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到九点钟，我懒洋洋地吃了几口饭，把剩下的饭菜装到盒子里去。偶尔一抬头，我大吃一惊，窗外街道对面昏暗的路灯照着一个女人，她正在向这边张望，那身影竟有点像张小禾。我扑到窗前看了一下，看不真切。我打开窗，探头轻声喊了一声：“张小禾！”那人站着一动不动。我又喊了一声，招了招手，还是没有反应。只要她一走动，我就可以从步态上看出了。我盯了那身影看，生怕一眨眼就会化掉了。我马上跑下楼，没有人影！街道上静悄悄的。几秒钟人就走了吗？是个鬼魂飘去了吗？我低沉地喊一声：“张小禾！”没人回答。如果不是故意躲避，那人又能到哪里去呢？我急得全身出汗，又大声叫了几声：“张小禾！”喉咙里有一种撕裂的感觉。邻居在楼上打开窗子对着我嚷道：“Don't shout！”我不理他，又叫了两声，准备在附近找一找。这时二房东出现在门口说：“张小禾早就搬走了！”马上看出是我，迟疑地说：“是你？”我只觉得羞愧难当，也没解释一句就往车站跑。正好来了一辆电车，我想也没想就跳了上去。在电车上我又怀疑自己是想入了迷产生了幻觉，可那个人的影象又是如此清晰地印记在脑海中。我安慰自己说：“即使是她又能怎么样呢，还是不要填平了那点距离好。她不是也不愿告诉你电话和地址吗？”到了地铁站我非常后悔了，那样匆忙就跳上了车，也没在附近找一找。我几乎就要下决心打转回去，哪怕找不到人呢，也要站到那窗前去看看是不是还会出现那神秘的幻象。一看表，回去上班就来不及了，犹豫着进了地铁站。列车开动后我又后悔了，应该躲在电车站附近，看看下一趟车她会不会来。真是她，她总要过来乘地铁。列车“轰隆轰隆”地响着，我心中应和着列车的节奏反复对自己说：“幻象，幻象，幻象！”

九十八

又一个冬天到来的时候，我离开了工厂。我以激动的平静从工头手中接到最后一张支票，在车间门口停了停，深呼吸想最后一次去体会那塑料味儿，却什么也感觉不到了。出了门我感到了令人窒息的快乐，简直令人无法承受。我踮起一只脚双手一高一低舒开，撮着唇对着厂门说了声“拜拜”。自己也没有准备，就猛跑几步往空中一跃，身子轻捷地飞起来，在最高点的那一瞬右手往空中一抓，这样反复几次。我左手拿了支票对着太阳去看，右手食指使劲地弹它，发出“沙沙”的声音，又用舌尖顶着上腭对着空中弹出“嘟嘟”的响声，双手虚掩了面颊向左边右边偏着头扮着鬼脸儿，挤眉弄眼伸舌子，跟空中那看不见的谁逗着玩似的。世界无比美好，我无比轻快，在这里我已经没有什么可做的也没有什么可等待的了。回到家里我往床上一滚，四肢朝天，在心里喊着：“万岁，万万岁！”一次一次把手脚伸上去。我真的太幸福了，真的我太幸福了。

孙则虎找上了我。他正酝酿着自己开一家专卖廉价小商品的小店，准备在圣诞节之前开张。他说：“干吧，老孟，活着活着几年就四十了，不干就没戏了。我一万多块钱倾家荡产也干了，你还怕？”他胆子也真够大的，只有一万多块的本钱，他付了两个月的房租，去了五千多，剩下几千块进了货，大部分是中国的玩具、袜子之类，堆满了一屋子。只要有两个月生意不好，他就真要倾家荡产了。他雄心勃勃地跟我讲自己的计划，如果这一家成功了，明年再开五家，然后办成一个布满多伦多以至全国的联锁店集团。我说：“手里刚捏了个鸡蛋还没捏热呢，就打算着蛋变鸡，鸡又生蛋，又变鸡，一大群了！”他说：“那也别说不行，发了财的人都是想发财的人。”又说想成立一个董事会，问我想不想进来当个董事？那意思他自己就是董事长了。又说：“老孟，赚钱也跟交女朋友一样，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我说：“想回去了。”他说：“回去看看也好，快去快回，过了圣诞节后的淡季，就把场面铺开来。”我说：“这一去不一定来了。”他吃惊说：“真的假的，说笑话呀？”我说：“真的，哄你又没用。”他说：“这么说真的是真的了。我以为你平时说说都是好玩呢。绿卡都揣在怀里了，又让它沦为一张废纸？”我说：“总得找个人吧，你每晚都有个人拥着，也不看我守活寡都这么久了。”他笑了说：“老孟你怀里揣了绿卡还不够，还得揣一样东西。给你介绍一个北京姑娘怎么样？”我说：“再说吧，再说吧！”心想：“我真有决心呆下来还用你介绍？”过了几天他真的拿张相片给我看，说：“好能干的！”我看那姑娘挺一般的，怀疑是他妹妹，不然怎么相片说有就有了！这个样子就介绍给我？不够朋友！我又特别认真似的把相片看了半天说：“让我想想，让我想想。”把相片拿在手中一直看着还给他。我心里也明白了，自己在别人眼中也就只值这么多，也不怪别人，只怪自己。又想起张小禾，她能看上我，也真是心里看上了，可惜我没有足够的力量足够的自信承受。对我来说，张小禾是一个了不起的奇迹，这样的事不会再出现第二次了。我去了一趟美国，玩了十天。在纽约我见到了胡大鹏。见了我他乐得什么似的，拍我的肩说：“三年多了，三年多了！”开辆旧车带了我四处玩。去了大都会博物馆，看了一半，他说：“你自己去看吧，我都陪朋友看过四次了。我就在这里等你，我走不动了，这么走半天对我来说是个考验。”我说：“几年你变修了，美国的车把你的腿养娇贵了。”我在罗丹的雕塑《巴尔扎克》前照了相，心情也并不十分激动。只是想起今天看了这么多世界的艺术精品的原作，有种似梦似幻的感觉，口中喃喃自语说：“好东西，好东西。”又去了世界贸易大厦，站在一百多层高的楼上俯瞰曼哈顿岛，下面几十层高的大楼绵延伸向远方。我指了下面对胡大鹏说：“老胡这几年你怎么活的，纽约的人跟蚂蚁一样爬来爬去，我来一天都不知自己姓什么了。一个人要对自己绝望，站在这里看看下面的世界就行了，就知道自己在这世界上是怎么回事了，毫无意义。”他诡笑着指指下面。我俯了身探头往下看，一阵晕眩。他又指指下面，笑道：“Don't，don't。”我笑了说：“这口气能含着暂时还这么含着吧。”他说：“人还是不会忘了自己，你忘了自己，烦恼不会忘记你，会来找你。”晚上他让我睡了单人床，自己拿毯子睡在地毯上，说：“听听你这几年的故事！”我说：“你陪你老婆去，她嘴上说没关系没关系，心里恨毒了我！”他说：“让女儿陪她就够了，平时我也睡这边的。”我说：“那你们是文明夫妻。”熄了灯我跟他讲张小禾的事到深夜，问他有什么看法。他说：“要我说真的呢，还是说好听的？有不同的说法。”我说：“才三年不见，你变滑溜了！好听的留着明天对你老婆说。”他说：“那不客气我就说了。如果你发不起来，当然是分手的好。女人的热情是能持久的么？”我觉得他这也是对自己的夫妻关系作了一个注脚，但不去捅穿它。我又说：“回了加拿大说不定就回国了。”他说：“老高，真的嫉妒你！回不回去也有选择的自由，回去了找个女朋友也有选择的自由。你还叹气！世界上还有几个不叹气的人？”又叹息自己在美国难得有发展。我说：“你这么能干个人，这样消沉！打工赚钱也好，做小生意也好，再不咬紧牙关去读个什么专业也好，总得有个方向，总不能说混了三年再混三年。老婆没跟你离婚跑掉，也算她是个有良心的！”他说：“打工呢，不是辛苦的年龄了。做生意呢，纽约人人在做生意。读书呢，还得重头学英语学专业。老婆是死也不肯回去，我口袋里又没有那几万块钱，回去也没有意思。说句不好意思的话，我三十大几的人了，偷偷流泪也不是一两次了，什么事儿！”我说：“老胡你有句名言我在心里记了三年，那年你说，出国等于多活一百年，你自己还记得？”他说：“记得，太记得了，也太天真了。”不再说话。

第二天我乘车经华盛顿到佛罗里达去，胡大鹏送我到车站。车站附近就是著名的红灯区四十二街。我们在街上走了几个来回，偶尔也有几个姑娘过来招揽生意。他说：“怎样，名不虚传吧？”我说：“这就算世界水平，真叫人失望，还不如多伦多呢。”我看见一个混血种人就在街边对着墙解手，吃了一惊，举了相机想照下来，胡大鹏一把扯了我的手说：“别惹事，闹不好送了命也不知道！”我收了相机说：“别把纽约描绘成强盗世界，这可是人类文明的心脏。”他似乎是偶尔地提到了一个熟人说：“他们一家人都是长舌头，每次写信回家不说自己的事，把别人的事都详详细细写了。”我说：“我回去了也详详细细说说，大家在这里混得都不错。那个胡大鹏还开了辆日本车呢。”分手的时候他再三叮嘱我：“回去了别急着结婚，男人到四十也不算晚，多玩几年。机会又一次到了你手里，要珍惜。”我说：“多玩几年是个什么概念，请界定一下。”他说：“你是聪明人，自己想好了。”就这样分了手。六天后从佛罗里达回多伦多去，经过纽约在车站给他打了个电话，没有人接，就连夜乘夜车回了多伦多。

