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曾在天涯》

作者：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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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多少年来，我总忍不住想象自己将在某一个遥远的晴朗早晨告别这个世界，这种想象那一年在多伦多一个冬日的黎明出其不意地袭击了我以后，就再也无法摆脱。

这想象这些年来折磨得我好苦。在那个晴朗早晨我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模糊多日的意识突然清醒，清醒后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是回光返照是这个生命的最后挣扎。周围站有人，神色凝重地注视着我注视着这个无法逆转的事变。我似乎听见有人说“醒过来了”就再也听不见什么。隔着人的肩膀我从眼缝中看见倒吊着的输液瓶在微微晃动，瓶中的药液在阳光中幻现出一个亮晶晶的斑点。我仿佛记起护士穿着白衣带着白帽给我打过吊针。冬日的阳光照到我的脸上，我感到了温和的灼热。我知道这是生命的最后感受。我想对周围的人说，太阳在明天、明年、一万年以后仍然是这样灿然照耀，能够行走在这阳光下是多么巨大的幸福多么领当不起的命运恩泽，可嘴唇蠕动着却什么也说不出来。有人俯下身子想听清我最后的话，却挡住了阳光，在我眼前投下一片阴影。一种丝丝的凉意在我身体中慢慢扩散，我明白这是死神在最后逼近。这时我忽然想到世界上最重大的变化最重要的事件原来就是生命的悄然移动，逐渐泛开的凉意使我清晰地意识到了生命移动的这每一寸。我知道自己在时间中消逝，它正迅速离我而去。太多的人生遗憾只好带到那并不存在的世界里去了，对一个无神论者来说甚至连天国虚幻的安慰也不存在。在这生命的最后时刻，我莫名其妙地想起几十年前我进小学的那一天，母亲扯下我的开裆裤给我换上了新的裤子，说：“一辈子再也不穿开裆裤了。”她当时的神态我记得真切，这种记忆一辈子都陪伴着我。一辈子原来就是如此而已。多少年来一直在心里想，到生命结束的那一天有什么一辈子不敢讲的话都讲出来，这一天到来了却又觉得没有什么可讲的了。在这一瞬间，岁月纷然退却，多少往事涌上心头却又缥渺如烟，那所有的焦虑、痛苦、希望、失望、抗争，那一切的意义都模糊不清了。在明天也许就在今天，我将化为烟囱里缓缓飘出的一缕青烟，和我这一生无数次看见过的青烟毫无差别；或者，被埋入那没有尽头的寂静墓穴的黑暗深处，就像我曾在那遥远的天涯看到过的无数墓穴一样。这样想着我又感到了从人缝中透过来的最后一丝阳光，四肢的凉意带着轻微的轰响声均匀地向心脏聚拢，这是自己一生中最明确地意识到心脏的存在。血在加快冷却……然后，心脏轰的一声，头一偏，嘴角扯下了生命最后的微笑。

在那个冬日的黎明我想象着这些，全身冰冷；我试图中途停止这恐怖的想象，然而却不能。没有什么比意识到生命只是一个暂时存在更能给人一种冷漠的提醒，特别是当这意识无限的透明。我不能对自己说这只是一种幻觉，我知道这个日子迟早会要到来，我那么清晰地意识到生命在无尽的时间之流中只是那么迅速的一瞬，它与这个永恒世界的共同存在只是一次偶然的邂逅。好多次我在旷野上疯跑想摆脱这种想象，然而却不能。这些年来被它纠缠着，我觉得一切人生挣扎都是徒然都是没有意义，对于最后意义的追问也总是被证明了没有最后的意义。但是，就在昨天晚上在做了那个梦以后，鬼使神差似的，终于我下了决心要来写点什么。我当时明确意识到了这是这个生命的一次挣扎，挣扎的唯一意义就是不挣扎更没有意义，它至少给这个生命的存在一个暂时的渺小证明。

昨晚我半夜从一片迷茫的梦境中苏醒。在沉重的朦胧中，意识深处有个闪亮的光点提醒着，我已经脱离了梦境。光点拼命地跳跃着，想驱散沉沉睡意，弄清楚自己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仿佛记得自己已经回到了中国，怎么现在又还是在多伦多呢？我费力地将眼睛睁了一下，眼前一片漆黑。我不知道这种朦胧的状态持续了多久，感到这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在长久的昏睡中那闪亮的光点逐渐扩大，终于我能够移动一只手，用力地往床头一拍。“啪”的一声钝响，我马上整个儿地清醒过来。我的手拍到了床头的装饰板上，随着响声我似乎看到了那淡绿的颜色。我总算确定了，现在，我是在中国，躺在职工宿舍我自己那间房子里。我马上想起自己是怎样回到了中国，这时宿舍里的陈设、房门的方向、床和窗的位置，都浮现在我心中。我感到了惘然若失的轻松。

梦境是那样生动真切，以至我完全醒来后仍难以相信那只是一个梦。在央街和布禄街的交汇处（皆为多伦多著名大街），冬日的太阳明朗朗地照着，在银行大厦之间的街道上空开出一条光亮的走道，被阳光照射的白雪发出耀眼的光来。大厦那巨大的阴影越过央街，把对面的建筑截然地分为明暗两个部分，像一幅意味深长的构图。各色轿车一辆辆驶过，贴着地面发出沙沙的轻响。林思文穿着那件粉红的羽绒外套，扶着那辆天蓝色单车，正与我争着分手的事情。旁边是几个棕色皮肤似乎来自南美岛国的青年男女吹打着不知名的民族乐器，曲调特别悦耳。林思文身后的地铁入口处，白人黑人飘浮着来来往往，入口像一张沉默的嘴吞吐着潮湿的人们。一个身着短裙披发垂肩的白人姑娘轻盈地从我们身边闪过，走下地铁去了。她那优美的身材吸引了我的视线，我避开思文的目光一直斜着眼望着那身影消失。在乐曲停止的瞬间，可以听见从北方来的风呜呜地在空中发出闷响，不时地裹着云把差不多一百层高的皇家银行顶端那巨大的怪兽形银行徽记吞没。

在我从迷茫中清醒过来的那一瞬间，我还记得自己和林思文争了些什么，但当我集中起全部注意力，想把那些对话想清楚的时侯，却一句也想不起来，脑海里飘过来飘过去只有思文那忧怨的神态。我在黑暗中闭上眼睛竭力挖掘，却仍然一无所获。终于我放弃了这种努力，在心里对自己说，就当她骂了我一顿。这时我的意识自动地滑入了一种思索：刚才的梦境是梦中的回忆呢还是梦中的想象？我在记忆中仔细搜索，像猎手移动着枪口跟踪目标。为了使自己更清醒，我伸手在大腿间拧了一把，疼得轻轻哼了一声才松了手。想了好久终于我能够确定，梦境中的一切并没有发生过。在漫长的北美岁月里，我和林思文有过无数次争吵，却没有一次是在皇家银行大厦下面发生的。梦是多么奇怪的东西，它竟然可以把人的记忆自动地重新组合起来而又那样生动真切。

昨夜的梦来得没有一点缘由，我怀疑这是命运的一次不可等闲视之的神秘暗示。睡觉之前和朋友们玩了扑克，一个朋友突然怔住了，在我催促他出牌的时候莫名其妙地说：“死了这个世界上就永远没有你了，你想想永远再也没有你了，这个世界对你来说就不存在了，地球还是它转它的，别人还是他活他的，你仔细想想。”大家轰笑起来，我的心里当时猛地一动又想起了那个无法摆脱的想象。然后就有了这个梦。我总觉得这中间有着潜在的联系却怎么也找不到沟通的线索。回国这么久了，我很少再去回想那三年多的北美岁月。一切都成为过去都只有叹息，一切对过去的叹息都是那样苍白那样毫无意义。那些日子在我心中越来越成为抽象的概念，只有当自己到银行兑换人民币时，才恍惚地意识到原来这钱还是自己从加拿大赚来的。那些日子就像记忆里一片闪烁的灯，又像沉睡中一个飘忽的梦。有时候连我自己想起来都会产生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不像是自己曾经历过的，倒像是从书上看来的故事或是别人告诉我的事情。有几次我试图认真回忆一下的时候，心中就幻现出一条透明的时间隧道，它在阳光下泛着粉红的光影，光在薄雾中闪烁跳跃，我看不清对面的景象。昨夜的梦以一种奇异的力量打通了我心中的那奇异的障碍，紧闭的心扉在那一瞬间轰然洞开，潜藏的记忆奔涌而来如此生动如此清晰。我躺在黑暗中，过去生活的幻象一幕幕在心中浮现。能够如此无拘无束的回忆使我感到了没有体验过的兴奋，一种突如其来的强烈冲动猛地扼住了我：“应该写点什么，一定要写点什么。”在今天晚上就在今天晚上，我不能再一次放纵自己以一种说得过去的理由来作为人性躲避的掩体，而轻松地压抑了这种冲动。我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这一次可不能就那么轻饶了你，扼紧了你我再也不会放松。朋友，不要没有勇气承担又像蛇一样滑到那惰性的黑暗洞穴中去，那里潮湿阴暗，有安全却没有阳光。不要扭扭捏捏躲躲闪闪怕周围的人特别是亲人看透了你的灵魂，在明年或几十年后你告别了这个世界压力就会自动解除。”在心里这样说着，我想象着自己面临着深不可测的一潭清水，碧绿的波涛在微风中轻轻荡漾。我要跳了我真的要跳了！在一种向自己挑战的冲动推动下，我冲着黑暗喊了一声：“跳！”猛地掀开被子，在冷空气中打了个寒噤，哆哆嗦嗦地伸了脚到地上去探鞋子，探了半天才踩到一只。我心里冲动着再也来不及找到另一只鞋子，一只脚踩在冰凉的水泥地上，摸索到桌边拧开灯，抓起一叠信纸翻到空白的那一页把前面几张一把扯掉，心“咚咚”跳着，颤抖地写了四个字：

曾 在 天 涯

写这一篇东西并不为了什么，也许又为了点什么，我也说不明白。多少年来，我总忍不住想象在一百年一万年之后有一双无所不在的眼睛在遥望着今天的人们。从那个熙熙攘攘的世界望过来，今天的嘈杂纷繁焦灼奋起都像尘芥一样微茫。这种想象迫使我反复地自我追问，究竟有什么事情具有最后的意义？我知道这种想象无比虚妄，却又无比真实无可回避。在这种虚妄与真实的缝隙中，我意识到了生命的存在。我想在漫无际涯的岁月虚空中奋力刻下一道轻浅的印痕，告诉在未来的什么年代什么地方生活着的什么人，在很多年以前，在天涯海角，那些平平淡淡的事庸庸碌碌的人，也曾在时间里存在。

一

那一年的八月八日，我抵达加拿大的那一天，是一个幸运的日子。

在沉沉的睡意中我被广播惊醒，知道飞机马上就要着陆。从座位旁的小圆窗往外看，天色已经大亮，远处的云在朝阳中翻滚着一片柔和的金色，仔细看去却又宁静不动，使人很难想象飞机在那样快的飞行。机翼下的云层呈现着青白色，一团团轻柔如梦向后移去。我看一眼手表，醒悟到今天正是八月八日，想到能在这样一个难得的幸运之日来到北美，在迷惑中似乎又得到了一点安慰。马上我在心中又给了自己一个冷面的嘲笑，我从来不相信这些神神鬼鬼的东西，今天这是怎么了呢？

那一年我研究生毕业，六月底我完成了毕业论文答辩，答辩的成功使我着实兴奋了好几天。主持答辩是北京来的著名教授、他建议我去他那儿读博士，并主动提出论文的发表由他负责。我的导师也掩饰不住一脸喜气，答辩出来他在我肩头拍了拍，这个异乎寻常的举动传达着一种含蓄的赞许。当然我不会去读什么博士，一个更令人神往的机会，到北美去，在等待着我。妻子林思文去年八月去了加拿大，几个月前她寄来了所有的材料，催促我尽快赶赴加国。她办事的迅速使那些渴望过去探亲而等待已久的人吃了一惊，一个个跑到我这里来询问。探亲的护照在五月里已经办好，一环套一环一切顺利。答辩完成的第二天，我登上北上的列车去了北京。

……（此处略去920字）……

这些才多久的事呢，梦一样的现在就身在北美了。

在这个盛夏的晴朗早晨，加拿大东部边城圣约翰斯凉爽宜人。圣约翰斯，这个座落在纽芬兰岛最东端的海滨城市，我早就在心中把它生动地想象过无数次了，它和大西洋一起，一年多来是我心中现代人间的童话世界。我家中地图上的那一块由于无数次的指指点点已经变得油黑。今天真的我就来到了这里。尽管思文在信中告诉了我，这里并不繁华，工作也不好找，但在我的想象中它仍是天堂般的美妙。我知道自己是疯了，却还是克制不住地那样去想，这种想象之固执已经不可能被别人告知的事实扭转。我怎么走下飞机来到了候机室我不知道，那种怦然心跳昏惑迷醉的感觉覆盖了一切。候机室只剩下了我一个人，行李传送带空寂地转动，有人走过来提醒我拿下自己的行李，我茫然地对他嘿嘿一笑，他莫名其妙怔了一下，这提醒了我回到现实中来，开始理解身外的事情。我想给思文打个电话，却没有一枚一夸特的硬币。小商店要到七点钟才开始营业，要换零钱还得等一个多小时。我守着行李不敢走远，就那么呆站着有十几分钟，一个白人警察走过来，屁股后面吊着一尺多长的电棒。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朝我一笑说了声“GoodMorning”，他这一笑给了我一点勇气，我马上回了一声，把那张十加元的钞票摊在手中向他伸过去，用生硬的英语问：“Can you change money for me？”我怕他不明白我的话又圈了手指做出硬币的形状，指指电话做出打电话的手势。他“Ok”一声，摸出一枚硬币给我，我连忙把手中的钱递过去，不知怎么表达，含糊地发出“嗯嗯”的声音，他摇摇手笑笑走了。因为这一个夸特，加拿大留给我极好的第一印象。

接电话的是个外国女人，我反复说了“林思文”几个音她似乎听不懂，我也听不懂她说些什么，说得飞快似乎是对我这么早就打扰了她不耐烦。我冲着话筒说：“AChinese Girl！”她说：“It may be Mary”。她放下话筒去叫人，我又掏出电话号码来看。玛丽？怎么回事！那端一个女人的声音在问：“谁？”这是妻子的声音吗？我有些陌生，没有把握。我说：“我找林思文，我是她爱人。”那边声音急促起来：“高力伟！你现在在哪里？”我说：“我在机场。”她声音更加急促：“上海机场吗？”我知道她又进入打国际长途的紧张状态了。我说：“我在加拿大，在圣约翰斯，我已经来了！”她说：“站着别动，我马上就来。”

一切顺利太顺利了。我这样想着，一个姑娘的幻象在心中一闪而过，那是舒明明。明眸赤颊、轻盈活泼、披发垂肩。这是我留在中国的唯一遗憾。一星期前我离家的前夜，她在我宿舍里依依地哭了好久，不断有送行的朋友来敲门，我们躲在里面不做声。要出国去只好分手别无选择，带着几分无奈几分狠心，我除了说些模棱两可的安慰话再也说不出什么。几天之后，我这就在地球的另一面了。我把行李移到候机厅门口，缓步走下台阶，下到最后一级，我停了一下，带着一种期待，郑重地把腿跨了下去。

这就是加拿大的土地了，它就在我脚下。也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我在心里嘲讽地“哼”了一声，这片土地被自己想得太神奇了。在国内那种狂热的气氛中，一个人甚至不能不这样去想。空气纯净如水洗过一般，但我又怀疑这种感觉是出于自我心理暗示。机杨前面一片平展的开阔地绿草如茵，生机勃勃芜远平旷，一直伸展到远处小山脚下。许多花奶牛星星点点在草地上从容徜徉。数不清的海鸥来往翔掠，在远山的背景前点缀出些许移动的白影。有几只停在我脚边，我抬脚吓一吓，却并不飞走，只是跳开一点。天宇清澄，蓝得透明，我没有见过这么纯洁的天幕。眼前的景象与我想象那么吻合，这使我对进一步的证实有着一种按捺不住迫不急待的冲动。

正四下张望，一辆轿车在我身边停下。我没有去想轿车与自己会有什么联系，却听见一个声音在喊：“力伟！”我一看思文正从轿车里出来。她还是那个样子，精精神神，穿着我熟悉的小碎花连衣裙，亭亭而立。在飞机上设想好的拥抱欢乐的那样的场面忽然觉得了不合适，也许就是这辆意料不到的轿车影响了我。我羞涩地笑了说：“林思文，你好哇！”说完马上意识到不对劲，这是妻子又不朋友，却想不起说什么才是最好，又叫了一声“思文”。她笑笑表示了对我窘态的理解，指着行李问：“都在这里？”我“嗯”一声。她说：“可以带七十四公斤呢，别人都是超重的，你不超至少带满。少带只是便宜了航空公司。又舍不得买两只大箱子！”车上又下来一个高大的白人，过来提了箱子往车后塞。我想着是她的同学，忙把手提袋提过去。车开了我说：“纽芬兰的风景真好，天都是透明的。”她说：“早几个月赵洁来，带了一百多公斤的东西。”我说：“这里的鸟也不怕人，赶它也不飞。”她说：“少带东西想是省了钱，到这边来还贵几倍。”我说：“那片草地看了心里就舒服，在上面翻个跟头才好呢。”她说：“其实到了上海也来得及买。”我说：“上海只呆了两天，搞机票去了没来得及买。”她说：“好啦好啦，我还不知道你，又是舍不得。”准备了多少话一时都觉得讲着不顺口，搭讪着问：“近来还好吧？”她说：“昨天在上海起飞？”她提示着，我倒抓住了话头，把旅程讲了一遍。她边听边和司机说着英语，说得很快我听不懂几句。她的手就放在我手旁边，我把手贴着座垫轻轻移过去想抓住她的手，一碰到又退了回来。我觉得自己真可笑，怎么这也需要勇气，我们之间什么事没干过，抓一下手又算什么，这个人不就是我的妻吗？可心里还是觉得她在西方呆了一年，和原来的她就有点不一样了，高雅了，可不能冒昧。

下了车她付给司机二十二加元，我心里陡然一惊，这才意识到这是出租车。车开走了她告诉我，车费二十元小费二元。我说：“我还以为是你同学帮忙呢！”她说：“你没看见前面的计程器？”我说：“我哪知道什么叫计程器？第一次坐了出租车还是白人给我开的。天爷爷，快赶得上我一个月工资了。”她说：“要把国内钱的概念搬到这里来，人就别活了，还要按黑市价算。我刚来那几个星期也不习惯，不过要你在心里转这个变，要准备几个月，你我是知道的。”我说：“赚了钱我也会花，我现在是穷光蛋，你也不就富得流油了。二十多加元就没有了，想起也心痛。”说完了又感到自己的抱怨太奇怪，不叫出租车，从机场走过来吗？想是这样想了可心里还是惦记着那钱。

二

思文住的是学校的宿舍，一套朝南是四间小房，北边是一个厅和厨房水房。她的一间一张小床一张小桌放了就只剩下过路的地方。她说：“轻点，她们还没起来。”她告诉我这一套间除她，还有一个印度人，一个巴西人和一个土尔其人。她拿来牛奶面包，我一摸牛奶是冷的，说：“冷牛奶吃不惯，面包我在飞机上一路吃，都要吐了。”她说：“这里牛奶很好，绝对干净。”我说：“干净也要煮开，要放糖。”突然觉得应该回到以前，又说：“去热了，放糖。”她不说什么去了，我发现隔了这么一年，以前的感觉还是在那里。“她热了牛奶来，我喝一口问：“糖呢？”我已经说过了要放糖。她说：“糖吃多了不好，这里的人都不怎么吃。”我说：“饿得要死了你还跟我讲营养学概论，加拿大呆一年就跟个假洋鬼子一样。”她笑了说：“糖就糖，一扯又扯出这么多，营养学，假洋鬼子！”还是去舀了一小勺糖来。我说：“不够甜，要多。”她有点奇怪地望我一眼，还是去把装糖的筒抱了来，说：“没有一满筒了，不知你够不够？”

吃了早饭她洗了碗进来，我把门轻轻闩了，似笑非笑地朝她笑笑。她马上明白了那笑的意思，也有点羞羞的起来。我的心情其实相当平静，昨夜在飞机上那样强烈地体验到的那种男人迫不急待的渴望，想象中的那样见面后的疯狂，这时却奇怪地消退了，这使我自己也难以理解。可我还是觉得应该做点什么。我在她身边坐下，右手习惯地从她肩头挽过去，徐徐下探，左手把她的脸转过来，舌尖在上面乱点几下，又在她唇边一扫。事情按照那种有些生疏了的程序徐徐展开，她平静地顺从着，并没有我预想中的热情和激动。好一会我觉得有了些意思，问她：“安全吗，今天？”她说：“最不安全的时候。要写论文要做赵教授的工作，紧张得要死，怀孕了就真的不得了。”我说：“没关系，我带了作案的工具，在箱子里。”她说：“你实在想呢那也随你，你要负责就是。”我泄了气说：“我实在想，你倒越来越会说话了！还说出负责两个字来，我是你丈夫呢。一年没见面了，见了面还跟我说这些。”她说：“不讲清楚出了问题还不是我水深火热，你们男的缩了脖子站在干岸上。去年吓成那个样子哆嗦了有半个多月你不记得啦？”我缩回手，坐在那里不再做声。她也沉默着。外面客厅里传来锅碗碰撞的声音。我想这样沉默下去她心里也不是滋味，于是说：“好了你去写论文去工作去，我睡觉了。”她说：“别生我的气好不？一年没见面了，见面怎么又这样？想来你就来吧，都随你”。我心里别扭着，犹豫了还是那种愿望占了上风，说：“来呢，来吧就来吧。”

事情别别扭扭不怎么对劲，完了我有些沮丧，在心里骂自己，想象中的威猛都怎么不见了！思文倒安慰我说：“你累了你太累了，休息几天精神会好些。”

她去了学校，我好久也摆脱不了那种别扭的感觉，却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心想可能是分别一年，那种陌生感还没有消除，又想自己以为她现在是个什么高级人，不应该这样。裹了毯子去睡，脑海里却如有千万军马奔腾，好容易才在纷乱中理出一个头绪，集中了精力去想今后可怎么办。这件事在信中和思文讨论过多少次了，现在才感到了事情的切近。上学呢，英语水平有胡，做工呢，又没有技能。当年选来选去怎么就学了个历史学！为什么要来北美我没认真想过，我只认准一条，那么多人倾家荡产妻离子散都要来，我轻轻松松为什么不来？一踏上这块土地那模糊的目标马上鲜明急切起来：赚钱。呆一天就白呆了一天，就是损失。真的我们是穷怕了。我和思文结婚三年，省了两年的钱准备买彩电冰箱，她出国全花光了，还借了别人几千元。去年一年我骑着车满城的跑到处赶着上课，弄来的钱还不够买出国的东西。思文借了钱才寄给我一千美元买飞机票，我兑了人民币还别人三千，这钱原是思文叫我以后还的，借着心里不舒服我一咬牙就还了，其余刚够买那张机票。前几天她刚把借的钱还完，身上剩下还不到一百加元。她抱怨我东西带得少，其实我哪里还有钱呢。跟她解释我心里愧得慌说不出口，男人呢。

