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部分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 · 张连红 · 2026-07-25
当天下午一时左右，钟氏与哥哥一起出来，母亲和姐姐则因为要等罗荣英的父母一起才出来，所以暂时还留在避难所内。后来他的哥哥又回到金河山园丘搬东西，当其兄到该园丘不久后，便有一队三四十人的日军骑着脚车，也进入金河山园丘。
闯金河山园丘杀死四十余人
那天出来后，钟氏便与罗荣英在其住家后面采人心果，罗氏爬上树，他则在地上等候。当罗荣英爬上树一会儿，便看见那队日本兵踏脚车经过，因为害怕便从树上下来，当时一粒人心果都没采到，两人便一齐进入屋内等候家长从避难所出来。
钟记生的母亲与兄姐是被日本蝗军杀害的
可是当天一直等到晚上，都不见其他人士从金河山园丘出来，包括钟氏的母亲和兄姐，以及罗荣英的父母亲等人，也没有任何消息，较早前从避难所出来者约有数十人，罗荣英的两位堂兄也在内。
到了第二天，他们才听到一个坏消息，蝗军进入金河山园丘后，便在那儿大开杀戒，将当时所有仍留在那儿的男女老幼40余人全部加以杀害，并把尸体丢进园丘内一口大水井里。
日本蝗军杀人之后，有人曾经进去园丘内，所以知道被杀者的尸体是被丢进大水井中，不过却不知道是谁这样做的。
钟记生的母亲和兄姐遇害后，便由过去的邻居张鸿叔收留他几年，后来才由居住在芙蓉的叔父钟福荣接他过去，同时也学习裁缝，重新过着新的生活。
钟氏表示，当年日本蝗军到处干下滥杀无辜的罪行，日本政府必须负起责任，给予受害者后裔合理的血债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51）
16． 1993年9月《中国报》： 《蝗军杀八口母迫嫁三次——许三妹为母申冤索赔》
黄妹是一位苦命的妇女，日治时期她的一家八口在日本蝗军所展开的一场大屠杀惨案中遭刺杀，当时她命不该绝，受伤后逃出生天。
许三妹说：我的母亲是苦命的女人。
过后她害怕会被召去当慰安妇而改嫁，第二任丈夫又被蝗军捉去灌肥皂水，终于活活被害死，留下一名遗腹女。
为了生活，她不得不第三次披上嫁衣，含辛茹苦养大数名子女，谁知惟一的儿子在8岁那年，在看戏时被化妆恐怖的剧中人吓死……
黄妹的女儿许三妹，现年42岁，目前居住在森州日叻务县新邦留连平民屋内门牌19号，是一名胶工，她于昨天在瓜拉庇朥在新闻界投诉其母亲的不幸遭遇，并代表她的母亲申冤，同时要求日本政府针对她母亲的亲人被蝗军先后杀害而给予合理的赔偿。
许三妹指出，她母亲黄妹与首任丈夫赵氏是在中国乡下成婚的，过后夫妇俩便随亲人来到森州知知港余朗朗村庄定居，以耕种为生。
她说，日本统治马来亚时期，她的母亲（当时38岁）与首任丈夫，一家八口，包括年龄由2岁至10岁之间的四男孩及二女儿，听从村长的吩咐，举家前往当地的学校草场集合，以等待领取日本人分派的粮食。
集体屠杀
当所有村民都到来集中后，日本蝗军便命令每一家庭成员分别列队，然后分批由七八名日军押去附近的房屋内，男人都被绑住手，妇女及儿童则免绑。一声号令之下，先向男人下手刺杀，在场的妇孺都被吓得号淘大哭，最后全部男女老幼都被集体刺杀，死里逃生者仅有极少数。
她又说，她母亲黄妹当时头部及背部等被刺中数刀，右眼也中刀而导致后来失明。黄妹受伤后便昏倒在其他尸体之中，由于没有断气，而被当时睡在尸体堆中装死的姑母救出来，她丈夫与儿女则全部因伤重身亡。当天傍晚，日本蝗军又重临该村放火烧屋。
黄妹因为受伤，其侄儿便带她到森林里，由抗日军负责以草药医治，直到伤势治好后才从森林出来。由于在日治时期，听人说女人如果没有结婚便会被征召去当慰安妇（军妓），她因为害怕便与第二任丈夫萧氏结婚。
痛苦一生
黄氏由于过去受了伤，经常有病痛，而不能正常工作，所以生活困难。许三妹的父亲许耀当时体恤黄妹的处境，便与她结婚，以负起照顾她的责任。婚后，他们一家是住在葫芦顶铁船，种植香蕉为生。
许三妹指出，她母亲第三次结婚，生下二女一男，男儿在8岁那年，在看戏时因为受不住演员化妆成剧中人的恐怖面貌，结果活生生地被吓死了。
许女士表示，她的母亲真的是一个苦命的女人，已经在14年前逝世了。她母亲生前经常提起她过去的悲惨辛酸往事，同时也吩咐她们，如果日后有机会，一定要代表她伸冤，并向日本政府索取血债赔偿，还给被杀害的亲人一个公道。
（参见本节案例57）
17． 《李信要求日本赔偿——一家五口遭蝗军烧死》
李信
（马口2日讯）日本蝗军在1942年3月3日，扎军在森州林茂时，把李信女士当时一家五口，全部放火烧死，惨无人道的罪行，令李信至今仍咬牙切齿，痛恨日本蝗军所犯的巨祸，誓要日本政府，作出人道的合理赔偿。
她今早是在马来西亚(半岛)日本侵占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陪同下，前来向记者讲述遭遇。
她说，当年其父母李照，56岁，邓恒，48岁，两名弟弟李亚苟，13岁，李亚乌，9岁及妹妹李妹仔，4岁，全被日本蝗军关在一间菜园屋，用火把他们活活烧死，这个惨剧，令她毕生难忘。
她指出，当时一家是居住在林茂偏僻的菜园，父母是菜农，由于她当年16岁，已经出嫁在外地居住，才幸运逃过劫难。
在她的记忆中，周遭菜农只有七八家人，当天早上，大批日本蝗军来搜查，把邻近居住的人士，全关在屋子里面，然后放火焚烧，后来，她在姑姑丈夫郑慈心的通知下，获悉这宗惨剧。
她说，日本投降后，她曾回到菜园屋，见一片园地，已变成荒草丛林，父母及弟妹骨骸，也没有人去收尸，再过一些日子，才知道附近热心侨领，把骨骸埋葬在一个地方，因工作关系，一直没有打听日后的情形。
目前居住在庇朥的李信，68岁，声称日本政府不应视若无睹，对当年马来半岛受杀害的无辜平民，要求作合理赔偿。
另一方面,孙建成表示，目前向他寻求登记的蒙难后裔家属，达300余人，惟委员会尚接受外地的登记者，再延长两个月时间，而森州内则不接受登记。
他说，日本方面对半岛的受害者，已公开道歉，说明了日本政府更应该解决受害者及蒙难家属要求的赔偿，惟有这样，才能挽回世人对日本政府的信心。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0)
他指出，在整理有关登记者的资料后，将提呈到日本民间和平律师团研究，设法为蒙难家属，死亡铁路建筑者追讨这笔血债。
（参见本节案例61）
18． 1988年4月19日《星洲日报》，郑顺智： 《日军屠杀冷宜八号公司员工惨案——张友悲愤填膺话当年》
张友，现年58岁，现在居住在亚依昆宁。
1942年，农历正月二十四日，是他一生不能忘记的日子，那天，他一家六人，除了他本身身中五刀，装死逃出生天之外，其他五人包括父母及弟妹，却在手无寸铁之下，被日军全部刺杀身亡。
那时，他才12岁，与父母弟妹住在冷宜平芭南洛园八号公司，整个公司共有60余人，除了五人中刀不死之外，其他的人无一生还。
张友是见报后于前日到来庇朥，出席一项日治时期“未亡人”会议。
他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诉说： 八号公司的惨况，令人发指。
虽然已是46前的事了，但对于日军残杀无辜，仍然感到痛心疾首！
当时，冷宜南洛园包工头申达洲，兼管八号及二号公司，惨案发生时，所幸他不在八号公司。事实上，日军一行三十多人，都是荷枪佩刀，踏着脚车早一天下午抵达八号公司。
来者不善
日军到来，真是所谓来者不善，他们来到公司，饬令整个公司男女老少60多人出来排队，首先检查每个人之身体，是否有纹身，他们之意是： “纹身者，非良民也”，必遭断魂之难。
结果，一名身材魁伟之年轻人被点中，由数名日军押走，以后消息杳然，下落不明。
点去十名壮健年轻人后，所剩下的是年纪较大，妇女及儿童，日军点算遗下之人后，用笔写着： 明天再来，不可少一人，否则全部斩杀……
真傻，当时竟没有一人敢离开，所以会造成集体被斩杀。
张友说： 第二天早晨7时许，该队日军果然重来，这一回除了荷枪佩刀之外，也带来一些泥铲等工具。
日军来到，又令全部的人出来排队，大家心知肚明，这一回必定有难。其中有人要求日本兵，待去找工头来谈，但日军不允许。
接着，日军又从中挑选十人，押到离公司约六兰带之山沟边胶房与小楼，将十人赶入楼屋去。这里的日本兵又将余下之30多人分为两组，8名小孩（包括张友）及8名妇女被关在一间房内，其余的20名男人被关在另一房内，每个人都被反手绑住，令你插翅难飞。
出来砰砰枪声
这时那小楼发出砰砰砰之枪声，一阵阵凄惨之叫声传来，吓得大家魂不附体，简直不敢相信日军那么残忍，杀人不见血。
“接着，日军又走到我们的公司，又押十人到该小楼，这时没有枪声，但闻痛苦凄惨叫声……
轮到我们了，这一回休想活命，我与弟弟及其他的人，被押到胶房边的斜坡上，下面是一道小流水沟，我亲眼看到，日军毫无人道，将人一个用枪尾刀向身上乱刺，一人用锄柄或吹火铁筒往那人头部猛击，不死都不可以。”
张友说：一刀中左臂，穿过后面。
胞弟惨死
“我与弟弟见到此情景，只有大哭，可是如蝎心肠的日军并不因为我们年纪小而放过，我与弟弟都被刺，一起滚下坡至沟边，弟弟还未死。再加一刀，弟弟脸扑水，活活地死去了。我想，我哭不知如何是好，听天由命吧！”
身中多刀
“这时，我已身中多刀，背后好像被刺了四下，左手被刺一刀，穿过去，我惨叫，悲哭，昏倒过去，之后，我装死，日本人以为我已断命，他们离去了。”
只有四人未死去
“我也看到，”张友说， “总共四个人中刀未死，一人在公司屋，启后门企图逃走，日军开枪，倒下去，但没有死。
房内有一人中刀，他叫亚兴，也没有死。朱带、工头的太太都中刀没有死，梁标从后门逃走未死。
但是梁标以后跟我住一个时期，刀伤始终未治好，半年后，听说在金马士死了。”
求救无门
“二号公司没有事”，张友说， “我与另一人，记忆中是梁标，负伤连夜离开八号公司，穿过树胶林，约二英里，来到二号公司，二号公司的人没有同情心，且认为我们是祸根，杀不死，如果给日本兵知道了，二号公司一定有难，更可能面对同样之命运。
他们不敢收留我，天啊！何处是我家？天茫茫，地茫茫，夜已深，离开二号公司，茫无目的，又惊，又怕，又痛，死去或者更安乐。
也许是老天的安排，走到胶园一个山洞，那山洞很隐密，死里逃生者，勇气比平常强，也顾不了许多，就在山洞平石上倒卧，大概是两天两夜，不相信自己还会活命。
张友说：背后中四刀不死。
住在亚依昆宁的叔叔听到八号公司集体被屠杀之消息，带着另外两人到八号公司，只见遍地不甘瞑目的尸体，却不见到我，找到二号公司，有人告诉叔叔说我没死，已离开二号公司，他到处找，终于找到大石洞，才发现我负伤睡在石洞内，将我救到亚依昆宁去医治。”
现身证明
张友在接受记者访谈及在“未亡人”会上激动地掀起他的上衣，让在席人士看他背上四个刀伤疤痕，同时指着左手弯一刀穿过之手臂，以证明所作之谈话非虚。
对于日本民间学者考察团到来考察一事，张友认为，如果日本需要作证，就应该更翔实，不要只限于巴力丁宜，因为其他地区受难者也不少，同样是悽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一样痛苦，就好像冷宜八号公司，罹难者就有60多人，还有冷宜赖家等之不幸者。
（参见本节案例71）
19． 1993年7月28日《中国报》： 《日军杀全家——三老人控诉暴行》
（芙蓉27日讯）又有三名日治时期蒙难者后裔，今日控诉日军的暴行，他们的至亲家人杀死，而蝗军残杀他们的家人的血淋淋一幕，令他们毕生难忘。
陈福娣（左起）刘九妹与邱鸿在孙建成的陪同下控诉日军的暴行
这三名蒙难者家属是（1） 陈福娣女士（68岁），她一家5口被杀；（2） 刘九妹女士（75岁），她死了6名亲人；（3） 邱鸿（63岁），他的父亲被召去泰国建死亡铁路后，便一去不返。
他们今日在孙建成的安排下，在芙蓉讲述彼等家人的遭遇，尤其是陈福娣和刘九妹女士，在忆起当年知知港余朗朗大屠杀惨案，他们亲眼见到日军惨无人道的屠杀他们的家人，还有当地妇女和小孩的经过时，都激动得红了双眼。
他们透露，他们当年大难不死，躲避蝗军的搜查后，在住家附近亲睹了余朗朗大屠杀的惨案，此刻忆起，仍然毛骨悚然与一腔的悲愤。陈福娣目前住在古打粦，他的父母、两名弟弟和一名妹妹，在日治时期，被蝗军打死。
他追述说，在1942年3月18日下午3时许，日军在该村搜查后，把所有无辜的村民、妇女和小孩，搜捕后集合在当地的一间学校，过后展开惨无人性的大屠杀。
她因为躲在屋后的黄梨园没有被查获，因此逃过劫数。
同住在古打粦的刘九妹当时则躲在屋后部的木薯园，也因此逃出了日军的屠杀。
他们悲愤地说，当时大屠杀就在她们的住家附近进行，他们躲在不远处，亲眼看见蝗军惨杀无辜的罪行，过后，蝗军还一把火把学校烧了。
另一名蒙难者家属邱鸿。来自凤山庄，他披露，他的父亲在1943年被日军捉去泰国建死亡铁路，过后便音讯杳然。他当年只12岁，他相信其父被召去泰国不久，便早已不在人世了。
（参见本节案例73）
20． 1993年10月23日《南洋商报》： 《赵坤为先父申冤》
（马口22日讯）居住在吉打双溪铅罗冷打曼的赵坤，为其已故父亲赵成波伸冤，指出其父当年日治时代，在庇朥港尾村居住时，被日本蝗军所杀害，并通过大马半岛日治时代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登记，要求日本政府，作出人道合理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1)
赵坤
他是今早在唐兄的弄边闻人赵海局绅及该筹委会主席孙建成陪同下，前来马口本报办事处，向记者讲述有关事件。
现年78岁的赵坤，精神奕奕，育有十名子女，在吉打州居住，是获赵海局绅联络后，专程赶到马口，以便为其父当年被日本蝗军杀害伸冤。
据他说，在他年约20余岁时，当时并没有与父亲同住在庇朥港尾村，直到日本投降后，回到庇朥找寻父亲的下落，后来在赵海局绅转告，获知其父已被杀害了。
父亲被捕一去不回
他追忆说，1942年3月间，其父已经在几天前搬出港尾村，转到甘榜去替马来人割胶，由于忘记携带一件冷衣，重回到港尾村旧屋找寻，岂料当日就是蝗军到来进行大屠杀时，结果一去不回头了。
他说，当时不知道亡父的骸骨葬在那里，一直没有追问，是因为自己劳碌奔波，至度过50岁王老五的生涯，才成家立业。
他说，一个星期前，唐兄赵海局绅电话拨来，知道森州庇朥孙建成，已成立一个蒙难家属委员会，嘱他前来为其已故父亲登记。
另一方面，孙建成表示，为了进行登记蒙难者后裔家属的资料，筹委会已延至本月份止，希望那些未前往登记的亲历者或家属，在本月内，尽快前来登记成为索偿委员会的成员。
他说，目前由他协助登记的名单，有超过200余人，包括死亡铁路征召者在内，日期结束后，筹委会不再寻求处理登记工作。
他指出，整理的资料，将会提呈给较早到访森州的日本民间共15人的律师团，由他们在法庭申请审案，争取拥有登记者的索偿工作。
他说，经过三次受日本民间和平团，安排到日本铭骨心会的集会，已经与世界各国蒙难委员会，取得密切联系，争取日本政府索偿工作，乃在积极进行中。
（参见本节案例75）
21． 《日本蝗军暴行，造成数不清家破人亡——马口颜世锦诉说当年日军在双溪镭进行大屠杀往事》
（庇朥26日讯）当年日本蝗军在森美兰州境内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血腥暴行，造成数不清的家庭家破人亡，冤魂处处。
受上述浩劫影响的其中一个家庭的成员颜世锦（61岁），目前是居住在马口，他于昨天前来瓜拉庇朥向新闻界诉说40多年前，日本蝗军在马口双溪镭进行大屠杀的一段悲惨往事。
他说，他的哥哥世豪、弟弟世平、堂舅陈振就都是被蝗军所屠杀，甚至不知尸首在何处。其母亲则因为痛失儿子和堂弟，结果也自杀而去，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他的父亲颜樟，在日本占领我国后的第二年，被召去泰国兴建死亡铁路，自从应召而去，音讯杳然，必是凶多吉少，只留下他和一位妹妹文香。
颜氏指出，他这条老命和妹妹的性命都是因为前来瓜拉庇朥医病，才有机会逃过浩劫。其母亲在事发当天因为带妹妹到庇朥治病，所以才免死在日军的刀下。
他追忆说，惨案发生当天是1942年农历七月十九日，其母亲由庇朥经马口拟回去双溪镭。当她到了马口，见到从双溪镭逃出来的人士，并听说双溪镭镇里人已被日本人杀光，包括他的哥哥、弟弟和堂舅，所有店屋也被日军放火烧成灰烬。
他母亲知悉有关不幸的消息后非常伤心悲痛，当日回来瓜拉庇朥后便偷偷服毒企图自杀，后来虽被人发现，但因中毒已深，经过两日夜的与死神挣扎后，结果却不治逝世。
他又说，当时他患上相当严重的瘤疾，在医院中留医，完全不知道哥哥、弟弟和堂舅被日军屠杀，母亲事后又服毒自杀的悲剧。如今想起日本蝗军一手造成他家破人亡，使他终生难忘。
颜世锦又指出，他们一家人本来都是居住在瓜拉庇朥，日本军南侵后，他的父亲被日军召去泰国任死亡铁路的兴建工作而一去不回来。第二年，在朋友介绍之下，他们一家人迁往双溪镭，租了一间亚答店屋，由他们兄弟三人就堂舅合作经营杂货生意和土产烟，一家生活相当不错。
他说，他们在双溪镭居住了几个月，不幸的大屠杀惨案便发生了。如果当时他和妹妹不是到瓜拉庇朥来医病，相信他们一家便没有一人生还了。
颜氏最后补充说，据逃出生天的居民指出，日本兵在当天上午乘火车到达双溪镭后，便将市镇包围，命令所有居民出来集合，并分别加以捆绑，接着不分青红皂白便展开惨无人道的大屠杀，过后还放火将店屋焚烧，片甲不留。
在上述浩劫中牺牲者共有数百人，逃出生天者只有一小部分人士。
（参见本节案例77）
22． 1993年10月28日《南洋商报》，卢有明： 《枪林弹雨中逃出生天，苏天送亲睹蝗军暴行》
苏天送当年在蝗军的枪林弹雨中逃生
（庇朥27日讯）目前居住在马口甘榜支那门牌一六八号的苏天送（77岁），昨日在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的安排下，在瓜拉庇朥向新闻界追述当年在他在马口双溪镭，亲身经历的一段日本蝗军屠杀民众时，他在枪林弹雨中死里逃生的经历。
他说，日本侵占马来半岛之后的1942年间，他是身强力壮的25岁青年，当时他是马口商人郑福潘的助手，每天早晨都须出门工作，踏着脚车前往双溪镭及附近一带地区，向有关居民收购烟叶、木薯等土产。
当年7月31日（农历七月十九日）他与雇主郑氏像往常一样，大清早便踏脚车到双溪镭小镇，大约是在上午10时，大批的日本军队突然间开到当地，接着便把该小镇包围起来。过后日军又下命令，促镇上所有居民必须出来集合，然后把各人的双手加以捆绑，全部推到一处空地上……
（参见本节案例83）
23． 1992年8月26日《南洋商报》，徐明生： 《死里逃生记——刘修良忆述日治时期的苦难》
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刘修良似无限神伤。
日军自1941年12月8日从泰国的百大年攻入马来半岛后，便展开血腥的统治；直至1945年8月15日投降止，共历时三年八个月。
在上述暗无天日的日子里中，惨无人道的侵略者对无辜良民的迫害，简直是无所不用其极，包括毒刑、拷打、枪毙、刺杀、砍杀、奸杀、烧杀等。
尽管当年日军的滔天罪行，在历史长河中飘逝了约半个世纪，但是，当时的身历其境者都会咬牙切齿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
现年80岁的刘修良就是其中一个见证者，他无限辛酸地追述了他的“死里逃生记”。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刘老坐在他芙蓉海边路芙蓉园住家的客厅中，以颇为风趣的口气当开场白说，他年轻时不大相信“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这句话，然而，自逃过日治时期的“死关”后，不但活到“人生七十古来稀”的年龄，而且还远远超出了十年，因此，现在对那句话信足了一百巴仙。
50岁的刘修良
他说，日军侵占森美兰州时的血淋淋暴行，使到州内的日叻务县、瓜拉庇朥县、林茂县、芙蓉县好些地方变成屠场，更有数以千计的华裔男女老幼变成冤魂。那时身为教师的他，也险些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1943年的11月13日，是我毕生难忘的日子，从新加坡来的特务队看上了我!”