到家的时候是早晨，还没来得及洗个澡呢，孙则虎来了电话，问：“孟浪这几天你到哪里去了？”我说：“去了美国。”他说：“都给你打有十个电话了。我的店昨天开张，第一天就卖了一千零几十块钱，刨去所有的成本，有三百块钱的纯利。我兴奋得一夜都没睡着。”反复交待我上午一定要去看看。我也没有睡意，就骑车去了。孙则虎正按收银机收钱，见了我说：“忙着，你先看看。”几天不见，小店都换了样，摆得花枝招展的，有十来个人在里面走来走去挑选商品。等他闲下我过去了，他说：“怎样，有信心了吧！一天三百块，给你打工要一个星期吧！”我说：“瞅着你美得滋滋的，屁颠屁颠，屁眼眼里都夹得断葱了！别太乐过头了！你不姓赵？”他眯了眼望着我：“姓赵？”我说：“你不姓赵？那你姓钱，大家都说你姓钱。钱，钱。”他迟疑说：“孟浪你怎么了，我不是姓孙吗？”我笑了说：“那你还记得自己姓什么。”他恍然笑了，说：“老孟你逗我呢，你逗，你高兴逗了你逗，我不恼。”我说：“赚到钱的人还说恼！我只要能赚到钱，别说逗，谁高兴杀了，杀了我也可以。”他笑了说：“那我还得留着这条命守住这点钱。”我说：“没有命了钱就一钱不值了，就是一张纸了，揩屁股还不好使呢。”他说：“那还是钱第二，命第一。”我说：“老孙你这就发了。”他说：“那还不敢说，明年看吧！几个人都跟我说想加进来，办一个大联锁店，我就看上了你，没那么多名堂，好相处。”我说：“没名堂的人还敢做生意，这里是君子国吗？连他爹的钱也不皱眉头赚了，那才是生意场上的英雄豪杰呢！”他说：“老孟你骂我吗？”我连忙说：“我说自己没有用。”他说：“干吧，老孟！一天四百块钱生意就保本了，以后每多做一百，纯赚四十。机会来了你得抓住！人嘛，要么杨六郎，要么卖麻糖，倒了灶刷盘子去！”又说：“你一个，我一个，再找个可靠好相处的，组成了董事会，明年开个十多家。”我说：“托你的福我也过过董事的瘾，名片甩出去，董事！”他说：“今天说笑话，明天就成了真。等你有了钱别人就不同了，这个社会很现实的。”我说：“那绝对的，自己没出息，不要怪别人小看了你。想想我这样的人也该被人小看，没出息嘛！出息就是钱，钱就是出息。可惜我不是做生意那块料，不能投入，要是那块料就好了。”他说：“实在不想来就算了，想来的人多呢。拿得出一两万块的也不止你一个。”说着又去招呼生意。等他完了我说：“老孙别把门封死了，我还想一脚跨进来当个董事委员呢。”我在他店里选了几样东西，他说：“那不好意思，钱我就收了。”我说：“生意是生意。”他收了钱没按收银机，把为政府代收的购物税免了我的。

九十九

同乡徐先生是安省电力公司的工程师，从台湾来拿加大已经有三十多年。他邀请我们到他家去过圣诞节。孙则虎打电话通知我时还说：“今年可有啤酒喝了！”

徐先生家房子真大，上上下下有十几间，地下室有一张乒乓球台，还有一间健身房，里面是各种健身器械。五六十个人在这房里面，一点也不显挤。徐先生夫妇五十来岁，两个就住了这么大一幢。进门的时候他家的狗过来嗅嗅，对我摇尾巴，出于礼貌我摸了摸狗头，那狗就一直跟着我，坐在沙发上也窜了上来往我身边蹭。我去厕所解手，看见里面也装了部电话分机。

我刚参观了房子思文就来了。算起来我们分手已经有一年半，她还是单身一人来参加聚会，我心里很不好受。看她在人丛中穿来穿去谈笑风生，又放心了一点。大家自己找地方找人说话，孙则虎和徐先生讲自己的生意，眉飞色舞的。徐先生说：“成不成功过了节后的淡季才能说。”孙则虎又讲起前几天自己的车被人撞了，可能要报废。徐先生问：“是什么人撞的？”他说：“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徐先生问：“是不是白人？”他说：“是白人。”徐先生问他怎么办，他说：“也只好算了，一千多块钱的旧车，还打官司吗？”徐先生马上说：“和他上法庭！”见孙则虎有为难之色，又说：“你不告他，他就溜过去了。”并答应帮他的忙。我在一边听着，对徐先生的态度感到意外，这里还会有谁去揽了别人的事来管。旁边一个人悄声告诉我，徐先生对白人有成见，他在省电力公司干了二十多年，每次提升都没他的份，周围的白人却一个一个提上去了，还要领导他。那人又对徐先生说：“加拿大也算对得起你了，这么好的房子住着。”徐先生说：“这么好的房子它送给我的吗？我交的税也够买这一幢房子了。”又说：“你们来没几年不知道，越生活久对歧视体会越深。哪怕是加拿大吧，什么也要自己去争取，别人不会送给你。我就恨华人都只顾自己，比爱尔兰人加勒比海黑人也不如，他们每年还搞一次爱尔兰人节黑人节呢，那么盛大的游行华人组织得起来？有这样的老百姓也出不了个领袖人物，也活该受歧视。”我们都笑了说：“徐先生你当个领袖人物，大家跟你走。”徐先生说：“华人社区谁出了一寸的头就有人来骂他了，要把这一寸砍平，中国人走到哪里也是中国人。”大家又笑了说：“徐先生一辈子的牢骚都发出来了。”徐先生说：“一辈子牢骚就这几句？讲个三天三夜我不讲一句重复的话，你们谁听？”大家笑了说：“过节呢，下次专门来听一次，徐先生您准备几箱啤酒就是的了。”徐先生又对一个刚来的人说：“不管你在国内是个什么人物，有过什么成就，都要统统忘记掉，要砸碎自尊心从零开始，慢慢挣扎出来。”那人点头如捣蒜说：“那是，那是。”我说：“徐先生，早听见你这句话我这几年又是另一番景象了。”说着我攥拳一下一下往下砸着，“砸碎，砸碎，砸碎了就有办法了。”

我到地下室去，几个多大的男女学生在打乒乓球。一个女孩子打着球说：“知不知道，工程系一个女学生又被约克大学的拐走了。”她的对手是个男的，说：“证明了多大的男的无能。”旁边几个男的窃笑说：“有意见了！抱怨我们怎么不去拐她们呢。”那女孩子又说：“约克大学的女同胞说，她们自己也不光彩，其实我们多大的男同胞就很光彩么？”我悄悄对那几个男的说：“意见可大了！”一个悄声说：“有什么不光彩？处理给约克那些没闻过女人气味的人的。”又高声对那女孩说：“小罗我早就想拐你，为多大挽回点面子，又拐不到手！”那女孩嘻嘻地笑。

上面有人叫：“吃饭了！”大家都上去。每人一只一次性的盘子，自己舀了东西吃。有几个人拼命喝啤酒，一瓶接一瓶，一副想不想喝都趁机多喝几瓶的架式。思文在客厅门边对我使个眼色，我过去了，她说：“等会我出去你也出去，我们一起走，跟你讲件事。”我心里有点紧张，怕她又会提起和好的事，但也只好答应了。袁小圆过来说：“两个人躲在这里讲悄悄话，可不可以公布公布？”回到客厅里，几个人正在议论谁考托福又没考过，还差五十多分，急得不得了。有人说：“差五十多分急什么呢，差五分急一下还摸着了个边。”我说：“急也要急有点影子的事，你看我不是布什总统又不是亿万富翁，我就不急。”大家哄笑起来。又听了半天我才知道，原来他们在议论的就是周毅龙。心想：“老周这下又栽了，怎么得了！”前几天跟他通了电话，只知道他的情绪又下了一个台阶，不知是为这件事。

严一川的太太凑到我身边，轻声跟我说：“等会一川说什么事，说到回国你劝他坚持下去，女儿过两年就上中学了，回去了怎么办？”我答应了。吃完饭严一川真走到我这边来，说：“真的准备回国啊？”我说：“我要跟你一样学个金属材料，我还会回国？我们这些没有专业的臭鱼烂虾也只有这条路。”他说：“你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我说：“一川你想回国去把威风抖一抖吧？博士后了，还是个洋的，回去把人也吓散了。”他说：“抖一抖是其次。”我说：“主要是想家里的人了。”他说：“你不知道，你真的不知道。我要不是个中国人，早就拿到课题，自己搞个碟子自己吃。别人高兴了碟子里拨一点给你，心里什么滋味。”原来他那个课题组最近有了突破性进展，他出力最多，论文拿出去连名字也不能署一个，精神上大受刺激，想回国去自己干。我说：“你老婆刚才交待了我，要我劝你留下，孩子不上不下的嘛！”他说：“孩子大学毕业我都五十了，回去还有什么用？为老板这样无限地做下去，实在也不甘心，心里苦得很呢。”我说：“你这叫苦？刚才你没听人说那个考托福差五十多分的人？比你小不了一岁两岁，国内原是博士，傲得一塌糊涂的，来三年了，事业还没起蒂呢！你这就算苦了？”他说：“还是你好，说溜就溜了。我们留在这边，一辈子也没有太多想法了，博士后做了这三年也看透了。”我说：“老板给你两万多一年呢！”他说：“为人作嫁也要几个手工钱吧。心里怎么不平衡，还做不得声！”

