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部分

我又问：“如果你是下岗工人，这世界干什么不好，非要做贼呢？踩‘麻木’也能挣钱糊口嘛！你年纪不大，又不是干不动，怎么就不凭力气挣钱呢？”章××对我的话继续沉默不答，反而向警察狡辩：“我本来走的好好的，这个人突然就说我偷了他的钱。”

我哈哈一笑，说道：“那么，我是诬陷你喽？我跟你素不相识，干吗非要诬陷你呢？”警察问：“你没偷他的钱，那你跑什么？”“我不想惹麻烦嘛……”章××申辩道。这时另外一个民警进来看到这个窃贼，说道：“怎么？又是你？”我一看，原来他们是老熟人了。章××还在演戏：“这次…….我可什么都没干。”那个民警笑了，说道：“冤枉了别个我相信，冤枉了你我可不信。”接着声色俱厉地训斥道：“你自己说，你这是几进宫了？！你还装么事好人！”

章××听了这个警察的话，顿时像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彻底缴械投降了。接着，我应民警的要求，写了一份报案材料交给他们，就离开了派出所，后来也就没有时间再过问这件事了。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十一、医院黑幕

“健康所系，性命相托。当我步入神圣医学学府的时刻，谨庄严宣誓：我志愿献身医学，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守医德，尊师守纪，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全面发展。我决心竭尽全力除人类之病痛，助健康之完美，维护医术的圣洁和荣誉。救死扶伤，不辞艰辛，执著追求，为祖国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类身心健康奋斗终生。”这是我摘自《中国医学生入学誓言》里的一段话。每当我看到这一段庄严而神圣的承诺时，我内心就会产生出一种难以抑制的感动：这世间还有什么信任，能够比“性命相托”更加厚重呢？

从小，我对医生这一职业就有一种崇敬感。在我看来，医生们用自己的医术，把濒死的病人从死神手中拯救出来，赋予他们第二次生命，是多么的崇高和令人敬佩呀！南丁格尔、柯棣华、白求恩这些闪光的名字，曾经激励着年少的我。我最初的理想是当一名宇航员，后来觉得实在是过于“不着天地”了，于是渐渐地想当一名医生，又想考军事院校当军人，最好是当军医，鱼和熊掌二者兼得。结果到了初中毕业前体检时，我竟然被检查出来是色弱。我原来学绘画时，一直都没有感觉到什么异常，但到了体检时，我横看竖看就是认不出花花绿绿的色盲检查表上的某些数字。因此，我也就死了长大做一名医生或军人的心。虽然我未能如愿以偿，但是我仍然崇敬医生这个职业。

从二○○○年国庆节以后，我父亲就开始持续不断地腹泻或高烧。开始只以为是从山西来武汉水土不服，当拉肚子和感冒等小毛病来治。整整半年时间里，医院去了不少回，药吃了不少盒，但就是始终不见好。二○○一年三月初，父亲又一次发起高烧，外带胸腔剧烈疼痛。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心肌炎”，住院治了几天不但不见好，反而越来越疼痛了。后来医院发现父亲胸腔积水，又怀疑是“胸膜炎”。直到三月下旬，父亲在做抽血检查时，一位细心的大夫看到高得吓人的血沉和球蛋白指标时说出了自己的怀疑：“你该不会是得了血液病吧？”在这位大夫的建议下，我们来到了一所全国闻名的大医院：A医院进行全面血液检查。

果然，检查后很快查明父亲的病，竟然是一种罕见而凶险的恶性肿瘤——多发性骨髓瘤。刚刚得到这个消息，我和母亲真无法相信，为什么偏偏是他会得上这种闻所未闻、发病率只有十万分之一的绝症。怀着一丝侥幸，我们带着父亲到好几个大医院复查。可是，所有的检查结果都无一例外地、冷冰冰地显示：这是真的。最后一份确诊报告也是A医院出的，我拿报告那天，检验室几个医生正在闲唠。把那份沉甸甸的检验报告递给我时，一位化验员一边嬉闹，一边漫不经心地告诉我：这个病就别治啦，回家准备后事吧。我当即心头一沉，然后又问难道没有一丝希望了吗？化验员笑了笑，说：化疗，可以拖几个月，好的拖几年，不过嘛……那可是要用钱堆起来的。

得知这个噩耗，我母亲的血压骤然升高，连路都不能走了。后来到医院检查时才发现她的高压达到了二百二十，低压达到一百五十；幸亏发现及时吃上降压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为了父亲的情绪，我们母子一直把这个消息瞒着他，只告诉他这是一种发展很慢、通过化疗可以治愈的病，即使无法治愈一般也有七、八年的生存期，最长的有二十多年的。父亲乐观豁达，知道母亲血压高还宽慰母亲说：人过七十古来稀，自己已经六十六岁了，再活七、八年也七十多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请自己去，没得这病的也该死了，你还急个什么呢？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希望能见见孙子。

表面上母亲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背地里只有我们母子见面时母亲就以泪洗面。母亲忍住悲伤跟我商量说：本来到武汉落户，还想帮帮你们，却没想到竟然得了这么一个病。既然这病这么贵，是不是就不治了？老的治不好，别把小的也拖垮，你爸知道了也不会同意的。我宽慰母亲说：“妈，赡养老人是我们下一代的义务。别说现在咱们经济条件还过得去，就是卖房借款、倾家荡产也要治，找最好的医院、找最好的大夫治，国内治不了国外治。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也要争取，我想俺姐也肯定是这样想的。”

就这样，我父亲住进了大名鼎鼎A医院血液内科。之所以选择这家医院，就是因为它名气大，特别在血液病方面很有研究。办住院那天，给我父亲会诊的教授看他衣着整齐、又戴着一副老花眼镜，于是问他：你是高干吗？是高干就住高干楼。父亲回答：不是。接着那教授又问：那你是厂长经理吗？是厂长经理就住保健楼。我父亲回答说：“我是普通工人，不是高干不是大款。”于是那教授说：“那你就进住院部吧，不过现在没有病床，只能住加床（「注」加床是医院在病床紧张时，在走廊里临时搭起的床铺）。”

我在互联网上认识了一位叫陈敏的网友，是《刘文采真相》和《历史的先声》等几部书的作者。陈网友的妻子就在这家医院的挂号处工作，他们两口子都是非常热情而真诚的人。本来我和陈网友也就是在网上聊过几句天，此时人家知道我父亲住院的消息，赶紧跑过来帮忙。当我们来到住院部时，发现那里早已人满为患。我看着人来人往的走廊上临时搭起来的矮小而狭窄的行军床，心想在这种环境下不利于父亲养病。因此，我和陈敏走出住院部，找找看有没有条件好一点的病房。

这座医院有三个地方可以住院，一是四层楼高的“干部病房”，我以前去过——不是自己住，是探望一个生病的领导。“干部病房”虽然外表朴实，但里面条件极为舒适、设备齐全，连病房也分为卧室、会客室两间，病区人很少，显得非常安静。由于患者多为各级“公仆”，这里的护理也周到，医生、护士说话总是轻言细语，甚至不乏讨好献媚者。但这是高干病房，不但收费昂贵，而且还有级别限制：以前只准某级别以上干部住，现在虽然在病床不紧张的时候有钱也能住，但一遇有“公仆”住院、床位不够时，“主人”就必须得腾房子。因此，在这里住院不保险。

第二处就是一个合资性质的“中外合资××保健中心”，简称“保健楼”。这个“保健楼”是一栋约二十层左右的高层建筑，显然是刚刚投入使用不久，装修得像宾馆一样，病房分单间和标准间。单间我就不敢去看了，只看了一下标准间，发现里面设施也的确像宾馆一样，但是病房面积明显比“高干病房”小多了，也不分什么卧室会客室。只是价格不菲：即使不用药，每天光各项护理费用累加起来也有三、四百元左右。看来，即使对于我这个在这座城市中的中等偏上收入的人来说，也是一笔沉重的负担，难怪那教授要问我们是不是“厂长经理”了。但是，我还是决心让父亲住进去享享福。然而，当我回来跟父亲讲时，立即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他说：我又不是大款，你也不是；能治病就够了，不要花冤枉钱讲条件；如果你非要我住那里，我就回家不治了；在普通病房有床位之前，我睡几天过道也无所谓的。

好在住了两天的加床之后父亲有了正式的床位。这是一个只有三十多平米的房间，大约长六米、宽五米，里面放了八张病床。由于房间小、床位多，里面拥挤不堪。试想，八张病床，每张宽约九十公分，长约一点九米，床与床之间仅有零点六米的空挡，中间只有宽一米左右的过道。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却要挤上至少十六个人，八个病人和每床至少一个陪护人员。由于血液内科住的都是白血病、骨髓瘤和红斑狼疮等重症病人，很多病人生活不能自理，排便、进餐都在病床上，拥挤的房间里总是弥漫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恶臭。入夜，重症病号的呻吟声、哭泣声，陪护人员的鼾声搅在一起让人难以入睡。我觉得在这样的房间里待久了，真是没病也要待出病来。

不幸吗？不，我们已经够幸运了。因为我们毕竟还有张病床来治病，毕竟还有一定的收入来支付高昂的医疗费用。真正不幸的是，那些明知道病魔一步步夺走亲人或自己的生命却无力救治的人，那些眼睁睁地等待死亡来临而无可奈何的人们。和他们相比，我们已经幸运得不能再幸运了。在陪护父亲的日子里，我发现一个奇怪现象：经常有人坐在住院部楼梯上哭泣，有时甚至是全家抱头痛哭。一开始，我还以为是得知亲属得了不治之症的人因为悲伤而哭。由于我自己也面临同样处境，因此就顾不得他们啦。可是后来有一天父亲告诉我，那天他看到有母女俩抱头痛哭，就去安慰她们几句，结果发现她们是因为女儿得了白血病，来住院部一打听那天文数字的治疗费让她们根本无法负担，因此才伤心哭泣。那天我父亲一晚上心情都不好，紧锁着眉头，饭也没吃几口。“解放五十年了！穷人还是看不起病！”父亲痛苦地说，“这是什么世道？有权有钱的人乌龟王八吃腻了就吃金子，可穷人得了病只有等死！”接着，他回忆起七十年代一件事：当时，他的一名工友因为铁屑插进手掌中化脓引起败血症，局医院没法治立刻就送到铁路总医院，还派了三个人轮流招呼。“要是现在，他只有等死了！”父亲感叹道，“他治不起！”

就在那些因为治不起而回家等死、抱头痛哭时，就在同一所医院里，别墅式的高干楼掩映在绿树红花中，显得神圣高贵；新落成的保健楼还散发着新刷的油漆味，就象暴发户那样显得富态奢华；可是，这两个地方的人总是非常少。而与它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低矮破旧、灰黢黢的普通病房，那里的人始终川流不息。此情此景，真让我深刻体会到什么叫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我父亲触景生情地说：这才叫“三个代表”呢——高干病房代表先进文化方向，大款病房代表先进生产力，而散发着恶臭的普通病房，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而那些看不起病的普通农民、下岗工人呢？谁来代表他们？

滑稽的是，那天我走出医院的大门时，居然还看到大门上刻着几个红底镏金的大字：“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我顿时感觉到：这真是一种绝妙的讽刺。那天晚上回家以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辗转反侧、夜不能寐。后来我披衣来到书房，难忍心中悲愤，针对残酷的现实创作了一则民谣《四等公民》：

一等公民是公仆，高干病房真舒服；病房要分里外间，环境幽雅似别墅；半是疗养半治病，十万百万国家出；看完电视打电话，还说条件太艰苦。

二等公民大老板，高级病房赛宾馆；家具电器皆具备，护士小姐送温暖；要说存在啥遗憾，只是自己得买单；虽说要价太离谱，投入产出还划算。

三等公民老百姓，挤张病床来保命；八人一室虽拥挤，不睡过道还庆幸；医生护士冷冰冰，一旦没钱把药停；不管治好治不好，一生积蓄要花净。

四等公民是穷人，有病无钱莫进门；救死扶伤啥玩意，是死是活无人问；一家老小抱头哭，回家等死何堪忍；朱门酒酣美人醉，路有冻死病死人！

二○○二年四月一日，父亲开始了第一个化疗疗程。从此，我每天下班都要赶到医院去探望父亲；有时则顶替疲惫不堪的母亲，在夜晚陪护着父亲。去医院次数多了，才知道这所医院住院部里的医护人员主要有这么几类：主治医生，一般都有教授、副教授职称，管制订方案、开药，基本上是固定的，但除了早上查房平时很少能见得到；管床医生，主管临床一些日常事务，基本上由下级医院的进修医生担任，流动性很大，每次去都换新人；护士，进行日常护理，如注射、量血压、测体温等等。此外，还有一波一波的实习学生。