想到这里我再也躺不住，一跃而起，想到外面去看看，也许就有了什么机会。思文说丘吉尔广场就在附近，出了门我不知往那个方向走。想找个人问问，又怕那些黄头发的在心里笑我发音的奇怪。看见一个中国人走过来，我就上去问。他给我指了方向，问我：“刚从大陆来？”我笑了说：“你怎么就知道了？”他说：“看得出来的，台湾来的我也看得出。我从新加坡来。”走远了我把周身打量一番，把西装上下拍一拍，摸摸领结，心想，怎么我穿得不好是怎么着，就看得出我是大陆来的。我心里不快，象是受了点打击，胡思乱想着到了丘吉尔广场。

……（此处略去800字）……

在上楼转弯的地方碰见了思文，她说：“到处找你！坐了一天飞机觉都不睡一个，不要命了！我说：“时差还没倒过来，干脆熬到晚上，白天睡了晚上又睡不着，害得你也睡不着，你瞌睡又是最要紧的。”她又问我到哪里去了，我说：“到超级市场看看，想找工作没找到，顺便买点菜。”她说：“有病吧，刚来就找什么工作。”我说：“这里可不是在中国，呆一天就浪费掉一天，浪费一天就是国内一个月的收入，心里呆得住，怎么可能！”她笑了说：“你倒想起找工作这么轻松，这么轻松失业的人就不会一大片了，纽芬兰的失业率是全国最高的。”我心里正担心着如果找了个不象样的工作她会怎么看我，趁机说：“我也不想什么象样的工作，别人都不要的给我，扫厕所我也接了。到这里这副脸就不要了，反正人都不认识。”她“嘿”的一笑说：“睡在鼓里呢，你！以为还有别人都不要的在等着你呢。上个月学校招聘一名清洁工，多少人涌上去，都抢断手！超级市场那些姑娘漂漂亮亮一个你看见了吧，还不是在收钱，工资是最低的，四块二毛五一个小时，人家还是生长在这里的。”我说：“照你一说我只有死路一条。”她说：“那不至于，至少我还有奖学金，给赵教授工作还有点钱，到加拿大来了，活还不容易。”我说：“靠你养那我还不如搓根草绳吊死算了。管它什么事，火葬场也不怕，有四块二毛五一个小时就心满意足了，人民币二十多块呢。她伸出手点着我说：“看你看你，又拿人民币来算，还要算黑市价。”我说：“那怎么算？我的理想就是赚一万加元，人民币抵得五万，一个月拿几百块钱利息，一辈子就可以了。”她哈哈笑了：“你这个理想跟我说了就算了，别跟那些人说，别人在心里会笑你没志气没出息，一万加元，哟哟，好伟大的理想！早来一年的都已经有了。”我说：“一万不够多少才够呢，未必还要五万？你去年剩了多少钱，一千多！一万元要十年呢。”她说：“你以为一万元多少，几张机票钱！我们好好干一年，争取存到一万。”我说“讲相声吧，有五千我就喊上帝万岁了。”说着把胳膊伸了几伸喊了几遍”上帝万岁”。她笑得捂着肚子弯了腰蹲在地止，喘着气说：“你真的好逗，真的好幼稚好玩。都三十岁的人了！”我说：“嫌我不成熟老练是不？现在才知道后悔了吧！”她蹲在那里说：“不不！这么可笑，好玩，我天天笑还多活几年”。

吃中饭的时候赵洁来拿她家托我带的东西，我开了箱把一包东西给她，她千谢万谢去了。思文不高兴说：“总共带这点东西，还有那么多是她的。你跟她带两箱东西她心里也不会谢谢你。”我说：“你自己要我到上海去她家！”她说：“怕你买不到机票要她家帮忙。你不找她家买机票，她对我说只带双袜子，那你就只带双袜子。骗了你去塞这么一包给你，你也接了。你这个人不行就在这些地方。”我说：“做做好人也没关系，别人心里会记着。”她哧地笑一声：“你不象这个世界的人！”

吃了中饭我催她陪我找工作，她说：“绝对不行！你这几天休息，赚钱也不靠这几天。”我说：“那说好了明天！”她还是摇头。我急了说：“心里下油锅似的煎着，怎么睡得着？呆在这房子里门口到墙就是两步，跟个麻雀关在笼子里似的。”她说：“这房子我呆了一年呢，你就烦了？下午我带你去认识几个朋友，小地方中国人只有这几个，大家都熟都算是朋友。”

三

正睡着思文把我叫醒。我坐起来说：“又要我睡，睡了又叫醒我！”她说：“有人会来看你，这小地方来个人也算一件事。早上来的人下午看，这是规矩。”我说：“看人也有个规矩，到了洋人的地方规矩也是洋的。”她堵着我耳根子神秘地说：“这有个故事。”我一听有了兴头，瞌睡也跑了。她告诉我，去年化学系一个博士妻子探亲来，几个朋友上午一起去看，敲了半天门丈夫在里面说：“休息了！”几个人在门口吐着舌子挤眉弄眼，出了门哈哈大笑。以后就有了这规矩，谁家妻子丈夫来了，要留出时间让他们休息休息。

思文催我去洗脸梳头发。我说：“不装饰我也看得过去了！你丈夫也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人。”她不由分说把我推到水房里。洗了脸看见她蹲在那里在我箱子里翻寻，找出一件衬衣要我换了。我说：“上午刚换了的又要我换！”她说：“这件好些。”我拗不过只好换了。刚换好就来了一群人，她轻声对我说：“背挺直些别驼着。”我过去打招呼。大家坐在客厅里，思文给我介绍他们的名字，我也都记不清，一个个都一本正经握了手。一个女的说：“林思文你今天好精神好爽气，休息好了！”说着忍不住掩了嘴笑。另一个说：“瞧她脸色挺滋润滋润的，啊？”几个男的也抿了嘴偷笑，我愣着眼只装着不懂。又问我国内的情况，我说：：还不是那样。”拣自己有兴趣的说了些。又有人问我会不会跳舞，过几天组织个舞会。我说：“跳舞我可不会。”他说：“你太太说你跳得好。”我说：“信她的呢！”思文说：“信他的呢，他是个舞迷，有一段都跳疯了。去年自由一年没人管，还不是又跳一年。”我说：“过去的事！如今三十岁都过了，还跳什么舞。”那人说：“那不！三十多岁的人瘾才重呢，旧房子失了火，扑都扑不灭！”说了一回话他们告辞，送到门口有人说：“晚上得了空到China Town来玩。”我吃一惊问：“这地方还有China Town？”思文解释说，有一套房子住的四个都是中国人，就这样叫了。

他们去了我又问思文刚才几个人谁是谁。思文告诉我戴眼镜那个又是什么博士，穿天蓝衬衣的又是什么博士。说了几个，我说：“算了算了，反正都是博士，说多了我也还是记不住。碰见是个中国人叫博士同志准没错。”思文笑一笑，不再说下去。

晚饭后思文要我到小房间里去，我说：“看看加拿大的电视节目。”她说：“你反正看不懂，有些时候我还不懂呢，说得好快！”到了房里，她说：“解完手你把水房打开一条缝，不然她们不知道里面有人没有，又不好敲门，那个印度人在抱怨了。”我说：“好，反正住不了几天要找房子了。”说着想去客厅看电视。她又拉住我说：“急什么急！你碰了外国人要说Nice to see you。”我答应了。她要我重复一遍，我重复了。她说：“别忘记了，这是基本的礼貌，不然会以为你没修养。”我说：“明白，碰上人这么来一句就证明这个人有修养了。交待完没有？我看电视去了，反正慢慢要看懂的”她说：“你去，保证三分钟你就看不下去了。”我到客厅打开电视，果然听不懂几句。思文又站在门口招手叫我去，我过去了说：“又想起什么要交待？”她把我拉到镜子面前说：“你看镜子。”说着对着镜子抿抿头发。我看不出什么，含糊地“嗯嗯”几声。她说：“你看镜子。”我说：“你老叫我看镜子，不就是个人嘛！”她说：“你看镜子，把人照得好清秀，看出来了没有？”我连忙点头说：“真把人照得好清秀，不过主要还是人清秀得好。”

她把我推了一把娇声说：“知道别人喜欢听好听的话，又是事实，就是舍不得讲一句。讲一句几句会累死了你吗？”我心里忍不住要笑，说：“我又犯错误了，又犯错误了！”说着伸了手在自己脸上刮了几下，“打这个人好不，打？现成的漂亮话都不会讲一句，又是事实！今天立下保证，以后每天讲三次，每次至少五句。”她笑了说：“要实事求是！”我说：“那当然，虽然我是学文科的，但还是担心找不到那么丰富的词来实事求这个是！那就定下来了可以翻来复去的讲，每天要三五一十五句呢。”她笑着把我推到床上，说：“跟我讲讲国内的新闻。”我说：“没有什么新闻，新闻这边的英文报纸上也有。”她说：“不听政治的，要听人的。”我点了头说：“明白了，要听名人轶事，小道消息，小市民感兴趣的东西。”她说：“嗯嗯，知道我的特点就满足我嘛！”我说：“说起来还是个留学生，下里巴巴！”她说：“这些你要保证不告诉别人，他们会在心里笑我的。”我说：“我出去走走，八点钟了天还好大亮，那么奇怪！”她说：“这里北方呢，和哈尔滨差不多就在一条线上。”我起身要走，她挡在门边说：“还没说呢，新闻。”我说：“一说北方我就忘记新闻了。刘晓庆离婚正打官司呢。”“真的？”她兴奋起来，搬椅子靠近我坐了，“说详细点，离成了没有？”我说：“详细的我都记不得了，只说刘晓庆是坐小车去的，她丈夫是骑单车去的，那一次没离成，刘晓庆说只有结不成的婚，没有离不成的婚。”她说：“那倒是实在的，还有谁离婚了呢？”我在她鼻子上刮一下说：“要天天有名人离婚你就高兴了。”

她嘻嘻地笑，又问我熟人的事。我忽然想起说：“胡大鹏就要去美国了，签证都拿到手了，说不定现在就到上海搞机票了。下次我们去纽约，就有个熟人。”她说：“你倒说得轻松，纽约离这里几千里，这里差不多没人去过。这个鬼地方，闭都把人闭死了。明年要想办法离了这里到多伦多，加拿大繁华的就是多伦多，工作好找，离美国也近，一步就跨过去了。萧条的就是纽芬兰。”我说：“纽芬兰是世界有名的渔场，怎么会这么萧条？要不我跟了船出海打鱼，要不去剖鱼也可以。”她说：“纽芬兰渔场早就衰落了，失业的好多渔民。出海打鱼你倒是想起好浪漫，上个月吴丽曼的丈夫在一条船上找了份季节工，出海几天就在船上趴了几天，胆水都呕出来了。回来大病一场瘦得象个鬼，逢人就说有金子捡也捡不得了。赚加拿大的钱你想起好容易。”我说：“傻呆在家里也呆不住，呆几天人也呆傻了，我现在最大的愿望就是和加拿大劳动人民一样有个赚钱的机会，再差再苦再累再没有面子再怎么着，加拿大人能做，我有什么说的？”她说：“钱瘾这么重，叫你学会开车来，你又不学，会开车可以到餐馆去做delivery。”我说：“你以为国内学开车多容易呢，谁肯教我？”她说：“肯钻哪有办不到的事？我出国还要怎么难，不也搞成了。你我不知道，死要面子不肯求人，天下人都跑来低了头求你才好。自以为是清高，其实是无能。”

“无能”两个字刺得我一跳，气汹汹说：“嫌我无能了，你！嫌你丈夫无能了，你！”她指头一点一点地说：“看，看，看，看你自己的样子，有本事的人才不发这莫名其妙的脾气。”我看她的手指指点点的，心中的火气一下燃起来，伸手去打她的手，她让开了。我嚷道：“我来第一天你就逗我生气，这是你？”她不做声指指隔壁，示意我隔壁的人会听见。这一指倒好象有种什么不可理解的力量，我不敢再嚷。她说：“你也别生气，有能力的人到哪里也是有能力，我看你的。”我说：“别拿这话噎我，我总不会象你，一年只剩一千块钱。”她说：“我一千块钱都做什么了，你自己说。做人总要讲良心。”我“啊呀”叹一声说：“你说话还有个逻辑性没有，留学生！又扯到良心上去了。”她跟没听见一样说下去：“你这一趟来得好容易，身在福中不知福，跑一趟北京就完了，旅游一样。我呢，”她停一停又一句一停地说下去，“借钱担保，银行证明、移民局证明、学校证明，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到了北美。”她说一句，我点一下头，说：“上帝，上帝啊！”她说：“自己说！”我说：“我不是说了吗？上帝！”她说：“你说真的。”我说：“说真的？我是探亲来的，对不？我的探亲签证是附在你的学生签证上的，对不？没有你我绝对到不了这天堂，对不？这样我就得乖乖的，对不？你说！”她呆望着我，似乎很意外，一言不发，眼泪从眼角沁出。看着她我心软了，搂着她肩说：“这就哭了？值不值得嘛。”哄了半天她才破涕为笑。我牵了她的手说：“带你出去玩一下，这个地方这么奇怪，都九点了天还不黑。”她很顺从地跟了我出去。

我们坐在草地上说找房子找工作的事，一会天就黑了。风从大西洋那边吹过来，在高空发出呜呜的轻微闷响。她说：“我们到China Town去看看。”我说：“你去吧，我在这里等你。”她说：“不要以为呢，博士在这里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我说：“我没有以为什么呢，我只是今天懒得去”。她说：“那你回去，我马上就会回。今天我们早点睡，你累了。”她去了我还坐在那里，看着白人学生一对对的手牵手在黑暗中走过，心里琢磨着“我们早点睡”的意味。懒懒的站起来往回走，想起那些人在国内读的大学比我差，还有本科文凭也没有的，在这里居然都混到了博士。想当年自己全省前几名考到北京，凭这一点也维持了多年的自信，现在觉得内心什么东西受了损伤。我出国之前有着心理准备，在洋人面前我头得低一点，他们的国家嘛！在自己人面前心里会有这种滋味，却是没去想过的。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有什么呢，我的能力不要跑到加拿大来证明，我来是看世界来的，赚一把钱就跑。”这样想着心里酸酸的意思减了些，也决定了少跟他们来往。在一言一笑中把那种优越感传递过来，谁爱看呢！心里盘算着谁要在我面前做出那一副不堪的嘴脸，看我不反过来噎死他我就不姓高。

思文回来了说：“睡吧，今天我们早点睡。”我隐约明白了这话的意思，试探着说：“怎么睡呢？”她一怔，似乎对我的话有些意外，说：“你说呢，你说”。我拍了拍床说：“床这么窄，床。”她说：“要挤也能挤，不过你今天累了，要好好睡一觉。不过要挤也能挤挤。”我说：“真的是好累了，这时候才觉得。”她说：“那等会我睡地下。”我说：“地下我睡。”争了一会我让了步，她抽出床下的抽屉说：“这里好多毯子呢，你看。别人不要的，我都洗了收在这里。”看她在地上铺毯子我心里触动一下说：“要不干脆挤一挤。”她说：“没有关系，你累了，好好睡这一晚。”她又赤着脚踩在毯子上说：“等会我就睡在这里。”我说：“等会你就睡那里，现在──”我又拍一拍床。

她铺好毯子，挨到我身边坐了，不动也不做声。我知道她的意思，说：“先抱你一下好不？”她说：“好。”就熄了灯躺了下去。我也躺下去，她把毯子拉上来将两人的头都盖了。我说：“盖什么盖。”她说：“好羞的。”我说：“羞什么羞，你把房子都封起来别人也想得出林思文昨晚干了什么勾当。”她说：“其实又没有。”她手在我身上摸索着又说：“你瘦了，怎么自己一个人还瘦了。”说着慢慢把我的汗衫推上去，我很自然地伸出一支胳膊穿过她颈下把她搂了，她把脸埋在我颈边。我说：“在西方学了一年，还是这一套，你学了什么新经验没有？”她说：“我到哪里学？”好一会她把身子移下去，把脸埋在我胸前说：“好多次我梦见自己睡在你怀窝里，醒来又没有了。”我两只手在她身上摸索，她不时轻轻哼哼几声。做着这些我心中并不激动，与我想象中的感觉有很大的距离，我只觉得作为丈夫应该如此。结婚那两年我们已经习惯了这些，可是在去年她办理出国那几个月的焦灼和疯狂中，一切都改变了。我只以为这次出了国断了的线索就会很自然的接上，可是并没有。思文显然也察觉了什么，身体接触中传达的信息，是个什么情绪什么感觉瞒不过她。她坐起来在黑暗中把胸罩系好，内衣拉下来，说：“你累了，你今天累了。”我连连打着哈欠说：“困得眼睛都睁不开了，没一点精神了。”她摸到地上睡了，不再说话。

这是怎么了，怎么会呢？我倦缩在黑暗中回忆着刚才的感觉。等了一年盼了一年，第一夜就是这样的心情。我想为自己这种情绪找到一种解释，想来想去却想不清楚。因为太累了吗，因为舒明明吗，因为环境陌生吗？想得迷迷糊糊将要睡去，看见思文在黑暗中站起来。我问：“怎么了？”她说：“地板太硬了我睡不着，我睡隔壁去，土耳其人旅游去了，房子退了空在那里。”我答应着她就去了。她去了我心里不安，想起结婚时到黄山去旅游，在山下那一夜两人不愿分开，找到好晚才在一个偏远的招待所找到一个单间，在那张窄窄的床上挤了一夜，也没觉得有什么问题。我披了毯子起来想把她叫回来，走到门口发现自己心里并没有这种愿望，又摸回床上躺下，裹着毯子沉沉睡去。

四

我一惊而醒，看看天已经亮透了。第一个念头想起昨天已经和思文说好，今天去职业介绍所。看看表已经七点多钟。我打开门探头一看，客厅里没人。蹑手蹑脚走到客厅，也不知道思文在左边还是右边的隔壁。轻轻咳嗽几声，也没人应。一推水房的门，推不开。我正犹豫是不是扭一扭门钮，忽然听见里面水冲得哗哗响，不知是思文还是别人。我连忙缩回房把门留着一条缝，往外面张望。半天又没动静，想起要去找工作，心中焦躁起来，打开门正想到客厅叫几声，听见水房门闩“哗啦”一响。我又退去回从门缝张望，只见那巴西姑娘穿着短裤裹着浴巾出来，从门边一晃而过。我本能地把门一拉，门关上发出一声闷响。我心里一急，完了完了，以为我在偷看呢。我似乎记起她朝门缝里望了一眼。听听外面没了动静，我出去把门留一条缝，从门边走了一遍，瞟着门缝心里计算着她刚才是否能看清我。试了一遍还不放心，记不起门缝开始留了多宽，推开一点再试一遍，心里越发不安起来。这么宽的缝，天这么亮，看得清是个男人在张望嘛！急了一阵在心里又想：“管它娘，总不会向什么人汇报说我是个流氓。”心一宽不再想这件事，又大声咳嗽几声，哼着“东方红，太阳升”，还是没动静。我在心里气起来，都什么时候了！想到刚才那巴西姑娘往左边去了，右边这一间一定是思文在里面了。我坦然地敲了门，里边问：“who？”我想你还跟我吊洋腔，又用力拍几下，里面的声音呱呱说着听不明白的话。我心里一惊飞快地逃回房里，轻轻关上门。我心中充满怒气，又不敢开门，躺到床上尖着耳朵听外面的动静。那个声音在客厅里抱怨着说什么，好一会才消失。过了好久，客厅电话铃响了，我跳下床，揉着眼打着哈欠开了门，看客厅没人，就跑过接了电话。是一个男人打给“Julia”的。我高声叫：“Julia！”门闩一响，巴西姑娘从最左边那间房出来，乳罩短裤，很坦然走过来。我心里有些慌，拿本画报来看挡了自己的视线，又忍不住把画报移开一点转了眼珠子去看。她打完电话走了，我就敲了左边隔壁那一间的门，叫道：“林思文，都八点钟了！”她睡眼惺忪打开门说：“还没睡饱。”我生气说：“说好了去职业介绍所的。我都起来一个小时了。”她说：“这里人九点钟上班。昨天来的，哪里就急成这样！我还要睡半个小时。”说着又闭了眼倒在床上。我看着她心里一恨一恨的，也没有办法，只得等着。

在去的路上，我心里想着早上的事要不要告诉思文。我不说那巴西姑娘跟她描绘那一番情形，岂不被动。我自言语骂了一句：“它妈的。”她没注意。我又骂了一句，她说：“当着别人的面可别骂娘，这里可不是中国。我倒是听惯你的了。”我说：“又抬出加拿大来压我！”她说：“看你看你，神经这么过敏。”我把话说回来：“今天早上……。”她马上问：“早上什么事？”我说：“有什么呢，好笑。”一直往前走并不说下。她说：“什么事好笑我偏要你说。”我嘿嘿笑了说：“什么呢，没什么呢。”她说：“你不说我就不走了。”我说：“下里巴巴好奇心又来了。”于是把早上的事给她说了，问她：“那巴西人不会当我是偷看她吧，可别以为中国人就那么没见过世面。”她说：“有什么呢，这。你还以为他们呢。她和男朋友做爱房门都开着一条缝，后来我提醒她，她挤着眼跟我笑呢。有时候做着在里面嗷嗷的叫，满屋子都听到。你偷看她她心里可乐。”我说：“我不是想偷看。”她说：“想也没什么了不起，半裸的外国真人你还没看过呢，好个奇也是应该的，下午你没事了到处溜溜，三点式在晒太阳你看饱的，看厌了还有更开放的，加拿大这有什么呢”。我说：“你当我就那么馋呢，没吃过猪肉总见过猪走路。那年别人送我们一幅三点式的挂历，我们还不敢挂出来，记得不？”走着她看看前后没人，停下来指头点着自己面颊说：“这里亲一下”。我说：“说别人倒把你的情绪说上来了。不甘寂寞。”说着搂了她的头亲了一口。她很高兴说：“以后不要我再提示了是不？”我说：“快走，那里早就开门了。”她牵了我的手走着又问：“你喜欢我不？”我说：“都问过几百几千次了。”她说：“这是最后一次，真的最后一次。”我说：“已经有几千个最后一次了。”她笑了说：“要是可以把脑袋剖开把这句话拿走就好了。”走着又说：“你还没回答我呢。”我说：“喜欢呢喜欢呢。”她说：“一点都不认真。”我说：“怎样才算认真呢你说？”我停下来，两手指交叉了抱在胸前，偏了头扭着身子说：“喜、欢、呢！这算认真不算？”她笑得直跺脚，说：“看你，看你！”又说：“反正你是不是真的我心里知道，我的第六感觉你知道是最敏感的。”我听了心里一惊，拿找工作的话岔开了去。她又指着路边的景色给我看。我说：“快走快走，饭碗都没端着，有心看风景！”