孙则虎叫我过去打扑克，跟他打一对。我就过去了。看见思文和袁小圆两个在角落里说什么，挺亲热的样子。打着扑克，孙则虎看着电视里的时装模特，叹口气说：“也不知道这些模特最后都嫁给什么人了。”几个人都笑。我说：“肯定是嫁给男人了。”孙则虎说：“绝对是的。”一个人说：“老孟只说对了一半，肯定是嫁给有钱的男人了。”孙则虎说：“绝对是的。”又叹口气。我说：“老孙你叹气也不怕我们告诉小袁听？”他说：“她知道也没关系。是个男人就那么回事，她不知道？还要你们去说！”出了牌又盯了电视机。我说：“老孙我们换个位子，你老盯着模特的腿，自己马上就要钻到桌子下去表演了。”打一盘输了，我钻了桌子说：“跟老孙打一对真受刺激。不打了，到下面跳舞去。”叫另一个人接了手。孙则虎也想去跳舞，却没人接手，就叫袁小圆。袁小圆说：“钻桌子的还叫我来！”他说：“你打，输了归我钻。”把牌递给袁小圆，下楼去了。

乒乓球台已经搬开，有七八对在那里跳舞。徐先生夫妇也在跳。都是熟人，我胆子也壮了点，也加入进去邀了人跳。我心里想邀长得好些的那个女孩跳，观察了看出有一种不动声色的竞争，每当曲子一响那女孩就先被邀了，就放弃了那种打算。我又注意到有一次孙则虎邀思文跳，思文迟疑了一下，做了一个几乎不可察觉的拒绝的动作，但马上又接受了。虽然没有兴趣，我还是邀徐太太跳了一轮。不一会袁小圆来喊孙则虎：“上去。”孙则虎说：“有事？”袁小圆说：“去钻！”孙则虎说：“这么快就输了？”乖乖地跟了上去。一会回来说“天下找得到第二个这么模范的模范丈夫吗？”

十点钟的时候，思文和徐先生道了别，又站在门口高声地和别人说“拜拜”。我知道她在提醒我，过了几分钟就悄悄地溜了出去。

一零零

出了门我冷得一哆嗦，雪又下起来了。站在台阶上透过雪花看见思文站在前面，穿着那件熟悉的粉红雨绒外套，邻居家门口的彩灯在她脸上一明一暗地闪。一阵风卷起雪花，遮没了她的身影，风落了她仍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推了单车，把铃摇得“叮叮”的响。走过去她说：“这样的天也骑车来。”我说：“开始没下雪。又不太远。”她说：“花几十块钱买张月票也不会就穷死了你，人总要对自己好些，你不对自己好谁还会跑来对你好！”我说：“总想着过几天就回去了，过几天就回去了，就拖下来了。”我说着忽然意识到可以趁机给她一个不伤自尊的提醒，又说：“真的过几天我就回去了，在这里再没有什么可等待的。看了三年多，我看透了，好地方，却不是我呆的地方。”她说：“你是应该回去。别人不了解你，总是要你留在这里，不要听他们的。”两人都沉默了，踩着雪地沙沙的响。到了路口她说：“还早，去不去我那里坐一下？”我说：“好。”她说：“看见雪我又想起了纽芬兰。”声音中带着一种凄切。我心里发冷，说：“多伦多的风没那么猛。”她说：“纽芬兰的一幕幕都就像昨天，那时候你刚来，现在又要走了。一晃三年多了，这么多日子就这样过去了。”我说：“今年多伦多的雪比去年下得晚些。”她说：“什么事都是一去不复返，人一辈子也是的。纽芬兰你这一辈子也不会去了，我大概也不会去了。”我说：“多伦多到底还有不少富人，徐先生这幢房子恐怕要五十万。今天晚上他恐怕用了几百块钱，啤酒都是十箱。”她忽然一笑说：“多伦多的风没有那么猛。雪比去年下得晚些。啤酒都是十箱。”我尴尬地笑几声，说：“我骑车你敢不敢搭？”不料她说：“下大雪搭你的车，也不是第一次了。”我说：“我是怕别人看见了又嚼舌头呢，以为我们还怎么样。我反正过几天就走了。”她说：“你不愿意去就算了。”我说：“你不怕我怕什么！”抖落身上的雪花，骑了车，她跳上来，迎着雪向前骑去。

到了她房里，我问：“到底有什么事？”她说：“你想走了是吧，这里有鬼要吃了你！”我不好意思，坐下来说：“烧点水泡杯茶来吃，口渴死了。”她去烧了水来说：“其实你可以再等两年拿了公民权再走，绿卡别浪费掉了。有了护照来去就自由了，什么时候想来就来。”我说：“还等两年？两个月对我的意志都是一个考验。闭了眼睛哪条街是什么样子也在心里画出来，还来干什么？来打工差不多，可钱我也不想赚了。”她笑了说：“赚饱了。”我说：“肚子吃什么山珍海味也会有个饱的时候，钱是赚不饱的，越多越饥渴。我只是不想去赚了。”她说：“绿卡废了到底可惜，香港人想移民还得投资十五万呢。护照到了手，全世界任何国家的国门就像自己家的菜园子门一样。”我说：“中国又不承认双重国籍，回去了我一个加拿大人在单位走来走去，别人还不看我是怪物。”她说：“那也是，有人心里会恨你，不惹他他也会恨你，人就是这种东西。”我说：“拿个加拿大护照回去了，我觉得心里对不起谁似的，其实我又明白也没有就背叛了谁这回事，何况我又不想当国家主席。”两人一起笑了。

我又问：“你家里又来信了没有？”她说：“来了。”我说：“你妈妈又骂我了吧？”她说：“她恨得你哭！我哥哥说等你回去了找人打你一顿。我赶快写信回去了，要他们别。”笑笑又说：“你也别怪他们，他们没文化的人就是这样想的。”我说：“要是不痛，打我一顿也是应该的。”她说：“不说这些，讲好了你回去帮我带几样东西。”我说：“已经有几个人要我带了。”她说：“别人的东西你不要都搂在身上带了，他们利用你。”我说：“帮你带就不是利用。”她直笑。我又说：“带几件东西倒没什么，只是我怎么敢往你家里去送？那不是舍身饲虎？骂一顿倒算便宜的！”她说：“你写信叫我哥去你家拿。”我说：“也只好这样，东西别太多，会超重的。”她说：“别人的我不管，反正我的东西差不多也就是十斤。”

我突然记起来，问：“什么时候你跟袁小圆又好成了那样，两个人头凑在一起嘀嘀咕咕老半天，你出去她还送你。”她说：“她脸上这几个月长了一些小疙瘩，她自己倒不在意，以为反正小孩也有了。我劝她找医生看看，不要就让它去。我跟她讲，男人都是有个坏心的，做妻子的要把自己装点好了。”我笑了说：“你比男人自己还了解男人！怪不得跳舞的时候你还不想跟孙则虎跳。”她惊奇地望着我，“你注意到了？我还是跟他跳了，总不好让人家难堪。”迟疑了又说：“告诉你你千万别出去讲，讲了你就不是个人。孙则虎有几个星期总到我这里来，含含糊糊说些擦边的话，我总不应他的茬。有天忽然他抓了我的手想拉过去，我用力推开了。他说，我太不应该了，我犯错误了！退到椅子上坐了，垂头丧气的两手抱着头。我以为他怎么了，又过去安慰他。他又一次拉我的手，我还是很温和地拒绝了。后来两人又没事一样，说些七七八八的话。他去了，再没来过。”我说：“说起来这一点也不奇怪，‘都有个坏心’一句话全解释完了。”她冷笑一声说：“什么你看了都不奇怪。”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太豁达了点，想做出惊讶气愤的样子也来不及了，说：“天下怪事太多，太多了，见怪不怪了。”又扯开去说：“最近还好吧？”她说：“还可以，不好又怎么样，还不是要往下活。”我说：“什么事也不要拖拖拉拉的，拖在那里总是件要做的事。”她说：“什么事急也急不好，拖在那里不是好事，也没坏到哪里去，急成了坏事就完了。我这一辈子还能禁得几次？”我说：“什么事还是要不动声色地主动点。”她说：“什么事我也没太去在意。前不久我病了两个多月，胃有了毛病，人都瘦掉了十磅。看了医生也检查不出什么。医生说是心情不好引发的。我一急，干脆就想通了，什么事退一大步去想就想通了。反正人生是不完美的，世界上也没有完全幸福的人，关键是自己怎么去看，还有太多的人还排在我的后面。”我说：“知足常乐这句话倒救了很多人，中国传统真有了不起的一面。可惜那些真正足的人他总是不知足，也总是不乐。”她说：“那不然还怎么想？三十出头还是单身，钱也只剩一千多块了，身体又垮了，快毕业了工作也无影无踪，自己想起来好凄凉。再不乐观点，就没有命了。我这些事你不要告诉别人，你知道我不喜欢让别人知道我不幸的一面。你看我还乐观是不是？我的乐观是真乐观，不是做给人看的。要痛也痛过了，要悲观也悲观过了。”听了她的话我心中悲戚，心里“咚咚”地冲得厉害，她见我的神色不对，说：“你也不必心里有什么，我自己都想通了，你心里还那个干什么？说到底一切都是命运，命运是对人生无法解释的一切的最终解释。想不通的时候想到是命中注定就想通了，痛苦也就不是痛苦，烦恼也就不是烦恼了。”