刘老望着客厅里的风扇，仿佛要藉它拨出当年的吉光片羽。片刻，他又说，当天早上9时正，一名日本暗探，步入当年设在洛士街福建会馆中华小学的办公室问谁是刘修良？他答称他就是，于是遂被带上卡车。当时，他发现车上已有几个人，他是最后被捕的一名。
他说，过了不久，一车人都被送到目前的邓伯路牢房，关在第三楼。在那里，每间房关二至三人。他记得，当时他与李致祥局绅同处一室。
“形容日军残酷与狡猾，那是一点不错的！”刘老说，一进房后，日军将他们的钱包、手表、自来水笔、钥匙圈等都搜走，并一一送到各人家中。不必说，家人一睹那些东西，都以为被捕者均凶多吉少，哪能不痛哭流涕呢！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2)
其实，他们都没有死，只是要受苦受难，他说，为了让家人安心，他要求一名马来人警察帮忙，拿来铅笔写了“平安勿念”四字，又叫后者偷偷送出去，好叫家中老幼放下那颗忐忑不安的心。
刘老人虽老但记忆力强，他说，那天被捕者共九人，除他与李伯瑜个别是中华小学副校长和马里街大华小学校长外，就是管绍南（加流街南发洋货东主），田谷初（大街大裕兴洋货东主），何楚衡（大街万山和药店东主），黄和谋（沉香路建筑商，当时中华小学董事长），李致祥（当时英殖民地州议员），王会尧（当时中华小学校长），王子家（大街合成冷藏店东主）。
他说，到了在瓜拉庇朥路的鬼屋里被日本特务队拷问时，他才恍然大悟，原来他与同伴都被人诬告说，当年的双十节，他们一班人在沉香路的天师爷宫里开会，发表抗日的言论，肯定是同盟会的成员，所以被“请”了来。
“对于那‘莫须有’的罪名，我们当然矢口否认，但换回来的却是热辣辣的几巴掌和几下日本火腿！”
他说，此后日军改变方法，一个个问，不过，他却有至死不认的决心。直到有一天，在放出犯人冲凉时，身为校长的王会尧才偷偷对他说，日军吃软不吃硬，最恨“死硬派”。由于其已五次否认，故那闪亮亮的长军刀，都在他的脖子后威胁，最后终于承认，以免精神上痛苦。
“王校长也对我说，日军统治期不会太长，承认了不一定是死刑，如果侥幸不死，那岂不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吗？”
他说： “好汉不吃眼前亏，被长军刀威胁了两次后，我也乖乖承认。”
死亡线上遇救星
刘老指出，在审讯时，他很幸运遇上三位救星，那条冷过水的命才拾回来。第一位恩人是练成道场场主山崎（日本人），第二位是当年得森州教育局长（日本人）、第三位是高等法庭通译员郑官祥（华人）。三位恩公都向庭主说，10月10日那天，我们见到犯人在道场内接受训练，其肯定不会到沉香路去参加同盟会成员的会议。
这是刘修良的部分剪报集
说到这里，刘老也解释说，所谓练成道场，那是日军的一种训练所，好像现在的师训学院，教师是他们心目中的高级公务员，所以在遴选后都被派到该处接受日文课程与体育活动的训练，以便效忠大日本国。
他说，就这样，他逃过大难，被判无罪释放。不过，其他的八人，他们的遭遇可真惨。被处死刑的是李伯瑜和管绍南，被打伤无药可医而死的是田谷初和何楚衡，被判坐10至15年牢的有李致祥、王会尧、王子家、黄和谋。战后，黄和谋故去，王会尧于1948年回中国。目前仅存者计有他本身、李致祥和远在中国的王会尧。
刘老回忆说，扣留95天后释放的他，已骨瘦如柴等于半个死人，因为在牢中，每天只以野苋菜参粥水当餐，一周内只分派一次木薯，加上医药的缺乏，他能活着回家已是好命！往后，他调养了一段长时间，身体才渐渐恢复健康。
他说，战后他在邓普勒路的培华小学当校长，直到1972年才退休。这20年来，日子过得很安定，闲来剪报收集成册，也学学书法，有老伴在身旁，又有孝顺的儿孙满堂，他还有什么不满足呢？
（参见本节案例85）
24． 《丈夫前妻与子女遭蝗军杀害——庇朥老妇伸冤要求赔偿》
（庇朥7日讯）来自森州日叻务古打粦新村的一名老妇林玉兰（74岁），前来瓜拉庇朥会见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投诉其丈夫前妻及五名孩子在日治时期惨遭日本蝗军杀害的事迹。
林玉兰女士
林女士指出，日治时期她的丈夫吴桂发一家七口，包括当时的妻子李云娣与三男二女（年龄由2岁至12岁之间），是居住在古打粦奎岭四十二吉（亩）园丘，以养猪及种植香蕉为生。
当时林女士与家人则是居住在奎岭内部，离开吴桂发的住家约有半英里，由于日本蝗军没有进入内部杀人，所以他们一家都平安无事。
她说，在1942年3月18日下午3时许，一队日本蝗军开进奎岭，屠杀了住在当地的吴氏家族44人，以及陈兆胜和阿六顺2人，一共46人牺牲在日军的刀尖下，其中包括吴桂发的前妻与5名儿女。
案发当天，吴桂发已经骑脚车出门到瓜拉格拉旺工作，因此幸免一死，是日傍晚吴氏放工回家时，看见其妻与五名儿女都遭蝗军下毒手杀害，并弃尸在屋后，只是用草席盖着，结果心里非常害怕，连脚车也不要，拔足飞快地逃跑到瓜拉格拉旺的工作地点，暂时在雇主家住宿。
过了三四天之后，吴氏家族亲人申请拾尸埋葬，吴桂发的妻子及五名儿女也与其他被杀的吴氏家族成员共44人同埋一穴。
上述屠杀事件发生后第二年，林玉兰女士才与吴桂发结婚，婚后生下了三男八女，其夫吴桂发已于30多年前病逝，享年55岁。
林女士表示，她丈夫的前妻及五名子女，在当时被杀害是无辜的，所以应该得到日本政府的合理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92）
25． 《星洲日报》，郑顺智： 《又四人申诉蝗军暴行，加入“蒙协”齐心索赔》
关毩仔
四名来自森雪的人士，目前联袂到瓜拉庇朥会晤“半岛蒙协”筹委会主席孙建成，申诉他们的亲人在日治时期不幸遭遇，并一同加入蒙协，加强力量，以向日本政府提出要求赔偿。
（1） 关毩仔——父亲被截捕一去永不归。
关氏现年62岁，现居住在雪邦新村243号。
他说，其父亲关亚毩，在日治时期是住在雪邦十七缘芭，却是到二十三缘芭种植及养猪，每天三餐都回家吃。
当时他只有10岁，不过其母曾经将父亲不幸的事告诉他。
“某日下午2时父亲从二十三缘芭回家用午餐，至途中被日军所截，其实被截捕的村民相当多，据说是被送到雪邦五支警局充当‘认人组’，不幸被点中，从此没回来。
曾会辉
根据同组乡民说，父亲被点中是属于‘坏人’，已被载去不知名地方。很肯定地，是被蝗军杀害了。”
（2） 曾会辉——兄长往隆途中被捕，受极刑而死。
曾氏64岁，现在居住在雪邦新村120号，日治时期其家人是住在丹那美拉种植及养猪。
他说，其兄曾会留，当年（1942年）结婚才五个月，经常与朋友踏脚车到吉隆坡去办货。
“大约是1942年某日，他与另外两名同伴从吉隆坡载货回家，至士毛月地区被日本兵检举，怀疑他是抗日份子，被抓送到加影牢狱。
根据一名较幸运被释放的阉猪佬说，我哥哥被蝗军施以重刑，灌肥皂水，后来转囚在半山芭，因病重已被送到文良港医院。
当时，在雪邦有一名老日本人，是管理日产园丘经理，愿意帮忙到吉隆坡去担保兄长回来，只因交通问题，虽然日本人有私家车，却缺乏汽油。等到买到汽油，父亲曾良顶与老日本人赶到文良港医院，查询后，在记录中发现其兄长已告不治身亡。
其实，在半山芭监牢时，父亲去看兄长时，已发现兄长被打得不成人形，秃光头，不能说话，甚至拾地上的香蕉皮嚼吃。”
李仰川
（3） 李仰川——父亲回家派送红鸡蛋被捕，死于牢中。
李氏52岁，现住在丹那美拉新村。
他说： “日治时期，父亲李培基，当年才20多岁，原本在雪邦五支一间杂货店任职。
那天，因为我出生弥月（祖母告诉的），父亲请假回家，派送弥月红鸡蛋等给亲戚后，至傍晚回来，一名日本的宪兵（探员）到来，不容分辩，将父亲逮捕，即日送到半山芭监牢。
祖母悲戚，托人前往担保，希望能保出，可惜到了半山芭，不得要领，也见不到父亲，只好悻悻而回。”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3)
他说： “三四天后，再去探狱，这回见到父亲了，可怜父亲已被施极刑睡于地上，爬不起身。
数日后，另一名同被捕去的杨国柱被释放出来，他告诉我祖母，家父可能数日后被释放。
其实，这不过是推测而已，当祖母第四度探狱时，已见不到父亲了，据内部人说，父亲已经死了，祖母悲伤欲绝。”
吴亚邦
（4） 吴亚邦——五间店屋被日军拆去建桥。
吴氏现年63岁，住在双溪比力新村257号。
他说： “日治时期与家人住在雪邦吉枳，父亲吴金义，是经营贩卖猪只的商人，经常运猪只到新加坡售卖。”
父亲克勤克俭，建了一排间店屋，其中商店三间，住宅两间（均为木屋）。
英军战败后，日军开到雪邦，一家人闻风弃屋逃难到山芭区去。
附近有一道桥，在英军撤退时被炸毁，以断绝交通。
次日，日兵开入雪邦吉枳，见桥已毁，不能过河继续前进，于是动手拆掉那三店二住宅，将木料充建桥。
日兵离去后，我父亲出到店口，发现五屋已夷为平地，家具等财物荡然无存，令我们无家可归，伤心不已。”
他说，“我们的财产是蝗军所毁，我要参加蒙协，以向日本政府索偿。”
（参见本节案例111、112、113）
26． 1992年12月22日《光华日报》，林源海： 《瓜拉古楼华妇林亚娥叙述半世纪前惨痛经历》
本报吉辇记者专访——日军南侵马来西亚半岛，在三年又八个月的铁蹄占领下，多少人家破人亡，失去了至爱的亲人，可爱的家园毁灭在战火中。
对于居住在瓜拉古楼港脚的一名已是祖母级的华妇林亚娥女士，那在战争中失去家园及亲人的惨酷一幕，却像一个恐怖的梦魇，深深的烙印在其脑海中，虽然那已是50多年前的湮远旧事了。
林亚娥女士，现年59岁，居住在吡叻瓜拉古楼惹兰班台门牌363号，其夫婿叶阔咀，在瓜拉古楼河港口为人看顾养鱼场。
所谓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林亚娥女士目前共育有三男二女，而且膝下尚有12个内孙及6名外孙，可说是儿孙绕膝，享受人生天伦之乐。
日军南侵时仅八岁
在日军南侵的时刻，那已经是1941年的往事，当时林亚娥女士才8岁大，可说是刚懂人事，她是与其父母居住在梹城海墘边的姓林桥祖屋。
林亚娥女士向记者说：“虽然已约50年了，我左手臂肘部被炸弹碎片击伤的疤痕还是不会消失”。
日机弹片炸死母亲
据林女士在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时说： 虽然那已经是50多年前的旧事，但是当时的情景，对她来说却是印象深刻，历历在目，使她毕生难忘。因为在那一天的早晨，她的母亲被日本飞机所投下的炸弹碎片炸死了。她的祖屋也被炸弹炸毁着火。她的一位老太祖母也葬身在燃烧的祖屋中，而且她本身的左手也被炸弹碎片击中，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疤痕……
她说： 她还记得事发当天的清晨，当时她的外祖母刚去世不到一个月，她将本身所穿的黑衣孝服洗好后，拿到屋外去晒时，突然有一枚由日本飞机上投下来的炸弹在其跟前落下，插在烂泥中，使得泥浆四溅，溅污了她的衣服及身体。
炸弹掉落幸未爆炸
她回忆说： 当时她年幼无知，不知该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是炸弹，还若无其事，幸好该炸弹掉在烂泥中并未爆炸，不然她当时必定粉身碎骨无疑。现在回想起来，她心犹有余悸。
林女士说： 当她带着满身的污泥走入祖屋后，其母亲见到她满身都是泥浆，查问清楚缘由后，又见到日本飞机在上空盘旋，向地面投下炸弹，立刻拉她及其弟妹伏在祖家厅中。
她接着说： 当时她还年幼，不知危险及恐惧。但是当她稍后与其弟妹从地上爬起来时，却发现其母亲腹部相信是被炸弹的碎片击中流血，已经气绝身亡，而其左手肘部也受伤流血。
其母亲的名字是叫王金锭，死时才30岁。
她接着说： 在出事后，她及其弟妹即从外回来，由父亲带往梹城阿逸淡其伯母的家，因为当时姓林桥一带已成为日本飞机轰炸的目标，情况相当的危险。
当时，在其祖屋有一名老太祖母与她同住，当父亲要将她及弟妹们带走时，该年迈的老太祖母表示其本身将不走，坚持欲守着该祖屋。
林女士接着沉浸在往事的回忆中说道： 当她及两名弟妹被带离祖家走了不远，即见到其祖屋被炸弹击中，着火焚烧，听说其老太祖母也跟着其祖屋而殉难。
在父亲的带领下，她及其弟妹挤上一辆满是人的罗厘，当罗厘行走时，一路上可以见到许多尸体，情况相当的混乱，就好像是世界末日那样……
（参见本节案例117）
27． 1993年7月22日《南洋商报》文章： 《孙建成下月中飞日数蝗军暴行慰安妇速呈资料索偿》
（吉隆坡21日讯）日治时期蒙难受害者家属的领导人孙建成将于下个月13日飞往日本东京出席战后补偿国际研讨会，并吁请全国各地老铁人，慰安妇及受害者家属尽快联络他，以便将他们当年蒙难的史料呈交日本民间人权律师团，进而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血债的赔偿。
孙建成说，这是第三次启程赴日“请命”，第一次是去年八月陪同李玉璇去日本，那时他并没有受邀讲话，然而第二次应日本反战派和平团的邀请前往日本说话和投诉，让日本人了解日治时期而造成许多无辜者罹难，并向日本当局索偿。
他说，那些受害者家属若要加入他发起的马来亚半岛日治时期蒙难家属筹委会，必须寄来四张影印的身份证、四张个人照片、一份完整的遇难史料及附上100元捐助基金，联络电话是06813079。
他也表示，一部分蒙难的家属采取观望态度，要等到赔偿着落时才提出申请，若是他们没有参与这个组织，日后他们的申请将不会被处理。
他今日也安排两名日治时期蒙难者家属讲述当年日本蝗军的暴行。
首位是周玉蓉（59岁）追述，1943年日本蝗军侵占大马，当时她与双亲同住新街场芭蕉园并开设一间咖啡店，她记得大批日军以窝藏共产分子为藉口，逮捕极力否认与共产有关系的居民入狱虐待。
用水灌肚
周玉蓉追述当年小时目睹日本蝗军践踏人命
她说父亲周世文在牢房里被惨无人道的日军用水灌肚，把肚皮涨大后，再置板肚上踩挤水分从口呕吐出来，这种酷刑重复多次，终于体力不支，昏死了过去。日军还以为其父一命呜呼，弃尸外头，随后苏醒，又被捉回牢房用刑，前后被收押了一年有余，不成人形。
她说，她的父亲因为体内受到重创，无法工作，家庭重担便落在母亲的肩上，她的父亲虽然活到70多岁辞世，可是在他有生的日子里，受尽各种病痛的折腾，生不如死。
她痛斥日军暴行，使得我国千万同胞受尽苦难，在情在理应讨回一个公道。
……
（参见本节案例140）
28． 《24菜农走上不归路》
林柳枝
一名来自吉隆坡冼都新镇门牌022059的林柳枝（71岁）向记者揭露： 1942年，日本蝗军在万挠双溪珠火车站附近的菜园屋杀害了24名农民，其中也包括他的姑丈陈华及儿子陈亚财。
林柳枝是于前日到瓜拉庇朥，联络蒙难家属协会后，向记者谈话。
他说，日治时期，他本身是住在万挠双溪珠，姑丈则住在义山路口的菜园屋区，以耕种为生，也兼养猪及家禽。
这菜园区总共住有20多家，以大路为界，分为左右两边。
三车日军到来
大约是1942年2月间某天，三车日本蝗军共约十多名来到菜园屋，本来主要是要农民提供鸡只。
据说日本蝗军在右边一排农家范围内的一处草丛中发现了一柄来福枪，农民并不知该枪的来历，以后推想可能是英军投降时遗留下来的，当时农民也不知蝗军是在什么地方发现这支枪的。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4)
蝗军本来就是不讲理的，当他们发现该枪之后，脸色都大变，怀疑农民与“抗日军”有关。
林氏说，当时，蝗军下令左右两边的农民（只召男性）集中起来，然后叫农民自行分队，住在路左的站在左边，住在路右的站在右边一排，农民根本也不知道此举的用意。
接着，日兵吩咐住在路左的壮丁离队回家，住在路右的农民（只有男性，妇女及小孩不在内）则不准离开，总共24名，这时他们心知有难了。
被罗厘载走
罗厘车来了，也由不得分辩，24人均被令登上罗厘车被载走。
这批农民莫名其妙地被载走，也不知载到什么地方，结果是一去永不回头。
林柳枝说，日本蝗军此种残酷手段，50多年来有冤无处诉，今天，日本必须对此案件负起责任，给予后裔合理的补偿。
（参见本节案例146）
29． 1993年7月20日《南洋商报》，卢有明： 《老铁人谢奕文痛述日治期遭遇》
老铁人谢奕文
当年日本蝗军侵略马来西亚时期，所到之处不但经常滥杀手无寸铁的良民，并且还强迫大批身强力壮的各族青年（其中以华裔青年占多数）前往泰国建筑泰缅铁路，以利日本当局扩展他们的军事行动，企图实现更大的侵略野心美梦。
现今居住在森州马口榕吉C公司的谢奕文（现年75岁），日前专程来到瓜拉庇朥，会见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家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同时也向新闻界痛述他当年被迫充当死亡铁路劳工，以及在当年所面对的不幸遭遇。
谢氏的父亲谢行甫，当年也是继他之后被日军召去建筑死亡铁路，结果在泰缅边境一病不起，客死他乡。此外，他的叔父谢顺发被日军捉了之后便告一去不回头，肯定是被日军杀害了。
谢奕文指出，日本占领我国时期的1943年10月间，他与父亲等人一同居住在阿逸君令的双溪拉玛公司以割胶为生。
\奇\他的叔父谢顺发，当年约38岁，未婚，居住在亚沙汉，担任杂工维持生计，有一天，其叔父与一班工友在亚沙汉市区工作时，突然与其他人一齐被日本兵捉去，听说他们都是被载到马六甲的三保山，全部遭蝗军下毒手屠杀。
\书\谢奕文本人则于某一天下午4时左右在园址的工人宿舍，被突如其来一队日本兵强迫他等25人一同登上军车，然后被载去芙蓉集合。
第二天，他们一行25人及其他人士，被安排乘火车前往泰国的“万蓬”地方，接着转火车向名叫“金沙育”的地方前进，到了目的地后又再翻山越岭，步行约一英里的路程，总算到达深山野岭的建筑铁路工作地点。
在上述工作地区，除了他们25位华人之外，其他的都是印度裔劳工，总共约五六百人之众。
当时他们一班人的工作任务是搬运木枕，以供其他工人安置铁轨，有关工作非常辛苦，不过有一点令人感到庆幸的是，管理他们华裔工人的日本兵头比较善良，所以没有随意欺凌工人，每天供给的粮食也相当不错。
至于其余的大群印度裔工人则没有那么幸运，因为他曾经看见许多表现比较懒散的印籍工人被日军殴打，甚至进行严刑处罚，残酷之处，任何人见了都会感到胆战心惊。
谢氏又说，若按照当时日本兵的口头许诺，当他们工作期满三个月后，是可以被放回家的，而且每天可以领取二元（泰币）的工资，可是当他们辛苦工作了三个月之后，蝗军并不肯放人，却把他们转码头到“马南加西”去干相同性质的工作，在那种恶劣的环境下，他们惟有遵命听从，谁也不敢反抗。
在新的环境下，工作不但更加辛苦，所得到的对待也差劲，后来幸好得到管理前码头工地的日本军官的说情，新管理层才放松管理尺度，他们才不至于受到更大的苦头。
福星高照
过了一段时间，他与同伴韦亚明和梁亚德可说是福星高照，被遴选担任专门伺候日本军人膳食的事务，而不必再做苦工，一直做到日本投降后为止。
日本宣布投降之后，一支联军开到当地，将全部工人召集到“他蒙区”集中营，总数约有6000人，大家在那里住了六个月之后，才由联军安排分配所有工人，分批乘船前往新加坡，然后改乘火车回家乡。
他表示，该次被日军召去当建造死亡铁路劳工，而有机会回乡与亲友重聚，可说是万分幸运，因为不少人都得了疟疾、泻痢症、烂脚病等。军方只有供应“金鸡纳霜”单味药品，患病者只好听天由命，其中大部分都是病死异乡，白白牺牲宝贵的性命。
谢氏在当地工作前后大约两年的时光，在他那一伙25人当中，只有两位同伴不幸在工作地点去世，可说是不幸中的大幸。
谢奕文指出，当他在“他蒙区”集中营时遇见了故乡同村的人，对方说其父亲在他走后，也被日本军送去泰国建筑死亡铁路，是列入第三批的名单中，只是各自在不同的地点工作，因此彼此没有机会见面。该同村朋友也向他报告不好的消息，他才知悉父亲在工作期间由于患上不治之症而在工地与世长辞，他听后感到万分悲痛，可是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谢氏在日本军占领马来亚时期，先后失去了父亲与叔父，这种人命的损失实在太大了，因此他要求日本政府必须给予合理的赔偿。
（参见本节案例149）
30. 邓丽华： 《张国辉夫妇追述伤心往事“蝗军严刑害死父亲”》
张国辉（左）与王翠英要为先人讨回公道
（吉隆坡20日讯）日治时期，发生许多家破人亡的惨剧： 张国辉（71岁）的父亲张家佑就是在那个乱世期间被蝗军杀害，让他的家人蒙受痛楚和绵绵恨意。
为了向世人告发日军的残酷行径及讨回一个公道，张家佑的儿子张国辉和媳妇王翠英今日向本报控诉日军的罪行。
王翠英（69岁）说，日本南侵前，他的家公是在双溪古月的一家铁船公司当电器管工，那个时候他们的家境可说是不错的。然而好景不长，当日军占领了马来西亚后，形势的危急和混乱使得人心惶惶，结果张家佑被迫停工，带领一家大小躲到安全的地方。由于失去工作，全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
稍后，形势略为平定时，张家佑重返铁船公司上班。本以为霉运已过，不料他的一位同事却遭日军带走，几天后一个下雨的清晨，该名同事随同几个日本人到张家佑的家里，把他带走，同时也另外捉走了四名同事。
“那天其实就是我们见面的最后一天，我还记得当时我们还在睡梦中，忽然有人敲门，我的家公就去开门，结果几个日本军进来后用枪指着他，那个时候他连睡衣都来不及换，只穿了一条短裤，我赶快拿了一条长裤给他换，然后他就被带走了，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
起初王翠英并不知道为什么家公会被带走，后来才从被释放的两个同事口中知道原来日军诬指他们是共产党，并且还使用严刑要他们招认，结果被捉六人中只有两人带着满身伤痕归来，张家佑和另外三名同事却因忍受不了严刑而逝世。
“蝗军逼供的方式令人发指，除了灌水，还用拷打等。我的家公被禁锢，在又打又饿的情形下，他因忍受不了而离开人间，那时他才40多岁。”
自张家佑死后，家人就以耕地为生。两年后，其家婆带了女儿前往中国，留下张国辉和他的弟弟自力更生。张国辉当上烧焊工人，然而他却不幸在一次工作意外时遭火灼伤腿部，由于当时医药不发达，结果导致他的脚微跛。
至今张家佑的尸体仍下落不明，为此，他的家人希望能讨回一个公道，以慰张家佑的亡魂。
（参见本节案例153）
31． 《日治时期父亲枪下死吉拉央卢永根向日本讨血债》
卢永根认为：日本当局应偿还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留下的血债。
（吉拉央22日讯）“父亲卢塔在日本蝗军占领马来亚期间，无缘无故被日军逮捕，并于次日遣往淡马鲁后惨遭蛮无人性的日军枪杀。虽然至今已事隔数十载，惟还是不知家父身葬何处？”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5)
居住在吉拉央新村的卢永根对本报披露上述事件。他指出，根据家母在世时引述，先父是于1942年农历正月廿八日早上约10时左右，在住家遭一队十余人的日本蝗军逮捕，第二天送至淡马鲁后遭日军枪杀。
蒙难者卢塔，原籍福建省大田县人，遇害时仅43岁。当时，一家六口居住在彭亨直凉郊外，离市区大约二英里。
“家父为人安分守己，以种植咖啡及水果为生，家境相当不错。死后留下母亲苏焕、二位分别13岁和6岁的姐姐，一位仅7岁的哥哥，我3岁及一位当时怀胎三个月的弟弟。”
卢永根表示，虽然当时直凉数位领袖，即苏献杯、蔡彬、邱光和卢回等试图出面营救，并于被捕次日前往淡马鲁欲与日本蝗军长官交涉，无奈当彼等抵达时已经太迟了。
他申诉，日本政府不论何时，皆逃避不了占领马来亚时所犯下的大错。这是因为当时蝗军所干的事无法无天，随心所欲，不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勿论。
卢氏亦认为，日本当局必须负起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留下的血债，在给予蒙难者家属合理赔偿的同时，也必须公开向蒙难者家属或蒙难者阴魂道歉，以消除这场风暴所留下的仇恨。
（参见本节案例155）
32． 1993年4月2日《南洋商报》，曹盛干： 《五十一年胸口的痛》
年逾古稀的卢礼忆及全家大小活生生被日军放火烧死，泣不成声。
人生最惨痛者，莫过于眼巴巴地目睹至亲活生生地遭人放火烧死。
22岁的卢礼，甫和小他两岁的爱妻得到爱情的结晶，原可以建立一个幸福的家，万料不到，他们一家大小，还有慈母，年幼的弟妹都被残暴的日寇所杀。
现年73岁住在北干那那的卢礼在回忆起51年前那悲痛的一幕时，不禁悲从中来，泣不成声，好久好久才平静下来。
他说，清晨，大约7时许，他是在前一晚听了妈妈罗娇和太太钟碧华的话，于是躲避在沙河芭的森林里。他躲避的地点距离村子大约四百公尺，虽然保住了自己的生命，但一家五六口，都活生生地被日军放火烧死。
这个沙河芭，距离北干那那五英里，就是目前地图上所指的甘榜沙哇。
陪同卢礼接受日本历史教育学艺会访问的还有另外两名生还者，即现年63岁的阮但和当时年仅4岁的梁庆治。
日本学者一行27人来乌鲁槽拜祭殉
难华人公墓时，天地同悲，下起雨来。
阮但当时也是和卢礼躲在芭内，并没有和其他50名男性村民为日本人挖坑，所以才逃劫数。他也和卢礼一样目睹着家园在一场人为的无情火中烧为灰烬，大部分的村民在铁骑下含冤而去。在全村200多口中，只有五六人逃出生天，重见天日。
笨珍路二十七哩沙河芭200余人遭日军杀害，其中60余殉难者共葬穴。
现年55岁的梁庆治，当时只有4岁，并没有跟妈妈到沙河芭，而留在北干那那，所以也逃过劫数。他的母亲当时只有37岁，因为在沙河芭干内，所以也葬身火海。
卢礼说，沙河芭村内只有十多家，是在日治时期村民逃难时种植粮食的芭场，由于当时没有米粮，所以他们都在那里种番薯和木薯充饥。每家的成员大约十人或七八人。当时据他所知，屋内只有妇女和小孩，因为大家都以为日本兵只对付男人，不会向妇女小孩下毒手。因此，她们和小孩们，包括他的妈妈、太太，一个四个月大的儿子卢亚狗，6岁的弟弟卢亚文和4岁的妹妹卢亚娇在屋内。他们都关起了门，都躲在床底下，不敢出来。
“不久，我看见十多间茅屋都着火起来，原来日本人已经放火烧屋，接着是女人和小孩的尖叫声。”在大火中他也听到枪声，一小时后，十多间屋子已被大火夷为平地。
辣手残杀妇孺
他继称，不久，他远处看到大约有20多名日本兵离去，至于他们共有多少人，则不清楚。
他说，等到早上10时左右，当日兵离开和没有枪声后，他才敢出来，这时屋子已烧成灰烬，所有的尸体已被烧成焦尸，一堆一堆地，几乎已成灰，除了这些女人和小孩死在屋内，一些妇女在日人放火烧屋时，虽然冲出屋外，往河边逃，但无一能逃过日本兵的枪尖刺刀，都倒在河边的血泊中。
他说，整个村子有200多人，相信生还者只剩下五六人罢了。虽然，在乌鲁槽的华侨殉难公墓，只刻着60多个名字。
他沉思了一会，再接着说，这宗没齿难忘的事件发生后的第三天，他才从其逃出虎口的岳父钟耀和其弟钟左的口中，获悉另一件惨绝人寰、令人发指的惨剧。
原来，在早一天，即20日的黄昏，相信日兵是从布莱山蓄水池一带的山路来到沙河村。
向穴中人猛刺
贺细妹
