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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 · 张连红 · 2026-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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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日期: 1995年1月7日。

Sani Bin Maakip

114. 蒙难者(投诉人):

Sani Bin Maakip,男,69岁,临时工,身份证号4049985,住址: Kg. Retior, Batu 26, Kuala Kangsar, Perak,邮政编码33000。

投诉内容: 我18岁时被日本士兵抓住,被强迫当铁路工人,为日本人筑路。我们得不到正常的食物和足够的饮水。我每个月也拿不到工资。因此,我要求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0月9日。

Md Yunus

B Mohamad

115. 蒙难者(投诉人):

Md Yunus B Mohamad,男,72岁,退休的驾驶员,身份证号2276692,住址: No 73 Durian Daun Dalam Melaka,邮政编码75400。日本人占领时住址: No 73 Durian Daun Dalam Melaka。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期间的1942年,我19岁,未婚。那年2月10日上午11点,我正在马六甲的Bunga Raya散步,迎面过来一辆装着日军的军用卡车,车的前座坐着一个本地人。车的座位上坐满了日本兵,大约有25个。一个本地人和一个日本士兵让我坐上卡车,并问我是哪里人。我回答说,我从马六甲的Durian Daun来。他们让我带着他们回我的家,并让我带上一只枕头、一条毯子、一只杯子和碟子以及衣服和他们一起走。座位上的那群人没和我说话。我们被带到马六甲的Kubu火车站。我们不能反抗,因为我们都被日本兵看着。

大约凌晨2点,火车离开Tampin去Sereban和Kuala Lunpur。到达Kuala Lunpur后,我们拿到了一些食物。我吃不下,因为我感觉就像是被喂养的猪。我们离开Kuala Lunpur,到达Ipoh的Perai P.W.。在那里,日本兵再次给我们食物。出于同样的原因,我还是吃不下。

在到达泰国的Padang Besar之前,一路停了好多站。很多商店叫卖食物,但我不能去买,因为他们不接受马来西亚钱币。大约下午4∶30,我们到达了Banpong镇。在那里,日军给我们腌制的鱼和蔬菜等食物,我们在那里待了一夜。大约凌晨3点,我们被叫醒,走了4公里,寻找食物,后来我们到了去Kamburi的火车站,并在那里从早上一直等到下午2点。后来我们离开火车站去Kamburi,并在下午4∶30到达。我们离开车站,步行1公里到达一个日本士兵严格把守的营地。我们被要求站成一排,被提议拿必要的东西来建自己的帐篷。我们在Depoh吃了饭。我们在那里待了4天,直到医检结束。第二天,我们从下午6点到下午10点走到工作地。天气很糟糕,我们不得不躲雨。第二天早上7点,我们又步行,直到11∶30到达目的地。日本兵给我们提供腌制的鱼作为食物。由于饥饿,我们就吃了。然后我们被命令分为30人一小组进行工作,并被督导着做了以下的事情: 拿帐篷的绳子或带子、斧子、烹饪设备、米和水等。等一切都准备好,已经是晚上10点,而到11点才给我们饭吃,才让睡觉。

第二天,我们被分成一组15人的小组。我的小组负责砍树,而我的工作就是把树拖到河边。我们搬到另外一个地方。由于我不会讲日语,所以当我索要薪金的时候,日军就打我,搧我耳光,踢我。我的身上被打的青一块紫一块的。此后,我就集中了20个人,准备离开军营。当我们跑出5英里远后,一辆军车追过来。我们又被捕了。我们的手被绳子扎着,并受尽了虐待。

当我们生病的时候,我们顶多只能拿到一些Kuwinin,其他的药是没有的。病人被送入称之为医院的小屋,屋里躺着没有掩埋的尸体。那些生了病但还能走的人被要求干活,没有生病的人则要求去挖10米×5米的坑,然后把木头扔进洞里,把尸体放在木头上烧,其中有奄奄一息的人也被烧掉了。

在日本占领后直到1945年投降,这样悲惨的故事还有许多。在战后,我们从马来西亚来的人被白人集中起来,送到曼谷。有个叫T.W.T.Bank的军官对我们照顾得很不错。我们在那个营地待了3个月,然后又被送到新加坡,再后来被送到Pulau Sekiang,我们在Island待了4天。我们被要求去新加坡法院拿米证,我们在那里的出庭时间是1946年2月6日到2月7日。后来,我们离开新加坡回到马六甲。离开新加坡的时间是上午9点,到达马六甲的时间是下午5∶30,一路的环境很糟糕。至此,我从1942年2月10日被拉夫到泰国建筑死亡铁路,到1946年2月5日被遣返马来西亚,我的劳役时间为38个月,但每月一分工资也没有。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4月18日。

Ibrahim Bin Jai

116. 蒙难者(投诉人):

Ibrahim Bin Jai,男,82岁,身份证号1782254,住址: 68 A Jalan Madarsah,Gombak Setia Gombak,Kuala Lumpur,邮政编码53100。日本人来时住址: Batu 2 1/4, Limbongan Melaka。

投诉内容: 日军占领下的马来西亚,1943年OGOS月,我被当地人和日本的负责人强迫去泰国修建死亡铁路。Kampung Chief (Penghulu)和日本的官员抓住我和我的同事,强迫我们从Tampin坐火车到了泰国的曼谷。以下是日本政府曾经强迫我工作的地方: (1) Kriang Kerai;(2) Angganan;(3) Tamajo;(4) Nike;(5) Bampong Mai。三天以后,我们步行到达了Bampong。他们不给我们食物和水,我们非常饥饿。你不能想象我们受的伤害有多重。1946年,我被日本人从Bengkok带走,并在1946年的6月11日带到Pulau Sekijang。三天以后,我又被用火车送回马来西亚的Tampin火车站。从Tampin到我的家乡,我由Pos Office Van陪着。到家后,我激动地见到我的家人,但心里也充满了忧伤。这些是我在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的1942年的悲惨遭遇。我认为日本政府应该作出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2月1日。

吕威

117. 蒙难者(投诉人):

吕毓良(吕威),男,73岁,退休的锄草工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C2316768 220116715193,住址: E61 Kulai N/V Kulai Johor Malaysia,邮政编码81000。日军占领时住址: Kulai Besar Estate Working Malaysia,受托人吕天雄(Lee Kem Chong)。

投诉内容: 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在1942年5月间,一个晴天霹雳使我与妻儿分别三年多。想当年,日军在该圆丘捉人去泰缅修死亡铁路当苦力。当时,该圆丘每组25人中抽3人。我本人是第一批被征去的苦力劳工。当我踏上征途时,我的长子尚未满月。我们一批人由新山乘火车,经历数日才抵达目的地。当时劳工七八百人。当年,日军答应有关家属,可按月照顾若干米粮及款项。当年日军违反协约,不守信用。当年我被分配到南昌站工作,5825部队上城队芦田班整个组内约有五六千人。当苦力的有华人、印人、巫人。本人在建死亡铁路三年当中受苦受难,一切损失,日本政府应当负责给我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6)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12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2)

曾来

118. 蒙难者(投诉人):

曾来(Chan Loy),男,85岁,退休的锄草工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689154,住址: 30 Lorong 5 Tampoi N/V. JB Johor,邮政编码81200。日军占领时地址: Kulai Besar Estate Working Johor Malaya。

投诉内容: 我28岁时,由中国南来定居古来。本人在古来期间,当过各种劳工。在我43岁那年6月,也是1942年,当时我在古来无成园目前的牙直利园做杂工。当时我们是被一位潮州人士利诱、欺骗到泰国去筑死亡铁路,为期三个月,期满可以遣返,并会获得整百元马币。这种事件所发生都是一种行骗的圈套。在泰缅铁路工作的二年,不如牛马。日本政府应当体恤我们不幸受害,给予合理补偿。日本政府对被日军强迫去泰国当劳工的无辜受害者应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30日。

黄九

119. 蒙难者(投诉人):

黄九(Wong Kew),男,67岁,养老,身份证号3571291,住址: No 54.Kg Baru Batu 8 Labu Labu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邮政编码71300 Labu。日本占领时住址: 加影士毛月老园万宜路。

投诉内容: 1943年,我31岁,那时我住在Selangor的Semonyat,是一个General工人。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我遇到了一些日本士兵,他们把我带到了泰国,去修筑死亡铁路。当我被迫在那不熟悉的环境下工作时,我遭遇了许多悲惨的事情。我的很多朋友由于生病而死去,我幸运地活了下来。

我在1942年8月12日被诱骗到泰国修建死亡铁路,当时的劳役工资每天只有1元。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的悲惨遭遇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黄源

120. 蒙难者(投诉人):

黄源(Wong Yin),男,65岁,身份证号1786833,住址: No 101 Kg Baru Air Kuning Selatan Batang Melaka/N.S.,邮政编码73300 Labu。日本占领时住址: 泰国的金门里与淡边。

投诉内容: 我被日本兵强迫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日本人随意地踢打我们。我被强迫做我不愿意做的事情。那时我才14岁。许多和我一起去的人都在建造死亡铁路的过程中死去。几乎没有人能忍受那种生活环境。我很幸运地活到今天。我在1941年5月18日被拉夫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1945年1月9日才被遣返马来西亚,我的劳役时间共46个月,可日本人当时每天只给我1元。谁应该为我悲惨的遭遇负责呢?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刘海

121. 蒙难者(投诉人):

刘海(Liew Hoy),男,82岁,养老,身份证号2027667,住址: NO马身新村老人院Rumah O Rang Tai MahSan N.S.,邮政编码72100。日本占领时住址: 文冬Pahang Malaysia。

投诉内容: 1943年,我被日本人征召去泰国修建死亡铁路。死亡铁路生活的悲惨难以形容。那里没有好一点的地方可待,没有正常的食物吃,也没有足够的衣服穿。对在死亡铁路工作的工人来说,那里就是地狱。日本兽兵残酷地对待我们,任意地踢打我们。由于没有医药救治,我的很多得病的朋友都死掉了。

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是带着一条坏腿回来的,此后只能是一个瘸子了。我1943年3月20号被送到泰国修建死亡铁路,1945年9月被遣返马来西亚。我的劳役时间为30个月,劳役工资为200元泰铢,可我拿不到。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修建死亡铁路过程中所经历的苦痛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3)

李世经

122. 蒙难者(投诉人):

李世经(Lee Soy Keng),男,70岁,身份证号1641374,住址: Taman Tebat Kering,Kuala Pilah,邮政编码75614。

投诉内容: 1942年的8月5日,也就是我仅仅20岁时,我被日本士兵征召去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我和一大群人在Sereban火车站上的火车。我们被迫在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任何拒绝合作的人都遭到了虐待。死亡铁路的环境非常恶劣,人就像生活在地狱里。我们中的好多工人都死了,我很幸运地活了下来。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铁路的遭遇进行赔偿。我希望正义人士能支持这些受害者。如果有任何赔偿的话,请转交给我的儿子Lee Chee Won。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

亚利沙烈

123. 蒙难者(投诉人):

亚利沙烈(Ali b Salleh),男,75岁,身份证号4799389。住址: Batu 20, Taboh Naning,Alor Gajah, Melaka,邮政编码78000。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在我的Kanpung被一些日本兵抓住,被送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在死亡铁路,我们几乎没得吃,没得穿。一个人如果生了病,也无药去治,我的很多朋友得病后都纷纷死去。最令人无法容忍的是,日本兵无缘无故地打人。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回到祖国,活到今天,并能够把自己的遭遇讲述给别人听。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的遭遇进行完全地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18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4)

Hj. Mohammad

Bin Sahat

124. 蒙难者(投诉人):

Hj. Mohammad Bin Sahat,男,69岁。身份证号A1366033,住址: 1232, Lorong Cik Mat, Jalan Temenggong Ahmad,Muar, Johor,邮政编码84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Batu 7 1/2, Paye Rumput,Melake。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期间的1942年9月,日本政府鼓励Melake的所有男居民去泰国的Padang Besar和其他地方的农业学校去学习。1942年10月,我和250名Melake的男居民乘火车去了Padang Besar,想去农业学校学习。可没想到的是,我们被强迫去修建到缅甸的铁路。我们上当了。那一年,我15岁。

我在那里工作了二年半,主要是从森林里将原木和枕木砍下并运去修建通往缅甸的桥。日本人很残酷,我们都是超负荷工作,并且总是遭到他们的折磨和毒打。二年半后,我得了很重的病。我们住在军营里长长的房子里,那里没有任何设施,没有床,也没有枕头等东西。我们喝的都是河里和溪里的水。我们没有早饭吃,午饭通常是一个混杂着腌制的干鱼片的饭团。有时候,饭团里还有猪肉之类的粉末,而这对伊斯兰人是一种侮辱。

我得病后,被送到Kamburi“医院”去“治疗”。所谓医院,就是17栋充满了各色病人的屋子,我们根本得不到治疗,只是在那里等死;医院没有床,没有毯子,屋的结构和门都是由竹片做成的。通常是用Gunny Saks(通常装满了Padi)来代替毯子,而这充满Itchiness,很容易造成SCABBIES和其他的皮肤病;医院不但不救治病人,还不提供正常的食物,有时甚至在食物里有伊斯兰教禁忌的猪肉。在那里,早饭也是没有的——除了一点装在竹屑做的杯子(代替真正的茶杯和玻璃杯)里的Starch。由此,“医院”就是死亡的代名词。在那里,每天都要挖壕沟或洞穴以埋葬30或40左右的各种肤色和种族的死人。

在日本投降之前的四或五个月时,我和另外25个人被一起送回了Malacca,他们说是我们这些人工作得非常卖力,工作的劲头非常高,因此得到了回家的奖励。事实上我们都得了重病,随时都有死亡的可能。我得了各种各样的病,像OETEMA,SCABBIES,各种皮肤病,ASTHMA,ANAEMIA,BERIBERI,虚弱。

我由于工作太出力,再加上遭到虐待、毒打等,因此,我得了背疼、耳朵听不清声音、身体虚弱等毛病。我在这两年半里,没有拿到一分工资,我在Kamburi医院里,也没有得到任何救治。不能离开,没有周末,长时间劳动,作息不正常,没有早餐,没有正常的食物,没有医疗救治,工作时间没有交通工具,当时在精神上遭到羞辱,承受巨大的压力,凡此种种,我总是害怕和受惊: 下面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7)

为此,我要求得到我当时工资和精神上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4日。

廖安

125. 蒙难者(投诉人):

廖安(Liew Onn),男,88岁,退休,身份证号1980987,住址: 6 Jalan 18, Bukit Anggerik Cheras Kuala Lumpur,邮政编码56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Jakoh Area Pahang。Qī.shū.ωǎng.

投诉内容: 我是1942年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的,于1946年被遣返马来西亚。我在死亡铁路工作了31个月。日本兵强迫我天天工作,却不给我工资。更过分的是,他们不让我洗澡。每顿饭不够,而当我有病的时候也不提供任何药品。我由于没有力气工作而被看成是偷懒,所以遭到毒打,工作受伤后又没有药给治,因此我失去了三颗脚趾。我要日本政府赔偿我的损失。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27日。

吴法兴

126. 蒙难者(投诉人):

吴法兴(Ng Fak Hin),男,1927年生,74岁,退休,身份证号1216152,住址: NO 87 Jalan Kenai Taman Paling Jaya Semenyih Selangor,邮政编码43500。日本占领时住址: 双溪珍雪州。

吴吉(Ng Kit Lin),男,66岁,退休,身份证号3318969,住址: 58,ylu Cavy Cin 1717 Petaling Saya, Selavya,邮政编码71300。日本占领时住址: Sangei Renggin Estate Semenyih, Selangor。

投诉内容: 本人叫吴法兴,当年20岁时与当时十五岁的弟弟吴吉一起在士毛月街上被日军强迫抓去泰国修死亡铁路。我们两兄弟从吉隆坡乘火车北上到了万邦,就开始步行,日行夜宿才到淡马祖开始工作。我们兄弟在工作地点发现很多尸体,我们相当害怕。我们每日必须24小时轮班工作。日军当时说,每日有薪金3元,可是每日工作工资只获得1元。我们兄弟经过三年多才回来。我们兄弟在泰国修死亡铁路三年多,受苦受难。当年的惨况可以说吃不饱,饥不死,过着难受的苦日子。如今我们兄弟两人希望日本政府从人道的立场出发给予合理、公道的补偿。

我们是1942年8月被抓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6年3月被遣返马来西亚,劳役时间共44个月,当时劳役工资每天3元半马币。按理说,每月105元。当时每月领10元,有时没有。日本方面答应余额(95元)寄给马来西亚的家人,但家人从来未曾收到这笔余额工资。那么我们每人被拖欠工资4180元,加上精神及肉体上受折磨之痛苦及粮食及药品缺乏,所受饥饿及疾病之痛苦,亦须给予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8日。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1)

1. 1993年9月19日《星洲日报》: 《公公去建死亡铁路遇害后不知埋哪儿(姜金生)》

(马口18日讯)马口的姜金生控诉日本蝗军当年害死他的公公姜祥,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的赔偿。

姜氏是根据他母亲告诉他说,姜祥是在1942年,在马口被日军捉去泰缅边境建死亡铁路,结果被日军害死,客死异方,埋尸哪里一点也不知。

他说,姜祥当年被日军逮住后,强拉到金马士乘火车载送到泰缅边境做死亡铁路,结果一去不回头。

姜金生目前住在马口花园,他认为日军当年在大马半岛滥杀无辜,强逼人民参加死亡铁路的工作,其惨无人道的手段是令人齿冷的,因此他说日本政府必须对此作出赔偿,以偿还他们当年所造的罪行。

(参见本节案例6)

2. 1993年9月11日《南洋商报》第十版: 《哥哥日治期蒙难要求日本赔偿,老人积怨爆发讨公道》

(汝来10日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蝗军铁蹄南侵陷沦时期,雪州士毛月一个公司被捉去二十余名华人,前往泰缅边境建造死亡铁路,结果惟一的大哥被捉去,那是1943年中的事,终于等到和平后,由在死亡铁路生还归来者口述透露,兄长是在该地工作约数个月后,由于身患重病缺乏药物治疗,双脚溃烂而死。

上述是由来自森州汝来双溪拉务园丘一位老者叶芳,现年71岁,于昨日来谒见本报记者,描述掩藏在心中数十年的积怨而作控诉,以要求日本政府作出合理的赔偿。

他说,其父亲有五名儿女,他与哥哥叶林是家中的男丁,哥哥当年被捉去时30岁,而且已有妻室并育有一名女儿,大伙共居住在士毛月一名称为黄华公司园丘内,以割胶为生活,而在1943年中的一个早上,大批日军乘着罗里到该园丘找壮丁去泰、缅边境修筑铁路,由于叶芳当年只有16岁,而且个子矮小而没被征抽而逃过一劫。

随着日本蝗军投降撤离后,只有少数人回到士毛月,其中一位姓黄及另一位名叫叶九,在彼等口中述说,其哥哥到达后数个月后得大病,在药物奇缺下,双脚腐烂而死去。

他继说,其嫂得悉丈夫罹难后,便随即离家出走,丢下其侄女由他照顾,后来他迁居至汝来双溪拉务园丘,俗称日本园丘,其哥哥惟一的遗孤在几年后亦由于患病,被一名妇女庸医治疗后,亦死去,可谓家散人亡。

叶芳老先生居住在汝来数十年,由于得悉最近各报章刊登一些在日军南侵的受难者家属向日本政府追讨血债及赔偿,因此他亦代表其哥哥叶林申冤,希望得到一个合理的交代。

本报记者得悉,在汝来曾有无数人士及家庭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亲人,因为汝来曾有一个别名,英政府称为“鬼域”,也就是说是乱葬岗的意思,据以前的人说,汝来曾是日本军动刑后安葬死人的坟场,同时亦有一间慰安所位于大街,但是由于历史悠久已失去追查的资料,不过笔者曾在年幼时看到汝来火车站(在1960年拆除)的一条石柱上尚写着日本字体,因此一般相信,日军曾在雪邦律(汝来的旧名)盘踞一段时间。