职业介绍所是政府办的，工作机会的介绍都制成一张张小卡片编了号插在架子上。我和思文分头去找，能沾上一点边的，就把号码抄下来。我在心里算了一下，按政府规定的最低工资和工作时间，我一年扣了税只能赚八千加元，思文的奖学金和助教工作报酬加起来比我还多。看着介绍上有五六万一年的，我心里恨得痒痒。我把自己的愤怒对思文说了，她说：“凭什么你和别人去比，这是中国？和国内比你就想通了，八千加元抵几万人民币呢。要那样去比自己先气死算了，别活着做个人。”我说：“八千加元还不是用掉了，这么贵的房租。”她说：“你还想象中国房租只要几块钱一个月吧。加拿大又没邀请谁来，都是自己削尖脑袋钻来的。再怎么样，也要存一两万人民币一年吧。”我说：“找中国餐馆吧，反正四块二毛五一小时，中国餐馆还可以超工时，一天让我做十几个小时我就高兴了，做二十四小时也没什么。”她说：“华人老板太厉害了，他要榨干你的血，让你做死这条命。外国老板人道些，依法办事。”看那些卡片眼睛都看酸痛了。抄了七八个号码比较一下、确定了两份工作。一份是医院洗衣房，上通宵班，一份是郊区的中国餐馆。排了队和工作人员谈了话，她查了电脑两份工作都还在。她把电话号码抄给我们，要我们自己去联系。出了门我说：“操它娘的落到这种地步。”思文说：“早就告诉你要有精神准备。看不起这样的工作，能找到还是好事呢。”我说：“说看玩呢，其实我心里很高兴，至少路还没有绝。昨天我都有点绝望了。这是加国，不是中国，这点我还是懂的，你以为我那么不清白么？”

出了门思文问：“搭车回去？”我吃一惊问：“出租车？”她笑了说：“胆都被出租车吓虚了。这里有bus到丘吉尔广场。走要走一个小时呢。”我说：“多少钱一个人呢？”她说：“上车不管几站都是一块。”我说：“一块中国钱？”她说：“神经，有病吧，这里谁跟你说中国钱。”我说：“我还以为你折算成人民币呢。加拿大搭个车怎么这么贵？反正没事走回去算了，天气这么好，我一路也看看风景。”她说：“看风景！来的时候要你看你又说没心思看。尾巴一翘就知道你屙什么屎。”我回下张望着说：“真的，这天气真好。”

一路上我心情很好，把昨天思文给我的几张钞票卷成一卷，丢向空中，掉在地上又捡起来，嚷着：“喔，捡了钱。”思文说：“高力伟你还小了吧。你还记得那一年，我们刚结婚，你把几百块钱丢着玩，掉了一张十块的你还不知道，还是过路的人喊醒你，你脸都吓白了。”我说：“那是的，丢十块钱我脸就吓白了！我没有钱总还看过别人手里拿过钱吧！”说着把钱又抛了几次。走在我们前面的一个白人中年男子，回头正看见我从地上把钱捡起来，走过来问“Have you picked up some money？I lost it。”我怔了一下，思文说：“It's ours.We are playing with it。”我心里想着，加拿大怎么还有这么操蛋的人！于是说：“How much is it？Tell me！”我说看把钱举起来挥舞着胳膊。思文说：“别开玩笑。”又向那人解释。那人悻悻地转身走了，我在后面喊：“I picked up some money just now.I'll keep it if nobody wants it。”那人没听见似的不回头。

我问思文：“我骂一句something wrong犯不犯法？”她说：“别玩钱了，有事跟你讲。”我说：“我玩我的。你讲你的。”她说：“你答应了我我才讲。”我说：“不讲就算了，你以为我有你那样好奇？来逗我呢。答应了才讲，你要是要我抢银行呢？”她说：“你来了，星期天晚上要请一次客。”我笑着捏了她的下巴说：“张开嘴。”她张开嘴。我说：“看看你的舌头还就是原来那一条，不知不觉着倒越耍越滑溜了！”我尖着嗓子学着她的声调说：“‘你来了，明天晚上要请一次客。’你想请谁就请谁，把我抬到前面，我可有那么大一张脸？”她说：“趁机请一请赵教授和几个朋友。”我说：“多少钱够呢？”她犹豫一下说：“五六十块差不多了。”我吓一跳说：“这里吃的那么便宜，怎么要这么多钱？”她说：“你以为买几磅猪肉塞了人家的嘴就够了？两只龙虾二十多块，两箱啤酒，加起来就五十多块了。”我说：“那没有八十一百块钱这个客就请不成！”她说：“可能八九十块就够了。”我说：“龙虾是我们这样的人吃的吗？啤酒也不用买两箱。”她说：“主要是请赵教授，他给我这份工作，一个星期有一百多块钱呢。他们海洋系几个学生都在抢，他给了我这个学民俗学的。”我说：“你长得漂亮，舌头上又涂了蜜，要是你歪瓜裂枣的斜着眼歪着嘴塌着鼻子又一脸阴麻子，看他给不给你！”她睹气说：“反正跟你讲了，这个客是要请的。”我说：“一只龙虾，一箱啤酒算了。”她说：“知道你就讲不通，太固执了。这件事就是这样定了。”我说：“咦，咦，出国一年就威风多了，什么事我问都问不得。”她说：“算了算了，刚来一天就气我。我还懒得气，气坏了我的身体。没见过男子汉这么抠的。别人都是用丈夫的钱，我用自己的钱还要沤气。”她的话激活着我心中一点什么，我一股蛮劲上来说：“什么女人男人！再说我就一个人先走了。”她不做声默默地走。

走了好久我觉得还是应该由我来打破沉默，我是男人，我不必这么小心眼。她陪我走了这么远来找工作，因为这个我也应让她一步。我心里犹豫着想开口，但又有一种自己也说不明白的本能力量在反抗着。以前有很多次这样的情况，都是我笑嘻嘻的先搭讪着说话和解，但今天却心里有鬼似的没有笑起来的意思。好几次笑意都荡到了脸上想开口说话，又咽了下去。我没有料到这样一件小事却在我心中激起了这样顽强的抗拒。就这样一直沉默着走回了学校，我松了一口气，淘了米放到电炉上去煮了。

五

不知是谁先突破了那一层沉默的屏障，到了吃饭时我们又跟没事一样了。

我用调羹敲着饭碗说：“给你说个好笑的故事想不想听？”她马上抬头问：“哪个电影明星的故事？”我说：“古时候人的故事。”她低头去吃饭，说：“那你说。”我说：“古时候有A和B两个人──”她马上打断我说：“一听就是在造谣。”我说：“古时候有甲和乙两个人吵起来了，甲说四七二十四，乙说四七二十八。争不清楚争到县太爷那里。县太爷扔下签来叫差人打乙三十板。乙叫屈说，我对了怎么打我？县太爷说，他说四七二十四，你还和他争，不打你就打谁？”思文听了直乐，又说：“你就是那个四七二十四。”我说：“那县太爷要打你三十板。要不我代替县太爷打算了。”她一撇嘴说：“四七二十四还想打别人。”饭后我催思文打电话问工作的事，她问我先问哪一个，我毫不犹豫的说：“当然是医院。”她说：“上通晚的班你可想好。”我说：“通晚的班更好，我一个人把事做完就算了，不要看见谁。”电话打过去，那边说要男的，思文说是自己丈夫找工作，他现在出去了。放下电话思文说：“要你去看看，去不去？”我说：“就我一个人去？”她说：“那个人讲话飞快，你听不懂的。只好我陪你去。”我坐着不动。她说：“怕什么呢，你怕？了不起了白跑一趟。”我说：“白跑一趟倒没事，不知道别人心里会怎么想，话都说不清楚听不明白，找工作！那不是不要脸吗？”她说：“你要想这是寻官不到秀才在的事，又不挖你一块肉。”我说：“去了去了！死就死活就活，人到了加拿大还要脸干什么。”

快走到医院了思文说：“话没听懂你别回答，由我来说。”我说：“那不一下就露底了？”她说：“有什么办法，要你练好口语，你又不听我的。”我说；“这几个月写论文，哪有时间。到北京去火车上我还带个小录音机听九百句呢。这里人讲话都那么奇怪，跟外国人似的。”她在我胳膊上用力一捏说：“还说别人奇怪，不说自己只会说ABC，又有道理！”站在医院门口她又教了我几句口语，我跟她念了几遍，说：“记着了。”

进了医院的办公室，桌边一个红头发的中年女人跟个高大的年轻人说什么。思文碰碰我的手说：“找工作的，要他回去听消息。”我说：“是不是我那份工作？”她说：“不知道。”我拉了拉她的手指指门说：“算了，没戏的。”说着想退出去。她一把攥紧了我的手，站着不动，眼睛看着那个女人微笑。那年轻人离开的时候，女人站起来送了几步，很热情地握手，说“See you later。”然后坐回到电脑旁，一边敲打着键盘一边问我们有什么事。我说：“I want to find a job in the laundry。”她一指桌上一迭表格说：“Fill in this table。”又抵头去打字。我在桌子下摊一摊手，思文手轻轻摇一摇，朝桌上的表格微微一努嘴。我拿一份表退到门边沙发上去填，几个看不懂的地方，思文背对着桌子，挡住了那女人的视线给我指点。交了表女人要我们回去听消息，我转身就想走，思文对我一使眼色，又跟她描述我怎么能干，工作认真，力气大，随时可加班等等。那人把电脑打得飞快，不时抬头说一两句。后来有点不耐烦了，停下来对思文说：“I hate to tell you……”下面的话我听得有点模糊，意思却还明白。她在说很多加拿大人都没有工作，这份工作是不可能给你的。最后拉长声调说了一声“Ok？”

思文道一声谢和我出来。我阴沉着脸，心里反复念着“I hate to tell you ”这句话。思文说：“这有什么呢，想一下就找到工作怎么可能？”我说：“没有就算了，放那些狗屁干什么！就因为我不是白人？”思文说：“要想得通，人家自己的国家嘛。”我说：“那这不是种族歧视吗？怎么加拿大也有种族歧视？”她说：“白人心里都有那么一点意思，表面看是看不出来的。其实这也不奇怪，你自己看黑人看白人心里的味道就不同是不？我来了一年，也很少碰到今天这样的事。她是不耐烦说漏了嘴。”我说：“照这么说我找工作更是一片黑暗见不着曙光了。”她说：“你急什么急，你！昨天才来的。两个月找到了你福大命大。”我说：“两个月不又等于丢掉几千万把块钱了。”她跺着脚说：“又拿中国钱算，什么时候把你脑筋中的那根筋抽掉才好。”我说：“两个人出国钱都用得光光的了，我只想捞点回来。走投无路找中国餐馆算了，洋人他总不会用中国的菜刀。老板再厉害，我反正只用两只手跟他做事，第三只手暂时还没长出来。”她说：“找中国餐馆算了！好轻松哟！起码你要作碰壁三十次的准备。”我说：“那加拿大对我就太残酷了。昨天早上我想着这里还跟天堂一样呢。”她说：“放宽了心你只管放宽了心，加拿大怕只怕来不了，来了不怕没有活路。”

思文牵了我的手在街上一路指指点点看过去。我说：“怎么你现在变成牵手了，以前你都是挽着我胳膊走的，那样我感觉自然一些。”她说：“加拿大没有挽胳膊的，你看哪里有挽男人胳膊的？”我四下张望了说：“倒也是，这里男女平等，手牵手最公平，谁也不依附着谁，你这倒学会了，别的又不学会。”她把我的手一捏说：“流氓分子。”

走在异国八月的阳光下我感到了舒适，风从大西洋那边吹来，皮肤爽爽的。我抖擞着精神去看街景，觉得一切都有些怪怪的不那么自然。象走在一个虚幻的世界上。我把这种感觉对思文讲了，她说：“刚来都这样，过几天就好了。”我指着来往的小车说：“说不定哪天我们也就买了一辆。”她说：“什么说不定，这还说不定？肯定的！还有房子，也是肯定的。”我说：“你这么大的野心我压力就大了。”她笑了说：“先不跟你讲这些，现在你胆就虚着，再一吓非破裂了不可。”

走着我忽然注意到一家小小的书店，橱窗里陈列的杂志色彩艳丽，富于刺激。我停下来指着对思文神秘地说：“看，看。”这时我又注意到书店门口挂着纸牌，写着“Adult only”思文说：“想看就进去看一下，故意问什么。”我说：“既然到加拿大来了，什么都见识见识，也算增长知识。”她说：“你们男人！想什么我不知道？增长知识！”我说：“走，走。”她说：“下次又一个人来看是吧？想见识就见识一下，我可没拦着你。”我说：“我一个人不敢进去，你带我进去。你自己一个人参观过没有？”她说：“到书店我没看过，我一个女的怎么好意思，里面都是男的。”我说：“你还狡辩，没进去过怎么知道都是男的。”她说：“有人告诉我。杂志别人拿给我看过，这我承认。”我说：“一起进去。”就一起进去了。里面一个女人懒洋洋守在柜台边，几个男人慢吞吞地翻着杂志。没想到里面的杂志还放浪得多，一切人间存在着的都用彩色大特写镜头拍下来，男男女女堆在一起的。一些封面特别刺激而放浪的用塑料袋袋了，在画面关键之处贴上一枚价格标签。这些画面大大超出了我的想象，一些可以翻阅的我没勇气去翻。我看着那些杂志对思文努嘴，使眼色，她也不理我。浏览一圈我浑身开始燥热，头皮也一刺一刺的发炸，周身热血涌流。我一看思文不见了，就走到外面。她说：“看就看饱一次，我心里不会说你，有什么呢？”我说：“你怎么不看？”她说：“没意思。”我牵了她的手说“走。”她说：“门口那些东西你看见没有呢？”我说：“要有的都有了，还能有什么呢？”她说：“进门柜台对面的橱柜里，我都吓了一跳”。她这一说，我又好奇着推了门进去，先望着柜台，再把脸慢慢转过去，瞟一眼看见一些塑料的模拟器官，头发“刷”地一下几乎要立起来，心里恶心着马上转过脸去，不敢再看一眼，推了门出去。我对思文说：“加拿大怎么这么流氓呢？我再怎么想也想不到会流氓到这种地步。”她说：“自己看了又说别人流氓。这还不算，还是照片，真人都有。”我问：“脱衣舞？”她说：“下次要他们带你去看，一根纱都不带的。”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说：“听他们讲的。”我警觉起来问：“他们到底是男是女？男的跟你讲这些，没安好心！”她说：“上次一起包饺子，他们说我听到了。”我追问说：“上次拿杂志给你看的是男的还是女的？”她说：“又多心了，女的！”我站着不走，指了她说：“说真的！”她说：“是赵洁不信你去问她。”我说：“是男的呢肯定别有用心，拿本杂志跑来说见识见识，试探着就打开一个缺口。你没上过他们的当吧？”她说：“你怎么会这样想，傻瓜瓜！”我嘿嘿笑了说：“不这样想才真傻瓜瓜呢！这样的世道谁放心谁。第一个不放心的就是我，我得去考证考证。”她说：“你还不放心我，谁放心你，你们这些男人，什么好东西呢？”我说：“人到了地球这一面，什么都翻了个跟头。这里一个男人跟几个女人有感情上的来往，是人性允许的。”她说：“那你想跟几个？”我说：“九个就算了，相信不？”她说：“相信。那以后对我来说你就是第一个。”我乐得拍腿笑说：“你是女的！”她说：“刚才还说男女平等呢。”又说：“感情上的来往，这说法倒妙得紧，还带了几根纱。看看你舌头也还就是原来那一条，不知不觉着倒越耍越滑溜了。”

我忙换了话题说：“那些人一根纱都不带，怎么好意思呢？她们出去总会碰到熟人。”她说：“问我我问谁去？下次你进去了问她们自己。你想长你那个见识，要他们带你去看。里面的姑娘个个年轻漂亮，身材好得很呢。”我说：“那她们怎么不嫁个有钱的人，要干这个？”她说：“下次你进去了你问她们自己。她们也是工作，自食其力，政府批准了要收税的。”我说：“你放心好了，我不会去看。”她说：“看不看随便你。跟别人你别说我不要你去。”我说：“思想很解放啊！”她说：“别故意奉承我，奉承也没有用。你想找女朋友我可绝对不答应。”我夸张地笑起来说：“我，找女朋友？我一个穷光蛋，跟个落水狗也差不多了，找女朋友！”她说：“谁跟你笑。在这里我知道你没什么戏，我说在中国。我一年不在，谁知道你干了些什么。”我心里一跳，偷眼去看她的脸色，倒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她说：“还调查我呢，我经得起调查你经得起不？”我笑了说：“要不要组成一个调查委员会。开赴大陆？”她撇一撇嘴说：“别跟我打哈哈，你有什么事迟早我会知道。”

六

第二次找工作又没有成功，这时我才真正明白了找份工作的困难性大大超出我原来的想象。

（以下略去1600字）……

离九点钟还有两个小时，一个人呆在小房间里实在乏味。我忽然想起是不是趁她没准备搜寻搜寻，说不定从哪个角落摸出一封信一张条子一点蛛丝马迹，这里这么多博士生都是优秀青年，这一年谁保得准？我翻了抽屉没找到什么，又揭开毯子去看那床单，仔细看了也没有什么，心里想着床单也许是我来之前刚换过的，犹豫着是不是揭了床单再看。正想着忽然觉得非常惭愧，一个男子汉做这些事太猥琐了点，站在那里脸上就烧热起来。走到客厅里，那巴西姑娘和一个男人搂着在看电视，我一低头就开门走到了外面。七点多钟了外面亮亮光光的和下午三点钟一样，这提醒着我，自己现在是在北方。家里那张地图的轮廓浮现出来，那上面一条纬线从圣约翰斯拉到了哈尔滨附近。又想起爸爸妈妈的老态，送我上火车时那颤颤巍巍忧心忡忡的样子，这才是几天以前的事情却恍如隔世。

在清风里我漫无目地缓缓走着。我知道自己是在时间里行走，它正迅速地离我而去。它什么也不是却又是一切。人有了这点感悟，就扼杀了自己的幸福，与痛苦结下了永恒的姻缘。我想象着自己正存在于一百年一万年之前或之后，我就在那时的天地间缓缓走着。我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在时间深处化为乌有。这样想着我蠕动着嘴角给了自己一个嘲笑。大西洋吹来的风挟着一点温热抚过我的面颊，一方小小的池塘上两只鹅娴静地浮着，几只野鸭在鹅的周围转来转去。远处高速公路上，无穷无尽的小轿车贴着地平线移动。我在草坪上躺下，感到了太阳留在草中的温暖气息，还有难以捉摸的那一丝草的清香。我望着天空，白云一朵朵如镶在蓝色天幕上，似乎不动，看久了又发现它们在移动，在改变着形状，在大西洋上飘过来，缓缓地向西边向纽芬兰岛深处飘去。我久久地望着这片天空，觉得它高得有些奇怪有些陌生。我凝神仔细去体会这种陌生的感觉，想把这种感觉抓住了用语言表示出来。这种感觉飘来飘去模模糊糊似有似无，我一次次努力使它变得清晰，结果归于失败。我实在也说不出这高得奇怪而陌生的天有什么特别之处。也不知躺了有多久，周围房子里的灯一间一间亮了起来。我忽然一惊而起，看看表已经九点多钟，这时候天还没有黑透。

通电话的结果又给了我一次打击。老板娘说，一星期工作六天，每天上午十点到晚上十二点，周薪二百二十块钱。我向她指出如果这样一小时的工资不到三块钱，提醒她政府法定的最低工资是四块二毛五。她说：“包吃包住呢，吃两餐饭一天就没有多少时间了。”我还想讨价还价，话没说完她就打断我说：“那就是这样，No bargain。家家中国餐馆都是这样。”我抓着电话筒怔了一会，那边忽然又传来一句：“想好没有？”我突然意识到这是按时间收费的长途，也没有回答就挂上了。

回到小房间里，我摸黑倒在床上，头脑中一片麻木，又象有无数小斑点跳动着布满了那黑暗的空间。我感到了心脏跳动的节奏，应和这节奏，心中不断地跳动着“怎么办”这三个字。倦意涌了上来，心中的声音越来越微弱，渐渐被倦意所覆盖……忽然灯一亮，我睁开眼看见思文站在床前。她说：“睡着了？”我说：“不知道，几点钟？”她说：“十一点。”我说：“那可能睡了一下。”她说：“睡了一定要盖东西，这里晚上冷。”我扯过毯子盖了。她又问：“电话打通了？”我这才记起打电话的事，心里觉得窝囊，说：“问是问了一下，太远了，工资又低。”她说：“早就跟你讲，不要抱希望，碰上了就碰上了。”说了一会我说：“我还想睡。”她不做声，眼睛若有所询地望着我。我明白那意思，却一点心情也没有，只装作不懂。她说：“那我隔壁睡去了。”却站着不动。我把身子往里面挪一挪说：“要不你睡这里，挤着睡。”她又说：“那我隔壁睡去了。”我迷糊着眼说：“今天还是好累，没有精神。”她马上说：“那你睡吧，我也去了。”说着关了灯，门一晃，客厅里一束灯光射进来，马上又消失了。

七

星期天还是照着思文的意思请了客。我越是找不到工作就越是想省下每一块钱，但终于拗不过思文，一切按她的主意办了。那天下午我提着两箱啤酒跟在她后面，垂头丧气懒洋洋的打不起精神，嘴里忍不住嘀咕几句。她回过头来说：“男子汉，男子汉！心放宽点就不行？都窄成一条缝了，几十块钱的事，有什么老嘀嘀咕咕的呢，老太婆！”我说：“听了你的还不可以？现在什么事都听你的了。”她说：“那你还麻雀喳喳的念个不停。”我说：“我才念了两句。”她说：“跟你说要生我的气现在就生完，可别到了晚上还是这阴沉沉的脸，别人还以为我们怎么样了呢。看到了什么他们一回去马上就打电话都通知到了，第二天人人见了面就有了话题。中国人到哪里都是中国人。”我“嗯”了一声。她又说：“你心里不要想那么多，也不是谁一定要听谁的，谁对就听谁的。你刚来有些事又不清楚，我是对的就照我办，有什么呢。”我说：“买都买了，还要怎样呢。”

