆，叫“北方旅社”，由一些本单位的知青和家属经营，每年要上缴几千块钱管理费，自负盈亏。那些知青和家属吃着大锅饭，一个比一个懒。客房里墙壁自从七十年代处机关进驻时粉刷了一遍以后，从来都没有粉刷过；顶棚早已破旧不堪，露出不少黑糊糊的大洞。由于是“大集体”性质，也没有人愿意投资，整个旅社没有一台电视，餐厅里连个冰箱都没有。旅馆就是这样，有时客源少，有时客源多，因此没有冰箱，买回的肉和菜放着就不新鲜了；如果不提供伙食，客人住宿就很不方便，不愿意住。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旅社里买了一些卤猪蹄，时间放得太长了。一位客人吃饭时点了猪蹄，吃着吃着，里面竟然爬出一条蛆来。那客人比较老实，说，怎么生蛆的猪蹄还卖呀？结果，旅社的职工仍然收了人家饭钱。久而久之，旅店的生意越来越清淡，门可罗雀，别说上缴管理费，连工资都发不出来。

办事处没办法，就把“北方旅社” 发包给职工经营，条件是要上缴管理费、养活知青。那时一般人都不看好这个旅社，没几个人去承包。我的父母回家一商量，觉得旅社靠近火车站，地理位置不错，只是由于经营无方才逐渐失去客源的。因此，只要我们家把它搞干净点，做生意厚道一点，再投资弄点电器，也还是能挣钱的，应当试试。于是，父亲跟办事处签订了合同，并且进行了公证之后，我们家就开始对旅社投资了。

我父母拿出几千块钱，买了些涂料和油漆，粉刷了肮脏的墙壁，修理好残破的顶棚，把所有门窗都油漆了一遍，修补好缺损的玻璃窗，新购置了床单、被套，并且仔仔细细地打扫卫生。正好那是暑假，我们全家四口天天都在旅社里干活，每天都弄到灰头土脸、筋疲力尽。家里还把彩电和新买的冰箱搬了过去。半个月以后，一个面貌一新、窗明几净的“北方旅社”终于出现在旅客面前。为了和别的旅馆竞争，我们家还在火车站门口设了一个接待处，每天有火车到站时，就带领职工接站，接到了以后先送上大碗茶让旅客解渴，再派人带领旅客到旅社。如此一个多月，生意终于红火起来，旅社创办史上头一次出现了客满的情形，尤其以回头客居多。知青们多少年来第一次领到了奖金，个个积极性很高，变得勤快起来。我的父母也很高兴，以为这又赶上一次勤劳致富的好机会。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这时候办事处新换了一个主任。这个新主任名叫王××，原来和我父亲一起开吊车，也算是工友了。但是王××这个人不正派，当年我母亲刚调到太谷线材厂财务股的时候，曾经向王××学过一天算盘。当时我父亲在商丘驻勤不在家，王××一看就觉得有机可乘，就天天来我们家，每次来时都在头上抹很多头油，把头梳得跟被狗舔过一样油光锃亮。王××的老婆长的不好看，也没有工作，于是王××就嫌弃她，想撬我们家墙角。当时我外婆还在我们家里，王××每天跑来帮着我外婆干活，挑水、和煤，还不停地说我父亲的坏话，企图挑拨我父母的关系。

俗话说，朋友妻，不可欺，渐渐地我母亲和外婆都察觉此人心术不正。我外婆和母亲都是非常正统的人，母亲为了孩子连唯一一次爱情都可以舍弃，哪里看得上这个见异思迁、油头粉面的小人呢？不过，又顾及朋友面子不好当面戳破，还给他找一个台阶下。恰好那时线材厂财务、出纳、统计三个岗位我母亲都要一肩挑，于是母亲和外婆二人订好计策，每天我母亲加班到晚上十点，如果王××还在我们家里，外婆就亮着厨房的灯；如果走了，就关上厨房的灯。那段时间，我母亲每天下班，都要看看家里厨房是否亮灯，如果亮着，我母亲就在外面转悠不回家。王××每天晚上来等，但每天都扑空，只好逗我和姐姐玩，弄得我和姐姐都还觉得这人挺好呢。最后，王××急不可耐，有一天干脆一直等到快夜里十二点了也不走，我母亲一看夜太深了，没办法只得硬着头皮回来。王××碍着有我外婆，就要我母亲跟他到外面去“谈点事”。我母亲早就防着他这一招，于是没有伤他的面子，很委婉、很客气地反问道，有啥事在家里不能说呢？王××心怀鬼胎，一时语塞了。后来我母亲帮助他老婆在太谷线材厂找了个临时工做，也算对他们家有恩了。但王××给脸不要脸，反而从那时起嫉恨起我母亲来。

王××小人得志，当上办事处主任以后，感觉报仇雪耻的机会来了。于是，他找我父亲谈话，说后人不问前面事，这旅社要收回重新承包给另外一个职工老李。我父亲当然不答应，说我们家为了这旅社费了那么大的劲，而且还签了合同，进行了公证，是受法律保护的。然而，王××一心报复，居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让县公证处出了证明：“经我处重新审查，发现铁Z局三处太谷办事处不具备法人资格，因此我处于一九八七年×月×日出具的谷证字第×××号《公证书》予以撤消，不具备法律效力。”公证撤消后，王××还把那个职工老李和我父母叫去谈话。谈话时，王××不阴不阳地斜着眼看着我母亲，说：“我与你没有‘特殊关系’，与老李也没有特殊关系，那我怎么能够把旅店只给你们呢？”我母亲一听，就知道这是要报当年的一箭之仇。于是轻蔑地说：“不就是一个旅社吗，有什么了不起，今后我不靠这个旅社，我照样能发财，你信不信？”说完，我母亲拉着父亲回家了。此后几年，我母亲就没做什么生意，一心供我和姐姐上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