(参见本节案例24)

谢瑞英:父亲一去成永诀。

3. 1993年2月9日《星州日报》: 《“病死没人收尸!”蝗军征召建死亡铁路,四人上路只有一人回头》

谢瑞英,61岁,来自马口巴架峇都。

她父亲谢平(当年38岁),居住在“不二乡”一马路(即现在马身新村)。于1942年,日本占领时期,一家人以种稻为生。

某日,村长来到她的家,告诉她父亲说: 日本军人要征召壮丁到泰国建铁路,任何人不能抗拒,结果父亲与其他三名同村人士到马口警察局去报到。

一去成永诀

据说: 较后,父亲与人共乘火车到金马士,然后转火车直到泰国,谁料一去成永诀。同时三人在战后都不见回来,很肯定都已埋尸异乡。

“由于这演变,那时母亲含辛茹苦地抚养我们三姐妹,以后由于生活非常困窘,母亲只好将两个妹妹送给他人抚养,我则留在母亲身边,母亲种禾,我赶鸟儿,挨到日本投降。”

她说,这是日本蝗军迫害得我们家破人亡,两个妹妹也从此失去联络,日本实应该给我们合理的赔偿才对。

(参见本节案例54)

4. 《“父亲被蝗军杀了”,李凤: 家人痛苦了半辈子》

李凤每当忆及父亲的遭遇,就悲伤不已。

(马口12日讯)“日本蝗军害我家散人亡,虽然事隔多年,但是一提及往事,就触痛我们心灵上的创痛。”

父亲在日治时代被日本蝗军害死的李凤说,他的父亲李青当年被日军捉去时,只有35岁,一家人正需要父亲的抚养,却料不到日军侵略马来亚半岛后不久,残酷的日军便把她父亲捉去泰缅边境,参与死亡铁路的工作,而至今音讯全无。

原籍广西的李凤相信,她的父亲肯定是在建筑死亡铁路期间被日军害死,可怜她年纪小小便失去父亲,而且还使她一家人因此痛苦半辈子。

李凤的母亲廖秀经常提醒她不要忘记当年日军捉她父亲的悲事。1942年底,她们一家人当时住在柔佛的也阁园丘,一天中午,园丘内突然出现车头插着红太阳小旗的卡车,大群日军一见男性壮丁就捉,当时有十多二十人被捉。

李青在那个时候也被日军捉上卡车,然后绝尘而去,这一去,从此成了永别,日军把壮丁用火车从昔加末载去泰缅边境,威逼他们建筑死亡铁路而客死异乡。

廖秀已在20年前去世,而李凤后来嫁到马口,目前住在老同城园丘。她说,几十年来,每当忆及父亲的悲惨遭遇,就使他们难忍心头上的创痛,这笔血债日本政府应该负起责任给予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55)

5. 1993年9月19日《星洲日报》: 《被捉去建死亡铁路,父亲或已埋尸荒野》

(马口18日讯)在三年八个月的日治时代虽躲过了日本蝗军刀锋,但是亲人却逃不过日军强拉壮丁到泰缅边境,参加修筑死亡铁路而客死他乡的蒙难者何其多。

目前住在马口朱区的黄梅说,她的父亲黄信(当年30多岁),被日军捉去后,至今音讯杳然,她相信父亲一定是当年被日军捉去做死亡铁路时,也像其他千千万万的大马无辜者一样死在泰缅边境,埋尸荒野。

据她说,当年他们一家人住在芙蓉附近一个小园丘,蝗军是在1942年中某一天上午出现,那天,黄信刚好到芙蓉购物,从此一去不回。

黄梅根据她的母亲谭二梅告诉她说,当时有人看到日军把黄信逮捕送上一部卡车载走,卡车上还有数十名壮丁,事后听说卡车上的人全部被送去建死亡铁路。

在兵荒马乱、日军动不动滥杀无辜的时代,黄信被日军捉去后,仅剩下黄梅及其妹妹黄亚珠母女三人相依为命,由于生活艰苦无法抚养两名女儿,谭二梅当时忍痛把黄亚珠送了给别人,以后便断绝联络,至今完全没有她的下落。

谭二梅在1984年逝世,黄梅目前非常想念她的失散妹妹黄亚珠。她说,日本军害她们家散人亡,罪孽深重,日本政府理应对此作出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74)

6. 1993年9月15日《星洲日报》: 《谭妹: 血账难了!父亲横死泰缅铁道》

(马口14日讯)“日治时代日本蝗军搜捕壮丁送去参加建死亡铁路时,我父亲谭门当时刚好从五区吉禾地芭住家到马口,他便在马口被日军捉去,从此音讯全无。”

目前住在马口志同成园丘的谭妹(52岁)控诉说,日本蝗军把她父亲捉去后不久,便有消息传来他在送抵泰缅边境参与死亡铁路的艰苦工作时,因为水土不服,也受不了山岚瘴气而死在铁道上。

她说,日本蝗军霸占大马半岛三年八个月,造成成千上万的人民家破人亡,这笔账不能因此了事。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2)

她因此趁日本新政府上台,并对蝗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罪行道歉时,向报界痛陈辛酸往事,希望日本政府对大马半岛当时的蒙难者家属及后裔作出合理的赔偿。

她追忆说,当年他们一家人住在马口五区吉禾地芭,1942年中的一天中午,他父亲出门在马口买东西,却不幸被搜捕壮丁的日军捉去。

当时他们一家人感到非常恐惧和悲伤,尤其是她母亲谢梅,更加是肝肠寸断,声声痛责日军的惨无人道。

她说,不久之后,便有消息传回来说她父亲在参加死亡铁路工作时客死异乡,从此她母亲便忧郁成疾,直到十年前悒悒而终,临终前仍对日本蝗军害到她家破人亡而感到悲忿不已。

(参见本节案例75)

7. (主要关于准拿督何成、李振球、何木森、李德贵、萧新华、易兴良、黄南、陈开銮、李金祥九人的报导三篇)

(1) 1993年6月28日(星期一)《南洋商报》增版: 《战时被迫到印尼苏岛建死亡铁路吡州七名虎口余生者决向日本当局索赔偿》

(怡保27日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军强迫运到印尼苏门答腊建造死亡铁路的虎口余生者,欲召集其余已失去联络的生还者,以便通过马华与巫青团洽商后,呈资料给日本当局,以要求给予他们所应得及合理适当的赔偿。

他们一行七人以何成(68岁)为首,其余者包括萧新华(68岁),陈开銮(83岁),李德贵(80岁),易兴良(67岁),何木森(69岁)及李金祥(70岁),今日向报界揭露当年惨事。尚有两名黄南及林昭德日前居住在狮美,但由于行动不便而不克出席记者招待会。

何成表示,这条鲜为人知的印尼苏门答腊岛铁路是由该岛的巴干峇鲁直通到马鲁,共长120多公里,但在他们兴建完竣后,还没有正式通车时,日军已宣布投降,而他们才有机会重返祖国。

余生者当中的萧新华在追忆往事时指出,他曾于1942年被强迫到暹缅修死亡铁路长达一年多,随着该铁路的建竣,他于1943年回来我国,但回国后不久于1944年4月不幸的再次被迫前往苏门答腊建铁路,在这一次的行程中,他便结识了何成及上述五人。

由新加坡动身

他们皆异口同声表示,他们是在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岛(即现在的新加坡)出发前往苏门答腊的巴干峇鲁,而他们这批前往该处死亡铁路的吡叻州人士共有78名,到达后他们感到有受骗的感觉,因所受到的对待与在新加坡时完全不同。

陈开銮追忆说:“我们没有薪水可拿,日本蝗军只供给少许的食品,有时在饥饿时迫不得已只有寻求大山芭的野果充饥,而该处高山为环,前有河川,使得死亡铁路工人不能逃跑。”

他表示,当时的蝗军监督工作,只管打点工作进度,惟有工人拒绝进行工作时,才会殴打他们,只要工人继续工作,蝗军便停止殴打。

他指出,但有时在赶工时,他们须不停的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雨夜赶工时更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如不做会遭到蝗军的拳打脚踢。

此外,他们也表示,在深山野岭工作,而该处又没有良好的医药设备,一旦患上疟疾时只有等待死亡时刻的到来,而该处也没有清洁的水的供应,再加上常年累月的没有足够营养,使得铁道工人很容易患上癞疮皮肤病及其他病。

病死者葬身荒野

他们说,当时许多人因为支撑不住而死亡,有时一天多达几个也有,遗体是随处埋藏的。

1945年,日本蝗军投降后,他们被迫去苏门答腊死亡铁路的78名吡叻州人,能生还被遣送回国的并不到20巴仙,回国后由于各忙各的许多都失去联络,大家各处一方。

他们今次希望通过报章把其余曾被强迫去建死亡铁路的工人集合在一起,通过吡叻马华公共投诉局主席温政喜的协助,将有关死亡铁路资料,呈给马华中央公共投诉局主任张天赐与巫青团洽商后,呈交给日本政府,要求给予死亡铁路工人合理适当的赔偿。

(2) 1993年6月29日(星期二)《南洋商报》: 《饱受日军折磨摧残死亡铁路受害者要向日本索赔偿》

(怡保28日讯)日战期间,被日军捉去苏门答腊兴建印尼的“死亡铁路”劫后余生的受害者,欲召集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赔偿费,以弥补当年饱受摧残的身心。

以怡保张何有限公司董事经理何成为首的“印尼死亡铁路”受害者于昨天在本市利口福酒家召开一项记者会,揭发他们在日战期间,饱受日军折磨,用血与泪完成铁路的事迹。

这一批重聚在一起的受害者,年龄是67岁—83岁之间。他们是:

何成、陈开銮、李德贵、易兴良、何木森、李金祥、黄南、林昭亿(上篇报道人名为林昭德,疑上有错——编者)和萧新华。

他们呼吁当年遭日军捉去苏门答腊巴争吉兴建铁路的受害者,重新召集起来,成立一个委员会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赔偿费。

联络电话是: 何成572686、548489或陈开銮: 556648。

何成指出,这件事已向怡保华投诉主任温政喜作出投诉,并希望通过我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交涉。

通过政府与日交涉

这一批和报界会晤的受害者当中,年龄最老的是陈开銮。另外,受害者萧新华(68岁),在日战期间,吃尽苦头。他不仅被捉去印尼苏门答腊修建铁路,之前,他还被送去泰国与缅甸交界的地方兴建长达93英里的“暹缅铁路”。

据这一批劫后余生的受害者指出,该条铁路长120余公里,从苏门答腊巴干峇鲁通往棉兰附近的马鲁。

“这条铁路之所以称为‘死亡铁路’,是因为被日军俘虏到该处建筑该铁路的数千名劳役,由于不能忍受当时恶劣的环境,而有约半数人身亡。”

何成指出,当时被捉去建筑铁路的地方,置在一个大森林,生活条件极之恶劣,吃不饱、睡不好。天一亮就要进行建铁路工程,直到日落才休息。有时候赶工,晚上也要工作。

“在当时的环境,并没有医药照顾,若生病了则非常麻烦,当时,疟疾丛生,许多劳役皆患病不治身亡。”

这一批“死亡铁路”的受害者,和一批为数共78人,同在日军大肃清时,于1944年4月带往新加坡,然后越洋到苏门答腊进行“死亡铁路”建筑工程。直到一年余后,日军投降时他们才通过各种途径回来本土,结束那一段黑暗的日子。

(参见本节案例90)

(3) 1993年6月28日(星期一)中国××(国内新闻)《蝗军恶行苏门答腊建铁道生还者追讨血债》

(怡保27日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军强迫运到印尼苏门答腊建造死亡铁路的虎口余生者,欲召集其余已失去联络的生还者,以便通过马华与巫青团洽商后,呈资料给日本当局,以要求给予他们所应得及合理适当的赔偿。

他们一行七人以准拿督何成(68岁)为首,其余者包括萧新华(68岁),陈开銮(83岁),李德贵(80岁),易兴良(67岁),何木森(69岁)及李金祥(70岁),今日向报界揭露当年惨事。尚有两名黄南及林昭亿日前居住在狮美,但由于行动不便而不克出席记者招待会。

何成表示,这条鲜为人知的印尼苏门答腊岛铁路是由该岛的巴干峇鲁直通到马鲁,共长120多公里,但在他们兴建完竣后,还没有正式通车时,日军已宣布投降,而他们才有机会重返祖国。

余生者当中的萧新华在追忆往事时指出,他曾于1942年被强迫到暹缅死亡铁路长达一年多,随着该铁路的建竣,他于1943年回来我国,但回国后不久于1944年4月不幸的再次被迫前往苏门答腊建铁路,这一次的行程中,他便结识了何成及上述五人。

拳打脚踢

他们皆异口同声表示,他们是在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岛(即现在的新加坡)出发前往苏门答腊的巴干峇鲁,而他们这批前往该处死亡铁路的吡叻州人士共有78名,到达后他们感到有受骗的感觉,因所受到的对待与在新加坡时完全不同。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3)

陈开銮追忆说:“我们没有薪水可拿,日本蝗军只供给少许的食品,有时在饥饿迫不得只有寻求大山芭的野果充饥,而该处高山为环,前有河川,使得死亡铁路工人不能逃跑。”

他表示,当时的蝗军监督工作,只管打点工作进度,惟有工人拒绝进行工作时,才会殴打他们,只要工人继续工作,蝗军便停止殴打。

他指出,但有时在赶工时,他们须不停的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雨夜赶工时更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如不做会遭到蝗军的拳打脚踢。

此外,他们也表示,在深山野岭工作,而该处又没有良好的医药设备,一旦患上疟疾时只有等待死亡时刻的到来。而该处也没有清洁的水的供应,再加上常年累月的没有足够营养使到工人很容易患上癞疮皮肤病及其他病。

随处埋尸

他们说,当时许多人因为支撑不住而死亡,有时一天多达几个也有,遗体是随处埋藏的。

1945年,日本蝗军投降后,他们被迫去苏门答腊死亡铁路的78名吡叻州人,能生还被遣送回国的并不到20巴仙,回国后由于各忙各的许多都失去联络,大家各处一方。

他们今次希望通过报章把其余曾被强迫去建死亡铁路的工人集合在一起,通过吡叻马华公共投诉局主席温政喜的协助,将有关死亡铁路资料,呈给马华中央公共投诉局主任张天赐与巫青团洽商后,呈交给日本政府,要求给予死亡铁路合理适当的赔偿。

8. (1) 1993年8月22日(星期日)《新明日报》: 《谈到日本赔偿想起死亡铁路》

我国各界人士多年来不时重提日本蝗军在山下奉文将军指挥策划下,“进出”东南亚时,在铁蹄下、刺刀下、检证下、汉奸走狗出卖下余生者的惨痛追忆,特别是集体屠杀的残局,主要是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而且提醒世人,不要再掀起血雨腥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来亚人民除了被屠杀,也被日本蝗军强拐到泰缅边境兴建“死亡铁路”。

修“死亡铁路”的大约七万余名大马人或他们的家属,据说将与其他遭屠杀者的家属一样,有望获得日本政府的赔偿。

这是一项天大的好消息。但是,何时能够落实还是一个未知数。最重要的是,这还要看日本政府如何作出妥善的赔偿安排。

实际上,这些人士早就应该获得赔偿,只是过去的日本政府没有在这方面答应作出赔偿而已。

如今,日本新首相细川护熙宣布,日本政府准备设立一个1万亿日圆(约马币250亿元)的基金,作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侵略的赔偿,“死亡铁路”受影响者要求赔偿的机会,也因此露出曙光。

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抬头,为了落实“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于是进行侵略他人的国家,结果触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马华人最大受害者

日本蝗军侵略马来亚时,不但到处滥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更强迫大批年轻力壮的各族青年(以华裔青年居多),前往泰国建筑泰缅铁路,以利日本当局扩展他们的军事行动。

为了建造这条全长415公里的铁路以及建筑桂河桥,蝗军害死了11万条人命,而在我国,共有6800多位各族人民被捉去当“苦力”,其中75巴仙一去不回头,客死异乡。

根据各方面的讲述和记载,当这条铁路完成时,共有11万余名劳工和盟军战俘因抵受不住日军的虐待和各种疾病的侵袭,而曝尸荒野,使得后人至今无处祭拜先人。

1941年12月,侵入中国多年的日军,扩大其野心向美国、英国和荷兰等国宣战,然后,迅速占领了泰国、缅甸、马来亚和其他东南亚国家。

预防供应网被切

1942年中旬,日本军事家认为应巩固他们在上述地区的力量,以及派出更大军力去抵抗盟军(美、英、中和荷兰等国)的反攻。

当时,前往缅甸的最佳通道是利用海路经过新加坡和马六甲海峡抵达仰光,再从这里进攻印度。但是日本军事家担心盟军的海军实力将会切断这条重要的输送网。于是,日军总部决定建造一条新的轨道,衔接泰国和缅甸之间的铁路。

日军总部在1942年初策划建造新铁路,到了当年6月,始发出训令,不惜花费大量金钱和动员大批人力来迅速完成铁路工程。

第一批来自新加坡的战俘于1942年6月被运抵曼谷附近NONG PLADAK,开始兴建铁路的工程,另一批盟军战俘则被送到缅甸的THENBYUZAZAT,展开延向泰国的铁路工程。

艰苦工程完成苦力死亡枕藉

上述两段铁路是在泰缅边界的三塔峡谷附近交接,在泰境内的轨道全长263公里,在缅甸境内的轨道全长152公里,这条泰缅铁路的全部工程于1943年8月完成,9月份,日军开始全面使用它来装运军火。

建造上述铁路时,由于其中大部分轨道经过KWAE NOI河边的森林和悬崖,因此困难重重。尤其是要建造桂河桥时,更面对河水冲击的危险和水涨的艰苦。结果,无数的劳工和战俘相继死去。

(2) 1993年8月22日(星期日)《新明日报》: 《4百公里轨道沾血泪11万无辜异域化白骨》

根据一些战俘和日军的记载,当年,日军曾俘虏了大约6800余名战俘和征召大约20万名来自东南亚国家等地的劳工,强迫他们建造死亡铁路。

结果,总共有大约1800名战俘和大约10万名劳工,由于各种疾病、饥饿、意外和操劳过度等因素,先后毙命。

蝗军无仁火葬残病者

最令人切齿痛恨的是,许多劳工和战俘在进行建造铁路时,不只死在铁路旁的荒野上,无人埋葬,成为孤魂野鬼,而在变迁工作地点时,一些病重的病人,甚至被放火烧死。

此外,盟军为了阻止死亡铁路的连贯完成,曾经十次派出战机由印度的基地出发,载着大批炸弹偷袭和轰炸正在建筑中的桂河桥,企图击溃日军有意攻打印度的野心。结果,轰炸行动造成许多无辜的劳工和战俘被活活炸死,也使到桂河桥需要花费更多时间才能完成。

当日军建造桂河桥之前,首先在大约100尺外建起一座临时木桥,方便运送各种建筑材料(来自马来亚和印尼)和其他必需品等,然后才开始兴建坚固的桂河桥。

(3) 1993年8月22日(星期日)《新明日报》: 《蝗军放火烧病患陈北水锯烂脚变终生残废》

陈北水终生残疾,孤苦一生。

另一位老铁人为现年66岁的陈北水,他来自马六甲野新岭叻地区,在讲述他的际遇时,他说,他在死亡铁路工作期间,由于左脚患上烂脚症,加上无法获得医药照顾,结果只好锯断了小腿,过后也失去了工作能力,以致一直来都没有结婚。

他说,日本占领我国时期,他只有15岁。他与母亲及弟弟一起住在柔佛令金拉央路的园丘,以割胶为业。

1942年,大约是7月或8月,该园丘负责人通知工友,由于接到日本军官的命令,训示所有居住在园丘的居民,每一户至少派出一人到指定的地点集会,以便由当局运送到泰国充当建筑铁路的劳工。任何人如果违背命令,必会遭受日本蝗军的对付。

当时该园丘内共有35人(年龄约由14—15岁不等),在报到后就被安排乘火车前往吉隆坡,然后与来自其他地区的人士一起再乘火车前往泰国,坐了两天的火车,终于到达泰国的“万邦”,接着再乘军车向名叫“高岭”的森林地带前进。到了目的地后,又再步行三天的路程,总算到达深山野岭的工作地点。

在那儿工作,大都居住在简陋的宿舍里。他是负责锄泥的工作,将高地锄低,其他的一些则用“鸡公车”推泥,以便把低地填平,前后曾换过几个工作地点。当搬迁工作地点时,有一些患病者无法步行离开,日军又不负责运载,于是放一把火将旧宿舍连病人一起烧掉了。这种毫无同情心、赶尽杀绝的手法的确残忍无比。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4)

当时虽然有白米饭吃,也吃番薯干,不过不曾吃过鲜鱼和肉类,只有一些普通的菜和咸鱼等佐饭。

从工作开始一直到离开为止,他都没有拿过一分钱薪金。带去的衣服穿破了,也没有得到当局供应新衣,只有以烂布遮住下体。

他是到了泰国一年多之后,不知何故患上了烂脚症,由于得不到药物医治,加上情况越来越不妙,后来被送去“万邦”,只好任由日本军医将烂脚的部分(连小腿一起)锯掉,以保住性命。也有一些工友,由于烂脚的程度严重,大多数都是在异国不治身亡。因此,同去的35人中,只有5人能活着回来。

陈北水的脚锯了之后,由于不能再工作,便一直在“万邦”居留。日本战败投降之后,他们才由英军安排坐船从泰国回到新加坡。当时他不能走,必须由英军背着上船和下船。

回马之后,因为残疾不适合工作,他只好依靠弟弟生活,后来在亲友的协助下,安了一只简单的义脚,以利步行。一直以来,他都是协助弟弟处理一些简单的家务,他迄今还没有结婚。

大战结束了,虽然号称“马来亚之虎”的山下奉文将军被正了法,后来日本政府也赔了三艘商船表示“赎罪”,但50年后的今天,还是有人年年重提蝗军的罪行,为什么?