他说，这些日本人到后，便令全村大约50名男人为他们挖地穴，每个宽约一公尺，共挖了几十个，俟洞穴挖好之后，日兵遂令这些男人把树叶铺在洞穴内，然后，令他们一一伏在洞穴内，背部向上，然后便用枪尖刺刀往他们的身上刺。
他说，他的岳父也和其他的人一样是躺在洞内，只感到颈项后一阵剧痛，便拔足飞逃，幸日兵在他逃走时，并没有开枪，所以才逃出生天。
他解释说，日兵当时没有开枪射杀其岳父，相信是恐怕枪声惊动了躲在屋内的妇女和小孩。
卢礼说，他当时是22岁，太太比他小2岁，其母亲则是45岁。
他接着说，他的岳父和岳父的弟弟都大难不死，过了四年，便双双返回广西省的家乡容县，之后，便没有了音讯。如果他们今天还健在的话，也都是百岁人了。
来自日本的日本历史教育者学艺会一团27人是在团长柳功的率领下，按址前往距离新山27英里的北干那那亲自听取在日军铁骑下受害者的现身说法。
他们一行人也在慰问卢礼过后，冒雨到乌鲁槽的华人义山殉难侨胞公墓拜祭遭日军残杀的殉难者。
在归途中，记者遇到一名受难者的家属贺细妹女士，她对日军的冷血行为，使她在3岁时便失去父爱，毕生难忘。
（参见本节案例167）
33． 1993年4月1日《新明日报》李浩财文章： 《日军活埋我全家》
(新山31日讯)一个年逾七旬的老人，追述起50年前，母亲、妻子、襁褓中的幼儿、弟弟和妹妹当年被日本侵略军活埋的往事，在20多个日本访客和其他人面前，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低头饮泣。
卢礼（左二）在家中接受高岛伸欣（右一）和其他日本人的访谈。左一是北干那那居民阮但，他也是沙河芭劫后余生者。
50年前，卢礼（73岁）和父母、妻子及弟弟，为躲避日本鬼子而深入沙河芭（今甘榜沙哇，离北干那那约四英里），在那里垦荒种粮，并在那里和妻子生养了一个四个月大的男婴，但是没有料到，日本侵略军竟连沙河芭那样偏远荒僻的地方，也没有放过，而于1943年农历十月二十日摸了进来。
当时22岁的卢礼，获得妻子和母亲密告，日本兵士在搜捕男人，嘱他暂勿回家。
“我留在山芭，不敢出去。21日早上七八点，我在山芭看见十多间房屋被大火焚烧，我听到女人和小孩的惊叫声。”
卢礼说，房舍大门被关上，女人和小孩没路逃，钻入床底，房舍被纵火时，往外逃的妇女小孩，被日本兵用枪口上的刺刀刺死，弃尸在河边。
他说，他也听到枪声，过了两个小时（早上10点左右），一切复归沉寂，他和匿身于矮青芭的父亲才敢走出来，与两三个也是躲藏在山芭里的男性（目前不知所踪）拿来锄头，掘坑把死者草草掩埋。
卧房床底焦尸成堆
卢礼说，许多烧死者的焦尸是在卧房床底下发现，相信妇女和小孩被关在房舍里时，躲入床底下，“有的一家大小十人，有的七八人，都被烧死了，烧得面目全非，认不出，我们掩埋了整十堆焦尸，大约有七八十人罢。”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6)
三天后，卢礼的岳父钟耀和钟耀之弟钟左与他见了面，彼此对至亲的被杀害，难掩心中悲痛。
钟耀、钟左告诉他，20日那天傍晚时分，日本兵命令壮丁挖掘壕沟，在地下置放树叶，当时他们不知日本兵的目的，等到日本兵命壮丁躺下约三尺宽的壕沟时，钟耀和钟左迅速爬起来，被日本兵追砍，钟耀的颈项被砍了一刀，但逃脱。
据卢礼说，日本兵没开枪，可能是为了不要惊动屋子里的妇孺，以防她们逃掉。这些妇孺，绝大多数早第二天早上被烧死在屋子里，“男人在壕沟内被刺杀后，屋子里的妇孺却不知道。”
他说，当年他和家人去沙河芭种植的粮食，主要是木薯和番薯。
询及他藏身处与烧杀地点距离多远？卢礼说约有甘兰带（1300余尺）。他猜想日军是经水塘路，从芭屋进入的。
遗骸残缺不全
他透露，钟耀和钟左已于1946年回中国去了，如果现在还活着，已年逾九旬，接近整百岁了，“他们的故乡在广西容县。”
卢礼估计，日本侵略军当年在整个沙河芭，烧死杀死200人左右，虽然洋灰制的墓碑（被殉难侨胞公墓之神位）上的姓名，仅有60多个。
他说，1946年收拾骨骸时，许多遗骸残缺不全，“烧杀当天，许多焦尸都已经无法辨认了，有的几个拥成一团。”
卢礼告诉日本访客，他母亲名罗娇（被害时45岁）、妻子钟碧华（死时20岁，碑上有钟碧华之名）、弟弟卢亚文（6岁）、妹妹卢亚娇（4岁）、幼儿卢亚苟（仅四个月大）。
“我妻子和母亲被拉出屋外……”说到这里，他禁不住眼泪夺眶而出，低头饮泣。卢礼说，他母亲、妻子、弟妹和幼儿是被活埋的。
随日本中学教师高岛伸欣莅访的20多个日本客人（其中多位教师，也有大学生，包括高岛的学生请末爱砂），在时间逼促中向卢礼告辞，即乘巴士折返乌鲁槽二十一碑中华义山，祭拜“被殉难侨胞公墓之神位”。
刚抵达义山，天即下起雨来，时为傍晚六时半，天色灰蒙，阴雨中的义山益显荒凉。日本访客一行人撑伞步向土地祠后200多公尺外的公墓，点燃香烛。
卢礼没有随行，或许他不应再承受追忆往事的悲痛，否则，天会洒下更大更密的雨滴。
日本当年发动太平洋战争的一级战犯，今日，他们的神位安置在肃穆庄严、风雨不侵的靖国神社中，他们被许多日本人拜祭，视为英雄。祭拜者包括当年担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50年前在沙河芭蒙难的族人，除了保存那珍贵的镌上60多个名字的墓碑外，或许应有个较入眼的纪念碑？
（参见本节案例173）
34． 《文德里徐旌水揭蝗军兽行祖父遭遇活生生灌水而死》
徐旌水
（直凉5日讯）彭亨文德里讯村民徐旌水今日向报界披露，其祖父徐德在日本蝗军占领马来亚时，遭蝗军惨无人道的手段灌水而死，死后连尸体都不知被埋在哪里。时至今日，虽相隔50年，惟每月初一、十五，向祖先灵前上香时，即想起祖父的不幸遭遇下场，悲从中来！
蒙难者徐德，原籍广西，他是于1943年10月29日在文德甲游艺场游乐时，被蝗军雇用的人员带往见日本蝗军长官，过后就活生生的被蝗军灌水以致死亡。
徐德当时居住在文德甲客家村，即当今的文德甲旗山花园后面，遇害时年高56岁。
徐旌水今日披露其祖父徐德不幸遭蝗军灌水死亡时指出，蝗军未占领马来亚之前，他的祖父和他的父母（徐信，韩英）及其兄弟妹，举家居住文德甲客家村，以务农种菜养猪，过着农民生活，在日本蝗军占领马来亚后，由于米粮缺乏，其家人将自己拥有的种菜土地改为种稻，开发土地种植其他土产，当时的生活，粗茶淡饭，尚不成问题。
他表示，其祖父是一乐观者，每日上午协助家人务农后，总喜欢在中午饭后到街市走一趟，就在1943年10月29日那天，其祖父在当时的文德甲游艺场游乐时，被蝗军雇用人员带往见日本蝗军长官，被遭活生生的灌水以致死亡，从此一去不回，连其祖父的尸体埋葬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说他的祖父是一位与世无争、安分守己的乐观农民，也会遭蝗军随意将此好人灌水至死亡，可见当时蝗军是那么惨无人道。
他申诉，日本政府无论现在或将来，都无法逃避在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犯下的错误，因为蝗军当时所干的事无法无天，不分皂白，老幼大小，格杀勿论，如此惨无人道的行为，是人都不会原谅的。
徐旌水认为，日本当局必须负起在占领马来亚时期所犯下的血债，不但给予蒙难者家属合理的赔偿，更须要向蒙难者家属或蒙难的阴魂公开道歉，以消除这场不幸遭遇所留下的仇恨史！
（参见本节案例182）
35． 《日军活活杀我妻儿血债缠老汉40年》
（吉隆坡27日讯）两次从日军刀口逃生，对40年前的血债耿耿于怀，一名白发老者愤愤不平现身说法，怒揭日军暴行。
林金帝提起被日军迫害的前尘往事，仍激动不已！
“娇妻与稚子被日军活活刺死与烧死，自己也在日军百般折磨下几乎人头落地……”这些有如电影中的残酷情节，却活生生的发生在林金帝身上！
现年75岁的林金帝虽然已白发斑斑，老得掉了牙，但提起这一笔血海深仇就热血沸腾与激动异常。
由孙建成发起的日治时期受害者委员会日前呼吁受害者，现身指证日军40年前侵略马来西亚半岛犯下的罪行，以向日本政府索取赔偿。
林金帝向本报申诉自己在日治时期“死过翻生”的遭遇时叙述，他还清楚记得23岁时他住在霹雳美罗，当时日军诬赖他是“抗日军”，将他抓去受刑逼供，被日军灌水进肚痛苦得死去活来，最终将他捆绑等候斩首。
不过，林金帝这次却大难不死，他与其他几个被日军陷害的人士，在深夜时，乘着守岗的日军熟睡时，自行松绑，跳进打巴河避过枪林弹雨逃命。
然而，成功逃生的林金帝回家后面临另一个更沉重的打击，他的妻子与仅出生几个月的男婴竟遭惨无人性的日军刺死及烧死了……一夜之间丧妻失子，林金帝对这残酷的一幕悲愤万分，也毕生难忘。
两度逃生
林金帝在万念俱灰之下到了火车站，准备乘搭火车逃走，就在这时，他又遭日军发现抓回去。
“这次我以为自己必死无疑了，那些‘日本鬼仔’竟然斩了别人的头后，将血淋淋的头颈放在我头上吓唬我，因我是在死囚行列中排最后尾的一个……”
胆小的人可能已被吓破了胆！但林金帝并没有被吓死，虽然他感到极度害怕，但求生的意念还是很强烈。
“这一次，我也是乘着日军打瞌睡时，自行挣扎松绑逃到打巴河跳河逃命。”
逃过两次死劫对林金帝来说可谓是不幸中的大幸，他逃到森林加入抗日军，展开与日军继续对抗的地下活动！
（参见本节案例185）
36． 1994年4月18日《南洋商报》： 《日军屠杀三口血淋淋惨剧没齿难忘——仁丹练家索血债》
练康遗容
练炳舟遗容
（仁丹17日讯）虽然日本蝗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干下的杀害无辜暴行已相隔数十年，但对不幸罹难者的后代及家属而言，这人神共愤的血泪史除了感到痛心疾首外，心里的创痛是永远无法止息的，尤其是清明节祭拜被杀害的至亲时，心里头的气愤更是难平。
受人尊敬的上吡叻仁丹侨领练康，其堂弟练林及长子练炳舟，就是在日治时期被蝗军套以莫须有的罪名施以酷刑，拷打，灌水后，就地枪杀。
这三名受害者练康，当年59岁，是仁丹华人侨领，被英属政府委为华人彭古鲁，也是仁丹公立学校董事长，在1942年4月19日受到驻守高乌区日军肃清拘捕，诬告捐款救济中国打日本，不幸惨遭无辜杀害。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一：新闻报道(17)
练林，当年53岁，在1942年4月18日，被施以极刑后押往高乌地方法庭左侧荒地枪杀。
练炳舟，当年26岁，为练康长子，受到同样的不幸遭遇，在高乌地方法庭左侧荒地被日军开枪杀死。
48小时失3亲人
根据上吡叻，仁丹练氏家族代表练炳球校长（前大马篮球国际裁判）向报界投诉，在日治时期，日本蝗军以莫须有之罪名，在48小时内杀害其家族3名当家成员，顿时使到两个家庭陷入困境，这血淋淋的悲局，使其家族各成员没齿难忘。
练校长严正地向日本当局提出控诉，并要求有关当局还他家族一个公道。
讨公道索偿
练校长除了把其家族三名成员的不幸遭遇公诸于世外，也已申请加入由孙建成领导之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筹委会，向日本首相署讨回公道及血债赔偿。
练校长也同时呼吁蒙难家属挺身而出提出申诉。
练校长说，其先父练康，是练氏家族的核心人物，也是一名建筑承包商，深受各阶层人士尊敬，为地方作了不少贡献，当年，在日军的一项肃清行动中被拘捕，押往高乌拘留所，受尽折磨，灌水拷打，严刑逼供，始终顽强不屈，于1942年4月19日蒙难，令亲友惋惜悲痛。
练林遗容
蝗军害惨家破人亡
练康堂弟练林是一名奉公守法之工人，亦受到同样的遭遇，于1942年4月18日被蝗军残杀，遗下孀妻及一男一女，使这个家庭陷入家破人亡之境。光复后，其妻含恨而终，姐弟俩各分西东，其独子练虾，现居住新加坡，为一名音乐师。
练康长子练炳舟被拘捕后也逃不过劫数，与父同时同日惨遭杀害，遗下孀妻及一男练再新，现居仁丹。
遗下寡妇和八子女
练校长悲痛的追忆令人发指的往事时说，其先父的不幸遭害，令到母亲及八名兄弟姐妹，如在十字路口中，不知何去何从，当时的苦难幸好在两名堂兄的协助下，方能度过漫长的三年八个月苦难日子。
练氏家族不幸遭遇及悲惨家变，令人不胜唏嘘，如练老先生于黄泉之下，得知日寇之惨败降服，也许可以瞑目。
（参见本节案例188）
37． 1994年6月29日《中国报》文章： 《一家三口遭“蝗军”杀害钟天彬向日本索赔》
（庇朥28日讯）来自沙巴州山打根的钟天彬（57岁），特地前来瓜拉庇朥会见马来西亚（半岛）日本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协会筹委会主席孙建成，投诉父母及姐姐一家三口在当年遭日本蝗军杀害的惨剧，同时参加该“蒙协”的行列，以便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血债赔偿。钟天彬
钟天彬指出，日本占领我国时期，他们一家五口原是居住柔佛州古来勿刹的东山园，父亲钟生与母亲林妹是在马赛路石山工作，其姐姐钟女当年是16岁，哥哥7岁，他则只有4岁而已。
1942年4月份的某一天，有一大队日本蝗军进入东山园候，并命令全村大约300余名的男女老幼，必须立即前往附近的“小店仔”集合，以等待日本军官分发良民证。
结果当天被蝗军召去的村民，全部都一去不回来，后来事实证明所有男女老幼村民都被毫无人性的日本兵屠杀了。
召集村民
他表示，当天他能够从死里逃生，完全是托救命恩人张娘的福，以及一位“有天良”的日本兵所给予的机会。
根据张娘在后来告诉钟天彬说，当天蝗军下令召集所有村民时，张氏刚好已经离家外出，而钟氏与哥哥则留在家里，由于张娘是他们的亲戚，当她回家时，知悉日本军队有下命令召集村民，而其丈夫也已经去报到，她以为不去是不行的，又见钟氏兄弟仍留在家，便好意地背着钟氏，另左右手则牵着她的孩子和钟氏的哥哥，朝“小店仔”走去，以便也能领取良民证。
当行到途中，遇到一位“有天良”的日本兵，示意他们别向前走，尽快折回去躲避，虽然该名日军没有说明前往集合处会去“送死”，但是看那时的情况的确是有些不妙，因为当时张氏已听到阵阵的枪声正从远处传过来，张氏于是立刻带众人回头，并躲藏在附近的丛林里。
逃出生天
一直等到傍晚时分，还不见有任何村民从集中处回来，很肯定的是全部都被枪杀了，而他们四人却幸运地逃出了生天。
张娘指出，其姐姐当时是女扮男装躲在家里的冲凉房，可能是在其父母被日军召去后，被蝗军发现芳踪而辣手催花，加以先奸后杀。
他指出，近年来他从报章上获悉孙建成仗义执言，一而再、再而三地为蒙难者家属伸冤，并领导“蒙协”进行向日本政府索取合理的血债赔偿，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令人钦佩，并值得蒙难者家属给予全力支持，以实际行动力争到底。
（参见本节案例197）
第三部分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
日侵时期新马华人受害调查二、 “死亡铁路”华人受害调查二、 “死亡铁路”华人受害调查
陈来
1． 蒙难者：
陈平，男，30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陈平之子陈来（Chan Loy），50岁，身份证号3810616，胶工，祖籍广东惠阳淡水，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黄梨山。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父亲是陈平，听我母亲说那时我父亲才30岁，我们一家住在黄梨山，种植木薯、番薯、黄梨和其他的农作物等。1942年底，他在马口街上被日本兵捉去。听说是送去金马士，然后被送去泰国修铁路，就这样没有回来。根据战后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说，我父亲因为脚部溃烂没有药医治而死在那里。他们告诉我母亲说，有时候，我父亲被日本兵无缘无故地拳打脚踢。那里的生活非常恐怖。当我父亲离家后，我母亲就必须承担整个家庭的重任，在我父亲离开的那段日子，她忍受巨大的伤痛。谁让我们这么痛苦？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陈天送
2． 蒙难者：
陈新，男，40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陈新之侄陈天送（Chan Thln Soong），51岁，身份证号3814722，什工，祖籍广东淡水，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黄梨山。
蒙难地点： 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叔父和我父亲陈生住在马口黄梨山，以种农作物为生，种些木薯、番薯、黄梨等。1943年的某一天，我叔父到马口在街上和其他人一起被日本军捉去坐火车送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他已40岁。他的死是由于无法忍受死亡铁路的艰苦生活，在工作期间他尝尽了日本人的虐待。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叔父的死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7日。
赖三昧
3． 蒙难者：
赖某，男。
投诉人资料： 赖某之子赖三昧（Lye Sam Mol），51岁，身份证号2012944，胶工，住址： No.25C，Batu Bahar,Bahau,N.Sembilan。日占时住址： Bukit Keledek Estate,Ayer Kuning,N.Sembilan。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赖三昧，51岁。1943年，我的父（母）亲住在Bukit Keledek Estate,Ayer Kuning,N.Sembilan做胶工。大约是1943年7月的某一天，我父亲被日军抓到泰国去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不久，听一位从泰国回来的工人说，我父亲在工地受伤之后由于缺少药品而过世了。从那以后，我们家就陷入了贫穷与困难之中： 没有自己的房子，没有足够的食物，在我们的童年时代必须与生活抗争，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由于饥饿，甚至我的一个妹妹不得不被他人收养。为什么我们必须承担这些不幸？直到今天，我心中仍充满着仇恨与痛苦。如果日本人没有侵略我国，所有的这些痛苦都不会发生。所以，从人道主义出发，日本政府应对受害者的子孙给予赔偿。或许这样能够减轻那些痛苦心灵所遭受的创伤。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9日。
李浩
4． 蒙难者：
李旺，男，35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李旺之子李浩（Lee Hau），50岁，身份证号3564419，胶工，祖籍广西陆川。住址： 113，Kg Baru Air Titan Bahak N.S.，邮编72120。日占时住址： Johore（柔佛）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李浩，我父亲名叫李旺，住在柔佛也各。1943年4月，我父亲被日军抓夫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根据战后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所说，我父亲死于疾病。他们告诉我母亲，我父亲被日本人虐待，几乎没有食物吃，没有衣服穿。那里的生活非常艰苦。父亲被抓走后母亲生活得十分困难，她不得不担起家庭的重担，靠种蕃薯、养鸡及拿鸡蛋去卖来维持生活。等我长大后，母亲对我说，我父亲被捉去建死亡铁路还没有回来，她辛辛苦苦地把我养大，我们都很痛苦。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何亚细
5． 蒙难者：
何镜文，男，30岁，经营香烟。
投诉人资料： 何镜文之子何亚细（Ho Ang Au），51岁，身份证号2484974，胶工，祖籍广东。住址： 1.KG Banu Mahsan Bahau N.S., Malaysia，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38英里。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38英里，我父亲何镜文被日军抓夫抓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也失去了父亲。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死于疾病。因为那里没有任何药品医治我父亲的疾病，生活也非常艰苦。日本人经常虐待那些强制劳工，只要一不高兴就会对他们拳打脚踢。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我母亲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日本人占领期间，我们过着悲惨的生活。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9日。
姜金山
6． 蒙难者：
姜祥，男，33岁，种菜。
投诉人资料： 姜祥之孙姜金生（Kiang Kam Sang），47岁，身份证号2010344，胶工，祖籍广东信宜。住址: No.22 Taman Bahau Bahau N. 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埠巴都巴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埠，我祖父姜祥被日军抓夫用火车送到金马士，然后到吉隆坡，最后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他33岁。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祖父在修筑死亡铁路时，被日本人拷打过。那里工作条件很艰苦，他无法忍受，又没有足够的食物，住的地方也很差。我祖父的死是因为没有任何药品医治他的疾病，死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祖父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8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
谭观金
7． 蒙难者：
谭发，男，36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谭发之子谭观金（Tam Kuan Kam），57岁，身份证号2484490，胶工，祖籍广府。住址： No.19 Taman Bahau Bahau N 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埠巴都巴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2）年，在马口，我父亲谭发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他36岁。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因为没有任何药品医治他的疾病而死。他们告诉我母亲说，日本人虐待我父亲，还拷打过他。那里生活很艰苦，对劳工来说那里就像是地狱。我父亲被抓走后，家中生活的重担落在我可怜的母亲身上，她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遭受的磨难做出一个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何柏岭
8． 蒙难者：
何文，男，32岁，卖烟。
投诉人资料： 何文之子何岭（Hoo Pak Ling），52岁，身份证号410218055023，木工，祖籍广东。住址： No.67 Kg Baru Mahsan Bahau N.S., Malaysia，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庇捞路三十八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2)
投诉内容： 1943年，在马口庇捞路三十八埠，我父亲何文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因患疾病而死。他们告诉我母亲说，那里的生活很恐怖，没有足够的食物，没有睡的地方，没有穿的衣服，劳工经常被虐待。对劳工来说那里就像是地狱。我母亲不得不担负起家庭的重担，过着悲惨的生活。童年时代，我们没有衣服穿，也没有接受过教育。我要求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对我深爱的父亲的死及我们所遭受的磨难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5日。
李友文
9． 蒙难者：
李友，男，28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李友哥哥李友文（Lai Yen Nan），85岁，身份证号1302490，祖籍广西。住址： 8.Kg Baru Mahsan Bahau N .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Pilah。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庇朥，我弟弟李友被日军抓夫用火车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时我弟弟还没有结婚，都没有后代。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人说，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我弟弟被日本人拷打。他总是生病，后来因为无药医治而死。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深爱的弟弟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黄友