我最怕她一个人这样拖下去，问：“打算怎么办呢？”她说：“赚钱！毕业了我不想去找工作，不说找不到，就算找到了，赚钱也太慢了。赚钱，赚钱，这是我人生最后一个理想了。活到了今天可不敢再小看了钱。我要经商去，从零开始。我知道太难太难，但我不会放弃，你知道我做什么事是最有耐性的。”我说：“总不能这样下去。”她说：“那些我都不急，什么孩子，什么家，都排到后面去，别误了我的正事。这几年是最紧张的时候，别的也顾不上了。我一个人过着也挺好，要寂寞也寂寞惯了，要痛也痛过去了。一个女人，她最大的愿望吧，就是嫁给她自己愿意嫁的那个人，不然怎么说她是一个女人？可再怎么有色彩的女人，她成为妻子了，也就没有色彩了。色彩来自想象的余地。想通了这一点，我心里就轻松了，我并没有失去什么。我只是为天下女人悲哀。”我说：“你的话我听了怕，还是个女强人派头。”她笑了说：“要这么说也可以。我和别的女人不同，是在油锅里滚过几滚的。别的女人精明能干，冲锋陷阵，心里还挂念着男人的温情。只有连这个也不想了，女性才是真正的解放了自己。”她说得很轻松，我听去竟觉得彻骨的冷，打了个寒颤，一身冷疙瘩都起来了。我说：“思文想不到你这几个月变了这么多，我身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她一笑说：“人也是逼出来的。从凌志的事以后，我就想开了。现在去想那些十八二十岁的少女，觉得很可笑。”我说：“到底世界上还是有值得投入的。我当然不是，但总还是有。”她说：“也许就有那么几个吧。但你想都不能想就能被自己撞到了，真的你想都不能这样去想，这样想的人一定要倒大霉的，那是一定的。”

又说了一会话，我说：“快十二点了，我回去。”她说：“咦，事情还没说呢，你这就走？”我说：“不是说了吗，十斤东西。”她说：“还有，你借点钱给我。”我说：“你真的要借钱！”她说：“不早跟你说了吗？你不要担心，我立字据，付利息给你。我毕业了有段时间要作经商的准备，到处跑，又没收入，生活总要过得去才行。”我说：“你还是去找工作好。”她说：“你实在不愿借也没办法，你的钱我知道也是血汗换来的。”我说：“借多少呢？”她说：“一万块可以吧？”我从沙发上跳起来说：“一万块！你还不如一刀把我宰了的好！”她笑了说：“要了你的命吧，那就五千块，五千块再也不能少了，连原来的两千块，一共七千。我总要作半年到一年的打算。”我说：“我这就回去了，你还不如找别人借。”她说：“你还犹豫呢，别人更犹豫，在这里借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你放心你的钱总会在这里，还生着崽呢。除非我被汽车撞死了，你就吃了这个亏算了，不要跑到我家里去要，他们剥皮卖了也还不起。只要我这口气还在，你的钱等于还存在银行里。”我叹气说：“不借给你呢，你也真的周转不过来，借给你呢，我心里又不是滋味。好不容易凑起了五万的整数，一下去了五千，心里就有个缺口。”她说：“你这心情我太理解了。这就是你！但是你要想到你的钱还是在那里，心里算帐的时候算进去，那个缺口就补上了。”我又叹气说：“那就冒一回险了，以后上街你小心点，别给车撞了。”我从口袋摸出一张空白支票说：“准备开了交房租的，先给了你吧。五千块！我到加拿大还没开出过这么大的支票呢。”她说：“慢点。”她拿出纸笔，写了借据，利息多少，借期多久都写了，签了名给我。我填了支票签了名给她，说：“马上就去把这笔钱取了，让我心里一刀两断，不要又拖几天，搞得我心里悬悬的，好难受。”

有人敲门，是一群邻居来祝圣诞。白人、黑人、印度人、阿拉伯人都有，只没有华人。他们擎着蜡烛依呀依呀地唱，思文也跟着唱，像那么回事。我低头看见门口那双大拖鞋还在那里，就趁他们唱着，轻轻地踢到门外，又踢到人群后面去，弯腰一只手提了，踮了脚和思文打个招呼，她唱着微微点头，我就去了。下了楼，我把拖鞋用力甩到对面的房顶上去。

一零一

我心里似乎还在等待什么，可也确凿地明白已经没有什么可以等待，来加拿大三年，该发生的已经发生了。几次下了决心去订机票，但想到这是一去不复返的航行，又犹豫了。毕竟，在这片土地上，我度过了这么漫长的岁月。

圣诞节后赵文斌开了工具车来找我。我说：“就那么忙着赚钱吗，同乡聚会也不见你的影子毛！”近一年不见他，才知道他太太又生了一个儿子。他接到了一个室内装修的业务，要我去帮几天忙。我说：“你找别人好了，钱这几年我都赚怕了。失业的人一抓一大把的，要不我给你推荐一个。”他说：“别人也找过，还是熟人好些。”我说：“三年多我什么也做过，倒是装修没拢过边，别把你的事做坏了。”他说：“跟我走就是，也不必谦虚这么一大堆。”我说：“真的我这几天就要订票回去了。”他说：“十天之内总不会走吧，走之前赚张机票有什么不好。”我拗不过他，只好去了。到了那里才知道干活的就我和他两个人，一直还以为他开着多大的公司呢。中午他开车去买快餐盒饭来吃了，我说：“明天要你太太做了饭带来，反正有电炉热热就是。才赚了多少钱呢，每天这样买饭！还开车出去，费工费油的。”他说：“我前后请过十几个人，别人还只嫌饭不好，第一次你这样说。几块钱一份的饭，其实我自己心里也舍不得吃，只好陪着吃了。”第二天他就带饭来吃了。

干了几天才知道装修是这么难干的活。主家要求极苛刻，几乎是用画画的细心做出来的活，还不能使主妇满意，好几次我差不多都要绝望了。在巨大的压力下做了二十多天，把那家装修好了，临交货还提了无数的意见。赵文斌付给我一千多块钱，正好是我自己心里算出来的那么多。他够朋友，没在工时上玩一点小手脚。他还要我去做另一家，我坚决推辞了。我说：“真的佩服你，有勇气做这个行当。这二十多天我不是老板都是提心吊胆过来的，想不通这么大的压力你怎么承受的。她那样刁起来，你还只陪笑，我在旁边都想扇她个耳光了。她数你的不是的时候，我在心里祝愿她生崽没屁眼。”他笑笑说：“没办法呢，条条蛇咬人，开餐馆也咬，开店也咬，这一处不咬那一处咬，都一样。”我说：“是的，是的。你这么一说我更应该回去了，我心理承受能力不能跟你比。”他说：“你要想清楚，真的不返回来？什么叫一失足成千古恨！”我说：“想了三年多我没想清楚！”

年三十晚上我去多大看联谊会组织的春节文艺晚会，在这一年一度的晚会上可以看到水平非常高的表演。许多国内知名的艺术家改行谋生去了，也愿意有这么个机会登台献艺。我去得早，坐在第二排。一会儿领事馆的总领事也来了，就坐在我前面。快开演的时候我回头望去，看见思文坐在后面不远的地方和人说笑。我脱衣服占了位子，心里对自己说：“解个手去。”满场绕了一周，模糊地希望看到张小禾，却没有看见。有人招呼我，是多大一个同乡。他过来神秘地对我说：“看见没有，徐丽萍后面那个人今天终于出场了，是个香港来的老板。”要带我到演员化妆室去看。我说：“他有本事赚到钱，活该他享艳福。只是你就失落了。去年圣诞节在老孙家里，你还为徐丽萍辩护那么多，吵了一架，白辛苦了一场。”他说：“他妈的博士读完了还是要想办法做生意去。搞研究？那要当得了和尚的人才行。”

演出到中间的时候，胡晓平唱了《蝴蝶夫人》，我也听不懂歌剧，出于对名人的景仰鼓了掌。接下来是一个双人舞。我怎么看着两个姑娘中的一个身影有些熟，回想是不是去年看过她的表演。去看她的脸，化了妆又闪来闪去看不真切。我忽然恍然大悟，那是张小禾。她跳舞跳这么好，我从没听她讲起过。看她小腿手臂在灯光下闪动着眩目的洁白，我有点得意地想到那是自己曾经历过的。眼睛看花了，心中又生出许多不可告人的回忆，又奇怪自己在经历的当时为什么对那种美好没有如此强烈的感受。音乐嘎然而止，台上两人做出一个漂亮的造型。台下一片掌声，我却盯了舞台两侧的侧门，看张小禾下来。一会儿张小禾从右边侧门出来，一个四十来岁矮胖胖的男人迎上去接她手中的衣服。张小禾一让，那男人还是接了衣服跟在她后面走，挺顺从似的。我记起她跟我提起过一个当地华人，不知是不是他？这时我心中的得意还没来得及仔细品尝，就被一种剧烈的铺天盖地的痛苦覆盖了。我盯着张小禾，看她从后面的侧门出去了。我呆了似的盯着那张门有几分钟，视线越过了后面几排的一个姑娘。她以为我如此放肆地盯着她，明显地把头一扭，显出气恼的神情。她这一扭提醒了我，我猛省过来，转了头仍看着台上。我浑身的皮肤着了火似的炽热，血一股一股沿着无数的通道往头上涌，裹挟着无数小钢针要从太阳穴往外奔突。眼睛也潮起来，看台上一片模糊。这其实也是意料中的事，但一旦看在眼中却无法接受。我再也坐不住，一分钟也无法忍受，蓦地站起来，弓了腰走到过道上，退到后面。我真的很为张小禾惋惜，我甚至宁愿她回过头去找原来那个人，心里恐怕还好受些。