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日本必须对50年前的大悲剧全面负责,而50年后的今天,相信只有赔偿才是还我公道的最佳解决方案。

(参见本节案例98)

9. 1993年12月10日(星期五)《星州日报》: 《死亡铁路拣回命辛酸经历难忘记——两“老铁人”要日本赔偿》

“老铁人” 廖昌华痛斥蝗军的残酷不仁

(芙蓉8日讯)泰国“死亡铁路”的兴建过程令许多“老铁人”留下深烙不灭的痛苦回忆和说不完的伤悲。芙蓉的二位“老铁人”陈德文和廖昌华同样经历了那段不堪回首的悲痛往事。

陈德文(81岁)和廖昌华(66岁)今日前来本报叙述他们被日本蝗军强迫前往泰缅一带兴建“死亡铁路”的经历。

陈德文对建筑“死亡铁路”的那段日子仍存有阴影

在1942年的10月,日军在森州一带的胶厂贴通告,强迫所有胶工前往泰缅兴建铁路。当时住在波德申石古洞的陈德文与25名华人和75名印华裔前往泰国;而正值15年少的廖昌华与另50名弄边胶工则坐火车前往新加坡,然后乘火车辗辗转转的到达西贡。

在那段辛酸有加的经历里,他俩的遭遇也不尽相同。他们这一批人被安排在一间大宿舍里,挤“沙丁鱼”似的打地铺;在吃方面更令人心酸,在“大锅饭”里除了有番薯干、盐鱼干、咖喱水之外,还有“加料小食”——一不知名的小虫搀杂其中。

他俩仍心有余悸的说,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惟有与其他人一样闭起眼睛“咕鲁”一声吞下去。

在这恶劣的生活环境里,他们还要长途跋涉的经过遥望无际的沼泽地带和弯弯曲曲的小山,六七天后才到达“死亡铁路”的工作地点。

他俩说,在路途中有许多无法承受疾病的侵袭或被蝗军残酷刺毙的发臭尸体。日军没几天便挖一深坑埋去堆积如山的尸体,令人毛骨悚然。廖氏表示,他们除了要在日晒雨淋之下干粗活外,还要面对日军粗暴的殴打,有的更残暴的便一枪刺死毫无反抗能力的人民。

在这苦不堪言的三年多里,他们终于在联军的协助下,脱离这痛不欲生的苦难日子,回到怀念已久的家乡,与家人重聚。

如今,他们要求日本政府以仁道立场赔偿他们当年所承受的精神和肉体的折磨,并作出适当的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100、101)

10. 1992年11月7日(星期二)《新明日报》森甲新闻,陈逸平: 《蝗军掳壮男当奴隶老铁人细说辛酸史》

(庇朥16日讯)日本蝗军占领我国期间,曾经到处掳掠壮健男人,送到泰缅边境充当建筑“死亡铁路”的劳工,其中以华裔占多数,当时一批一批的劳工被载到荒山野岭进行艰苦的劳力工作,过着奴隶般的困苦生活,甚至有不少人在缺乏医药照顾的情况下而客死异乡。日本军投降后,有机会安返家园的只剩下数目极少的幸运儿。

目前居住在淡边普罗士邦门牌4232号的退休警探罗汉辉(66岁),昨天在瓜拉庇朥向新闻界追述他当年担任“死亡铁路”劳工的一段辛酸经历。

这名老铁人当年16岁,原是居住在马六甲新29碑甘榜邦洛巴浪,平日踏脚车到乡村地区收破旧胶鞋,赚取一点生活费。

送往建死亡铁路

有一天,当他与他姐夫的弟弟陈妙(26岁)一起在野新镇上出现时,被一位陌生人叫去警察局,到了那里被记录了个人资料后,对方便告之要带他们去泰国建筑铁路,每天除了可得3元日薪之外,另外还会将1元工资交给他们的母亲。

后来他们便被载去马六甲过了一夜,第二天才到淡边乘火车北上,经过四天四夜的时间,才到泰国的“万邦”,接着又从曼谷转搭火车前往“干布里”,下火车后,改乘罗里进入森林地带,罗里驶到路的尽头,又再步行一日一夜才到达工作地点。

当时他们共有约200人一起被送到目的地,然后又分为100人一个营地,每25人便有一位工头负责管理工人。

罗氏当时在森林中的工作是几人合力拉树桐铺设铁路,有时也担任铺铁路的工作,负责的日本兵很凶,若见到工人偷懒便会加以鞭打。

他说,在森林的工地里,由于缺乏药物,许多患上霍乱症的工人都相继去世。有人病了,便被送到较简单的“医院”,睡在竹片做成的病床上,与病魔搏斗,也有一些人因病重被锯断脚,过后也被送回我国。

陈妙因为病了,乘机会从“医院”逃了出来,后来去了曼谷。

200人去仅20人回

日本投降后,他们仍继续在该处工作,大约在三个月后,英军才将他们送回我国,他能平安回来,可说是万分幸运,因为同去的200人,有机会回来的只有20人左右。

右起黎金、林三、罗汉辉、黎鸿、陈金生、陈高升与孙建成(左)合影。

罗汉辉回国后是任职胶工,直到1949年,他才加入警察部队服务。

昨天在孙建成的安排下,另有五名在日治时期被蝗军杀害的蒙难者后裔,向新闻界讲述他们亲人的遭遇。

黎金,现年54岁,目前是居住在波申石古洞园丘。

日治时期,他只有3岁,一家六口居住在马口双溪雷,被日军杀害者是他的父亲黎仲,母亲甘氏,以及三位哥哥共五人。当时他是被一位好心的妇人抱走,一起跳进粪坑中,才避开日本兵的屠杀。

蝗军离开后,该妇女将他交给住在双溪雷菜园的叔父,由叔父养他到五六岁,后来才由堂嫂李英把他养大成人。

黎鸿,现年51岁,目前是住在芙蓉芭尾新村门牌50号。

当年他们是居住在双溪雷菜园,1942年7月31日,当日军展开大屠杀那天,由于他的父亲黎灿水与兄长黎华刚好前往双溪雷镇,结果就这样被杀害。惨案发生后,其母亲李英,便带姐姐黎金蓉与他,三人一起带了一些番薯和木薯干粮进入森林暂时躲避。

陈高升,现年62岁,居住在新邦葫芦顶大街46号。

日治时代,他们是居住在芙蓉双坡,他的叔父是居住在林茂不叻士郑生郎园丘,结果在一场大屠杀事件中,叔父一家与其长兄一共八人都遭杀害,被杀者名单如下:

长兄陈习妙(当时20岁),叔父陈玉进(30岁)任职该园丘工头;叔母黄玉风(25岁),任职杂工;堂妹陈金云(5岁)与金莲(4岁);堂弟陈金成(3岁)与金英(1岁);以及二叔陈春林(28岁),未婚,胶工。

陈高升说,他们是在惨案发生的三天后,才获得朋友的通知,金成中刀后肠子流了出来,并没有当场断气,而是在一星期后因无药可治才告去世,金英则是被蝗军抛上半空,以军刀刺死的。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5)

陈金生,现年51岁,目前居住在淡边宁宜胶园,任职罗里司机。

当年他们一家人是住在柔佛州莆来山下,父亲陈南,母亲林兰,当地共有20多家住户,全部家里的男人都被日军捉去,包括他的父亲在内,被捉去者是送去当死亡铁路劳工或已被杀害则不得而知,至今下落不明。

他有一位姐姐陈亚木,是卖给新加坡一姓钟人家,住在明光新村的叔公陈汉,以及莆来山的亲戚陈汉(同名)至今彼此之间都已失去联络。

林三,现年73岁,目前是在瓜拉庇朥县武吉古鲁莪新村居住。

在日治时期,其父亲林庆祥,母亲郑善德,大哥林胜桑与二哥哥林胜炎是住在葫芦顶甘榜阿逸万甘密山,他本人则住在瓜拉庇朥马口路33碑李顺昌园丘。

日本蝗军脚车队在瓜拉庇朥港尾村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后,于1942年3月18日继续前往日叻务时,召集甘密山一带住宅所有年轻的男人(包括他的父亲和两位哥哥共十多人),到一胶山上加以杀害,只有老人、妇女和小孩子幸免。

他本人是在案发前一天用脚车载了一批香蕉和黄梨土产离开甘密山回到33碑,因而逃出鬼门关。案发后第二天,他得到通知,去到现场时他有见到父兄的尸体,后来才雇人把父兄葬在原地。

(参见本节案例105)

11. 1994年4月1日(星期五)《南洋商报》,卢有明: 《被强掳赴泰国建死亡铁路马来老翁向日政府索赔》

(庇朥31日讯)来自马六甲亚罗牙也县牙律地区的马来老铁人卡森敏莫哈末(72岁),日治时期被蝗军强掳送去泰国充当死亡铁路劳工长达三年多的时间,但是连一分钱薪金都没有拿过,为此特通过参加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间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藉以与其他老铁人团结一致,以便向日本政府争取应有的赔偿。

卡森敏莫哈末是在“蒙协”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的安排下,于前日中午与来自日本的民间团体和平访问团成员见面,并在接受访问时讲述他过去在泰国担任建筑死亡铁路劳工的一段难忘经历。

他说,日本统治马来半岛时期,他也是居住在目前相同的地区,记得是在1942年某一天下午6时30分左右,他正与数位同伴在打羽球之际,突然出现了两名全部武装的日本蝗军,同时向着他们一班人招手,当时只有他朝日军的面前走去,其他同伴则各自飞快逃离现场。

结果他就这样被蝗军强掳上军用罗里,与另一些青年一起被载到马六甲,在场已有数百名各族人士集中在一处,过后各人的手臂都被缠上一片红布,后来才知道日军要送他们去泰国建筑铁路。

第二天,他们一批人被分成数组,由军用罗里载去新加坡的日本军营,到了那里,各人又被安排接受验血,验肛门,种牛痘和打预防针,过了数天约有1000人同乘一艘日本军船航向西贡,到了西贡后,又换船前往泰国的曼谷。

当一群人在曼谷上了岸,又被载到森林边缘,然后步行进入深山野岭,经过千辛万苦,一直走到一个叫“东布龙隆峇都”地区的工作营才停下来,然后才分成100人一组负责各有关的工作。

在他那一组,全部都是马来人,是负责安置铁轨和造桥的工作,这项工作是分日夜两班进行,在工作进行时非常辛苦,尤其是造桥的任务更加危险,因为往往当他们把桥建好后,又被英军炸毁,炸后又得重建。他在这段工作期间,手掌和小脚都曾被铁条弄伤,至今还留下深深的伤痕,令他毕生难忘。

在三年多的建筑铁路工作期间,虽然有白米饭吃,但是却没有吃过一餐好的菜肴,当时大家只求填饱肚子,所以不敢有更高的要求,日军除了供应吃的和穿的之外,从来都没发过薪金。有人病了也没有药物可供医治,重病者都被送去另外一个地点,过后生死不明。

他在泰国的深山野岭中,一直工作到日军投降后,才在联军的帮助下,从曼谷乘船回来新加坡的(士京扬岛),经过当局验证没有传染病才获准离开该岛,乘火车回来淡边,再转车重归家乡的怀抱。离开新加坡回家前,每人得到联军发给的5元马币零用钱。

(参见本节案例109)

12. 1993年10月2日(星期六)《南洋商报》柔佛版: 《吕威: 那段日子除了苦,还是苦》

日军为了贯通军兵、货粮运送,因此兴建泰缅铁路。这条名为“死亡铁路”,就不知多少性命丧生,多少白骨孤魂长埋那里。(古来: 梁文华)

日本南侵马来亚(当时我国的名称),其黩武横行霸道主义,屠杀无数无辜人民。在黩武主义统治下三年八个月黑暗惨苦的日子里,令人永远永远无法忘怀的。

拉夫往筑泰缅铁路

日军为了贯通军兵、货粮运送,因此兴建泰缅铁路。这条名为“死亡铁路”,就不知多少性命丧生,多少白骨孤魂长埋那里。

被日军拉夫往筑泰缅铁路者,75%是归不来了,既然那些能接受百般折磨煎熬,度过难关,25%幸运者回来了,恍若隔世。

古来新村吕威,72岁,是其中一名被拉夫前往泰缅铁路充劳力者之一,在古来方面前去当劳力的,尚有范苟、曾来、朱贵、叶海(已故)。

吕威追忆说,日本南侵时,他在古来勿刹胶园(目前为云顶集团产业)当锄草工人,虽工薪低,一家人倒也乐融融。

1942年5月间,一个晴天霹雳,使他与妻儿分别三年多。

日军在该园丘捉人去泰缅铁路当劳力。在该园丘每组25个工人中抽取3人,他是第一批被征去的。

他说,踏上征途时,其长子尚未弥月。数日的煎熬,才抵达目的地。当时这辆火车上的乘客有七八百人,都是赴泰缅死亡铁路当苦力的。

他回忆说,启程时,日军答应有关家眷可按月领若干米粮及款项。结果却只配给几个月后即终止,这是违反当时的协约,日军显然不守信用。

工作重粮食差

吕威说,他被分配到南昌站工作,5825部队上城队芦田班。他们居住的是用亚答建成的一座一座长屋。

整个组内约有五六千人,当苦力的,有华人、印人和巫人。

他指出,由于战时物质匮乏,苦力所获得配给的食物也极其差,而且缺乏营养。每日吃的是咖喱汁、白菜干、咸鱼和番薯叶。餐餐如此,许多人都吃到反胃。

他表示,纵使吃不惯,反胃,也得吃,而且24小时只两餐而已,其余的咖啡或其他饮品,一概妄想。

在泰缅死亡铁路当苦力,时时刻刻面对死亡威胁。既营养不足,而且裹腹也有限,加上极度劳动,非铁般体格不易煎熬。

清早6时被号令起床,洗刷后,没有食物裹腹,取了工具便前去工作地点。

中午11时,有专人将食物送去工厂。午餐休息半小时,11时半继续工作至下午五时。放工后回到宿舍,沐浴,进餐。6时再度工作,至下午12时,夜间,没有食物,挨饥入睡。同时要挨饥至翌日中午10时才有食物。

试想,这简直是非人的生活!

他继续说: 他们的工作,主要是用人力。一锄一锄锄下铁道旁泥壁上的泥土,然后填筑铁路。较后安装枕木。通车后,铁路受到盟军轰炸毁坏时,加以抢修,包括填泥、安装枕木等工作。

性命时刻受威胁

在死亡铁路工场工作,体力操劳过度,营养不良,还会受各种疟疾侵害,性命时刻处于死亡边缘。

吕威说: 即使生病,也得带病工作。患病者,在清早未点名报到时,遁入附近森林躲避,若躲在宿舍里被发现,必受鞭打处分。

一个苦力不幸死亡,就如死去一条狗那么简单。人一死去,就在附近地方解决,数人挖坑,数人将尸体投去埋葬。就此了事,长埋那孤寂异方乡土。

致死原因,除体力操劳过度,营养不良,印人喜喝生水,导致霍乱,更是比比皆是。大象排出的粪便,苦力没着鞋,不小心踏着,便会生烂脚,难愈,不少人也因此死亡。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6)

偷窃事件

处于同舟共济下,本来每个人都应是守望相助。由于人杂,也难免发生一些令人痛心事。

吕威说,工作一段时间后,日军每十日发一次薪。每次30铢(泰币)。由于有了一些金钱,宿舍也发生一些偷窃事件。

偷窃案发生后,日军接获报告,将各族分开居住,情况果然好转一些。

他说,他们得到微薄的工薪,是用来买一些咖啡粉、白粉、香烟等物品。

提到衣著,他透露,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在休息日,在日军配给的麻袋,用刀子割开,然后用铁线缝起来当衣当裤。有者手工好,缝得倒不错。一些粗心者,缝得极差,穿在身上露出肉。不过,大家都是男儿汉,倒也不觉尴尬。至于“笠帽”,也是在森林摘下巨大树叶自制的。

提及在漫长岁月有否写信回家。他说: 想都不敢想,既没笔没纸,又无法寄出,如何将音讯寄递?想家,念家,只能在梦中追寻家的温馨。

转换新环境

在死亡铁路煎熬一年多的吕威,过后转到另一个生活环境。

他说,他被转去负责料理日军饮食起居的工作。日军可说极会享受。一组二十余人,有人烹饪,有人晒被,有人扫地,有人煮水,有人专司奉上食物及洗碗。

他表示: 进入了这个“环境”,生活可不致那么苦。

他在日军营专司厨务,夜间尚上课,学习读日本文。

吕威兴奋说,日军敌不过盟军,说明非正义之战,必遭人们唾弃。

日军投降,幸运生存者,都被联军召集到一个集中地,休息三个月,然后由联军护送至新加坡。各人才个别回到自己的家乡。

他表示,回来时,见了家人恍如再世。三岁大的孩童,已会声声叫“爸爸”。

时光如弛,再见天日,焉能不欢愉。吕威浸在回忆中,想那美丽的一刻。

日军南侵,为了运输便利,再召集数人去填筑泰缅铁路死亡铁路。75%的人牺牲。这种草菅人命,使许多家庭失去依靠,家庭拆散,对于不幸者没有合理赔偿,已侵犯人道。

所以,无数不幸者,声声谴责黩武主义之日本发动非正义侵略之战争。

(参见本节案例117)

13. 1992年11月20日(星期五)《新明日报》: 《向日本追讨血债铁蹄统治受害汇集力量争取》

日本蝗军大屠杀不但留给王伍尾惨痛的经历,也留下了永不痊愈的伤口,经过50年,他右脚的伤口继续腐烂,纠缠他一生。

(吉隆坡19日讯)日治时期罹难家属和受害者筹委会,今日吁请那些在日本蝗军铁蹄统治,遭受蝗军残酷用刑的生还者和罹难者家属尽速加入该会,以便收集资料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

该筹委会负责人孙建成在一项记者会上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日军南侵,攻陷马新,人民在那三年零八个月期间所受到的恐怖待遇,悲惨和亲人的牺牲,是永生不忘的悲惨经历。他表示,他定于下个月五日远赴日本出席日本民间和平团反战派的和平集会,指正日本在马来西亚所犯下的滔天大罪,要求赔偿。他是受邀出席这个和平大会。

“我们无法一一联络罹难家属和受害者,希望全马各地有关人士主动与我们联络,汇集力量准备完整的资料,作为铁证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还我们一个公道。”

此外,他也希望各地的罹难者家属和受害者个别举行记者会,把日军的罪行公布于世,经过报章的刊载后,成为有条不紊的资料,方便该筹委会进行工作。

他说,加入该筹委会的罹难者家属只需缴100元的永久会员费,而泰国死亡铁路受害者则缴50元,作为该会进行活动的经费。目前已有7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罹难者家属和受害者与孙氏联系。

孙氏曾于去年8月3日赴日本大阪,出席慰安妇国际研讨会。他自1984年开始即与日本和平团接触,住在瓜拉庇朥港尾村的孙氏本身也是日治时期的受害者。

泰国死亡铁路的见证者刘海。当年身临其境,今日记忆犹新,恐怖的遭遇,历历在目。

1942年3月16日,蝗军屠杀了他九名亲人的性命,只剩下他和老祖母蔡淑美逃出天生,当时他才7岁。

转眼间已过去了50年,可是当年身临其境,受到惨杀而大难不死的人,今天还在默默忍受这场祸害的后遗症,而年轻的一代,对白白牺牲了性命的亲人当年所遭受的痛苦又知道多少?