10． 蒙难者：
黄友明，男，35岁，杂工。
投诉人资料： 黄友明哥哥黄友（Wong Yew），80岁，身份证号2485069，杂工，祖籍潮州。住址： 49A.Kg Baru Mahsan Bahau，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38埠庇朥路。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9月20日，我弟弟黄友明在家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弟弟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因为没有任何药品医治他的疾病而死。在那里日本人虐待我弟弟，没有衣服穿，没有食物吃。我作为他的哥哥要求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对我所深爱弟弟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6日。
谢义生
11． 蒙难者：
谢行甫，男，45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谢行甫之孙谢义生（Che Nee Sang），42岁，身份证号4200235，胶工，祖籍广西。住址： C.2.Ldg Bahau N.S.，邮编72110。日占时住址： 金马士亚逸君令双溪拉玛。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10月中旬，在亚逸君令双溪拉玛，我祖父谢行甫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得知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死了。残忍的日本人拷打过我祖父。在那里，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无法承受艰苦的工作环境，因此病倒并去世。现在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祖父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卢荣
12． 蒙难者：
卢富，男，36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卢富之子卢荣（Lo Weng），65岁，身份证号2014001，祖籍广西。住址： A 19 Pak Ka Choon Bahau N. 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笨打利胶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笨打利胶园，我父亲卢福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曾经和我父亲一起的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了。我总共有五个姐弟，是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被抚养大的。因为太穷，以至于我母亲没有让我们上学。为了把我们抚养大，她不顾身体劳累。谁应该对我们所遭受的磨难负责？当然是日本人。我要求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出发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5日。
何亚九
13． 蒙难者本案投诉内容同本节第5个案例，因投诉人不同，故保留。：
何镜文，男，30岁，经营香烟。
投诉人资料： 何镜文之子何亚九（Ho Ah Kaw），50岁，身份证号3560604，机器工，祖籍广东。住址： No.1 Kg Baru Mahsan Bahau N 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38英里。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在马口38英里，我父亲何镜文被侵占马来西亚的日军抓夫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死于疾病。他们还告诉我母亲，日本人经常虐待我父亲，几乎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那里的生活就像在地狱里一般。那时许多人因为缺少药品医治疾病而死于各种各样的疾病。我父亲被抓走后，为了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我母亲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我们要感谢我伟大的母亲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悲惨的生活都是由日本人所造成的。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苦难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8日。
李平珍
14． 蒙难者：
钟易明，男，41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钟易明之妻李平珍（Lee Ping Chan），74岁，身份证号7724716，祖籍广东。住址： 马身花园64号，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榕桔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榕桔园，我丈夫钟易明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丈夫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于疾病，死在哪里也不知道。生前经常遭受日本人的虐待，在他生病的时候，几乎没有药品用来治疗。我丈夫被抓走后，我不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自此过着艰难的生活。我的孩子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他们几乎没有受过教育。谁使我们生活如此困难？就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们遭受的磨难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9日。
陈金生
15. 蒙难者：
陈南，男，30岁，农夫
蒙难地点： 柔佛甫来。
蒙难时间： 1944年。
投诉人资料： 陈南之子陈金生（又名亚生）（Chan Ah Sang），52岁，卡车司机，祖籍广西，身份证号3570560，住址： 63 Sua Grensing, Ayer Kuning, Rantau, N. S.，邮编71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柔佛甫来。
投诉内容： 我1941年12月12日出生于柔佛（Johore）。当年我们家住在柔佛州甫来山下，我和我的父母及姐姐住在那儿，我母亲的名字叫Lam Lan。1944年，在日本撤出马来西亚之前，他们从我们村逮捕了15到20个人到他们的军营，并把他们带到泰缅边界修铁路，我的父亲就在这些被捕的人当中。日本人撤走后，那些被抓去泰缅边界的人就回到家中与亲人团聚，但我们村的人一个都没回来。我们从那些回来的人口中得知，我们村的那些人全死了。我亲爱的父亲就这样在日本人的驱使下，把性命丢到了泰缅边界。我们经常谈起这件事，我母亲因为我父亲的死而一直痛苦万分，最终她也去世了。这些事情都是我的母亲和邻居告诉我的。我的姐姐也因此吃了许多苦，因为母亲无力抚养，在此期间，母亲把她卖给了别人家。我想通过以上的细节说明，我的家被日本兵给全毁了。我要就我的巨大损失向日本政府索赔。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4日。
邱洪
16． 蒙难者：
邱乾，男，34岁，胶工。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3)
投诉人资料： 邱乾之子邱洪（Hew Foong），63岁，身份证号2481133，退休。住址： No.5，Jalan Tan 2110，Taman Tuanku Ampuan Naji Hah Sungai Guout，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邮编71450。日占时住址： （1942年尾）士毛月老同，园丘。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蒙难时间： 1942年尾。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笨打利胶园，我父亲邱乾被日军用军用卡车强迫拉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父亲在那里被日本人虐待。生病也没有药品治疗，最后惨死在那里。父亲被抓走后，为了支撑整个家庭，我母亲不得不努力工作，她很辛苦。当时我12岁，妹妹邱月芙才9岁，也必须忍受这种磨难。我们这一生的痛苦都是日本政府一手造成的，使得我们家破人亡。如今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遭受的磨难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瞿汉仁
17． 蒙难者：
翟定，男，驾驶员。
投诉人资料： 翟定之子翟汉仁，56岁，身份证号1215449，经营果苗场。住址： Sungei Purun Estate Batu19 Semenyih Selangor，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Sungei Purun Estate Semenyih Selangor。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6月12日，我父亲翟定被日军强迫拉夫去修筑死亡铁路，和他一起的还有其他人。我所深爱的父亲被抓走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他的一些朋友告诉我们，在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他死去了。在那里，他劳累过度，生病也没有人照顾，活活病死在工地，可以是说是日军变相的谋杀。我有9个兄弟姐妹，都由我母亲照顾。你能想像我们幼年时代的生活吗？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根本就没有机会接受教育。我们很小时就不得不工作来维持生存。我们应该谴责谁？是那些日本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家庭所遭受的伤害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月29日。
辜炳煌
18． 蒙难者：
辜某某。
投诉人资料： 其子辜炳煌（Koh Pen Fong），59岁，身份证号340928105063，胶工，住址： 167 Kg Baru Ulu Langat Semenyih Selangor，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士毛月。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死亡时间： 1942年底。
投诉内容： 1942年，我父亲被日军逮捕并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从他朋友那里得知，他已经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对我父亲的死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叶乔仔
19． 蒙难者：
叶锦生，男，76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叶锦生之子叶乔仔（Yap Keow Chai），54岁，身份证号2672600，胶工，祖籍广东淡水。住址： 士毛月新村门牌No.97号（No.97，Kampung Baru，Semenyih，Selangor，West Malaysia），邮编71450。日占时住址： 士毛月。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因为建筑“死亡铁路”得病亡故。
蒙难时间： 1942年尾。
投诉内容： 我父亲叫叶锦生，出生于1898年12月12日，是死亡铁路受害者之一。1942年，他和Lam Yin Chon先生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国边界的Burma修筑死亡铁路，1945年就回来了。事实上，在他回来之前，在那里工作的时候已得了轻度感冒。不幸的是，1945年回到马来西亚后，病情加重，经短期治疗，似乎并未好转。医生说他实际上已得了肺结核，已没有治愈的希望。因为患病，父亲不能工作，我与母亲不得不照顾他，直到1976年12月9日他去世。自1945—1976年期间，我们花费了5—6万马来西亚林吉币，其中包括了父亲的丧葬费。在这里，我期望日本政府对我们所遭受的磨难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廖亚荀
20． 蒙难者：
Liew Mok Sang，男。
投诉人资料： Liew Mok Sang哥哥廖亚荀，身份证号3811511。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弟弟Liew Mok Sang被强迫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和他一起被抓走的还有他的朋友Lim Yeng Cheng先生。这位先生说，我弟弟在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已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爱的弟弟的生命给予合理的赔偿，日本政府应对此付出代价。
投诉日期： 1994年1月29日。
李思才
21． 蒙难者：
李苟，男，1923年生，胶工。
投诉人资料： 李苟之侄李思才（Lee Soo Choy），58岁，身份证号2705357，胶工。住址： 104 New Village Semenyih Selangor，Malaysia，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雪兰义士毛月新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的叔叔李苟，出生于1923年10月18日，是死亡铁路的受害者之一。1942年，他和Lam Yin Chon先生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国的Burma修筑死亡铁路，1945就回来了。回来时身体很虚弱，因为叔叔的腿受了伤，无法正常活动，因此，也无法工作。由于他仍是单身，在1945—1972年期间，母亲和我不得不照顾他，直到1972年10月24日他去世。在这里，我期望日本政府对我们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1日。
陈友权
22． 蒙难者：
陈Sak，男。
投诉人资料： 陈Sak之侄陈友权（Chin Yoo Kneng），身份证号2705265，胶工。住址： 45，Main Road，Semenyih，Selangor Malaysia，邮编435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告诉你的是关于我叔叔陈Sak的事，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的1942年6月，他被日军逮捕送到泰国，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希望你们能帮助找到证据，并要求合理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3月19日。
曾珠生
23． 蒙难者：
曾Seng Fatt，男。
投诉人资料： 曾Seng Fatt之侄曾珠生（Chang Chin Cheng），身份证号3979092。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叔叔曾Seng Fatt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和他一起被送去的人说，他死于疾病。他不能忍受那里的生活，一直生病，几乎没有药品来治疗，最后就死了。作为他的侄儿，我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叔叔的死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
叶芳
24． 蒙难者：
叶林，男，胶工。
投诉人资料： 叶林弟弟叶芳（Yap Fong），70岁，身份证号3397724，住址： No.118 Pekan Salak，Sepang，Selangor Malaysia，邮编43900。日占时住址： 士毛月黄华公司。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军已经占领了马来西亚。住在园丘的许多20多岁的华人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缅边境修筑铁路。1943年，我哥哥被抓走了，就再也没有回来，也未和家人联系。日军投降后，只有少数幸存者回到了士毛月，他们说我哥哥双腿患有疾病，由于缺乏药品和治疗，溃烂而死在边境。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2）
邓传生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4)
25． 蒙难者：
邓权，男，32岁，工人。
投诉人资料： 邓权妻子Wong Yew，78岁，身份证号2704365。邓权的儿子邓传生（Then Chon Sam），52岁，身份证号7929486，杂工。住址： NO.114，Kampung Baru，Semenyih，Selangor Darul Ehsan，Malaysia（雪兰义士毛月新村门牌—NO.114），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士毛月Sungai Purun园丘雪兰义。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们居住在Sungai Purun，Semenyih，Selangor。那时，我丈夫年仅32岁，我28岁，已经有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2岁。我丈夫被捉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那段时间，我过着艰苦的生活。和他一起被送到那里的一个同胞，最近已经去世了。我希望日本政府做出公平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1日。
丘亚年
26． 蒙难者：
丘Chong，男，30岁，身份证号0569958。
投诉人资料： 丘Chong之子丘亚年（Kau Ah Yen），身份证号7632880，住址： No.129，Ladang Sg，Purun Estate，Semenyih Selangor Darul Ehsan，Malaysia，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Sungai Purun，Semenyih，Selangor。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回来后亡故。
投诉内容： 我代表我三年前死去的父亲丘Chong。1942年，我们居住在Sungai Purun，Semenyih，Selangor。当我父亲被日军送到泰国时，他年仅30岁。他被日本人强迫送到泰缅边界的死亡铁路为日本人工作。(奇*书*网.整*理*提*供)他离开后，我家就陷入了困境，特别是两个哥哥都死于疾病。我父亲在那里经受了很多痛苦，生活很艰苦，有时工作后也没有吃的。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们所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5日。
张思平
27． 蒙难者：
张金仔，男，19岁。
投诉人资料： 张金仔弟弟张思平（Chong Soo Phin），60岁，身份证号0570451，祖籍广东。住址： No.304，Kampong Baru，Semenyih，Semenyih，Selangor Darul，Malaysia，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士毛月无来岸路大港住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代表在泰国边界为日本人修筑死亡铁路而死去的哥哥，他叫张金仔。在士毛月无来岸路大港住加，后被日军警探抽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和他一起被送到那里的一个叫Lam Yin Chan（身份证号2704182）的同胞一直活到现在。他现住在No.282，N/Village Semenyih，Selangor，他可以证明这是事实。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4日。
陈土金
28． 蒙难者：
陈登，男，30多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陈登之子陈土金（Cheng Toh Kim），58岁，身份证号2705498，祖籍惠州。住址： B8，Kg，Baru，Semenyih，Selangor，雪兰义州士毛月新村B8号，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雪兰义加蕉。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7月或8月，在雪州加蕉，我父亲被征召前往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客死异邦。我要求日本政府基于人道立场予以合理的赔偿。1942年，我叔叔陈Ting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他得以幸存，战后返回了家乡。所有的强制劳工都得忍受日本人的虐待。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很多人都死了。因为他们无法承受那里的恶劣的工作环境。那里几乎没有任何药物治疗疾病。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叔叔所遭受的痛苦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26日。
孙玉清
29． 蒙难者：
孙九，男，72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孙九之子孙玉清（Soon Yok Jin），44岁，身份证号7725078。住址： 雪兰义州士毛月有才花园4路58号，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雪兰义州士毛月新笆桑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回家后亡故。
投诉内容： 我父亲孙九（2990117）是死亡铁路受害者之一。1942年，他被日军强迫抓夫送到泰缅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他在那里工作了三年。当他1945（6）年回来时，由于在那里工作非常辛苦，没有饭吃，身体非常虚弱并且经常生病。正是因为他的虚弱，这些年他不能工作，因此在他去世前，他不得不依靠我照顾，赡养，看病。两年前他去世。从1945年到他去世的那段时间里，我花费了5—6万马来西亚林吉特币，其中包括丧葬费。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们这么多年来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6日。伦九
30． 蒙难者：
伦Choy，男，68岁（1977年时），工人（建筑死亡铁路）。