这时我强烈地意识到如果今天不跟她见一面，今生今世就不会再有见面的机会了。前几天我到多大教育学院去过，想最后偷偷地看她一次，没有见着，才知道她已经毕业了。我紧张地思索着是不是该去见这最后一面。一会儿觉得惭愧，人家已经是人家的人了，还往前凑什么凑呢。一会儿又觉得自己立起也高高大大，那个人纵使有钱，又怎么样，钱又不是上帝本人。至少，我得去问个明白，那个神秘的电话和那个神奇的幻影是怎么回事。想到这里我从侧门走了出去。外面是一个厅，厅那边是一溜房子，有间半开着，门上贴着“演员休息室”几个字。我慢慢踱过去，从那门口经过，斜着眼往里面一瞧，看见有人在化妆，有人在吃东西，嚷嚷的一片，没有看见张小禾。我又回头走过去，看看厅里没人，侧着身子伸了一只手把门慢慢推开些。又一次从门前经过，瞟见张小禾正和另一个姑娘说什么。我不敢叫她，退到厅的另一边的椅子上坐了，等着。一会那男人出来站到门口，我望着他，觉得眼睛里火辣辣的像充了血，就要喷射出来。我一会儿想象着自己怎么从容地走过去，突地起脚把他扫在地上，一会儿又想象着张小禾就躺在他怀中娇声软语。我站起来把手往那边一比划，估计着他也就齐自己的肩高，忽然勇气大增。等他进去了，我口里轻轻吹了几下，就把《末代儿女情》的主题歌吹了出来：

……我本有心，我本有情

奈何没有了天，爱恨在泪中间，

聚散转眼成烟。

秋风落叶飘满楼，儿女情长谁捉弄，

这次远行没人相送，看来只有挥挥衣袖。

飘啊飘啊飘的风，吹的是谁的痛，……

这歌张小禾是熟悉的，就在去年这个时候，几十集电视剧我们一起听了几十遍，我也经常含在口里吹着。果然还没吹完，张小禾站到了门口，看见了我，一怔。我们在厅的两边互相注视，沉默着，不动，都显出严峻的平静。在这沉默中我强烈地感受到了生命的沉重。这样有好一会，自己也莫名其妙地，我忽然笑了，把右手放在腰部，食指勾动几下，一边往楼梯口走。头也不回，我知道她跟过来了。我下到楼梯中间，倚了扶手，等着。她出现在楼梯口，我仰望着她说：“好漂亮哟，装饰得这光闪闪亮晶晶的，都认不出你了。”她说：“你一开口就是一把刀子，割得人好痛。”我说：“我骗你吗，骗你我也是王八。”她笑了。我说：“看你跳舞我眼也看花了，忍不住想看你一眼，最后一眼。过几天我就走了，机票已经订了。”她说：“演出完了你在街口那家咖啡店等我，我还有个集体舞节目。”我说：“那我就不看了，看见了别人我心里难过。”她苦笑一下。我说：“你来不为难吗？别人会准你的假吗？”她说：“你只管去，我说来就会来。”

我在冷风中走着，踩着冻硬的雪。街上空空荡荡的没人，偶尔有几辆小车来往。我把口哨吹得更响些，又对着路灯缓缓地哈出一口白气。走到街口，果然有家咖啡店。我从门口往里一望，光线暗暗的看不清什么，轻轻地响着音乐。又继续往前走，看着那一片天，高高的有些神秘，看不透似的。我心里想着，这天不就是氮气氧气吗，有什么神秘呢？可这样想了还是没有摆脱那神秘感，心中有鬼似的。怎么这世上就有了个天，又有了个地，有了白天让人工作，有了黑夜让人睡觉。有了男又有了女，有了快乐又有了痛苦。我望了那一片蓝黑的天，陌生而崇高，越想越觉得这世界奇怪又可笑。无限的世纪消逝了，天还是这片天。想来古代的哲人圣贤也曾这样望了天，心中无限涌动无穷追问。那些终极意义的追问从来就没有结果，也永远不会有什么结果。我躲到树的阴影下，瞧瞧四下无人，猛然发出一阵自己也不理解的大笑。糊涂的人是幸福的，怕只怕难得糊涂。走远了我又转回去，一个人迎面走来，叫一声：“高力伟吗？”我抬头一看，是周毅龙。他说：“你怎么才来，演出都要完了。”我说：“你不看完就走？后面还有集体舞呢。”他说：“看着心里突然就闷得慌，出来想吐口气，就没进去了。”我说：“这几个月你到哪里去了，打电话也没人，影子毛也抓不到一根。”他说：“老地方，你介绍去的，说说又快有一年了。你这几天就回去，是真的吗？”我说：“你也知道了？消息跑这么快！就是这几天了。”他说：“你现在是知名人士了，今天报上都登出来了。”我说：“别人这样说呢，我当他是开玩笑，你说就是骂我了。一条河里洗过澡，谁也见过谁的东西，是不？”他说：“你下得了这决心回去，对我心里冲击很大。我也想想是不是不熬了，把心一横就走！佩服你的决心。加拿大有什么好，最大的好处就是来一趟不容易！”我说：“你也说得太损了点，这是世界上最适于生活的地方呢，我只怪自己没有雄心壮志。”又说：“你打算怎么办，还这么下去？”他说：“谁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世界就像一张网把我网住了，要有一点小突破也那么的难。暂时就这么熬着吧。”我说：“我听你这话都有三年了，再过三年，‘暂时’两个字就别说了，一辈子就那样了。”他叹口气说：“老高，你就这样看死了我？我怕是真的没什么戏了。”我说：“真有本领的人这个社会还是不会埋没的。”他说：“也要用得上。”又淡淡地说：“可能过不久我也步你的后尘了。孩子，让赵洁带着吧。我原来还担心不带小磊回去没法向我父亲交待，他最爱这个孙子的。上个月知道父亲早就死了，都死了快一年了，这我也就放心一点了。”我叹口气，不知说什么好，他又拍拍手套说：“那就这样告别了，不送你了。”我说：“就这样了。”他默默挥挥手，转身去了。我冲着他的背影说：“好自为之！”他头也不回说：“OK！”背影在夜里模糊起来，是白色雪地上一个蠕动的黑点，只听见他在唱：

“跛子要跳舞，哑巴要唱戏，

瞎子最爱耍杂技，聋子要听收音机。”

渐行渐远去了。

一零二

进了咖啡店，我选一个最暗的角落坐了。应侍小姐过来，我点了两杯咖啡，两块蛋糕，吩咐她等会再送来。一会张小禾进来了，四处张望。我轻轻吹声口哨，她走过来，把一个精致的小挎包放在桌上，在我对面坐下。我说：“准假了？”她不回答，却说：“真的要走，孟浪？”我说：“真的。事到如今加拿大也没什么可留恋的了。也许到今天下午，我在自己的幻想中还有那么一点，现在没有了。明天我要去把订的票的日期改了，看能不能后天大后天就走。”她说：“孟浪，你生我的气了。”我说：“生气是要有资格的，我凭什么！这个人还是原来说的那个人吗？又接上头了！”她轻声说：“你在心里笑我了吧？”我笑一声说：“笑什么，在这么一个现实的社会里，男人不成功，还敢笑别人？那不是疯子吗？躲开点不让别人在心里笑死就很幸运了。所以这几年我对优等的人种，有钱的人，就是一个躲字。他们把自己的优越夹在语言神态之间让你领悟了，我怕，我装着不懂可是心里还是懂了。我也不恨他们，轮到我自己怕也是这样，人嘛。所以我还是逃回去的好。”又说：“这几年我几乎理解了一切人，强盗，妓女，自杀者，乞丐，百万富翁，还有，那些在感情和现实的冲突中服从了现实的人。因此也理解了这个世界，理解了为什么世界永远不会那么美好。我以前特别羡慕活在将来的人，现在觉得也没什么可羡慕的。人的故事在很多年以前就发生过，在很多年以后还会发生，过去的几千几万年就预示了未来的几千几万年，永远是人的世界嘛。某种与生俱来的东西已经把人规定好了，圣人也不能改变什么，世界变了，人是不会变的。”她说：“你骂我吧，你应该骂。”我说：“绝对没有那种意思。”她说：“如果不带一点感情色彩地说，我想你回去是对的，我理解你。”我说：“理解万岁嘛。”谁知她说：“但是，我还有一句话！”她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你今天有了点新的想法，有些事情还来得及。”喘一口气接着说：“跟你在一起我心里就过得去，这种感觉太难得了。”我说：“小禾，我绝对相信你说的是真心话。换句话说，我很自信地相信你说的是真心话。但是！我没有办法改变自己，换句话说，我痛恨自己无法改变。我说出这样的话，不是在拒绝什么，这对我自己来说也是很残酷的。我头脑中有根神经在提醒自己直面惨淡的人生。有些很美好的东西我无法承受，我没有能力给别人带来幸福我就要放弃别人给我带来的幸福。有些感觉是很难得的，但人不能靠感觉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上，对不？你自己也说过，有些东西的力量更加强大。”她说：“你也不要把话说绝了，穷一点我是不怕的。”我说：“凭你这句话我们没有白认识一场，我会记住你一辈子，这已经是很难得了。可这个世界穷不是荣耀，而是耻辱，是无能的证明。政府前几天授骑士勋章给皇家银行的董事长了，会授给我吗？李嘉诚去了北京，总书记总理都接见他，我去了一个科长也不理我。从东方到西方穷都不是荣耀。穷我能忍受却不能忍受穷证明着的那点东西。”她说：“只要自己好好活着，想那么多干什么？”我说：“人生了脑子就是要拿来想的，又念了几句书还想得多一点，一件事还要去想它的意义，我就是不能忍受那点意义。”又说：“真的佩服你的勇气，敢在这里奋斗挣扎下去，这么艰难的路张小禾她也敢走！”她凄然一笑说：“大家都要佩服你的勇气，说回去就回去了。你敢，你真的敢！”我也笑一笑说：“大家都佩服一个没出息的人，一个逃兵。”喘口气我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你有了点新的想法，有些事情还来得及！”她沉默良久说：“可惜我又不是我自己，你知道的，我只是我自己我不顾一切跟你去了！”我说：“说起来也可以理解。我不恨谁，只恨自己在这里争不来那一口气！”她垂了头连连叹气，突然爆发似地压低声音，头往我这边凑过来说：“我恨我自己，恨我自己！前几年我表姐为了从苏北农村迁到南京郊区来，随便找了个人就嫁了。表姐好漂亮呢，那男的我怎么看也看不来。我劝了她好久，她自己也哭了，可还是走了那一步。我怎么想也想不通，怎么会呢，这都应该是很久以前的故事了，旧社会的故事了。我都看不起她了。可是今天连我自己也这样做了，好像有什么力量逼着你不这样就不行。这个社会给人的感情留的余地太小，我最后一点理想主义也破灭了！我连自己也看不起了！”我说：“我无能，有本领的优秀青年其实还很多，多伦多就有很多。”她叹气说：“要是我是男人就好了，慢慢来。前年我遇见你的时候才满二十四呢，这就快二十六了。世界还是那个样子呢，没怎么变呢，人已经就变了，一年一年不同了。女人啊，几年几年就不精彩了。我对自己说，算了吧，算了吧，趁自己还不太老，进入安全地带吧。自己又没工作，他对我也还好，心里叹着气也就这样了。现在要有的东西都有了，就是少了一点。”我说：“就因为少了那一点，才要有的东西都有了。只要自己心里不太拒绝，也可以。我刚才坐这里还想，张小禾这么好个姑娘，被他得了去了，太可惜了。可是我又问自己，凭什么说被我得了就不可惜，我算老几呢？这里老几老几又是以成功来衡量的！我不甘心啊，不甘心！可也只有服了这口气！争不来那口气就只有服了这口气！”