两人忙了一下午把菜一份份备好，只等人都来了就炒。思文又去问了同屋的两个姑娘，请她们早点做饭。巴西姑娘出去了，印度姑娘就在厨房做起来，满屋子都飘着咖喱味儿。

赵教授迟迟不来，思文打电话去他家问了，也不在家。思文拿了啤酒要另外几个人先喝着。魏力过几天就要去哈利法克斯读博士，一个劲地鼓动我们搬到他那间房去住，说那里便宜。思文说：“离学校太远了点，冬天在风里雪里走半个小时才到学校，又那么大个上坡。”魏力说：“七九年开始，到我那间房是第六代大陆留学生了，有人走了总有人接上来，可别在我手里断了。你们去了是第七代，交了班我就安心了。”我听说便宜就有了兴趣，魏力说：“两个人住才两百二十五块，还怎么便宜呢。”思文说：“贫民窟还能不便宜。”

这时一个人兴冲冲进来，思文给我介绍是海洋系老李。我老朋友似的一本正经跟他握了手。他把手中的一封信摇得“哗哗”响，对思文说：“你看这怎么得了，这怎么得了！”思文问什么事他说：“刚从渥太华开会回来，纽约又来了信，要我去开会，又要准备大会报告，你看，你看，刚回来的！”思文拿了啤酒给他喝说：“好事呀！”他喝着啤酒说：“手里的研究放不下来！”思文敷衍着去了厨房，老李又挪到我身边坐了，告诉我自己手中那个分子工程的研究项目最近有了突破性进展，又叹息关键性的突破是出自他的构想，成果却主要归了老板。我说：“那太不公平了！”他说：“就是，就是！”又抱怨那看不见的种族岐视，中国人很难独立地主持研究项目，总依附了别人。思文从厨房出来把话岔开，他转个弯又回到了原来的题目，满嘴的术语听得我似懂非懂。我看见他这样固执，心里涌上来一种恶毒的冲动。我朝他那边探了探身子，特别关心似的问：“生物方面有没有诺贝尔奖呢？不好意思我连这个都不清白。”他说：“有医学生理学奖。”我说：“也包括你那个分子工程吧？”他警觉起来摇摇头说：“不包括不包括。”我叹息一声说：“那太可惜了，这又不公平，不然明年你就是世界名人了。人在这世上活着，大半也是为了名是不是？”他把身子往后一缩，斜着身子望着我脸上，想研究出我这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特别真诚地又好奇地望着他，等他回答，心里却幻现出一张脸挤着眼睛在嘿嘿地笑。也许我脸上的真诚过份了点，他似乎品咂出一点意味，这并不是什么好话，口里嗫嚅着：“这嘛，这嘛……”我忽然一拍手，恍然大悟说：“有有有！牛满江就得了诺贝尔奖的，他是搞分子工程的不？”魏力在一旁说：“老李呢，没得说的！”他涨红着脸说：“开玩笑，开玩笑。”思文从厨房探出头问：“谁来帮帮忙？”他马上站起来说：“我来我来！”放下啤酒瓶去了。魏力对我眨着眼朝他的背影努嘴一笑，我不笑也不搭话，把头偏开了去。

赵教授来了，大家站起来表示客气。我注意到老李头向另一边偏着点，坐着不动拿本杂志看着，不一会思文开始上菜，两只龙虾切成几大块，红红的炒了一大盘。斟啤酒的时候我看那满桌的菜，没有那盘龙虾还真撑不起场面。思文举了杯说：“高力伟你讲一句，大家到这里都是欢迎你来。”我也举了杯说：“欢迎我来，欢送魏力走，大家干了这杯。”思文说：“高力伟你忘记赵教授啦！”说着把杯举向赵教授，“您到我们这宿舍来，真是寒舍生辉！”我连忙说：“感谢感谢！”又怕不能传达对他的谢意，我敬了赵教授三次酒，“感谢”也念了几十次。我看龙虾就那么十几块，心里一直犹豫着是不是自己也夹一块过来吃，从没吃过的东西。看见老李夹了一块又一块，心里恨恨的做不得声。还剩两块思文夹一块给赵教授，我马上伸过筷子把最后一块夹过来。吃了又觉得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怎么这一块就抵我国内几天的工资？

说说笑笑大家吃完了饭，又听赵教授讲自已征服北美的经历。我尽了做主人的责任伸直脖子认真去听。他说起二十多年前自已刚从台湾来的时候，出海捕过龙虾，餐馆洗过盘子。又说起自己现在是个什么委员会的什么委员，经常在渥太华等地飞来飞去，东海岸每年捕杀海豹的数量都要由他批准，因此他从来不轻易说Yes和No。几个人听得入神，脸上生出兴奋的神色，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明天。但我的野心却一点也没被激发起来，这一切离我非常遥远。只有老李在一边看他的杂志，嘴里自言自语地嘀咕着说：“都听多少遍了。”不时轻轻抽动一下嘴角，不屑似地哼哼几声。我凑到他身边悄悄说：“是你们系教授呢。”他又哼出一声说：“怕什么，又不是我老板。”说着手放下去翘一翘大拇指说：“我老板。”又翘一翘小指头，“他。”我本来觉得吃饭前噎他厉害了点，毕竟是客人。心里悬悬的过意不去，凑过来想委婉地陪个小心，见他气还这么盛，也就算了。

赵教授走了气氛更加活跃，几个人抢着说话报告最新动态。一个说，赵洁这个月打了七个长途回上海，联系她先生来的事，电话帐单来了却不肯认帐，气得她同屋的加拿大姑娘跑到电讯公司查了电话号码是打到上海的，她这才付了钱。一个说，小刘为了一个月省Share电话那五块钱，对同屋的人申明自己不用电话，要打电话了跑到我这里来打。可老有电话找他，最后不好意思还是出钱了。说完故事又评论说：“看看同胞们都做些什么事，我脸上都臊得发烧。他宿舍我可没勇气去，见了他的同屋我脸上都挂不住。同胞们被人看不起呢，也不要都说是种族岐视。”又一个说：“要听真正的最新动态啊……”说一半又不说了，说：“晚了吧，该回去了。”思文把门堵了说：“你说，不说今天不能走。”他又说：“要听真正的最新动态啊……这才算真正的新闻呢。”有人说：“什么神神秘秘的东西，羞羞怯怯半天也说不出来。”思文说：“你今晚可喝了我两瓶啤酒的！”那人说：“都记着了！我刚好是喝了两瓶。林思文的东西可不是吃了就吃了的，都记本子上。”思文说：“不讲也随你，反正讲了才能回去。”那人说：“看在两瓶啤酒份上我这就讲了，再开瓶啤酒给我，喝着讲着，有情绪。这新闻不说三瓶啤酒，三十瓶也抵得。”

喝口啤酒伸直了脖子“咕噜”一声吞了，压低声音说：“知道不，文静上星期又换男朋友了。”一圈人情绪马上调动起来，催问那男的又是谁，这消息又是怎么传出来。那人详细报告了。那男的我没见过。有人说：“文静有句名言大家知道不，她说这一辈子不结婚也不要孩子，潇洒着活到四十岁就去自杀。”别人插话说：“活到四十岁她哪里就舍得去死，”说着扮个鬼脸，“起码要活到四十九。”大家轰地笑了，都伸直了身子，头一起向后仰去。我笑得打跌说：“都还是留学生博士生呢。”马上有人说：“留学生也是人嘛，博士生也是人嘛。”那人说：“这算什么名言，还有一句才算真正的名言呢。我这可不是听传说来的，是不转弯听她前面男朋友说来的。她说──”顿一顿说，“两位女士到厨房里去一分钟好不好？不去？反正我今天有点醉了，就着说句醉话。她说，听着了，枕边的话！她说，男人呢，怎么对她好爱她说好听的话都没有用，要把男人的本事拿出来，真满足了她才行。”大家又轰笑起来，直了身子头往后仰去。思文拉着另一个女士的手说：“看这些男人，看这些男人！”那女士说：“这男的是谁，也太缺德了，占了便宜还外往炫耀。”魏力说：“你这个论点就不对了，封建！男女平等，谁占谁的便宜呢。来加拿大都几年了，封建思想还没肃清，一冒就出来了。”又催那人招出那男人的名字。那人说：“我醉是有点醉了，机密我还是知道泄露不得的。”大家掰着手指数着文静有过的男朋友，一边说：“一定是这个了。”“一定是那个了。”那人一概摇头说：“别套别套，套也套不出。我这里说了明天他不掐死我！你们愿意我被掐死？”一共数出来七个，听了这话又把两个走了的刨去，再刨去文静的白人老板，在那四个里面猜来猜去定不下来。有人说：“这七个是公开的还有秘密的要进一步考证。说不定这屋里就有一两个。”互相指着鼻子说：“下个被考证出来的就是你了。”又嘻笑一回，都说文静还算是个女中豪杰，她那样想了，就那样做了，她居然就敢。喝光了啤酒，一个个舌头醉里打着滚说：“你喝醉了。”“你自己才喝醉了。”醉意朦胧离去。

八

和思文天天买了报纸来看，在外面跑了三天，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房子。在魏力走的那天，我们搬到鲜水街的那幢房里去了。魏力说：“这我走就把心给放下来了，传了六代的香火没有断在我手里，你们将来搬走也传给新来的人。”

又指着请上贴的夏、春、秋、冬四幅山水日历画说：“还是七九年的，都这么多年了。画的主人的名字都没人知道了。”我说：“怎么就知道是大陆人，说不定是台湾香港人。”魏力指一处圈了的日期的小字说：“打电话作的记号，简体字。”我凑近看了是“上海长途，三分钟”几个字，于是说：“将来有人修留学生史，这就是文物了。”

学校附近实在找不到便宜点的思文才答应搬去的，搬去之前还抱怨我不肯耐心点好好找。我问她怎么学校附近房子就贵了这么多，她说：“这是夏天，到冬天你就知道了，这么深的雪，”说着在膝盖上划一下，“这么大的风，”说着晃一晃身子，“人都会吹跑去。去年我从教室到宿舍，都是弯了腰退着走回去的。”我问她学校有没有小套间租，她说：“有的，一室一厅，五百块一个月你住不住？”我一吐舌子说：“别吓我，我胆子小。”她说：“文静就自己一个人住了一套，她想得开。”我说：“跟她比，她活四十岁就算了，一年是一年。”她说：“学生总有有钱的，加拿大学生很多两个人同居了租一套，到下个学期男朋友女朋友又换人了，不算奇怪。他们不象我们几块钱也算着要省。我们的留学生靠奖学金养了老婆孩子，还开辆破车，还有钱存到银行去，外国学生没人相信，都说难以想象。”我说：“中国人生存能力是强，穷惯了嘛！”

鲜水街到纽芬兰大学要走半个小时，是凯塞琳开了小车为我们搬的家。凯塞琳是思文系里的助理教授，思文叫她小老师。我看着她一点都不小，快四十岁了。偷偷问了思文才知道比我大不了两岁。于是我也叫她小老师，她听了一脸的高兴。思文告诉我说：“小老师最善解人意，每次来看我都戴着我送给她的景泰蓝手镯，提着蜡染的手提袋。”我一看果然是的，偷偷的笑。凯塞琳一边开车一边问：“Are you talking about me？”我吃一惊，怎么外国人也这么善于察颜观色。我用英语说：“你听不懂中文，怎么知道我们在谈论你？”她说：“I know ”。我对思文说：“可见世界上人心都是相通的。”思文翻译给她听了，她连连点头说：“I think so。”我又说：“在国内只以为西方人自行其是，看来并不是这样。”说了要思文翻译给她听，思文说：“你讲话也要看人看场合。”思文用了家乡的口音讲这句话，似乎这就可以隐匿得更深一些。几口箱子和一些饮具分两次运完的，第一次我抱一只捡来的黑白电视机坐在前排，第二次后排塞满了，思文就坐在我身上。小老师说：“Each time Gao has something on him。”乐得我和思文笑个不止。搬完了思文留她吃晚饭，她一口应了。又问能不能把她丈夫麦克也叫来。思文说：“Of course。”她马上就打了电话。做菜的时候思文说：“外国人观念和中国人不一样，凯塞琳是美国加州大学毕业的博士，麦克是旅馆烤面包的，想不到吧？”我说：“那她丈夫还不是个出气筒，怎么活下来的？”思文说：“我看也挺好。”我趁机说：“要是中国人，这做丈夫的要倒血霉了，别在的阳世上做个什么人了。”思文警惕地望我一眼说：“你这是说谁呢？”我说：“说那些得了势的中国太太呢，当然你是例外。你不例外那还有谁例外！”说着麦克来了，提着一个巧克力蛋糕，凯塞琳把蛋糕提得高高地说：“Mike made it，Mike made it。”吃饭的时候麦克问我到加拿大这几天什么事情最感到新奇，我心里想：“最新奇的就是你的后脑勺那根辨子，跟中国清代男人一样。”又不知说了他会不会不高兴，于是说：“最奇怪的是那么大墓场就在市中心，总是给人一个提醒，不怕伤了每天来来往往的活人的心吗？”思文译给他们听，他们一齐笑了。

他们去了我问思文：“这里算不算贫民窟呢，这么脏的地毯。”她说：“也许就算，谁知道呢。”我说：“有电炉、暖气、热水和冰箱，在中国也算好的了。”她说：“你又拿中国来打比，你现在站在加拿大土地上，你知道不？不知道多少人羡慕你嫉妒你，可你呢，身在福中不知福。要不怎么大家都想往这里跑，来了就不想走？”我说：“那得谢谢你，让我跌到福窝里了。”她说：“要换了别人的丈夫会这样想，你心里无动于衷。”我说：“电炉呢，暖气呢，有了也就这回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她说：“没有也就那回事，更没有什么了不起。当个总统皇帝，亿万富翁也就这回事，也不会长生不老，所以跟当个讨饭的也一样，埋到那坟场都是一样，大家都公平了，对不？”说着微笑着望着我。我说：“咦，看不出啊，留了一年学，想得多了！进步了！”她说：“天下事什么不是有了也就这回事，可没有就不行！死了皇帝和叫花子也没有区别，活着时这点区别对一个人来说就是所有的一切了。很多东西你不到加拿大来就不会有。”我说：“你现在假洋鬼子样的！”她笑了说：“人家是好你也不想承认，以为这就卫护了你心里那点可怜的自尊心，是吗？我还不知道你！”我说：“要崇洋你去崇好了，只是别沾了个洋字屁也是香的。还起了个名字叫玛丽呢，你知道玛丽是谁，是《霓红灯下的哨兵》中的那个女特务！”她倒在床上笑得直滚，上气不接下气说：“高力伟，你真的逗死人，真的可爱真的好玩。跟了你我真的会多活几年。”说着爬起来抱着我的头吻了一下。我说：“严肃点，什么可爱，好玩，以为你是幼儿园的阿姨吧！”她又笑着倒在床上，双手在空中乱抓乱舞。笑完了又喘着气说：“你记错了，那个女特务是曲曼莉，不是玛丽。”我说：“那证明你还不是女特务。”她又乐得从床上跳起来，笑着嚷着来抓我的脸，“这一年你怎么学油了，看我不撕掉你的嘴。”

九

那天晚上我们几乎一夜没睡。睡下去才知道那张席梦思的弹簧完全松了。睡着睡着两个人都往中间滑。思文说：“也不知魏力和他太太这两年怎么睡的。”我说：“这床都睡过六代留学生了，多少对人在上面干过一些什么事、它能不松吗？它的历史使命早完成了，现在是超期服役。”思文说：“要算也可以算文物了，和那几张画一样有历史意义。”我在黑暗中搂了她说：“两个人又滚到一起来了，这是天意，不知你现在有情绪没有？”她说：“你今天搬东西累了，明天好不？”我说：“好容易有了一点情绪，你还推来推去，我也不一定要，只要你以后别怪我没有热情。”她说：“今天不安全，过这几天就好了。”我说：“随你。”说着想把手抽回来，她用脖子压住了不放。我说：“怎么啦？我瞌睡了。”她凑在我身边说：“抱一下也不行吗？”声音轻柔不胜娇羞。我说：“抱有什么意思，抱得我有了情绪你又不肯来，害得我自己睡不着。”她说：“你要来就来。”我说：“什么叫你要来就来，算了！”她说：“光是抱一抱不行吗？你总是叫我不满足。”我说：“你总是无法满足。”她说：“我不是，我不是。”我说：“你不是不是，你是是。”她说：“不肯抱就算了。只有我们，一年没见面，倒好象天天在一起呆了一辈了都厌烦了。”我说：“这怎么怪我，我说要来你自己不肯。”她说：“你只知道来，来！除了这个总还有点别的内容。”我想也是，这几天竟没说过几句亲热的话，平平淡淡就过来了。我想来想去想想出一句好听又显得自然的话，想来想去却想也想不出来。“我爱你”呢，太做作了，“亲爱的”呢，又太肉麻了。

正为嘴笨生自己的气，情急之中突然冒上来一句就说：“其实这一年我真的很想你呢。”这话我自己听去也空空洞洞，觉得言不由衷，幸亏在黑暗的掩护下她看不见我的表情，不然以她那么敏锐的观察力，会要当场揭穿我的做作了。我正担心着她会不会察觉我话语中的虚伪，克服着心里那种莫名其妙的力量的阻拦，鼓起勇气，准备她提出疑问我就以坚定的口气坚持下去，忽然感到她的头往我肩头靠拢，一只手也慢慢摸索过来，犹犹豫豫似乎在克服着心里的羞怯，终于停到了我的胸前轻柔地触摸。这温情的举动使我感到了惭愧，也有点难以接受。心想女人真是感情的动物，一句好听的话就把她的判断力瓦解掉了。我正想再补充说点什么以巩固她的印象，听见她在我耳边说：“是真的天天想我啦，你没骗我吧？”语气中并没有一丝怀疑，而是想催促着我把那句话再复述一次，而其中所包含的娇羞，我相信一个近三十岁的女人只有在黑暗的掩盖下才有勇气表露出来。我忽然感到，思文，这个女人，我的妻子，虽然整天的在外面冲锋陷阵，精明强干咄咄逼人，但内心依然非常软弱。这种软弱使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快感。

这些天来，我心中的自卑越来越浓厚，在她面前也越来越没有勇气表露出男人的自信，越来越依仗那种执拗来掩饰内心的虚弱。现在忽然觉得，生活中居然还有一个人在感情上需要我，在这天涯海角，我存在的意义还可以得到一种渺小的证实。在这一瞬间，我内心的自卑消逝了，用胳膊把她搂得更紧，直到她发出几声轻轻的呻唤，似乎这样就能够更充分地证实了自己作为男人的力量。她陶醉地把头贴着我的肩，呼吸有点急促吹得我耳根子痒痒的，在黑暗中听得清清楚楚。这时，我心里有一种自责，无论如何，思文对我的忠诚是无可怀疑的，我却怀着一种阴暗的心理想探究她是否在这一年中有着什么阴私。而且，她直到今天还生活在占有我全部感情的幻觉之中，她不知道在过去的一年，名义上属于她的东西已经有人在分享，甚至有了喧宾夺主的意味。在白天，她那种精干引起了我不可抗拒的反感，现在，却又觉得她有些可怜。毕竟那种气度，也是被沉重的外在压力逼出来的，在这异国它乡你不关心自己就没有人关心你。我这时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出国对我们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多么大的损伤。可她现在正沉醉在征服北美的梦幻之中，对这一点毫无意识。也许，我得强迫着自己调整了心理状态，去接受这样一个新的妻子的形象。

正想着思文的头在我肩头动了一下，含含糊糊说了几句什么，我没听清楚。嘿，女人撒娇起来连话也说不利索了！我在心里暗暗发笑，似乎在黑暗中看见了自己的笑脸。我忍着笑，我知道一笑她就会把羞怯全撒了回去。我凑在她耳边尽可能轻柔地问：“你说什么？再说一遍好不好嘛。”我在语气中掺入了一点玩笑似的温柔，为了给她的娇憨一种鼓励。她果然领悟了这种鼓励，舌子含在口中几乎说不清话：“问你呢，你刚才讲的话是真的？”我吃了一惊，在心里重复着：“你刚才讲的话是真的吗？”我刚才一直想着自己的心事，哪里讲了什么话呢。

我在心里紧张地思索一遍，想不起自己讲了什么话，值得她来反问，又疑心自己心里想着的什么，被她用一种难以说明的方式偷听了去。我试探着说：“我刚才讲了那么多话，你问的是哪一句？”她把蜷缩在我怀中的身子一伸腿一蹬，又回到原来的状态说：“这你都不知道，可见你不是认真说的。你说这一年天天想我！”我没料到她这半天没有做声，是一直在想着这句话，而且被改造成“天天想我”了。我心里惭愧着，含糊其辞地说：“我讲的话句句都是真的。”但思文不放过我，说：“不说句句话，后面的话我都没听清楚，我只问这一句。”我这时很恨自己还没有修养到睁了眼说瞎话也脸不变色心不跳的程度，被催逼着说出漂亮的话，感到非常痛苦。每逢遇到有这种必要性的时候，我心中总有一种本能的力量在抗拒，以维护内心的骄傲。我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它除了说明自己的不成熟再也不能说明什么，但却很难克服这种内心的反抗。现在思文又在催逼着我，我如果滔滔不绝说出一大篇动听的话，她也不会有什么怀疑，或者一边表示着不相信一边就全盘接受了。但这些动听的话即使是我内心的真实想法，我也不愿因为迎合别人的欢心而说出来，特别当这个人是我的妻子。我掩饰着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说：“睡吧，我瞌睡了。”她把我一推说：“最不喜欢听这句话！”我笑了说：“瞌睡了都不准，都快两点钟了。”她说：“你还没回答我呢，回答了我就让你睡。”我心里暗笑女人真是奇怪，多听一遍就过瘾了还是怎么的呢。于是说：“我说的话每句都是真的，当然那句话也是真的。”为了自己内心的骄傲，我绕了个弯子回答她，又生怕她会不满意，非要我把原话重复一遍。

我在心里作好了妥协的准备，打算她再追问就放弃这种含蓄的抵抗。不料她很满足地说：“好，就相信你了。我最喜欢的是别人喜欢我，最不喜欢的是别人不喜欢我。别人喜欢我我才喜欢他，别人不喜欢我我就不喜欢他。我喜欢不喜欢一个人主要看他喜欢不喜欢我。”我忍着了笑，对着黑暗伸伸舌头做做鬼脸，说：“那你这个人没有原则。”她马上说：“那你说谁有原则？人都这样。”我说：“人都这样。要是人只有原则没有偏见人都不是人了，而且人的偏见都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的，这是理解人的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她说：“那你对我有没有偏见？”我说：“那当然有，不然我怎么喜欢你不喜欢别人？”她说：“我怎么就没怎么感到你喜欢我？”我意识到这又是个扯不清的话题，避开了说：“今天月亮好，都照到屋里来了──好啦，我睡了啊。”说着向另一侧转了身子，把毯子拉紧。她把我的身子掰过来，把我的手从她颈下拉过去绕到胸前安放好，轻轻拍一拍，似乎对那只手作了某种暗示性的交待。我只装作不懂，手停在那上面却一动不动。她又按一按我的手背，让我体会那一团柔软。我的手这才盘旋起来。这时她把身子滑下去用头抵了我的胸说：“那我再问你，你是怎么想我的？”我暗暗叫苦，这问来问去没个完了。我说：“怎么想你？还是放到心里想。总不能向世界宣布说，我想着林思文呢。那不合适吧。你问也问得太奇怪了。”她也意识到问得没有道理，却仍不放过了我，说：“我再问你一句，真的是最后一句了。”说完又不往下说，等我催促她。我偏不催，故意出几口粗气又打起鼾来，她一推我说：“装什么傻，你又不打鼾的。”我说：“那你快说，我真的眼睛也睁不开了。”说着夸张着打了个哈欠，把手从她胸前移开，想从她颈下抽出来。