负责我父亲所在这个病房的主治医生姓臧，据说是个什么出国渡过金的医学博士，大约三十六七岁就混到了教授职称。此人一副衣冠楚楚的样子，一看就知道保养的很好。刚住院，因为他是主治医生，我们觉得父亲的性命全指望他了，因而对他实在是抱着感激涕零的心情，好话说了一箩筐，把他想象成一位“白衣天使”。然而很快我们就发现，我们大错特错了。

因为这是一所医科大学附属临床医院，因此这里的实习学生特多。臧教授经常在查房时领着一大群学生来病房实习。父亲住院的第二天，臧教授就领着一帮唧唧喳喳的学生来了。令我无比惊讶和气愤的是，他居然当着病人的面陈述病人的病情，旁若无人地介绍病人病情发展会怎样，甚至预测病人还有多长时间可活。我现在还记得他在介绍到我父亲的时候说的话，大致是这样的：“这位病人得的是多发性骨髓瘤，是由于浆细胞增生引起的。得了这种病，浆细胞会腐蚀人的内脏和骨骼，随着病情的发展，会出现心、肺、肾脏等器官的坏死和衰竭，骨骼会形成蜂窝状空洞，导致多处骨折，引起病人的巨大痛苦。一般而言，得了这种病存活期是一至五年……”

当这位保养得很好的“白衣天使”兴致勃勃地向他的学生说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话时，我就坐在旁边。我父亲也清醒着，尴尬地微笑着，只有当儿子的才看得出来父亲笑得多勉强。虽然以前我和母亲通过各种途径都了解到得了这个病会是什么后果，但是为了父亲的情绪，我们一直没敢告诉他，只是跟他说化疗可以维持至少五年，最长的十几年。父亲听我们这么一说，觉得自己已经六十六岁了，再活五年十年七十多岁已经够了，所以一直没啥心理负担。但当这位冷血的大夫如此讲解以后，父亲心里会是怎样一番滋味？亏得父亲一辈子大风大浪见得多了，心理还承受得住；那些心理承受能力脆弱的病人，听到这种丝毫不讲职业道德、不顾病人感受的话以后，会怎么样？

父亲这个病需要经常抽取骨髓化验浆细胞比例，因此要做骨穿。以往父亲做骨穿在门诊进行，一个熟练的护士大概十多秒钟就可以做完，除了刺进骨头的一刻有些疼痛感外，基本上做完稍事休息以后就可以自己行走。自从住院以后，臧大夫说骨穿要在住院部做，当时我们也没多想就同意了。谁知做骨穿那天臧大夫领来一帮实习学生，也没征求我父母同意就让学生给父亲做骨穿。那帮学生都还是菜鸟，拿着筷子般粗细的钢针在父亲腿上扎了半天也找不到地方，这个不行换那个，前后换了七八个学生、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才扎出了东西。我父亲疼得汗珠子直滚，又不敢大呼小叫。那次骨穿以后，父亲足足一个多月不能下地走路。然而邪门的事情还在后面，那次出院结帐时，我母亲发现：那些个实习学生们骨穿时戴的八副手套居然要我们买单！

残忍吗？不，这不算最残忍的，最残忍的事情还在后面。父亲第一次化疗时，病房有个在校大学生，好象是冶金学院的，二○○一年时才二十岁，长得眉清目秀，只可惜得了白血病。这个大学生是家中老幺，生下来没几年就死了妈。他爹是个肤色黝黑、面黄肌瘦的农民，由于妻子早逝，靠种几亩地辛辛苦苦地把两个儿子都送上了大学，家庭的条件可想而知。据他讲：校方已经几次三番找他儿子谈话劝其“退学养病”，儿子不明白这事的分量，也就和父亲商量。老父亲一听就明白这是把他们往外推，因此无论如何也不肯答应。后来学校耍赖，干脆不给钱治病了，在老农民花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后，医院停了药，我们眼睁睁地看着这孩子一天天走向死亡，老农民不得不外出借钱去了。由于血小板急剧减少，一天夜里大学生七窍流血，流出的血顺着床掉到地上滴滴答答作响，声音和血腥味惊醒了我母亲。我母亲急忙到护士房叫护士来，护士小姐看了一眼以后无奈地说：“得输血小板，可是他没钱了，我们也没办法啊。”我母亲说，那不能眼睁睁看这孩子这么流血死掉啊？护士小姐回答说：“那怎么办，一袋血小板得一千五百块，我们不交钱，药房也不给药啊。”我母亲急忙叫醒了其他几个病人家属，其实她们也没睡着，这情况下谁能睡得着？几个做过母亲的人，出于伟大的母爱，凑份子凑了一千五百块钱交给护士小姐买了一袋血小板给这孩子输上，算是止住了血。但是第二天，那个大学生还是死了。

对，没有钱立刻就停药，哪管你是死是活？这是“医疗产业化”以后医院的规矩。产业化么，人家是要讲究赚钱的，这年月到哪找雷锋去？曾经有好几次，因为家里预付的帐单没钱了（有时候你根本想不到怎么会这么快没钱）立马给我父亲停了药。母亲无奈，只好打电话给我让我从武昌送钱过来，啥时候钱送过来啥时候才给打针，什么保证啊都没用的，于是乎本来要打到晚上十点左右的针，一直要推迟到凌晨才能打完，我母亲和父亲就只得不熬夜打针了。

从二○○一年四月到二○○二年三月，我父亲在A医院一共化疗了十一个疗程，每次疗程多则一万九千元，少则八、九千块，一共花掉了十二万多元，此外还有一些出院时带的药，大概也有三万多块。虽然我和我姐工作都还算可以，但如此昂贵的治疗费用也很快使得我们全家捉襟见肘、入不敷出。治疗真的要花这么多钱吗？后来我们知道了答案：不，不是。我父亲自二○○二年四月转院到B医院以后，每个疗程花费基本上维持在三、四千元左右，而且每次费用变动都不大。那么，冤枉钱究竟是怎么花出去的？根据我的调查，发现有以下几个途径：

方法一，离谱的药价。

以我父亲必须不断服用的抗病毒药物双黄连口服液为例，同是一个药厂、一个牌子的这种口服液在A医院定价是二十七元一盒，在B医院定价是十六元一盒，而在不同的药店里则只卖七元到十三元一盒。要知道，现在的药店也不是学雷锋的，药店也要赚钱，可是在A医院里的要价，竟然是同样赚钱的药店里价格的百分之四百。而且，这也不是偶然现象，我父亲在这个医院所用的全部药方子，都比药店里的价格贵出很多。

二○○一年，因为工作关系我认识了湖北××制药集团的李董事长，他们主要生产VC片剂和其他一些抗生素。跟他见面那天，恰巧我的上级生病，就买了一盒抗生素吃。李董事长跟我们谈话时见到这盒药，出于职业习惯就问多少钱买的，我的上级就回答说二十多块一盒。李董事长笑了笑，说：“你知道这药成本多少钱一盒？两块。”听了他的话，我和上级顿时目瞪口呆。李董事长无奈地说道：“现在药品流通环节实在太黑了，一方面我们药厂出厂价压的很低，药厂利润非常少，很多老的制药企业都破产了；另一方面患者购药价格奇高，很多患者吃不起药、看不起病。钱都被医院和批发企业赚走了。现在好多药，成本价与售价之间至少有百分之三、四百的利润空间，有的甚至更高。”

方法二，黑心的处方。

我父亲在A医院化疗时，每次化疗的用药，最贵的不是化疗药物，而是五花八门的辅助药，有护心的、护胃的、护肝的、护肾的……还有一些药，我们到现在都没弄清楚到底是护什么的。有时，竟然同时打两种护肝的药物。臧教授的解释也很理直气壮：化疗药物等于毒药，如果不用这些辅助药会对人身体有很大损害。我们做晚辈的最怕父亲受罪，只好赶紧让人家开处方。但是当我父亲一年后转院到B医院时，给父亲治病的陈教授却说：“这些所谓的辅助药，除了前两次化疗时要使用以免得对身体有刺激外，以后疗程则需要根据病人反应确定；一般身体好、反应小的就应该停药。根据我父亲的反应情况，可以说第三个疗程以后完全没必要用药了。可以说，A医院在十一个疗程里每次都开这么多处方，是不对的。”

每次化疗结束后一两天内，父亲都会出现高烧症状。其实，包括父亲，每个化疗结束后的病人都会发高烧，这是身体对化疗本身的正常反应。后来我们知道对付这种高烧，只用给病人肛门塞一种退烧药“双氯芬酸钠”就可以了，两天以后保准退烧。这种“双氯芬酸钠”在药店里只卖十多块一盒，每次化疗用不到三分之一。可是当时我们却不懂，于是当臧教授说这需要输抗生素、留院观察时，我们只能诚惶诚恐地照办。本来父亲得这个病之前很少病，打廉价的青霉素就特管用。可是臧教授却只开一种叫“舒服申”的特效抗生素，每针一百五十块，一天要四针，最多时打六针。于是，父亲每次化疗结束后都要打十八针“舒服申”，药钱加其他乱七八糟费用，一次就要三千多块，在A医院的十一个疗程里有十个疗程是这样的。其间，还是要靠“双氯芬酸钠”退烧。到了第十一个疗程，我父亲嫌太贵而坚决不肯打“舒服申”，化疗完立即出院回家。到家里发烧用“双氯芬酸钠”以后，我们才发现其中的奥妙。由于用“舒服申”太多，我父亲后来感冒发烧时打一般的抗生素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完全没用了。

还有，臧教授每次都给我父亲开一种叫“贞芪扶正颗粒”的药，说持续服用这种药对于改善人体状况，增强免疫机能非常有用。这药在A医院药房售价四十五元左右，累计一年里父亲一共吃了一百多盒，共花去了大约五、六千多元。后来我通过一份医生揭露医院内幕的文章才发现：“贞芪扶正颗粒”属于一种“万金油”性质的药，虽然可能有改善免疫功能的作用，但实在不是治疗的必备药，也对治疗结果没有直接关系；而且这种药实际的出厂价仅七元左右，在医院却以高出其出厂价的六、七倍的价格出售。

方法三，真实的谎言。

当父亲化疗到第八个疗程，浆细胞已经从最初的百分之六十下降到不足百分之三；到了第十个疗程，浆细胞更降到百分之一左右。后来我们转到B医院后才知道，如果浆细胞降到百分之三以下，暂停化疗而改用肌肉注射干扰素，就可以有效地减缓浆细胞上升，等浆细胞上升到百分之十以上再化疗。这样做，一是可以大大节约治疗费用，二是可以使化疗间隔大大延长，也就避免化疗给病人带来的痛苦，三是减少化疗次数，防止产生抗药性，也就可以延长患者寿命。然而，臧教授对干扰素的事情却一字不提，只是一味要父亲不断化疗。无论是做妻子的还是做儿女的，都盼着父亲好，又不懂医，所以人家臧教授让化疗就赶紧化疗，一天也不敢懈怠。后来，当父亲转到B医院之后，给父亲看病的陈教授看了父亲的病历，摇着头说：“唉，化疗次数实在是太勤了，这对患者今后化疗非常不利。”果然，当陈教授他们着手给父亲化疗时，发现已经有很多原本有效的化疗药物已经无效了。