孙氏表示,罹难者家属和受害者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是理直气壮及天公地道的。当年马来西亚所获得的日本政府赔偿金,只是两艘价值2500万元的货船。

数名受到日本蝗军残酷杀害而大难不死的人士出席记者会。他们是来自马口的陈来、刘海及尾港村的王伍尾等。

其中以王伍尾的遭遇最令人辛酸,虽然事情已发生了50年,但是他右脚的伤至今仍未痊愈,继续纠缠着他,带给他永无止境的痛苦。

回忆当年的情景,王氏是受到蝗军的迫害,以他是抗日军为藉口对他施加酷刑,迫他招供。丧失人性的蝗军为了要达到招供的目的,穿上了铁鞋,不断重重踩踏他的右脚和双手,导致他双手和双脚粉碎,烂成一堆泥浆似的。

(参见本节案例123)

14. 1994年3月21日(星期一)《星洲日报》,郑顺智: 《首位巫裔老铁人现身痛述建死亡铁路之苦》

老铁人亚利沙烈

首位露面的巫籍老铁人向本报现身说法,痛述日治时期被抓去县暹缅边境建死亡铁路的痛苦经历。

这位老铁人,名叫亚利沙烈,现年75岁,来自马六甲亚罗牙也打波南宁。

他是来到瓜拉庇朥会见蒙协筹委会主席孙建成,要求加入协会,以向日本政府争取合理的赔偿。

老态龙钟的亚沙说: 1942年初的一个晚上约12时,四名荷枪实弹的日本蝗军来到其住家,以枪柄猛击大门,当他开门后,蝗军不分青红皂白,令他取些衣服,马上跟他们走。

登上军车后,蝗军随着到另两家,将其两名亲戚耶新姆及亚利敏彬捉上车。

此外一路上,不少华印青年都被如法炮制;整整一罗厘人被送载到马六甲宪兵部,在一车中早已挤满许多“同命人”。

约是凌晨3点,日本军人威胁他告诉所有在场的人说:“皇军要你们去泰国修铁路,为期三个月就可回来,工资每日3元,违反者将被……”

接着这批为数约千人分乘军车送到火车站,载到淡边后转火车南下到新加坡。

他说,我们在新加坡SELARANG PART住了三天,然后分乘四轮船(每船约三至四百人),乘风破浪经七夜抵达西贡。

枪压下穿山越岭

从西贡,数以千计的人在蝗军持枪压迫下,携带行李步行去边境,穿山越岭,千辛万苦夜宿森林,一路上日本军并未提供粮食,沿途依靠随身一些干粮及住在森林的人家提供一部分食物,饮山涧泉水。这一行差不多走了一个月,许多人不能支撑,有被毒打,也有不少病死原野,也有被打死,暴尸原野,无人置理,可怜可悲,但无人敢反抗。

到了“肯佳那布利”,他才开始见到每三哩有一营站。

我们被令在哇打里母泰森林区自行建营帐,开始苦力生活,而原有的1000多人,最后只剩下约700人,此情此景,大家都心惊肉跳,吃不饱,睡不好,只有等待死神的召引。

“我们每天凌晨三时就得起身行一小时的山路到工作地点。”

亚利说,他们一组共24人是负责砍大树供建铁路木枕,大树砍下后,都赖大象拖拉至目的地。

环境恶劣,饮食不清洁的水,工友大多数生病,但也得冒病工作,偷懒的肯定被殴打毒刑,病了又无药可治,自生自灭,简直生不如死。

“在营里,每天都有死尸,我的两名亲戚也先后死于荒野,每隔三两天就得挖坑埋尸。”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新闻报道(7)

他说,蝗军打人不必看时候,枪柄、木棒、竹桐是他们的行凶武器,他亲眼看到一位同僚因病不能工作,被蝗军当头一棒打倒在桥上,然后一棍打腰顺脚一踢,惨叫一声抛入大河,没有人敢多看一眼。

亚利在铁路工作过了三年多非人生活,大命不死是拣回一条老命。

日本投降后,他在联军的安排下送到曼谷,然后分乘船送到新加坡,回到故乡,有如再生,也好像做了一场恶梦。

亚利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对50年前的事负起责任,给老铁人或后裔予合理的赔偿,政府更应在此方面给予协助。

(参见本节案例123)

第四部分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1)

杨文福

1. 受害者:

杨丹,男,95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杨丹之子杨文福(Yong Mun Fook),56岁,经营电器和自行车,祖籍福建兴化仙游,身份证号码为1371128。日本侵占时住毛边石头巷,现住毛边余广街14号。邮编31600。

损失数额: 73420元。

投诉内容:日本皇军入侵之后,要我父亲交人头税,供奉纳金,在那时,父亲没有钱交人头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把树胶园卖掉来交人头税。在我父亲还没去世之前,曾三番五次地说,这些是我卖掉胶园所遗下的钱,你们好好收起来,这是我的血汗钱。所以留到了今天,希望日本政府要体谅,能够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5月24日。

林万才

2. 受害者:

林国呈,男,32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林国呈之子林万才(Lim Van Choy),44岁,商人,身份证号码为500305085449。日本侵占时住Gunung Rapat Ipoh,Perak,Malaysia。现住30 Persiaran Madrasah,Hillview Estate,Ipoh。邮编31350。

损失数额: 39300元。

投诉内容:50年前,在日本统治新马期间,我的父亲是一位杂货店商人,他辛辛苦苦积下了一大笔日本军票。这39300元香蕉票是我父亲的血汗钱,但是日本政府投降之后,这些钱都变成了废纸。我的父亲是二战的受害者之一。然而,我们仍然保存了这些钱50多年,作为战争的纪念。如今,这些钱已经被我继承了下来。我已经注意到这些香蕉票上面有“日本政府保证按票面价值兑换”的字眼。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诺言,按照票面价值合理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4日。

陈良炳

3. 受害者:

陈良炳(Tan Leong Peng),男,82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陈良炳本人,祖籍福建仙游,身份证号码为2089621。日本入侵住13,High Street,Gopeng Perak。现住19,High Street,Gopeng Perak,Malaysia。邮编31600。

损失数额: 13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经营自行车轮胎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香蕉票都是我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发行香蕉票时都保证可以兑换。目前日本国家提倡民主人权,是科技发达、先进的国家。那么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的精神,尊重人类基本人权,不应该只是执行人类最野蛮的政策,令人遗憾。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给我们一切的损失。只有这样,它才可以保存国家的美德,才可以维护国家形象,才可以挽回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8日。

曾庆敦

4. 受害者:

曾春,男。

投诉人资料:曾春之子曾庆敦(Chan Jin Toon),61岁,职业:Burnh,祖籍福建永定,身份证号码为330306085185。现住2, Main Road,sg.siput(u) perak。邮编31100。

损失数额: 1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做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以后,不承认军用票。父亲所留下的香蕉票达1万多元,这些军用票是我们的血汗钱,当时日本政府允诺可以兑换。希望当今日本政府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5日。

蔡逢泉

5. 受害者:

蔡加坤,男。

投诉人资料:蔡加坤之子蔡逢泉(Chuah Hong Chua),63岁,农民,祖籍潮州,身份证号码为0603981。现住489,Lorong 8,Kampung Bercham,Ipoh,Perak Darul Ridzuan,Malaysia。邮编31400。

损失数额: 13340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时期,我父亲养猪、种木茨,靠这两项收成过生活,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钱。日本宣告失败后,就不肯承认香蕉票,以前的血汗钱就不能再用,一家大小靠吃木茨过三餐。日后的一切生活如衣食住行都成问题,不只是我们一家人,同时受害的还有许多马来亚人。对于过去种种的损失以及日本的迫害,日本政府更应当履行诺言,负责作充分的赔偿,这样日本政府才可以保存日本国家的美德。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0日。

江玉河

6. 受害者:

江成武,男,33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江成武之子江玉河(Kong Yi Hor),62岁,商人,祖籍潮州普宁,身份证号码为0348044。日本入侵时住Sungai Bator Selama,Perak。现住No.8 Main Road,Rantau Panjang,Selama,Perak。邮编34100。

损失数额: 13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马来亚半岛时期,我父亲为全家的生活,以卖胶园和农场来集下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后,香蕉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这对于我们受害者有欠公平。可是,最近经友人提醒,我们发现这些由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香蕉票上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因此希望日本政府能遵守一切诺言,换回这些已经保存50年的军用香蕉票,以作公平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6月9日。

陈雪芬

7. 蒙难人:

陈志柳,男。

投诉人资料:陈志柳之女陈雪芬(Chin Shet Foon),56岁,中医,祖籍广东河婆,身份证号码为380915015284。日本侵占时住Kluang,Johor,现住No. 49,Jalan Pasir Mas,Evergreen Park,Ipoh,Perak。邮编31650。

损失数额: 20310元。

投诉内容:本人陈雪芬向贵协会登记,我仍旧存有日本香蕉票20310元,是我生父陈志柳先生生前存着留下给我的。我希望能给我兑换成马币,感谢万分。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2日。

张亚荣

8. 受害者:

投诉人丈夫。

投诉人资料:受害者之妻张亚菜(Teoh Ah Chye),73岁,退休,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3095150。现住No. 131 Bagan Panchor Pantai Remis Perak。邮编34900。

损失数额: 3万元。

投诉内容:我现在还存有我丈夫留给我的3万元香蕉票,这是我丈夫在日本侵占Bagan Panchor期间做生意所得的钱,他临死前将钱给了我,我保存至今。我真诚地希望日本政府能在适当的时机安排我们兑换军票。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5日。

黄俞清

9. 受害者:

黄培,男,85岁,从事农业。

投诉人资料:黄培之子黄俞清(Wong Yee Chern),48岁,商人,祖籍广东河婆,身份证号码为7584306。日本侵占时住Sungia Siput (v)Perak,现住T4 360. Kampong muhibbah Sungia Siput (u) Perak。邮编31100。

损失数额: 18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我父亲卖六只大猪存下来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香蕉票上有保证兑换的允诺。目前日本国家提倡民主人权,是科技发达、先进的国家。那么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的精神,尊重人类基本的人权,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只有这样,日本政府才可以保存日本国家的美德,才可以维护国家的形象,才可以挽回声望和荣誉。

特殊经历:黄培曾经于1943年在日本人刀下侥幸生存下来,受难地点是Sanaia Siput (u) Perak。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1日。

李志华

10. 受害者:

李伙仙,男,商人。

投诉人资料:李伙仙之孙李志华(Lee Chi Wa),29岁,鞋匠,身份证号码为A0319174。现住202,Sungai Buloh, Sungai Siput (u) Perak。邮编31100。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2)

损失数额: 5300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新马半岛时,我公公做生意赚到的钱都买了日本军用票。自从日本帝国投降以后,这些军用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这对于我们受害人是非常不公平的。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8日。

林龙通

11. 受害者:

林明富,男,36岁,鱼贩。

投诉人资料:林明富之子林龙通(Lim Ling Tong),59岁,退休,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2069393。日本侵占时住No.112 Main Road Trong, Perak, 现住K.B.14, Kampung Benggali JLN Simpang Taiping Perak。邮编34000。

损失数额: 1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我父亲是位鱼贩,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废纸,对我们受害人是不公平的。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所发行的军用香蕉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遵守保证一切的诺言,给予受害者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4日。

周广华

12. 受害者:

周润,男,45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周润之子周广华(Chow Kong Hwa),67岁,退休,祖籍广东新会,身份证号码为0622862。日本侵占时住76,Hume Street, Ipoh, Perak,现仍住该地。邮编30300。

损失数额: 44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做生意存下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当时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精神,尊重人类基本的人权,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损失。这样它才可以保存日本国家的美德,维护国家形象,挽回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2日。

林新民

13. 受害者:

林平(Lam Phang)。

投诉人资料:林平之子林新民(Lam Sum Beng),54岁,小贩,祖籍广东新宁,身份证号码为0590149。日本侵占时住20,Horley Street, Ipoh Perak,现住45, Jalan 4, Ampang Baru, Ipoh Perak。邮编31400。

损失数额: 233293元。

投诉内容:日本侵占马来亚时,我的父亲是经商的,所以在生意上只好以日军印的香蕉票作交易。可是他存下来的香蕉票在日军投降以后变得毫无价值,他只好将这些香蕉票保存至今,希望有朝一日可以用到。先父逝世前便将香蕉票交给我保存至今。现在日本政府宣布凡拥有香蕉票者可以用1元换回1元马币。所以我现在呈上这份申请表格,希望日本政府遵守其诺言,换回我父亲的血汗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8日。

李爱文

14. 受害者:

李金保,男,78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李金保之孙李爱文(Lee OI Bown),27岁,销售员,身份证号码为A0739864。现住A50 Kampung Baru, Sungkat, Perak Malaysia。

损失数额: 2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爷爷是小贩,辛辛苦苦储下的日本军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日本政府发行的军用香蕉票上印有“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我们很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国家所保证的诺言,换回你们国家的军用票,赔偿给所有持有军用票的受害者。日本政府经常说日本国家执行民主人权,维护世界和平,当然更必须尊重人类基本人权的存在,而不该一味维护强盗的宗旨,令人遗憾终身。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1日。

黄国祥

15. 受害者:

黄禄,男,90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黄禄之子黄国祥(Wong Kok Seong),44岁,工人,祖籍嘉应洲梅县,身份证号码为2734793。日本侵占时住288,Gunong Rapat,Ipoh, Perak, W. Malaysia,现仍住此地。邮编31350。

损失数额: 2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耕种和做点小本生意,存下军票。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当时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精神,尊重人类基本的人权,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6日。

杜亚美

16. 受害者:

杜联庆,男,76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杜联庆之子杜亚美(Toh Ah Bee),51岁,小商人,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430930085187。日本侵占时住Batu 10 Lekik Sitiawan Perak Malaysia。现住5, Jalan Lumut Sitiawan. Perak。邮编32000。

损失数额: 16911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胶园做小生意,保存日本军用香蕉票。这些都是血汗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不肯承认,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香蕉票原来是我们的命根,可是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但是我们受害者发现日本香蕉票都有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日本政府必须执行人道的精神,给予合理兑换。它必须负一切责任,履行诺言,尊重人类基本人权的存在,更不能永世成为一个强盗的国家。

投诉日期:1994年3月22日。

刘关雄

17. 受害者:

刘关雄(Low Kuan Hong),男,83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刘关雄本人,祖籍广东南海,身份证号码为1034292。日本侵占时住No.32 Main Road, Sungai Siput(N),Ipoh Perak Malaysia,现住No.56, Jalan Bunga Cherry Cherry Park, Ipoh Perak。邮编30100。

损失数额: 7770元。

投诉内容:本人在日军统治新马时期,做机械工作,每日做足12小时。工作期间每月出粮出香蕉票,我辛辛苦苦储到的血汗钱共有7770元。日军一投降,我所有的血汗钱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因为日本军用票都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保留了50年的血汗钱,现在要求日本政府兑换给我。

投诉日期:1994年5月5日。

廖润新

18. 受害者:

廖荣贵。

投诉人资料:廖荣贵之子廖润新(Liaw Yoon Sin),65岁,退休,祖籍广东增城。身份证号码为0393446。现住28,Leboh Raya Shatin 6, Tmn Shatin, Ipoh Perak, Malaysia。邮编31650。

损失数额: 3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存下军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当时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精神,尊重人类基本的人权,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1日。

叶玉华

19. 受害者:

叶九,男,70岁,矿工。

投诉人资料:叶九之女叶玉华(Yap Yoke Wah),46岁,文员,祖籍广东东莞,身份证号码为1429645。日本侵占时住Pusing Perak,现住45, Jalan Thomson, Ipoh。邮编30350。

损失数额: 12000元。

投诉内容:我拥有我父亲给我的12000元香蕉票,这是日本帝国统治马来亚期间发行的。当时我父亲做矿工攒下了这些钱。日本投降以后,这些钱变得毫无价值。在这些军票上有“日本政府保证兑换”的字样。我现在希望能够兑换这些军票。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5日。

陈家英

20. 受害者: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3)

投诉人陈家英父母。

投诉人资料:受害者之女陈家英(Tan Kia In),41岁,咖啡店职员,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4578494。日本侵占时住Air Kuning,现住No. 21 Jalan Besar Air Kuning, Kampar Perak。邮编31920。

损失数额: 28435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母是做咖啡店小生意的,辛辛苦苦存下28435元的军用香蕉票。当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后,一夜之间它变成了废纸,这对受害人是很不公平的。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香蕉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5月3日。

梁伟杭

21. 受害者:

梁寅,男,84岁,从事渔业。

投诉人资料:梁寅之子梁伟杭(Leong Wai Thong),54岁,祖籍开平,身份证号码为1407073。现住Kampung Pilong No.10, Ipoh Perak。邮编30000。

损失数额: 3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经营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父母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在香蕉票上印有保证兑换的字样。目前日本国家提倡民主人权,是科技发达的国家。那么日本政府就更加应该根据人道的精神,尊重人类基本的人权,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8日。

陈继光

22. 受害者:

陈焯,男。

投诉人资料:陈焯之子陈继光(Chan Chee Kwong),64岁,退休,祖籍广东南海,身份证号码为4020305。日本侵占时住3 Post Office Road Porit, Perak,现住4 Jalan Delation Merdeka Garden, Ipoh Perak, West Malaysia。邮编30100。

损失数额: 23000元。

投诉内容:1941年英国统治马来亚时,先父及我们均为良好公民。1942年日本统治东南亚,我们也是良好公民,操小贩及耕种为生,辛苦过活,先父留下血汗钱。日本帝国票上印明“大日本帝国”、“保证可以兑换”马来西亚和英国钞票的诺言。日本政府应该付出两倍或三倍的现在的马币收回,实现诺言。这是“大日本东南亚共荣圈”的纪念品,应收回作为后代的纪念,并存入博物院留念。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1日。