投诉人资料： 伦Choy之子伦九（Loon Kaw），63岁，身份证号300614015093（3600379），祖籍广东。住址： 6347 Jin Jatan 5 Tmn Intan Jaya，Mersing Johor。邮编86800。日占时住址： Kluang叶豆沙村。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回来后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父亲伦Choy被日军强迫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他说，在那里的生活非常恐怖，对强制劳工来说，那里就像是地狱。很多强制劳工都死于各种各样的疾病。这些可怜的工人没有药物治疗。战后，那些比较强壮和能够忍受虐待的人得以幸存，并回到国内。我父亲是这些幸运的人中的一个。他受了很多苦。作为他的儿子，我要求日本政府对他所遭受的苦难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日。
刘雁青
31． 蒙难者：
刘Choo，男，18岁。
投诉人资料： 刘Choo哥哥刘雁青（Low Kam Chin），65岁，身份证号2705177，住址： Batu 6，Sungei Gadut，Railway Track Sides，Negeri Sembilan Darul Khusus，Jalan Tampin，Seremban N.S.。日占时住址： Broga（Kampung）。
投诉内容： 1942—1943年日占期间，我和家人居住在Broga（Kampung）。我弟弟刘Choo，当时只有18岁，我们为日本人修建铁路。后来我和弟弟回家到Setul Mantin N. Sembilan，那时我弟弟还是没有结婚。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5日。
严生
32． 蒙难者：
严朋，男，什工。
投诉人资料： 严朋之子严生（Yan Sang），60岁，身份证号2473764，祖籍广东。住址： NO.21号叻务八条石芙蓉森美兰(No 21, 8th Mile Labu Road，Seremban)，邮编71900。日占时住址： 叻务八条石Kirby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严生。1943年，我11岁时，我父亲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在那之前，我父亲在Kirby Estate at Batu 9 Labu Road, Negeri Sembilan做什工。我父亲是家中惟一的男丁，为了抚养我和我母亲，我父亲必须辛苦工作。那时我家居住在Kirby Estate。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家一个邻居叫Foonf Kuan，他也在Kirby Estate做什工，和我父亲一起被强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我和我母亲从此就再也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自父亲被捉走后，我母亲不得不面对那段困难的日子，没有足够的食物，我们依靠亲戚、朋友给的一些食物和我母亲种的木薯等生存。我们要求日本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6日。
封贤才
33． 蒙难者：
封群，男，45岁，什工。
投诉人资料： 封群之子封贤才（Fong Ng Choy），61岁，胶工，身份证号2007150，祖籍广西。住址： No.2128 Taman Bukit kaya,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邮编70200。日占时住址： 叻务八英里。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5)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封贤才。1943年，我12岁，我父亲被日军强迫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消息。在那之前，我父亲在Kirby Estate, Jalan Labu 9th Mile, Negeri Sembilan做什工。我父亲是家中惟一的男丁，为了抚养我和我母亲，我父亲必须要辛苦工作。那时我家居住在Kirby Estate。日本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家一个邻居叫Yam Pian，他也在Kirby Estate做什工，和我父亲一起被强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我和我母亲从此就再也没有父亲的任何消息。我们要求日本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0日。
曾国赞
34． 蒙难者：
曾国传，男，32岁，种植。
投诉人资料： 曾国传弟弟曾国赞（曾亚旦，Chan Ah Tan），69岁，身份证号1990241，祖籍福建厦门。住址： 马来西亚马六甲州亚罗牙也县林鲁新村，邮编78000。日占时住址： 马来西亚马六甲州双溪南湄。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哥哥曾国传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我从战后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那里得知，我哥哥曾遭虐待。他生病也没有药物治疗，最后在那里死去了。作为他的弟弟，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爱的哥哥的死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0日。
黄娇
35． 蒙难者：
黄光年，男，35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黄光年之子黄娇（Wang Kiaw），53岁，政府公务员，身份证号2484961，祖籍惠州。住址： No.52 Kampung Bahau Mahsan Bahau，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二马路。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黄娇。母亲告诉我，在1941年时，我们居住在马口二马路，以种菜为生。1942年三四月间，我父亲黄光年被日军抓夫用卡车载到金马士，以后用火车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战后也没有回来。从死亡铁路返回的我父亲的朋友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了。他被日本人虐待，没有食物吃，身体一直不好，无法承受那里的工作环境，一直生病，没有药物医治，最后死了。在家里，我可怜的母亲为了整个家庭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没有父亲总是很伤心。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整个家庭所遭受的磨难做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0日。
李玉英
36． 蒙难者：
Kan Ah Heng，男。
投诉人资料： Kan Ah Heng之妻李玉英（Lee Yoke Yen），身份证号3563823，住址： 49 Fv KG. China, Bahau,N.S.。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4年，我丈夫Kan Ah Heng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我得知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了。失去我深爱的丈夫，我不得不设法抚养三个孩子。我没有足够的钱抚养他们、买衣服给他们、让他们接受教育，以及支付医药费。谁应该对我所遭受的磨难负责？当然是日本人。我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丈夫的死及我所遭受的磨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2年12月22日。
陶清妹
37． 蒙难者：
陶计，男，34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陶计之女陶清妹（Thow Chin Moi），54岁，身份证号2025840，祖籍惠州，住址： No.41 Batu 8th, Jalan Labu,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邮编71900。日占时住址： 士毛月老园丙公司。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铁路，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现在53岁，住在Labu New Village, Seremban,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在这之前，我全家居住在士毛月老园丙公司（Old Rubber Estate at Semenyih, Selangor）。我父亲叫陶计，是割胶工，有六个孩子。Wong Kew和我父亲一起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做苦力，修筑死亡铁路。等到和平以后，他（Wong Kew）平安的回到了马来西亚，而我父亲却没有回来。我不知道是否是我父亲腿断了，或者是得了其他疾病，或者是死在那里了。自从我父亲死后，我们兄弟姐妹不得不照顾我多病的母亲和祖母，就像当初她们照顾我们一样，因为是她们在非常困难的时期把我们抚养大的。我现在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1日。
钟娣
38． 蒙难者：
钟生，男，36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钟生之女钟娣（Choong Thai），63岁，身份证号2477118，无工作，祖籍广东惠州，住址： 8 K.G. Baru Mahsan, 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2号路Bahau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钟娣。1943年7月，在马口，我父亲钟生被日军抓夫用火车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回来。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5日。
李娣
39． 蒙难者：
李安，男，39岁，杂工。
投诉人资料： 李安之女李娣（Leh Thye或者Lem Thye），69岁，身份证号2484928，住址： 30 K.G. Baru Mahsan, Bahau, Negeri 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阿依坤领。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们住在阿依坤领（黄楼公司）。1943年，我父亲李安被日军强迫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战后也没有回来。那时我17岁，本来我和我弟弟的名字已经被日本人写了，准备拉上车带走，后来有两位印度人要陪他们的父亲一起去，所以就让他们去了。我母亲从战后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那里得知，我父亲已经死在那里了。我父亲曾被日本人虐待、拷打，住的地方很差。我父亲身体一直不好，无法承受那里的工作环境。生病也没有药物来治疗，最后就死了。我父亲走了以后，我可怜的母亲为了养活家人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是家中最苦的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爱的父亲的死及我们所遭受的磨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张木娇
40． 蒙难者：
张汉平，男，37岁，杂工。
投诉人资料： 张汉平之女张木娇（Chung Mok Kiew），57岁，胶工，身份证号2485027，祖籍广东。住址： No.61 K.G. Baru Mahsan, 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榕吉。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家住在榕吉，以割胶为生。1942年中，我年仅7岁，我父亲张汉平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边界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战后返回马来西亚的那些人说，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了。他曾遭日本人虐待。没有食物吃，而且总是生病，但是那里没有药物用来治疗这些疾病，很多人就是这样死的，我父亲也是死于疾病。我父亲被抓走后，可怜的母亲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辛苦的工作，她所受的苦难最多，没有什么能够弥补的。我们的生活很困难，一家有五个兄弟姐妹，母亲把三个兄妹给了别人领养，只留下我和弟弟两人，不久，我和兄妹们都失去了联系，不知他们的去向。后来我弟弟又生病死了，而母亲又不在，只有我一个人，我一生的痛苦都是日本人所造成的。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站在公正的立场上对我的父亲的死及我们所遭受的磨难给予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6)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符英
41． 蒙难者：
符中，男，48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符中之女符英（Foo Ying），75岁，身份证号2487371，住址： 8 K.G. Mahsan, 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Pilah。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7月，在马口，我父亲符中被日军抓夫用火车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战后从那里返回的那些人说，他死于疾病。他们说我父亲被日本人虐待，几乎没有食物吃，总是生病，那里没有药物医疗他的病，最后就死了。父亲被抓走后，可怜的母亲为了养活一家人，让我们能够在一起，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我们能够活下来主要是因为母亲的照顾，她所受的苦难最多。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爱的父亲的死及我们在日占期间所受的伤害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日。
谭凤英
42． 蒙难者：
谭友，男，38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谭友之女谭凤英（Tham Fong Yin），51岁，身份证号3810035，祖籍广府，住址： No.128 Kampung China Lorong 2 Bahau,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在马口，我父亲谭友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从那里返回的那些人说，因为那里没有药物治疗一些疾病，在他患有多种疾病时，死去了，死在哪里也不知道，他的朋友当中有很多人也是因这样的情况而死的。他们告诉我母亲，我父亲被日本人虐待，没有足够的食物吃，没有衣服穿，那里的生活非常的恐怖。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爱的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苦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5日。
朱玉英
43． 蒙难者：
朱南，男，40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朱南之女朱玉英（Choo Geok Eng），61岁，做过劳工，身份证号2485022，祖籍广东。住址： No.2 K.G. Baru Mahsan, Bahau, N.S.Malaysia，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黄梨山。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在马口黄梨山，我父亲朱南被日军抓夫用火车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从那里返回的那些人说，他死于疾病。那里没有足够的药物治疗他的疾病，又被日本人虐待。那里的工作条件很差，只有一小部分人能够忍受那里的生活。能够回来的人都是幸运的。父亲被抓走后，我母亲为了我们能够在一起，不得不辛苦的工作。我说的一切都是事实，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爱的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2日。
赖妹
44． 蒙难者：
赖光，男，30岁，什工。
投诉人资料： 赖光侄女赖妹（Lai mooi），46岁，胶工，身份证号3409483，祖籍广东，住址： No.1 Kg Baru Mahsan, Bahau, N.S.Malaysia，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黄梨山。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我叔叔赖光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得知，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就死了。他被日本人虐待，在那里没有吃的，也没有穿的，当生病时也没有足够的药物治疗，他因病而死。其他工人同样因无药医治而死。我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对我叔叔的死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5日。
李水娇
45． 蒙难者：
李信，男，34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李信之女李水娇（Lay Swee Kiew），53岁，身份证号3564433，祖籍广西北流，住址： 52 K.G. Baru Mahsan, 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2号路Bahau，N.S.。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父亲在马口被日军抓夫送到金马士，然后被用火车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战后从那里返回的那些人说，他死于疾病。他们说我父亲在那里遭受很多苦难，被日本人虐待，生病时也没有药物医疗。父亲被抓走后，我母亲十分伤心，而那时我也只有2岁。那些日子，我母亲经常抱着我哭。后来，母亲从悲痛中走出来，可怜的母亲承担了家庭的重担，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辛苦地种地。我应该感谢我的母亲把我们抚养成人。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张妹
46． 蒙难者：
张克贤，男，30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张克贤之女张妹（Chong Moi），51岁，身份证号2008347，祖籍广东，住址： No 84 K.G. Baru Mahsan，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芙蓉叮。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50年前，我们一家住在芙蓉文叮街坊后面，以种农作物为生。1942年，我父亲张克贤在街上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我母亲得知，他已死在那里，连埋在哪里也不知道。他被日本人虐待，没有食物吃。身体不好，他无法承受那里的工作环境。生病时也没有药物医疗，最后死去了。在家中，我可怜的母亲为了养活一家人，不得不辛苦地工作。她遭受了很多苦难。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9日。
陈四妹
47． 蒙难者：
Chin Tin Yoong，男，30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Chin Tin Yoong之女陈四妹（Chin See Moi），60岁，身份证号0216316，胶工，住址： Lot 1723 E1722，No 55 Jalan Kemboja，Taman Paling Jaya，Semenyih，Selangor，邮编43500。日占时住址： Jalan Bangi，Semenyih。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想说的是有关我父亲陈Tin Yoong的事。日军占领马来西亚的1942年6月，在居住地Semenyih，他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直到现在也没有回来。我希望你们能对此作出调查，并要求日本政府作出合理的赔偿。如果有任何消息，希望能够及时通知我，我将对此深表感谢。
投诉日期： 1993年8月20日。
丘金兰
48． 蒙难者：
Chan ann chee，男，30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Chan ann chee之妻丘金兰（Hoo Kim Lan），身份证号2990168，住址： 180,KG. Baru, Semenyih Selangor。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9月，我丈夫Chan ann chee27岁时被日军强迫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我等了他51年，但是都没有他要回来的迹象。他去哪里了呢？我从泰国死亡铁路回来的人那里得知，他已经死于疾病。他的朋友告诉我，他经历了很多困苦，被日本人虐待，没有药物医治疾病，最后死了。当我所深爱的丈夫被捉去后，我必须要照顾一个大的家庭。为了让大家能够在一起，我不得不非常辛苦的工作。他走后，我遭遇了很多苦难。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丈夫的死及我所遭受的苦难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7日。
陈思兰
49． 蒙难者：
Hew Yong，男。
投诉人资料： Hew Yong之母陈思兰（Chin See Lan），身份证号2704173，住址： No.120 KG Baru Sememyih Selangou, Malaysia。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7)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的大儿子被送到泰国修筑铁路。在那里，他遭受很多磨难，最终死在那里。现在我老了，如果你能帮助我对日进行索赔，我将十分感谢。期待你的答复，在这里先谢谢你。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黄妹
50． 蒙难者：
邓仁，男。