在A医院期间，我们发现：臧教授对我们病房中的很多人都隐瞒实情。父亲第二、第三次化疗时，住我父亲邻床的是一位退休工人，在家杀鱼时不小心割破了手；当时没有当回事，谁知却引起了破伤风，又由破伤风转为急性白血病住进了医院。住院期间，老工人一直高烧昏迷着没醒过来，无论用什么方案就是没法退烧。一般而言，急性白血病基本上治不好的，也活不了几天，在这种情况下有点良心的医生就应当建议：如果家庭条件不太宽余的话，最好意思一下停止治疗算了。那一家子人很亲的，根本摸不清医院套路的老伴就央求臧教授用最好的药。这真是正中臧教授下怀，人家正巴不得给你用好药呢，那样回扣大大地有。于是乎什么贵药都用了，短短四十天时间里花掉了二十来万，花掉了那家子最后一个子儿，没钱也就停药了，最后回家等死去了。那家属临走时质问臧教授：“为什么从来没跟我们讲过他的病治不好？”臧教授回答倒也理直气壮：“不是你们要我用最好的药吗？我尽力了，治不好我也没办法。”就这么着，维持了老人家四十天没醒过来的生命，用掉老两口和子女的全部积蓄，这家子人恐怕连给老人家办后事的钱都没了。

当时还有一个农村来的患者，因为在乡镇企业当油漆工苯中毒而导致了白血病，现在乡镇企业已经垮了。那家人东拼西凑了四万块钱治病，因为缺乏和医生打交道的经验，跟臧教授谈话时交了底牌，说自己只有这么点钱，要是治不好就算了。臧教授听了，就含含混混地说：这个病，四个疗程“差不多”可以好，一个疗程大概一万。当时我母亲坐在旁边，听了直纳闷：不是说治白血病要很贵吗？怎么这次出了鬼，这么点钱就可以治好？母亲还直以为臧教授发了善心呢。后来那个患者化疗了四个疗程，花掉了恰好四万块钱。没钱了以后，臧教授让他“回家慢慢养”。不久以后，父亲在化疗时，听病友说那个农民已经死了，留下几万块钱的债务给他的亲人背着。

臧教授看病时还喜欢看人下菜，那个农民四万元的医疗费对见过大世面的臧教授来说，实在是小菜一碟。有一个电信局干部，姓刘，得了跟我父亲一样的病。但电信局效益好，是实报实销的公费医疗。臧教授一看，好哇，来了个冤大头，于是每个疗程都拼命加“好药”，一次化疗就花了他将近五万块钱。到了二○○二年三月我父亲离开A医院转到B医院时，姓刘的已经花掉了将近七十万了。同样的病，同样的病房，费用差距却这么大。可见臧教授对我们这个小康人家，还算是下菜下得很准的。

方法四，多余的检查。

所有看过病的人都有体会：现在到医院看病，医生们首先会让你做一个又一个检查，动不动就是成百上千的全身CT、核磁共振。本来检查作为诊断的依据是无可厚非的，但是问题是，一些缺乏职业道德的医院为了多赚钱，强迫医生让病人做很多完全不必要的检查。有些检查是不过是多花几个钱而已，比如心电图；有些检查则是有害的，比如频繁的X光透视。

自从我父亲住进A医院，各种检查就成了家常便饭。反正我们患者和家属也不懂那些检查是必要的，那些是不必要的，人家让查就查呗。但是至少有两回他们让父亲做了完全不必要而且有害的检查，一次是父亲第二次化疗期间，要父亲做骨扫描，花了六百多块。其实我父亲这个病臧教授心里很清楚，肯定是要侵蚀骨头的，浆细胞控制住了，骨头就好些；浆细胞升上去了，骨头就被侵蚀。可臧教授还是要我父亲去骨扫描，等到结果出来，父亲问臧教授有什么结果，臧教授说：“哦，更加确认了你是多发性骨髓瘤。”我父亲一听，心想：你没确认我是多发性骨髓瘤给我化疗干什么？于是心中有疑惑，就私下问了那个科的另外一个主治医生李大夫。那个李大夫还算有点良心，看左右无人就偷偷对父亲说：“这个检查确实没有必要，你这种早就确诊了的病人，可以不做。”

还有一次是个实习学生，晚上十点多钟突然开了张单子要我父亲第二天去做个胸透。其实我父亲在住院前、住院后，因为胸部疼痛，一再误诊而已经连续做了不下十次胸透了，干吗冷不丁的还要胸透？我父亲觉得其中蹊跷，坚决不去，那学生见状失望地走了。我估么着，那学生估计是打算了解了解骨髓瘤病人的胸部状况，可惜我父亲没满足他的好奇心。

方法五，迷人的帐单。

这世界上有很多未解之迷，而医院的帐单就是这未解之迷中的一个。每次从医院拿来帐单，我和我母亲都得像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一样仔细揣摩、研究一番，但是往往还是一头雾水(请看小说网-www.qiyebooks.com)。间或也有例外，比如前面我曾提到的八个实习生的手套费用问题，我们看出来了，与医院交涉后医院不得不没好气地退还了这些钱。然而还有很多我们无法弄明白的问题，比如明明没有开空调却要收空调费等，我们无法找到答案。不过有一条永恒不变的定律，那么这些迷人的帐单无一例外是“错误地”多收了患者的钱，而不会“错误地”少收了患者的钱，假如你能发现问题的话。医院的“错误”也是这么可爱，永远只是“毫不利人，专门利己”。假如我们的国有企业也会犯这种“美丽的错误”，那国有企业没有一个会亏损的。当然，帐单上这些迷团所涉及的金额要远远小于前面几个因素的金额，和它们比起来，迷人的帐单只算是“温柔一刀”。

方法六，自费的试验。

前面提到二○○○年国庆节我去北京找工作时，碰到了那个归国不久的女医生，她向我讲述了一些医院和医生拿患者做人体试验的事情。当时我父亲只是刚刚开始拉肚子发烧，还在做一些常规的小治疗，也就没当成回事。当我们频繁地开始与A医院打交道之后，我才切身体会到那个女医生所言不虚。

逐渐我们也看出来了，虽然臧教授据说是什么全国有名的血液内科专家，但人家的主要精力根本不在给我们这样的普通患者看病上。他一方面忙着发表论文，忙着研究新的治疗手段，忙着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另一方面也忙着升官——就在父亲住院的一年里，臧教授从血液内科副主任荣升为主任。虽说A医院是全国都排得上号的大医院，里面专家教授济济一堂，但我们终于明白那些专家教授根本不是给我们这号普通老百姓看病的。父亲的化疗方案其实早就定了，无非是长春新碱、玛法兰、阿霉素、表阿霉素几种轮换着用，每次真正负点责的不过是走马灯似地更换的管床医生。

我父亲由于这个病导致极度的骨质疏松，骨头很脆，因此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基本动作都做不了。我们不懂医，想象不到父亲的骨头脆弱到什么程度。按理说做医生的你得告诉我们哪些事情能做、哪些事情不能做，可是臧教授从来没有主动说过一句。有一次我母亲追着他问，他竟然头也不回边走边说：“烦死了，烦死了！”由于我们始终没能从这人口中问出来究竟该怎么注意防护，结果虽然我们百般小心，还是出了意外。二○○二年春节，我父亲因为蹲下去修电炉子，蹲的时间太久，竟然导致脊椎骨压迫性骨折，长达半年时间里我父亲动弹不得，一动疼的嗷嗷直叫。脊椎骨折、心理烦躁导致浆细胞急剧升高，这次住院花掉了我们一万七千块。

看着父亲那遭罪的样子，再看看臧教授那副吃人不吐骨头的嘴脸，我寻思着这个医院不能住下去了，于是向单位求援。单位领导也非常热心，找到了跟我们单位关系很好的B医院的领导，让父亲转到了B医院。由于转院时领导打过招呼，所以B医院按“保命”原则来给父亲治病，只用真正起治疗效果的药，不用那些五花八门的、无用的药。也算我们运气好，B医院的主治大夫陈教授是一位非常敬业的人，医嘱非常细致。而且他还给母亲留了电话，每当父亲在家出现不适的时候就可以及时找到他，由他指导母亲该怎么做。

其实这世界还是有好人的，至少B血液内科几个大夫都还不错。每次我父亲去化疗，他们都非常热情，细致地询问病情，并且根据病情会诊制订方案。父亲由于化疗次数太多，对长春新碱、阿霉素、表阿霉素等化疗药产生了抗药性，几位医生专门开了一次会确定了一种“鸡尾酒”疗法，用后父亲在二○○二年和二○○三年期间状态还非常不错。而且在他们的建议下，我父亲化疗将浆细胞控制下来以后就立刻改用干扰素，减少了不必要的检查和辅助药物，使得父亲化疗次数比第一年减少了一半，治疗费则从二○○一年的十二万元，降到二○○二、二○○三年的每年差不多四万多元；加上几年里零零星星地买药看病，这几年为父亲治病一共花去了二十四万元。后来母亲出于感激，每到逢年过节时都带着好烟和钱去看望几位医生。陈教授把烟收下了，钱则坚决不要。他再三感谢母亲来看他，说：“即使你不来，我也一定会尽心尽力，但钱我坚决不要。救死扶伤是我们的职责，要了人家患者的钱，我们医生的人格就没了。”

然而，父亲在第一年里经历了过于频繁的化疗，不但很多原本有效的化疗药物已经失去了效果，而且父亲的身体也元气大伤。二○○三年的夏季出奇地漫长而炎热，父亲先后两次感冒，每次都延续了将近一个月。此后，父亲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虽然亲人和医生想尽了一切办法，也没有挽救住父亲的生命。二○○四年清明节前夕，一生饱经风霜的父亲离开了我们。当我含泪送走父亲之后，我禁不住咬牙切齿地想起那个谋财害命的臧教授，如果不是他的玩忽职守，父亲本来可以再与我们厮守一段时间的。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十二、悲惨世界

父亲年轻的时候，上面总是宣传“老有所养，病有所靠”，据说这叫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只是那时父亲健康，除了偶尔头疼脑热的之外没有什么病。到了九十年代以后，父亲单位持续十几年都处于半死不活状态，多达四万五千名职工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处于下岗状态，在岗的也经常是一连八九个月领不到工资，父亲那所谓的“公费医疗”也就只能变成一个画上的饼子，实在没法指望。由于由于没有钱，他们单位到现在医药费只报销到一九九四年的，好多老工人因为没钱耽误了治疗，人都没了好几年了，还没轮到医药费的报销。即便是这个画上的饼子，也不是全额报销，而是每年最高报销限额为两万元；但是即便是这种难以指望的报销，也有很多药是不能报的。是啊，活人都养活不了，那有功夫顾得上死人呢？

根据我所查得的资料，二○○一年世界卫生组织在对一九百九十一个成员进行的医疗卫生公平性评价中，中国排在倒数第四位。仅比巴西、缅甸、塞拉利昂稍强，属于世界上最不公平的国家。而一向被我们看作“贫富悬殊极大”的印度居然排名第四十三位，远远超过我国，其它发展中人口大国如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埃及、墨西哥都排在中国前面。应该说，在目前的中国，卫生发展的不公平性，尤其是城乡卫生差距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中国官方统计数字也显示穷人健康状况在恶化。过去十五年来，中国结核病增长四倍，过去四十年来一直下降的婴儿死亡率也在贫穷地区上升，而一些早已消灭的地方病如血吸虫病等也卷土重来。尽管中国政府免费提供免疫疫苗，但由于农村诊所要收取“管理费”、“针头费”和“针管费”，贫穷地区免疫率也在下降，有些地区甚至降低到非洲撒哈拉沙漠之南地区的水平。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我极少听说过有看不起病的情况。当时我年纪尚小，因此对农民的情况并不是很清楚。但我知道一般的城镇居民，没有哪家把看病当作洪水猛兽来看待的。我不是指公费医疗，而是指那时低廉的药价和治疗费用。那时有个头疼脑热的，花几块钱，甚至几毛钱就可以治好。由于当时农村与城市收入差距比现在小的多，因此这样价格低廉的医疗服务农民也消费得起。

然而从九十年代起，一股名为“医疗产业化”的妖风破门而入。之所以说“破门而入”，那是因为这项所谓的“改革”根本就不是人民群众所需要的（比如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一小撮不知道哪里来的、看不惯公费医疗和廉价医疗卫生服务的“精英”们强加给人民的。从那时起，医院的收费几乎以每年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高于同期居民收入增加速度四倍以上。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国的医疗体系出现了极度的异化：一方面医疗从业人员迅速暴富，另一方面广大居民医疗费用支出暴涨，因病致贫、无钱看病的事例从时有发生变成了普遍现象。“小病忍、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辛辛苦苦几十年，一病回到解放前”，这些顺口溜表达了群众无钱看病、因病返贫的无奈与辛酸。