张小禾一手捂了眼睛，低了头沉默不语。我怕她哭了，说：“我胡说八道，别理我！”问她一些话，也不回答。我站起来走到她身边，扯一扯她的胳膊说：“得了，得了，来说点高兴的事。”她抬起头，呜咽着说：“有什么高兴的事可说！”猛地搂了我的腰，把我拖下去坐了，伏在我身上哭起来，温软的身子在我怀中轻轻地起伏，颤抖。我说不出话，默默地摸着她的头。哭了一会，她抬起身子，双手勾住我的脖子，发疯似地把脸在我脸上擦着，我舔到了她眼角的泪，咸咸的。她把嘴唇凑过来，两人就长久地吻着了。她唇舌之间比以前主动得多，如饥似渴的，一边仍在抽泣。我抱紧了她的身子，沉重的呼吸使胸膛一起一伏，更感到了她身子的柔软，脑海中幻现出她在舞台上那狂放的舞姿和灯光下的细腻洁白。我想：“高力伟你好大一份福气啊，只可惜是最后一次了。”反反复复吻得有些累了，她放开我，轻轻喘息。我把她抱起来，灯光朦胧中凑近去看她的脸，说：“到现在还没看清你，等会找个亮的地方让我看个够。”她点点头，又说：“那也让我看你看个够。”

等她平静了，我说：“问你一件事，你告诉我。我上一次见到你的那天晚上，是不是你站在厨房窗子外面？有个人站在对面街边的树下，好像你的。”她说：“是我，那天不是九月十五日吗？三个月。”我说：“怎么不进来？”她说：“不知道进来说什么才好。”我说：“那我喊你也听见了！”她说：“听见了，你跟房东讲话也听见了。我就站在树后面，你自己慌慌张张没有看见我。”我说：“那不是幻象！我还以为是自己神经错乱了！”她说：“你不知道，我一共去了五次，都是晚上去的。前两次没看到你，后来摸到规律了。有两次我就跟在你后面，看你上了电车。那一次二房东进去了，我看见你在前面跑，想喊你，又喊不出口，我自己就哭了，站在电车上眼泪一串串地流。”我说：“有几次我从教育学院门口一直跟着你，看你下了地铁，你知道不？”她说：“那我怎么知道？我又没长后眼睛。”我说：“你跟在后面怎么不喊我一声？”她说：“你怎么不喊？”我说：“不知道喊了说什么才好。”她说：“三个月呢，我总是等着你来找我，给我带来一个surprise，可是奇迹还是没有发生，我以为你忘记我了。九月十五号你来找了我，我知道你是专门来找我的。你还说是路过那里。你总是说谎也说不圆。”说着伸手摸我的脸，轻轻笑了一下，“那天我一看你的神态知道没有希望，就故意冷淡了你。我心里恨你！你也恨我了吧？可是不冷淡又说什么呢，我又不能改变你的想法！我下了地铁没有上车坐在里面想了好久，一列一列的车无穷无尽开过去，又有不三不四的男人来骚扰。快九点了，坐了几个小时我都想得麻木了，还是上来，去看你了。那天二房东不出来，你会看到我的。找不到我，我自己也会忍不住走出来。看你那样叫，太可怜了。”我说：“还有一件奇怪的事。那天中午是你打电话给我，没有说话！”她说：“是的。”我说：“在图书馆二楼打的！”她说：“是的。”我说：“第一次是盲音，你退出硬币准备下楼去了。”她吃惊地问：“你怎么知道？”我说：“你又转回来，换了一部电话机，通了。”她说：“全部都是真的！可是你怎么会知道，那时你在家里！”我说：“当时我头脑中就出现了这些画面。有时候我想象起来让自己害怕，昨天晚上这个时候你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在做什么，我都不敢去想。一想我全身发冷。有时候我想象起来太逼真太细致也太那个什么了，连我自己也会相信那不是想象出来的。”她说：“别瞎想。”我说：“那你不做声，我还以为是外面野人打来的电话。”她说：“我临时又犹豫了，说什么呢？反正我好失望！”我说：“今天呢？”她说：“失望已经过去了。人总不能对确定的失败还抱着希望。”我笑一声说：“人到底还是很难做一个爱情至上主义者，到底爱情不是绝对的。说出事实的真象很残酷，但不说出来真象仍然是真象，残酷仍然是残酷。”她说：“你说我吗？你自己呢？”我说：“我就是说我自己。”她说：“孟浪！你就不能拿点男子汉气概出来挣扎一回？纽约有个北京人发了大财，还写了本书呢。”我说：“纽约太远了，我眼睛近视看不见，多伦多谁发大财了呢？自己不行要承认，这不是谦虚。这几个月我想了又想，那次到北边去我也想了开餐馆的事。脑袋也想烂了，还是只有回去一条路。别人怎么样我不知道，人跟人是不同的。”她说：“我知道你是对的，我并没有劝你，只是从此我们就海角天涯了。好在我们看到的还是同一个月亮。”我说：“远在天边从月亮这面镜子里也可以互相看见。曾在天涯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没有人知道，对世界也不重要，只有自己是忘不了的，只有自己。”她轻声说：“是只有自己。”我说：“到自己生命完结了，连回忆也没有了，就彻底完结了，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世界上平凡人的故事都是如此。”

咖啡店关门的时候我们出来，我单车搭了她沿着央街往东去。我说：“跟我就只有单车了，可能你现在都不习惯了。”她在后面手指点我后脑勺一下，说：“孟浪，你舌子好阴毒的。”我问：“已经考了驾驶执照了吧？”她不吭声，我说：“考了。”又问：“有辆自己的车了吧？”她还不吭声。我说：“有了。”又说：“我胸中嫉妒之火熊熊燃烧，也只好自己泼了冷水浇下去。骑单车的人与开小车的人到底还不是一样的人。”她说：“我不喜欢听这样的话。”又说：“要怪最后也有一大半要怪你自己。”到了地铁站口，我一只脚点了地，停了，等她下去。她却像没意识到什么一样，那只挽了我腰的手紧了一紧。我好像刚才是单车滑了一下，马上又骑起来，自言自语地说：“那就一直往前走了。”她不做声，我一直往前骑，心里一漾一漾地涌动起来，就右手扶了龙头，嘴把左手的手套咬下来，叼着，伸到后面去捏了她的胳膊，仍叼着手套说：“今天看你在台上，这胳膊一晃一闪的，我心里都激动起来了，哪里想得到做梦一样现在就抓在自己手里呢？我还算个有福的人。”她推开我的手说：“好了，好了，冰上摔一跤你就知道了。”进了房子我凑在她耳边说：“悄悄的！二房东耳朵可尖呢，听了你的声音就知道怎么回事。”在黑暗的楼梯上我迫不急待地把手从她的衣领伸了进去，把那浑圆的柔软摸索到了。她打一个冷颤说：“冷。”却并不挣开。进了房间，她说：“还是这三样东西。”我说：“你洗把脸吧，嘴唇跟个血瓢似的，看了心里挺那个的。”她说：“化妆化的。”又望了我笑。我说：“又怎么呢？”她手指在自己脸上点了点。我凑着镜子一看，满脸都是浅红的唇印。我说：“你知道我不是那种好得要死的蠢人，也不是蠢得要死的好人，我不过是个男——人，对不？”她顺从地点点头。我说：“别急，我先洗个澡去。”她半捂了脸羞羞地笑着说：“谁急了什么呢，自己急成个猴子似的。”