她压紧了我的手，又把它放回去说：“问了这一句就让你睡去。你说真的，不准说假的，这一年有别人到我们房里去过没有？”我又在暗中一笑说：“有啊，好多人去过，胡大鹏也去过。我们打牌还打过通宵呢。一年没去过人那怎么可能？”她说：“别扯，有别的女的去过没有？”我说：“别的女的，让我想想，哦，隔壁马老师爱人来借过餐票，对门方老师爱人还来借过拖把。”她在我胳膊上一拧说：“讲真的不，不讲真的我又用大劲了。”我恍然大悟说：“搞半天你问的是莉妹子！”我们把第三者都叫做莉妹子，“让我想一想──想清楚了，有莉妹子来过，这一年十多个都不止。”她把手用力一拧说：“你说真的，不说我又用大劲了。”我“哎哟”一声说：“轻点轻点，我说真的你又要揪痛我的肉，逼我说假的！没有呢！”她松了手说：“假的是没有真的那就肯定是有了。你告诉我她是谁。其实这一年你一个人在家里很寂寞的，有也可以理解是不？你知道我也不是那么喜欢吃醋的人。真的她是谁呢，长得漂亮不？漂亮还好，不漂亮我都没面子了。”我嘿嘿笑了说：“林思文呢，你当我真的瞌睡糊涂了是不？”我尖了嗓子学她的声音：“有也是可以理解的，你知道我也不是那么喜欢吃醋的人。”她又要拧我，嚷着：“你说真的，你说真的！”我说：“说真的我倒要问你，你是为自己在这里有了莉伢子造舆论吗？你一个人在这里很寂寞的，有也可以理解是不？真的他是谁呢，漂亮还好，不漂亮我都没面子了。”她说：“放不得心的只有男人！一个个都是花心花肠子花脚猫。”我说：“那文静是男人还是女人？”她说：“好啊，你把我去比她！”伸了手又要拧我，我抓住了说：“再拧我的神经兴奋了，这一晚又没有了。我怎么会有莉妹子，我只有你。”说着这话我心里想起舒明明，惭愧着夹在这中间，两方面都在迫不得已的背叛。思文松开手说：“这还差不多，好，你睡吧。”她说着在我肩上亲出一声脆响，转了身过去说：“我睡了你别动我，要是明天做事没有精神，那我要怪你。”

在黑暗中我睁了眼，呆望着天花板的一片漆黑。偶尔有车从门前马路上驶过，车轮擦地的沙沙声听得真真切切。一束街灯从窗帘的缝隙中射进来，在玻璃茶几上幽幽地泛着淡白的光。我想着舒明明在地球的那一面是不是睡了，马上又省悟到现在是国内的白天。来了这么些天，我没给她写信，我们之间的事就这么完了，又何必再去招惹。再说我也不知道她回信寄到哪里才不至于泄露了秘密。我极力想回忆起她的面容，却怎么也想不清晰。我感到有点恐惧，这么熟悉的人，这才二十多天，怎么会呢？我又想着如果地球可以打个洞，是不是可以用一根绳子吊到那一面去。我在北方她在南方，而且又不是在正对面，这个洞得斜着打。我考虑着怎样在头脑中那个想象的地球上打这个洞，角度该怎么倾斜，想来想去越想越不明白，头脑里丫丫叉叉的象架着许多树枝。这时突然象有一道电光掠过我心中，一下子把舒明明的面影照得如此生动如此清晰。我想象着舒明明那小巧的身影正慢悠悠地走在我房子前面那条林荫道上，手里提着那只缀着蓝色小碎花的布袋，眼睛痴痴迷迷的望着前面的路口，我就在那里等她。互相看见了交换了眼神，却又装着不认识，我推了单车，她就跟在我后面走。到了僻静之处，我跨上单车脚点了地，也不往后看，感到她在后面坐上了，猛地蹬一下就飞驶起来，她的一手只就抓住了我的衣角。

正想着思文轻轻叫一声：“高力伟。”我吓了一跳，闭上眼不动，她又轻叫几声，把身体往我这边靠一点，我还不动。她又靠近一点，贴近了轻轻碰我，见还是没反应，坐起来把电灯打开。我含糊地哼哼几声，用手遮了灯光。她说：“人总是往中间滚，这个席梦思要不得了。”我叫她下了床，把装书的纸盒一掀，书都倒在地毯上，把纸盒折起来塞到席梦思中间，试一试果然好得多。我说：“下次去捡一张好的来。”重新睡下，她推着我说：“睡不着。”我说：“别想那么多就睡着了。”她说：“好，不过我还要问你最后一句话。”我说：“My God！都有十几个最后一句了。要是明天做事没精神，那就要怪你。”她说：“我只问你，你到底还喜不喜欢我？”我说：“都问过多少次了。这傻问题我再不回答了。”她说：“跟你说认真的你别绕来绕去。我刚才睡在这里想这件事，想也想不明白。”我说：“我是喜欢你呢，不喜欢跟你结婚干什么？”她马上说：“那是以前，我问的是现在。”我说：“天，天！要我怎么说！”她冷静地说：“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我说：“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她说：“你来有这么多天了，我没有觉得你喜欢我，我觉得你变掉了。我等待了又等待，今天实在忍不住了才来问你。”我想，女人的直感你想骗也骗不过。我说：“思文你抱怨我我也不为自己辨护，到了这里我心情一点都不好。我觉得自己一钱不值，窝囊，我一个男人最起码的自信都没有，这叫我怎么有心情？真的我没有心情，没有心情。”说着我鼻子一酸，声音也颤抖了。她一只手慢慢地摸到我脸上，又摸我眼边有没有泪，说：“我理解你，力伟，我理解你。我实在忍不住了才问一句，你没变心就好，就好。是我不对，我不该惹你不高兴。我没想到这一点，现有我放心了，睡吧，天都快要亮了。天四点钟就会亮了。”

十

这天思文去了学校，我在房子里闲得无聊，懒洋洋地在街上走。我毫无感觉地走过了许多街道，也不知走了多久，终于想起应该回去了。对走过来的路我完全没有印象，就在路边的草地上坐下来，拿出地图查看，原来已经走了这么远，都快到港口了。我干脆再往前走，去看看大西洋。到了港口才知道这是一个海湾，对面的山遮挡了那波涛的一望无际。我靠在水泥栏杆上看下面的船只在卸货，吆喝声一阵阵传来。北方的太阳温和地照在我身上，有了一点醉薰薰的感觉。我解开衬衣敞着怀对着太阳，海风吹鼓着衣襟哗哗地响。我忽然想起了阿Q，靠着墙根在太阳下捉着虱子，在嘴中咬得毕剥的响，身上也麻酥酥痒起来，心里知道不会有那小动物，仍在肩上背上摸索了一回。又想起那个太阳就是这个太阳，永远照耀人间却永远无动于衷，这似乎有着不可思议的可笑。我摸索着身上想着阿Q如果真有其人，他再也想不到，在几十年后在地球的另一端在同一个太阳下，会有我这么一个人想起他来。那年他肚子饿着在末庄看见熟识的酒店熟识的馒头，都走过去并不想要，原来是他知道那都不属于他，正象我刚才走过那些挂着Helpwanted招牌的小店，却木然地走过并不想进去问一声，知道那都不属于我。我在心里把阿Q当作了一个朋友，又想起去年自己写的那篇论文对这个朋友的批评太严厉太苛刻了一点，无可奈何的人总要找到活下去的理由。

正想着忽然有人碰了我一下，我一看是个长着雀斑的白人小孩，他伸着一只手望了我说：“Give me some money。”我觉得可笑，我自己正恨不得跟别人讨点钱呢。我摇摇手说：“No money，I'm poor。”他仍固执地伸了手。我咬着牙做了一副凶狠的嘴脸，又张大了嘴望空中咬一口，把他吓得一退，飞快地转身逃跑，逃到安全的地方又回头来望我。我在心里一笑，摸一摸口袋还有一些硬币，又招手叫他过来。他迟疑着走到离我几步的地方，眼盯紧了我随时准备跑开。我手伸进口袋把硬币捞在手心，仔细摸一摸把两个二毛五一枚的弹出去，把那些五分一分的掏出来，手掌合起来摇得哗哗的响，又把右手捏成一个空心拳头，再把那些钱摇得哗哗的响，伸向了他。他走上来在我拳头下伸了小手。我让硬币一枚一枚地从手缝中漏下去，每漏下去一枚停顿一下，去享受那一声轻微的脆响，心里有着一种痒痒的快意。有一枚二毛五的漏到他手中我才看见，伸了左手想抓回来，小孩把手一捏拢，捅到口袋去了。我摇一摇拳头还响着，他又伸了手。最后几个我拖延着，他以为没有了手想缩回去我又漏下去一枚，最后我手中空了仍在他手心上悬着，他等着见没有动静，用询问的目光望着我。我慢慢张开拳头朝他一笑说：“No more。”他说声“Thanks”，就马上跑开了。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计算着刚才大概送出去了有一块钱，有点后悔起来，但又觉得一块钱也值得，到底还是值得的。

（以下略去1800字）……

我正策划着怎么把发豆芽这件事好好做一下，这天思文回来兴冲冲地说：“今天有好消息，真的好消息。”我问她她不肯说，要我猜。我说：“会有什么好事轮到我？最大的好消息就是豆芽有人要了。”她还要我猜。我想着是不是奖学金有希望了，却说：“别弯弯绕了，你！”她说：“你只管往最好的方面去猜，胆子大一点。”我心想，你弯弯绕我也绕弯弯，于是说：“那一定是家里有信来了。”她摇头得意地笑。我猜来猜去就是不猜奖学金的事，她自己忍不住了说：“奖学金得了！”我问：“你见到逊克利尔啦？”她说：“见了！”逊克利尔是历史系主任。这些日子思文一直与逊克利尔联系，总是告诉他说，高力伟就会来加拿大了，却不让我出面，怕一见面我的英语露了底就没有希望了。在国内时我按历史系的需要设计了课程，编造了成绩单，又在杂志上找一篇论文请别人翻译了自己抄一遍，把中文原文上别人的署名用自己的名字贴了，复印后作了技术处理再复印一遍，毫无痕迹，然后几样东西一起寄出，得了录取通知。没料到现在奖学金也有了。思文说；“逊克利尔一见我就说，keep smile ，我知道奖学金有了，马上告诉他你昨天已经来了。明天陪你去见他。”我沉默不语。她问：“又怎么呢？”我说：“我的英语出不得场还是出不得场。结结巴巴的英语也讲不来倒敢去见他，那不是不要脸吗？”她说：“我已经说了，你的口语不好，读和写没有问题。”我说：“那又能骗几天，暴露是迟早的事。外国人他再也想不到，成绩单和论文还可以编造，连文凭是造出来的还不知多少，我至少还有文凭这一样东西是真的。”她说：“现在都定下来了，你再出面也不怕了。”我说：“我心里畏怯，压力好大。别人在心里笑呢，这种水平还读研究生！我一辈子也没做过这么不要脸的事！”她说：“你呢，你呢！你那张脸是什么脸，倒比总统的脸还威武些！你那么多自信都到哪里去了，恨不得就吹口气把你吹起来。反正人都不认得，你怕什么怕！”我说：“我跟自己心里说，不怕，不怕，可还是怕，这是没办法的事。”

她生了气说：“跟你搞好了现成的还不敢上阵，那现在连我都要靠你这个男子汉怎么办？”我心里一动，象有什么东西要拼着冲出来，又象被什么压住了，吸一口大气把闷气强压下去。她说：“出国，拿到奖学金，别人拼了半条命才得得到呢，你倒是坐在这里就有了。好多人要他少活十年他也会愿意！生在福中要知福。”我说：“好怕听不懂课，丢了中国人的脸。”她说：“别想着自己就代表了中国人，你还没有那么大的面子。英语不行不会学吧！万一拿个文凭也好向国内交待，万一不行了退出来再找工作，就当是拿了钱学几个月英语，进语言学校还要交钱呢。”我心里沮丧得要命，豁出去说：“明天一定去，坚决彻底去！大不了不要我，会死人呀！”思文笑了说：“看，看，这个人！要你去读书又不是要你去上刑场，有那么可怕吗？”我说：“只是我又欠你的了。”她上来捂了我的嘴说：“你我是什么人，说什么欠不欠的！”她就在我身边。我想一把搂了她，含蓄地表现一下感激，可心里那鬼鬼怪怪的力量在反抗着。她顺势在我腿上坐下来，搂了我的脖子撒娇着说：“只要喜欢我就什么都有了。”我抱了她倒象抱了什么，别别扭扭着很不自然。她凑在我身边说：“到底是天无绝人之路。”我也应了说：“天无绝人之路。”一下子我想起二十年前，文革中学校不上课，我和另一个孩子去捡玻璃卖钱，有一天看见一整块玻璃碎在地上，欢呼起来说：“天无绝人之路。”都二十年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正想着思文仰了脸问我：“又怎么呢？”我掩饰着搂紧了她，在她肩头一下一下拍着。她闭了眼一动不动。看看她的脸，我想，不知别的男人是不是也象我一样，没了心理优势就没了情绪？现在我是死鱼一条了。有什么办法，我想活，可活得起来吗？

十一

见到逊克利尔把奖学金的事最后定了下来，但见面时的尴尬我事后还心虚了好久。走进办公室的时候，逊克利尔从安乐椅上转过身来，我按照思文在门外交待的，说：“Nice to meet you。”又上去握了握手。他也不起身，指指沙发要我们坐，思文坦然坐了，我也在沙发的边沿坐了，欠着点身子，似乎这样就能表示一点谦卑，对自己的资格不足有点弥补。思文跟他说话，说得很快听不明白。我竭力想去听懂，又装作明白了似的不断微微点头。逊克利尔两个指头不停地在桌面上敲着，目光转向我的时候，进去的双眼象是在很远的地方审视我，我鼓了勇气坚持着迎了他的目光也不避开，仍然点头微笑。墙上那幅东方仕女图，是去年跟思文在王府井买的，不知思文什么时候送给了他。我装着去看那幅图避开逊克利尔的目光，怕点头点不到点子上。思文说话时很快地夹了一句中文：“别看着别的地方。”又把英文很快地说下去，眼睛并不望我一望。我又把目光移过来看着逊克利尔，点头微笑。有一次我得了机会以为听懂了，插问了一句，问原来那个得奖学金的人还会不会来？思文挨着我脚的那只脚用了点劲给我一个提醒，我再也不敢插话。逊克利尔拿出一封打印的信，飞快地签了名递给我，一边吩咐什么。我听不懂但知道是告诉我奖学金的事，站起来双手捧了，微笑着深深点头，一边说着Yes。

出了门我问思文碰我一下是什么意思，她说：“我急得要跳！他刚说了那个人不会来了你又问。他说你听力还是有问题，要我快帮你提高。”我说：“读小学我也许差不多，读研究生！他以为英语几个月就可以过关的！”她说：“他又没欠你的，你还抱怨他。”我说：“怪只怪自己争不了这口气，还怪谁呢？拿了这份奖学金通知我心里铅球一样坠沉沉的。”她说：“怎么办你自己想好，该做的我都做了。路在你脚下你自己去走。注册就在这几天了。千辛万苦得来奖学金，你又犹豫了。”我说：“真的我宁肯去做工。”她说：“做工好啊，可谁要你呢，找工作你试也试过了。”我心里憋着气默默走着，走到公路边，在来来往往的小轿车喇叭声掩护下，我冲着天空喊着：“它妈的它妈的它妈的！”思文冷冷瞟我一眼，嘴角挂着一丝嘲讽的笑意。我装作没有见，心里却是恨恨的。走了好久思文说：“反正就是这样，你自己决定，不想读书在家里学几个月英语也可以。到了北美英语反正要过关的，反正又不是没有饭吃。”我说：“是的是的，反正加拿大没有饿死人这一说。”心里想着：“吃你的饭，这口饭我能咽得下去吗？”

思文不再提这件事，每天仍然是早出晚归，我决心在注册之前再挣扎一下。每天思文一去了学校，我就去买份报纸，看上面的招聘广告。看了三天有几个稍微沾点边的，我鼓了勇气打电话过去，又结结巴巴讲不清楚。放下电话我就跟自己生气，对了镜子呲牙咧嘴地作出种种嘲笑的表情，又指了镜子里的影子，手指一点一点的，在心里骂那影子是猪是狗，是豆腐渣，又撮了嘴唇作势要唾。骂了自己又伤心起来，几乎要落泪，闭了眼强忍住了。还有两次，通话后我说要找工作，对方说了些什么我根本听不懂，没等说完就把电话挂了，心里象做了贼似的跳得厉害。又想象那边的人拿了电话筒在发怔、生气，觉得自己还有点用，能够害人，又偷偷地笑。想来想去唯一的出路还是找中国餐馆，就把电话簿上中国餐馆的地址抄了满满一张纸，标了东南西北几个方向，骑车过去挨家去问。有时推门进去，应待小姐以为我是食客，笑盈盈迎上来引我入座，我连忙申明是来找工作的，马上就收了笑脸，淡淡地往里面一指。这时我心里象被钝器打了沉重的一下，隐隐作痛。心想，我是来找工作的，又不是来讨饭的，恨恨的想踏这些香港台湾来的小姐一脚，骂一声“狗”，又不漂亮，傲什么傲呢。那种神态一次次打击了我最后一点信心，明白了找工作原来是一件讨人嫌的事。每次被拒绝我都羞愧得无地自容，觉得自己一钱不值，根本就不配来问什么工作，也不配在这个世界上活什么命。

有一家老板会说国语，问我会不会炒菜，我回答说会。他见我回答不坚决，很和气的一笑说：“跟家里炒菜不同呢。你在餐馆做过大厨没有？”我只好说没有。他告诉我，他的一个厨师下个月去多伦多，想招一个新的。我厚了脸皮说：“让我试行吗，不行了你把我炒了我不说二话。”他说：“冒不起这个险呀，顾客一次没吃好就再不回头了，中国餐馆太多了。”我看他好说话，问他要不要豆芽。他说有人送了，要我留了电话号码，下次要了打电话给我。我说声谢谢准备走，他说：“不忙坐会嘛。”又问我在国内干什么，我说：“教书的。”他说：“同行，同行！”我以为他是台湾人，他告诉我是上海人，姓顾，都来有九年了。又说：“听说国内变化很大，九年没回去，也不知上海怎么样了。”我说：“我也不知道九年前上海什么样子，这次在上海上飞机看了，很繁华的。”他眼睛向上翻着，似乎在想象着上海的繁华，自言自语说：“该回去一次了。”我想跟他拉拉关系留条后路，干脆多呆一会，说：“你当老板了，回去威风很大呢，现在国内摸着外字的边就吃香，什么时候你也回去把威风抖一抖。”他说：“有这么个理想，过几年吧。”我说：“你们回去还不容易，今天想走明天就到上海了。”他说：“走不开呀，自己的生意要自己守着，一下不守就砸了再扶不起来。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天早上十点晚上十二点。No choice 。”我说：“要是我有这赚钱的机会，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也可以，有钱赚了还睡什么觉！”

他又问我住在哪里，我告诉他是鲜水路二十一号，他惊奇地说：“是吗？九年前我刚来就住在那里，八二年博士毕了业才搬走。”我有点激动说：“那春夏秋冬的年历画是你贴的？”他说：“山水画，还在吗？都六年了！”又摇摇头，“六年了，六年了。”我说：“大陆第一个来纽芬兰留学的就是你？”他说：“是啊是啊。”我说：“你都读了博士还干这个？”他说：“干这个不好？有钱就好。”他告诉我他夫妻俩都是文革中从中国科技大学毕业的，学量子化学。他在这里拿了博士学位却找不到工作，他的同学比他差，因为是白人，毕业就留校工作了。讲到这里他一笑说：“现在他们都当教授了，不过我赚的比他还多。当时我那个气啊，不公平！又挣扎着找了一年，放不下那个事业的理想。突然一天就恍然大悟了，事业是什么，说到底不就是活得好点吗？活得好不就是钱吗？”

我抓住这个机会说：“是啊，钱，钱都把人逼死了。我太太在大学读书，也没奖学金，还靠我挣钱供她呢，我找来找去也找不到一份工，心里那个急啊！”他也叹气说：“难啊难啊，刚来谁也是难，我刚来的时候还难呢。”我见他并没有帮忙的意思，心里急着再去找工作，便告辞出来。他送我门口说：“苦几年自己找份生意做，当自己的老板，还是有希望的。”我心里一动问：“你这餐馆多少钱开的张呢？”他伸出手张开五指张合几下说：“五万块。铺面租金每月三千五，我心里压力比你还大呢，生意不好就要了命了。”我说：“五万块我想着就是天文数字了。”他说：“刚来你这样想，明年你想法就两样了。”我念叨着：“五万块，五万块。”觉得这个数字有着某种神圣的意义，它在很远的地方向我遥遥呼唤。他又告诉我去年在城北富人区买了一幢房子二十多间，分期付款二十五年付清。他现在的理想就是提前十年付清。我说：“你前前后后二十多年辛苦，就是一幢房子啊！”他连连点头说：“加拿大就是这点理想。想着那房子，梦里醒来也笑一笑。在上海我们是挤怕了。我们一辈子这样了，为了孩子嘛。两个女儿都念中学了，成绩是这个。”说着伸了大拇指翘一翘。我怕他又要跟我谈自己的女儿，连忙赞道：“好幸福啊，好幸福啊。”跨上单车准备走。他给我一张名片说：“有什么生意带过来，凭名片就是特价。”我说：“等我有生意带，我就出头了，还早了点。”他说：“不要小看自己，什么事也是可能的，有朝一日，有朝一日嘛！”