二○○三年十月，我陪同父亲到医院做化疗。以前的病友在这三个月之间死掉了十多个，听一个幸存的病友说，上次挨着父亲的那个白血病孩子已经死了，才十七岁。那孩子的父母都是下岗职工，我以前见过他们：男的戴付眼镜，又黑又瘦；女的面色苍白，因为她也患有乳腺癌。为了给孩子治病，做母亲的自己有病不看。为孩子治病累计花了二十多万，全部是靠借债得来的。现在人财两空，孩子的母亲也到了晚期，就要和她的孩子一同走了，留下一个孤独的男人还债。一个曾经美满的家庭，瞬间只剩下了孤独的他。二○○三年年底，我父亲最后一次化疗期间，几天内就先后有两个无钱继续治疗的病人，从父亲所在的住院部大楼上跳楼自杀。这就是“医疗产业化”给中国普通百姓带来的结果。

“医疗产业化”给中国人民健康带来的惨祸远远不止无钱看病、因病致贫这两项。由于“医疗产业化”之后，有关医疗产业的产品利润丰厚，引来了无数投机者进行“医疗产品开发”。为了降低成本谋取最大利润，很多这样的投机者在连最起码的卫生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开工，给人民健康带来了巨大危害。重复使用血液透析器导致患者染上肝炎，输入不洁血液导致患者染上爱滋病的恶性事件时有报导。特别是，由于大搞所谓“医疗产业开发”，河南省上蔡县出现了好多村庄整村人因为卖血导致患上爱滋病的恶性事件……我不禁想起了毛泽东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不正是“医疗产业化”下我国一些地区现实的写照吗？！

有些从不担心自己如何支付医疗费用的人，总是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为由来反对政府对医疗卫生包揽太多，这种“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托词实在毫无道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二○○○年中国卫生总费用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五点三，处于世界末流。其中，居民个人支出高达百分之六十四，而这一比例在发达国家只有二十七。也就是说，发达国家由政府支付的医疗费用几乎达到了百分之七十，接近我国以前“公费医疗”的水平；而在瑞典、英国等高福利国家，政府支付的医疗费用比例还要更高。即使排除发达国家，这个比重在其它国家也低得多，包括最不发达国家。如果世界上最穷的国家都能由政府负担近百分之六十的医疗卫生费用，经济欣欣向荣的中国有什么理由做不到呢？对这种现状，就连一贯鼓吹市场化的美国经济学萨克斯都觉得，中国由政府支出的卫生费用所占的比例只有区区百分之三十六，是世界各国中最低的之一，中国政府在卫生筹资中的作用太小了。

况且，即使是这区区的百分之三十六，在分配时也被极不公正地瓜分了。在中国，越是有权有势的人，如各级“公仆”，越能够享受到“公费医疗”的好处。这些人一旦生病，吃最好的药，住最好的病房，享受最好的医疗条件，其间花费无论是十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都可以由“公费医疗”解决；即使没有生病，他们也可以定期体检、疗养。而越是穷人，越需要自己支付医疗费用：国有企业工人虽有名义上的“公费医疗”，但是因为是由企业负担，而多数国有企业经营的困境，使得这些所谓的“公费医疗”跟我父亲单位的一样，成了一个徒有虚名的摆设；城镇一般居民、农民则根本没法从政府的医疗投入中获取丁点好处。

可见，造成我国居民医疗健康状况恶化的原因除去“医疗产业化”之外，更重要的是还有一个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的问题：即政府没有承担起它对居民医疗健康应负的职责。政府投入的严重不足，导致了医院没有足够的钱来维持医院的正常运转，进而使得医院不得不靠坑宰病人、鼓吹“产业化”来维持其必要的开销。而坑宰病人的恶劣先例一旦开始，就不可能维持在一个适当的限度——所有的江洋大盗都是从小偷小摸开始的，所有的腐败分子都是从小拿小搞起步的。在一个得到政府默许的恶劣先例鼓舞下，我们原来尊敬的白衣天使们的灵魂一步步受到腐蚀，一部分人最终堕落成专门从事坑、蒙、拐、骗的白衣刀客、白衣恶棍。

就这样，“医疗产业化”与政府失职互相推波助澜，造成了我们今天面临的恶果。目前，大多数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不但不大张旗鼓地搞“医疗产业化”，而且还在尽量避免让市场力量支配医疗卫生领域，不断增加政府支出在医疗总支出中的分额。而我国却反其道而行之，真让人感到困惑。更令我困惑的是，虽然我国被福布斯评为二○○二年度全球赋税最重国家排名第四，然而我国的教育投入、医疗投入、军费开支等指标均在世界末流。请问，老百姓的钱究竟花到哪里去了？

在我国向市场经济转轨以后，在本来靠“看不见的手”调节的市场关系中，随处能够感受到政府那只本不该出现的、“看得见的手”在里面翻云覆雨。为此，我们常常抱怨说这是“计划经济的遗产”，抱怨说这是“不当干预”。然而，在教育、医疗等的确需要政府干预的领域，那只本该出现的、“看得见的手”却不见了。不奇怪吗？看看每天在电视上大讲学习“三个代表”深刻体会的公仆，再看看老百姓悲惨的生存现状；看看越来越多的摩天大楼，再看看越来越多的无钱就医的穷人，莫非真如狄更斯所说的那样：“一面是庄严与神圣，一面是荒淫与无耻”？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十三、非典型肺炎

二○○二年年底，我通过互联网得知，在中国广州地区流行一种怪病，得了这种病发烧不止，最后因呼吸衰竭死亡。而且这种怪病传播得很快，难以预防。后来又知道，这种病叫“非典型肺炎”。武汉离广州毕竟还比较遥远，我们没有感受到什么恐慌。再看看《新闻联播》里天天说“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也就以为真的控制住了，也就没有再关心这件事。

然而，到了二○○三年三月初，我到某地出差时，当地一位刚从北京出差回来的朋友跟我说，北京现在传染得很厉害，已经死了不少人了，你赶紧准备买些口罩吧。当时我看电视上全是人大会的消息，仍旧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样子，也就当作谣言而不予置信。然而到了三月底，传闻越来越多，连电视上也开始报导有关情况了。不过当时电视仍旧是说，要放心，控制住了，没有问题等等。此时我已经开始怀疑新闻的正确性了：早就说控制住了，可为什么从去年年末一直持续到现在？为什么传闻越来越多，人们越来越恐慌？

后来电视上开始有了例行疫情报告，一贯不怎么看电视的我我每天都要坐在电视机前面把疫情报告看完。一开始还觉得数字不多嘛，每天只新增那么一两个。到了四月十八日，当时的卫生部长大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会上他笑谈：“北京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

然而仅仅两天之后，他这个撒谎时面不改色心不跳的卫生部长就下台了，到那时我才知道北京的非典流行趋势有多可怕。顿时，全国上下草木皆兵、风声鹤唳；药店里的口罩、板蓝根全都脱销；人们只要一见到从疫区来的人都视为洪水猛兽，不敢接近。出于对家人和自己健康的担忧，我也上药店买了几十副口罩。当时口罩已经脱销，问了好多家药店都没有。问到位于武汉亚贸广场附近的一个“春天大药房”时，里面回答说“有”，不过涨了价钱。但此时已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立即买了三十副“汉江医疗器材厂”生产的口罩。等到戴了几天以后才发现，这是一批假冒伪劣的口罩，外面只一层纱布，里面全是乱七八糟的纤维头。

在“非典型肺炎”肆虐期间，我得知“非典”感染的高危人群是医务工作者。在与臧教授打交道的一年多时间里，我简直对这些吃人不吐骨头恶医深恶痛绝。此时看到这个消息，最初竟然产生出一种欣慰，一种幸灾乐祸。这大概就是我在恶政、恶人的压迫之下，所产生的一种恶意吧。不过，当我看到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医院，与那些医务人员握手交谈，并向他们鞠躬致敬的时候，我突然觉得鼻子一阵酸楚，禁不住热泪盈眶。在这个充满着道德沦丧、心地不良和麻木冷漠的国度里，多少年来，我终于再一次找回了那种久违的感动。

“非典型肺炎”的流行，可以说是对中国“医疗产业化”恶政的报应。虽说SARS在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有发现，但惟独在中国却酿成了全国流行的惨祸。相比之下，在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流行的规模要小的多，甚至在远比我们穷的越南，SARS也被很快控制。有些人不知出于什么政治目的，竟然据此断言说，SARS是美国发明的专门针对中国人的“基因武器”。我从来就不相信这些哗众取宠的无稽之谈，而是认为这是“医疗产业化”的必然恶果。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医疗产业化”下SARS流行的路线：二○○二年十一月，出现了一种从野生动物转移到人的冠状病毒，随即出现了第一例SARS患者。由于对这种新疾病缺乏认识，SARS病毒可能就在患者入院前后传染给了其他人。这些被感染者有些有钱就医，有些却没有钱，于是乎照例被医院拒收，只好游离于社会上，造成了更多的感染者。有些感染者自感来日无多，乘交通工具返乡，造成了病毒向全国扩散，传到了山西、河北、内蒙古，以及首都北京……要不是最后中央下死命令对SARS患者无偿治疗以及强制隔离疑似病人，继续按照“医疗产业化”下的必然模式进行治疗，我真不敢想象现在会是怎样一种情形。现在灾难好像已经过去了，一切照旧……

灾难并不可怕，人类历史也是一部与灾难抗争的历史。可怕的是对灾难缺乏深刻的反思和麻木不仁，假如不立即废除祸国殃民的“医疗产业化”，那就等着一场更大的灾难来临吧。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十四、为恶政敲响丧钟

随着夏日的到来，“非典型肺炎”渐渐销声匿迹了。这次瘟疫的流行，使我产生了很多反思和联想。于是，我决定以我父亲看病的遭遇做线索，对“医疗产业化”这一恶政进行最严厉的讨伐。于是在构思了两个多月、奋笔疾书一个星期以后，一篇名为《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二万七千字的长文写成了。之后，我通过互联网将其昭示于世人面前。“医疗产业化”和部分医生医德的沦丧，早已是千夫所指、万民皆恨。我的文章一经贴出，就如同在水中投入一块巨石，立即掀起阵阵巨浪，形成了人民群众对医疗产业化口诛笔伐的高潮。我的《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被一些网友改名为《当今中国最肮脏的产业》和《吃人的医院》等，被转贴于全球各大中文网站，并且被《中国改革》杂志社的《改革内参》刊用。这就是中国的现状：人民中早已蕴藏了极大的能量，只要有人擎起这杆旗帜登高一呼，就有千百万的劳苦大众应声云集。

在写完《反击医疗产业化——医院黑幕》之后，我又产生了写一篇反击教育产业化的《学院黑幕》，作为《医院黑幕》姊妹篇的念头。但是，由于我毕业之后已经有八年时间没有与学校打交道了，对目前学校的内幕知道得并不是很清楚，也没有切身体会，因此我觉得没有办法写出像《医院黑幕》那样面面俱到的《学院黑幕》，而只能对教育产业化下学校收费迅速上涨这一外表现象做出分析。当我在互联网上说出自己的想法之后，立即有很多国内外朋友不辞辛苦地为我提供了不少非常有用的资料。其中特别是一位叫“元明”的网友发过来的一篇名为《变了味的教育产业化》的文章给予我极大的启发，该文的许多高水平、系统化观点几乎与本人的零碎思考完全一致，读起来禁不住让人拍案叫绝，因此我大量地引用了其中的一些观点，弥补了我对教育问题理论上的空白。过了几个月以后我才知道，元明网友发来的那篇《变了味的教育产业化》，是西南财经大学副教授萧雪慧老师所作。

恰在此时，二○○三年八月六日晚上，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播放了一个专题片——《贫困生：越过学费这座山》。该片讲述的是陕西榆林一位农民景统仕可悲遭遇：生活贫困的景统仕在女儿景艳梅今年高考被东北师范大学录取后，为了凑足一万元的学费，一连外出几天借钱而无功而返。为了给景艳梅上大学申请资助，景统仕又到当地派出所等部门盖章以证明家境困难，然而这个章也居然没有盖下来。七月十四日，景统仕喝下农药自尽。电视上景艳梅流着眼泪说：“我爸爸回来，我不在跟前。他就跟我嫂子说，他说他已经老了，什么事都办不成了……早知道是这个结果，这个学我不上了……”