那一夜她好浪，使我有些吃惊，也大大激发了我的情绪。从始至终我一直想象着她在舞台上的种种姿态，这种想象使我失去了克制而变得疯狂粗暴，对此她表示了宽容和回报。我长久的自我压抑在那种进程中得到了过度的发泄，也惊讶地知道了被激活的生命力能够得到怎样的自我表现，以至我觉得有必要对它重新认识。反反复复的我们接吻，呻吟，喘息，到凌晨才疲倦不堪地睡去。

第二天中午我被她叫醒了。她已经起来了，凑在我跟前说：“我这就走了。你睡着别动。”我在毯子下面摸到自己的身子有些惭愧，可还是起来了。我说：“做餐饭吃吧，最后的午餐。”她说：“不了，给我点冷牛奶喝。”喝了冷牛奶我们又长长的接吻，几乎窒息。她说：“给我张相片吧，我们也没有一起照过一张相。”我找出一叠相片给她说：“你觉得有必要我就让你选一张去。”她一张张仔细看了，把两张选出来放在一边，沉吟一会又拿开一张，眼睛盯着最后一张发呆。半天看我一眼，又看那张相片，一只手按着那张相片轻轻推开，又眼闭了，说：“算了，还是算了的好。不算了又还能怎么样呢？”我说：“我就没有勇气向你要一张相片。”我送她到电车站，站在那里说：“说说春天要来了。”她说：“是的，春天。”我说：“说说雪又化了。”她说：“是的，雪。”我说：“草地上草长出来，树枝也发芽了。”她说：“是的，草地，还有树枝。”我说：“在草地上——”她打断我说：“电车来了，电车。”我心中猛地一紧，像电车轰隆隆地在上面碾过。我说：“在草地上——有过一些故事。”她望着电车没听见似的。电车停了，我说：“到底还是少了点缘分。”她说：“现在说什么也晚了点。”很平静地和我握了手，像朋友一样说了“再见”。她上了车的那一瞬间，我松了她的手，大红色的羽绒衣在我眼前一晃。我还没来得及看清她的神色，车门就“咔嚓”一声关了。车启动了，她从车窗探出头来，很平静地默默挥手。我望着她，跟着车走，又小跑起来。她嘴唇微微蠕动，轻轻地道出一声：“孟浪，就这样了。”说着手伸下来，露出一丝微笑。我抢上一步想抓住她的手，却没抓住。她向后望着，手轻轻挥一挥，就停在那里了。我正把手举上去想挥手道别，也停在那里不能动了，眼泪也流了出来。

似乎是沉重又似乎是轻松，我那样举着手在冷风中伫立了很久。冷风吹在脸上，泪水流过的地方刺刺的冷。我有着一种残忍的清醒：“虽然刻骨铭心，虽然终身难忘，但这却不是生命中的唯一。”

尾声

我一生总是在等待。从懂事的时候起我就有着一种幻觉，觉得在现实生活的世俗世界后面还有着一个深邃的精神世界，那是一个无比真实的永恒的世界。生命的意义只有在那里才能够得到最终的证明，而眼前的生活只是真正的生活展开之前的准备而已。我总是在等待着从光芒照耀的某一天开始新的生活，在这一天光芒的照耀下，过去那无数枯燥苍白的日子也被染上金色的光彩。进入大学、读研究生、结婚、出国、五万加元……我并没有得到想象中的巨大满足。多少年来，我在心中渴望着承担什么，却总也没有什么让我承担，所有的努力都没有过超出个人存在的意义，这才明白想承担一点什么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而在今天，三年多的北美岁月倏然而过，我终于知道了那一天永远也不会到来。隔着这一千多个日子望过去，我已经步入中年，生命的暂时性有限性已经不再朦胧，而是如此清晰如此现实。生命的一个阶段无可挽回地过去了，生命的终点已隐约可见。可是我仍然在等待，这种等待的现世性功利性越来越明确。毕竟人在任何处境中都有什么在前面召唤，这种召唤因为自己心灵的需要而被看得神圣，它给生命的存在一种证实。我为自己感到悲哀，也感到了无可奈何的沮丧。在想象中我意识到生命的智慧抗拒着挣扎着，然而徒劳无益。伴随着徒劳无益的沉重的是一种推却了责任的轻松。终于我承认了自己的渺小与平庸，不再想象在暂时的凡俗之后有着永恒的辉煌景象。

我想起了十多年前那个秋雨绵绵的日子。那是刚进大学的某一天下午，我在图书馆看完《马克思传》，在合上书的那一刹那，一种巨大的感情激流不期而至，在心中奔突涌动。我走到窗前，无边丝雨那一片簌簌之声似远似近如诉如泣，像诉说着一种神秘的启示。我感到了自己这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不是偶然的，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在安排着，注定了自己要承担某种使命。就在那个时刻，我在心中对自己立下了宏誓大愿，在自己这一生中，要毫不犹豫地拒绝那种平庸的幸福，在某一天给世界一个意外的惊喜，意外的证明。十多年过去了，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我才在心里承认了多年来拒绝承认的简单事实，自己只是一个普普通通平平凡凡的人，并没有一种伟大的使命等着我去完成，也没有一种神秘的许诺使这生命在某一天放出神奇的光彩。世界并不需要我去承担什么，上帝并不是为了某种特定的目的创造了我，宇宙间也没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为自己的存在作过特别的安排。我不过就是活着的我罢了。一个人哪怕他心比天高也只是活着而已。那些以前认为有着不平凡意义的追求，原来也只是一种对自己来说可能更好的生存方式，其平凡的本质在时间中渐渐显露。哪怕我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吧，那点了不起在如此浩漫的世界中，也是那么渺小，意义几近于零。既然这个世界没有了谁也并不真的就损失了什么，那么生命的意义就是对生命者的意义，平庸的生命也就与超凡的生命一样有了最充分的存在理由。事业其实不过是一种对自己来说更好的生存方式罢了。存在着的生命在完结之前必须以这种方式存在，这就是意义了，我不能一厢情愿地去设想意义之外又有某种看不透的意义。因了这点意义，该做的事还得努力去做，生命的挣扎不能放弃，毕竟生命存在的现实需求对虚无有着本能的反抗。对一个平庸的生命来说，暂时性就意味着一切。平凡的人没有历史，他存在的意义就是存在本身，他别无选择。而我，也和曾在远古曾在天涯的那些无名的逝者一样，来了，又去了，如此而已。我不能再依据古往今来的那些伟人的事迹去设想自己的人生，不能再去设想所有的牺牲和痛苦将在岁月的深处得到奇怪的不可理解的回报，痛苦不过只是痛苦者自身的痛苦体验罢了。世界之大，上帝只有一个，他来不及对这么多人负责到底。过去的一切过去了也就过去了，也并不会在未来的某个日子突然焕发出神奇的意义。自己生活着的岁月并不就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岁月。过去的日子，眼下的日子，未来的日子，都是生活着的日子，如此而已。在时间的后面，是一片浩渺的空空荡荡。

在又一段生命进程完结之后的今天，痛苦而轻快地，我明白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明白了之后更加清醒，心中似有不甘，却更感到无可奈何，徒劳无益。多少年来，我在心中嘲笑着拒绝着平庸，现在却极为清醒极为深切地意识到平庸是那么自然而然的事。平庸的生活也是真正的生活，平庸的生命也是真正有意义的生命。这意义随着生命进程产生着又消逝着，并不留下最后的痕迹。过去的嘲笑和拒绝本身，今天也该受到嘲笑和拒绝了。这样，消减了虚张声势的豪迈和激越，我能以洞达者的无奈与心平气和看待平庸的生命进程。我在心中告诉自己，这是面对人生发出的诚实的声音。

明天我要走了，这一段生命历程已经确凿无疑地完结。上午我踩了雪在大街上慢慢地走，心里想着这是看加拿大最后一眼了。走到安大略湖边，我迎着风站了好久。冬日的太阳朗朗地照耀着，冰封的湖面无边无际，细碎的光在冰上跳跃着，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处。我木然地望着眼前的一切，时间在阳光中似乎已经凝固。我心中充溢着一种刻骨的悲凉，对自己，对这个世界。这种感情我无法回避，它使我把现实的一切看得虚幻。可马上又有一种清醒的意识在反抗着，活着就是活着，就要挣扎，要奋斗，其它的都是虚幻。终于我要走了。想到三年多的北美岁月，就这样过来了，挣扎了，也奋斗了，有些留恋又有点害怕，绝对没有勇气把这一段日子再过一遍。明天我就要结束这种似乎没有尽头的精神流放，加拿大，这是一个好地方，却不是我心灵的故乡。

晚上几个朋友在顺发酒楼为我饯行，思文也来了。孙则虎说：“三个月内你回来，保证这里还有个老板的位子在等你。”赵文斌说：“我敢打赌老孟还会回来，我下一桌酒席的赌注。”袁小圆说：“他可能是真的就这样去了。”赵文斌说：“绿卡在他口袋里揣着呢，为了那张纸他也会回转来。”思文默默地喝饮料，大家都问她的意思，她说：“他不会回来了。”