钟水清

23. 受害者:

钟亚远,男,55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钟亚远之子钟水清(Choong Swee Ching),56岁,化工,祖籍嘉应洲,身份证号码为1390337。日本侵占时住Thoo Fook Village, Kledang Hill, Menglembu, Ipoh,现住851, Bukit Merah, Lahat, Ipoh, Perak。邮编31500。

损失数额: 13035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亲卖了一段禾芭,我叔叔也卖了一段胶园,兑换成日本军票。但是没过几天,就听说日本钱不能用了。对于我们受害人,这是很不公平的,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受苦受难者希望日本政府遵守一切诺言,换回你们国家的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0日。

曾伍娇

24. 受害者:

江,男。

投诉人资料:江之妻曾伍娇(Chang Eng Kiew),71岁,退休,祖籍广东四会,身份证号码为1026181。现住269 Kg. Baru Limau Kati Kuala Kangsar, Perak。邮编33020。

损失数额: 2465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亡夫与我卖地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们的血汗钱。日本政府应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才可以保存日本国家的美德,维护国家的形象,挽回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年3月4日。

王金海

25. 受害者:

王卓(Wong Chok),男,79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王卓之子王金海(Wong Ah Kaw@Wong Kam Hoy),53岁,退休,祖籍广东花县,身份证号码为2094046。日本侵占时住金保,现住F108 Kuala Bikam Bidor, Perak。邮编35500。

损失数额: 7000元。

投诉内容:先父经营小生意,在日本统治期间,他被日本士兵逮捕入狱,并被用刑。当他被释放出来时,已经受了重伤,释放后不久就去世了。我要求日本政府为我最爱的父亲的去世作出补偿。我母亲仍然保留着7000元的香蕉票。我手上的这些香蕉票,上面都写着“保证兑换”。应该让现在的日本政府来给我们兑换这些香蕉票,这是很公平的。

投诉日期:1994年3月29日。

黄发明

26. 受害者:

黄守墩(Ng Siew Toon),男,55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黄守墩之子黄发明(Ng Ha Ben),50岁,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2060823。日本侵占时住No 35 Main Road Lenggong, Perak, Malaysia,现住No. 35 Main Road Lenggong, Perak。 Malaysia,邮编33400。

损失数额: 22495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胶园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8日。

黄源宗

27. 受害者:

黄书顶,男,84岁,什货店。

投诉人资料:黄书顶之子黄源宗(Ng Wan Cheng),53岁,祖籍福建晋江东石,身份证号码为3826899。日本侵占时住Sg, Siput Perak(U),现住55 Main Road Sg Siput(U), Perak。邮编31100。

损失数额: 2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母开什货店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父母的血汗钱,现在的日本政府应该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3月11日。

陈荣兴

28. 受害者:

陈清安(1975年去世),男,58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陈清安之子陈荣兴(Tan Eng Hin),45岁,出租车司机,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3512471。日本侵占时住“直落沙”(现名班台里美士),现住138, Taman Bintang, Pantai Remis, Manjung, Perak, Malaysia。邮编34900。

损失数额: 11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杂货、酒、米等,因为存了几百包谷米,还没来得及分发,就被日本士兵捉去,扣留一星期才放回。我伯父(大伯)也被一班人捉去,钱也被拿去两麻袋,至今无下文。日本军用票上明确印着“日本政府保证该钞票的面额价值,可以兑换”。日本当局应该对该钞票作出赔偿,更应该对该国在战争时期所发行的钞票负起全责。以上资料是我母亲朱瑞媚(72岁,身份证号码0642276)提供。

特殊经历:我父亲陈清安曾经刀下余生,受害地点就在“直落沙”(现名班台里美士)。

投诉日期:1994年3月30日。

陈喜泰

29. 受害者:

陈麟(Tan Leng),男,42岁,耕种。

投诉人资料:陈麟之子陈喜泰(Tan Hee Thai),53岁,小园主,祖籍广东潮州潮阳,身份证号码为411022085241(2094205)。日本侵占住美罗区,安顺路,七英里(7th Miles,Jalan Teluk 35500 Bidor Perak West Malaysia,现住G12 Kg Coldstream Bldor, Perak, West Malaysia。邮编35500。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4)

损失数额: 15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胶园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日本政府应该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8日。

蔡尤标

30. 受害者:

蔡世汪,男,已故,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蔡世汪之子蔡尤标(Chuah Yew Phew),66岁,退休,祖籍福建晋江,身份证号码为0352927。日本侵占时住Kampung Basung, Kuala Kangsar, Perak, Malaysia,现住25,Jalan Raja Chulan,Kuala Kangsor,Perak。邮编33000。

损失数额: 40000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亲经营小生意,省吃俭用存下日本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后,这些军用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使心血白费,生活陷入困境,对受害者家属很不公平。既然这些军用票印有“日本政府保证兑换”的字眼,日本政府就必须履行承诺,让目前仍保存有香蕉票的人兑换现款,以维护日本国家的威望和形象。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0日。

何思文

31. 受害者:

何道(Ho Doo),男,80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何道之子何思文(Ho See Woon),44岁,农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7582606。日本侵占时住Batu Gajah, Perak, Malaysia,现住349,Chengdrong, Batu Gajah, Perak, Malaysia。邮编31000。

损失数额: 32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统治时期,我父亲以耕种为生,是种植甘蔗、芋头、稻米的,在日本统治期间辛辛苦苦得到的香蕉票,突然之间变成没有价值的钞票,使家父白白浪费了心血,我们觉得应该得到公平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5日。

李洪

32. 受害者:

李宽(Lee Khoon),男。

投诉人资料:李宽之子李洪(Lee Hoong),63岁,退休,祖籍广东番禺,身份证号码为1441915。现住L. C.4 Behind Main Road, Malim Nawar, Perak Darul Ridzuan。邮编31700。

损失数额: 10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经营卖面生意存下军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当时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日本政府应该执行人道精神,尊重人类基本的人权,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6日。

丁银福

33. 受害者:

丁银福,男,70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丁银福之女丁秀凤(Tim Siew Hong),33岁,家庭妇女,祖籍福建福清,身份证号码为6343457。现住272 Kg. Cina, Sitiawan, Perak Darul Ridzuan。邮编32000。

损失数额: 9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胶园存下军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6日。

叶亚狮

34. 受害者:

投诉人叶亚狮之父。

投诉人资料:受害者之子叶亚狮(Yeap Ah Sai),64岁,退休,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291119085009。现住3 Jalan Hering, Pekan Boone, Parit Buntar, Perak。邮编34200。

损失数额: 20000元左右。

投诉内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帝国政府侵略新马时期,我父亲做小生意辛辛苦苦存下血汗钱。日本帝国政府战败之后,一走了之,害惨了我们老百姓。当年很多老百姓无知,把军票当成了废纸。可是最近我们发现,在香蕉票上日本国家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其实,持有军用票的人受没有良心的日本政府的欺骗超过半个世纪,如今我们受害者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良心发现,不然的话,日本国家根本就是强盗国家,不配谈民主与人权。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6日。

李锦荣

35. 受害者:

李振生(Lee Chin Seng),男,73岁,杂货店主。

投诉人资料:李振生之子李锦荣(Lee Kum Weng),40岁,电器店员,祖籍新会和村,身份证号码为4675863。日本侵占时住瓜拉美金新村,美罗埠,吡叻州。现住A8, Kampong Batu 12, Jalan Bidor, Teluk Intan, Perak。邮编36020。

损失数额: 393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杂货、粮食存下军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4日。

李安

36. 受害者:

李光(Lee Kong),男,肉贩。

投诉人资料:李光之子李安(Lee Onn),男,55岁,商人,祖籍广东高州,身份证号码为1789895。现住89, Taman Paik Siong, Hulu Bemam, Tanjong Malim, Perik。邮编35900。

损失数额: 78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靠贩肉存下军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快兑现诺言,换回军票,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8日。

黄美莉

37. 受害者:

黄维民(Ng Wee Ming),男,80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黄维民之女黄美莉(Ng Mary),女,45岁,车衣,祖籍福建晋江,身份证号码为1409670。现住No. 42, Bulatan Ipoh, Taman Ipoh, Ipoh Perak。邮编31400。

损失数额: 25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侵略新马时期,我父亲是经商的生意人,辛辛苦苦保存2万多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后,一走了之,始终没有任何赔偿,对我们受害者很不公平。但是在日本军用票上,日本政府有特别的印证与承诺,保证可以兑换。目前日本国家是全球最富的经济强国之一,日本政府应当尊重本国所发行的日本军用票,向我们拥有者收回兑换。如果日本国家不肯兑换,那么历史可以证明日本是一个强盗的国家,根本没有资格谈论民主、人权,令人感到遗憾。

投诉日期:1994年5月5日。

陈炽安

38. 受害者:

陈炽安(Chan Chee Onn),男,71岁,木匠。

投诉人资料:陈炽安本身,祖籍广东东莞,身份证号码为0387873。日本侵占时住甲板埠,布先市。现住109,Kg. Baru, Chendrong Batu Gajah, Perak。邮编31000。

损失数额: 30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治期间,我作为一个熟练工匠,年轻力壮,专门承包一切民房建筑,经几年来的艰苦拼搏,辛苦存下几万块香蕉票。日军撤退后,本想一把火烧掉算了,幸好在朋友劝解下才保留至今。如今我希望日本能体谅我在日治时期的苦难,照票面价值如数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3月22日。

李中福

39. 受害者:

投诉人李中福之父。

投诉人资料:受害者之子李中福(Lee Tiong Hock),34岁,工人,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5892442。日本侵占时住No.28, Jalan Iskandar Pengkalan Hulu, Hulu Perak,Perak,现在仍住此地。邮编33100。

损失数额: 56650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马来西亚期间,我父亲是经营小杂货店生意的。在三年零六个月里,一切生意买卖,百姓皆用日本政府发行的香蕉票为准,在日本战败投降后,我父亲还留存了大量的香蕉票。但日本政府于战败后,推卸一切责任,害得我父亲辛勤的经营化为乌有,所储有的军用票皆化为废纸。日本政府在新马发行的军用票上印有保证,所以其必须作出有关的赔偿!如今我代表父亲向日本当局追讨所应得的有关损失的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5)

投诉日期:1994年5月20日。

蔡宝云

40. 受害者:

蔡文江,男,46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蔡文江之女蔡宝云(Chuah Pah Hon),44岁,药店助理,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4021161。日本侵占时住No. 16 Jalan Damar Laut Mntai Remu, Perak,现住No. 191BC, Jalan Chung Thye Phin, Taiping, Parak Darul Ridzuan。邮编34000。

损失数额: 2249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是做生意的,辛辛苦苦存下军票。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一夜之间变成废纸,而日本政府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当时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诺言,兑换我们的军票,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6月1日。

陈龙吉

41. 受害者:

陈方性,男,50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陈方性之子陈龙吉(Than Leong Kiat),49岁,小商人,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0429430。日本侵占时住No. 9.Jalan Besar Bagan Datoh, Perak Malaysia,现住50, Jalan Besar, Pangkor, Perak, Malaysia。邮编32300。

损失数额: 16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开什货店,辛辛苦苦存下军票。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一夜之间变成废纸,而日本政府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当时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一切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5日。

朱永年

42. 受害者:

投诉人朱永年之父。

投诉人资料:受害者之子朱永年(Choo Weng Lin),72岁,小贩,祖籍广东新会,身份证号码为0605794。日本侵占时住怡保,万里望大街33号,现住No.103 Regrouping Area, Menglembu, Ipoh。邮编31450。

损失数额: 3533.7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辛辛苦苦当劳工保存3533.7元的血汗钱。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战败之后,一走了之,日本政府没有留下任何交代,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国家能遵守许下的诺言,给我们这些受害者兑换军用票,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2日。

李德明

43. 受害者:

李文(Lee Mun),男,81岁,建筑商。

投诉人资料:李文之子李德明(Lee Tab Min),51岁,建筑,祖籍广东新会,身份证号码为2007285。日本侵占时住Batu Arang, Selangor,现住1207, Jalan Regat Emas 3, Taman Bandar Baru, Kampar, Perak。邮编31900。

损失数额: 42万元钱。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做建筑商,辛辛苦苦存下军票。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这些军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而日本政府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当时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体谅我们受害者,能够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4日。

张如莲

44. 受害者:

吴信发(Goh Soon Huat),男,29岁。

投诉人资料:吴信发之嫂张如莲(Teoh Joo Nai),81岁,退休,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1411424。日本侵占时住吡叻州红毛丹区,现住33,Dataran Tasek Timor 3, Taman Restu Jaya, Ipoh, Perak。邮编31400。

损失数额: 30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期间,我家变卖菜园,存下日本香蕉票军用票。但自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以后,日本政府保证可兑换的香蕉票,便被视同废纸。时至今日,日本已是世界公认的经济强国,基于人道精神,应对在日本统治期间,在精神或经济上或生命上蒙受损害之家属作出适当的赔偿。

特殊经历:1942年,在Sungai Siput被日本宪兵集体屠杀,枪下逃生。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4日。

陈振广

45. 受害者:

投诉人陈振广之父

投诉人资料:受害者之子陈振广(Chan Sai Koo,Chan Chen Kong),48岁,司机,祖籍广东东莞,身份证号码为4020164。日本侵占时住No. 55, New Street, Tronoh, Perak, Malaysia,现仍住此地。邮编31750。

损失数额: 40000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做小贩,辛辛苦苦存下军票。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以后,一夜之间变成废纸,而日本政府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快给我们这些受害者的家属适当的赔偿。

林启平

46. 受害者:

林玛潘(Lim Ma Pun),男,50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林玛潘之孙林启平(Lim Khai Ping),46岁,建筑工人,祖籍广东潮州潮阳,身份证号码为7595136。日本侵占时住38,Jhamberlain Road, Ipoh, Perak,现住67,Jalan Empat, Taman Pertama, Ipoh, Perak。邮编30100。

损失数额: 1048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统治新马半岛时,我祖父做小生意,辛辛苦苦赚到的钱自从日本帝国投降以后,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这对于我们受害人是非常不公平的。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香蕉票,赔偿给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6月10日。

许荣昌

47. 受害者:

许荣昌(Khor Weng Cheang),男,70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许荣昌本人,祖籍广东普宁,身份证号码为2563828。日本侵占时住Kuala Karau, Perak, Malaysia。现住87, Jalan Besar, Kuala Kurau, Perak。邮编34350。

损失数额: 602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本身经营土产、运输,辛辛苦苦的奔波,必须冒着生命的危险运送货物。因为生意难做,只好连运输的工具也变卖了。因此存下日本统治时期的香蕉军用票。但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之后,这些血汗钱换回的香蕉军用票顿时一文不值,那时生活陷入困境,再无本钱做生意,只能过着贫苦的生活。如今年老多病,只依靠子女们给的零用钱过活。香蕉军用票上印有“大日本帝国保证兑换”的字眼,那么,日本政府必须执行香蕉票印证许下的诺言,以弥补受害人的损失。目前日本政府是经济强国,应该执行日本政府当时票面上的诺言,只有这样才能挽回在国际上的尊严。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8日。

许钦汉

48. 受害者:

许炳添,男。

投诉人资料:许炳添之子许钦汉(Khor Khim Hun),65岁,退休,祖籍广东普宁,身份证号码为2101392。日本侵占时住Lunas, Kedah,现住No. 129L, Jln Tepi Sungei Hutan Melintang Perak。邮编36400。

损失数额: 105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统治新马时期,家父许炳添在吉打鲁被强迫卖出十余只大猪,换取当时日币,即日本军用香蕉票,总共10500元。我们希望日本国家政府遵守本身国家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所保证的军用香蕉票,偿还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日。王桂兰

49. 受害者:

王以积(Wong Jee Chek),男,84岁,咖啡店,祖籍海南琼州,身份证号码为2058412。日本侵占时住S.1, Kg Bharu, Liman Kati, Kuala Kangsar, Perak,现住No. 373, Simpang Pulai N\V, Ipoh, Perak, Malaysia。邮编31300。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6)

投诉人资料:王以积之女王桂兰(Wong Kwee Lan),47岁,家庭妇女,身份证号码为2058464。

损失数额: 37444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统治新马半岛时,我父亲开咖啡店和做生意,辛辛苦苦赚到的钱换成日本军用票。自从日本帝国投降以后,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这对于我们受害人是非常不公平的,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香蕉票,赔偿给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1日。

洪玉樱

50. 受害者:

程秀芳(Cheng Sau Fong),女,80岁,家庭妇女。

投诉人资料:程秀芳之媳洪玉樱(Hoon Gie Ing),49岁,家庭妇女,祖籍福建福州,身份证号码为7957596。日本侵占时住K.29, Jalan Raja Omar 32000 Sitiawan Perak, 现住734 Jalan Tbk 2\14 Taman Bukit Kepayang, Seremban N.S.。邮编70200。

损失数额: 12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的婆婆是做炸香蕉和炸番茄的小生意的,在三年零八个月里,辛辛苦苦存下12000元香蕉票。在一日之间,这些香蕉票变成了废纸。我希望日本政府履行诺言,换回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我们这些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5月9日。

郑林森

51. 受害者:

郑文摘(Teh Boon Tiak),男,56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郑文摘之孙郑林森(Teh Lim Sim a/l Teh Thean Soo),44岁,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4162222。日本侵占时住No. 9, Jalan Besar, Padang Rengas, Perak Darul Ridzuan,Malaysia,现仍住原地。邮编33700。

损失数额: 14441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祖父做什货赚钱,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日本政府应该赔偿我们受害者所有的损失,这样对我们才算公平。

投诉日期:1994年7月8日。

温有铨

52. 受害者:

温九(Wong Kiew),男,56岁,木工,身份证号码为1436491132。

投诉人资料:温九之子温有铨(Woon Yow Chuen),48岁,木工,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1436444。日本侵占时住Kuang Chemor, Ipoh,现住327 Batu Lima Tambun, Ipoh Perak, Malaysia。邮编31400。

损失数额: 17005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胶园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香蕉票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香蕉票上都印有保证可以兑换的字眼,所以现在日本政府应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2月6日。

黄耀焜

53. 受害者:

黄发(Wong Fatt),男,91岁,工人。

投诉人资料:Wong Fatt之子黄耀焜(Wong Yow Koon),60岁,退休,祖籍广东增城,身份证号码为340627085089。现住8, Jalan Wangi, Happy Garden, Ipoh, Perak。邮编31650。

损失数额: 6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卖店屋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赔偿我们一切的损失,给我们兑换军票。

黄瑞娇

54. 受害者:

黄瑞娇(Ong Swee Kian),女,75岁,退休,祖籍广东台山,身份证号码为1073162。日本侵占时住26th Mile, Matang Kunda, Hilir Perak, Perak, Malaysia。现住27, Jalan Bagan Datoh, Selekoh, P. O. Box 9, Perak, Malaysia。邮编36200。

投诉人资料:黄瑞娇本人。

损失数额: 28180元。

[奇]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做小农场生意,辛辛苦苦存下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票上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书]投诉日期:1994年7月16日。

王友清

55. 受害者:

王友清(Ong You Cheng),男,74岁,退休,祖籍广东陆丰,身份证号码为0126761。现住26, Tawas Baru 3, Taman Tasek Damai,Ipoh, Perak, Malaysia。邮编30010。

投诉人资料:王友清本人。

损失数额: 543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本人辛辛苦苦卖胶所留下来的钱,做了一点小生意,所存下的都是日本的香蕉票。可是战败投降以后,日钞就不被承认了,这是太残忍了。那是我一点一滴的血汗钱啊!今日的日本已经是世界上强国之一了,再者,该日钞有日本政府付款给持票索求者的证明,基于人道的立场,日本政府应该履行其诺言,负责赔偿。苏顺源

56. 受害者:

投诉人苏顺源之祖父。

投诉人资料:苏顺源(Saw Soon Guan),男,36岁,商人,祖籍福建泉州南安,身份证号码为5376247。日本侵占时住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Malaysia,现住6, Persiaran Wira Jaya Barat 22, Taman Ampang, Ipoh, Perak。邮编31350。

损失数额: 10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先祖父是一名经商者,千辛万苦存下了日本帝国政府之军用票10万元。但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该军用票一日之间变成废币,一文不值,对我等持有者是极为残酷的。但是该军用票票面上印证日本国家可以兑现,因此我等军用票持有者尊重日本国家之承诺。期望日本国家能早日兑现该军用票票面之承诺。可是我们一等就等了50年。现在的日本国家是世界上的经济强国之一,我等想日本国家不会赖账吧!