我一般很少看现在这些充斥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电视节目。但是那一天也真是凑巧，当我从书房出来喝水时，正好看到了这一幕。当时，我握着茶杯呆站在电视机前，屏住呼吸把这个节目看完。沉痛？不，这种感觉不是一个“沉痛”所能形容的。悲愤？不，这种感觉不是一个悲愤所能包含的。我感到压抑，感到这个世界为什么这么黑暗，为什么使我艰于呼吸视听。常言道：“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千百年来，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求生的中国劳动人民总是把期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自己委屈点、辛苦点没有什么，一定要让子女读书、成材——这是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的一个传统。女儿考上大学，这本应该是全家欢天喜地、奔走相告的喜讯，然而在极度扭曲的“教育产业化”之下，这喜讯却变成了吞噬人命的魔鬼，变成了噩耗。

假如景统仕的遭遇还离我太遥远，还算是“小概率事件”的话，那么二○○三年六月份发生的另一桩惨剧则如同在我身边炸响的一声惊雷。在我曾经去过的一个国有企业，由于经营困难，从二○○二年下半年开始连续九个月没有发过一分钱的工资。二○○三年六月三日，在几个歌舞厅赶场子拉琴挣钱的老工人胡××回到家里，其妻子告诉他，在武汉某大学读书的儿子在催交一万元学费。胡××出门借钱。可是全厂工人都八九个月没有见到一分钱了，自己家里尚揭不开锅，谁又有能力借出一万块钱呢？胡××出门一天，空手而归。回到家里，妻子见他一无所获就唠叨了几句，胡××本来就又气又恼又急，再加上妻子的辱骂使得他倍感绝望，于是他拿起洗澡毛巾狠命地勒住妻子的脖子，导致妻子气绝身亡……

两件看似孤立的事件，反映出当下中国工人、农民被一小撮鼓吹“教育产业化”的、丧尽天良的“精英”们压迫、掠夺、践踏而无可奈何的事实。在中国辽阔的土地上，从东北到西南，类似的惨剧处处可见，时时发生。无数贫穷而善良的人们，被教育产业化这把大刀夺去了欢乐、财富甚至生命。在当代中国，已经没有什么比 “医疗产业化” 和“教育产业化”更能生动地体现出处于强势地位的精英们，是如何借“改革”的名义来疯狂敛聚钱财、无耻践踏劳苦大众权益的事例了。医疗和教育，一个保障的是人民的生存权，一个保障的是人民的发展权；这两个行业是“产业化”的底线，一旦突破了这两个底线，这个社会就没有任何公正可言。然而可悲的是，这两个底线早已被突破，而且大有愈演愈烈之势。

早在二○○○年八月，我就写了一篇名为《穷人受教育权利不容剥夺》的文章，呼吁社会关注穷人孩子上不起学的情况。然而，从那以后，教育产业化一直甚嚣尘上，浊浪排天。无数人间惨剧发生了，无数品学兼优的贫困生被大学拒之门外。不受监督的特权与贪婪野蛮的资本主义结合起来，疯狂、无耻地压榨人民；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秩序日益混乱，各种侵犯人民利益的异化改革被假以神圣的名义强加在人民头上。而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正是这种异化改革的极端产物。在我看来，鼓吹这两个“产业化”的人实在是恶毒——“教育产业化”剥夺了穷人子女受教育的权利，等于消灭了他们通过受教育改变命运的希望，而让他们永远沦为无知愚昧的苦力，剥夺了人们的发展权；“医疗产业化”则剥夺了穷人的生存权。耳闻目睹这一个个血淋淋的事实，我实在无法平静下来。我决心用我自己的力量，把恶政和它们的吹鼓手们一起踩在脚下，让它们烂在泥里。于是，又一篇名为《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的文章诞生了。

《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全文长达二万九千字，分为八个部分：当喜讯变成噩耗、当改革变成掠夺、当学费成为壁垒、当谎言嘲弄真理、当教育沦为产业、当政府逃避职责、当悲愤化为力量、当丧钟为你而鸣——连续八个“当”字，对应以丧钟轰鸣的声音。一个星期之内，我每天为了写这篇文章都要工作到凌晨。写文章时，我一遍又一遍地听《国际歌》，写到悲愤哀痛之处，我自己一边写，一边放声痛哭。我所渴望的，就是用真情唤起社会的良知，用我的文字为祸国殃民的“教育产业化”敲响丧钟。我当时就坚信：我的呼吁决不会没有回响，我的眼泪决不会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

果然，不出我所料，二○○三年八月十八日我的《教育产业化：丧钟为你而鸣》一文刚在一个官方论坛贴出，就立刻再次传遍了全世界。香港的凤凰卫视、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都专门在节目中谈到了这八个振聋发聩、发人深省的“当”字。此后，虽然学校的高收费暂时还未得到扭转，但我相信从此再没有哪一个政府官员敢于理直气壮地大谈特谈“教育产业化”这个邪恶的概念，也相信离彻底埋葬这一恶政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十五、沙利度胺

从二○○三年那个炎热而漫长的夏季开始，父亲的病就愈发沉重了，感冒发烧不断。尤其令我们害怕的是：由于化疗次数过多，父亲体内的浆细胞已经产生了抗药性，化疗已经渐渐地失去了作用，浆细胞的数量居高不下。到了二○○三年国庆节前夕，父亲已经开始感觉到后背和两肋骨骼的剧烈疼痛。不过，父亲仍然是坚强的，二○○三年九月三十日，父亲和我们一起到汉口江滩公园观看了四川自贡灯展。

父亲也自感来日无多，就跟母亲说让我姐姐一家来武汉，趁自己还能行动的时候最后团聚一下。国庆节那天，姐姐、姐夫和外孙贝贝都来了。见到亲人，父亲很高兴，那几天家里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姐姐走了以后，父亲的疼痛越来越剧烈。到了十月中旬那次化疗以后，我把父母接到自己家里住了一段时间，那时父亲还能自己行动，每天我下班回家，父亲和我都要谈很久。那时临近年底，我每天上班也很忙，都是母亲一个人照料着父亲。

到了十二月初，我又被单位派到外地出差了二十多天，回来时已经临近年底。回家那天父亲又在医院里化疗，我赶紧跑去照顾，发现父亲已经很难起床了。但父亲见了儿子，仍然相当高兴，凡是能起来的时候都和儿子一起抽一会儿烟，谈论着儿子的工作和生活。儿子总是问父亲一些以前的事情，因为儿子已经打算动笔为父亲写一本书，书名暂定为《生活的见证：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这次化疗效果不好。父亲回家以后，不但没有好转的迹象，而且每天起床都显得非常吃力，需要抱着母亲的肩膀，慢慢地找疼痛相对比较轻的姿势，一点一点地挪动着站起来。父亲的脊背已经不能起到支撑作用，站立时要拄着儿子为他买的拐杖，吃饭的时候要用一只胳膊支撑着桌子，才能勉强坐一会儿。一月份那些天，我每天都不回自己家，而是下班后坐一个多小时的车去父母家里住着。每天吃完晚饭，儿子就依偎着父亲，跟父亲交谈很久，逗父亲开心。

二○○四年的春节比较早。父亲说自己可能是过最后一个春节了，想到儿子家里，再把姐姐一家接过来，再享受一次天伦之乐。为了让父亲能高高兴兴地过节，我从单位放假那天起连续做了四天的卫生，把家里角角落落收拾得一尘不染。还跑到街上买了不少窗花、对联、年画，把家里布置得既温馨，又喜庆。

大年三十那天，父亲被120急救车抬到儿子的家里，一来就直接躺到床上。大年初三，姐姐一家在去了姐夫合肥老家过年之后，也来到武汉。小外孙贝贝是个活泼的孩子，每天在我家里跑来跑去的玩。每到这个时候父亲就拄着拐杖，来到客厅里，一边抽烟一边微笑地看着贝贝玩耍。那一些天，我的家里总是被一种快乐喜庆的氛围笼罩着。

其实父亲的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了，脊背和肋骨时时刻刻地都在疼痛，需要口服曲马多或者贴芬太尼止痛。过年那几天除了有一天父亲强打起精神和我们坐着吃了一顿饭以后，其余时间都卧床由母亲喂着吃。由于见到亲人过于兴奋，父亲体力透支，姐姐他们走的那一天就因为喉咙发炎发起了高烧，呼吸困难。我急忙找了一个可以上门治疗的医院，为父亲打了几天针才算治好了病。病愈后，有一天下午父亲跟我谈话时说到自己可能活不了几天了，化疗已经不起作用，而且这个病实在太痛苦，治疗又太费钱，子女的负担也很重。因此父亲说自己打算放弃治疗，到医院里绝食几天，安静地离开这个世界。

和父亲谈话以后我心里非常难受。以往我也知道父亲早晚要被病魔夺去生命，但是我实在不愿意面对这种情况，甚至想都不愿意去想。可父亲跟我谈了以后，我猛然警醒了。不，我不愿意父亲走，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把父亲留住。哪怕是一个月，一年；哪怕是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我都要尝试。那天我打开电脑，在“Google”中搜索“多发性骨髓瘤”这几个字，希冀着能否找到一种新的治疗方法。突然，一个“沙利度胺可以有效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的消息映入我的眼帘。我的心跳猛然加快，认真地读完这个消息，又打开很多链接，证实了这个消息。就如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一样，我奔到父亲的房间里，对躺在床上的父亲喊：“爸，你的病有救了，现在有了一种新药可以治好你的病！”

沙利度胺又名反应停片，原来是作为治疗孕妇孕期反应的药投放市场的。但很快发现，沙利度胺会导致严重的出生缺陷。在西方国家，有数千名婴儿因母亲服用了沙利度胺而先天性肢体残缺，造成了轰动一时的“海豹胎事件”。因此，沙利度胺成为禁药，被禁止销售达四十年之久。这几年才通过研究发现，沙利度胺在治疗多发性骨髓瘤方面具有良好疗效。由于被禁时间太长，目前全中国只有江苏常州制药厂一家生产沙利度胺。

刻不容缓，我立刻按照常州制药厂网页上留的电话号码与对方联系。但是拨打了很久都没有人接，这时我才想起这天是个星期六。但这是救活父亲的唯一的希望，早一分钟服药，就多一分希望。我立即穿好衣服到街上找药，从武昌问到汉口，大药店、小药店、新药特药店、医院药房，一家家问遍了，都没有这种药出售。那天晚上，当我迈着酸痛的双腿沮丧地回到家里，我跟母亲说要到常州去一趟，亲自到厂里买药。母亲也心疼儿子，说那没必要，等人家上班了联系也不迟。这时我突然想起在苏州的一个朋友，一看地图发现苏州与常州相隔不远，于是立即跟他取得了联系，拜托他立刻到常州为父亲买那救命的良药，再通过特快专递邮寄过来。沙利度胺，这个原本陌生的名字，此时竟然变得如此亲切，有了它，仿佛就有了希望。当我们跟父亲把情况一说，父亲也很高兴，说：这好啊，将来能等到抱孙子了。

虽有朋友帮忙，但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星期一刚上班我就与常州制药厂取得了联系。当听到对方说可以邮购时，我激动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觉得那个接电话的人简直就是自己的救命恩人。放下电话，我又给母亲挂了个电话，母亲说她也给常州制药厂打了电话，人家跟她说武汉协和医院的药房里有少量这个药。我放下电话，立刻跟单位请了假，直奔协和医院药房，买回了这个药房所有的十七瓶“沙利度胺”中的十瓶。晚上我回到家里，全家人又兴奋又激动。父亲拿着这白色的药片，对我们说，我的命是儿子的孝心换回来的呀。