投诉人资料： 邓仁之弟媳黄妹（Wong Moi），女，79岁，身份证号2010342，卖菜，住址： 165，Kampung China, 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NG Loong Kongsi, Rinchin G Estet Batu 25, Jalan Seremban, Semenyih Selangor。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丈夫的哥哥邓仁被日军抓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自从他走了以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到他。与他一起工作的一个叫林亚青的人告诉我一些情况，我才知道他已经在那里病死了。谁应该偿还他的生命？我想那些强迫他去修筑死亡铁路的日本政府对他的死给予赔偿是公平的。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日。
黄佛英
51． 蒙难者：
黄Teck，男，42岁。
投诉人资料： 黄Teck之女黄佛英（Hong Foot Yin），身份证号2705275，住址： Batu 6, Ladang Senawang, Negeri Sembilan。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那是在1942年到1943年，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居住在Sembilan Selangor。我父亲黄Teck被日军抓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是42岁，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7日。
林都妹
52． 蒙难者：
林Kwee，男。
投诉人资料： 林Kwee之子孙女林都妹（Lim Tu Moi，身份证号2484930），孙子林汉明（Lim Hon Mun，身份证号7612076）、林奇生（Lim Kai Sang，身份证号4296345），住址： Batu。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我们的祖父林Kwee被日军抓到泰国去修筑死亡铁路，他就死在工地。战后从那里回来的人说，他被日本人虐待，被拷打，没有足够的食物，生病也没有药物治疗。作为他的孙辈，我们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对祖父的死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12日。
53． 蒙难者本案投诉内容同本节第1个案例，因投诉人不同，故保留。：
陈平，男，30岁，农夫。
陈树妹
投诉人资料： 陈平之女陈树妹（Chin Soo Moy），52岁，身份证号7697839，胶工，祖籍广东惠阳淡水，住址： No.83 A KG Baru Mahsan 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黄梨山。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父亲是陈平，听我母亲说那时我父亲才30岁，我们一家住在黄梨山，种植木薯、番薯、黄梨和其他的农作物。在1942年底，他在马口街上被日本兵捉去。听说是载去金马士，然后被载去泰国修铁路，就这样没有回来。根据战后那些返回马来西亚的人所说，我父亲因为脚部溃烂没有药医治而死在那里。他们告诉我母亲说，有时候，我父亲被日本兵无缘无故地拳打脚踢。那里的生活非常恐怖。当我父亲去修死亡铁路后，我母亲就必须承担整个家庭的重任，在我父亲离开的那段日子，她忍受巨大的伤痛。谁让我们这么痛苦？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5日。
谢瑞英
54． 蒙难者：
谢平，男，38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谢平之女谢瑞英（Chia So Ying），61岁，身份证号2013041，家庭主妇，住址： 114Batu Bakar 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不二乡。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铁路，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父亲叫谢平。据我母亲说，1943年，他被日军（由区长吩咐到马口警察局报到）强迫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战后从那里回来的人说，我父亲死于疾病。他们说，所有在那里工作的人都很艰苦，就像生活在地狱里一样。我父亲被日本兵虐待。生病也没有药物治疗。当时我母亲无力抚养我们三姐妹，忍痛把两个妹妹送给了别人，以至我们至今还没有联系，可说是家破人亡，这种损失是难以补偿的。作为他的女儿，我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做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7月17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3）
李凤
55． 蒙难者：
李青，男，35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李青之女李凤（Lie Pong），54岁，身份证号3564222，割胶，祖籍广西，住址： 老同成三百吉马口，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柔佛州。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李凤。1942年，在柔佛，我父亲李青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埋在哪里也不知道。战后从那里回来的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死于疾病。那时，没有药物来治疗他的疾病。我们得知那里的生活很艰苦，日本兵经常虐待那些强制劳工，只要喜欢，日本兵就无缘无故的对他们拳打脚踢。为了养活一家人，我母亲不得不辛苦的工作。子女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衣服。我有权利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4）
谢亚妹
56． 蒙难者：
谢佐，男，36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谢佐之孙女谢亚妹（Shia Ah Moi），40岁，身份证号4596422，胶工，祖籍广西北流，住址： 113 KG Baru Air Tihan Bahau, N.S.，邮编72120。日占时住址： 马六甲。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谢亚妹。1942年7月，在淡边，我祖父谢佐被日军拉夫用火车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战后从那里回来的人说，我祖父无法承受那里艰苦的生活，身体不好，因为生病没有药物治疗而死。因为我父母早亡，所以我代我祖父申冤。另外我婆婆告诉我，我公公还没有儿子就被日本兵捉去了。我婆婆抱我来养，做后代。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祖父的死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陈桂荣
57． 蒙难者：
陈kim seng，男，35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陈kim seng堂兄弟陈桂荣（Chin Kwee Weng），身份证号1296283，住址： 2356，Taman Rasa Jaya，Seremban。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12月，我堂兄弟陈kim seng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从此就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战后从那里回来的人说，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死了。我堂兄弟的生命消失在这稀薄的空气中。我强烈要求日本政府对我堂兄弟的死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26日。
谭晚
58． 蒙难者：
谭永，男，40岁，工头。
投诉人资料： 谭永之子谭晚（Tam Chat Pat），53岁，身份证号3064795，商人，祖籍广东，住址： 104，Jalan Besar Ladang Geddes Bahau N.S.，邮编72110。日占时住址： Tanah merah N.Sembilan。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8)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3）年，我只有5岁，5月的一天，我父亲谭永去芙蓉芭买菜，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战后从那里回来的人告诉我母亲说，我父亲修筑死亡铁路时死了。那时，他被日本兵拷打，身体不好，无法忍受那里的环境，脚受了伤没有药物治疗，最后死了。我父亲被抓走后，我和母亲过着贫苦的生活，我自小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没有得到父爱和家庭的温暖。为了养活一家人，我母亲不得不辛苦的工作。这些日本人不知道她受了很多苦。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我们所受的伤害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5日。
叶一青
59． 蒙难者：
叶一青（Yap Yit Cheang），男。
投诉人资料： 叶一青之子叶运兴（Yap Yoon Hing），40岁，身份证号4681185，建筑工人，住址： Lot No.17, Ldg. Tang Ho, Saleng, Senai, Johor，邮编81400。日占时住址： Ampang Pechah Village，Kuala Kubu Bahru，Ulu Selangor。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回来后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7月31日，我父亲叶一青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1946年8月返回马来西亚，总共在那里工作了44个月，工资每月S｜8.00，总共S｜352.00。我作为他的儿子很高兴能够代表他叙述上面的事实。附件内容是我父亲自己手写的关于他在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事实。还有一份日本陆军中尉的信件的复印件。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对我父亲遭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6月30日。
Khudrai Beda
60． 蒙难者：
Blong Bodek Bin Sarip，男。
投诉人资料： Blong Bodek Bin Sarip之子Khudrai Beda，56岁，身份证号380401045099，住址： Batu 181/2 KG Gadek, Alor Gajah, Melaka。邮编780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3年，我父亲Blong Bodek Bin Sarip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我认为他已经死在那里了。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6月20日。
杨东
61． 蒙难者：
赖东，男，76岁（采访时的年龄），锄草工人。
投诉人资料： 赖东之妻杨东（Yong Tong），69岁，身份证号0013198，退休，祖籍广东，住址： No.1, Jalan Tembaga Satu, Desa Perind Kulai, Batu 27, Kulai, Johor，邮编810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新马时期的1942年5月，我丈夫赖东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他是第二批，由新山叶坐了几天火车才抵达目的地。大约1944年农历端午他去世，埋在铁路旁边。我每天都在盼望着丈夫回来。他死亡的消息是一个姓吕的人告诉我的。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24日。
蔡金
62． 蒙难者：
徐发，男。
投诉人资料： 徐发之妻蔡金（Chai Kim），75岁，身份证号2316735，退休，祖籍广东，住址： D35, Jalan Durian（2）,Kulai, Johor，邮编810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日本帝国主义统治马来西亚时期的1942年5月，我丈夫徐发被日军拉夫做苦力，该园丘每组25人抽3人。当时我丈夫由新山坐火车经槟榔启特和其他大量中国人、印度人、马来西亚人一起由5825部队送到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就再也没有回到马来西亚，可能死了。我每天都在盼望着丈夫回来。后来我从一个姓吕的人那里得知，1942年，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死了，死在泰国的NanChang Station，这是5825部队驻扎地。日本人应该对我丈夫的死负责。我代表我丈夫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的赔偿，这也是合理的要求。
投诉日期： 1994年12月27日。
Mohammad bin
MD. Akid
63． 蒙难者：
Md.Akib. bin. Abu，男。
投诉人资料： Md.Akib. bin. Abu之子Mohammad bin MD. Akib，59岁，身份证号3335362，跟班，马来亚人。住址： KG Pernu 10 km, 3230 Jalan Bkt Kecil, Melake.，邮编75460。日占时住址： Kampong Durian Daun Melaka。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父亲在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和他一起在那里工作的两个人愿意对此作证：
（1） Encik Abdullah bin Omar, 127A, J.Bujit Cina, 75100, Melaka；
（2） Encik MD. Yunus bin Ahmad, 73, Durian Daun, 75400, Melaka。
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0月9日。
Halima binte
Hj. Husin
64． 蒙难者：
Adad bin hj husin，男，16岁，tentera Jepun。
投诉人资料： Adad bin hj husin姐姐Halima binte Hj. Husin，68岁，身份证号3714966，家庭主妇，马来西亚人，住址： Batu 10, Krubong, Melaka，邮编75050。日占时住址： Batu 10 Krubong Melaka。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回来后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弟弟Adad bin hj husin被日军强迫拉夫到泰国去修筑死亡铁路。回来后居住在kg. Krubong。在那里由于缺乏药物治疗疾病，他的身体很虚弱。回来后不久就去世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27日。
Tijah binte Kudai
65． 蒙难者：
Kudai bin taib，男，46岁。
投诉人资料： Kudai bin taib之女Tijah binte Kudai，62岁，身份证号0872062，退休，马来西亚，住址： 17 1/2, Kg. Badek Alor Gajah Melaka，邮编780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修建“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某一天夜里12点，我们这里马来的酋长带着日军强制性地把我父亲抓走了，送到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当局发了一张绿色卡片，让我母亲每月从区办公室或者酋长那里领薪水。三个月后，卡片改成了红色的。那以后，酋长告诉我母亲这是最后一次领薪水了，因为我父亲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2月3日。
Munah binte Dollah
66． 蒙难者：
Bado bin Dollah and Abu bin Dollah，男，20岁和18岁。
投诉人资料： Bado bin Dollah之妹Munah binte Dollah，60岁，身份证号0186387，退休，马来西亚人，住址： 197 B，Jalan Bukit Cina, Melaka，邮编75100。日占时住址： 189，Jalan Bukit Cina，Melaka。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修建“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哥哥叫Bado bin Dollah，20岁，我弟弟叫Abu bin Dollah，18岁。他们被日军拉夫送到泰国边境修筑死亡铁路。他们就死在那里。他们修筑死亡铁路没有工资。我要求日本政府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18日。
Maimunah binte
Jamaludin
67． 蒙难者：
Abu Bakar bin Ujang，男，17岁。
投诉人资料： Abu Bakar bin Ujang之妹Maimunah binte Jamaludin，63岁，身份证号0900327，住址： Kampong Senama Hilir, Rembau, Negeri Sembilan，邮编71300。日占时住址： Kampong Senama Hilir，Rembau N.Sembilan。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9)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铁路，回来后亡故。
投诉内容： 三个日本兵来到Kampung Senama捉走了我的哥哥，直接送到泰国Via Kuala Lumpur修筑死亡铁路，六个月后同意他回来了。他身上到处是伤痕，后来就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1月4日。
68． 蒙难者：
Abu Noh Awal，男。
Bakar Bin Awal
投诉人资料： Abu Noh Awal兄弟Bakar Bin Awal，身份证号1776157，住址： 239, Jalan Puteri Hang Li Poh Melaka，邮编75100。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10月11日，我兄弟作为强制劳工被送到泰缅边境修建Kwai河上的铁路桥。1946年，一个叫Encik Mohamad Yunus Mohamad（身份证号2276692）的强制劳工从那里回来了，他告诉我，我兄弟已经死在那里了。我要求日本政府能够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30日。
Othman Bin
Abu Talib
69． 蒙难者：
Othman Bin Abu Talib，男，68岁，Buroh Paksa Berkumpulan。
投诉人资料： Othman Bin Abu Talib本人，男，68岁，身份证号A 0169430（271315045033），Pesara Polls，马来西亚，住址： K.M 16 No. KK 26, KG. Kerubong Melaka，邮编75250。日占时住址： Kg Limau Purut, Simpang Empat Alor Gajan, Melaka,邮编78000。
投诉内容： 1942年日占马来西亚时期，我的经历如下：
（1） 1942年，日军占领马来西亚。
（2） 我被日军强迫拉夫送到泰国做强制劳工。
（3） 日军捉走我和我二弟，在Tampin火车站，强制性地用火车直接送到泰国。
（4） 晚上我们抵达Bengkok，被送到Bengkok火车站。日军官把我们带到一个叫Bampong的地方。我们是走到那里的。刚到那里的头三天，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我们很饿。我想象不出那时我们是如何忍受的。
（5） 三天后，我们又到了一个地方，他们称之为Jangka Raya。我们被拷打，被强迫修筑铁路，并且不给我们工资。
（6） 1945年8月，日本政府把我们送回了马来西亚，在Ipoh火车站让我们走了，没有给我们任何东西，或者是钱、衣服还是食物。我们和其他朋友，我已经忘记他们的名字了，用了一个月时间，从Ipoh火车站步行到我们的Kampung。我到家，见到我的家人感到很悲伤。
这就是我在1942年日占马来西亚时我的经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所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5年11月20日。
Ismail Bin
Abdul Hamid
70． 蒙难者：
Abdul Hamid Bin Lateh，男，78岁，出生于1916年，身份证号3571074，Pesara（1994年11月22日去世）。
投诉人资料： Abdul Hamid Bin Lateh之子Ismail Bin Abdul Hamid，身份证号0227639，马来西亚，住址： 3410，Taman indah, Tampin, Negeri Sembilan Darul Khusus, West Melaka，邮编73000。日占时住址： KG Bukit Temensu K pilah N.S.。
蒙难地点： 在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回来后身亡。
投诉内容： 我父亲写以下这些话的时候，他病得很重。他记下了这些在日军占领马来西亚的1942年期间所遭受的不幸的事实和难以忘记的经历，他是其中一个受害者（战争开始于1941年8月12日）。当我写下这封信时，我敬爱的父亲已于1994年11月22日上午9∶30去世了，享年78岁。
我父亲说：“1942年1月中旬，在我从工作的Mersing Public Works Dept地方回来后，我在Kampong Bukit Temensu, Kuala Pilah被日军强制拉夫。当那些枪口对着我，我无法逃走。那时我妻子已经怀孕5个月，那是我第三个儿子，名叫Ismail。
“我们和其他人被带上军车去了Seremban火车站，在那里我们和另外上百人在日军的监督下，一起坐火车被送到泰国的一个叫Bampong的地方。
“到达后，在枪口的威胁下，我们被迫爬上军车并被带到泰国Kancanapuri。然后，在监督下，我们步行跨入丛林，直到抵达一个营地，之后，我们每25人分为一组，被安扎下来。那个地方驻扎着上百个营地。
“在丛林中，我们立刻被迫开始砍树，用肩扛运圆木，作为修筑铁路用的枕木。我们只有在晚饭和睡觉的时候才轻松一点。
“这些不幸的事件发生后，我的噩梦还在持续。在煮饭的地方，壶里给工人喝的沸腾的水恰巧泼到了我的左脚。我昏了过去，之后一直在痛苦的呻吟。我不能战立，也不能走路。日军给我一些碘酒，这并未治愈伤口反而使其恶化。在那里几乎没有治疗的条件。
“使我感到欣慰的是，一些日本军官在营地的数百个病人中，选中了我，让我回家。我和其他人爬上火车，途中没有食物吃、没有水喝、没有药物治病。我们在Seremban火车站下车，并每人发给5元日币和5袋大米。我叫了一辆出租车，带我回到Kuala Pilah的家，然后被朋友送到医院。日本人没有给任何治疗，而是把我连同一些尸体送到了太平间。当日军走后，我从尸堆中爬起，走出太平间。如果没有记错的话，那是在1945年战争结束的几个月之后。