踩着单车我在心里问自己，就算走运，有朝一日我混到了这一步，会不会觉得很满足很充实呢？这条路太艰难也太可怕了。我没有这份勇气，只能赚一把就跑。这样想着心里更急起来，觉得那颗心在油锅里煎着，恨不得到什么地方去抢一份工来做。回到家里思文还没有回来，我把标了记号的报纸丢到楼下垃圾桶去，用废纸盖住，计算着明天该怎么行动。听见楼梯上思文的脚步在响，我马上拿起《新概念英语》第四册歪在床上看。晚上思文在桌子上写东西，我捧着英语书坐在床上，心里乱糟糟的哄哄一片，象是有很多小蜂子爬在蜂窝上嗡嗡的响。手中的书看不下成句的话，心里沮丧着悲哀着，脸上仍做出若无其事的神态。我明白自己纸老虎的本相越来越难以掩饰，男人的最后一点自尊自信也越来越难以维持了。

第二天思文一走我又出了门。在门口我停了一下，心里有一种豁出去的慷慨，自己激动着似乎有了告别这个世界的勇气。骑车到了一家大的中国餐馆门口，那勇气又荡然无存。我觉得自己不是去找工作而是去讨钱。自己一无所长，老板凭什么要你？还没有进门我就预想到了失败的结局，这几天的忙碌使我有了这样的经验。算一算我已经跑了二十几个地方了。我把单车停在马路对面，来来回回地走，想等到中午看看这餐馆生意怎么样，一边在心里骂自己没有用，昨天还敢问一问呢，今天这都怕了。可骂完了还是没有用，不敢还是不敢，真没有办法。我想着如果它生意好，马虎一点凑合着也许就要我了。我又恨自己戴付眼镜不象个能做事的样子。到了午餐的时间，进去的客人不多，我心里凉了半截，每一个过路的人我都盯着他，希望他进去。又把自己的目光想象成一双无形的爪子，每一个从那门边路过的人被这爪子那么轻轻一拎就进去了。餐期快过去了，我越过马路从餐馆的窗下走过，窗帘遮住了看不到里面的情况。我发现最边上的窗帘张开了一条缝，便凑在那里朝里面看。还没得太清楚，发现一个应待小姐端着盘子停在那里，以哑口的惊讶注视着我。我马上往旁边一躲，绕一个大圈子越过马路，跨上单车飞踩。回头看时，那小姐正站到了门口朝这边张望。

十二

完全绝望了。明天是注册的最后一天，我不得不回过头来认真考虑去读书的问题。无论怎么说服自己，我也不能消除内心那种恐惧感，没有办法。对自己的英语我完全没有信心，发音也经常是奇奇怪怪，生硬着经常被别人模仿调笑，没有办法。平时话都听不明白说不明白，能听懂课吗？可惜逊克利尔不知道我那论文是怎么问世的。我在想象中描绘着自己那一付狼狈的样子：低了头夹着书包走进教室，不敢看老师也不敢看同学，瞥见靠墙有一个空位，就溜了过去。至少墙的一面能给我一种安全感。往那儿一坐浑身就冒出汗来，脸上发烧，不知老师讲些什么，却紧盯了书掩饰着。想到这些我身上潮起了汗。但回过头去想找工作的绝望，想起那六千元奖学金，我又有了勇气。除了交学费，我的奖学金也够我们俩过最俭朴的生活了，思文的奖学金和助教收入可以存下来，这样一年的辛苦艰难也有一点结果，否则苦就白苦了。我在心里把读书当作一个缓冲阶段，一旦有了工作机会，就不读了。这样想着我打定了主意。：“管它妈的娘的，丢脸怕什么！面子是有钱人的奢侈，轮得到我操这个心吗？”

我想要思文来提及去注册的事，这样至少对自己走投无路的窘境还有一点遮掩。但她回来对这件事只字不提。我心里气愤着，甚至有点恨她。我知道自己这样是毫无道理的，却无法消除那种愤恨。我感到了我们之间有一种隐约的对立，似乎是在进行着一场意志的角力。闷闷地吃了晚饭，我更加觉得她的沉默是一种预设的姿态，想找一个借口来找她一点麻烦。吃完饭我把汤勺一丢，“咣当”一声在碗里跳着发出一声脆响，然后看了她会有什么表示。出乎我的意料，思文毫无反应，默默洗了碗上楼去了。我看着她的背影在楼梯上一步步走上去，感到了一阵羞辱，一种轻蔑，恨不得拖了她下来逼迫她和自己吵一架。我上了楼，她伏在桌子上看书却并不抬头看我一眼。我捧了英语书靠在床上去看，好久好久，眼睁睁的一片模糊。终于我坚持不住，装着漫不经心地问：“这几天要报到了吧？”说了马上知道自己装得并不很象。她说：“注册？我今天已经注册了。”接下来又是沉默，并不提到明天是最后一天。我意识到她是打定了主意要我折了腰，自己把问题提出来。我把书放下一点，目光越过书去观察她的侧影，忽然觉得她并不是象我既定概念中的那么漂亮，甚至有点丑，举动中也有着一种说不明白的不顺眼不对头之处。我惊异自己为什么结婚几年来从没意识到这一点。当她的头一动，我马上把书举起来，挡住自己的脸。她又把打字机打得“啪啪”的响，我想到这声音妨碍了我看书，正可以作了一个生气的理由，心中象捞着一根稻草正想生气，她却又停了。我准备着只等响声一起，就毫不迟疑马上发作。一口气停在喉咙里随时准备冲出来，等了半天却没有动静，心里恨得痒痒的。我鼓着气，想象着自己是关在铁栏中的一只狮子，四面奔突也冲不出这拘禁的樊笼，只好伏在那里，竖起头上的鬃毛，发出低沉的吼声，眼睛四面搜寻，肌肉紧张着做好了不易察觉的进攻姿态，一旦发现目标就奋力扑了上去。

快睡觉的时候来了一个找思文的电话，她通话后忽然转换了话题问对方注册了没有，又提到明天是最后一天了。我知道她这是给我一个侧面的提醒，启发着我主动去问她这件事。我心里赌气地想，你想要我去注册我偏不去又怎么样？又一想这是跟谁赌气呢，不是跟钱赌气吗？只有这一条路可走我别无选择。想清楚这一点我决定妥协了。明天注册还得她陪了我去，我怕搞不清程序又怕听不明白别人的意思。这样想着心里又有了那种豁出去以后视死如归的慷慨，不管她对这样一个低能的丈夫有什么想法，爱怎么想就怎么想，没有关系。我想象中浮现出一个古雅的瓷瓶，上面那暗红色花纹的立体感真真切切，往墙上一碰，就粉碎了落在地上。我耳边似乎听到了那一声清脆的响声，嘴角便也浮了一丝刻毒而残忍的微笑。

我想着怎么开口。我感到了内心那种顽强的抵抗。我记起有一年春天到河边去游泳，河水很凉，我在岸边犹豫了很久，先用脚去水里探了探水温，又掬了几捧擦在胸前微微瑟缩着，并没有去下最后的决心，不知怎么一来便一跃入水。在水中马上就获得了那种安全感，意识到水中并没有那么可怕，先前的犹豫简直毫无必要毫无意义。这样想着就知道了自己现在的内心挣扎也毫无意义。下了决心我心里轻松起来，用尽量温和的语气问：“你今天注册人多不多？”她侧过脸来说：“要排队，明天人就少了。”她并不象我期待的那样把话题转到我身上来。我知道她在心里已经暗暗设计好了，哪怕我给自己铺下了一级台阶，她也不接续着，要我自己一直铺下去。我在心里骂了一句“它妈的”，又问：“那我呢？”我顿顿看她仍不接口，马上又说下去，“那我明天下午去可以不？”她说：“下午人更少办得快。”我启发着说：“办手续麻烦不？”说着我心里想，你还装傻我就硬着头皮自己去了。她说：“还是我带你去吧，怕你说不清楚。”我说：“好好，你带我去。”我把“带”字咬得很重，她笑了说：“又咬文嚼字了，陪你去，陪你去不行吗？睡吧”。

睡下去的时候她在毯子那边伸过手来轻轻拉了我胳膊一下，示意我主动靠近她。我心里忽然有了一种报复的快意，心想，也轮到我来装傻了，想不到这么快我就有了机会。我熄了灯就侧过身，背对了她一声不吭。她的手在我肩上轻轻触摸了一下，犹豫着又缩回去了。我心里好笑着想，你自己再铺两级台阶我再接续下去，等了好久却再不见动静。我又有点于心不忍，轻轻哼哼几声又咳嗽几声，等她来问“睡着没有感冒没有”，她却也一声不吭，看她倔着我也就算了。

我睡了好久总也睡不着，身上却渐渐潮起了一种欲望，这种欲望近来变得有些陌生，今天却出其不意地袭来。我想置之不理仍闭了眼去睡，心里却象有轻柔的波涛一波一波拍着似的痒痒。我终于忍不住，大声咳嗽几声，又叫了一声“思文”，没有反应。我想她是睡着了，于是把身体往床边挪挪离她远点，一只手往身下轻轻移动，头脑里也随着生出一些难以告人的幻象（以下略去200字）……。

思文说：“有个wife在身边你还这样！”我想不到思文也明白这种男人的秘密，惭愧得无地自容，含糊地哼出几声说：“瞌睡了瞌睡了。”思文听着我话语中的恳求，也不再深究，只是说：“下次可再别这样！”我蜷缩着不动，夸张着呼吸声假装睡着。

十三

这么着我也算个留学生了。联谊会主席老宋拿着驻渥太华的中国大使馆寄来的调查表格要我登记，我还不好意思，心里觉着别扭。看他也并没有嘲笑的意思，就在写着我名字的那一行把自己的情况写了。从“留学生”这个词儿想到别人，总还有几分神秘几分崇高，想到自己却只是几分滑稽几分荒谬。我正经也是个留学生了，这真太可笑了。我在自己脸上抓摸了几把，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对看镜子照了自己的脸，嘴里喃喃着：“留学生，留学生了。”心里直想笑。

我从此在一种沉重的心理压力下度日。英语太差，又没有感情上的投入，度日如年地活在这天地之间。我尽量少选课，但至少要选两门。（以下略去600字……）

历史分析方法这门课混在众人中间还能够暂时地逃避，社会发展史这课可真要了我的命了。学生只有我一个人，威尔逊教授就隔着桌子给我上课，有时在黑板上画画写写。每当他讲着笑了起来，我并没听懂也傻子似的跟着笑，点头，表示对他的笑有所理解。我觉得自己是个不成材的演员。这个美国来的教授是个非常和善的老头，对我蹩脚的英语也表示了理解。每星期两次我经历着心灵的煎熬，每上完一次课我都如释重负，想到下一次课还要隔几天，心里就充溢着一种巨大的幸福，我可以暂时地逃避了。每次去上课我想起教授有了我这样一个学生，在心里无可奈何地叹气，就有了赴刑场的感觉。征得了他的同意我用小录音机把讲课内容录下来，拿回去要思文翻译了给我听。这样我在思文面前也做不出有志气的样子。我隐约地感到了一种现实原则在我们夫妻之间也同样在起作用，一个男人，他不能征服世界，就不可能征服女人。我不愿承认它想反抗想挣扎，却又觉得那将是徒劳无益。我心里感激着她，但却羞于将这种感情表露出来。而且，这种感激并不掺揉着爱的体验。

这期间有一个发现使我心里小小地快乐了一阵子。那天上完历史分析方法的课，我去厕所坐在那里看见三面隔板都写满了污言秽语，还有一些不堪的画。以前我总是撒了尿就走了，没有注意到这些。发现了这一点我心里想着，干吗要把自己看得低人一等，那些白人学生一个个温文尔雅风度翩然其实也不过如此，这就是他们的杰作。这样想着我似乎恢复了一点自信。我把那些句子都仔细读了，在心里翻译成中文，明白了天下的人原来都是一般心思。突然发现了几个中文字“五号雅座”我就笑了。走了出来我只记得了一句：“感谢上帝，发明了爱滋病，杀死同性恋者。”以后我看见他们，心里自卑起来，就想起那些话那些画都是出自他们的手笔。

这种令人沮丧的生活持续着，我心里充满了悲哀和凄凉。有几次我半夜里睡不着，蹑手蹑脚摸索着下了床在楼下的公用客厅里呆坐。周围一片浓黑一片寂静，黑暗中象有什么东西沉沉的压下来。我想象着自己是困在一口很深的枯井里，四周都是黑暗，洋溢着潮湿的瘴气，不时闪现出厉鬼狰狞的面孔，不时又传来一两声似人似鬼的嘻嘻之声，又似有什么人在一个隐秘的角落轻轻诉说轻轻叹息，使我毛骨悚然遍体冰凉。我抬起头，穿越那浓厚沉重的黑暗，望见了枯井顶上小小的一方光亮。那是天空是解救之所在是我的一线希望。我悲切地跪在湿润的枯井深处，向着天空徒然地伸出双手，天空中那一双无所不在的眼睛却忽略了这黑洞洞的深处，目光木然地从这井口边扫过。我从想象中惊醒过来果真遍体冰凉。我抚着自己的胳膊听着自己的呼吸声想着，这就是世界的一个遥远的渺小的角落，这就是无尽时间之流的某一个瞬间，这就是在这个角落这个瞬间呼吸着的我。

十四

我们住的地方也许就是所谓的贫民窟了。（以下略去1700字……）

过了几天在一个周末的中午，那两个警察又来了。我正在厨房做饭，他们自己推了门进来问：“Does Lin Siwen live here？”我拍拍自己的胸说：“My wife，mywife！”警察诡秘地一笑，指指门外。我跟他们说不清楚，把电炉拧关了说：“Mywife is upstairs！”警察象是吃了一惊，交换一个眼色，我用英文的调儿喊着“思文，思文”跑上楼去。思文跑出来，警察也跟上楼来。思文跟他们谈了一阵，才明白有人shoplifting被逮住了，自称是林思文，住在这里。思文冲到楼下隔了玻璃车窗看见警车后面坐着的是赵洁。警察问她可认识这个人，我在一边悄声要思文说“不认识”，思文不理我，马上告诉警察说认识这个人，是纽芬兰大学的学生。警察把赵洁放出来，赵洁说要解手了，拉着思文的手上楼去，说了好一会又下来。思文下楼时慢一步，告诉我赵洁已经哭着给她道歉了。赵洁装着不懂英文，警察问什么她都摇头。警察要带她去警察局，请思文去做翻译。赵洁恳求她不要跟去，我也拉拉她的衣袖要她别去。思文等赵洁进了警车，把我的手甩开说：“干什么呢！以为做了好人她会惦你的恩吧。一个人再没有用至少也得能保了自己！”钻进了车子。到了晚上思文才回来。她告诉我，赵洁在商店偷了一支口红一瓶洗发香波，被老板发现，问她三次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忘记付钱了，她都否认，只好打电话叫了警察。在警察局她不肯说自己的姓名住址，最后告诉她不说就要在警察局过夜了，她才说了。为了这八块钱的东西，赵洁还要在两个星期后上法庭，警察已经请了自己去做翻译。

吃了晚饭思文兴奋着开始打电话。我说：“你答应了赵洁保密的，放她一马算了。”她说：“她偷东西冒我的名我还替她保密！傻瓜也没有那么傻！”她搬张椅子坐下来一个接一个地打电话，把事情告诉每一个要好的人，最后又嘱咐他们一定要保密。电话打了一两个小时完了，思文说：“高力伟我说你这个人就是没有用，别人都骑到你头上来屙粪了你还做好人，做好人也要看对谁！”

我说：“你自己说多一个朋友就多一条路，多一个仇人就多一把刀，今天你又多一把刀了。”她说：“好人啊，看着你可怜呢，好人！这世界人自己没有几拳几爪可怎么活！”

这时电话铃又一个接一个响起来，那些间接听到消息的人不满足，打电话过来追问细节种种。思文不厌其烦，一遍一遍复述详细过程，打完电话已经十一点多钟，我说：“你舌头起茧了没有，我耳朵听了十多二十遍可真听起茧来了。”

这件事当晚就在纽芬兰大学几十个留学生中传遍了。大家愤怒着也满意着，异口同声地责骂赵洁丢了中国人的脸丢了留学生的脸，同时又为能有这么一件新奇的事给平寂单调的日子带来一点活力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有人又把赵洁打了国际长途拒绝交钱的故事拿出来重新传播，还有人补充说，有一次赵洁在旧货市场买了一张沙发，在门口拦了几个白人帮忙抬回去，说是只有几步路，路上几次说快了快了，结果差不多一个小时才到，使那几个人哭笑不得。以后几天总有人打电话来问事情的最新进展，对“上法庭”这样一个富于刺激性的事件兴奋不已。一星期后思文收到了警察局的正式通知，请她在某一天去法庭当翻译，并告知了报酬的多少。到了那天早上，赵洁突然打了电话来说，开庭已经取消。思文马上打了电话去警察局询问，得知开庭如期举行。她马上换了衣服就走，一边说：“跟我耍小聪明！以为我是谁吧！我不奉陪到底那我还算个人！”我说：“关你什么事呢，你就是好奇！不管这闲事心里就痒抓抓的吗！”她也不理我，把两块面包涂了黄油果酱，急急地骑车走了。从法庭回来她有些失望，说，有个华人牧师帮赵洁出了主意，要她说当时手里拿了伞，把东西塞在口袋里，加上考试昏了头，忘记了。法庭竟倾向于同意这种解释，等第二次开庭再作结论。然后补充说：“加拿大的法官太蠢了，so foolish！”我说：“那下次你又去，又好了奇又报了仇又赚了翻译费。”她说：“懒得去了。”这件事就这样过去，第二次开庭的情况无人知晓。

十五

对那天的事情我完全没有料到，然而发生了。事后回想起来，我仍然疑惑为什么那样一件小事会在自己心中产生那样绝望的感觉，人常常会连自己也难以理解。和思文结婚这几年来，我们争吵过很多次，但我从来没有认真觉得这是一个问题，也没有感到两人之间已经不可理喻已经无可奈何。我还常常有意制造一些小小矛盾，使平静如镜的生活湖面也有轻微的碧波荡漾。如有时她要我陪着上街，我偏说不想去，一定要听她诉说别人的丈夫多么有耐心，外面天气多么好，商店的东西多么诱人，直到她拉下脸来，我才恩赐般的姗姗起程。又有时她要我到她家去，我马上说前不久刚刚去过，等她说尽好话作出种种许诺，我才勉强同意。哪怕是她出国之前发生过几次真正的争吵，我也不觉得自己就丧失了主动，因此也不必认真。然而这一次，我却产生了真正的无奈之感，随之也对她产生了一点厌恶性反感。我当时根本没有意识到，那心灵的轻轻一动，就预示了一种完全相反的感情方向。那天晚上，思文说要准备写论文了，要我把从国内带来的资料找给她。我很高兴地说：“你快写，明年离开这个地方。你快写叫你外婆奶奶也做得。”她说：“外婆奶奶，我不喜欢听！”

我说：“一高兴忘记就把你叫老了，叫你小姑娘你喜欢听不？”我从箱子里把资料找给她。我在国内的时候她写信给我，要我从三个可能方向去为她的论文找资料。她所列的方向都很狭窄，我花了十多天在图书馆反复查找，复印了二三十篇文章。她接了资料吃一惊似的说：“这么一点，我以为有多少呢！”她说着比划了一个厚厚一摞的手势。我说：“你列出的方向，要找的我全部找了，几十年前的杂志都翻到了。”她拿了资料在灯下一篇篇翻看，我坐到床上去看《历史分析方法》。她把那些资料翻得哗哗的响，脸色越来越难看，我用书挡了脸装作没看见。突然她把那些资料往地上一扫，站起来说：“Garbage，garbage，all g arbage！”我放下书看着她不做声，撇嘴嘲讽地望着她。她更加生气，跺着脚去踩那些资料，又踢得到处都是，然后双手搂起来抓成一团，塞到字纸篓里。

我感到非常意外，这不是我认识的林思文，我无法回避心里涌动着的那种疏生的感觉。我又感到了一个男人在不能过一种有自信的生活时的悲哀，这悲哀迅速地化作一种抗拒的心理冲动。到加拿大来这些日子，我在屡屡碰壁之后，已经在心里承认了自己的无能，承认了现实的冷酷，任何一件事在尚未开始之前我就准备接受否定的结果，只有对思文我不是这样想的。毕竟她是我的妻子，我在心里很难以现实的态度去看待两人的关系，也没有任何随着环境的变化调整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的心理准备。至少她可以理解，我的能力不必在这个社会得到证明。现在我觉得现实又以不动声色的冷漠向我逼近了一步。

我默然望着她，把她的举动看作一种表演，平静中带着一点忧伤一点嘲讽。她怒气冲冲地望着我，用挑战的眼光回答我的冷漠。我不动声色，心想，她一点都不傻，她能够理解我目光中的冷漠和轻蔑。我知道她在期待着我的反击，这样她的怒气的进一步爆发就有了足够的动力。我偏不生气。对视了一会，我干脆把目光转开了去，又开了门准备下楼去。她挡到门口，把门用力一拉，压得我手指生痛。我火气一冲，点着了似的要燃烧起来。但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又压了下去。我从容地走到字纸篓边，弯了腰想把那些资料捡起来。她象终于发现了挑战的方向，冲过来推开我，把套在字纸篓上的塑料袋扎起来，“蹬蹬”地跑下楼，丢到垃圾桶里去。我抱了头坐在椅子上，脑中空空洞洞一片麻木。她也坐在那里，怔怔地望了灯出神。桌上的小闹钟合着心脏跳动的拍节，发出清脆的声响。我斜了眼去偷看她，觉得她是另一个人与我没有关系。怎么可能呢，我的妻子我却毫无办法。这事情何其荒谬又何其现实，荒谬得难以理解又现实得无法摆脱。人世间一定有许多这样的故事，两个最亲近的人却相距最遥远最难沟通最难理解。

也不知过了多久，一个呵欠涌上来，我又感到了自己的存在。我开了门走下楼去。和衣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我冷落她，也折磨自己，我在这含蓄的报复中感到了快意。窗外几个小孩敲着窗子，鼻子贴在玻璃上，举着手中的啤酒瓶，想问我有啤酒瓶没有。我对他们做个吓人的鬼脸，他们也对我吐舌头做鬼脸。我又嘻嘻地笑，他们也做了笑脸。我拉上窗帘，他们又敲一敲玻璃，走了。我轻手轻脚走进厨房，把思文丢掉的塑料袋打开，把资料拿出来，压在沙发下面。三楼的那对少年男女从外面逍遥回来，安妮嘻哈着问我为什么这么晚了还躺在沙发上。我说，学你丈夫的，吵架了就在这里过夜。两人爆发出一阵大笑。男的说，今晚我们不能吵了，再吵我只能睡地毯了，“So dirty！”说着两个搂抱着上楼去了。