那一段时间，我的心里充满了希望。于是，我开始动笔写《生活的见证：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父亲听了我的想法，也很支持我，因此我们父子二人，一个写文章，一个审稿批改。父亲对儿子的文章看得如此细致，以至于不止是纠正儿子文章中的张冠李戴或者其他谬误，甚至连用辞不当和错别字都一一纠正。我每天上班时，父亲就躺在床上批改我的文章，累了，就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儿，回忆自己经历的那些往事；儿子下班以后，父亲就给儿子讲述白天回忆起的那些事，因此我的文章越来越准确，内容也越来越丰富。那一段时间我每天都要在电脑前奋笔疾书到凌晨两、三点钟，父亲有时晚上睡不着觉，就经常拄着拐杖到书房看看儿子，跟我说要注意身体，早一点休息。我不断地将完稿的部分发表在网络上，获得了读者的好评，陆陆续续地有不少出版社跟我联系，想跟我签订出版合同。

儿子始终是父亲的骄傲。那天我从单位捧回了二○○三年度赢得的四个鲜艳的荣誉证书：先进工作者、最佳案例奖、目标管理先进个人、目标管理先进团队。父亲看了，高兴地点燃了一枝香烟，对母亲和儿子说：我的儿子，无论到哪里都是最优秀的！父亲躺在床上，微笑着看着儿子的证书，眼神里充满着对儿子的自豪和赞许。

父亲服用沙利度胺以后，有一段时间不知道是药的作用还是心理作用，显得有些好转的迹象。有几天父亲每天都等儿子下班回家一起吃饭，有时儿子加班回来晚了，父亲也不吃饭，而是等着儿子。等儿子回来后，父亲就拄着拐杖，慢慢地坐在儿子身边，和儿子一同吃饭。那饭，吃得津津有味。还有一天，父亲竟然整整一天没有吃止痛药，坐在沙发上看了一天影碟《春天的十七个瞬间》。这是几个月以来从没有过的情形，我和母亲还以为真的出现了奇迹，兴奋到了极点。

沙利度胺有很强的副作用，而且越来越强。父亲经常便秘，都是由母亲搀扶着到卫生间解手，但解不出来，一天往往要去十几次卫生间。到了后来，父亲连续十几天解不出手来。同时，由于连续服用吗啡类药物，导致父亲小便潴留，肚子憋得像一口大锅，腿也渐渐地不利索了，难以站立。恰好在此时，我的妻子查出来怀有身孕了。因为妻子以前有过一次自然流产史，因此这次我们格外重视，让我妻子住院保胎。我白天要上班，晚上要回家写作到凌晨；而母亲本来就有高血压，还要伺候两个病人，负担非常沉重。

母亲过元宵节期间抽空卖了一些灯笼给武汉的百步亭社区，因为父亲的病重一直没有结账。后来母亲打电话问结账的事情，谁知对方竟然耍起了无赖，说自己只用了一部分，另一部分没用上，要退货。灯笼这种东西，过元宵节挂那么两天，摘下来以后还是完好的，说自己没用上谁能看得出来？况且，我母亲是按照对方要求的数量送过去的，当时对方说都要用，只是当时太忙没功夫取钱，要母亲过完节以后再来结账。而过年以后家里始终离不了人，就这么一直拖到现在。母亲跟对方联系后，打算找个时间去跟对方结账，再把货物收拾一下，于是父母先回常青花园住几天办办事情，由我的岳父岳母来招呼一下我的妻子，事情办完了以后再回来。父亲仍然念念不忘我的那本书，对我说，回去以后想起什么来，就让我母亲用家用摄象机录下来，免得自己脑子不清楚给忘记了。

然而，父母回去的第二天，父亲的病突然急剧恶化，一天一个样子，全身剧痛难熬，吗啡已经丝毫不起作用，连话也说不好，下肢也完全瘫痪了。母亲见状急忙给姐姐打电话，姐姐回来了；我也跟单位请了假，回来照顾父亲。即便是这样，父亲见了我仍然忍着痛苦，向我讲述了几件新回忆起来的往事：一个是自己经历的日本投降，一个是解放前开封处决犯人的情形，第三是镇压反革命期间的见闻。姐姐回来的当天，父亲感觉自己可能已经到了最后关头，就对我们说：去医院吧，最好死在医院里，也好看看人家有没有什么办法止痛。

就这样，三月二十七日父亲住进了离我家比较近的一所医院。刚去那天在医生采取导尿措施后，父亲的精神稍微有些好转。我见了以后又开始心存侥幸，跟父亲说这是个小关口，挺过去就行了。父亲对自己的病体会得更清楚，就对我说，儿子，别抱太大希望了，这个病我看好不了了。几年了，咱们每次抱的希望都挺大，但结果都不好。我知道你跟你姐俩都孝顺，可是没办法，该分手的时候就得分手。你也别太难过，这个病太痛苦，死了也是一种解脱。你妈身体不好，照顾我这么长时间，也是一个解脱。你和你姐都成家了，你妈一辈子都很不容易，以后我不在了要知道疼你妈。

医院对父亲的病也束手无策，除了弄点麻醉药，就是打点葡萄糖。但是，即便是做手术用的麻醉棒，此时对父亲的疼痛也不起作用。父亲也知道自己不可能再走出医院大门了，也不想再忍受这种痛苦，就不让打葡萄糖。父亲对母亲说：知道你们都是一片好心，但是已经是这样了，扭转不了，就不要再费劲延长痛苦，也给子女造成经济负担和精神压力。以前战场上的马受了重伤，骑兵虽然对马有感情，但见到马没救了，就会给它一枪，让它尽早解脱。你们就别在费劲延长我的痛苦，尽早让我解脱吧。看着母亲的泪眼，父亲又说，你的身体也不好，血压那么高，这些天你一天到晚吃不好睡不好，再拖几个月，我的病也好不了，你却要走在我前面了，还是让我利索一点走，别再拖累你们了。

看着父亲受罪的样子，母亲痛在心里，坐在父亲床前热泪连连。父亲看了，忍着痛，微笑着对母亲说：“唉，怎么那么俗气，坚强点啊，这几十年你一直照顾我，我很满足了，现在要分别也要高高兴兴地分别。”一开始我们还要医生给父亲打点葡萄糖补充营养，但父亲不让，对我们说：“现在别惹我生气了，怎么要亲人配合一下这么难啊。”说完，就挣扎着要拔针头。母亲见状和我们商量了一下，决定就按父亲的意思办，不再采取积极的措施延长父亲的痛苦。父亲也知道儿女孝顺，就勉强吃了几口儿子买来的甲鱼汤，女儿买来的财鱼汤，之后就坚决拒绝进食，每天服用医院开的催眠药沉沉入睡以躲避疼痛。就这样，父亲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几天。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十六、父亲走了

父亲走了，在与癌症抗争了整整三年之后，父亲离开了我们。父亲走了，背负着一生的磨难与坎坷，父亲离开了这个世界。父亲走了，带着无限的牵挂与留恋，父亲离开了他的发妻。父亲走了，带着无限的疼爱与关怀，父亲离开了他的儿女们。

父亲是二○○四年四月二日，也就是清明节前两天的下午四点五十八分去世的。那天早上，姐夫带着父亲的外孙贝贝从千里之外的河北廊坊赶回武汉；那天下午，我从外面买回了预备父亲后事的最后一批物品：金黄色的床单，雪白的内衣、内裤。所有最亲的亲人，都聚集到了父亲的病床前。父亲仍然昏迷着，呼吸非常急促。当儿子的看着父亲的生命之光正在一点一点地熄灭，禁不住潸然泪下。我静静地坐在父亲床边，紧紧地握住父亲的手，把脸埋进父亲那宽厚温暖的手掌中，最后一次感受父亲的爱抚，泪水浸湿了父亲的手。

姐姐走过来对我说：“小亚，你跑了一天了，躺在那张床上休息一下吧。”我说：不，我要握着咱爸的手。姐姐听了我的话也就不再劝我，并且也默默地坐在父亲的床边，握起了父亲的另一只手。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淌，泪水在一滴一滴地洒落；窗外金色的夕阳，倾泻在父亲的身上。我陶醉在父亲的爱抚中，我宁愿时光能够凝固，宁愿这一刻变成永恒。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到父亲急促的呼吸声忽然停顿了一下，然后父亲轻轻地，而又意味深长地叹了一口气。我睁开泪水模糊的双眼，发现父亲已经停止了呼吸。虽然我早就知道诀别的一刻是早晚都要来到的，但我依然不愿放弃，急忙喊来了医生和护士。然而这无济于事，几分钟以后，父亲的心脏永远停止了跳动。医生们都已经不再努力了，但我还是不肯放弃，哭喊着趴在父亲身上徒劳地为他做人工呼吸，希冀着出现奇迹。然而奇迹并没有出现。就这样，父亲紧紧握着儿女的手，踏上了去天堂的路程。从此，人间少了一位慈祥而善良的父亲；从此，天堂多了一位喜欢读书和思考的老人。虽然我为父亲的离去而痛心疾首，但这对他来说何尝不是一种解脱：意味着他可以安静地长眠，再不用忍受那难熬的疼痛。是的，父亲，我为您高兴，您再也不用受苦。

父亲喜欢穿西装，戴礼帽，在遗嘱中交代我们在他身后要穿西装入殓。西装好买，但那种老式的礼帽却已经逐渐淡出了市场。那天我走遍了武汉的大小商场，都没有那种礼帽出售。但我不想让父亲遗憾，没有放弃寻找。也许是上苍感动于我的执着，终于在一家门面很小的店铺里，我买到了父亲最喜欢的那种礼帽。在从老板手中接过礼帽的一刹那，我感激得简直想哭，因为这位老板终于让父亲能够衣着一丝不苟地去另一个世界。

我们全家一边默默地流着热泪，一边为父亲仔仔细细地擦洗了身子。父亲爱干净，但由于骨骼剧烈的疼痛他生前最后两个月已经不能洗澡，现在要走，就让父亲干干净净地走。当我们把父亲里里外外的衣服都穿好以后，我们惊讶地发现父亲那原本被病痛折磨得扭曲而憔悴的脸，竟然变得无比安详与宁静，仿佛沉沉睡去，正在做着甜美的梦。

运送父亲遗体的推车到了。母亲痛切地呼唤着父亲的名字，抱着父亲的遗体痛哭。最后，母亲送给父亲一个深长的吻别，温暖的泪水滴落到父亲那已经逐渐冰冷的面颊上。这是当年两个沦落天涯的人，三十七年同风雨、共患难岁月的总结。做儿子的虽然也掩面而泣，但儿子更怕母亲伤及身体，只好硬忍住内心的痛楚，哽咽着劝慰着母亲。儿子和管理员一起，把父亲轻轻地放在车上。母亲用一张洁白的床单轻轻覆盖住父亲的身体，生怕惊扰了父亲的安睡。

为了不让母亲再触景生情地伤心，儿子要母亲留在了病房里。儿子和女婿一起默默地推着父亲的遗体走向太平间，姐姐领着外孙贝贝跟在后面。刚刚出了住院部的大门来到院子里，一阵微风吹来(奇*书*网-整*理*提*供)，父亲的被单被掀起一角，露出了父亲安详的面容。是的，父亲不愿意离去，不愿意离开他所热爱的亲人们，不愿意离开他所留恋的世界。不知为什么，此时我的耳边不由自主、反反复复地响起一首忧伤的歌：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风一阵阵地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想些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

此时已经是夜幕沉沉，静谧的空气中弥漫着鲜花的芬芳。父亲，你再闻一闻，这花是多么香；父亲，你再听一听，这夜是多么静；父亲，你再触一触，这风是多么柔；父亲，你再看一看，这景是多么美。

快到太平间的时候，管理员要我们等一下，说他要到办公室里取钥匙。等他走后，我掀开覆盖在父亲脸上的床单，又看到了父亲那张熟悉亲切而安详的脸。我猛然意识到，这一次父亲是真的要走。一阵从未有过的异常痛楚占据了我的心，我再一次紧紧握住父亲的手，慢慢地跪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发出了撕心裂腹的哭声。是啊，母亲现在不在我身边，我的眼泪可以自由地纵情地飞。

八岁的小外孙贝贝还不懂得生与死的真谛，他还在问：我们这是送姥爷去哪啊？姐夫一边抽泣，一边哽咽着说，送姥爷去很远的地方。贝贝又问：那姥爷什么时候回来呢？姐姐大哭着回答说，姥爷再也不回来了，快亲姥爷几下。听到这里贝贝仿佛明白了，哭喊着趴在姥爷身上，吻遍了姥爷那张慈祥的脸。