“我被一些朋友送回医院，受到英军的照顾，直到我的腿脚完全康复能够走路，但是却留下了永久的伤疤，直到我死去。”
另外，我想补充一些东西： 在他晚年，他一直努力寻找一些人和机构，可以调查这些事情，并能够帮助他及他死后帮他孩子索赔。在我和马来西亚日军占领时期蒙难同胞家属协会委员会主席孙建成先生见面后，我告诉他，我已成功找到这样的机构，他很高兴，并变得很有信心。
在我父亲去世的前两年，身体一直不好。双眼视线模糊，几乎失明，加上腿脚不便，导致他一直卧床不起。他对我说，无论是在他活着时还是在他去世后，为了要通过这些机构，向日本政府要求索赔，直到满足他所有的心愿，要做好一切必要的工作。他告诉我，日军不人道的行为，成为他一生和他家庭难以忘记的悲剧。
我敬爱的父亲在经历长期的病痛之后，于1994年11月22日在Kuala Pilah地区的医院去世。我期望相关人员的关注和介入能对这件事情的提出起到一定作用。在此向他们表示敬意，并期待一个友好的回复。日本政府必须对我父亲所受的痛苦负责，作出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2月1日。
谢汝普
71． 蒙难者：
谢汝灿，男，1912年出生，胶工。
投诉人资料： 谢汝灿弟弟谢汝普（Yee poo），1913年出生，身份证号1309216，祖籍广东高州，住址： Yu lian Motor Repair, Machap Umboo, Alor Gajah, Melaka，邮编78000。日占时住址： 森美兰州，巴丁马六甲，陈贞禄胶园。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哥哥于1938年从广东高州来巴丁马六甲陈贞禄胶园，以割胶为生。日军占领期间，四母子一嫂同住一屋。1942年3月间，园丘（经）理为刘道安，他接到日军司令的命令，要每家抽一壮丁去修死亡铁路。我哥哥答应前去。当天早上10时左右，在巴登马六甲火车站给他送行。他被日军送到泰国，就再也没有回来，我认为他死了。一起去的还有其他五六个人也死于疾病。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2日。
李伟
72． 蒙难者：
叶海，男，78岁，锄草工人。
投诉人资料： 叶海之妻李伟（Lee Wee），76岁，身份证号2316195，退休，祖籍广东，住址： E61,Kg. Baru, Kulai, Johor，邮编81000。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0)
蒙难地点： 泰国边界，南昌站5825部队，上城队芦田班，修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日本占领时期的1942年5月，我丈夫叶海被日军拉夫送到泰缅边境修筑铁路，就再也没有回来。当时在该园丘每组25人抽3人，由新山火车站乘了几天火车抵达目的地。大约在1945年农历七月，他吐血身亡，埋在铁路旁。我每时每刻都在盼望我丈夫回来。后来吕先生告诉我他死了。我要求日本政府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9月24日。
廖英
73． 蒙难者：
廖桂，男，34岁，种菜。
投诉人资料： 廖桂孙女廖英（Liew Yeen），48岁，身份证号2036044，胶工，祖籍大浦，住址： 老同成园，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怡保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尾，在怡保埠，我祖父廖桂被日本军拉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战后也没有回来。我母亲得知，他在修筑死亡铁路时已经死了。他无法忍受日本人的拷打，身体一直不好，因为那里没有吃的，生病时也没有药物治疗，最后他死于疾病。埋在哪里也不知道。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祖父的死给予公道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8日。
黄妹
74． 蒙难者：
黄信，男，38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黄信之女黄梅（Wong Moi），57岁，身份证号2475758，祖籍广东罗定，住址： 马口朱区No.115 Chu Waid Bahau N.S.，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芙蓉巴尾。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父亲黄信是在1942年5月去芙蓉市区购物时被日本军捉去的。当时曾有人看见他被迫上了一部卡车，那车上有很多人。听说这些人全部被送到芙蓉火车站，然后用火车送到泰国边境建造死亡铁路，他就再也没有回来，客死他乡。战后回到马来西亚的人说，我父亲死于疾病。他们说，我父亲被日本人拳打脚踢。所有的强制劳工都被残忍的日本人虐待。在那里就像是在地狱一般，没有食物吃，没有住的地方，没有衣服穿。作为他的女儿，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给予公道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5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5）
谭妹
75． 蒙难者：
谭门，男，35岁，农民。
投诉人资料： 谭门之女谭妹（Tham Moi），52岁，身份证号3810049，割胶，祖籍广府，住址： 18 Taman Bahau Bahau,N.Sembilan，邮编72100。日占时住址： 马口埠。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我父亲谭门被日本军拉夫送到泰国建造死亡铁路。战后回到马来西亚的人说，我父亲死了。他们说，他无法忍受日本人的虐待。他没有足够的食物吃，生病了也没有药物治疗。我父亲被抓走后，我母亲为了让一家人能在一起，不得不辛苦的工作，她受了很多苦。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父亲的死及日军占领马来西亚期间我们所遭受的磨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6）
张银
76． 蒙难者：
郑华，男，90岁（如果现在活着的话），锄草工人。
投诉人资料： 郑华之媳妇张银（Chong Yoon），73岁，身份证号2316510，退休，祖籍广东，现住址： D33 Kampung Baru, Kulai, Johor, Malaysia，邮编81000。日占时住址： Japan Estate, Kulai Johor。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我叫张银，今年73岁。1942年5月，在古来，我公公郑华被日本兵拉夫送到泰缅边境修筑死亡铁路，地点在南昌车站。两年多以后，他死在那里。我是他惟一的亲属，我希望日本政府负起责任，对我亲人的死给予合理的赔偿。因为当年，有许多无辜的年轻壮丁因为劳动过度而生病，在缺少药物治疗的情况下而死去。
投诉日期： 1994年11月20日。
谢贵元
77． 蒙难者：
谢常义，男，38岁，什工。
投诉人资料： 谢常义之子谢贵元（Cheah Kui Yuen），60岁，身份证号2990086，祖籍梅县，现住址： 文德甲，No.2831,Kampung Baru, Mentakab, Pahang Darul Mammur, Malaysia，邮编28400。日占时住址： 士毛月大街。
蒙难地点： 在泰国边界建筑“死亡铁路”时亡故。
投诉内容： 1942年12月某一天的早晨，日军突然出现在Semenyih镇的大街上，逮捕年轻人，把他们送到缅甸修筑死亡铁路，我父亲也在其中。自从他被抓走后，就再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可能死了。
正如我身上的证据所证明的，我父亲被抓走的那天早晨，我和他在一起。当日军粗暴的把我父亲拉上一旁停着的卡车时，我试着爬上车把我父亲拖下来，我试了两次，但是都徒劳无功。一个日本兵非常恼怒，打了我两巴掌，用刺刀把我的左耳割掉了，同时把我推下了车。那时我10岁，掉下车后我昏倒了。
这就是我父亲那天早晨被抓走发生在我身上的悲剧。现在作为他惟一的后裔，我要求日本政府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对我父亲的死及我和我母亲所受的伤害给予某种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6日。
温功发
78． 蒙难者：
温有，男，32岁，农夫。
投诉人资料： 温有之子温功发（Ong Kong Fatt），54岁，杂工，身份证号1323991，祖籍广东，现住于No.19,kg.Baru Mahsan Bahau,N.S.，邮编72100，日本侵占时住址： 马口庇朥路38埠。
蒙难地点；在泰国边界修建“死亡铁路”时死亡。
蒙难时间： 1942年（被抓）
投诉内容： 我父亲在1942年年末在马口街上被日军捉去坐火车，送去泰国修死亡铁路，一直没有回来过，后来听一些生还者回来说，我父亲是脚烂而死的，希望日本政府能就此给以公道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7日。
李儒
79． 蒙难者：
李钦，男，51岁，矿工。
投诉人资料： 李钦之侄李儒（Lee Yee/Lee Joo），73岁，退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442618，现住于No.97, Pekan Baru Kaki Bukit, Perlis，邮编02200。日本侵占时住址： Batu 12, kampong Tasoh, JLN, Kaki Bukit, Perlis Malaya。
蒙难地点： 泰国“死亡铁路”时亡故。
蒙难时间： 1942年7月间。
投诉内容：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政府南征，统治新马，我伯父是在吡叻州金宝埠的东生锡矿公司做工，当时全部的锡矿工作已告停顿，不过他仍在该公司住宿，在该处周围的空地栽种一些红薯及杂粮之类来维持生活。那时我父亲李钿曾数次邀他北上玻璃市耕种，他却不听劝告。1942年7月某日，他被日军捉去参加修筑“死亡铁路”，当时跟同他一起被捉去的还有一位要好的朋友名叫池炳，由于火车在开往北上巴东勿刹时，他那机智的同伴终于在半途逃跑了（大约火车在晚上时在巴东勿刹有逗留片刻），巴东勿刹距离加基武吉只有8公里左右，过后据说池炳来到加基武吉，还与我父李钿说了许多关于李钦的不幸，这全都是事实（因为池炳在中国也是我们的邻居，来到这里我们还是互相来往的）。我伯父他这一去就音讯全无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8月30日。
李南生
80． 蒙难者：
李丁友，男，83岁，胶工。
投诉人资料： 李丁友之子李南生（Lee Lum Sang），52岁，驾驶员，身份证号8027316，现住于34，Jalan Kajang Raya 9.Taman Kajang Raya Kajang Selangor，邮编43000。日占时住址：Sungei Purun Estate. Batu 19 Semenyith, Selangor。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1)
蒙难地点： 在泰国修建“死亡铁路”，回来后死亡。
投诉内容： 我父亲李丁友当年受日军强迫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过着非人的生活，生病无药医，在泰国建筑死亡铁路，于1942年做到1946年，回马后，双脚已伤病，不能工作，活到1974年就去世了。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此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月28日。
杜三妹
81． 蒙难者：
谭明文，男；谭*先，男
谭华，男；萧记，男。
投诉人资料： 杜三妹（Toh Sum Moy），女，81岁，身份证号130219715074，现住于No.34 Jalan Besar Johol,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编73100。日占时住址： 瓜拉庇朥柔河甘榜西末南洛园丘乙号公司。
蒙难地点： 在泰国修建“死亡铁路”。
蒙难时间： 1942年3月被骗去泰国。
投诉内容： 日治时期，我父亲谭明文、伯父谭*先、叔父谭华和姑丈萧记四位亲人，被日本皇军征召去泰国充当建筑铁路劳工三年余，当时每天清晨6时，就被日军赶出来工作，中午吃大锅饭，只有简单的咖哩水咸鱼干及臭米饭调配，完全没有发薪饷，有时还受到殴打，下午5时始可以收工回到简陋的长屋休息。日本政府应就我这些亲人所受的痛苦给予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23日。
何成
82． 蒙难者（投诉人）：
准拿督何成（Martin.Ho.Sing.AMP），男，69岁，商人，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624610，住址： No17，Jalan Selangor，Canning Garden，Taman，Canning，Ipoh，Perak.Malaysia，邮编31400。
投诉内容： 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岛1942年2月，日军攻占新加坡后，将新加坡改为昭南。，我受日本人的欺骗，到印尼苏门答腊岛的巴干峇鲁工作，建造一条火车铁道，共长120多公里。这批工人中单是吡叻州人士就有78名。当年在苏岛修铁路时的情景令我毕身难忘。当年的工作情况是： 我们经常赶工，有时须不停地工作十多个小时。一旦雨夜赶工，更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本人当年不幸的遭遇、受苦受难，日本国政府应当负责，还我一个合理，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李振球
83． 蒙难者（投诉人）：
李振球（Lee Chin Kow），男，1925年生，69岁，退休在家，祖籍广东梅景。身份证号1655792，住址： 11.B�Jalan Jetaka 7，Taman Maluri Kuala Lumpur，Malaysia，邮编56100。
投诉内容： 日军占领时期，我与怡保华人在1944年5月1日，同样受日军欺骗到印尼苏门答腊巴干峇鲁工作一年多，修筑死亡铁路。想当年工作的困境与痛苦，根本是笔墨难以形容。当年受日本强迫工作，时间长，经常又吃不饱，有时采大山芭的野果充饥。有时一天不停工作十多个小时，苦不堪言。一旦患上病时，只有等待死去。我们在铁路工作，日军政府分文不给。我是当年虎口余生者，但令人遗憾，目前年事高已不能再工作。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能够负起一切责任，以人道的精神尊重人类基本人权，遵守国际法，补偿养老金给我。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何木森
84． 蒙难者（投诉人）：
何木森（Ho Mook Sum），男，70岁，退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625852，住址： No.750，Pasir Pinji Jalan Sepuluh Ipoh. Perak，邮政编码31400。
投诉内容： 1944年5月1日，我在新加坡受日军的欺骗去印尼苏岛建造死亡铁路，工作地点是巴干峇鲁。想当年修铁路时，经常吃不饱，又没有薪水拿。如果不肯工作，必要受日本兵殴打，苦不堪言。我的不幸遭遇并不是笔墨可以形容。我在印尼苏岛建死亡铁路，我是虎口余生者。过去受日军残害的事我毕生难忘。我目前要求日本政府赔偿给我养老金。
投诉日期： 1994年7月15日。
李德贵
85． 蒙难者（投诉人）：
李德贵（Lee Tuck Kwai），男，1913年生，81岁，退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1426426，住址： 1345. Pasir Pinji Ipoh Perak Malaysia，邮政编码31400。
投诉内容： 当年日军占领时期，1944年5月1日，在新加坡我们一大批怡保华人被日军骗去印尼苏门答腊巴干峇鲁修筑死亡铁路。我们所遭受的惨况笔墨难以形容。想当年，我们饱受日军的折磨、摧残，他们毫无人性、残无人道地迫害我们。有时一天工作长达十多个小时，又吃不饱。通常在雨夜赶工时，更是饥饿。虽然工作一年多，但是日本政府不肯发给薪水，令人遗憾。日本国家目前是经济强国，对于我们受害者，受日军残害的老年人，日本政府应该负责补偿给我们养老金。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8日。
萧新华
86． 蒙难者（投诉人）：
萧新华（Siew Sin Wah），男，1926年生，69岁，退休。身份证号A0905241，住址： 20.Psrn Seri Enam, Taman Cempaka Ipoh，Perak Malaysia，邮政编码31400。
投诉内容： 1944年5月1日，在新加坡受到日军欺骗，与其他怡保华人一起到印尼，建造120多公里的死亡铁路，使我毕生难忘。虽然在印尼巴干峇鲁修铁路只有短短一年多，但是当年的困境毕生难忘： 工作辛苦，经常吃不饱，又没有薪水拿，雨夜赶工时更是饥寒交迫，苦不堪言。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对于过去日军的所作所为能够负起一切责任，日本政府应当体恤我们的困境与感受，补偿养老金给我们。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易兴良
87． 蒙难者（投诉人）：
易兴良（Yah Heng Seong），男，70岁，退休在家。身份证号0397761，住址： 27.Jalan Pekalan Barat，Taman Shan Tin Baku Ipoh Perak Malaysia，邮政编码31650。
投诉内容： 日占时期，我受日军强迫，到印尼苏门答腊建造死亡铁路，是虎口余生者。如今本人要求日本政府体恤我们的困苦与不幸，对于我在精神与时间上的大损失，要求日本政府给予合理赔偿。只有这样，日本国家才有民主与人权的存在。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黄南
88． 蒙难者（投诉人）：
黄南（Wong Nam），男，1912年生，82岁，退休，祖籍广东。身份证号0602666，住址： Lot No 17，Kampong Simee，Ipoh Perak，Malaysia，邮政编码31400。
投诉内容： 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岛，也就是当年日本帝国政府统治新马时期，我受日军欺骗，被诱骗到苏门答腊岛巴干峇鲁修死亡铁路，吃不饱，还要经常受折磨。当年日本皇军只供给少许的食品，不够吃。有时饥饿，迫不得已只有寻求大山芭，采野果充饥才会不死。我们在印尼苏岛虽然只工作了短短一年多，可是我们死亡铁路受害者受日军折磨与伤害，迄今仍旧使我毕生难忘。当年我们在印尼苏岛工作，日本政府分文不给，令人遗憾。如今我们都已经是老人，我们希望日本政府还我们公道，补偿养老金。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6日。
陈开銮
89． 蒙难者（投诉人）：
陈开銮（Chan Kooi Loon），男，1910年生，84岁，退休在家，祖籍中国海南。身份证号1427651，住址： No.16，Clarke Street Ipoh Perak Malaysia，邮政编码31400。
投诉内容： 当年日本帝国统治新马时期，许多人民无辜受日军残害，冤枉惨死，使我们毕生难忘。我本人同样与其他人在1944年5月1日，在昭南岛，受日本皇军欺骗，被骗去印尼苏门答腊岛巴干峇鲁建死亡铁路，受苦受难的情况是笔墨难以形容。我在当年不幸的遭遇使我毕生难忘。想当年，我们都是年轻的壮汉，如今已是年老体弱无力的老人。我们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以人道的立场与民主人权精神补偿给养老金，体恤我的困境与痛苦，这样日本国家才有民主可言。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2)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0日。
李金祥
90． 蒙难者（投诉人）：
李金祥（Lee Kim Seong），男，1918年生，76岁，退休，祖籍中国惠州。身份证号0362234，住址： No.2，Po Garden Lane，Ipoh Perak Malaysia，邮政编码31400。
投诉内容： 当年日本占领时期，1944年5月1日，我由新加坡动身，前往苏门答腊岛的巴干峇鲁修死亡铁路。日本政府分文不给，还要受各种不幸残害。我们经常吃不饱，时常挨饿；如不做还会遭到日军的拳打脚踢。想当年的惨状，随时看见埋尸。因为大多数工人没有足够的营养，使得铁路工人很容易患上各种疾病而死去。如今本人要求日本政府应当同情我们，给我一个合理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17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7）
蓝水木
91． 蒙难者（投诉人）：
蓝水木（Lam Swee Mook），男，76岁，矿商。身份证号（旧）0445349，（新）170305715069，住址： No.3 Pekan Kaki Balat Perlis，邮政编码02200。日本占领时住址： 吡叻万里望红泥山。
投诉内容： 二战期间，我在马来西亚做铁路技师，为日本帝国军队服务。我是在27岁时被日军招募去的，我的工作就是督导一队铁路工人，他们负责重建英国军队撤退时炸毁的铁路桥。
在我为日本军队服务的三年半里，我帮助重建或重修了从Pdang Besar到Johor Baru的30座以上的铁路桥。我后来被派到Kelantan，拆卸下从Gua Musang到Kuala Lerai的铁路，装运到靠近缅泰边境的River Kwai（我所附的当时我老板的信证实我的说法）。
日军投降后，我不得不承受我的同胞们的羞辱，因为我为日本人做事，他们都把我看成是一个叛徒。我不得不四处寻求安全感。那些天是我更加痛苦的日子。现在我越来越老了，更加依赖向日本政府寻求财政支持，弥补我由于为日本服务，以及由此遭受羞辱而应该得到的赔偿。
我真诚地认为日本政府会就此对我的要求进行适当的考虑。我在1944年被拉夫到全马修筑铁路，1946年返回马来西亚，劳役时间36个月，劳役工资每月200元日币，被拖欠工资共36000元日币。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0日。
李华生
92． 蒙难者（投诉人）：
李华生（Lee Fah Sang），男，身份证号1166084，住址： Bukit Keledek，Syer Kuning N.S.。
投诉内容： 在日本占领期间，我被征召到泰国，派到死亡铁路工作。在那里，生活很凄惨。日军士兵虐待工人，他们随意踢打工人。那些生病的人得不到医治，很多工人由于缺少医治而死亡。我很幸运地活下来，战后我返回了马来西亚。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铁路时所遭受的一切进行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4月9日。
李彰
93． 蒙难者（投诉人）：
李彰（Lee Cheong），男，74岁，退休。身份证号2495355，住址： No.48 Kg Baru Air Kvning Selatan Batang Melaka，邮政编码73300。日本占领时住址： No.48 Kg Baru Air Kvning Selatan Batang Melaka，邮编73300。
投诉内容： 日本士兵强迫我去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那些残暴的士兵虐待我，那些野蛮的日军随意踢人、打人。许多和我一起去的朋友都死于疾病。我很幸运的活下来并活到现在。我在死亡铁路遭受了很多折磨，谁该为此负责呢？当然是日本人。因此，我完全有权利向日本政府要求索赔。1942年3月20日，我被诱骗到泰国建筑死亡铁路，1944年8月10日被遣返马来西亚，劳役的时间为29个月，劳役工资每月60元，被拖欠工资达1740元。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16日。
程玉荣
94． 蒙难者（投诉人）：
程玉荣（Cheng Yuk Wing），男，64岁，退休，祖籍广东云浮县。身份证号3052046，住址： 8407.Kg Rim Jasin，邮政编码77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Bkt Kledek Air Kuning Gemas，N.S.。