半夜的时候，我被一只冰冷的手触醒了。朦朦中看见思文站在那里。我又闭了眼装睡，她说：“都看见你眉毛动了。”我忍不住要笑，说：“别吵，我睡得好好的又被你吵醒了。”她说：“上楼去，这会着凉的。”我说：“着了凉也不关你的事，我自己凉自己的。”她说：“不关我的事，谁带你去看医生呢？跟你说好的，你就别再固执。”我还赌气说：“你以为我是小孩子，你拍拍左边我就左边走，拍拍右边我就右边走。”她说：“你躺在这里，我也睡不着。你不生气了好不？你生病了买药又要花几十几百块钱呢！”我说：“我身子骨棒，病在我身上扎不住。”她说：“跟我充什么好汉！”说着把我用力一拉。我起来跟她上楼说：“把我瞌睡吵醒了。”她说：“说什么都没有用，求你也没有用，一说要花钱剜你的肉你就怕了。”我挣开她的手说：“那我还睡回去。”她一把拖住我，笑着说：“高力伟，你好玩，真的很好玩。”

一觉醒来天已经大亮，思文不在了。我走出去，听见厨房里有琐细的声音。我轻轻走下几级楼梯，弯腰探头一看，思文正在垃圾桶里翻找。我心里好笑，故意弄出点响声，又把楼梯踩得“咚咚”响走下去。她马上回到电炉边，从冰箱里拿了牛奶去煮。我说：“干什么呢？”她说：“煮牛奶。今天早上吃牛奶麦片粥好不？”我望了窗外说：“哦，煮牛奶，牛奶在垃圾桶里。”

她不好意思笑笑说：“那些资料呢，你捡到哪里去了，我想再看它一看。”

“还看什么，Garbage，all garbage。”

“你是男子汉胸怀就宽广点，跟我这样的人认什么真生什么气呢，你知道我一气起来就什么都不管了。”

“这倒是你的新脾气，在加拿大培养起来的，你别急，马上我就会适应了。昨天还是有收获，起码我知道了，你一生起气来就什么都不管了。”

“高力伟你不要太敏感，我是，是心里着急，只想赶快写完论文离开这鬼地方。你不也想早走？”

我说：“你急找我生气，我急又找谁，找逊克利尔成吗？──资料在沙发底下。”

喝着麦片粥她又说：“明年你真的准备走？”

我说：“跟你开玩笑呢！这里再多呆一年，我得不得神经病也难说。”

“书你也不读了？”

“读？读个鬼屁！奖学金能骗多久骗多久暂时就这么骗着。”

“那太可惜了，你会后悔的。”

我说：“要后悔只后悔到这鬼屁地方来了。心呢，天天下油锅一样，煎也煎焦了。要不挖出来你看看，真的焦了。”

她笑了用勺敲着碗说：“吃不下了吃不下了！这么说是我害了你了！”

“别的都算了，你把论文快点写完就是做了善事积了德。我恨不得今天就到多伦多去。”

“那你不走！”

“要是我英语好有手艺，我不走？那么大的城市，好恐怖的。”

她说：“不是放不下我呀？”

“放不下你，你气得我好！”

“你个男子汉呢，记仇记这么久！”

说着丢了碗把头伏在我大腿上说：“这次我不对，你胸怀好宽广，原谅了我这一次，我下次改正好不？”我看着她的后脑勺心里挺不自然，又没想到她会这样，含糊着说：“好，好，好啦，好啦。”她侧了头仰起脸说：“你真的原谅我没有你说清楚。”我说：“好好好，就这样了。我洗碗去。”她抬起身子说：“你说清楚一句话，就让你去了。”我说：“我本没往心里去，这些小事我还放在心上？你一定要我说，我反而就不说了。这你是知道我的。”

她说：“变得好倔个人！反正你已经答应我了，下次再提昨天的事，你就不是男子汉。”

“绝对的，绝对。你现在又记得我是男子汉了。再别说什么男子汉男子汉，太羞人了。这三个字，我都担当不起了。”

十六

那一阵子思文每天伏在桌子上看那些资料。她说：“高力伟，我怎么办？材料都看完了我也不知道写什么。”我说：“别看你是留学生，你的思维能力我一点都不佩服。”她说：“那你帮帮我。”我说：“民俗学我听都没听说过，我怎么懂！我开口都是胡说八道。”她说：“那你胡说八道我听听。”我说：“你不能写纯理论的题目，这你没有优势，承认不？”她说：“这是事实。”我说：“今天倒挺谦虚的。还有，你不能用北美的资料去做文章，这你也没有优势，承认不？”她说：“我才来一年多，北美我知道多少呢。”我说：“承认就好，那你说怎么办？”她说：“那我用这里学的理论分析中国的事情。你一说我心里就清楚了，我题目也有个方向了。”

她又伏到那里去看那些材料。到了晚上忽然拍了桌子说：“有了有了！”说着拿了一篇给我看，是分析中国现代离婚状况的历史变迁的。我说：“这也算民俗学吗？”她说：“算的算的，我把它转一下就变成我的论文了。”我说：“硕士论文，混一混就过去了。”她说：“至少要保证拿到文凭。我自己写一点，这上面抄一点，再到图书馆抄一点。我最会抄了，别人不查对原书看根本看不出痕迹。谁会那么勤快找原书查对？几次作业都是这样得了A。”我说：“这篇论文还不是垃圾堆里捡来的。”她说：“你答应我了你又提它，你不是男子汉。”我说：“那就把我的脑袋剖开把那件事拿走好不？她说：“今天我再向你赔一次礼好不好？”说完诡秘一笑。

她把桌子让给我看书。有些单词我带的小词典查不到，就用她的《新英汉词典》。她说：“这多不方便，读研究生没本正经词典。要你家再寄一本来。”我说：“值得寄吗，豆腐盘成肉价钱！”她说：“说起钱又触到你的痛神经了。”我望她一眼，她不再说话。过一会她扔了手上的书说：：今天早点睡好吗？”我说：“才十点钟呢，十点钟！”她说：“你就今天一次早点睡不行吗？”我在心里笑着，嘿，倒撒起来娇来了。于是说：“睡觉的时间也要由你决定。”

我从水房回来，她已经睡到毯子里去了。我说：“这么快就睡了！”她把毯子拉到眼睛下面，只露出双眼追随着我，一声不吭。我说：“我再看几分钟书引一引瞌睡来。”一边把衣服脱了，钻到毯子里看书。偶然瞟她一眼，她望着我，眼神好奇怪。我说：“把鼻子嘴巴露到外面！里面有香气吧。”她不做声把毯子退到脖子处裹紧，眼睛依然望了我。

我用眼角去瞟她，想起自己很多次在灯下观察她的侧影，她现在也观察我了，只是不知她想什么。恐怕她看久了，也发现了我的毛病。又想着还不至于，自己鼻子长得直，还经常跟她开玩笑说是“国标的”，以前的侧影相张张都成功。看她眼神怪怪的，想问一句，马上又觉得没意思，搞不好又引出“喜欢不喜欢”这种永无休止的令人难堪的话题。在这世上有很多男人，他们对婚姻生活已经麻木疲惫甚至厌倦，在内心渴望有一种出人意料的艳遇再次激发起如火的热情；但他们在妻子永无休止的追问中，仍然从容不迫镇定自若，千百遍不厌其烦地回答那些毫无意义的追问。我做不到这一点，我被追问着说出那些缠绵的话，就会感到心里受了损伤。我觉得那些花言巧语说了出去虚伪透顶可笑之至，飘在空气中有一种金属般空洞的轻响。虽然我也明白，那些话尽管已经重复千百遍，在妻子的耳中却永葆青春。我内心那种执着的清高，阻止着我违背自己的意志去逢迎他人。有时在一种迫不得已的情势下，偶尔说了几句，脸上就热烘烘地发烧。

我打着哈欠说：“好瞌睡了。”马上又意识到这话说漏了嘴，又说了她最不喜欢听的一句话，于是默默熄了灯，一片浓黑马上布满了四壁。在黑暗中我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在夜的掩护下，我可以自由地与自己的心灵对话。我在睡觉之前经常有这种期待，这是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刻。我忽然听到了一阵沉重的吸气声，渐渐地化成了一阵抽泣。我吃了一惊，翻身去摸思文的脸，湿漉漉的一片，显然她已经默默地哭了好久。我把左手伸到她脖子底下去搂她，心忽地“咚”地一跳，我的右手顺着她的肩膀一直摸了下去，天啊，原来她赤裸着身子躺在这里，而我却根本没有去碰她一下！

我身子挨了过去说：“思文，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怎么不告诉我呢，我怎么就没想到，原谅我好吗原谅这一次，你胸怀宽广。”我说得语无伦次，回答我的是一声突然迸发出来的恸哭。她哭着用力把我推开，我又用力挨了过去，把她的头搂过来，去吻她的唇。她竭力闪避着，我胳膊搂紧了她的头，舌子想抵开她的嘴唇。她的牙齿紧紧咬着，无论如何也不张开，喉咙里发出含糊的反抗声。她又两只手撑着把我推开，双脚也弯曲了抵住我的身体，我想用力突破她的抵抗，她双手狠命一推说：“不要碰我！”一边大口的喘息。

我还想挨过去，她的指甲掐入了我的胳膊，我感到了一阵尖刻的刺痛。我忍了痛说：“思文，你一定要原谅我，我就混蛋这唯一的一次。我心情不好，做什么都没有情绪，这是真的。没有别的意思真的没有。”

我不知她在哭泣中是不是听明白了我的话，她在黑暗中冷冰冰地说：“高力伟你不要碰我，说了不要碰就不要碰，碰了我只会感到不舒服。”她说着松开双手。

一股凉意倏地在我心中划过，我身子哆嗦一下。在这冷峻声音的沉重压力下，我只好放弃了靠近的努力。她坐起来，在黑暗中摸索着穿内衣。我伸手开了灯让她看得清些，她在灯光亮的那一瞬间用衣服遮了胸说：“关灯。”见我不动，她又用更严厉的声音说：“关灯！”我只好把灯关了。她穿好衣服说：“睡吧，明天还有很多事呢。”我说：“思文，你一定要听我说──”她打断我的话：“算了，你也不必解释，那都是多余的，还可以说是滑稽可笑的。我知道你的心。你来这么久了，我再怎么迟钝也明白了。”我说：“我承认的确是在逃避，但不是为了别的。我情绪太压抑了，没有心情，在情绪压抑的时候没有心情就只好逃避。这是真的，你别想得太多。”她很平静地说：“睡吧，明天还有事呢，我不怨你，真的我一点都不怨你。”

我还想解释什么，但就是想不出一两句有力的话来。如果我是一个善于矫饰的人，也许还可以在她心中维持更长久一些的幻觉。我知道在男人和女人之间，接受对方首先是一种生理性的接受，排拒也首先是一种生理性的排拒。这种接受和排拒没有足够的理由可以说明，力量却异常地强大。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到加拿大以后我对她渐渐地有了这样一种排拒，这是我心中秘不示人的结婚几年来从未有过的感觉。当她生气起来，眼角皱纹的线条一道一道清清楚楚，在我心中就引起这样一种感觉。我奇怪自己为什么以前对这一点没有一点意识？我内心有一种很执着的心理定势，促使着我接受一个柔弱的而不是强干的女性。女性的柔弱在我心中激起一种怜爱，这种怜爱又会化为强大的心理动力，我在荫庇了对方的同时证实着自己。而强干的女性则总是不断地证明着我的无能，使我感到自己的多余感到沮丧。这种心理好奇怪，我自己也在心里给自己以严厉的批评，却是徒劳无益。后来我知道这已经成为一种无法说明的本能，也许在我一生中已经无法改变。

月亮升起来了，冷冷的圆圆的嵌在窗柜里。天边的圆月使我产生了昏眩的遐想。在这岁月长河的某一天，我为什么会在天涯海角遥望着他乡明月？为什么这样一个遥远的女人会睡在我身边？这一切是不是有着什么永恒的神秘意义？好像隔着茫远的空间和悠长的岁月，宇宙中有一个苍老的声音在轻轻诉说。我在寂静中感到了一个巨大而无形的影子的迫近。

十七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一夜的月亮。这些年来它一直明晃晃的悬在我记忆中的某一个地方。那一夜的月亮特别圆也特别明亮，没有风，也没有云。碎小的星星在遥遥闪亮。苍穹在淡黑色中透出一点幽幽的蓝，久久凝望着，又似乎泛着白色的微光。月亮的边缘非常清晰，并没有我记忆中那种毛茸茸的潮湿的感觉，它白白大大，在窗口缓缓移动，象有一只神奇而无形的手在艰难地推着。我忽然就强烈地感到它是有灵性的，正默然注视着人间多少正在展开的故事。我记起了今天是中秋节，白天上课时想起来后来又忘记它了。我真的没有见过这么大而白的月亮，我奇怪地想着家乡的月亮是不是就是这一个。为什么看去不同？想了很久也没有想清楚。也许因为这是遥远的北方，北方的一切都是这样陌生而凄凉。

这么多年以后我有时还在心里问自己，如果那天晚上，思文不用那么冷漠的声音镇住了自己，或者，如果我的心不是那么脆弱，而执着地请求她原谅哪怕一直到天明，以后的一切会不会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展开？如果我是学的其它专业，在北美能够如鱼得水，我和她的结局会不会是另一种样子？如

果……

但是，人的一生是用偶然的碎片组合起来的拼花图案，每一块碎片都不会有第二次安排，却又决定着图案是否完美的最终结局。没有如果……但是，如果不是我在前年记不清的哪一天，随口说了一句，要思文写信给已经回国的外籍教授贝克，请他寄三十美元考托福，那就根本不会有后来的一切。那时她的同学一个个都赶赴北美，由于我没有兴趣，她也没动过心。那时候，我的话对她来说几乎就是上帝的声音。就是那三十美元，作为最初的动力，推动了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如果，贝克寄回的那封信，偶然地被别人拿走或退回……思文怕寄到她的系里引起议论，要贝克回信到我们系里。信封上有人在英文名字旁批了一个“凌”字，搁在办公室桌子上起码有两个月，我天天看见却毫无感觉。我已经忘记这件事了，思文也从不提起。当有一天，我突然莫名其妙地醒悟到这封信是写给她的，拆开来看里面夹着三十美元的时候，我的心怦怦跳了好半天。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美元，那暗绿色的图案引起人的多少幻想。几天之后，我陪着她南下广州，怕只是写信会报考不上托福。如果，思文的托福考试再多错一道题……纽芬兰大学是当时唯一考虑提供奖学金的学校，最初发出的三十多封信经过几个回合，只剩下这最后一线希望。学校要求托福成绩过六百分，而思文是六百零一分。真的好悬。以后每当她说起这件事，就说冥冥中有个看不见的上帝在保佑，这使她对一切总是充满信心，从不退缩。她的信念是，是困难就可以被克服。很多小事中暗含着生命的转折，它恢宏的内涵和重大意义在很久以后才会呈现出来。如果……还有很多。一切生命的谜底都潜藏在这两个字之中。但是，没有如果。如果有的话，每一个生命都会是另一个样子。一切都如大江东去无可逆转无法挽回。

那一夜的月亮很亮很圆，在那个圆月之夜我想得很远。

跟思文认识的那年，我刚大学毕业。在找女朋友的问题上，我有着所向披靡的自信。思文虽然无可挑剔，但我还是有几分犹豫。我没有把握她是不是自己所想象所渴望的那种女性。有一次她说：“Husband说的都是对的，因为他是husband。”正是这一句话彻底地征服了我，使我消除了最后的犹豫。对女性我需要有一点精神优势，需要她对我有一点小崇拜，这使我感到自己在生活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尽管有时我也想到这不过是一个无能的人想自我证实的愿望，是幻想中的附加抚慰，是一个自己设置的人生骗局。但既然人一生都在自己是个重要人物的自欺中度过，并在这种幻觉中维持着心灵的平静，那么这种幻觉就不必残忍地打破。明白了这一点我就不再往深处细想。当我的一个熟人，也是思文的中学老师告诉我，林思文曾是校学生会主席，是一个很能干的人的时候，我吓了一跳，随之又付之一笑。我觉得他们并不理解她，认真考虑一下这话的念头在我头脑中一闪就过去了。婚后的生活似乎也证实着我的判断。思文多次说到她的最大愿望就是做一个贤妻良母，事业只是附带的追求。反而是我多次督促她不要无所作为。在家庭中我感到自己很有力量，这种感觉持续了两年直到出国之前。直到今天我还无法判断，思文在结婚前所作的姿态到底是出于一种实用主义的考虑，还是她的确真心实意地打算扮演一个柔顺的妻子的角色。可以肯定的只是，她的确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如果没有出国这件事，她的这种素质也许永远不会如此强烈地表现出来。

出国打破了生活的平静，我和思文在几年的生活中形成的种种默契倾刻瓦解。随着目标的逐步靠近，出国在她心目中由一个淡漠的概念变成一种狂热的奋不顾身的追求。从收到奖学金通知书那天开始，思文陷入了一种半疯狂状态。在她的面前还有太多的困难需要克服。那时她正在读研究生，而研究生按规定不能出国，她必须找到足够充分的理由退学。她又是从本系考上的研究生，退了学回到本系，这时申请出国，马上会暴露出退学的理由是一场骗局，所以又必须立刻调动工作，这又要得到系领导和校组织处的同意。然后，还要找到一个接收单位，这个单位不但要同意接受她，而且还要同意她马上办理出国手续。还有，她的奖学金只有六千加元，而签证至少要八千五百加元，她必须另外找人作经济担保。而这一切，必须在两个多月之内完成。

一开始我就和她发生了矛盾。我建议她对校研究生处说明退学的真实理由，这样就不存在同意调走和找接收单位的问题，直接在本校办出国手续。在我看来这么短的时间内办好调动根本不可能。但她要一步步走，宁可麻烦也要稳妥。她毫不迟疑地否决了我的建议。几天之后有消息传来，另外一个研究生想退学去日本，对研究生处说明真实理由，遭到坚决的拒绝，还找了文件给他看。得到这个消息思文拖了我连夜拜访了他，那研究生直赞扬思文精明，骂自己糊涂，不懂世事，又说自己能变个女的就好了，装作有了身孕就可以退学。思文说：“这一点早就想到了。”出了门思文说：“看到了吧！听了你的我就完了，你的话真的信不得。本来我想靠你，看起来是靠不住的。以后你最多只能建议，不能作决定。”我的威信从此开始破灭。

思文从一个怀孕的女友那里弄到了尿，要我填了她的名字去化验。然后取了证实怀孕的化验单，找到一个与她有一面之交的副校长，请他帮助说服研究生处同意退学。她说：“我都快三十岁了才怀了孕，想去做掉他又不同意，”说着指一指我，我马上硬了脸上的肌肉做出坚决反对的神态。“想读下去又实在无法兼顾……”她说着这些的时候神色凝重，讲到研究生学位丢了太可惜但实在没有办法的时候，声音哽咽，掏出手绢侧了脸去擦眼泪。副校长显然被感动了，答应明天就打电话给研究生处。我木偶似的呆在一旁，如此生动的表演使我如坐针毡，我万没想到思文还有这么一手。我相信在那一瞬间她自己一定也动了感情，连我这个知情人也看不出丝毫的做作，细想之下就甚至感到些许恐怖。出来我说：“思文凭你这张嘴，说水上能点灯我也会相信的。你去加拿大怎么学民俗学呢？”她望了我不知什么意思。我又说：“你应该学电影表演才是，你肯定有天赋，得奥斯卡奖也没问题。”她说：“你在心里笑我了吧，被逼成这样又有什么办法。”我说：“你倒是心里放得下架子做得出来！”她说：“不做有什么办法你倒告诉我！你当我是有表演欲呢。活这个世界上只能按达到目的的需要去做，不能说自己想怎么做。算了算了，你心里的傲慢先收拾好了，要不你有本事把路都走通了什么都不要我管。”第二天中午她说副校长电话已经打了，要我陪她到研究生处处长家去，我知道她心里想着我在场可以加强现场效果。想到她又要把那番表演重新来一遍，我忙不迭地推辞。她说：“好，你在外面等我。下次到组织处长家你一定要去。”我只求当时脱身，一口就答应了。半天她从里面出来说：“有希望了。”我看她眼眶湿湿的，说：“又伤心一场，白死了一批细胞。”她不好意思地笑笑。果然过几天就办了退学手续。办了手续她说：“现在学也退了，只有背水一战，不是死就是活。万里长征才走了一步呢。”我说：“你别吓我，死死活活的！”她瞪了眼说：“吓你？现在谁有心思吓你！”看着她的眼神我心里一惊，说：“你是林思文不呢？”她又瞪了眼说：“别开玩笑，现在刀都架在脖子上命都去半条了，你还开玩笑。”看她那陌生的眼神我心里恐惧着不再做声。

下一步要去找组织处长，请求调动。她认识处长先生的女儿但没有深交，找上门去要求帮忙够不上交情，也太突兀。她设计好了，在处长家附近路上等着，装作在外面碰到，再谈拢了到她家去玩，这样去接近处长，等了几次没有等到，回来就找我发脾气，我稍一反抗她就表现出失去控制的疯狂，说：“别跟我吵了，你，你！我会背刀砍会放火的！”我只好摇头叹气不再吭声。这天她回来说：“到戴处长家去了，在外面碰了他女儿，说上路就跟着去了。今晚你陪我去。”我说：“我去干什么，我去一点用都没有，我最不喜欢求人。你就饶了我这一回。”我说着抱拳作揖打拱。她马上沉了脸说：“我喜欢求人，我最喜欢求人，这是我的爱好！我是求人的专业户！高力伟我跟你说，现在学也退了，死路一条，不成功则成仁，不成功我会发疯，你总不愿有个神经病妻子吧？”我说：“又吓我了，你这个人命最要紧，不会神经。”她“嘿嘿”笑两声，我心里直发凉。她笑了摇着头自言自语地说：“不会，不会。”我怕她的神态，说：“主要是我去了也没有用。”她说：“戴处长凭什么帮我的忙？有内容呢！她女儿只比我小一岁，在市政府工作，还没有对象。我们学校找遍了没有合适的，现在要把范围扩大到你们学校去，所以你非去不可。”我吓一跳说：“我们这里自己还有很多大姑娘呢，我到哪里去找？要不我们先离了婚，你把我介绍给她。”她说：“成不成是另外一回事，做是一定要做的。”我还想找理由推托，她叫起来，“去也要去，不去也要去，谁叫你开始叫我写信要美元考托福，把我推到水里你想袖了手站在岸上不管我？”我只好答应了陪她去。走到戴处长家门口我站了不肯进去，她也不做声，直了双眼盯着我，一只手抓着我的肩，指甲深掐进去。我痛得想叫又不敢叫出声来。她忽然又松开手，“扑哧”一笑轻声说：“求你还不行吗？一辈子我又能求你几回呢？”她那一笑惊得我打了个哆嗦，一身起了鸡皮疙瘩。我心软下来，点点头，抱着豁出去的心情看她按了电铃。里面人应了来开门，她又匆匆吩咐我说：“表情自然，笑。”进了门她象老朋友久别重逢笑得生动，并不提出国调动的事，也不提他女儿的事，和处长天南地北扯得热火朝天。处长女儿娴静地坐在一边竟插不上嘴，只是含笑听着。扯了好久又很自然地转到他女儿的婚事，指了我似乎是不经意地随口说：“他们学校还有一些不错的小伙子，要他去说。”我连忙点头应和。要走了站起来到门口，思文才说到调动的事要请戴处长帮助。戴处长一口应了说：“组织处放你没问题，你们系里肯不肯？”思文说：“系里的工作我会去做。”处长送出好远，分手时思文又把话题转到他女儿身上，说：“这几天就会有消息。”处长说：“把漂亮放在第一位的年轻人没有出息，还是要找有出息的。”我想笑又不敢笑。