投诉日期:1994年7月8日。

余昇卫

57. 受害者:

余敬廷(熙光),男,58岁(已去世),商人。

投诉人资料:余敬廷之子余昇卫(盛威,Yu Sing Wel),59岁,退休,祖籍广东大埔,身份证号码为3839684。现住32 Selasar Rokam 14 Taman Ipoh Jaya Gunong Rapat, Ipoh Perak。邮编31350。

损失数额: 30000元。

投诉内容:我父亲余敬廷,1954年去世,在1943—1946年日本占领马来亚期间,他是一位商人。他与友人在怡保合伙经营什货生意,先在知里者街开“悦商”号做以米为主的买卖,后转组“南星公司”于烈治街,至日本战败投降而结束,分得3万元的香蕉票。上述钞票,日本政府既然在票上印有“承诺付还予持票人”字句,但迄今未见自动兑现其承诺,令人遗憾。我有正当的身份,我要求日本政府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5日。

徐礼傅

58. 受害者:

程瑞英,女,38岁,裁缝师。

投诉人资料:程瑞英之孙徐礼传(Soo Lea Diong),35岁,烧焊工,祖籍马来西亚,身份证号码为5752852。日本侵占时住Sitiawan, Perak,现住No. 43 Kampong Baru Kampong Koh Sitiawan, Perak, Malaysia。邮编32000。

损失数额: 9670元。

投诉内容:日治马来西亚时期,我祖母做裁缝,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快给我们受害者兑换日本军票,赔偿我们一切的损失。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7)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8日。

钱汉辉

59. 受害者:

钱开和,男,86岁。

投诉人资料:钱开和之子钱汉辉(Chee Han Oi),52岁,政府公务员,祖籍海南,身份证号码为0603485。钱开和之女钱春容,42岁,家庭妇女。日本侵占时住Kopison Gopeng, Perak,现住47, Jalan Devadason Ipoh Garden, Ioph, Perak。邮编31400。

损失数额: 467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们父亲是做小贩生意的,辛辛苦苦存下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这些香蕉票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现在这些香蕉票还完好的保存着,日本政府应该给我们这些受害者以适当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2日。

林国兴

60. 受害者:

林泗辉,男,48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林泗辉之孙林国兴(Lim Kok Hin),24岁,货车司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01751354。日本侵占时住Gopeng, Gunung Rapat, Kampang Kepayang, Perak, Malaysia,现住63 Jalan Besar, Kampung Kepayang, Perak, Malaysia。邮编31300。

损失数额: 36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先祖父是一位售卖虾饼的小贩。那时,大马人民被迫使用日本帝国政府所发给的香蕉票来进行日常生活上的交易或任何买卖。当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我先祖父就把大部分的香蕉票丢进河里或烧掉。后来,经过扫除和整理家具,我们发现还遗留下一小部分香蕉票。直到最近,我从友人口中知晓,日本国家所发行的香蕉票如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就可以通过“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筹委会”向日本政府讨回公道,赔偿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后代。在此,我希望该协会能替我们这些受害者所辛辛苦苦遗存下来着的香蕉票得回一个圆满的解决方案。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8日。

潘玉坤

61. 受害者:

潘玉坤(Poon Yeok Kuan),男,79岁,小商人,祖籍广东四会,身份证号码为0633424。日本侵占时住No. 26,Kampang Rawa, 31600 Gopeng, Perak。现住No. 999, Kampang Rawa, Gopeng, Perak。邮编31600。

投诉人资料:潘玉坤本人。

损失数额: 6000元。

投诉内容:日治时期,本人做贩鸡的小贩,辛辛苦苦储存下军用香蕉票,自从日军政府投降以后,一日之间这些香蕉票全部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这些受害者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因此我希望现今的日本政府,能够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所有印证的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所有的受害者,以安慰我们精神和身心所受的苦难。

陈镇湖

62. 受害者:

陈忠王,男。

投诉人资料:陈忠王之子陈镇湖(Tang Tiang Ong,Tan Ting Ho),58岁,退休,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3094382。日本侵占时住吡叻州,朱毛,拱桥,现住No. 80, Main Road, Sungei Siput(U), Perak。邮编31100。

损失数额: 76500元。

投诉内容:我父亲留存下的日本政府发行的马来西亚香蕉票有76500元,这些钱是日军侵占马来西亚期间我父亲存下的。当时,我父亲被迫支付日本军要求交纳的奉纳金,再加上父亲当时因为战争失业,生活陷入贫困,所以不得不变卖惟一的一段胶园和店屋面,存下了这些钱。假如当年不是为了交奉纳金,父亲就不需要变卖胶园和店屋面来换取香蕉票,那么和平以后我们也不会因为没有可以依靠入息的产业而变得一无所有。现在香蕉票如同废纸,毫无价值,使我等损失巨大,这些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因此,我们要求日本政府实践诺言(香蕉票面保证兑换),兑换同等价值来赔偿我们的损失,这是合理的,也是应该的。

投诉日期:1994年7月26日。

张淑兰

63. 受害者:

林亚烈,男,39岁,船主,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林亚烈之女张淑兰(Chong Sook Lan),54岁,家庭主妇,祖籍广东惠州,身份证号码为1360541F。日本侵占时住Jalan,Eunos, Singapore,现住Bik 8, Bedok South Ave2 #06300。邮编1646。

损失数额: 35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家父是一位船主和小商人,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能够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8日。陈玉璋

64. 受害者:

陈玉璋(Tan Giok Chung, Tan Gek Cheong),男,73岁,退休,祖籍福建莆田,身份证号码为K256034。日本侵占时住Jalan Padungan, Kuching, Sarawak,现住No. 30, Taman Phoning Lrg. Seladah No. 1H, Off Jalan Tun Jugah, Kuching, Sarawak。邮编93350。

投诉人资料:陈玉璋之女陈春华,42岁,家庭主妇。

损失数额: 38156元。

投诉内容:我父亲年轻时是个渔夫,拥有一艘帆船。在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被派去用自己的帆船运载胡椒前往新加坡,再载回来米糖等日用品,行程一个来回需要一个月,历经惊涛骇浪的风险。在日本帝国政府统治的三年多里,我父亲辛辛苦苦存下了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一夜之间变成废纸,分文不值,给父亲带来难以忍受的痛苦和悲伤。还好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香蕉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仍旧保存了有50年历史的香蕉票。现在希望日本政府当局能遵守承诺,把我们的血汗钱给予兑换。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0日。

温志镜

65. 受害者:

温扬声(Voon Yang Sanot),男,80岁,退休,祖籍新安,身份证号码为468268。日本侵占时住Batu 10, Jalan Landeh Kuching, Sarawak,现住No. 53, Tenth Mile Bazaar, Kuching, Sarawak,邮编93250。

投诉人资料:温扬声之子温志镜(Voon Chi Jui),46岁,工人。

损失数额: 30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亲是务农的,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7日。张玉梅

66. 受害者:

张成冰,男,商人。

投诉人资料:张成冰之女张玉梅(Teo Geo Moi),45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H0157275。日本侵占时住No. 43 Jalan Tun Mustapha, Kg, Lajau, Labuan,现仍住此地。邮编87008。

损失数额: 56000元。

投诉内容:我父亲是一个商人,安居乐业,生意一帆风顺,就在事业发展最顺利的时候,日本鬼子发动了一场魔鬼般的战争,残杀无辜的百姓,日军还强迫人民把英殖民地的钱变换成日本香蕉票流通使用。我父亲的血汗钱从此就变成了日本香蕉票。如今我父亲还留下日本香蕉票有56000元。现在我要求日本政府还我一个公道,把当年承认保证流通使用的日本香蕉票,换回我国的马来西亚钱。目前日本政府执行民主人权,国家富裕,相信日本政府会换回香蕉票的。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6日。

蔡玉华

67. 受害者:

投诉人蔡玉华之父。

投诉人资料:蔡玉华(Chai Ie Hua, Chou Ie Hua),女,51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K150936。日本侵占时住Kampong Belawai, Sarikei,现住No. 28, Indah Lane Ic, Off Jalan Teku, Sibu, Sarawak。邮编96000。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8)

损失数额: 30000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马来西亚时期,家父从商存下日本军用香蕉票数十万元,自从1945年8月,日本政府投降以后,日本香蕉票变成毫无价值的废纸。当时仅家母保存下3万余元,并保存至今。其他数十万元,因为日本政府不肯承认,家父一气之下,全部把它们烧毁,家父因此破产,全家生活清苦!最近我们发现香蕉票上印有日本政府保证可以兑换的字眼,因此我们要求日本政府,本着人道的精神,人类的道德心,给我们受害者合情合理的赔偿。假如日本国尚有民主人权的存在,那么便应该负起一切的赔偿责任。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0日。黄钦

68. 受害者:

投诉人黄钦之父。

投诉人资料:黄钦(Wong Pik King),男,52岁,劳工,祖籍福建闽清,身份证号码为K341749。日本侵占时住Sg Ma�aw, Sibu, Sarawak, Malaysia,现住84, Jalan Dipa Negara, Perpindahan Mumong, Kuala Belait,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邮编6684。

损失数额: 10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时期,我父亲是做小贩的,辛苦存下的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是很不公平的。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予我们这些仍保存着香蕉票的受害者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2日。

林恩森

69. 受害者:

林良海(Ling Liang Kai),男,40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林良海之子林思森(Ling Sii Seng),46岁,技术人员,祖籍福建福州,身份证号码为K139832。日本侵占时住Bulcit 9 gu, Bibu, Sarawak, East Malaysia,现住49 A, Hua Kiew RD, Sibu, Sarawak, Malaysia。邮编96000。

损失数额: 40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大帝国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做小贩、种植香烟叶,辛苦存下了日本军用香蕉票,日本政府在军用票上说明保证可以兑换。但是至今日本政府未能履行诺言。盼望日本政府能兑现诺言,赔偿我的4万元军用票。

投诉日期:1994年7月2日。

陈福胜

70. 受害者:

陈榜辉,男,75岁,小贩。

投诉人资料:陈榜辉之子陈福胜(Tan Hock Seng),38岁,商人,祖籍广东汕头,身份证号码为K691686。日本侵占时住马来西亚国砂拉越州民都鲁省,现住No. 44, Main Bazaar, Bintulu, Sarawak, East Malaysia。邮编97008。

损失数额: 2440元。

投诉内容:(委托人许志远律师)我的当事人拥有1941—1945年发行的军用香蕉票2440元。这些钱是我当事人的父亲留下给他的。我们了解到日本政府答应将这些军用香蕉票兑换成马来西亚钱,我们感到很高兴,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快将这一诺言实现。

投诉日期:1994年7月5日。

张雅季

71. 受害者:

陈国珍,男,30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陈国珍之媳张雅季(Teoh Ah Khiok),41岁,书记,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4469373,日本侵占时住30 Market Lane, 34000Taiping Perak,现住314 Jalan Gemas, Pulau Pinang。邮编10460。

损失数额: 17587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家翁卖猪肉,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予我们受害者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4日。

马振标

72. 受害者:

马振标(Beh Chin Phioh),男,53岁,商人,祖籍广东潮阳,身份证号码为3078109(旧),400715085179(新)。日本侵占时住Port Weld, Taiping, Perak,现住674M, Jalan Air Terjun, Penang。邮编10350。

投诉人资料:马振标本人。

损失数额: 95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辛辛苦苦存下一笔为数95000元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感到很高兴。希望日本国家政府遵守所保证的一切诺言,换回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日本国家经常说他们执行民主人权,维护世界和平。那么日本政府必须尊重人类基本人权的存在,对我们这些拥有香蕉票的人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6月3日。

谢祥荣

73. 受害者:

谢福庆,男,80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谢福庆之子谢祥荣(Cheah Seong Eng),49岁,职员,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4093453。日本侵占时住梹城,现住663C, Pepper Estate, Fettes Park Penang。邮编11200。

损失数额: 10万元左右。

投诉内容:我至今拥有10万元左右的日本军用香蕉票,这是我父亲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赚到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把这些辛辛苦苦赚来的钱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2日。

陈德兴

74. 受害者:

陈梅和,男,68岁,退休。

投诉人资料:陈梅和之子陈德兴(Tan Teik Hing),41岁,车轮商,祖籍广东潮阳,身份证号码为4668936。日本侵占时住Sungai Tiram, Bayan Lepas, Penang,现住5F, Sepuluh Kongsi, Bayan Lepas, Penang。邮编11900。

损失数额: 6000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亲做农场,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者来说,这是很不公平的。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如今,我希望日本政府遵守诺言,换回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6日。

林亚全

75. 受害者:

投诉人林亚全之父。

投诉人资料:林亚全(Lim Ah Chuan),男,41岁,技术人员,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4451796。现住5157 Mk 20, Kubang Semang Bkt Mertajam, Pulau Pinang。邮编14400。

损失数额: 9501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马来西亚时期,我父亲在日军统治下冒着生命危险,穿户走街的做小贩生意,在三年零八个月里,一共存了9501元的日本香蕉票。自从日本政府投降以后,日本香蕉票如同废纸。但是这些香蕉票印有日本政府保证可以兑换的字眼,这个当今世界超级经济强国应当履行诺言,免得他国说日本政府言而无信。在此我强烈呼吁日本政府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血汗钱。

洪金龙

76. 受害者:

投诉人洪金龙之父。

投诉人资料:洪金龙(Ang Kim Leng),男,65岁,劳工,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码为0300863。日本侵占时住北海,容眼亚占,现住893, Jalan Bertam, Kepala Batas, Seberang Prai Utara。邮编13200。

损失数额: 30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人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还是个小孩子。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和小贩,他靠卖蔬菜和粮食换得了被称为“香蕉票”的日本军用票。这些香蕉票是靠我们的血汗换来的。但是随着日本帝国军队的投降和崩溃,这些香蕉票变得“毫无价值”。这对我们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我们意识到这些“钱”现在只是一堆废纸了。实质上,除了这些香蕉票我们已经一无所有了。我们父母只能像一个奴隶一样干活来偿还我们所欠别人的债,因为这一变故他们所受到的身体和精神的折磨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现在我父母已经离开了人世,但是每当我看着父母留给我的这些香蕉票,就让我想到这些都是我父母的血汗钱以及因为这些废纸,我父母所遭受的一切,他们所受的痛苦和悲伤。现在的日本政府必须为日本帝国对马来西亚所做的一切做出补偿。日本政府必须履行香蕉票上所许下的诺言,日本国家仍然存在,你们不能逃避和忽视你们的责任。如果你们不能负责任地把我们的血汗钱兑换给我们,收回你们的香蕉票,那么是没有人会原谅你们的。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9)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0日。

庄清培

77. 受害者:

庄秋桂(Ch�ng Chew Kooi),男,44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庄秋桂之子庄清培(Ch�ng Cheng Phoey),64岁,商人,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证号码为3785029。日本侵占时住No. 1504, Mukim 7, Kg Setol, Teluk Air Tawar, P. W。现住411, Teluk Air Tawar, Butterworth, Penang, Malaysia。邮编13050。

损失数额: 2056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时期,(1941—1945年二次大战期间),我的父亲庄秋桂是一个杂货店商人。他工作非常辛苦,总共储蓄了20560元的香蕉票。但是日本政府从马来西亚撤退以后,所有的香蕉票都变成了废纸,这对我们是非常不公平的,尤其是对我的父亲。我们相信日本政府会履行它的诺言,赔偿我们受害者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9日。

黎燕妮

78. 受害者:

黎金水,男,79岁。

投诉人资料:黎金水之女黎燕琼(Lai Yin Kheng),36岁,书记,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5283224。日本侵占时住梹城,现住150703 Lintang Paya Terubong 1, Penang Malaysia。邮编11060 Penang。

损失数额: 57000多元。

投诉内容:我拥有日本政府发行的香蕉票57000多元,这是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父亲赚到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把这些辛苦赚来的钱兑换成马币,因为这些都是血汗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3日。

林明心

79. 受害者:

投诉人林明心的公公(家翁)。

投诉人资料:林明心(Lim Beng Sim),女,59岁,退休教师,祖籍福建海登,身份证号码为3641840。日本侵占时住梹城中路(现已拆毁),现住43 Reservoir Crescent, Penang。邮编11500。

损失数额: 30000元。

投诉内容:本人林明心现存有日统治马来西亚时发行的香蕉票大约3万元,这些钱是我家翁留给我丈夫的。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三年零八个月里,我丈夫一家大小的生活全靠他辛苦做点小生意,存下了这么多血汗钱。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希望有一天日本政府能够为我们兑换成马币。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早日为我们兑换。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5日。

邱淑兰

80. 受害者:

邱淑兰,女,82岁。

投诉人资料:邱淑兰之子林应武(Lim Eng Woo),39岁,管工,祖籍广东潮州普宁,身份证号码为4775174。日本侵占时住吡叻州,现住27,Lorong Cengal Dua Jalan Bagan Lallang B�worth。邮编13400。

损失数额: 70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政府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们被迫使用日本军用香蕉票做生意。过了这么多年,我仍然拥有7万元的日本香蕉票。这些钱是我母亲卖了十多头猪存下来的,我真诚地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履行诺言,将这些钱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0日。

蓝国兴

81. 受害者:

蓝清水(Lam Cheng Swee),男,46岁,机车司机,身份证号码为P263604。

投诉人资料:蓝清水之子蓝国兴(Lam KokHeng),54岁,退休,祖籍广东南海,身份证号码为4325480。日本侵占时住60c Sungai Pinang Road, Penang。现住16 Tingkat Mas Penang, Malaysia。邮编11600。

损失数额: 11600元。

投诉内容:我的父亲蓝清水,1896年出生在中国,因为被人迫害和生活困难,他和母亲以及兄长来到马来西亚。在经过艰难的选择和努力工作以后,在1923年11月29日,我父亲成为了一流的机车司机,当时这是一个吸引人的工作,有着很好的报酬。这个典型的中国工人,一直工作到1969年他生命的最后一天。即使在病床上,他还是坚信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政府有一天能够归还他在中国继承的房子。本人出生在1940年,在日本南进时,我还是小孩子,但是当时发生的很不愉快的事情我已经能够记得。有一天早上,有一队日本兵来强迫先父交出我们的汽车,然后在白布条上写下几个红字:“日本帝国军队拿走了……”。1969年先父去世时,我们才把白布条扔掉。而且我也发现先父留下了大约11600元香蕉票,它和先祖父留下的中国产业文件一起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在日本占领期间,我们的确受了很多苦难。日本投降以后我们只能从头再来,因为日本军用票一夜之间变得毫无价值。我们应该得到公正的赔偿,为了这一天我们已经等待了50年了。我希望日本能在二战以后履行诺言和保证赔偿,赔偿给我们这些在大马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2日。

高泉荣

82. 受害者:

高忠尾。

投诉人资料:高忠尾之孙高泉荣(Ko Chuan Eng),50岁,店员,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0274560。日本侵占时住40, Arminean Street, Ghaut, Off Weld Quay, Penang。现住667,Fettes Road, Pepper Estate Penang。邮编11200。

损失数额: 30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的祖父在外归入口的货船上做点小生意,遗留下日治时期的纸币。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以后,却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祖父的血汗钱,当时的日本政府保证可以兑换,所以现在的日本政府应当执行诺言,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年3月9日。

黄暹凤

83. 受害者:

黄木星(Ng Bak Seug),男,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黄木星之女黄暹凤(Ng Siam Hong),47岁,家庭妇女,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5114790。日本侵占时住1044,Bukit Kecil, 14000 Bukit Mertajam, P. Pinang。现住1179, Bukit Kecil, Bukit Mertajam, P. Pinang。邮编14000。

损失数额: 34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亲从大山脚下骑自行车到居林、吉打等地去卖菜,辛辛苦苦赚来的钱买了一块北海的地,受到一些人的欺骗,把地卖了,换来一大堆的日本军用香蕉票。当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以后,这些香蕉票一日之间变成废纸。我的父亲承受不起这个打击,最后病倒了,过了几年便去世了。这块地在目前的价值是数百万,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有,实在是心痛。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对我们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6日。

陈晓明

84. 受害者:

陈成家(Tan Seng Kah),男。

投诉人资料:陈成家之子陈晓明(Tan Siaw Beng),42岁,工人,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码为4356854。日本侵占时住Bukit Merah, Bagan Serai, Krian, Perak, Malaysia。现住1218,Lorong Chempa, Butterworth, Penang, Malaysia。邮编12200。

损失数额: 49050元。

投诉内容:我的父亲陈成家至今仍然保存了日本军用香蕉票49050元,他希望有一天能够得到赔偿。在日本帝国投降以后,这些钱变成了废纸。在日本占领期间,我的父亲经营树胶园的买卖。我父亲说当时有30担的树胶片被日本人拿去,并没有给钱。当时每担树胶片的价格是4490元。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全数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年6月24日。

郭炫孜

85. 受害者:

骆万寿(Loh Ban Siew),男,64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骆万寿之妻郭炫孜(Koay Suan Kee),64岁,家庭妇女,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证号码为3078171。日本侵占时住113,Jalan Magazine, 10300 Penang, Malaysia。现住162P, Jalan Padang Tembak, Pulau Pinang。邮编11400。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10)

损失数额: 12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先夫做生意存下香蕉票日本钱数十万元。这些香蕉票都是先夫辛苦做生意留下来的血汗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之后,这些钱变得一文不值,对我们来说很不公平。如今日本国家是一个奉行民主、尊重人权的国家,而且日本政府曾经作出保证让每一个持有军用香蕉票的人兑换为有价值的现代钞票。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给我们一切的损失。这样日本政府方可赎回它在过去侵略野蛮暴行的罪过,并借此机会挽回国家的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0日。

康丰荣

86. 受害者:

康乌有,男,渔夫。

投诉人资料:康乌有之子康丰荣(Kh�ng Hong Eng),59岁,商人,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3465814。日本侵占时住406 Jalan Tanjang Tokong Penang, Malayisa。现住340, Jalan Tanjong Tokong Penang Malaysia。邮编10470。

损失数额: 13407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新马时期,父亲是位渔夫,他辛辛苦苦把香蕉票存下来,自从日本投降以后,这些钱已经不能使用。可是日本政府在票上保证拥有者可以兑换,经过50年的时间,日本已经成为经济强国,在人道上,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票上的诺言,兑换原有的钱,以慰我死去的父亲。

投诉日期:1994年7月5日。

刘碧莲

87. 受害者:

投诉人刘碧莲之夫。

投诉人资料:刘碧莲(Low Piak Lian),女,73岁,退休,身份证号码为1088185。日本侵占时住Tampin Johor Darul Takzim, Malaysia。现住15, Lorong Pulau Tikus, Penang, Malaysia。邮编10350。

损失数额: 5000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我父亲在胶园工作,辛辛苦苦存下的军用香蕉票,自从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后,一日之间,变成废纸。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履行诺言,给我们兑换军票,赔偿给我们的一切损失。

黄清才

88. 受害者:

黄清才(Ooi Cheng Chye),男,71岁,董事经理。

投诉人资料:黄清才本人,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码为2533202。日本侵占时住Pahau,Kulim, Kedah,Malaysia。现住1101, Jalan Raja Uda Butterworth, Penang, West Malaysia。邮编12300。

损失数额: 8475元(原来有四万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们(我和父亲)在Pahau,Kulim, Kedah,Malaysia拥有一家木材厂,我们给一家叫做干田株式会社的日本公司供应木材。上述会社是一家海军供应者,这家会社的负责人叫做柴野英夫。在二战后期,我们大约拥有香蕉票4万多元,但因时间已久,一部分已经给白蚁吃掉,只剩下总数8475元的香蕉票。今天,日本已是经济大国,应该给予我们一个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3日。

郑玉堂

89. 受害者:

郑玉堂(Teh Gaik Thung),男,76岁。

投诉人资料:郑玉堂本人,祖籍广东揭阳,身份证号码为3789589。日本侵占时住Matang Tinggi,Bukit Mertajam,Penang。现住1125,Permatang Tinggi,Bukit Mertajam,Penang。邮编14000。

损失数额: 9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种黄梨,辛辛苦苦储下日本军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日本政府应该赔偿我们受害者一切的损失,只有这样,对我们受害者来说才是公平的。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1日。

谢枚洙

90. 受害者:

谢沧浪(Cheah Chong Long),男,59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谢沧浪之女谢枚洙(Cheah Bee Choo),50岁,家庭主妇,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码为0302342。日本侵占时住No. 3305 Kampung Telaga Ayer Butterworth,Pulau Pinang,Malaysia。现住No. 36, Lorong Kiambang,off Jin,Raja Uda Butterworth,Pulau Pinang,Malaysia。邮编13000。

损失数额: 55000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爸爸是小贩,开杂货店,辛辛苦苦储下的日本军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这对我们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合理赔偿给我们这些受害者家属,(奇*书*网.整*理*提*供)这样才能安慰那些已经死去的受害者的在天之灵。

投诉日期:1994年7月21日。

杨文龙

91. 受害者:

投诉人杨文龙之父。

投诉人资料:杨文龙(Yong Boon Leong),男,24岁,建筑工人,身份证号码为A1341672。现住718C,MK 3,Jalan Balik Palau,Ayer Hitam,Penang。

损失数额: 12200元。

投诉内容:我父亲积下了12200元的日本军用香蕉票,当日本投降以后,这些钱变得毫无价值,在这些钱的票面上都写着“保证兑换”的字眼。日本政府必须赔偿给我们这些受害者,这才是公平的。

投诉日期:1994年7月23日。

叶耀堂

92. 受害者:

叶珍(Yap Chor Tin),男,32岁,小贩。

投诉人资料:叶珍之子叶耀堂(Yap Yoon Tong),46岁,小贩,祖籍广东惠阳,身份证号码为0107012。日本侵占时住Bakar Arang, Sungai Patani,Kedah。现住No. 2813 Lorong Sekasih 6A/1, Taman Selasih,Kulim,Kedah。邮编09000。

损失数额: 8000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是小贩,辛辛苦苦储下了日本军用香蕉票,但自日本帝国政府投降之日起,香蕉票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日本政府应该尽快履行诺言,给我们兑换军票,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7日。

叶振华

93. 受害者:

投诉人叶振华之祖父,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叶振华(Heap Chin Hua),男,39岁,技工,祖籍福建同安,身份证号码为4842654。现住D201,Taman Sri Tandop,Batu 3,Sungai Korok,Alor Setar,Kedah。邮编05400。

损失数额: 25300元。

投诉内容:这笔钱是我祖父留下来的,原因不祥。我父亲提起过,在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期间,我祖父是一位做杂货生意的小商人,辛辛苦苦保存下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香蕉票25300元。自从日本政府战败以后,一走了之,不负任何责任,也没有任何交代,这对于我们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再说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国家金钞票是有印证的,日本政府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受害者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能够负起责任,收回政府的金钞票,这样日本国家才有民主可言。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2日。

张京水

94. 受害者:

张四芳(Teoh Soo Hong),男,45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张四芳之子张京水(Teoh King Chooi),58岁,退休,祖籍福建龙溪,身份证号码为0758913。日本侵占时住Kota Sarang Semut,Kedah。现住172,Taman Mahawangsa,Seberang Jalan Putra,Alor Setar,Kedah。邮编05150。

损失数额: 10900元。

投诉内容:父亲为生意而日夜奔跑,废寝忘食,流血又流汗,终于存下了一笔血汗钱,本来想从此可以安享晚年。孰料日本帝国政府在原子弹的威力下投降,军用票也随之变成了废纸,父亲一生的积蓄也付之东流。身为儿子的我,恳求日本现任政府,基于人道的立场,对于拥有军用票的人给予合理的赔偿,以减轻日本军人发动太平洋战争的罪行。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11)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5日。

陈亮锡

95. 受害者:

陈东岳,男,58岁

投诉人资料:陈东岳之子陈亮锡(Tang Liang Tick),28岁,小贩,身份证号码为0427833。日本侵占时住Simpang Ampat,Alor Setar,Kedah,现住No. 48,Batu 51/2,Simpang Empat,Alor Setar,Kedah。邮编06650。

损失数额: 6000多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以后,军用票不被承认。这对于我们受害者是很不公平的,这些军用票是我父亲的血汗钱。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1日。

刑竞海

96. 受害者:

刑榖花,男,73岁。

投诉人资料:刑榖花之子刑竞海(Heng Kheng Hai),68岁,退休,祖籍海南,身份证号码为0776556。日本侵占时住No. 6 Jalan Marbok,Sungai Petani,Kedoh,Malaysia。现住No. 270 Jalan Hospital,Sungai Petani,Kedah,Malaysia。邮编08000。

损失数额: 40610元。

投诉内容:二战期间,在日本帝国政府统治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时候,为了养活全家,我父亲被迫卖胶园,做生意。当时发行的是日本军用香蕉票。在长崎和广岛的原子弹爆炸以后,日本政府从占领地撤军,这导致我们遭受了很多的苦难和痛苦,当时我们都依靠日本军用票在生活。后来我被告知日本政府会承认这些军用香蕉票,并且保证能够按照币面价值兑换成马币。我欣赏日本政府能够作出这样的决定,我希望我保存了50年的香蕉票都能够得到补偿。作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之一,日本人民受到大家的尊重,听说日本政府致力于维护整个世界的和平、人权和民主,我很高兴。我真诚地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履行他们的诺言,对我们这些受害者进行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7日。

陈宗缘

97. 受害者:

陈坤德(Tan Khoon Teik),男,86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陈坤德之子陈宗缘(Tan Teong Ean),男,62岁,退休,祖籍福建思明,身份证号码为0087570。日本侵占时住68,Pekan Mekayu A/S Kedah Malaysia。现住D249,Kawasan Perumahan Awam Mergong,Alor Setar,Kedah。邮编06250。

损失数额: 10万元左右。

投诉内容:我叫陈宗缘,向日本政府为我家族成员和我在日治期间所受的苦难提出赔偿要求。在日治期间,我家里人和我都遭到日本士兵的不公平对待,由于缺乏粮食造成营养不良。同时,人们都被强迫使用日本帝国政府发行的“军票”来代替被禁用的英镑。战争结束以后,当时是小商人的父亲陈坤德(已经去世)去世时留下了一大笔日本“军用票”,这笔钱被他的大儿子——我继承了。在这些军用票上印着“日本政府保证可以兑换”的字眼,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按照我现在所拥有的总数不下于10万元的“军用票”,赔偿给我们同等数额的马来西亚林吉特。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2日。

林连金

98. 受害者:

林连金(Lim Bian Kim,Lim Lian Kim),男,80岁,退休,祖籍福建惠安,身份证号码为0088266。日本侵占时住Sungai Korok,Alor Setar,Kedah Malaysia。现住No. 210,Sungai Korok,Alor Setar,Kedah Malaysia。邮编05400。

投诉人资料:林连金之女林秀娇(Lim Siew Kiou),38岁,书记。

损失数额: 27280.5元。

投诉内容:我的父亲林连金今年已经80岁了,在日本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是做鱼行生意的,辛辛苦苦存下了军用香蕉票。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快和我们兑换军票,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6月26日。

郑新国

99. 受害者:

郑祖音,男,48岁,小贩。

投诉人资料:郑祖音之孙郑新国(Teh Sin Kok),41岁,打工,祖籍福建漳州,身份证号码为4473246。日本侵占时住5 1/2 Rutu Simpang Empat Alor Setar Kedah Malaysia。现住643 Lrg Kota Makmur 8/1 Taman Srz Kota Kedah Malaysia。邮编06600。

损失数额: 23585元。

投诉内容:在二战期间,日本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我祖父是个商人,辛辛苦苦地积下了日本军用香蕉票。然而,日本从马来西亚撤走以后,所有23585元香蕉票变成了废纸。在当时对于我们受害者来说,这是一笔很大的损失。我们辛苦地赚来这些钱,但是一夜之间我们成了穷人,变得一无所有。在香蕉票上,日本政府有印证保证给予兑换,因此我们一直保存着这些香蕉票,直到最近,我们才知道日本政府有承诺赔偿的。因此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履行诺言,给我们兑换香蕉票。对于日本这样一个经济科技发达的强国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然而,这对我们意味着很多。

投诉日期:1994年6月2日。

纪锦江

100. 受害者:

投诉人纪锦江之父。

投诉人资料:纪锦江(Kee Kim Kang),男,43岁,农民,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8106479。日本侵占时住Padang Lembu Gurun Kedah。现住No 10 Padang Lembu Gurun Kerah。邮编08330。

损失数额: 103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政府统治马来西亚期间,我的父亲是一个渔夫。他为了使他的家庭成员在一起生活而辛劳工作。当时在马来西亚使用的是日本军用香蕉票。二战结束,日本投降以后,我父亲积下了103000元香蕉票。日本投降以后一走了之,没有给我们任何交代,害惨了我们老百姓。当年很多老百姓无知,把香蕉票当成了废纸。如今我们受害者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能够尽快给我们兑换军用香蕉票,否则的话,日本国家根本就是强盗国家,不配谈民主、人权,希望日本政府尽快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这样才可以维护国家的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年6月6日。

林浮栳

101. 受害者:

林浮栳(Lim Poo Low),男,73岁,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码为3029891。日本侵占时住Kampang Kuai,Jawa,Padang Lalang,Kota Setar,Kedah。现仍住此地。

投诉人资料:本人。

损失数额: 40000元。

投诉内容:我希望将我现在所拥有的4万元香蕉票兑换成马来西亚林吉特(马来西亚货币单位),这些钱是二战期间日本军队跟我们买东西时付给我们的。然而,日本军队投降以后,这些军票一夜之间变得毫无价值,这对我们受害者很不公平。我希望日本军票问题能够得到重视,并且能将这件事转告给日本当局。

投诉日期:1994年7月4日。

李天荣

102. 受害者:

Lee Kong Fong李功芳,男。

投诉人资料:Lee Kong Fong 李功芳之子李天荣(Lee Thean Yoong),73岁,失业,身份证号码为0121027。日本侵占时住No. 123,Kampong,Lallang,Baling,Kedah。现住No. 123 Kg Lallang,Baling Kedah。邮编09100。

损失数额: 18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的父亲是一个商人,也是一个农民,他在Kampong,Lallang,Baling,Kedah拥有一家商店,我帮助他管理业务,日本军用香蕉票是当时惟一使用的货币。在商品交易中,我们存下了总数为18000元的一笔香蕉票,在英国重新统治马来西亚时期,这些香蕉票成了一堆废纸。如今本人年老失业,急需资金。谨此函达贵国现任政府,务必履行日本占领期间所作的承诺,赔偿给本人的损失。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12)

投诉日期:1994年7月3日。

黄蕊

103. 受害者:

黄蕊,女,83岁,水果贩。

投诉人资料:黄蕊之孙丘奎贤(Khoo Kooi Hean),35岁,建筑工人,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码为5786983。日本侵占时住32 Jalan Jetti Lama B�worth P.W。现住1528,Taman Keladi, Lorong Angsana 43,Sungai Petani,Kedah。邮编08000。

损失数额: 24737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祖母卖水果,存下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之后,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香蕉票都是我祖母的血汗钱,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快给我们兑换军票,尽早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6日。

林美菁

104. 受害者:

洪理贤(Ang Lee Hianga),男,30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洪理贤之妻林美菁(Lim Mooi Cheng),70岁,家庭妇女,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240109025088。日本侵占时住Pekan Pokok Sena Kedah。现住C/O 172 Taman Mahawangsa Alor Setar,Kedah。邮编05150。

损失数额: 20000元。

投诉内容:我与先夫辛勤地工作,才储蓄到2万元军用票,很不幸,日本政府在1945年向盟军投降,使我们拥有的军用票变成了废纸,因此日本政府必须对我们的损失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6日。

黄毓煌

105. 受害者:

黄武元,男,30岁,烟店老板。

投诉人资料:黄武元之孙黄毓煌(Ng Seok Huang),38岁,商人,祖籍广东潮州朝阳,身份证号码为8201395。日本侵占时住86 Jalan Raya Serang Kedah Malaysia,现仍住此地。邮编09800。

损失数额: 30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的祖父在Kangar,Perlis拥有一家烟厂,他是这家烟厂的老板,但是他不得不辛勤经营这家工厂来养活每一个人。1945年日本政府投降以后,就在一夜之间,日本货币香蕉票成为了一堆“废纸”,他的工厂和所有钱都成为了过去。我们至今仍然拥有价值3万元的香蕉票,现在他的孙子代替他向日本政府提出请求,要求把我祖父在日治期间失去的钱财赔偿给我们。

投诉日期:1994年6月12日。

张致祥

106. 受害者:

张自守,男,50岁,树胶园园主。

投诉人资料:张自守之子张致祥(Chong Tee Seong),男,49岁,书记,祖籍广东丰顺,身份证号码为0798584。日本侵占时住Labu Besar,Kulim,Kedah。现住No. 375,Lorong Cengai Merah,Taman Bersatu,Kulim,Kedah Darul Aman。邮编09000。

损失数额: 13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卖掉胶园存下了13万元香蕉票。但是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不肯承认,这对我们受害者来说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香蕉票都是我们辛勤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们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3月5日。

郑元增

107. 受害者:

投诉人郑元增之父。

投诉人资料:郑元增(Teh Guan Cheng),男,44岁,商人,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3569667。现住No. 13,Jalan Besar Btg Melaka,N. Sembilan,Malaysia。邮编73300。

损失数额: 11628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存下了军用香蕉票,这些香蕉票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发行香蕉票时都保证可以兑换。希望日本政府赔偿给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2日。

石芳

108. 受害者:

投诉人石芳之父。

投诉人资料:石芳(Cheok Hong),男,46岁,商人,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码为3404904。日本侵占时住Lukut。现住Lot 1854 Main Road Lukut,Post Dickson N. Sembilan。邮编71010。

损失数额: 4000多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是经商的,辛辛苦苦存下了4000多元香蕉票。这些钱在日本投降以后却都无法使用,给我们家庭造成很大的伤害。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体谅我们,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0日。

黄亚娇

109. 受害者:

投诉人黄亚娇之父。

投诉人资料:黄亚娇(Wong Ah Kiew),女,56岁,家庭主妇,祖籍广东三水,身份证号码为2491692。现住27D,Kampung Kinching,Ulu Temiang,Seremban,Negeri Sembilan。邮编70200。