父亲的遗体被放进了冰柜里，儿子则跑到街上，为父亲买回了整整两大提兜的纸钱。我们在太平间外院子里的地上画了一个大圈，热泪流成了小河。我们呼唤着父亲，让父亲来收钱。熊熊的火光映红了晚辈们的脸，也折射出每个人脸上晶莹的泪滴。带着火星的灰烬星星点点地向天空中飘去，贝贝问这是为什么；我说，这是姥爷在收钱。突然间一阵风儿吹过，火光向我们迎面扑来。贝贝吓得直往后跑，我说，贝贝别跑，这是姥爷想拥抱我们。

妻子儿女们实在不忍心让父亲一个人孤独地躺在太平间里，于是我和姐姐留下来陪伴着父亲。我和姐姐回顾着父亲的一生，怀念着那永不会再有的父爱，谈一阵，哭一阵。父亲，你听见了吗？你的儿女不愿你离去。四月的风儿轻轻吹拂着姐弟俩的脸，想把脸上的泪痕舔干，干一阵，湿一阵。父亲，你看见了吗？你的儿女想和你厮守到永远。

父亲以前身体一向健康，三年前谁都没有料到父亲会这么快离开我们。因此，父亲没有留下健康的晚年照片；等到发病以后，他就始终被病痛所折磨，当时照的几张相片面容都憔悴不堪。父亲临走前谈到了挂他的遗像，他说，他最喜欢自己在三十二岁那一年照的一张照片，就在那一年他认识了我的母亲。父亲说，不要把他憔悴的老年照当遗像，要留就给亲人留下最美好的记忆。

在父亲患病期间，他的妻子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他的儿女想尽办法孝顺他，最大限度地为他减轻了痛苦。父亲说，虽然这个病疼起来让人觉得痛不欲生，但一见到亲人，他就感觉到无比温暖和幸福，支撑着他活下去，痛并快乐着。父亲总是庆幸自己遇到了我的母亲，感觉自己这一辈子没有为母亲做什么，一直都是母亲在照顾他，因此他感到愧疚。父亲对母亲说，这一辈子我是没办法了，如果真有来生，我一定会好好报你的恩。

父亲是这样眷恋我们。在去世前几个月，自感来日无多的父亲就谈及了他身后葬在哪里。他先试探着对母亲说，想找一块风水好一点的墓地，以便荫及子孙。于是我就跑了不少陵园墓地，想为父亲选一块清净的长眠之所。但这并非父亲所愿，终于有一天父亲对母亲说，他不愿意孤零零地被葬在外面，他想和亲人每天守在一起；如果母亲不嫌弃，就想跟着母亲回家，我们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母亲眼含热泪，答应了父亲的请求。是的，这就是父亲，他这样眷恋我们。

父亲是这样支持我们。在去世前的两个月，儿子告诉父亲，自己正在写一本书《生活的见证：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尽管父亲身上的骨骼正在被凶猛的浆细胞无情地吞噬，给他带来无尽的痛苦，但父亲对儿子的工作却给予了最大的支持。那一段时间，父亲每天白天就卧在床上，一字一句地阅读儿子已经完成的手稿，用笔把他觉得描述不准确的地方一一划下，甚至连儿子文章中的语病，父亲也像老师批改作业一样给予纠正。当时父亲的手臂已经难以抬起，因此他实在写不下去时就用笔做个记号，等儿子下班回来以后再跟儿子讲。父亲每天只能靠口服吗啡或者曲马多来镇痛，他总是看着时间，等儿子快下班时再服用，以求得儿子回来后自己能处于最佳状态，在此之前他一直忍着痛。儿子一进门，就坐在父亲床边，聆听父亲仔细地回忆那亲历的历史。后来父亲的病情越发沉重，直到去世前五天他陷入半昏迷状态时，一旦清醒过来，仍然艰难地向儿子讲述。是的，这就是父亲，他这样支持我们。

父亲是这样理解我们。在去世前一个月，我的妻子检查出来怀有身孕。那天父亲谈到了孙子，就说真想领着孙子到花园里散一次步，自己不求多活，只求看到孙子那天就成。说到这里，我看到一向坚强的父亲，眼角里渗出了晶莹的泪珠。妻子住院保胎期间，母亲每天做好丰盛的饭菜，由我送到医院里。有几次我单位加班，我的母亲就代替我给我的妻子送饭。那时父亲已经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母亲放心不下父亲，犹犹豫豫地不肯离去。父亲躺在床上艰难地挤出笑脸，对母亲说：去吧，去吧，孙子等着吃呢。是的，这就是父亲，他这样理解我们。

父亲是这样信赖我们。在去世前的一个星期里，父亲的病情急剧恶化，吗啡、杜冷丁，甚至手术用的麻醉棒都用上了，可还是不能止住那深入骨髓的剧痛。为了让父亲不再受苦，我们不得不央求医院给父亲用一种可以始终保持睡眠状态的药，让父亲在睡眠中获得一点安宁。一次，当父亲醒来，看见儿子坐在身边，就吃力地喘息着对我说：来，我握住你的手，这样我心里有个依靠。我含着眼泪，紧紧握住父亲的手，看着他沉沉睡去。是的，这就是父亲，他这样信赖我们。

父亲是这样关怀我们。在去世前两天他清醒过来时，忽然对母亲说：跟小冬说，别让贝贝多玩手机。说完，他又昏迷过去。小冬是姐姐的小名，母亲先以为父亲是在说梦话，但琢磨了一天终于明白过来：住院前不久父亲看电视上说手机有辐射，对儿童健康不利；父亲是担心贝贝玩手机受到辐射。是的，这就是父亲，他这样关怀我们。

父亲是这样疼爱我们。在去世前一天下午，我从外面为他买礼帽和衬衣回来，父亲还在昏迷。到了晚上八九点钟的时候，父亲醒来，立刻被刻骨的疼痛所折磨。即便是这样，父亲还呢喃着对我说话。当时，父亲吐字已经非常困难，我几次都没有听清楚他说什么。最后一次，父亲艰难地、一字一顿地说：天——黑——了，回——去——早——点——睡——吧。父亲知道儿子要上班，还要来尽孝，晚上回去后还要加班加点抢写文章，因此父亲怕儿子累着。这是父亲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此后直到去世，父亲都没有从昏迷中醒来。是的，这就是父亲，他这样疼爱我们。

父亲一生酷爱音乐艺术，在器乐演奏方面颇有心得；父亲一生喜欢思辩，晚年患病期间大半时间都在读书与思考。父亲最大的心愿是国家能够不再被政治运动折腾，老百姓能过上安宁平静的日子；父亲反对医疗产业化和教育产业化，对当前国人生存条件日益恶化和全民族的道德沦丧深感忧虑。父亲的小愿望是看到孙子出世和儿子写的《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出版。父亲最大的遗憾是坎坷了一辈子，该到了享福的时候却身染恶疾。父亲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了我的母亲，心地善良而且坚强。父亲最大的愧疚是在刚结婚时母亲遭到祖母虐待，父亲没有敢为母亲遮风挡雨，没有尽到丈夫的责任。父亲最亲的就是他的妻子和儿孙们。

然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父亲带着对我们无限的眷恋、关心、疼爱和信赖，离我们远行。父亲渴望看儿子写的书，也渴望领着孙子在阳光下玩耍，但是无情的疾病没有让他如愿。尽管几个月以来我夜以继日地赶写文章，每天要写到凌晨三四点钟；尽管我的妻子已经孕育着小生命，但是我们终究没有能够赛过病魔，父亲还是没有实现他的渴望。聊以自慰的是，父亲是带着希望走的：这本书已经接近尾声，而且已经有五、六个大出版社主动与我联系出版事宜；妻子腹中的小生命也在茁壮成长，几个月以后就能听到婴儿的啼哭。父亲，等我的书出版了，我一定给您烧一本，让您认真读一读儿子为您写的书；父亲，等我的儿子出世了，我一定把他抱到您的灵前，让您好好亲一亲您的孙子，您的骨肉。

写到这里，我已经无法再看清屏幕上的文字。父亲啊，请你停一停，让儿子再跟您说声珍重；父亲啊，请你等一等，让儿子再握握你的手，再感受一次父爱的梦。

「父亲的简历」

国之杭，一九三五年出生于河南省开封市。一九五一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在河南省公安总队、武汉军区公安总队等机构任职。一九五五年肃反运动中被当作“反革命嫌疑”隔离审查，后被释放。一九五六年转业到河南省开封市文化局，一九五七年夏季在“反右”运动中被罗织罪名，打成“反社会主义坏分子”押送农场改造。

一九六三年获释放后，参加东北铁路工程局（后改名为铁道部第三工程局），在加格达奇附近的森林中修筑铁路；一九六六年流动至陕西潼关一带修筑铁路；一九六七年十月与我母亲相识并结婚。一九七○年流动至河北幽州、怀来一带修筑铁路，一九七一年又随单位流动到山西省太谷县，并且在此定居，育有一子一女，现在均已成家立业。

一九八三年在蒙冤二十六年以后，父亲的冤案获得平反并被恢复名誉。此后在铁三局太谷地区办事处任职，一九九二年退休。退休后，单位的退休工资不能按时发放，父亲和母亲一起靠扎灯笼谋生。一九九八年父母随我到武汉定居，二○○○年下半年开始频繁发病，二○○一年年初确诊为多发性骨髓瘤，经历二十一次化疗之后，于二○○四年四月二日因呼吸循环系统衰竭去世，享年六十九岁。

逝者如斯，如今父亲已乘白云黄鹤西去。现在，我们惟有愿父亲大人在天堂安息。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十七、生命中不能承受之痛

尽管妻子儿女已竭尽全力，但仍然无力把父亲从死神手中夺回。父亲还是走了，永远不会再回头。亲人们悲伤的泪水，仿佛汇成一条很长的河流；我们想对他倾诉的话语，似乎永远也没有尽头。这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所爱的人离去而无可奈何更残酷、更令人心碎的事情了。父亲离去的脚步声，如同针扎一般刺在我的心中，让我体会到一种从未有过的痛楚，我生平第一次领会到了什么叫心痛。在此之前，外公、外婆去世，苏联解体，与情人分手，都让我感觉到非常难过和悲哀，但感觉从来都没有如此痛切。

有时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残酷的梦。上帝给了我们亲人，让我们感受亲情，获得短暂的快乐；旋即又把他们一一夺走，让我们感受到永恒的、撕心裂腹的痛楚。一想到从此我与父亲生死两相隔，我就难以抑制眼里的泪水，难以承受这难熬的心痛。在父亲离去的这些天里，我没能好好地睡上一觉，只要一闭上眼睛，就仿佛看到父亲那鲜活的面容。往事一件件、一桩桩地在脑海里闪露，无论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都使我感到无比的痛楚，都让我泪流满面。有时我一个人泪眼朦胧地坐在书房里，耳朵里仿佛听到外面响起父亲拄着拐杖行走的“嗒嗒”声，于是急忙跑出去看，却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

父亲去世后的前几天里，母亲和姐姐仍然住在医院里以方便安排父亲后事。医院也比较通融，拔出两个病房来安排前来奔丧的亲戚。那几天，痛苦、悲伤、缺乏睡眠，让我整日精神恍惚。我常常感到茫然无措，见到从外地来奔丧的亲戚们也不知该说什么。但很快，我意识到自身的责任，作为父亲唯一的儿子，我必须担负起长子顶天立地的责任。我在母亲面前从不敢放声大哭，强忍住泪水劝慰着母亲，尽管说着说着我自己的眼泪也夺眶而出。我每天奔忙于殡仪馆、花圈店、车站、饭店之间，张罗父亲的后事，招呼来奔丧的亲友。晚上，母亲怕我休息不好，不许我再为父亲守灵，要我回家睡觉。母命难违，我晚上只好回家。可我回到家里哪里睡得着，只要一看墙上挂着的父亲的遗像，就忍不住泪水。连续几天，我每到夜深人静时都跪在父亲的遗像下面，趴在地上一整夜一整夜地放声痛哭。