投诉内容： 我14岁时，我和我母亲（中文名董二）在Seremban的Bukit Keredik被日军征召。我和我母亲被送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在死亡铁路的生活用笔墨难以形容。日本人没有缘由地虐待我和和我同去的人。我们经常被踢打。我们得病后得不到治疗，很多人因此死去。我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铁路时所受的虐待进行赔偿。我1943年被拉夫建筑死亡铁路，1946年被遣返回马来西亚，劳役时间共44个月。按劳役工资每日1.8元算，我被拖欠工资共2376元。
投诉日期： 1993年4月9日。
林荫青
95． 蒙难者（投诉人）：
林荫青（Lam Yin Chan），男， 69岁，退休。身份证号2704182，住址： 282.Kampun 9 Baru Semenyih Selangor，邮政编码43500。日本占领时住址： 士毛月，雪州。
投诉内容： 50年前，我18岁时，被日本人诱拐并强迫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在Kuala Lumpur，我被塞进一列火车并运到Butterworth。从Butterworth，我又被送到泰国的Chengmai。随后，我走了一个星期，到了Chengmai西边的一个地方。我现在想不起那个地方的名字。在那里，我开始为日本人工作。我受尽折磨和虐待。有时，我甚至得不到食物。直到二战结束，我在泰国待了三年。我的日本老板是黑板和中田。我希望我能就我在修筑死亡铁路时所遭受的痛苦和不幸遭遇得到补偿。
我是1942年7月或8月开始被诱骗的，他们允诺每月给工资150元，完工后即可回到马来西亚。我在1946年2月或3月被遣返回马来西亚，劳役时间共44个月，可劳役工资每月仅90元，实际上他们拖欠我4916元。我当时每月只能领1元，日军管理方面的人说余额89元寄给马来西亚的家人，但家人从未收到这些款项。拖欠工资4916元，我认为还必须算上利息，同时加上精神及肉体备受折磨之赔偿。在泰国建死亡铁路期间，我曾被日军殴伤，因此我要求受伤害之额外赔偿，而且家人各散东西，备受身心苦痛，亦须给予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17日。
丘文
96． 蒙难者（投诉人）：
丘文（Kow Woon），男，84岁，身份证号0660408，住址： No 66 Taman New Village Tampin N.S.，邮政编码73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马口榕吉园。
投诉内容： 1943年5月，我33岁，被日本兵强迫拉夫，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许多奴役劳工遭到了虐待。由于几乎没有任何药品来治疗他们的疾病，很多人在染上各种各样的病后死去，只有少数幸运的人活了下来。我是这些幸运者之一，并在战后回到了国内。在死亡铁路的生活很悲惨。对我们在那里工作的人来说，那里是地狱。
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铁路遭受的悲惨待遇进行补偿。我是1943年在马口榕吉园被日军强拉到泰国建死亡铁路。在工作期间，饱受日军挨打，直到日军投降。总共工作了三年零八个月，并于1946年8月回到马来西亚。劳役时间44个月，当时劳役工资每日2元，被拖欠工资共3904元。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
李水
97． 蒙难者（投诉人）：
李水（Lee Sui），男，66岁，身份证号2014979，住址： Ladang Geddes Bahau N.S. D.K.，邮政编码72110。日本占领时住址： Ladang Geddes Bahau N.S. D.K。
投诉内容： 我是1943年被日本拉夫去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众多人中的一个。在死亡铁路时的生活非常恶劣。日本人确实很残忍，他们任意地折磨这些工人。生活环境很糟糕，许多人得了病，由于几乎得不到救治，他们中的很多人死于疾病。我在泰国的时候，每天过着日晒雨淋的日子。工作的时候受了不少苦痛，流的都是血汗。我做了一千多个日子，没得到日本人一毛钱。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要求日本政府就我的悲惨遭遇给予赔偿。我从1942年被拉夫到泰国修死亡铁路到1945年返回马来西亚，劳役时间36个月。按劳役工资每日4元计，我被拖欠工资4320元。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3)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12日。
陈北水
98． 蒙难者(投诉人)：
陈北水（Chan Pak Swee），男，66岁，身份证号1294741，住址： J 6439 Rumah Awan Nyalas, Asohan pos, Melaka。邮政编码77100。日本占领时住址： Rengam Est Johor。
投诉内容： 我曾被日军拉夫到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在工作期间，我被毒虫咬了，咬坏的伤口一直没有愈合，由于没有药品，最后我的一条腿不得不截掉，从而导致终身残疾。战后，我作为一个残疾人回到了马来西亚。我找不到工作，不得不靠我的亲戚朋友生活，直到现在，我都是孤身一人。我一直希望能得到日本政府的赔偿，以便更换一条更灵活的假腿，好好度过下半生的生活。1942年8月我被拉夫到泰国建筑死亡铁路，1945年被遣返马来西亚，劳役时间共三年多，但我没有领过任何薪金，所以我希望获得工资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8）
何文辉
99． 蒙难者（投诉人）：
何文辉（Ho Man Fee），男，82岁，身份证号0234939，住址： 45. Kg，Baru N. SembiLan. Malaysia，邮政编码73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马口榕吉园。
投诉内容： 1943年正月我与两位兄长何美、何华在马口榕吉园被强拉往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在抵达泰国后，何美开始肚泻，三天后便死了。而何华在六个月后，也因脚烂而死亡。而我在工作期间，饱受日军毒打。当时的惨境无法用笔墨形容。许多人得了病，但由于几乎没有任何药品治疗而死去。工人遭到日军的虐待。他们几乎没有衣服可穿，而食物也很坏。对那些工人来说，死亡铁路就是地狱。
幸运的是，我活了下来并在二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一直希望日本政府就我在死亡铁路时的悲惨遭遇进行赔偿。1943年正月我被拉夫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1946年8月被遣返马来西亚，劳役时间共44个月，按劳役工资每日2元计，被拖欠工资3904元。
投诉日期： 1993年1月20日。
陈德文
100． 蒙难者（投诉人）：
陈德文（Chan Teck Ban），男，82岁，身份证号0891436，退休，住址： No.1171 Taman Marida Senawang Negeri Sembilan Malaysia，邮政编码70450。日本占领时住址： 波德申石古洞南里园林仁公园。
投诉内容： 我被日本士兵抓住，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在日本占领期间，修泰国死亡铁路时的生活非常悲惨。在死亡铁路工作的工人没有什么吃的，也没有足够的衣服穿，也没有正常的医疗救护来关心这些工人。生病的工人得不到医治，很多人死去。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历尽艰辛，身心受到伤害。我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能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给我合理赔偿。
我是1942年10月5日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5年10月3日被遣返马来西亚，我修筑铁路接近三年。当时劳役工资每日一元，而被拖欠工资每日二元。我希望能得到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27日。
廖昌华
101． 蒙难者（投诉人）：
廖昌华（Liew Chong Wah），男，67岁，退休，身份证号0889835，住址： No. pt.800. Taman Marida Senawang Sban Negeri Sembilan，邮政编码70450。日本占领时住址： Bukit Mara State Bahau N. S.。受托人廖世鸿。
投诉内容： 我被日本士兵抓住，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修泰国死亡铁路时的生活之悲惨无法想像。在死亡铁路工作的工人缺乏食物，也没有足够的衣服穿，也没有正常的医疗救护来关心这些工人。我的很多生病的工友由于得不到医治而死去。最让人不能忍受的是日本兽兵无缘无故地踢打我们。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历尽辛酸和精神苦痛。我惟一希望日本政府能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给我合理赔偿。我是1942年10月5日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5年10月3日被遣返马来西亚，我修筑铁路接近三年。当时劳役工资每日一元，而被拖欠工资每日二元。我希望能得到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2月12日。
（陈德文和廖昌华两人情况的参见本节新闻报道9）
钟保
102． 蒙难者（投诉人）：
钟保（Cheong Pao），男，78岁，身份证号3810633，住址： 广合No.32 Taman Kwang Itup Bahau N.S.，Malaysia，邮政编码72100。日本占领时住址： 马口笨打利。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在Bahau被日本人征召，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死亡铁路那里不是人呆的，它是地狱。所有的奴役劳工都遭到日本人的虐待。没有人敢与他们作对。由于不能忍受死亡铁路的生活，很多人死去，其中的一些人是得病而死。你得病后几乎得不到任何救助。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但我历尽辛酸和精神痛苦。我惟一希望的就是日本政府能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给我合理赔偿。
我是1942年11月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我很幸运地被分到军部当厨师。到1945年3月被遣返马来西亚，我总共做了三年多，44个月。当时每月工资200元，只给了我5个月的工资寄回家后来就没给了。我希望日本政府能赔我三年多的工资和利息。
投诉日期： 1993年9月18日。
游福
103． 蒙难者（投诉人）：
游福（Yew Fook），男，66岁，驾驶员，身份证号2178711。住址： 69 Btg kg Baru Cheras Katang Sel Malaysia，邮政编码43200。日本占领时住址： 士毛月（SINI ESTEL）。
投诉内容： 我与我的59个工友,在日本士兵的征召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修泰国死亡铁路时的劳工生活非常悲惨。我们吃了很多苦，劳工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药品，在我们呆在泰国期间，我们中的好多人死去。只有日本政府向我们的遭遇进行赔偿才合理。
我当时的工作地点是泰国的大山芭。从被日军强迫当劳工到回马来西亚，我整整在泰国做工三年六个月，因此我的右手致残。当年我过的不是人的生活，被迫到河里捉生鱼吃。当时有病没药医，我命大才能过关。
投诉日期： 1994年2月1日。
蒙有
104． 蒙难者（投诉人）：
蒙有（Mong Yeo），男，73岁，身份证号0440399，散工，住址： No.353 Belakang Sekolal Kaki Bukit Perhs，Mentakab, Pahang。邮政编码02200。日本占领时住址： 彭雪文德甲23碑红毛园。
投诉内容： 我是1942年4月8日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4年9月10日被遣返马来西亚，我修筑铁路接近30个月。当时劳役工资每日泰币5铢。我希望能得到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0日。
罗汉辉
105． 蒙难者（投诉人）：
罗汉辉（Low Hon Wee），男，67岁，身份证号A0578520，退休，住址： No.4232，Pulau Sebang，Tampin Post Malacca Malaysia，邮政编码73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Mile 29，Kampung Pondok Batang，Jasin，Malacca，West Malaysia。
投诉内容： 1942年3月5日，我在Jasin镇被一个为日本帝国军队服务的警察（中国人）抓住，送到当地警察局，到了那里被记录了个人资料后，对方便告之要带我去泰国建造铁路，每天可得三元日薪，其中的一元会寄给我的母亲。在我被英军送回马来西亚后，我曾经问过我母亲，她说她从未看到一个子儿。
后来，我被载到马六甲过了一夜，第二天才到淡边乘火车北上，经过四天四夜的时间，才到达泰国的“万邦”，接着又从曼谷转搭火车前往“干布里”，下火车后，改乘卡车进入森林地带，卡车驶到路的尽头，又再步行一日一夜才到达工作地点。当时我们共有约200人一起被送到目的地，然后又分为100人一个营地，每25人便有一位工头负责管理工人。我当时在森林中的工作是几人合力拉树桐供铺设铁路，有时也担任铺铁路的工作。负责的日本兵很凶，若见到工人偷懒便会加以鞭打。在森林的工地里，由于缺乏药物，许多患上霍乱症的工人都相继去世，有人病了，便被送到较简单的“医院”，睡在竹片做成的病床上，与病魔搏斗，也有一些人因病重被锯断脚，过后被送回国。日本投降后，我继续在该处做工，大约在三个月后，1945年11月20日，英军才将我们送回国，我能平安回家，可以说是万分幸运，因为同去的200人，有机会回来的只有20人左右。我在那里工作了39个月，按日薪3元计，日本人还欠我2340元。我回国后任职胶工，直到1949年才加入警察部队服务。日本政府应该作出合理赔偿。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4)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1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0）
戴贵
106． 蒙难者（投诉人）：
戴贵（Tai Kooi），男，80岁，身份证号3810330，退休，住址： Ladang Jeram Padang Bhg. Kepis，C 10，Bahau，N.S.，邮政编码72100。日本占领时住址： Ladang Jeram Padang Bhg. Kepis Bahau N.S.。
投诉内容： 1943年我被拉夫到泰国建设“死亡铁路”。在这期间，由于语言不通，我遭到打骂。我病痛时也无药可医。我1946年8月被遣返马来西亚，共做了二年半，30个月的苦力。至今已经50载了，当时劳役工资每日3元，算来被拖欠工资36000元。我要求日本政府赔偿我所应得的。
投诉日期： 1994年3月23日。
刘华焕
107． 蒙难者（投诉人）：
刘华焕（Low Wah Woon），男，78岁，胶工，身份证号2013297，住址： 33 On Lock Riv Ladang Geddes Bahan N.S.，邮政编码72110。日本占领时住址： Bahan N.Sembilan。
投诉内容： 我是1942年被日军征召去泰国修建死亡铁路的工人之一。修造死亡铁路时的生活非常悲惨。日本确实是一个野蛮的民族。他们随意虐待劳工，把工人当奴隶看待。生活环境恶劣，没有足够的食物。很多工人得病了，由于得不到救治，其中的一些人死去。我是1942年被拉夫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5年被遣返马来西亚，我修筑铁路36个月。当时劳役工资每日4元，而被拖欠工资4320元。我希望能得到合理的补偿。
投诉日期： 1993年11月20日。
谢奕文
108． 蒙难者（投诉人）：
谢奕文（Che Ng Man），男，72岁，身份证号3811469，胶工，住址： Ldg Geddes Bahau N.S，邮政编码72110。日本占领时住址： 金马士豆逸君令双溪拉玛。
投诉内容： 我当年居住在金马士豆逸君令双溪拉玛，被日本蝗军抓去修死亡铁路。在第二期由芙蓉出发到目的地，一日三餐挨饿。工作的时候稍慢些，日军就动手掴脸或者拳打脚踢，毫无人性，随意横行。在日本占领期间，修铁路死亡铁路时的生活非常悲惨。在死亡铁路工作的工人没有什么吃的，没有足够的衣服穿，也没有正常的医疗救护来关心这些工人。生病的工人得不到医治，很多人死去。
我很幸运地活下来并在战后回到了马来西亚。我历尽艰辛和精神上的痛苦。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日本政府能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给我合理赔偿。
我是1943年10月被送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6年1月被遣返马来西亚，我修筑铁路共两年三个月。当时劳役工资每日2元，而被拖欠工资1620元。
投诉日期： 1993年10月20日。
卡欣·莫哈末
109． 蒙难者（投诉人）：
卡欣·莫哈末（Kasim Bin Mohamad），男，72岁，身份证号0875449，退休公务员（公共工程局），住址： 18 m/s Gadek, Alor Gajah, Melaka，邮政编码78000。日本占领时住址： 18 m/s Gadek, Alor Gajah, Melaka。
投诉内容： 我是1942年6月8日被拉夫到泰国修筑死亡铁路的，1945年9月被遣返马来西亚，我修筑铁路接近39个月。我要求的并非是补偿被拖欠的工资，而是对我失去的尊严及39个月我及家人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所应得的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月20日。
（参见本节新闻报道11）
Abdullah Bin Omar
110． 蒙难者（投诉人）：
Abdullah Bin Omar，男，1929年生，65岁，身份证号2272857，住址： No 127A Jln Bukit Cina Melaka，邮政编码75100。日本人占领时住址： No 127A Jln Bukit Cina Melaka。
投诉内容： 我是马来西亚人，出生在Melacca，居住在Kampung Bukit Cina Melacca。1942年，我被日本人逮捕，用火车从Melacca送到Kuala Lumpur，当时时间是晚上7点。当我们到达Kuala Lumpur时，我们得到了一些食物，时间是凌晨2点。其后，我又被火车送到Penang，时间是下午2点。然后，我被用火车送到泰国边境，后来我才明白我已经在泰国境内了。
我从泰国又乘火车，到了Banpong。此时，我才得到休息，并给予一些身体上的治疗。我被要求步行7天，后来在下午7点到达了Tamakam。在我步行的过程中，我跨过许多尸体。很多人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毒打。之后又步行，直到到达目的Tamah Rompato。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开始像奴隶一样修建铁路，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战后又过了几个月，我被用船送到新加坡，到达P.Sekijang。又过了几天，我被送回了Melacca，时间是1945年5月5日。我从1942年5月被拉夫到泰国修建死亡铁路到1945年5月被遣返回国，劳役时间达到三年，没有工资。我希望日本政府就我和我的家庭所受的苦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6月26日。
Mohamad B Emby
111． 蒙难者（投诉人）：
Mohamad B Emby，男，67岁，身份证号3575273，住址： No 5 Jalan Taming Sari Melaka，邮政编码75400。日本人占领时住址： No.5 Jalan Taming Sari Melaka。
投诉内容： 我是马来西亚人，出生在Melacca，居住在No： 5 Jalan Taming Sari Melaka。1942年，我被日本人逮捕，用火车从Melacca送到Kuala Lumpur，当时时间是下晚上7点。当我们到达Kuala Lumpur时，我们得到了一些食物，时间是凌晨2点。其后，我又被火车送到Penang，时间是下午2点。然后，我被用火车送到泰国边境，后来我才明白我已经在泰国境内了。
我从泰国又乘火车，到了Banpong。此时，我才得到休息，并给予一些身体上的治疗。我被要求步行7天，后来在下午7点到达了Tamakam。在我步行的过程中，我跨过许多尸体。很多人遭到了日本士兵的毒打。之后又步行，直到到达目的Tamah Rompato。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开始像奴隶一样修建铁路，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战后又过了几个月，我被用船送到新加坡，到达P.Sekijang。又过了几天，我被送回了Melacca，时间是1945年5月5日。我从1942年5月被拉夫到泰国修建死亡铁路到1945年5月被遣返回国，劳役时间达到三年，被拖欠工资很多。我希望日本政府就我和我的家庭所受的苦难给予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月18日。
Sharipp Bin Insoh
112． 蒙难者（投诉人）：
Sharipp Bin Insoh，男，67岁，自由职业，身份证号6286313，住址： Kg. Bongik, Batu 20,Rembau, Negeri Sembilan，邮政编码71300。日本侵占时住址： Kampong Perigi Jbrnbh Rembau Nbgbri Sembilan。
投诉内容： 1942年，我在泰国的死亡铁路工作，没有薪金，没有足够的食物和饮品。很多人由于没有医药救治和被日军射杀而丢了性命。当铁路建成后，英军炸了这条路。我要求日本政府对我们这些人所受的痛苦作出赔偿。
投诉日期： 1994年12月3日。
卡森敏露甘
113． 蒙难者（投诉人）：
卡森敏露甘（Kassin Bin Nor Kan），男，77岁，退休，祖籍印度。身份证号3223948，住址： Kg Batu Belang Taman.N.S.，邮政编码73000。日本人占领时住址： Tampin Bandar N.S. Malaysia。
投诉内容： 我本人是卡森敏露甘，印度回教徒，今年77岁。在1942年6月间，我住在淡边市工作JKR，当年25岁，未结婚。有一天，日本军官负责人通过JKR管理人招集所有JKR工人，我当年被日军召去芙蓉，我的号数是129号，全部工人大约有500多人，由淡边坐JKR的卡车抵达芙蓉登记。在当天晚上8点坐火车南下新加坡，等一个星期才有两艘船，载我们工人航行六天才抵达西贡。住一个多月，再次坐船抵达另外一个码头，忘记了名字，在那里住三天，再次坐火车二天才抵达巴当不刹住一天，然后全体工人开始步行一个月，最后到达一个名叫黄溪大地区。
日侵时期受害调查二：投诉资料(15)
我们开始砍树、盖房子，每组25人，住在一起。第二天清晨6点开始工作直到下午5时才收工。由于那个地区有座大山，必须由大山中间破开山，造一条火车路通过缅甸。我们一组25人工作。我们每日工作只获得2元泰国币。我们在那边工作三年多，直到日本投降为止。我们25人一组，只剩下10个人回到马来西亚。
在日本投降后，我们被英军送到磐谷集中营地区住一个多月，才由英军用七艘商船分别运载老铁人回乡，六艘商船开往新加坡，另一艘开往槟城。我本人在槟城住一个月，然后由英政府负责让我坐火车由槟城抵达芙蓉，再由英军用卡车运送回家。我们起初全部工人在集中营有1600多人，回程的老铁人只剩下900多人而已。
我在死亡铁路工作三年多，一切不幸的遭遇并不是笔墨可以形容。想当年在泰国当劳工的各民族的人民，死在泰国的有多少人没有办法算，因为工作的地区隔开，因此其他地区发生的惨况我们不清楚。我们现已经年老多病，惟一希望日本政府体恤我们的苦痛，对欠下我们的薪水及一切损失应该给予补偿。这样，日本政府才有民主可言，才可以说是民主与人权的维护者，而不应该成为一个不道德的强盗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