损失数额: 14500元。

投诉内容:我请求日本政府将我们受害者的日本军票兑换成马来西亚林吉特。我的日本军用票是我的父亲留给我的。在二战期间,我的父亲做木匠,工作非常辛苦,好不容易积下了一笔钱。但是不幸的是,这些钱不能再用了。这些钱就留给了我,他希望有一天日本政府能够将它兑换成马来西亚林吉特(马币),共有14500元。

投诉日期:1994年4月30日。

陈明远

110. 受害者:

投诉人陈明远之父。

投诉人资料:陈明远(Tan Bing wah),男,58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0891867。现住280E Temiang Road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0200。

损失数额: 1949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祖父卖胶园和其他财产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钱。然而日本投降以后,日本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只有这样,才能安慰我们这些受害者家属的心灵。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9日。

黄天麟

111. 受害者:

投诉人黄天麟之祖父。

投诉人资料:黄天麟(Wong Thian Li),男,38岁,商人,祖籍福建莆田,身份证号码为5145925。现住NO.56 Main Road Batu Kikir,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2200。

损失数额: 9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的祖父是一个胶园的经营者,为了养活家人,他工作十分辛苦。当二战结束日本投降的时候,我的祖父还拥有香蕉票9000元。在香蕉票上,日本政府有印证,保证香蕉票可以兑换。我们衷心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履行诺言,给我们受害者家属兑换军票,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5月6日。

王家和

112. 受害者:

投诉人王家和之父。

投诉人资料:王家和(Ong Kah Hoe),男,62岁,退休,祖籍福建南安,身份证号码为320506085105。日本侵占时住No. 11,Market Road,Trong,Taiping Perak,Malaysia。现住68F,Jalan Lister Kuala Pilah N. Sembilan。邮编72000。

损失数额: 1079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的父亲经营杂货店,为了养活家人,他工作十分辛苦。当二战结束日本投降的时候,我父亲还拥有香蕉票9000元。这些香蕉票在日本投降之后变成了废纸,我们家顿时陷入了贫困,给我们造成很大的损失和伤害。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5月9日。

魏仕炳

113. 受害者:

魏微山,男,95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魏微山之子魏仕炳(Nee San Beng,Ngai Soy Heng),56岁,退休,祖籍海南文昌,身份证号码为0884117。现住10A, Jalan Temiang,Seremban Negeri Sembilan,Malaysia。邮编70200。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13)

损失数额: 1144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开咖啡店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钱。然而日本投降以后,日本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跟我们这些拥有香蕉票的受害者家属兑换,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qǐζǔü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5日。

廖关生

114. 受害者:

廖保,男,60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廖保之子廖关生(Lem Kim Sang),男,51岁,商人,祖籍广东高州,身份证号码为3567396。日本侵占时住森州万茂。现住No.13 Lorong 1,Taman. K.S.M. Bahau,N.S.。邮编72100。

损失数额: 20万元。

投诉内容:战争带给国家不安宁,国破民亡,亲人之间生死离别,这一切都是日本大帝国政府统治马来西亚时期迫使我们使用日本军用香蕉票的结果。战败以后日本军票没有了任何价值,人们只能用以物换物来维持生计,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生命也朝不保夕。我们希望能够得到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2月26日。

杨日生

115. 受害者:

杨德(Yang Teck),男,42岁,割胶工人。

投诉人资料:杨德之子杨日生(Yang Nyak Sang),46岁,泥水扎铁,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0239997。日本侵占时住Port Dickson,Lukut,Negeri Sembilan。现住477,Taman Sri Mawar Senawang Negeri Sembilan。邮编70450。

损失数额: 6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统治马来西亚期间,我的父亲杨德在他42岁时去世了,作为一个割胶工人,他拥有一部分胶园。当时我们家拥有一定的日本香蕉票。很不幸地,日本投降以后,这些香蕉票变成了一堆废纸,我们蒙受了很大的损失。现在,日本政府应该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4月30日。

郭谭胜

116. 受害者:

郭谭胜(Kok Tam Sing),男,75岁。

投诉人资料:郭谭胜本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1301380。日本侵占时住No. 155 Green Ward Mantin N.S.。现住No. 185 Green Ward, Wantin N.S.。邮编71700。

损失数额: 94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政府统治马来西亚的44个月中间,我出卖了我的财产来做生意,直到日本投降。结果日本香蕉票变得毫无价值,我的血汗钱变成了一堆废纸,这让我感到万分痛心。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9日。

李俊开

117. 受害者:

李切,男,62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李切之子李俊开(Lee Choon Kai),75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3571763。日本侵占时住No.7 Jalan Besar, Perak Chuan, Port Dickson,现仍住此地。邮编71960。

损失数额: 11000元。

投诉内容:自1942年日本军队占领马来西亚时,我们全家人搬迁到胶园内,不幸家父被毒蛇咬了一口,伤重。当时苦难重重,因此出售树胶园一段,用作医药费及生活费用,留下万余元的香蕉票。日本政府战败投降,但是它并不是亡国。马来西亚人民的血汗钱,日本人不应该不承认,应该履行承诺,予以兑换。

投诉日期:1994年3月8日。

曾寿

118. 受害者:

曾寿(Chen Shu),男,82岁,退休,祖籍广东惠阳,身份证号码为0240265。日本侵占时住Hosapa,Titi,Jelebu.N.S.。现住66,Jalan Dato Moyang Salleh,Kuala Klawang, Jelebu,Negeri Sembilan Darul Khusus。邮编71600。

投诉人资料:曾寿本人。

损失数额: 15000元。

特殊经历:我的胞兄遭到日军杀害,他叫曾宁发,当时20岁,在于郎郎耕有5英亩的香蕉芭,但是他还是和父母一起住在知知港,河沙坝。他在于郎郎蕉芭工作时惨遭日军先锋队屠杀,沉冤50多年未雪,现在向日本申诉。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把店屋卖掉,改行做农夫和经营小贩,辛辛苦苦,省衣节食。我父亲为一家九口的生活奋力工作,挨了三年多,稍有积蓄,但是所赚的都是日本军用香蕉票,这是日本政府发行的,日本政府发行的军用钞票正面印有保证兑换的字眼,在日本政府投降以后竟然变成废纸,导致我父亲欲哭无泪。我们一家大小做了三年多,只赚到这些废纸。这些军用香蕉票保存至今,50多年完好无损,共有15000元,希望日本政府遵守保证兑换之诺言,兑换回马来西亚的钞票,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0日。

陈玉莲

119. 受害者:

陈玉进,男,28岁,农耕。

投诉人资料:陈玉进侄女陈玉莲(Tan Nyok Lun),退休,祖籍福建安溪,身份证号码为281120055000。日本侵占时住Pedas,N.S.。现住35,Jalan Besar,Mantin,N. Sembilan。邮编71700。

损失数额: 5000元。

投诉内容:1942年2月,我的叔叔管理胶园时,在胶园内被日本军人杀害了。行凶的日军为先锋队。当时他存下了5000元的日本军用香蕉票,这些钱由我保管至今,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给我兑换成马币,赔偿我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2日。

120. 受害者:

李华富,男。

李文雅

投诉人资料:李华富之子李文雅(Lee Woon Yah),商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3054762。现住41,Jalan Besar,Mantin,N. Sembilan Darul Khusus。邮编71700。

损失数额: 4万元左右。

投诉内容:我叫李文雅,是一家杂货店的老板,这是一家从我父亲手里接收下来的店铺。在二战以前,我们这家店是Mantin镇上惟一的一家,因此我们积下了很多钱,但是不幸的是,因为日本占领了马来西亚,我们的商品卖出去以后,得到的是日本军用香蕉票。因为日本那香蕉票在日本投降以后无法使用和进行交易,我们的店破产了,我们感到伤心和困惑。当时,整个家庭都陷入悲伤,只能从头再来,因此损失无法计算。基于公平和人道的考虑,日本政府应该接受我们的日本军用票,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4日。

吴景桔

121. 受害者:

吴锦运,男,60岁,商人。

投诉人资料:吴锦运之子吴景桔(Goh Keng Ngoh),59岁,店员,祖籍海南,身份证号码为0856237。日本侵占时住Melaka。现住No. 10 Rumah Rakyat,Gemenchih,N.S.,Malaysia。邮编73200。

损失数额: 12495元。

投诉内容:1942年2月15日下午5点,日本占领了新马。我的父亲是一位小商人,他辛辛苦苦地积下了12495元的日本香蕉票。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他们一走了之,没有任何交代,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予我们一定的赔偿,将军票按照一定的比例兑换成我们现在使用的马币。

投诉日期:1994年7月5日。

Poh Leong Chiew

122. 受害者:

投诉人Poh Leong Chiew的叔叔。

投诉人资料:Poh Leong Chiew,男,59岁,商人,祖籍福建,身份证号码为0218536。现住272F,Jalan Tuanku Antat,Rahang Kecil,Seremban,N.S.。邮编70100。

损失数额: 160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马来西亚期间,我的叔叔是位商人,他存下了16000元香蕉票。日本政府投降以后,这些钱全成了废纸。每一张日本军票上面都印有“保证可以兑换”的字眼,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赔偿我们的损失。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14)

投诉日期:1994年8月7日。

黄振

123. 受害者:

黄振(Wong Chin),男,小园主。

投诉人资料:黄振之子黄观霖(Wong Koon Lam),男,53岁,小园主,祖籍广东北流,身份证号码为0923814。现住412 Sungai Klau Raub Pahang Darulmakmur。邮编27630。

损失数额: 6000多元。

投诉内容:在1945年以前,日本控制了我们的国家马来西亚,当时,我父亲黄振被迫卖掉了大部分胶园。我父亲捐了一部分钱给日本政府作军费,剩下部分自己留用。在我们国家光复以后,我们已经储蓄了很多的日本军用香蕉票,但是我们不能在我们国家使用这些军用票了。当时我们全家人因为这些日本军用票失去了它的价值,不能再使用而对生活感到非常失望。我们损失了很多东西。上次日本政府向我们保证今后会给我们兑换香蕉票的。因此,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兑现诺言,把我们的军用票兑换成马币,而不要使我遗憾终身,这样也能给日本国家挽回一些声誉。

投诉日期:1994年3月6日。

蓝金

124. 受害者:

蓝石秀,女。

投诉人资料:蓝石秀之子蓝金(Lam Kim),57岁,金矿,祖籍广东,身份证号码为1654532。现住238 Sungai Lui N/ V Pahang Raub Malaysia。邮编27600。

损失数额: 84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辛辛苦苦工作,存下了8000多元的香蕉票。我母亲保存至今。日本政府应该还我父母的血汗钱,只有这样,日本政府才能维护国家形象,挽回声望和荣誉。

投诉日期:1994年3月6日。

陈金池

125. 受害者:

投诉人陈金池之父。

投诉人资料:陈金池(Tan KimTee, Tan Hock Seng),男,56岁,传销商,祖籍福建厦门,身份证号码为3091841。日本侵占时住Bangan Serai,Perak,Malaysia。现住T7, Kampung Sempalit,Raub Pahang Darul Makmur,Malaysia。邮编27600。

损失数额: 4万元。

投诉内容:当时,先父是当地的闻人(当时俗称侨领),他变卖财产换回几麻袋的日钞,无可否认的,这是先父的血汗钱。日军走了,当时的日钞也变成了废纸,所以母亲就要把它烧掉,幸亏先父发现得早,抢回40张遗留下来,我一直把它看作是纪念品保留着。虽然日军走了,但是现在的日本政府还是要负起责任的,因为日钞票面上写着“日本政府保证兑换”,这很明显地指出日本政府等待持有者来索取。现在就是索取的时候了。日本政府可以赔偿给英国与菲律宾,同样的原因,当然也应该负起同样的责任,赔偿给马来西亚的日钞持有者。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2日。

王朱赐

126. 受害者:

王炳火,男,21岁,杂货店主。

投诉人资料:王炳火之弟王朱赐(Ong Choo Soo),58岁,退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8307089。日本侵占时住杨厝港,飞机坊路,第256号,Singapore。现住B2292,Taman Mirama,Jalan Haji Ahmad,Kuantan,Pahang。邮编25300。

损失数额: 42260元。

投诉内容:我们家有七兄弟和五姐妹,家庭幸福,环境良好。有开杂货店的、务农的、养猪的、养鸡鸭的,还有椰子园、大船等等。1942年2月14日,日本军队来村里将壮丁都抓去了,我家就抓去了五位,其中有我的一个兄弟王炳火,一去不回头,至今仍然生死不明。我的父亲被日军打成重伤,被迫将金器和英国纸币7600元给了日军。父亲重伤成疾,再加上失去儿子和金钱,家境逐渐败落,遭到重重打击,于1943年年底气绝去世。日军强迫供给食物、鸡鸭、猪等,有时给钱,有时不给钱。日军仗势欺人,百姓惟有忍气吞声。日军投降以后,用劳苦换来的香蕉票共有126000元,到现在共剩下42260元。日军使我父亲重伤去世,一兄失踪,生意、家庭破落,日本帝国保证可以兑换的军票变成了废纸。这些事情,在我心中留下的阴影无法消失。对日本人应该和睦相处还是恨之入骨,就要看日本人的态度了。希望日本现在的政府能够赐还公道,赔偿我们所有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9日。

箫金燕

127. 受害者:

林木星(Lim Bok Seng),男,34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林木星之子萧金燕(Seow Yun),50岁,职业Rubber Tapper,身份证号码为0259539。日本侵占时住Mengkarak,Pahang。现住No. 1, Durian Tawar,Mengkarak,Pahang。邮编28200。

损失数额: 3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统治马来西亚期间,我父亲种稻米存下香蕉票3万元,这些都是他的血汗钱。可是日本投降以后,这些钱都变成了废纸。日本政府应该体恤受苦受难者的贫苦生活,赔偿我们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18日。

龙兆良

128. 受害者:

龙泽恩,男,72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龙泽恩之子龙兆良(Loong Siew Leong),53岁,发展商,祖籍广东新会,身份证号码为410721065077。日本侵占时住C152,Jalan Bukit Ubi Kuantan Pahang。现住C822,Jalan Kenanga,Off Bukit Ubi,Kuantan,Pahang Darul Makmur。邮编25200。

损失数额: 340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统治新马半岛期间,我的父亲靠贩肉为生。经过数年的辛勤劳动,他存下了一些日本军用香蕉票。日本投降离开马来西亚以后,这些钱全变成了废纸。我的父亲在精神和其他方面都遭到了重大的损失。然而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军用香蕉票有印证,日本政府保证兑换。我们受害者已经保存了这些钱半个多世纪了,这次我真诚地希望日本政府这个世界经济强国能够基于经济实力的强大,国家民主、人权的信仰,以适当的利率给予我们受害者赔偿。我相信这些行动能够慰藉我们千百万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5月15日。

蔡依锰

129. 受害者:

蔡起俊(Chay Choong),男,83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蔡起俊之子蔡依锰(Chay EE Mong),40岁,商人,祖籍福建莆田,身份证号码为8373944。日本侵占时住85,Quarry Road,Brinchang,Cameron Highlands,Pahang,现仍住此地。邮编39100。

损失数额: 9600元。

投诉内容:在日本帝国政府统治马来西亚期间,先父种菜兼经营土产生意,当时存有香蕉票数目很多,可是这些血汗钱在日本政府投降以后,分文不值。现在所保存的只不过9600元。我希望日本政府能够依照钞票上的保证宣言,悉数赔偿给持款的受害者家属,而且有关的香蕉票是当时战乱时期所通用的官方钱币,理应由日本政府负责。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2日。

覃杰章

130. 受害者:

覃章(Jam Chong),男,40岁,小商人。

投诉人资料:覃章之子覃杰章(Cham Kit Cheong),50岁,商人,祖籍广西,身份证号码为1655951。日本侵占时住Kampung Kamando,Jasin Melaka,Malaysia。现住B72,Tiew Tan Garden,Jalan Aman,Temerloh,Pahang Darul Makmur,Malaysia。邮编28000。

损失数额: 614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亲卖胶园和作小贩生意,辛辛苦苦存下了军用香蕉票。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一日之间,这些香蕉票变成了废纸,我们家庭遭受很大的损失。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能够给予我们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7日。

林日盛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三:投诉资料(15)

131. 受害者:

林廷杰,男,商人。

投诉人资料:林廷杰之子林日盛(Lim Jit Seng),55岁,商人,祖籍海南琼州文昌,身份证号码为3075867。日本侵占时住Paya Lang Triang Pahang Malaysia。现住10,Jalan Besar Taiang Pahang Malaysia。邮编28300。

损失数额: 21463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期间,我父亲是经营咖啡店的,含辛茹苦积蓄下军用香蕉票。在日本投降以后,这些香蕉票一夜之间变成废纸,对我等很不公平。幸好军用香蕉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因此我们保存了50年。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诺言,换回军用香蕉票,给予我们受害者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1994年7月12日。

罗茂龙

132. 受害者:

罗辉保,男,23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罗辉保之子罗茂龙(Low Boon Leng),55岁,农民,祖籍广东潮州,身份证号码为3819503。日本侵占时住No. 136 Kampang Lian Seng 34300 Bagan Seral Perak,Malaysia。现住No. 17,Jalan Kuairi Brinchang Cameron Highland, Pahang。邮编39100。

损失数额: 2151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父亲存有我公公经营农场存下来的军用香蕉票。可是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对于我们受害人这是很不公平的。可是最近我们发现,日本国家发行的日本军用票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我们希望日本政府遵守诺言,给我们兑换军用香蕉票,赔偿给所有持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7月20日。

张亚利

133. 受害者:

陈稠娘,女,47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陈稠娘之子张亚利(Teo Ah Lee),74岁,农民,祖籍福建永春,身份证号码为2282623。日本侵占时住4294C Bukit Baru,Melaka,Malaysia。现住8043C Bukit Baru,Melaka,Malaysia。邮编75150。

损失数额: 8900元。

投诉内容: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半岛时期,我母亲卖胶园、养猪、做农活,辛辛苦苦存下了军用香蕉票。可是日本政府投降以后,一夜之间变成了废纸,这使我们家财产遭受损失。希望日本政府能够遵守诺言,换回香蕉票,赔偿给我们这些拥有香蕉票的受害者。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7日。

苏亚富

134. 受害者:

苏清恭(Soh Chin Khoon),男,商人。

投诉人资料:苏清恭之子苏亚富(Soh Ah Foo),70岁,退休,祖籍福建漳州,身份证号码为1768029。日本侵占时住28, Jalan Bunga Raya, Melaka,现仍住此地。邮编75100。

损失数额: 5万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父亲是经营卤咸鱼的,全部咸鱼卖完后存下了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投降以后宣布香蕉票不通用,我父亲听到消息以后,对他的精神和他的生意都造成了伤害,从此我父亲的身体慢慢地衰弱、生病,1952年就去世了。我去清理他睡房皮箱里的衣裤时发现香蕉票已经生出了白蚂蚁。那些被白蚂蚁蛀坏的香蕉票已经被拿去扔到垃圾箱里去了,但是我们还藏有一部分的香蕉票。这些钱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在香蕉票上面都有保证,日本政府保证可以兑换,日本政府应该赔偿我们受害者的损失。

投诉日期:1994年4月27日。

汤佩林

135. 受害者:

汤永谭,男。

投诉人资料:汤永谭之子汤佩林(Tong Phwee Lim),52岁,技工,祖籍广东惠州,身份证号码为3048813。现住8,Jalan Tukang Best Melaka。邮编75200。

损失数额: 34400元。

投诉内容:日本政府统治新马期间,我父亲做酒饼卖,赚来了香蕉票日本钱。但是日本政府自从投降以后,就不肯承认,这是很不公平的。这些都是我父亲的血汗钱。同时日本政府的香蕉票上有印证,保证可以兑换。那么日本政府应该履行诺言,赔偿我们的一切损失,这样日本政府才可以换回其国家的声望和荣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