白天还要四处奔忙，我总是抽空避开母亲，到父亲安睡的太平间去陪父亲说一会话。父亲生前喜欢抽烟，我就给父亲点燃一枝香烟，然后跪在地上跟父亲倾诉我的思念。说几句就哭起来，泣不成声。每天我都到外面采一些小花，别在父亲冰柜的把手上。那天我从太平间出来，碰到了一位住在太平间旁边的医院老工人从外面回来。远远地见到我，他从自行车上下来，推着车子走到我面前问：“里面的是你的什么人？”我说是我父亲。老工人叹了一口气，对我说：“孩子，我在这个太平间旁边住了十三年，这是第一次见到有人为老人守灵，看得出来你是个孝子。但是人死了不能复生，这是自然规律，你现在再难过，他也不知道了。天天听见你哭，我早就想来劝劝你。你难过是可以理解的，但千万别伤了自己的身体。你跟你父亲感情深，但是要是你身体哭坏了，你父亲也不会高兴的。人死了我们没办法让他复活，但是活着的人还要好好保重，这才能让你父亲高兴。我相信你父亲不希望看着你这么难过，好好生活，别忘记他就行了。”

那天那位老工人站着跟我谈了快一个小时，直到我母亲打电话要我回去吃饭才与他告别。回到病房里，我情绪稍微平静了一些，就带着母亲和姐姐全家到位于武昌民主路的一个叫“粗茶淡饭”的餐馆吃饭。我刻意营造着欢乐气氛，那天是父亲去世后全家人吃的第一顿正经饭。饭后，我接到一个电话，原来是郑州的表哥表姐他们到了，于是我安排母亲和姐姐回医院，自己跑到车站去接他们，又安排他们吃了一顿饭后，把他们带到了医院里。甥姨见面，又是一阵痛哭。

四月六日，父亲火化。我于前一天为父亲联系好了武昌殡仪馆，租用了一个二百多平方米的中厅举行告别仪式，还租用了一辆豪华的灵车为父亲送行。四月六日早晨八点多一点，灵车来到了医院，父亲的遗体被从冰柜中抬了出来。放了几天以后，父亲的面容不但仍然那么安详，而且显得年轻了，仿佛又回到了他得病前的样子。由于有母亲在现场，我不敢哭，吻了父亲的面颊后，我捧着父亲的遗像坐在灵车前排，母亲和在医院里住的亲戚们则打了四辆的士在后面跟着。

到了为遗体化妆的地方。父亲的遗容实在太安详了，因此没用怎么化妆。我凝视着父亲的遗容，又感到一阵撕心裂腹的痛楚。我握着父亲冰冷的手，轻声对父亲说：爸，你走好。父亲安静地躺在那里，脸色从容而红润。我不由自主地再次吻了父亲，跪了下去，放声痛哭起来。

堂兄堂嫂和两个堂姐已经在殡仪馆等候，并且招呼着布置追悼会场。追悼仪式上，我和姐姐搀扶着母亲。向遗体告别的时候，母亲哭得几乎要昏倒过去。我赶紧扶着母亲到一边去，把母亲托付给郑州来的表姐们照顾，自己抱着父亲的遗像，跟姐姐、姐夫、堂兄、外孙贝贝一起送父亲到火化间。到了火化间以后，我把遗像交给姐夫，抱着父亲的遗体，满脸是泪，一遍又一遍地亲吻着父亲冰冷的面颊，把父亲慈祥的面容永远牢记在心。在火化操作员推着父亲进火化炉的时候，我突然看见，父亲紧闭的双眼竟然渗出了晶莹的泪滴……

我们趴在地上，哭喊着向父亲磕头，眼泪就如同决堤的海水倾盆而下，打湿了地面。贝贝也知道这是与姥爷的永别，哭得不成样子。姐姐、姐夫和堂兄一边哭着，一边要拉我起来。不，我不起来，我要送爸爸远行。

尘归尘，土归土，父亲又回到了他来的那个世界。我和姐姐抱着父亲的遗像，站在炉前，等候着父亲的灵魂，伴随着缕缕青烟升入天堂。姐弟俩脸上挂满泪痕，相拥而泣。将近两个小时以后，父亲的骨灰从里面出来，我又跪在地上向父亲叩头，哀求操作员小心清扫，不要遗漏哪怕一块骨灰。清扫时有几小块骨灰掉了下来，我也一一捡起，放进骨灰盒中。然后，我对着父亲的骨灰盒一个劲地磕头，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操作员不得不安慰我说，请节哀吧，我们都扫干净了，你父亲知道你想他，请节哀吧。

由于还要招呼亲友，我们把父亲的骨灰暂时寄存到骨灰堂里，准备父亲一七的时候再迎回家中。下午送走外地来的亲戚们，我们全家又回到医院结帐，收拾行李离开。临走，我对着父亲去世的那张病床和停放父亲遗体的太平间，恭恭敬敬地鞠了四个躬；并且找到了那位素不相识的、劝我的老工人，向他表达了谢意，跟他话别。老工人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孩子，你父亲有你这个儿子是他的福，回去好好保重自己，照顾好你母亲，别让你父亲在那边担心。

当晚我回到家里，对着父亲的遗像又痛哭了一场。然后，我擦干眼泪，坐到电脑前继续书写那本凝聚了父亲心血的《生活的见证：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做儿子的虽然无法让父亲复活，但我可以通过我的努力让父亲活在我的书中，让父亲通过我的书而牢记在千千万万个读者心中，让父亲在人们心中永生不朽！我一定要写好这本书，这是我父亲的遗愿，也是对我父亲最好的纪念。逝者已已矣，活着的人们要更加热爱生活，珍惜生命中的每一天。妻子腹中的胎儿正在茁壮成长，这也是父亲生命的另一种延续。等到孩子懂事，我一定要告诉他，他的祖父是怎样一位真正的人，而这位祖父在临终前是多么渴望和他见上一面。生活还要继续，我们要好好地生活。我知道父亲在天堂中一定会注视着我们，保佑着我们，为我们的痛苦而难过，为我们的成功而欢乐。

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于二○○四年四月七日

《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义无限（2000～2004） 跋 我们这一代人的义务

亲爱的读者，写到这里我的家族史也就告一段落了。之所以不说写完了，那是因为：今天、明天都会变成昨天，刚刚发生的事和尚未发生的事有朝一日都会成为历史。我希望，我的子孙们能够把这个历史书写下去。我们这个家族和亿万个中国家族一样，既普通又不普通：它曾经出过民族英雄、农民起义领袖等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出过一生默默无闻的普通百姓；既有过辉煌的时刻，也遭受了无穷的磨难。但是，即便历尽了无数兴衰荣辱，我们这个家族的传统却始终延续下来。我们勤劳，我们勇敢，我们善良，我们坚强，我们生生不息，我们见证着历史，我们创造着历史。

我们家族的历史，就如同汪洋中的一滴水珠，和无数个中国人的家族史一起，汇聚成我们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尽管它小得微不足道，但足以使我为我的家族感到深深的自豪。我们这个家族，永远不停地与各种压迫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无论是腐败无能的满清朝廷，还是凶残的日本帝国主义，也无论是“文革”期间暗无天日的岁月，还是当代的贪官污吏和道德沦丧，都从来没有使我们真正地屈服过。我们从未被谎言迷住眼睛，从未被贫困夺去自己的尊严，从未被诱惑丢弃自己的信念，我们也从未向邪恶低下过自己高贵的头颅。这，也是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的脊梁。

饕餮也许有人会问，你写这篇文章用意何在？我可以大声告诉人们：我是为了真实的记录历史，记录我们家族的历史，记录我们国家的历史。我们这个伟大民族，既伟大、又不幸——长达一百五十年的侵略、压迫、内战、动乱给我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可以说，这一百五十年的每一段历史，都凝聚了我们中国人太多的眼泪和鲜血。通过这一百五十年中我们家庭的兴衰变迁，您可以看到今天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要加倍珍惜。

在这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中，我们这个家庭的人最为怀念的就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和八十年代中期的那么短短几年。那时的社会，总是有一种催人奋进、蒸蒸日上的清新感觉。然而，不幸的是，这样的好局面都没有持续几年。当代的中国，日益被呈现出乱世危相：工人失去工作，农民离开土地，官僚欺压百姓，民间道德沦丧，教育和医疗产业化的恶政被不由分说地强加在人民头上……作为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炎黄子孙，作为一个中国公民，我对我们祖国土地发生的这一切感到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是命运决定让我们生活在这个时代，生活在这个国家。我们必须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的使命，我们不想沉默，我们不想苟且偷生，我们没有其他选择，我们被迫着发出自己吼声：不，再也不能这样生活下去了！

从二○○二年中共十六大算起，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已经执政一年多了了，这一年多时间里中国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虽然我这个人从来没有为领导人歌功颂德的习惯，但我真诚地认为：这一年里发生的一些事情，终于让我们看到了期望已久的那一丝曙光。

首先是二○○三年上半年在我国广东、北京等地所发生的“非典型肺炎”事件。在这次事件发生的最初日子里，制度仍然按照它的惯例行事：报喜不报忧、掩盖真相。然而，新的领导集体很快显示出了他们的不同：在四月份非典疫情最紧张的时刻，总书记出现在广州街头，与市民打招呼、与医务人员握手交谈。当时人们对来势汹汹的非典病毒认识少而又少，在人们被疫情吓得惶恐不安、谈虎色变的时候，总书记却勇敢走上街头鼓舞人民的士气。在他的讲话中，没有那种唱高调的豪言壮语，有的却是充满人情味的关怀：“我们既为一些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感到很揪心，又为广大医护人员通过艰苦细致的工作使患者恢复健康而感到欣慰……”没有豪言壮语，只有亲切平实、发自内心的关怀。而共和国的总理，则对着战斗在第一线的医务工作人员致以真诚而深切的鞠躬。当我通过电视看到上述情景时，我禁不住泪眼模糊，我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二○○三年发生的另一件石破天惊的大事，则是孙志刚事件。二○○三年三月十七日，年仅二十七岁的中国公民孙志刚被广州黄村街派出所以没有办理暂住证为由收容，随后惨死在收容所里。说实话，这类事件我们早已经屡见不鲜，甚至都有些麻木了。然而这一次事件所引起的后果却让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动：仅仅三个月之后，《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就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讨论即将废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个法律被废止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因为个体遭遇的不幸而废除一项法律。

二○○三年在十一月二十四日，俄罗斯莫斯科卢蒙巴各族人民友谊大学宿舍发生火灾，造成了七名我国留学生死亡，四十多人受伤。灾难发生后，中国驻俄使馆教育参赞率教育处官员及时赶赴火灾现场协助救灾，并多次与俄方进行交涉，教育部则成立了临时应急工作组，和外交部联合派工作组赴俄处理善后事宜。这次事件官方反应及时与积极，也很出乎我的意料——因为这与以往中国公民在外受到伤害时官方的冷漠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现在，当我们打开电视时，一些天灾人祸的消息不时会跃入眼帘；对普通人权利的关注越来越多……以往那种报喜不报忧的惯例一次次地被打破，那种貌似庄严的说教越来越少……以往那些作威作福、骄横跋扈的腐败官僚，正在被一波波反腐败的潜流所吞没，一个个惶惶不可终日。是的，生活正在起变化，尽管这种变化很细微，不注意观察和思考体会不出来，但毕竟在起变化。

当然，我也听到一些人失望的叹息。他们觉得新一代领导人没有做出让他们感到惊喜的事情，上台后缩手缩脚，不够大刀阔斧……在此，我要说一声：罗马不是一天建成了的，积累那么多年的问题，也不是一天能够解决的。假如是一个真诚的建设者，那么就应该看到希望，并且坚持不懈地为它斗争。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必须承担起的义务。我衷心地祝愿中国的改革者：请你们勇敢走下去，带领着我们走出泥沼，把一个民主、富裕、安宁的中国交给中国人民。人民把太多的希望寄托在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人身上，愿你们不要辜负人民的厚望。

每次我到首都北京，我都要去一趟天安门广场，站在广场前久久地凝视人民英雄纪念碑。它庄严肃穆，无言地向人们倾诉中华民族人民英雄们的光荣而悲壮的历史。我知道，我的家族，我的父辈也在其中。现在，我妻子的腹中正孕育着的我们家族的后人，他（她）正在茁壮成长。将来等孩子懂事，我一定要把他带到这座广场，告诉他说，“你看，那是一座人民的丰碑！”

啊，祖国……

雅科夫·伊万诺维奇·布尔什维科夫完稿于二○○四年四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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