孙则虎斟了啤酒说：“朋友一场，老孟不喝酒的也干了这一杯。”我说：“兄弟一场，我不喝的也干了这一杯。”他说：“兄弟一场，兄弟一场。”两人一饮而尽。还没有吃完，思文笑着对大家说：“我还有点事，就先去了。”我送她到门口，她急急地说：“明天早上我就不送你了。你这一走，真的就是天涯海角了。”说着哭了，转了身急急地走。我追上几步说：“你恨我吧？”她说：“不恨，真的不恨。”又停下来说：“向爸爸妈妈问好，他们对我好。那年有一次我偶然说喜欢吃辣椒，妈妈戴了口罩在厨房里给我炒辣椒，我还记得。还有我们认识的那年，两人骑了车到我家里去，一辆汽车开过来，我一让摔到坡下去了，你怕我摔坏了脑子，还问我一加一等于几呢，一晃又是这么多年了。”又说：“还记得刚到多伦多时那条金项链吧，那不是我买的，你以为我真的会舍得买吗？是赵教授在我离开纽芬兰时送给我的。我怕你有想法，说是买的。为了那条项链，我们把钱分开了，就那样分手了。”我低了头不做声。她说：“人，人，”嘴哆嗦着说不出话，眼角渗出两行泪，“人活在世界上还是应该接受一些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东西，什么都不能想得太好了，反正不接受这一点就要接受那一点。有些事也许我还是想错了。也许我这一辈子就是自己过了。”说完一路小跑去了，头也不回。我深深吸了几口冷气，冷到了心里，想哭，却哭不出来。

这天晚上不断的有电话打来道别，到十二点以后才安静了。一点多钟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拿起电话，那边的人不说话。我说：“我知道你是谁。”还不吭声。现在说什么也没意义了，两人都沉默着。我吹起《末代儿女情》中的主题歌：“飘啊飘啊飘的风，吹的是谁的痛。欠山欠水欠你最多，但愿来世有始有终。”吹完了又停下来，听见那边的呼吸声更加沉重，终于发出一声哭泣，电话突然就挂断了。

第二天清早孙则虎和赵文斌开了车送我去机场，在机场我们一块吃了早餐，照了几张合影。我拖了行李去做安全检查，他们在外面向我招手。办完了行李的手续我又转回去想和他们告别，已经走了。

飞机起飞了。远处的云在朝阳中翻滚着一片柔和的金色，仔细看去却又宁静不动，使人很难想象飞机在那样快地飞行。机翼下的云层呈现着青白色，一团团轻柔如梦向后移去。我想起了来加拿大那一个遥远的早晨，除了口袋中那一张支票和一些零散的记忆，这一千多个日子竟像不曾存在过一样。我知道自己在时间中飞行，它正迅速地离我而去，一去不再复返。我望着窗外的白云，好像是时间的帷幕在轻轻飘动，遮掩了后面浩漫的生存景象。我意识到这种景象无限地周而复始，我只是其中偶然的一环。新的生命新的事物新的创造新的成功从时间深处迅速地无限涌流出来，潮水般铺天盖地涌流出来，将曾经存在过的一切完全覆盖。林思文、张小禾、孙则虎、周毅龙、葛老板、赵文斌……所有的记忆蜂拥而来，像一阵风聚集起来的尘埃，又随着另一阵风飘散。

游子生涯

移植过程中的困惑

──看《白雪红尘》中的女性形象

张翎

阎真的《白雪红尘》一书，有浓厚的佐拉自然主义色彩，对生活采用断面切片的手法（Slice of Life），把情节对话几乎没有加以任何剪裁浓缩，及其写真地呈现在读者面前。对书中描写的几个男女形象和他们的悲悲喜喜，相信只要在海外生活过一段日子的人们，都会有亲切的感受和共鸣的。

该书写的是一个大陆的青年讲师（高力伟），为了和留学在海外的妻子（林思文）团聚，万里迢迢来到加拿大，以及他们到加拿大后在生活事业感情上遇到的种种挫折失意，最终选择归故里的故事。书里的人物经历，虽不能概括数以万记的“洋插队”大军所经历的各种心路历程，却也能引发我们看到我们这一代为各种原因移居海外的人们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所承受的困惑和痛苦。

该书里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在女留学生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这一代的女留学生，为各种理想追求离开本土之后，对过去所处的社会地位文化环境的依恋程度远远弱于同代男性。《白雪红尘》一书中描写的一群人，移居海外之前都已在本土建立了不同程度的社会基础。高力伟曾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入名校，后来又在学业上一帆风顺，成为引人注目的学术新星。周毅龙也早已获得博士学位，在事业上如鱼得水。林思文虽非“呼风唤雨”之人，也在大学里有一席之地。至于高力伟在离开林思文之后遇到的红颜知己张小禾，书里虽没有对她的背景身分作详细介绍，却也不难想象，她出国前也非等闲之辈。同是国内的精英人物，移居加拿大后，对本土社会文化环境的反思角度却很有不同。以高力伟、周毅龙为代表的男士，对国内优越的社会地位难以忘怀，移居后对地位身分的异位产生强烈的失落感，常援引以往种种以抒发对今日种种的感慨。这种对本土社会文化环境的依恋感，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直面惨淡人生”的勇气。往日的容光，却成为今日的包袱，使他们在对现实的选择上一步二回头，举棋不定。相反，林思文张小禾对高力伟的取舍态度上虽有不同，然而她们对以往在大陆的种种优越，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一种近乎淡忘的态度，而更注重对现实和将来的计划。两人都认为“已为出国费了半条命”，就非要闯出个名堂来不可。这种对过去社会文化环境的人为“健忘症”，促成了她们对选定的移居道路意无反顾的勇气和决心。

对本土社会文化环境依恋程度的差异，又直接导致了对移居地社会文化环境的认同接受程度的差异。《白雪红尘》一书中的女性，在适应新环境的过程中，显然要比男性成功。除了女性天生的语言适应能力优异于男性外，女性能更快更容易地在心理上部分或完全地接受移居地的文化生活习俗，自觉不自觉地援用当地的行为准则来度量自身和他人的成功与失败，正确或失误，从而调整自己的生活目标。林思文对专业的选择，完全摒弃了个人的爱好因素，只以加拿大德满都市场需求为准则。她对宋洁偷东西后嫁祸于人的做法，采取的是超脱“人情”之上，近乎于冷酷的处理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她已接受了“以法治理一切”的西方概念，与高力伟“以情为理”的思维方式格格不入。林思文在论文答辩受挫折事件里，并非一味归咎于“种族歧视”，而是找出症结实两位老师之间的个人恩怨，从而对症下药。高力伟周毅龙等男士们把在加拿大所经受的种种失意笼统地归咎于“种族歧视”，又从另一方面显示了他们对移居地文化的潜在排斥抗拒心理。

《白雪红尘》一书中女性形象的又一特点是：与男同胞相比，她们更懂得行为科学在个人成功中起的作用，从而更知道怎样利用和处理人际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林思文处理与其导师赵教授的关系，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对人有敏锐的观察力，能准确地把握与赵的亲疏分寸，又巧妙地利用了赵与女助教之间的矛盾，用之来铺平论文答辩的道路。在为高力伟争取历史系奖学金和安排高与孙克力尔教授见面的前前后后的情节，也能看出林思文与人相处时的心机、机智和精明。相反，书中的男性在为人处世上似乎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困难。高力伟不能理解和接受兜售个人才能的概念，对林思文的交际手段常持嘲讽之态。竟把约见《星岛日报》主编谋职这样一件求生存的极普通举动，理解成为张小禾为爱情所作的牺牲。这种心态，是很难为张小禾所接受的。东方式的自尊清高和怀才不遇情结，不仅妨碍了男人们与周围环境的沟通，在他们心中筑起孤独的高墙，更使他们难以承受失败带来的挫折感。而以林思文张小禾为代表的女人们较能溶入周围的人和事，对环境有较大的宽容度，因而对生活事业上挫折没有显示出超乎承受能力的反弹，比男人有韧性。

《白雪红尘》一书中的女性对爱情的追求，也跳不出精神境界与现实生活的矛盾。感情上她们崇尚平等，相通和男女之间两情相悦的境界。现实环境却迫使她们垂涎安定的物质生活。分居以后的林思文，择偶条件已明确包括了对方必须能在北美找到一份安定高薪的工作。与政治系博士和凌志的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都反映了她的这种心态。政治博士的种种迁就终不能得到她的青睐，不能说与他那专而无用的专业无关；而凌志的种种缺点，终能得到她的谅解，皆因他将来“能为家庭多作（经济）贡献”。但是完全没有精神内容的物质生活同样无法满足这群女人的。这也是为什么张小禾无法抑制地爱上高力伟的部分原因。她不能舍弃与高力伟两情相悦的珍贵“感觉”，却又始终意识到高在加拿大社会立足的难处。在精神与物质生活无法协调的困惑中，她躲避到幻想的世界里，一遍又一遍地在幻想中把高力伟重塑成她所希望的成功形象。当然，幻想的境界是注定要在现实中破灭的。这种精神与物质的冲突，导致了多少家庭的破裂和重新组合。在追求感情的道路上，留学女性比她们的男同胞们走得似乎更辛苦一些。

《白雪红尘》一书反映了这一代女留学生从本土到海外后生活事业感情所经历的困惑和挣扎。从走出国门那一刻伊始，她们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要生活，却不得不去争事业。要欲仙求死的爱情，却离不开物质享受的诱惑。既不能完全忘记本土，又不能尽意溶入他乡。她们从国内时的娇小姐娇妻子，变成大小诸事都得自己拿主意的能人；从衣食住行一概不闻不问的闲人，变成负起挣钱养家重责的强人；从本无过多事业追求的普通女子，被环境推上一个又一个显赫的硕士博士位置。这些演变带来的后果，悲乎，喜乎，福兮，祸兮，也只得留与后事评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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