处长去了，我说：“思文你胆子太大了，怎么敢说这几天就有消息的话！”她说：“那归你负责。”我急得出汗搓着手说：“我没有办法，他女儿又长得不漂亮。”她说：“漂亮还劳驾你，早抢跑了。”我说：“真的我没有办法，我自己的堂妹我还……”她猛地一推我，我说：“你打人？”她说：“打人？明天杀不杀人还不知道，放火不放火也不一定。你这样实在的人，那是应了我爸爸一句话，吃屎还没有人开茅厕。谁规定了一定要搞成呢，你现在的责任就是找几个去见面。”

只好硬了头皮上了。说真的我自己找对象都没有用过这份心思。辗转托朋友物色到一个，思文把处长女儿夸成一朵牡丹。（以下略去1000字……）

最困难的还是找到一个同意思文马上出国的接收单位。我和她每天骑了车在太阳底下跑，找遍了全市二十多所高校和中专，没有一家愿接收。第一次就在我所在的学校碰了钉子，以后连续地碰钉子，几乎要绝望了。思文完全变了个人，瘦得只剩皮包骨，晚上刚入睡就惊醒，再也睡不着，还要把我也叫醒了陪她整夜的讨论。听我把那些空洞的安慰之辞说了一遍又一遍，她才安心一些。她的神经特别脆弱而敏感，我一句说不好，她就会发脾气。我疑惑着一个人怎么会变得这么厉害，那个温柔的思文到哪里去了。又担心这种局面以后无法改变，那我真不知怎样跟她生活下去。为了使她那种带有神经质的激动有所中和，我尝试着不动声色的抵抗，但这种抵抗除了引起她发泄式的激动之外再也没有意义。我在几次尝试之后无计可施，便采取了完全退让的态度。对这种家庭角色的急遽转换我根本不能适应，把希望寄托在事成之后回到原来的状态。面对冲动的思文我压抑着自己，心情沉重。有天晚上，我一句话说得不合她的心意，她马上激动起来，冲到我面前和我吵。我觉得她实在太没道理如此冲动，回了几句嘴，她就做了拼命的姿态把我挺到墙上搡揉着，说：“到今天我还要命干什么，把这条命拼死算了。”我只好垂了头不再做声，再要记起引起这一场冲突的那句话，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在心里叹息着世事的荒诞。沉默着经过一片废墟，我躲到一堵墙后解了手。看见周围一片空旷，我一股气从心底涌出来，忍不住拼命吼了几声，象野狼的嚎叫回荡在旷野。我回到马路上，路灯下思文露出嘲讽的笑，自言自语似地轻轻吐出几个字：“蠢气，别丢人了。”这使我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笑话，伴随着一种耻辱感我心底漂移着一阵憎恨。

那个月思文身上又来得特别迟，超期一个星期还没有消息。思文劈头劈脑骂我说：“叫你不要碰我，你要！你图了自己痛快又不顾我的死活。”我想来想去实在记不起自己何曾犯过错误，申辩了几句她哪里肯听，声称“你要负全部责任。”逼急了我说：“不可能，除非你自己在别的地方……”她象一只小兽似的扑过来，伸了五指抓我的脸，我吓得推开门就跑。她追出来站在楼梯上，怕邻居听见，用手势比划着打的动作，我在楼梯下，嘴张合着不发出声音，一次一次地摊开双手，比划自己没有错。两人手比划着演哑剧式的好一会，楼上有人下来，她马上回屋去了。那人过去了，我上到楼梯中间，看着没有动静正想走上去再解释。她突然冲了出来，我转身就跑。她站在上面说：“男子汉，男子汉呢。”我在下面昂了头说：“我不跑你要打我呀！”后来拿尿去化验了，并没有怀孕。她看了化验单还不信说：“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都过有十天了。我说：“那你从来没有这样忧虑激动过。”又过了一个星期，她高兴地告诉我说：“怪你怪错了，你别生我的气，要是平时我也不会那样呢。”我叹息说：“出国都把人折磨成什么了，北美有钱捡吗！”

时间一天天过去，接收单位还是没有希望，思文需要的只是一纸证明去市公安局办护照，但就是没有哪个单位愿盖这个章。我们的亲友全部出动，活动了一个月也没有进展，思文几乎就要疯了。有一天我开玩笑说：“不就是一个章吗，实在没办法，自己刻一个算了。多出点钱找街上那些流动的刻章人。”她说：“那怎么行，到公安局开玩笑。露了馅我这个国就出不成了，还要判刑。”我说：“说笑话呢，谁真的敢？”她沉默一会，象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又下决心似的说：“最后没有办法了，判刑也要试一试，我反正是不要命了。找人刻也要坐了火车到别的城市去找，万一出了事也不连累到他。”我看她认真起来，想得这么细，心里怕了说：“开玩笑的啊，你当真什么！你想要我坐几年牢吧。”她说：“你自己说出来的，那自己去做，我不管你怎么做，不问过程只问结果。出了事我就说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坐牢也是我去坐。”看她那神态我心里想，出国不成恐怕要闹出人命来的。

在一筹莫展走投无路之际，事情忽然轻易解决了。我的一个朋友一天来访，知道后自告奋勇说，他在一个研究所有熟人，关系不太密切但可以试试。我说：“早就试过了，想送东西也送不进去。”思文却马上提出陪他一起去，当天就得到消息同意接收，几天后派人去思文学校拿了档案，又开出了接收调令。两天之内办完了调动手续，马上又开出了申请护照的证明。有些事情真是想都想不到。拿到护照那天思文捧了在嘴上亲得“啧啧”有声说：“为你这鬼东西我都差点死了。”又贴在面颊上摩挲。我说：“还不是靠了我，我的朋友。”她说：“靠你我还有今天，以后你讲的话我要多想几想。”以后我再说什么，她也不反驳，只是从喉咙里哼出一声冷笑，那轻轻的一声象刀片子一样刮得我心里生疼，我在心里发出一声压抑着的绝望叹息。

一个多月以后，我还没来得及仔细体会一下自己内心的感受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义，思文就去了圣约翰斯。

那天夜里的月亮又白又大又圆。我在天快亮的时候才沉沉睡去。我在睡着之前的最后一丝印象是，那冷冷的圆圆的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已经从窗口消失。

十八

和思文的感情一旦开始走下坡，就以加速度下滑。这是一种难以扭转的恶性循环，我和她都无意出于理智的考虑作出妥协，把发展引向另一个方向。对事情的危险前景我有了模糊的意识，却没有情绪去补救，倒象自己是个听之任之的旁观者。我并没有在内心精心计算过利弊得失，只是凭着直感去行事，这种直感是理智不能驾驭的强大心理力量，连自己也无法解释。后来想起来，当时我潜意识中有一种破坏性的恶意，它裹挟着任性、固执和些许残忍向前滚动。不知思文对事情的前景有怎样的认识，她并不是缺乏想象的人。

于是很小的冲突也有了很强的破坏性。这一天思文说，要想办法把自己的妹妹思华弄到圣约翰斯读语言学校。我说：“自己压得气都喘不过来，再背上几十几百斤。思华外语不懂几句，体力又没有，娇娇的弱不禁风，来了干什么。”她说：“思华是做工人的，没有你这么多麻烦，只要能赚钱就行。她端盘子总端得起吧。”我说：“你想清楚，林思文！我工作还找不到她找得到？读语言学校工作许可证也申请不到。”她说：“打黑工，总比中国赚得多。”我说：“来了还不是天天闲在这里，起码房子你要给她租一间。”她说：“这你别怕，不要你养她，不要你拔一根毫毛，不要你去找工作，都归我包圆。”我说：“你能负责包圆，你能负责我还会落到这一步！你只能负责一个屁！”她马上说：“我就能负责你这个屁，不是我你这个屁能放到北美历史系来？”我一次次鞠躬说：“感恩戴德，感恩戴德。”又说：“那我的弟弟也要来。”她说：“那也可以，等思华来了再说。”我说：“他是男的先来。”她说：“我先来思华先来。”争了半天她不再理我，到楼下去做饭，我心里静不下来，又追到楼下去说，她把饭锅往电炉上一顿，水溅起来在烧红的电热盘上“滋滋”地响，腾起一股白气，说：“这件事就这样定下来了，不要再商量了，你再说我也懒得听了。我一天到晚忙得一踏糊涂，哪里有精神来听这些闲空话。跟你我口水都讲枯了。”说着吐了舌子给我看，我气得腿直抖，一恨一恨地咬了嘴唇，实在咽不下这口气，说：“害了我们自己还要害思华。”她冲过来说：“我害了你是吗，我害了你！你良心都喂给狗猫吃去了！”又瞪了我咬牙切齿说：“固执的人，固执的人！你这个人真的不是人！”我说：“那你找了我这个不是人的人！”她嚷道：“是我自己瞎了眼！做个男人就这么狭隘，你什么时候才会象个男人！”我浑身的血燃烧着，把冰箱踢了一脚说：“放屁！”冰箱的门开了，她把它关上，笑一笑说：“踩着了你的痛脚是吧！”我说：“放屁，放狗屁！”她说：“你再骂，你敢再骂一句，我拳头都捏得叫了。”我笑起来说：“嘿嘿，你还想打人！放──”话没说完她一掌打在我脸上，我痛得一叫说：“真的你打了，你打了！被你打了脸我还是个男人！”我用手挡了第二掌，她又朝我身上打。我从后面抱住她，抓住她的手，她弓着身子挣不开，就踩我的脚。我松开她说：“你打，让你打！”她不再打我的脸，使劲打我的身上。我闭了眼站在那里不动。她又打了几下说““没有劲了，手打痛了。”我的神经似乎已经失去了知觉，痴呆呆地站在那里象一尊木偶，无法理解身外的一切。她喘息着，坐在椅子上呆望着我。我一时竟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站在那里痴呆着不知多久，时间似乎也停止了。突然一滴泪从眼角沁出来，缓缓流过面颊带来一点微痒。这痒痒的感觉唤醒了我的意识，我回到了现实，想起了刚才那一幕，鼻子一阵酸痛，抿了嘴眼泪默默地流，一颗颗挂在下巴处，再滴下去。思文开始木然地望着我，象是看一个陌生人。这时看到我流泪，她似乎省悟到了什么，低了头避开我的目光，盯着自己的双手，不断地用力去擦手背那碰破了皮出血的地方。她的动作中带着一种自虐的残忍，象是要平衡一下刚才对我的粗暴。我装作不理解她这动作的意义，麻木地望了她不做声。这样持续了很久，直到我站得有点累了，才长长地叹息一声，颓然地倒在肮脏的地毯上。我听到她开始轻轻地啜泣，又不住地抹去眼角的泪，这也没有引起我心里的那种爱怜的感情。

平生第一次，我拒绝了女人的眼泪。

要是我对痛苦的体验不那么敏感，那就好了，那样我会活得轻松得多。有时候我遗憾自己情绪的触角那么脆弱，轻微的伤害也会引起强烈的难以摆脱的痛苦。我经常在内心说服自己，“这是一件小事”，可深心又有一个声音提醒着我这种说服是一种善意的自欺。我甚至对自己有着一种痛恨，在心里责骂自己是“没有用的东西”，“狭隘的小男人”，但内心的沉重仍然无法消除。这种责骂成为了徒劳无益的挣扎，反而提醒自己更尖锐地意识到那种沉重，在里面越陷越深。在这次事情之后，我忽然感到思文脸上说不清楚的一点什么是那样难以忍受，潜意识中那种生理性排拒忽然明确化了。四年多前，我和思文认识的时候，这一点使我有一点犹豫，我无法装作视而不见，人唯一不能欺骗的就是自己。好多次我下决心想咬紧牙关冲过去，心想结了婚就不会再想那么多，但又怀着一种很深的恐惧，怕结婚以后那样的感觉更加强烈。人人都说思文长得漂亮，连我那些挑剔的朋友也没有人提到这一点，这使我想与他们交流一下感受也难于启齿。我在心里叹息着，自己这么敏感可怎么得了。有一次我似乎是不经意地提到这一点，朋友马上反驳说，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人，真的十全十美又轮不到你了。他的话马上解开了我心里的疙瘩，这话真是太对了真是无法反驳。思文的柔顺消除了我最后一点心理抗拒，我告诉自己这种弥补已经足够。她对我那样爱那样痴心，我不忍也舍不得叫她失望。何况我周围也没有几个姑娘经得起那样近距离的仔细审视。结婚以后我几乎忘了这一点，偶然有点感觉也没有觉得那就是一个问题。可是现在，这种排拒的感觉又强烈起来，它阻挡着我从内心去接受思文暗示性的和解信号。对思文的感情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不再在内心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对自己长时间的装聋作哑。“离婚”这样一个念头一旦在心里闪过，就再也不能抹去，它在内心看不清的什么地方发出诱人的遥遥召唤。

思文对那天情绪的失控显然很后悔。她也许没有料到我根本就不回手，也不遮挡，这样使她的冲动找不到合理性的借口，也找不到充足的理由安抚自己的内心。如果我还手，她心里反而会舒服一些。她已经意识到了，这样一种木然的态度比粗暴的反抗更加可怕。我对那天的事并没有特别计较，没有提及一句，只是用一种淡漠来回答她表示悔意的暗示。那几天我无心看书，上课也集中不起精力，整天的神思恍惚。我知道思文需要一个台阶，使她得到我的谅解而又不至于太突兀羞于出口。我在一种阴暗的心理支配下，以一种刻意的冷漠来阻挡她和解的意愿。该说什么该做什么我还是说还是做，可是语气和神态中却渗透着一种拒绝。晚上睡觉时我说一声“瞌睡了”，就熄灯背对了她，在黑暗中我似乎看到了自己嘴角那一丝冰冷的笑。

思文对我有意的拒绝已经理解，这使她羞于再做出和解的姿态。于是她换了一种方式。那天晚上她吃饭只吃了几分钟，一碗饭还剩下一大半，就推了饭碗，懒懒地倚在沙发上。推开饭碗的时候调羹掉在桌子上“当”地一响，这响声使我领悟了这一举动的特别用意。我想问一声，犹豫着还是装着没注意到，沉默不语。这种沉默使我非常痛苦，我已经完全体会不到自己的冷漠带来的报复的快意。整个晚上我都在进行着激烈的内心冲突，想着是不是该放弃这种冷漠。好几次我几乎就要换一种口气去问她，为什么只吃这一点饭，是不是病了，但总是在心里害羞着鼓不起勇气。又想到前几天的事对自己来说甚至是一次机会，它使我有被良心允许的充分理由保持这种冷漠。于是我装作没有意识到她的自虐，说几句平平常常的话，大多数时候用漫不经心的阅读来掩饰沉默中包含的残忍。睡觉之前我几乎要崩溃了，不经意似地问她：“我肚子又饿了，煮了牛奶你也吃一杯好不？”她淡然地说：“算了。”得不到回应我马上退了回来，默然的睡了。

半夜我突然醒来，象心里有什么在提醒着自己。我伸了脚慢慢的朝身后探过去，空空的使我吃了一惊，睡意顿消。装着翻身侧了身子我发现思文裹了什么坐在床上，一动不动。我偷偷移了胳膊看着夜光表，是凌晨三点。我在黑暗中等了约有十分钟，她还是一动不动象一尊塑像。我眯着眼仔细观察了一下，她只裹了一件单衣。我缩在毯子里顿时感到一阵凉意，心里震颤着，再也没有力量坚持，再也无法装作无动于衷。我咳嗽几声，轻轻翻了几次身，又睡意蒙蒙地呻吟几声，她还是一动不动。我用含含糊糊的声音说：“睡觉了，半夜了。”说了几遍她还是象塑像一样在黑暗中沉默。我支起身子，用力把她按下去，说：“有点蠢吧！”她说：“睡不着。”还想坐起来。我伸了胳膊搂了她说：“有什么心事睡下来想，要感冒了发烧了好些罢！你是最爱惜身体的人呢。”她呜呜地哭起来，哭着就气喘吁吁身体抖动。我说：“你还在想那天的事情呀？算了，连我都忘记了。”她缩在我怀中说：“你没有忘记，你记仇，你心里记仇。”我说：“我真的没放在心上，谁老放在心上呢，不就是打了几下吗，这点小事。”她说：“我知道，我心里知道。”我知道那些空空泛泛的话再也含混不过去，就说：“我们两个人在异国他乡天涯海角，好难好难的啊！同心协力还应付不了，还要互相折磨。我们心里苦了在流泪滴血有谁会知道呢？加拿大好是好，但不是对我们的好，特别是我，人都是个废人了。我们还是按原来想的。赚点钱，生个儿子是加拿大公民，给他多留一条路，你再拿了学位，回去算了，好不？”她止了哭说：“好。”又说“那你不记我的仇了？”我说：“不记。”她说：“要是你得健忘症还好些。其实我没有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你不要多心，我只是没有耐心。外面压力这么大，几千几万斤压在身上，我都觉得腰要折了神经要断了。我没有耐心你原谅我一点，心里知道我没有别的意思就别跟我计较，你是男子汉心怀宽广。在这茫茫的世界你再不理解我还有谁理解我呢。我抱了好大的希望，苦苦等一年把你等来，谁知又是这样，我有什么想头？”说着又哭起来，肩在我胳膊中一耸一耸抖动。我感动着，却再也说不出什么，摸了她的头说：“睡吧，睡吧。”

第二天早上她情绪很好，去学校之前说：“高力伟，那天是我不对，是我犯了错误，你真的不记我的仇好不？我保证下次再不这样了。”又羞涩地笑起来。我说：“好好，我忘都忘了你还老是提起！”她说：“知道你是男子汉胸怀海一样辽阔，怎么会跟我这样的人计较呢。”我说：“别拍我的马屁，拍也没有用，我不要你说好听的，下次别这样就没事了。”她说：“不会了，哪里还会呢，我又不是疯子。”她去了，我心里惆然若失。这种感觉如此明显地在心中凸出来一块，我却不知道为什么。我知道一定有什么原因，坐在那里想了很久，把所有的事都想了一遍，还是不明白这种感觉的来由。我干脆抛开了去，拿起教科书一句一句的读下去，但那种感觉依然在意识的边缘飘荡，让人感到它的阴影。我放下书，下楼从冰箱里取了一听可乐来喝。在嘴唇触到冰凉的可乐那一瞬间，一个念头在心中一闪而过，我明白了自己。原来我在深心已经把这件事当作了一个机会，一个通向解脱的起点，而现在这个机会却失去了。明白了这一点我有了一种懊恼，怨恨着自己没有足够硬的心肠把冷漠坚持下去。

连我自己也不明白，为什么就产生了分手这样可怕的想法，而主要的原因又是什么。唯一明确的是，我现在本能地希望自己是一个没有牵挂的人，这想法连我自己也感到了恐惧。

在寂寞的时候，我常常与自己的心灵对话，我觉得在深心自己也看不清的地方，还有另外一个自己，他把我当作另一个人来审视。我想了好久，试图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会产生这么可怕的想法。有些男人在结婚以后，会因为生活的平淡缺乏预期的浪漫而对妻子失望，这也许并不因为妻子有什么不好，而只是对平淡感到厌倦。他们在深心渴望着奇迹，有时单独赶赴舞会，想有意料不到的艳遇使乏味的日子富于新鲜的刺激。在思文出国以后，当舒明明以稚气的崇拜昏头昏脑地闯入我的生活时，我没有拒绝这种热情。在惶惑中我安慰自己，想着这并没有超出人性允许的胡度。对舒明明我小心翼翼地保持着最后的距离，这不是因为有多么道德，而是没有勇气承担那么沉重的良心责任。好多次我在激动中想做那种我渴望着而又能够轻易做到的事情，这时那种畏惧就提醒着我就此止步。我还不至于为了追求刺激的渴念去凿沉家这条小船。舒明明好几次对我说：“给我一点希望，给我一点希望。”我坦白地告诉她，我不能那样做，我没有那么强大的勇气。我心里喜欢着她，又觉得自己虚伪透顶。到加拿大之后，我想着过去已经成为过去。可近来我又开始了有意识的回忆。在自己的想象中，我已经把和舒明明在一起的情景温习过许多遍了，那些平平淡淡琐琐细细的事情，忽然都有了非同寻常的意义。每次与思文发生冲突之后，对过去的回想就特别活跃，舒明明的幻象就更生动地浮现在眼前。那怯生生的羞涩，那迷迷惘惘的询问眼神，使我的心感到快意的安慰。这样的安慰我从思文那里也曾得到过，但现在已经很遥远，出国这件事改变了一切。我需要这种感觉，当我在现实中得不到，就到回忆中去寻找。在这种可悲的处境中，舒明明那小鸟依人般的身影就显得更加珍贵，更加执着地在我心中闪现。犹豫着我给她写了一封信，非常平淡，对自己内心的感受只字不提，这时我明白了自己对她的真实感情，明白之后更加小心谨慎。我不知道自己的前景，我怕她造成幻觉而作前途渺茫的等待，那样会害了她对她太不公平。生活中往往就是这样，你越是想念一个人就越是不敢表达。人真的是很怪，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觉得珍贵，所有的心神都集中到了那一点，觉得那是最重要的，把它看成了幸福的全部。在这万里之外，地球的另一面，我想起舒明明那信赖的轻轻一点头，那求助的微微一笑是多么难得的幸福，多么领当不起的生活恩泽。可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些。连我自己也看不透也说不清楚，难道因为这些我竟动了离婚的念头？在这种种回想的映衬下，思文的种种优越都失去了色彩。在国内时，听见别人说思文是女性中的出类拔萃者，我心里还很得意，觉得她真的是无可挑剔。而在这里，当其它留学生，还有她的老板等人众口一辞这样说的时候，我却感到了沮丧。我总觉得这些话的后面的意思就是，你高力伟配不上她。那天去化学系一个博士家里玩，他太太对我说：“高力伟你真是幸运，有了这样的太太还有什么可complain的呢？”我当时点头微笑称是，心里却是一声苦笑。人有时对自己就是不理解也看不透。为什么离婚的念头一旦产生，就这么强烈，我说不出充分的理由。这是一种直感，我相信这种直感一定有着充分的理由，或者，根本不需要什么充分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